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思考范文

传统文化的思考篇1

一般而言，一个时代的思想、精神资源主要来自于自己的传统。我们都是站在先人的文化土壤上发言。对中国而言，中国具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数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传统。在世界文化的“轴心时代”，中国产生了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一批确定以后的文化路向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成为中国文化大系的主要源头。而且，其中的儒家思想后来成为国家正统意识形态，通过建制得以实现思想的政治化、世俗化。政治化主要表现为儒家思想与一人专制的政治体制相结合，以儒家礼仪安排政治秩序与法律秩序，以儒家的仁、忠、义等观念安排君臣等角色关系。而世俗化则是儒家思想深入到民间社会，全面渗进宗法社会结构的宗法秩序之中。世俗化依赖政治化以确立，只有政治权力的承认与推崇，甚至从制度上加以鼓励——例如晋代推荐贤良为官，主要就是以儒家的基本价值为标准。明清鼓励失节妇女自杀，理论上的根据就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教条——儒家思想几乎无孔不入的渗入民间社会。

文化学奠基者泰勒对“文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与习惯。”⑴古代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便包含了传统的政治制度、观念模式与价值模式。1840年至今，整个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形态与文化心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过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真正从观念上把西学引入中国的，就是“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他们喊出“打倒孔家店”与“全盘西化”的口号，一方面颠覆传统文化，一方面把“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插到人们的心里。从此，中国文化开始了另一个传统。“五四”至今八十多年，我们事实上已经开始在形成一种“五四”的传统，就是“反传统文化”的传统。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刊物是《新青年》，“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便首先在《新青年》上由主编陈独秀写出。今天有很多人批评当时的“民主”与“科学”只是口号，缺乏深刻的学理认识，诚然如此。陈独秀、胡适们对“民主”并没有一种确切的理解，对“科学”更往往把它和“技术”混为一谈。然而，在一个既没有民主传统，又缺乏自由精神的国度，光是作为口号引入这两种观念，就足以产生无穷的震撼力。“五四”之后的历史，就是民主自由人权科学在中国不断被认识、不断遭挫折，不断被言说的过程。

二

对今天的中国思想而言，我们的思想、精神资源既包括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也必须包括“五四”以来的“反传统的传统”。

“五四”以来的“反传统的传统”是中国人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而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形成的结晶。鸦片战争开始，这个曾经征服过无数民族的文化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无比艰难的文化裂变中开始他的换血的过程。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将国家现代化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内源发展者”，一种是“后来者”，也即“早发内生型现代化”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区别。如果把1840年以来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视为中国现代化从起步到进行的历史，那么，在这一进程中对现代化产生的影响最大的时期就是“五四”时期。

首先，五四时期的语言革命对思想现代化具有无与伦比的推动力。在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之前，中国人习惯上都是利用文言文表达思想与传承学术。文字本身不具意义，而语言却是思维模式的形式化。古代的文言文具有模糊性、概括性等特点，这与古代思想学术的特点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白话文则引进西方的文法结构与语法结构，是一种分析性的语言，有助于把模糊问题清晰化、条理化。例如古代文字中说到“天”字，便是笼统的一个“天”，冯友兰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这一个字背后的内涵时说：“在中国文字中，所谓天有五义：曰物质之天，即与地相对之天。曰主宰之天，即所谓皇天上帝，有人格意义的天、帝。曰运命之天，乃至人生中吾人所无奈何者，如孟子所谓‘若夫成功则天也’之天是也。曰自然之天，乃指自然之运行，如《荀子·天论篇》所说之天是也。曰义理之天，乃宇宙之最高原理如《中庸》所说‘天命之为性’之天是也。”⑵从中可以看出，由文言文至白话文之后，文言文中的模糊、抽象、笼统的字词，都可以而且必须经过现代人的诠释用白话文明晰、科学、具体地表达出来，使思维清晰化、具体化、条理化。现代人对古代文化的诠释，首先便在于弥合由语言断层造成的思想断层。白话文的另一重要意义是有利于思想的传播，以引车卖浆者流的语言作为表达深刻思想的手段，有助于思想的迅速传播。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文字，其文法结构乃至思维方式都是“五四”时期语言变革的产物，也就是说，“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的正宗，不管你赞同还是反对传统文化，赞成还是反对五四思潮，你所使用的书面语言都是以“五四”为主要源头的语言。

其次，“五四”开始了一种深刻的思想文化转型。余英时先生认为，儒学的批判是从内部开始的，不仅晚清如此，“五四”也是如此。晚清时期，无论是以康有为、谭嗣同为首的今文经学家还是以章太炎、刘师培为首的古文经学家，均无意识的站在西方立场对儒家礼俗有所批评。因此余先生认为现代反儒学的运动“最初源于儒学的‘内在批判’。”⑶而这种批判在后起的陈独秀、胡适、鲁迅身上就变成对“礼教吃人”的激烈抨击，甚至做出“打倒孔家店”的姿态。由儒学“内在批判”始而至于“打倒孔家店”，期间突出的一点，就是西方文化的大规模进入。陈独秀、胡适们观察中国历史、现实的参照坐标，他们赖以理论的思想资源，都是西学。总体言之，他们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视为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而他们自己淫浸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深谙中国文化、制度的痈疽，而且为之深感痛苦，特别是深重的民族危机更使他们有一种以学术去唤醒国人的使命感。因此，他们不得不摆出一副传统颠覆者的姿态，以西学的价值观念去颠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这种颠覆的姿态，造成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空前大撞击，西方的“民主”、“科学”、“自由”、“人权”等观念深入人心。虽然这些观念停留在口号的阶段，但是这却使中国人第一次认识到除了儒家的“礼教”之外，还有另外的更合理的社会秩序值得追求，除了儒家的“圣人”之外，还有另外更合理的人生境界可以向往，除了皇帝一人专制制度之外，还有更合理的“无君无父”的制度值得探索。而且，近百年来，中国人就这样追求着，向往着，探索着，虽有过无数的艰难曲折，经历过一次次的悲剧循环，但是民主科学自由人权的薪火，屡扑不灭！

可以说，“五四”的反传统，就是在僵化了的传统中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输入新鲜的血液，吹入新鲜的空气，而这新鲜的血液、空气，恰恰就是推动中国现代转型，促进中国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因此，“五四”开辟了一个与中国固有传统完全不同的新传统，也就是以“反传统文化”姿态出现的传统。

当前的中国人面对这样两种貌似冲突的传统，要合理深入的继承这两种传统给我们的精神、思想资源，就必须对这两种传统做出梳理。这两种传统要共同构成今天我们的精神和思想的资源，它们首先不能是水火不容，而必须是可以互相容纳甚至具有互补性的。在我看来，这两种资源是可以并行不悖而且必须并行不悖的，只有如此我们的精神、思想资源才可能更加丰富。这两种传统主要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冲突的关系。

三

“五四”时期以《新青年》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全盘反传统。而所谓“传统”，事实上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我认为如果仅仅把五四思想家抨击的对象视为一个整体，而后断定他们反礼教而且反孔子，必定无法理解五四思想家们的激烈姿态背后的理性，更难以发掘他们的意义。

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在传统社会，儒家思想通过国家化、政治化、世俗化，造成一种复杂的思想－社会体系。而儒家由思想家的思想转变成为全面安排人间秩序，体现于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之中的思想，中间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环节。思想家的思想本身是一条脉路，而在思想的意识形态化，也就是政治权力通过权力行使把思想政治化世俗化加以推广的过程中，由于利益关系，体现于政治、社会现实的价值观念，就往往不再与原来的思想家的思想相一致，甚至走到思想家元思想的对立面。儒家思想正是从思想家在“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中从善良的愿望出发重新安排人间秩序，而后被政治利用，政治化、世俗化，并且造成各种罪恶的教条。明清时期，也就是儒教社会的成熟时期，“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杀人的价值信条，无一不是来源于儒家思想家的教诲。

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等人对孔家店的批判，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孔教的基本教义不适合于中国现代社会。对于到底什么是“中国文化”，陈寅恪曾说：“吾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⑷在1911年，帝制就已经在建制上崩溃了。也就是说，“三纲”的“君为臣纲”一条已经在实际上消失了。这意味着传统文化建制化的最基本一环的消失。对当时大多数受过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影响的中国知识人来说，帝制的崩溃展示了中国走出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希望。而当时的社会现实却又使他们不得不正视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的艰难。革命不过是揭去屋檐的几块瓦片，以示“革命必须破坏”，在广袤的农村，处处都是阿q、闰土、鲁四老爷之类的人物。而在政治上，袁世凯、张勋先后复辟，充分表现了这个国度对帝制的迷恋。袁世凯特别借重儒学以期建立其帝位的合法性，更加深了知识分子对儒学的恶感。我们回到当时的现实，与儒家“礼教”在现实中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不是孔孟对国家道德的温情脉脉的描述，没有《礼记》对圣王与大同世界的深情款款的向往，更非二程、朱熹对圣人、道德的孜孜不倦的追求，而是一整幅与现代文明出于对立状态的文化场景与心理场景：在政治上，是固有的民本主义思想，甚至渴望君臣大义的重建；在社会生活中，是小脚、姨太太、贞洁牌坊，残暴的监狱与法庭；在价值领域，仍然是贵贱、上下、尊卑、男女、父子的人格不平等。这些现实都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如果要展望一个文明社会，就应该批判这些现实并且寻找这些现实的价值根源。而这些现实的价值根源无疑与儒家礼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果我们把儒家思想与政治化、世俗化之后的儒家世俗观念区别开来，我们对“五四“启蒙思想家们对礼教咬牙切齿的态度就可能更具同情之理解。无论是陈独秀，胡适，还是鲁迅、吴虞，他们都是紧贴着地面发言，他们的工作都是基于现实批判而进于文化价值批判。陈独秀在《新青年》的答辩状中列出了《新青年》的几条“罪案”：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⑸

这些“罪案”，实际上就是《新青年》集团当所从事的事业。陈独秀的逻辑是这样的：“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⑹也就是说，他们反对的是和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之精神相冲突的中国现状。即以反“孔教”言之，在当时任何一个人，只要反对帝制追求民主，便不得不反对孔教尤其是其中“君为臣纲”的教条。陈独秀在袁世凯复辟过程中写了不少反孔文章，因为袁世凯复辟所借助的价值力量与思想力量便是传统礼教。陈独秀直接斥道：“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⑺陈独秀的反孔，实质上就是反“立君”，反“复辟”。鲁迅之反对“吃人的礼教”也是如此。《狂人日记》中，“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⑻吴虞解释说，那些最热衷于讲仁义道德的人，事实上就是吃人者。鲁迅这种貌似偏激的批判，是建立在对中国民间社会与中国野史的深切理解的基础上的。儒家的教条中，光是一个对“贞节”的鼓励与提倡，便不知道夺去了多少妇女的生命！儒家教条的泛道德主义思维模式，则更是用僵死的道德观念紧紧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在《我的节烈观》中，鲁迅写道：“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互助的心思。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⑼这些道德明显来源于传统的儒家思想，但是它们作为儒家思想世俗化之后的观念，切入实际生活中却成为杀人的教条。鲁迅所说出的赤裸裸血淋淋的现实，鲁迅的批判也指向这些丑恶的现实。与陈独秀一样，鲁迅所憎恶的，是“礼教”借国家机器实现对思想言论的扼杀，他说：“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所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厉害。我们几乎看不见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⑽五四思想家们对儒学的反感，最主要的方面，就在于当时的现实及中国的历史中，儒学的一尊地位，压制了其它思想、科学的形成和发展，正如陈独秀所说的：“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⑾因此他们对儒学的批判，与其说是对儒家原思想的批判，不如说首先是对这种政治上社会上思想一尊局面的批判，是对思想专制的批判。在一个一种思想独尊，并且压制其它思想发展的时代，对这种专制思想进行批判的意义，并非在于否定这种思想本身的价值，而在于通过思想批判达到社会批判的目的，也就是为社会提供一个新的思想空间，一种新的思想可能性，如果没有一种新的可能性出现，就没有思想自由的可能。没有对中国盘踞独尊之位的儒家思想的批判，就不可能有民主、自由、人权观念的传入。我们今天尽可批评五四思想家们对民主自由等等现代观念的认识的局限，但是在当时，在这些现代观念开始传入中国的那个阶段，如果没有在传统思想中扯开一点自由空间，这些观念无法在中国生根。而对原始儒家思想的态度，五四思想家的主要目的，是把它还原为百家争鸣中脱离政治，可以批评的一家。正如胡适在早期的论文《先秦名学史》的导论中说的：“我确信，中国哲学将来有赖于从儒学的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枷锁中得到解放。这种解放，不能只用大批西方哲学的输入来实现，而只能让儒学回到它本来的地位；就是恢复它在其历史背景中的地位。儒学只是曾经盛行于古代中国的许多争鸣学派中的一派，因此，只要不把它看作精神的、道德的、哲学的权威的惟一源泉，而只是把它看作灿烂的哲学星系中的一颗星，那末，儒学独尊的局面就将不复存在了。”⑿

由“儒教中国”的现实出发，五四思想家猛烈抨击这些丑恶现实背后的价值观念，也就是儒教教条。“旧伦理”、“旧艺术”、“旧政治”等等都是这些教条支配下的产物。早在1919年3月，林纾便写信给蔡元培，控诉北大“覆孔孟，铲伦常”和“尽废古书，行用土语”。蔡元培回信辩解，认为北大的教员所反对的只是那些依托控制之名而反对革新的言论，而非与孔子本人为敌。他说：“‘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使在今日，有拘泥孔子之说，必复地方制度为封建；必以兵车易潜艇飞机；闻俄人之死其皇，德人之逐其皇，而曰必讨之，岂非昧于‘时’之义，为孔子之罪人，而吾辈所当排斥之耶？”⒀蔡元培向来以兼容包并之气度著称，他对林纾这样的回应，来自他的客观的观察。在儒学被定为一尊的思想社会局面中，要打破这种独尊局面，便需要这种思想之外不同的声音。周策纵先生在《五四运动史》中认为：“‘五四运动’早期的新知识分之们攻击儒学，主要是攻击现行的对儒家学说的正统解释。这种解释也好，这种攻击也好，虽说都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但是也不一定完整地把握了孔子的理论或精神。”⒁“儒家学说的正统解释”就是陈独秀们攻击的旧伦理旧政治的理论基础。

余英时先生曾论及西方近代反基督教思想家们的态度：“基督教在西方近代文化中有两重性格：制度化的中古教会权威在近代科学的冲击之下已经彻底崩溃了，但是作为价值来源的基督精神则仍然弥漫在各个文化领域。外在超越型的西方文化不能完全脱离它，否则价值将无所依托。启蒙运动时代西方文化思想家所攻击的只是教会的专断和腐败而非基督教所代表的基本价值。反教会最强烈的伏尔泰，据近人的研究，其实是相信上帝的。尼采和齐克果都曾著书反对基督教，但是他们对原始教义仍然是尊重的。他们只是不能忍受后世基督徒的庸俗和虚伪。”⒂余先生以此为参照系对比中国情况：“‘五四’以来反传统的人又误以为现代必须以全面地抛弃中国文化传统为前提，他们似乎没有考虑到如何转化和运用传统的精神资源以促进现代化的问题。”⒃西方中古教会权威的崩溃，经历了数百年的科学发展的积累，哥白尼的地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无不对教会权威造成极大的打击。但是这样的科学在中国并不存在，而且这样的科学也无法摧毁中国传统中独尊的儒学的地位。要从价值上摧毁儒学独尊的地位，只能以观念战胜观念。西方民主自由人权思想的传入对当时很多人的思想起到了颠覆性作用，加上朝代末世各种社会危机的并发，直接导致清王朝的灭亡，也是中国皇帝制度的灭亡。儒学三纲中的君臣一纲在表面上已经消亡了，但是儒学的建制远远没有崩溃，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它仍然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由此才有“改造国民性”运动的进行。这时启蒙思想家的反孔，与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家们一个大致相同的地方，就是主要力量集中于反对建制化，政治化的儒学，而非孔孟的原始精神——虽然他们同时也认为即使是孔孟的原始精神也有太多和现代应有的文明格格不入的内容。而且他们自己本身在安身立命之处常常就是传统主义者。鲁迅的一个思想核心是“中间人”角色的自命，也就是说他清醒的认识到自己是“因袭了传统的重负”的。而胡适1929年的日记就记载了傅斯年的话：“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然是传统的中国人。”胡适评论这句话道：“孟真此论甚中肯。”⒄胡适、鲁迅对待他们的母亲的态度，就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儒家精神中“孝”的要求。五四思想家们做出全面抛弃传统文化的姿态，实际上是充分考虑了文化的惰性，企图使态度与现实折中。鲁迅就曾说过，“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间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和平的改革也不肯行。”⒅

林毓生在《五四时代的激烈反传统思想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中对五四思想家批评道：“既然五四反传统的知识分子有意完全拒斥儒家的传统，他们当然就不会去寻求创造性地转化传统的可能性了。即使他们要将儒学与西方自由主义相整合，他们也会觉得并不可能，因为他们对儒学的了解深受传统思想模式的约制之故。”⒆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林毓生批判五四思想家把传统视为整体的，而他自己却把“知识分子”视为整体的。事实上，对“五四反传统的知识分子”，陈独秀、胡适、鲁迅们而言，儒家思想只是中国思想中的一支，他们也希望把儒家还原为争鸣的一家，因此，他们丝毫不会去干涉别人——不管是“完全接受儒家传统”了的辜鸿铭，还是“最后一个新儒家”梁漱溟——去拥抱儒学甚至拥抱儒家礼教的自由。今天即使有反传统的知识分子，也不会干涉林毓生“创造性地转化传统”的自由，而林先生指责五四先驱没有他的“创造性地转化传统”，背后有两个基础，一是以今人立场指责前人思想，一是预设了儒学的普适性，在儒学的立场上把它看作一种普适的“价值来源”，从而批评五四思想家对这种普适性的怀疑。

四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中国古代传统以儒家为主体的思想－社会体系的态度，有两种不同的角度。如果我们仅仅看原始的孔孟荀朱陆王，那是哲学的角度，在这一层面上，儒家思想可能成为构建我们新的精神家园的一个最主要的根基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可能补救西方文化的一些弊病。中国哲学这一学科模式来自西方哲学，从胡适写出第一部现代意义的哲学史开始，中国哲学的内容，基本上是西方哲学主题的异域变奏，很多西方学者不承认孔孟等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符合他们的“哲学”定义，因此并不承认中国有哲学，比如黑格尔。但是今天，一部分西方哲学家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古代哲学，并且把它放到与西方哲学对等的地位上加以审视。他们把中国哲学视为西方哲学的一面镜子，在《孔子哲学思微》一书中，作者郝大维、安乐哲这样说到：“在我们当前这个历史的决定性时机，不去吸收中国的智慧，就会使西方失去一个惟一的发现自己的机会。”⒇另一种角度则是从儒家原始思想政治化、世俗化之后形成的教条入手，批判这些教条的反现代特征，对人性的桎梏，对捍卫人道底线的无力，这是历史的角度。在这两个角度中，哲学角度承接了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历史角度则开辟了一个“反传统文化”的传统。而这两种传统在今天可以并行不悖。

我们观察五四时期的反孔与尊孔的论争，便会发现他们的分歧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陈独秀向来被目为极端反传统的，他在《旧党的罪恶》中有这么一句话：“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条件。无论新旧何种思想，他本身本没有什么罪恶。”而梁漱溟向来被视为“最后一个儒家”，“新儒家”的第一代开山祖师。但是梁漱溟在赞美孔子的同时，对“礼教”桎梏下的中国人的批判，丝毫不比陈独秀们温情。他曾经批评中国人：“中国人始终记念着要复辟，要帝制，复辟帝制并非少数党人的意思，是大家心里所同。他实在于他向来所走的路之外，想不出别的路来。”（21）“几千年来维持中国社会安宁的就是尊卑大小四字。”（22）废除帝制，废除尊卑大小的不平等关系，实际上都是儒家礼教所视为不可忍受之事。同样，熊十力对家族制度的批判也毫不客气。事实上，在现实层面，任何有良知的知识人都会批判当时的儒家教条，只不过反传统的思想家不再理会，甚至直接批判原始儒家价值，而尊孔的思想家在批判现实的同时在灵魂层面回到原始儒家价值。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与九十年代的国学“复兴”，意味着 “反传统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经历了三十年“文革”破坏之后的承续。这两种传统都是我们今天赖以思想、发言的基本土壤。而且，这两种传统的并行不悖，可以为未来思想状况提供更加丰富的可能性。“五四”思想家们宣传“民主”、“自由”、“人权”的事业，得到传承，并且人们进一步梳理这些观念，以补五四时期认识粗疏之弊。而儒学经过“五四”的洗礼，已经不得不把民主、人权等观念融入自身，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就是把民主科学观念植入儒学体系的一种富有价值的尝试，而儒学究竟能否通过现代解释而成为具有普适性的文化价值来源，这一问题的回答尚待人们的努力。

注　释：

⑴泰勒《原始文化》，蔡江浓编译，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两卷本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第3页。

⑶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第2、3、4页

⑷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见《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0、11页。

⑸⑹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

⑺陈独秀《复辟与尊孔》，《独秀文存》第115页。

⑻鲁迅《呐喊·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一卷，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44页。

⑼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一卷，第67页。

⑽鲁迅《坟·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第一卷，第58页。

⑾陈独秀《答吴又陵（孔教）》，《独秀文存》第646页。

⑿胡适著，欧阳哲生、刘红中编《中国的文艺复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第17页。

⒀蔡元培《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函》，转引自周策纵《五四运动史》。

⒁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8月出版，第435页。

⒂⒃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联经出版事业出版，第15页。

⒄转引自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第27页。

⒅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二卷，第8页。

⒆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12月出版，第193页。

⒇郝大维、安乐哲著，蒋戈为、李志林译《孔子哲学思微》，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第255页。

（2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第42页。

（22）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43页。

传统文化的思考篇2

关键词： 中学教育 语文教育 传统文化教育

【中图分类号】G633.3

1引言

传统文化极大地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在全球化环境下健康发展，有利于民族文化的创新，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传统文化的知识水平，语文应当适应时展的需求，承担传统文化的水平，依照课程标准的要求，找到语文教学有效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方法，发挥语文学科的作用，履行语文学科应尽的义务。

2高中语文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

我国教育体系中的关键内容之一，文化的核心载体，便是语文，它也是作为交流的重要工具。而作为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我国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传统文化若渗透在高中语文教育中，则深刻影响着文化的传承及对学生的培养。首先，高中语文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抑制了社会进步带来的现代化对于传统文化的冲击，有利于提高学生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从而真正成为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与继承者。再次，通过故事，诗句将中学教材中丰富的传统文化的内涵表达出来，比生硬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兴趣，从而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学习。最后，通过传统文化的学习，会帮助学生形成健康的世界观，人生观，个人文化素质慢慢积累，从而提高自己的文化底蕴。

3高中语文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若干问题

从几十年的语文教学情况来看，对学生进行母语教育未被提起重视。但是，母语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根基，母语教学关系着我国国民素质的提高，地位十分重要。所以，必须强化语文教育，提高母语教学在教育中的地位以及在社会中的地位，从而保证传统文化更好地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进行。我国在经历多次政治斗争后，现在的社会更加注重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其中就包括发扬传统优秀的民族文化。因此，必须使全社会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才能为高中语文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4高中语文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途径

4.1单元主题教学

在新课标的教材中，旧版课文还存在于一些古代文学作品篇目中，但是组织单元不同了。我们不只是把一类文体或是一种主题简单的拼凑在一起，而是将不同选文之间的部分合理整合以创造出部分大于整体的效果。教师不仅要懂得各个课文，还要了解其他文体、语体之间的关系，能够与其他活动单元的主题题材相呼应。所以，可以在充分考虑各篇文章的关系情况下进行单元主题教学方法。

4.2充分利用课本中的古诗文

传统文化表现在道德文化、建筑、民俗、饮食文化、传统的伦理道德文化、古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中华民族的优秀的精神文化。而高中课文中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古诗文。因此，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应充分探寻古诗文中丰富的思想感情，挖掘更多的传统文化的内涵。

4.3拓展名著教学

传统文化的素养之一便是了解多个文学作品中的名著。但是，学生不喜欢名著，往往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阅读的书籍，所以对于古代文学名著知道的非常少。学生以为名著创作时代太过久远，语言不易理解，思想性强，所以不能够吸引他们去静下心来阅读。教师可利用课堂弥补这个缺陷，对一些思想性对后世有影响或是与现代社会结合较为紧密的名著进行重点分析。同时，通过课文教会学生阅读思考的方法与角度，引导学生进行原著的阅读，从而更深刻地了解原著。

4.4开展实践活动来进行教学

学生应当意识到积累传统文化是要自觉进行，是自身的一种需要，自觉地进行读书的积累，形成兴趣。这也需要教师持续地在课上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但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兴趣，不仅需要老师的引导，更重要的是为学生布置相应的适当的任务。教师可以鼓励学生演讲，学生为了演讲，会根据确定的演讲的主题，认真挑选、查找资料，，做好准备，这样学生在无形中扩大了自己的知识面。除此之外，；老师可以设计多种多样的活动，比如，姓氏探源。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学生学习传统文化兴趣。

4.5联系现实教学

进行高中语文传统文化教育不仅要使学生有一定的文化素质与文化内涵，而且需要学生应用在为人处世上，不仅提升文化素养，而且充分发挥传统文化的实用性。教师在进行高中教学时，应该与现实生活与时代相结合，培养学生优秀的人生态度，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严谨的求学之道等方面。比如，教师通过让学生关注并积累时事热点新闻来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同时引导学生从小事做起，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来继承传统文化。

高中语文教师应该意识到自己担负着的文化传承历史重任，每位学生也应该具有的这样的历史使命感，教师应该帮助学生积累传统文化知识，完善人格，提高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自豪感。

参考文献

[1]沈慧.高中语文如何突破传统作业的内容和形式建立新观念.《读写算（教育教学研究）》.2010年10期

传统文化的思考篇3

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血脉和共有的精神家园，也是全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然而，当前我国传统文化教育现状不尽如人意，在教学实践中，有些学校以应试教育为导向，偏重对学生进行知识的灌输，传统文化教育停留在表面。因此，我们必须加强传统文化教育，让优秀的传统文化浸润每个学生的心灵。

结合高中语文学科教学，笔者认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立足当下，高中语文教学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有着三大原则、五大方法和七大策略。

一.对高中生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三大原则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结合课堂教学，多种形式并举

对高中生特别要发挥好课堂教学主渠道的作用，要把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贯穿到语文学科的课堂教学中去。可以充分利用广播、电影、电视等媒体进行宣传教育，以正确的舆论引导学生，以优秀的作品鼓舞学生。还可以组织学生利用党团活动日、双休日、寒暑假参观文物古迹和各类纪念馆等进行社会实践教育。进行优秀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非常广泛，从历史到现实，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从自然风光到物产资源等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教育素材，只要注意挖掘，就会不断丰富教育内容，传统文化教育总会收获累累硕果。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与国情教育相结合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必须与国情教育相结合，要让中学生了解我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生产力发展状况、科学教育发展水平、历史传统、民族特点、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系统内容。要使学生从古今中外的对比中，看到我国的优势和差距、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从而增强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更好地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创业精神。

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与人生观的教育相结合

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和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有许多优秀文化遗产需要后人去继承和弘扬。对广大青年学生进行这方面的教育，使他们既继承了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同时又学习和吸收世界各民族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成长为具有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一代新人。

二.对高中生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五大方法

1.读。中国古代非常强调读书而不是看书，中国传统文化学习的法宝，全在于开口诵读。通过诵读开心窍，实现天人合一，通过诵读才能出真知，实现孔子所说的“与古人居，与古人谋”。正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高中生所读的书籍，应以经典诵读为先导。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千百年来，尽管经历了封建社会的千锤百炼，但传统美德依然流传至今，并散发着无人能及的独特魅力，也正是这样浓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打造了国人“忠勤、仁义、厚德、睿智”的优秀品质。为了更好地加强中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高中语文教学可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分别布置经典诵读内容，从《论语》《千字文》、唐诗、宋词，到古代散文、名人名言等等。从“学而知”入手，逐步达到“知而行”。

2.教。以语文课堂教学为主渠道，对高中生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进行经典优秀文章的教学时，注重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品德修养教育，灌输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升华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渗透情感教育、审美教育等，不断促进中学生心理素质的发展，提升中学生的精神境界，加强其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例如在教授人教版必修四《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爱》一文时，就可以传输给学生“爱的原则”的教育，告诉学生，爱自己的价值，在自我中是不能实现的，只有在他人和社会的存在中才能实现。

3.习。温习，反复实践。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同样的经典，反复学习，会一次比一次深刻;通过习，达到对于真理的无限接近;通过习，实现从知识到智慧的过渡;通过习，有所创新有所创造，在习的过程和超越中，获得学习和人生的快乐。

4.省。不断总结反省。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每天多次反省自己每日的行为，是否有过错，是否合乎道，是否有改进的地方。通过反省，使学生明白智、信、忠、孝、礼、义、廉、耻是几千年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是我们民族的灵魂。通过引导高中生在不断地总结反省中树立以热爱祖国、报效人民为最大光荣，以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民族尊严为最大耻辱的观念，更好的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

5.行。儒家倡导知行合一，在运用的过程中实现知的运用和提升。学习强调笃行，需要不断把所学的知识和所悟的智慧运用到生活实践的方方面面。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精神层面的结晶，也是中华文明长期滋养的结果。其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治理层面的价值取向，“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治理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则是国家治理对公民个体的价值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对在中学生中弘扬民族精神有重要作用。

三.对高中生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七大策略

1.单元主题教学

在新课标教材中，不少古代文学作品特别是基本阅读版块的篇目基本是以前旧人教版的课文。虽然大体篇目没有变化，但是单元组织有所不同了。教材的单元组织并非只是简单地把一类文体和一种主题的课文拼凑在一起，我们应考虑不同选文间的相互关系，以求产生更为丰富的单元整体价值，体现出整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

2.比较阅读教学

在活动主题的引领下，教师还可以让学生对本单元的课文有针对性地进行比较阅读。通过比较相同点与不同点，更好地体会某一主题的内涵。

3.名著拓展教学

当前，在教学中发现，大多数高中生并不喜欢名著，对于古代文学名著知之甚少。了解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经典名著，是传统文化素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可以利用教材中的篇目以及“名著导读”内容以点带面进行重点分析，或探究其思想性对后世的影响，或探究其与现代社会的结合，或挖掘名篇中蕴涵的人生哲理与人生智慧等，让名篇焕发其独特的魅力。

4.专题拓展教学

教师还可以根据单元主题进行相关内容的拓展，使学生对该主题的相关内容有更深刻的认识和把握。进行主题拓展教学，这个主题可以是教师在教学设计中事先设定的，也可以是在教学过程中生成的。

5.读写结合教学

“读”与“写”是语文学习素养的两个重要方面，这两种素养的实现是通过阅读与写作的训练来完成的。阅读积累与思考是写作的先导，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更要让学生进行积累和思考，将知识转化为能力。教学要教学生“学会学习”，培养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也需要着重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引导学生重视各种资源，学会积累，开拓思路，勤于动脑，形成一己之得，力争有所发现，有所创新。

6.开展丰富多样的实践活动，联系现实教学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一直延续至今，正是因为其有着超越时代的普遍指导意义。丰富多样的实践活动能让语文学习更活泼，更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也不能只停留课堂与教材上。传统文化教育只有与现实相结合，走出书本，走近生活，让学生将所受到的熏陶教育转化为现实中的行动，学会正确看待自身与正确对待外界事物，用优秀的传统文化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才能够真正将知识转变成能力。除了让学生在知识与理论上有一定的积淀之外，更要让学生在为人处世上受到影响，才能体现传统文化知识的实用性。

7.在考试中渗透部分传统文化的考查

《纲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并有望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在中考、高考升学考试中的比重。以此作为导向，我们更应该让学生去关注、关心传统文化，这一点在必修、选修教材已经有所体现，比如《优美的汉字》《巧妙的对联》《语言文字运用》和古代文化常识等专题的设置实际上就是促使学生去关注我国的汉字和文化，并将文化知识有机融入到考试之中。

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为高中生思想文化教育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是高中语文教育不竭的资源。高中生思想文化教育只有扎根于传统文化这块 肥沃的土壤之中，以其为基础、为养料，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才能充分体现其价值，实现其育人功能。

传统文化的思考篇4

文化的本质不是既成的事物而是流变的过程。《易经》上说：“生生之谓易。”大千世界，大到空间环境、世界格局，小到生命机体、细胞组织，每时每刻都在发展变化。生生不息的变化，绵延不绝的变动，就是“易”的最基本的含义。可惜，许多自称具有“革命精神和科学思想”的人，总是无视“发展”与“变化”，他们诋毁《易经》的一个理由无非就是认为《易经》宣扬的是消极的宿命论。

这个看法是不完整的，今天我们说“与时俱进”，某种程度上正是传统文化中“革故鼎新”精神的现代阐释，而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充满了这种生生不息、革故鼎新的创新活力和精神传承，正是这种生命活力和创造冲动，才使五千年的古国文明，不断冲破黑暗， 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传统文化，犹如一条浩瀚的大河， 曲折蜿蜒地日夜流淌，时至今日，对我国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音乐、化学、医药、民俗等各个领域，还在发生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和作用。然而江河浩荡奔流万里，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难免良莠并存，精华与糟粕同在。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能因为今天重视传统文化，重视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把传统文化打扮成一个清丽无瑕的美人，完美无缺。传统不是这样的，它有鲜活的美丽，也有现实的丑陋，甚至丑陋之中还带有狰狞。我们要保持和保护的，应该是有利于中华民族子孙进一步开拓未来、成就伟大的民族复兴的美好基因，而对于其丑陋的一面，则要修复、改造乃至毫不留情地剪除。

这样看来，保持传统文化的基因， 其实不是对于传统的全盘继承和照单全收，而是要对历史上的传统文化进行分析和甄别，就拿清明节举例吧，其缘起与传承，就一直处于继承与变易的对立统一发展之中，其中扫墓祭祖，缅怀先人，是这个节俗文化中的基因，

今天，我们传承这个基因，而且还发扬光大，“祭先烈、敬先贤、忆先人” 就是追思先人、感恩思源基因的新的扩布和传播。而清明节的前身，曾经有过“寒食节”，因其“冷食”，有损于人们的肠胃，三国时期的政治家曹操就曾多次下令，禁绝“寒食断炊”的做法。不利于民生的习俗，为什么要传承呢？ 所以，“寒食节”逐渐淡出历史，并且逐渐地被清明节融合了。这就是历史上的先人对于节日习俗所采取的“与时俱进”的态度。清明节对于逝者亡人的追思和怀念，历史上也曾经上演过许多“请神降仙”、“驱鬼治病”、“相面揣骨”、“测字算命”之类的巫术闹剧，但这些并不是传统文化中应该传承的基因，是应该通过不断地移风易俗加以剔除的糟粕。

传统文化也好，传统习俗也罢，它们一直处于这样的过程：旧的形式不断被新的形式所代替，但在新的形式中又包含着持久恒常的民族精神，取舍的标准只能是有利于民生的进步、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复兴，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近世以降，中国社会变革的步步深入，不断向传统文化提出新的挑战；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基因和剔除其不利于时展要求的糟粕，成为一个问题的两面。

“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保持传统文化基因的一次伟大的“与时俱进”；现在，改革开放30 年来，中国在经济、政治、思想等各个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这个变化也理所当然地提出了保持传统文化基因必须与时俱进的深刻命题。

当代商业社会，实行的是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利益原则，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对利益的追求和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建立在农业社会和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传统文化，当然与市场经济的运行原则会产生尖锐的冲突，冲突之下，传统文化遭遇一些尴尬成为无可避免的现象。

但是，传统文化应对市场经济的挑战，也不是完全被动和无所作为的， 面对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性、多样性的世界，保持传统文化基因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与时俱进：继续弘扬中国文化精神中优良的文化基因；继续以开放的胸襟，不断地创造出适应新的时代的文化样式；继续荡涤和扬弃传统文化中不适应现代社会的“糟粕”，弘扬传统文化中优秀的“精气神”。

现在，在文化领域，特别需要呼唤“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突破”并不是整体抛弃和全盘西化；“继承”则是保护传统文化的优良基因，扬弃过时的陈旧形式。面对多元化和多样性文化， 以及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应该追求传统文化与社会发展相对平衡、和谐统一，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任何用对立的、绝对的倾向和僵死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都是有害的，不可取的。

传统文化的思考篇5

行政文化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的不同界定。就广义而言,行政文化是指行政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行政制度和组织机构。从狭义来说,行政文化仅指行政意识形态,即在行政实践活动基础上形成的,直接反映行政活动与行政关系的各种心理现象、道德现象和精神活动状态。[1]行政文化为行政管理的发展提供了深层的精神来源,是行政管理的软件要素,对行政发展具有最深刻且最持久的影响,被称为行政管理的灵魂。如何汲取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的精华,扬弃糟粕,同时借鉴西方行政文化的合理之处,实现传统行政文化的重构,建立先进的中国行政文化,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

一、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利弊分析

行政文化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新的行政文化总是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与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历经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并孕育出中国特有的行政文化。

(一)传统行政文化的合理性

1.传统行政文化主张德治。受儒家经典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政治领域具有“德治”传统,强调君主及官员的道德水平,倡导爱民恤民、行仁政以利民等思想。因为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用伦理规范对这个庞大社会体系进行管理和控制的成本较小,因而,“德治”对维护统治、稳定社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普通民众的安居乐业。另外,道德作为行政权力的自我约束机制,对古代官员的廉政建设的确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当前,“以德治国”方略与传统的“德治”虽然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不能否认,“以德治国”方略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借鉴了“德治”思想与传统,强调“官德”建设。

2.传统行政文化注重民本思想。传统行政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主要表现在重民、爱民、利民,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及“民为水,君为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思想包含独到的治理智慧。民本思想是行政权力合法化的重要手段之一,能够增强民众对政府的认同感,获得其支持。显然,传统民本思想是当代行政所需要的,强调政府及公务人员的服务意识,抛弃“官本位”思想,把公众利益放在首位,关注民生。

3.传统行政文化体现“入世主张”。科举制度作为封建君主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较之分封制、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而言,具有不拘门第、均等竞争、公开考察、优胜劣汰的优势,鼓励学而优则仕,倡导读书人积极入世,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忧患意识,选拔培养出大批的优秀公职人员。这一“入世主张”与选拔制度与当今我国政府所提倡的公共精神、公民责任,鼓励有志之士通过公开考试选拔担当公职,要求公职人员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价值取向具有共通点。

(二)传统行政文化的弊端

1.行政伦理化。中国有源远流长且几千年传承不断的道德思想和道德文化,几千年的政治是一种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约束家庭成员的礼制泛化为全社会成员所应遵守的行为规范,从而形成了行政伦理化的独特特征。行政伦理化的消极意义十分明显:它造就了中国行政管理活动殊的人际关系,“父母官”、“子民”等称呼就是家庭中的辈分、称谓在行政过程中的体现;等级观念深入人心,并衍生出政府官员的特权思想和专制作风;在行政过程中,重德轻法,人治特征明显。

2.人治色彩。中国封建君主时期的行政文化是一种典型的人治型行政文化,政治的清明不是寄托于法律、法规的完善和实施,而是寄托于“明君”、“清官”。人治并不排斥法律的制定、执行和遵守。只不过,它强调人(君主)高于法律,君主的个人意志就是圣旨和根本大法,法律不过是统治的工具和手段。这就是历代王朝虽都有无数的刑律条款,但中国却一直处在人治制约之中的主要原因。人治思想同时还体现在:行政体系具有封闭与排他的特征,基本上没有与普通民众的交流,行政管理活动也就缺乏相应的透明度,决策过程几乎没有社会成员的参与,实施过程缺乏来自社会有效的监督。在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影响下,平民逐渐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和民主意识,他们期望圣明的君主、为百姓做主的父母官的出现,而不会拥有民主的思想火花。

3.“官本位”意识。所谓“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以官为尊,以官为贵,一切为了当官,把是否为官、官的大小作为基本的价值尺度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就、身份、地位”?[2]“官本位”思想是贯穿中国浓郁深厚的官文化的一条主线,是两千多年腐朽落后封建思想的产物。在古代,平民被称为“草民”、“贱民”,是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而官员则被称为“老爷”、“大人”,可见民与官的差距之大。所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许多人努力使自己走上仕途之路,只要当上官,不仅自己能拥有权力、财富和荣耀,而且亲友也会高人一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可谓是这一现象的精辟总结。虽然现在已进入二十一世纪,但是“官本位”思想观念在中国社会仍具有很大的影响。不可否认,“官本位”思想的存在有着历史积淀的原因,毕竟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但现实生活给“官本位”思想提供了继续存在的各种条件。在我国,作为公务员,不仅享有稳定并持续增长的工资,还有补贴收入和非现金福利;退休后,生活也很有保障,主要包括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及医疗等其它福利待遇。而且,工资、福利等是随着职位的上升而不断增加的。如此丰厚的物质待遇的确吸引普通公民加入到公务员队伍之中。除了物质上的利益外,公务员这一职业尤其是领导职位代表着地位并掌握着权力,地位和权力可能更能满足人们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包括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

4.重形式而轻效率。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封闭保守,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和平自守的小农经济、统治者“唯我独尊”心理等原因造成的。由此派生的民族心理是追求稳定与平静,而不是积极进取,追求高效。形式主义在当前中国行政文化中仍有很大的存在空间。主要表现在:有的公务员办理公务过分拘泥于形式和常规,办事拖拉,不务实效;有的官员为了政绩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劳民伤财;有的公务员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工作,弄虚作假;有的官员表面上忙碌,实际上并没有抓工作的落实等。在如此情况之下,行政活动的效率就要大打折扣了。#p#分页标题#e#

二、借鉴西方行政文化的合理之处

由于历史背景、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地理环境、民族性格及价值观念的不同,各国行政系统所反映和表现出来的文化意识与特色也有所不同,造就了不同的行政文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行政文化中的科学合理之处,对于构建先进的中国行政文化具有十分重要借鉴意义。

(一)法治观念由于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官僚体制化等原因,法治观念产生、发达于西方社会,法治制度实行、完善于西方社会。行政法治、依法行政是近现代西方国家法治原则在行政管理领域的具体体现,是用法律来调整、控制整个行政管理体系及活动。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出于对封建专制和殖民统治压制人性、践踏人权的强烈不满,新生的资产阶级就认为,政府行使行政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格控制,即依法行政,才能保证公民的权利不受侵害。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后,由于社会契约理论的深刻影响,使得公民对行政权的控制十分关注,把行政置于法律的严格制约下,以防止行政的恣意性,保障公民的权利。因此,西方国家有着完备的行政法律体系去约束行政权以及公务员的行为。

(二)民主观念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并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完善的民主制度。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一部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宪法,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互相制衡,公平竞争的选举制度,独立的舆论制度等。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民主无疑也就成为行政管理活动的重要原则之一。行政学的先驱(古德诺等)就曾指出,行政管理活动要实现民主与效率的统一与协调。

(三)服务观念社会契约理论是政府服务的政治性基础。契约理论是西方国家一种非常古老的学说,不过近代意义上的契约学说是由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创立和发展的。社会契约论之所以能成为政府服务的基础,是因为它把国家看作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国家的在民,把政府的公共权力看作是公民的授权和让渡。人民之所以同意要成立政府并授予它巨大的权力,完全是出于自身的利益需要,他们需要政府满足自己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因此,政府的服务是基于公众的利益需求和权力让渡,公众为了享受到服务而关注政府活动的进行。

(四)效率观念西方行政学的开山鼻祖威尔逊在《行政学研究》中明确指出:“行政学研究的目的,在于首先要弄清楚政府能够适当而且成功地承担的是什么任务,其次是要弄清楚政府怎样才能够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和尽可能少的金钱或人才上的消耗来完成这些专门的任务。”[3]从中可以看出,西方行政学从确立开始就强调行政的目的或者至少目的之一是对效率的追求。而且,在西方行政的现代化进程中,韦伯的官僚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的基础。在韦伯看来,官僚行政组织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率。正是由于官僚制组织具有的理想化、非人格化、严密性、合理性等特点,使它成为强调理性主义的西方国家的行政范式,并一直指导着西方行政组织的发展和完善。

三、当前我国行政文化的重构

重视开发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精华,借鉴西方行政文化的合理之处,实现我国行政文化由人治型向法治型的转变、由“官本位”向“民本位”的转变、由管制型向服务型的转变、由低效型向高效型的转变。

(一)树立法治行政理念,实现由人治型行政文化向法治型行政文化的转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为依法行使行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更是为新型行政文化的孕育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以宪法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法行政法律框架,公务员初步树立了依法行政的观念和意识,具备了依法行政的能力,必须依法行政,努力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切实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同时,社会公众也有了依法监督行政机关的基本法治观念和行为能力,以此指导公共行政,相信最终在制度表述上和执法实践中能真正体现法治精神。

(二)树立民主行政理念,实现由“官本位”行政文化向“民本位”行政文化转变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政府本身的“自觉”及社会公众的推动,我国政府把原属于自己的部分行政权力分给非政府组织去行事,上级政府把某些权力下放到下级政府,这样既能减轻政府的权力负担,又能调动基层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的积极性,更好地完成行政管理活动,为公民提供更完善的服务。行政民主除了体现在政府层级之间、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外,还体现在公民对行政管理活动的参与,让普通民众更多地参与到行政决策过程中,这就需要政府做到行政决策公开、过程公开以及结果公开,确保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除传统的民主选举外,民主参与形式更加多样化,如听证会、要求政府提供某种公共服务、评估公共服务和政府绩效等。

(三)树立服务行政理念,实现由管制型行政文化向服务型行政文化的转变在我国,随着民主意识的不断提高,公民要求政府以服务者的姿态出现,为公民的合法活动提供保障和服务,以实现公民个人的利益,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构建服务型政府成为新时代中国政府的目标之一。政府将自己定位为服务者的角色,以公众的利益和需要为行动导向,围绕公众展开服务,履行职能。首先,从观念上改变公务人员等级特权思想,树立公仆意识、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其次,转变优化政府职能,强化为社会和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和角色;再次,在具体行政程序上,从公众权益出发,提供便捷高校的行政服务;最后,在落实行政目标时,提高服务水平,及时回应公众需求,维护其合法权益。

传统文化的思考篇6

纵观数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陶作为一种自然永恒的材料，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一直伴随着人类走向文明、走向现代，更以一种全新的艺术存在方式走向未来。原始陶器在世界各地先后出现，虽然在造型、装饰和文化理念一有不尽相同的地域特色，但其成型方法和艺术形式却存在着许多的相似性，这可谓人类的共识。

每一种物体在进化以前，其萌芽状态在形态上近似于生命的起源，空间和时间在起源上趋向一致。随着事物的发展，所有的形态都变的以各自独特的生命形式存在。而艺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同样在变革中，其思维形态物化了的思想便趋向一致。在一个工业化发达的高速复制时代，用手工的创作方式去触及人们的感觉，从而使这个一古老的艺术形式获得现代性的划时代的转换。现代陶艺的以全新的艺术形式出现，它以不同的形式、角度和内含上展示了现代人对陶瓷传统人文精神和美学品质的认识态度，体现了艺术家对传统资源、语言方式、艺术形式的当代转化问题的新思考。

中国陶瓷艺术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它的遗存非常丰富，这是任何其它门类艺术品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它的文化内涵丰富而深刻，可以说中华民族将她最内在的本质，她对生命的感悟，对自然精神的心 神完美地表现在了它的博大丰厚的陶瓷艺术中了。中国传统陶瓷艺术代表了这个民族的体验，代表深深扎根于这个民族文化土壤之中的精神与人性的成熟，代表技术和形式方面精湛的表现方法，代表了这个民族对艺术价值看法的最后概括。

由于西方近几十年来现代陶艺的发展，使陶艺成为一种十分国际化的艺术语言，现代陶艺作为一种新的介质，促进了艺术国际化的进程。在中国当代艺术情境中，陶艺语言面临着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如何更好的和用传统文化资源、因势利导完成自身现代嬗变的问题。在中国传统陶瓷艺术作品中我们看到古代艺术家往往借助器物的造型来寻找人与自然的和谐，人深深地沉浸在自然中去体味自然生命的奥妙。而我们现代的陶艺作品也有很多表现出对自然物象、物性的亲和和性感，和对商业化机械复制图像的远离逃避，力图以最生动、最富个性魅力的现代陶艺语言来表达艺术家对生活的感受和性感体验，来展示他们的艺术理念和生活价值观念。

当今世界，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个人与个人之间日趋明显的相互依附性，显示出多元共存的必然态势。但正因为如此，各国陶艺家才需要通过自己富有个性的作品表达不同文化背景多元共存的合理，体现各种文化对于我们的世界都是不能缺少的重要现实。纵观中国现代陶艺作品所呈现出的风格样式，大多都兼容了多重的风格式样因素和语言结构，一些作品同时具有观念表现，波普等多重风格。在对本体语言的关注上，显示出多种语义并存的现象，在题材的选择上，也显示出对生活观察的平常心境以及对人文现象的关怀。这种多原性，丰富了中国现代陶艺的人文语境，从而形成了中国现代陶艺的新的发展格局，这种格局的不断发展和壮大，将会逐渐强健中国现代陶艺的身躯。塑造中华民族陶艺自身语言状态，这对西方艺术形态的日益国际化蚀食具有深远的意义，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作为一种弱势文化和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现状，一些现代陶艺作品明显带有一种西方附趋性。现代陶艺可以有时尚性，但决不能等同于时尚。在体现社会共性――现代的同时，应通过对陶瓷本质的理解，去体现个人对陶艺的认识，比如社会、文化、历史及陶瓷材料本身等。我们更多的是要在中国文化的这个大背景共性中去导求个性，去诠释对自身文化的理解，也就是说是在继承优秀传统加以深化并融纳自己的对事物的不同观察视角和内心体现而形成的个性，离开了中国传统 文化这一大背景，就无从谈起中国现代陶艺的多元性、国际性。

中国现代陶艺家在探索现代陶艺新的表述语言上，深深的直根 不可避免的变革与更新的学术思考。学习与借鉴，每交流与融会是所有文化艺术得到繁荣的重要因素，它给我们熟悉，所赞美的传统陶瓷艺术又一全新的表现形式，从而开拓了陶瓷艺术研究与创作的新空间领域。中国传统文化和陶瓷艺术的博大精深对今天中国的陶艺并非是发展的对立面，而是其足以借鉴与发展的基础，任何离开这一基础的现代陶艺都是空中楼台，传统陶瓷艺术因传统文化的感悟性特征，形成了一种神奇而富于变化的感悟性表达特质。若将这种传统特质精神地潜入到现代陶艺的创作中，将会以有别于西方的陶艺语言形式并驱并行发展，共同尊荣，而不致落入窠臼随行于他人之后。国际陶协主席东尼・法兰克斯先生在全国第七届陶瓷艺术设计创新评比大会上讲过这样一句话：中国几千年的陶瓷艺术文化，将成为你们中国陶艺家现代陶艺创新和发展的基石。

注：

传统文化的思考篇7

关键词：法文化传统 形成基础 自然环境 生产方式 思维方式

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当我们改革旧有的法律制度，总会遇到无形的阻力顽强抵抗；当我们借鉴先进的法律制度，总需要有艰难曲折的本土化过程；当理论上完美的新法律制度被设计出来运用于实际生活，原有的习惯往往将其改头换面得千疮百孔……主要缘由是法文化传统在起作用。因为“传统不仅仅过去了，它还确确实实地现存着。它积淀在每个现代人的心灵深处，流贯于每个人的周身血液，外现于人的各种行为方式和人际关系，并物化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习俗、规范以及形形色色的物质和精神产品里。当代人无时无刻不置身于文化传统的强大氛围之中，感受着它的持久而深刻的影响，以致于历史每迈出一步，都必须跟这种传统势力发生纠葛，时而以之为前进、发展的凭藉，时而又力图摆脱它的羁绊。传统和当代是一对相生相克的范畴：传统制约着当代的进程，当代反过来改造和消融传统……”［1］

与今日中国法制建设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法文化传统虽历经几千年的洗刷、积淀，依然仍保留着其独特的品质，它的尚“礼”， 鄙“诉”，重“刑”，轻“民”等等，仍在隐隐影响着当代人的法制心理。这些特质在法文化产生之时便初见端倪。可以这样说，是中国法文化产生之源，决定了它日后的走向，正如人的性格在初生婴儿身上便可窥见一斑一样。决定中国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的基础因素是什么呢？

一、法文化传统的形成基础探析

最初的法由习惯演变而来，据《左传》载，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的《禹刑》，便是启及其后继者根据氏族晚期的习俗陆续积累起来的习惯法。［2］在国家产生之前，氏族内部的人们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为适应调整人们相互间关系的需要产生了习惯。不同的生产活动与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同的习惯。又是什么导致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呢？

（一） 自然环境因素

中国的地貌结构由西向东，依次为草原、荒漠，河谷平原（间以丘陵）及东南狭长的沿海地带。上古时期的先民无力对抗东南部的汪洋大海，这里没有留下多少先人的足迹；西部、北部辽阔的草原孕育了游牧民族，带给他们逐水草而居漂泊不定的生活。散居与不断的迁徙决定了这里产生不了相对稳定的、主流的法文化传统。再看中原以至江南河谷平原，这里水源充足，土壤肥沃，气候适宜，优厚的自然环境很适于人的生产、生活。中国古代文明理所当然率先在黄河、长江流域绽放出灿烂的花朵。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国文明的主体在河谷平原中产生。但这块被东南的大海，西北的荒漠，西南边的崇山峻岭包围的土地，与外界几乎隔离开来，是相对封闭的独立个体，使得中原文明一产生便带有地域上的封闭性。

（二） 生产活动因素

河谷平原为主的自然条件使发展农业生产成为必然选择。此时的农业生产有如下特色：

特色一：生产力低下，面对自然界的种种突变，人显得苍白无力。先人们只能靠天吃饭，乞求风调雨顺。夏人乞求“天”，商人乞求“神”，实际上神即是天，是“人”化了的天，并且商时的神与逝去的祖先合而为一称为“祖先神”。“天”是先人们认为的独立于人之外的超于人的主宰一切的力量，人们心中对它充满畏惧，心甘情愿地服从它的支配，顺从“天命”。

特色二：尽管自然界有许多突变，但四季的更替相对稳定，春耕、夏种、秋收、冬藏，人们的生活相对有规律地循环着。他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形成了周而复始的封闭循环的生活方式。

特色三：常年耕作让其中一些人总结出种植农作物的宝贵经验，大大改善人们的生活，这些人获得人们的崇敬，享有崇高的威望。并且“耕作在平原，则有平水土驱蛇龙的必要”［3］,克服水患，获得水利也是生产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这使类似“大禹治水”的事成为历史美谈。从史料记载中看治水似乎是禹一人的事，可我们清楚在当时的条件下，全民一齐与水斗争都未必有效，一人治水哪能成功？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大禹治水有功，取得大众的尊敬爱戴与崇拜，进而被神化了。

特色四：农业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土地有肥有瘦，不同地域的土地适宜种植不同的农作物，辛苦劳作的农民等待着收获，也等待着把这一年积累的经验在来年中更好地适用。结果他们世世代代在一块土地上生活，安土重迁。人最初的由血缘集合群体的本能因农业生产而变得更加稳固和发展。

（三） 思维方式因素

对法文化传统形成有最直接影响的是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以河谷平原为主的自然地理环境及随之而来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活动，使中国人呈现出温和、持中，思维方式较封闭、保守，易顺从、盲从，也更务实和守成的特点。由此决定了中国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

其一，温和、持中。在天命、王命主宰一切的年代，作为社会的一员，人们相信命运天定；作为家庭的一员，所有家庭内部事务由家长决定。个体一出生，便有特定的身份与地位，有特定的生活方式与生活道路。处于统治地位的贵族无需努力，无需担忧，坐享其成，享受着血缘带给他们的安逸与舒适；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努力无门，血缘决定了他们世世代代都将是被统治者。不能有自己的主见，不能一意孤行，必须与群体认同便是社会对人的要求，人因此温和而持中。

其二，封闭、保守。在生产力低下的上古社会，农业生产靠经验。很少有人会以一年的收成为代价去冒险种植新的作物或尝试新的种植技术。并且自身的农业生产已能基本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人们没有必要与外界交流。常年累月，人把自己禁锢于一定区域，思维自然就封闭且保守。这与游牧民族与海洋民族人随时准备应付大自然的挑战，不断面对新的社会群体，人充满斗志与锐气不同。

其三，顺从、盲从。农业生产凭借经验，有经验的人理所当然地获得人们的崇敬，成为氏族的首领。同时积累丰富生产经验的只能是年长者，这一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依靠血缘维系的宗法制度的巩固。既然是权威，其他的人则必须尊从。在社会上听从国家，在家庭中听从尊长，从整体上讲二者又是一致的。顺从成了中国人的又一特色思维方式。另一方面，顺从也带来盲从，俯首贴耳、察言观色便是顺从带来的负面效应，成为我们民族心理中劣根性的重要一面，导致我们的民族缺少创新，个性缺乏伸张。

其四，务实、守成。由于命运与生俱来的，对于未来人无太多的期盼，大多数人只把注意力集中于眼前事物，守着已有的业绩；农业生产，耕种多少收成多少，半点都偷懒不得，人只能实实在在，不能像商人那样去投机钻营。思维因而务实。

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中国传统法文化表现出法自君出、以礼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法律内容带有强烈的宗法色彩及司法上的行政司法合一等显著特点。

二、法文化传统形成基础三因素关系探析

可见，对中国法文化传统的形成而言，直接因素是思维方式，中级因素是生产、生活方式；终级的根源是自然地理条件。但法文化传统是动态延续的，在法文化发展过程中，三因素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

首先，自然环境因素是三因素中相对最稳定的。一方面，地域范围扩大的结果是中原文明吸收了周围的少数民族文明。宗法色彩浓烈的中华文明在近代以前一直是较先进的，所以不论作为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最终的结果都是中原文明得以生存下来，继续发挥其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中原地区一直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居住地，至今聚集于此的人还占全国的大多数。再则，气候条件在过去几千年里的变化也无法改变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中国法文化传统在过去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转折，自然环境因素决不是起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清朝末年，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外部列强的入侵，西洋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封闭的、封建式的法律文化和法律体制，中西法文化开始了第一次较量。……苏联法学模式的影响和指导是对中国法制的第二次冲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给中国法制的发展与繁荣带来了生机，法律在开放的姿态中获得逢勃的生命力，中国法制又面临着第三次冲击。”［4］综观历史，这三次的确是中国的法文化传统经历的重大变化，但结果如何呢？清末西方法文化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冲击的结果只能是使中国法形式上披上西方的外衣，而实际上仍是走封建的老路子，封建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没有得到根本的动摇与破坏。建国初期对国民党六法全书的全部废除，苏联法学的全面引入，照样无法使“社会主义的法”融入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反而给法制造成极大的破坏，法律留于纸上，现实生活中充斥着法律虚无主义的观点。其原因在于中外法的观念形态、价值判断、行为模式上的明显对立与差距，使舶来的法律与中国传统法文化难以协调，在社会生活中难以找到有力的支点使其扎根。建构于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法”是无法在自然经济的土壤中生长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没有也不可能通过社会革命而完全割断，社会形态的变化对文化会产生影响，但无法更改传统文化［5］。

最后，思维方式因素对立法有着立竿见影的功效，它直接指导、设计着一国法律制度。在一定时期确实存在着具有远见卓识的先知先觉，可他们对未来的预见与超前思维，是脱离不了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的。思维方式是受人所生活的特殊环境制约的，它不可能成为法文化发展变化的终极因素。

所以，生产方式因素，即经济基础作用，在法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是引起法文化变革的终极因素。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我们便可想象中国的法文化传统有多么巨大的稳定性。正如亚当·斯密曾所说：“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客居于该国的马可·波罗的报告，殆无何等区别。若进一步推测，恐怕在马可·波罗客居时代以前好久，中国财富就已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之极限。”［6］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对法文化传统带来哪些影响呢？

三、对今日中国法文化传统处境的思考

二十余年的改革与开放使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从单纯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初期计划经济仍是社会生活的主导，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均由政府指令性计划决定，分配什么分配多少也由政府划定。实际上是政府化了的自然经济，经济基础未有根本性的改变，法文化变革并未到来。直到1992年中国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持续了几千年的法文化传统开始面临全面挑战。

其一，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人不再被局限于身体所能到达的地域范围，网络使人们可以在几秒钟内了解到世界各地的最新信息。全球化趋势在不可阻挡地加强，地域因素的影响在变小，全世界的人们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成为一个共同体，彼此的命运休戚相关。地域因素正经历一次空前变革。

其二，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在中国刚刚起步，不足十年的建设与存在了几千年的旧体制的较量十分艰难，不时有破坏市场经济的行为（甚至于是政府行为）出现。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下，我们在正在建设的市场经济体制立即就得融入国际大环境中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场竞争，并要在竞争中求得自身的生存，难度之大，要求之高，变革之剧可想而知。

其三，伴随地域因素与生产方式因素根本性变革而来的便是对人的思维方式提出的巨变要求。一种世界性的意识被要求植入我们的思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即将成为现实，入世后，“法律不仅是某一国家意志的表达，而且也是国际社会各成员之间相互利益和各自需求的协调”。［7］需要具有世界性的法律意识，创建一种基于世界意识之上的法理学。这是有别于过去的全新的法律理念。

我们面临的法文化变革是前所未有的。它发生在法文化传统形成基础的三因素同时剧变的情况下，它将是中国历史上最全面的、带根本性的、难度最大也最具挑战性的变革。

( 华东政法学院2000级中国法制史专业研究生。

［1］陈伯海：《中国文化之路》，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2］参见叶孝信主编：《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二版，第14页。

［3］周谷城：《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页。

［4］田成有：《中西法文化的较量与出路》，《法学》1995年第2期，第44页。

［5］这里对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略作区分。笔者认为凡是某一代人之前的所有的文化可以统称为传统文化；而文化传统则包括现时的文化，是对当时以至将来产生影响的文化。

［6］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09页。

传统文化的思考篇8

关键词:传统戏曲文化;广场群众文化;融合

中国戏曲诞生以来,经历过相当长的辉煌时期。随着时代的需求,目前传统戏曲早已经失去了过去的辉煌,很多戏种却陷入了戏曲人才青黄不接,观众锐减的困境,在市场经济和现代娱乐传媒的竞争中,传统戏曲文化是否真正失去了市场呢?面对如此严峻的事实,如不及时转变思路,传统戏曲生存的空间将会变得越来越小。怎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戏曲的普及,发展在于培养观众、真正走进观众。过去戏曲作为舞台艺术因为场地的局限性,不能更好普及,而广场是群众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传统戏曲文化和群众广场文化二者相互融合、创新才能发展。这是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今天这种局面是主观客观、内因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总结经验教训,争取更多观众,是挽救戏曲免于衰亡的当务之急。

传统戏曲发展至今,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小圈子、小团体的活动,不仅失去了商业价值,更失去了文化意蕴。以珠三角为例,这里的文化广场极为丰富,但是传统的粤剧和粤曲,观众群越来越少,年轻的观众群则更少。而相对于歌舞、魔术、杂技等文艺活动相比,戏曲晚会上人数总是寥寥无几,更显孤寂。戏曲俨然变成一项曲高和寡的高雅艺术,这本身就不符合戏曲的本质和发展方向。传统戏剧要面向市场,首先要面对开放,定位于广场群众之中,接受群众的检阅,这样才能达到戏曲的推广和普及,才能让大家走近戏曲艺术,领略其艺术魅力。

如何在传统戏曲文化和群众广场文化之间达到融合,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支持和引导传统戏曲文化和广场群众文化融合

当地政府要在政策和市场上扶持,走“政府组织,企业投入,百姓参与”新形式,模式以政策上的支持为戏剧团体提供演出便利。“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一直以来都是各地以文化活动带动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然而我们在不少地方看到,这类虽然众星云集,载歌载舞,却往往有台无“戏”,没有真正的主角,花钱搭起的大“台”,没能唱出真正的好“戏”。戏剧团体可以在政府、企业的需求下,创作一些贴近企业文化生活,反映现代气息和热点题材的戏曲,以企业赞助的形式在广场冠名演出。企业得到品牌宣传、戏剧得到发展,互利互惠,实现双赢。另外,当地文化部门要定时定点的举行一些戏曲文化活动,争取一些相对稳定的群众观看,推出一些适合广场活动的戏曲演出,吸引观众。如:东莞厚街镇举办的戏剧曲艺比赛和戏剧晚会,就是以企业赞助冠名,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二、经典和创新并举促进传统戏曲文化和广场群众文化融合

有的传统戏曲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外地人听不懂和当地年轻人热情不高的事实,这样容易流失观众群,为吸引观众,需要在传统和创新两个方面同时着手,在继承传统剧目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创作一些优秀的新编历史剧,同时更好地创作出现代戏的精品,做到两者的协调统一发展。但是需要注重戏曲创作的文化普适性,注重凸显戏曲当中孕育着的民间文化色彩,以多元化形式把普通群众的心态、趣味、对生活的追求得以传递出来。这样既得到本地群众的欢迎,也能使外地人正真融入进来,参与进去。当然,戏曲的改革是多样式,根据场地、环境等不同因素,插入说唱、舞蹈等新的形式,本地方言要做到字幕与声音匹配,让外来群众理解本地文化,真正达到有机的融合,通过一些新戏让不懂戏曲的人懂戏曲,让不喜欢戏曲的人喜欢戏曲。做到戏曲只要有人看、有人学、也有人做,进入到这样的良性循环,戏曲就有了生命力,就有了发展的潜能。如:东莞的“周六故事”广场活动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活动于每周六在广场定期举办、吸引新老观众。特邀省级戏曲专家加盟,以传统民间曲艺说唱特色,以讽刺社会假恶丑、歌颂真善美的故事为题材,吸取口技、戏曲演唱的艺术之长,寓庄于谐,吸引观众。 这是对传统戏剧曲艺向前发展提供一个很好的借鉴。

三、理论和实践互补推动传统戏曲文化和广场群众文化融合

优秀的文化从来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理论水平的高低往往影响或决定文化水平的优劣,二者相互关联。传统戏曲要想得到全面的发展和进步,也离不开理论工作的支持,只有花大力气,加大基础资金的投入,创办一些戏曲学校和理论刊物,丰富理论人才和理论创作,扩大戏曲的影响,推动戏曲的进步。在实践中,要以理论为指导,大力推广戏曲知识普及,戏曲学校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措施,不仅能培养大量的理论人才,也能选拔、输出更多的优秀表演人才。戏曲的普及离不开群众的支持和青少年的培养,对一些有经济能力的地方可以从青少年做起,培养青少年对戏曲的热爱,并教授理论和才艺既能,扩大戏曲的影响,真正使文化达到融合,促进进步和发展。如东莞市道窖镇粤曲进校园,开设幼教班,注重培养“小戏迷”为例在进广场进行汇报演出时吸引广大观众,小演员一招一式、有板有眼的演出,得到父母家属支持,观众也愿意看,表演期间主持人还向现场观众讲解了有关粤剧的行当、化妆、戏服、唱做念打、乐器、乐队等小知识,不仅让大家感受到了粤剧艺术的魅力,也增长了群众的艺术见识,所以演出很成功。广东市粤剧发展中心“粤韵金声”在镇街之间交流演出反响强烈。这些实践都受到了很好的效果,是戏曲文化中应该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工作。

四、寓教于乐沟通传统戏曲文化和广场群众文化融合

戏曲是一个面向广大群众的开放大舞台,要想吸引并留住观众,仅仅靠优秀的表演水平和创新是不够的,在文化市场的需求下,更需要文艺工作者和群众直接的参与和交流,真正做到文化的融合。可以适当地选拔一些有一定表演功底的群众参与演出,或现场邀请几名观众表演,充分调动了观众的积极性和参与性,会收到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也可以打破传统的中场休息冷场现象,在期间加入知名演员和观众的零距离接触和互动,或以有奖问答和抽奖等一系列的奖励活动,更能让观众感受戏曲文化的美妙和好处。这就需要群众文化工作者多动脑筋,多想办法,因地制宜,随市场的需求和群众的需要而做出适当的改变和调整。只有真正达到和群众文化的融合,才能得到群众的满意和支持,戏曲作为一种文化的生命力才会更加长久。

传统戏曲文化和广场群众文化的融合不仅能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更能使传统的戏曲得到创新和发展。两者之间的融合,促进了外来人员和当地之间的交流和进步,带来社会的稳定,这是建设和谐社会一个重要文化手段。

参考文献:

[1]董健·戏剧与时代[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叶长海·曲学与戏剧学[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