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外汇投资范文

全球外汇投资篇1

在浮动汇率体系下,瞬息万变的汇率使外汇市场潜伏着极大的风险。尽管如此,人们投资外汇的热情不减反增。目前全球外汇市场的日成交量超过3万亿美元,规模远超股票、期货等市场,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人们为何如此青睐高风险的外汇市场?既有国际经贸往来的需要,也有利用国际金融市场进行投资的需要;既有争取投资收益最大化的需要,也有规避汇率风险的需要。美国次贷危机加剧了全球外汇市场的波动,在股市和房市的走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巧用外汇投资利器,能够帮助各种经济主体(包括个人投资者)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在一个更庞大、更规范的市场上寻找适宜的投资机会。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乱局中是否存在汇市投资机会?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一起来分析几个主要经济体当前的经济金融状况以及相应货币的未来走势。就美国和美元而言,全球大部分金融机构原本对美元也未抱多少希望,但在评估各种外汇资产风险程度之后,认为美元资产相对便宜,此次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自然被当做“临时避难所”,美元也再次作为避险货币而受到追捧。当然,市场预期美国总统奥巴马将推行大举刺激经济的新政,这将使美国经济率先复苏的可能性增加。一旦美国经济领先欧洲经济复苏,则美联储就会率先开启升息周期,这也是近期推升美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当然,美元若要持续走强,则必须克服货币政策陷入低利率陷阱以及为避免经济深度衰退而激增财政赤字这两大利空因素的挑战。

就英国和英镑而言,由于2008年年底英国通货膨胀率上升,房市极度低迷,个人消费疲软,总体经济形势不容乐观,金融市场仍有再度动荡的可能,英镑长线走弱。

就澳大利亚和澳元而言,澳大利亚近期的一系列数据显示其经济运行较为平稳,但作为世界三大商品货币之一的澳元也陷入困境。在石油和金属资源价格下跌的背景下,各大投资机构纷纷抛售澳元以降低风险,加之新一轮的降息,推动澳元汇率下跌。

就日本和日元而言,日本已不具备降息的空间,且大量的投资机构纷纷投向日元,日元近期相对坚挺,中长期汇率有不断走高的迹象。

就欧洲和欧元而言,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蔓延,近期欧洲主要国家(如德国、法国、西班牙等)面临巨大的财政负担,金融系统的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欧洲经济衰退几成定局,欧元受此影响将主动缓慢贬值。

通过上述基本面分析,我们大致可以看清各主要经济体及其货币未来较长一段时期的基本走势。准确把握经济形势,有助于通过中长线操作获利。当然,由于各主要经济体受此次金融危机冲击的程度不同,所采取的政策及应对措施也各有差异,加上甲型H1N1流感和局部政治冲突等因素对汇市的动态影响,在短期内仅靠基本面分析难以洞察投资机会,为此还须融合技术面分析方法,以便在起伏不定的汇率波动中捕捉最佳进出时机。客观地说,精明的外汇投资者不仅不会因全球金融危机而一筹莫展,反而还可能从频繁的汇率震荡中寻求更多的短期获利机会。如果您能比较准确地预测某种货币汇率的涨跌,持有该外汇多头或空头便可赚钱,适当买入看涨期权或看跌期权则能使您获利更丰或对冲风险。另外,利用杠杆效应较高的外汇期权和期货交易,只需占用您较少的资金便可进行外汇投资,只要判断正确,收益将加倍增大。

当然,“不熟不做”是妇孺皆知的道理,欲更好地把握汇市规律,练好外汇投资的基本功,阁下可根据自身的金融与投资素养,有选择地阅读本书的某些章节,并在实践中活学活用,不断增强驾驭汇市的能力。

赢在汇市,让我们一起踏上征途。“Yes,We can!”(奥巴马竞选演说的经典口号。)

过文俊

全球外汇投资篇2

一、中国外汇储备的迅猛增长源于全球经济失衡与国内储蓄率过高

中国外汇储备自2001年以来大幅增长，2006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余额已经达到10663.44亿美元，仅仅一个季度后，到2007年一季度末则达到了12020.31亿美元，比2006年末增加了近1357亿美元。造成中国外汇储备迅猛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际因素，也有国内因素。就国际而言，全球经济失衡是主要原因；就国内来说，储蓄率过高并造成国际收支顺差是其根源。

全球经济失衡的两端是美国和东亚地区

广义地讲，全球经济失衡可以指世界经济任何方面的不平衡，但目前经济学人探讨的全球经济失衡是指美国巨大且不断增长的经常项目逆差，以及相关联的美国极低的储蓄率和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极高的储蓄率。

从图2可看到，1997年以前全球经济基本平衡，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相对温和。但是，自1998年以来全球经济开始出现失衡，而2004年以来全球经济失衡迅速扩大。欧元区和除美国之外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ANGLO，英、加、澳、新）经常项目一直以来保持基本平衡，全球经常项目逆差基本集中到了美国一个国家，而全球经常项目顺差主要向东亚国家和地区集中。相对应的，美国储蓄不足而东亚国家储蓄过剩。美国和东亚成为了全球经济失衡的两极。

全球性经济失衡根源于实体经济的结构性差异。相对于美国，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东亚国家具有相对较高的投资（储蓄）率和较低的消费率。其中以中国表现得最为显著，2005年中国的总资本形成率（投资率）高达42.6%，甚至超过了居民最终消费率37.74%。

东亚国家经济的这个显著特征与其长期实施的出口替代战略和强大的制造业生产要素的聚集能力有关。在这些国家里，消费率较低，相对较高的投资率所形成的最终生产能力的一个相当部分被出口，以满足国外市场，特别是欧美市场的需求。

显然，出口不是故事的全部。国际贸易存在这样一个机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当存在进出口不平衡时，国际贸易将通过贸易主体币值的相对变化（或潜在压力）实现平衡。1998年以前，东亚国家出口和进口总体上是平衡的。但自1998年开始，东亚国家持续顺差，长期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从2002年加入WTO开始，中国对外贸易规模迅速扩大。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和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使中国开始成为全球制造业生产要素的一个聚集中心，这一优势加上与文化传统、人口结构和经济转型有关的高储蓄率，导致了中国贸易顺差连创新高，加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在全球贸易中的“顺差中心”地位。而在地球村的另一端，美国经常项目持续逆差，2006年达到创纪录的8567亿美元，除了东亚这个美国最大的逆差来源区，中东产油国家在油价高企的情况下也成了美国主要的贸易逆差来源区。

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C+I+(EX-IM)=C+S，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在一国内部就表现为储蓄与投资的缺口。作为逆差中心的美国的储蓄和投资之间存在巨大的缺口，而作为顺差中心的东亚国家缺口方向正好相反。这里有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东亚国家的储蓄传统早已存在，为什么持续的贸易顺差只在1998年后才产生呢？

这一变化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亚洲金融危机后，美元作为事实上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进一步增强。对于刚从亚洲金融危机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的东亚国家来说，通过本币贬值扩大出口，实现贸易顺差，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手段，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增加外汇储备，从而抵御外汇冲击，增强公众对本国（区）货币的信心。在这种情形下，东亚国家大量增持美元储备不仅使国际贸易的自动平衡机制暂时失效，还使得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得以延续。这个故事可以简单地讲成，美国政府和民众举债消费主要来自东亚，特别是中国的廉价商品，而美国要做的，只是开动印钞机，发行信用货币――美元。

国际收支顺差大幅增长的根源是国内储蓄率过高

2001年中国加入WTO实行全面开放以来，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不可替代的特征表现得更加明显：庞大的几乎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最大的潜在市场和工业化进程中骄人的经济增速。但是，这个日益重要的经济体仍然处于复杂的转型进程中，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与农业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型两个过程相互交织，这就进一步增强了中国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增长的难度。经济全球化浪潮与双重经济转型使得中国经济暂时处于内外失衡的境地。

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表现为消费和投资、内需和外需的不平衡。首先，从计划体制走出来的中国经济具有体制性的投资冲动，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需要相当的消费能力以实现商品市场的平衡。但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固化使得城乡收入和消费差距扩大，抑制了消费的快速增长，得到信贷优惠的国有企业向资本密集型行业投资，使得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带动减弱，而具有较强就业创造能力的民营企业难以得到正规的金融支持，这样就业和工资增长的相对缓慢使得国内消费需求相对于投资增长处于受抑制的状态，从而导致了消费和投资的不平衡。

中国的总储蓄率在20世纪90年代平均为GDP的40％，到2004年上升为GDP的47％。尽管投资率在此期间有所增长，但储蓄快于投资增长，扩大了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中国高储蓄率的组成中不仅仅是居民个人储蓄率居高不下，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率也处于高位。居民个人储蓄率近年一直约占可支配收入的25％，大大高于被认为储蓄率较高的日本（6％）。企业储蓄自2000年以来迅速上升。而政府储蓄率也有相当大的提高，主要是因为近年来财政收入大幅增长，且财政政策重投资轻消费。

根据凯恩斯经济学原理，对支出法计算的总产出等式进行变形，可以得出：S－I＝EX+G。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储蓄和投资的缺口决定了一国的贸易顺差，即贸易顺差是由于国内的储蓄增长超过投资增长所导致的。因此，贸易顺差大幅增长的根源在于我国过高的储蓄率。

储蓄过高而消费增长相对缓慢导致传统的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得到强化，这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表现得更为明显，同时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使得寻找外部需求越来越迫切。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这个迫切需求找到了一个常规的出口，此后对外贸易规模迅速扩大，2004年开始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商品贸易国。

伴随着中国进出口规模的扩大，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逐年攀高至2006年的67%。从某种程度来说，投资与出口驱动的中国经济与东亚其他国家（日本除外）并无明显区别。但是正如经济学家钱纳里在研究了世界的工业化经验后所得出的，内部需求是驱动大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大国经济在内部需求不断升级的带动下实现优化。

而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日本除外）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中国是一个大国。 结构性失衡难挡中国经济总体上的骄人增长。中国经济增速自2002年以来一直接近或超过10%，连续多年成为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在2001年底加入WTO后，对外贸易规模迅速扩大，2004年开始成为世界第二大商品贸易国，外汇储备以每年约2000亿美元的幅度增长，到2006年2月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2006年底超过1万亿美元。

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的不利影响：流动性严重过剩

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的快速增长与中国加入WTO后在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中禀赋优势的逐渐实现有关。在人民币尚未国际化，实际上盯住美元的情况下，这一优势与美国经济强大的吸收能力相结合，便强化了全球经济的不平衡。这在国际上表现为中国成为了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在国内表现为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规模的超常增长。

在现有的尚未完全开放的外汇体制下，国际收支的大额顺差直接导致了央行以外汇占款的形式大量地被动投放基础货币，这直接增加了市场的流动性。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不断升温，引发大量热钱流入，2003年到2006年末，我国外汇储备新增额为7798.9亿美元，而同期非贸易顺差外汇流入占到56.8％，为4429.4亿美元，央行为此需投入超过3.6万亿的基础货币。

为了回收过剩的流动性，央行于2003年3月开始发行票据以对冲流动性。但这并没从根本上消除外汇储备增加所导致的流动性过剩。如图9所示，银行系统的存贷比持续降低，这表明银行系统的存贷款差额持续扩大，银行系统的存贷差反映了经济体系内没有通过银行信贷系统进入实物流通领域的货币存量，这一部分的货币存量流动性最强。从2004年6月开始，存贷比就低于75%的国际警戒线，表明流动性过剩的状况比较严重。

二、 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对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要求

虽然全球经济失衡状态就短期而言是稳定的，因为全球经济在失衡的情况下仍在增长，然而这种状态是无法一直维持的。

当前全球的经济格局和国际货币体系似乎再次遇到“特里芬难题”。在汲取经济和金融危机教训的基础上，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追赶型的亚洲和拉美国家需要将本国货币钉住一个稳定的外部“货币锚”，以维持公众对本国货币的信心，促进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而美元就当之无愧成为这个“货币锚”，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由于美国实际上的世界货币地位，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经济的强劲增长和居高不下的油价，使得东亚和中东产油国家对美元的需求不断增加，因此美国的经常账户必须是逆差。

“特里芬难题”表明当前全球性经济失衡难以持续。可能的调整有以下两种方式：第一，美国继续享受着“廉价商品”和“融资收益”，经常账户和财政收支的“双赤字”状况得不到有效缓解，市场对美元丧失信心而抛售美元，于是美元大幅贬值（包括主动性和被动性贬值），使国际贸易向平衡的方向发展；第二，美国提高利率，缩减政府开支，降低居民消费，从而减少美国的双赤字，恢复市场对美元的信心。但这两种方式的经济影响都是不利的。

就第一种情况来说，美元贬值首先意味着包括中国在内的拥有大量美元储备的国家利益损失。在欧元和日元仍未显强势的情况下，这些国家不得不继续持有美元，甚至增持美元。以避免美元的进一步贬值和美元储备的更大损失。在这种方式下，调整经济失衡的大部分成本被转嫁到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特别是中东和东亚持有大量美元债权的国家。因此，我国除了应渐进地进行外汇储备币种和运用方式的预先调整，还应将提升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作为另一个可选的应对方式，最近举行的东盟“10+3”财长会议决定合作成立东亚“货币储备库”，是这方面的一个积极反应。

第二种方式将导致全球经济的低迷。这种紧缩性的政策组合将使美国经济增长放缓，鉴于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为了保持全球经济平稳增长，要求日本和欧元区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长率，以填补美国经济增长放缓所产生的产出缺口，并吸收美国的出口。但从图9可以看出，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日本和以德国为代表的欧元区经济表现一直低于美国，短期内美国作为全球经济发动机的地位难有实质性改变。因此美国平衡赤字的政策将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步伐减慢，而与美国贸易关系紧密的东亚地区出口将大受影响。在这种方式下，美国主动承担调整成本，实行经济紧缩政策，并拖累全球经济，其实是很难发生的。

因此，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目前全球性经济失衡的局面将不可持续，而其调整将使世界经济不同程度地受损。但我们仍然预期，在短期内即使这种调整发生，它仍将是缓慢而渐进的，这给我国调整内部经济结构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缓冲的余地。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是全球性经济失衡和国内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在全球货币制度和我国特定的外汇管理体制下共同作用的结果，全球性经济失衡的调整将给我国高额外汇储备带来损失。为此，解决内部不平衡的根本性措施应该是提高国内消费和进口，以实现经济的平衡增长，促进技术进步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值得指出的是，对于中国这样经济总量不断扩张且在全球排名中处于前列的国家来说，外部失衡导致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说明了人民币的弱势和在国际储备体系中的边缘地位，这与我国的经济实力显然不相称。大国经济特征面对脆弱的国际货币体系，使得我国外汇储备管理的难度和重要性加大。解决外部不平衡的长远性战略措施应当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因为根据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三元悖论”，只有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汇率自由浮动）时，我们才能在贸易顺差的情况下更好地控制外汇储备的增长（资本自由流动），并增强国内经济调整的灵活性（货币政策独立性）。

三、 外汇储备管理的首要目标是确保货币和金融稳定

当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被视为外汇储备的超常增长的直接应对措施时，外汇储备管理的收益性和回收流动性的目标便被强调。而当在一个更大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看待这一问题时，我们认为外汇储备管理的目标是确保支付安全，实现货币和金融稳定。因此，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变的中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有所不同。

外汇储备的功能发生转变

国际资本流动的潜在破坏性加大了使外汇储备已不限于传统的支付功能，而是更强调外汇储备对保持本币信誉和对投机资本的威慑作用。

外汇储备在传统上主要满足进口、偿还短期债务和稳定汇率等支付要求，但外汇储备的这一功能是在以固定汇率制为特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全球货币体系进入了以浮动汇率为主的时代，黄金不再是美元的支柱，美国可以不再受到黄金数量的约束而对外发行美元，其主要渠道就是对外投资或贸易逆差。从图11可以看出，在美国输出美元的对外经济活动中，1983年以前以资本的净流出为主，1983年以后以贸易逆差为主。这一转变显然与全球产业升级和分工的变化有关。

也就是1983年以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几年里，不受黄金数量约束的美元输出开始大幅增加，这主要表现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持续大幅度增加。美元的大量输出，一部分被各国央行所对冲，另一部分与大量的虚拟资产相对应，这些全球化的资产交易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和流动性，因大量的投机活动而使全球金融风险越来越大，并显著增强了新兴国家金融开放的外部脆弱性。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证明了这一点。 固定汇率体系的解体和国际储备货币发行的增加导致了金融危机频繁发生，而金融危机往往是从汇率被攻击开始的，其近乎毁灭性的后果让人心有余悸。危机的一个主要教训是增加对关键货币（如美元）的持有。相对于以充足的外汇储备保持公众对本币的信心和对投机资本的威慑力，外汇储备传统的支付国际收支逆差的功能已不再被强调，其重要性已大大降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虽然广大新兴市场经济体普遍实行了浮动汇率制度，但是，其外汇储备却未如人们依据传统理论而推断的那样大幅减少，反而大幅增加，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外汇储备的功能发生了转变。

人民币国际化也需要拓展外汇储备的功能

作为金融开放的一项主要内容，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我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获得与我国实力相称的经济地位。当前巨大的外汇储备规模不仅增加了金融开放的必要性，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金融开放过程中的外部脆弱性。在墨西哥和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前，墨西哥的外汇储备只可以保证六个月左右的进口支付，泰国以短期国外资本弥补经常项目逆差，其持有的外汇储备不足以弥补金融开放所导致的外部脆弱性增加和内部脆弱性暴露，从而无法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和蔓延。

日本和德国的经验表明，经济地位迅速上升的经济体正是在持续顺差导致外汇储备增加的时候开始货币浮动和自由兑换，从而顺利地从国际货币体系的“毕业”，如图13和14。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德国和日本经济相对于美国快速增长，对外贸易持续顺差导致外汇储备快速增加，从而产生了本币的升值压力，马克和日元开始升值，走上了逐渐回归均衡汇率的征途。在这种时机下，经济的强劲增长有利于本币逐渐被国际社会接受，且本币回归均衡汇率的升值对出口的影响不大，而保持一定数量的外汇储备，不仅增加了政府推动本币国际化的主动性和操作空间，也可以增强国际社会对本币的信心。

当前人民币也处于国际化的较好时机，人民币汇率的波动范围正逐步加大。人民币的国际化将增加我国本已脆弱的金融体系的外部脆弱性，因此需要相当数量的外汇储备以将其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坚强后盾，确保我国货币和金融稳定。

四、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增强央行的货币政策独立性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快速增长导致了货币供给的被动增加，当以此来分析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时，便产生了两个误区：一是着眼于外汇储备规模的增加，强调外汇储备的收益问题，认为即将设立的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对外汇的专门化管理可以增加外汇收益；二是着眼于货币供给的增加，强调应切断外汇储备增长与货币供给增加的联系渠道，以消解流动性过剩。我们强调其间的“被动”机制。我们认为，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增强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全球外汇投资篇3

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今年7月份数据，中国外汇储备中有美元、欧元、日元等主要货币，也有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是一种分散的货币结构组合。中国近期在减持美债的同时，大幅增持日本和韩国债券。今年上半年中国共计增持1.73万亿日元(约203亿美元)，增持韩债亦至3.99万亿韩元(约34亿美元)。

有人认为，中国此举不仅是出于“外汇多元化”的考虑，也在于如何加强中国外汇储备的多元化管理。其实，中国转增持非美元货币，只是释放出外储多元化的信号，要想真正化解外储管理风险，还应多管齐下。中国应鼓励发展财富基金，将外汇储备的债券转化为全球配置的股权投资，令庞大的外储转化为中国的金融话语权，推动中国产业升级。同时，让中国的外汇储备管理模式由“藏汇于国”向“藏汇于民”转变，令外储品种多元化。

在2010年6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为24542亿美元。对于巨额的外汇储备如何管理，如何持有，如何分配，如何投资，这是一系列的问题。早在2007年，人们就议论纷纷，但当时，更多的人都是从传统外汇储备的理论角度去理解，认为应该购买更多的实物性资产，如黄金与石油等，要分散化投资与持有的货币等。但实际上，那场对外汇储备如何投资与管理的争论。许多人的主张都被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击得粉碎。在新的环境与条件下，传统思维无法用来规避持有巨额外汇储备的风险了。因此，在新的国际金融市场条件下，如何让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进行多元化管理，并非仅依靠传统观念就能够化解了。

对此，我们应该更深入分析与了解，以便寻求更好的解决方式。

按照传统观念来说，中国外汇储备主要有以下几种功能：清算支付、偿还外债、保证本币稳定及对外汇市场一定调节等。

从传统的外汇储备持有的功能来看，外汇储备主要是一种支付手段，具有国际贸易清算的功能。因此，外汇储备持有量应该是一定的，否则外汇储备持有过多或过少，不仅会增加外汇管理风险、汇率风险，还可能增加外汇持有的机会成本。但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外汇储备的功能主要是保证本国货币、经济及市场的稳定。此时，一国外汇储备持有量是不定的。关键是该国的外汇储备是如何积累起来，以及这些外汇储备如何有效管理。外汇储备传统功能已经不是最为关注的问题。

目前，外汇储备是一个国际收支的概念。近几年，中国外汇储备的积累大致主要有三个来源，贸易顺差、FDI流入、由前两项之外的资本流动。特别是随着人民币升值，不少国外资本通过正式或非法方式流入的资本。对于这类的资金到底流进了多少，不仅政府无法知道多少，更无法监管到。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外汇大量流入主要是预期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中国资产价格上升。

可以说，近几年中国外汇储备快速增加，很大程度上都与这种资金疯狂流入有关。不过，近年来随着人民币升值减缓及中国外汇储备管理水平提高，这类外国资本流入也在减少。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既有的中国经济增长结构下，外汇储备快速增长仍然是一种长期的趋势，加上不少人都在鼓吹人民币升值，更是让热钱流人，中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既外汇增长是一种趋势，就不要过多地关注外汇储备是否增长，而是关注如何有效管理。

对于外汇储备的存量管理，经过2008年下半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关于外汇储备的阴谋论及民粹主义的观点有所收敛，即中国持有美国国债就是借钱给美国人用。是给美国华尔街的贪婪买单。但随着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美国经济一时无法复苏，无论是政府管理层还是市场都在关心，中国外汇储备贬值的风险，希望增持非美元货币，发展财富基金，将外汇储备的债券转化为全球配置的股权投资，来化解与分散这些风险，以及以此增加中国在国际市场的金融话语权，推动中国产业升级。

其实，当前中国外汇储备管理的最大风险应该是美国经济不确定的风险。这不仅在于美元在整个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绝对支配地位。如果中国外汇储备中美元比重过低，其所面临的国际金融市场震荡的风险更大，而且在于美国经济无法复苏给整个世界各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从2008年下半年金融海啸爆发的情况来看，只要是外汇资产，无论如何分散化投资还有分散化货币持有，当全球快速流动的资金都进入避险时，那么持有非美元货币及非美元资产都会处于极高的风险中。

有人认为，中国财富基金与新加坡等国相比，中国外储只有不到10％的比例投资海外。如何发展财富基金，将外汇储备的债券转化为全球配置的股权投资，这将是中国庞大外储有效管理的好的出路。因为，利用股权投资全球布局能源、资源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可达将外储转为中国核心竞争力的结果。这个建议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实际上全球配置的股权投资收益可能会好，但其所面临的风险会更高，它包括了市场风险及政治风险。特别是在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及全球金融保护主义盛行的情况下，这种风险会更高。试想，没有更好的激励制度，管理层会愿意进入风险过高的投资领域吗?

只要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退出，只要美国经济复苏过于缓慢，中国的庞大外汇储备就面临很大货币贬值风险。

全球外汇投资篇4

中国流动性问题与全球流动性问题紧密相关。全球化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了深刻变化，其重要的表现就是全球流动性过剩。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虽然有诸如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等，新兴市场国家和全球经济依然呈现快速的增长，中国增长速度最快。

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官方是资本输出的主要参与者。这些输出资本的特点是数量很大，对冲不足。过去认为新兴市场国家流动性不够，一旦有风吹草动，就可能会发生金融危机。过去发生的几次危机，使得这些国家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结果导致这些国家外汇储备迅速增加。

新兴市场国家成为资本输出国，导致这些国家金融风险发生了结构型变化。以前风险在负债方，流动性冲击导致货币危机从而导致金融危机。而现在这些国家面临着新的危机，即风险从负债方转移到了资产方。由于美国利率调整或美元下跌，新兴市场国家没有对冲的投资可能面对大量的损失。当拼命增加外汇储备的时候，资本缩水的风险也随之而生。负债方的风险正在降低，而资产方的风险却逐渐在增加。所有新兴市场国家都在投资资本，基本上是投资于固定收益产品，导致了固定收益产品供给相对不足。

以多元投资应对流动性过剩风险

充足的流动性在各个货币之间分散化的投资，引起了外汇汇率波动的增大。对中国来讲，如果仍然盯住一个货币，风险会大大增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支持人民银行积极推进外汇改革，多元化投资外汇储备，来保护国家经济。同时中国也在积极鼓励私人资本到海外投资。这其中包含了“藏汇于民”和“藏汇于国”之间的关系。例如日本上世纪80年代在海外的投资是老百姓出去投资的，主体是日本的私人企业，但这些投资的回报率很低。因此，如果老百姓投资水平不高，“藏汇于民”只是把风险转嫁给了老百姓，我们要警惕类似日本的情况发生。“藏汇于民”还是“藏汇于国”很值得思考，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外汇储备的规模应该有多大，二是其中有多大的比例应该放在老百姓的手里。

全球流动性增加，使得多元化国际投资增加，引起汇率被动增大，而固定收益类产品短缺，收益率较低。中国外汇储备已经接近1.1万亿美元，占GDP的40％。简单估算，假设中国外汇储备60％投资于美元，如果美元贬值1O％，资产的损失是中国GDP的2.4％。如果这个风险不能得到有效的化解，将会导致很大损失，所以中国需要进行积极的外汇管理。

宏观政策应着眼于降低跨时间风险

汇率制度方面，中国很有必要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要发展新的对冲工具，即汇率方面的避险工具和在岸市场。进行资本账户的有序开放和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货币政策方面，中国央行更加成熟，2006年是中国政府货币政策非常积极的一年。从货币状况指数来看，现在中国的货币政策基本上是中性的。不过，中国的流动性仍然是过剩的。银行准备金率的提高并未导致银行间利率的同步提高。央行的紧缩政策并没有导致资金成本的相应上升，说明货币供给相对于需求来说仍然是过剩的。流动性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这是因为2006年第四季度中国的外贸出口和净出口都增加得很快，几乎是以前没有的速度，新增加的流动性部分冲销了央行回收流动性的努力。

从宏观政策角度，在全世界投资减少的情况下，中国的最优选择应该是继续投资，如投资各种不会引起产能短期过剩的行业，同时大量增加进口，如技术原材料、能源，即增加实物资产，而不是金融资产。从代际迭代模型来考虑，2020年之后，中国老龄化现象很严重。这种情况下，最优的选择是做出对子孙后代有利的长期投资，保护资源和环境。消费问题会随着投资问题的解决而解决的。

总之，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是由市场化、城镇化和全球化推动的，而城镇化将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稳投资、促进口、带消费，发展国内金融市场，改进国际资产投资，是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建议。

全球外汇投资篇5

“货币操纵国”威胁

没有事实依据

货币操纵国定义是美国评估主要贸易伙伴汇率政策的内容之一，每年由美国财政部向国会提出报告，判断其主要贸易伙伴是否存在汇率操控行为。2016年4月，美国财政部建立了汇率政策监控名单，涵盖中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德国、瑞士六个贸易伙伴，但并未列出汇率操纵国。

按照现行评估体系，美国对汇率操纵国有三个判断标准：一是与其存在显著双边贸易盈余，贸易伙伴的双边顺差要超过200亿美元（约占美国GDP的0.1%）；二是拥有相当规模的经常账户盈余，经常账户盈余超过该国GDP的3%；三是在外汇市场持续进行单边干预，在过去12个月中，持续购入外币，总额超过该国GDP的2%。

在上述三个标准中，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无疑符合第一项。中国经常账户盈余约占GDP的2.4%，低于第二项标准。第三项则完全不相符合，目前，人民币汇率持续面临贬值压力，中国外汇管理部门加大市场预期管理，力图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从历史情况看，美国曾经在1992～1994年间将中国定义为汇率操纵国，但之后一直未再旧调重弹。现行人民币汇率决定机制和市场运行架构均与1992～1994年有天壤之别。如果美财政部的汇率政策评估继续保持其连续性而不是重新定义单边汇率干预标准的话，指责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完全没有事实依据。

贸易失衡与汇率失调息息相关

货币操纵国的评估主要针对贸易伙伴的汇率政策，目的在于解决贸易失衡问题。

特朗普上台后推出的美国优先和保护主义色彩的对外经贸政策，导致全球贸易战风险上升。其中，中美双边贸易失衡是其格外关注的主要内容。

从2009年到2015年的六年间，中美双边的商品贸易逆差由2269亿美元攀升至3672亿美元，一度占美国贸易逆差总额的一半以上。为此，特朗普多次提及中美贸易逆差问题，表示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及研究征收边境税等一系列政策。

2015年，中美商品贸易逆差达到3672亿美元的历史性高点，2016年则收窄到3470亿美元，近期数据亦显示中美贸易逆差收窄趋势可能持续。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在美国会面时探讨通过“百日贸易计划”来缩小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

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统计，美中贸易支撑美国国内260万个就业岗位。就目前中美商品贸易结构来看，中美贸易的互补性较大。中国更多出口轻工消费品，而进口较多科技产品及资本品。事实上，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巨大，有一部分原因是美国对其高科技相关领域的出口限制。

从理论上讲，中美两国经济结构、产业竞争力和国际产业分工等因素决定了其存在商品贸易逆差和服务贸易顺差的不对称现象。2001年到2016年，美国对华服务出口增长了15倍，服务贸易顺差增长了29倍。

未来，中美可能在贸易上进一步协商，例如美国或考虑放宽高科技相关领域的出口限制，而中国也会扩大美国牛肉等农产品相关领域的进口。这将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失衡问题，降低贸易战的几率。

贸易与投资的平衡是双边经贸关系的核心。两国投资往来将从原来的被动平衡贸易差额转向主动的全球性的资产配置，其前提是进一步相互开放投资领域。

2013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开始下降，从2013年的28.2亿美元降至2015年的20.9亿美元。相反，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在近5年来持续攀升，并在2015年达历史新高80.29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的5.5%。对美国直接投资领域结构亦呈现多元化趋势，2015年投资额在10亿美元以上的行业分别是：制造业投资（40.08亿美元）、租赁和商务服务业（22.39亿美元）、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12.28亿美元）。

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企业在美国累计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已近500亿美元，为美国创造近10万个就业岗位。

显然，中美之间进一步相互开放投资领域，放宽投资限制，将促进两国的投资往来，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双边贸易失衡问题。

“汇率失调”

是中美博弈的新焦点

“汇率失调”的内涵和外延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从目前中美贸易、资本及金融往来情况看，汇率失调与贸易失衡难脱干系，亦与美元汇率自身的变化密切相关。

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及交易货币，其利率和汇率的调整方向和频率具有内在的逻辑性，一直是全球金融市场波动的重要变量。2014年以来，美元汇率指数继续走强，美元指数回升累计超过20%，开始侵蚀出口企业的利润。有分析认为，美元汇率每上涨10%，就会拉低标普500盈利3%至5%。显然，强势美元对美国经济竞争力的影响正在逐渐显现，并在一定程度上使特朗普吸引制造业回流的努力面临更大的困难。

因此，特朗普迫切希望减轻强势美元的不利影响，其近期对美国货币政策和美元汇率的表态在全球金融市场引起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异动。

从中美两国汇率博弈的历史看，施压人民币汇率仍然会是美国汇率博弈的一个重要选项。在美元贬值期间，美国政府出于阻碍人民币分享美元贬值红利的考虑通常会不断施压人民币升值；而在美元升值期间，其对人民币汇率的关注程度明显降低，选择性无视人民币实质性的盯住美元走势。

从容应对中美货币博弈

在流动性最大的全球外汇市场，美元汇率是一个主要的外部决定变量。美元汇率的决定从属于美国货币政策范畴，主要受到国内经济增长的影响。进入2017年以来，美国经济活动维持温和扩张，2016年美国GDP增长1.6%，是金融海啸以来的最低增速，表明美国经济仍未走出低增长区间，但劳动力市场主要指标继续改善，劳动参与率有所回升，失业率继续创出新低，表明劳动力市场的改善具有坚实的基础。同时，美国的通货膨胀略有回升，但仍低于2%的目标，再度确认利率处于上升周期，渐进加息步伐持续，预计2017年美国将加息两次。

美元汇率与美国的加息周期高度相关，美元汇率上升无疑会强化其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可能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带来新的挑战。

在全球化面临回潮、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加剧的大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应该在保证经济安全的前提下为新的全球化发展路径提供中国方案，其中，保持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成为一个重要政策目标。

人民币国际化的本质是市场信任度，人民币加入SDR为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推动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及资产配置打造了重要的制度性基础。但是，从客观上讲，提升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必须要提供更多人民币投资工具，需要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开放。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市场的影响因素更趋复杂，市场波动率可能攀升，对此应有充分的估计，并采取相关措施，有效地控制风险，保持金融市场的基本稳定。

全球外汇投资篇6

关键词:对外投资;国际资本;金融市场;国际组织

一、影响中国对外投资的外部因素

(一)国际流动资本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的跨国流动日趋活跃,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进入90年代以后,国际资本流动有增无减,并以更迅猛的态势得到长足进展,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以发展中国家资本净流入量为例,在70年代,发展中国家资本净流入量是100亿-200亿美元,约占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1%。到1997年,发展中国家资本净流入量已达到2800亿美元,约占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4%。

由于各国逐步放松对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管制,同时在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证券化、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多重作用下,国际金融和国际金融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和速度惊人,表现出明显的扩大趋势。以外汇市场的急剧膨胀为例,1999年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超过112万亿-115万亿美元,是国际贸易量的100倍。

另外,据统计,在过去20年里,国际资本流动平均增长13167%,而全球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6158%。此外,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充斥,“热钱”交易量逐年上升。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全球货币日平均交易量曲线近10年来一直呈大幅上升趋势,目前已经上升到平均每天1万亿美元以上。

(二)国际金融市场

参与到国际投资当中,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国际金融市场。其中对中国对外投资能够直接形成影响的主要因素有几种:

1、外汇市场。外汇交易市场是个存在于银行间或交易商间的市场,它并非传统印象中的实体市场,没有实体的场所供交易进行,交易是通过电话及计算机终端机在世界各地进行,直接的银行间市场是以具备外汇清算交易资格的交易商为主,他们的交易构成总体外汇交易中的主体,也使外汇市场成为最具流通性的市场。

外汇市场是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单日交易额高达1.5兆美元。在传统印象中,认为外汇交易仅适合于银行、财团及财务经理人。但是经过这些年,外汇市场持续成长,并已成为连结了全球市场的交易。参与者包括了银行、中央银行、经纪商及公司组织如进出口业者及个别投资人。许多机构组织包括美国联邦银行在内都透过外汇交易赚取丰厚的利润。现今,外汇市场不仅为银行及财团提供了获利的机会,也为个别投资者带来了获利的契机。

在中国的对外投资活动中,不论是从事国际直接投资活动,还是从事国际间接投资活动,均要涉及一国或一个地区与另一国或另一个地区不同币种之间的兑换问题。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牙买加体系建立一直到现在的后牙买加体系,世界货币体系经历了剧烈变革后进入了浮动汇率体系时代。汇率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外汇市场中自由的浮动,中国的对外投资活动面临的外汇风险也越来越大。

世界上交易量大且有国际影响的外汇市场有伦敦、纽约、巴黎、法兰克福、苏黎世、东京、卢森堡、香港、新加坡、巴林、米兰、蒙特利尔和阿姆斯特丹等。在这些市场上买卖的外汇主要有美元、英镑、德国马克、法国法郎、瑞士法郎、日元、意大利里拉、加拿大元和荷兰盾等十多种货币,其他货币也有买卖,但为数极少。

2、国际证券市场。自20世纪末以来,证券市场成为了推动世界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的主要动力,虚拟经济也逐渐超过了实体经济成为了世界经济中最大的部分。国际证券投资不断发展并渐渐占据国际投资主导地位。国际投资的证券化趋势表现为国际证券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其中又以跨国股票的空前活跃和国际债券市场的迅速发展为突出特点。其原因之一在于20世纪80年代初所发生的世界性债务危机,原因之二在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金融自由化,以及各国金融管制的放松,金融机构逐步由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全球金融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新的金融投资产品层出不穷和新兴市场开放程度继续提升,使得国际投资证券化趋势的高速发展,带来的问题影响也将同样增大。证券化趋势对投资来说,其致富速度和破产速度都将加快。

国际证券市场主要包括国际股票市场和国际债券市场。国际证券市场主要包括:美国证券市场、英国证券市场、日本证券市场、香港证券市场。而随着欧元区和欧洲经济的兴起,欧洲的证券市场主要是德国的证券市场也成为全球主要的证券市场。

3、衍生金融工具。根据对货币利率或债务工具的价格、外汇汇率、股票价格或股票指数、商品期货价格等金融资产的价格走势的预期而定值,并从这些金融产品的价值中派生自身价值的金融产品。

衍生金融工具是指从传统金融工具中派生出来的新型金融工具。股票期货合约、股指期货合约、期权合约、债券期货合约都是衍生金融工具。其主要作用是: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加速经济信息的传递,其价格形成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资金的有效流动,还可以增强国家金融宏观调控的能力。有分割,转移风险,提高金融市场经济效率的作用。

(三)国际组织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美、英为主的西方国家,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造成的各国币制混乱、国际收支长期失衡的教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将结束的时候,研讨使币制保持稳定,实行国际经济合作和开展正常的国际贸易等问题,发表了“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的联合声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45年12月27日正式成立,于1947年3月1日开始办理业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凡是愿意遵守该组织有关规定、协定的国家,不论是联合国会员国与否均可加入组织。该组织现有182个成员国,其中有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签字加入的41个创始成员国。中国于1980年4月加入了该组织。

2、世界银行。世界银行是用于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和国际开发协会(IDA)。这些机构联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息贷款、无息信贷和赠款。它是一个国际组织,其一开始的使命是帮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破坏的国家进行重建。如今它的任务是资助国家克服穷困,各机构在减轻贫困和提高生活水平的使命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3、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是一个独立于联合国的永久性国际组织。1995年1月1日正式开始运作,负责管理世界经济和贸易秩序,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莱蒙湖畔。1996年1月1日,它正式取代关贸总协定临时机构。世贸组织是具有法人地位的国际组织,在调解成员争端方面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它的前身是1947年订立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与关贸总协定相比,世贸组织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知识产权贸易,而关贸总协定只适用于商品货物贸易。世贸组织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并称为当今世界经济体制的“三大支柱”。目前,世贸组织的贸易量已占世界贸易的95%以上。1995年7月11日,世贸组织总理事会会议决定接纳中国为该组织的观察员,并于2001年11月加入该组织。

4、各种层次的国际经济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看作是各国从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往来中取得额外的利益的一种尝试,这种利益并不能通过诸如世贸组织这样的国际协定得到。通过与邻国经济建立联系以及日益增进的相互依赖,相邻国家之间就会产生政治合作的动力。曾经建立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有欧洲联盟、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洲自由贸易区、南美共同市场、中美洲共同市场、加勒比共同体、东南亚国家联盟、亚太经合组织、非洲的区域贸易集团。

(四)国家风险

随着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步伐的加快,境外设立的中资企业、机构及外派人数快速增加,活动范围日益扩大,加大了中国企业和人员在境外的安全风险。中国海外投资项目不时遭遇不测,西班牙烧鞋事件,尼日利亚中国商城2005年末被海关查封。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中国城”项目也曾招致非议,2009年以来莫斯科税务警察查扣中国商人货物高到40亿美元。海外华人容易成为所在国社会问题的替罪羊,如印尼华人在1998年遭受空前劫难。2005年发生针对南非华侨华人的武装抢劫事件40多起,8人遇害。此外,近年来中国出境工程人员更是屡屡遭劫,伤亡惨重,其中尤以参与巴基斯坦工程建设者为烈。2009年4月24日中石化中原石油勘探局埃塞俄比亚公司遇袭,9名职工遇难。再如近年来闻名世界的索马里海盗,也使中国的对外投资活动受到了影响。这些国家风险的出现对中国对外投资行为影响巨大,同时也对中国政府的管理方式和应对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促进中国对外投资的策略建议

(一)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脚步

决定中国对外投资影响力的最重要因素,是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或者对投资东道国的经济影响力。而表现这种影响力的最直观手段就是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最大的好处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因为在对外投资过程中使用其他国际货币产生的汇率风险。同时人民币的国际流通也为投资行为带来新的投资机会。目前中国的经济体系已经足以支持人民币的国际化,同时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也吸引了众多国家愿意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

(二)加大中国外汇储备中可投资部分的使用

到2009年6月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2.1万亿美元,保守估计其中可用于投资的部分1.3万亿美元。2007年中国成立了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注资2000亿美元进行对外投资。这是外汇储备管理的新的尝试,也为中国的对外投资体系的结构完善开创了一种新的尝试。中国外汇储备中对外可投资部分数量巨大,容易产生规模效应,其投资能够完成一般投资者难以完成的项目。有效地对中国对外投资的主体、投资结构进行调整和补充。

巨额外汇储备种可投资部分还有另外一种应用的方式――为中国对外投资提供融资、担保、保险等服务。成立专门的对外投资资产管理机构,如对外投资银行,国家对外贸易金融保障公司等。

(三)放松对外投资中的私人投资管制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的过程,其实就是对经济管制的逐步放松的过程。而现在对外投资体系中,私人投资受到多层次、多体系的限制。有来自金融体系的,有来自法律体系的,也有来自行政体系。目前中国的社会储蓄余额超过了56万亿元人民币,而其中能够用于私人投资的居民储蓄余额高达14万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我外汇储备中可投资资本的总额。对私人投资放松管制,并以市场的手段加以引导,这将是中国对外投资领域新的增长点。

三、结束语

当今世界处于一个趋向于资本全球化、投资金融化、经济危机传导化的阶段。中国的国际投资资本在此时刚刚成形,只具有数量规模,而很少有其他的优势。研究世界经济中对中国的对外投资行为构成影响的外部因素,是为中国投资资本更好、更安全地融入国际投资资本打基础。

全球外汇投资篇7

伪命题之一：外汇储备贬值论

这一论断是基于这几年人民币对外币总体保持升值态势而形成的。对比人民币的升值，外汇储备相对贬值，贬值论调的基础一目了然。其实，从外汇储备形成机制来看，这种论断似是而非。因为中国资本项目严格控制，进出数额不大，游资进出速度快，难以形成长期沉淀，所以仅从经常项目下分析这一问题。企业出口商品或劳务，回收外汇，然后结余外汇通过结售汇制度向银行换回人民币；银行返身向中央银行出售外汇，得到人民币；央行买入外汇，形成外汇储备，同时释放人民币，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央行为了对冲这部分富余货币供给（因为这部分收入对应的是对国外提供的商品或劳务，国内并没有对等的供给），发行央行票据进行对冲，使内部货币供求保持平衡。从央行角度来讲，只是让渡了企业收入形成的对国外购买力，形成了对外购买或偿付的支付准备，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上体现为资产方的“外汇占款”。所以，外汇储备是央行对内部的债务和对外部的债权的中间体。

正确评价外汇储备是否贬值，应该是考察对外的购买力是否降低。国际通货的购买力评价应该兼顾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和通货本国的物价水平两个方面。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国外大宗商品市场价格逐步回归历史中游水平，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短期之内价格的大幅上升概率并不高。另外，美国一直处于低通货膨胀水平，其他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属国（如欧元区各国、日本等）的通货膨胀率也基本处于较低位置，所以，外汇储备的对外购买力并没有得到削弱，外汇储备并没有贬值。从内部来将，央行收揽了国内经济体货币错配的损益，代管了对外购买力。人民币的对外升值仅仅表明进口部门换汇成本下降，或是出口商的售汇收益减少，损益留在内部。对外部购买力而言，国民总体财富没有减少。

伪命题之二：外汇储备投资效率低下论

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有一半以上用于美国的国债和美国公司债投资。2008年，为提高外汇储备的使用效率，中国设立了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投）。诸多学者对购买黑石投资等损失虽然惋惜，但是无人责备，反而对中国购买美国国债非议颇多，声讨其贬值损失。但事实的是非功过本应相反。众所周知，外汇储备的用途之一是国内经济体经常项目下的进口购买支付能力的准备，之二是资本项目下清偿国际债务或国外投资回流的准备。作为外汇需求的储备，外汇储备的管理原则是兼顾安全性和流动性，保障国际收支的均衡。购买美国国债，无疑符合这两个原则。赢利性从来就不应当成为央行管理外汇储备的主要目标，央行也不应当具备实体投资功能。再者，从外汇储备投资实体资产的风险角度看，以购买美国资产为例，购买美元计价的实体资产（非进口商品）后，最终仍要兑换成美元。这样，投资实体资产事实上承担了双重风险：所谓的美元贬值风险并没有规避，同时还要承担实体资产价格下跌的风险。中投购买黑石、平安集团购买富通银行损失惨重就是明显的例子。当前全球经济尚未触底，全球资产价格还行走在下降通道上，此时贸然参与资产投资，风险仍然很大。另外，购买黄金更是无稽之谈。黄金在1973年彻底与美元脱钩后，作为储备的意义已经不大，黄金作为央行储备的地位是逐年下降的。当前黄金价格居于高位更多是缘于历史拜金情结和对冲基金对美元通货膨胀预期的炒作。

美国依然是世界绝对强势的经济体，美元依然是世界绝对占多的国际贸易结算通货和国际储备通货，对美元的信心丧失不可轻易下结论。笔者认为，美联储购买1.15万亿美国国债和金融机构抵押债券的流动性释放措施不会引发全球通货膨胀，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美联储以3000亿支持美国财政赤字政策，使政府投资和政府开支得以推进。从美国内部需求角度看，消费需求在短时间内难以恢复，高科技出口国际环境不佳，政府购买与投资成为必然选择。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大宗商品价格疲软情况下，这种支出形成通货膨胀压力的概率不高。

第二，美联储购买8500亿抵押债券，主要目的在于增强金融机构流动性，恢复市场信心，使之免遭清算危机或制度因素导致的破产，避免产生大规模金融信用链条的破裂。在私人部门投资疲软、金融机构极度审慎的情况下，基础货币的信用传递渠道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只能游走于金融部门之间，以备金融机构清理整顿之需，不可能大批量通过信贷等渠道流入实体部门而形成市场购买力，刺激价格上涨。虽然近期美国的基础货币大增70%，但是，由于经济活动的不活跃，货币乘数从9倍下降到5.5倍，抵消了广义货币供应量。

第三，国际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历来是美元泛滥的蓄水池，也是美元区定价的重要基地，但是，伴随着金融危机深化，大宗商品市场价格逐步回归。在全球经济疲软的背景下，兴风作浪的支持因素并不存在，这些商品期价高涨的概率也不高。

综上所述，目前的美元泛滥并不会形成全球性的通货膨胀。一旦美国投资与就业逐步回升，美国自然不会付出自身通货膨胀失控的代价，美联储也能从容地回收过剩的美元，降低流动性充裕产生的投资消费过热需求。所以，美元和美国国债不大可能崩盘，美国国债依然是相对安全的资产。中国加大购买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也是维护外汇储备购买力的重要手段。

伪命题之三：外汇储备刺激内需论

这是对外汇储备的经济学意义的简单误解。某些著名学者甚至提出把外汇储备直接分给百姓的荒唐方案。前面已经分析过，出口收入经过结售汇制度，已经换成人民币形成了国内财富和购买力。在央行手中，外汇储备是对进口或债务清偿的支付准备，以备国内实体对外之需。央行是无法在自己手中把外汇换成人民币的，央行持有储备只供国内部门需要时回收人民币卖出外汇，同时进行内部货币供应量的释放对冲，这个过程和形成储备过程刚好相反。如果把外汇分给民众进行投资或消费，若要刺激国内市场，民众还是要把外汇换成人民币进行购买，其结果是央行又放出相应的基础货币，和直接通货膨胀无异。若民众进行对外购买，只是徒然增加进口，则对内部供给产生挤出效应，不利于国内需求对内部经济的刺激。所以，外汇储备是一种支付手段的备付，是央行代管的对外财富的索取权，并不是一种国民财政资产，以之刺激内需或简单分给民众则是犯了金融学的常识错误。

这三个伪命题困扰了财经评论界许久，许多批评和建议都曲解了外汇储备的本义。但是，可以看到，中央对于外汇储备问题始终是明智而坚决的，保持了经济决策的正确导向性。首先，央行把持住了外汇储备的本质意义，保证安全性和流动性。在2005年汇率改革之后，央行进行一篮子加权储备货币政策，给币种之间的调整留下足够的运作空间，保证对外购买力的均衡。其次，在保留足够的偿付储备后，央行运用外汇储备购入美国国债或是政府担保的企业债券，旨在保持安全情况下保证较强的流动性。再次，政府已经开始运用外汇储备进行全球战略资源配置，通过各大企业实体进行并购国外实体资产。

基于上面的分析，并结合中国的实际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笔者认为，对外汇储备的管理应当注意如下安排：

密切关注外汇储备满足流动性的总量和流量管理，保持对外经济关系的稳定。当前中国外汇储备处于历史的最高位，为稳定宏观环境、稳定汇率制度起到了正面积极的作用。但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世界经济格局将产生巨大的变化。首先，美国消费模式的变化导致中国轻工业产品出口受阻。其次，中国更注重制约资源型、高耗能产品的出口。再次，中国积极扩大内需，会增加一定量的进口。这些都使得今后外汇储备增长迅速放缓。所以，中国的高外汇储备只是特定经济阶段的产物，并非常态，对外汇储备存量和增量的变化不可掉以轻心。与此同时，必须有足够的预期，在资本项目逐步放开之后，中国面临的国际资本进出速度必将加快，人民币不可避免成为市场炒作工具。这时汇率调控的艺术性要大大加强，外汇储备必须有足够的保有量，以发挥坚强的稳定锚作用。这种情况下，外汇储备的蓄积是很有必要的，充裕的外汇储备也是1998年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扮演中流砥柱的直接原因。

正确定位央行管理的功能范畴，在外汇管理安全性上不可偏离稳健原则，应当合理安排一篮子币种结构，资产分布应仍以低风险固定收益资产为主。安全性是外汇管理的重要原则之一，因此，外汇储备的币种选择应主要配置稳定性强的币种，储备资产的分布应当尽量规避风险资产，配置上应选择高信誉度的固定收益品种。当前，美元依然是世界最具主导权的货币，也看不到美元的崩溃和美元区域大规模通货膨胀的迹象。另外，美联储和美国仍然有货币供应量和国内通货膨胀的主控权，一旦美国本国受到通货膨胀威胁，或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触动美国根本利益，或是美元疲软伤及其国际影响力，美联储的紧缩政策也应该会应声而出。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依然有理由相信美元购买力的稳定，购进美国国债也依然是当前明智的选择。同时，作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投资者，中国也可借此获得与美国博弈的筹码，督促美国货币政策的稳定，增强国际话语权。

中投应重新进行战略定位，国际风险性资产投资应当归位于国内产业经济实体。如果把中投作为投资基金，就必然作为国家战略的执行人，保证国家长期资源配置的全球化采购与投资，在国际上为国家的长期战略储备资源。可惜审视目前中投的投资作为，和国际对冲基金玩法如出一辙，没有体现中投的国家战略责任和鲜明的投资定位，如不改变策略，或成为国际对冲基金的砧板上之鱼肉。所以，中投的设立与战略值得反思，应该把投资策略重心转向如何完成国家长期战略配置或是成为产业收购的战略同盟，完成其他企业力所不及的而又意义重大的收购或投资。

实体资产的国际化投资，则应交给市场化的国内经济实体机构，按照市场规则来进行。随着国际化程度提高，企业必然提升国际参与度，对国际资源和产业分布投资也将日益扩大。在这些经济实体选定合适标的后，用人民币购进外汇进行投资购买。这些投资的战略选择主要指向两大方向：一是对产业上下游的整合，购并产业发展瓶颈项目，整合原材料布局、产品研发与设计、营销与物流等附加值高的产业链部位，增强自主定价能力，融入国际化的核心价值链，从而提升中国的产业结构；二是对高科技应用技术和管理技术的引进，积极引导产业向现代化技术、精细化管理方向发展，提升企业的效率和国际竞争能力，达到质与量的双优化。以上两方面应当交给企业，逐步培养国际投资能力，整合产业链，提升产业结构，改变原有的粗放型、低附加值出口为主的经济格局。

同时，应当审慎进入不熟悉的市场，不打无准备之仗。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金融产品市场、股权或资产市场，中国的各个大型机构都曾有过惨痛教训。上溯到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有色、中国五矿的期货市场博弈，直到这几年的中航油燃料油期货交易、航空公司原油期权合约、中资银行购买次债衍生品、平安购买富通银行股权等无一不折戟沉沙，铩羽而归。在成熟的国际市场面前，中国机构的投资能力显然还不足以应对。国际金融市场上，对冲基金的资金整合能力、金融工具运用能力都远超中国的机构，贸然参与投机是成算不大的。应当尽量避免重蹈覆辙，逐步培养国际型金融人才和专业机构，积极但谨慎地逐步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博弈。

纵览汇改之后的几年里，央行对汇率制度、储备调节等还是秉持了可控性、渐进性的基本原则。所以，针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央行还需把持外汇储备总量上的稳定，还需把安全性、流动性作为第一原则。在这个基础上，国家利用储备富余部分进行长期化、国际化战略的运作，并主动规避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漩涡。同时，支持企业逐步走向国际市场，真正参与国际化竞争，利用外汇储备购进企业的真正必需品，对产业链进行全面的整合和提升。

全球外汇投资篇8

随着中国的外汇储备余额在今年3月底达到12020亿美元，如何利用外汇储备进行投资已为经济学界所热论。同时，藏汇于民的建议也一再被提及。事实上，虽然同期金融机构外汇各项存款余额仅为1649亿美元，但是，考虑到境内个人在海外拥有的房地产、股票、债券、存款以及基金等，部分中国个人拥有的外汇资产规模可能远比官方的数据要大得多。因此，个人投资者同样难以回避一个日益艰难的挑战：如何提高外汇投资管理的效率?这里，笔者仅从私人财富管理的角度谈谈个人应该如何投资外汇资产。

■外汇投资是否等于“炒汇”?

在许多人(甚至包括国内许多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的眼里，外汇资产管理等同于“外汇买卖”或“炒汇”。事实上，如果我们在互联网上将“外汇”(Foreign Exchange)和“投资”(Investment)放在一起搜索的话，其结果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同中国或者华人有关。原因何在?因为在美国等成熟市场国家，绝大多数人都知道汇率变动是最难以预测的宏观经济指标之一，通过买卖外汇取得的盈利也是最难以持续的。换言之，外汇根本就不是一类收益和风险可预期的资本资产，因而对于绝大多数投资者而言，它没有任何“投资”价值。

对个人外汇投资的正确认识应该包含两个层面的理解，一是对现有或者正在取得的外汇资产的收益或风险进行管理，二是将部分个人财富配置在能够带来外汇现金流或者位于境外资产上的投资行为。前者主要适用于出口商和海外上市企业的股东们，而后者则适用于几乎所有拥有可投资财富的国人。

不管是针对哪一类人群，外汇投资总体上可以被划分成三种类型(1)以方便交易和增强当期收入为目的的传统保守型外汇投资；(2)以学习、了解和逐步利用海外资本资产市场来管理财富为目的的探索型外汇投资；(3)以分散风险(财富保值)或增强收益(财富升值)为目的的财富管理型外汇投资。这三种类型的外汇投资的目标、策略、范围、程序和适用对象都不同，投资者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别合适的外汇投资模式。

■人民币升值时是否需要全球配置资产?

在当前A股市场高歌猛进和人民币升值呼声日益高涨的大环境下，鼓励中国的富人们采取全球资产配置的战略来管理财富确实需要勇气。但是，如果现代金融学理论和历史数据站得住脚的话，目前A股市场的巨幅上涨步伐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人民币的升值也有可能仅阶段性地针对美元、日元等货币而已。因此，从足够长的期限来看，国人投资海外市场既有利于财富保值，又有利于财富升值。

以股票市场为例，尽管全球股市的联动性在日益增强，但是，只要这些市场变动同中国股市变动之间不完全正相关，相互间分散风险、增强收益的多样化好处就仍然存在。假设我们于1993年12月31日用1万元人民币建立两个投资组合：投资组合X将55％的资金投资在以道琼斯中国指数为代表的A股市场、15％的资金投资在以标准普尔500综合指数为代表的美国股市、15％的资金投资在以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欧澳远东(MSCIEAFE)指数及15％的资金投资在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新兴市场指数；投资组合Y将100％资金投资在A股上。那么，在截至2006年末的13年里，国际化的投资组合X逐步积累为22485元人民币，而投资组合Y的终极价值只有19047元人民币。同时，组合X的投资者要比组合Y的投资者遭遇更小的风险。

这里我们仅仅考虑了海外股票市场的多样化功能，如果将海外债券、房地产、收藏品等更多资产加入进来的话，我们的投资组合就更加多样化，其长期风险更小。事实上，从全局看，中国的资本资产占世界可投资资产的比例相当小，这一方面说明我们有巨大的财富增长潜力，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全球配置可以为我们建立充分多样化的投资组合提供更广泛的选择。

必须指出，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不应该成为阻止我们全球配置的理由。一方面，本币的过度升值往往意味着本国资产的泡沫化，而这将严重削弱其未来收益能力，因此，我们更应该将一部分资金投资到海外资产上来分散风险。另一方面，外汇市场上多种货币的交织作用互抵后，人民币可能仅针对部分货币存在升值潜力。以2005年7月22日开始的本轮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周期为例，由于欧元的强劲表现，截至2007年4月30日，人民币相对于欧元实际上贬值了约5％。

由于我们投资的并不是外汇货币，而是以外汇货币定义的资产。我们海外投资的收益固然会遭遇汇率变动的风险，但是最终的长期收益仍取决于这些海外资产的收益能力。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只要我们在资产、地域、策略和经理等投资配置上做足了功夫，投资海外的长期多样化利益必将大于短期汇率变动的风险成本。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QDII产品?

任何成功的投资都必须遵循“资产配置决定长期回报”这一法则和“理财规划―制定投资政策―实施投资计划―监测投资组合―调整投资组合”这一动态循环式的决策程序，外汇资产投资也不例外。当然，投资者也可以通过相关金融产品进行外汇投资。目前，国内金融服务机构正在竞相以“外汇投资”为名向投资者推销外汇交易、外汇理财产品和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产品。尽管少数产品的某些特征确实可圈可点，但是笔者认为，其中的绝大多数都不一定适用于私人财富增值。究其原因，外汇交易本身的功能要么在于对冲汇率变动的风险，要么在于短线投机获利，投资者长期从中获取利益的概率微乎其微。此外，目前国内银行提供的多数外汇结构性理财产品，实际上是华尔街转嫁风险的“构造债券”(structured Notes)，无论其“预期收益率”的广告做得多么漂亮，其长期连续再投资收益率能否跑赢国际市场上的货币市场基金回报，都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既然外汇交易和理财产品都不能满足财富管理的需要，依赖于国内服务商的投资者只有将希望寄托在QDII产品上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银行所提供的QDII产品实际上是外汇理财产品的翻版，同样是专业投资者不屑

一顾的构造债券。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华安国际配置基金。但是基于以下理由，笔者对这只基金的投资价值同样存疑。

资产和币种配置不合理尽管在募集说明书中，其自定义业绩比较基准显示固定收益资产的配置比例只有45％(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全球指数(MSCIWorld Index)×35％＋雷曼兄弟全球综合指数(Lehman Brothers GlobalAggregate Index)×45％＋美国房地产信托凭证行业协会指数(NAREIT AllREITs Index)×10％＋道琼斯一美国国际集团商品指数(DJ-AIG Commod-ity Index)×10％)，但是基金的保本条款必然导致大部分资金将被用于低收益的短期零息票债券上。此外，基金的主要币种配置为日益走弱(相对人民币)的美元，其收益将难以抵消人民币升值的风险。

基金经理配置不合理尽管基金招募说明书中罗列了令人炫目的、洋中结合的豪华基金管理团队，但是仔细研读我们不难发现，其国内投资管理团队基本由华安旗下其他国内基金的基金经理组成，拿投资者的钱来“练兵”的意图非常明显；其国外投资顾问雷曼兄弟资产管理(欧洲)在基金管理领域并无过人之处，而且我们无法从招募书中罗列的一堆洋名字中找出谁是本基金的专职或者实质性管理人。很显然，该基金属于典型的无人具体承担责任的“集体决策”管理模式，既无具体投资专长可言，又无既往业绩可循，我们实在看不出来其主动投资管理的优势何在。

费用结构不合理客观地说，该基金最高1.5％的后端申购费用相当低廉，其最高2.75％的赎回费用也相对合理。但是，该基金的年度运作费用(1.5％的基金管理费、0.1％的国内托管费)以及结构性保本票据部分的额外年费(1％的保本费、0.1％的投资咨询费、0.1％的境外存管费，外加所采用的基金或者专户等投资工具本身的费用)却近乎对投资者的掠夺。

信息披露不透明除了上述基金经理的披露让人摸不着头脑以外，基金运作至今的投资组合细节和基金净值等信息的披露及时性和全面性，都难免让人对其透明度产生怀疑。

考虑到其保守的资产配置、对弱势美元资产的倾斜、无明显优势的投资经理和激进的费用成本结构，华安国际配置基金的“国际配置”功能将极其有限。有人称许该只基金为第一批试吃国际资本市场“螃蟹”的投资者提供了机会，但笔者认为，投资者如此试吃“螃蟹”的代价也太高了，贩卖“螃蟹”的雷曼兄弟集团和组织“螃蟹”宴的华安基金管理公司才是最大的赢家。

那么作为个人投资者，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QDII产品呢?首先，投资外汇资产是我们管理财富的多样化选择，现有固定收益类及等同现金类投资产品和途径已经足以让我们取得相当于平均利息水平的收益，所以QDII产品的主要资产配置应该是股权类资产。

其次，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压力来自于中国的贸易顺差主来源国美国，因此，QDII产品应主要投资那些能产生欧元、英镑等非美元现金流收益的产品。

再次，发达资本市场的有效性较好，主动型投资经理跑赢大市(如果能的话)的业绩难以抵消其高昂的管理费用，因此，QDII的境外投资顾问最好是来自先锋集团(The VanguardGroup)这类成本低廉、业绩优良的基金公司。

最后，为了消除短线投资者对长线投资者利益的损害，QDII最好以封闭基金或者长期信托的组织形式来长期投资海外资本资产市场。

总之，全球性资产、策略和经理配置对于财富的长期增值是至关重要的。只有那些对如何投资外汇资产有基础知识、理性的预期、节约的成本意识和长远眼光的投资者，才能真正从国际配置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