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价值范文

新经济价值篇1

新经济激励超出竞争战略，从而大大加速了价值立异的过程，扩展了人类对于产品以及服务的开发规模

在新经济时期，1方面，知足人类衣食住行等基本糊口需要的狭义产品更为丰厚，而且机能价格比更为公道；另外一方面，计算机、手机、音像装备等许多超生存需要的高科技产品，被之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发出来，并快步走入往常百姓家。新经济时期是1个赶超的时期，不单单是范围发展的速度，更首要的是价值立异的速度以及塑造竞争优势的速度被提到至关的高度，超出竞争战略被愈来愈多的人所接受。超出竞争战略最大的特色在于自强而不是攻敌之弱，其核心在于价值立异，即用立异来创造出1种史无前例的价值，终究遥遥领先，取得价值垄断，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在超出竞争战略的指引下，顾客价值立异理念被挖掘出来并为大器的企业所采取。价值立异理论认为：被动地、单纯地知足顾客的现实需要是平庸者所为，发掘顾客的潜伏需要即引导以及创造顾客需要才是智者所为。由于受本身知识水同等良多因素限制，良多情况下，顾客常常并无将自己需求甚么搞患上很清楚，而倚仗于市场引导。也就是说，只有不断地知足顾客需要，创造、引导顾客需要，企业才能实现本身的价值并终究取得延续胜利。新经济无疑充沛给人以这类感觉，其以10倍数的速度创造出新的事物，并以公道的价格提供给消费者，令人类愈来愈充沛地享受物资文明；其所赋与企业的新理念则是不断的去发现新的利润区，挖掘传统视线下被忽视的价值。

新经济以网络经济的情势，开辟了广阔的虚拟空间以及虚拟产品，强化了人们对于虚拟价格以及虚拟价值的认识

新经济以网络为媒介，开辟了1个虚拟的电子空间，这与当年人类发明蒸汽机、发现电以及化学份子原子1样，都将推进人类社会的进步，都是革命性的进步。网络经济最大的特色也就是，其正在填补什物经济的不足，节省什物资源，改善人类生存前提，给人类带来逾额福利。在网络虚拟空间里，人们创造出富有想象力的虚拟产品，为人类带来极其丰厚的价值附加，而且现实世界的几近所有均可以在虚拟世界里找到映照，从而无穷地增大了价值范畴。

新经济的另外一个特色是网络与知识联络在1起，使其价值也拥有极大的虚拟性。对于于新经济产品，当市场对于它的需求无穷大时，其价格可以无穷高；而当市场1旦违离它时，其价值等于零，比如软件。由此可以看出，虚拟产品的价格弹性无比大，其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需求。网络股在一九九九～二00一年的表现可以充沛说明这个特色：当需求旺盛时，网络股的股价乃至高到难以用传统的财务评价法子以及价值评估模型来讲明，而当人们对于其信念不足，需求减少时，纳斯达克指数则1路下滑。

新经济让智力资本患上到解放取得其利用的地位，并通太高智力劳动超强地释放能量

新经济时期，知识价值在产品价值中的比重不断增添，乃至占了主要份额，比如，由克隆技术或者者基因工程创造的生物产品价值中，生物科学劳动创造的部份愈来愈多，人类的智力成份也愈来愈多。创制产品以及服务的劳动可分解为3个层次：高智力劳动、1般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高智力劳动最大特色是其创造性，而1般的脑力劳动以及体力劳动其实不必然拥有这类特性，其更多的表现为对于高智力劳动所创造的产品以及服务的复制以及加工劳动，这种劳动的损耗所构成的价值表现为对于科研开发创造的产品以及服务价值的附加。在新经济时期，价值的创造将愈来愈依赖于高智力劳动，而体力劳动构成的价值比重必然愈来愈低。而知识含量越多，产品价值就越高；知识难度越大，产品越难仿制，竞争力越持久，产品价值愈来愈依赖于相应的知识投入。

与此相对于应，如今智力资本被提高至关的高度。知识被作为独特的出产要素被认识，直接致使了高知识含量的企业的市场价值远远高于其账面价值，此间的巨大差额，即咱们所谓的“暗藏价值”，被瑞典的斯堪的亚（Sk and ia）公司的世界上第1份公然的“智力资本年度讲演”界定为企业的智力资本。这份讲演将智力资本明确界定为企业价值中不可缺乏的组成部份，突破了传统财务讲演的局限，被称为从工业经济时期转变成知识经济时期的里程碑。正如三00年前资本以及能源取代土地以及劳动力1样，独立于财务资本又可以转化为财务资本的非物资形态的智力资本正在取代资本以及能源而成为企业财富的主要源泉。也就是说，智力资本逐步取代财务资本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并逐步节制以及安排财务资本。

新经济建立了信念经济的典范，观念价值渐占上风，无形资产成为价值形成的主要因素

因为在新经济时期，企业所提供的产品以及服务更多的以信息或者知识形成，因此新经济的价值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的认知趣联络，并以人们认识程度为价值标准。这将之前对于于古董的价值认识无以复加地普遍运用。1个企业的品牌价值几何，至关程度上在于人们的价值观念。因而，新经济产品以及服务内含许多观念价值。在什物经济时期，许多商品中也包括观念价值，但到了新经济时期，观念价值更占了上风。经济运行的基础愈来愈树立在人们的信念之上，由于在证券市场上对于于1个企业股票的评价，是树立在对于这个企业未来获利能力的预期基础上的，当人们信念不足时，即便企业运行情况优良，股价也有可能被低估。

在此基础上，以人力资本类无形资产以及品牌为代表的无形资产正成为企业价值形成的主要因素。其实智力资本以及无形资产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同1个概念，智力资本可以被认为是对于无形资产根源的1种认识。如果说，智力资本还有待理论界统1认识的话，无形资产在经济糊口中施展的愈来愈首要的作用则已经为各界所公认。在经济虚拟化的趋势下，经济的无构成分日趋增大，有构成分相对于缩小，这使患上理论界把现今的财富价值比喻为“倒金字塔”，顺次为：人力资本、组织资本、顾客资本等各种无形资产＞＞有价证券（如股票）等各种金融资产＞＞商品以及真正的服务贸易＞＞物资产品固定资产。

新经济使核心竞争力患上到史无前例的注重，成为企业价值的首要指标

新经济价值篇2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怨恨；现象学；交易费用

作者简介：刘牧(1973-)，男，黑龙江哈尔滨人，经济学博士，北京化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经济哲学、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任会林(1980-)，男，河北省秦皇岛人，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经济学方法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0)01-0004-04　收稿日期：2009-11-24

新制度经济学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在理论上取得了很多重大突破，成为极富活力的经济学流派之一。新制度经济学强调经济学研究要回归“真实世界”，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与此同时，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其严密性和适用性受到一定质疑，目前尚未完全被主流经济学所认可。这促使我们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进行反思。本文尝试运用价值现象学方法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并初步揭示其迅速发展背后的社会心理基础。

一、交易成本分析范式的现象学分析

新古典经济学中把制度当作外生变量来处理，价格机制是经济活动既定的前提，其成因在经济分析中被忽略。新制度经济学的创造性在于把制度变成了内生变量，制度的起源和变迁都可以运用交易费用分析范式来解释。很多经济学家都曾给出过交易费用的定义。交易费用被视为经济活动中的噪声。交易费用的存在会增加交易的难度，当交易费用太高时甚至交易活动会消失。因此，制度的价值在于降低交易费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是假定交易费用为零，可是这一假定的逻辑结论是“制度没有必要存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也没有用”(诺思，2002)，因此制度的存在与变迁得不到合理的解释。交易费用分析范式的出现弥补了这一缺陷。交易费用从狭义的角度可以理解为市场交易活动所产生的成本，或“个人交换他们对于经济资产的所有权和确立他们的排他性权利的成本”(埃格特森，2004)。但新制度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对交易费用的理解越来越宽泛，张五常(2000a)甚至把交易费用定义为“鲁宾逊・克鲁索经济中不可能存在的成本”，即“制度成本”(张五常，2000b)。新古典经济学对人的基本假定是“完全理性”，即信息完全并且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无限的，而新制度经济学将这一假定修改为“有限理性”，即“个人为了获取信息需要耗费时间和资源。而且他们在处理信息和进行计划方面存在着有限的能力”(弗鲁博顿等，2006)，个体面临的外部环境始终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尽管人们可以被看作是意欲理性的，但是他们并非是超级理性的”(弗鲁博顿等，2006)。所以交易费用可以理解为不确定环境下进行理性选择所付出的成本。这两个前提缺一不可。如果否认不确定性，那么进行理性选择是不需要付出成本的，此时交易费用并不存在，这正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如果否认理性选择，即人们并不是“意欲理性”的，那么交易费用也将不存在。因为交易费用也是一种机会成本(埃格特森，2004)，而机会成本是对稀缺资源的不同用途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没有理性选择，也就没有机会成本，交易费用自然不可能存在。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倾向于认为交易费用存在于一切社会中(张五常，2000b)，是因为隐含了两个假定：理性选择是亘古不变的基本人性，不确定性是人类无法逃脱的宿命。但是如果能够证明交易费用的这两个前提的存在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的产物，那么交易费用的存在就不是绝对的。

首先，不确定性不是绝对的。新制度经济学家通常遵循霍布斯(1996)的思路，认为一切社会制度产生之前存在一个“自然状态”，此时自利的理性个体在逐利过程中会发生冲突，互相怀疑和猜忌，必然产生巨大的交易费用。但是舍勒(1999)认为“霍布斯丛林”非但不是一切社会的逻辑起点，反而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在原始社会和传统社会中，个人生活在生活共同体中并与之融为一体，“每个人都感到并懂得自己处于群体这一整体内部，都感到自己的血循环于这一群体的血液之中的”(舍勒，1999)，“共同感觉、共同愿望负担着全部价值：个人是群体的器官，也是群体的代表，群体的荣誉也就是个人的荣誉”(舍勒，1999)，此时不存在个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他人的思想感情被直接感受到而无需猜测，人与人交往时没有不确定性，交易费用也就不可能存在。而现代道德强调每个人只需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对他人的道德价值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人与人之间充满怀疑感和陌生感，“惧怕被竞争对手所骗的商人，其态度一般地已变成现代陌生感的基本态度”(舍勒，1999)，这时为了实现人际交往必然要付出高昂的交易费用。可见不确定性并非人类无法逃避的命运，只是在现代社会的产物。

其次，理性选择不是绝对的。汪丁丁(1996)认为如果将制度理解为博弈均衡的话，那么它并不是被参与博弈的个体所选择的。个体没有理性选择的自由，机会成本不存在，从而交易费用也不可能存在。从另一个角度说，由于机会成本是对稀缺资源进行选择的结果，因此只有当多种用途针对一项资源发生竞争时，理性选择才成为必要。因为相对于无限的欲望资源总是有限的，那么稀缺性就是人类无法逃避的命运。但如果稀缺性只是某种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那么包括交易费用在内的机会成本对人类来说就不是绝对的。通常认为旧石器时代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资源稀缺性问题较现代社会更为严重，因此狩猎一采集经济必然极度贫困。但是狩猎一采集社会实际上是“原初丰裕社会”，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欲求水平非常低，因此“狩猎者可以摆脱市场稀缺性的桎梏”(萨林斯，2009)，所有人的物质需求都很容易被满足。与现代社会不同，对狩猎者来说时间不是稀缺资源，他们拥有大量闲暇。制造工具和生活用品的原材料也都很容易获得，所以自然资源也不是稀缺的。由于没有稀缺性，就没必要在不同目标之间进行取舍，机会成本乃至交易费用此时都不会存在。

由此可见交易费用的存在是依赖一定条件的，当这些条件不存在时，交易费用也就不存在。但是交易费用分析范式却往往被滥用，被用来解释一切制度的起源。所以应该探究这一范式的社会心理基础。运用价值现象学方法可以发现交易费用分析范式和现代西方的思想与实践的基本倾向是一致的。舍勒(1999)认为在价值并不是主观感受的反映，而是一个客观的、严格的等级秩序，但是不同主体追求价值的能力存在巨大的差异，没有能力追求较高价值的主体会产

生“自惭形秽、令人压抑的价值低下意识”，这种怨恨积累起来会令这些主体心里充满紧张和痛苦，这种紧张感和痛苦感通过价值假象得到缓解，较高价值和较低价值的位置被颠倒。舍勒认为现代社会道德的基本原则都建立在怨恨的基础之上，由此产生的价值假象将客观的等级秩序颠倒过来。在这种道德原则之下，对事物的爱永远是以恨为基础的，即对某物的爱并非是由该物自身的正面价值所引起，而是由对另一物的恨所引起，恨是比爱原本的情感。怨恨的作用不局限于道德领域，现代社会的理论括动的精神气质也是由怨恨塑造的，理论活动并不是纯粹客观的、价值无涉的研究，而是奠基于现代人的基本价值观。现代思想的特征之一就是倾向于从否定的角度对事物的起源进行解释，认为“纯粹的否定和批判具有一种创造力”(舍勒，1999)，任何事物都产生于对另一事物的否定。交易费用分析范式与这种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如果社会生活中存在着某种有价值的事物，那么这一价值一定不是来源于该事物自身，而是来源于另一有负价值的事物。正因为我们试图消除这种负价值，才使得正价值成为可能，对负价值的恨要先于对正价值的爱。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交易费用，为了尽量减少这种牺牲和代价，制度的存在就成为必要。交易费用的负价值具有创造性力量，而制度仅就其自身而言并不具有价值。

二、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的工具性理解

很多新制度经济学家都曾对制度下过定义。在《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中，诺思(1992)认为“制度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行为准则”。舒尔茨(1994)在将制度定义为约束人的行为的各种规则。拉坦(1994)在《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中将制度定义为“用于支配特定的行为模式与相互关系”的行为规则。这些定义的共同点是把制度看成是对行为的约束，制度主要是针对外在的、可见的行为，而不是内在的心理状态，“约束”意味着制度进行的是减法，“制度界定并限制了人们的选择集合”(诺思，2008)。新制度经济学通常把制度理解为降低交易费用的工具“倘若交易是有成本的，那么制度就是重要的”(诺思，2008)，因此制度最基本的功能就是降低交易费用。诺思认为“制度在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互动的稳定(但不一定是有效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诺思，2008)。新制度经济学进一步认为，制度包括非正式的和正式的两大类，前者包括道德、传统、价值观等内容，后者包括法律和规章制度等。新制度经济学对非正式制度也从工具性的角度来理解。诺思(1992)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省的方法，个人用它来与外界协调，并靠它提供一种‘世界观’，使决策过程简化”。由于个体之间交往存在着巨大的交易费用，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都是为降低这种交易费用而发明的工具。这种思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前被认为神圣不可改变的制度，现在都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它们不过是解决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而制度变迁的动机无非是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

这种分析范式后面隐藏的重大难题是它与我们对制度的日常理解不同，也与严格的现象学描述的结果不同。在我们的日常体验中，很多制度并不是作为工具被把握的，比如道德是崇高的，宗教是神圣的，法律是具有尊严的。这些制度被我们体验为自身就具有价值，而不只是一种有用的工具，因为神圣与崇高的价值本身已经高于个体利益，如果让前者成为谋求后者的一种手段，本身就是亵渎。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一般思路是：一种制度所宣称的价值和它的本质是不一致的，研究的结果总是表明制度表面的价值是一种虚构，制度的本质隐藏在其背后。运用价值现象学方法可以揭示这种研究思路背后的心理机制。

舍勒(1999)认为价值秩序是客观的，自身价值从低到高共有四个等级：适意价值、生命价值、精神价值和神圣价值。工具价值的本质在于促进自身价值的实现。当主体无力追求较高价值的时候，怨恨就有可能产生，怨恨造成的痛苦感和紧张感在价值假象中得到缓解：较高的价值被否定或者被认为是虚构的，只有低下的价值才是真实的。舍勒(1999)认为现代道德就是这种怨恨的产物，“在现代社会运动中，怨恨成为一股起决定作用的强大力量，并逐步改变了现行伦理”，怨恨在现代市民伦理的构建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现代道德的特点是对较低的福利价值敏感，而对较高价值不敏感。传统社会道德、宗教、习俗、法律等制度本身就是神圣的、崇高的，而不是因为促进了集体或个体的福利才具有意义。在这种体验结构之下，制度并不被认为起源于个体谋求利益最大化的努力，由于制度是神圣的，制度的变迁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现代人对价值的体验发生重大变化，自身价值的内容急剧缩减，几乎只剩下较低等级的适意价值和福利价值，如果一个事物不能增进福利，它的存在就无法被理解。于是宗教、道德、习俗、法律等制度由于不能直接增进福利，只能被理解为为福利价值服务的工具。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制度的起源”这样的问题可能被提出。作为工具的制度被认为随着人们需求的变化而不断变革，“‘群体形式’的价值取决于这种形式为个人创造出的幸福之总和，按这一前提，便要时时刻刻改变和‘改革’群体形式，‘随意’便取代了对群体形式的敬畏”(舍勒，1999)。较高价值反而要为较低价值服务，正常的价值秩序被颠覆。

三、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的误解

(一)价值是被创造的还是被发现的

新制度经济学一方面把制度理解为对行为的规范，所以道德、宗教、习俗等非正式制度也仅仅是某种行为规则，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作为非正式制度却被理解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对“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的公正性作出判断(林毅夫，1994)。显然意识形态必然涉及价值观，而不仅仅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对道德、宗教、习俗等非正式制度也应该如此理解。一个行为是道德的，其前提是“这个‘应当’存在的行动的价值在意向中被把握到”(舍勒，2004)。

由此我们就可以怀疑新制度经济学是否真的解释了道德、宗教、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的起源。如果制度仅仅是博弈规则，个体的选择集合是先于制度存在的，制度仅仅是对这一集合施加限制，即对个体的自利行为进行限制。如果制度被理解成选择集合的一个子集而与价值无关，显然新制度经济学就解释了非正式制度的起源。但是现象学描述使我们发现了价值在非正式制度中的奠基作用，所以新制度经济学可能误解了自己的成就，它并没有解释非正式制度最核心的内容――价值。在博弈论被引入到对制度起源的解释之后，制度往往被看作是博弈的均衡(青木昌彦，2003)，价值的奠基作用仍未引起注意。

如果新制度经济学也承认价值在非正式制度中的奠基作用，那么它还能够解释非正式制度的起源吗?价值能够被我们创造出来吗?仿佛我们为了节省信息费用就能把价值制造出来。认为高尚、正义这样的价值能够被创造出来的观

点是否隐含着逻辑矛盾?认为价值可以通过理性的选择创造出来，也就是承认价值可以从虚无中诞生。我们怀疑一个事物存在的前提条件是我们必须首先理解这一事物。概念被理解的方式有两种：描述和体验。复合概念可以通过描述被理解，即使我们从未接触过这些概念所对应的事物，这些概念也能通过定义的方式列举出其主要特征而被我们理解。但是简单概念无法通过描述被理解，其含义只能在直观中被给予。高尚、正义、神圣这样的价值词属于简单概念，理解这个词唯一的办法是亲自从某个人或某种行为上体验到这一价值。但是正因为如此，价值的存在就无法被否定。价值属于观念的对象，所以是没有时间性的，谈论其产生和消灭毫无意义。我们可以否定高尚的人的存在，但是为了让这样的否定具有意义，我们必须首先已经理解高尚的含义，但是这也就意味着否定高尚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高尚作为一种价值并不是在时间中实存的事物，因此“高尚不存在”这一命题是自相矛盾的。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恰恰隐含着这种自相矛盾。

(二)制度的作用是约束还是塑造

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理解为一种约束，是对个体选择集合的一种缩小。之所以会产生这一理解也是因为忽视了价值在制度中的奠基作用。任何制度都不是单纯依靠强制发挥作用的，而必须依靠人们内心对该制度的认可才可能正常运转。任何制度的核心并不是对行为的约束，而是该行为规范被赋予的价值。而价值如我们上面的分析是不可能被创造的，由于存在一个客观的价值等级，从最低到最高，无限丰富的价值样式构成一个完整的序列。我们在事物身上体验到的价值并不是一种主观感受，而是对某一客观价值的把握。不同民族、文化对价值的把握能力存在巨大差异，这一差异就体现在制度的差异上。所以不同的制度之间并不是单纯的存在“分歧”，而是有高下之分。因此制度从根本上并不是被理性选择出来的，也不能简单理解为博弈的均衡，这些观点没有触及制度的核心，制度从根本上是被发现的。制度进步的标准也就不是是否节约了交易费用或增进了经济福利，而是是否向更高的价值领域扩展。

新制度经济学总是从自利个体出发解释经济制度的起源，个体的利益或选择集合被看成是先于制度存在的，是“自然”的，而非社会的。这种观点忽视了利益的社会性，所谓个体的利益或选择集合并不是在一切社会制度产生之前就存在的，而正是在一定历史文化背景之下形成的。所谓个人利益也是事物价值的一种评价，因此只能在一定价值观之下才能形成。不同价值观和非正式制度之下，个人利益的含义并不相同，没有超历史、超社会的个人利益。所以把个人利益作为制度的逻辑起点，也是颠倒了因果关系。

(三)制度的稀缺性

由于制度的建立、维持和变更需要运用稀缺资源，所以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也必然是稀缺的，相对于制度的需求，其供给永远是不足的。如果制度的功能是减少人际交往中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可能被完全消除，而只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但是正如我们前文所阐述的，稀缺性并不是无条件的，它实际上特定人格结构的产物。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是可变的，稀缺性存在的条件是手段相对于目的是不足的，如果二者之间的关系颠倒，那么稀缺性就不可能存在。此时根本谈不到运用稀缺资源来建立制度。实际上稀缺性问题也只是在现代社会才尤为突出，现代人深刻地体验到时间、金钱、土地等各种资源都不足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才会有取舍。把一切人类制度都理解为稀缺的正是这种体验的一种反映。

(四)交易费用的数量问题

交易费用分析范式的作用在于对制度进行解释，从科斯开始制度的主要功能被解释成节约交易费用。由于把制度与交易费用相联系，自然会引出制度变迁过程中交易费用变化趋势的问题。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既然创造制度的初衷是降低交易费用，那么评价制度优劣的标准就是节约交易费用的多少，所以制度变迁的方向应该是总体交易费用逐渐降低，但是另一派观点认为，随着分工和市场的发展，交易活动日趋复杂，交易规模不断扩大，交易费用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这一分歧很大程度上是交易费用概念的模糊性造成的。为了克服这种模糊性，就产生了对交易费用进行测量的努力。这些观点忽略了一点：交易费用作为成本是对某一肯定价值的放弃。因此只有在当事人具有特定价值观的前提下，才能够讨论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的内涵是相对于价值观的。当制度变迁发生时，价值观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核心内容也会随之变化，因此简单地谈论交易费用的变化趋势是无意义的。只有假定基本价值观保持不变，我们才能谈论交易费用的衡量和变化趋势等问题。但是新制度经济学却把包括价值观在内的非正式制度理解成节约交易费用的工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因果关系也被颠倒了。

四、结　语

新经济价值篇3

【关 键 词】知识经济/劳动价值论/总体劳动价值论

【 正 文 】

一、挑战：劳动价值论面对的现实

科技革命的出现，尤其是知识经济的出现，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也相应带来经济、 社会 等方面的巨大变革，同时给传统经济 理论 提出了许多新课题。作为马克思经济理论基石的劳动价值论面临着新的挑战。有的人提出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要由“知识价值论”来取代；有的提出要建立新的“劳动价值论”；更多的则是主张“发展”劳动价值论，充分注意到 科学 技术等“知识”在财富，乃至价值创造中的重要地位，承认知识及包含知识的先进技术生产设备与活劳动一起创造了价值，而且比活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这些主张虽然观点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活劳动不再是，或者不是唯一的价值创造者。

这些主张的提出并非毫无根据，其中有些论述还不无闪光之处，对劳动价值论在新形势下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尤其是新“主张”提出者善于思索、敢于冲破理论禁区的创新精神和勇气是值得赞扬的。以前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句句是真理”，不容经典作家的论述与之有任何差异；改革以后，虽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个别论述、个别原理可以发展，甚至修正，但由于思维定式的作用，仍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能发展。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可以商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等于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发展是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本质为前提的（超出这个前提的“发展”另当别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包含内容和“方法论”两方面，方法论即“唯物论和辨证法”；内容的根本就是“基本原理”。“基本原理”不发展，还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吗？当然，这也说明，发展马克思主义只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本质的前提下进行。鉴此，我们认为，劳动价值论是应该发展的，但要坚持两个前提：即“唯物辨证”的方法论和劳动价值论的本质。劳动价值论的本质是“只有人的活劳动才创造价值”。显然，新“主张”无论其初衷如何，其结论或多或少偏离了这一原则。

要坚持“只有活劳动才创造价值”这一劳动价值论的本质特征，并非为“坚持”而坚持，而是这一“本质”仍然揭示了知识经济条件下价值的真正来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教科书式的“劳动价值论”能圆满地解释科技革命及知识经济中的一切新的经济现象，并不意味着劳动价值论不用或不能发展。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科学理论。马克思从 分析 商品二因素入手，科学揭示出劳动的二重性质，科学地解决了价值形成、决定和实现的难题。但是，劳动价值论是抽象的、本质的理论，它揭示的是整个商品经济发展的本质和 规律 ，不是商品经济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规律。在商品经济不同发展阶段劳动价值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探讨这些不同的具体形式不是马克思的任务，他也不可能对当时还没出现的“阶段”的一般理论的具体表现形式作出准确描述。这一任务正是马克思的后继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该做的事。将抽象的理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体化就是对马克思 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由于受传统僵化思想的束缚，我们或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能发展，或者认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是个别领袖人物才能胜任的专利，致使我们今天在教科书上看到的用于说明现实的“劳动价值论”仍然是《资本论》中原封不动的表述，用之直接解释现实新 问题 ，难免有些牵强附会，难以服人。

知识经济对劳动价值论提出的挑战集中表现于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知识是否创造价值。按照教科书上的劳动价值论，结合现实实际进行适当变通，一般可作出这样的解释：知识是劳动创造的，而且是复杂劳动创造的，所以知识有价值，而且商品中凝结的“知识价值”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但是知识作为脑力劳动的结晶不能创造价值，只能将自身价值转移于新产品之中。这种解释无疑是有道理的，但与教科书上的劳动价值论相矛盾。一是，在创造知识的劳动中从事基础科研、 教育 等独立于生产过程之外的成分被划为不创造价值的“非生产性劳动”，结果科学技术劳动只剩下技术劳动；但科学理论研究的是技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其二，先进科学技术的运用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同一劳动单位时间里生产更多的产品；在其他生产部门没相应 应用 先进技术的前提下，无疑会创造更多的价值。把这种劳动仅仅解释为是一种复杂劳动，单位时间里创造了更多的价值，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完全有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设甲乙两个 企业 一切生产条件相同，甲企业引进了一种生产新工艺，不但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还降低工人的劳动强度；在劳动时间相等的条件下，甲企业创造的产品的价值扣除包括引进工艺的成本后，仍然比乙企业多，获得“超额利润”。超额利润显然不能用本企业的复杂劳动来说明，也不能用先进工艺的“知识劳动”来说明，因为其劳动结晶“工艺”已通过商品的形式实现了自己的价值，甲企业已将其价值转移于其产品中。有的将此种“超额利润”解释为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企业——比如这里的乙企业的劳动创造的，这更不合“理”（理论）也不合“情”（恐怕连乙企业也不会承认吧！）。理论上说，决定商品价值量是社会必要劳动量，乙企业的产品包含了自己付出的所有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因而不存在乙企业转移价值给甲企业的问题。因此，甲企业这样的“超额利润”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其三，根据劳动生产率与价值的关系的规律，并不能推导出科技不断进步会使产品中的“知识价值”含量越来越高的结论。科技进步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会降低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但无论劳动生产率如何，等量劳动时间总是生产等量的价值。科技进步水平被劳动生产率提高水平等额抵消，因而科技进步并不增加劳动的总价值量。

可见，劳动价值论不但受到理论上的挑战，而且受到实践的挑战。为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更好地指导我们的革命和建设，及时 总结 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向、新特点、新趋势，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石——劳动价值论，是每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的职责。

二、应对：劳动价值论的发展方向——从抽象到具体

说明了“劳动”这一范畴如何从抽象发展到具体，就等于说明了劳动价值论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马克思在《〈 政治 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举例说明“劳动”这个抽象范畴的产生过程，对研究本文的问题仍具重要启示意义。货币主义根本不 把财富与劳动联系起来；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则只把商业劳动或 工业 劳动看成是财富的源泉；重农学派又只把农业看成是创造财富的劳动；到了亚当·斯密抽象掉一切劳动的具体规定性，用抽象一般“劳动”这一范畴表示创造财富的活动。这个“劳动一般”范畴代表了许许多多具体的劳动总体。这里“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一个十分发达的实在劳动种类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种类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3〕，但是， “劳动一般”范畴的建立并不意味着组成这个“劳动总体”的“劳动具体”，即“劳动”的具体形式发展的结束；相反，这些组成总体的“劳动具体”将不断发展和丰富。所以，知识经济中劳动价值论的发展不外是这些“创造价值”的“劳动具体”新形式创造价值，或原来不发展的“劳动具体”形式有了新的发展理论概括。

“劳动具体”多种形式的发展源于社会分工。我们知道，劳动是人的体力与脑力共同作用的活动。原始形式的劳动是体脑不分的。后来由于社会分工，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开始分离。商品经济出现后，创造价值的劳动与非创造价值的劳动分离。发展到今天，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各自又发展出多种形式；某些方面又出现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与综合、创造价值劳动与非创造价值劳动的交叉等错综复杂的关系。从创造价值的时、空角度分析，出现了创造价值劳动的时、空统一性向分离性发展。但从理论上我们仍然可以把它们分为不同的范畴。据此，试对“劳动”作如下分类：

附图{图}

由分类把生产劳动分为直接生产劳动与间接生产劳动两类，把传统划分为非生产劳动的一部分归入生产劳动范畴。有两个理由：一是“非物质生产劳动”随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所占比重越来越高，发达国家中已大大超过“物质生产劳动”。这类劳动又分为两种：不创造价值的非生产劳动、生产非物质形态商品的劳动。其中生产非物质形态商品的劳动许多属于直接或间接为物质生产服务的，社会地看属于物质生产的中间环节，如信息、技术、咨讯、 金融 等；其余则属于生产直接满足人们需要的非物质形态商品的。生产的是商品，则其劳动就是创造价值劳动。二是， 现代 科研的发展许多领域已是科学与技术紧密结合，有的基础理论研究甚至进入一些大型公司内部，成为直接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理论研究的劳动属于创造型高级智力劳动，其中的 自然 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管 理学 等也是直接间接为物质生产服务的，并且其劳动最终并入直接劳动产品。科学研究生产的“产品”不属于商品，因而基础科研劳动不直接参与物质生产过程，但将生产还原为一个抽象整体“社会地看”，科研劳动是创造价值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将为物质生产服务、生产非物质形态商品的劳动，和为物质生产服务的理论科研研劳动称为“间接生产劳动”。

对“劳动具体”作了上面的分类，我们就可以界定出，创造价值的劳动是直接生产劳动和间接生产劳动。价值的创造过程是直接生产劳动和间接生产劳动共同“社会地”生产过程。

三、探索：知识经济中的“总体劳动”价值论

“总体劳动”即“总体工人”的劳动，本文的“总体劳动”具体指上面论述的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五种形态，即体力型、技能型、知识运用型、即使创新型和理论创造型劳动，共同创造价值。马克思在分析社会化大生产的劳动特性时在“资本一般”的意义上建立了“总体工人”范畴。马克思有时又称“总体工人”为“社会结合工人”，〔4 〕因而在提到“结合劳动”和“社会结合劳动”等概念时，都表示社会化的“总体工人”的劳动。劳动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即结合劳动人员的共同产品。总体工人的各个成员较直接地或者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因此，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5〕马克思的论述基于当时的生产社会化情况，他指的“总体劳动”主要限于直接物质生产领域内的“结合”，而且他的论述只是在“资本一般”的限度内。但是，现在的生产社会化程度已远远高于当时，其生产组织结构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各种劳动形式的“个别分化”和总体“结合”的情况更加纷繁复杂；一方面某些形式的劳动主要是智力劳动从直接物质生产领域分离出去，另一些原本分离的劳动形式又“总体地”结合在一起，如：科研——革新——生产一体化；教——研——生产一体化。此外，通过商品形式满足人们需要的劳动产品已不局限于“物质产品”。所以，生产劳动“概念”已进一步“扩大”，由直接生产领域扩展到“间接生产”领域；创造价值的劳动不能再局限于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创造价值的方式也进一步社会化、复杂化。大量的科技劳动潜藏于其他“物化劳动”中，掩盖了价值的真实源 泉，这是形形色色“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有的没用“物化劳动”概念，但实质相同）产生的直接现实原因。实事求是讲，提出这些理论的同志并非都有意否定“劳动价值论”。他们确实看到了“教科书”上劳动价值论与现实的矛盾。他们得出的结论虽然不可取，但其思路有启示意义。

编辑。

简单讲，“总体劳动”价值论就是劳动五种形态，即体力型、技能型、知识运用型、技术创新型和 理论 创造型。这“五种形态”的劳动也是抽象的“劳动一般” 发展 出来的“劳动具体”形式。其顺序的排列既是逻辑的，也是 历史 的。历史地看，他们的形态比较充分地发展是由“体力劳动”，到“创造劳动”的一个序列；逻辑地看，“劳动一般”向“劳动具体”的发展，即抽象的劳动分裂为不同的具体形式，从体力型起，每一种形态逐渐远离物质的直接生产过程的序列。可以看出，越是先发展的“概念”离直接物质生产过程越近。如果我们在思维中把它们再综合成一个整体，可以把它们抽象成一个抽象生产过程的不同环节，越往后是越离直接生产过程远的环节。当生产还没分裂成这些环节时，这五个环节是一个不分的整体。因为体力劳动最先充分发展，其他因素以潜在的、萌芽的细微形式被掩盖起来，好象劳动只是“体力”的事。所以，这时把创造价值劳动看成是体力劳动是很 自然 的。后来，劳动的其他因素逐渐发展，并慢慢脱离直接生产过程，但其实仍是生产总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是看起来好象与生产无关；而他们的劳动成果作为总生产的“中间”要素并入生产的各环节直至最后过程。人们看到了那些“中间产品”在价值创造中的巨大作用，却把这些多增加的价值（超额利润）当成是那些中间产品创造的。实在是个错觉。

现在谈一谈五种“劳动具体”如何结合成“总体”创造价值。前面谈到，五种“劳动具体”分别抽象地代表“总生产”的五个环节。但是，现实中，这五个环节并非截然分开的。它们有些“环节”交叉在同一个生产过程中，有些环节或某一环节的一部分在直接生产过程之外。不过，这几种不同性质的劳动形式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为分别说明各自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假设它们是五个独立的生产环节，甚至分别由不同的劳动部门进行，是个“合理的抽象”。这些生产环节的“产品”有些以商品的形式出现，有些则不以商品形式出现，如“创造劳动”的产品， 科学 理论的 研究 成果，就是如此。那些产品以商品形式出现的“劳动形式”创造价值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劳动的产品以中间要素形式进入下一个生产环节，其创造的价值就是加于其产品上的新价值，并通过商品形式将其创造的价值，连同前面环节移转的价值，一起并入下一个生产环节。依此一直到达最后环节，将累加的价值转移到最终产品。因此，我们只要说明了从事理论科研的劳动能创造价值、及其如何将其价值表现并转移到其他生产环节，就解决了“总体劳动”创造价值的 问题 。

传统理论认为，科学劳动不创造价值。仅局限于科学劳动部门内部看的确如此。由于科学理论研究的特殊性，其成果不能变成商品，因而其“价值”不能直接体现。从事理论科研的“创造劳动”是否创造价值，按已有理论 分析 ，存在一个“悖论”：如果不承认理论科研劳动创造价值，那么，同等劳动条件的 企业 一旦采用了先进技术，在同等劳动强度和同等劳动时间会获得“超额利润”。“超额利润”不可能是先进设备创造的，也不可能是其本企业的劳动创造的，因为他们并未多付出“ 社会 必要劳动量”。马克思在谈到资本家运用科学技术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获得额外好处时，也认为这“并不是他自己直接剥削的工人的产物”。〔6〕如果承认基础科研劳动创造价值， 则运用的其他生产环节的“价值”属于物化劳动，它已经等额转移入产品之中，因而“超额利润”的来源仍然得不到说明。

但是，当我们把理论科研当成是生产“总过程”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时，就会有新的思路。首先，科学劳动是一种创造性智力劳动，复杂程度极高；其“产品”科学理论，是技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科学劳动的“产品”首先并入技术创新的“创新劳动”的技术产品中，然后又与技术创新劳动一起并入机器等先进设备之中，从而转化“物化劳动”形态进入最终生产过程。从这一过程看，“创造劳动”的确加入了物质生产过程。如果把价值看成是溶入产品的一般人类劳动，那么“创造劳动”不但创造了价值，而且等量时间创造了比直接生产劳动大得多的价值，因为，衡量价值的时间是以“简单劳动”为单位的；“创造劳动”是比“简单劳动”复杂得的劳动，一般复杂劳动的价值尚且是简单劳动的“倍加”，“创造劳动”的价值不知是“简单劳动”的多少倍！可是“创造劳动”的价值是如何体现在最终生产环节的商品中的呢？

情况大致如下：理论研究因不能市场化，其劳动的成本，包括研究人员工资、仪器设备和其他科研经费由社会承担，其“产品”不在市场出售因而没有“劳动收入”。这一劳 动形式掩盖了其创造价值的过程。但是，它的成果却被“创新劳动”环节及技术创新部门“免费取用”。设技术创新部门的劳动产品是商品，且技术生产市场存在充分竞争，则技术商品因不含“基础理论”劳动的成本，出售时价格中并不包含“基础理论”的价值。“免费取用”的理论科研劳动仅仅只是作为技术创新的知识基础；技术商品物化到机器等先进生产设备中时，情况一样，机器设备的价值中也不包含“理论科研劳动”的价值。当机器设备用于最终产品生产过程之中时，虽然成本中仍然不包含“理论劳动”的价值，但理论科研的“抽象劳动”却传到了最终产品之中。最先使用含先进技术的机器设备的生产者的产品出售时，商品的价格将包含一直传递下来的但并不反映于成本中的“理论”劳动的价值”。这就是在其它一切条件不变情况下，“超额利润”的真正来源。其实，马克思对这种情况早有提示。他认为，科学、分工等社会生产力被资本“不费分文”地并入自己，变成自己的生产力，其利益被资本占有。

科学劳动价值的实现有如下特点：一是潜在性。科学劳动在其“产品”生产出来后，并不立即实现价值，而是要依次经过几个环节，转移入最终环节的产品中，并在市场上得到实现。它已不表现为“科学”的价值，而是表现为最终环节的直接生产劳动的价值。其二，时空分离性。科学劳动的价值实现从空间范围看，不在本部门进行且价值不回流到本部门；从时间看，不是在产品生产出来后立即一次性实现，而是分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才能完成。

不过，社会地、总体地看，最终环节生产在竞争的作用下，由科学劳动转移来的价值，即超额利润会逐渐消失。但是，由于科学及科学发展而来的技术的进步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必要劳动率降低，相对提高剩余劳动率。由 科技 进步引起的增加的剩余劳动的价值应看成是科学劳动的价值。因此，科学劳动对生产贡献可从两方面分析：创造的价值包括科技进步导致的超额利润和一定科技作用的相对剩余价值（因技术产品以商品的形式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故不包括在内）；使用价值贡献方面，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使社会在单位时间内生产更多的产品，从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 经济 与社会发展。

尾 声

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论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揭示了商品经济的本质：劳动创造了价值，是劳动者的活劳动，而不是作为活劳动结晶的“物化劳动”，不管这种“物化劳动”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也不管劳动者的“活劳动”发展出了多少种形式，不管“活劳动”创造的价值怎样迂回地表现出来，都不能改变这一事实。从这点上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率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因为劳动价值论揭示的是商品经济的客观 规律 。在这个本质的意义上不存在对劳动价值论的发展问题的异议。但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一般”与商品经济不同阶段的劳动价值论“具体”不能等同。后者包含于前者之中；前者相对稳定，后者则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本文提出的劳动价值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本文多次提到“教科书上”的劳动价值论，是针对把“劳动价值论一般”等同于“劳动价值论具体”而言的。比如，对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论述，马克思首先讲“一般性质”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然后着重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的特性，而我们在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劳动时仍然照搬针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概念；在用之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时也不顾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形式发生的根本变化，仍然照搬自由资本主义时的概念。此类问题并不少见。不过，劳动价值论由于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它涉及经济理论的各个方面，即使只是对其进行“具体化”的发展，也不是轻而易举之事。本文限于能力及篇幅，只能从一般的意义上（相对于更详细的探讨）谈了些个人看法而已。

探讨劳动价值论在现阶段尤其在知识经济中的新发展不仅能解决一些理论上的难题，也是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就本文揭示出的观点就已经包含了这样的政策含义：发展知识经济的基础在科学理论研究，剩余劳动和劳动生产率的源头也在理论研究的“创造劳动”；知识经济从“创新劳动”的源头起，必须经过一定的“中间环节，才能将其巨大的“潜在价值”释放出来，因而抓知识经济必须是各个“环节”的配套工程，而不能只重视其中某一“环节”或某些“环节”；引进技术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因为技术中包含有“科学”的潜在价值；知识经济中最重要的“劳动”是“创造、创新”性智力劳动，归根结底是创造知识的“人”是核心，而不是人创造出来的“物”，因而重视知识经济首先是重视“人”；正确处理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关系，充分发挥复杂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将全社会引导到重视 教育 ，尊重知识、创造知识、尊重知识劳动者的轨道上来。

【 参考 文献 】

〔4〕〔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06.96，97.

新经济价值篇4

[关键词]新闻价值；新闻尺度；新闻关注

[中图分类号]G2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9 — 0094 — 02

一、 新闻价值的内涵

不同的新闻理论教材，给“新闻价值”做出了不同的定义，我觉得已经把新闻价值的内涵说清楚了，再作定义反而难了，因为定义只是一句话，一句话如果能把问题全说清楚，那何必要做那么深的研究呢？如果非要给一个定义，只好给出一个不得已的定义：一个事实所具有的足以构成新闻的特殊因素（对媒体来说是可以实现交换价值的对事实的选择标准，对读者来说是事实的使用价值），叫做新闻价值。

这句话其实是同义反复。所以，我建议重温恩格斯的一句话：“在科学上，一切定义都只有微小的价值。”（选集3卷122页）。

其实，新闻价值是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学的一个基本概念，被称为记者的“第六感官”，它是记者判断事实可否成为新闻的尺度。新闻价值对传播者而言是一种选择事实的标准，对受众来说是一种使用价值的标准（有用、有趣等）。但需注意两个要点：第一，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要统一；第二，宣传价值与新闻价值要统一。

二、新闻价值的产生

有组织的主动传播者在新闻传播中居于主导地位，他掌握的信息通常比接受者多。就新闻这种信息而言，如果传受双方掌握的新闻完全一样的话，就不会发生新闻的传播了。

传播者往往是出于利益（比如媒体要赚钱）、情感（比如两个人或多个人之间互相传递倾诉衷情），或是寻找新信息的需要而发出信息，一旦对方接受了或产生了回应，发出的那个信息便有了“价值”（这个“价值”不完全是交换价值）。如果这种信息是新闻，那么发出者和接收者共同认可的那些信息，便是具有新闻价值的新闻。

需要强调的是，只被一方认为有价值的新闻，在交流中没有被对方接受或得到回应，这个新闻对另一方来说是没有价值的。确认新闻价值的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双方都要认可，双方共同认可，才能形成关于新闻价值的理念。

在上面谈到的情形中，还包含着另一个前提，即接受者的“不知”是新闻价值理念得以产生的前提。

如果接受者已经知道了某个事实，这个事实尽管非常重大，也没有新闻价值；如果一个事实发生了很长时间，但对于不知者来说，你告诉他了，对他来说仍然是新鲜的，就可能是新闻。所以新闻具有一定的相对性，要看接受方面的情况。

它是新闻吗？对我来说是新闻，对他来说也是新闻。生活中我们常常这样说。对我来说、对他来说是新闻的事儿，我、他都不知道，如果知道了，就不是新闻了。这里谈到的“新闻”，有的与公众关系不大，有的带有社会性质，但一经传播，仅仅对“不知”的个人有意义。如果是大众传播，就涉及到广大受众是否知悉所传播的事实。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决不可能成为大众传播中具有新闻价值的新闻。

这就是说，无论如何不能重复接收者已知的东西（包括一些套话和表达的套路），有新鲜内容是新闻的基本特点之一。在传播的时候要考虑读者知不知道这件事情，要是读者知道了，就没有必要传播了，因为它已经不是新闻。这个问题我在翻来覆去说，为什么？打开我们的报纸，看看我们的新闻联播节目，很多东西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它还在说！传媒人在做新闻时必须要考虑，能有多少人会看这种没有新闻价值的新闻，传媒自身的经济效益可能也会因此受到影响，因为你没有遵循新闻工作的特点。可能作为个人，我们改变不了这种整体的局面，但至少要有新闻价值的理念，尽量避免这种情形。

除了“不知”这个前提，接受者的兴趣、关心和需要，也是新闻价值理念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

“不知”是事实具有新闻价值的必要条件，但并非所有不知道的事实都具有新闻价值，还需要进一步考察接受者方面的情形。如果某人（或某些人）对某个事实无兴趣、不关心或不需要，即使不知，对他（们）来说也不是新闻。“新”的事实，只是为有新闻价值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在传—受之间权衡，特别要得到接受者的认可，这才谈得上使用新闻价值的理念。说到这里，其实我们又回到了第一个前提：传、受双方的共同认可。

新闻价值的理念，揭示的是一种实用意义的社会关系。这条新闻对我有用，我感兴趣，我又不知道，这样的新闻我才会接受。这种关系或评估指引着对所报道事实的选择，于是就产生了各种选择新闻的标准。

人们关注有价值的新闻，原因在于：

（1）人对异常事物的关注。这恐怕是所有哺乳类动物的本能，人在这方面的表现应该更有目的性。有一句广告词我记得很清楚：“好奇，是对生命的回报”。这句话把人的这种本性说得很形象。人之所以是人，一定程度上在于他具备好奇的本能，这正是人的生命的表现。恰恰是人们对异常事物的关注，使得新闻价值有一套标准。

（2）人对相关利益的关注。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有了较为强大的利益驱动，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事实，肯定有新闻价值。

（3）人对个人偏好的关注（兴趣所致）。这里就涉及到媒体不同的服务对象问题。媒体有综合性的、专业性的、行业性的、兴趣性的等等，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偏好或工作需要，不同的需要和兴趣形成不同的群体，因而不同的传媒因服务对象的差别，其对事实选择的新闻价值的标准也会有所差异。但在大的方面，相对宏观的意义上，新闻从业人员的新闻价值标准大体是一致的。

三、新闻价值的实用意义及新闻记者的判断能力

受众接受某条新闻通常完全出于对其使用（实用）价值的判断。这种使用价值包括直接需要，比如我要做股票，就需要看股市新闻。还有就是感兴趣，由于惊奇而对事件产生了想了解的愿望。

传播者发出某条新闻，一般要基于受众对新闻使用价值的考虑，但同时还有传媒的经济利益（交换价值） 、政治利益（宣传效果）的考虑，因为我国的媒体负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责任。传播者个人的兴趣爱好，也会影响一家传媒用什么和不用什么稿件。这方面，我们可以从不同报纸的版面编排看出相关编辑的好恶或兴趣所在。

因为我们是人，人是高级动物，最高级的有机体，对外部环境有一种本能的感知。环境被有机体感知，是一种选择性的提取，因此人有很强的信息选择能力。我们在观察事物、选择信息的时候，由于有明确的选择目的，而且还有选择性记忆，往往注意力会高度集中。记者为什么能够在很多事实中迅速抓住某个值得报道的事实？这实际上是一种注意力高度集中和专业化的结果，这种情形下会产生“万绿丛中一点红”效果。这是人对外部的感知。我们每个记者都有新闻价值的判断能力，受众也有这种能力，但是需要锻炼一下，时间长了，就会形成记者的这种职业本能。

在不同的信息比较中，人们能够迅速判断出这个信息绝对重要，那个信息相对不重要。在比较中关注新鲜的信息，也是人们的选择信息的一种本能表现。人们会本能地关注和接受更新的信息，这些信息通常处于主流信息的边界（边缘化的），因为主流的信息大家都很熟悉了，反倒是边缘的信息容易吸引人的目光，这是生活常识。可是我们现在的某些新闻选择，却天天在违背这种生活常识。

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我们有一种判断事实是否是新闻的能力。

四、提高新闻价值应注重的问题

重要性是新闻价值的主要因素，也是核心因素。重要性包括通常所说的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等要求和内容。而资产阶级是以趣味性为新闻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时新性是新闻发生的根据，具有确定新闻事实的最起码的特质。它包括三层意思：一是时间性，即新近发生。二是新鲜性，即新鲜感强。三是时宜性，即传播时机。趣味性是指新闻事实具有引人喜闻乐见的特质，包括内容选题的趣味性和表达形式，传播形式的趣味性。但需要注意的是社会主义新闻讲趣味性，但排斥庸俗黄色、片面追求刺激的低级趣味。

其实，事实发生的概率越小，相对来说越有新闻价值。如果某类事实经常发生，非常普遍，这个事实一般不会具有新闻价值。20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有这样一句话：惊奇是探求哲理的开端。这是说，某些事实偏离常规了，人们就会对它感兴趣。首先是惊奇，有了惊奇之后，人们才进一步探索，得出一套哲理来。如果没有惊奇这个起点，后面什么也没有了。

还有，不确定性越大，便越具有新闻价值。当事实处于模糊和无法知晓的状态之时，能够减轻这种状况的些微信息，都会具有新闻价值。这种信息可以是一个新的事实，也可以是一个观点。

那些直接发生在受众身边的与利益相关的事实，通常都具有新闻价值。这样的事实一般都较为枯燥，所以能够具备新闻价值，因为与受众的利益紧密相关。当然，事实的影响力越大、影响面越广、越能立即产生影响力，便越具有新闻价值

这样的事实一般是比较重大的、影响全局或精神上震撼人的事实，比如“9.11”事件，尽管它是局部的，一旦爆发，人们都非常关心，因为它的影响面太大了，能够立即产生影响。在“9.11”发生后的第二天，即9月12日，全世界所有的综合性报纸（《人民日报》除外，头条是《全运会火炬接力典礼》）的头版头条都是“9.11”这条新闻。

由于我们每位新闻从业者服务的传媒是不一样的，传媒形态不一样，版面、频道也都不一样，你对事实的选择标准会有所不同。教育程度和专业、经济收入、民族或种族或宗族等方面的事实，受众与之的心理距离，都会使选择标准不同。

著名人物身上发生的事实具有新闻价值，不用多说，而且现在我们做得有点过分了，不停地挖名人隐私。但是后一点，我们忽略了。同样的事实，发生在无名之地，不是新闻，发生在著名的地点就有可能成为新闻。在报道中若突出这个著名地点，可能会自然而然地抬升所报道事实的新闻价值。这一点，我们在报道中需要充分利用。

到此为止，前面强调的所有的事实，发生的频率都是有限的，可是我们的媒体每天都要出版，广播电视每天每时都要播出，到哪儿找那么多适合报道的东西呢？下面一条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凡是含有冲突的事实，多少都有新闻价值。内含的冲突越大，越具有新闻价值。

冲突，最简单、最普通的表现形式是竞技，这是一类人为的冲突，虽然是人为的，比如体育比赛，但谁是第一，谁是第二，暂时不会有结果，于是就有了对信息的期待，加上体育比赛带有一定的表演性，于是体育新闻现在越来越热乎。在和平时期，它是一种人为的冲突，很有新闻价值。甚至一些娱乐节目也要人为制造一些冲突，几个嘉宾坐在那儿竞赛一下，看看谁得多少分。

新经济价值篇5

关键词：价值分析公式；社会资本；国民生产总值

中图分类号：F035.3文献标识码：A

一、商品加工全过程的价值组成分析公式

关于商品的价值组成，现有的政治经济学只有一种价值分析方法，这就是下面的公式1。

公式1：W=c+v+m，其中w为商品的价值，c为不变资本，v为可变资本，m为剩余价值m。在经典著作中，公式1不仅从微观上分析每种商品的价值组成，而且从宏观上分析了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构成。

本文将提出一个新的价值组成分析公式，为此，先对商品进行分类，并给出几个概念的定义。商品（或社会产品），可分为社会最终产品与社会中间产品。

定义1：社会最终产品是指在全社会范围内不再加工与转售、最后直接消费和使用的产品。

社会最终产品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消费资料，它满足人们生活消费的需求。另一类是劳动资料，如厂房、机器、设备、生产工具等。从周转方式分析，劳动资料是用固定资本购买的生产资料。在本文中购买劳动资料的这一部分资本用c1表示。

定义2：社会中间产品是在全社会范围内还需加工（或参与加工）与转售的产品。

社会中间产品除了以原材料表现的劳动对象外，还包括、燃料、辅助材料等，其中最主要部分为劳动对象。社会中间产品是生产资料，从周转方式分析，社会中间产品是用流动资本购买的生产资料。社会中间产品不同于劳动资料，它的价值一次性的转移到下一阶段加工的产品中去。在本文中，购买中间产品的资本用c2表示，c=c1+c2。社会中间产品可以按加工顺序进行分类，假定社会最终产品的加工环节的顺序为n，则与它相关的中间产品加工顺序分别为1、2、…n-1，随着加工次数的增多，从初级产品变为深加工产品。如表1中，棉花是初级产品，对它加工就形成棉纱这种中间产品，对棉纱再加工，就产生了棉布这种产品，对棉布进行最后加工，形成服装这这种社会最终产品。

（说明：表中每阶段的中间产品不只1种，表中只列举劳动对象为代表）

公式2：W=c1+c2+v+m

证明：W=c+v+m（公式1）

=c1+c2+v+m（c=c1+c2）

公式1和公式2分析的是某一个别资本在某加工阶段生产的商品的总价值，例如从棉花加工成棉纱，在这个加工阶段中，固定资本的折旧c1=1，棉花等中间产品转移到棉纱中的价值c2=8，这个加工环节的可变资本v=1，这个环节的剩余价值m=1，棉纱总价值W=11。

新经济价值篇6

近些年来，随着全国范围的高校合并重组、扩大招生规模、异地及多校区办学，我国高校图书馆事业空前发展，高校图书馆的规模急剧扩大，数量成倍增加，建设的整体趋势向大型化、超大型发展，甚至个别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的设计规模也超过3万平方米。而在国外，荷兰蒂尔堡大学新建成的图书馆面积不到1万平方米，荷兰鹿特丹中央图书馆建筑面积也仅有2．4平方米。人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那些大型、超大型图书馆建筑，其缺陷已开始显露：不但建筑成本巨大，运营成本也相当昂贵！持续的高运行成本势必影响到图书馆的读者服务水平。高校图书馆建设投资的回报主要为社会性与公益性，不可能具有直接经济收益，其运营费用完全依赖学校的二次投入。目前大部分高校因扩张较快，财政吃紧，新馆建设的经济性原则日益凸显。若充分考虑将来的运行成本问题，以“最小的成本产生最大的效益”的指导思想进行设计、施工、馆内布局、设备采购，建设一座经营成本较低的、与读者服务相适应的图书馆，对图书馆持续稳健的发展、提高工作效率和读者服务水平都至关重要。笔者从新馆建筑设计、馆内布局、设备购置、管理与服务方面，拟对新馆建设的经济性原则进行探讨，以期抛砖引玉，促进这方面的研究。

1建筑设计的经济性原则

建筑设计的经济性原则体现在：图书馆建筑应是一座生态建筑。生态图书馆建筑的内涵是：回归主体以人为本；节省资源节约能源；充分利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充分利用自然光、自然风；注重水资源的利用与回收；充分利用节能新材料、新技术；保护环境健康舒适。生态建筑的重要性在于，当图书馆功能走向复杂化、多样化，机械设备向密集化、建筑内部空间向巨型化发展的同时，一旦生态技术策略上发生失误，该建筑就可能成为耗能大户，将会对资源造成严重浪费。生态建筑设计，强调其功能性和宜人性，减少能耗与运行费用并有效利用不可再生资源。就图书馆建筑而言，怎样才是生态的？生态建筑应是尽可能地自然采光、自然通风、自然调温、节能、节水、节材、绿色景观丰富等等。被评为2000年“世界地球日”十佳建筑之一的纽约南牙买加图书分馆（SouthJamicaBranchLibrary）应用绿色经营的理念设计，晴天2／3的采光来自自然光，冬季充分利用阳光的辐射热，使图书馆的运行费用比较低。图书馆建筑设计应以绿色理念为指导，体现节能，降低服务成本的设计原则。

2馆内布局的经济性原则

2．1开放式布局

开放式布局主要指读者服务部位的布局。在传统的图书馆建筑中，都是按其服务对象及所提供的服务内容分割成一块一块的，近似于封闭状态的布局，这种布局在较大型图书馆中，使读者一进入图书馆就像走入迷宫一样，且不说很难找到所要去的部位，就连出口都分辨不清。新形势下的图书馆建筑就是要打破这种封闭布局，实行开放式布局。表现在读者服务部位，就像超市一样，整个大厅就是服务区，在这个服务区中用一些醒目标志来区分不同读者对象、不同藏书内容的服务方式，这样的布局使读者一进入图书馆就一目了然，十分便捷。

2．2统筹布局读者服务区与管理办公区

一个图书馆的建筑总面积是一个定数，而这种稀缺资源的分配却是一个变数，所以应统筹布局图书馆读者服务区与管理办公区的比例，使图书馆的建筑面积达到最大化效用。目前，我国图书馆在建筑面积的最大化设计上存在着一些问题。我国大多图书馆的设计都有一个中看不中用的高大、宽敞的大厅，有的甚至高达数百及上千平方米，这在讲究效率与成本的发达国家大学图书馆的建筑设计中是不可思议的，再加上设计不合理的办公区域、不科学的楼道、过道以及使用率不高的会客室、贵宾室等占用了大量的建筑面积，图书馆读者服务区的使用面积因此受到很大程度的挤压。从经济学视角来看，强化图书馆成本管理，计算图书馆办公用房的机会成本，统筹布局读者服务区与管理办公区是非常必要的。如英国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所占有的使用面积都很有限，一般不超过整个建筑面积的7％－8％，其余的馆内空间都是为读者活动设计的。我国图书馆如能以此观点合理布局大厅、楼道、过道，科学规划和适当压缩非读者服务用房面积，可使图书馆读者活动空间增加10％－20％。按我国近十几年来新增图书馆面积420万平方米来计算，这种“节约”可为读者多提供40万－80万平方米的空间，相当于我国增加50多座大型图书馆。

2．3统筹布局实体典藏与虚拟典藏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图书馆正在经历从以实体文献信息服务向以数字化信息服务的过程蜕变。这种蜕变所导致的图书馆服务的功能、内涵与形式的变化大大增加了图书馆建筑与布局的变数。传统文献信息服务所依赖的图书馆是物理的、实在的，是一个场所，现代的数字化信息服务所依附的图书馆是数字化的、虚拟的，是一个无边界的空间。两种信息服务所依赖的载体所需要的物理空间截然不同。前者随文献量的增加而增加，后者遵循“摩尔”法则，随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减少。虚拟典藏服务的广域性，使到馆实地借阅获取信息服务的读者逐渐减少，读者对传统文献的依赖程度进一步降低，使我们不得不思考：未来的图书馆提供的主要信息服务是来自物理场所还是虚拟空间？如果数字化信息服务进一步扩展，急速增长的图书馆物理服务空间是否必要？图书馆作为未来信息服务体系中的结点，其建筑规模的大小对读者服务的影响是否会降至次要地位？我们应该再思考实体典藏服务与虚拟典藏服务的统筹与整合。

2．4建设密集书库

密集书库是为提高收藏量而专门设计的一种书库，是一般书库藏书的3－4倍。密集书库主要收藏老化、利用率低的文献资源，这些藏书具有出版年代久、品种繁多、利用率低的特点，但仍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有些图书仍可满足读者的需求。密集书库图书不需要按图书类别进行分类排架，也不需要预留架位，只要对每本入藏密集书库的图书加贴一张条形码，并与原数据相对应，然后按条形码的流水号排架，就可以对图书进行定位，方便查找，这种排架方法保证了最大限度地利用馆舍的有限藏书空间。

3设备配置的经济性原则

3．1数字化设备购置的经济性原则

在本文我们将计算机软硬件及其相关设备称为数字化设备（软件是保证数字化设备的功能所必不可少的，所以包括在内）。图书馆配备数字化设备的经济性原则体现在：#p#分页标题#e#

（1）长远规划，超前预留设计。如果没有长远规划，就会造成盲目配置设备，导致浪费。在长远规划的基础上，必须进行超前预留设计。超前预留设计，是根据长远规划考虑未来需要，并针对未来需要进行“预留”，而不搞“一次到位”的设计。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实践中有些设计不是缺乏长远的眼光，就是误解“超前意识”，“用牛刀杀鸡”，造成浪费。

（2）立足近期需要，采用分批购置策略。有了超前预留设计，剩下的工作就是如何购置设备。立足近期需要，分批购置是对“一次到位”思想的否定。一次到位的思想，相对于那些无形折旧率低的设备而言是正确的，因为设备一次到位一般可以免除很多再购买、维护的麻烦。但对于技术更新很快、无形折旧率很高的数字化设备，“一次到位”不但是以高成本超前购买未来的低价需求，而且未来的技术往往会与现在看来超前的技术不一致，存在很大的盲目性。以计算机芯片为例，在intel“486”普遍化时期，pentium芯片以高价的方式出现，很多单位为了几年后的需要高价购置pentium计算机，但实际上，几年后PII、PIII芯片就很普遍，pentium机也因不合用而淘汰，其中的浪费是显然的。

（3）让人等设备、不让设备等人，对相关人员进行提前、集中、高质量技术培训。有些单位配备了数字化设备后，由于操作使用人员不熟悉使用方法，导致设备大量闲置；因为缺乏技术水平高的专业人员而无法运行、无法维护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一些相关培训往往也停留在低水平的、分散的、流于形式的层次上。所以应对相关人员进行提前、集中、高质量的培训，应将设备的购买工作推后到人员培训完成以后。

（4）向“人—机”要功效而不是简单地依赖机器的品牌和档次。机器无论如何先进，最终还是由人来控制和掌握的。所以，在数字化设备的配备和使用中应着眼发挥“人—机”功效。这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应该通过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使工作的效率和质量有所提高，而不是简单地为先进而引进，以免用了先进的机器反而增加麻烦；其二，应该由高素质的人来使用和维护机器，而不是简单依赖机器的品牌和档次来保持系统运行的稳定性。所谓品牌和档次，虽然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设备质量，但这是不可靠、不全面且代价高昂的。在数字化设备高度模块化、标准化的今天，由真正内行的专业人员精心挑选的设备会更好。

3．2家具配置的经济性原则

家具配置的经济性原则要从家具的实用、灵活、标准化出发，注意成本控制，力求达到最佳的性价比。实用是指以美观大方、经济实用为基础，重视家具的安全因素，注意采用不锈钢等坚固耐用、防火保温的质材，使家具既易于清洁、维护、维修．又不易损坏，且经久耐用。灵活是指家具造型简洁轻便，采用轻质材料，结构设计优化，运用伸缩、滑轮、折叠等设计方法，使产品具备体积小、多功能等特色，便于需要较经常移动家具的随时牵动，减少空间的浪费。标准化是指尽量选择那些标准化、可调化，可拆装、互换，以及可以重新组合的书架、阅览桌、工作台等，以便日后扩馆时，能按需增补。像一些专业化厂家生产的书架、期刊架等，其隔板层的高度可按系列化随意调整，以适合不同规格版本的图书文献，既节约了空间，又提高了利用率。

4管理与服务的经济性原则

4．1一站式服务

在出入口设计上，有的图书馆由于管理理念因素和建筑规划设计问题，有两套、三套甚至四套、五套图书检测仪在运行，而设计合理的图书馆安装一套图书检测仪即可。此外，读者通过图书馆设在大门的门禁系统，经过身份鉴别后，可以携带自己的学习资料和物品自由进入各个服务区，在不同类型的书刊资料服务区自由地阅览或自习，无需签名、换证或划卡，减少存包、取包等多种手续，节约了大量的读者时间，也节约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最终节约的是服务成本。

4．2一体化服务

所谓一体化服务，即藏、借、阅、查、询一体化。新馆的建筑宜采用世界流行的大开放、大开间的数模模式，层面设计上要改变传统图书馆小面积分割的封闭模式，将书库和阅览室合二为一，最大限度地为读者提供一个没有过多限制、更加宽敞明亮、更富人性化的读书空间。大开间可以精减机构和人员，提高效率，为图书馆管理带来极大的方便。在每层的服务区内都应配有免费检索终端，满足读者检索、查询、续借图书等多种需求。实行开放的办公模式，工作人员与读者的交流平台更加直接、公开和方便。

4．3自助式服务

图书馆自助服务，是指改变图书馆服务工作由图书馆工作人员包揽包办的传统做法，将一些服务项目和工作内容交由读者用户，在指定的管理区域、活动范围内，根据各自的兴趣特点、需求偏好和时间安排，自行完成藏书阅览、查询、流通、利用等环节，实现自我服务的一种读者服务模式。目前自助形式除大部分图书馆已开展的开架借阅、书刊检索、网络查询、网络续借、网上预借、网络自助教学外，还有自助复印、自助外借、自助还书、网上互借等形式。自助服务形式因其开放性和自，广受读者用户的欢迎。从经济学视角来看，自助式服务的优点有：（1）有利于节省读者时间并增加读者利用图书馆的自由度；（2）有利于节省人力，减少图书馆工作人员工作量；（3）有利于扩大馆藏资源与读者的接触面，使文献的知识、信息价值得到更好的体现和发挥；（4）有利于图书馆工作业务转移与流程改造，促使资源条件得到更优化的配置和开发。

4．4开放的人力资源管理

新经济价值篇7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

一、以GDP为价值取向的政府绩效评估存在的问题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因此将GDP的发展作为政府绩效评估的价值取向不仅可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也符合我国当时的基本国情。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这样一种崇尚经济效率的价值观引导下，政府将经济发展放在首位，将“GDP”的增长作为政府绩效评估的价值取向，这种崇尚经济效率，唯“GDP”是尊的价值追求给政府绩效评估带来了对效率的过分追求、对公共利益的忽视、公共责任的缺失等问题。

（一）效率的过分追求

在以GDP为价值取向的政府绩效评估的驱动下，容易导致重量不重质。对于政府而言，过度热衷于招商引资，容易导致重复投资、资源的浪费、环境污染、盲目举债等问题。对官员而言，在官员的绩效评估中过度引入经济指标，造成官员唯GDP是瞻，而忽视了对其他方面的关注。

（二）公共利益的忽视

政府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们通过过度部分自然权利通过社会契约的方式组建的，因此政府存在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维护公共利益。但部分公共利益难以量化评估，因此在这样一种以追求GDP为导向的价值取向的影响下，会使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忽视公共利益，而追求所谓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三）公共责任的缺失

我国政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原则是对人民负责。但是在这样一种以追求GDP为导向的价值观的驱动下，政府不顾公共责任，甚至出现为了实现经济目标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增长等现象，同时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容易产生“”“钱权交易”等腐败行为。

二、经济新常态下政府绩效评估的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作为政府绩效评估之魂，将直接引导政府行为。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改变政府绩效评估的价值取向是十分有必要的。在传统的以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的绩效评估价值取向下，片面追求GDP导致政府过分追求效率、公共利益的被忽视以及公共责任的缺失等问题，在经济新常态下，政府绩效评估应该要遵循以公平为基础、以服务为导向、以效益为目标的价值取向。

（一）以公平为基础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理念，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这一理念是在符合当时的国情的情况下提出来的，但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牺牲公平的基础上，追求效率。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水平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因此要以公平为基础，同时兼顾效率和公平。

（二）以服务为导向

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化意味着社会从注重生产者向注重消费者转变，因此政府的职能要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到公共服务上来，要更多的为人民提供服务。以服务为导向一方面意味着政府要以民为本，改变传统的民围着官转，要积极主动的为人民提供更好更便捷的服务，而不是片面的追求经济指标，忽视政府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是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政府要改变传统的管理者的角色而转变为一个为市场提供支持的服务者，而不是在市场活动中冲锋陷阵。在经济新常态下，政府作为公共部门，应该以提供公共服务作为导向。

（三）以效益为目标

效率是指投入和产出的比值。在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在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往往只关心产出的多少，至于产出的质量以及投入的量往往不在政府的考虑范围之内，更不要说投入产生的负外部效应。在这样一种绩效评估的价值观的影响下，导致绩效工程、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后果。而效益则是指效果与利益，指劳动（包括物化劳动与活劳动）占用、劳动消耗与获得的劳动成果之间的比较，同时它包括项目本身得到的直接效益和由项目引起的间接效益。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将效益作为政府绩效评估的价值取向，意味着政府在追求效率的同时要追求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以追求效益作为政府绩效评估的目标。

三、经济新常态下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的实现路径

（一）培养公平的执政理念

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全国经济都落后的情况下，我国提倡先富带动后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一措施显然是符合当时的国情的。在经历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已经得到了质的飞跃，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不引起对公平的重视，将会导致社会的动乱。公平不仅意味着结果的公平，同时还意味着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因此培养公平的执政理念不仅要求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要保证公平，更要保证在执政的过程中以及在结果上都要体现公平。

（二）转变政府职能定位

打造服务型政府在传统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我国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来拉动的，经济建设是政府的主要职能，而政府的服务职能相对弱化，因此追求经济发展是政府绩效评估的主要价值取向。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意味着政府职能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政府要增强服务职能，打造服务型政府，通过政府职能的转变，构建与政府职能相适应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三）构建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1.构建合理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构建合理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意味着一方面要选择合适的指标要素，另一方面要对每一个指标要素设置合理的权重。政府绩效评估指标是政府行为的导向器，将直接影响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导向。在以GDP为价值取向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中，经济性指标在评估体系占的数量多而且占的比重大，因而导致人们重视经济建设而忽视公平、效益和服务等方面，以公平为基础、服务为导向、以效益为目标的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要求在构建绩效评估价值体系时要更加科学合理。

2.正确选择政府绩效评估的评估主体。评估主体是指评估活动的行为主体。要想实现以公平为基础、以服务为导向、以效益为目标的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就必须正确选择评估主体，形成以公民、专家为中心的评估主体多元化。将公民纳入评估主体的范畴，一方面是因为公民作为被服务的对象对政府工作最具发言权，另一方面是因为将被服务的对象纳入评估的主体将引导政府为公民提供更好的服务，真正建设成服务型政府。

3.选择合适的政府绩效评估考评办法。政府的绩效评估相对于企业来说更加困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难以测量，政府是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要目标，而公共服务很难以用具体的数字衡量出来，因此在选绩效评估的考评办法时要注意实现宏观与微观、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相的多样化评估手段。

总之，实现以公平为基础、以服务为导向、以效益为目标的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需要我们从执政理念、政府职能转变、绩效评估体系等多方面进行改进。

参考文献

[1]竺乾威.经济新常态下的政府行为调整[J].中国行政管理，2015，03:32-37.

[2]蔺思涛.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就业形势的变化与政策创新[J].中州学刊，2015，02:82-85.

[3]卓丽华.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研究[D].郑州大学，2014.

[4]宋琴婷，彭文龙.经济新常态下的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研究[J].才智，2016，25:236-238.

新经济价值篇8

关键词：公允价值；历史成本；经济

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以其独有的优势越来越受到会计界的关注。本文对公允价值进行了简单的介绍，浅析了公允价值在我国的典型应用及影响因素。愚见如文中所述。

一、何为公允价值计量

1、公允价值计量的产生

公允价值计量虽然最早产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美国，但起初人们通常以历史成本计量作为主要的会计计量工具，所谓历史成本，举例说明就是最初购买资产时所花费的成本。因其具有客观性、可验证性、信息来源迅速等特点，顾受人青睐。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飞速发展，以恰当的形式向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提供令他们满意和认可的真实、公允的会计信息，依靠历史成本计量显然不能适应现代的经济环境，公允价值计量应运而生。

2、公允价值计量的概念及作用

什么是公允价值计量，从理论上讲，公允价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和债务清偿的金额。公允价值的公允性在于公平交易中，交易双方不受其他方任何因素的影响下所确定的、交易双方都能接受的交易价格。存在市场交易的情况下，交易价格即为公允价值。公允价值是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现值和现值等会计准则体系中最重要的计量方式之一。公允价值计量是维护资本交易秩序的一种重要手段，提高了会计信息获取的质量。公允价值更多的是对其现有资本价值的市场相关信息的评价，不是对其原始固定资本或购买时所付资本的肯定。如：笔者2005年买80的房子80万元，2011年如若出售，80万元则是历史成本计量。而在房地产市场上我所在区域的价格是20000/的市场价，实际上就是160万元。而这个价格得到双方的认同和熟悉，这个数值，就是公允价值计量。也适合相反，即负债时的情况。当市场上没有该类资本的交易时，就会选择相似或接近的交易信息来进行对比。当该交易信息不存在市场类似或接近的交易信息时，则采用多方位评估的方式进行，以达到双方的熟知、市场的公允，达到规范金融市场的目的。

二、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典型业务分析

1、非货币易

非货币易主要是通过资产的交换，换出自己认为价值不大或作用不大的资产，而换入相对有价值或有用的资产。实际上交换双方主要关注的是资产的未来使用价值，而资产未来使用价值主要通过市场交换的公允价值来体现，而不是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换入资产的原账面价值。非货币易准则缩小了公允价值的使用范围或尽量避免使用公允价值的概念，而将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作为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这种规定有利于减少企业利用非货币易操纵利润的可能，有利于规范我国企业间的非货币易行为，但却没有反映出非货币易的实质。

2、关联方交易

关联方的存在，可能影响交易的公允性。关联方一般是指有关联的各方，关联关系是指由关联的各方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已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有关各方对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均有各自得判断。建立控制、共同控制和施加重大影响是关联方存在的主要特征。在企业的日常业务过程中，必然涉及到许多方面，企业间发生交易时，往往会从各自得利益出发，一般不会接受不利于自身的条款。这种在交易各方相互了解、自由的、不受任何关系影响而形成的交易价额即为公允价值，在关联方交易的计量中也应该排除各种影响，才能算作真公允计量。

三、运用公允价值的影响因素

1、不成熟的资本市场

只有在成熟的资本市场、完整的资产评估准则体系、完善的法律法规等外部条件的支撑下，公允价值的计量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否则，企业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差额作为利得或损失计入损益的处理结果，会对企业资产价值的稳定性以及企业的损益带来很大影响。特别是在上市公司，容易成为企业操纵利润、粉饰会计数据的手段，降低会计信息的质量。

2、会计从业人员职业判断能力

公允价值的计量需要会计人员具有较高的职业判断能力。要获取高质量的公允价值信息，不仅需要会计人员具有丰富的会计理论与实践素养，还需要会计人员了解评估、金融、资本市场等相关知识。而我国现有的会计从业人员专业素质参差不齐，直接影响了职业判断水平，制约着公允价值模式的使用效果。

3、诚信机制没有完全形成

诚信虽然是道德标准，但是在现今的社会中，如果缺乏诚信，即使会计制度、企业治理结构、资本市场等其他条件都达到完美，也无法避免造假行为。因此，必须建立诚信负责的机制，明确诚信的评判标准及违背诚信标准应付出的成本。而在我国，诚信机制的建立还在不断完善之中，违背诚信的事件还时有发生，中介机构及企业本身的诚信水平都有待提高，这对公允价值模式的运用具有非常不利的影响。

四、总结

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允价值计量是会计发展的大势所趋。能够更好的反映出企业的资本、价值、经营能力、效益盈亏。虽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有些许不适应。但是，它的优越性也甚为明显，我国也必然将公允价值计量准则推广开来，并广泛应用，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参考文献：

[1]陈珩.浅析公允价值在我国的发展前景[J].浙江财税与会计. 2002.(03)

[2]鲍明娟.公允价值与会计计量[J].会计之友.2005.(04)

[3]龚华元,蒋为二.浅谈公允价值[J].税收征纳.200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