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出口贸易范文

农业出口贸易篇1

据有关专家的测算，要想通过汇率贬值来改善我国出口状况，条件是我国出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的绝对值大于0.7，这样才会有效地促进出口的增长。反之，如果这一数值小于0.7，汇率的贬值就不会带来预期的效果。

弹性是通过影响数量进而影响收益的，弹性大的产品汇率变动的影响会被扩大，而弹性较小的产品汇率变动的影响是被缩小了的。据南京大学的范金教授计算，我国农业出口商品需求的价格弹性为－0.5748，绝对值小于0.7，即我国农产品出口额的变动对汇率的变动是缺乏弹性的。这意味着当人民币汇率每贬值1％时，以美元计算的我国农产品出口的价格将下降1％，而我国农产品出口量将在第二年增加0.5748％。那么，当人民币升值30％时，以美元计算的我国农产品出口的价格将上升30％，而总出口量将下降17.24％，即总出口量也只下降17.24％，而汇率上升引起的价格上升幅度较大，也就是说升值后出口量减少不多，收益反而增加，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我国农产品出口额的变动对汇率的变动缺乏弹性是有原因的。我国农产品出口商品构成具有“低结构”性特征，附加值低的农产品所占比例较大。目前在我国农产品出口商品中，初级农产品出口占80％，传统农产品和大宗农副产品占40％以上，而这些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需求弹性较小，对价格变化的敏感度较低，因此，即使汇率升值导致农产品价格一定程度上升，也不会使出口量减少很多，而由于价格弹性小，出口收入反而会增加。

至于高附加值的农产品，首先，价格需求弹性比较大的高附加值农产品在我国出口农产品的比重却只有23％左右，从而降低了汇率变动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效果。

另外，高附加值的产品中很多是农产品加工品，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扩大我国农产品加工的出口。虽然目前我国农产品加工产品出口只占总出口量的20％，农产品总生产量的25％，但是农产品加工创汇的潜力很大，发达国家农产品的加工品占其总生产量的90％以上，加工转化后产值能增加2―3倍。如果人民币升值，将引起进口原料的成本下降，在我国当前价格逐步放开的条件下，进口商品的国内价格会有所下降，那些以进口商品为原料的农产品加工品的成本也随之下降，就能够降低农产品加工品出口的价格，十分有利于扩大我国农产品加工的出口。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带来国际市场中原料价格的下跌，使加工贸易出口成本大大降低，农产品加工贸易近几年就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总的来说，升值引起的进口原材料价格的下降，将促进我国农产品加工的出口，而农产品加工的附加值远远高于初级农产品，所以将促进我国农产品出口额的增长。

对农产品进口的影响

从农产品和农用物资进口结构来看，粮食及其制品是我国农产品进口的主体，其中小麦的进口占主要份额。10年来我国小麦的总进口量占了粮食总进口量的42.88％。其需求价格弹性较小，呈刚性，进口数额主要与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好坏直接有关。中国农用物资进口主要是化肥、农药和饲料。这类商品是发展农业生产必需的物资，其数量取决于国内供给水平，因而缺乏需求价格弹性。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化肥进口国，因为我国适用、优质化肥的国内生产能力不足，化肥进口占据了我国农用生产资料进口的主要部分。过去的10年，年均进口化肥860万吨，尿素占的份额最大，其次，是磷肥和复合肥。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拥有进口化肥的垄断权，因而可制定有力的价格，然而这个价格缺乏弹性，不能依据市场需求的变化进行调整。鉴于国内钾肥存在较大缺口，中国需为大量进口钾肥做好准备。

人民币升值以后，同样数量的货币的购买力得到提升，国外产品的价格相对下降，将有利于我国进口更多的农产品。2002年我国农产品进口额为124．5亿美元，2003年为189．32亿美元。人民币升值30％以后，购买力相应提高了30％，即购买同样多的农产品可以节约30％的外汇，具体地说可以比2002年节约37亿美元，比2003年节约57亿美元。

对粮食进口的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耕地面积的减少是必然的。而人口在增多，因而粮食进口的增加在所难免。升值后国家财富的增加，外汇储备的增多有利于进口更多的粮食。

根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预测，到2008年人口大约为14亿，到2030年达到16亿。根据世界粮农组织(FAO)规定的人均400千克的粮食消费标准，2008年中国的粮食需求量大致为5.6亿吨。中国政府必将努力保持95％的粮食自给率，所以我们假设粮食的对外依存度(年进口量占年消费量的比例)为5％，而且不考虑汇率变动对粮食进出口的影响，那么中国在2008年需要进口粮食2800万吨，现在世界粮食市场的贸易量在2亿吨左右，如果以后几年内没有大幅增长，中国的粮食进口量将占到世界粮食贸易总量的14％。1995年我国粮食进口2081万吨，如果到2008年人民币升值30％，在粮食价格不变的情况下，相同数额的人民币可以购买到2705万吨的粮食。同理，2001年我国粮食进口1738万吨，如果人民币升值30％，在粮食价格不变的情况下，相同数额的人民币可以购买到2260万吨的粮食。也就是说，如果人民币在4年内升值30％，到2008年花费和现在相差无几的外汇就可以满足大大增长的粮食进口需求。

根据范金教授的计算，中国农产品的进口价格弹性为－0.5646，这个数字说明了当人民币升值时，进口量有所增加，但是进口额反而下降了。例如人民币升值30％时，进口量将增长16.94％，即进口量为升值前的1.1694倍，进口额将等于升值前的81．85％，减少18.15％(假设世界粮食市场价格不变)。

我认为，今年的粮食进口量将有大幅增长：我国已经5年产不足需，产量增长的幅度有限，而我国2002年和2003年大量出口粮食(达3700万吨)，导致粮食库存的剩余较少，所以预测2004年的粮食产量在4.55亿吨左右，再结合我国在1995年曾达到过进口2081万吨的最高值，我认为2004年进口2500万吨左右的粮食是很可能的。

以2005年人民币升值15％为例，若粮食进口量为2712万吨，假设粮食价格不变，人民币升值后，用本币表示的外国进口商品的价格将下降与升值相同的幅度，升值后粮食的人民币价格=上年粮食价格×(1－人民币升值幅度)。所以升值后粮食进口额=升值后粮食进口量×升值后粮食价格=上年粮食进口量×(1＋人民币升值幅度×进口需求价格弹性)×上年粮食价格×(1－人民币升值幅度)=上年粮食进口额×(1＋人民币升值幅度×进口需求价格弹性)×(1－人民币升值幅度)。以2005年为例，人民币升值15％时，进口额=475000×(1＋15％×0.5646)×(1－15％)=437,945万美元。节约的外汇=人民币不升值的进口额－升值后的进口额=升值后的进口量×上年的价格－升值后的进口额=升值后的进口量×上年的进口额／上年的进口量－升值后的进口额，例如2005年节约外汇=2712×475000／2500－437945=77335万美元。对外依存度=进口量／进口量＋粮食产量，例如预计2005年的粮食依存度=0.2712／(4.73＋0.2712)=0.0542，即为5.42％。

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后有利于我国扩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和先进科技的进口，更好的利用WTO的“绿箱政策”，提高我国农业的水平。从成本分析可知中国主要农产品丧失价格上的比较优势是因为劳动力成本过高。现在各发达国家在农业生产上，从播种、中耕、施肥、灌排、治虫、收获到加工等各个环节，实现了全部机械化，而且畜牧业开始由机械化、电气化，走向工厂化生产。规模效应大大的降低了成本。我国农民至今仍然是零星分散，独家小型经营(目前农村自主经营的农户达2亿多人)，土地零散造成不能使用系列化农业机械(据统计，我国农业机耕率只有53％，机播率27％，机收率14％)，同时也造成我国的农业产品的商品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都很低，成本却很高，进而使我国产品的出口价格也很高。我国农业研究投资水平也很低，只占农业总产值的0.1％，为发达国家的1/10，发展中国家现有平均水平也为0.26％。所以改善基础设施，大力投资于农业科技，进行生态环境建设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扩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和先进科技的进口，国家财富的增加也有利于在上述方面增加投资，进而促进我国农业实现现代化和产业化。

农业出口贸易篇2

【关键词】自由贸易协定；比较优势；互补性；产业间贸易指数（IIT）；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

一、引言

自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两国之间的贸易总量不断增加。1992年中韩两国贸易总额为6，378，580千美元。2012年两国贸易总额为215，108，900千美元，是1992年两国贸易总额的33.7倍。2012年韩国对中国的出口额为134，031，339千美元，占韩国出口总额的24.5%。中国对韩国的出口额为80，777，791千美元。①韩国是中国的第六大贸易伙伴。中国入世后关税率不断下调，市场对外开放程度日益提高。在二十一世纪双边贸易区不断增加的环境下，两国就中国FTA对两国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多次的合作研讨。对外通商部门也对此进行了谈判。两国在贸易结构上具有相似性，有的部门互补性较强，有的部门竞争性较强。因此两国对双边自由贸易区协定的签署犹豫不决。与工业领域的中韩FTA对两国经济的影响研究相比，在农业及农产品领域的影响研究较少。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支持着国家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国家的支柱产业及生存发展所不可缺少的重要产业。韩国政府之所以对中韩FTA的签署犹豫不决是因为担心中韩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会对韩国农业以及农民收入造成负面影响，并且韩国农民一直反对开放农产品市场。

中韩农产品贸易一直处于不均衡的状态。中国农业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及农业机械）拥有量比韩国大，生产要素价格比韩国便宜。虽然韩国农业技术相对发达，但中国农产品成本比韩国要小。自两国建交以来中国对韩国出口的农产品总额一直比韩国对中国出口的农产品总额要多，中国对韩国出口的农产品总额在1992年为776，447千美元、2001年为1，677，921千美元、2012年为4，066，677百万美元（韩国农水畜产品流通公社，92年至12年）。因为韩国农村劳动力不足、劳动力成本上涨、农业用地面积小所以农产品生产成本高以致其无法跟中国农产品竞争。中国和韩国在地理位置相近，饮食文化相似。对中国来说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关税取消）扩大了农产品出口市场，使农产品营销额增加，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然而对韩国来说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会使劳动、土地密集型与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受到严重的打击，从而导致韩国农产品生产量下降、农民收入减少、农业生产转向高附价值农产品。笔者主要通过比较优势的方法与研究产业内贸易理论框架来分析两国农产品贸易的性质，把握两国农产品贸易的现状，帮助预测执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效果。

二、文献回顾

孔祥智、丁玉分析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贸易以来（1998年至2011年）中国农产品进出口结构和趋势。中国粮、棉、油、大豆、玉米等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大幅度下降，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具有竞争力，而畜产品出口受阻。中国农产品贸易处于贸易逆差。因此作者提出提高农产品品牌和质量安全管理，严格控制并积极开发国际市场的观点。

宋立杰与王子柱回顾了中韩建交以来中韩农产品贸易的状况，指出中韩农产品贸易在政治方面、产品质量方面和历史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笔者从自由贸易利润下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角度分析了中韩农产品贸易量增加给两国带来的经济效应。中国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与廉价的劳动力，而韩国具有相对先进的农业技术及农业机械，且两国农产品行业互补性较强。

米利群与徐兴权通过比较优势（MCA）分析法分析了两国具体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农产品界定为Harmonized Commodity Description and Coding System（简称为HS编码）：在HS的6个子项下的24类商品中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种类有234种，中国出口的农产品在韩国农产品市场上的占有率为33.9%。韩国比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种类有40种，其中韩国农产品加工类比较优势明显。笔者指出了韩国政府严格的农产品保护贸易政策，并提出了中国政府应推行的包括“扩大产业内贸易规模、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实现规模经营、发展加工农业、推行绿色农业战略”等支持农产品出口的政策。

陈彦斌指出了中国农村土地双层所有制存在的矛盾，主要是指集体所有制和家庭承包制的矛盾。土地资源是农产品生产的主要生产要素。但因为现在中国农村土地产权不分明，所以阻碍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同时基层政府等第三人也常侵占弱势农民的土地佃权从而造成了许多弊端。由此笔者提出了完善地改“永佃权”所具有的“物权法定主义”，给于农民完整的土地使用权，促进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的经济政策。

乔雯、易法海利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constant market share model：CMS）分析了中国入世前与入世后对日韩的农产品出口商品种类的变化和中国农产品贸易结构的变化。中国对日本出口的农产品总量增加，主要出口商品有园艺产品、畜产品和水产品。入世前中国出口韩国的农产品以水产品和谷物产品为主，入世后水产品和园艺产品的出口数额增加。其中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具有竞争优势。

三、中韩农产品贸易结构

（一）中韩农产品贸易现状

自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两国之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1992年农产品贸易额为776，447千美元，01年农产品贸易额为1，677，921千美元，06年农产品贸易额为3，061，065千美元，12年农产品贸易额为4，066，677千美元，12年农产品贸易额约为1992年贸易额的6倍。中国向韩国出口的农产品总额在1992年为765，202千美元，1996年为914，297千美元，2001年为1，562，749千美元，2006年为2，832，427千美元，2012年为4，066，677千美元。2012年韩国向中国出口的农产品总额为621，208千美元。两国之间农产品贸易以谷物、蔬菜、水果为主。韩国进口中国农产品数量多，中国进口韩国农产品数量少。因为韩国海关通关手续相当复杂以及韩国政府致力于防止进口畜产品传染病（禽流感、犷牛病等）的传播，所以农产品贸易中畜产品交易量很小。除1995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与2008年美国房贷金融危机时期之外，两国间农产品贸易规模一直处于不断增加的趋势。在中韩农产品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贸易顺差地位，而韩国一直处于贸易逆差地位，两国农产品贸易处于严重不平衡状态。韩国对中农产品贸易逆差额在1992年为753，957千美元，1997年为1，158，492千美元，2002年为1，859，555千美元，2007年为3，228，397千美元，2012年为3，445，470千美元（UN Comtrade数据库数据，92年至12年）。

（二）中韩农产品的比较优势

“在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某种出口产品是否具有比较优势时，常用的一个测度指标是‘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简称为RCA）。这一指数又称‘出口效绩指数’（Relative Export Performance，REP）。此种研究方法最早见于美国经济学家贝拉巴拉萨（B.Balassa）在1965年发表的著作，后此种方法被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许多经济学者广泛应用。该指数的含义是：一个国家某种出口商品占其出口总值的比重与世界该类商品占世界出口总值的比重二者之间的比率”③。

比较优势是常用国际贸易理论之一，对比两国国家机会成本的大小决定哪个国家出口哪个商品，机会成本是为了生产一个商品以该抛弃的另外商品为费用表示的概念，机会成本的概念将相对性运用到国际贸易理论中。比较优势是常用国际贸易理论之一，通过对比两国国家机会费用的大小来决定哪个国家出口哪种商品。机会成本是为了生产一个商品以该抛弃的另外商品为费用表示的概念。国际贸易理论早期都是用绝对优势理论来解释进出口产生的原因。利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两国农产品的比较优势，能够了解两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可以预测两国间自由贸易协定（关税取消）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此论文把世界出口总额改为世界农产品出口总额、i国出口总额改为i国世界农产品出口总额，出口商品界定为农产品范围为HS92.01～24。RCA计算公式为：

（1）式中，为中国k产品的出口额、为中国所有农产品的出口总额，（2）式中为韩国k产品的出口额、为韩国所有农产品的出口总额，为世界k产品的出口总额，为世界农产品贸易出口总额。RCA指数大于2.5时该国家k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强，RCA指数位于1.25与2.5间时该国家k产品的国际竞争较强，RCA指数小于0.8时该国家k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较弱。

从08年到12年中韩两国分别从世界农产品出口额与世界农产品进口额中整理测算了中国RCA指数与韩国RCA指数。中国HS3、HS5、HS7、HS13、HS14、HS16与HS20的RCA指数大于2.5，根据上述的RCA指数的解释，中国HS3、HS5、HS7、HS13、HS14、HS16与HS20在贸易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09年至12年的RCA指数增长率”是以09年、10年、11年与12年的RCA指数相加后所获得的平均数。中国09年至12年HS3、HS10、HS12、HS15的RCA指数增长率分别为11.94%、-17.62%、-10.80%、-10.85%。

韩国HS3、HS5、HS7、HS17、HS19、HS21与HS24的RCA指数大于1.25，HS3、HS21与HS24的RCA指数大于2.5因而其竞争力强。韩国09年至12年HS1、HS4、HS5、HS9、HS10、HS13的RCA指数增长率分别为-16.32%、31.62%、42.83%、12.37%、143.39%、-24.71%。因为通过HS编码划分农产品种类，所以只需考察HS编码在农产品贸易中贸易量较大的商品所显示的比较优势指数与贸易互补性指数。“参考表3”，其中HS3、HS7、HS12、HS15、HS16、HS20类商品占中国整个农产品贸易（08年至12年）的66.66%，HS2、HS3、HS10、HS12、HS15、HS17、HS21、HS23类商品占韩国整个农产品贸易的68.14%。

（三）中韩农业产业内贸易互补性

贸易可以分类为产业内贸易与产业间贸易。产业间贸易是指在不同产业上国家间进行的贸易。产业间贸易的理论基础为比较优势，国家拥有生产要素的相对差别决定了商品的竞争力，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主要在于利用国内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产业内贸易是指在国家同产业之间进行的贸易，以规模经济与垄断竞争市场理论框架为基础来分析国家贸易紧密程度。垄断竞争市场包括规模经济、商品差别化与垄断市场。达到规模经济效果需要市场的扩大从而产生贸易，实际上同产业中生产的商品有区别，国家集中出口某种商品取决于两国间的比较优势。从20世纪中期至今出现了跨国公司以及世界贸易量日益增加的现象，产业内贸易更适用于现代国际贸易。

产业内贸易指数是巴拉萨（B.Balassa）提出的测算两国间产业内互补性程度的指数，利用产业内贸易指数（IIT）分析中韩两国农产品贸易互补性程度。国际贸易上的互补性是指某一国家向另一国家集中出口某种商品，反过来说，另一国家从某一国家集中进口某种商品，两国在某种商品的贸易上具有互补性。

为了分析中韩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此模型测算产业内贸易的分析范围为中国与韩国的农产品（HS1至HS24）。（3）式中的为中国向世界出口的k商品总额、为中国从世界进口的k商品总额，（4）式中的为韩国向世界出口的k商品的总额、为韩国从世界进口的k商品的总额。（3）式与（4）式分别为中国与韩国农产品IIT指数。IIT指数位于0与0.5之间时商品具有产业间贸易性质，IIT指数位于0.5与1之间时商品具有产业内贸易性质，IIT指数等于1时，意味着此类商品具有完全产业内贸易性质。

中国各HS编码在中国农产品贸易中比例超过5%的HS编码为HS3、HS7、HS12、HS15、HS16、HS20，其中除了HS3的IIT指数以外，其他商品的IIT指数均小于0.5。在中国农产品贸易中这五种商品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互补性是指某一国家在一定的商品领域里集中出口或集中进口某种商品。笔者通过分析08年至12年的中国农产品进出口额得出中国在农产品贸易上集中出口HS3、HS7、HS16、HS20的结论。韩国各HS编码在韩国农产品贸易中比例超过5%的HS编码为HS2、HS3、HS10、HS12、HS15、HS17、HS21、HS23。上述的8个编码的商品在08年至12年韩国农产品贸易中属于集中进口。韩国的进口农产品额约为出口农产品额的3.9倍。

中国农产品进口额是农产品出口额的1.4倍。中国农产品进口额占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的42.5%。中国农产品出口额占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的57.5%。中国农产品贸易处于贸易顺差的不平衡状态。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国土资源广阔、农业技术日益提高，这使得中国农产品贸易避免了极端的不平衡状态。韩国农产品贸易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的不平衡状态，韩国农产品出口额占农产品贸易总额的20.6%，农产品进口额占农产品贸易总额的79.4%，农产品进口额是农产品出口额的3.9倍。08年至12年韩国农产品贸易逆差额分别为08年16，037，104千美元、09年12，208，580千美元、10年14，612，638千美元、11年19，693，298千美元、12年19，114，583千美元。④

四、结论与意义

自1992年中韩两国建交以来韩国在中韩农产品贸易中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随着中韩农产品贸易总量的逐渐扩大，韩国在中韩贸易中逆差额逐渐增加1992年为753，957千美元，1997年为1，158，492千美元，2002年为1，859，555千美元，2007年为3，228，397千美元，2012年为3，445，470千美元。

为了分析两国农产品贸易结构，采用中韩农产品和世界农产品整个进出口额为标准来测算两国每个HS编码分别的比较优势指数与贸易互补性指数。在利用两个模型获得指数分析时需要参考08年至12年各个HS编码分别占中韩整个农产品贸易的比例。实际上虽不存在纯粹的产业间贸易，但现实中贸易具有产业间贸易的性质。根据国际贸易理论，在产业间贸易中一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出口量较多，反之具有比较劣势商品进口量较多。简单得说显示出比较优势指数极度高或极度低的商品的贸易互补性强（IIT指数小于0.5），因为比较优势指数高的商品集中于出口而比较优势指数低的商品集中于进口。

2013年3月26日，在韩国首尔举办了“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前20年期间中韩贸易规模日益扩大，两国成为了彼此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对外贸易部门人士都感受到了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必要性。虽然农产品贸易额占中韩贸易总额的比例并不高，但因为各国国家食品卫生基准不同，所以粮食安全问题成为了各国贸易中比较敏感的问题。例如在韩美自由贸易协定中关于农产品领域的争端尤为突出。中韩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能否圆满达成取决于两国是否能解决农产品贸易领域所产生的问题。

注释：

①世界银行数据库92年至12年.

②UN Comtrade数据库数据（92年至12年）整理而得.

③蒋德恩.显性比较优势贸易指数[J].国际商务，2006，（5）：46-50.

④韩国农水畜产品流通公社数据92年至12年.

参考文献：

[1]乔雯，易法海.中国对日韩农产品出口增长特征与成因分析[J].生态经济，2010，221（2）：78～90.

[2]陈彦斌.对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思考[J].经济研究导刊，2013，183（1）：38～39.

[3]米利群，徐兴权.中韩农产品市场比较优势分析[J].农业经济，2010（2）：54～56.

[4]宋立杰，王子柱.中韩农产品贸易现状及其发展前景[J].农家之友，2010，302（6）：53～56.

[5]孔祥智，丁玉.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特点及趋势：1998-2011[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3（1）：104～112.

[6]崔超，吴林海.中韩农产品贸易现状及结构研究[J]，商业研究，2009，387（7）：206～207.

[7]刘艳云.中国农产品出口问题的经济学分析[J].世界农业，2012，401（9）：126～129.

[8]张慧智.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农产品贸易问题分析[J].现代日本经济，2006，148（4）：

28～33.

[9]庞德良，郑琼洁.中国对日韩农产品贸易的比较分析[J].亚太经济，2010（4）：83～87.

[10]王莉，田国强.中韩农产品贸易现状及互补性分析[J].世界农业，2012，395（3）：47～51.

[11]高扬.加入WTO以来中国农产品出口现状、问题及对策[J].世界农业，2012，402（10）：136～139.

[12]陈彦斌.对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思考[J].经济研究导刊，2013，183（1）：38～39.

农业出口贸易篇3

为进一步分析闽台农产品贸易的竞争力状况及其贸易结构，该文首先从贸易竞争力指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等指标比较分析闽台农产品贸易的竞争力状况;然后在竞争力分析的基础上，从GL指数、Brulhart指数、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HB)、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VB)对闽台农产品贸易结构特征进行分析，掌握其变化特征和影响因素。该文按照《商品分类和编码协调制度》(以下简写为HS)的分类和统计标准，并进一步分类如下:第一类:动物产品，HS第01－05章;第二类:植物产品，HS第06～14章;第三类:油脂分解产品等，HS第15章;第四类:酒、烟草等，HS第16～24章(下文中会用“HS01”表示“HS第01章”，以此类推)。选择闽台农产品贸易的稳定发展期(2000～2010年)作为时间窗口展开分析。

1闽台农产品贸易竞争力分析

1.1闽台农产品出口市场份额的变化分析

市场份额反映了一国农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一个区域的市场竞争力。从图2可以看出，2000～2008年，福建和台湾农产品出口从绝对额来说呈上升趋势，但农产品出口占有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并且台湾下降相对明显。在样本期间，除了2001年，福建农产品的出口值有所下降外，其余年份都是上升的;而台湾地区农产品出口值呈现有所下降的动荡起伏状态。2000～2008年，台湾农产品出口值占有率分别比福建高0.39、0.35、0.32、0.28、0.28、0.25、0.14、0.08、0.07，福建和台湾在农产品出口值占世界农产品出口值的比率方面的差距在不断缩小，说明福建农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与台湾相比不断增强。

1.2闽台主要农产品显示性比较优势分析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指一个国家某类商品出口额占其出口总值的份额与该类商品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份额的比率，计算方法为:其中，Xij为国类产品的出口总额;Xit为i国所有产品的出口总额;Xwj为世界j类产品的总额;Xwt为世界全产品的出口总额。判断标准:RCA＞2.5是强竞争力，1.25＜RCA≤2.5是较强竞争力，0.8＜RCA≤1.25是中等竞争力，RCA≤0.8是弱竞争力。

图3和图4分别给出了福建和台湾农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从2005～2009年的数值。根据RCA的判断标准，从图3、图4可以看出:(1)就福建省而言，食用蔬菜(HSO7)、编结用植物材料(HS14)，肉、鱼及其他水生动物制品(HS16)，蔬菜、水果制品(HS20)等四章农产品的比较优势指数均大于2.5，具有强竞争力;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HS03)，咖啡、茶(HS09)，具有较强竞争力;其余各章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较弱。(2)就台湾地区而言，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HS03)及其他动物产品(HSO5)具有强竞争力;活树及其他植物、鳞茎、根(HS06)，树胶、树脂(HS13)，编结用植物材料(HS14)，杂项食品(HS21)等类产品具有较强竞争力;其余产品一般只具有弱竞争力。

(3)整体而言，福建与台湾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存在一定的重合性。比如，在福建是在HS16上具有强比较优势，台湾在该类农产品上也具有中等竞争优势;而台湾在HS03上具有强比较优势，同时福建也在该类产品上具有较强竞争力。这种“强对强”的产品格局显然属于竞争关系。还有一部分产品，闽台双方都不具备竞争力。福建和台湾在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上的相近性，决定了这些贸易竞争优势、劣势的重复性，存在竞争性，但市场空间巨大仍然也给产业内贸易带来了机会。

1.3闽台主要农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的比较分析

贸易竞争力指数(TC)是指净出口额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计算方法为:其中:Xj表出口总额，Mj表示进口总额。判断标准:TC＞0表示具有比较优势;TC＜0表示处于比较劣势;TC=0表示与世界水平相当;当－0.25≤TC≤0.25时，表示处于产业内互补状态。图5给出了在HS口径下闽台农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TC)从2005～2009年的数值。根据TC的判断标准，从图5可以看出:

(1)福建在根茎产品(HS06)，食用蔬菜(HSO7)，树脂树胶产品(HS13)，水生无脊椎动物制品(HS16)，蔬菜水果制品(HS20)等5类农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一般大于0.80，占有绝对优势。在活动物(HS01)、肉及杂碎(HS02)、乳品等食用动物产品(HSO4)、食用油脂产品(HS15)、饮料、酒产品(HS22)5类农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一直为－1，处于绝对的比较劣势。这个结果与RCA表现结果基本一致，这些类别的农产品表现为产业间贸易的形态。

(2)其他农产品的比较优势随年份不同而互有优势。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HS03)，咖啡、茶及调味香料(HS09)，油籽、药用植物(HS12)，编结用植物材料(HS14)，杂项食品(HS21)，食品工业的废料(HS23)等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处于［－0.25，0.25］的区间，两地优势不明显，表现为产业内贸易的形态。

2闽台农产品贸易的产业内贸易情况实证分析

2.1闽台农产品贸易产业内贸易水平指数分析在国际贸易研究中，Grubel－Lloyd指数(简称GL指数)是比较通用的从静态角度测度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指标。计算方法为:其中，Xj和Mj分别表示出口值和进口值。wj表示第j类产品进出口总额占全产品进出口总额的比例。判断标准:GLj=0，表示全为产业间贸易;GLj=1，表示全为产业内贸易;GLj＞0.5，表示产业内贸易占优势，GLj≤0.5表示产业间贸易占优势。经计算得到的结果如下图所示:图62005～2009年闽台分类及整体根据GL指数的判断标准，从图6可以看出，4类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变动趋势均有较大波动，相比于2005年各类及整体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存在下降趋势。第一类农产品在2009年前产业内贸易水平一直相对较高，2007年达到峰值0.84，表明第一类农产品主要为产业内贸易。第三类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GL指数一直都处于接近0的水平，表明该类农产品主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第二类和第四类农产品GL指数一直处于中间水平，表示始终有产业内贸易的存在，相对而言第四类较第二类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略高。

可见，闽台农产品贸易状态是产业内和产业间贸易共存，但产业内贸易水平相对不高。这种“共存”现象存在的原因主要在于生产要素结构不同。生产要素结构直接决定了农产品的生产结构，当一种生产要素充沛时，集中使用该生产要素的产出就会高于其他要素带来的产出。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作为农业的3个基本生产要素，福建在前两项有相对优势，而台湾在第三项上有相对优势，也就决定了闽台农产品贸易会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例如:发展畜牧业需要植物油分离品(HS15)作为饲料，而后者需要投资设备和产房，需要有资本资源投入。根据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福建依托人力和土地资源的优势发展畜牧业，台湾加工饲料向福建出口，从而实现经济的共同发展。

2.2闽台农产品贸易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分析Bru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BI指数)是从动态角度衡量某一时间段产业内贸易水平，是动态分析闽台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和结构特征的重要指标。计算方法为:判断标准:BIj=0，表示全为产业间贸易;BIj=1，表示全为产业内贸易。BIj＞0.5表示贸易增长主要源于产业内贸易，BIj≤0.5表示贸易增长主要源于产业间贸易。根据BI指数的判断标准，从表1可以看出:第一类农产品在2004～2005年度BI指数大于0.5，表明农产品贸易的变化主要由产业内贸易引起的，其余年度均小于0.5，甚至在部分年度(如2001～2002年度、2006～2007年度)接近于0，表明总体上产业间贸易是引起第一类农产品贸易变化的主要原因。第二类农产品只有2000～2001年度BI指数略超0.5，其余年份均低于0.5;第三类农产品BI指数基本接近于0，表明该类农产品的贸易增量主要来自产业间贸易;第四类农产品在计算周期内，变动相对平稳，BI指数也全部低于0.5;整体农产品贸易除2000～2001年度、2004～2005年度BI指数略高，其余年份同样都处于较低水平。

综上所述，闽台农产品贸易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较小，产业间贸易是贸易增量的主要来源。

2.3闽台农产品贸易水平和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分析为进一步具体衡量出在贸易中产业内贸易与产业间贸易的贡献占比，该文利用Thom和MeDowel(1999)提出的HB和VB指数，在BI指数的基础上，对垂直与水平这两种差别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形式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根据前文计算所得的BI指数(即HB指数)，再按类计算出各类的边际总产业内贸易指数(A)，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VB)就等于二者之差。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到:第一类农产品和第二类农产品各有7个年度VB指数大于HB指数;第三类农产品VB指数全部为0;第四类农产品VB指数全部大于HB指数;整体农产品有7个年度VB指数大于HB指数，说明闽台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增量主要来自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即由农产品质量差异、技术差异引起的贸易形式。整体农产品边际总产业内贸易指数在9个年度里先上升后下降，产业内贸易水平占据一定地位。

ECFA实施后对闽台农产品贸易的影响

2010年6月29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签署了《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简称ECFA)及5项附件协议，包括贸易与投资、经济合作、争端解决等重要内容，该协议于当年9月12日开始实施，标志着两岸经贸合作步入制度化轨道，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根据大陆研究机构的测算，EC-FA签订后，两岸经贸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将使大陆的GDP提高0.3～0.6个百分点;台湾有关部门也表示，估计受益于ECFA的台湾中小企业达22700家，不但增加台商在大陆市场竞争力，也有助台湾产业再次转型。在农产品贸易上，ECFA无疑直接有助于两岸农业合作的进一步加强，福建省农业厅在2011年工作要求中已明确提出要“把握ECFA下闽台农业经贸合作机遇，率先落实ECFA早期收获产品清单和有关内容”，将研究出台进一步加快闽台农产品贸易的政策，从而推动海峡两岸农产品贸易的合作。向洪金、赖明勇①(2011)研究发现，ECFA建立后对两岸农产品生产活动的冲击微乎其微，但对两岸农产品贸易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预计台湾农产品对大陆的出口价格下降8.3%左右，出口量大约将增加14%;大陆农产品对台湾的出口价格下降5.8%，出口量将增加17%，出口收入也将有较大程度的增加。近期，有些学者提出ECFA签署后，在闽台农产品贸易上呈现为对台湾单线有益，该文认为存在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包括:一是鉴于大陆和台湾之间特殊的政治因素，大陆方面需要向台湾表示更多的诚意，以收取民心，因此大陆相关部门执行ECFA协议的力度更大;二是福建在ECFA之后，在贸易层次上进一步提高，更多地引进了台湾的先进设备和技术，从而从根本上提升福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其全球出口贸易得到进一步扩大。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各个角度的分析研究，该文认为闽台双方在农产品贸易上各有不同的资源优势，为贸易互补奠定基础;双方农产品的显性比较优势存在部分重合，体现为一定的竞争关系。闽台农产品贸易同时存在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两种形态，产业间贸易是贸易增量的主要来源，这主要是受要素禀赋差异所决定;产业内贸易水平整体相对较低，但对贸易增量仍有重要贡献。产业内贸易以垂直型为主，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比例不高，体现了闽台农产品在质量标准上、生产方法上的差距。鉴于ECFA的重大市场机遇，闽台农产品贸易大有可为，充分发挥闽台两地农产品各自的竞争优势，实行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合作，对实现闽台农产品贸易可持续发展和贸易双赢有长远意义。该文建议:

1抓住ECFA契机，加强闽台贸易政策协商

把握在ECFA框架下的合作机遇，加强闽台贸易政策和制度的协商。一是建立闽台农产品贸易协调部门，建立快速的市场反应机制和沟通机制，为闽台农产品的通关和运输提供相应的支持。二是进一步增加对台零关税农产品品种，争取台湾方面降低对福建农产品的关税，通过自由贸易扩大农产品的贸易量。三是，积极利用ECFA协议，推动该协议的贯彻落实，并推进闽台农产品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解决农产品贸易的不确定因素。

2福建要提高对台湾地区出口农产品的质量

该文研究表明闽台农产品产业内贸易以垂直型为主，双方农产品存在质量标准和生产方法上的差异。要提高福建农产品在台湾地区的市场竞争力，就要从根本上提高农产品的品质。一方面，福建政府通过直接投入或引进先进技术，加强农业科技研究与应用、农业管理等方面的经验交流，提高产品生产和加工水平，提升农产品质量;另一方面，应对农户进行必要的培训，引导农户自发进行组织学习，从根本上认识绿色产品的好处，了解市场的发展趋势。建立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卫生以及检验检疫的标准，属于公共服务的范畴，应由政府部门做好工作，从而便于企业、农户的标准化生产，使农户获得较高的、长期的稳定利益。

3调整出口农产品的价值链结构

目前，福建出口到台湾的农产品以传统初级农产品为主，品牌效益较低，产业链附加值不足，利润也比经过加工的农产品要少，这也正体现了该文所分析的结论———闽台农产品贸易以垂直产业内贸易为主，水平产业内贸易比例较低。福建应进一步重视农产品创新和产业链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形成一些高品质、差异化的品牌和产品，适应台湾当地市场竞争的需要，提高闽台贸易利润率，调整产业内农产品贸易结构。

农业出口贸易篇4

宁夏内陆经济型试验区成立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出以来，宁夏紧紧围绕相关国家政策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支点和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建设的重点集中在区域的开放和对外贸易度提升。通过区域开放和提升对外贸易度使产业升级，完善产业结构。核心议题是如何把宁夏自身优势转化为贸易优势。

近年来，宁夏依托资源特色，以农民增收为核心，稳定粮食生产，突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农业农村经济实现了较快发展。政府在农业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升级，和增加农业产业的技术含量上给予了很多的扶持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却无法把宁夏农业贸易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并将其作为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重要任务。

一、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不协调原因分析

农业贸易政策是一般贸易政策在农业这一特定领域的运用，即关于农产品进出口的边境措施。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在贸易系统下对农产品的制度安排。二是政府为解决农业问题实施的农业政策，包括市场支持价格、生产补贴、差价补贴、供给管理等政策

贸易系统下的农产品制度的制定者主要是国家政府以农业资源和国家利益为导向制定的农业出口制度。地方政府在这种制度安排上几乎没有影响，所以不涉及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问题。

农业贸易政策具体分为四类，市场准入、出口竞争体制、国内支持措施、动植物卫生检疫。市场准入主要包括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出口竞争体制主要包括出口补贴、出口信贷等，国内支持政策包括绿箱政策、黄箱政策、蓝箱政策等措施。动植物卫生检疫主要是对进出口农产品的质量要求。在WTO乌拉圭回合后，在市场准入方面要求把非关税壁垒转化为关税，出口竞争方面要求取消出口补贴以及减少或禁止农产品补贴，国内支持方面乌拉圭回合对贸易扭曲性生产措施和非贸易扭曲性生产措施进行了艰苦讨论最终世贸组织把国内支持政策分为两种，不可起诉补贴和可起诉补贴，不可起诉补贴可分为两类绿箱政策、黄箱政策和蓝箱政策。绿箱政策是世贸组织准许存在的补贴政策，黄箱政策是与限产有关的政策，如限制土地耕作面积等，蓝箱政策是可起诉的农业补贴政策，但补贴额在一定范围内免起诉一般发达国家不能超过农业从产值的5%，发展中国家不能超过10%。发展中国家可用的绿箱政策可用的共有18项包括，：（1）政府一般服务；（2）用于粮食安全目的的公共储备；（3）国内粮食援助；（4）对生产者的直接支付；（5）不挂钩的收入支持；（6）收入保险和收入安全网计划中政府的资金参与；（7）自然灾害救济支付；（8）通过生产者退休计划提供的结构调整援助；（9）通过资源停用计划提供的结构调整援助；（10）通过投资援助提供的结构调整援助；（11）环境计划下的支付；（12）地区援助计划下的支付；（13）农产品的出口退税；（14）农业生产者普遍获得的投入补贴；（15）低收入者和资源贫乏者普遍获得的投入补贴；（16）停种麻醉品转产其他作物获得的补贴；（17）占农产品价值2%以下的补贴；（18）占进口量4%以下产品的补贴。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放弃实行出口补贴政策、黄箱补贴不超过农业总产值的8.5%、取消主要农产品的价格支持。在动植物卫生检疫方面多国协商要求实行严格的动植物检疫制度，以保证国民健康为主要目的，但是不能使用农业贸易保护政策。但是，现在发达国家对农产品的检疫要求越来越高从而形成了绿色贸易壁垒，使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变的困难。

宁夏贸易政策与农业政策协调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宁夏农业政策的制定没有充分利用绿箱政策，存在绿箱政策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宁夏主要利用的绿箱政策有七项包括一般服务支出、粮食安全储备、国内食物援助、自然灾害救济、生态环境保护和地区发展援助、收入保险和收入安全网计划中政府的资金参与。二是在动植物卫生检疫上没有根据发达国家标准要求建立卫生检疫体系。从宁夏农牧厅的政策来看，关于农产品的检疫主要依据的是国家标准，不利于宁夏农产品出口贸易，使得宁夏农产品难以突破发达国家的绿色贸易壁垒。以国际卫生检疫标准要求农产品生产可以提高品质、质量、更关键的是可以提高宁夏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减少竞争对手，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提高经济效益。

二、贸易政策与宁夏农业政策相协调的必要性

（一） 突破国际绿色贸易壁垒

2012年中国遭遇贸易救济调查77起，涉案金额277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1.6%和369%。2013年（截至12月4日），已有22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94起贸易救济调查，同比增长22%，其中反倾销58起，反补贴3起，双反15起，保障措施18起。随着农产品贸易的增长，我国农产品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尤其体现在中美，中日的贸易摩擦上。

发达国家一般采用的技术壁垒、绿色壁垒限制我国农产品的出口。宁夏农业集约化程度低，标准化推广不足，农业环境保护欠缺，质量控制体系建立不到位，检验检疫以及认证都很落后。所以，宁夏农产品质量较难与国际市场接轨，很难突破发达国家的绿色贸易壁垒

宁夏农业技术的落后，农产品向发达国家出口的过程中容易形成贸易摩擦。所以，农业产业的发展关系到贸易的发展，国际贸易标准也指导着产业的发展趋势。因此，农业政策的制定应该适应国际贸易规则并且与国家贸易政策衔接。从而，减少国际间的贸易

摩擦。

（二）倒逼农业发展

中国在农业方面的贸易摩擦主要体现在中美与中日之间。2012年宁夏农产品出口中，美国占10%，日本占9%，分别排在第三和第四位。中美与中日之间的贸易摩擦有可能对宁夏农产品出口造成影响。农产品贸易摩擦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一国对本国农业实行保护，防止别国农产品冲击本国农业。实施手段有，发出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提高进口农产品质量标准等。

针对现在的农产品贸易摩擦和绿色贸易壁垒，宁夏农产品应积极提高质量和质量控制体系的建设。质量提升光靠企业自身是不够的，还需要政府以提高质量为前出台相关的产业政策法规进行引导。结合当前国际贸易规则提出针对性产业政策加强农业产业的贸易竞争力。同时调整农业产业政策向高附加值，高质量的方向制定。以发达国家产品质量要求农产品生产倒逼农业发展。

（三）提高农业出口外向度

宁夏是内陆小省，经济总量低，贸易总量小，对外贸易依存度低。2013年，同比宁夏进出口总值提高了48.2个百分点达到3.2亿美元，但对外贸易依存度仅为7.67%，远远低于全国45.29%的平均水平，在西北五省（区）中仅比青海高出3.55个百分点。

提高农业贸易外向度，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完善农业产业结构的重要措施。贸易政策与农业产业政策协调是其中的关键。贸易政策一般体现了国家贸易战略，同时也是对其他国家贸易政策和国际贸易政策的一种协调。所以，调整农业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衔接，使得农业产业发展适应国际贸易环境，从而提升宁夏农业贸易外向度水平。

三、对外贸易政策与农业产业政策协调可行性

（一） 借鉴山东省经验

宁夏农业较为落后，2013年第一产业总产值为96995.27亿元，而宁夏13年农林牧渔业产值430亿元，占全国第一产业总产值的0.44%，排名全国倒数第六位。13年山东省以第一产业总产值8749.99亿元排在全国首位，农产品出口150亿美元以上，连续十四年“领跑”全国。山东省的出口不仅体现在量上也体现到了出口质量上，2012年，山东农产品出口通过转型升级，加大自主品牌发展，150亿美元的出口额中，高端产品市场份额的贡献率达到60%以上。

山东的大蒜出口一直位于全国首位，但是以前一直停留在保鲜蒜出口和贴牌生产等初级方式上，现在山东的已经从保险蒜的出口转向到了蒜粉蒜粒的出口，附加值增加了5倍。而从贴牌生产到创建自主品牌时，企业也将市场指向高端，不仅促使企业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也帮助企业规避了市场风险。这种出口产品的升级与企业的转型与当地政府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是分不开的。

在贸易政策的制定上山东省和其他地方一样影响力很小。但是，山东省根据贸易政策指导，依据自身优势，建立了农产品等大宗商品进口交易市场支持符合条件的区域申报创建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同时针对国际市场上的“绿色壁垒”，积极调整产业政策提高自身农产品质量攻破“绿色壁垒”，迎合当前国际形势针对农产品出口中的“绿色壁垒”， 山东省又开展了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建设，实践证明，示范区、示范市建设有效提升了山东省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出口农产品检验检疫合格率一直保持在99.95%以上，出口额连续15年居全国首位。在质量示范区的政策扶植上优化整合省级现有支持外经贸发展和商贸流通业发展相关资金，突出重点，创新方式，积极支持示范省创建工作。

山东省加大对农产品质量的重视，主要原因是山东省针对当前国际农业贸易出口形势做出的重要判断，如今农产品出口对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农产品质量控制变的越来越关键。所以，山东省建设“山东省农产品国际标准质量安全公共服务平台”，参照日本、欧盟等国家（地区）标准，针对全省主要出口农产品，制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与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合作，采集各示范区基础信息，通过信息化、标准化的结合，建立第三方认证和监管机制，打造有公信力的示范省整体品牌。宁夏在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上可以借鉴山东省的经验，以产业政策制定要以贸易政策为主导方向，增加贸易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产业贸易基础。

（二） 内陆经济试验区的开放需求增加

内陆经济试验区建立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显示出国家推动内陆开放的决心。内陆开放主要向阿拉伯国家开放，阿拉伯国家有丰富的能源资源，也对农产品进口的需求巨大。宁夏作为回族自治区与阿拉伯国家在宗教信仰上一致，对农产品有共同的清真需求。宁夏很早就开始出台清真产业政策发展清真产业，并且已经成为宁夏的特色优势产业。

虽然，清真产业已经形成，但是宁夏农产品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很小。宁夏农产品出口主要还是集中在香港、韩国、美国、台湾、日本。宁夏清真产业对阿拉伯国家的优势还没有体现出来。宁夏清真产业政策已经实施多年，宁夏清真产业也具有了一定规模。所以，在现阶段内陆开放的背景下怎么调整清真产业政策，增加宁夏农产品对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就成了清真产业政策的一个新的方向。

清真产业政策在宁夏实施多年，所以，在制定上和实施机制上已经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在加上中阿论坛举行，银川综合保税区和清真产业园区设立，宁夏在清真产业上已经具有了产业规模、交流平台、陆路港口。这些条件的确立，使得宁夏农业产业对外开放有了很好的基础。在这种基础上可以使得宁夏农业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更好的衔接。因为，农业产业的开放政策需要平台与基础设施与贸易政策衔接，所以通过这些贸易平台和基础设施可以更好的发挥开放的产业政策，让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有了更好的衔接点。

四、政策建议

（一）充分利用绿箱政策

宁夏现在的农业政策只是利用了7项绿箱政策，还有11项没有充分利用，这影响了农业补贴实施力度和效果。宁夏农业应以对外开放为导向，积极在绿箱政策、蓝箱政策和国家承诺的基础上实施农业政策是宁夏农业对外开放的关键，关系到宁夏农业从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和从劳动密集型的农业向资本密集型农业的转变。发展外向型经济农业主要是转变宁夏农业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国际竞争力，使得宁夏农业产业走向高端化，从而增加农民收入。

（二）建立农产品质量监督体系，攻破“绿色壁垒”

为了必须适应境外质量监管新趋势和培育农产品出口竞争新优势，在主要出口农产品中推行国际标准，逐步健全完善全产业链标准体系。进一步健全农业投入品生产、销售、使用全程监管控制体系；充分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提升可追溯体系；支持企业打造自主品牌，培育发展区域公用品牌，开展国家地理标志认证；构筑起农产品安全“防火墙”，健全监测预警体系；支持和鼓励各类社会化组织提供适时、实用、全面的农业科技服务，健全科技服务体系。提升农产品质量监管，认证，预警实际上是完善产业结构，使产业结构由低端化向高端化迈进，同时又适应了国际贸易市场上对农产品的高标准需求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的政策。

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不仅在地方政府可控的产业政策范围之内。而且，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自身农产品的贸易出口状况。

五、结语

农业出口贸易篇5

（一）我国农业国际贸易的规模

在入世后这十几年的时间里，我国农业结构的变化十分显著，并且增速较快，在国际贸易中的市场份额也在逐渐扩大，并且在农业进出口、贸易总额等方面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我国自入世后农业国际贸易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自2001年后，我国农业进口和出口总额的增长都非常显著，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在2009年农产品进口和出口的总额均减少，但此后又迅速回暖，并继续保持原有的稳定增长态势。同时与农产品出口相比，农产品进口规模的增长速度更快，这就导致自2004年以后出现贸易逆差，并且逆差值正在不断扩大。

（二）我国农业国际贸易的市场格局

从出口国家来看，我国的农产品出口国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而在欧洲、非洲等国际市场中所占的份额十分有限，这种单一的出口市场也阻碍了农业国际贸易发展的多元化。2001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在亚洲地区所占的市场份额为75%，2012年降至60%。虽然与2001年相比，亚洲地区的市场比重在下降，但其依然保持着主体地位，这种较为稳定的市场格局对于农业贸易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与2001年相比，我国在欧美、非洲等地区的市场份额逐渐增加，表明我国农业贸易越来越趋向多元化，这对于降低贸易风险、促进农业贸易健康发展是有益的。与农产品出口的市场格局类似，我国的农产品进口主要集中在美洲和亚洲这两个地区，约占到总进口额的百分之七十五左右，其中所占份额最高的为北美洲，多年来一直保持在百分之三十左右。由此可见，大体来看我国近年来农业国际贸易的市场格局相对稳定，并且逐渐趋于多元化，在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进出口的总量也相应得到增长。

二、贸易平等化视域下阻碍我国农业国际贸易发展的因素

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数量的迅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国际农产品市场正在迅速扩大，这给我国的农产品国际贸易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从贸易平等化的角度来看，我国的农业国际贸易在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很多阻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贸易壁垒对国际市场环境的影响

一些国家出于保护本土市场的考虑，对进口的农产品收取高额的关税或其他附加税收，以阻止外国农产品进入本国市场，这样的方式本身就与贸易平等化原则相背离。这种用于保护本国农产品市场的手段，其实质是通过扭曲进口国农产品市场来维护本国农产品制造者的利益，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对手妥协。这种收取高额关税的方式，从短期来看可以避免外国农产品在本国市场的扩张，但对于本国农业企业的市场生存力的提高是不利，也不利于贸易伙伴国农业产业的发展。在多边谈判中，世贸组织限定了世界各国关税的总额，这就导致很多国家需要采取除关税之外的绿色壁垒等调控手段，以此来保护本土农业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很多非关税壁垒对我国农业国际贸易发展的阻碍也越来越凸显，包括海关部门制定的直接非关税壁垒，也包括非海关部门制定的非关税壁垒。通常海关会通过进口许可证、农产品配额限制等方式来直接控制进口农产品的总额，而非海关则通过对农产品进行卫生和质量检查，并辅助社会、技术和进口押金等手段来间接控制进口产品。贸易壁垒是与贸易平等化原则相背离的，也严重阻碍了我国农业国际贸易市场竞争力的提高。例如，一些发达成员国对于进口食品的安全十分重视，在农产品药品残留、细菌指标等方面的检验十分严格，这样也让我国失去了很多在国际农业市场上参与公平竞争的机会。继美国FDA公布禁止在进口食品中使用的药物名单后，一些发达国家也陆续针对不同的进口食品制订了农药残留的检验标准。但目前我国针对不同的食品，还没有制定相应的农药残留检验标准，这样在农产品出口时就受到国外各种检验指标的约束。近年来，我国农产品的出口额屡屡受到绿色壁垒的限制，出口总额也由前几年的210亿元降至130亿元，导致巨大的损失。

（二）农业补贴政策应用不当制约发展

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无节制地使用农业补贴政策，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农产品贸易市场的自由化体制，对于国际农贸市场的自由化也是十分不利的。一方面，农业补贴政策违背了世贸组织制定的国民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的制定是为了保障各国贸易者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到国际市场中，并通过市场来对农业资源利用率进行调节，以此让世界范围内的农业资源得到优化配置。而农业补贴政策如果应用不当，不仅会干预到市场机制的公平性，也可能破坏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阻碍农业资源在国际市场的有效配置。另一方面，农业补贴政策违背了贸易平等原则。从短期来看虽然农业补贴可以提高农业企业的收益，降低本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成本，但也影响到农业企业管理能力与技术水平的提高，进而制约了其在市场调控中的健康发展。与此同时，农业补贴政策与自由市场原则也是不相容的。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基础就是自由贸易，让市场具备自由交易的权利，以此实现对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在自由市场中也允许政府对濒临失衡的市场进行调控，但是如果政府干预过度将直接影响到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导致部分具备竞争优势的农业资源无法正常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

（三）人民币升值的影响

自2008年出现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出现了一段时间的萧条期。为了扭转世界经济的形势，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妄图通过操控汇率，来使我国的人民币增值，以此缓解本国的经济压力。而一旦人民币汇率增加，必然会对我国的农业国家贸易带来十分深远的影响。首先，人民币汇率的提升会降低我国进口农产品的相对价格，相反的也增加了农产品的进口量，这样必然会起到促进我国农产品进口的目的。虽然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相同数额的货币可以买到数量更多的产品，对于农产品进口有利，但降低了农产品的进口额。如果人民币增值在百分之三十左右，那么农产品的进口量增值约为15%，而农产品进口额的下降值将高于15%。其次，我国货币的增值会提升农产品的价格，这对于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不利的，也会影响到农产品的出口量。总体来看，人民币增值在提高进口量的同时抬高了农产品出口的成本，进而削弱了我国在农业国家市场上的竞争力，减少了我国农产品的出口量。这也表明，人民币汇率增加后我国加工型农产品的数量将增加，而在出口中第一、二类农产品的数量也会增加，这样表示加工型农产品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四）农业国际贸易的产品结构不合理

我国在农业国际贸易中进口量较大的产品主要有大豆、大米等，而出口产品主要有园艺产品与水产品，具有十分明显的区域特征，并且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通过分析我国农业国际贸易的产品结构，可以发现我国出口的大部分为土地密集型产品，价格相对低廉，如烟草、油料、谷物等，很少有价值较高的农产品，如水果、蔬菜等。我国的这种农产品出口结构与世界贸易中的总体结构是存在很大差距的，并且不符合农业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同时我国出口的农业产品大部分只经过初级加工，经过深加工农产品的份额不足百分之二十，而发达国家已经达到百分之七十及以上。从产品的价值来看，经过深加工产品的价值远远高于经过初级加工产品的价值，这样的不合理结构直接影响到我国农业国际贸易的总量与质量。此外，在农产品加工方面，我国的设备与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多不足。上述问题不仅增加了农业产品的加工成本，不利于提升产品的质量，也让我国失去了很多参与平等化国际市场竞争的机会。

三、贸易平等化视域下我国农业国际贸易的发展战略

我国自入世后，在农业生产与贸易方面的理念正在逐渐转变，并提高了对农产品质量的关注，各地也在积极修订农产品生产、加工和检验等标准，以此提升其市场竞争力。因此，只要我们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基于平等化原则来选择有效的农业国际贸易发展战略，积极应对进出口贸易中存在的问题，将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一）积极应对贸易壁垒的战略

1.构建预警与反应机制。面对农业国际贸易中存在的各种壁垒，我国农业贸易管理部门应该积极构建相关的预警与反应机制，通过互联网搜集并实时掌握国际市场的各种情报，尤其是关于贸易国制定与实行贸易壁垒的动态信息。农业贸易研究机构需要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深入分析，并针对外国的贸易壁垒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以此为农业企业与对外贸易管理部门提供参考。通过该预警与反应机制，首先可以了解贸易国在农业经济方面的情况，并在此基础上由相关部门制定应对该国贸易壁垒的措施，以此维护平等化的贸易环境。在制定反贸易壁垒策略过程中，农业部门应该充分了解贸易国在经济运行中的薄弱环节，保障恰当的反制裁强度，这样不仅能够给贸易壁垒国一定的威慑，也不至于影响到与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进而达到以较低的成本来遏制贸易国随意制定并实施贸易壁垒的行为。此外，农业贸易管理部门可以通过世贸咨询等方式，多搜集与贸易壁垒相关的信息，并实时掌握贸易国在法律法规、技术指标等方面的变化，构建贸易壁垒预警专家数据库，这样就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形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反制裁策略。

2.参与制定国际标准。我国应该积极参与制定与农业国际贸易相关的标准，力求通过制度来避免国际市场上出现恶性贸易壁垒。从现有的情况来看，我国在国际贸易标准制定等方面的参与度不高，并且缺乏相应的意识，这与我国缺乏农业贸易方面的人才也有一定的关系。地方各级政府应该多了解农业企业的情况，通过农业协会等渠道收集农业企业在贸易壁垒中造成的损失，及时汇总和整理农业企业的意志，并在制定农业国际贸易标准过程中体现出来。农业企业也需要及时更新贸易理念与产品加工技术，政府部门需要整合各级各类技术力量，充分利用国际贸易中的规则，以制定完善合理的反制裁策略来保护我国的本土农业。

（二）针对贸易国农业补贴的战略

1.在农业国际贸易中，我国的农业产业面临着包括国外农业补贴政策在内的多种冲击，与此同时也有很多机遇可以把握。在国际贸易中我国的农业企业应该深入分析自身获得的权利，熟悉国际贸易惯例与规则，以此保障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中参与竞争。世贸组织规则中允许各国针对本国的贸易发展情况，制定不影响或影响较小的农业补贴等支持政策，这就是绿箱政策。通过研究这些贸易规则，我们可以发现世贸成员国多通过在公共基础设施方面加大投入来支持农业，这也是一种较为可行的方式。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的农业贸易承受着多方面的冲击与挑战，目前的应用绿箱政策也很少，而国际贸易中有很多相关政策可以应用于我国的农业政策中。我国政府需要建立直接农业补助体系，给予低收入农民群体一定的保障，并逐步完善农业自然灾害补助、农产品补贴等政策，各级政府需深入了解农业企业发展情况，了解国外农业补贴对其冲击最大的农产品或农业生产区，并制定行之有效的补助措施。

2.在世贸农业谈判中我国政府应该积极参与，制定规范可行的绿箱政策标准，以此避免贸易国出现滥用农业补贴的行为，同时力求制定出让贸易国减少农业补贴的新规定。各贸易国应该基于世贸这个自由化的平台，制定对农业补贴政策有约束性的规则，在赋予发达国家可内控绿箱政策行为的同时，也需要让发达国家有权利通过限制进口农产品等方式，以此反制裁发达国家的绿箱政策行为。

3.政府应该根据我国的农业国情加快构建适宜的农业补贴体制，以此遏制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等对我国农业贸易的限制。农业管理部门需要充分了解农业市场规则，对现有的农业产业结构进行深入调整，对农产品进行严格控制与检验，建设系统的农业市场信息平台，以此提升我国农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相关部门可以在基于国际贸易规则的基础上，深入推进农业税费改革，降低农产品在深加工与流通过程中的税费负担，拓展我国的农业产业链，以此让农业产业获得更大的价值。

（三）稳定我国人民币汇率的战略

从上述分析我们了解到，一旦我国的货币汇率发生变化，必将对我国农产品国家贸易带来很大的冲击。人民币汇率的不稳定会降低农产品的出口量，增加农产品的进口成本，阻碍我国农产品国家贸易的健康稳定发展。但如果人民币汇率降低，也并不能说可以起到扭转进出口局面的作用。对于农产品进出口逆差而言，人民币贬值的作用是具有双面性的，这需要从市场需求以及时滞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我国货币贬值后，虽然出口到国外农产品的价格会相应降低，但是国际市场的需求并不会立即增加，这样农产品的出口量也不可能迅速增加，这就是所谓的时滞。另一方面，货币贬值对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影响还与市场需求弹性有关，若进口农产品弹性需求的绝对值大于出口农产品需求弹性的绝对值，那么汇率的降至有助于扭转当前农产品贸易逆差的局势。反之，货币贬值对于农产品国家贸易是不利的。从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式来看，要降低汇率还是非常有难度的，这样政府只能通过保障稳定的汇率，减缓人民币升值的速度，以此改善当前贸易逆差过大的形势。

（四）提升农业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战略

1.调整农产品结构，推动贸易的多元化发展。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欧美等国家或地区一度出现需求降低，这给我国的农业国际贸易带来了一定的不利影响。我国应该加强与中东、南美等地的贸易往来，积极扩展国际市场，以规避进出口集中带来的风险。将小规模分散农业经营与大规模经营模式有机结合在一起，提高我国农业企业的运营实力，同时注重农业产品结构的多样化，并努力提高产品深加工技术、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实现农业国际贸易的多元化发展，以此应对跨国企业的垄断等行为。

2.我国农业企业需要根据国际市场变化，制定具有差异性的发展战略，以此应对贸易国扭曲市场贸易平等化的行为，保障公平的国际市场竞争。如果与贸易伙伴国的同类农产品相比，我国的农产品具有十分显著的竞争力，这就容易导致不平等的贸易市场格局，而贸易伙伴国会因此制定有利于其本国农业生产与运营企业的政策，即各种绿色壁垒，以此破坏已有的市场竞争环境。针对这种情况，我国应该及时了解国际贸易市场的动态，基于平等化原则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发展策略，通过创新生产技术、更新企业运营理念等方式，力求生产出高品质的农产品，避免与贸易伙伴国在同类产品上出现正面竞争，这样不仅能够有效规避贸易壁垒，也有助于农业企业打造自己的品牌。

四、结束语

目前农业国际贸易的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地方保护与绿色壁垒日渐增多，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越来越大，同时我国的农业贸易与产品加工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并且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格局。政府部门应该积极构建贸易壁垒预警与反应机制，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鼓励企业创新管理与生产技术，基于贸易平等化原则制定有差异的发展战略，以此提高农业国际贸易的竞争实力。

农业出口贸易篇6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我国在加入WTO后便启动了包括亚太自由贸易区在内的自贸区进程，目前在建自贸区20个，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2015年6月17日中澳正式签署FTA(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将降低中澳双方的市场准入度，澳对中所有产品的关税最终降为零，中对澳绝大多数产品的关税最终降为零，这将有利于中澳两国开展更加深度的经贸合作。根据UN Comtrade 数据，2013年中澳农产品贸易总额为87.96亿美元，较1996年的16.29亿美元增长了4倍多;我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而澳大利亚是我国农产品第16大出口国和第6大进口来源国，两国农产品贸易方兴未艾，因此对中澳农产品贸易发展进行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目前关于中澳FTA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贸易效应、贸易结构以及FTA对双方的经济影响等方面展开。刘(Liu，2004)应用引力模型对中澳FTA引起的贸易创造和转移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FTA能明显增加两国的经济福利;杨军等(2005)运用GTAP模型对中澳FTA进行模拟分析，结论是建立FTA将增进两国和世界总福利，澳方农业部门受益大于工业部门;邱晓丹(2008)、张婧(2009)相继分析了中澳FTA的贸易效应，测算了贸易创造效应和转移效应的大小;徐进亮等(2012)定量验证原产地规则对中澳自由贸易区经济效应的影响;何昱(2007)利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澳大利亚的关税削减对我国纺织业和国民经济的影响;李慧燕(2011)等通过引力模型分析了关税降低对我国乳品进口的影响以及中澳FTA的贸易转移效应;郝瑞玲(2010)利用 CMS模型，从结构效应、需求效应和竞争力效应角度分析了影响我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羊毛的因素;王莉等(2012)运用 GTAP模型对中澳自贸区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定量评估;刘李峰等(2006)利用相关贸易指数分析了中澳农产品贸易的现状和特征，结果表明两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程度低、产品集中度高、具有明显互补性;黄照影(2007)、王春玉(2008)、王仕勤(2011)也相继研究了中澳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和竞争性;王贝贝(2014)运用CMS模型，对1996—2012年中澳农产品贸易增长的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对澳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中方农产品竞争力提高和澳方进口需求增加，澳对中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农产品进口需求增加。综上，对于FTA条件下中澳农产品贸易发展问题的综合研究较少，因此本文拟从贸易关系(竞争性和互补性)、贸易非均衡性和贸易增长潜力三方面综合分析FTA背景下中澳农产品的贸易发展。

 

二、研究思路和数据来源

 

(一)研究思路

 

中澳两国农业生产在资源禀赋、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国际分工方面存在差异性，这将导致两国农产品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这是两国农产品贸易发展的重要基础。在考量两国间的农产品贸易关系时，如果两国之间出口产品结构和类别相似，说明两国贸易竞争性强，反之互补性强，因此可以用产业内贸易指数来衡量贸易的互补性。在考量两国农产品在第三方市场的竞争关系时，如果两国产品存在较大差异，说明互补性较强，反之竞争性强，因此用出口相似度指数分析。

 

分析两国农产品贸易发展时，要关注两国农产品贸易的顺逆差，即贸易的均衡性问题。从数据上看，自1996年以来我国对澳大利亚的农产品贸易都是逆差，逆差数额从1996年的 14.39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67.71亿美元，年均增长率接近10%，逆差有持续扩大趋势。贸易非均衡性反映了一国面临的贸易压力。现实中，由于多数国家偏好贸易顺差，这里仅将贸易逆差作为贸易压力，文中将用贸易特化指数分析两国农产品的非均衡贸易压力。

 

对于中澳农产品的贸易增长问题进行分析，主要涉及增长原因和增长潜力两方面。鉴于目前很多学者借助CMS等模型利用多年的贸易数据对贸易增长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因此，本文仅分析中澳农产品贸易增长的潜力。

 

(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为UN Comtrade数据库中HS96编码下农产品贸易数据，样本选择期限为1996—2013年，具体包括五大类26章(01章—24章、51和52章)。其中，第一大类是活动物和动物产品(01—05章);第二大类是植物产品(06—14章);第三大类是动植物油脂及分解产品(15章);第四大类是食品、饮料、酒类及蜡、烟草及其制品(16—24章);第五大类为其他农产品，包括棉花等(51和52章)。

 

三、中澳农产品贸易关系的测度

 

(一)中澳农产品贸易互补性

 

1. 贸易结构。考量贸易结构，这里主要分析中澳农产品双边的出口结构变化。从农产品大类别上看， 1996—2013年我国对澳大利亚农产品出口第四大类的增长幅度最大，尤其是在2005年中澳自贸区谈判启动之后，2013年的出口额是1996年的20倍，年均增长率达到19.33%;第二和第一大类增长幅度相对小一些;第三和第五大类基本持平。1996—2013年澳大利亚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第五大类增长最快，特别是2009年之后，出口额由1996年的6.02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36.62亿美元，2009—2013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31.59%;第二和第一大类增长次之;第三和第四大类增长最慢。由此看出，中对澳出口增长最快的是第四大类，第四大类恰恰是澳对中出口增长最慢的;澳对中出口增长最快的是第五大类，而中对澳增长最慢的正好是第五大类，这说明了中澳农产品出口具有互补性特征

 

从农产品细分类别上看，中国与澳大利亚贸易往来前十位的农产品在不同年份排序不同。从表1可看出，中对澳出口排名前五位的农产品在2010年之前不断变化，但是在2010—2013年没有变化。1996年，中对澳农产品出口排名前五位分别为HS52(棉花)，占到当年出口总额的27.94%;HS20(水果类)，占比为16.15%;HS51(羊毛等动物毛)，占比为10%;HS12(油籽等)占比为7.76%;HS19(谷物粉、淀粉及乳制品)，占比为6.7%。到了2000年，HS52(棉花)占比下降到24.35%，HS51(羊毛等动物毛)和HS12(种子等)则被HS24(烟草及其制品)和HS07(食用蔬菜等)替代。2005年HS20(蔬菜、水果等)占据第一位、占比为18.62%，HS03(鱼、甲壳动物等)和HS16(肉、鱼类及海鲜等)挤掉HS52(棉花)和HS24(烟草及其制品)进入前五名。2010年之后，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HS20(蔬菜、水果等)、HS16(肉、鱼类及海鲜等)、HS03(鱼、甲壳动物等)、HS19(谷物粉、淀粉及乳制品)和HS21(杂项食品)，这些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1996—2013年澳大利亚对我国出口农产品排名前五位的变化相对小些;在2005年之后排名前十位的农产品中有8种相同， 分别是HS51(羊毛等动物毛)、HS52(棉花)、HS10(谷物)、HS15(动植物油脂及分解产品)、HS12(种子等)、HS04(乳制品、蛋、蜂蜜及食用动物产品)、HS02(肉及食用杂碎)、HS01(活动物)，这些产品大都是土地密集型产品。从中可以看出，中澳两国间农产品出口前几位的产品类别并不相同，说明两国农产品贸易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2. 产业内贸易指数。业内通常采用产业内贸易指数 (Intra-Industrial Trade ，IIT)来衡量中澳农产品贸易互补性的强弱。产业内贸易指数是测度贸易伙伴关系的重要指标，虽然IIT常用来分析工业制成品贸易，但近年来也被用于分析农产品贸易。测度产业内贸易的指标很多，较常用的是格鲁贝尔—劳埃(G-L)指数形式，其表达式是：

 

式(1)中，表示a国与b国在k产业(或产品)上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和分别是a国对b国在k产品上的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取值范围在[0，1]。该值越接近0，表示a、b两国在k产品双边贸易上越接近产业间贸易，其互补性越大、竞争性越小，意味着资源禀赋的差异越大。该值越接近1，则两国间k产品贸易越接近产业内贸易，其互补性越小、竞争性越大，意味着资源禀赋越接近。

 

表2显示了1996—2013年中澳两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情况。总体来看，中澳农产品贸易属于产业间贸易，因为各年度总体G-L指数最大值为0.42，最小值为0.12，平均值(0.26)小于0.3，产业间贸易特征说明中澳农产品互补性强。分类产品来看，中澳双边贸易的26类农产品的各年度G-L指数绝大多数小于0.5，平均个数为20;G-L指数小于0.3的平均个数为17;如果从1996—2013年各类农产品平均G-L指数来看，大于0.5的仅有HS03(鱼、甲壳动物等，0.677)、HS08(食用瓜果、坚果等，0.594)、HS22(饮料、酒等，0.533)三类，但其数值都没有超过0.7，说明这三类农产品贸易互补性差、竞争性强一些。从最近的2013年来看，G-L指数大于0.5的有HS03、HS08、HS17、HS18、HS19、HS23六类农产品，该六种农产品没有出现在澳大利亚对我国出口排名前十位的农产品中，说明澳大利亚对我国出口的农产品以互补性为主。

 

(二)中澳农产品贸易竞争性

 

为了能更好地衡量中澳两国农产品出口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情况，以下引入出口相似性指数来进行分析。出口相似性指数分为产品相似性指数和市场相似性指数，但这里采用修正的产品出口相似性指数(格利克和罗斯，1999)来分析两国农产品的出口相似度。其公式表示为：

 

式(2)中，表示a国和b国出口产品在w市场上的产品出口相似性指数;和分别表示a国和b国在w市场上k产品的出口额;和分别表示a国和b国在w市场上所有产品的出口额。一般地，当时，认为a、b两国的出口产品在w市场上分布结构完全相同，意味着竞争性强;当时，认为a、b两国的出口产品在w市场上分布结构完全不同，意味着竞争性差。

 

表3列出了中澳农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出口相似性指数的大小。可以看出，总体而言，1998—2000年，中澳农产品出口相似性指数的数值都小于50，说明此期间中澳两国农产品出口结构差异性较大，相似性较弱，两国农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互相竞争性不强;2003年之前的值较大，均大于40，2003年之后的值变小(小于40)且有下降的趋势，说明今后中澳农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性将会继续减弱，互补性逐步增强。这昭示着中澳自贸区背景下两国农产品贸易合作的前景。

 

四、中澳农产品贸易非均衡性分析

 

在分析过中澳两国农产品贸易关系之后，还要考虑两国之间的贸易差额，即贸易的非均衡性问题。从1996—2003年间数据来看，我国对澳大利亚农产品贸易一直是逆差且差距在持续拉大，面临着较大的贸易压力。为了全面考量两国各类农产品的贸易非均衡性，本文用贸易特化指数(TSI)分析中澳农产品的非均衡贸易压力，贸易特化指数(TSI)公式为：

 

式(3)中，表示a国和b国关于k产品的贸易特化指数，表示a国对b国在k产品上的出口和进口额，当然与的值相反。的取值区间为。一般认为，当时，表示a国在ab两国间k产品贸易上处于逆差地位，b国则处于顺差地位;当时，表示a国在k产品双边贸易上处于顺差地位，b国则处于逆差地位。越接近于-1，表明a国逆差越大，面临的贸易压力越大，贸易非均衡性越强。

 

表4显示了1996—2013年我国对澳大利亚各类农产品贸易特化指数的平均值。可见，我国对澳大利亚各类农产品贸易中有14个指数小于0，表明我国在1996—2013年间平均有14种农产品处于贸易逆差地位，12种农产品处于贸易顺差地位。我国处于贸易逆差地位的产品至少有8种是澳大利亚对我国出口排名前十位的产品，它们分别是HS01(活动物)、HS02(肉及食用杂碎)、HS04(乳制品、蛋、蜂蜜及食用动物产品)、HS10(谷物)、HS12(种子等)、HS15(动植物油脂及分解产品)、HS51(羊毛等动物毛)和HS52(棉花)。这恰恰说明了澳大利亚在这几种产品上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出口的优势。此外，我国处于较大贸易逆差程度()的农产品有9个，其中的农产品有3个;我国处于较大顺差的农产品()有8个，只有1个农产品的，这8种产品基本上是我国出口到澳大利亚排名前十位的产品，这说明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出口顺差主要是由具有出口优势的产品造成的。由此可知，中澳两国都是在自己各具优势的农产品出口上给对方造成逆差压力，这也显示了中澳两国农产品贸易的结构的合理性。另外，我国的逆差压力大于澳大利亚的逆差压力，这可从我国的贸易逆差和顺差的农产品种类和值的大小上看出来。

 

表5显示了1996—2013年我国对澳大利亚农产品总体贸易特化指数，可以看出，中对澳农产品总体贸易特化指数()的值都小于0()，

 

说明我国在中澳农产品的总体贸易中一直处于显著的逆差地位，澳大利亚则处于有利的顺差地位。从时序上看， 1996—2002年我国农产品的总体贸易逆差较大，2003年逆差有所下降，2004年逆差却增加了，之后逆差逐渐下降，在2009年降到最低点，之后又开始上升直到2013年，这说明我国与澳大利亚农产品贸易逆差的波动有扩大之势。

 

五、中澳农产品贸易增长潜力分析

 

以下采用贸易强度指数(儿岛，1964)分析中澳农产品贸易增长潜力，贸易强度指数的表达式为：

 

式(4)中，表示a、b两国在k产品上的贸易强度指数;和分别表示a国k产品在b国和世界(world)上的出口总额;和分别表示a国和b国从世界进口的k产品总额;表示世界k产品的进口总额;如果，表示a国对b国在k产品上的出口水平()大于b国在世界市场上k产品的进口水平()，意味着两国k产品的贸易强度高、贸易关系紧密，两国在k产品上贸易互补性强，因此两国k产品贸易具有较强的增长潜力。一般而言，越大意味着a、b两国在k产品贸易上的互补性越强。

 

由表6可知，近几年来我国与澳大利亚在HS04、HS06、HS08、HS14、HS15、HS17、HS18、HS19、HS20、HS21这几种农产品的相互贸易强度指数都大于1，说明中澳两国向对方的出口水平高于同期对方向世界其他市场进口水平。我国在HS03、HS07、HS11、HS12、HS24上对澳大利亚的贸易强度指数大于1，说明我国在这几种农产品上对澳大利亚的出口水平高于同期澳大利亚从世界其他市场上的进口水平。澳大利亚在HS01、HS02、HS05、HS09、HS10、HS13、HS22、HS51、HS52上对我国的贸易强度指数大于1，表明澳大利亚在这些农产品上与我国具有密切的贸易关系。综合来看，近几年中澳两国农产品贸易中除HS16和HS23外，其他的农产品均具有单项或双向的密切贸易关系，说明中澳两国农产品贸易关系紧密，中澳自贸区将极大促进两国农产品贸易发展。

 

六、结论

 

本文利用1996—2013年UN Comtrade数据库中的HS96编码下的农产品贸易数据，计算出我国与澳大利亚两国农产品双边贸易结构和相关指数(产业内贸易指数、出口相似性指数、贸易特化指数、贸易强度指数)，从贸易关系、贸易非均衡性和贸易增长潜力三个方面分析中澳两国农产品贸易发展。研究结论如下：

 

(一)中澳两国农产品的互补性强

 

首先，从农产品双边贸易结构看，中对澳农产品出口增长最快的是第四大类，第四大类恰恰是澳对中出口增长最慢的;澳对中出口增长最快的是第五大类，而中对澳增长最慢的正好是第五大类，这说明中澳农产品出口具有互补性特征。其次，从产业内贸易指数来看(1996—2013年)，中澳两国农产品贸易属于产业间贸易，因为各年度总体G-L指数最大值为0.42，最小值为0.12，平均值(0.26)小于0.3，产业间贸易特征说明中澳农产品互补性强。因此，两国实际上都在出口各自具有相对优势的农产品，我国出口以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为主，澳大利亚出口产品表现为土地密集型，两国农产品贸易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二)中澳两国农产品在双边贸易和世界市场上不存在激烈的相互竞争

 

一方面，中澳两国农产品双边贸易互补性较强即意味着相互竞争性较差。另一方面，中澳两国农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也不存在激烈的相互竞争。从两国农产品出口相似性指数大小来看，1998年以来(除个别年份)，两国农产品出口相似性指数的数值都小于50，说明中澳两国农产品的出口相似性较弱、结构差异较大。2003年之后两国农产品出口相似性指数值变小(小于40)且有下降的趋势，说明未来中澳农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相互竞争将会继续减弱，也意味着中澳自贸区建设将为两国农产品贸易带来美好的前景。

 

(三)中澳两国农产品贸易具有很强的不均衡性

 

从分类贸易特化指数来看，我国对澳大利亚的农产品出口，在1996—2013年间平均有14种农产品处于贸易逆差地位、12种农产品处于贸易顺差地位。中澳两国都是在自己各具优势的农产品出口上给对方造成逆差压力，且我国的逆差压力大于澳大利亚的逆差压力。从总体贸易特化指数来看，中对澳农产品总体贸易特化指数的值都是小于0的，说明我国在总体贸易中一直处于显著的贸易逆差地位;从时序上看，1996—2002年我国农产品的总体贸易逆差较大，2005—2009年逆差逐渐下降，2010—2013年又开始上升，说明我国与澳大利亚农产品贸易逆差的波动有扩大之势。

 

(四)中澳两国农产品贸易具有较好的增长潜力

 

从贸易强度指数看，近几年中澳两国农产品贸易中除HS16和HS23外，其他农产品均具有单项或双向的密切贸易关系，说明中澳两国农产品贸易关系紧密，具有良好的增长和发展潜力，中澳FTA的建立会大大促进两国农产品贸易的发展。

 

农业出口贸易篇7

［关键词］农产品贸易；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产业内贸易指数

［中图分类号］F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880(2011)03-0016-04

作者简介：刘宏(1986-)，男，土家族，湖南桑植人，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农业经济管理专业2009级硕士研究生；罗峦(1973-)，女，汉族，湖南长沙人，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农产品市场与贸易。一、中澳两国间农产品贸易概况

中国和澳大利亚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均占据一定地位，分别处在第五和第六位。2009年澳大利亚出口农产品234.49亿美元，其中对中国出口26.78亿美元，占出口额的11.4%，是1994年的2.6倍。中国农产品对澳出口额不大，2008年出口额为5.92亿美元，2009年同比略微下滑，为5.74亿美元，主要为谷物、蔬菜、动物饲料等产品，两年间对澳出口农产品均占中国农产品总出口总额的1.4%，可见澳大利亚不是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市场。从两国贸易总量看，中国处于绝对逆差地位。2009年中澳贸易逆差达21亿美元，为1994年的3.56倍。

(一)中澳两国间农产品贸易的结构特征

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的农产品品种较集中，主要为043类(未加工玉米)、112类(含酒精饮料)、211类(未加工兽皮)、263类(棉花)、268类(羊毛、其他动物毛)、411类(动物油、脂)，这6类农产品占据了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农产品总额的近80%(见表1)。自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澳大利亚对我国出口的羊毛、其他动物毛产品一直牢牢占据了澳对我国出口农产品总额的近一半，但贸易额存在下降趋势。截至2009年贸易份额为45.41%，贸易额近11亿美元，占澳对华出口产品的第一位，其他产品份额则均较小。除了2009年外，未加工兽皮总体呈上升态势，贸易额不断上升。未加工兽皮的份额由2003年的9.2%上升至2009年的12.78%；含酒精饮料则从2003年的0.32%上升至2009年的4.35%。棉花、未加工玉米则近年来波动幅度较大。动物油、脂占据的份额相对稳定，近7年平均达到5%左右。

41305.3312.78141.085.90132.575.54120.115.02103.954.35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数据库统计数据计算而得。

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的农产品品种比较分散，主要出口054类(蔬菜)、056类(加工、罐装蔬菜)、058类(水果蜜饯、精制水果)、059类(水果汁、蔬菜汁)、062类(糖果)等农产品，这5种农产品占出口农产品的份额较平均，但5种产品的总体份额占据了中国对澳出口农产品的近一半(见表2)。蔬菜、水果蜜饯、精制水果、糖果占据的出口的份额在不断的上升，其中蔬菜从2003年的6.1%上升到2009年的9.25%；水果蜜饯、精制水果从2003年的4.41%上升到2009年的7.34%；糖果从2003年的7.59%上升到2009年的9.65%。加工、罐装蔬菜近些年则比较稳定，保持了9%的出口份额；可能是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水果汁、蔬菜汁出口在2009年下滑较大。

(二)中澳双方农产品贸易增长率情况

自2003年以来，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农产品的贸易额变化幅度很大，如表3所示，2009年主要农产品下降均在10%以上，其中未加工玉米的下滑幅度最大，达到了53.73%，仅有棉花的贸易额呈正增长率。而在贸易额向上波动的年份中，未加工玉米在2008年比2007年增长了369.53%；棉花在2004年增长了249.19%，增幅非常大。总体上澳大利亚对中国农产品的出口保持着增长的态势，并且有继续扩大贸易规模的潜力。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出口自2003年以来一直保持增长态势，2008年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2009年农产品出口出现下滑，大部分农产品贸易额也随之减少，其中水果汁、蔬菜汁贸易额在2009年较2008年下滑了41.97%，而加工、罐装蔬菜、糖果的贸易额仍在继续增长，但增长率不高。

总的来看，双方之间的贸易额增长势头迅猛，但不稳定，而贸易发展潜力巨大，尚需彼此加强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掘双方的贸易潜力。

刘宏罗峦：中澳农产品贸易互补性与竞争性分析二、中澳双边农产品贸易的实证分析

(一)分析指标的选择

1.产业内贸易指数

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IIT)指数是衡量贸易伙伴之间贸易结构的重要指标。产业内贸易通常用格鲁贝尔－劳埃德(Grubel and Loyd，1975)指数来反映，该指数用比率的形式反映进出口是否平衡。计算公式如下：

IIT=1-|Xij-Mij|Xij+Mij(1)

(1)式中，IITij表示国家i和国家j在某个产业(或产品)上的产业内贸易指数。Xij表示国j向国家i某个产品的出口；Mij表示国家j从国家i某个产品的进口。该指数的取值范围是0-1之间，当该指数为0时，表明该类农产品的全部贸易均为产业间贸易；当该指数为1时，表明该类农产品的全部贸易都为产业内贸易。

2.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显示性比较优势(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RCA)指数是把一个国家农产品出口放在世界总的商品贸易的框架下，来考察农业部门的出口潜力。显性比较优势的概念是巴拉萨(Balassa，1965)提出来的，它表示的是一国总出口中某类商品出口所占比例相对于世界贸易总额中该商品出口所占比例的大小。国家j生产的s部门(或产品)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的计算方法是：

RCAsj=Xsj/XjtXsw/Xwt(2)

(2)式中，Xsj和Xsw分别是国家j生产的s产品和世界(w)的s产品在一定时期t的出口量，Xjt和Xwt分别表示国家j和世界(w)在时期t的总出口量。RCA的取值范围为(0，+∞)。日本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RCA≥2.5表示产业出口竞争力极强；1.25≤RCA≤2.5表示产业出口竞争力较强；0.8≤RCA≤1.25表示产业出口竞争力一般；RCA≤0.8表示产业出口竞争力较弱。表5显示了中国与澳大利亚部分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变化。

(二)测算结果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该数据库按照标准国际贸易分类(SITC)和协调编码制度(HS)两种商品分类的方法提供了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分产品和流向的贸易统计数据。本文的农产品数据应用WTO对农产品的定义，采用SITC Rev．3分类中第0、1、2、4章中的所有商品减去第2章的第27、28类商品。得出的结果如表5、表6。因篇幅所限，仅列出了中澳双方主要农产品的指数数值。

(三)结果分析与解释

1.中国与澳大利亚产业内贸易指数分析

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贸易属于产业间贸易，近7年来产业内贸易指数均小于0.5，但农产品总体产业内贸易指数有增大的趋势。2003年时，产业内贸易指数小于0.5的仅有2种农产品，占所有农产品的4%，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产业内贸易指数大于0.5的农产品种类逐渐增加，近几年来保持在8种左右，2009年有8种农产品的IIT指数大于0.5，但也仅仅占了16%。双方贸易额占前5的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几乎都小于0.5，仅有056类在2004—2008年间产业内贸易指数大于0.5，到2009年又转为0.17，这说明两国间贸易互补性较强。

比较优势贸易指数(RCA)

商品

类别澳大利亚中国

2.中国与澳大利亚显示性比较优势分析

澳大利亚与中国之间存在较强竞争力的农产品很少，其中澳方出口到中国的农产品仅有5种具有强势竞争力，但总体相对中国具有很大的比较优势。而近7年来中国出口到澳大利亚的农产品中没有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64%的对澳出口农产品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均小于0.01，不具备竞争优势。

从分类农产品角度看，澳大利亚有较强竞争优势的农产品有043类、211类、263类、268类、411类，其中043类的指数在不断变小，表明澳方该产品的竞争优势在逐渐变弱；211类和411类指数较稳定，澳方保持了该产品的竞争优势；268类产品则是澳方竞争优势最大的产品，2003年到2009年指数平均达到了20，远远高于其他产品；而263类则很不稳定，容易受各种因素的影响。RCA指数非常小具体表现为出口贸易额小，所占的市场份额很小，这同前文所述的情况基本相同。澳大利亚的农产品相对于中国农产品具有比较优势，具体表现为中澳之间的农产品贸易持续逆差，短期内这种状况不会改变。

3.资源禀赋的差异是中澳农产品贸易互补性强的主要原因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且农业相对落后的国家，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087公顷，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1/3。而中国农村目前大约有4亿~5亿劳动力，城市流动人口近2亿，劳动力资源的丰裕和劳动力的低成本相互关联，直接影响了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中国出口到澳大利亚的蔬菜、加工及罐装蔬菜、水果蜜饯、精制水果、水果汁、蔬菜汁、糖果主要农产品都为未加工和初加工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附加值很低。

澳大利亚是一个以农牧业、采矿业为主的国家。农业人口80万，人均农牧业用地大约为27公顷，人均耕地面积近3公顷。澳大利亚人均耕地面积大使土地密集型的大宗农产品具有极强的优势，而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则缺乏优势。澳大利亚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农产品有未加工玉米、含酒精饮料、未加工兽皮、棉花、羊毛、其他动物毛、动物油、脂，5类产品均属于未加工或初加工的土地密集型农产品。

三、结论及相关建议

(一)中澳双边贸易互补性强，竞争性弱，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中澳双方各自出口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中国在某些具有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生产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如水果、蔬菜等，应该充分利用这些比较优势，加强沿海一些主要出口省份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将精力主要集中在优势农产品上，扶持规模大、起点高、带动能力强的农业龙头企业，争取优势农产品的大量出口。农业科研机构应加强对出口优势农产品的精深加工技术的研发、引进及推广工作，实现产品的进一步多样化与差异化。

(二)中澳之间农产品贸易潜力巨大，应加强双边农业贸易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农产品贸易虽然还存在着一些不稳定因素，易受外部环境影响，但发展潜力巨大。中国和澳大利亚经济发展水平、政策法规等之间的差异还很大，随着贸易规模的逐年扩大，双方优势农产品在对方市场的渗透，对两国相关企业及农民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容易产生贸易争端，因此，应该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协商和交流，拓宽农业合作层次，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建立解决争端的协调机制，进一步深化农产品贸易合作，以利于友好解决贸易争端。澳大利亚在农业领域的许多方面均具有成熟的经验，通过与澳大利亚的进一步合作与交流，学习其相关经验，充分发掘两国间贸易应有的潜力。

(三)中澳之间的贸易逆差短期内不可逆转

随着中澳双边贸易量的增加，贸易逆差短期内不可逆转，要扩大我国农产品的出口，关键还是要提高自身农产品的质量，可以通过借鉴澳大利亚的经验，加快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的建设，完善农产品检验检疫制度，通过与国际通用标准接轨，逐步化解技术性贸易壁垒，减少农产品贸易争端问题给生产企业及农民带来的不必要的损失，无论对于我国还是澳方都是有利的。在农产品进口方面，对受澳方农产品冲击较大的(譬如羊毛、动物毛)我国主产区的农牧民，应对其受损部分提供补贴；在农产品出口方面，应建立和完善农产品保险制度，并积极探索建立农产品出口风险防范机制，从而提高抵抗风险的能力。

［参考文献］

［1］何立春，杨莲娜．构建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对双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J］．新疆农垦经济，2010(2)：38-44．

［2］凌振春．中澳农产品贸易互补性与竞争性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06(11)：66-72．

［3］何立春，杨莲娜．解析中国与澳大利亚农产品贸易流量［J］．国际经贸探索，2010(1)：63-68．

［4］何好俊，祝树金．中澳产业国际竞争力与贸易互补性分析［J］．国际贸易，2008(12)：19-23．

农业出口贸易篇8

关键词：中国农产品 进出口贸易 问题 对策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04（c）-0214-01

1 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现状

随着中国的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政策不断地公开和制度，我国农业不断地融入全球贸易是势在必行。由于我国不断参与国际贸易进程，我国农产品的进出口贸易不断与国际进出口贸易制度相适应，所以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不断出现新特点，虽然农产品进出口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但是农产品出口还小于进口；还有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顺差变为逆差，并且逆差的趋势还越来越强。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存在的风险高于市场多元化趋势，这是和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发展的趋势是相符合的。

2 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 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进口易于出口的现象显著

由于国际市场价格长期高于中国农产品价格，对农产品的进口采取非关税政策。中国农产品的出口力度比较小。我国农产品的很少参与国际交流。导致现在主要的进口产品就是原来的出口农产品产品。

2.2 我国农产品出口不断受阻是因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在国际贸易中有些国家以保护生态和人类健康环境为借口，设置一系列苛刻的绝大多数国家不能接受的环保法规和标准，对国外农产品的进口采取的限制政策即为绿色壁垒。在传统的非关税壁垒将的情况下，绿色壁垒成为发达国家冲击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有效手段。传统农产品的优势被严重削减，导致我国农产品走向市场受到严重的冲击。

2.3 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不能适应国际贸易竞争力

我国农业科技发展水平不及其他国家，尽管入世以来中国农业科技不断进步，但是在国际贸易的竞争中，还是没有竞争优势，特别我国大宗农产品中的科技含量更为低级。我国农产品科技远远不能适应国际贸易的需要。中国农产品在质量方面尽管不断创新改进，但还是不能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创造还是占于主导地位，从根本上不断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增加农产品的数量、改善并且进行加工。对于我国的农产品来说，普遍存在这各种风险。

2.4 我国出口体制尚不健全且竞争严重影响出口

我国现行的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体系已经不能适应世界贸易经济潮流。我国农产品要适应国内市场经济的变革还需要不断的努力，何况与国际市场接轨。我国农民的利益不断受到损失及不能及时的了解国际贸易状况的信息，不能及时调整生产出符合需要的农产品与这种生产与贸易分离的状况是严重相关的。并且由于出口企业内部的不妥善竞争产生了许多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农产品出口。由于我国农产品出口价格偏低，严重冲击出口国家的国内市场。我国根本不存在倾销的倾向，但是我国农产品的出口价格确实很低，这主要是出口企业相互竞争，自相压低价格造成的，但是由于出口值明显落后于出口数量，所使我国的利益受到很大损失。

3 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问题的建议及对策

3.1 按农产品技术彼岸准组织生产，实施绿色品牌战略

作为一个发展大国的中国，与世界经济贸易相关的环保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远远不及发达国家。自入世以来，我国生态环境的质量受到严重影响。要冲破农产品国际贸易中的绿色壁垒，只有不断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安全，不断加强宣传环保教育加强全民意识的广泛宣传。利用媒体对对外贸易对环境的不良影响的情况进行报道，使人们深刻意识保护环境的严重性及重要性。我们应该清醒的意识到环保是企业的发展与企业生存的必要条件。建立、健全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严格关注国际标准适用来适应国际贸易潮流，使我国出口产品在环境标准方面达到国际要求，减少国际贸易摩擦，扩大产品出口，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推进环境标准制度，开发环境标准产品；发展绿色市场、开发绿色产品、开展绿色营销。伴随着保护环境与保护资源意识的不断加强，同时开发环保成本低，质优，符合国际环境标准的绿色产品。采取适当的环境贸易措施来适应新的国际领域市场，严禁国外污和不和标准的产品向我国出口。不断提高环保意识拉小与发达国家的距离。

3.2 依靠高新科技和规模经营，降低单位农产品成本

为了用技术创新来创造良好环境可以建立可行的科技创新运行机制和农业科技产权激励机制，使科技工作者培育农产品等农业科技创新主体，提高其创新活力；鼓励采用“产研学”等形式，着力发展农业科技产业用来加快科技成果的创新和应用。

3.3 加强政府对农产品出口的支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