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范文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篇1

跨国银行是指在国外拥有附属机构、分行或代表处的银行，是银行业国际化高度发达的产物。早在13至16世纪，麦德斯（Medici）家族控制的商业银行就在整个欧洲广布机构，从事跨国银行业务，19世纪，英国、比利时、德国和日本的跨国银行，借助于殖民主义势力得到迅速发展。二战及二战以前，由于受到战争和经济萧条等因素的影响，跨国银行业受到严重的打击，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二战后，随着欧洲、日本经济和国际贸易的逐步恢复和发展，特别是1958年欧洲主要国家货币开始可兑换和欧洲美元市场的诞生，跨银行业又再度活跃，并得到了长足发展，业务数量、内容和地域都有了空前扩展。

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银行业的国际化也得到了很大发展，这不仅包括我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也包括我国银行业的海外扩张。截止2004年底，共有38个国家和地区的157家银行在华22个城市开设了220家代表处，19个国家和地区的67家外资银行在华设立了11家营业性机构，外资银行在华总资产累计达到693亿美元。就中国银行业的海外扩张而言，截止2004年底，我国4大商业银行共在境外设立了44家分行和14家代表处，其国外资产和负债也逐年增加。

全球跨国银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1981年，联合跨公司中心（UNCTC）首次把跨国银行的研究从跨国公司中独立出来。学术界对跨国银行的研究也开始逐步深入，出现了关于跨商业银行的一些重要理论。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向：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动因及竞争优势研究（Grubel 1977,Gray&Gray 1981,Ball&Ttschoegl 1982,Kindleberger 1983,Walter 1988,Heinkel&Levi 1992,Canals 1997）； 跨国银行组织形式研究（Gold berg&Sanders 1981b,Mutinelli&Piscitell 2001）；跨国银行经营活动及竞争策略研究（Brainard 1990,Euh&Baker 1990,Guillen&Tschogel 1990）；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对银行业绩及目标市场的影响研究（Weller&Schern 1999,Berger et al.2000,Berger&De young 2001）；跨国银行国别实证研究（Goldberg&Saunderg 1990,Grosse&Goldberg 1994,Yamori 1988）等。

中国理论界对跨银行的研究仍不够深入，既有的成果多数局限在外资银行竞争策略及其发展对中国金融业的冲击方面，对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动因、组织扩展模式，特别是从跨国公司理论角度出发所做的理论及实证研究则几乎为空白。因此，对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研究，进而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对中国而言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二、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理论与实证文献回顾

1.跨国公司理论的发展脉络

400多年前，公司开始跨国界经营活动，并逐渐形成了跨公司通过这一经营形态。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随着世界形势和经济环境的变化不断演进，对跨公司的理论研究也不断深入。从20世纪60年代海默（Hymer）开创性的垄断优势论开始，各国学者纷纷对跨公司和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进行分析， 建立各自的理论体系。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阿利伯（Aliber）的货币汇率理论、维农（Vernon）的产品周期理论、小岛清（Kojima）的比较优势理论、尼克博克（Knickerbocker）的寡头垄断竞争反应理论、巴克莱和卡森（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理论,以及邓宁（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并不断完善，吸收了国际经济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区位理论和公司理论等各种理论的精髓，能够较好地对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合同安排等行为进行解释，形成了迄今为止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公司生产经营的一种综合性理论，该理论主要强调三种优势：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因此又被称为OLI模型。

2.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实证研究的文献回顾

哪些因素影响东道国银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外实证研究比较活跃。在文献中国外学者们按银行业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包含的具体要素进行了实证检验，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鲜见。

(1)所有权优势

1）银行规模

有大量研究表明银行规模与其海外直接投资之间呈正相关关系。Campbell(1980)等学者通过经验研究发现并证实：规模越大的银行，通常拥有更多的资金和管理资源，从而有更多的途径降低不确定性和风险。Tschoegl(1983)通过研究1976年全球100家最大银行海外经营状况，发现规模大的银行更倾向于海外扩张，发现日本银行在韩国的分支机构数目与银行的规模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Williams(1996,1998)通过研究外资银行在澳大利亚的情况，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我国学者王（2005）通过研究跨国银行在华经营情况，发现银行总资产和跨国银行在华设立分行影响显著，说明银行规模越大，在华经营的动机越强烈。然而，也有些学者通过研究并未发现银行规模与其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密切关系（Ball和Tschoegl，1982）。

2）国际化经验

跨国银行对海外经营，以及东道国的了解越深入，则越容易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从而享受国际化分散经营的种种好处。Macro Mutinelli和Lucia Piscitello(2001)研究了意大利银行业1989～1999年间在国外分支机构的变化情况，发现跨国经营经验丰富的那些意大利银行更倾向于进行对外扩张。

(2)内部化优势

1）母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

Sabi(1988)认为，跨国银行往往跟随母国客户到海外设点，以更好地服务客户，保存现有客户资源，他发现，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量能够较好地预示商业银行的跨国经营状况。Nigh(1986)等众多学者也证明，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银行在该国的分支机构数量之间显著相关。我国学者王（2005）通过研究发现对华直接投资与在华外资银行分行数量正相关。但是Seth和Nolla(1998)通过研究外国银行在美国分支机构数目和制造业在美分支机构的资金来源，发现英国和日本的银行业并未追随其在美国的客户，而其他的国家银行业则追随其在美国的客户。

2）母国与东道国的双边贸易额

大量经验研究表明，由于双边贸易反映了母国和东道国商业联系的紧密程度，商业银行在东道国的分支机构与双边贸易额之间存在着正相关。Goldberg和Johnson(1990)发现，双边贸易与外国在美国银行业直接投资具有密切的联系。Miller和Parkhe(1998)，以及Yamori(1998)也分别发现，双边贸易对美国和日本银行在东道国银行业领域的直接投资影响很大。

(3)区位优势

1）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及其增长率

对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研究表明东道国市场规模（以GDP或人均GDP测度）是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决定因素。Brenley和Kaplains（1996），以及Buch(2000)通过研究发现，东道国的GDP总量与该国吸收的银行业外国直接投资正相关。Yamori(1998)发现日本银行业更倾向于在人均GDP较高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然而，也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Sagari(1992)发现，美国银行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并不必然地考虑该国的GDP总量。另外，除了市场规模，GDP增长率也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时考虑的因素之一。GDP总量只能表明一国现有的银行业市场机会，而GDP增长率则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表明一国将来可能的银行业市场机会。Hultmam和McGee(1989)通过研究发现，外国银行业对美国银行业的直接投资与美国的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相关性。Goldberg和Saunders(1981)、Nigh(1986)，以及Sabi(1988)通过研究发现东道国相对于母国的经济增长率对东道国银行业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具有十分明显的促进作用。

2）东道国的资金成本

当银行决定是否对某国进行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资金成本也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存贷利差、东道国对外国银行的税收等因素都会影响跨国银行在东道国的资金成本。Cassard(1994)和Eaton(1994)认为，税收结构的不同会影响税收水平较低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Claessens等（2000）通过对80个国家1988年～1995年间银行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的研究发现 ，跨国银行更倾向于在资金成本较低的国家进行扩张。

3）文化差异和地理距离

根据Ball&Tschoegl在1982年的研究，跨国银行在美国加州和日本设立分支机构时，东道国与母国之间距离越远，成本就越高，设立分支机构的意愿就越小。研究还发现，两国之间文化差异越大，设立分支机构的可能性就越小。Goldberg（1991）等学者在其研究中证实，文化差别对商业银行设立海外分支机构的决策影响甚大。Leung(2003)指出，亚洲国家的银行在进入中国市场方面具有特殊优势。我国学者王（2005）在研究跨国银行进入中国的决定因素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4）东道国对银行业的管制情况分为外国银行的准入限制和对本国银行业的管制情况。一方面，东道国对外国银行的准入限制显然对跨国银行在该国银行业直接投资是有影响的。Nigh、Cho和Krishman(1986)研究了美国银行业1976年～1982年间在30个国家分支机构的资产变化情况，指出东道国对美国银行的准入限制对美国银行业在该国的经营有明显的负面影响。Sabi(1988)研究了美国银行业1975年～1982年间在23个发展中国家分支机构的资产变化情况，其实证结果却并未表明美国银行海外分支机构资产与东道国对外国银行准入限制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这与一般的实证结果不相一致。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东道国对外国银行的准入限制除非是禁止性的，否则并不对跨国银行的直接投资活动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东道国对本国银行业的管制情况也是跨银行决定是否在该国银行业进行直接投资时考虑的一个因素。Focarelli和Pozzolo(1994)研究了外国银行分支机构在美国各州分布情况，发现外国银行更倾向于在对银行业管制较为宽松的州设立分支机构。

三、现有文献的不足

1.现有文献大多仅罗列了一部分可能对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影响的因素，然后进行实证检验，虽然这些研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基本上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但并没有进行严格的数学证明和推导。

2.现有的文献大多局限于某一母国银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或者是实证分析了某一东道国银行业吸收的外银行业的直接投资，研究欠系统，特别是缺乏比较分析和研究。

3.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数据比较陈旧，很难代表跨国银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最新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篇2

【关键词】权益法 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 权益 损益 其他综合收益

一、问题背景

现行国内和国际会计准则规定，以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方应当确认被投资方净资产的所有变动。其中，投资方享有被投资方净损益的份额，应计入投资方的损益；享有被投资方其他综合收益的份额，也相应计入投资方的其他综合收益。但是，当被投资方的净资产变动并不是由于其损益、其他综合收益的变动或者分配股利导致的（此时称为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的变动），投资方应当如何进行会计处理，我国和国际准则并无明确规定。实务中，比较常见的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变动包括：被投资方股本的变动，如被投资方向第三方发行额外的股本，或者向第三方回购自身股份；被投资方其他权益的变动，如被投资方发生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等。

针对上述问题，2012年11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了征求意见稿《ED/2012/3――权益法：享有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变动的份额（对国际会计准则第28号的修订建议）》。该征求意见稿建议：“投资方应当将其享有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变动的份额，直接确认为权益；当投资方对有关股权投资终止采用权益法核算时，应将之前确认的此类权益累计金额重分类至损益”。与国际会计准则相对应，我国财政部会计司也在2013年9月6日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6号（征求意见稿）》中讨论了该问题，其提议的处理方法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提议的处理意见一致。

二、不同观点及其理由

对于权益法下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变动的会计处理，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不同观点：

观点一：投资方应当将享有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变动的份额直接确认为权益，并在后续处置被投资方股权时重分类至损益。

该观点赞同两项征求意见稿的提议，其主要理由是：（1）权益法的本质是“单行合并”，应当采用与针对子公司的“完全合并法”类似的处理，属于被投资方权益项目的变动，相应的也应计入投资方的权益项目。（2）从交易的性质看，引起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变动的交易，属于被投资方的权益易，此时，被投资方未产生任何损益，相对应的，投资方也不应将该变动作为损益确认。

观点二：投资方不应确认享有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变动的份额，只需考虑所持有被投资方股权投资是否发生减值。

该观点的主要理由是：在权益法下，被投资方权益易所引起的其他净资产变动，与未参与交易的投资方是不相关的，该投资方不应该进行会计处理。该观点同时也指出，被投资方权益易中的价格，可能表明对被投资方的投资发生了减值。比如，被投资方以低于其净资产账面价值的价格发行或回购股份。此时，投资方应当根据资产减值相关准则，对所涉及的投资进行减值测试。

观点三：对于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变动，投资方应当视同处置或购买被投资方股权投资，享有此类变动的份额，计入当期损益。

该观点不赞同两项征求意见稿的处理建议。其主要理由是：（1）投资方享有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变动的份额，满足现行准则中收益和费用的定义，应当确认为损益。（2）间接导致享有被投资方净资产份额变动的交易，与直接处置或购买被投资方股权的交易，在经济实质上是一致的，应当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直接处置或购买被投资方股权，所产生的利得或损失计入损益，相对应的，间接导致的享有被投资方净资产份额变动，也应当计入损益。

观点四：投资方应当将享有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变动的份额确认为其他综合收益，并在后续处置相关股权投资时转入损益。

也有反馈意见者认为，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的变动，并不属于投资方权益易导致的结果，不应计入投资方的权益。但是，此类变动也并非产生于被投资方的经营损益，不应作为投资方的损益确认。作为两种观点的折中，可以将享有此类变动的份额，暂时计入投资方的其他综合收益，并在后续处置相关股权投资时转入损益。

三、不同观点的缺陷

1.观点一最大的缺陷在于，它和权益易理论不符。《国际会计准则第1号――财务报表的列报》规定，应当将权益易结果和企业自身的经营成果分别列报。其中，权益易结果直接计入权益，经营成果计入当期损益或其他综合收益。权益易，是指企业与所有者以其所有者身份进行的交易。权益法核算下，被投资方的其他净资产变动，并不属于投资方与其所有者发生的交易，其交易结果不应直接计入权益。

此外，观点一的处理还将导致直接与间接处置或购买被投资方股权的处理不一致。在最新一期讨论会议中，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认为，直接与间接处置或购买股权，投资方管理层的主观意图是不同的，前者是主动的，后者则是被动的，两者的会计处理也应当有所区别。笔者认为，主动与被动处置或购买被投资方股权，区别仅仅在于交易形式上，投资方是否收到或支付了对价，但其导致的经济结果是一样的，都使投资方享有被投资方权益的份额发生了变动。以投资方的主观意图来区分会计处理，是以交易的形式决定了交易的实质。同时，还可能导致投资方人为安排交易形式，以达到其意图。

2.观点二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它与现行权益法的理论基础不符。现行权益法是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要求投资方在持有联营和合营企业期间，及时、完整反映对被投资方的权利和义务。因此，权益法规定，投资方应当确认被投资方净资产的全部变动。观点二的处理，只对投资方享有权益减少的部分，以减值损失的形式进行确认，而对增加部分则不进行确认，并没有完整、及时反映对被投资方的权利和义务。

3.观点三被质疑的地方在于，引起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变动的交易，属于被投资方与第三方之间的交易，与未参与交易的投资方无关。投资方在未实际参与任何交易的情况下，“凭空”确认了损益，这是难以理解的，可能造成对投资方经营成果的误述。

4.观点四的缺陷是与其他综合收益理论不符。通常理解，其他综合收益本质上属于企业的未实现损益。而损益的实现，依赖于相关风险和报酬是否转移。权益法下，当被投资方与第三方发生权益易，各股东所持有股权相关的风险和报酬，在交易完成后即已转移，相关的损益已实现，不属于其他综合收益。此外，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在2013年7月开始的“概念框架”复核项目中，初步建议，其他综合收益的范围仅限于由计量方法的改变而导致的资产和负债价值变动。权益法下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的变动，并非由于计量方法的改变而产生。因此，观点四的处理，与现有和未来可能修订的其他综合收益理论均不相符。

四、分析与结论

上述不同观点，反映了各监管机构与企业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立场。监管机构出于监管目的，可能倾向于不确认损益；而企业可能从自身利益出发，赞同确认损益。本文仅从会计理论角度进行讨论，不考虑各方不同立场的博弈影响。

从会计理论看，上述不同观点，也反映了各界对权益法本质的两种理解。支持将享有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变动份额计入权益的观点，将权益法视为“单行合并”，而反对意见者则将其视为一种“计量基础”。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承认，对于权益法的本质，理事会内部也未得出统一结论，将在对权益法的另一个修订项目中再进行讨论。因此，本文也不对权益法的本质进行讨论。

具体分析，权益法下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变动的会计处理，实际上包含了两个问题：是否应当确认，以及如何确认。

1.是否应当确认？观点一、二、四中均包含的意思是，被投资方的其他净资产变动，是被投资方和第三方发生的交易引起的，未参与交易的投资方不应“凭空”将其确认为损益。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受到传统历史成本会计的影响。在传统历史成本会计下，会计处理是以实际交易为基础的，投资方未实际参与任何交易，则不应进行会计处理。但是，现行会计准则早已超越了历史成本会计，对于收益和费用的确认，并不完全依赖于是否发生了实际交易，而是以相关风险和报酬是否转移为基础的。权益法下，投资方虽未实际参与交易，但其享有的权益相关的风险和报酬，在交易当期即已转移，应当对这部分享有权益进行确认。

此外，也有反对意见者认为，将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变动直接按持股比例确认，缺少法律和其他事实依据，可能虚增投资方的经营成果。笔者认为，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现行权益法理论本身在法律和会计原则上都存在缺陷：（1）与法律认定不符。从法律角度看，股东享有分配权，但并不等于对被投资方净资产享有直接的所有权。不仅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的变动，即使是被投资方的损益、其他综合收益的变动，也并不能直接归属于投资方。权益法将被投资方净资产的全部变动进行确认，本身是缺少法律依据的。比如，企业所得税法不承认权益法下按持股比例计算的投资收益。（2）与会计确认原则不符。会计准则规定，只有受企业拥有或控制的经济资源才能确认为企业的资产。以权益法核算的联营和合营企业，投资方对其并不具有控制，而只是具有重大影响。此时，投资方对所享有被投资方净资产的份额，何时能够分回，能够分回的金额，均无法可靠确定。因此，投资方以调整其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的形式，将被投资方的净资产纳入其财务报表，在会计上也是缺乏依据的。（3）不属于现行准则中的任何计量基础。现行准则规定的计量基础，包括历史成本、现值、公允价值等。权益法的计量方法，并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而且，权益法简单的以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被投资方净资产的份额，是缺少法律和实践依据的。事实上，投资方最终能够分配到的净资产价值，也很少等于权益法所“计量”的结果。

正是由于权益法本身在确认依据、计量方法上均存在缺陷，导致各界对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变动的确认和计量持保留态度。但是，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强调，在权益法下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变动会计处理的修订项目，只是一项暂时性的项目，并不考虑对权益法的现行理论框架进行修订。因此，如果不考虑权益法所存在的上述缺陷，根据现行规定，可以将被投资方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导致的净资产变动，作为投资方的投资成果立即确认，那么，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的变动，同样也可以立即确认。因为，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的变动，在性质上也属于投资方的投资成果。

2.应当如何确认？在如何确认的问题上，通过前述对几种观点的分析可知，观点一、二、四的处理均与现行准则体系存在明显不一致。笔者认为，作为暂时性的修订，观点三的处理是比较适当的。首先，观点三与基本准则的定义相符。现行国内和国际会计准则中，收益和费用的定义包含两层含义：引起企业净资产的增加或减少，且与股东的投入或与股东的分配无关。权益法下，投资方享有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变动的份额，与投资方自身的股东投入或分配无关，属于投资方的收益和费用，而不是权益。同时，如前所述，投资方享有该部分净资产变动相关的风险和报酬，在交易当期即已转移，属于已实现的损益，应当立即确认。事实上，在最新一期的讨论会议中，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也承认了此论点。此外，观点三的处理，能使经济实质相同的直接和间接购买或处置股权交易，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增强了信息的可比性，也符合如实反映的信息质量特征。

3.结论。综上所述，不考虑各方不同立场的博弈影响，在现行权益法理论框架下，笔者认为，将享有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变动的份额，确认为投资方的损益，是较为适当的处理。鉴于权益法本身所存在的缺陷，为便于报表使用者理解，投资方应将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变动的影响，区别于被投资方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变动导致的影响单独进行核算，并在对外报出的财务报表附注中进行充分适当的披露。

参考文献

[1]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Exposure draft ED/ 2012/3-equity method： share of other net asset changes（proposed amendments to IAS 28）[R].November，2012.

[2] IFRS Interpretations Committee. STAFF PAPER-equity method： share of other net asset changes comment ietter analysis[R].16，July17，July，2013.

[3]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Invitation to comment exposure draft ED/2012/3 equity method： share of other net asset changes（proposed amendments to IAS 28）[R].22，March，2013.

[4]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Limited（DTTL）.Comment letter on ED 2012-03[R].22，March，2013.

[5]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Bound volum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2013（the‘Blue Book’）-IAS 28，investments in associates and joint ventures[R].2013.

[6]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Bound volum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2013（the‘ Blue Book’）-IAS1，present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s[R].2013.

[7]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Discussion paper DP/2013/1-a review of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financial reporting[R].2013.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篇3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东道国；新经济地理学

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有其内在的规律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分布也并不均衡，从企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实际产生的绩效来看，不同目标国的选择也会有不同的结果，而这种差异性的存在必然有其特殊的原因，很多学者也致力于研究如何才能选择最合适的投资目标国以实现成功的对外直接投资。然而，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未出现完整的和系统的区位选择理论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的分布规律，而且，主流派理论都是以发达国家境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一些经济因素和硬环境指标对于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影响。近年来，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下面将综合这些文献主要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来对前人的研究进行评述。

人类的经济活动都是存在于一定的时空概念之中的，各种经济活动离开空间地理位置之后将无法解释，而且微观企业的异质性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新经济地理学将地理和经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把空间地理融入经济，把微观经济引入地理学。在一般均衡模型的框架下，新经济地理学能够比较清晰地阐述经济活动区位选择的微观机制，也能够很好地解释经济活动为什么会在一些地理空间上集聚及其集聚力的来源是什么。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研究OFDI区位选择尚处于初期阶段，主要是从研究运输成本的存在与企业在空间的集聚或者分离行为之间的关系方面出发的，一个地区的FDI存量往往对投资者的投资区位决策产生示范效应或者集聚效应。

一、集聚效应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

现有从新经济地理学角度出发研究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国内，已有不少文献分析了中国OFDI区位选择中存在的集聚效应，中国OFDI区位选择与东道国的基础化设施、中国在东道国的已有FDI存量、贸易成本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谢杰、刘任余（2011）从新经济地理学空间视角，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集聚效应，不同地区的投资存在空间互补效应，贸易双边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并不显著；张娟（2007）则是把空间集聚程度作为一个解释变量，运用34个东道国的城市化水平、运输成本、GDP、市场规模、集聚程度等14个区位因素作为解释变量，综合考察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最终得出市场规模、东道国GDP总量及集聚程度等因素是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张远鹏、杨勇（2010）从东道国区位决策的影响因素出发，通过偏最小二乘法（PLS）将中国对40个国家或地区2003-2008年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显示，在东道国的累计FDI、生产成本、东道国基础设施完备程度以及东道国的贸易关系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同时也证实了地理距离因素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影响力逐步下降；曾琪芳（2010）以中国对79个国家和地区的OFDI为样本，2008年为样本期，运用横截面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重点考察中国对东道国滞后一期投资流量，当期东道国市场规模，当期东道国人均国民收入，当期东道国货币兑换美元的期末汇率，当期中国对东道国出口额以及中国对东道国累计投资流量等因素对当期中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流量影响作用的显著程度和影响方向，发现滞后一期投资流量，中国对东道国当期出口额和中国对东道国累计投资额对中国对东道国当期投资流量的影响非常显著，这也说明了集聚效应对于我国OFDI区位选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贸易成本和市场规模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

也有学者选择新经济地理学中贸易成本的角度来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王方方（2012）在企业异质性条件下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得出东道国的市场需求越低，企业OFDI的倾向越小，东道国生产成本越高，企业OFDI的倾向越小，东道国的贸易成本越高，企业OFDI的倾向越大等结论；张燕、谢建国（2012）选取2003-2008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数据，通过建立一个企业的出口与投资决策模型，对影响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贸易成本降低使得国内企业更倾向于出口而不是对外直接投资，即贸易成本与中国OFDI区位选择存在负相关关系；金相郁、朴英姬（2006）利用2002年中国210个地级以上城市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劳动力成本的影响不明显，而市场规模、基础设施、教育和研究开发条件以及地方金融规模对OFDI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

综合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文献很多，不同的学者都利用不同的数据样本和不同的实证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证实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各个方面，如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东道国的GDP、基础设备设施、贸易成本等，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所产生的影响，综合起来就是从集聚效应和贸易成本两个方面来做出更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郭建中.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北京工商大学学报，2002（4）

[2]金相郁，朴英姬.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分析：城市数据.南开经济研究，2006（4）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篇4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fdi国际贸易跨国公司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关于投资和贸易相关关系的问题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近年来，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名列世界前茅，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功不可没。所以，了解已有研究对指导我国的引资工作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研究综述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对外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基础是国际分工，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本质是国际分工深化，所以贸易投资一体化是国际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虽然没有创立系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但其《资本论》中渗透着资本输出的思想。他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必然产生的“过剩资本”是资本输出的物质基础，资本输出是过剩资本的一条必要出路，追逐高额利润是资本输出的内在动力，接受资本输入的国家将成为资本输出国的经济附庸。 

列宁根据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实际情况，发展了资本输出理论，允许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并存，并提出应该利用外资改造国有经济。毛泽东指出“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他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管，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邓小平指出“‘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的有益补充，归根结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这些论述都说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二)西方经济学者的论述 

1　基于传统贸易理论的观点 

投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与投资实践有着密切关系。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投资理论都是经验性的不完善的理论体系。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资源禀赋论，之后各种投资理论在其基础上得到发展。 

资源禀赋论(h－o定理)。俄林(ohlin，1933)在李嘉图比较优势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的差异和比较优势的变化。提出了“资源禀赋论”。该理论构建了一个2x2x2框架，认为各国开展贸易的直接原因是要素禀赋不同导致的生产成本的差异。结论是一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密集使用该国丰裕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该国稀缺要素的产品。 

蒙代尔模型。蒙代尔(mundell,1957)提出了贸易与投资的替代模型。从h—o定理的2x2x2框架出发，考察了贸易与投资相互替代的两种极端情况。结论是在存在国家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如果直接投资厂商始终沿着ry—bezvnski线实施fdi，那么这种fdi就能在相对最佳效率或最低的要素装换成本基础上实现对商品出口贸易的完全替代。gruber(1967)、hoist(、1972)、adler和stevens(1974)、beldelbos和sleuw aegen(1998)、gopinath(1999)的研究证实了蒙代尔结论。 

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h—o—s定理)。samuelsonf19491和lerner(1952)根据“斯托尔珀一萨缪尔森定理”认为各国都以各自的生产要素禀赋比率差距为基础进行贸易，其结果是贸易前相对丰富的要素价格上升。相对稀缺的要素价格下降，并逐渐形成要素价格比率的国际均等化，资本流动成为贸易的一种替代。 

 

2　基于跨国公司理论的观点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篇5

关键词：跨国公司；OL 模型；策略变量；面板数据检验

中图分类号：F064.1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国际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深，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世界经济中令人瞩目的亮点。对外直接投资不仅仅是发达国家企业的专享权利，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无论从投资额流量还是存量，无论是项目数量还是项目规模，都在迅猛增长。长期以来，以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主流理论已经越来越无法解释和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尽管西方主流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流派不断地延伸和补充原有的理论框架，试图将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纳入其中，但理论假设的局限性，使得对理论的局部修订无法从根本上给出令人信服的证明。

上世纪80 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了很大程度的发展。1980 ―1990 年间，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由153 亿美元增长到400 亿美元，占世界投资总额的3%。此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占世界的比重更是稳步增长。发展中国家的大、中、小企业都分别走上了跨国经营的道路，不少企业还直接打入了发达国家的内部市场，对于这种现实发展格局，传统的以垄断优势为前期的理论以及基于竞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FDI 理论都无法给出前后一致的解释，发展中国家的跨国经营实践已经走在了理论的前面,迫切需要从理论层面上加以总结 。

根据投资发展规律，目前我国正处于对外系统投资向大规模对外投资的过渡时期，越来越多的企业正由跨国经营向跨国公司转变。尽管如此，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和流量仍然不大，面对日益全球化竞争的市场局面，我国企业迫切需要加大对国际市场的投入，主动参与国际分工、积极利用国内外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在竞争中获得成长，努力拓展企业的生存空间。同时，近年来持续的贸易顺差使得外汇储备高居不下，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刚性的汇率政策导致人民币流动性过剩，造成宏观经济调控的压力不断增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于缓解外汇储备过多造成的压力具有显著效果和积极意义。由此看来，大力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将是我国中长期的一项重要发展战略。

中国企业真正走向国际市场的时间不长，在引进外资和技术的过程中，一些企业在跨国经营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成功的案例不多，而且走出去的企业处于零散和非组织状态。中国企业走出去，初具规模，但未形成较固定的模式，能够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做出有效解释和指导的理论也还未成形。缺乏理论和方法论指导的中国企业迫切需要总结已有的经验教训，借鉴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设计出适合自身条件的国际化路径，尽早启动国际化战略，以便能够在国际化的经济环境中生存和顺利发展。

二、获取优势的FDI 的理论模型的建立

（一）变量、假设及模型建立

首先我们假设外部环境因素未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造成障碍；其次内部化优势是预先确定的条件。在此基础上OLI 框架可被简化为更为简捷的OL 框架。我们期望据此讨论企业依赖资源禀赋和能力空间分布优化资源配置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见图1）。

用横轴代表企业的竞争优势变量O，纵轴代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变量L，U 代表对外直接投资的无差异收益曲线，其含义是，O 和L 可以相互替代使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水平不变，如图中的M 和N 点表示同一无差异收益曲线上不同的（O，L）组合。QQ'是企业竞争优势O和区位优势L 相结合形成的综合优势可能性边界，与不同水平的FDI 无差异收益曲线有交集，由原点到其上任何一点构成一对（O，L）的合成矢量，代表由特定O 和L 构成的一定结构和规模的FDI 活动①，不同的OL 组合得到不同的FDI 收益水平，但可以证明，两条曲线切点P为最优的（O，L）组合。

我们将θ0 和l0 分别定义为在东道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要求具备的最低条件，或是说最低的企业所有权优势变量值和区位优势变量值。在此基础上，从分析的简捷与高效率出发，将图1 分为三个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策略区域②：

首先是获取优势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基本特点是企业的对外投资不必然在具有先决优势条件下发生，而是依照获取优势的目标的策略性投资，即当一个企业尽管弱小，可能因为某些特性或条件，如产品分类或专业化分工格局，超过了最低条件的策略投资门槛，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来发展自身的综合竞争优势。在A 策略区，即由θ0 和纵轴包围的以斜线标识的区域，一个未具备显著竞争优势的企业，可以通过选择适当的区位的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把从区位中吸收的外部资源转化为自身的所有权优势，以提升其综合竞争能力提升到综合优势可能性边界③，在图中，我们以箭头形式表现了A 策略是一个以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形成了（θ0，lQ）组合；在B 策略区，这是由l0 和横轴包围的以竖线标识的区域。我们将B 策略定义为一个具备较明显优势的企业，不考虑借助区位优势而利用所有权优势不断扩张发展的情形，形成了（θQ，l0）组合。

其次是综合竞争优势扩张区域，即图1（θ0，l0）以外的点状区域，记为C 策略区。在此区域内，企业可以综合采取区位优势L 和所有权优势O 来不断扩大自身的综合竞争优势。所谓综合采取OL 策略的含义是，在C 区域，企业有了一种更有效的扩张策略，同时扩大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实现对外直接投资中的要素优化配置，使企业综合竞争优势的可能性边界QQ'与FDI 无差异收益曲线在P 点相切。我们用图2分别对实践中出现的不具备优势先决条件的企业和常见的具备优势的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给出了解释，这两类企业分别采取A 策略或者B(C)策略从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

下面我们给出企业在采用不同策略时的动态变化过程。A 区，某一时刻T，企业所拥有的O（T）优势是相当有限的，这时，如果企业具有较强的吸收国外区位优势的目的性和能力④，那么由OL 之间的可替代性，仍能实现FDI（在Q 点，尽管此时获得的收益并不高），这就是实践中存在的众多不具备垄断优势的中国企业存在FDI 活动的情况。在B 区，某一时刻t，企业拥有较强的O（t）优势，必然能够进行FDI，这实际上是先期具备垄断优势的西方跨国公司的情况。但是，从与FDI 无差异收益曲线的交集来看，在A 和B 区发生的FDI 均未达到最佳收益状态。因此，存在这样的动机，使得无论是处于A 区的企业（如某些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还是处于B 区的企业（如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都向O 和L 的最优组合点P 移动，从而实现两者的最优配置，说明了将O和L 有效结合才有可能获得更好的跨国经营收益，这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所在。在某一时刻，企业具有固定的综合优势可能性边界，此时，企业为了获得最好的FDI收益，会对O 和L 进行一定的配置选择，但是，对于企业更有利的方式是在充分利用已有优势的基础上，努力补充和扩大对另一类优势的配置，这样会使得综合优势可能性边界外移，达到更大的跨国经营收益水平（见图2）。

可以看出，企业从综合优势可能性边界的初始状态qq'可以向qQ'移动(充分发挥现有O'优势以扩大其综合优势，相当于图1的B策略区)；也可以向Qq'移动（在利用现有z优势的基础上补充L优势，相当于图1的A策略区）；这两种移动方式都能达到更高的跨国经营收益水平U' ，在m,n两个交点取得同样的收益。再有一种可能是由qq'直接移动到QQ'，获得更高的FDI收益（相当于图1的C策略区）。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也就是企业综合优势可能性边界从qq'外移到QQ'的过程。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基本上采取的是B或者C策略，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初始阶段往往采用A策略进行战略资产寻求型(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也有采用B策略向欠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情况。可以证明，采用A或B策略都无法达到最佳对外直接投资收益水平，是次优选择。从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所采取的策略角度，存在着先采取A策略以获取优势，继而采用B策略利用和扩大优势，从而最终达到直接采用C策略的理想状态。同理，由B到A最终达到C也是可行的选择。

基于特定优势的FDI理论只关注到母国企业如何利用已有优势打入国际市场，扩大市场份额和收益，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这与当时东道国的优势相对而言微不足道有很大关系。尽管如此，作为主流FDI通论的折衷理论（OLI）里，已将东道国优势，即区位优势作为FDI的充分条件。换言之，如果东道国不具备这种优势，就无法吸引境外企业来投资，反过来也就是说，从贸易发展到契约投资再到直接投资的形式升级，是为了利用或获取更多的优势。具有特定优势的企业在FDI时，相对而言具备了更好的起始条件，与通过FDI获取更多的优势资源的目的并无矛盾。而且从最优化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的目的出发，单纯利用自身先决优势的FDI只是次优选择，这类企业具有基于自身优势进一步获取更大优势的动机和条件。

（二）模型推导

在附加策略变量OLI模型基础上，认为在某一时点上，跨国经营的水平和方式是由企业的OLI特性及其基于自身长期最优化目标和现阶段的国际化发展战略而决定的。即

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综合优势边界的扩展趋于零，也就是说，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也只能获得微小扩展。⑧实际上，在这段时间里外界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对于存在技术快速变化的产业来说，企业以这种缓慢的低水平积累方式可能永远无法达到竞争对手的水平。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计量检验

（一）FDI的获取优势动机的计量检验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已经具备了以获取优势为目的的动机，可以通过检验FDI与一些代表优势差异的变量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进行检验。

1.中国FDI的决定因素和竞争优势的假设

（1）、技术水平的差距。技术获取型的FDI在发展中国家的FDI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加，同时也在中国的FDI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当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水平差距越来越大时，中国对东道国的投资是否越大。据此，我们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一：技术水平差距与对东道国的投资量成正相关。

（2）、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中国企业为了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需要向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国家投资，以学习和吸收其技术和管理,我们可以推论，当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差距越大时，中国对东道国的FDI可能越多。

假设二：劳动生产率差距与对东道国的投资量成正相关。

（3）、市场规模。理论上，市场规模是FDI的重要决定因素（Dunning 1980）。

假设三：市场规模与对东道国的投资量有显著关系，但是方向不确定，即可能负相关，也可能正相关。

（4）、贸易额。我们把贸易额分为进口额和出口额两种。

假设四：进口额与对东道国的投资量正相关。

假设五：出口额与对东道国的投资量正相关。

2.计量检验过程

（1）因变量文章采用中国对东道国的投资存量作为因变量，用FDI表示。

（2）自变量①技术水平差距。本文技术水平用研究和开发费用占GDP的比重这个指标来衡量，用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减去中国的水平得到的差值作为变量，表示为TE；②劳动生产率差距。本文用东道国的劳动生产率减去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得到的差值作为变量，表示为LP；③市场规模。本文用东道国的GDP作为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变量；④进口额。进口额采用我国对东道国的年度进口数据；⑤出口额。出口额也采用我国对东道国的年度出口数据。

本文构建如下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检验：

其中，i表示国别，t表示时间， μ为白噪音项（零均值、等方差）。

本文选取了21个发达国家的有关数据作为样本，来检验中国FDI的决定因素。因数据索取的限制和TE、LP数据来源的不同， 我们分别选取了两个时间段的数据， 2003-2004年的TE、LP数据来自《2008国际统计年鉴》和中经网数据库，2005-2006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8》，相应分为两个阶段分别进行检验。因变量FDI数据来自于《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MS、IM、EX、来自于《国际统计年鉴2008》、《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8》和中经网数据库等。

本研究使用的是时间系列横截面数据，而且使用的是变截据模型，将斜率系数假定为不随个体和时间而变化。

（3）回归结果

上述变量均通过了T检验。

两个时段的检验的未加权的回归调整R2都超过了0.95，经过加权后，调整后的R2高达0.99，说明模型的拟合度很高，此模型能够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99%。从T统计量来看，除了2003和2004年中的LP通过的是10%的显著性检验，其余系数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高度显著。但是，两次检验出现了变量系数的符号和数值大小差异。

2003-2004年的检验结果中，TE、LP、IM、EX与预期一致，MS系数为负；而2005-2006年的检验结果中，TE、LP、IM与预期的符号一致，MS的系数为正。两次检验的结果差异可能部分来自于统计口径的不同，但也说明了这两个阶段的FDI动因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4）结果分析

对中国2003-2006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计量检验结果说明，近年来，中国FDI已经明显体现出了从占领市场和资源扩展到获取战略性资源的转变，而且从市场规模的符号由负数变成正数，也显示出中国FDI从前期的优先考虑资源投入，宁可暂时损失一定的市场，变成了兼顾东道国市场规模和获取技术、管理优势的模式。这不仅仅是主观的战略改变，也说明了通过获取优势为目的的FDI，确实提升了中国企业相对被检验的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升竞争优势的计量检验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竞争优势的变化的影响，可以从其与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关系中表现出来。本文采用的是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格兰杰检验（Granger）及脉冲响应函数等经济计量分析方法来进行分析。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关系的检验

本文通过VAR模型分析，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来动态地观察变量劳动生产率（LLP）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LFDI）之间的影响关系。因此本文采用VAR模型来分析，建立模型如下：

其中， Yt=[DLFDIt ，DLLPt ]，各变量说明如下：DLFDIt为t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增长率，DLLPt为t时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具体变量数据获取或计算方法见下一部分的数据来源和变量计算。

(1) 数据来源及数据平稳性检验

本文的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8》、《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1985-2002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由于我国官方公布的最早数据是从1985年开始的，所以以1986-2007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数据。

本文选取的指标为劳动生产率（LLP）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LFDI）。为了去除物价变动因素对上述两变量的影响，我们用GDP平减指数（以1978年为基期，1978年的GDP指数为100）作为通胀率对上述数据进行处理，得到他们的实际值。之所以用这个指数为价格指数，是因为在几个价格指数中，它能够全面反映物价走势，而CPI、PPI等只能反映某一方面的物价变动情况。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序列的关系，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存在的异方差，所以对各变量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得到数据LLP和LFDI。

1985-2007年劳动生产率和对外直接投资量均呈大致形同的稳定增长趋势，其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趋势比较平稳，而对外直接投资在增长过程中有些起伏，升降交替的现象。因此，初步判断这些序列为非平稳序列，而且通过下面对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即ADF检验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对上述变量采用一阶差分后，由图3可以看出各变量的差分序列呈现平稳的变化趋势，利用EVIEWS4.1分别对两变量的水平值和一阶差分进行ADF检验，结果见表2。

检验结果标明，虽然个两变量的对数序列是非平稳的，但其一阶差分序列为平稳序列，即LLP和LFDI均为单阶协整I(1)。我们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来检验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协整检验的结果见表3。

第一行检验的原假设为2个变量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5%显著性水平下已被拒绝，说明它们之间具有协整关系。第二行检验的原假设是最多存在一个协整向量，这个假设被接受，表明劳动生产率（LLP）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LFDI）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二者之间有长期的相关关系但其并不能具体指出是否存在短期因果关系。因此需要用Granger因果关系法进一步检验。

采用非平稳序列下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劳动生产率（LLP）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LFDI）进行检验，可得到表4的结果。

由表4的结果可得出：在10%的置信水平下，劳动生产率（LLP）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LFDI）之间是单向的影响关系。这是一个非平稳的VAR模型，非稳定的VAR模型是不可以做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的。

从计量结果上分析，劳动生产率（LLP）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LFDI）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二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相互影响；但在短期来看，劳动生产率（LLP）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LFDI）之间是单向的影响关系，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助于增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但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对提升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效应短期内尚未显现出来。

(3) 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

由于本文的样本数据规模比较小，而VAR模型滞后期过大会导致自由度减小，直接影响模型参数估计量的有效性，将最大滞后期定为5。对不同滞后期统计得出本文VAR模型的最佳滞后期为2。

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格兰杰检验（Granger）结果，见表5。

通过表5可得出在10%置信水平上，滞后阶数为2时，得出劳动生产率对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增长为单向影响关系。

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DLLP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DLFDI增长率两个序列的VAR模型脉冲响应图如下页：

上图中左下图反映的是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DLFDI受到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DLLP的响应。可以看到，劳动生产率增长率DLLP的响应不是十分强烈，但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响应。脉冲反应曲线像一个正弦波，大概周期为6年左右，首先是正向反应，到第3.6年左右开始负向反应，然后大概到第6年响应基本衰减到0。上图中的右上图反映的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率DLLP受到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DLFDI对此的响应，响应程度较大。第一个周期像一个波动程度较大的正弦波，首先基本是正向反应，第2年达到最高点，然后下行并在第3年达到最低点。大概4.5年完成一个周期并开始第2个周期，但是第2个周期的反应程度大大减弱，并且周期拉长。

(4) 结果分析

从统计图上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DLFDI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DLLP存在一定程度的协同关系，走势除受到特殊原因的冲击外，图形比较吻合。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DLFDI受到劳动生产率增长率DLLP的影响要比劳动生产率增长率DLLP受到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DLFDI的影响大。这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对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影响的力度较弱，说明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影响力还较小。

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与技术水平提升的关系的检验

本文通过VAR模型分析，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来动态地观察变量全要素生产率（TFP）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FDI）之间的影响关系。因此本文采用VAR模型来分析，建立模型如下：

其中， Yt=[GFDIt ，GLPt ]，各变量说明如下：GFDIt为t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GLPt为t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具体变量数据获取或计算方法见下一部分的数据来源和变量计算。

(1)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原始数据来自我国历年的统计年鉴、《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郭庆旺和贾俊雪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 ―2004》及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1985 ―2002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由于我国官方公布的最早数据是从1985年开始的，所以以1986 ―2007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数据。

技术水平提升指标用A/A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来表示。

本文1986-2004年的数据采用了郭庆旺和贾俊雪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中的用索洛剩余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 2005―2007年为本文自己测算得到。本文选取1985―2007年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数据作为样本数据。具体测算公式为：GFDI(%)=(FDIt-FDIt-1)/ FDIt-1。

根据数据，可以得出GFDI与GTFP的时间序列图，可以发现GFDI与GTFP都比较平稳，而且，对上述变量进行ADF检验可得到数据平稳性结果。

（2） 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

由于本文的样本数据规模比较小，而VAR模型滞后期过大会导致自由度减小，直接影响模型参数估计量的有效性，对不同滞后期统计得出结果（见表4）。

以AIC信息准则最小为依据，将最优滞后期定为2，这是一个平稳的VAR模型。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和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两个序列的VAR模型脉冲响应图如图4：

图4中右上图反映的是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GFDI受到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GTFP的响应。可以看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GTFP存在一定程度的响应。脉冲反应曲线像一个正弦波，大概周期为7年左右，首先是正向反应，到第4年左右开始负向反应，然后大概到第7.5年响应基本衰减到0。上图中的左下图反映的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GTFP受到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GFDI对此的响应，响应程度较大。第一个周期像一个波动程度较大的正弦波，首先基本是正向反应，第2年达到最高点，然后下行并在第3年达到最低点。大概5年完成一个周期并开始第2个周期，但是第2个周期的反应程度大大减弱，并且周期拉长。

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方差分解给出对VAR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信息。

由表8可以看出，在GFDI的变动中，9.2%～19.9%的波动可以由GTFP的波动来解释，而在GTFP的波动中，1.1%～1.4%的波动可以由GFDI的波动来解释。预测方差分解的结果说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却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的作用目前还不是很显著。

（3） 结果分析

从统计图上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GFDI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GTFP存在一定程度的协同关系，走势除受到特殊原因的冲击外，图形比较吻合。

从计量结果上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GFDI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GTFP之间有一定程度的相互影响，同时可以看到，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GFDI受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GTFP的影响要比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GTFP受到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GFDI的影响大。这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影响的力度较弱，说明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影响力还较小。

（三）计量检验的结论

通过对中国2003-2006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进行计量检验，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国FDI已经明显体现出了从占领市场和资源扩展到获取战略性资源的转变，而且从市场规模的符号由负数变成正数，也显示出中国FDI从前期的优先考虑资源投入，宁可暂时损失一定的市场，变成了兼顾东道国市场规模和获取技术、管理优势的模式。这不仅仅是主观的战略改变，也说明了通过获取优势为目的的FDI，确实提升了中国企业相对被检验的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

四、建议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企业开展向境外获取优势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是可行的，而且应该加以提倡和鼓励。然而，实际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虽然已经有了学习型的对外投资，但在整体上对中国企业的帮助效果表现得还不明显。这一方面来自企业对此问题的认识还不够，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开展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时，在企业的各种准备条件上还有困难和欠缺。如何解决这些现实而具体的问题，是一项综合系统工程，在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支持、对外经济和外交的努力、金融机构的配套服务、企业的产业选择和发展战略、企业管理水平提升、国际化经营人才的培养和配置等诸多方面，都有进一步检讨和改进的空间。

注释：

FDI（对外直接投资）只是跨国经营的一种方式，本文虽未做明显区分，在使用跨国经营时主要是指FDI。

实际上，以 θ0 为界，企业按照初期是否具备较大的所有权优势被分成两类。

当然，企业必须具有吸取外部资源为己所用的管理能力。

还可以考虑母国政府从外部提供给企业的帮助其获取区位优势的有利条件，如政策引导、资金扶持等。

在该区域里，企业不具备能够借助国外区位优势的能力，除了企业本身资源和能力限制，以及可能的政策环境因素约束之外，也可能与该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有关。

企业的实际情况比较复杂，可能会选择 C 策略，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分析的结论，因此为了分析的方便，此处假设企业选择 B 策略。

过去的西方主流FDI 理论未将产业选择纳入考量的一个原因也基于其企业处于选择B 策略阶段，但随着世界经济复杂性、变化速度和互动性增强，具有先发优势的发达国家企业不得不摈弃单一化的B 策略，而采取C 策略也必须考虑到行业选择对企业建立和维持优势的影响。

反过来看，这也证实了企业采取B策略的前提应该是拥有较强的综合优势，单纯采取该策略，企业收益尽管是在增长，但综合优势边界并没有显著提升。从企业整个生命周期来看，B 策略并非最优的长期选择。就足够长的时期来看，具有垄断优势的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也并非固守B 策略，而是更多地采用C 策略。

参考文献：

崔新建 . FDI 微观理论：OL 模型(J) . 管理世界，2001(3).

郑磊 . 海外鏖兵：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实践案例与行动指南（M）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李桂芳 . 2007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分析报告（M） .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7 .

梁建国 . 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问题研究(M) .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

苏丽萍 .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实践和中国的战略选择[D].厦门： 厦门大学，2006 .

冼国明，杨锐 .技术累积、竞争策略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J)，经济研究，1998(11) .

薛求知 . 折衷范式的发展和跨国公司理论的动态演进[J]，管理学报，2004(7) .

姚利民， 孙春媛 . 中国逆向型FDI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 . 2007(4) .

张燕 .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基于产业升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天津：南开大学，2008.

Dunning J. H，2001 . The eclectic (OLI)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past, present and future .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Business，8 (2) : 174～175.

Narula，R. and Dunning J.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Globalization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New Realities for Developing[J].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2000.

Peter Ping Li，2007. Toward an integrated theory of multinational evolution：the evidence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s latecomer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12 (2007) 296-318.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篇6

众所周知,托宾Q效应是资产价格,包括股票价格影响企业投资的重要渠道。托宾Q效应是分析那些在股票市场上融资的企业在股票价格发生变化时投资如何变化,但是企业除了在股票等资本市场上进行直接融资外,还可以依靠企业内部现金流进行内部融资和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贷款而进行间接融资,因此,研究股票价格对企业投资的影响还应考虑股票价格变化对企业内部融资和间接融资,进而对投资的影响。股票价格的变化对企业内部融资的影响是间接的,而且影响也不大,所以,理论界很少去讨论和研究这一问题。但是对于股票价格的变化对企业间接融资的影响却是理论界一直研究的热点问题,即所谓的资产负债表效应。

资产负债表效应又称净财富效应,或金融加速子机制。对这一效应最全面的研究当属Bernanke,Gertler & Gilchrist(1998)[1]的研究。资产负债表效应是指企业股票价格的变化会引起企业净值的变化,由于企业从银行获得的贷款大部分是抵押贷款,所以企业净值的变化会影响企业从银行获得抵押贷款的能力,进而影响其利用间接融资进行投资的能力和愿望,这种影响具有乘数效应,因此,又称为金融加速子机制,另外,这种影响是通过影响企业和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即净资产值而发生作用的,因此,也称为资产负债表效应①。

二、资产负债表效应的作用机理

(一)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

企业进行投资所需的资金,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内部资金,主要是企业的留存资金,即企业的现金流,它是企业的收入减去成本、税收及企业所有者收益后的差额;另一个是外部资金,包括通过在股票等资本市场上进行直接融资获得的资金和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间接融资获得的资金。企业在选择上述融资方式时,主要依据的是成本收益法,即哪种融资方式所带来的成本最小就选择哪种融资方式。在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之间,尽管内部资金也有机会成本(一般是用市场利率计算的利息来衡量),但相对而言,内部融资的成本或边际成本还是相对比较低的,因此,从理论上讲,企业会优先选择内部融资方式。

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之间,企业的选择相对比较复杂,一般而言,在市场主导型的国家,直接融资要优于间接融资,这是因为市场主导型国家的金融市场比较发达、完善,居民参与度较高,直接融资相对比较容易;在银行主导型国家,间接融资要优于直接融资,一方面因为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相对不发达,居民参与度较低,直接融资相对比较困难,另一方面,银行主导型国家的银行体系比较健全,功能较为完备,而且与企业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密切的银企关系,企业进行间接融资相对比较容易。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看,企业会倾向于选择直接融资方式,因为,无论是发行股票还是债券,其成本相对于银行的贷款利息而言还是比较低的,而且也不会受到银行的监督和贷款配给的限制(当然直接融资也有很多缺点,比如稀释所有权、融资风险相对比较大等)。尽管直接融资有许多方面优于间接融资,但是对于那些无法通过直接融资获得足够资金进行投资的企业(比如一些小企业、非股份制企业等)而言,间接融资就成为其唯一的选择。

(二)银企之间信息非对称及其最优解决方案

从银行的角度看,资产的运用是其经营的重要方面,也是其获得利润的重要源泉,但是由于信贷市场信息的不对称,银行作为资金的提供方无法或很难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资金需求方即企业的资信状况,因此,在这样一种“柠檬市场”中,银行在信息方面处于劣势。为了避免或减少因企业隐瞒真实的资信状况而产生的逆向选择问题和因企业违规使用信贷资金而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给银行造成的损失,银行需要企业提供足够的担保品或抵押品,否则银行可能会提高贷款利率或进行贷款配给。

要求企业提供足够的担保品或抵押品不仅有利于解决银行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且也有利于维护企业的利益,因为,对于那些主要依赖银行贷款进行投资的企业,如果银行不采取抵押贷款,势必要提高贷款利率或进行贷款配给,这样就使得企业或者增加了间接融资成本,或者无法获得足够的信贷资金,从而影响其正常投资。因此,实行抵押贷款或完全抵押贷款(即抵押物的净值大于或等于贷款金额)是符合银企双方共同利益的最优选择,也是解决信贷市场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最佳方案。

(三)股票价格的变化对企业借款能力的影响

由于信贷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银行要求企业在借款时提供担保品或抵押品,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企业的借款能力是用企业能为银行提供担保品或抵押品的价值来衡量的。企业为银行提供的担保品或抵押品,从理论上讲,可以是企业的生产要素及其收益,包括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及其收益,因此,企业为银行提供的担保品或抵押品不仅包括企业的原材料、机器设备、厂房以及所持有的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而且还包括企业的收益或利润,即企业的现金流。也就是说,企业为银行提供的担保品或抵押品应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企业的现金流;另一部分是企业的资产减去负债的差额,即企业的资产净值。但从实践中看,企业向银行提供的担保品或抵押品只能是企业的资产净值,这是因为,对于企业的现金流,银行很难进行观察和监督。因此,股票价格的变化对企业借款能力的影响实际上就是股票价格的变化对企业能向银行提供的担保品或抵押品价值的影响,即对企业的资产净值的影响。

股票价格的变化会影响到企业的资产净值,因为,对于上市企业,企业资产的市场价值就是企业的股票市值,当企业的股票价格发生变化时,企业的资产价值也会随之变化,在负债价值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资产净值就会随着发生变化。对于非上市企业,如果这些企业进行了股票投资,则股票价格的变化会影响其短期投资或长期投资,进而影响其资产价值。另外,股票价格的变化还会通过影响宏观经济环境和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总供求等影响企业的经营环境和市场供求状况,进而影响企业购置资产的成本或资产价值的实现,比如,股票价格的下跌可能促使或加剧宏观经济环境,进而企业经营环境的恶化,此时企业可能被迫出售资产,但由于股票价格下跌导致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即市场包括资产市场状况趋于供过于求,企业不得不折价出售其资产,从而遭受资产价值的损失。

总之,股票价格上升会增加企业的资产净值,进而增加企业向银行可提供的担保品或抵押品的价值,即提高了企业向银行的借款能力;反之,股票价格的下跌会减少企业的资产净值,进而减少企业向银行可提供的担保品或抵押品的价值,即降低了企业向银行的借款能力。

(四)股票价格变化对企业间接融资成本的影响

企业进行融资方式的选择主要依据的是融资成本的大小。企业在进行间接融资,即向银行借款时,如果间接融资的成本很高,已经超过了企业用其进行投资的预期收益,即使企业有足够的借款能力而且也没有其他融资选择,企业也会放弃融资或者说放弃该项投资,从而导致投资的减少。因此,分析股票价格的变化对企业利用间接融资进行投资的影响不仅要考虑股票价格的变化对企业借款能力的影响,还应考虑股票价格的变化对企业间接融资成本的影响。

企业的间接融资成本与企业的内部融资成本有一定的联系,即企业的间接融资成本等于企业的内部融资成本与外部融资成本溢价之和。企业的内部融资成本主要是企业内部资金的机会成本,包括资金的市场利率(也称为资金的平均利润率或无风险利率)和企业的风险调整成本(即根据企业自身情况而进行调整后的成本增加额)。这个风险调整成本与企业的经营情况和最近几年的资金利润率有关,如果企业的经营情况好,最近几年的资金利润率比较高,则企业的风险调整成本就比较低;反之,就比较高。

外部融资成本溢价①,又称为成本,是指银行为避免或减少由于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给自身造成的损失, 而向企业索要的高于企业内部融资成本的额外费用。外部融资成本溢价之所以又称为成本,是因为在信贷市场上,银企之间形成了某种事实上的委托关系,而外部融资成本溢价正好反映了企业作为委托人支付给作为人的银行的费用或成本。外部融资成本溢价的高低取决于银行贷款给企业的风险,即发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可能性,这个风险的大小可以用企业的财务杠杆,即所贷金额与企业的资产净值(即企业可向银行提供的担保品或抵押品的价值)之比来衡量。因此,外部融资成本溢价就是企业财务杠杆的增函数。

综上所述,企业的间接融资成本就应该包含三部分成本:资金的市场利率、企业的风险调整成本和外部融资成本溢价。因此,分析股票价格的变化对企业间接融资成本的影响就是分析股票价格的变化对这三部分成本的影响。首先,股票价格的变化会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影响资金的市场利率:第一,股票价格的变化通过影响宏观经济政策,比如货币政策,影响资金的市场利率,即股票价格大幅上升,央行或者货币当局为防止出现股市泡沫而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资金的市场利率上升,反之,资金的市场利率下降;第二,股票价格的变化通过影响股票投资者对未来股票价格变化的预期影响货币需求,进而影响资金的市场利率,比如,当股票价格上升时,人们会预期股票价格将继续上升而增加对股票的持有,从而减少对货币的需求(即对货币的投机需求减少),导致资金的市场利率下降。上述两种方式的作用方向是相反的,由于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决定因素非常复杂,而且目前各国央行或者货币当局对股票价格变化的关注程度比较低,因此,股票价格的变化通过货币政策对资金市场利率的影响程度要小于通过货币需求对市场利率的影响。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股票价格与资金的市场利率负相关,即股票价格上升,资金的市场利率下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间接融资成本就会降低;反之,则反之。

其次,股票价格的变化会影响企业的风险调整成本。企业的风险调整成本取决于企业自身的经营状况,因此,对于上市企业而言,企业股票价格的上升会通过降低其融资成本而改善其经营状况,从而降低企业的风险调整成本;对于非上市企业,股票价格的上升会增加企业进行股票投资的成本和收益,至于是否会改善其经营状况则是不确定的,因而对企业的风险调整成本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但是,无论是上市企业还是非上市企业,股票价格的上升都会通过财富效应、流动性效应、托宾Q效应和资产负债表效应改善企业的销售状况,进而改善其经营状况,因而,股票价格的变化会降低企业的风险调整成本,从而减少其间接融资的成本。

最后,股票价格的变化也会影响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溢价。如前所述,企业外部融资成本溢价的高低取决于企业的财务杠杆,即企业所借金额与企业资产净值之比。对于上市企业,股票价格上升,企业在股票市场上融资的成本就会下降,也比较容易融资,因此,企业在股票市场上筹集的资金应该比较多,用于投资所需的资金缺口就比较少,企业向银行借款的金额就比较少,在企业资产净值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财务杠杆就比较低,企业外部融资成本溢价就比较低;反之,企业外部融资成本溢价就比较高。对于非上市企业,企业用于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间接融资,因此,股票价格的变化对企业向银行借款的金额没有直接影响,但却有间接影响,即股票价格的上升会增加企业对未来经济形势好转的预期,进而增加企业的投资愿望,从而增加企业向银行借款的金额。因此,从股票价格的变化对企业所借金额的影响看,上市企业和非上市企业的方向正好相反,很难判断其综合作用方向,也就是说,很难从股票价格的变化对企业所借金额的影响来判断股票价格变化对企业财务杠杆,进而对企业外部融资成本溢价的影响。股票价格的变化对企业资产净值的影响在前面已经讨论过,即股票价格的上升会增加企业的资产净值,进而减少企业的财务杠杆,从而降低企业外部融资成本溢价;反之,股票价格的下跌会减少企业的资产净值,增加企业的财务杠杆,进而提高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溢价。综合而论,从理论上讲,股票价格的上升会导致企业财务杠杆的下降和外部融资成本溢价的降低,从而减少企业的间接融资成本。

综上所述,股票价格的变化对企业的间接融资成本具有负面影响,即股票价格上升,企业的间接融资成本减少;反之,股票价格下跌,企业的间接融资成本增加。

(五)资产负债表的乘数效应

上述分析表明,股票价格的上升增加了企业的借款能力,减少了企业进行间接融资的成本,从而提高了企业从银行借款的能力和愿望,增加了企业投资。但是这种通过改善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而增加其通过间接融资进行投资的效应并不是封闭、静止的,而是开放、动态的过程,即具有乘数效应。股票价格的上升,一方面通过增加企业的间接融资增加了投资,投资的增加又通过投资乘数效应增加了企业的收入,从而增加了企业的现金流;另一方面,股票价格的上升直接导致了企业资产净值的增加。企业现金流和资产净值的增加又增加了企业向银行借款的能力和降低了间接融资成本,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其从银行借款的能力和愿望,这样就形成了股票价格上升、投资增加、收入(现金流)和资产净值增加、投资增加等循环往复的过程,而且每一次循环都导致更高的投资和收入,从而形成了资产负债表的乘数效应。

(六)家庭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效应

上述资产负债表效应是股票价格的变化通过改变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来实现的狭义资产负债表效应,即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效应。广义的资产负债表效应还应包括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效应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效应。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效应是指股票价格的变化通过影响家庭的股票财富来影响家庭的资产负债状况,进而影响家庭从银行获得以抵押为特征的消费信贷的能力和愿望,从而影响家庭依靠消费信贷进行消费的数量。家庭的收入可能是不固定的,经常会发生波动,但是每一个家庭都希望平滑自己一生的消费,也就是要使每一个时期的消费不要出现较大的波动,因此,家庭就可能面临流动性约束或较多的流动性。解决的办法就是在面临流动性约束时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在流动性较为充裕时,将过多的流动性储存起来。而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了避免或减少由于信息非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给自己造成的信贷损失,一般会要求家庭向其提供足额的担保品或抵押品,这样,股票价格的变化就可能通过影响家庭的借款能力和融资成本影响家庭的消费。

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效应是指股票价格的变化会通过影响银行给家庭或企业发放的抵押贷款的质量而影响银行发放新的抵押贷款的能力和愿望,甚至会影响其对已发放贷款的处理,进而影响家庭的消费和企业的投资。当股票价格上升时,家庭和企业从银行借款的担保品或抵押品的价值就会增加,银行的资产质量就会得到改善,银行就愿意发放更多的贷款或者延长已发放贷款的还款期限,从而刺激家庭的消费和企业的投资。反过来,当股票价格下跌时,家庭和企业从银行借款的担保品或抵押品的价值就会减少,银行的资产质量就会恶化,银行就会减少贷款的发放,甚至要求家庭和企业提前归还已发放的贷款,从而抑制家庭的消费和企业的投资。家庭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效应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效应一样,都具有乘数效应。

三、资产负债表效应研究的不足

到目前为止,有关资产负债表效应的研究主要是一些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得出的观点也比较零散,也没有有关资产负债表效应相关研究的综合评述。上述对资产负债表效应的论述是本文综合各类有关资产负债表效应研究文献[2-13]的零散观点,掺进了自己的观点、思想和评论,并运用自己的逻辑整理出来的。

根据本文对资产负债表效应相关研究的分析,其中有些理论观点是资产负债表效应得出明确结论所必需的,但是却缺乏相应的实证研究。比如,股票价格的变化对企业从银行获得借款金额的影响,在上市企业和非上市企业之间得出两个方向相反的作用结果,但从理论上很难判断其综合作用结果,这 就需要相应的实证研究帮助做出明确的判断,但遗憾的是,本文还没有搜集到这样的实证研究文献。再比如,股票价格的变化对资金市场利率的影响机制从理论上讲有两个,同样这两个机制的作用方向也是相反的,虽然本文根据自己的观点总结出他们综合作用的方向,但是同样也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因此,我们认为,有关资产负债表效应的研究成果是卓着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缺乏对相关研究观点和结论的系统、全面、深入的论述和总结,此外,还需要加强有关资产负债表效应相关理论的实证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篇7

生产性的物质资本投资对企业的影响可以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方面。一方面物质资本投资形成了高速公路、通信、港口等公共物品,对中小企业直接开放,直接影响了其生产销售,构成了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的直接影响效应,我国学者于长革(2006)关于将公共投资直接资本形成，增加资本存量形成内生经济增长的研究；娄洪(2004)通过建立包含一般拥挤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研究；teresa garcia-milaetc(1996)关于高速公路、水的供给和污水处理、其他公共投资的研究都体现了其直接影响；另一方面,物质资本作为总投资的一部分,通过形成实物资本,对经济产生了间接影响效应。

非生产性的公共教育投资和r&d投资一般对经济不产生直接影响,主要通过影响就业、人力资本等经济内生因素间接影响经济。杨大楷、孙敏(2009)对公共教育投资的就业效应分析表明,公共教育投资对就业有正的效应,但相关系数较小；程海标(2005)对人力资本外部性和公共教育投资进行了论述,表明人力资本和公共投资直接可能存在相关性。关于r&d投资方面的研究较少,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对r&d投资和经济增长关系的讨论。

2 公共投资对中小企业影响的路径分析模型

通过对上述理论的整理,形成了本文路径分析模型中的相关假设：①物质资本投资对实物资本和中小企业平均增加值有直接影响；②物质资本投资对中小企业平均增加值有间接影响；③公共教育投资对就业和人力资本有直接影响；④r&d投资对人力资本有直接影响。WwW.133229.coM

此外,为了保证结构方程模型的计算完整性,我们增加了如下假设：①外生变量物质资本投资、公共教育投资和研发投资之间存在相关关系；②内生变量全社会固定投资、就业、人力资本和中小企业平均增加值存在残差。其中人力资本因素是一个不好直接测量的变量。但根据杨新铭和周云波(2008)运用该方法拟合了

3.2 公共投资对中小企业平均增加值的影响

(1)物质资本投资对中小企业平均增加值有一定程度的负效应(直接效应为-0.27,间接效应为-1.42,总效应为-1.69)。物质资本投资对中小企业平均增加值的影响主要来源于其间接效应即物质资本投资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影响系数为2.19)。

(2)公共教育投资对中小企业平均增加值有一定程度的正效应(路径一通过就业的间接效应为-0.74,路径二通过人力资本的间接效应为1.60,总效应为0.86)。公共教育投资对中小企业平均增加值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人力资本路径形成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教育是形成人力资本的主要途径,另一方面在于人力资本对中小企业平均增加值的确有很重要的影响。

(3)研发投资对中小企业平均增加值有比较明显的正效应(间接效应系数为1.14)。主要原因在于研发对人力资本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3.3 公共投资各项目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物质资本投资、公共教育投资和研发投资作为政府支出的一部分,它们共同受到财政收入和政府预算的限制,所以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性,但相关性不是很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公共投资影响中小企业平均增加值的主要途径(中间变量)在于就业和人力资本,其中尤以人力资本为最。而人力资本形成的途径主要在于公共教育的投入,其次在于研发的投入。

参考文献：

［1］于长革.政府公共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j］.财经研究,2006(2).

［2］娄洪.长期经济增长中的公共投资政策［j］.经济研究,2004(3)：10-19.

［3］teresa garcia-mila,therese j.mcguire & rober h.porter.the effect of public capital in state-level production functions reconsidered［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6,78(2):177-180.

［4］杨大楷,孙敏.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effects of public investment to economic structure［j］.经济问题,2009(4).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篇8

摘 要：总结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从投资环境的分类、特征及理论基础切入，旨在呈现投资环境基本理论研究现状。随着各种数学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广泛运用，一些新的系统评价方法已经广泛的运用于可持续发展能力、投资环境、高新技术开发区发展和城市综合经济实力等方面的评价研究中。

关键词：投资环境；基本理论；综述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1-0064-02

收稿日期：2011-10-27

作者简介：张一博（1983-），男（满族），吉林长春人，教师，从事旅游企业管理研究。

随着战后海外投资大量涌现，为了适应投资者保证资金安全并获得高额利润，从投资者角度针对投资环境的研究应运而生。通常对投资环境的研究涵盖投资环境评价、评价方法的改进、投资环境运动规律以及如何改善投资环境等方面。

一、投资环境的分类

投资环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包括的因素很多且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本文在此借鉴付晓东、胡铁成（2004）对投资环境的分类方式总结如下：（1）按构成投资环境因素的性质可分为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以及自然环境。（2）按层次性和结构性可将投资环境分为宏观投资环境、中观投资环境和微观投资环境。这三类投资环境表示的空间尺度及包含的内容存在明显差异。宏观投资环境预示着投资的整体趋势，微观投资环境则指具体某一地点或企业的投资，中观投资环境介乎两者之间。（3）按组成因素的物理性投资环境分成软环境和硬环境。前者又称环境硬件或有形环境，指诸如基础设施之类的有形要素的总和；后者又称无形环境，指诸如文化氛围、风俗习惯、政策法律之类的无形要素。（4）此外，按投资环境因素或条件所具备的优势高低可分为高势环境和低势环境。按不同时期投资环境有长期、短期之分。按产业可将投资环境分为第一产业投资环境、第二产业投资环境、第三产业投资环境。按地域范围或管理权限的不同可将投资环境分为国家环境、地带性环境、地区环境、城市环境和开发区投资环境、特区投资环境、沿海城市投资环境、内地山区投资环境、西部投资环境等。 简历大全 /html/jianli/

二、投资环境的特征

涉及自然、社会、经济、法律、科技、文化等诸多因素的投资环境是十分复杂的系统，付晓东、胡铁成（2004）认为具有下述特征：（1）划定性。指投资环境有一定的地域范围，或特定的目的性。前者如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投资环境，后者如某一产业的投资环境。（2）指示性。投资环境有一定的价值度量功能，可作为衡量某一地域开放性、重要性的指标。（3）动态性。投资环境会随着政治经济的变化甚至相邻地区的开发而变化。（4）系统性。投资环境本身包含多种要素，这些组成要素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相互作用，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5）主体性。投资环境通常受国家或政府控制，因为它们可以出台政策或提供相关要素来影响投资环境的价值。（6）效益性和不确定性。前者指投资环境能够直接或间接地为投资环境的拥有者或投资者带来经济效益。后者指投资环境可以为其占有者和使用者带来的效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是因为市场竞争强弱、国家政策、相邻相关环境一直处在变动当中。（7）可改造性。由于投资环境始终处于动态，当中的一些因素可以通过人们有意识的经济活动加以改进完善。（8）投资环境的外部性。主要指由于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带来的影响，如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入引起的旅游景观的变化。 简历大全 /html/jianli/

三、投资环境评价的理论基础

1.国际贸易理论。国际经贸理论是投资环境理论的重要来源。亚当·斯密的绝对比较成本学说（地域分工学说）、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学说、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学说、李斯特的动态比较利益学说从不同侧面和角度为投资环境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提供了评价一国投资环境的基本方法。投资环境理论正是研究投资在区际、国际间的复杂流动过程。

2.区域经济理论。区域经济理论是投资环境进一步深化研究的直接动因。区域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对投资环境研究产生了深远广泛的影响，促使投资环境的研究由单一地从投资者的角度转变为也从引资者角度进行。

3.区位理论。形成于19世纪的区位理论是投资环境理论的经典理论来源。韦伯的工业论、廖什的市场区位理论以及杜能的农业区位论等概括出了产业布局的一般规律及区位选择的科学方法。其所考虑的基本要素涵盖工资、聚集、运费、市场区等区位因子是构成投资环境的因素。该理论所蕴含的各地经济发展环境、生产要素的差异性则是投资环境研究的出发点。 论文

4.可持续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投资环境的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的思想为投资环境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理论空间。

四、投资环境评价方法

1.冷热国对比法。冷热对比法是由美国学者利特法克和班廷于1968年提出来的。其基本方法是：从投资者和投资国的立场出发，选定诸投资环境因素，据此目标对国家逐一进行评估并将由“热”至“冷”依次排列，热国表示投资环境优良，冷国则表示投资环境欠佳，温则表示一般。这些因素分别是：政治稳定性；市场机会；经济发展及其成熟程度；文化一体化程度；法律阻碍；实质阻碍；地理与文化差异。以上七个因素还可以分成更多的子因素，对每个子因素也可以进行冷热分析。冷热对比法是最早的一种投资环境评估方法，虽然在因素（指标）的选择及其评判上有失笼统和粗糙，但是却为后人的工作奠定了分析框架。冷热国对比法侧重于投资环境的宏观因素考察，而对于投资环境的微观因素考虑得很少，这是它的主要缺陷。

2.等级尺度法。等级尺度法是由美国学者罗伯特·斯托包夫于1969年提出的。该方法从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的限制和鼓励政策的角度出发，提出评价投资环境的八个要素，即：资本抽回自由；外商股权比例；对外商的管理制度；货币稳定性；政治稳定性；给予关税保护的态度；当地资金的可供能力；近五年的通货膨胀率。每个方面又分为几种不同情况，根据每个方面的重要程度，定出从最差到最好的各种情况的分类标准。评估投资环境时，先按各种情况打分，然后将各种情况的分值相加，得出投资环境的总分为8~100分，分值越高，投资环境越好。等级尺度法缺点在于：一是打分的主观性太强，评分标准难以把握；二是所考虑的因素有限，缺乏产业投资和企业投资所要考虑的许多因素。 简历大全 /html/jianli/

3.道氏评估法。道氏评估法是美国道氏化学公司根据其在国外多年的投资经验与1985年提出的。道氏公司将国际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分为两类：一是“正常风险”即“竞争风险”；二是“环境风险”。然后把影响投资环境的要素按其形成的原因和作用分为这两类，对有利条件和假定条件进行汇总，得出能获得成功的几个关键因素，提出四套方案。这种方法是个别企业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一个实用性很强的评价东道国投资环境的方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方法是完全为跨国公司服务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投资者的利益，而对于引资者的利益则关注不够。

4.多因素和关键因素评法。多因素评估法由香港学者闵建蜀于1987年提出。他将投资环境因素分为十一类，每一类因素又由一系列子因素构成。在具体评估东道国投资环境时，首先选取上述全部因素也可以只采用其中一部分，甚至增加某些投资者更关心的因素；确定了所要考虑的因素后，对各类因素的子因素做出综合评价；然后据此对该类因素做出五分制评估，给出每个因素的权童；最后，在此基础上计算该国投资环境的总分数。

投资环境的总分q可由下式求得：

q=wi（5ai+4bi+3ci+2di+ei） （1） 思想汇报 /sixianghuibao/

式中，q ——投资环境总得分，n ——考虑因素的总个数，wi ——第i个因素的权重，ai、bi、ci、di、ei ——第个因素的评估比重，且ai+bi+ci+di+ei=1。

多因素评估法是对某国投资环境作一般性评估所采用的方法，较少从具体投资项目的投资动机出发考察投资环境。因此，闵建蜀教授又提出了一种与此相配套的关键因素评估方法，即从具体投资项目的投资动机出发，从影响投资环境的一般因素中，找出影响具体投资项目动机实现的关键因素，依据这些因素，对投资环境作出评价。

5.层次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是美国运筹学家萨蒂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提出的一种简便、灵活而又实用的多准则决策论文联盟方法。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在对复杂的决策问题的本质、影响因素及其内在关系等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较少的定量信息使决策的思维过程数学化，从而为多目标、多准则或无结构特性的复杂决策问题提供简便的决策方法。尤其适合于对决策结果难于直接准确计量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