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的法律法规范文
时间：2023-11-23 07:36:56
保险的法律法规篇1
[关键词]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风险；最大诚信原则；如实告知义务
[作者简介]潘苏华，深圳大学国际法硕士研究生，广东深圳518060
[中图分类号]D922．2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07―0099―04
一、保险契约中的信息不对称
信息经济学认为，市场交易双方拥有的市场信息是不对称的，拥有更充足信息的一方为了自身的利益将损害另一方的利益，这种行为被称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市场是所谓的“二手车市场”，即“柠檬市场”，按照信息经济学的解释，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的存在，将导致“二手车市场”次品泛滥，极端情况下该市场将逐步萎缩甚至消失。保险市场也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即交易中的一方拥有另一方缺少的相关信息。在对保险产品和保险合同条款的认识程度上，保险人无疑占有信息优势，但是在对保险标的的个体掌握上，保险人则处于信息劣势，其仅知道社会范围内某种风险的发生概率或者说投保人中的高风险或低风险的概率分布。因为保险人对个体的信息主要来自于投保人的告知，投保人是否按照最大诚信原则如实告知，保险人较难作出正确、全面的判断。
保险业中的信息不对称可以根据发生时间的不同来区分，事前非对称”指非对称发生于当事人签约之前，研究的模型称为逆向选择模型。对“逆向选择”这一概念的研究起源于人寿保险。所谓逆向选择是指保险双方在达成契约前，在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下，接受契约的人一般拥有私人信息，而这些信息有可能是对对方不利的，接受契约的人利用这些有可能对对方不利的信息签订对自己有利的契约，而对方则由于信息劣势处于对自己不利的选择位置上。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逆向选择既可以是保险买方逆向选择，也可以是保险卖方逆向选择。在保险市场中，常见的是买方逆向选择。所谓保险的逆向选择，是指保险购买者以低于精算的合理保费的价格取得保险的行为。
众所周知，竞争性市场模型下的一个重要假定是买方和卖方都具有完全信息。但事实上，潜在的投保人总是比保险人更了解保险标的的风险状态，保险双方存在信息差别是难以避免的。尤其是在保险定价中，保险人通常使用分类计算法厘定保单价格，这种方法尽管简便，但却不能区别具有不同风险程度的保险标的，从而也就不能确定适合于投保人的保费水平。由于受到这种约束，保险人只能向所有投保人提出大致类似的保险价格，其结果是，在同等条件下，高风险类型的投保人将购买更多保险，而低风险类型的投保人认为基于平均损失率的保险费率过高，所以决定不购买保险，这无疑会提高所保风险的平均损失率，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保险费率，进而引发更多的人退出保险。因此，逆向选择不仅会抑制保险需求，而且还会妨碍高效保险契约的签订，并导致市场的低效率和保险质量的低下。
由于逆向选择发生在保险合同签订之前，因此，在保险实务中，主要有两种减轻逆向选择风险的方法：一是保险人通过各种途径收集与保险标的有关的信息，以便对投保人作出更为准确的分类。显然，收集与保险标的有关的信息将帮助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作出准确的风险分类，但这样的措施只能降低或减缓投保人的逆向选择，风险并没有得到有效分担。二是设计尽量避免逆向选择出现的保险契约，即设计不同的保险契约以鼓励风险类型不同的投保人选择最适合自己风险种类的保险契约，这种保险契约也称为分离保险契约，由于这类保险契约根据投保人的不同风险类别收取不同的保险费用，并据此给予不同的赔偿，因此，低风险类型的投保人就被这类保险契约所吸引，由于市场的作用，高风险类型的投保人不得不购买这种分离式的保险契约。但实际上，由于保险人通常难以有效识别投保人的风险类别，设计这种形式的保险契约也就变得非常困难。
二、法律规制――如实告知义务
在很多情况下，信息不对称更多的是一个诚信问题，比如拒绝提供自己真实的信息，或有意无意地提供并制造虚假的信息。防范逆向选择风险，要求投保人诚实守信，如实告知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的真实情况，这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法中的基本原则，由此派生出了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1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
(一)最大诚信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各国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所谓诚实，就是任何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都不得隐瞒、欺骗；所谓信用，就是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必须善意地、全面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任何一项民事活动，各方当事人都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这也是世界各国立法对民事、商事活动的基本要求。该原则在保险法中较之其他民事法律要求更高，被称为最大诚信原则或最大善意原则，这主要是因为：保险事故的发生具有偶然性，保险人的赔偿或给付将由偶然性支配；保险人在承保时，对保险标的的危险状况一无所知，也不可能全部都去调查。因此，保险人只能根据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危险状况的说明来决定是否承保；保险标的在投保后一般仍由被保险人控制，因此要求被保险人应与未投保时一样尽到妥善管理的义务，以避免或减少危险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保险合同的条款、费率是保险人单方面制定的，技术性很强，投保人难以了解。长期以来，最大诚信被公认为保险法的基本原则，“最大诚信”最初出现于英国海上保险实务。这一法律原则要求：当一个人购买保险或续保时，他必须向保险人告知每一个重要事实。重要事实是依据谨慎的保险人判定原则，即会影响一个谨慎的保险人制定费率以及决定是否承保的事实即为重要事实。如果被保险人没有告知这些重要事实，保险人有权撤销合同，并不予以赔付。随后各国保险法相继仿效，均对此原则作了规定。不过，最大诚实信用原则初期主要是保险人约束投保人的工具，保险人往往以投保人破坏此原则而拒绝履行赔偿义务。因而，最大诚信原则通常被定义为：“一种主动性义务，即自愿地向对方充分而准确地告知有关保险标的的所有重要事实，无论被问到与否。”我国于2002年修改了《保险法》，其中新增第5条也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最大诚信原则在保险合同订立中的作用，对投保人而言，最重要的是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由于保险合同是射幸合同，保险事故发生与否、发生的
时间及损失程度在合同订立之际尚未确定，而保险合同标的的主要控制权又不在保险人手中。商法具有资本经营性，商法中的诚信原则就是建立在资本营运和资本结构化的基础之上，保险人要靠收取大量分散的保险费来经营和运作，以便承受投保人转移的风险，分担被保险人的损失。对社会大众而言，保险就是社会的稳定器，通过保险分摊实现风险分摊。因此就需要依据最大诚信原则对投保人加以规范，促进当事人义务的确定，以平衡交易利益，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保障交易安全。张国键先生曾说过：“商事交易，重在确实，交易行为之当事人，双方应享之权利，应尽之义务，若不予以适当的规范，使其达到确实之要求，则一切交易行为，皆难以顺利完成。商事法上，对于加以相对人之意思表示方面，则采告知或通知义务及禁止诈欺或不正当行为主义以期交易之确实。”保险体现的也是一种利益关系，包括交易双方及社会各方的利益。其中保险人作为理性经济人当然要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他估计投入成本的方式主要靠投保人如实告知保险标的的情况来实现。因此，我国《保险法》第17条就规定了投保人的询问式回答义务，告知的内容视投保人的认知能力、知识结构及是否为保险人已经弃权而不同，一般包括保险标的的质量状况、保险利益情况、有无重复保险情况及其他对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和保险费率高低有重大影响的情况。一旦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就是严重违例，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并且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香港艺人梅艳芳的保单因漏报病情而被保险公司拒绝赔偿几千万保险金的案例，就是最大诚信原则在保险合同订立过程中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的体现”。
(二)如实告知义务。告知义务是一种先契约义务，是指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对保险人有关保险标的的询问应据实回答，特别是有关保险标的风险状况的重要事实。早在200多年前，告知义务的创设者，有“英国海上保险法之父”之称的曼斯菲尔德勋爵就曾对告知义务的存在之根由作出了经典解释，曼氏认为：“保险合同是一个射幸合同，评价危险的特定事实大都只有被保险人知道，保险人信赖被保险人的陈述，相信被保险人没有保留所知道的任何情况。如果被保险人的保留诱致保险人确信某一情况不存在，并以此为依据作出错误的风险评估，保留这一情况就是欺诈，从而使保险单无效。尽管被保险人是因为错误而没有告知，并无任何欺诈的故意，但保险人仍然受到欺骗。保险单无效的原因是，实际风险与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所了解并愿意承保的风险不同。”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规定：“所有影响一个谨慎的保险人确定保险费或决定是否承担某项风险的情况均为重要事实。”告知义务以说明义务的履行为前提，如果保险人未尽说明义务，当危险事故发生时，他不得以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为由拒赔。
关于如实告知义务人的范围，世界各国的立法规定也不尽一致。有的国家规定告知义务人为投保人。如德国{保险契约法》第16条、《意大利民法典》第1892及1893条、《俄罗斯民法典》第944条；日本则区分损失保险和生命保险而分别规定，损失保险由投保人负告知义务(《日本商法典》第644条)，生命保险中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负有告知义务(《日本商法典》第678条)；韩国则要求投保人和被投保人负有告知义务(《韩国商法典》第651条)；美国有的州保险法规定被保险人负告知义务，有的州规定投保人和被投保人均负有告知义务，但美国保险理论和实务普遍认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都应负告知义务”](Pz53)。依据我国(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负有告知义务的只有投保人，并不包括被保险人。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64条规定告知义务人为投保人。我们认为，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的关系人，最了解被投保的人身、财产的危险状况和各项重要事实，因此，其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告知义务对于保险合同的订立具有重要的意义。依据现行《保险法》的规定，投保人只能在其所知悉范围内承担如实告知的义务，如不确定被保险人负有补充告知义务，最终可能导致保险人作出错误估计，也增加了道德危险的可能性。因此，当保险人认为有必要对被保险人进行询问时，且这种询问是善意的，被保险人应当履行告知义务。如投保人对保险人事关保险的危险状况的询问无法告知或告知不确切时，作为保险受益人的被保险人负有如实补充告知的义务。如遇到投保人予以推托，且可能使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串通规避保险人符合保险业务需要的合理询问时，被保险人亦应负如实告知的义务。此外，根据权利与义务相对等原则，被保险人的利益受到保险合同的保障，由其承担相应的告知义务，也是符合保险诚信要求的。
在确定告知范围方面，存有两种观点：一是“无限告知主义”，即告知义务人不以保险人的询问事项为限，必须将有关危险的一切情况全部如实告知保险人；二是“询问告知主义”，即告知义务人只须对保险人的询问如实回答即可。在“询问告知主义”情形下，告知义务人仅对保险人所提出之书面询问之事项负有告知义务，保险人未以书面询问之事项，无论是否口头询问，告知义务人均不负告知义务，此为告知义务之免除；然而在“无限告知主义”情形下，告知义务人除对保险人以书面询问之事项应据实告知外，对于保险人未作书面询问且足以影响危险评估的事项，且属告知义务人知悉或应当知悉的，也负有告知义务。我国《保险法》和《海商法》对告知范围的具体规定，存在一定差异。《保险法》所采用的是“询问告知主义”，告知义务人只须对“有关情况”如实告知。对于保险人已知或应知的事项，如保险人未加询问，则可以推定其免除了告知义务人的义务；但海上保险中，告知义务人如实告知义务不以保险人的询问为前提，而采用“无限告知主义”，即无论保险人是否询问，除非保险人已知或者应知，告知义务人都应当将与保险危险有关的重要情况主动告知保险人。一般认为，保险人经营保险业务，大多具备丰富的经验，对于哪些事项应当由投保人告知，保险人应当最清楚。若其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有关事项，却并不向投保人询问，证明其认为该事项并不重要，可以视为保险人放弃了要求投保人告知有关事项的权利；否则，保险人既认为该事项很重要，又不向投保人询问，而等危险发生后以此主张保险合同无效，则对被保险人是不公平的，也与保险诚信相违背”。因此，应在修订《保险法》时，使之与《海商法》的规定相一致，采用无限告知主义。
告知的目的是帮助保险人决定是否订立保险合同或依何种条款订立保险合同，所以告知义务必须在保险人作此项决定前履行。关于告知义务的履行期限，我国保险立法与多数国家相同，规定为“订立保险合同时”(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1款)，投保人应当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所谓“订立保险合同时”，是指投保人从提出投保申请时起，到保险契约成立时止，在此时间段，义务人负有告知义务。需要指出的是，在保险人作出承保意思表示生效前，所有可供保险人估测危险的重大事项，皆须由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依诚信原则而告知，不应拘泥于投保人投保时所知悉的事实”。由此看来，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告知义务，一般在合同成立前履行即可。但是，在寿险合同效力中止后申请复效时，我们认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也应负告知义务。因为，寿险合同复效时的危险评估较投保时更为重要。在实务中不能排除被保险人因健康状况欠佳或发现患有某种疾病申请复效，然而，许多疾病并非可以通过一般体检查出，若不适用告知义务的规定，将有悖于保险诚信理念，危及保险制度安全。据此，寿险合同复效时，应要求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重新告知。
保险的法律法规篇2
关键词：理赔程序；时限；法律规制；《保险法》
Abstract：Legal regulation on the claim procedures and time limits of insurance claims in new Insurance Law reflects the values of claiming fairly and rapidly.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claiming in practice. But there are also some defects in the regulation，including being not able to perfectly fit the practice and not setting the effective legal sanctions. So the effect of law enforcement is weakened. 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the regulation about claim procedures and time limits of insurance claims，then compares them with the practices and analyses the difference. It also studies the legal sanctions for illegal acts and provides some suggestions on further improving the regulations and strengthening law enforcement.
Key Words：claim procedures，time limit，legal regulation，Insurance Law
中图分类号：F840.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3）03-0067-04
保险理赔难向来为社会公众和舆论所诟病。2009年修订后的《保险法》（下称新《保险法》）颁布后，各保险公司积极梳理理赔流程、改进理赔服务，理赔难问题得到有效改善。但新《保险法》关于理赔程序和时限的规定仍存在与保险理赔实践不够契合、相关法律责任设置不完善等问题。
一、保险理赔程序与时限法律规制的价值目标、结构及内容
（一）价值目标
损失补偿是保险的基本功能，这一基本功能通过保险理赔得以实现。因此，理赔是保险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核心，关系到被保险人投保目的和权益的实现。保险理赔法律规制的价值目标之一，在于追求公平理赔。所谓公平理赔，有两方面要求：一是被保险人对发生在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有权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获得全面、充分的赔偿；二是保险人应防止出现不合理的超赔和保险欺诈。保险理赔法律规制的价值目标之二，在于促进保险人尽速理赔。确保危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能及时得到赔偿。
（二）新《保险法》关于理赔程序与时限法律规制的内容
为实现公平理赔和尽速理赔的价值目标，新《保险法》针对理赔的程序和时限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主要体现在条文的第21条至第25条（见表1）。
二、法律规制与理赔实践的对比分析
（一）法律规制与理赔实践流程的对照
新《保险法》对理赔流程设定为：损失通知提供损失证明资料核定损失赔付或拒赔。在涉及保险人的每一个程序中，均作出了时限的要求。这样的法律规制完全契合对公平、及时理赔的价值追求。
在理赔实务中，各家保险公司的流程虽然有一些细微差别，但总体可分为六个步骤：受理案件现场查勘损失确定（被保险人提交单证材料）赔款理算核赔结案归档。其中，现场查勘和损失确定在实务中常合并为查勘定损（估损）。赔款理算和核赔是保险公司内部核算理赔款的两个环节，也可以合并核赔。如此，保险公司理赔工作流程可描述为：受理案件查勘定损（被保险人提交单证材料）核赔结案归档（见图1）。
（二）法律规制与实践流程差异分析
对比两个流程，首尾两个环节意义差异不大，中间环节由于涉及到理赔金额的确定，在理赔中最为关键，也最容易产生争议。法律对于时限的规制也集中体现在这些环节。
比较法条中的“提供损失证明资料核定损失”和实务中的“查勘定损（被保险人提交单证材料）核赔”，二者差异的关键在于对法条中的“核定损失”该如何理解，其对应实务中的是“查勘定损”还是“核赔”环节？不同的解释会对实际执行效果产生很大的影响。
若将“核定损失”视为“查勘定损”，则按照新《保险法》第23条和第24条的规定，被保险人提出赔偿请求且提供相关损失证明材料是查勘定损期限的起点。若如此，首先从被保险人角度来说，其规定是非常不利的。法律之所以规定被保险人有提交损失证明的义务，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由于保险标的处于被保险人的掌控之中，关于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及损失程度等，被保险人非常清楚，而保险人难以知情。法律规定由被保险人在能力范围内提供有关证明资料，意在提高理赔的效率。但损失证明提交毕竟只是辅助保险人确定赔偿金额的要素，如果将损失证明资料提交时间作为查勘定损期限的起算点，则有可能使损失证明资料提交义务变成保险人迟延理赔的借口。根据第22条第2款规定，保险人认为有关证明资料不完整的，被保险人有义务补充提供。但有关损失证明和资料是否完整的判断权力在于保险人。对于保险人所要求的补充资料，如果被保险人由于能力或者技术条件的原因不能及时提供、甚至根本无法提供，保险人可能会以此为托辞不启动查勘定损程序。其次，从保险人角度来说，如果不是从接到报案即主动启动查勘定损程序，而是等到被保险人提交相关证明资料后方才查勘定损，就难以取得事故现场的第一手资料，必然加大查勘定损的难度。因此，依这种解释完全不能符合立法价值取向。
因此，采取另一种解释更为合理，即认为第24条规定的是保险人核赔的时限。在此之前事故现场已经查勘完毕，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已经就损失进行过初步的磋商，甚至保险标的已经修复完毕。在目前的监管实践中，监管机关开展未决赔案清理检查一般也将“三十日”作为保险公司核赔的最长时限，自被保险人初次提供索赔证明资料起算，其中补充材料的时间予以扣除。可见，对于查勘定损这一保险理赔中确定损失金额的最核心环节，新《保险法》中竟未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综上，建议在未来的《保险法》修订中，将实务中的“查勘定损”环节纳入规范范围，规定保险人自收到事故发生通知之日起，应及时进行查勘定损，否则需要承担因未及时查勘导致损失无法确定的不利后果。在当前阶段，可以司法解释形式明确第23条中的“核定损失”为“核赔”，以防止由于存在不同理解导致该条文规定被当作不及时查勘定损的借口，致使其督促保险人尽速理赔的立法价值目标落空。此外，监管机关可以建议甚至要求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条款当中，约定查勘定损的时限，以督促保险公司尽速启动理赔程序，改善理赔服务。
三、违反保险理赔程序与时限的法律后果
（一）违反法定程序和时限的表现形式
违反保险理赔程序与时限的问题，通常表现为下列形式：
1. 拖延赔付。
（1）要求被保险人提供的索赔材料超出合理范围，增加理赔难度。如，要求提供的证明或资料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无关，或明显超出被保险人能力范围，或受客观条件限制难以取得等。
（2）对被保险人提供索赔资料不全的，不及时通知其补充，或不是一次性通知其补充。
（3）接到报案后，不及时查勘、定损。
（4）被保险人材料提交齐备后，不及时进行核赔。
（5）赔付金额确定后，拖延履行赔付义务。
（6）对赔偿或给付金额在索赔时尚不能最终确定的案件，对其中能够确定的未及时向被保险人先行支付。
2. 无理拒赔。
（1）在与被保险人达成赔付协议后，没有在法定时限内履行赔付义务，经被保险人催告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2）保险人认为不属于保险责任，但未向被保险人发出拒赔通知书，或虽发出拒赔通知书但未说明理由。
（3）不按照人民法院的生效民事判决履行赔付义务。
（4）仲裁裁决后，保险公司既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撤销申请，又不按期履行仲裁裁决，或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被法院驳回后，仍不履行仲裁裁决。
（二）法律责任设置
在新《保险法》中，违反理赔程序和期限的法律后果分为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两种。民事责任方面，第23条第2款规定，“保险人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行政责任方面，第116条第5款将“拒不依法履行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或给付保险金义务”列为保险业务活动中的禁止行为，第13款规定了兜底条款“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行为”，第162条规定了相关行政处罚内容。
（三）对法律责任设置、执行的思考
1. 民事责任。一般认为，第23条第2款中“损失”，只是针对保险人迟延履行的损害赔偿责任。显然，这样的规定并没有体现对拖赔行为的惩罚。其他国家和地区不乏通过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解决理赔难问题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如美国保险人在理赔程序和时限方面的下列违约行为可能会被法院判令其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1）在对保险标的物定损完毕后未能在合理期内作出赔付或者拒赔保险金的决定。
（2）在对全部信息进行合理分析之前就拒绝被保险人的赔偿请求。
（3）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故意拖延调查或者赔付。
（4）保险人恶意威胁或拒绝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向被保险人赔付保险金。
又如我国台湾地区，其法律规定保险公司如不及时履行赔付义务，须给付高额利息，即“保险人应于要保人或被保险人交齐证明文件后，于约定期限内给付赔偿金额。无约定期限者，应于接到通知后十五日内给付之。”
笔者以为，在当前我国保险理赔难问题还比较突出的情况下，对恶意的或情节比较严重的拖赔、无理拒赔等行为设置惩罚性赔偿，通过加大违规成本来督促保险公司公平、及时予以理赔很有必要。
2. 行政责任。《保险法》出台十几年来，对公司不依法理赔而予以处罚的案例很少。近年来在保监会外网公布的案例中，仅有浙江保监局和甘肃保监局对个别保险机构“拒不依法履行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保险金的义务”予以过行政处罚。
究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认为行政权力不宜介入民事关系，对此类行为予以行政处罚是行政权力入侵司法权，有所谓“入侵司法权论”。笔者认为，根据《保险法》对监管机关职责的规定，若保险公司违反了理赔的法定程序和时限，存在拖赔、无理拒赔等违法行为，监管机关按照法律规定予以惩处属依法履行职责，不存在入侵司法权的问题。其二是由于对违法行为的认定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尺度，监管机关往往比较谨慎，一般仅将不按期履行生效的司法判决书、仲裁裁决书以及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达成的协议的行为认定为“拒不依法履行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而对其他一些拖赔、无理拒赔等违反法定程序和时限的行为则不予介入。
近年来，监管机关的思路有了很大的转变。保监会《关于开展财产保险积压未决赔案清理专项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指出，要“严肃查处拖赔、无理拒赔等侵害保险消费者权益的违法问题。一旦查实，要按照《保险法》相关规定严肃处理”。可见，目前监管机关的思路已经比较统一，但还有认定标准和处理尺度问题有待解决。笔者认为，监管机关应出台违反理赔法定程序和时限的处罚指导意见，防止因执法标准、尺度不一出现畸轻畸重的问题，其中可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明确第116条第5款“拒不依法履行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的表现形式。
（2）将其他一些不属于第116条第5款的违反法定程序和时限的行为，如违反及时一次性告知义务、及时核定义务等，按照违反第116条第13款认定。
（3）对一些法定时限的起点，明确保险公司必须留有可供调取查阅的记录，如被保险人提交完备损失证明材料的时点，与被保险人达成赔偿或给付协议的时点等。
（4）考虑违规的主观故意、超时限长短等性质情节，确定采取监管措施或实施行政处罚，以及处罚的种类、幅度等。
参考文献：
[1]樊启荣.保险理赔程序及其时限立法规制论[J].法学，2009，（1）.
[2]赵仲波等主编.汽车保险理赔[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3]吴定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释义[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
[4]魏迎宁，吴小平主编.《中国保险赛思报告》[J]，2011，（2）.
保险的法律法规篇3
一、保险服务贸易的范围及具体表现形式
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金融服务附录（Annex on Financial Services）的界定，保险服务贸易涵盖如下以下一些保险及与保险有关的商业性活动：[1]
1、直接保险（包括共同保险），又可细分为人寿保险（life insurance）和非人寿保险（non-life insurance）这两类保险业务。
2、再保险（reinsurance）和转分保（retrocession）
3、保险中介（insurance intermediation），如保险经纪（brokerage）和保险（agency）。
4、辅助性保险服务（services auxiliary to insurance），如咨询、精算、风险评估及理赔服务等。
GATS金融服务附录的上述界定涵盖了现实经济领域几乎所有的盈利性保险业务，至于非盈利性及带有国家强制性的保险业务，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业务，则不在GATS的规范范围内。因为GATS第一条第1款（b）项明确规定，政府当局为实施其职能所需的服务，不在GATS调整的范围内，同条同款（c）项进一步补充说明了所谓“政府当局为实施其职能所需的服务”，系指既不是商业性质的，又不与任何一种或多种服务相竞争的各项服务。毫无疑问，社会保险业务乃各国政府当局为实施社会保障职能而提供的公共性服务，其与商业保险并无直接的竞争关系，因而属于“政府当局为实施其职能所需的服务”，不在GATS的调整范围内。更何况社会保险具有较强的属地性和属人性，根本不存在进行国际服务贸易的现实可能性，故GATS金融服务附录将其摒弃在保险服务贸易的内容之外。
根据保险服务的提供者或接受者是否需要在国家间进行位移，可将保险服务划分为四种类型：
1、从一成员方境内向另一成员方境内提供保险服务，此类服务贸易的提供者或接受者均不发生位移，故亦称为“跨境提供”（cross-border supply）。在这种服务方式中，保险服务的提供者和接受者有一定的地域差距，服务的提供方式有些类似于货物贸易或与货物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如甲国的保险公司为售往乙国并在乙国使用的汽车提供车辆保险。随着营销水平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在不需要与货物贸易相伴生的情况下，保险公司也能跨境提供一定的保险服务，如甲国的保险公司可通过甲国当地的经纪人或人在乙国提供保险服务，在网络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些大型的保险公司如英国的劳埃德公司（Lloyds）可在海外没有分支机构或子公司的情况下通过网络系统进行保险产品的服务贸易。[2]
2、在一成员方境内向另一成员方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此类服务贸易提供者不移动，接受者发生位移，故又称为“境外消费”（consumption abroad）。保险业较常出现的境外消费是当地保险公司为来自国外的游客或商人提供诸如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服务。
3、一成员方的保险服务提供者通过在另一成员方的商业存在（commercial presence）提供保险服务。这是一种特殊的保险服务贸易方式，表面上看，这种服务贸易方式并不涉及人员的流动，但实际上由于各国保险服务水平的差异，具有贸易比较优势的保险发达国家在保险落后国家开拓市场，创设商业存在的同时，仅仅依靠雇佣当地人才是难以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的，还必须向商业存在注入大量的资本和人力资源，才能满足业务拓展和稳健经营的需要。商业存在与其它保险服务贸易方式不同的特征在于一成员方的保险服务提供者必须在另一成员方境内设立常设机构并通过该机构提供保险服务，因此以商业存在方式进行的保险服务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国际直接投资的市场准入问题。
4、一成员方的保险服务提供者通过自然人在另一成员方境内提供保险服务，此类服务贸易方式中供应者个人发生流动，而服务接受者不移动，故人们将这种服务提供方式称为“自然人流动”（movement of personnel）。保险业中典型的自然人流动如甲国的保险人或保险经纪人到乙国实地提供保险或保险经纪服务。 二、保险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
服务贸易领域的市场准入，是指一国通过实施各种法律和规章制度，对外国服务提供者及其服务进入本国市场这一行为的管理与控制。GATS将市场准入条款放在第三部分“具体承诺”中加以规定，表明服务贸易领域的市场准入对各缔约方而言不是普遍的绝对的义务，而是一项具体承诺的义务，即这些义务只有在谈判达成协议后列入成员国的市场准入承诺表，才对该成员国具有法律拘束力。保险服务贸易自然也不例外。成员方一旦对保险市场准入义务做出承诺并附于该国市场准入减让表中，就必须保证其给予外国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低于其在承诺表中所确定的待遇标准。
根据GATS第16条第2款的规定，一成员方一经承诺保险市场准入义务，便不得在保险部门中采取和维持下列六项限制措施：（1）以数量配额、垄断、排他性服务提供者或经济需求测定要求的形式，限制保险服务提供者的数量，如以许可证形式直接限制外资保险公司的开业数量；（2）以数量配额或经济需求测定要求的形式，限制保险服务交易或资产总值，如直接限定外资保险公司的业务量或资产总金额；（3）以数量配额或经济需求测定要求的形式，限制保险服务经营总量或按规定的数量单位表示的保险服务产出总值，如对外资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总额或保险市场份额做出限定；（4）以数量配额或经济需求测定要求的形式，限制特定保险服务部门或服务提供者雇佣提供保险服务所需自然人的总量，如限定外资保险公司从业人数或保险人的数额；（5）限制或要求保险服务提供者通过特定类型的法律实体或合营企业提供服务，如只允许合资保险公司进行保险展业；（6）采取外国人最高持股比例、单独或累计外资总值的规定，限制外资参与，典型的如不允许外资在保险公司的持股比例超过50％。应注意的是，以上这些否定性义务并非绝对性义务，只要一国在其承诺计划表中予以说明，它仍可以保留其中一项或几项限制措施。
根据WTO《有关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书协议》（以下简称《金融服务谅解》）的规定，各成员方在承诺维护国内既有保险服务管理现状的前提下，还应承担如下市场准入义务：
1、垄断经营权的透明度要求及渐进修正义务。每个成员方应在其承诺的保险服务时间表中列出现存的垄断性经营权利，并努力消除或缩小其范围。市场垄断实质是一种限制竞争行为，理应加以禁绝，但由于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保险市场发育不全，市场主体单一，国有保险企业的市场垄断受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所限，显然不能采取“令行禁止”的简单做法，故《金融服务谅解》对此给予充分谅解，只是要求成员方执行透明度要求，并努力消除或缩小市场垄断的范围，从而给了相关国家足够的缓冲期和回旋余地。
2、保险开业权的保障。《金融服务谅解》规定任一成员方应允许其它成员方保险服务供应者在其境内设立保险机构或进行商业性拓展，包括并购现有的保险企业。成员方可对保险开业和扩展设定一定的附加要求、条件或程序，但这些要求、条件或程序不得构成对保险开业的实质性阻碍或违反GATS项下的其它义务。
3、新保险服务的许可。新保险服务是指在一成员方境内任何保险服务供应者所不提供的保险服务，即所谓的“保险创新”，包括对现有保险服务的实质性升级或更新，如开办新险种。《金融服务谅解》明确规定，对于其它成员方的金融服务提供者，一成员方应允许其在本国境内提供保险创新服务。
4、保险信息传递与处理。成员方不得采取措施阻碍保险信息（包括以电子手段传递的数据资料）传递或处理，或是阻碍保险设备的转让。其前提是这种信息传递、处理或设备转让是保险服务提供者的正常商业行为所必需。这是与保险开业权密切相关的一项禁止性义务，保险企业的正常开业除了需要一定的资本、人员、场地外，一些重要的信息资料（如寿险的精算资料）和关键的机器设备（如信息处理设备）对保险公司的正常展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金融服务谅解》的这一规定有助于预防成员方以禁止或限制保险信息传递与处理的方式来变相阻碍外资保险公司的开业或正常营业，从而使“开业权”落空的规避行为。但这一规定并不限制成员方保护个人资料、个人隐私、个人记录和金融秘密（Financial Privacy）的权利。
5、保险服务人员的临时准入。依《金融服务谅解》第9条的规定，任一成员方应允许正在境内或已在境内设立商业机构的其它成员方保险服务提供者的下列人员暂时入境：（1）对保险服务供应者的保险服务提供、控制与运行所必不可少的具有信息独占权的高级管理人员，如掌握保险客户名单的营销主管人员等；（2）保险服务经营的专家，如高级企划人员；（3）计算机服务、电讯服务及保险财务方面的专家；（4）保险精算专家及法律专家。但上述（3）、（4）项人员的临时准入，须考虑成员国境内合格人员的供应量而定，亦即若可在当地觅得充足的（3）、（4）项所列的专家，便无需从境外引入上述人才，实际上意味着成员国可以本国已有充足的相应人才为由，拒绝（3）、（4）项人员的准入要求。保险服务人员的临时准入和保险信息传递处理两项义务分别从人员、信息（及设备）方面保障了保险企业“开业权”的实现。
6、保险服务供应的非歧视措施。依《金融服务谅解》第10条之规定，在非歧视的前提下，成员方可以维持下列措施：（1）决定是否提供各类被许可的保险服务，即保险服务的业务限制；（2）限制保险服务供应者的业务范围扩及该成员全部境内，即保险服务的地域限制；（3）其它一些符合GATS条款，但对其它成员方的保险服务经营者经营、竞争或进入成员方市场的能力有消极影响的其它措施。《金融服务谅解》第11条还规定，上述（1）、（2）项的业务限制和地域限制措施应尽量不影响其它成员方保险服务提供者在该国境内既得的市场机会和利益。
三、保险服务贸易的国民待遇
与市场准入问题一样，服务贸易领域的国民待遇不是一般性义务，而是一项具体承诺的特定义务，各成员方仅在自己承诺开放的服务部门中给予外国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国民待遇。根据GATS第17条第1款的规定，每一成员方在其承担义务计划表所列的部门中，依照表内所述的各种条件或资格给予其它成员方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应低于其给予本国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待遇标准。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服务贸易领域的国民待遇与市场准入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市场准入是国民待遇的前提，如果一国不承诺给外国服务或服务提供者予市场准入的机会，国民待遇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国民待遇并不是市场准入的必然结果，国民待遇的实施至少受到两项合法限制：一是成员方仅在其具体承诺并列于开放计划表的部门给予外国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国民待遇，二是成员方可在计划表中对国民待遇设定明确的限制和条件。
根据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金融服务谅解》的规定，保险服务领域的国民待遇除了贯彻GATS的基本原则外，还有如下的特殊规定：
1、公共机构保险服务采购的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
虽然有GATS第13条“政府采购例外”的规定，《金融服务谅解》仍要求每一成员方应确保在其境内建立机构的外国保险服务供应商在提供或出售本国公共机构的保险服务方面，应享受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
2、跨境保险服务的国民待遇。
这一国民待遇要求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任一成员方应允许非居民的保险服务提供者通过中介或本身作为中介，根据国民待遇原则提供如下保险服务：（1）海运和商业性航空航天运输及运费保险；（2）运输（含国际运输）的货物、运输货物的工具和由此产生责任的保险；（3）再保险、转分保；（4）咨询、统计、风险评估、索赔等辅助性保险服务。另一方面，任一成员方应允许其居民在其它成员方境内购买上述保险服务。
以上保险业务范围与GATS金融服务附录所列的保险业务范围两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二者最显著的差异在于各种人寿保险被明确排除在跨境提供的国民待遇范围之外。笔者认为，这并非对人寿保险的业务歧视，而是由于人寿保险的业务特征所致，就目前的技术发展水平而言，寿险服务提供者邻近寿险服务接受者仍是寿险服务发展的必要条件，因为只有如此，寿险服务提供者才能为客户准确地解释寿险条款，全面了解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概况，评估风险发生概率和准备金比率，从而既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寿险服务，又可有效避免道德风险的发生。因此，在目前的保险业实践中，寿险的服务提供者多与寿险的服务接受者在同一国境内，这是基于寿险行业的上述特点，国际保险业中寿险跨境提供的服务贸易水平极低，未成规模，故《金融服务谅解》将其略去，未作列举。
3、支付与清算的国民待遇。
根据GATS所确定的国民待遇原则，任一成员方应当允许在其境内已设立商业机构的其它成员方保险服务供应商使用由公共机构运营的支付与清算系统，以及获取正常业务活动过程中所提供的官方基金援助和再融资便利。但外国保险服务商不享受官方最终资金贷款或清理的权利，因为依据国际惯例，跨国金融机构的最终贷款人和债权债务清理人通常是其母公司或母国金融主管部门，故外国保险服务商不得以国民待遇为理由，要求东道国金融主管部门对进行最终贷款援助或债权债务清理。
4、加入相关组织或机构的国民待遇
外国保险服务提供者在加入或参与保险自律组织、清算机构或别的组织、机构时，其享受的待遇应与本国保险公司相同。当成员方直接或间接地给予相关组织成员予提供保险服务的特权或优惠时，外国保险服务提供者也应一体均沾，福利共享。
《金融服务谅解》之所以做出上述特殊规定，主要是考虑到有些成员国金融当局给予金融企业的特权或优惠，是以金融企业加入相关组织（如保险业的保险同业公会）作为前提的，并且这种特权或优惠往往是通过同业组织间接给予的，在这种情形下，成员国政府实际上可通过限制外国金融服务商的入会资格，来限制或剥夺外国金融服务商根据国民待遇原则本可享受的特权或优惠。故《金融服务谅解》对外国金融服务商加入相关组织或机构的国民待遇作了特别强调，以避免成员方上述规避行为的发生。
四、WTO成员方保险服务最新承诺概况及其评价
1997年12月，总共56个成员方（代表70个国家和地区）达成了金融服务协议，并作为GATS的第五议定书附于GATS之后。至该第五议定书生效时，做出承诺的WTO成员方已达到102个。有不少成员方对1995年保险服务承诺作了修改，以下便是主要成员方关于保险服务承诺的改进情况：[3]
国家和地区 承诺内容概要
玻利维亚 第一次在保险服务中作出承诺：对所有的保险服务部门的外资“商业存在”所有权无限制
巴西 在1995年的承诺基础上作出进一步承诺：1、取消不允许外资保险公司在巴西设立新的分支机构及在巴西保险机构中增加资产比例的限制性规定。2、扩大承诺：（1）船体、船机械和民用船舶责任保险；（2）工作
事故保险。3、未来的立法将允许私营机构提供保险服务，两年内，在相关的法律修改后，将允许设立再保险机构。4、取消外国资本在国内保险经济公司总资本占有比例不超过50％及投票资本不超过1/3的要求。
保加利亚 在其加入WTO时作的改进承诺：1、 在金融服务承诺谅解协议的基础上进行承诺。2、 扩大保险中介和辅助性保险服务。3、 自1998年3月31日后，除保加利亚保险公司参与外，允许外资保险公司和外资再保险公司设立分支机构。
塞浦路斯 在乌拉圭回合承诺基础上改进承诺：首次承诺扩大再保险服务的开放
捷克 改进1995年的承诺：取消强制性的航空运输保险垄断，并表示将取消强制性的车辆第三方责任保险的垄断权。
埃及 改进其1995年的承诺：1、 到2000年1月1日和2003年1月1日，分别允许外资人寿保险公司和非人寿保险公司的股权超过51%.2、 到2000年，放宽人寿、健康、人身意外保险的试点要求，非人寿保险则延至2002年。
加纳 改进其在乌拉圭回合的承诺：取消政府至少控制20%保险公司资本金的规定，且允许外资合资者控制本国保险公司。
中国香港 在再保险服务中增加新的承诺：约束再保险公司和辅助性保险服务的跨境提供。
匈牙利 除少数几项限制外，对保险服务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没有限制：1、 在金融服务谅解的基础上作出承诺。2、 取消或实质性放松保险服务市场准入的限制。3、 通过取消自由许可证要求来限制最惠国待遇豁免的应用。
冰岛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基础上作出的改进承诺：1、 对于设立于欧洲经济区内的其他国家金融机构的“跨境提供”和“商业存在”类金融服务实行自由化。2、 取消在冰岛设立保险机构须储存资产担保的要求。
印度 改进1995年承诺：1、 撤回在保险服务中基于互惠的最惠国待遇豁免。2、 灵活引入海外再保险机构。
印尼 改进1995年承诺：1、 对现有的外资保险机构遵从“祖父条款”。2、 取消对保险机构“人员移动”的试点性限制要求。3、 对外资在保险机构的股权比例不加限制。4、 到1998年，分阶段对保险公司的资本要求实现全面的国民待遇。
以色列 改进其在乌拉圭回合的承诺：对于保险中介和辅助性保险服务的“商业存在”作出全面的承诺。
牙买加 第一次在保险服务中作出承诺：允许外资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的持股比例上升至100%.
日本 最近的承诺反映了最近的保险体制改革概况：1996年6月，已经取消了保险服务中的一些限制，如：保险过境交易中的空运保险、海运保险的限制；保险经纪人和保险零售中的日元支付要求及保险赔付中的日元支付要求。
韩国 反映了其最近的改革和自1995年以来的自由化措施，在全面最惠国待遇的基础上对1995年的承诺作了重大修改：1、 放松外资在上市保险公司股票投资的上限和获得债券的限制。2、 维持1997年8月31日对保险服务市场的准入限制。3、 取消设立人寿保险、非人寿保险、保险经纪人和机构的试点要求。4、 取消外资资产参与限制，允许人寿保险公司拥有多个外资股东。5、 取消来自境外的非人寿保险公司保险价格的配额限制。6、 取消在韩国设立再保险公司的事先批准要求。7、 允许设立独立的保险经纪机构。
中国澳门 在乌拉圭回合后基于自由化原则作了承诺：完全承诺再保险服务中的“跨境提供”和“境外消费”。
马来西亚 改进其1995年的承诺：1、 约束在现有的外资保险公司中，外资股权比例最高为51%.2、 到2005年6月30日，允许设立6个新的再保险公司。3、 允许外商在马来西亚国家再保险公司和马来西亚人寿再保险公司中拥有30%的股权。
墨西哥 改进其1995年的承诺：提高外资在国内保险公司的参与水平，从30%提高到40%.
新西兰 改进其在乌拉圭回合中作的承诺：1、 在金融服务承诺谅解协议的基础上进行承诺。2、 扩大在人寿保险、保险中介及辅助性保险服务中的承诺。
尼日利亚 改进其在乌拉圭回合中作的承诺：1、 在金融服务承诺谅解协议的基础上进行承诺。2、 第一次在保险服务中作出承诺。3、除了再保险公司外，保证给予外资保险公司“商业存在”的开业权自由。
挪威 在保险服务领域作出重要承诺：1、 放松非居民保险公司的业务限制。2、 放松挪威保险公司的代表委员会的居民要求。
巴基斯坦 改进其1995年的承诺：1、 承诺扩大其非人寿保险的提供。2、 对现有外资保险公司的经营范围和资产结构适用“祖父条款”。
菲律宾 改进其1995年的承诺：1、增加外资在现有或新增保险公司的参与比例，由40%增加到51%2、外资在现有保险公司中的比例超过51%的，允许维持现状。
波兰 改进其1995年的承诺：1、 取消对再保险及转分保必须保留20%保费在波兰的规定。2、 约束国际货物贸易中保险服务的“跨境提供”和“境外消费”。3、 从1999年1月1日起，允许外商获得任何保险公司的股份超过15%.4、 允许保险基金在境外投资，但份额不得超过5%.5、 取消外资保险公司经营最低担保基金不得低于50%的要求。
罗马尼亚 改进其在乌拉圭回合中作的承诺：承诺当国内再保险市场不能提供再保险服务时，允许再保险的“跨境提供”和“境外消费”。
新加坡 改进其1995年的承诺：1、 允许外资在本地保险公司的股权比例上升至49%.2、 允许再保险经纪人进入本国市场。
斯洛伐克 反映了其国内法规最近的调整情况：取消健康保险公司的经营垄断权。
斯里兰卡 第一次在保险服务中作出承诺：在包括人寿和非人寿的保险业务中，承诺允许设立“商业存在”。
保险的法律法规篇4
我国艺术品在市场价值、真假判断、保险公司运作费用等多方面存在的瓶颈，故艺术品领域的保险制度发展远远滞后于现实需要。通过信息工具的视角结合保险市场规制的经济法分析，在研究艺术品保险风险信息的高度依赖性以及信息结构的不对称性后，总结出相应的法律规制制度激励真实信息披露，以实现艺术品保险最优，从而保证艺术品市场的规范运行。
【关键词】
艺术品保险；信息不对称；法律规制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内艺术品市场的火爆，天价艺术品不断被拍出，艺术品“跑步”进入了亿元时代，艺术品的安全性便倍受关注。不管艺术品是由个人收藏还是机构收藏，安全性总是第一位的。如果拿出来展览或者到拍卖市场进行交易的话，更需要有一定的安全措施，这其中就包括艺术品保险。于是保险公司就成了防止伪品进入市场的第二道门槛。尽管尚在起步阶段，但对艺术品保险市场前景的看好，几乎是行业的共识。
2011年1月，在文化部与保监会公布的11个文化产业保险试点险种里，“艺术品综合保险”名列其中。而在首批试点的3家保险公司中，人保财险近期先于太平洋产险、中国信保开出了文化产业保险艺术品专属保险第一单。随着文化产业保险破冰，艺术品保险等有望成为保险市场的崭新增长点。
1 艺术品保险的现状
2011年10月，故宫展品被盗、文物受损事件引起了人们对艺术品安全问题的关注，也将不为人所知的艺术品保险带入公众视线。2010年我国艺术品拍卖市场成长迅速首次超越美国名列世界第一。但与此同时，艺术品却有九成以上未买保险，博物馆、美术馆的多数藏品也都处于“无保”状态。这充分暴露了海内艺术品保险缺位现象严重。
藏家无意识买保险、机构无钱买保险、保险公司无丰富产品，这就是当前国内艺术品保险市场的“三无”现象。面对这种现实的需要，2010年3月，、保监会、文化部等九部门联合《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要求各保险机构应在现有保险产品的基础上，探索适合文化企业特点和需要的新型险种和各种保险业。2011年1月，保监会与文化部联合了《关于保险业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确定了3家试点公司以及第一批11个试点险种，试点险种包括了艺术品综合保险。至此，正式拉开了我国艺术品保险行业的序幕。
对比国内艺术品保险行业的稚嫩，欧美艺术品保险已经较为成熟，其成熟的艺术品市场已被称为“准金融市场”。投保人意识也普遍比较强。艺术品保险在国外非常完整的产业链，从艺术品估值到拍卖、运输、保养、和维修，每个环节都由专业的商业公司完成，保险公司需要做的工作很简单，一旦出现问题修缮由专业公司完成，并有具体金额可向保险公司理赔。欧美方面是有许许多多的方面值得国内去借鉴和学习的。
2 艺术品保险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艺术品保险市场是信息不对称市场，艺术品特殊的价值构成更是决定了信息问题的个性，那就是在信息披露、信息传递和信息安全等，均较一般保险要求更高。信息经济学的出现为艺术品保险领域信息问题的求解提供了新的视野，于艺术品保险而言，所披露信息的使用者包括多方主体。艺术品的保额一般包括艺术品市场价值、风险系数、保险公司运作费用三个方面。在艺术品保险中，除了要考虑实物风险以外，还要考虑投保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在对艺术品的核保过程中，如发现投保人的背景、资质、管理水平、风险关控等各方面尚缺乏成熟的做法及经验，会更加谨慎。
基于艺术品市场环境复杂多变的特性，由信息不对称引致的市场失灵虽然难以完全避免，但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减轻其对艺术品市场的冲击。决策所依赖的信息在量上不充分， 在分布上不对称， 在质上不准确。这种不对称，主要在于国内艺术品评价体系的不可量化性、艺术品鉴定人才的缺乏、供需双方不成熟，以及由此带来的真伪难分、价值难估等。这些问题涉及面较广，不仅涉及到法律层面的制度设计和技术操作问题，更有深层的文化观念问题以及整个社会大背景给实施行为提供可能性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2.1 艺术品市场价值估值的难题
艺术品保险投保之前的鉴定评估是最大的难题，也是投保人与保险公司出现争议较多的环节。目前国内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很少。比如文化部的鉴定中心、省级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但这些机构都是事业单位，他们存在法律主体模糊的问题，一旦鉴定评估出现差错引发纠纷，他们没有能力承担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由于国内保险公司没有这方面的专门人才，准确的评估往往很难。目前艺术品市场造假的情况比较严重，有些赝品甚至可以瞒过专业人士的眼睛。如果有人拿价值几百元的赝品到保险公司投保，说是价值很高，但投保后故意损坏或者丢失，保险公司的损失就会很大。
2.2 艺术品真假问题
就某种意义来说，我国艺术品鉴定很大程度上仍停留于经验判断的“眼学”层面。即使保险公司聘请专家进行评估，也往往由于鉴赏专家之间因鉴赏角度和艺术理念的不同，而很难作出统一的评估。[ 倪进.当代中国艺术品金融化发展的若干问题[J].艺术百家2010（5） ：21]因此，鉴定专家是否真地“目光如炬”，其实难说。艺术品市场引入保险是抵御赝品的有力武器。专业保险公司的介入，从侧面加强了职业与专业的真伪判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赝品进入市场。换句话说，拿到艺术品保单的艺术品，从市场角度来看，其效能等同于取得了一份附加鉴定证书。艺术品保险对艺术品的保值和增值具有不可小视的意义。艺术品保险有利于交易、收藏和展出。
2.3 艺术品保险公司运作费用问题
艺术品的费率幅度往往很大，根据所在地、估价、艺术品本身的质料等等从百分之几、千分之几到万分之几都有可能。由于艺术品保险的费率偏高，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很多艺术品收藏者和机构被迫主动放弃了投保的打算。由于我国的保险法中还没有关于精神产品保险的明确规定，造成了国内外保险法的不对接，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内艺术品保险市场的发展，同时，税收政策、公证手段等也不完善，这就需要相关部门逐步制定和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为艺术品保险市场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3 对艺术品保险信息不对称的法律规制
由于艺术品保险的风险信息存在不对称性，总结出相应的法律制度激励真实的信息披露是很必要的，下面从法律规范、司法规制、行业规范三方面来探讨艺术品保险信息不对称的规制问题，以期能实现艺术品保险契约最优，从而保证艺术品市场的规范运行。
3.1 法律规范的基本规制
3.1.1 法律原则规制——诚信原则
在很多情况下，信息不对称更多的是一个诚信问题，比如拒绝提供自己真实的信息，或有意无意地提供并制造虚假的信息。艺术品发生事故具有偶然性，保险人的赔偿或给付将由偶然性支配。因此，艺术品保险人只能根据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艺术品的状况的说明来决定是否承保。由此基本原则派生出了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1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
3.1.2 法律规则规制——如实告知义务
1）说明义务
在艺术品保险合同中，说明义务很有必要，其立法目的是为了督促保险人明示说明艺术品合同内容，弥补投保人作为“外行人”所欠缺的专业知识，改变信息劣势的地位，使其在充分了解合同的前提下缔约、履约，实现意思自治。
2）告知义务
告知义务是指投保人在订立艺术品保险合同时，对保险人有关艺术品的询问应据实回答，特别是有关艺术品的风险状况的重要事实。告知义务以说明义务的履行为前提，如果保险人未尽说明义务，当艺术品事故发生时，他不得以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为由拒赔。保险人经营艺术品保险业务，一般具备丰富的经验，对于艺术品哪些事项应当由投保人告知，保险人应当最清楚。若其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有关事项，却并不向投保人询问，证明其认为该事项并不重要，可以视为保险人放弃了要求投保人告知有关艺术品事项的权利。若告知义务人主张采用口头方式履行告知义务的，
3）通知义务
通知义务分为两类：一类是指在艺术品保险合同订立后，投保人、被保险人应及时通知保险人有关艺术品标的风险状况变化的事实。如果投保人的行为与艺术品安全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的，保险人可解除合同，不赔偿保险金但要返还保费；无因果关系的，保险人原则上不得解除合同。
3.2 司法规制
在司法领域中，对艺术品保险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启示主要来源于其中的有利解释原则。对有疑义的保险合同条款作有利于投保人的解释，由保险人承担条款拟定的责任，防止其利用含混不清的合同语言获利。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有利解释原则是有利于弱者一方的实质性政策的工具”。有利解释原则的适用可以督促艺术品保险人真实而准确地向投保人传递有关艺术品保险合同的重要信息，否则，艺术品保险人就要承担语义不清、表意不明的不利后果。
3.3 行业规范
3.3.1 发展配合艺术市场经营风险所需要的保险契约
艺术品保险是一种将不确定性的风险损失转化为一种确定性的保费支付，从而实现风险的转移并达到损失的分担的一种机制。没有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把握就不会有确定性的赔付和风险分担。充分认识并有效防范艺术品潜在的风险问题，加快完善发行、交易机制，细化监管措施，将风险控制在可测、可控、可承受的范围之内，正确引导艺术品市场良性发展，促进我国艺术品文化产业繁荣兴旺。
3.3.2 探索艺术品保险风险分散机制
为扩大承保能力与承保范围，有效地化解艺术品风险对保险企业的冲击，建立多层次、内外结合的艺术品保险风险分散体系是保险公司的必然选择。具体来说，艺术品保险的风险分散可以通过扩大承保范围与利用再保险进行分保来解决。
1）扩大承保范围
扩大承保范围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要求保险公司增加承保险种，为市场提供全面的艺术品保险保障；另一方面是要求其扩大宣传，提高艺术品投保率，使大数法则发挥作用。[ 耿蕴洁，赵鹏.我国艺术品保险简论[J].上海保险.2010（9）：24]在艺术品综合保险产品少，可选择不多的情况下，保险专家建议藏家或者艺术机构可以为艺术品组合购买保险，如货运保险、财产险、第三者责任险等。
2）利用再保险进行分保
国内保险公司可以跟国外保险公司合作。由于艺术品的保额普遍比较高，国内的保险公司承保后必须向国际再保险市场进行分保。一般来说，较小的保险公司揽了业务后会交大公司分保或再保。大客户如果只愿意与一家小保险公司打交道，那么只需开一张支票过去。同时，这几年国内保险公司通过借鉴国外的经验，可以考虑推出艺术品综合保险，比如平安财险就曾经推出过“艺术品综合保险”，主要承保一些现代的字画、雕刻和瓷器，但对古书画等非常珍贵的艺术品，则要“特别约定”。
3.3.3 建立公正专业的艺术品鉴定及鉴价的专业人员或机构
培养专业化人才队伍是趋势所向。目前，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是中国艺术品鉴定的最高机构，专家承担鉴定责任，但不为商业服务。专家的结论只表明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不包括商业价值。中国内地艺术品市场围绕保险的配套也不健全，比如服务商业的评估评鉴、鉴定鉴价、艺术品修复等几个环节都存在空缺。发展专业的艺术品评估机构也是十分必要的。另外，如果保险损失不是全损，有些时候可以修复，修复完以后有没有折价的问题，其在市场价值变动的情况也需要研究。正因为这是理赔其中的因素，所以在每个地方发展这种保险的时候，一定要对修复专家、鉴价师、鉴定师有一定了解，并逐渐形成一个专业、完善的机构体制。
3.3.4 引进专业化防灾防阻服务
当保险公司在接待一个客户以后，应把防灾防阻当做一项必修功课，考察他的仓库，提供相关专业意见。就能避免诸如把名画挂在阳光直射的地方，甚至有把毕卡索的画放在厨房旁边等等带来的不利后果。引进专业化防灾防阻服务理念虽保险没有办法完全避免损失，但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辅助工具，帮助整个艺术品市场发展，发挥其正面的效果。
综上，基于对艺术品买卖双方整体效益以及拍卖的社会效率的追求，是允许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对称存在的，但对于可能危及艺术品行业市场秩序的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则应给予明确的否定评价，并且依照其程度给予不同程度的惩罚。这正如法律对于市场上普遍存在的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的态度一样。在信息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的指导下，中国各大保险公司的制度会不断传承和发展，通过培养专业的艺术品保险人才、建立专业的艺术品鉴定和鉴价制度，艺术品保险风险管理必将不断推进，中国艺术品保险市场的前景必然会越来越值得期待。
【参考文献】
[1]邵嘉晖，陈永祥，窦莉梅，王璐，查丽娟.西方艺术品保险市场及其风险控制研究[J].上海商学院学报，2012，05：44-51.
[2]云鹏. 外资挺进艺术品保险[J]. 大众理财顾问，2012，12：56-57.
[3]曹丽秋.艺术品保险“火候”到了吗？[J].艺术市场，2013，04：111-117.
[4]刘龙.艺术品保险全解读[J].东方艺术，2013，05：42-49.
[5]孙冰.专访安盛艺术品保险公司CEO尤里奇·甘道夫 让中国的艺术品不再“裸奔”[J].中国经济周刊，2013，16：84-85.
[6]李慧敏.空白还是留白？故宫失窃拷问艺术品保险市场[J].小康，2011，06：92-94.
[7]岳岩.孙贵珍：安盛到底想怎么做[J]. 收藏，2012，08：26-28.
[8]孙贵珍，张少华.在中国，艺术品保险也会如履薄冰[J].收藏，2012，08：29-31.
[9]王征.中外艺术品保险对比[J].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学报，2012，01：11-13.
[10]顾颖，王欣.近十年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研究综述[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2，02：135-141.
[11]李洁.艺术品保险在中国艺术品金融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J]. 上海保险，2012，06：43+56.
[12]周雪松.跨国艺术品保险公司登录中国艺术市场[J].东方艺术，2012，07：29.
[13]马健.艺术品保险：一种重要的艺术金融服务[J].现代营销（学苑版），2012，07：66-67.
[14]马健.中国艺术品保险市场的前景[J].艺术与投资，2007，01：70-71.
[15]赵阳.抵御赝品的守门神（艺术品保险）何时登陆中国？——访艺术品投资专家马天[J].收藏界，2008，03：50-54.
[16]李兆强.与国际组织强强联手的艺术品保险[J].艺术与投资，2008，04：34-35.
[17]罗晓东. 艺术品保护的前世与今生（中）[J]. 艺术市场，2010，09：62-64.
[18]赵鹏，耿蕴洁.我国艺术品保险现状及发展建议[J].中国保险，2010，08：37-39.
[19]倪进.当代中国艺术品市场金融化发展的若干问题[J].艺术百家，2010，05：17-22.
[20]耿蕴洁，赵鹏.我国艺术品保险简论[J].上海保险，2010，09：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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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的法律法规篇5
【关 键 词】委付行为/法律性质/单方法律行为/要约……
在理论上，保险委付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涵义。广义的保险委付是指海上保险法中一种特有的法律制度，是由规定委付事由、委付行为和委付效力等事项的法律规范所构成的统一体，它是指在发生法定的委付原因时，被保险人将保险标的一切权利转移于保险人，而要求保险人支付该保险标的之保险金额的一种海上保险制度。世界各国海上保险法规均设有委付制度，目的是为了解决海上保险标的在发生推定全损后的索赔问题，使被保险人“由推定全损之情形而获得实际全损之结果”。（注：吴智：《海商法论》，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修订第4版，第308页。）狭义之委付是指当事人的一种法律上的行为。但是，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对委付行为的定义并不一致，原因之一就是对委付行为的法律性质有不同的理解。本文拟从民事行为和民事法律行为的基本理论来论证委付行为的法律性质。
关于委付行为之法律性质，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主张委付是双方法律行为，“因为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提出的委付须经保险人接受方为有效。”（注：沈木珠：《海商法比较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96页；傅旭梅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诠释》，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457页。）也有学者认为它是单方法律行为，即委付是一种“被保险人单方行为，保险人可以接受委付，也可以不接受委付。”（注：吴焕宁主编：《海商法学》，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338页；梁宇贤：《海商法论》，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689页。）更有学者认为委付因各国的法律规定不同其性质也应不同，即“英美法认为委付属双方行为，德日法例则认为委付属单方行为。”（注：刑海宝：《保险委付研究》，载《法学家》2000年第3期，第49页。）还有学者认为，我国法律规定的委付是一种双方法律行为，日本商法规定的委付为一种单方行为，英国法规定的委付既非双方法律行为，又非单方法律行为，而是依承诺和判决生效的法律行为。（注：参见郑蕾：《试论我国海上保险中的委付制度》，载《保险研究》1999年第2期。）
从各国的法律规定看，委付既不能简单地称为双方法律行为或单方法律行为，也不象一些学者所说的“英美法认为委付属双方行为，德日法例则认为委付属单方行为”，或“英国法规定的委付既非双方法律行为，又非单方法律行为，而是依承诺和判决生效的法律行为。”委付应为被保险人实施的民商法上的单方行为。
一、委付行为是被保险人实施的单方行为
首先，因为委付是海上保险法上的行为，所以委付是民商法上的行为，这一点应无争议。因此委付行为应遵循民商法关于民事行为或民事法律行为的基本理论。
其次，不论是依据各国的法律规定，还是依据民事基本理论，委付应是被保险人实施的单方行为。如《德国商法典》第861条第1款规定：“在下列情况下，被保险人将保险标的权利转让给保险人之后，有权要求保险金额。”日本商法典规定得更加明确，该法第833条第1款规定：“于下列情形，被保险人可以将保险标的委付于保险人而请求保险金额。”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61条规定：“如果发生推定全损，被保险人可以将其视为部分损失，也可以把保险标的委付给保险人，把损失作为实际全损。”我国《海商法》第249条规定：“保险标的发生推定全损，被保险人要求按照全部损失赔偿的，应当向保险人委付保险标的。”从这些法律规范的文法结构可以清楚地看出，委付行为人只能是被保险人。
从理论上看，委付亦为被保险人实施的单方行为。委付，从字面意义上讲，“委者，委弃，即放弃；付者，交付”，是“被保险人即得将保险标的物之所有权，予以‘委弃’，而交付于保险人，以请求保险金额。”（注：侯木仲：《海商法》，环球书局出版社1984年版，第180页。）从我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地区的许多学者对委付所下的定义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委付为单方民事行为。如“委付(Abandonment)，是指在保险标的物发生推定全损时，由被保险人把保险标的物的所有权转让给保险人，而向保险人请求赔付保险金额的做法”，“委付是一种单方行为，保险人可以接受委付，也可以不接受委付。”（注：吴焕宁主编：《海商法学》，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338页；参见张湘兰、邓瑞平、杨松：《海商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8页；张丽英：《海商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411页。）我国台湾地区的多数学者主张委付是单方行为，如“委付者，指被保险人于发生法定委付原因时，可将保险标的物的一切权利转移于保险人，而请求支付该保险标的物的保险金额的法律行为。”（注：梁宇贤：《海商法论》，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10月再修订初版，第689页；杨仁寿：《海商法论》，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405页；邱添锦：《海商法》，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453页。）当然，台湾地区的某些学者也将委付称为“权利的转移”，如“当发生推定全损情节时，被保险人表示愿将其保险标的残余物及权利，移归为保险人所有，由保险人当作实际全损处理，而请求保险金额之手段；是项权利之转移，即称之曰委付。”（注：吴智：《海商法论》，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307-308页。）但该文又作如下论述，“倘被保险人仍自愿保留其残余标的物之一切权利，而不为委付，自亦法之所许。”从其论述中亦可以看出，该观点仍偏向委付为被保险人的单方行为这一理论。香港地区有学者也认为，在英国海上保险法中，“委付是指被保险人自愿让与保险人保险标的以及其中的物权或债权。”（注：杨良宜、汪鹏南：《英国海上保险条款详论》，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7页。）
由此所见，学者们几乎均认为委付是法律行为，或认为是单方法律行为，或认为是双方法律行为，但从各国的法律规定看，并非完全如此。
二、在德日等法例中，委付是被保险人实施的单方法律行为
“法律行为者，以意思表示为要素，法律因意思之表示，而使发生法律上效力之私法上法律要件者。”（注：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7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均认为“法律行为是指以欲发生私法上效果的意思表示为要素的行为，这一行为依法律效果又分为有效的法律行为、无效的法律行为、得撤销的法律行为和效力未定的法律行为。”（注：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5-99页。）
因此，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基本特征，它是判断某一民事行为是否是法律行为的标准之一。意思表示是指行为人把进行某一法律行为的内心效果意思，以一定的方式表达于外部的行为。尽管学者们对意思表示的构成要素认识不一，但从较多数学者的观点看，法律行为由目的意思、法效意思和表示行为三种构成。（注：参见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上），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253页。）即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能引起法律上效力的意思要素，即其内心有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意图，而且在客观上行为人将其内在意思以一定的方式表现于外部，并足以被外界所了解。委付行为即是如此，从各国的法律规定看，被保险人在委付时既有将保险标的交付于保险人以索取全损赔偿的主观目的，也有发出委付通知的客观行为，所以委付具有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要件。
除了具有意思表示之外，某一行为欲成为法律行为还必须具备另一要件，即依行为人的意思表示而能发生法律上的效力。所谓法律上的效力是指“依法律之规定，法律要件完成时之法律上变动也。法律上之效力常见于权利之发生、变更与消灭。”（注：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8页。）法律行为的法律效力具有特殊性，即法律行为的法律效力依当事人的内心意思而定，这是因为“行为人于其意思表示亦欲如此，即法律以行为人在心中有一定之效力意思，而以之表现于外部，故容认其效力意思，而与以其相当内容之法律效力。”（注：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7页。）某一行为虽然产生一定的法律效力，但若该法律效力的内容并不取决于行为人主观意思，则其仍不为法律行为，如事实行为等。民事法律行为可以分为双方法律行为和单方法律行为，只有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才能成立的法律行为是双方法律行为，而仅须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即可成立的法律行为则是单方法律行为。因为委付只需被保险人单方的意思表示即可成立，因而只具有成为单方民事法律行为的可能性。
因此，委付是否为单方民事法律行为，就决定于委付行为能否产生行为人在委付时所期望的法律效果。依据有些国家的法律，仅凭委付行为并不能发生被保险人所预期的法律效力，尚需要保险人的接受或法院判决才能实现，那么被保险人的委付行为就不是法律行为，如英美法例中的委付行为。但是，依据有些国家的法律，即便只有被保险人的委付行为亦可产生法律效力，而不依赖于保险人的同意，所以委付就是一种法律行为，在德、日和前苏联法例中，委付即为民事法律行为。
依《德国商法典》第861条、《日本商法典》第833条和834条、前苏联《海商法典》（1968年）第226条之规定，在发生法定的委付原因后，被保险人可以将保险标的委付于保险人而请求保险金额，只要依法发出委付通知，委付即具有法律效力。《日本商法典》第841条还规定：“保险人不承认委付时，被保险人非于证明委付原因后，不得请求支付保险金额。依其规定，虽然保险人拒绝承认委付，但对被保险人的委付权并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只要被保险人依法发出委付通知并能证明委付原因，就可以将保险标的委付于保险人并请求支付保险金额，委付仍然能产生法律效力。《希腊海事私法典》（1958年）规定得更加清楚，依该法第280条、第284条和285条规定，（注：《希腊海事私法典》第280条：按照下条规定的情况和条件（指委付事由），被保险人有权将保险标的物委付给保险人，并按全损请求赔偿。第284条：被保险人应以宣告的形式向保险人行使委付权利。第285条：被保险人应以宣告的形式行使委付权利”，即被保险人通过宣告即可行使委付有效，该法规定：“如果在宣布委付的3个月内，保险人未对委付权利提出异议，或此委付权利经司法确认，则委付财产的权利转移给保险人。权利的转移应认为在委付宣布之日完成。）只要发生了法定的委付事由，被保险人就有权将保险标的物转移给保险人并请求全损赔偿，即有委付权。被保险人行使委付权时，仅以宣告的形式即可，其法律效力并不取决于保险人的承诺。只是在保险人对委付权提出异议时，尚须经司法确认，而司法确认不过是对被保险人既存权利的认可，只要被保险人的委付无瑕疵，该权利就一直存在，其法律效力在经司法确认后溯及委付声明宣布之时。由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在德日等国法例中，委付应为被保险人所实施的单方法律行为。
三、在英美和我国法例中，委付是被保险人为订立委付合同所发出的要约
在英美法例中，仅有委付行为并不能发生被保险人所预期的法律效果。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62条第6款规定：“保险人接受委付通知，即表明最后承认对损失负责和通知有效。”换句话说，只有保险人接受委付时，保险人才对被保险人的损失负责，委付才能发生被保险人所预期的法律效果。否则，虽然该法第62条第4款规定“适当发出委付通知后，被保险人的权利并不因保险人拒绝接受委付而受到损害。”但被保险人只能通过诉讼以救济其权利，在法庭判决推定全损成立后，被保险人才能请求全损赔偿。美国没有海上保险的成文法，但其判例法与英国的成文法和判例法保持一致，“美国各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已明确宣布在这一领域内将奉行遵循英国判例和政策。”（注：SeeGrant Gilmore Charles L.Black,Jr.,the Law and Admiralty(2nd ed.1975),the Foundation Press,p56.）因此，美英关于委付法律性质的规定相同。
香港地区《海上保险条例》（1996年3月29日公布的中文本）第62条的规定与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的规定完全一致。台湾地区的“海商法”亦借鉴了英美海上保险法对委付的规定，该地区现行“海商法”第146条规定，（注：台湾地区“海商法”第146条：“委付经承诺或判决为有效后发生委付原因之日起，保险标的物即视为保险人所有。”）委付经承诺或判决为有效，并未规定委付仅以被保险人的委付通知或声明即可有效，所以大多数学者在论述英美海上保险法和我国台湾地区“海商法”中保险委付的法律性质时，均认为委付为双方法律行为。但是，如前所述，因为委付只是被保险人所实施的单方行为，所以事实上大多数学者所论述的因保险人的接受（承诺）而发生法律效力的“委付”，实质上已不再是被保险人的委付行为，而是建立在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双方行为基础之上的委付合同。依英美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委付只有在经保险人接受(Acceptance)之后才对保险人有约束力，才能发生被保险人在委付时所预期的法律效果。当然，依MIA1906第62条第4款之规定和英美普通法的先例，保险人拒绝接受委付的，被保险人可以诉诸法院要求保险人按推定全损赔偿保险金额，如果保险标的物确已构成推定全损且被保险人也已适当地发出了委付通知，法院就应判决保险人的拒绝无效，保险人就应依法向被保险人赔付保险金额。在Ruvs v.Royal Exchange Assurance([1897]2 Q.B.135.)一案中，船舶投保了战争险后被捕获，虽然被保险人拒绝接受委付通知，但是法庭认为，该船的推定全损已经构成，保险人应赔偿保险金额。台湾地区“海商法”第146条亦规定，委付可以经法院判决生效。这似乎表明，委付行为对保险人产生法律效力并不完全决定于保险人对委付的接受。但参照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第130条前段之规定，“为执行名义之判决，系命债务人为一定之意思表示而不表示者，视为自判决确定时已为其意思表示”，亦可认其业已‘承诺’。（注：参见杨仁寿：《海商法论》，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407-408页。）依该规定，在保险人不接受无瑕疵的委付时，法院可以通过判决强制其承诺，并赋予该强制性的承诺与保险人的自愿承诺同等的法律效果。保险人被强制承诺是由该法律行为的性质所决定的，即该行为是双方法律行为而非保险人的单方委付行为。
被保险人的单方委付行为实则是被保险人为订立委付合同而向保险人发出的要约。所谓要约，是缔约人一方以缔结合同为目的向对方相对人所作的意思表示。在性质上，依绝大多数学者的观点，要约是一种意思表示，而不是法律行为，这是因为要约“仅仅表达了要约人单方面希望订立合同的愿望，如果该意思表示没有得到相对人即受要约人承诺，则不可能产生民事法律行为那样的效力，只有在得到受要约人承诺的情况下，才能产生要约人所期望的法律效果；此外，要约的法律拘束力是法定的，而非由要约人的意思表示所决定的，因而它不是民事法律行为。”（注：余延满：《合同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4页。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换言之，被保险人的委付行为在实质上是把保险标的物之上的物权或债权转让给保险人而请求赔付保险金额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只有在得到保险人接受或承诺的情况下，才能产生被保险人所期望的法律效果。此外，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62(6)条规定：“委付通知书一经接受，委付便不能撤销。保险人接受委付通知，即表明最后承认对损失负责和通知有效。”换句话说，只要委付通知书未被保险人接受，委付通知便无效。该规定与英美法系关于要约效力的理论完全一致，即委付在性质上与要约完全相同。
再从构成要件上看，委付也完全符合要约的要求。某一项意思表示欲构成要约，则应具备以下要素：“(1)要约应为特定契约当事人之意思表示；(2)要约须对将来应为契约当事人之相对人为之；(3)要约须以有相对人承诺即使成立契约而受其约束之确定意思为之；(4)要约须含有足以决定契约内容之事项。”（注：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委付亦是(1)特定的被保险人所作的转让保险标的之上的物权或债权给保险人而请求赔付保险金额的意思表示；(2)委付是对将来应为委付合同的特定的保险人作出的；(3)委付中含有一旦委付合同成立后即受其约束之确定意思，如承担转移保险标的之上的物权或债权给保险人等义务；(4)委付中含有转移保险标的及其之上所有权利、推定全损事实及索赔额等足以决定委付合同内容之事项。
我国《海商法》第249条第1款也规定“保险人可以接受委付，也可以不接受委付。”该规定基本借鉴了MIA1906的规定，也将委付规定为要约而非法律行为。但是我国《海商法》对委付接受或承诺的规定比英美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更加严格，它并没有规定保险人不接受时被保险人的委付权可因法院的判决产生。即使被保险人的委付行为没有瑕疵，保险人亦可拒绝接受或承诺，保险人不得被强制接受委付，“如果保险人不接受委付，被保险人仍可以向保险人要求按部分损失赔偿。”（注：傅旭梅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诠释》，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457-458页。）被保险人并不能以保险人不接受委付为由，请求法院判令保险人接受委付，赔付全损，而只能要求按部分损失赔偿。因此，依据我国《海商法》的规定，被保险人所期望的委付效果完全依赖于保险人的接受。既然如此，被保险人的委付行为就不是单方民事法律行为，而只能是要约。
保险的法律法规篇6
1我国出口信用保险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1.1法律法规尚未完善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出口信贷保险制度在我国的发展比较晚，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关于出口信贷保险的法律规范至今仍有大片的空白。现有对出口信用保险作出明确规定的法律规范还为数不多《，对外贸易法》(2004年修订)中对我国出口信用保险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指出“：国家主要通过出口信贷、信用保险、退税及其它方式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开展。”第一次就作用和地位对我国出口信贷保险作出明确的规定《。中小企业促进法》(2003年)中也仅概括性地指出：为促进我国中小企业进军海外市场，我国相关政策性金融部门应开展出口信用保险、信贷等相关业务加以辅助。可见，我国关于出口信用保险的法律体系还很不完善，与西方国家完备的发展体制相比还相距甚远。从相关立法的产生到现在，出口信用保险的相关法律规范一直停留在政府发文的基础上，无法为我国出口信贷保险提供法律的保障，这样不仅无法有效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出口信用保险体制的稳定健康发展。由于相关立法的不到位，在境外进行经济追偿时常因缺乏法律的保障而无法顺利进行，从而对我国出口信贷保险业务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1.2相关法律的适用问题
现有关于出口信用保险合同方面的法律适用问题相对严重。根据《保险法》的相关规定，现有《保险法》仅对商业性的保险组织及其行为具有法律效力，将出口信用保险排除在外。因此《，保险法》中对保险合同的相关规定从理论上来说并不适用于出口信用保险的法律关系。对于包括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在内的其他性质的保险机构，法律法规应作出明确规定。但就目前而言，我国仍没有对这些非商业性质的保险组织进行专门性的立法规范《，对外贸易法》等相关法律规范中也仅限于原则性、概括性的描述，没有实质性的规定。就出口信用保险的相关规范性文件而言，也仅有《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章程》等几个规范性文件适用，整体适用水平较低。而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的相关立法更是空白。理论界和司法界始终就这一问题存在巨大分歧。他们的争论焦点在于，作为协调商业保险行为的《保险法》对“保险合同”的规定是否同样适用于出口信用保险这一特殊的保险行为。司法界在处理出口信用保险纠纷的过程中，常常无法对适用法律作出合理的选择。有的法官依据《担保法》对出口信用保险的法律关系作出错误的裁定，也有的法官依据《合同法》来进行裁决，这样做往往无法考虑到“保险”在出口信用保险中发挥的作用。
1.3政策性支持力度不足
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缺乏相关政策的支持，现有法律规范还没有对出口信用保险支持的明确规定。相关政策性支持的缺乏主要表现在尚未建立透明的预算机制，使得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得不到有力的财政保障。出口信用保险主要对出口企业面临的收汇风险和损失进行承保，以促进本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这使得出口信用保险的顺利开展必须有政府的政策性支持和保障。在我国，主要由国家财政部对出口信用保险进行统一管理。但是作为主管预算的机关，财政部的预算工作还不是很透明，如对相关数据的来源以及一系列审核、批准等程序操作的透明度不高，急需对这一方面进行相关立法，建立透明的预算机制。在发达国家，出口信用保险机构的经费开支、合法理赔、业务收入以及索赔收入通常被纳入国家预算范围，进行年度审核，并进行相关立法保护。如美国进出口银行每年的贷款额度、保险额度及担保额度都需要国会的批准；法国根据出口信用保险机构每年的业务收入、合理赔付及欠款追回等金额对法国每年用于出口信用保险的费用支出进行预测，并编入国家预算。
2我国出口信用保险法律制度的完善
2.1加快我国出口信贷保险立法的进程
不断加强我国出口信贷保险的相关法律规范，首要任务就是加快推进出口信贷保险的立法。具体可参考如下几点建议：首先，对出口信用机构进行单独立法，对其组织形式及其和政府间的关系作出明确的规定。根据西方国家对出口信贷保险立法的经验，可以从组织、机构属性、主要功能、信用基础、经营范围、和国家政府的关系、资金保障等方面对出口信贷保险作出专门立法。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在出口信贷保险方面立法的缺失，不仅使国家财政风险缺乏相关法律制度的保障，更严重影响到我国出口信贷保险的进一步发展，在国际贸易及出动中得不到充分的肯定；其次，运用法律进一步规范出口信贷保险行业的运作章程，使之具有法律效力。将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出口信贷保险运作经验加以法律的规范与保障，以立法形式予以确立，从而为出口信贷保险的进一步法制化提供保障；再次，在单独进行出口信贷保险立法的基本条件还不满足的情况下，可以转而先加强有关部门相关行政法规的制定，对保险机构的性质、主要职能、信用基础、经营范围、和国家政府的关系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并且就出口信用保险活动的基本规律等方面做出少量的实际规定，以便将出口信用保险的法律法规更好地与现行保险法规相配套。
2.2提高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的法律适用
我国现行《保险法》中对保险合同一般性的理论规定同样适用于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的制定。依据我国《保险法》的有关规定，承保人在收到赔偿请求等相关资料的60日内，如果无法确定赔偿金额，应根据现有的资料统计确定最低赔付金额进行理赔，在理赔资料齐全，确定理赔准确金额之后，再补全应付差额。但《保险法》的该项规定对出口信用保险并不适用。这主要是受制于出口信用保险的赔偿等待期原则，即只有在债务到期后的一定时间段之后，投保人才可以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通过实施这一保险机制，可以有效避免进出口双方联合对承保公司的欺诈，国际上许多信用保险机构通常也采用这一做法。但《保险法》第二章关于保险合同的解释、订立、变更、终止、利益、相关义务等方面做了全面的规定，所包含的重要理论对保险合同的制定具有战略性的指导意义。这些理论对出口信用保险合同同样适用。此外，就现行《保险法》仅适用于商业性的保险组织及行为而将出口信用保险排除在外的问题，可以从立法的角度出发，通过颁布司法解释进行解决，使得人民法院在审理出口信用保险纠纷过程中适用的保险合同规定更加明确。
2.3完善资金补充机制和预算管理机制
完善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法律规范，还需要不断完善风险资金的补充机制和预算管理机制，加大财政对出口信用保险的支持力度。首先需要参照国际惯例，建立合理的保险基金增补机制，主要参考出口的规模、保险机构经营能力及国家财政状况设置风险资金的增补额度，并对出口信用保险实施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现出国家对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支持。出口信用保险可以被视为一种良性的补偿机制，在有效控制风险的情况下，保险机构可以实现收入略大于支出，国家财政不需要承担很大的压力。国家财政通过对出口信用保险的支持，可以有效地发挥财政的杠杆作用，扩大出口，为国内资金的运转提供支撑。其次，还需要加强预算管理的透明度，将出口信用保险机构的预算纳入国家预算的范围，据实上报贷款额度、保险额度及担保额度进行审核，从而促进出口信用保险机构的健康运转。只有提高财政预算的透明度，才能加强对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财政保障。如日本设置专门的会计制度将贸易保险会计区别于一般会计进行处理。其中，贸易保险运营资金由政府转入资金进行补充。因此，需要加强出口信用保险的资金补充机制和预算管理机制，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确定，依靠法律的保障来扩大出口信用的保险额度，从而推动出口信用保险事业的发展。
2.4灵活承保方式
我国现行的出口信用保险采用的是“统保”的承保方式，即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对出口商的出口业务全部进行承保，同时要求投保机构对某一时期或区域内出口的所有业务进行一次性投保。这样保险公司可以对被保险机构的所有业务不分优劣全部进行承保，有利于扩大承保的范围，降低承保分险。随着出口业务的不断扩大，这种“统保”体制越来越难以适应企业多元化发展的要求，对一些信用度高或风险率低的业务，企业通常为节约成本而不愿进行投保，但又没有专门服务于高风险业务的承保方式，这就阻碍了保险业务的顺利开展。因此，为了促进出口信用保险的长期持续性发展，需要对承保机构的承保方式进行不断创新，设置多样化的承保方式和服务流程，以适应投保企业的多样化需求。根据服务对象的不同，可以设置不同的承保方式：针对大型出口企业，可以设置简约化的承保方式；而针对受委托出口的公司，可以设置业务承保方式；针对企业灵活多样的需求，还可以设置特定风险承保方式。
3结语
保险的法律法规篇7
关键词：通知义务；通知迟延；法律后果；22条的完善
1出险时的通知义务
我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 ，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人”。根据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出险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通知义务，这个规定的目的一是为了在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人可以及时参加调查，以便确认损害范围及责任范围，为日后的理赔工作做好铺垫；二是使保险人在出险时可以及时采取适当措施以防止损失的扩大。
从保险的一般原理而言，通知义务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强的，并不属于法律强制性条款，即使出险时通知迟延也远达不到足以使保险人免责的程度。然而，在现实的保险合同中关于出险时通知迟延法律后果的格式条款却得不到有效的规制，这与我国现行保险法未对通知迟延法律后果做出具体规定不无关系。
2通知迟延法律后果的立法缺失
现实生活中由于车主没有及时通知保险公司而遭到拒付的争议时有发生。根据我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第1款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在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有及时通知保险人的义务。但是，现行《保险法》并没有规定，“假如被保险人没有及时报案，保险人是否应当赔付的问题。”既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现实中保险公司往往利用格式条款解决这一问题，而作为弱势一方的投保人很难有和保险人讨价还价的余地。保险公司则可凭借这一漏洞在保险合同条款中约定发生保险事故后，如果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通知保险人，那么由此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予赔偿。类似条款的存在使保险人能够轻易的找到理由拒赔，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可见，法律条文的缺失给了保险人在合同自由的面罩下利用自身强势“压榨”处于劣势的投保方的机会，导致合同实质上的不公平，通知义务这一条款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法律的强制性条款，投保人没有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履行通知义务则保险人就可以拒赔显然是不合理的。法律不应对此视而不见。
2明确规定通知迟延法律后果的必要性
首先，我国《保险法》对通知迟延做出明确规定，有利于规制保险人单方面制订的免责条款。“现行《保险法》没有对出险后通知迟延法律后果的具体规定，造成的后果是给予保险人过多的主动权，不利于相对方权益的保护，现代社会中，作为强势的一方，保险人为了简便、效率等目的，一般将投保单及正式保单等保险合同单据进行格式化，即由保险人事先将合同条款订好，另一方当事人只要‘接受或拒绝’两种选择。”如果我国《保险法》已经明确规定通知迟延的法律后果那么就不会给保险人以此制订免责条款的可乘之机，达到减少纠纷发生、维护合同双方利益的目的。
其次，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则更有利于引导人们的行为，降低社会成本，对于保险法规而言，亦无例外。我国现行《保险法》增加关于通知迟延法律后果的规定，改变现存的关于该法律后果的任意性规定，将会增强法律条文的严谨性和规则的确定性，不仅可以规范保险人的行为，也可以达到督促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及时的作为，减少因此事项而发生的保险纠纷的目的。
第三，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研究和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保险法规的相关规定对于增强我国保险业竞争力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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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看德国保险法的规定。《德国保险契约法》第33条原则上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负有立即通知保险人的义务，如果投保人未及时履行这一通知义务，则保险人可以拒赔，但同时规定如果保险人已通过其他方式及时获知了保险事故，就不可以主张免除赔付义务。也就是说，德国保险法规定投保人违反事故通知义务，保险人可以拒绝赔付。与此同时《德国保险契约法》第6条第3款对保险人因此情形而拒赔做出了严格的限制，即以投保人未及时履行事故通知义务为拒赔理由的，则必须满足的前提条件是投保人不是因为故意或重大过失而违反了通知义务。即使是因为重大过失违反了通知义务，如果不影响保险事故和保险人责任范围的认定，保险人也有赔付的义务。可见，按照德国保险法的规定：投保人因为一般过失而违反了及时通知的义务，保险公司不能拒绝赔付。因重大过失未及时向保险公司履行通知义务，除非没有及时报案影响了保险公司认定责任或责任范围，否则保险公司亦应当赔付。
《韩国商法典》第657条第1款关于这一问题的规定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在知道事故发生时，应毫不迟延地通知保险人。如果因为没有履行及时通知义务而使损害增加时，则保险人不承担因此而增加的损害的赔付责任。
再来了解一下我国澳门地区有关投保人通知义务的规定。“《澳门商法典》第983条第4款规定：“如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不履行将保险事故或事件做出通知之义务，保险人有权按所受之损害减少应作之给付，但彼等证明保险人于第1款及第二款所规定之期限内以其他方式知悉保险事故和事件者除外”。
认真分析和解读以上国家和地区关于保险事故通知义务的规定，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当被保险人未及时履行事故通知义务时，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保险法都没有直接规定保险人可以免除赔付义务，而是把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害分成了两个部分即原始损害和增加损害。对于原始损害部分，即使被保险人违背了及时通知义务，保险人一般也应当赔付；对于增加损害的部分，如果是由于被保险人未及时履行通知义务而造成损害增加的部分，保险人则可以免除赔付责任。
通过以上分析以及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关规定，本文认为应当完善我国《保险法》关于通知义务的规定，可以在第2条增加一款规定：“由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未及时履行事故通知义务而造成增加的损害，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参考文献
[1]马原，保险法条文精辟[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
[2]李建国，曹叠云.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释义[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
[3]贾林春，陈晨.保险合同案例解析[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
[4]卞耀武.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保险的法律法规篇8
（一）缺少专门的法律法规，其强制性有限
尽管我国对环境保护的立法与治理先后出台了《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20多部专项法律，国务院也制定了近百部相关行政法规。然而，除了1983年《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九条“企业、事业单位和作业者应具有有关污染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其他财务保证”，以及我国1989年《环境保护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国际公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公约的规定”而履行国际公约义务外，在我国至今还没有比较具体的、规定强制实施环境责任保险的法律。从国外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发展来看，无论是施行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美国、瑞典、德国等国家，还是施行以自愿保险为主、强制保险为辅的英国和法国等国家，对环境污染强制责任险的强制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如美国1976年的《资源保全与恢复法》、瑞典1969年的《环境保护法》、德国1990年的《环境责任法》、英国1965年《核装置法》及法国1998年的《法国环境法》等。
（二）我国的民事赔偿法律制度不完善
我国相关法律对环境污染赔偿方面的规定既过于原则抽象又显得十分分散、不系统。如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1996年的《水污染防治法》五十五条规定“造成水污染危害的单位，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或个人赔偿损失。水污染损失由第三者故意或过失所引起的，第三者应当承担责任”等。这些法律只规定了侵权人具有赔偿受害人损失的责任的义务，而没有明确受害人损失求偿的权利。《民事诉讼法》也没有专门处理环境纠纷的程序规定。因此，环境污染受害人很难得到有效的司法保障。综观世界各国环境损害赔偿立法的发展，大都经历了从分散立法到统一立法的过程。如美国的《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瑞典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法》、德国的《环境损害赔偿法草案》、芬兰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法》、日本的《公众健康受害补偿法》等，这些国家的环境损害赔偿法包含了对所有环境领域相关问题的规定。另外，还有一些国家，如葡萄牙、瑞士、德国，他们正准备制定统一的环境损害赔偿法。我国在制定环境损害赔偿法时，应借鉴他国的经验，但切忌照搬，而必须符合我国的国情。
（三）环强险公益性与保险人营利性之间存在冲突。
环强险是环境责任社会化的一种有效措施，在维护社会公众利益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公益性特征。然而，环强险的公益性与保险人的营利性之间存在冲突，如果在立法中，不能很好地处理好二者关系，环强险制度必然无法维系。例如，美国颁布《资源保全与恢复法》、《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等多项法规后，创造了大量的市场需求，但是由于不利于保险人控制环境风险的法律条款和司法解释抑制了保险公司的供给，因此在经历了一个短期的发展之后，环境责任保险出现了保障范围过小，保费过高，甚至环境责任保险不可得的现象。事实上，如若处理不当，我国也会出现同样现象。例如，我国2010年共发生156起突发环境事件，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200亿元，保险人若将上述环境风险全部予以承保，巨额赔付金额是保险人难以承担的。环强险的公益性与保险人的营利性之间存在的冲突，成为制定我国环强险法律制度的重要障碍。
二、法律建议
（一）制定环强险的法律法规，提供立法保障
为环强险制度的实施提供立法保障，可以采取以下办法：1、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可以出台《环境污染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在立法层面明确环强险的法律地位，并制定配套的实施细则。2、修改相关法律。可以将环强险条款写入《环境保护法》里面。或者修改《保险法》，释放立法权。我国2009年最新修订的《保险法》第十一条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外，保险合同自愿订立”。显然，国家层面的《指导意见》、地方的《条例》或《实施意见》等有关环强险的规定，都为非法律法规，因此无权强制性要求有关企业参加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因此，为了环强险的“有法可依”，可将《保险法》第十一条改为“除法律、行政法规（包括地方性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外，保险合同自愿订立”。
（二）完善相关的民事赔偿法律制度
环强险的有效运行，还必须与环境保护的其他手段相配合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尤其是需要健全的民事侵权责任体系配合。我国在寻求环强险与民事侵权责任体系的有效联结时，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要制定专门的环境损害赔偿法。若仅在现有的法规中修改，仍然无法摆脱我国环境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杂乱无章的局面。因此，应尽快制定一部专门的环境损害赔偿法。其次，明确赋予环境污染事故中受害者直接的损失赔偿请求权。不仅有利于提高公民的维权意识，也有利于公民监督企业，达到减少环境污染的目的。最后，出台环境污染纠纷诉讼案件处理意见，明确损害赔偿原则、纠纷处理程序等，为受害者提供有效的司法保障。
（三）协调环强险立法与保险市场发展的目标，实现双赢
纵观国外环强险立法的发展历程与特点，其环强险相关法律与保险市场是相互协调、互相作用的。若保险市场发展要求与环强险相关法律难以达成一致时，保险市场的发展会受到消极影响。当环强险立法过严，或者其价值取向完全偏向于污染受害人，将环境保护置于重中之重，而忽视保险人的利益，不顾保险市场发展所遵循的经济规律时，将会阻碍环强险的发展。因此，我国在进行环强险立法时必须谨慎，既要严格法律责任，刺激环强险需求，但又必须给予保险市场较大的发展空间，避免环强险相关法律的负效应，这就需要“度”的准确把握。我国环强险正处在发展初期，要建立健全环强险的相关法律法规，而这一过程必须与保险人控制环境污染风险的目标达成妥协，否则环强险市场很难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