法律赔偿标准范文
时间：2023-11-23 23:07:17
法律赔偿标准篇1
【关键词】：国家精神损害赔偿赔偿金标准抚慰金赔偿金计算
（一）引言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修改草案》（以下简称为《草案》），《草案》及其说明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引人关注的是，各界长期呼吁的国家精神损害赔偿的金钱赔偿方式已写入《草案》第三十四条，规定如下：“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1]面临的问题是，精神抚慰赔偿金究竟如何量化。《草案》第三十四条并未规定更为详细的量化或者操作规则，这样就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实施可能陷入无序的境况，进而危及法律的权威与公正。为此，本文围绕《草案》第三十四条的有关精神损害赔偿如何量化有关问题作出反思并提出完善建议。
（二）立法创新：《草案》首次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金
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制度发展并非完全的同步，但是多数国家行政赔偿发展均有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漫长过程。（皮纯协、冯军主编：《国家赔偿法释义》（修订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8页。）素有“国家赔偿法之母”之称的法国，最早于1873年2月8日在布朗戈案例判决中将国家赔偿制度作为一种独立的赔偿制度确立以来，多数国家在20世纪中叶确立自己的国家赔偿制度。我国国家赔偿法的最终建立经历了漫长的历程。1954年《宪法》第九十七条明确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之后，1975年第二部宪法、1978年第三部宪法虽然取消了此国家赔偿条款，但1982年第四部宪法，即现行宪法又恢复了该条款，并将侵权赔偿者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扩大到“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1986年在《民法通则》中规定了有关国家赔偿的问题，其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直至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才出台，首次将国家赔偿作为一种制度确立下来。
尽管国家赔偿法中将精神损害赔偿金纳入其中也是各国国家赔偿制度发展趋势。但直到1964年最高行政法院在公共行政部长诉Letisserand家属案件中，才开始判决赔偿死者近亲感情上的损害，自此以后，行政主体对包括物质损害和全部精神损害在内的一切损害，负赔偿责任。[2]有观点认为，现行《国家赔偿法》已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其中，依据是第三十条“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当然，理论上对名誉权和荣誉权的损害在性质上是否属于精神损害范围，尚存争议。①《国家赔偿法》并未规定精神损害的金钱赔偿金，受害人并不能如民事赔偿案件一样要求赔偿义务主体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②近年来出现了陕西麻旦旦处女案这类典型案件。③随着社会对精神损害赔偿金的呼声越来越高，近年来我国国家赔偿精神损害赔偿理论研究日臻成熟。④时至今日，我们欣喜地见到已将精神损害赔偿金写入《草案》。
《草案》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精神抚慰金，在两方面作出创新：一是扩大了精神损害赔偿范围，可对名誉权、荣誉权之外的精神损害赔偿予以赔偿；二是创设了精神损害赔偿中的金钱赔付方式。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现行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死亡赔偿金即属于精神损害赔偿金的金钱支付方式，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损害赔偿金”如何来进一步量化并实现，应采行何种具体的量化途径、方法学界对此探讨不多。⑤因此，本文中将作为新的问题予以关注。
（三）立法缺失：《草案》未明确精神赔偿金的标准
1．关于精神赔偿金的一般标准
国家精神损害赔偿金的一般标准，系国家针对行政权或者司法权致使公民精神损害支付赔偿金的标准，标准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对受害人的救济程度以及国家赔偿制度的社会效益。理论上有三种不同的赔偿标准，即惩罚性标准、补偿性标准、抚慰性标准。惩罚性标准是指赔偿义务机关不但要承担受害人的损失，同时要因侵权行为而承担惩罚性的费用。如在美国的亚拉巴马州，对死亡损害规定了惩罚性赔偿。[3]补偿性标准是指赔偿义务机关向受害人支付的赔偿额以能够弥补受害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相当。例如美国联邦行政赔偿采用的补偿性标准。[4]抚慰性标准是赔偿义务机关不能对受害人的实际损害给予完全充分的救济，只在一定范围内对受害人给予一定的赔偿，立法奉行何种赔偿标准乃考虑国家的经济偿付能力、法治发展状况等因素来决断。《草案》第三十四条所谓“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其所确立的精神损害赔偿金一般标准是什么，讳莫如深。结合我国的立法及现实状况，本文认为我国精神损害赔偿金一般标准宜定为抚慰性标准，主要理由是：
（1）多我国现实考虑，国家赔偿制度建立时间不长，精神损害赔偿方面，尚属首次纳入法律草案，标准定得太高政府无法承受。况且，人们对赔偿金额的合理期待也应符合社会的一般价值取向，与我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我国政府财政能力虽然已有大幅提升，但是我国人口基数大，各地财政存在较大差异，在实施精神赔偿金的初期不宜将标准定得太高。
（2）抚慰性标准符合立法意图。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草案）》说明中指出：“国家赔偿的标准和方式，是根据以下原则确定的：第一，要使受害人受到的损失能够得到适当的弥补。第二，考虑国家的经济和财力能够负担的状况。第三，便于计算，简便易行”，“适当弥补”，而非“实际弥补”，表明我国国家赔偿所采用的一般标准是抚慰性标准。立法当初作出此种选择主要是基于我国当时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财政能力负担的考虑⑥。[5]此次修改《草案》并未对人身权方面的赔偿标准赔偿标准改动，也就暗含了新的赔偿类型（精神赔偿损害）标准应采行与原来一致的标准。而《草案》第三十四条使用“精神抚慰金”这样的表述，从字义上也表明起草者的意将精神损害标准定位为抚慰性标准。
（3）从实践量化及操作便利角度看，目前宜采用抚慰性标准。因为精神损害的性质决定了，精神损害是无法用金钱精确计量，补偿性标准就不宜适用。草案三十四条将金钱赔偿金适于于“严重后果”范围，理论上虽未排除适用惩罚性标准，但采取惩罚性标准的条件并不现实。
2．精神赔偿金的具体量化标准
精神赔偿金的具体量化标准是指精神损害金的赔偿标准及计算方法。《草案》第三十四条规定，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中的“相应”应作何解释，具体量化标准不确定。
（1）选择公法规范还是私法规范
此前，不少学者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金具体量化的标准应选择适用民事赔偿方式，在其提出的《国家赔偿法修改建议稿》中建议，“侵犯公民合法权益造成精神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精神抚慰金的标准，依照民事赔偿有关规定”。[6]此次修改《说明》有采纳此观点的倾向，《说明》指出：“考虑到现实中这类情况非常复杂，法律难以对精神损害的赔偿标准作出统一规定，交由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审判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作出具体应用的解释。”[7]在此，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否需要制定统一的量化标准？两是量化标准是由立法来规定还是交由司法解释？下面，先分析第一个问题。
公法规范强调的是法定性，有一个相对统一、硬性的量化标准；私法规范则给予当事人更大的意定空间，一般不制定统一的标准。因此，是否需要制定统一的量化标准，实际上就是立法者在国家的赔偿标准问题上是选择公法规范还是私法规范问题。国家赔偿是国家责任的一种体现，赔偿金钱由国家统一支付，具有公法性质，不可否认，精神赔偿具有难以确定的特点，立法者很难将精神赔偿标准作公式化的计算，具体的规定可能并不科学，但是完全奉行根据个案的差异在实际运作中来决断赔偿数额，已完全违背了公法原则，其弊大于利。
（2）国家赔偿应受法治原则约束。这是主张选择公法规范的一个重要理由。这也是与作为私法的民事赔偿的最大区别。国家赔偿受法治原则拘束要求赔偿额计算的量化规则应受其约束。法治的基本要求是限制权力和控制权力。立法中的法治原则大体上应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立法者本身的限制，即立法者应遵守宪法和立法法等法律规范(包括权限和程序)，接受其约束；另一方面还应在所立之法中明示对各种权力行使的约束，应力所能及地将法律明确化，尽量避免权力的运行中缺少依据而失去控制。[8]因为任何国家权力（包括立法），都是以追求确定性为目标。一般来说，法治对解释非常谨慎态度，这意味着任何人都不能随便挑战法律的权威，做到坚持司法克制主义。[9]因而，国家赔偿的赔偿标准应与国家赔偿的主体、要件、范围、程序一样，国家精神赔偿的计算标准均应由法律确定，仅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才存在赔偿责任，并承担相应责任，赔偿机关或者当事人也只有在法定范围内才可享有选择的余地。如在具体个案赔偿中，将赔偿额的计算完全交由赔偿机关工作人员或法官自由裁量来裁判，这种权力未能受到任何约束，必将滥用。
（3）国家赔偿应受宪法平等原则约束。平等权与自由权及财产权，是并列为法治国家所保障的人民三大基本权利。[10]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平等原则也是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赔偿金的赔付在以下方面应受平等原则的约束：一是，立法应制定统一的量化标准，同等情形不应区别对待；二是指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适用法律时，应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计算标准，通过赔偿金额计算的平等，来保证赔偿结果平等实现。
综合以上考虑，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除了英美国家，大部分国家基于将精神损害赔偿明确化、平等化的考虑，减少或降低法官的自由裁量的任意性和主观性，采取酌定赔偿原则、比例赔偿原则、标准赔偿原则、固定赔偿原则、限额赔偿原则等方式来确定赔偿标准。体现了立法尽量避免在精神赔偿金方面非确定化而造成不平等的结果之的目的，保证法律的公正性和严肃性。[11]我国民事精神损害赔偿金的现实状况揭示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未规定精神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由最高人民法院结合审判实践经验，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有关问题作如下解释。然而，该司法解释也未提供详细的量化标准，只是在其第十条中规定了确定民事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的六大因素。地方人大相继立法，立法出现不同的结果，如广东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中，将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起点规定为人民币五万元以上。而上海高院的规定则相反，赔偿精神损害的最高数额不得超过人民币五万元。由于我国民事诉讼也未实行判例制度，因此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方面判决必须出现难以控制的混乱，各地法院认识不一，有时在同一法院内部，因各承办法官有不同的理解，从而所作判决结果也相差甚远，使人们对司法的公正式性产生怀疑。作为公法性质的国家赔偿金的赔付，立法明确规定其具体的赔偿标准，才能避免民事赔偿赔偿出现的不平等情形，符合国家赔偿的平等原则。
虽然在计算标准方面，绝对排除私法的适用，不符合规律，在这个方面，应本着有利于受害人的原则，选择适用私法规范。本着有利于受害人的原则，选择适用私法规范。[12]从以上分析来看，若精神损害赔偿金标准问题不解决好，公民赔偿权益将无法有效兑现，权益很难得到有效保障。
（四）司法困境：司法解释不能弥补立法之缺憾
能否通过司法解释来弥补立法不明确的缺憾，需要结合我国现行的国家赔偿制度及法律解释制度来分析。笔者认为，《草案》说明将赔偿金具体适用交由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做法，可能遇到以下几方面的质疑：
（1）首先，司法解释无法解决各种解释的冲突。《立法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但是《说明》并未采用立法解释的方法，而是通过司法解释来明确精神赔偿金的标准。这种做法在现有的法解释体制中，并不适合于我国现行的国家赔偿制度。因为国务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甚至地方有权立法权关，均有权作相关解释，各种解释必将冲突丛生，给国家赔偿运用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
（2）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仅适用于审判过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九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这表明我国的国家赔偿机关有一个先行赔偿程序，并非所有的赔偿案件均要进入法院阶段，未进入诉讼之中的赔偿案件，必然不受司法解释的限制。这里可能有两种情形出现，一种情形是行政机关或者其它机关（如检察机关）与受害公民进行利益博弈，将赔偿标准提升来规避司法的审查。另一情形是受侵害公民迫于赔偿机关的压力（如为了能从赔偿机关手中快捷得到赔偿金），屈从于低额的精神赔偿金而放弃司法救济，上述问题反映了制度设置的不合理。
（3）最高人民法院自身就是司法赔偿中的赔偿主体之一，由其自身来进行司法解释已经违背了法理上的正当性；再者，从解释方法上讲，最高人民法院若仿照民事精神赔偿的做法，只是对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影响因素作些界定，交由地方立法或者法官来行使裁量权，可能造成赔偿结果显失公平的结果，违背了法治原则、平等原则。
（五）立法选择：精神损害赔偿金标准立法问题
1．立法模式的选择。由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联合解释可行性同样值得怀疑。根据我国的现行体制，笔者以为，在立法适度控制是非常必要的措施。假使法律不明示精神赔偿标准，也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解释赔偿标准，更为妥当。
2．立法技巧与策略问题。大部分国家在国家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相比保守，一般也采取相当的控制措施赔偿标准。英国采取标准化的固定赔偿标准估算金额，美国、瑞典、捷克实行最高限额赔偿方法，秘鲁、丹麦则分别采取医疗费比例赔偿方法和日标准赔偿方法等。我国并不实行判例制度，由法律（或者立法解释）统一标准显得异常重要，具体策略可以是，由立法应对赔偿具体数额设一个幅度，确定最低限额和最高限额，在这个幅度范围内由法官或者赔偿机关结合个案的差异来酌定具体的赔偿金额；也可借鉴秘鲁等国采取医疗费比例赔偿等经验，我国的精神赔偿计算标准可参照我国人身权、财产权赔偿标准标准来按相应比例支付，减化立法的难度，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也易操作。
3．个案衡量问题。应列举考量“个案差异”的因素，体现个案酌情处断原则。这方面应选择性参照我国民事精神赔偿的做法。考虑以下因素可包括：侵权机关的过错程度；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的后果；请求人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等。不应过多考虑受害人的身份、收入、社会地位、职业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给受害人造成的精神损害的后果；地方立法不平等对待的情形应受到限制；区别对待应严格限制合理差别范围之内，如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注释：
①现行《国家赔偿法》规定是否属于精神损害赔偿范畴一种反对意见是：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而无财产性内容，不具有经济补偿性质，属于一种非财产责任。即使认为侵犯名誉权、荣誉权的责任为消除影响害人赔礼道歉能够起到某种程度的精神慰藉作用，也不能就此认为上述三种方式属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范畴。马怀德.国家赔偿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第274页.）
②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是否具有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性质，值得商榷。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看出，其第第九条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看作为精神损害赔偿金。再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二十九条，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方式与《国家赔偿法》的计算方式大致相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属于不同的赔偿费用项目，受害人或其近亲属在请求赔偿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以外，还可以请求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金。可见，这里又区分了精神损害赔偿赔偿与前两者之间的区别。两者关系的复杂性，修改的国家赔偿法如何运用必须给予明确说明。
③这些案件包括：麻旦旦等案件，《人大常委会将首次审议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的案情链接部分，新华网2008-10-20
④据统计，自2000年至2008年，在中国期刊网（CNKI）中以研究“国家精神损害赔偿”为题目的论文就有74篇，此外还有多篇硕士论文。
⑤现有的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的研究成果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方式等问题探讨。参见胡锦光主编：《中国十大行政法案例评析》，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页。余凌云：<警察行政权力的规范与救济—警察行政法若干前沿性问题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认为国家赔偿完全可以参照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的观点，参见马怀德：《完善国家赔偿立法基本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5页。
⑥也观点认为，财产的是直接损失标准，人身权采取的是抚慰性标准，由于草案立法仅对人身权侵犯规定了精神损害。
参考文献：
[1]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初次审议）：《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
[2]王名扬：《法国行政国》，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13，718页
[3]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页。
[4]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91页。
[5]马怀德主编：《完善国家赔偿立法基本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319页。
[6]马怀德主编：《完善国家赔偿立法基本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315页。
[7]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
[8][李步云、汪永清主编:《中国立法的基本理论和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56-57页。
[9]陈金钊：《法治反对解释的原则》，载于《法律科学》2007年第3期。
[10]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71页。
[11][参见刘保香：《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研究》，万方数据资源系统
法律赔偿标准篇2
关键词：交通事故 赔偿标准 农村居民
中图分类号：F323.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7-084-02
在法律实务中，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在交通事故发生后的赔偿标准存在很大的差距，我国的城乡收入、生活成本确实存在现实的差别，适当地区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赔偿数额是合理的，但是随着我国农民收入的提高，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城乡收入倒挂”的现象；相当一部分农村居民在城镇定居、打工，为城镇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单纯以户籍所在地作为区分交通事故赔偿中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理论显然需要改进。让“同人不同命”的现象尽早远离我们的居民。新颁布的《侵权责任法》试图打破这一藩篱，规定在同一交通事故中数人死亡的，如果既有城镇居民又有农村居民，则不管是农村户口还是城镇户口，均统一按城镇标准赔偿。但这只是解决了同一事故中多人死亡的赔偿问题，还涉及不到绝大多数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存在的城镇和农村两个不同的标准。值得关注的是，农村居民按城镇标准赔偿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在司法实务中大量出现，其意义非同一般，必将推动法制的向前发展，为统一城乡赔偿标准创造条件。
一、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赔偿标准之差距
交通事故各项赔偿项目中区别农村与城镇标准的主要是死亡伤残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及误工费，然而这三项费用通常在赔偿总额中占三分之二以上的比例，这样，相同情况下按照城镇标准赔偿一般比农村标准高2.5倍左右。以2010年适用的标准，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3904元/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462元/年，相差3.1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0857元/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3841元/年，相差2.8倍。以10级伤残为例，受害者按照农村标准通常赔偿一两万，而按照城镇标准通常赔偿四五万。
二、农村户口与农村居民的区别
交通事故的农村标准是以农村居民而言的，而不是农村户口，那农村户口与农村居民有何区别呢？农村户口是指户籍所在地在农村的居民。农村居民是指生活在农村，以农业生产作为重要生活来源的居民。很多年，我国公民的结构基本划分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几大类，而且作为人数最多的农民基本上是固定在农村区域从事农业生产，最早是基本没有人外出打工，到后来有很少一部分人外出务工（这部分人即使外出，时间也是很短暂的或者说是收入的次要来源，无法彻底离开农业），再后来，因农业产值的降低，仅仅靠农业收入已无法保障一个正常家庭的基本支出，大多数的青壮年农业人口涌入城镇，以非农业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甚至有很多农村人员在城镇扎根：在城镇居住、务工、生活，已融入城镇，其居住、职业、生活及消费均与城市户口居民无异，换句话说，可以把他们看成持农村户口的城镇居民。交通事故对其产生的损失已不同于在农村所受损失，远比农村大很多。现实状况告诉人们如果继续按照户口性质确定赔偿标准，显然很不公平。
三、消除交通事故赔偿的城镇和农村居民差别的紧迫性和先进性
农村居民按城镇标准进行赔偿或者说将城乡二元赔偿标准过度到城乡统一的赔偿标准是历史的必然，除了有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司法实践的先例外，还有法学理论的支撑。
1.赔偿的性质决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在赔偿理论上采用“劳动能力丧失说”和“继承丧失说”，立足于对因受害人劳动收入减少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考虑到我国城乡之间在劳动收入、生活成本上的实际差异，将赔偿分为城镇标准和农村标准符合中国具体国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仅仅以“户籍”为标准进行区分，过于简单和绝对，反而造成了更大的不公平。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城镇化在不断加剧，城乡差别在逐渐缩小。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城乡收入倒挂的现象，农村居民收入高于城市居民收入，特别是一些发达的农村和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其居民的收入远远超过一般城市居民的收入。再加上，只算两者的收入，不考虑农村居民有宅基地、承包地等保障性利益本身也是极不合理的。因此，这种城乡二元的赔偿标准迟早会被彻底打破，城乡统一则是大势所趋。
2.法律的明确要求。我国《宪法》等法律法规都明确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既是法律的明确要求，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城乡二元赔偿标准人为地将公民分成二个等级，使人一出生就不平等，这与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背道而驰，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格格不入。因此，实现城乡统一的赔偿标准是法律的明确要求。
3.公平正义的体现。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公平的社会，一个好的制度应该是让正义得以伸张，法律的最高价值就是公平和正义。赔偿的城乡二元化制造了不平和不公，歧视和损害了农村居民，不适应历史的发展规律，违背了现代社会的理念，理当进行改革和完善。所以说，从城乡二元赔偿标准过度到城乡统一的赔偿标准是历史的必然，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体现。
四、农村居民按城镇标准赔偿适用范围
新近颁布的《侵权责任法》虽然规定了在同一交通事故中数人死亡的，如果既有城镇居民又有农村居民，则不管是农村户口还是城镇户口，均统一按城镇标准赔偿。但不是每个农村居民都可以按照城市标准赔偿的。那么，那些农民可以按照城镇表针赔偿呢，四川成都规定：（1）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并在城镇务工、生活；（2）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不以农业收入为生活来源；（3）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年龄女在55周岁以上，男60周岁以上及未成年人；（4）在城镇经商一年以上；（5）户籍所在地基层组织系村民委员会，但本户已被征地；（6）户籍属于成都五区农村户口，未被征地；（7）外来务工的建筑工人，在一个或多个建筑工地连续务工超过一年；（8）虽然居住在农村，但就职于某单位超过一年，以非农业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
五、先进的案例和法律法规
交通事故赔偿存在的城镇和农村两个不同的标准。值得关注的是，农村居民按城镇标准赔偿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在司法实务中大量出现，其意义非同一般，必将推动法制的向前发展，为统一城乡赔偿标准创造条件。
1.贵州省自2004年1月1日开始，即按照该省公安厅的有关规定，对在该省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涉及赔偿的城镇、农村人口均按统一执行的城镇“平均生活费”一个标准赔偿。
2.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年9月颁布的《关于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第25条第二款规定：“户籍性质为农业户，但在城镇学习、生活、工作、居住一年以上的，应当视为城镇居民。”
类似的先进案例和法律法规的出台相继有11个省：其中，云南、贵州两省是最彻底的，完全没有农村城市之别，统一按城市标准进行赔偿。
不管其先进的程度有多少差别，但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即只要在城镇有经常居住地，且长期在城镇生活、工作和学习，就应该享受和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其损害赔偿标准自然也应该按城镇标准执行。
六、在城镇中生活的农村户口受害者如何实现按照城镇标准赔偿
既然在城镇长期居住、务工的受害者可以按城镇标准计算赔偿，那么如何实现按城镇标准计赔？首先，我们要明确交通事故实际赔偿的主体，一般而言，大部分的交通事故赔偿纠纷案，保险公司能替代肇事者充分赔偿受害人，也就是说大部分的案件，实际是由保险公司来赔偿，肇事者或者不赔偿，或者赔偿很少一部分费用（当然，赔偿的数额较大，未投保或投保的商业险不充分的，肇事者要根据实际情况多赔），保险公司能否认可按城镇标准赔偿就十分重要。其次，我们知道受害人获得赔偿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交管部门协商调解，二是向法院。作为交警主持协商调解程序，能否启动程序取决于双方自愿，启动后能否达成一致也取决于双方的意思，既然两种赔偿标准（城镇和农村）差距太大，作为保险公司，一般只按受害人户口薄上的户口性质赔偿（农村），当然现实中也有部份保险公司在受害人能够提供车祸前在城镇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暂住证情况下，愿意协商按照城镇标准赔偿，但是，没有暂住证的情况，无论受害者的在城镇居住、务工的证据多么充分，保险公司通常拒绝按城镇标准赔偿。既然保险公司不认可按城镇标准计赔，显然只有通过打官司，由法院判令按城镇标准赔偿，有关文件已阐明交通事故打赢官司基本就意味着能实际获得赔偿，故通过诉讼打赢官司才是关键。要让法院判令按城镇标准赔偿，证据是基础，聘请专业交通事故律师是保障。交通事故诉讼是一项很专业的法律事务，作为最终承担赔偿责任的保险公司涉及的此类诉讼太多太多，专门设有精通交通事故诉讼事务的法律事务部处理诉讼事宜，由于城镇标准和农村标准差异较大，就诉讼而言，他们的工作重点也在于尽量能使所有的农村户籍（不管是否在城镇居住、务工）受害者均按农村标准赔偿。这样，受害人所聘请的律师应该针对其实际情况，组织一套相互印证，高度统一，高度严密的证明受害人（或被扶养人）实际已是城镇居民证据，同时要通晓交通事故法律法规，有过硬的法学理论功底和敏锐的庭审思辩才能。
近几年来，随着专业交通事故律师的不断增加，法院以人为本审判风格的渐渐深入，农村户口按城镇标准计赔的交通事故案胜诉率非常之高，使实际融入城镇，或生活状态与城镇人口相似的受害者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同命同价”。
参考文献：
1.董来超.交通律师以案说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2.董来超.道路交通事故纠纷咨询.法律出版社，2009
3.王旭东，戴文良.交通事故赔偿争议处理法律依据与案例指导.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
（作者单位：周敏敏，河南石油勘探局对外合作处；唐宜会，河南石油勘探局第二采油厂；何进红，河南石油勘探局第一采油厂 河南南阳 473132）
法律赔偿标准篇3
一、双轨制的具体表现
1、纠纷性质分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和非医疗事故损害赔偿。医疗侵权损害赔偿纠纷，实质是医疗机构因医疗过错致患者生命健康损害这一特殊领域的侵权行为引发的民事赔偿纠纷，在民事侵权体系中属于医疗过错侵权损害赔偿类。但是，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却把医疗侵权损害赔偿纠纷分为两类：一类是医疗事故侵权行为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另一类是非医疗事故侵权行为或者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原因引起的医疗侵权赔偿纠纷。虽然这两类纠纷都与医疗行为有关，但是发生的原因不同，前者致害的原因以构成医疗事故为前提，而后者致害的原因是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其他医疗过错行为。
2、鉴定性质分为医学鉴定（医疗事故鉴定）和司法鉴定（医疗过错鉴定）。我国目前的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把医疗过错鉴定的性质分为两类：一类是构成医疗事故的特殊医疗过错鉴定，即医学鉴定；另一类是不构成医疗事故的一般医疗过错鉴定，即司法鉴定，两者均是人民法院认定医疗机构有无过错及过错程度大小的重要依据。
3、鉴定机构分为医疗事故鉴定机构和医疗过错鉴定机构。我国目前的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把医疗侵权损害赔偿纠纷分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和非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相应地把医疗过错鉴定机构区分为医疗事故鉴定机构和医疗过错鉴定机构。法定的医疗事故鉴定机构为医学会（设区的市级地方医学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直接管辖的县（市）地方医学会负责组织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医学会负责组织再次鉴定工作。）；法定的医疗过错鉴定机构为隶属人民法院的司法鉴定机构和隶属司法行政管理的司法鉴定组织。
4、鉴定标准分为医疗事故人身损害鉴定标准和一般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医疗事故人身损害鉴定标准适用于特殊医疗过错——医疗事故导致的人身损害，一般人身损害鉴定标准适用于一般医疗过错导致的人身损害。
5、法律适用区分为适用《条例》和适用民事法律、司法解释，即特殊医疗侵权行为——医疗事故适用《条例》；一般医疗侵权行为——非医疗事故适用《民法通则》等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
6、赔偿标准分为医疗事故赔偿标准和一般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就医疗侵权行为而言，特殊医疗侵权行为——医疗事故适用医疗事故赔偿标准；一般医疗侵权行为 ——非医疗事故适用司法解释确定的一般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人身损害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7、救济机制分为行政调解和民事诉讼。医疗事故赔偿争议双采行政调解和民事诉讼机制（对医疗事故赔偿，医患双方可以协商解决；不愿意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调解申请，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非医疗事故赔偿单采民事诉讼机制。
二、双轨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危害
医疗侵权赔偿实行双轨制，刺激了医、患双方不同的诉讼追求：医者为追求最低限度的赔偿，无论其医疗过错行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均会极力主张医疗事故鉴定，并要求适用《条例》进行实体处理（按条例规定，不构成医疗事故则医疗单位不承担赔偿责任，即使构成医疗事故，按条例赔偿的数额也远远低于一般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而患者为追求最大限度的赔偿，即使医者的医疗过错行为可能构成医疗事故，也绕开医疗事故鉴定而要求司法鉴定（医疗过错鉴定），并要求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确定的高赔偿标准承担医疗侵权赔偿责任。双轨制的消极后果十分明显：患者的人身权利遭受医疗过错行为同等损害却享受不同等的赔偿待遇；构成医疗事故应当是侵犯患者人身权利案件中后果最严重的情形，但按照《条例》获得的赔偿却不是最高的，这种失衡会动摇公众对法律的信心，产生大量的诉讼投机行为。
这里有必要探讨一下《条例》的法律地位。笔者认为，《条例》首先应当被理解为是关于卫生行政机关处理医疗事故的行政法规。其次， 《条例》还可以被理解为是关于医学会设置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机构、组织和实施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为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协商解决其争议和卫生行政机关处理医疗事故争议提供专门辅助的行政法规， 是医学会实施鉴定的行政法规上的依据。但《条例》并不能当然成为法院审理医疗侵权赔偿案件（ 尽管是其中的一部分案件）的法律依据。现行《条例》关于医疗事故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的规定， 只有在其制定得到了人大（或其常委会） 的特别授权（无论是通过法律还是通过决定）， 并且该项授权之目的是指示国务院为法院审理医疗事故赔偿案件制定赔偿标准的情况下， 或者在法律明确作出了诸如“行政法规对医疗事故赔偿作出规定的，适用行政法规”之类的规定的情况下， 才有可能成为法院审理医疗事故赔偿案件的依据。现行《条例》显然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最高法院以损害形成原因作为法律适用的划分标准是不科学的。
“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是人民法院适用法律的一项重要原则。不少专家学者认为，就医疗侵权行为规定而言，《条例》是特别法，《民法通则》则是普通法，应当优先适用《条例》。对此类认识笔者不能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三条明确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该法第八十七条同时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机关依照本法第八十八条规定的权限予以改变或撤销：……（二）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从以上规定我们不难看出，“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真正含义是指同一位阶的法律、法规、规章等，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而不是指下位阶的法规、规章与上位阶的法律、法规、规章不一致的，适用下位阶的法规、规章。《条例》与《民法通则》是下位法与上位法的关系，不具有可比性。我们充其量只能说在医疗损害行为作为侵权行为的一种形态，在《条例》作出了特别规定，但绝不可因此得出《条例》是特别法的结论。
最高法院关于医疗纠纷案件法律适用实行双轨制的通知及答记者问表现了其在法律适用方面对现存行政立法的过度依赖、在司法解释方面对行政见解的过度尊重的传统，该通知在宪法意义上否定了《民法通则》作为民事基本法的地位和相对于行政法规的上位法属性， 有损于我国民事法律制度的统一，违反了行政权与司法权各自独立的原则；在实质上变更了《民法通则》的适用范围， 从而侵犯了人大的立法权， 动摇了国家权力机关与审判机关、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宪法关系；在事实上否定了法院必须忠实执行法律、绝对尊重人大国家立法权的宪法原则，没有法律根据地剥夺了医疗事故被害人根据《民法通则》获得实际赔偿的权利， 赋予了医疗侵权机构承担较轻民事责任的特权，违反了权利救济和权利平等的个人化的人权保障原则。
三、司法建议
综上所述，最高法院的该项通知及民一庭的答记者问所确立的“区分不同类型分别适用法律”原则不仅与法不符，且在司法实践中导致了认识和法律适用上的混乱。现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在《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基础上修订的，在实施过程中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仍留有行业保护的痕迹，且属于行政法规，法律效力不高。笔者认为有必要提升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法律层次，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法律形式颁布《医疗事故处理法》，内容应当涵盖医疗事故和非医疗事故纠纷。
一方面，医疗事故处理作为社会热点，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以法律的形式颁布更能体现党和政府对人民生命的尊重和对人的关怀；另一方面，该法急需扩充的一些新内容，而有些涉及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内容必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有权制定。
还有很重要一点，医疗事故处理是卫生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执业医师法》和《献血法》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那么《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才能与此相协调。当然从总的框架来说，医疗纠纷处理仍属民事范畴，所以在制定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法》时，在实体内容与程序内容上要注意与《民法通则》和《民事诉讼法》的衔接协调，不可矛盾。
新法应当废除双轨制，实行单轨制。医疗侵权损害赔偿废除双轨制，实行单轨制，可归为五统一，即：医疗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性质统一定性为医疗过错侵权损害赔偿纠纷，不再区分为医疗事故侵权赔偿纠纷和非医疗事故侵权赔偿纠纷两类； 医疗过错鉴定性质不再区分为构成医疗事故的特殊医疗过错鉴定和不构成医疗事故的一般医疗过错鉴定，统一定性为医疗过错鉴定； 医疗过错导致的人身损害鉴定标准不再区分为卫生部制定的医疗事故人身损害鉴定标准和司法部制定的一般人身损害鉴定标准， 统一执行司法部制定的人身损害鉴定标准； 医疗侵权损害赔偿项目和标准统一，不再区分为医疗事故赔偿标准和非医疗事故赔偿标准； 医疗侵权损害赔偿法律适用统一为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 不再“区分不同类型分别适用法律”。
在新法制定和实施前，可行的方案是：由最高法院以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医疗侵权赔偿法律适用一元化，即适用《民法通则》及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和精神损害赔偿解释。同时，立法部门应抓紧制定特别法律，使法律适用得到统一。
法律赔偿标准篇4
关键词 国家赔偿 赔偿范围 归责原则
我国现今适用的《国家赔偿法》是1994年5月1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1994年5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三号公布,并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赔偿法》已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弊端, 许多专家学者纷纷提出,应对《国家赔偿法》进行修改, 在对《国家赔偿法》进行修改的众多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中,关于国家赔偿范围的拓展是重要问题之一。国家赔偿范围是指一国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的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它是国家赔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国民主法治进程的重要标尺之一。就全球而言,国家赔偿范围的扩大化已成主导趋势,,我们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结合本国实际,进一步扩大我国国家赔偿范围,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赔偿范围主要涉及以下几个要素:行为主体,即国家对哪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行为,即国家对哪些行为承担赔偿责任;损害结果,即国家对于受害人的哪些损害给予赔偿。结合上述要素，笔者认为我国国家赔偿范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拓展：
一、 扩大国家赔偿领域
国家赔偿领域的扩大,是指国家赔偿已由原来的行政赔偿逐步扩大到司法赔偿、立法赔偿乃至军事赔偿等领域。www.133229.cOm国家赔偿领域的扩大,从侵权主体看,意味着由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扩大到司法机关、立法机关、军事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等;从侵权行为看,意味着国家不仅要对行政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而且还要对司法侵权、某些立法侵权和军事侵权行为承担赔偿。国家赔偿领域的扩大化,在资本主义两大法系国家得到充分体现。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国被誉为国家赔偿的母国,其国家赔偿制度最为完善。“法国的国家赔偿,起始于行政职能领域,以后拓宽到立法、司法职能领域,其赔偿范围有了很大发展。”① 1994年,在国家赔偿法典的制定过程中,我国既考虑到国际发展承担趋势,又结合本国国情和财力实际,在赔偿范围上确定了行政、司法赔偿原则。这一原则是指国家只对行政、司法活动中的违法行使职权行为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从侵权行为主体和行为性质看,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另一类是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司法职权的行为。后一类行为中,又具体分为:①在刑事追诉过程中的违法(或错误)行使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监狱管理权的行为;②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违法采取强制措施和保全措施的行为;③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错误行为等。对于立法行为、国家行为,我国实现国家免责。此外,司法活动中的民事、行政错判与错裁行为也未纳入赔偿范围内。国家赔偿领域的狭小，显然不利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1.将立法行为纳入赔偿范围
对国家机关因立法行为给少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国家应否承担赔偿责任，长期以来存在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赞成国家赔偿的观点认为法治社会的基本特点要求国家必须承担相应义务，负相当责任。根据权利义务对应和公平负担原则，国家对立法行为造成少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损害的，应予以赔偿。反对国家赔偿的观点则认为，立法机关是权力机关，而司法机关只是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的执行机关，无权审查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也无权判定立法机关的立法赔偿责任。从世界各国国家赔偿法的立法潮流看，很少有国家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对国家立法行为造成的损害不负赔偿责任，法国还在1960年起确立了立法赔偿责任，联邦德国国家赔偿法草案（1973年）第6条第1款也规定：“立法机关关于宪法法院确认其行为违法后18个月内，未有其他立法者，发 生第3条（金钱赔偿）之法律效果”。立法机关侵权,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目前尚未见到此类案件,但从理论上讲,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例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做出的不适当的决定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改变或撤销,在改变或撤销前的贯彻中,有可能给部分公民、法人造成损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就特定问题组织的调查委员会在调查过程中,有可能发生工作人员侵权问题等等。现行宪法对侵权主体是有明确界定的,即“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其中并未将立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排除在外,而立法机关显然是属于国家机关范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立法机关是应对其侵权负赔偿责任的,这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精神是完全吻合的。但是,有学者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立法行为应作为免责情形之一为宜,原因之一即是中国的国情。我国长期以来是行政本位,为了充分发挥权力机关的作用,需要强化权力机关的权力,而不是增加制约、限制的因素。”②其实,这是一种矫枉过正的想法。我们制定出立法机关侵权赔偿的相关条文,只是给出个规范,“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这不是对正当权力的制约、限制,而是对不正当使用权力的制约、限制,立法机关只有在侵权之后才会有责任承担。我们是需要强化权力机关的权力,但这个权力有个前提即正当权力,否则,如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所言:“如果某人管理所有人类事务可以不承担责任,那么就必然产生傲慢和非正义。”而且,外国关于立法机关侵权后要赔偿的规定已有先例,法国法院即判决法国对其立法行为负赔偿责任。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已经出台,此后立法机关的违法操作更容易衡量,侵权的可能性就更大,确立立法机关的侵权赔偿责任就更有必要。
2.扩大行政赔偿范围
行政赔偿的范围主要规定于国家赔偿法第3、4、5条中，它除了以列举方式进行列举外,还有兜底条款“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关于行政事实行为及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为的赔偿问题没有明确加以规定。事实上,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行政事实行为。所谓行政事实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管理职权中做出的不以直接设定行政管理相对人权利义务内容的,不直接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为。如提供咨询,进行指导,也包括某些程序问题,如对扣押物品的保管,对某决定的执行行为等。行政事实行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行政事实行为实施的主体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2.行政事实行为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实施的;3.行政事实行为不直接产生行政法律后果,不具有行政法律行为的确定力和拘束力;4.行政事实行为的程序一般不具有确定性,没有严格的程序规定,而行政法律行为必须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行政事实行为也存在着违法的情况,如不顾公民的人格采用侮辱、殴打、捆绑等暴力手段侵害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行为。对于违法的行政事实行为,应当依照《国家赔偿法》第3、4条的规定进行赔偿。另外,行政事实行为也存在失当的情况,这种失当可能存在着两种情形:一是因为国家行政机关的公务人员主观上有过错而造成的,如滥用职权;二是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主观上并没有过错,但造成了事实上的错误。对于第一种情形我们可以适用违法归责原则,应当对造成损害的行政相对人进行损害赔偿。那么,第二种情形,根据现今的国家赔偿法,只有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给相对方造成损害时,才给对方以赔偿,当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没有过错的时候,即使相对方有损害,也不赔。笔者就此有不同的意见。我认为,就这种情形,国家应当承担一种无过错责任,特别是当相对人因行政事实行为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况。主要理由就在于这种相对人的损失是因国家行使公权力,基于相对人对国家权威的信任,畏惧而产生的。国家应当就此承担风险责任。另外,这种损害赔偿有利于督促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认真履行职责,减少工作的随意性。再次,对因行政事实行为造成损害的相对人是一种有益的救济,维护了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所以,修改我国国家赔偿法,应当就行政事实行为及其赔偿问题进行明确规定。
自由裁量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和幅度内对自己行为的自行决定权,即对行为的范围、方式、种类和幅度等的选择权。行政自由裁量行为是大量存在的。一是因为法律没有规定的空白地带,如许多程序性的内容,行政机关就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二是法律虽有规定,但其规定的是一定的幅度、种类,行政机关在其范围之内享有自由裁量权。因为行政机关是国家执行机关,所以立法机关不可能规定得过于细,而只能规定一些原则和一些富有弹性的条款,以便执行者可以见机行事。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自由裁量权是保证行政机关提高行政效率的关键。既然自由裁量行政行为不可避免,那么,行使自由裁量行政行为造成侵权,应否赔偿呢?从现今的国家赔偿法来看,没有明文规定。在学术界,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自由裁量不应排除对违法归责原则的适用③;另一种观点认为自由裁量要分别看待,如行使自由裁量权达到滥用或显失公正的程度,即构成违法,可以根据违法归责原则承担赔偿责任。④笔者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因为行使自由裁量权也是有限度的,不是完全的“自由裁量”。有人认为,根据自由裁量行政行为的定义,其只存在合理与否的问题,不存在违法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认识,行政合理性原则本身是行政合法性原则的发展和补充,二者共同构成行政法治原则,所以不合理是一种深层次的违法,行使自由裁量权也存在着违法的问题,我认为构成违法的自由裁量的行为主要有二种情况:一是滥用职权的行政自由裁量行政行为,二是客观上显失公正的行政自由裁量行政行为。
4.将公共设施侵权纳入国家赔偿范围
对于公有公共设施因设置或管理有欠缺造成损害的情形,许多国家的赔偿法都将其规定为国家赔偿的组成部分,如《日本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1)项规定:“因道路、河川或其他公共营造物之设置或管理有瑕疵,致使他人受损害时,国家或公共团体对此应负赔偿责任。”我国《国家赔偿法》则没有规定此类国家赔偿形式,在实际生活中发生了此类损害,受害人只能依照民法通则或其他特别法的规定分别向负责管理该设施的有关企业、事业单位请求赔偿,或者通过保险渠道解决。但是,有学者认为:“将这种损害完全置于国家赔偿之外的作法不尽合理,至少应当在一定范围内对公有公共设施因设置或管理有欠缺所造成的损害予以国家赔偿,其理由为:1、中国的公有公共设施,绝大多数都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家行政机关的有关部门负责设置或管理,若对因设置或管理不当造成的损害不予国家赔偿的话,势必造成许多损害实际上得不到任何赔偿的后果。2、设置或管理公有公共设施,是行政机关的重要职责之一,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发展,这一职责必将日益加重。将公有公共设施因设置或管理有欠缺而造成的损害纳入国家赔偿,有利于促使国家行政机关增强责任心,精心设置或管理公有公共设施,不因赔偿与己无关而怠于行使职责。3、公有公共设施因设置或管理有欠缺造成的损害,虽然不一定都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有关,但其中由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造成公有公共设施设置或管理上的欠缺,进而造成损害的事件也不在少数,国家赔偿法在最低限度上应当把对这一部分损害的赔偿纳入范围。4、若按照有人主张的作法对公有公共设施因设置或管理不当造成的损害由具体管理单位或人员以民事赔偿等形式予以赔偿,往往会因管理单位或人员的财力有限等原因而不能合理弥补受害人的损失,也会影响管理单位或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不利于保障国家权力的行使。”⑤给出的这四点解释并不尽然,主要是因为:(1)不符合宪法精神。宪法规定侵权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他们侵犯公民权利才予赔偿,宪法并未问是否因公有公共设施造成损害。如果的确是“由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造成公有公共设施设置或管理上的欠缺,进而造成损害”《国家赔偿法》规定是可以给予赔偿的,其第四条第(四)项“造成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即是。在这里,公有公共设施造成的此类损害是行政赔偿范围内的一个子项目,已被包含在内。如果造成损害的原因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无关,则直接适用《民法通则》等相关法律并无不当(2)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发展,行政机关的职能正在进行转化。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精简机构,政企分开,行政机关的某些职能将由另外的某些实体代替,由此大量的管理事务都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有效的方式解决,如行政合同。行政合同本身就是国家行政主体为了实现一定的行政管理目的而与有关单位或个人依法签订的协议。因此,管理公有公共设施的工作完全可以由行政机关通过行政合同交与非行政的管理单位或人员,双方各在协议的要求内承担责任。(3)那种认为管理单位或人员的财力有限等原因而不能合理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因而建议国家赔偿的理由也是不足取的。权利和义务是一致的,管理单位和人员获取了报酬,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直至破产在所不惜。赔偿损失,只是一种理想愿望,财力能否完全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则很难要求,民事赔偿中本身就经常存在民事主体因财力有限或破产等原因而赔偿不足的现象,不能因其中牵涉到公有公共设施就非要把国家扯进去不可。
二、 扩大损害可赔偿范围
国家侵权损害的可赔偿范围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起初,只赔偿物质损害,且局限于直接损失,后来扩展到直接可得利益的损失等。这不仅要求可赔偿之损害具有现实性、确定性和特定性,而且还要具有可计算性。损害的可计算性是指只有在损害可以用金钱进行计算或估量的情况下,国家才承担赔偿责任。以此为特征,可以限制国家赔偿的范围。损害的可计算性特征,最初将国家的赔偿责任局限在物质损害的范围之内,在国家赔偿的初始阶段,只有物质才是可赔偿的对象,其后逐渐发展到人身非财产损害领域以及有碍生存的损害领域,最后被适用于精神损害领域。我国《国家赔偿法》在立法时之所以没有规定精神损害赔偿,主要是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是我国缺乏精神损害赔偿的传统,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不发达所致;另一方面是过多考虑国家经济承受能力的结果。对于第一方面的原因,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后,已经不再成为问题。对于第二方面的原因,不少专家指出,现有的赔偿标准的问题不是国家财政负担不起,而是赔偿标准太低,根本无法平复受害人的损失。我认为,对《国家赔偿法》进行修改,扩大国家赔偿的范围,对精神损害予以赔偿,是十分必要的。第一,国家对于因国家侵权所造成的精神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是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也是人类为之奋斗的目标。法律应当将实现公平正义作为自己的一个价值目标。基于公平正义的理念,任何行为,包括国家行为,都应当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果违法行使职权致使公民遭受精神损害,如果国家不向受害人承当赔偿责任的话,那么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就无法得到弥补,这无疑是与公平正义的要求相违背的。从另一方面讲,国家侵权与个人侵权只是侵权主体的不同,在本质上没什么区别,不能因为侵权主体是国家,就在侵权责任的赔偿范围和赔偿方式上搞特殊化,甚至免除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现代法治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是平等的。既然国家通过立法规定公民个人因侵权要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何以当国家自己侵权时就可以免除自己的赔偿责任呢?法律尤其是国家赔偿法应当充分保护作为弱者的广大公民的利益,而不应当偏袒作为强者的国家。因此,根据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国家应当对自己侵权产生的精神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第二,国家对国家侵权产生的精神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是充分保障人权的需要。人权既有物质方面的内容,亦有精神方面的内容,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权中的精神内容变得越来越重要。当因国家的侵权行为致使公民的一些基本人权,诸如生命安全、人身自由等受到侵犯,受害人无疑会遭受到极大的精神痛苦。国家如果不对精神损害进行赔偿,这无疑是与保障人权的法律理念相违背。人的精神利益虽然无法直接用金钱来衡量,但却可以通过一些物质方法予以抚慰。受害人通过使用精神抚慰金进行各种精神活动,以逐渐填补所受的精神损失。第三,国家对国家侵权产生的精神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是监督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必然要求。“有损害即有救济”是现代法治的一项重要原则,通过侵权者向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既可以填补受害人的损失,又可以对侵权人起到一定的制裁功能,促使其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精神损害赔偿相对于其它民事赔偿,其制裁色彩无疑更加浓厚。对于国家赔偿法来说,其立法宗旨之一便是“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社会责任观念要求国家对人民负责,国家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通过责令国家负赔偿责任,可以减少公务员违法行使职权行为的发生,提高公务员的责任感。由于我国国家赔偿责任采用“国家责任,机关赔偿”的形式,通过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金,充分发挥其惩罚功能,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起到惩戒作用,必将促进国家制度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第四,我国现在在《国家赔偿法》中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时机已经成熟。首先,我国《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的颁布施行已经有一段时间,人民法院在审理国家赔偿案件方面已经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其次,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加快,广大人民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绝大多数人对于精神损害赔偿都能够接受;第三,我国法院在民事审判领域已经审理了不少因民事侵权而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案件,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的出台,这将对《国家赔偿法》的完善提供不少宝贵的经验;最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对于精神损害赔偿金,国家能够支付得起。
三、 完善国家赔偿归责原则体系
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1994年)第二条规定,我国采用的是违法归责原则。我国国家赔偿法确定的归责原则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缺陷，限制了国家赔偿范围。
首先，我们从实践角度进行分析其缺陷。第一,违法归责原则过于严格地限制了受害人获得赔偿的条件,是受害人难以获得国家赔偿的主要原因之一。一方面，违法归责原则中的“违法”,常常被狭义地理解为行政诉讼法第54条所规定的违法形式。此违法标准,只是司法审查的标准,是法院在判断行政行为是否应当维持、撤销或变更时适用的标准，范围上要小于实体法对行政行为的要求,在程度上要高于实体法对行政行为的要求。另一方面，违法归责原则不能排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损害行为中的过错。从理论上讲,对国家机关行为的合法要求,是最基本的也是最起码的要求,但并不是全部要求。从各国行政法及其原则来看,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行为,不仅仅是要合法,而且还必须正当、合理,不得违背公平正义原则。现代社会,法律给国家机关赋予了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在这种自由裁量范围内,国家机关的行为也完全可能悖法而行、逆权而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行为,在合法的范围内和形式下,完全可能出现懈怠、漫不经心、漠不关心、加重损害等。也就是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合法的形式下,是可能存在故意或过失的。这种过错,同样为法的原则与精神所不容,同样会给公民、法人权益造成损害。而违法归责原则没有概括过错的范围,使得相当一部分应当赔偿的事项被不合理地排除在外。第二，违法归责原则不能科学地反映和概括国家赔偿事项的全部特征和内容。国家赔偿的主要事项有:行政赔偿、司法赔偿、立法赔偿、公共设施致人损害赔偿等等。其中,司法赔偿中的冤狱赔偿,大多是结果归责,只有在法院的有罪判决被撤销时,才有赔偿的可能。在公共设施致人损害赔偿方面,一般是实行过错和危险归责标准,而不是实行违法归责原则。因为设施致人损害,与违法与否没有关系,而与设立人和管理人是否尽到责任有关。即便是行政机关的行为,除法律行为和强制性行为以外,也还有事实行为和柔性行为,如行政指导行为、行政合同行为等。由这些行为引起的国家赔偿,都不仅仅是一个违法原则所能概括的。由此可见,国家赔偿范围内的事项,也是各有类别、特征的,用一个违法原则来概括全部的赔偿归责标准,既不客观,也不全面。
其次，我们从理论角度进行分析。国家赔偿的结构构成上,我们可以把国家赔偿责任划分为三个逻辑层面:第一层面的内容是当事人的损失是否存在;第二层面的内容是这种损失的负担,即是否应该由受害人自己负担;第三层面的内容才是对造成损失原因的追究,它解决对行为的肯定或否定评价,以及对行为主体的责任追究问题。我认为,国家赔偿责任,应当以第二个层面为基础和出发点,以对受害人应否承担损失的分析结论作为确定国家是否应当有赔偿责任的根据。这是符合赔偿责任制度的特征和国家赔偿责任制度的基础理论的。当有损失发生的时候,只是表明了一种损失现象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不能产生任何责任问题。进一步,在第二个层面就会涉及到这种损失的负担。既然有损失,负担就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应该由谁来负担。我们知道,国家的职权行为不同于公民的个人行为和企业的组织行为,其承担着公共服务的职能,其运作所需的成本和所获取的收益都带有公共性质。因而,当国家机关的职权行为给个人造成损失的时候,如果这种损失没有理由让个人来负担,就应当由全社会来共同负担,这体现了公平原则,同时也体现了社会救济思想。也就是说,国家对职权行为造成损失要承担赔偿,是基于公共负担的思想理念,依照上述理论,损失应当由受害人负担,就不会引起国家赔偿责任，反之只要这种由国家职权行为制造的损失在法律上和理论上,不应当由当事人自己负担,或者说我们没有让当事人自己负担的根据,就应当基于公平或公共负担的原则,由全社会来共同负担,即由代表全社会利益的国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国家赔偿责任产生的时候,不是说国家机关的行为是错误的或违法的,也不意味着对其行为有否定的评价,而是一种公平负担责任。在这种公平负担思想基础上产生的国家赔偿责任,其归责原则应当是当事人无过错原则,也就是当事人对于自己的损失在事实上没有过错,在法律上没有负担的根据。
基于以上分析，在受害人无过错这个总的归责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区分国家赔偿责任具体承担形式的归责标准,拓展国家赔偿范围的必然要求。对于国家赔偿具体责任形式的归责标准,我认为,不应当是一个标准,而应当根据不同类别的赔偿事项,分别设计不同的能适应各类事项特征的若干个归责标准。具体如下:第一,违法归责标准。这种归责标准适用于:国家机关职权行为以及相关的事实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刑事强制措施等。违法归责标准中的违法形式,不能仅仅理解为行政诉讼法第54条所规定的违法形式和种类,还应当包括违反法律规范的具体、明确规定,以及违反法律规范的原则、精神和目的等实质性违法。对于刑事强制措施的违法归责标准,所违之法应当是刑事诉讼法,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违反了有关刑事强制措施的法律规范,国家赔偿法本身不应当规定适用刑事强制措施的条件,而应当只是概括地规定凡是违反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第二,过错归责标准。这种归责标准的适用范围,应当与违法归责标准的适用范围基本一致,适用于国家机关的职权行为、相关的事实行为、柔性行为等。国家机关的违法,说到底都具有过错性质。国家机关是执行国家法律的主体,行使的是公共权力,它的职责要求它应当尽职尽责,必须忠实地贯彻执行法律,实现国家意志。如果国家机关违反法律规定,表明它已经违背了国家的意志,背离了立法所要求的行使公共职权的目的,这本身就是一种过错。国家机关违法侵害公民、法人权益造成损失的行为,在法律上是没有任何“情有可原”的理由的,也就是说,客观表现出来的违法,必然源于主观心理的过错,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在违法归责标准以外,再增加过失归责标准。也就是说,一方面用违法标准来规范国家机关的行为,如果有违法的,应当赔偿;另一方面又用过错标准来规范国家机关的行为,如果有过错行为的,也应当赔偿。这种双重标准的分别运用,可以弥补了违法归责标准的不足,增加了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法主观因素的要求,加大了国家机关的责任负担,更有利于受害人获得赔偿。第三,结果归责标准。结果归责标准,是一个特殊的归责标准,适用法院的判决行为。客观地说,法院的判决也会违法,也会有过错,也会侵害公民、法人的权益。国家赔偿责任的范围不包括法院的错误判决,是不合适的,也是不客观的。但是,对法院的错误判决,为什么不适用违法归责标准或过错归责标准呢?因为,法院判决的错误与否,既要符合国家赔偿制度的原则,又不能违背司法最终性的原则。对法院错判的赔偿责任,只能实行结果归责标准,即只有经法院再审撤销原判的,才能引起司法赔偿责任。法院判决如果未被撤销,就不能说有错判存在,当然更没有赔偿责任的可能。在刑事诉讼中,一旦法院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原判,宣告无罪,因执行原判被侵害的人身权、财产权及政治权利等,就可以通过国家赔偿责任得以弥补。在民事、行政诉讼中情况则略有不同。民事、行政诉讼中的错判,虽然也是结果归责标准,但在很多情况下,当事人的损失是可以通过执行回转挽回的。如果能够挽回损失,就没有必要由国家来赔偿。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损失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民事、行政诉讼中错判责任的结果归责标准,是有条件限制的,这个条件就是:通过执行回转无法挽回当事人损失的或无法完全挽回当事人损失的,才有相应的国家赔偿责任。第四，过错加风险的归责标准。这种归责标准,适用于公共设施致人损害领域。对于公共设施致人损害,目前的国家赔偿法没有涉及,实践中出现类似损害时,一般都是通过民事赔偿责任来解决。问题是,公共设施的性质和作用,以及公共设施管理主体的性质、地位、权利等,使得其与民事赔偿相去甚远,也不利于充分保护受害人的权益。所以许多国家对公共设施致人损害的赔偿,都是按国家赔偿来处理的。 公共设施致人损害的归责标准,我认为,原则上应当是过错标准,即公共设施的设立、管理主体对公共设施致人损害的后果,是否有管理上的缺陷,是否有主观上的过错,如果有过错,就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如对设施疏于管理使设施处于不安全状态,造成他人损害,应当赔偿。除此外,公共设施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还要规定风险归责标准,也就是所谓的风险责任。因为公共设施在有些情况下, 即使没有管理上的缺陷或过错,它本身就具有极大的风险,可能损害公民、法人的权益。自19世纪下半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公务活动的扩张,公务活动和公共设施的危险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用违法或过错标准,就不足以保护受害人的权益,所以,无过错责任即风险责任就应运而生。当然,风险归责标准,是一个特殊的归责标准,过错归责标准是一个一般的归责标准,风险归责标准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范围内和条件下适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还是适用过错归责标准。
参考文献：
①薛刚凌主编：《国家赔偿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②林准、马原：《国家赔偿问题研究》,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
③肖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理论与实用指南》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4 第98页。
④应松年主编： 《国家赔偿法研究》 法律出版社,1995 第80页。
法律赔偿标准篇5
关键词：死亡赔偿金；扶养丧失说；继承丧失说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7-0139-02
在中国，有关死亡赔偿的法律制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较快的发展。但由于民法通则等基本法规定的相对空缺，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关于死亡赔偿的范围、标准的规定没有统一的尺度，出现了纷杂的、难有充分说服力的死亡赔偿法律制度现状。对于自然人来说，生命权是第一民事权利，是其他一切民事权利的基础和前提。关于这一基础权利保护的欠缺，不免让人感到中国整个法律体系的不够完善。
一、死亡赔偿法律制度中公权利与私权利的问题
中国死亡赔偿案件中有很多是违法犯罪行为导致的死亡赔偿。在这类案件中，存在着公权利与私权利同时遭受损害的问题。现行的法律制度仍然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在这类案件中侧重于公权利的保护，忽视了对私权利的保护。鉴于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都是保护公权利的需要，《刑事诉讼法》第77条依然只赋予受害人附带提起物质损害赔偿诉讼的权利，没有赋予受害人附带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的权利。对此，很多人认为对犯罪分子判刑本身就是对被害人的精神抚慰。这虽然听起来觉得似乎有些道理，但稍加探讨就会发现对犯罪分子判刑还远远不能满足对私权利保护的需要。难免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为了多获得赔偿，尽管法律规定不能附带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还是多出其他请求一部分要求被告人赔偿，哪怕是促使法院少判被告人几年刑也在所不惜。这种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现状，一方面无视私权利中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存在，无视对被害人最有效的抚慰是直接的抚慰赔偿并非刑事处罚的客观实际；另一方面又不利于调动被害人配合国家机关保护公权利的积极性，不利于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对犯罪分子判刑是公权利的需要而非私权利的需要，这一点在死亡赔偿案件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对犯罪分子判刑完全是出于社会公共利益中的防护和报复、惩罚的需要，对死亡的被害人而言已没有防护的必要——犯罪分子不可能再去损害死者的“生命”。不仅如此，在犯罪案件的死亡赔偿法律制度中只有丧葬费、被扶养人必要生活费，没有死亡赔偿金、死亡补偿费、收入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规定，在最大限度上放弃了对合法私权利的保护。
中国目前已处于市场经济时代，对法律民商合一的要求日趋迫切。民商法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对合法的私权利的保护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不仅需要进一步明确对生命损害的赔偿属于物质赔偿范围，而且需要赋予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以附带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
二、关于死亡赔偿金的性质
死亡赔偿金的性质，是指死亡赔偿金究竟是对谁的何种损害的赔偿，关系到死亡赔偿金的确定、计算、给付等。在此问题上，世界各国法律存在共识，即死亡赔偿金绝非对死者的财产损害的赔偿，而是对于受害死者有关的一些亲属的赔偿。但在立法例上有两种，即“扶养丧失说”与“继承丧失说”。
1.扶养丧失说。“扶养丧失说”认为由于受害人死亡导致其生前依法定扶养义务供给生活费的被扶养人，丧失了生活费的供给来源，受有财产损害，对此损害加害人应当予以赔偿。在这种立法例下，赔偿义务人赔偿的范围，就是被扶养人在受害人生前从其收入中获得的或者有权获得的自己的扶养费的份额。至于因受害人的死亡而导致对受害人享有法定继承权的那些人从受害人处将来所继承财产减少的损失，不属于赔偿之列。另外在赔偿时，如果受害人没有受其供养的被扶养人，不存在损害，赔偿义务人就不承担该项赔偿责任。
2.继承丧失说。“继承丧失说”认为侵害他人生命致人死亡，不仅生命利益本身受侵害，而且造成受害人余命年岁内的收入“逸失”，使得这些原本可以作为受害人的财产为其法定继承人所继承的未来可以取得收入，因加害人的侵害行为所丧失，对于这种损害应当予以赔偿。实际上，在这种立法例下，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的范围为受害人死亡而丧失的未来可得利益。
“扶养丧失说”认为，因侵害他人生命导致受害人死亡，受害人生前扶养的未成年人或没有劳动能力、又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因此丧失了生活来源，受有财产损失，侵权责任人就应当予以赔偿。如果受害人没有受其扶养的被扶养人，则赔偿义务就无需赔偿。此时，只需赔偿丧葬费，显然，其赔偿数额微不足道。但在财产损失之外，近亲属因此受到反射性精神利益损害，赔偿义务人对此应予以赔偿。通过精神损害赔偿可以很好地平衡双方的利益。
“继承丧失说”则认为，侵害他人生命导致死亡，不仅生命利益本身受侵害，而且造成受害人余命年岁内收入“逸失”，给与受害人共同生活的家庭共同体造成财产损失。因为近亲属被认为与直接受害人是“经济性同一体”，因婚姻或继承能够合法取得直接受害人正常生存情况下个人消费部分以外的全部收入。如果不发生侵权事故，可以预期直接受害人在以当地人口平均寿命为基准计算的余命年岁内，将会继续获得正常的劳动收入，除去其中个人消费部分（约占其全部收入的25%～40%）其余应为其家庭成员或者其他合法继承人继承。因此，侵权事故事实上导致了受害人提前死亡，而使这部分应得财产遗失，对此“逸失利益”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解释》认为，中国《民法通则》在立法例上采取扶养丧失说，因为其对死亡赔偿的内容规定为丧葬费和被扶养人生活费。而最高人民法院《涉外人身损害赔偿规定》则系采取继承丧失说，其第4条“死亡赔偿范围和计算公式”第（1）项规定的赔偿内容为“收入损失”，并明确其计算公式为：收入损失=（年收入-个人生活费）×死亡时起至退休的年数+退休收入×10。两种学说在立法上的区别，表现为“继承丧失说”与“扶养丧失说”互相排斥，采取继承丧失说均不再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该项包括在死者收入损失中，再规定就是重复。以此为标准进行分析，则《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7条系采取“扶养丧失说”，与民法通则一致。因为其中第（9）项规定了被扶养人生活费，实际上就排除了对死者收入损失的赔偿。从而，第（8）项关于死亡补偿费的赔偿就不能理解为对死者收入的赔偿或财产损失，即实际上是精神损害赔偿。这一立法例，与作为上位法的《民法通则》一致。同理，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规定，按照上述原理分析其立法例，也应作相同理解。
基于上述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在精神损害赔偿解释中认为，死亡赔偿金在性质上为精神损害抚慰金，是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一种形式。
精神损害是因侵权行为而给被侵权人所造成的精神上的痛苦以及精神利益方面的损失，它对人们的身心健康有着相当的负面影响。为此，各国一般都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希望能够以金钱这种方式来对被侵权人受伤的精神加以慰藉。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民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更是侵权行为法中的一项基本制度。笔者认为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依据什么样的生活费标准。死者遗属基于亲属权受损害，致害方给些生活费让他们不劳动就能吃上多长时间的饭就能弥补了。这听起来也没有任何道理。笔者认为可以根据几种不同的损害程度规定赔偿数额幅度。损害程度的判断可以根据死者的年龄情况、健康情况、婚姻情况、受教育情况、职业情况、对近亲属的经济供给情况、死者居住地的人均生活费标准情况等因素考虑。损害程度可分为一般性精神损害、较重精神损害、严重精神损害等几种。数额标准可采取全国制定指导性的幅度，各地再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更具体的幅度。
三、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死亡赔偿金采取定型化赔偿模式，即赔偿数额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客观标准以二十年固定赔偿年限计算。这一计算标准既与过去的法律法规相衔接，又不致因主观计算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
1.按照这一计算标准，死亡赔偿金比过去提高1倍多。
2.需要注意的是，根据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30条的规定，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
3.在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前，《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死亡补偿费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国家赔偿法》对于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为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没有规定具体的标准。
四、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期限
1.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60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1岁减少一年；75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这既体现了人身损害赔偿计算的历史连续性，也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相一致。
2.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将递减的年龄起点定为60岁，主要根据是国家统计局的咨询意见。国家统计局的专家介绍，平均寿命在统计学上是一个动态概念而非静态概念。国家统计局的专家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建议，将赔偿期限递减的起点调整为60岁，75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以与统计结果相一致。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采纳了这一意见。
法律赔偿标准篇6
(一)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基本内涵
环境侵权是指因人为各类损害环境利益活动侵犯了受害人利益，侵权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行为。其区别于一般侵权的典型特征是:此类侵权必须是以破坏环境利益为前提。此即环境侵权间接性的准确内涵，故不可将所有与环境有关的侵权行为全部识别为环境侵权。据此，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主要是指因人为各类损害环境利益活动侵犯了受害人利益，造成精神损害，侵权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行为。
(二)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理论基础
1.环境正义理论
环境正义的概念源于美国，是指人类不分各种因素对环境利益拥有共同的权利。该理论作为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基础，表达了受害人因环境利益损失造成精神利益受损的诉求。环境侵权的受害人因环境侵权行为导致的精神损害可以向施害人主张赔偿，这使环境正义得到了最大限度地实现，有利于保障环境公平和正义的实现。
2.环境权理论
环境权是由一系列的环境权利组合而成，构建出一个综合整体。其包括环境资源利用权(如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和环境精神利益权。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是环境权的救济方式，同时也将环境侵害请求权进行了具体化。
二、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构建的必要性和
可行性
(一)我国建立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1.立法现状
我国2009年通过了《侵权责任法》，首次在法律中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但是对于可以进行赔偿的范围仅限于人身权受到损害，对于财产受到损害获得赔偿尚未有规定，可以说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是比较迟缓的，对于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也是处于空白状态
现有立法不足之表现:
第一，法律规定模糊笼统，司法实务操作不便。当前我国关于此类问题的法律规定都仅限于一条原则性概括条款，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方式和数额等具体内容都缺乏明确的规定，不能达到精准适用目的。
第二，赔偿范围过于狭窄，不符合环境侵权特性。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法律适用原则，《侵权责任法》中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法律规定排除了之前司法解释中对财产受到侵犯才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也就是说受害人的财产权被侵犯的，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切的规定显然不适合环境侵权的特性。第三，赔偿的条件严苛，不利于诉讼赔偿。当前立法者为了节约司法资源的考虑，在《侵权责任法》中规定了苛刻的精神损害赔偿条件即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然而对于“严重”的界定标准并没有具体解释，致使很多受害人诉求无门。
2.司法现状
近年来，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相关案例。浙江省发生的一起化学原料泄露致使居民身体损害的案例中，法官认为赔偿依据是受害人的生活秩序受到侵害，可见法官在裁判时候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那么当受害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因环境侵权而利益受到减损时也就很难得到精神损害赔偿。我们还应当注意一个事实，目前各国法院受理环境侵权案件中，因噪声污染、核污染造成的精神损害案件数量最为巨大。同样情况也出现在我国，立法实践可以起到引导司法实践的作用，如果立法实践中缺少了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相关内容，那么司法实践也必然会受到很大影响。
(二)我国建立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可行性
1.理论支持
(1)侵权责任理论的支持。在司法理论与实务
中，环境侵权所适用的法律规定主要参考民法理论。环境侵权这类有着特殊因素的侵权行为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规定，我国不少环境法律法规也制定类似条款，例如《不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其大概思想都是无论侵权行为造成的是精神损失还是物质损失，都可以要求侵权主体承担相应民事赔偿法律责任。
(2)精神损害理论的支持。精神损害主要源于两个因素:一是生理损害，如(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从而导致精神痛苦。二是对精神损害，直接对受害人心理造成损害导致精神痛苦。因环境侵权行为给受害者造成生理和心理上的不法侵害时，法律有必要对受害者进行救济赔偿，这也是“有损害就有救济”的法理原则的体现。
2.国外相关案例经验借鉴
世界各国对于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都有可以借鉴的先例，根据这些国家的判例我们可以了解许多发达国家都承认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比如日本上世纪70年代的环境法案例“大阪国际机场噪声案”，就己经明确承认了损害精神利益能够获得赔偿。法国环境法理论中也有相关精神损害赔偿的救济制度，范围比较宽广，不仅包括人格权、财产权，甚至还包括娱乐权、体息权等被剥夺获得精神损害赔偿。
三、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构想
(一)立法原则构想
对于该制度原则指导和适用都必须具有本身特色，笔者认为原则主要可分为如下:
1.保护受害人利益原则。环境侵权的危害性和双方当事人地位的不平等性要求立法与司法要充分保护受害人的权益，赋予受害人更多的权利，在诉讼中，使受害人与施害人达到实体上的平等。
2.无过错责任原则。由环境侵权行为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从《侵权责任法》中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规定来看，加害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并没有要求其具有主观过错为前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无过错责任原则可以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基础。
3.赔偿数额标准确定原则。我国法律中没有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底限与上限的规定，也没有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标准的规定。最可行的方法是按照受害人精神损害的类型和严重程度确立不同的赔偿标准，同时在每一精神损害的赔偿标准中确定赔偿数额的上限和下限，具体的赔偿数额由法官在赔偿数额标准区间内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自由裁量。
(二)综合立法模式设想
法律赔偿标准篇7
Abstract: Many people thought that our country present death indemnity system is unreasonable, many unfair places, what contrasts is biggest is Shenzhen's person damage compensate standard, with is the death indemnity, the urban population compensation amounts to 510,000 Yuan, the countryside actually only then less than 90,000 Yuan. As the legal person, we should make the quite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by the legal person's angle of view from the legal stratification plane to the death indemnity, searches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proposed that some have the feasible suggestion.
关键词:死亡赔偿金继承丧失说遗失利益
key word: The death indemnity, inherited loses said that lost benefit
作者简介:龙凤、女、重庆大学民商法学硕士研究生。
一.我国现行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规定及评述
(一)现行规定
1.法律
《民法通则》对死亡赔偿金没有相应规定,后来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对死亡赔偿金做出了规定,但是未对计算标准作出规定。《国家赔偿法》对死亡赔偿金及其计算标准做出了规定: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但仅适用于国家赔偿的案件。
2.行政法规
1991年颁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是第一次较全面规定死亡赔偿金及其计算标准的行政法规。《工伤保险条例》中将死亡赔偿金称为“死亡补助金”规定一次性工伤补助金标准为48个月至60个月的统筹地区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规定》和《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均对死亡赔偿金规定了赔偿责任限额。《航空条例》是规定对每名旅客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人民币40万元;《铁路条例》规定是对每名旅客人身伤亡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人民币15万元。《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把死亡赔偿金称为“死亡补偿费”并规定: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补偿十年,等等
3.司法解释
对死亡赔偿金做出相关规定的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即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二)现行规定的存在的问题
1.死亡赔偿金已成为或逐渐成为一项独立的请求权,但是现在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三种调整规范,且体系混乱,规定不一,适用的范围也大不一样。
2.对死亡赔偿金性质的认识和称谓前后也不一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第29条采用了“死亡赔偿金”的称谓,而在该司法解释的第17条则用了“死亡赔偿费”的称谓,在同一司法解释中出现对同一事项用语不一致的问题。对死亡赔偿金性质认识的摇摆不定和司法解释之间的前后矛盾,导致理解和执法上的困难。
3.尤其是当《人损解释》在计算死亡赔偿金额是引入“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人均纯收入标准,”导致舆论界和社会公众的许多误解和批评,使得“同命不同价”成为当下一个社会热点话题。
要解决死亡赔偿金方面的问题,就需要先对死亡赔偿金有一个全面和足够正确的认识。
二.死亡赔偿金的性质
死亡赔偿金的性质,是指死亡赔偿金究竟是对谁的何种损害的赔偿,关系到死亡赔偿金的确定,计算,给付等。在此问题上,世界各国法律存在共识,即死亡赔偿金绝非对死者的财产损害的赔偿,而是对于受害死者有关的一些亲属的赔偿。但在立法例上有两种,即“扶养丧失说”与“继承丧失说”。
(一)扶养丧失说
此说认为由于受害人死亡导致其生前依法定扶养义务供给生活费的被抚养人,丧失了生活费得供给来源,受有财产损害,对此损害加害人应当予以赔偿。
在这种立法例下,赔偿义务人赔偿的范围,就是扶养人在受害人生前从其收入中获得的或者有权获得的自己的抚养费得份额。至于因受害人的死亡而导致对受害人享有法定继承权的那些人从受害人处将来所继承财产减少的损失,不属于赔偿之列。另外,在赔偿时,如果受害人没有受其供养的被扶养人,不存在损害,赔偿义务人就不承担该项赔偿责任。
(二)继承丧失说
此说认为,侵害他人生命致人死亡,不仅生命利益本身受侵害,而且造成受害人余命年岁内的收入遗失,使得这些原本可以作为受害人的财产为其法定继承人所继承的未来可以取得收入,因加害人的侵害行为所丧失,对于这种损害应当予以赔偿。
(三)我国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行了司法调整,放弃过去司法解释对死亡赔偿采取扶养丧失说的立场,而是以继承丧失说解释我国有关法律规定中的死亡赔偿金制度。按照这一解释,死亡赔偿金的内容是对收入损失的赔偿,其性质是财产损害赔偿,而不是精神损害赔偿。
由此看出,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近亲属财产损失的赔偿,不是对生命权本身的赔偿,或者说死亡赔偿金并不是对生命权的对价。生命本无价,也就不存在“同命同价”或者“同命不同价”的问题。死亡赔偿金的功能只是“填平损失”。
三.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
综观各国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情况,大致有三种模式:(1)完全以死者生前的收入状况为依据,按照其可能挣取收入的年限与其年收入之乘积减去其自身可能的生活费用,得出侵权死亡赔偿的数额。这是完全个别化得死亡赔偿金模式。(2)完全不考虑死者生前的收入情况,而是按照全社会统一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这是完全社会化得死亡赔偿金模式。(3)将死者归入一定类别的社会成员类型,按照这类社会成员的收入情况并结合死者的年龄等因素确定死亡赔偿金。这是类型化得死亡赔偿金模式。
《人身损害赔偿解释》采用了类型化的死亡赔偿金模式:将死者归类于城镇居民或者农村居民,以受诉法院所在地(或者赔偿权利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标准,计算20年。
正是以上司法解释确定的死亡赔偿金模式受到广泛关注甚至批评。有人认为这样的规定违反了宪法规定的平等原则,有人认为这是在人为地扩大城乡差距,拉大城里人和乡下人的心理鸿沟。我觉得这种计算标准存在的问题不是所谓的“同命不同价”的问题,也不是城里人比乡下人金贵的问题,不存在违反平等原则的说法,它在现行中国的国情和实践层面上是比较合理的。要证明这一点,我们需要对死亡赔偿金的功能再一次做出正确的认识:它是用来弥补死者的收入损失的,如果不考虑情况之间的差异那么结果会更不公平。
另一方面,城乡差异是无需争议的国情,虽然我们正在努力消除,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它仍将存在,应该承认,这种计算标准到目前为止还是较为接近实际的而且方法简单易行的。普通大众从朴实的情感出发同情受害人而主张“同命同价”的死亡赔偿金,表面看来是公平的,实际上则可能不公平。
从三种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的模式上来看:首先,关于完全个别化的死亡赔偿金模式,每个人的收入有高低,如果按个人的标准来衡量,这样制定出来的法律可操作性差,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会加大,容易滋生腐败,而且当事人的举证难度较大。然后 ,再看完全社会化的死亡赔偿金模式,从民法的理论来看,损害赔偿之目的是“填平损害”,损失多少就尽量填补多少,因此也不能按这种完全统一的社会化标准来计算。
因此,我国的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是按照国际通用理论并结合我国城乡差异而制定的。
四.针对死亡赔偿金相关规定的缺陷提出的一些建议
(一)改“死亡赔偿金”为“收入损失赔偿金”
因为公众认识有误,他们将“死亡赔偿金”与“生命赔偿金”等同起来,所以不能接受数额上的差异。如果这个观念不转变,可以预知死亡赔偿金制度一直会饱受争议。“收入损失赔偿金”直观地表达了“死亡赔偿金”的本义,现行立法之所以采取“死亡赔偿金”的概念是为了保持立法概念上的一致性。
(二)取消被抚养人生活费
因为死亡赔偿金本来就是收入损失的赔偿,而受害人对被抚养人支付抚养费是从其收入中支出的。死亡赔偿金之外还规定被抚养人生活费有重复计算之嫌,加重了加害人的赔付负担。
(三)特殊群体和阶层的特色保护
法律赔偿标准篇8
每一项制度的设计都蕴含着制度设计者对制度的价值判断，该制度的存在都具有一定意义的价值基础，包含了这一制度制定的立法目的以及制度制定和运行的意义。音乐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法律制度为保障音乐创作人合法权益，推动音乐事业健康快速发展而制定，蕴含了维护社会公正、完善创新机制、确立审判标准的重要价值目标。
（一）维护社会公正
由于音乐作品是以音符、文字形式表达声音、情感，给人们以视听享受的表演艺术，具有流动性、依托性、再创造性的特质，侵犯音乐作品的著作权比较隐蔽和无形，被侵权人所受到的损失和侵权者侵权的受益额度也较难计算。建立完善的音乐作品著作权损害赔偿法律制度，有利于保护音乐作品著作权和音乐作品著作权人的权利，一方面音乐作品著作权人的智力劳动成果得到尊重和保护，并通过其智力劳动得到相应的荣誉和经济利益报酬，另一方面在全社会营造公正的音乐创作文化氛围和有序的音乐作品法律保护环境。
（二）完善创新机制
1.音乐作品的创新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中指出：“‘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创新是文艺的生命。”“音乐创作作品是音乐作品著作权人智力成果的体现，应当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尊重，更应当从法律层面予以保护。从法律制度保护层面给予音乐作品著作权人利益驱动，在客观上起到激励创新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1]通过完善音乐作品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的法律制度强化对音乐作品著作权的权利保护，激励音乐作品著作权人的创作积极性，创作出更加优秀、经典的乐曲。
2.著作权法律制度的创新
法律制度的实施依赖于承担法律责任的规定的详实性和切实可行性，否则，法律制度的规定将成为一纸空文，难以保障其真正实施。音乐作品著作权在当今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社会中，侵权表现形式呈无形化和具有隐蔽性等特点，制定音乐作品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法律制度是著作权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创新，进一步推动著作权法律制度发展，完善著作权法律制度规范。
（三）审判标准的创新
音乐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包括赔偿原则、赔偿类别、适用条件、赔偿额度、计算标准、参考因素等法律制度的规定，只有将损害赔偿责任法定化才能够在审判音乐著作权纠纷时，具有统一的裁量标准，真正保护音乐著作权人的权利。由于我国当前对音乐著作权的赔偿标准仅仅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中的法律责任制度，规定相对笼统，缺乏针对性，音乐著作权案件审判标准在不同地区法院、同一地区法院不同时期案件判决认定标准差异较大，增加了音乐著作权损害赔偿的不确定性，不利于音乐事业的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价值目标的实现。
二、音乐作品著作权侵权损害的赔偿责任赔偿原则
（一）归责原则：过错责任原则为主，过错推定原则为辅
侵犯音乐著作权应当主要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辅之以过错推定原则。音乐作品以乐谱及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呈现于书籍、文献资料、网络、以及表演用谱中等，较易于获得，并且音乐作品以特殊音乐符号表现出来，具有无形性和非物质性的特点，侵权人大多是通过有意获取、模仿而构成侵权，获取利益。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侵权责任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音乐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归责原则也应当以此为法律原理和法律基础，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但由于音乐著作权的客体音乐作品具有特殊性，在侵权纠纷中著作权人往往难以举证，在侵权者占有明显优势应当具备举证责任的特殊的案件，如《著作权法》第52条规定的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发行者、出租者就作品的合法来源负有举证责任等情形中应当适用过错推定原则，以更好地维护社会公正。
（二）赔偿原则：全面赔偿原则为主，惩罚性赔偿原则为辅
“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切实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力度，进一步贯彻全面赔偿原则，降低诉讼维权成本、加大侵权成本。”[2]针对知识产权案件赔偿原则明确指出了应当适用全面赔偿原则。笔者认为，音乐作品著作权侵权人在全面赔偿著作权人全部损失外，还应当承担一定数额的惩罚性赔偿金，以增加其侵权成本，使侵权人在实施侵犯著作权行为时进行主观心理博弈，避免侵权行为的发生。“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对象主要是故意等主观过错比较严重的侵权行为，这类侵权行为的侵害人逃避侵权责任的主观动机往往比较强烈，且侵权损害后果严重，适用补偿性赔偿责任往往难以赔足受害人损失。”[3]我国现行法律规范中，关于著作权的惩罚性赔偿原则暂时还未有相关规定，仅在司法实践中视案件具体情节，由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给予一定的惩罚性赔偿判定。在知识产权法的另一法律部门———专利法律规范中，对惩罚性赔偿原则则有相关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被侵权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有专利许可使用费可以参照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专利权的类别、侵权人侵权的性质和情节、专利许可费的数额、该专利许可的性质、范围、时间等因素，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1至3倍合理确定数额。”著作权法与专利法同属于知识产权法的部门法，可以在立法中进行借鉴，最大化的达到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严惩侵权人、遏制侵权行为的立法目的。
三、音乐作品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法律制度建设构想
（一）出台相应法律制度
目前，我国关于音乐作品著作权侵权赔偿责任如何承担的法律制度尚无相关法律制度予以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通常适用《民法总则》、《著作权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侵权赔偿的具有普适性的法律规定。但由于音乐作品著作权有其特殊性，侵权行为较难认定，侵权责任人通常涉及音乐作品创作者、活动组织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发行者、出版者、广播、电视、网络等传播者等等，侵权形式多样，赔偿问题复杂，应尽快制定统一的音乐作品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案件实施细则或审判指导意见，以法律制度的形式明确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形式，明确侵权赔偿的原则，确定侵权赔偿数额的计算标准和计算方法，统一裁判标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完善音乐作品著作权保护制度。
（二）制定统一赔偿原则
音乐著作权权侵权赔偿责任法律制度的制定首先要确定统一的赔偿原则。由于法律本身具有滞后性，无法将所有的社会现象都涵盖于法律制度规定中，音乐著作权侵权案件以其新兴性和多样复杂性更加难以将侵权类型和形式以法律规定形式一一列举。因此，在制定音乐著作权侵权赔偿责任的法律规定时，首先应当确立侵权赔偿的原则。音乐著作权侵权人往往涉及较多主体，且在侵权过程中的侵权主观方面和侵权行为、作用各有不同。因此，音乐著作权侵权承担责任时笔者主张所有侵权人对著作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侵权人之间按照其侵权行为的主观恶性、侵权行为方式、在侵权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其侵权行为造成的社会影响等承担相应比例的侵权赔偿责任的原则。首先，所有侵权人对著作权人承担连带侵权责任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同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得到赔偿，尽量减少著作权人的损失。其次，侵权人之间由于其侵权行为的主客观各有不同，所获利益也不尽相同，因此根据民法中利益平衡原则，各侵权人应当对自己的侵权行为负责，受到相应的惩罚，既能够使侵权人受到法律制裁，又能够合理分担侵权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三）确立责任承担标准
在赔偿损失中，以法律制度形式确定侵权损害赔偿数额是完善音乐作品著作权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重要一环，确定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有利于真正保护音乐作品著作权，减少侵权赔偿的不可预测性，缩小法院的自由裁量权。音乐作品著作权损害赔偿责任应当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侵犯音乐作品著作权时往往同时会侵犯著作权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侵犯人身权中经常会涉及著作权人的名誉权利问题，因此除赔偿直接的财产损失外，应当对精神损失予以合理的赔偿。司法实践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确定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指导意见》首次对著作权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作出了规定：“侵犯著作人身权或表演者人身权情节严重,适用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礼道歉仍不足以抚慰原告所受精神损害的,应当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抚慰金的数额应当根据被告的过错程度、侵权方式、侵权情节、影响范围、侵权获利情况、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等因素综合确定。具体数额一般不低于2000元，不高于5万元。”以法律规定的形式将著作权损害赔偿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确定下来。音乐作品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探讨在我国尚处于初级阶段，在出现音乐作品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时审判标准大多适用于《民法总则》、《侵权责任法》、《著作权法》等上位法的相关法律规定，法院具有较大自由裁量权，本文针对音乐作品著作权侵权赔偿法律制度初步探讨，以期尽快完善音乐作品著作权保护法律制度，最大限度地减少侵权赔偿的不确定性，克服法官自由裁量可能带来的随意性，激励音乐作品的创作创新，维护音乐市场和谐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