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大全范文

古代文学大全篇1

一、地方性、师范性、经典性与教学内容的资源开发

1　不同的需求及开发比较。“中国古代文学史”这门课程的通行教材是由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与社科院编撰的《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的课程上用得比较多的教材是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改革开放后，古代文学领域新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也有各种新教材、新作品选诞生，但用来用去，大都觉得游国恩、朱东润的这两套教材是很不错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古代文学”的重点是作品，作品是稳定的，那么教材也可以保持相对的稳定。

但也应该注意到，当前各地研究地方文学史的热情很高，有的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而省级、校级项目就更多了。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地方文学史时，古代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也应该属于古代文学研究与教学范围。各地方文学史和民族文学史因地域的不同而呈现出非常不同的面貌。从大一点的范围说，以长江为界，南北文学的不同早引起历代学者的注意；又如广西广东虽然同属岭南文化，但二者地方文学的差异不言而喻。科研上对地方文学的资源开发，必定影响到教学。一是从观念上讲，要不要让这些内容进入课堂；二是从方法上讲，如何让它们进入课堂。以前，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是依照通行教材来进行的，如果现在有意识地适当增加或突出这些地方色彩内容，不仅仅可以提高地域大学生的自信心、适应各地方提出的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而且从文学史本身来讲，发展主线与个别现象的比较使人们能更设身处地地感受和理解古代文学。

而作为师范院校，古代文学教学改革又面临着如此现实：与综合性大学或其他单科性大学相比，师范院校的古代文学教学应该是有特殊性的。这是因为师范院校与综合性大学、理工科院校相比，学生的就业、工作性质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此二者的古代文学教学是不是也应该有所不同?就师范院校的古代文学教学来说，其开发古代文学教学资源的努力方向之一，就是想方设法突出师范教育特点，把古代文学教学与师范技能的训练结合起来。

2　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目的。我们现在所说的古代文学教学与“五四”以前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不同。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一是读“经”，即读以“十三经”为领衔的先秦诸子著作；二是读文学作品，读“一代之有一代的文学”，即楚辞、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现在先秦诸子著作的内容已分散融通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没有单独成为一个系统来教授，能体现其独立性的只是作为文学史的一个时段。但是，自古以来，“十三经”和先秦诸子著作是国学的基础与灵魂，也是古代文学的根本与精髓。一来因为“经”的意义指向是“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与人生理想，是“修身齐家”的道德修养、立身处世，其核心的儒、道之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立身世界文化之林的实践及其象征，意义定位在人文关怀与直指人心上。我们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不是仅仅教现在的学生懂得现代社会的生存竞争、人生拼搏与物质消费，而更要使他们成为一个健全的人、完整的人。二来先秦诸子著作是古代文学的活源之水，所谓“文出于《五经》”、“文出于六艺”。而一个人诗意化生活的基础就是文学修养。因此，如何开发以“经”为领衔的古代文学资源也应该在我们教学改革的视野之内。

二、多媒体、网站、文史哲结合与教学方法的资源开发

古代文学课程以前是大学中文系的重点；而当全面铺开“大学语文”教学时，古代文学课程从中文系的主干课程又成为全校的素质课，这就为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对象的资源开发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随着教学对象的扩大，教学方法的开发与新教学手段的开发也应运而生。

1　多媒体教学全面铺开。对于古代文学教学来说，多媒体技术可以提供各种典籍的图片、古代作家的手迹、画像，古代文学的原典图样，古代诗歌的吟诵、古代戏剧的演出实况、古代文学文物、景观、遗迹的照片、古代文学发生各时期的历史地图、古代文学改编的影视等等资料。这些弥补了传统授课的不足，丰富了课堂教学内容，使学生可以更直观地学习，感觉古代作家离自己很近。

2　古代文学教学网站的建立。当代教育的发展离不开计算机网络技术，网络技术和互联网的建立，突破了原来的空间观念，突破了地域的限制，为教学资源的共享提供了有效的平台，网络为古代文学教学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我校紧紧抓住这一机遇，建立了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网，为辅助传统课堂教学和多媒体教学做了有益的尝试。通过教学网将有关电子网络资源整合链接，整合了大量的网络资源文献，其中包括历代的史书文献、历代的文学总集文献、历代作家文集文献、各种电子数据统计系统、各种专题研究等。还可以及时把当前古代文学教研通讯、学术讯息动态地出去，也可以把历代作品、教学大纲、授课教案、课堂实录等放在网上，与学生组成互动空间，开展课外学习。让网站成为学生了解古代文学、理解古代文学的重要活动场地，并提高了学生的科研能力与运用网络学习和搜寻资料的能力，而通过对学生的科研辅导检验课堂教学的效果，可以强化学生对教师教学的反馈。

3　文、史、哲结合的教学实现多学科的交叉。大学里以前讲授古代典籍是以院系的学科专长为单位的。如讲授《论语》时，中文系把它当作文学读本，侧重于分析语录体散文的言简意赅、含蓄隽永，总结孔子的“思无邪”、“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等文艺理论观点。而教育系把《论语》当作教育读本，重点讲讲孔子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而哲学系、历史系又把《论语》当作哲学读本和历史散文，侧重于讲孔子“仁”和“礼”的观念，讲孔子周游列国的史实。这样各个专业的学生学到的只是部分《论语》，看到的只是孔子的某一面。那么，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把完整的孔子、完整的《论语》教授给我们的大学生?这就要求实现多学科的融合。目前大学教育是分院系、分专业的，各院系、各专业都有各自的专业特点与专业方向，突破各自的专业特点与专业方向，将打乱当前的教学管理体系；而不突破各自的专业特点与专业方向。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方面又有缺陷与遗憾。多学科交叉授课一方面要求老师具

有文、史、哲结合的教学能力；另一方面要开设全校性的公共选修课和公共素质课，让学生自由选课，按兴趣选课，按自己的目标选课。这样就为《论语》《老子》等国学经典完整地走进课堂提供了条件。

三、提高人文素质、强化动手能力与教学主体的资源开发

观念的转变在于：把本来是单纯知识传授的古代文学教学目标改变为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时，我们的古代文学教学又有哪些资源可以开发?当把本来居隅于中文系或文学院的古代文学教学推广到全校文科、理科、工科作为素质课时，古代文学教学又有哪些特殊性?针对当前的“国学热”，我们组织大学生作了一个调查报告。该调查报告首先阐述了在高校校园内开展国学经典教育的意义和作用，并通过对学生课程学习心得的整理，以及对调查问卷的分析反映本校学生对传统文化传承的态度和看法，以教学实例体现国学教育对高校学子思想、言行转变的积极影响和重要作用。其内容有：当今大学教育的角度阐述国学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研究，阐述了大学生对国学经典教育的认识，大学生国学经典课程的学习反馈及国学教育对大学生人生道路设计、人际交往、价值观念、自我修养和社会工作意识的影响，并提出大学国学经典教育教学的实践探索与推广建议。通过调查与研究，我们认为可以把教学主体的资源开发进行定位：

1　教会学生把古代文学内化为自身素质。当把古代文学教学目标定为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时，我们应该让大学生把古代文学的学习最终目的定位为一种文化观念、人文情怀的抒发，并要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一种可操作性的手段。以往古代文学教学的考核往往是作品背诵式与知识记忆式的，背诵或记忆一些古代文学作品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考核题目中有这样的题目：李白诗歌的艺术特色是什么?对这样的问题大学生们往往也能侃侃而谈，但从根子上讲，学生中能把《李太白集》读完的实在是太少了，没读完《李太白集》，怎么能说出李白诗歌的艺术特色呢?可见实际上他们都是在背诵某某文学观点中所认为的“李白诗歌的艺术特色”。因此我们的古代文学科目考核，其指向应该做到使大学生们自己内心愿意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不是重复、背诵他人的意见。可以把课程论文作为载体，与大学生们交流学习体会。把对古代文学的考核与大学生对校园生活的体会结合起来，如让大学生结合对儒、道经典的学习谈自己的人生道路，自我反省学习生活，谈自己对社会、世界、教育等诸方面的看法。

2　培养学生生成鉴赏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组织本科学生开展古代文学学习的课外活动，颁布学生必背的古诗文篇目，组织学生开展各种形式的古诗文朗诵比赛和表演活动等。我们要把中文系的大学生培养成专业人员，而其他专业的大学生上了古代文学课后也要有“内行”的样子。从这样的目标出发，如何教授给学生古代文学研究技能就显得非常重要，最重要的是提供给他们一种可操作性的研究手段。比如说，讲授对某种文学现象、文学风格的现有结论时，要注重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出的，有意识地动员大学生们自己来验证它们，并强调文学史的问题都要从具体作品的阅读理解人手。还要引导他们参加科研活动，如课程作业可安排对地方文学史作家作品的鉴赏与评论，尽早让学生了解古代文学研究及其研究方法，如注释、考证、年谱、知人论世、追根溯源等，让学生了解文学史的结论是如何得出来的，而不仅仅是简单地鉴赏文本，这对培养学生研究古代文学的兴趣有极大的好处。

古代文学大全篇2

5日上午举行了《中国出土玉器全集》首发式，由科学出版社总编辑向安全先生主持，科学出版社社长汪继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图1）、北京玉学玉文化研究中心秘书长于明先后致辞，全集主编古方、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李伯谦、台湾国父纪念馆副馆长曾一士以及编辑代表、读者代表先后发言。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的出版是中国玉器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是考古文博界集体劳动智慧的结晶，对于科学揭示中国玉文化的丰厚内涵，全面推动中国玉文化的深入研究，弘扬祖国辉煌灿烂的玉文化传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全集从立项到编辑出版历时3年，全国260余家考古文博单位、近千位专业人员众志成城，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严谨求实的学风拍片、撰稿、编辑，得以作为国家新闻出版署推荐的重点图书参加了10月17号举行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为了表彰全体参编人员的辛勤劳动成果，科学出版社决定授予全集参编人员“优秀作者奖”，全集主编古方作为代表上台领奖（图2），并对科学出版社领导对全集编写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5日下午和6日上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巍主持，先后有8位学者在“中国玉器考古论坛”上作了精彩演讲。山西曲沃晋侯墓地发掘出土一批十分重要的玉器标本，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李伯谦教授对这批玉器的年代分期、造型特征、使用功能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西辽河流域是中国玉文化起源和发展的核心地区之一，兴隆洼文化玉器的发现将我国雕琢和使用玉器的历史推进至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成为中国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玉器，开创中国乃至东亚地区雕琢和使用玉器之先河。以红山文化玉器为代表，迎来了中国史前玉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玉器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物质载体，对夏商周三代玉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队长刘国祥围绕上述内容进行了演讲。良渚文化玉器的发现与研究深受世人瞩目，长江下游地区环太湖流域由此成为中国史前时期两大雕琢和使用玉器中心之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斌研究员对良渚文化玉器的种类和造型、工艺特征进行了系统梳理，对良渚文化玉器的源流作出了精辟的阐述。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大墓的发掘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宋建忠研究员将最新发掘出土的玉器图片进行展示，引起与会人员的高度关注。作为2004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项目，江苏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地发掘出土了一批十分精美的玉器，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张敏研究员对这批玉器予以全面介绍，并展示了遗物的精彩图片。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赵永魁就现代玉器工艺与设计问题谈了自己的观点，并播放了现代玉雕的资料片。玉器原料问题近年备受关注，是中国玉文化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王时麒教授对中国玉料的分布、鉴定标准等大家关心的问题进行了科学阐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8000年前的真玉文化已经形成，延续至今，未曾中断，在世界各大文明区系中独树一帜，中国著名玉器专家、南京艺术学院殷志强教授对中国玉文化的典型特征进行了精彩点评，深入分析了玉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根基和时代特征。

《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是我国第一部将全国范围内考古出土的古代玉器集结成册的大型考古文博和收藏鉴赏方面的工具书。全集共15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及各地近千名专家学者共同编写,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一经出版，即备受海内外考古界、文博界、收藏界、出版界、文化界一致好评。被专家学者誉为“中国玉器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读者们欣喜地称它为“古玉数据库”，收藏家们视其为必备的“古玉鉴伪识真的标尺”（图3）。

《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动员了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的260个考古和文博单位，收入的资料多达4000余幅。它是我国考古人、文博人和出版人非凡智慧和辛勤汗水的结晶，也是中国80年玉器考古成果的大盘点和大展示，更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它从立项到出版的数年中，创下了中国玉器研究和出版的数个“第一”。

2000年《中国出土玉器全集》选题立项。

全集的拍摄工作有数十名摄影人员参加，行程数万公里，参与人员之多居同类工作之“第一”。

全集发表了4000余幅高保真出土玉器图片（图4），卷数和篇幅之多居同类出版物之“第一”。

全集玉器图片资料90%为第一次大型彩版面世（图5）。

全集第一次系统发表了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及特别行政区的主要古代遗址和墓葬的出土玉器。

全集第一次系统展示了中国80年，特别是新中国50多年田野考古科学发掘出土玉器的全貌。

全集第一次囊括了从新石器时代至民国时期的出土玉器。书中所收录的出土玉器资料皆有明确的出土地点和年代及收藏单位，年代可靠、功能明确。为收藏家和研究者提供了古玉断代的标准器及研究中国古代玉文化的工具。

策划者第一次以全国范围内的出土玉器为切入点编撰大型图册，甚至包括了2005年8月的最新考古成果。不同于以往的传世和出土玉器混录的图录（图6）。

古代文学大全篇3

一

本世纪20年代初，伴随着“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潮流而在中国史坛上兴起了以疑古辨伪为职志、以怀疑传说神话古史的疑古派史学。以顾颉刚先生等人为首的古史辨派，揭橥致疑、求真的旗帜，运用乾嘉考据方法和近代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对中国上古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清理和检讨。他们提出了层累造成的古史观，打破了人们对三皇五帝古史系统的迷信，廓清了上古史的许多迷雾，为中国史学向科学化方向迈进作出了相当的贡献。诚然，自40年代特别是50年代钱穆居港台以来，他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滥觞和发展起来的疑古史学基本上采取了否定性的评价；把当时疑古派的史学观视之为“极端之怀疑论”，称他们“标新立异”、“妄肆疑辨”、“厚诬古人，武断已甚。”（注：钱穆对疑古派古史观否定性的评价可参考他的《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62 页）等有关论述。）但是这些否定性的言论，并不意味着钱穆自始自终就对“五四”以来的疑古史学采取了全盘否定的评价。事实上，钱穆早年非但没有否定当时的疑古史学，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考辨古史的理论和方法也作了相当积极的肯定和评价。他在1928年写成的《国学概论》中曾明确指出：“清儒以尊经崇圣，而发疑古辨伪之思，……今则……去其崇圣尊经之见，而专为古史之探讨。若胡适之、顾颉刚、钱玄同诸家，虽建立未遑，而破弃陈说，驳击旧传，确有见地。”（注：参见钱穆：《国学概论》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47—149页。）在1931年撰写的《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他对胡适、顾颉刚提出的“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传说的方法”（即胡适所称的“剥皮的方法”）也并不反对，相反地说他“对这个见解和方法，也抱着相当的赞同。”不仅如此，钱穆早年研究《易经》的方法，正是采用的这种层层剥笋式的方法进行的。1928年夏，在苏州中学任国文首席的钱穆应苏州青年会学术讲演会的邀请，作《易经研究》一题的演讲。他在演讲辞中明确指出：

《易经》决不是一时代一个人的作品，而是经过各时代许多人的集合品。我们并可以说《易经》中的《十翼》，是最后加入的东西，我们可以说其是《易经》完成的第三期。次之卦辞爻辞，是《易》的第二期。其余只剩八八六十四卦，便是《易》最先有的东西，是《易》的第一期。我们现在借用近人胡适之所称剥皮的方法，先把《易经》里第三期东西剥去，再把他第二期东西剥去，单只研究《易经》第一期里面的东西。把第一期的《易经》研究清楚了，再研究第二期。把第二期的东西弄清楚了，再来研究第三期。把《易经》成立次第依着历史的分析的方法去研究，这是我今天要提出的一个比较可靠而可少错误的新方法。（注：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5年版，第172页。）

显然，钱穆早年治古史的一些见解与“五四”以后的疑古派的古史观有某些相同之处，他考订古史的方法也曾受到过疑古派“剥皮”方法的影响。同时，钱氏本人也是一位以记诵潇博、考订精审而名播学界的学者，他早年的著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都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考据名作，他与顾颉刚古史辨派的同仁同样具有大胆的疑辨思想与批判精神。钱穆本人也称自己“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两者分辨，仅在分数上”。（注：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67页。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钱穆研治古史的理论与方法和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派确有一些相同的见解。

二

钱穆先生与古史辨派在治古史的某些方面虽然有共同之处，但就其总体思想而论，他们的治史主张却又是同不胜异的。我们认为，在20—30年代，钱穆对“五四”以来的疑古派史学的评价大体经历了一个由正面肯定到基本否定的过程。在20年代特别是20年代后期写成的《国学概论》中，钱穆对疑古派正面肯定的居多，对其古史理论与方法抱有相当的赞同。30年代中期以后批评的言论转多，1935年发表的《崔东壁遗书序》可为其代表。而对疑古派古史层累造成说提出全面而公开批评的，则以1940年出版的《国史大纲》为标志。在书中，钱穆把疑古派的治史主张称之为“极端之怀疑论”，声称“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亦应稍加修正。”（注：钱穆：《国史大纲》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4页。 ）综观钱穆对疑古派治史主张的批评，我们认为他们在治古史的理论和方法上主要存在着如下几方面的分歧：

第一，对“疑”与“信”、“破”与“立”的不同理解。

和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一样，钱穆同样也主张疑辨，认为“考信必有疑，疑古终当考”。但是，在对待疑与信、破与立的关系上，他们的看法又不尽相同。尽管古史辨派也主张“破坏与建设，只是一事的两面，不是根本的歧异”，“我们所以有破坏，正因为求建设。”（注：《古史辨》第四册“顾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然而在具体的古史研究实践中，他们基本上奉行的是以疑破信的原则，主张通过怀疑来达到推翻传统上古史的目的，所以他们常常把疑作为治古史的最高目的，其着眼点在疑不在信，在破不在立。钱穆并不一般地反对疑古，但与古史辨派所不同的是，钱穆认为怀疑本身并不是目的，疑是不得已，是起于两信之不能决。他在1933年给《古史辨》第四册所作之序中就明确提出了“怀疑非破信，乃立信”的观点。

信亦有广有狭。疑者非破信，乃所信之广。信乎此，并信乎彼，而彼此有不能并信，于是乎生疑。若世之守信者，信其一，拒其余，是非无疑，乃信之狭。若必尊信，莫如大其信。大其信而疑生，决其疑而信定。则怀疑非破信，乃立信。

在1935年出版的《先秦诸子系年》“自序”中，钱穆再一次重申了这一主张，“夫为辨有破有立，破人有余，立已不足，此非能破之胜也。”后来他把这一主张更精简地表述为“疑之所起，起于两信而不能决。学者之始事，在信不在疑。”（注：钱穆：《学术与心术》，《学钥》1958年香港自印本，第140页。）显然，在钱穆看来， 怀疑本身并不是治史的最高鹄的，一味怀疑必然流于破而不能立。他的目的是以信疑伪，疑以坚信，重建上古信史，而不是以疑破信，推翻古史。基于这一认识，钱穆对被疑古派誉为“科学的古史家”崔述的古史观提出了批评。他说崔述“主于尊经而为之考信”，因其不敢破经，故“信之太深”；又因其过分疑古，故“疑之太勇”，指出崔氏之病在于所信之过狭，其弊陷于所疑之过多，故崔氏“所疑未必是，即古说之相传未必非。”（注：钱穆：《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5年版，第289页。 ）钱穆认为崔东壁这种疑古太甚、辨驳太刻的疑辨思想生前虽不为清儒所重，但到了“五四”时期却为胡适、顾颉刚等人所承继和发展，演变成对一切古典文献的怀疑。他说胡适“于古今人多评骘，少所许，多所否，顾于东壁加推敬，……最为疑古著者曰顾君颉刚……深契东壁之治史而益有进”，（注：《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284页。 ）“颉刚史学渊源于崔东壁之《考信录》，变而过激，乃有古史辨之跃起。”（注：《八十亿双亲·师友杂忆》，第167—168页。）在钱穆看来，这种对古代典籍普遍怀疑的主张对研究古史特别有害，它势必会导致对上古历史文化的全面否定，所以他对当时只破不立的疑古学风大加批评道：“数年以来，有闻于辨伪疑古之风而起者，或几于枝之猎而忘其本，细之搜而遗其巨，离本益远，歧出益迷”（注：《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284页。 ），称“近人尽从疑古辨伪上来治史，所以终难摸到历史大动脉之真痛庠。”（注：钱穆：《史学导言》，台北中央日报社1974年版，第30页。）

第二，对清末今文经学的不同看法。

诚然，顾颉刚古史观的形成，经历了对今古文经学继承和批判的双向认识过程。他对钱玄同提出的“用古文批判今文，以今文批判古文，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的主张非常赞同，也曾站在古文经学求真的立场上批评康有为“拿辨伪作手段，把改制当目的”，“非学问研究”态度，也曾多次声称“决不想做今文家，不但不想做，而且凡是今文家所建立的学说我一样地要把它打破。”（注：顾颉刚：《钱穆〈跋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五），第632页。 ）但据此便得出顾颉刚已自觉地、有意识地超越了汉宋藩篱、今古门户的结论，似乎还有些勉强。众所周知，顾颉刚的疑古辨伪和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与晚清以来的今文经学关系甚巨。两汉以后渐为湮没的今文经学，到清代由庄存与开其端、刘逢禄奠其基，至龚（自珍）、魏（源）而蔚为大观，到廖平、康有为时集其大成。特别是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直接开启了近代的疑古之风和顾颉刚的古史辨伪。然而，康氏之书写于戊戌维新时期，其书主要是借经学谈政治，为变法维新鸣锣开道。两书在政治上打击泥古守旧思想，意义甚大。但是从学术的角度去衡估它，其结论不免牵强、武断、难以令人信服。即便是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对之也有“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的批评（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页。）。由于顾颉刚的古史辨伪颇受康有为今文学派观点的影响，因此他对晚清今文学家的疑辨思想和历史解释比较推崇，其著述不免用康有为等人的今文家说来为其古史观张目。他说读了《新学伪经考》，“知道它的论辨的基础完全建立于历史的证据上”（注：《古史辨》（一）“自序”，第26页。），读《孔子改制考》上古事茫昧无稽、夏殷以前文献不足征，认为“此说极惬心餍理”，“是一部绝好的学术史”（注：《古史辨》（一）“自序”，第26页。）。1930年顾颉刚发表了《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这是他阐述其古史理论的又一力作。该文在方法论上显然受到了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影响，认为刘歆所作的《世经》，是媚莽助篡的东西，《世经》里排列的古帝王的五德系统，是出自刘歆的伪造。他说：

康先生告诉我们，在今文家的历史里，五帝只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没有少昊。在古文家的历史里，颛顼之上添出了一个少昊，又把伏羲、神农一起收入，使得这个系统里有八个人，可以分作三皇五帝，来证实古文家的伪经《周礼》里的三皇五帝。这个假设，虽由我们看来还有不尽然的地方，但已足以制《世经》和《月令》的死命了（注：《古史辨》（五），第254—255页。）。

后来在《钱穆〈跋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他仍坚持古文经为刘歆有意伪造这一观点（注：《古史辨》（五），第 631页。）。对于顾颉刚所坚持的刘歆造伪说，当代学者多有批评之语。曾亲自参加过当年古史辨运动的杨向奎认为，无论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顾颉刚），还是“古史的分化演进说”（童书业），“在方法论上都受有清代经今文学派的影响，他们都是反对古文经的健者。”（注：参见杨向奎：《论“古史辨派”》， 《中华学术论文集》， 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第22页。）汤志钧也指出，顾颉刚攻击刘歆造伪，“仍然是今文学派的方法，多少重复过去的老路”，“有时还没有完全脱离经学家的圈子。 ”（注：参见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 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54、358页。）

在对待《左传》、《周礼》等古文经为刘歆伪窜和假造这一问题上，钱穆与晚清以来的今文学家和古史辨派的主将顾颉刚的看法截然异趋。在钱穆看来，无论是政治还是学术，从汉武帝到王莽，从董仲舒到刘歆，只是一线的演进和生长，绝非像晚清今文学家和疑古派所说的其间必有一番盛大的伪造和突异的解释。所以钱氏轰动学术界的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主要便是针对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而作的。钱著以年谱的著作形式具体排列了向歆父子生卒及任事年月，用具体事实揭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不可通者有28处，凡康氏曲解史文之处，均一一“著其实事”加以说明，廓清了风靡清末民初学术界的刘歆伪造群经说。钱氏虽然用历史考证的方法否定了刘歆造伪说，但是他并没有站到古文经学的立场上来申古抑今。因为他认为今古文都是清儒主观构造的门户，与历史的真相并不相符。他声称是“全据历史记载，就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注：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出版。）1931年钱穆在《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分析了顾颉刚的古史辨与晚清今文经学的不同之处外，还主要针对顾氏《世经》出于编造，少昊是刘歆插入古史系统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说：“五行相生说自《吕览》、《淮南》五方色帝而来，本有少昊，并非刘歆在后横添。”“以汉为尧后，为火德，及主五行相生三说互推，知少昊加入古史系统决不俟刘歆始，刘歆只把当时已有的传说和意见加以写定（或可说加以利用）。”（注：《古史辨》（五），第629—630页。）由于钱穆主张五德体系并非刘歆无端伪造，所以他致力于探寻从汉武帝到新莽王朝之间的学术渐进演变之迹，力主用自然的演变说取代刘歆造伪说，并劝告古史辨派“应用历史演进的原则和传说的流变来解释，而不必用今文学说把大规模的作伪及急剧的改换来归罪刘歆一人。”（注：《古史辨》（五），第630页。 在钱穆看来，“五四”以后的疑古派虽有反对经学门户偏见的论述，但是在他们的具体研究实践中，却没有真正摆脱传统经学门户偏见的影响。参见《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的有关论述。）显然，钱穆试图在纠正当时学术界一味疑古之弊，比较自觉地在做超越今古门户的工作。我们认为，20—30年代钱穆对晚清今古文之争以及古史辨运动与清季今文经学关系的论述所持的态度是正确的，其批评的言论不失为持平之论。

第三，如何看待文献记载中的神话传说？如何理解传说与伪造的关系。

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认为传统中的上古史即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基本上是后人层累造伪构建起来的。具体言之，则是经战国秦汉时人造伪而逐步形成的。（注：参见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古史辨》（七）。）所以他们大多不相信先秦诸子和汉儒对古史的解释，认为他们所称述的古史无非是某些理想的注脚，某些学说的附加品或为某些政治目的的佐证。钱穆也同意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并非古史的真貌，它在演进过程中确有后人作伪的地方，特别是有战国诸子和秦汉时人托古改制的理想渗入其中。所不同的是，钱穆认为战国诸子所称述的古史和汉儒对先秦古籍的整理和解释，固然有不少歧异和矛盾之处，但相同的地方也不少，它们大多是可信的，是分析和研究上古史的有用材料。比如先秦诸子之书，记载了许多春秋战国时代的史事和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疑古派因诸子喜欢托古或“取于寓言”，故多不信诸子之言。钱穆认为诸子之书的托古和寓言固不足信，但“其述当世之事，记近古之变，目所睹，身所历，无意于托古，无取于寓言。率口而去，随心而道，片言双语，转多可珍。”（注：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自序”，中华书局1985年版。）又如晚清今文学家和古史辨派大多怀疑儒家之与六经，全盘否定依据六经所建构的古史体系，钱穆则坚持“六经皆史”说，认为“治东周不能无取于《春秋》与《左氏》，治西周不能无取于《诗》、《书》，此皆儒家所传，六籍所统，可信多于可疑。”（注：钱穆：《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286页。）再如对唐虞禅让说的理解， 顾颉刚认为禅让说是战国形势下形成的新古史观，它首起于墨家的尚贤、尚同学说，经过广泛流传后，被儒家所接受并加以改造和融铸吸纳到儒学中去了。从墨家首倡禅让说到禅让古史最后被写进儒家经典《尚书·尧典》，其形成过程经历了数百年之久。（注：参见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古史辨》（七）下册。）钱穆认为舜尧禅让，只是古代一种君主推选制，经后人追忆、传述而理想化。后人追忆、传述未必全属当时实况，但也绝非子虚乌有，向壁虚构。所以他说：“余读《尧典》，其文虽成于后人，其传说之骨子，则似不得全出后人捏造。”（注：钱穆：《唐虞禅让说释疑》，《古史辨》（七）下册。）显然，在钱穆眼中，依据儒家六经建立起来的古史系统，虽有后人造伪的地方，但也有一定的真实事实为其依据，因此疑经疑古尽可，但却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古史。为此他强调说：“谓六经不尽出孔孟可也，谓尧舜禹文武周公之圣统无当于古史之真相亦可也，然苟将从事于古史，儒家要为古学一大宗，六经要为古籍一大类，儒家之与六经要为占古文中一大部。拘拘乎是二者，而以定古史之真相，其观点为已狭；若将排摈乎是而求以窥古史之全体，其必无当，则断可识也。”（注：钱穆：《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290页。）

基于古史系统为后人层累造伪的理解，“五四”以后的疑古派大多否定甚至抹杀文献记载中的神话传说，认为上古流传之文字，多不可信，春秋战国以前的历史，皆后人之假托。比如胡适以《诗经》为中国最古之史料，宣称“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注：胡适：《自述古史观书》，《古史辨》（一），第22页。）所以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对东周以上的历史即“存而不论”。顾颉刚也说：“因为伪书上的事实自是全伪，只要把书的伪迹考定，便使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照我们现在的观察，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注：顾颉刚：《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古史辨》（一），第35页。）与此观点相反，钱穆认为上古流传的神话传说包含有许多可信的成分，是研究上古史的重要材料。既不能因传说有不可靠的成分便将之弃置不用，更不能因传说里搀杂有神话而否定传说。因为“各民族最先历史，无不从追忆而来，故其中断难脱离传说与带有神话之部分。若严格排斥传说，则古史即无从说起。”（注：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4—5页。）当然，传说也有许多不可靠的成分，对之不能盲目轻信，但是它与伪造、说谎却有本质的不同。为此，钱穆作了具体的分析：

传说是演进生长的，而伪造可以一气呵成，一手创立。传说是社会上共同的有意无意——而无意为多的一种演进生长，而伪造却专是一人或一派的特意制造。传说是自然的，而伪造是人为的。传说是连续的，而伪造是改换的。传说渐变，而伪造突异。（注：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五），第620页。）

由于钱穆主张古史体系为自然的演进而非人为的造伪，所以他对当时的疑古派采用今文家说把大规模的作伪统统诿之古人的作法进行了批评，“传说来源非全无因”，“后人不得其说，而缘饰之以理想之高义。更后之人益不得其说，则谓全属古人之妄造。古今人不相远，岂应古之学人专好造谣乎？”（注：钱穆：《唐虞禅让说释疑》，《古史辨》（七）下册，第295页。）“近人全认传说为伪造与说谎， 此所以治古史多所窒碍也。”（注：钱穆：《唐虞禅让说释疑》，《古史辨》（七）下册，第295页。）

第四，关于上古史的研究方法。

30年代，钱穆执教北京大学，主讲上古史。面对弥漫学术界的疑古思潮，他在讲台上却宣称，讲上古史“若亦疑古，将无可言。”钱穆认为研究上古史应“通观大体”，不可对古史作“过细推求”。因为自西周逆溯而上，历商夏唐虞，乃至远古，人物无可详说，年代亦渺茫难稽，故不能仅凭年代、人物、制度学术去细推古史。为此他作了如下分析：

（一）因古代文化演进尚浅，不够按年逐月推求。

（二）因古代文化演进尚浅，人物个性活动之事业尚少，若专从人物言行上研求古史，则仍是三皇五帝禹汤文武周公一套旧观念，不免多带有神话教训之意味，亦不得古史真相。

（三）因古代文化演进尚浅，并不如后代有种种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等与之并起，若从此方面来研寻古史，仍不脱汉代经学家三代质文相禅种种假想之范围，所谓儒者托古改制，亦不能得古史之真相（注：参见《国史大纲》上册，第5页。）。

那么如何来研究上古史呢？钱穆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作了探讨。

其一，古籍所载的神话传说经过史家主体的重新审订和解释可以用来研究上古史。钱穆认为对古籍所载的神话传说过于迷信固然不妥，但也不应轻易否定。因为“传说之来，自有最先之事实为之基础，与凭空说谎不同”（注：钱穆：《唐虞禅让说释疑》，《古史辨》（七）下册，第294页。），故研究上古史“从散见各古书的传说中去找寻， 仍可以得一个古代中国民族情形之大概。”（注：参见《国史大纲》上册，第5页。）钱穆虽然主张用神话传说来研究上古史， 但他又反对对神话传说不加分析地全盘采用。因为上古的神话传说虽然包含有可信的成分，但是由于经过多次演变，许多已逐渐失去了原来的含义，加之又经过后人各以己意粉饰说之，遂致多歧。因此，史家应对古籍所载的神话传说加以重新的审订和解释。诚如所言：“上古神话为一事，历史真相又为一事。决不能以上古传说多神话，遂并其真相不问。若上古史之真相不显白，则以下有无从说起之苦。”（注：钱穆：《评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大公报》1931年3月11日，署名“公沙”。）

其二，通过考察古人活动的地理区域来推寻我民族古代文化活动之大概。钱穆指出：“治古史，考详地理是一绝大要端。春秋以下，尚可系年论事。春秋以前，年代既渺茫，人事亦精疏，惟有考其地理，差得推迹各民族活动盛衰之大概。”（注：钱穆：《提议编纂古史地名索引》，《禹贡》第1卷第8期（1934年）。）所以他又十分重视古史地理的研究，力主把先秦古籍所载的古史地名具体落实到地面上，从古代历史上异地同名来探究古代各部族迁徙往来之迹，从山川形势来解说和分析当时各氏族的活动区域以及各族间离合消长之情势，进而论证各地区政治、经济、人文演进的古今变迁，为研究上古史提供一些“至关重要应加注意”之证据。

钱穆虽然十分重视古史地理特别是古籍所载的地名、方位对于古史研究的重要性，但是他又认为对之绝不可盲目全信，也应作“审细考订”，以便重新作出合理的解释。早在1934年钱穆在《提议编纂古史地名索引》一文中，不仅从地名来历、地名迁徙、地名演变等方面论证了探检古史地名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而且还强调指出：“治古史的应看重考地的工作，而考论古史地名尤关重要的一点，即万勿轻易把秦以后的地望来推说秦以前的地名，而应该就秦以前的旧籍，从其内证上，来建立更自然的解释，来重新审定更合当时实际的地理形势。”（注：钱穆：《提议编纂古史地名索引》，《禹贡》第1卷第8期（1934年）。）钱穆以《史记》所载黄帝活动的地理区域为例对之作了具体的考察。据《史记》记载，黄帝部落的活动范围“东至海，西至空桐，南至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后人“疑其行踪之超，近于神话”。钱穆对此具体解释道：“崆峒本在河南境，熊湘与崆峒同在一省。釜山即覆釜山，一名荆山，与华潼为近，所谓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荆山是也。黄帝又与神龙战于阪泉之野，阪泉在山西解县盐池上源，相近有蚩尤城、蚩尤村及浊泽，一名涿泽，则即涿鹿矣。然则黄帝故事，最先传说只在河南、山西两省，黄河西部一隈之圈子里，与舜禹故事相差不远。司马迁自以秦汉大一统以后之目光视之，遂若黄帝足迹遍天下耳。此就黄帝传说在地理方面加以一新解释，而其神话之成分遂减少，较可信之意义遂增添，将来若能与各地域发掘之古器物相互间得一联络，从此推寻我民族古代文化活动之大概，实为探索古史一较有把握之方向也。”（注：《国史大纲》上册，第5页。 又见钱穆：《黄帝故事地望考》，《禹贡》第3卷第1期（1935年）。）

其三，用地下出土的实物材料来研究古史。自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以来，用地下出土的实物来研究古史风靡学界。钱穆对此方法也颇为推崇，认为“最近数十年来地下发掘的古器物与古文字，大体上是用来证明……古史记载的。”（注：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影印本，第20页。）

三

上述可知，在20—30年代，钱穆提出的许多研究上古史的理论与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当时的疑古派而言的，是对当时疑古思潮的回应。他反对学术界疑古过头的学风，其治史主张实际上是力图纠正当时学术界一味疑古之弊。诚如他在自述早年治史目的所说的那样，“每读报章杂志，及当时新著作，窃疑其谴责古人往事过偏过激。按之旧籍，知其不然。……余之治学，亦追随时风，而求加以明证实据，乃不免向时贤稍有谏诤，于古人稍作平反，如是而已。”（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361—362页。）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钱穆提出的研治上古史的理论与方法，固然是对当时疑古思潮的回应，然而在回应中，也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了某种信古的倾向。但是，如果就此把20—30年代的钱穆划归为信古派，又不免失之于简单。这不仅因为钱氏本人曾公开明确地表示过反对复古，更重要的是他主张考古，考而后信，重建上古信史。所以他一方面对考古派史家王国维的古史新证理论和考古成就极为钦佩，另一方面他又利用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其《续考》的结论来论证上古历史之可信。他说：“虞夏出颛顼，殷商出帝喾，本属东西两系统，此后中国渐趋统一，乃谓双方皆出黄帝。……今殷商出帝喾之说，既有甲骨卜辞为之证明，则《夏本纪》谓夏人出自颛顼，司马迁亦应有其根据，不得因吾侪未发现此等直接材料，而遂疑其不可信。”（注：《国史大纲》上册，第6页。）而且， 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也正是在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的基础上，沿着王氏的考证之路以《纪年》订《史记》之误据之以考订诸子生卒年月和春秋战国史实的。据此我们认为，钱穆早年治史既不同于疑古过头、否定古史的疑古派，也有别于迷恋往古、以古为尚的信古派，他与考古派史家王国维等人的治史观更有接近处。诚然，钱穆与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同样具有疑辨精神，主张疑与信皆需考，但他却公开声明“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67 页。）可见，把20—30年代以考据名家的钱穆归为王国维一类的考古派史家，恐怕更为恰当。所不同的是，王国维取地下实物与文献记载相证来研究古史，故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转时代之风气，其成就也就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钱穆虽然也赞同以地下新材料与古文献相证来研究古史，但是他却过分重视了文献记载乃至古史传说，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又忽视了地下出土的实物资料对于上古史研究的重要性。他说：“中国古史传说，虽也不免有些神话成分之搀杂，但到底是极少的。我们现在叙述中国古代，也不必拘拘以地下发掘的实物来作根据。”（注：《中国文化史导论》第20页。）所以就钱穆研究上古史的方法言，主要仍是走的从文献考证文献的传统路子，这势必会限制他考证古史的成就。这不能不说是他治古史的一大局限。

总之，钱穆先生对古史辨派的评价大致经历了一个由正面肯定到基本否定的过程。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对古史辨派正面肯定的居多，30年代中后期，在《国史大纲》中，钱穆针对顾颉刚的古史层累造成说提出了古史层累遗失说。在他看来，古史固然有层累造成的一面，同时也有层累遗失的一面，而且后者更为重要，尤需研究，不能只强调前者而忽略后者。显然，钱氏的这一看法也是建立在疑以坚信、疑以立信这一疑辨原则基础之上的。自40年代特别是钱穆居港台以来，他对古史辨派批评的言论转多，几近全面否定。不过他这时否定性的批评主要是出自文化意义上，即对古史辨派否定性的评价主要是从民族文化立场着眼立论的。

钱穆在《纪念张晓峰吾友》一文中曾说：“自《国史大纲》以胶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申冤，作不平鸣，如是而已。以后造论著书，多属文化性，提倡复兴中华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较。”这即是说，钱穆的学术研究，就其研究的重点言，可以1940年《国史大纲》的出版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此前以历史研究为主，此后即转入文化研究。钱穆之所以自40年代初由历史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这一方面固然是出自他对五千年来中国文化价值的肯认，更重要的则是出自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学术界全盘反传统思想的回应。在他看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古史辨派一味疑古辨伪，势必会导致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全面否定。因此，他主张治史不应当专以疑古为务，认为“倘中国古史尽由伪造，则中国人专务伪造，又成何等人？”（注：钱穆：《晚学盲言》，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版，第485页。）据此， 钱穆把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掀起来的疑古思潮与“五四”以来全盘反传统思想联系了起来，对之加以了否定（注：钱穆把古史辨运动视为“新文化运动一支流”而加以批评、否定的观点可参阅罗义俊的《钱穆对新文化运动的省察疏要》，载《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钱穆对古史辨派的评价由正面肯定到基本否定再到全面否定，看起来似乎不可理解，但是联系到他一生全部的学术思想及其演变的轨迹来分析，这种变化又是有内在的逻辑可寻的。由于篇幅所限，关于这方面的分析，本文只好从略了。

古代文学大全篇4

关键词：鬼吹灯古代文学文学传承

现代大部分的读者都有阅读网络小说的习惯或经历，进而使得网络小说的市场被推向巅峰，在此前提下，一部以盗墓为题材的网络小说《鬼吹灯》，在网络读者市场中受到极大的喜爱。《鬼吹灯》这部小说，以盗墓题材为主，其中讲解了许多古代文学当中的传说、神话，激起了读者对古代文学的探索心理，通过《鬼吹灯》使得许多已经不太为人了解的古代文学典故，重新被人记起，从而使古代文学的传承之火再次被点燃。

1.《鬼吹灯》网络小说概述

网络小说《鬼吹灯》，是一部以盗墓为主要题材，介绍古代传说、神话的小说，通过书中人物的关系交织、探险旅途，将读者引向一个个充满未知魅力的精神世界[1]。在《鬼吹灯》小说当中，借用了许多古代文学的典故、古代事迹等等，例如“黑狗血、狐妖”等等充满古代神秘色彩的设定，使得整篇小说都带有离奇的意境。

基于现代人海量的信息，许多古代文学作品实际上已经鲜为人知，甚至有部分已经丢失，而通过《鬼吹灯》小说，使得许多读者重新了解了古代文学，促进了现代人对古代文学的兴趣，进而所形成的不仅仅是了解《鬼吹灯》书中的古代文学，而是使得许多读者，自行去查询古代文学作品，所以，从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角度上来说，《鬼吹灯》小说为其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随着《鬼吹灯》小说被大多数读者喜爱，许多作者开始以其为参照，撰写了许多不同题材的文学作品，其中包含了大量的由古代传说衍生出来的幻想类作品，且种类繁多。古代文学的传承不仅仅限于神话传说题材，应该更加全面地进行传承和发展，，但是我们要看到，传承和发展不是没有根据地胡编乱造，不是一味追求古怪神怪，应该在传统文化里发掘新意，合理想象，切记不能将历史进行篡改、歪说、胡说。

2.时代标志下的传承

在当下的网络文学市场当中，表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局面，网络文学尤其是网络小说异军突起，百花齐放。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只是网络文学更具时效性，更新特别快，传播更广更快，也更容易受到读者的追捧和欢迎[2]。在这支网络文学大军中，以《鬼吹灯》为代表的“灵异”小说很受作者欢迎，也衍生出如《盗墓笔记》一类的优秀盗墓小说系列。如何在现代背景下更好地传承古代文学，当然不能完全以读者的受欢迎程度来作评判，比如目前最受人追捧的题材主要为：玄幻、修仙、盗墓、灵异等，这只是传承和学习古代文学的一个方向，而不是唯一。非常有必要对现代文学作品进行研究和总结，探寻和发现此类题材对古代文学的发展。

古典文学也要依托网络文学的时代特性，进行更加广泛地传播，从这个角度来说，《鬼吹灯》在传播古代民间传说方面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作用。而作为读者也要肩负起古代文学传承的责任，自觉拒绝趣味低级的所谓文学作品，学会品读经典，提升自觉的阅读和鉴赏水平。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上来说，网络小说通常都是以连载的形式进行创作，即将创作完成的部分先行放出供读者阅读，再进行后续创作，网络小说本身的“生杀大权”是掌握在作者手上的。在此前提下，为了实现更好的古代文学传承，某些无法引起读者关注，又缺少传播价值和阅读价值的文章，作者也会逐渐放弃连载创作。

3.现代网络小说古代文学资源传承特点

3.1二次型创作

以《鬼吹灯》小说为例，因其中涉及了许多古代文学作品，从创作的角度上来说，《鬼吹灯》小说的作者，就是在古代文学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二次创作，使得传统文学能够变得更为现代人接受[3]。通过二次型创作的方式，确实能够加强读者对古代文学的理解，以此加快古代文学传承的效率。古代文学的原著，古时候的书写方式、言辞用法，一般读者往往晦涩难懂，如让现代人直接去阅读原著，除了特别喜爱并且有一定古文功底的作者，以及出于研究的需要去阅读外，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表现出兴致阑珊的状态，而通过二次型小说，将古代书写的风格，转换成现代的白话文，且通过故事进行新的演绎，加之小说本身剧情、人物、题材的穿插，使得古代文学的魅力进一步的得到提升。

3.2网络小说阅读便捷性

基于以往的角度上，如果想要读取一本小说，那么就需要前往图书馆等地方进行阅读，并且可能需要付费阅读，在此前提下，就使得读者的求知欲往往被这些因素所限制，而反观现代网络小说市场，其绝大部分的效果，都存在免费阅读的特点，并介于网络本身的便捷性，使得阅读的行为在网络当中十分便捷，可以满足读者的个性化需求，以此在网络阅读便捷性的基础上，对于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也有相当的推动作用。

此外，许多古代文学的原著作品，在现代依旧属于难以接触的阶段，在此前提下，就造成了近代对大部分的古代文学被人遗忘的现象，但同样基于网络阅读的便捷性，使得古代文学更加容易被人接触，即使在网络小说作品当中，对其内容表达的不完全，但将中心思想、核心内容阐述全面，就足以保障文学传承的全面性。

3.3兴趣的形成

基于上述的观点，许多现代网络小说，在引用古代文学作品时，为了不影响作品主体，只会引用古代文学当中的核心部分，即古代传说或者典故，仅仅是现代文学的引子。基于读者的角度上而言，网络小说能够培养读者对古代文学作品或者古代历史典故的兴趣，这就非常不错了。网络小说，可以减少古代文学在传播方面一定程度的缺陷，会激发出读者的求知欲，促使读者去寻找与之相关的文学作品，甚至去拜读原著，在不知不觉之间完成了文化的傳承。

3.4古代文学焦点化

在热门题材的网络小说被广大读者追捧的前提下，许多古代文学也成为了读者眼里的焦点，例如喜欢阅读灵异题材的读者，就对其中的“粽子、黑驴蹄、黄皮子”等一类的名词十分熟悉，进而在与同好的日常交流当中，逐渐将此类名词带入，使得该古代文学名词成为日常的焦点，如此一传十，十传百的效应之下，使其传播面成几何级增加，进一步将此类名词升级为社会层面的焦点。

4.现代文学作品当中古代文学传承的不足

4.1古代文学题材引用较为单一

不少的现代网络文学作品，可能因作者写作能力的局限，或作品主体剧情的局限，使得在引用古代文学时，往往会出单一化的不足现象，这对整体的古代文学资源传承存在不利影响，很好地传承古代文学往往成为空谈。现代网络小说市场，想要在其中成为一个单纯的作者十分简单，但大部分的作者，由于写作水平的限制，无法使作品融入更多新的古代题材和古代人文因素，很多时候都是重复和翻版，缺少优秀的创新点。现在的网络写作者往往浮躁，喜欢跟风和模范，比如一部《鬼吹灯》的走红，就有无数作者对其进行简单的模仿，甚至是写出很多水平低下的纯“鬼故事”，留下的是垃圾文字和恐怖故事，缺少古代文学的美感。这对古代文学资源而言，不但起不到发展作用，反而减弱的传承力度。

4.2古代文学融入深度不足

从《鬼吹灯》这部网络小说当中，可以很明显看出，小说主体的剧情与古代文学融为一体，使得两者形成互相衬托的效应。在《鬼吹灯》小说的火热状况下，很多读者都对古代民间故事传说有很强的探索兴趣，一时间各种版本的民间传说被读者挖掘和整理出来。但是也有一些网络写作者，为了博得读者的点击量而胡编乱造，甚至歪曲历史传说，缺少对古代文学的敬畏和研究，这些作者不能很好的将古代文学与自身创作思路进行融合，这类作品往往生硬、无趣。这类文章往往把古代传说或者典故当作噱头，而缺少扣人心弦的情节和引人入胜的故事，更没有深度的思想。这种文章，混淆视听，曲解历史，是对读者极不负责的体现。

5.改善现代文学作品当中古代文学传承不足的措施

5.1把关作者写作水平

实际上，作家是一个高尚的职业，需要有很好的语言功底和艺术水平。而在现代网络小说的作者群中，具有作家能力的人员终究占了少数，大部分作者的语言功底和艺术水平存在不足，如此导致许多粗制滥造的网络文学作品出现，不仅对网络小说市场造成了不利影响，还对文化的传承造成阻碍。为了传统文化的传承、维护网络市场的纯净，应该对网络文学作品进行把关审核，并对各大网络平台进行监督、审查，最终通過相关机构与网络平台的内外管理，确保了作者的各项能力，进而优化网络小说市场整体的质量，促进古代文学传承的完善。

5.2加深古代文学的融合度

要实现现代网络小说与古代文学的高度融合，需要我国文学写作者整体素质能力的提高，还要加强对青少年古文化学习的培养，从娃娃抓起，不忘经典。在作者有意识的推动作品与古代文学融合的前提下，使作品与古代文学经典形成互相帮衬的关系，如此有助于作品质量的提高。

5.3杜绝曲解现象的发生

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的曲解现象，在现代网络小说中十分常见，纯属误导读者的行为，使读者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理解出现偏差。对此类作品，各大网络平台应当严格管制，杜绝此类作品的出现。要实现此点，应当由相关的监管部门，针对曲解古代文学的行为，制定出相应标准，要求网络媒体、平台严格依照标准对现代网络作品进行管理，对自身平台中的每个网络小说作品内容进行核查，在平台中出现了曲解历史、歪曲传说等现象，一经发现必须立即下架，以保障古代文学在现代网络中传承的环境。

参考文献 

[1]孙蔚.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探析[J].当代青年月刊.2015 

[2]姜慧.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的关系研究[J].大众文艺：学术版.2016 

[3]郑瑞卿.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J].好家长.2015 

古代文学大全篇5

 

提及历史课程与教学内容的处理，历史教学研究者们往往会从宏观的角度概括出一些大的原则。毫无疑问，这些原则有助于历史教师从整体上把握历史教学内容的处理。但是，历史教师的日常工作毕竟是以“课”为单位的历史教学内容处理。因此，以问题案例分析的研究形式来深入剖析课时历史教学内容的处理更具实效意义。

 

由于“以本为本”历史教科书观的根深蒂固，大多数历史教师已经丧失了历史教学内容的研究意识和能力，习惯于“照本宣科”，一些重要的历史隐性知识得不到应有的挖掘，致使历史教学内容缺乏弹性和连贯性，历史知识点干瘪而散乱。以高中历史新课程“古代希腊民主政治”一课为例，历史教师一般是从产生条件、发展阶段和历史影响三个方面来处理教学内容的。这种处理无可厚非。但是，这种显性历史知识框架如果失去必要的隐形历史知识的扎实支撑，就会沦为空中楼阁。由于隐性历史知识常常被大多数历史教师忽视，我们权且称之为历史教学内容的盲点。

 

下面就高中“古代希腊民主政治”教学内容处理中的若干盲点问题予以列举和分析，目的不在于就课论课，而是从中探求处理课时历史教学内容的思维方法。

 

一、在地理空间范围上，今天的希腊只是古希腊的核心区域。

 

历史是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展开的。近代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虽不可取，但也揭示了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重要影响。在传统历史教学下，历史教师重视手工绘图。随着多媒体历史教学的普及，下载现成的历史地图成为通行做法，笼统展示而不求甚解的用图方法相当流行。

 

以本课为例，教师一般会展示“古代希腊图”，但会忽视古代希腊与今日希腊在地理空间范围上的关系问题。今日希腊是指希腊共和国，它是一个主权国家，位于巴尔干半岛南端，三面环水，首都在雅典。古代希腊不是一个统一国家，而是数百个独立城邦国家的统称，其地理范围不但包括今天的希腊本土，而且遍及爱琴海诸岛、爱奥尼亚群岛、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小亚细亚和北非在内的整个地中海沿岸区域。因此，有些学者也把古希腊文明看作古代地中海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雅典在古希腊城邦国家中的文明成就最高，也是古希腊文明的核心区域。要言之，古希腊的地理范围包括希腊本土的核心区域和环地中海的殖民扩展区域。

 

二、在时序坐标上，古希腊民主政治处于古希腊城邦历史的发展阶段。

 

历史在时间长河中奔流，时间是历史前进路上的标尺，历史学是以时间延续来构成学科系统的。过去的历史教学大纲强调按照年代顺序，具体讲述历史。新修订的初中历史课程标准提出：“依照历史发展的时序，在每个版块内容设计上，采用‘点——线’结合的呈现方式。”①美国历史科国家课程标准把“年代的思考”列为历史科能力的第一项;英国历史科国家课程标准也把“时序感”作为历史科能力的首项。

 

在高中历史课程内容的专题史架构下，历史大时序有弱化之嫌。以高中古希腊民主政治的时序教学为例，教科书为了聚焦民主政治，往往重视其内部小时序，把雅典民主政治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予以清晰排列：第一阶段，公元前6世纪初，梭伦改革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第二个阶段，公元前6世纪末，克利斯提尼改革确立雅典民主政治;第三个阶段，公元前5世纪，伯里克利改革开启雅典民主政治的“黄金时代”。这样一来，雅典民主政治的外部大时序就被弱化了，其城邦历史时序定位也就隐而不彰。因此，教师在明确雅典民主政治内部小时序的同时，还要注意梳理其外部大时序：

 

公元前2000年，爱琴文明时代。

 

公元前1200年，荷马时代。

 

公元前800年，城邦时代。(包括城邦形成期和城邦繁盛期。)

 

公元前336年，希腊化时代。

 

显然，雅典民主政治处于古希腊城邦历史的发展阶段，而“城邦”也就成了理解雅典乃至古希腊民主政治的关键。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库朗热的《古代城邦》、杰弗里·帕克的《城邦》和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等著作都聚焦古希腊城邦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当代世界史专家何顺果一语中的：“城邦是解读希腊文明全部问题的钥匙。”②2013年全国高考文综卷第26题考查的就是古代雅典的城邦民主政制。

 

三、在课题定位上，古希腊民主政治不仅是一个时空概念，更是一个区域文明单位。

 

了解古希腊的空间范围和时序定位，还只是最基本的浅层次历史学习，因为在历史时空的表层之下，有着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内涵，这就是古希腊的民主政治文明。关于文明史，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分析历史的单位是文明，并列出了世界历史上的20几种文明。布罗代尔认为，文明史是长时段的历史变迁，较之稍纵即逝的短时段的政治和军事事件，文明对历史变迁的影响更为持久和稳定。杨宁一认为：“文明史观在很大程度上涵盖了整体史观和现代化史观的基本内容，因而是一种更为宏观的历史观。”③在笔者看来，文明史视角能够使后来者以一种平和、宽容、客观和现实关怀的心态去同情地理解历史文明遗产。目前，以文明史冠名的中外通史性著作令人目不暇接，上海市的历史新课改明确以文明史为体系框架，全国历史新课改也把文明史作为历史线索之一。可见，以文明史来统整历史教学内容已逐步成为历史教学界的共识。据此，历史教师应当站在文明史的高度去审视本课的教学内容，把古希腊的民主政治提升到古代地中海区域文明的层次。当然，古希腊文明涉及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等多方面，就本课而言，主要聚焦于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制度文明。

 

四、在古希腊城邦政治文明类型上，雅典民主政治无疑是其典型代表。但它并不能够代替古希腊城邦政治文明的多样性。

 

关于古希腊城邦政治文明的教学，教科书聚焦的是雅典民主政治，而且详细叙述了它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内容。显然，这种单点突击式的内容编排有利于凸显教学重点，但也容易以偏概全，使师生误把民主政治与古希腊城邦政治文明等同起来。

 

实际上，从纵向时序和横向时序结合的角度看，古希腊城邦政治文明经历了孕育、形成、成熟、传播和衰落等非常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其间，古希腊城邦政治文明不仅得到本土因素的滋养，也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这就使得古希腊各个城邦的政体不都是整齐划一的公民民主制，也有君主世袭专制、贵族民主制、贵族寡头制和僭主独裁制等其他类型。例如，斯巴达城邦的政体就倾向于贵族寡头制，权力集中在少数富有的贵族手里;雅典城邦的政体则倾向于公民民主制。当然，相较古希腊城邦的其他政体，雅典的政体具有典型的历史优越性和成熟性。

 

五、在课题立意上，雅典民主政治文明的本质特点是城邦公民原始直接民主制。

 

谈及古希腊政治文明，人们下意识地就会想到“民主”，教科书的主体内容呈现的也是雅典的民主成就。这是一种典型的希腊民主观，它容易使今人夸大或迷信古希腊的政治民主成就，忽视其本质特征。雅典民主政治的要义有三：

 

1.城邦至上。

 

如前所述，城邦政体是古希腊民主政治的基础要素之一，何顺果把古希腊民主政治形象地比喻为“城邦制的产儿”。①关于古希腊城邦形成的地理因素，诸如环海、岛状、多山等散裂特点早已为人们熟知，其数量众多、小国寡民、城乡共生、独立自治等外部特征也被经常提及。但是，历史教学界对城邦政体的内核却鲜有深究。

 

从城邦的内核看，她是一个集军事、神权、经济、政治、文化于一身的联合体。在数百个城邦为了生存而常常诉诸战争的动荡环境下，许多城邦为了激发全体成年男性公民参战的热情，需要最大限度地赋予他们各项民主权利，确如修昔底德借尼西阿斯之口所说：“男人就是城邦。”②另一方面，城邦也要求公民必须绝对服从她，如强制男子当兵、禁止男子不婚等。此外，古希腊城邦盛行祭神、占卜等活动，雅典娜、宙斯、赫拉、普罗米修斯都是有名的城邦神，古希腊奥运会就是为宙斯举办的，城邦的战争决策等许多大事经常由神谕来决定。因此，敬神乃城邦铁律，苏格拉底正是因为不敬城邦神而被处死。

 

由此可见，在“城邦至上”理念下，城邦可以全权支配公民，公民完全属于城邦，其个体民主权利往往受到极大限制乃至漠视。

 

2.少数成年男性公民。

 

在雅典民主政治的繁盛期，公民的参政途径和方式广泛而多样。从参政途径看，公民大会、公民代表议事会、公民陪审法庭以及除十将军以外的各级公职均向全体公民开放;从参政方式看，举手表决、公开投票、秘密投票、抽签选举、轮流坐庄等不一而足。据此，有些学者将其概括为“主权在民”。其实，在雅典，享有公民资格的一般是父母祖籍均属本邦的成年男性，有些城邦还对成年男性的公民资格附加财产和自备武装服兵役的严格限制，妇女、奴隶、外邦人和边区居民则被排斥在公民之外。从学者的统计看，雅典全盛期的公民与非公民比例关系不一，但公民占全体居民少数的结论是一致的。因此，雅典的民主只是少数成年男性公民的民主。

 

3.原始直接民主。

 

雅典的民主形式是公民直接参与城邦公共事务的管理，以多数票作为决策依据。这种直接民主制有利于调动公民的参政积极性，但也容易造成多数人的“暴力民主”，苏格拉底就是被民主地、合乎民意地、合乎法律程序地处死了。

 

六、在古希腊民主观上，我们要注意剥离既往知识界因时代需要而人为增添的附会成分，明确古典民主与近现代民主的区别与联系。

 

近代以来，谈及古希腊特别是雅典的民主政治，西方和中国知识界的主流观点都是一边倒式的高调赞誉，“西方民主的源头”“民主的黄金时代”“民主的奇迹”“民主的光荣”等让人目不暇接。在这种相沿成习的话语系统下，雅典民主已经脱离了特定历史时空的限制，变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因此，要还原雅典民主政治的历史面目，就需要了解近代以来古希腊民主观不断强化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过程。

 

从世界史的角度看，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伴随着资产阶级反专制求民主的现实政治需要，西方思想界从古希腊民主中寻找和挖掘历史根据，以便古为今用。久而久之，古希腊民主制中的优秀成分被层累式地叠加放大，而糟粕部分则被忽视和掩盖，甚至还牵强地从古希腊神话中寻找民主因子。

 

从中国史角度看，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承袭了西方近代思想界古希腊民主观的热潮，他们“言必称希腊”，民主不离口，人为地拔高古希腊的政治民主成就，无视其原始特征，形成了浓郁的古希腊民主情结，流波及今。

 

今天，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古希腊民主内容增加了其历史局限性部分，但由于篇幅小而且概括性强，妨碍了师生的深入理解，极易模糊近现代民主与古希腊原始民主的界限，违背“名从主人”的历史教学原则。

 

关于“民主”的概念，根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说法，主要有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直接民主是指由全体公民按多数裁决程序直接行使政治决定权的政府形式。间接民主是指公民通过由他们选举并向他们负责的代表行使政治决定权的政府形式。据此，古希腊的民主政治是一种直接民主制，具有排他性、原始性和动荡性特征;而近现代民主政治是一种民族国家的全体国民的间接民主制，具有广泛性、平等性、成熟性和稳定性特征。因此，具体把握古希腊民主政治与近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区别是必要的。

 

1.两者民主政治的基础不同。

 

古希腊民主政治的基础是城邦国家，近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是民族国家。城邦国家的特点是政教合一，城邦至上，公民完全受城邦的支配，个体的独立性无从保护。近现代民族国家的特点是政教分离、有限政府，公民既属于国家又享有个体独立性，公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不受国家公共权力的侵犯。

 

2.两者的公民含义和范围不同。

 

古希腊的公民一般是指父母祖籍均属本城邦的成年男性，公民在全体居民中居于少数。近现代公民是指具有某国国籍并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全体居民。

 

3.两者民主政体的结构与特点不同。

 

古希腊雅典的民主机构主要包括公民大会、议事会和陪审法庭，这三大机构已经具有分权的倾向，但是，它们之间缺乏法定的制衡机制，公民大会的权力独大往往带来许多决策失误。近现代民主国家的机构主要包括议会、政府和最高法院，它们之间不但具有明确的权力分工，而且还相互制衡，从而避免重大的决策失误。

 

4.两者的民主形式不同。

 

古希腊雅典的民主形式是公民直接参政的直接民主，它带来的是外行治国和以多数牺牲少数的结果，古希腊三大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表达了对这种直接民主制的批评，苏格拉底还因此死难。近现代的民主形式是公民通过自己选举的议员来间接参政的代议制，它带来的是专家治国和有效保护少数的机制。

 

5.两者的历史影响不同。

 

古希腊雅典的民主政治昙花一现，经过罗马帝国的冲击、蛮族的入侵和基督教的传播，其民主传统早已中断，中世纪的人们已经不知古希腊民主政治文明为何物，它留给后人的只是对民主精神的憧憬和向往。近现代西方民主不是对古希腊民主的直接承继，而主要是缘起于中世纪英国议会制度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第一块基石是《大宪章》，历代英国国王曾经44次确认《大宪章》的基本原则，其历史影响惠及欧美的宪政民主进程。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聚焦高中古希腊民主政治的教学内容盲点，无意否定和淡化古希腊民主政治的成就，目的只是为广大教师历史地、全面地、准确地把握古希腊的民主政治教学提供参考。

 

【作者简介】范红军，男，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历史教学论研究。

 

古代文学大全篇6

关键词 古建筑；消防技术；安全；保护体系

中图分类号 TU99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671-（2013）011-0202-01

我国逐步加强古建筑开发使得古建筑的消防安全问题得以重视，但是由于古建筑存在各种复杂的原因，古建筑的消防保护问题也就显得非常突出。古建筑的消防保护技术是保护古建筑安全的重要手段，必须从经济、科学的层面上开展古建筑的消防保护工作。

1 古建筑消防安全现状分析

1.1 火灾隐患比较多

古建筑主要是木质结构为主，所处的环境也是比较复杂，因而也就存在大量的火灾隐患，消防安全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古建筑的消防保护工作存在损失大，危险性高、影响大、预防难、扑救难、控制难和管理难等问题，这些问题使得古建筑的火灾事件频发，古建筑的 消防安全形势十分严峻。

1.2 消防设施建设滞后

由于古建筑所处的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各项保护费用的短缺使得很多古建筑的消费那个基础设施比较落后，普遍存在消防费用投入不足的情况。同时古建筑的分布也是比较分散，再加上城市消防体系的不完善，很难将古建筑纳入到消防保护体系中，这使得很多古建筑在消防资金投入和管理上面存在重大缺陷和不足，无形之中增加了古建筑的消防管理的难度。

1.3 古建筑缺乏现代消防制度

除了一些比较重要和知名的古建筑有比较完善的消防保护体系，大多数的古建筑并没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有关规定建立现代消防安全制度，即使一些古建筑建立消防安全责任制，但是也普遍存在有法不依。有责不负和有规不守等问题。由于消防保护体系的短缺，再加上现代兼职法律法规不适合古建筑消防工作中，使得古建筑的消防保护体系几乎没有，这样很多古建筑存在大量的消防安全问题。

2 现代消防技术的先进理念

古建筑的消防保护体系户主要包含两个方面：消防安全和木构古建筑保护。这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综合研究问题。在构建消防保护体系的过程中，不只是需要保护财产和生命安全，还需要确保古建筑具有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会受到任何形式的损坏，尤其是后者更为重要。现代消防技术已经向绿色环保化、信息智能化和性能化的方向发展，这些研究成果都为构件古建筑的消防保护体系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思路，也只有运用先进的现代消防技术才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古建筑的安全。

2.1 绿色环保化

我们各项生活活动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古建筑的绿色环保化保护手段运用到消防安全中也是适合这一趋势。火灾发生之后必定会产生对环境污染和破坏的物质，如果不能够选择绿色环保技术，在扑救火灾的过程中必定会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绿色环保化不仅能够快速扑灭火灾，还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古建筑的价值，这也是现代消防技术需要首要解决的问题。

2.2 信息智能化

信息智能化是运用信息科学技术、计算机技术、遥感技术等现代高新技术与火灾控制扑救相关知识相结合，对现场的火灾快速制定出处理对策，这也是现代消防技术必须具备的特点。在古建筑的消防保护体系中采取信息智能化技术，在面临火灾的时候能够最大限度确保扑救速度和古建筑的文物价值。

2.3 防火设计性能化

防火设计性能化是以火灾安全学为基础，研究出全新的建筑防火设计方法，运用安全学的方法和原理，根据建筑物的性质、内部可燃物和结构等具体情况，对建筑的火灾破坏性和危险性进行综合的评估，从而制定出合理的防火方案，构件安全可靠的消防保护体系。

3 古建筑消防保护技术体系

古建筑一般年代比较久远，消防规划也就必定缺乏统一规划，消防保护措施和设施也是比较落后，再加上一些古建筑的环境使得古建筑在发生火灾之后的扑救具有很高的难度，因此运用现代消防技术对于构建古建筑的消防保护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下面将介绍现代消防技术在古建筑中的应用。

3.1 科学规划消防布局

木构古建筑的周围环境和建筑本身的内部构造严重影响古建筑的消防安全，给构建消防保护体系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因此科学规划古建筑的消防安全布局，能够降低古建筑的消防负荷，有效减少火灾发生的可能性。

古建筑的消防安全布局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第一，古建筑的利用和开发必须要在有利于保护的原则下开展，逐步减少古建筑的危险源；第二，控制古建筑周围用地的规模和性质，调整不适合保护古建筑的保护措施；第三，避免在古建筑内部和周围出现娱乐、生产等危险性较高的活动。

3.2 构建合理的消防通道

古建筑中普遍存在消防通道不畅等问题，如果采取拆除部分价值较低的结构来构建消防通道，看似提高古建筑的消防安全，实际上却破坏了古建筑的整体性。古建筑的消防保护体系必须遵循“保护为主，消防为辅”的原则，根据实际问题构建消防通道。

构建消防通道首先要充分利用古建筑周围的场地和空间，减少对古建筑内部空间的依赖；其次合理组织内部消防通道，根据不同古建筑的特点和消防车的尺寸以及转弯半径设置合理的消防通道；最后是加强人员疏散路线的设计，避免消防救援和人员疏散设计之间产生交叉和干扰，以免影响消防扑救和安全疏散。

3.3 灵活设置消防水源

设置消防水源要结合古建筑所处环境的实际情况，水源布置要灵活多变。例如靠近河流等天然水源，可以就近建立消防车取水设施；水源比较困难的古建筑可以利用地形修建天然储水池用于消防扑救；位于城镇之内的古建筑可以充分利用城市内部的供水网络，设置室外消防栓系统等。消防栓系统的管道必须埋于地下，避免出现占用地上空间，要遵循保护古建筑的原始风貌有利的原则。在需要扑灭火灾的过程中依靠消防栓和其他消防设施基本上可以控制和扑灭火灾，这样可以不用在古建筑内部设置消防通道而对古建筑的结构造成破坏。古建筑的消防栓系统能够有效地保护古建筑的价值。

4 结语

木质古建筑的消防保护体系的构建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涉及到安全科学、消防知识、建筑知识等多个学科和研究领域。现代消防技术的发展也是以多学科为基础，存在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和融合。因此古建筑的消防保护体系必须应用现代消防技术。

参考文献

[1]张兴容，李世嘉.安全科学原理[N].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2.

[2]隋鹏程，陈宝智，隋旭.安全原理[N].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3.

古代文学大全篇7

摘要：由于初中物理学习阶段对物理的学习多为定性分析、相对简单等特点，将中国古代物理适当地引入初中物理教学中是可行的。在初中物理教学中用现代物理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物理并围绕教学目标适时引入中国古代物理，并能对学生的物理学习、文化素养产生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中国古代物理；初中物理

【中图分类号】G633.7

在初中阶段。学生由于数学工具和逻辑思维的有限，不要求物理学习过程中过多运用数学工具和逻辑思维的方法。在初中物理教材中曾指出，研究自然界中的力现象、声现象、热现象、光现象、电现象和磁现象等物理现象，找出其中运动变化的规律，并阐明其原因，这是物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1]初中物理较高中物理简单，初中物理教学对许多物理现象注重定性分析，对定量计算要求不高，到高中物理才注重更深层次的研究。

一、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

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在古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我们的先辈在进行各种生产活动中不但获得了物质财富，而且也对各种现象从熟悉到渐渐地有所认识。这种认识活动最终形成了古代的科学知识。中国古代物理学成就几乎全是中国人自己独自创造出来的，最著名"四大发明"为大家所熟知了，除此之外我国还有许多古代科学知识。公元132年，东汉的张衡制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地动仪发明用以测定地震的震源方向；西晋张华的《博物志》中记载有"今人梳头，脱著衣时，有随梳、解结有光者，亦有咤声"，叙述了起电现象，既看到静电闪光，又听到放电声；《宋史・僧怀丙传》记载宋僧怀丙曾于宋治平三年（1066）左右用浮船打捞沉落江中的万斤铁牛，"以二大舟实土、夹牛维之，用大木为权衡状，钩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这是现代起重浮艇原理的最早应用。在明代及以前中国古代物理学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由于欧洲近代物理学的兴起，它才显得落后了。

二、有助于学生物理学习兴趣的培养

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物理本身是一门逻辑性很强的理科学科，初中学生刚开始接触物理，只有学生对物理有了兴趣，才能会自觉地、主动性学习物理。现在有许多古装剧、穿越剧影视作品流行，在教学中不仅把日常生活、生产劳动中发生的物理现象、问题与教材中的物理知识紧密联系起来，还可适当地把中国古代物理引入教学中。可以让学生从方中国古代物理科学方面了解古人的生产生活，既满足了学生的好奇心，又培养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在讲滑轮知识时可以讲下我国古代使用的辘轳，古人用辘轳这种简单定滑轮打井水，即联系实例又联系了中国古代科学智慧，增加了学生的兴趣。

有些中国古代物理本身具有其神秘性和趣味性，学生在生活中自然会接触到的一些历史、人文知识，其中就有涉及到中国古代物理科学的。如：在北京天坛的圜丘坛最上层中央的圆石上面虽小声说话，却显得十分洪亮。所以每当皇帝在这里祭天，其洪亮声音，就如同上天相助一般，加之祭天时庄严的气氛，更具神秘效果。其实这是明代建造天坛的工匠利用建造在周围的石栏，将声音反射回来，回声与原声混合使听到的音量增大。曹冲称象这个故事是表现曹操儿子曹冲才智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家喻户晓，而真正理解其中物理知识的同学可能很少，曹冲曾经提出"以舟称象"法，正是浮力原理的具体运用。教师结合这个故事讲授浮力知识，在讲故事的同时用浮力知识分析曹冲称象的物理原理。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活跃课堂气氛，使学生在学习知识逻辑性严密的物理过程中有愉快的感受，又让学生明白了其中的"奥秘"，怎不使学生感到物理的乐趣呢？

三、有助于学生学习和掌握物理知识

引入中国古代物理到物理教学中，寻找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知识和西方近代的相似和不同之处，这是我国学生在学习物理时所需要跨越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代创造的文化的综合，它代表和反映了我们祖先的心灵和智慧。由于它具有被社会所接受的认同性和稳定性，它对学生对待物理学的认识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又是潜移默化、根深蒂固的。[4]而中国古代物理不乏实证、逻辑思辨，如《墨经》是科学、逻辑学和哲学著作，其中记载了世界上最早的小孔成像实验。在初中物理教学中用现代物理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物理并围绕教学目标适时引用，更贴近我国学生学习物理的文化环境。历史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心理、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成功的现代民族教育不仅要善于克服传统文化中的因素对现代改革的阻力，而且要善于利用传统文化作为现代教育革新的力量。[5]

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上的物理学学科，古代物理知识同农、医、天、算比较要分布零散得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虽然受到封建制度带来的中国的物理学停滞性，但仍然能处在当时的世界前列。

古代中国形成了独创独特的实用物理体系，这是中国古代的古代物理学的发展的其显著的优点也是明显的不足，这也决定了它未来的发展趋势。西方物理学的发展善于吸收先进的科学文化，数学方法、观察方法、实验方法、形式逻辑等应用到物理学中，在注重实用的同时更注重理论的研究。将将中国古代物理引入初中物理教学中让学生在这个过程，明白前人研究物理的优点和不足。"古代中国物理"和"西方物理"在物理课堂上融合在一起，让学生了解学习物理的方法不能像只是对物理现象经验性的描述与研究，学会运用数学工具、逻辑思维等方法学习物理。

四、有利于中国文化弘扬和传承

中国古代物理具有鲜明的时代文化、民族文化烙印，古代物理科学中蕴含传统的文化，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文化传统的变化是微弱的、渐变式的，然而，中国物理教育的内容、方法却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全西化了，中国物理教学在教学模式上完全运用了西方的教学模式，然而在心理上却在不自觉的运用着中国传统的物理文化观。中国物理教学，无论是大学里进行的物理教育，还是中小学进行的物理教育，都已经在百年来的进程中完全放弃了中国古代的传统物理文化。[7]

参考文献：

[1]封小超王力邦.物理课程与教学论[M].科学出版社2005：11

[2]刘树勇白欣.中国古代物理学史[M].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

[3]朱瑞丽，刘磐修.中国古代物理学史与当代爱国主义[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4）：121-126.

[4]张晓灵.物理文化与中国传统物理文化的边界研究[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08.

[5]徐丽丽.大学物理教学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策略研究[D].合肥：合肥工业，2011.

[6]张晓灵.物理文化与中国传统物理文化的边界研究[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08.

古代文学大全篇8

关键词：考古学；百越；民族史；研究 

百越作为我国古代早期历史上的一支重要民族群体，曾长久地活跃于祖国南方的大地上。他们是当地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与比之更早的当地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渊源关系。 

关于百越民族的情况，在先秦时期就见诸文献记载。正史《史记》、《汉书》等也都有所叙述。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专著或章节也记述了越族的历史情况。这些记载是后人了解和研究越人历史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由于百越地处南部一隅，社会发展水平又长期落后于中原地区，因而古代文献记载既简略又带有歧视性，百越的历史始终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领域的成果令人瞩目，对百越民族史的研究也甚为活跃，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一个高潮。《百越民族史》、《百越民族文化》一、《百越源流史》·等是其中的代表性论著。 

《百越民族史》是建国后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第一部专著。全书共分l3章，分别论述了百越的名称、分布、来源、文化特征、社会经济、社会性质、民族关系以及百越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等。附有《百越大事年表》，已故著名民族学家翁独健先生为之作序。 

《百越民族文化》是同一作者群体在《百越民族史》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写成的，两本书并无本质区别。何光岳撰写的《越源流史》是于l989年底出版的，主要依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其他方面的资料写成。在20世纪80年代还多次召开关于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全国性会议，并出版有《百越民族史论集》、《百越民族史论丛》、《百越史论集》、《百越史研究》、《百越民族研究》等论文集。 

《百越民族史》等一批论及百越史的专著尽管已经出版20多年了，但作为开山之作，我们在涉猎百越民族史时不能不读。因为其可谓集那一阶段百越史研究成果之大成，而在那次研究高潮之后，百越史研究并无大的突破。究其原因，一是有一批“文革”前就活跃于民族史学界、造诣颇深的专家学者，经多年积聚，正当年富力强之时，迎来了建国后前所未有的学术繁荣时期。他们的研究成果得以大量发表；二是改革开放后各地基本建设规模空前，考古新发现随之层出不穷。现在重新审视相关考古资料，不难发现为深入研究提供第一手材料、成为综合研究支撑点的重要考古发现成果大多出自20世纪70—80年代。这就为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相结合进行南方民族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良机。 

诚然，我们在把握某一领域学术动态时，必须充分关注最新科研成果，但比起一些昙花一现的所谓学术著作来，那些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旁征博引、论述精辟、经得起推敲而带有经典性质的学术论著更值得我们去仔细玩味。 

《百越民族史》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量借助考古资料及成果，经过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尽管其中有许多方面迄今尚无定论，但其仍不失为一家之言。如对百越非夏民族之一支的论述，对东瓯、闽越及西瓯、骆越相互关系及地望的考证都言之成理，颇为精审。《百越源流史》依托历史文献记载，不拘一格地运用各方面材料，对历史上的百越民族及其各支系进行了综合研究，立论大胆而新颖。 

《百越源流史》和《百越民族史》反映了百越史研究的两种倾向。 

《百越源流史》一书使用的考古资料屈指可数，在其他材料的选用上也略显杂芜，有牵强附会之感。突出表现是将作者认为属于百越族系的各南方族群的源头绝大部分都追根到北方中原甚至是西北地区，对各族群迁移流向的研究也过于宽泛，解释随意，缺乏过硬的证据。由此可以看出，仅仅依靠文献记载和其他更为间接的材料是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 

在文献不足征引的情况下，大量运用考古资料是《百越民族史》一大特色。作者在论述族属的来源及分布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借助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成果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应当说把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相结合进行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早期历史的研究，是史学研究寻求突破的一条有效途径。但《百越民族史》也存在过分倚重考古学资料的倾向，在与文献记载发生矛盾时，往往否定后者。 

任何学术著作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时代的局限性就会日益显露，但这又是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那种以今天的结论和视角去恣意评判、指摘前人以显示自己的正确的做法是不足取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首先观其成果是否尽可能充分地占有了当时所能提供的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其次是不苛求于前人，应尽量去吸收前人成果的合理成分，总结他们的得失，在其基础之上吸纳新的东西，力求有所突破，得出新的结论。 

通过考察上述有关百越民族史研究的资料，引发出笔者对考古学资料与民族史研究方面的若干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的关系 

在中国，考古学是广义历史学的一部分。经过新中国成立后近6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以其数不胜数的重大发现和辉煌成果，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最有成就的学科之一。正因为有如此巨大的成就，所以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具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在当今中国从事古代史综合研究，完全不理会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是不可想象的，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势必受到局限，对于先秦史的研究更是如此。 

尽管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和领域的不断拓宽，其研究成果越来越为历史学界所重视和吸收，但由于考古学本身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使得二者的结合难如人意，尚存在不少问题和难点。“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应该是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但考古学文化是由人通过主观意志对客观存在加以判断后确立的，因而这种主观判断并非总是正确的。事实上，考古学研究只能是不断地接近于历史的原貌，而几乎不可能完全复原之。 

正如张忠培先生所说：“对历史的认识只能是愈益增进，即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永不能达到完善的认识”，“一代一代的人们向着历史的真实走去，可是，这一代一代的人们只能接近这历史的真实，却永远摸不着它，更不能全面地认识这历史的真实”。在考古学实践中，我们看到在考古学文化的认定上，就中国而言目前还没有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完全取得一致意见的。即使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这类稍有历史知识的中国人就知晓的名称，对其内涵在考古学界仍有许多不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