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范文

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篇1

金砖国家领导人三亚峰会已经结束。这次会议前后，西方多国感到有所不安。它们不是担心金砖国家已经抱团对抗西方，而是感到金砖国家形塑一个相对独立于西方体系的国际话语集团的努力，正在取得提速动力。

金砖四国（BRIC）在吸收了南非后，已升级成金砖五国（BRICS），统称金砖国家，简称B5。比较一下B5（金砖五国）和G7（工业化七国）这两个集体之异同，可有许多发现。

G7和B5的成员都走市场化道路，都信奉市场经济，或其经济价值取向已向市场方向转型。在此意义上，它们都按共同的经济法则――发展与效益、公平与规制――运行，具有相对绩效的可比性和量度的一致性。在B5和G7之间，其多数成员之间并不存在意识形态的对立。相反，它们的发展哲学和全球治理理念却很接近，尽管这两个不同体系的成员对于各自对全球治理责任的认同，仍然有着相当的差别。

G7对世界事务与全球治理，年度性地举行讨论，并发表关于国际时局与世界治理的宏论。但由于这些国家的世界经济地位正相对滑坡，它们能够并且愿意投入全球治理的资源并不宽裕，对于全球良治的主张经常流于空谈，G7已日趋清谈与空洞化。代之而起的G20则将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的两大核心聚合在一起。在二十国的框架下，人类正开始一些对于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具有实在意义的调整与改革。

B5既非发达国家的清谈馆，也非全球治理的决策地和实践场，而是G20中新兴市场核心成员的经济政策协商机制。B5迄今三届峰会的发展表明，它是凝聚与表达金砖国家对国际重大事务主张的磋商机制，在未来必然具有与G7类似的讨论全球治理的重要功能，尽管其启动还只是为了促进新兴市场之间的经贸与金融合作。如果B5不表达其对世界重大事务的看法，它将难以取得国际地位与生命力。三亚峰会讨论了金砖国家领导人对利比亚目前局势的看法，这已触及西方国家的神经，因为占世界人口40%的国家不赞同（过分）使用军事手段解决利比亚问题，这在G20中是无法达成的，因此是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的最大成功。

要B5即刻获得比G7更大的话语与影响，并不现实。金砖国家的目标，只是世界经济秩序更为公正与公平，而非挑战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这不是金砖国家的意图。与G7的优势与角色互补，促进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更为平衡，才是B5的使命与前途。

在全球化时代，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的技术差距正在快速缩小。即使发达国家更有可能提供先进原创技术，但信息化时代正迅速缩短两个市场之间使用先进技术并创造财富的能力的差距，这种“均匀化”的特点与趋向给了后发国家快步赶上的机会，而发达国家长期垄断技术致富的途径在当今已难有可能。因此，B5与G7暂时还不能等量齐观的局面不会长久。可能再过10年左右，金砖国家的经济产出占全球比例将会达到30%，而G7所占比份则会有所下降。在那个时候，G7能发挥的实质作用将会更小，而一个不断扩容的金砖国家体系的内部合作与对外影响将有实质性提升。

即便如此，单靠G7或B5（或者有n个成员组成的Bn）仍然无法有效实现全球治理的革新。世界需要主要发达经济体与主要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良性联动，这两者都是国际良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G7和B5将组成G20中竞合的两个主要分量，它们在二十国集团内主要是通过合作性博弈走向世界经济与金融的再平衡。

但现阶段毕竟中国的经济体量超出其他金砖国家的总和，中国在金砖的形成与发展中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如同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是由中国推动产生的，金砖国家体系也是由中国发起的产物，均体现了在新世纪中中国创建国际对话机制的能力。可能“六方会谈”在未来十年至多只能起到稳定朝鲜半岛局势的作用。但金砖机制不同，如果在未来它在建章立制上取得突破，十年后B5将是国际经济治理与政治对话的最重要平台之一，因为它在做对所有成员有益的增量，而非“六方会谈”那样，是要求对会谈成员之一的朝鲜的核心国家利益――朝鲜的核武器计划――做减量。

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篇2

“十三五”时期（2016~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时期，也是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环境质量改善的攻坚时期，环境保护国际合作迎来重大机遇。

回望“十二五”’环境保护国际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已融人环境保护工作的主战线，在促进对外关系健康发展，积极应对全球与区域环境挑战，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务环保中心工作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展望“十三五”，从国内形势看，我国经济进人新常态，经济社会转型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矛盾将更加突出，人民对良好生态环境质量的要求更加迫切。

从国际形势看，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深度调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环境事务在全球政治体系中的重要性显著增加，国际社会大力推动后2015可持续发展进程和目标的实现。中国国际地位大幅提升，在全球事务中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也将承担更多责任，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凸显。因此，面对这些新形势和新要求，需要我们正确判断国际环境与发展的形势，统筹国际和国内，将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和国际环境公约履约有机地融人“十三五”环境保护规划中，使之常态化、主流化、融合化。

1“十三五”环境保护国际合作形势研判

“十三五”时期国际国内两个大局都将发生深刻变化。世界经济下行，我国经济进人新常态，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深刻调整p]，我国外交战略重点转变为推动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都对我国环保工作和国际合作有着深刻的影响，综合看来，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以及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给我国产业升级、绿色转型带来挑战和压力；当前世界政治和经济形势依然复杂多变，我国周边地区形势持续处于快速变化过程中，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显著突出，环境问题因承载了政治、经济、外交等诸多因素，成为国际社会持续关注的焦点。2015议程后，全球环境问题依然严峻，全球环境治理也呈现出多重复杂的特征，并日益明显。具体来看，文章对“十三五”期间我国环境保护国P示合作面临的形势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研判。

1.1环境治理在全球治理的地位不断提高

世界经济论坛的《2015年全球议程展望》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极端天气频发”、“水资源加速枯竭”w等环境议题已前所未有的成为全球对话的重要领域，环境问题日益严峻，成为今后全球、区域环境治理和保护面临的挑战。同时，与其他领域的全球治理相比，国际环境谈判的广泛性和参与度变得十分突出，如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京都议定书》、《巴塞尔公约》等14个重要的国际环境条约中，成员国超过10#的有13个，其中5个条约的成员国超过180个，表明参与环境公约及其谈判的机构和领域越来越广泛。同时，国际社会对环境可持续的重要性认知不断上升。一是当前后2015议程讨论中关注的环境议题更为全面，凸显了环境可持续目标在后2015时代全球发展进程中的支柱性地位。二是后2015议程关注可持续发展各个方面的一体化，强调了环境可持续目标与经济目标、社会目标的进一步融合。

1.2工业污染类环境问题的全球关注不断上升

目前已签署的区域性和全球性多边环境公约与协定750个，其中涉及污染防治相关的公约大约占四分之一。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有关污染防治（包括生化武器和核武器）相关的多边环境公约与协定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工业污染防治受到全球的关注度不断上升。如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al Facility,GEF)对于工业领域的环境援助份额不断增加：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控制领域的资金分配额度已从第一次增资期间的2%增长到现在的10%以上；尽管发达国家因经济不景气不再主动承担环境责任，全球共同环境行动难以达成的背景下，2013年国际社会签署了《关于汞的水俣公约》，更加体现出全球对工业污染防治的关注。

1.3非政府组织对全球环境治理的决策影响日益增强

随着非组织(Non-Governmental Qiganizadms,NG0)的发展壮大，其间接或直接影响全球环境治理决策的作用逐渐得到增强。NG0不断通过各类论坛、谈判、协商会议等方式参与全球环境治理，通过实施社会监督、开展第三方评估等活动，推动全球治理进程。如参与气候变化谈判缔约方大会的非政府组织数量逐年大幅度增加；在《关于持久性有机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新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审查方面，美国化学理事会、国际溴科学与环境论坛、大自然保护协会等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和评估信息为各类议题谈判提供了重要参考等。

1.4公私合作成为未来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模式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私营部门对全球环境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虽然有着先进的环境友好型技术、巨大的社会资本和高效的行动效率，但趋利性和环保的公益性导致私营部门缺乏自觉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动力。政府部门在环境治理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资源不足日益明显，需要得到其他主体的弥补。鉴于此，“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PPP)”为政府和私营部门提供了各取所需、实现共赢的重要途径。虽然目前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仍在探索阶段，但国际社会对于这种模式的期待和热情仍然高涨，并努力在合作理念上加强拓展，以消除官方主导、经济利益吸引力不够等限制因素。如2013年全球环境基金将“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作为未来开展全球环境治理融资和具体实施的重要方式，并专门为此开辟新资源以推动相关工作；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财长会议，决定利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工作模式进行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

1.5资源竞争引发不同环境机制的协同合作

目前全球环境治理领域的众多机制大多独立运行，治理资金来源与实际需求差距较大，增加了不同领域环境机制的竞争。这种压力使得国际社会不断推动环境公约与协定之间的协同合作，并不断融人相关文件中。如“里约+20”峰会提出加强环境公约与协定之间的协同合作，努力推动《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控制危险废料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间的协同机制。

1.6发展中国家对技术援助需求日益强烈，全球环境治理彩响力持续上升

近年来受金融危机和经济持续低迷的影响，发达国家作为全球环境治理援助基金的主要捐资方，逐年缩减援助支出，但发展中国家对于申请援助参与环境国际合作的需求逐年上涨，在资金申请愈发困难的情况下，技术援助申请成为发达国家援助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方式。环境友好型技术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环境和经济的双重效益，一方面避免单纯的资金援助对发展中国家环境改善不理想的局面，另一方面也迎合了国际环境合作重点正逐渐向提升环境改善能力的新趋势。

此外，在目前全球环境治理中，发达国家借助其资金、技术和智力方面的强大优势，在南北环境关系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但随着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及其对环境议题的国际影响日益上升，发展中国家的意见和诉求在国际环境谈判中不断得到重视，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如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统一发声，x^m判进程起到了重大影响，“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被写人“里约+20”会议成果文件《我们憧憬的未来》中。

1.7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改革迫在眉睫

现有的全球环境治理机制分散、机构重叠，造成环境治理体系碎片化、多中心和效率低下。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报告，截至2012年，在已经确认的32(Kh全球环境治理目标中，有一半目标未获进展甚至恶化。当前，全球经济整体低迷，传统发展模式与有限资源的矛盾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大瓶颈，绿色可持续发展模式成为破处坚冰、重振世界经济的最大动力，这要求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环境治理体制必须进行改革’以承担更大的责任。在全球环境持续恶化的上行压力背景下，2012年《我们憧憬的未来》成果文件明确提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在未来全球环境治理中发挥重要的协调作用，提出改革机构的具体建议，从法律地位、能力建设、业务界定等方面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领导全球环境治理进行铺垫”。2014年联合国环境大会首次会议召开，不仅拉开了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改革的大序幕，而且改革的速度和力度不断加大。

因此，当前国际国内新形势下，环保国际合作工作面临着三个战略性的调整和转变，一是合作原则，由侧重强调“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向重视“共同的责任和义务”的方向转变；二是合作动力，由过去被动应对环境问题带来的国际压力，向积极参与制定国际环境规则和治理体系方向转变；三是合作方式，由强调争取环境与发展援助向提倡“相互帮助、协力推进”转变，同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环保合作开启“共同出资”新模式，结合南南合作逐步开展对外援助。

2“十三五”环保国际合作主要机遇

2012年“里约+20”峰会后，发展绿色经济成为开展全球环境治理，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2014年，联合国首届环境大会标志着全球环境治理迈出了改革坚实的步伐；后2015可持续发展将全面得到深化，多边和双边外交活动频繁涉及2015年底召开的巴黎气候谈判，环境事务在全球政治体系中的重要性显著增加，全球环境治理面临重要的机遇和挑战。

2.1环境保护面临创新转型

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人新常态，发展方式面临根本性转变的同时，环境保护也将创新转型并开启新常态。“十三五”环境保护工作以全面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的，亟需在解决资源环境约束、谋划环保思路、拓展工作领域、理顺体制机制、加强环境法治、满足公众需求等方面学习发达国家的成功制度和管理经验。

2.2国内开展大规模环境治理行动

国内陆续展开规模空前的大气、水、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行动，亟需借鉴引进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借鉴有效治理模式，推进大气、水、土壤、化学品、重金属等污染治理，实现环境质量全面改善。

2.3“一带一路”建设全面展开

“一带一路”建设将开创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中国将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融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生态环境保护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必要支撑和保障。作为战略规划中的重点合作领域之一，生态环保国际合作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谱写新的篇章。

2.4可雛錄议程与生态环保日M为国际挪联合国大力推动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绿色低碳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依然成为世界潮流和B寸代主流，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3“十三五”环保国际合作主要挑战

3.1环境保护国际责任显著增强

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深度调整，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发生重大变革，环境事务在国际政治外交中的重要性凸显；全球环境形势严峻，在资源环境约束的瓶颈作用下，环境问题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在国际事务中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也将承担更多责任，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3.2周边环境问题加剧政治风险。

东亚、东南亚等我国周边地区政治经济外交博弈日益激烈；周边地区形势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突出，生态环境安全局势亟待稳定；跨国界环境污染、环境纠纷时有发生，跨界生态环保问题成为与周边国家政治博弈的重要议题。

3.3国内总体环境形势严峻

环境质量成为“十三五”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瓶颈，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重点地区污染排放已经达到或接近环境承载能力上限，新老环境问题交叉呈现，环境治理和修复难度加大，环境形势空前严峻，环保工作进人攻坚时期。

3.4生态环境风险制约走出去进程

随着我国产业和投资走出去带动经济从输人型向输出型转变，生态环境问题成为主要风险领域之一。境外投资和企业遭遇环境污染问题的事件时有发生，引发国际社会髙度关注；“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着资源环境约束和生态环境风险；国际核安全体系的变化及核电走出去进程对核安全国际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3.5环保国际合作基础能力与综合保障不足

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改变后，我国接受发达国家及国际组织的环保援助资金大幅减少，而在维护区域生态安全、核安全、促进绿色贸易与投资等方面的责任和压力不断增大。国际环境公约呈现总体任务繁重、压力持续增大、公约协同日显、履约条件多变、资源约束趋紧、目标任务硬化等新特征。环保国际合作总体能力严重不足，缺乏必要的人才储备和资金保障。

4中国加强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的对策与建议

综合考虑“十三五”期间我国面临的国内与国际新形势，可以看到，“十三五”是我国推动绿色转型、改善环境质量的“机会之窗”，也是我们全面融人国际环境与发展进程，参与国际环境治理体系构建的机会之窗。X#我们进一步融入国际环境与发展进程，解决好全球、区域环境问题，促进我国国内环境问题的解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为适应全球化、国际化的要求，环境保护国际合作事关国家利益、国家形象和国家环境安全，已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已经到了强化顶层设计，强化谋篇布局，主动积极构建合作“大战略”的时机。文章认为，“十三五”时期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应重点关注以下4个方面。

4.1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立足国家总体安全和发展战略需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以环保为纽带务实推动与大国、周边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合作，维护国家权益，服务国家经济社会稳定持续发展。

4.2突出重点，强化支撑

服务国内环境质量改善和共建绿色“一带一路”等重点工作，充分借鉴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和体制机制建设有益经验支撑国内环境保护。打造“一带一路”建设服务支撑平台，加强环保交流合作，保障战略环境安全。

4.3主动转型，拓展提升

准确把握“十三五”环境保护的历史定位，主动适应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配合中国国际角色转变，推动环保国际合作工作主动转型，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实施对外环保援助计划，构建环保国际合作大战略。

4.2顺势而为，探索创新

主动适应新常态，迎接新挑战，抓住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环保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和“一带一路”建设等有利时机，坚持主动作为，探索环保国际合作新模式，开创环保国际合作新局面。

                                                          石峰，黄一彦，张立，周国梅

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篇3

【关键词】全球治理 中国智慧 实践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2015年，中国在理论思考和政治方针上明确了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路线，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越来越多有价值的资源和理念。标志之一就是2015年10月l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明确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同时，中国还在全球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中国方案和中国倡议，主办和参与了众多具有全球性影响的治理活动。所有这一切均表明，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全球治理大国，无论是中国智慧，还是中国实践，都将成为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力量，治理外交越来越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球治理：制度创造秩序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治理的研究在世界各国方兴未艾，全球治理的问题正在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在国际政治学界，自詹姆斯・罗西瑙编辑出版《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与变革》一书以来，全球治理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问题。著名的全球治理委员会在1995年6月的报告中，则把全球治理界定为“各种各样的个人、团体―公共的或者私人的―处理其公共事务的综合，通过这一过程，各种互相冲突和不同的利益可望得到调和，并采取合作行动。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者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制度安排。”①该委员会对全球治理的认定更加宽泛，它从互动过程的角度界定全球治理，涵盖了众多行动体的共同参与，以及各种非制度性的协调行动，它更加注重各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协调和合作达成的过程，因而包含的内容更多而且更复杂。相比之下，著名国际政治大师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将全球治理界定为由正式和非正式的程式和制度来指导和限制一个集团的集体行为。两位学者认为全球治理是在努力探索一种自由放任和世界政府之间的中间方案，即一套提高协调性、创造疏导政治和社会压力安全阀的治理机制，这样的治理机制需要不同性质组织的参与，既包括政府，也包括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②。

罗伯特・基欧汉等人的看法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一些学者将全球治理分解为五个问题：为什么治理？谁治理？治理什么？如何治理？以及，治理效果如何？等中国学者在介绍全球治理思潮的时候基本上接受了这一界定。在学者们看来，全球治理无非承认了这样一种国际事实，即在没有的权威机构的情况下，管理超国界的事务；全球治理就是在国际上实施政府在国内所扮演的功能。显然，全球治理内在着一种秩序性追求，亦如罗西瑙所言，治理是“秩序加意向性”。因此，全球治理是由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共同参与对全球公共问题的管理，进而达成不同程度的全球集体合作行动，并确定稳定的秩序，其核心是如何在制度上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问题，或者说“如何行动”的问题。

反观历史，环顾世界，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全球治理制度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革。自17世纪中叶以来形成的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核心的国家中心治理模式，也就是奥兰・扬提及的国家治理模式。在此模式下，国家是国际社会的唯一行为体，每个国家在法理上拥有最高的权威，国家是国际政治的最高原则。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及此后的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都依靠以国家原则为基础的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等权力机构得以维系。19世纪的欧洲协调、20世纪的联合国都是这一治理模式的行为体（agent），这是传统国家治理模式的形式规定。然而，尽管国家中心治理模式在法理上明确了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但实际上的国家之间就的内容、意义和效力而言，都是不平等的。在此种事实上不平等的历史情境下，即便有发达的国际法、国际制度、势力均衡和国际协调的原则，也无法保证国家间有效合作。

全球治理制度的缺陷在冷战结束后被进一步放大了，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首先，当今世界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自近代以来“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客观上要求对全球治理制度进行改革。自2008年以来，欧美国家受金融危机打击，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相对下降，而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导致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同时，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无论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全球气候变化、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还是应对朝鲜半岛核问题、中东地区争端、乌克兰危机等传统安全问题，都已经无法仅靠某一国家之力所能做到，世界各国的利益和命运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此外，全球公民社会的政治觉醒也推动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积极性得到极大焕发，以国际禁止地雷运动、国际刑事法庭、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绿色和平运动等为代表的越来越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受到广泛重视。在上述三股力量的推动下，制度创造秩序正在取代组织创造秩序成为全球治理体制的基础，数百年来欧美列强以民族国家的名义，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规划世界秩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国际社会以对话、合作、协商等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来规划世界秩序，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

治理创新的中国智慧

在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不应该成为缺席者，而应该成为全球治理制度转型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改革者。之所以强调中国要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制度改革行列之中，并不主要取决于中国日益上升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更主要取决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和东方文明古国的双重身份。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并非是为谋求世界霸权和国际领导地位，而是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中代表发展中国家声音，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出中国倡议，贡献中国智慧，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是为整个世界作出较大贡献。

显然，由于已有的全球治理体制是在欧美列强主导下建立起来的，更多反映了欧美发达国家的利益和要求，对发展中国家权益体现不足，存在着很大的不合理性。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代表，中国承担着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权益的国际责任，要求中国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制度改革进程中，通过坚持不懈的外交努力，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制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为此，中国始终将与发展中国家的外交作为中国外交的立足点，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2015年，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发展峰会，分别围绕消除贫困和饥饿、应对不平等和妇女赋权、促进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转型、新型全球伙伴关系、气候变化等议题与世界各国对话，推动联合国发展峰会审议通过2015年后发展议程。峰会期间，中国还与联合国共同举办南南合作圆桌会，宣布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和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免除最不发达国家债务。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期间，中国还宣布建立20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此外，中国积极参与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倡议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还积极参与万隆会议、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等平台，以实际行动加强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增强在全球治理改革的影响力。不难看出，尽管中国近年来国家实力不断增强，但中国并没有放弃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员的国家定位，在全球治理体制改革中表达发展中国家声音，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努力做一个负责任、敢担当的国家。

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全球治理规则体现更加公正合理的要求离不开对人类各种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家，深厚的思想文化底蕴决定了中国完全可以为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和制度改革贡献更多智慧，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2015年，中国学术界聚焦当前全球治理出现的若干重点挑战，尤其是网络安全、气候变化、恐怖主义、难民问题等，展开了深入的研究，特别是重视发掘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中国智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论，比如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提出的道义现实主义、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提出的国际政治关系理论、北京大学王逸舟教授提出的创造性介入理论、上海学者讨论的全球共治和共生理论等，都是中国学界创新的典型代表，中国学者也提出了若干新的全球治理价值观和世界秩序观，受到国际学界的重视。

相比中国学者对全球治理理论研究的贡献，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也大胆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倡议，贡献中国智慧，引发了国内外的热烈讨论。2015年，主席在一系列国际场合中提出了众多新思想、新观点，比如提出了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的“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尤其是在2015年9月28日，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集中阐述了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这是中国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首次系统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为推动全球治理改革指明了方向，贡献了智慧，引发了国际热烈反响。

治理外交的中国实践

中国不仅是全球治理创新的理念和智慧贡献者，更是全球治理外交的积极实践者。面对全球性的复杂挑战，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中国奋发有为地推进外交创新，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外交实践之中，一个积极进取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日益定格在国际舞台上。

捍卫和平与安全。和平与安全是最大的国际公共产品，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外交实践的重点之一。环顾世界，威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因素很多，既有源于地缘政治带来的众多传统安全威胁，也有大量非传统安全挑战。对此，中国坚持总体安全观，统筹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努力构建一个和平和安全的世界。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维护和巩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2015年，中国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举办声势浩大的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向全世界发出和平和正义之声。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中国宣布裁军30万，积极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进程，中国宣布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并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决定在未来5年内向非盟提供总额为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中国还坚持亲诚惠容的理念，积极开展大国安全对话和地区安全磋商，在处理岛屿和海洋争端、边界问题、朝鲜半岛对话等方面耐心对话，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安全合作作出了新的贡献。

共筑发展与繁荣。发展和繁荣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也是中国全球治理外交的重心所在。尤其是受全球金融危机和国际局势不确定性的影响，整个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对世界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此背景下，中国积极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制，旗帜鲜明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通过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参与G20和APEC进程、大力推动共建自由贸易区等，为提振经济信心做出了重要努力。同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发展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丝绸之路基金等开始启动，推动中国发展与其他国家发展的共同发展开始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条新道路。此外，中韩自由贸易协定、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中新自由贸易协定升级等陆续生效，为世界经济复苏和繁荣注入了新动力。

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同时，中国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坚持正确义利观，将维护我国利益同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实现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在G20和APEC框架内，中国积极参与相关谈判，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相关谈判的成功达成。在东亚峰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非合作论坛等地区合作框架内，中国积极寻求与有关各方的合作共赢，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其他各方的发展创造机遇。总之，中国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共同发展道路，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一起来实现共同发展，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中国都欢迎。

推动改制与创制。近年来，中国致力于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实行改制与创制并行，共建一个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2015年，中国积极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尤其是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金融安排改革，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在推动既有全球治理体制改革的同时，中国也直面国际社会中的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防范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挑战，力所能及地推进全球治理新制度安排的创建，尤其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建，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是中国全球治理创制的典范。

总之，全球治理已经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全球治理体制改革上采取了积极进取的态度，奋发有为地推进治理创新和外交创新，为全球治理提出中国倡议，贡献中国智慧，提供公共产品。不难想见，随着中国在全球治理平台上越来越积极和活跃，中国必将成为一个全球治理大国受到世界的尊敬和支持。

【注释】

①[瑞]卡尔松，[圭]兰德尔：《天涯成比邻：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赵仲强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95年，第2～3页。

②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Introduction"， in Joseph S.Nye and John Donahue eds.， 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 2000， p.12-14.

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篇4

【论文摘 要】 在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但其基本问题是国家和国家及非国家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具体的研究方法主要有：阶级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等。

国际关系学是一门研究国际关系发展、演变规律的学科，主要是指研究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相互作用，各种国际体系运行和演变规律，特别是研究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行为体的跨国互动关系，并进而主要从政治的视角研究影响这种互动关系的一切因素的学科。在全球化的时代，国际关系的政治活动与国际关系、国家间的互利与合作、各个国家的政治动态有很大的关系。

一、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

国际关系学，顾名思义，是研究国家间关系的学问。然而，“国际关系”在其历史进程中，已经极大地超越了原本的含义，开拓全球空间，包容整个世界。但直至今天，国际关系仍不能算得上是一门比较成熟的社会科学，但是从现实中已经涌现的大量国际关系研究的专业机构，学术刊物乃至时事报刊看，国际关系已经成为了一门独立性较强的学科。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国家出现就有了国际关系。但是古代对国际关系的研究没有形成一个学科，而是主要散见于古典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的某些部分。国际关系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是20世纪的事情。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一般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学科建立的标志。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才有了比较象样的可称为一门学科的轮廓，国际关系学者们在理论体系、主要概念、研究方法和主要研究对象等方面开始逐渐走向成熟。

全球化正在改变着人类历史的进程，也改变着国际关系，将其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加以重新审视，重新铸造。迅速变动中的国际关系以全球化作为新的逻辑起点，获得了意料不到的扩展空间，以至于我们再也不能把国际关系仅仅看做国家间关系，我们更应该把国际关系视为“全球关系”，这种新形态的国际关系注重所论关系的全球规模，更注重所论关系的本质意义的变化。它既有全球政治学含义又有全球社会学寓意，既包括国家间关系又包括跨国关系。国际关系日益与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水乳交融，合为一体，明显地表现出“全球关系”的整体性和趋势性。

国际关系在全球化趋势下迅速拓展，使得对国际关系学的界定从传统走向未来。于是关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也成了一门范围广阔、问题复杂的科学。从其原初意义上来说，人们通常把它视为“关注国家间的联系并且主要关注对外政策”的科学，或“关于国际关系体系运行和演变规律的科学”［1］。西方学者通常把国际关系学定义为研究关于国家权力关系的学科。由于当今国际关系现实与走势所决定，必须要扩展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和视角，使它成为一门把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并适当包括自然、物理科学在内的理论观点，兼收并蓄的独立科学或边缘学科。这一界定使研究范围拓展到全球空间，强调的重点从国家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转移到合作共治的全球关系。这种新的视角与观念重视国家合作共治，关注非国家行为者参与全球政治的重大作用。研究所有行为者之间的关系，是为了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的全球化的现象，理解全球政治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际关系内涵的深化，它的研究对象也在深化。非国家行为者的出现，为国际关系注入了新鲜血液，它们与国家不同，其观念、视野、关注与工作方式都是全球性的，不强调中央权威和权力，而是努力通过全球共治来管理全球事物。非国家行为者作为一种清新力量迅速崛起，导致国际关系行为者的多元化。多元化的行为者之间的互动，打破了行为者一元说及其国家中心主义。原先只有国家间的关系一种，现在演化出三种互动关系，共同构成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这种复杂多样、新旧交替的互动，充分反映了当今国际关系从传统走向未来的丰富内涵、鲜明特点和发展趋势。

二、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基本问题

我们学习和研究一门学科，抓住这个学科的基本问题是最重要的。所谓“基本问题”，就是说它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贯穿于一切的、内在的能赋予学科生命力的东西，是该理论体系的灵魂和核心［2］。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基本问题作为原社会学层次意义上的问题，它必须揭示学科全部研究内容的本质联系，由它可以推导出学科的范畴体系和概念体系，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基本问题必须是从研究对象高度抽象出来的一对客观辩证的范畴；第二，基本问题必须是贯穿整个当代国际关系始终的一个较为稳定的、最基本、最核心的范畴；第三，基本问题必须能够有效说明与解释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其它理论问题，或者说基本问题可以派生出当代国际关系的其它范畴与概念。

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与综合国力的竞赛在今后国际力量的角逐和国际局势的发展演变中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随着世界经济的国际分工与合作的不断加强，经济的作用已不仅仅在于增加国民财富，促进社会繁荣，还日益成为一国保障国家安全，提高国际地位，推行政治、军事和外交战略的重要手段。国际关系的实质是各种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核心是国家间的利益关系。这构成了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主权国家和其他行为体各有其特定的利益。它们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在国际舞台上积极活动，力图引导或影响国际形势的发展，创造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环境。各种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既有共同利益，也有不同或相悖的利益。共同利益和暂时的共同利益，可以构成国际协调与合作的基础；而利益的不同或相悖，则是引起摩擦和冲突的根源。

国家利益是影响、推动或制止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行为的基本动因，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内容主要包括：安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国际威望和地位等。在不同类型的或相同类型的国家之间，彼此的国家利益经常存在着差别和对立。国家间利益的不协调是绝对的，协调一致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就要求一国的外交政策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还要协调同他国、本地区乃至世界各国的利益关系。当代科技的进步，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各国和国家集团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变得日益重要，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当今国际社会，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依然存在；国际形势剧烈变化，动荡不安；广大发展中国家仍要为维护和捍卫本国利益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国家利益依然是国际关系的核心。

虽然各国间还存在着利益的分歧、对立和斗争，但在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类环境的改善等方面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这将推动国际机制朝着协调与合作的方向发展。大致表现为三种基本状态：一是竞争。一国为了实现其国家利益，必然要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内同他国相互竞争、追赶、超越，从而使本国不断发展。二是合作。国际合作是指各种行为体之间在一定领域和范围内，在利益和目标一致或基本一致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定程度的协调和联合。三是冲突。国际冲突是各种国际行为体之间因彼此利益和目标不同而造成的矛盾和对立。另外在新技术革命浪潮的不断推动下，交通、通讯手段日新月异，世界经济迅速走向国际化。各国经济利益相互渗透，紧密联系；同时，各国还面临着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口激增、自然资源匮乏、核战争威胁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需要国家间通力合作，共同解决。 转贴于

三、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分析方法

现在，全球化视野下的国际关系学学科研究出现了新现实主义、新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范式，我们必须要进行辩证的分析。该学科就方法论原则来讲，仍然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坚持现实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坚持学理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就具体的方法论运用来讲主要是：阶级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等［3］。

1、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存在这一基础与根据出发，建立起科学的唯物史观及其理论原则，并将社会历史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具体来说就是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经济和政治相互关系的原理，世界发展“合力论”的思想，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思想，国家理论，帝国主义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理论、民族解放运动理论、战争与和平理论，始终从唯物史观出发，从历史观发展的角度去进行研究，通过这种战略性研究，揭示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具有的复杂、多元意蕴，揭示出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具体形式等等。这样就能够自觉消除唯心史观，看清国际关系的本质，看清国际关系演变和发展的历史线索。

2、历史分析法

研究国际关系或任何国际问题，都要把它们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予以考察，根据它们产生和发展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进行分析，寻求其发展、变迁的原因，既要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生产力发展这一根源，又要考察人类历史活动的动机，正确对待领袖人物和人民群众在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这是一个事实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研究方法，它的弱点是，历史经验不一定适合于解释当今国际关系的新变化。所以国际关系学要把传统的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二者结合起来。既要总揽全局，又要把握历史、时展的主要线索。

3、经济分析法

它强调世界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力量，国际关系是世界生产力的表现，它必须与世界生产力相适应，并随世界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即从国际关系是世界生产力的放映并受其制约的观点出发，分析国际关系的现象与趋势。同时，我们要重视国际关系的反作用，强调两者是辩证的、互动的关系。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各国各地区经济以及政治、文化等方面相互关系的加强，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离不开其它国家和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以及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在使用这一方法时，我们要特别注意，利益关系的核心决定性问题和线索，同时，它从其他科学中脱胎而来，从众多学科中得到借鉴，形成综合性、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4、阶级分析法

阶级分析方法要求全面地、动态地分析阶级状况，分析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准确把握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和阶级力量的对比，把握社会运动和社会生活的脉搏。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化与国际经济政治化的趋势日渐加强，我们考察国际关系时，要注意它是否体现阶级关系，以及体现何种阶级关系，要研究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及其互相关系的阶级属性，分析国际关系的社会政治和阶级内容，从本质上揭示国际现象。但是，国际关系不等于阶级关系，切忌简单化、扩大化。阶级分析方法为我们透过纷繁复杂的阶级社会现象，认识阶级社会的本质和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指导。

【参考文献】

［1］ 张季良.国际关系概论［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10.

［2］ 杨永庚.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270.

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篇5

关键词：价值链；FDI；服务业；治理机制

一、基于FDI的服务业全球价值链治理机制的理论分析

FDI的流入使我国服务业能够实施对自身服务系统的升级改造，更新换代，产业将实现工艺流程的升级。同时，服务业内部的企业通过不断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与管理方法，然后在此基础上不断进行创新，逐渐掌握关键的技术，能够实现从价值链的低级环节逐渐向高附加值生产环节转化，从而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提升竞争力，最终实现产品的功能升级。但是，在FDI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价值链的治理模式以控制型和层级型为主，发达国家控制着全球价值链的核心环节，我国要想获得产品的研发设计与营销是很困难的，无法原有的治理层级结构，因此也就无法获得产品的功能升级甚至链升级。尽管FDI将我国服务业推向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一个环节，但是同时也影响到了我国企业的自主经营决策的能力和企业的创新能力，不利于服务业的功能升级和链升级。

二、苏州工业园区价值链治理机制的实证分析

1.园区近几年FDI吸引状况

如今，苏州已经成为了引进外资，尤其是吸引跨国公司投资最为成功的城市之一，具体的年末已开业投产的外商投资企业数见表1：

表1 年末已开业投产的外商投资企业数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苏州地区最近几年吸引外商投资的企业数逐渐增多，且数目还比较多。苏州工业园区充分利用FDI优势，促使了先进产业高度集聚，79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区内投资了125个项目，全区投资上亿美元项目达101个，其中10亿美元以上项目6个，欧美项目占比达49%，高新技术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达到63%、32.5%，并形成“国家服务外包示范基地”。

2.苏州工业园区转向品牌建设实现全球价值链的治理

近年来，苏州工业园区全力塑造自主创新品牌，以独墅湖科教创新区为主阵地，大力发展创新型经济，聚焦科技跨越计划，实施“科技领军人才创业工程”，加快打造生物纳米园、光电产业园、创意产业园、服务外包产业园、环保产业园等一批新兴产业基地，同时全力塑造国际都市品牌，重点加快环金鸡湖金融商贸区、独墅湖科教创新区、阳澄湖生态旅游度假区等重点板块建设，全力打造服务外包经济、总部经济、金融商贸经济、物流会展经济、旅游文化经济五个特色现代服务业。

除此之外，苏州工业园区也充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先进的人力、物力、财力，注重与外商的合作，例如始终维护发展好中新合作优势，与时俱进加强双向学习交流。

3.苏州工业园区加大创新投入获取价值链高端环节

极力激发集群内自我创新的动力的有效方式之一是塑造具有自我创新能力的领导企业。领导企业在价值链中处于核心地位，具有创新与研发能力，掌握着产品品牌和销售渠道终端，进而摆脱以前国外先进企业的技术控制，增强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建立自己的产业集群价值链，提升国际地位，同时将价值链的非核心环节以多层外包、分包方式到国外。苏州工业园区近年来加大了园区产业集群的创新投入，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下面表2较好的说明了这一点。

表 2

三、结语

在GVC中，发达国家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将核心以及利润空间大的生产环节保留在国内，而把非核心和利润空间小的生产环节外包给发展中国家。我国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并且劳动力丰富、劳动成本低，吸引了不少发达国家的眼球。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处于GVC的低端环节，发达国家的领导厂商断然是不会将价值链中的技术研发与终端市场的控制权拱手让给他人，在GVC的框架下我国难以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升级。但是与制造业不同的是，服务业是无形的，并且产品更新频率快，实现我国服务业产业价值链的功能升级，加大创新研发投入是非常有必要的。另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FDI也成为了一种必然的趋势，但是FDI不能带来服务业的功能升级与链升级，在我国现代服务业产业集聚刚刚发展的现状下，我们应该充分利用FDI的优势，学习先进的技术与知识，在此基础上不断进行产品的创新，创建国家价值链，并且将国家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相融合，实现服务业产业集聚价值链的升级，最终到达链升级。

参考文献：

[1]Poter，petitiveAdvantage：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perior Performance[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5.

[2]Gereffi，G.and Korzeniewicz，modity chains and global capitalism[M].Westport： Praeger，1994.

[3]文，曾刚.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地方产业网络升级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5，（7）：20-26.

[4]张珉，卓越.全球价值链治理、升级与本土企业的绩效[J].产业经济研究，2010，（1）：31-38.

[5]熊宇.全球价值链治理新发展与我国制造业升级[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22）.

[6]张小蒂，曾可昕.基于产业链治理的集群外部经济增进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2，（10）：148-160.

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篇6

—、城市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

历史学家们认为城市是人口向一定地理空间持续聚集的结果，其形成存在两个先决条件：一是足够的农业剩余产品为社会精英吸收以支持非农业活动；二是居民形成稳定的交往关系和成熟的社会规范。贝纳沃罗认为城市一开始只不过是扩大的村庄（居民点），当村庄（居民点）持续扩大形成权势中心而统治者又通过权力中心控制更为广阔的地理区域时，城市便成为政治核心。然而剩余产品总是有限的，城市汲取剩余产品时必须形成正当合理的传说，而这种传说的最初形式便是威胁和宗教。考古学证实古埃及、印度、中国、柬埔寨、秘鲁、墨西哥、尼日利亚等国的城市文明都以威慑、宗教影响和封建主义作为基础，而这种威慑和影响力又随着城市的增长而减弱。安东尼·吉登斯恰如其分的指出城市汲取着农村的资源，是“权力的存储器”。

人类早期的城市体系都只是区域性的，物质基础主要来源于腹地剩余产品，而威慑和宗教影响力也都局限于当时技术条件能够传播的范围。城市要形成跨区域的影响力就必须实现权力基础从威慑、宗教到经济贸易体系的转换。中世纪晚期，归功于独特地理和生态环境，多元化、竞争性政治主体以及一致性的宗教力量，欧洲城市获得其他区域不可能具有的机遇，布鲁日、热亚那、威尼斯、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在互通有无的贸易中先后兴起，成为连接东西方的中心。商业城市繁荣不仅带来了金钱，也为艺术、政治抱负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它们一方面争先恐后的争夺、维护霸主地位，另一方面在贸易进程中创造出普适性的贸易规范，如合理的定价机制、交易规则、结算买卖、合约履行、银行、信用券等金融安排，更催生适应商业阶层生产生活的公共空间和集体公共秩序。工业革命的需求、地缘政治竞争和战争等因素使统治者不得不彻底改革政治系统。因此，领土国家在所有形式的政治形态（帝国、城市国家、贵族领地等）脱颖而出。“城市孤立一隅、或是基本孤立，他们对相邻经济缺乏足够的购买力，无法从中汲取力量，领土国家将不得不接过它们的任务。” 自此热亚那、威尼斯、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等城市为核心的经济转换到领土经济，而工业革命将伦敦的城市经济进一步整合成国家市场，服从国家权力。城市虽继续作为国际贸易和早期殖民扩张的据点，但城市间直接贸易已为领土国家关系所淹没，经济也必须接受国家的指导，亚当·斯密也在这个阶段写出了服务于国家财富增长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城市为国家接管说明中世纪晚期社会秩序组织方式已不能适应历史发展的需求，城市虽仍是经济空间的主要载体，但动力源已不在城市而在国家。随着国家建构变化，殖民主义兴起，城市也在帮助殖民主义的进程中迅猛成长。英国等欧洲先进国家通过城市进口咖啡豆、黄麻、棉花、羊毛和各类谷物等原材料进行机器加工；而发展中国家则通过自身的港口城市出口特定原材料。这一对应关系的结果便是不仅仅是伦敦，圣保罗、加尔各答和布宜诺斯艾利斯都在迅猛成长。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依附学派”认为，国家最初的沿海城市是对外依赖的结果，由发达世界引入和强加，世界城市体系自然成为剥削—被剥削、不平等交换、核心权力关系的空间表现。工业资本主义成功构建了统一的国际国内市场，核心国家人口的迅速增加和城市化对同质化商品和服务产生了巨大需求。伴随着美国成为世界霸权，纽约、芝加哥、底特律等城市与伦敦并驾齐驱。这个阶段，发展中国家城市的重要性虽有所上升，但依然保持着对北方国家城市的垂直依赖。

二、全球城市网络的形成逻辑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全面推进，价值增值越来越多的依赖于灵活累积和后福特的生产方式。虽然跨国公司越来越全球化，信息科技也降低了各类行动上的物理限制，但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并没有消失反而愈加殊异和细化，正是这种殊异和细化使城市具有了作为联系和接触节点的重要性。约翰·弗里德曼认为城市正取代国家重新成为资本主义的领土基础设施和空间本体。城市在新的经济体制下重新成为全球体系的基础设施和空间本位说明：（1）城市成为世界经济重要组织节点；（2）国家权威的流散和地方分权使城市获取广泛的自治权力，人们更乐于依托城市而非国家在全球范围的活动；（3）城市和适度脱离，一些国家出现整体衰落而城市却令人瞩目的成长。其实，城市作为全球体系本位绝非孤立、零散和抽象的个体所能创造，而是在于外在牵引，这种牵引正是网络创造并赋予了城市在全球层面的崛起的动力。

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篇7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覆盖面最广、渗透性最强、影响力最持久的发展态势。它改变社会  历史的进程，更新人们的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资本、技术和市场  力量推动各个民族国家相互作用，其深度、广度和强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全球化是一个不断演进的整体性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经济活动、政治活  动、社会活动跨越国界，实现超出以前特定范围的密切联系。全球性事件影响一国，而  一国情况会引发全球性后果。全球化进程使得国际事务与国内事务的界限变得模糊，使  得人类活动的空间日益缩小。全球化既不是单一状态，也不是线性过程。经济生活的日  益同质，要求不同体制、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遵循共同的游戏规则和制度安排，从而导  致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生活和文化价值观念发生改变。人们高度重视经济领域的全球化，  同时更为关注非经济领域的全球化。

如果说，全球化把各个国家不可抗拒地纳入世界经济发展的市场体系，那么，全球化  也把政治文明送到每个国家。政治文明是指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作为动态的  历史过程，政治文明在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内涵。这些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文明，均体  现着以民主为核心的实践价值和运作机制。诸如，平等、自由、人权、民本的价值，权  力制约、民主监督、公正选举的机制等。政治文明与全球化进程中市场经济的演变十分  相似。市场经济的体制、政治文明的价值和机制最初产生于某一国度，但后来却超越了  国界，成为整个人类的共同文明成果。

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社会都有特定的经济基  础，有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  、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  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  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  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因而，任何社会形态都是经济、  政治和文化的统一体。衡量其进步状态，相应地也就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  。

社会文明在市场经济向全世界拓展的过程中，逐渐裂变为经济文明、政治文明、精神  文明，并且三者间相互联接、相互作用，构成了现代文明社会。民族的文明由此才能够  成为世界的文明。全球化把各国文明吸纳、揉合在一起，把先进的、具有共性的文明成  分和文明因素创新成人类的共同文明。

二

政治文明在人类社会的文明体系居于重要位置，发挥重要作用。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必  然发生三方面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思维的关系，相应地形  成社会的物质经济结构、政治法律结构、思想意识结构等三大结构和社会物质生活领域  、政治生活领域、精神生活领域等三大领域。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不仅表现为劳动  产品的剩余和书写文字的应用，而且表现为阶级的出现和国家的产生。古希腊留下的文  明遗产，不仅包括物质文明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也凸现出政治文明成果，如强调个人  的自由和责任，以及城邦制、共和制的理论和实践。近代资产阶级创造的政治文明成果  异彩纷呈，既包含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更突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  。

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政治文明不能在封闭的环境中形成  和存在，只能在开放、交换的条件下，不断地从人类文明的其他形式中吸收营养，丰富  和完善自己，在人类社会文明体系的发展中演进。政治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政治现代化  的过程。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不可分割。全球化把碰撞整合过的各种政  治文明聚集起来，作为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加以推广。

人类文明的发端，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形成紧密相联。而政治文明最早萌发于生产资  料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阶级和国家。政治文明从萌发的那一天起就包含着悖论：在私有  制条件下，政治文明表现为不同形式或不同艺术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追求民主、实  行平等始终是政治文明的根本要求。

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在市场经济这  块沃土上，资产阶级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精巧又充满矛盾地揉合在一起。  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远远超出了马克思  当年的预估。生产力的大发展促进资本主义文明的大飞跃。包括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在内  的制度创新，使资本主义社会获得新的生命力。“从宗教到科学是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  领域中完成的最为重大的制度创新。”[2-1]没有这个先导性的创新，就不会有随后的  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资本主义“用议会制取代君主制，用选举  制否定世袭制，用任期制废除终身制，并实行两党或多党竞争机制”[2-2]，使代议制  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核心。资本向全世界扩张，也把具有历史进步性和时代局限性  的文明输入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和每个层面。

三

在人类社会全球化发展的时代，资本主义面临着深刻危机。全球化给资本运动开辟了  新的生存空间，突破了原有国家范围的局限，同时也减少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外部化成本  。当今的全球化生产过剩所带来的全球性危机就是明证。全球化将经济、文化、政治统  一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之中。“随着各种形式的个人主义把整个政治制度(特别  是政党以及工会)销蚀成僵死之物，政治上的倒退趋势很有可能日益加剧，随即吞没新  的局面。同时，……借助这种倒退行动赋予被蚀空的制度空壳以新的内容”[3]。资本  主义民主政治已经不仅是一种国家制度，而且还是一种文化、信仰和生活方式，其内在  矛盾可能导致政治上的倒退，或者以新的民主政治来替代。西方传统的民主制度发展到  当代，暴露了许多固有的弊端，出现被西方学者称之的“民主的危机”。美国未来学家  托夫勒认为，现有的政府和政治机构已经过时了[4]。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尽管形式  精致，但与生俱来的弊端决定它仍然是不合理、不公正的政治文明，总是表现着剥削阶  级对被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关系。少数社会成员对于多数社会成员的权力控制是代议制  民主政治的实质。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更迭依次表现为更高层次的政治文明，但资产阶  级政治文明的性质，却没有因为在政治文明演进中发生量的积累而导致质的飞跃。马克  思主义不否定在西方政治形态中民主作为人的内在要求而存在，但全球化并没有改变人  们现实的、具体的、阶级的属性。民主不仅是人的解放的要求，也是阶级的解放的要求  。西方民主政治的精神内涵和价值基础是平等、自由和博爱。全球化使得当今世界不同  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处与密切交往成为可能和现实，而民主政治本质上是一种  倡导和平与平等的政治。因此，全球化与民主政治并不矛盾。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价值选择上，否定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政治理念，积极倡导社会公  正、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统治的主体与客体关系  上，第一次实现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使人类政治文明真正达到国体与政体的统一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发展趋势上，彻底批判旧的政治文明，大胆创造新的政治文明，  鲜明地展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优越性。

中国传统政治模式和政治体制使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高度合一。整个政治建构以高度  集权为特征，权力的运作走向呈现自上而下、单向发生的特点。

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遇到两极偏向的干扰。一种是将西方政治文明看成是人类政  治文明的全部，主张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政治的政治制度，也就是“全盘西  化”；另一种是过于强调中国政治文明的个性特征和阶级属性，否定中国政治文明与人  类政治文明的共性，使中国政治文明的建设远离人类政治文明而停滞不前或封闭进行。  事实证明，上述情况有碍于中国政治文明的健康发展，会导致中国政治走向歧途。全盘  西化的政治文明，把整个人类的政治文明归结于或等同于资产阶级政治文明，这实在有  失公允。虽然资产阶级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它确立和发展的  主权原则、法治原则等，为人类政治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政治文明的阶级性、复杂  性、民族性，决定了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如果搞全盘西化，必定会脱离中国国情。任何一  种政治文明都是一定社会生态的产物，必然受制于一定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民族习俗、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过于强调一国特色或一种政治文明的优点而去否定政治文明的开放性和世界性，并不可取。政治文明中蕴涵着的共性，实际上体现了人类和人类社会对于政治法则、政治规范的认同和遵从。在现时代，背离人类政治文明的共性，会造成人类文明的中断甚至倒退。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政治文明，只能按照人类政治文明的普遍规律加以推进和拓展。

四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对人类历史上其他类型政治文明的扬弃和升华，是人类社会新型  的政治文明。

从政治文明的主体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第一次将政治文明的主  体拓展到社会大多数成员，真正实现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主  体所包括的政治个体、政治组织、政治群体，都具有共同的政治理想，都体现或代表着  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主体的核心——中国共产党，  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的忠实代表。“‘三个代表’要求，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始终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坚强领导核心的基本要求”[5-1]。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社会中的政治核心地位，  保证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先进性、广泛性、真实性。

从政治文明的要件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所涵盖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行为、  政治关系，体现着人类政治文明的先进性。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科学。它揭示了人  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主张科学的政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思想基础。在社  会主义社会，以政治改革推进政治文明的发展，变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政治体制  和政治行为，是政治文明建设的经常形式。

从政治文明的关系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能够科学配置、合理调整人们的利益及利益  关系。协调的政治关系是衡量政治文明发展水平的尺度，是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关键。  政治关系集中反映政治主体的利益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关系具有非对抗性、平等  性、和谐性的特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也是社会  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

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无可例外地成为世界政治文明体系的组成部  分。全球化以每个民族国家开放经济体系、文化体系、政治体系为前题。开放的政治体  系应对全球化问题，要求中国的政治文明实现两方面特点：

(一)中国政治文明必须遵循人类政治文明的基本法则。全球化对于民族国家的政治价  值，要求维护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标准，诸如民主、平等、和平、人权、法治、权力制  约……。在全球化大家庭中，民族国家无论是什么样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文化形态  、社会形态，都必须以这些共同价值为取向，将其体现在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行  为、政治关系之中。离开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规定，就会远离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的政治文明曾在人类政治文明史上创造过辉煌篇章。治国之道在安民，政之所兴  在顺民心，理国之道在于公平正直[6-1]；为政之弊，苛政猛于虎也，君劣于上，吏祸  于下，政事所以不理[6-2]。这些在当时都是比较先进的政治理念，对人类政治文明产  生过积极影响。当代全球化把开放的中国纳入国际社会的发展轨道。中国的政治文明在  不改变社会主义性质的前提下，在制度安排、程序设计、行为规则等方面，吸收西方政  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体现人类政治文明的共性，做到以政治民主、政治稳定、人的全面  发展为政治文明的主要价值取向。当然，全球化也会给中国政治文明带来负面效应，诸  如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侵蚀、三权分立的制衡原则、多党政治等。对此，我们需要保持  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警惕。

(二)中国政治文明必须根植于中国大地，带有中国特色。全球化是一个国际化与本土  化并存的过程。西方国家企图借经济全球化之机，将自己的本土政治与文化价值推广成  全球的普遍价值。这实际上是以自己的本土化来否定他国的本土化和真正的全球化。“  全球化正在冲破传统的民族国家的壁垒，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国际性标准和国际规  范为世界各国所共同接纳和遵守……但是，各国在接纳和遵守这些普遍的国际准则时，  没有忘记本国的传统和本国的特征，而是将国际准则与本国传统结合起来，使国际准则  本土化。”[7-1]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现代中国政治文明的真实起点。社会主义作为  取代资本主义的一种更高阶段的文明，创造出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需要的新的文明成果  。公有制使劳动者成为经济关系中的主人，进而提高劳动者的社会政治地位。劳动者的  主人翁地位是通过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政治关系来实现的。这一实现过程  使得政治文明具有新质。全体劳动人民共享生产资料不同形式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并在  此基础上管理国家的所有事务。这一政治制度构成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

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篇8

【摘要题】专题探讨

【关键词】全球历史意识/政治文明/民主政治/制度建设

【正文】

［中图分类号］B1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744(2002)05-0018-05

从1844年马克思设想通过建构“政治文明”来废除集权制，到2002年同志提出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作为我国政治发展的蓬勃生命力，已经经历了一个半多世纪。在这一历史长段中，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全球历史进化过程同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竞争比较下生存和发展，在以政治制度为核心的政治意识、政治取向、政治行为各个方面都有了相当的积累，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及其实践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世界社会主义兴盛而跌宕起伏，为新世纪的社会主义发展既提供了有价值的成功经验，也留下了可资借鉴的深刻教训。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整个文明和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不可能脱离人类整个文明和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而发展和进步，因此只有立足全球历史视角才能完整、合理地把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变迁和发展，也只有适应全球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才能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全球历史变迁

政治文明是人类活动的以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为核心的政治成果总和，是人类政治进步的标志。为了追求政治文明，人类社会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历史过程。随着制造和使用工具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逐步以智性、理性、人性战胜了物性、本能和兽性，逐步摆脱了蒙昧和野蛮，步入文明的时代。现实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虽然不过100多年的历史，但人类为了追求这种真正体现自由、平等、公正、合理的政治文明却进行了不息的探索，其历时同人类文明变迁一样久远。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萌芽阶段

社会主义总是同对理性进步的信仰密切相关，这一信仰推动着人们试图废除不平等和等级剥削制度，实现一种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从原始到古代神话都反映出了人类从来就向往这样一种没有任何瑕疵的天堂乐园，采取的途径是对自我和自然知识的不惜探索。按照基督教教义，亚当和夏娃冒险吃了“智慧树的禁果”而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在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因为将生火的技术馈赠给人类而受到诸神的惩罚。西方宗教话语往往将这称为“人类的堕落”，其实这恰恰表达了人类为战胜野蛮而进行的斗争，因为这种追求知识和探索自然的价值在于使人类经过资本主义的“进步”摆脱原始状态，最终进入消除不平等现象的社会主义社会。到了十八世纪，对于圣西门这样一位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来说，法国革命摧毁了封建的蒙昧和专制制度，开辟了欧洲广泛的科学创造和政治文明的先河。如同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样，圣西门从批判现实的资本主义出发，设想了一个强调科学探索由技术专家群体——牛顿参议会(CouncilofNewton)管理的理想社会。圣西门虽然死于贫困，但其思想却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他的后继者们继续发展了共产主义原理，包括消除私有财产制度、社会集体化、建立公社等思想。十九世纪初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工作似乎相当实用和理性，他试图建立和管理一种理想的工厂或者公社，如苏格兰的新拉纳克、美洲的新汉莫尼（英文意指新的和谐）等。当这些小规模的社会主义实验失败后，他出版了《新道德世界书》，成了空想社会主义道德和精神革命的蓝本。

（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性阶段

诺曼•柯恩曾经认为，十九世纪中期开始诞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千年理想”(millenarianideas)——在基督教思想中意指在地球上创造一个天堂乐园，通过变革来取得对一切污浊的清除，使人类在末世来临前各得其乐。（注：NormanCohn,ThePursuitoftheMillenium,SeckerandWar-burg,London,1957,passim.）不过对马克思更为直接的影响来自圣西门空想的技术专家共和国思想，但与圣西门的不同在于，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理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政治文明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价值和理念建立在科学的历史发展规律之上，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理性的科学。早在1844年，马克思就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案》中就把政治文明（如“人权的宣布和国家的宪法”的颁布和实施、立法权力和执行权力分开等）作为废除集权制的主要手段。恩格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人类文明发展进行了分析，在《家庭的起源、私有财产和国家》中指出同蒙昧和野蛮时代的群婚制和对偶制不同，文明时代的家庭以专偶制形式出现，专偶制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曙光，而在与此相联系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础上产生的阶级和国家则标志着人类政治文明的开端，即人类进入到有组织的政治活动状态。但在奴隶、封建的专制社会甚至资本社会，这种政治文明表现出了裸的等级压迫，它同不平等、不公正、不自由相关，因此不是一种真正合理的政治文明。为此，恩格斯设想了无产阶级革命后的社会形态，应该是“随着无产阶级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选举自己的代表”，（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9页。）实现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目标。

（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制度阶段

应该说，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制度化之前，人类政治文明一直是从低级向高级形态发展的，“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更迭依次表现的是更高的政治文明层次，但政治文明的性质却没有出现由于政治文明演进中量的积累所最终导致的质的变化”。（注：高健生：《政治文明：20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践思考》，载《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2期。）人类政治文明那种始终表现着等级压迫的政治统治关系、不平等不公正的价值主导格局和少数社会成员的权力控制形式，只是当全球历史进入到二十世纪，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开始从理性进入实践并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走向制度化，才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971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及随后世界范围内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从根本上使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发生了质的变化：在政治文明制度变革上，社会主义否定了等级压迫的政治制度，受压制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上升到了统治阶级地位，使人类政治文明的制度形态推进到了更高层次。

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前，无论在那方面都是一个落后的典型，甚至是一个如德里克说的“背逆时间”（注：德里克在《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一文中，引用过马克思一句话说中国是一个“背逆时间像植物一般懒洋洋地成长的社会”（按照我国的翻译是“不顾时势，安于现状”）。参见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4页。）的社会。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也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页。）中国在当时确实同资本主义活力形成了明显对比，在政治文明进化上也远远落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后面。然而，二十世纪的最大讽刺是，中国这个“不顾时势，安于现状”的社会不但没有死去，相反却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堡垒，成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标志。1949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曾经应验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言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普遍化结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则预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生命力，成了在剧变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制度上的活见证。

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生存比较

在剧变后，一批西方自由主义学者完全无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存在的现实，宣扬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其中，美国自由主义学者福兰西斯•福山于90年代初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中文版名为《历史的终结》，1998年远方出版社出版）中宣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成了人类政治文明的终点或者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未来将是自由市场和议会民主政体全球化的时代，而社会主义和作为政治纲领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在这种全球化语境中已没有地位。这里无意对福山等人进行全面回应，只是通过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比较，展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生命力。

（一）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并不完美

毫无疑问，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进步。在经历了欧洲中世纪漫长的黑夜之后，文艺复兴运动拉开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曙光。西方资产阶级以文艺复兴为先导，举起“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大旗同封建专制斗争并取得胜利，同时按照洛克和卢梭的“人民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和密尔的“代议制理论”建立起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但资产阶级一旦取得统治地位，就不再把民主给与人民。直到资本主义残酷竞争继而最终引发两次腥风血雨的世界大战，民主、平等、自由这些被资本主义国家视为珍宝的东西就更是变得面目全非、声名狼藉。希特勒这个二战时期的战争狂人不正是这种民主选择的结果吗？即使是今天号称已经在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和自由世界，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也照样可以一口气数落它十大弊端（注：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119页。）：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失业是一种预谋（为了最大利润而追求新市场、新技术和新全球竞争）的新失调；对无家可归的公民参与国家的民主生活的权力的大量剥夺预示了“一种国界和身份的新经验”；经济大国之间的经贸大战控制了国际法的不平等应用；资本主义国家鉴于自由市场的控制方面的无能而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和干预主义政策；外债和其他相关机制的恶化使人类大多数处于饥饿或绝望的境地；军火工业和贸易（常规武器和高技术精密武器）被列入西方民主国家常规的调整范围；核扩散甚至连国家机器都无法控制；借助电子技术使因古老的共同体、民族－国家、、边界、本土、血缘的原始概念而起的战争加剧；黑手党和贩毒集团日益蔓延；国际机构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的操纵。当今世界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确实并非如福山所描述的那么美好，它自身引起的经济战争、民族战争、少数民族间战争、种族主义和排外现象泛滥、种族冲突、文化和宗教冲突正在撕裂着这个号称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世界。

（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一种先进的政治文明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在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否定了等级压迫的政治制度，以一种区别于以往任何压制性质的政治制度的崭新面貌出现在人类社会的政治舞台上。政治文明在制度上的这种变化确定了一种基本的政治文明模式，使人类政治实践不再依循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怪圈周而复始，而是可以尝试跳出并且打破这一怪圈。二战之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对于社会主义的向往和对社会主义制度表现出的强大感召力，正好表明了这一点。在政治意识上，社会主义表现出了开放和自我发展的科学态度，不断克服教条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到列宁主义，从思想、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思想，无不显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政治取向上，社会主义否定了那种崇尚强权、剥削、张扬两极分化的政治理念，以社会公正、社会平等、社会共同富裕的鲜明价值倾向，表现出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历史进步要求。在政治行为主体地位上，社会主义否定了少数人的形式，第一次实现了由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形式，使人类政治文明真正确保了占人口绝大多数人的统治地位。社会主义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民主政治主体地位，标志着人类政治文明进步和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进化高度。

（三）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发展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汲取了丰富营养

资本主义政治文明远远没有达到其标榜的自由民主高度，它存在的诸多弊端正是其自身的等级压迫和资本扩张的必然结果；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够通过政治实践维护那些处于不平等地位、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国家、民族和公民的权益，使等级压迫和社会不平等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抵制。正因为如此，西方一些学者才不得不承认，在当今的世界上，只要还存在社会不平等，社会主义就有其生存、发展的土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有发展的必要。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经济危机、政治动荡的困扰之中，最终选择了对自身加以改良的方案。诸如适度地扩大民主、防止过度的两极分化、对足以引起对抗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做出必要的约束等手段，使战后资本主义能够延缓生命并得到发展，也使当今的资本主义不再是古典意义上的浑身毛孔都透着血腥的资本主义。然而，对资本主义的这种改良稍加分析，不难看出：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国际强权行径的有效遏制和制衡，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改良是不可能的，甚至不可能达到当前的这种程度。当代资本主义的变革是在社会主义以及其他反资本主义力量的压力下进行的，有许多做法甚至直接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在深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凯恩斯主义的摇旗呐喊之下，社会主义倡导的混合经济成了美国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改革的榜样，社会主义的一些价值理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各个层面。

（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代表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

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揭示了一种人类基本的政治文明发展趋势：最终趋向消除等级压迫制度，尽管这种消除还要经历许多艰辛和困苦。剧变后，大多数曾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转而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终结，或者人类政治文明终结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它只能说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走向制度封闭、个人专制和“中心论”意识后，必然会丧失社会主义的制度活力从而为全球历史发展所抛弃，更说明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生命力在于倡导一套以反对等级压迫和实现平等民主为核心的价值和制度理念。这种价值和制度理念对自由资本和市场流动的消极后果的警惕和批判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显得更有说服力，实际上有助于全球化摆脱由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主导时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包括南北国际政治关系紧张、全球生态环境恶化、人权和民族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和艾滋病泛滥等全球性问题），成了确保全球化和平发展与众多等三世界国家平等参与全球化的重要基础。在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协调核心已经转到了不受公共行动控制的资本和市场限度这些依靠资本主义代议民主制无法克服的矛盾上。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正在面临着全球化的合理性危机，而为了维护自身的合理性只能是对其等级压迫制度做一些修修补补。只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把人民群众作为政治文明实践主体，才能正视和承认自身的种种不足、大胆吸收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对自身加以不断的改革与完善，从而才能真正展示出人类政治文明深远的发展潜力和美好前景。

三、全球化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双重影响

全球化主要是指人类不断跨越民族和国家界限，超越制度和文化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的交流、对话、协调和沟通的过程和趋势。尽管全球化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但由于经济与政治两者密不可分，因此全球化也必然通过国际政治表现出来。上文已经指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对资本主义政治文明能够起到某种矫正作用，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目前的全球化进程中毕竟还处于强势地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指出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张是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这意味着全球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带来的正反两方面影响不能小视。

（一）全球化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带来了有利条件和文化资源

全球化以新科技革命为根本动力，通过信息技术、网络经济等形式，推动当今世界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这给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带来了新的有利条件和文化资源。全球化以市场经济为制度基础，直接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和完善，促进我们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政府经济职能转变及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也必然给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带来巨大动力和有利条件。全球化倡导一种开放、多元化发展的世界文化，特别是推动了现代民主政治文化的扩展，这就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新的政治文化资源和国际文化环境。全球化也给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一类的政治意识形成提供了一个十分广阔的思维空间，从而可以形成一些新的思想观念和意识。世界各国在交往中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相依存局面，使人们的政治心理、政治观念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在全球化中产生的开放的政治心态、民主的政治观念、改革进取的思想精神、与强权政治斗争的政治立场、振兴民族的统一政治认同、参政议政的政治欲望以及对各自政治文化的反省，都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发展。

（二）全球化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剧变表明，传统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必须重新认识和选择社会主义政治模式，以此来开拓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道路。目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对中国最大的政治挑战在于它们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利用以跨国公司的全球性、无国界行动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试图使我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进而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安全、国家独立和安全以及政治制度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必须要按其制度框架约束和要求改革和调整我国的经济、政治和法律等各方面体制。这表明我国政治制度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国内制度安排与国际制度安排协调发展的新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主要特征是私有化、自由化和多元化，在经济政治制度方面表现为实行财产权制度的私有化、政府管制经济权利的放松和对外贸易的自由化等。资本主义这种自由民主制度、市场经济模式和政治文化观念被冠以人类基本价值的美名，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会产生强大冲击。在当前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格局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反差，资本主义全球化潜伏着巨大的风险和危机，而我国应对国际经济政治风险的防范机制和管理体制相对薄弱，这对我们在参与建立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的竞争中如何保持政治稳定与社会稳定、驾驭国际风云变幻的宏观控制能力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还有某些别有用心的西方大国坚持冷战思维模式，推行“西化”、“分化”战略，从而人为地加剧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利用各种手段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行种种歪曲和攻击，这也将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健康发展。

全球化影响既然无可避免，为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应对相应的挑战，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就必须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来。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将是二十一世纪全球历史发展的两大潮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一种人类政治文明的最先进部分，只有融入全球历史发展进程，始终代表全球历史的文明发展方向，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否则就可能演变成为“区域性共产主义运动”，重蹈苏联模式的覆辙。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一种较之资本主义更为高级的政治文明，只有参与到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强调资本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实为推行强权政治，根本不可能自动带来世界政治民主化，推进的只能是一个少数人的经济全球化和不人道的反民主化过程。这是一个在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内部无法克服的全球历史难题，只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才能担负起在世界范围内推进和完成世界政治民主化的历史使命。我们参与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的建设和发展，特别是参加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国际性和地区性国际组织，不仅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可以积累国际政治斗争经验，增强国际政治参与能力，推动世界民主化进程。建立一个公正平等、合理有序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人类进步的基本保证和国际社会的共同任务。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参与全球化进程才可能通过国际社会的制度创新，实现全球性契约民主治理，推进全球经济繁荣、民主进步和文明发展。

四、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从全球历史来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代表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先进方向，但我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历史也不长，如何在这样的国情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乃是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一个全新课题。面对这一课题，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践探索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曾经出现过难以避免的曲折和失误，在新的一个世纪中，面对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要对以往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践进行深刻反思，通过改革和创新，适应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需要，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道路，承担起推动人类政治文明进步和全球政治民主化的历史使命。

（一）从参与全球历史进程反思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践

按照杨雪冬的看法，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恰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变迁的过程，这段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世纪40年代到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从1949年到1978年和从1978年至今的改革开放阶段。（注：胡元梓、薛晓源：《全球化与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8页。）在我看来，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践也基本上横跨了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的这三个历史阶段。在第一阶段，中国在被披上文明外衣的坚船利炮之下从一个古代文明中心进入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历史，中国随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政府成为国外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而民间力量则以各种方式试图摆脱西方人的控制。这时中国共产党集中代表了民间力量的这一诉求，并从俄国十月革命找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之路。在第二阶段，我国开始以苏联为模式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践摸索，这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全球化进程中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为营造公正平等的全球参与环境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付出了政治文明实践单一、封闭和僵化的巨大代价。到第三阶段，由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需要，由于我国经济主动深入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对外开放要求，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践也开始逐步走上了面向世界的变革之路。总结以往我国社会主义主义政治文明实践，可以得到如下经验和教训：我们必须避免封闭和僵化，坚持立足中国国情，始终同全球历史进程与时俱进，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一经建立就可以达到相安完美的高度，它需要在国体、政体、政党各个层次进行完善，尤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绝不能以政治运动、群众斗争、行政命令等方式取代其应有的制度建设。

（二）在全球性与本土性互动中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

民主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政治发展的主题，也是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冲击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大法宝”。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长河中，一直缺乏民主和法治传统，这就使得中国政治文明发展中缺乏民主和法治传统支撑。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资本主义民主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我们决不会照搬资产阶级民主，因为中国人早已根据自己的特定条件作出了正确的历史选择，那就是更为优越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价值取向或者发展方向，但这并非只是政治学者和政治家的政治话语，而是主要的是基于对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强烈追求，必须在制度和法律意义上保障人民群众的民利。以往我们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践中“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只有促进民主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方面的制度建设，才能有效地遏止和消除政治文明建设中诸如权力过分集中、严重、政企职能不分、缺少权力制约等现象。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是一项带有根本性、长期性和全局性的政治任务。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必须走全球性与本土融互动的道路，既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开拓本土政治文明资源中的精华部分，又要以开放、求实的态度吸纳全球政治文明资源中的合理因素和优秀成果，从实际出发把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相结合、中国政治发展与世界政治发展相结合，建立起一个适应本国实际和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要求的新型政治体制。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的创新就在于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具有时代特征，成为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民主的新模式。同时，根据全球化的客观要求，转变政府经济职能，改革政府结构、调整政府与企业相互关系，使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力不断提高，政府管理机制日益民主化，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管理体制，提高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政治领导能力，体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全球历史中的优越感。

（三）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公民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政治主体作用

在当代中国，坚持党的领导乃是是一个基本的政治认同：它作为执政党必须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始终走在时展的最前列，把握全球历史发展方向，把握世界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命运，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肩负着继续保持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和改变第三世界国家地位的双重任务，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具有现代化价值取向的领导权威核心，就无法动员全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无法调动广大公民的热情，去改变落后的局面和完成历史命。当然，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要通过加强自身建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获得人民的认同。维护和保障公民的政治主体地位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始终坚持的立足点与归结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活力和核心就在于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激发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提高公民的参政能力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这里一方面要在制度、法律、机制上对于人民群众应当享有的政治权益予以强力保护和逐步扩大，同时也要使人民群众应当享有的这种权益在政治活动中真正能够体现出来。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只有在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这一主体利益过程中激励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与政治实践中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才能更充分地展示其先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