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金融危机范文

全球性金融危机篇1

关键词:金融危机;财税政策;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12文献标识码:A

一、背景资料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依然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并已开始对全球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影响。虽然中国受到的直接冲击相对较小,但它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已经开始显现,经济增速连续几个季度减缓。2008年GDP增速从一季度的10.6%,下滑到二季度的10.1%,三季度的9%,四季度的6.8%,进入2009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1%。2008年GDP的增速为9.0%,中止了连续五年的两位数增长率。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些经济指标中可以看出,国际金融危机仍然在中国外部萦绕,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仍在继续。

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消极影响

全球金融危机对国内市场必然会造成消极影响,但是对于中国金融体系的直接影响有限。因为中国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程度不高,外资大规模撤退的威胁不大,所以中国金融业的直接损失并不大。但是,因为目前中资银行持有大量的国外证券化产品,雷曼、美林、AIG等机构又持有部分H股和A股,损失肯定是有的,外汇缩水也不可避免。

金融危机对中国影响较大的是在实体经济方面。首先是出口,由于外需减少导致出口增速减缓和出口企业资金回收困难,所以导致大量的企业倒闭。统计显示,目前影响最大的是纺织行业,而家居、卫浴、五金钢材、汽车、电子信息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影响;其次是消费。近两年我国消费增长率提高较快,但是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的减速,房地产市场和汽车市场的不景气,还有股票市场的暴跌,导致了国内财富效应在缩减,因此今后消费难以保持高增长率;再次是信用收缩。银行出于防范风险的心理,普遍惜贷,这样对实体经济来说就会有一个紧缩的作用;最后是民间投资。在整个经济前景不好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者投资信心不足,制约了民间投资的增长空间。

三、中国财政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

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落实这些措施的投资额到2010年底约需4万亿元人民币。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标志着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彻底转型。中国政府同时宣布,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由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转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增长已成为当前及今后几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中国政府在1998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通胀紧缩局面曾经使用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基本上是要求加大财政投入的力度,加大国家债券发行力度,实行一系列鼓励企业扩大生产、出口,促进商品流通和周转,鼓励百姓再就业和创业,激励百姓消费的轻税薄赋政策。

(一)税收方面已采取和将要采取的措施。推进税费改革,实行结构性减税。结合改革和优化税制,实行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扩大企业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全面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继续执行2008年已实施的一系列税费减免政策,预计2009年将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亿元。

1、增值税转型。谈到增值税的转型,就必须了解增值税有几种类型。从增值税的发展来看,按照各国增值税对外购固定资产的处理方式不同,增值税可以分为:(1)生产型增值税:是指计算纳税人的应纳税额时,不允许扣除任何外购固定资产的已纳税金。此类型的增值税由于不允许扣除外购固定资产的已纳税金,因而存在对固定资产价值重复征税问题,而且对于资本有机构成高的行业的发展、对于加快技术进步等还存在不利影响;(2)收入型增值税:是指在计算纳税人的应纳税额时,对外购固定资产的已纳税金只允许当期计入产品价值的折旧费所应分摊的那部分税金扣除;(3)消费型增值税:是指计算纳税人的应纳税额时,允许将当期购入固定资产的已纳税金一次性全部扣除。它可以彻底解决重复征税问题,有利于技术进步,因此消费型增值税对于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具有较强的激励效应。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审议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为扩大国内需求,降低企业设备投资的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会议决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允许企业抵扣新购入设备所含的增值税;同时,取消进口设备免征增值税和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政策,将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统一调低至3%,将矿产品增值税税率恢复到17%。经测算,2009年实施该项改革将减少当年增值税收入约1,200亿元、城市维护建设税收入约60亿元、教育费附加收入约36亿元,增加企业所得税约63亿元,增减相抵后将减轻企业税负共约1,233亿元。成功地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转向消费型,势必将在客观上刺激投资需求,产生激励固定资产投资的作用,从而对经济产生积极的刺激作用。

2、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2008年以来,受国际市场需求减弱、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我国出口增速放缓,出口增速明显低于预期,出口企业利润大幅减少。特别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型企业,吸纳劳动力多、就业面广,但抗风险能力较弱,经营面临较大压力。而且我国的一些主要出口国家的居民消费信心指数大幅下滑,进口需求下降,必然对我国出口产生不利影响。若不采取措施,预计今后出口还将下滑,出口企业困难会进一步增加,这会对中国整体经济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有必要通过财政政策的适当调整,帮助企业树立信心、渡过难关,防止出现因出口大幅下滑而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被动局面。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出《关于提高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明确从2008年11月1日起,适当调高部分劳动密集型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具体为:将部分纺织品、服装、玩具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4%;将日用及艺术陶瓷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1%;将部分塑料制品出口退税率提高到9%;将部分家具出口退税率分别提高到11%、13%;将艾滋病药物、基因重组人胰岛素冻干粉、黄胶原、钢化安全玻璃、电容器用钽丝、船用锚链、缝纫机、风扇、数控机床、硬质合金刀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分别提高到9%、11%、13%。此次出口退税调整一共涉及3,486项商品,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25.8%。

3、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众所周知,投资、出口、内需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但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8年前三季度的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出口和投资的实际增速下滑,使得经济增速出现加速下滑势头,这是自2007年第二季度以来GDP增长率连续第六个季度下降。尽管名义消费仍在高位继续加速,但是仍未能有效缓冲净出口和投资增速相对上年同期下降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而且鉴于房地产市场低迷、未来收入预期悲观等消极因素的影响,未来消费将难以继续保持当前水平。

国务院2008年11月10日上午在北京召开省区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要把扩大消费与完善收入分配政策结合起来,与扩大就业结合起来,与发展服务业结合起来。最重要的是,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加大力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比重。努力消除制约消费的制度和政策障碍,改善居民消费预期,引导和促进居民扩大消费需求。

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最直接的受益群体就是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一旦提高,将会直接增加这一受益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提高其购买能力。工薪阶层的购买能力提升后将直接带动这一群体的消费,从而对拉动内需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财政支出要重点支持民生工程、重大基础设施。2008年11月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扩大投资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要突出重点,认真选择,加强管理,提高质量和效益。要优先考虑已有规划的项目,加大支持力度,加快工程进度,同时抓紧启动一批新的建设项目,办成一些群众期盼、对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关系重大的大事。坚持既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又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既有利于拉动当前经济增长,又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既有效扩大投资,又积极拉动消费。要把促进增长和深化改革更好地结合起来,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加大投资力度和优化投资结构。中央出台的十条措施,主要有四类:加快实施重大民生工程;加快在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尽快启动一批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型工程项目;加大力度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关键项目建设。落实这些措施,要加强对重大投资的管理,认真做好可行性研究论证,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要加强对市场自主投资的鼓励和引导,支持引导民间资本投向政府鼓励项目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领域,广泛参与各种民生工程、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把政府投资引导作用与发挥民间投资积极性有机结合起来。

(三)加大中央政府的举债规模。2008年上半年财政有万亿盈余,从下半年开始,财政收入同比增幅持续下降,数据显示,2008年6月财政收入增幅为30.7%,7月增速回落近半,至16.5%,8月进一步下降至10.1%,9月份又进一步下降到了3.1%。全年的财政收入仍有望增长20%左右,实现超收3,000亿元左右,2008年中央财政赤字没有增加,维持在2008年年初预算确定的1,800亿元的水平。但进入2009年以来,政府财政收入的压力是相当大的,政府发债的规模肯定会很大。从2000年开始,国债发行总量不断呈现出逐级上升势头,2005年超过7,000亿元,2006年为8,883亿元,2007年由于有1.5万亿元的特别国债发行,全年国债发行量达创纪录的23,483.28亿元,同比增长164%。分析人士预测,2008年的国债发行肯定会高于2007年(不包括1.5万亿元的特别国债),将不会低于8,000亿元,而2009年国债发行可能会在2008年基础上继续增加。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财税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夏先良.论增加国民消费和消费品出口.财贸经济,2008.7.

[2]储德银,经庭如.促进消费需求的公共财政政策探讨.消费经济,2007.2.

全球性金融危机篇2

一、人民银行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优势

（一）人民银行最后货款人职能决定了其在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中的核心地位

自1995年以来，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其最后贷款人功能实际上也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向商业银行提供流动性贷款，用于解决商业银行的临时资金短缺；二是向陷人支付危机甚至清偿能力危机的金融机构提供救资金，主要用于兑付有问题金融机构对自然人的债务。正是由于人民银行向有问题金融机构提供了大量的救资金，到2001年我国成功地控制了金融机构大量倒闭的局面，遏止了自然人对存款类金融机构及信托公司存款的挤提。

（二）人民银行负责监管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有利于其监测和控制来自于金融市场的金融风险因素

人民银行监督管理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一方面可以在第一时间监测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水平，分析流动性不足是个别金融机构的现象还是金融业整体流动性不足现象，从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运用其他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满足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需求，化解潜在的流动性风险于无形；另一方面，同业拆借是金融机构以信用方式融通短期资金的场所，当个别金融机构支付不足不能按期归还拆人资金时，会相应地引发其他金融机构的支付风险。由于人民银行依法拥有对同业拆借市场准入资格的行政许可权，可以通过设定准入标准，防范支付能力不足的金融机构进入同业拆借市场。这样，人民银行就能事前控制支付危机的蔓延和扩大。

（三）人民银行维护支付、清算体系的正常运行也有利于其监测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水平，及时预警、控制流动性风险

虽然支付结算是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为客户提供的一项基本服务功能，支付清算是人民银行为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功能，但是支付结算和支付清算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无论是支付结算还是支付清算其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重大问题，均会对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造成负面影响。人民银行制定支付结算规则、运营清算系统的优势有利于其监测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状况，利用日间透支等手段为金融机构提供短期流动性资金。

（四）专门的金融监管机构无法防范和化解席卷整个金融业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银监会的成立表明我国分业监管格局的真正形成，这无疑会提高我国监管金融机构的专业水平。但在银、证、保三家专业监管机构各自履行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监管职责的同时，分业经营的坚冰正在逐步打破，必将对分业监管格局下的金融稳定形成挑战。其挑战有二：一是专职监管部门只能对其监管下的各类别金融机构的风险进行监管，无法顾及金融业的整体风险，也无法对金融市场的风险进行有效监管；二是一旦实施综合经营，三家专职监管部门中的任何一家都难以对不属于其监管范围的金融机构开展与其监管范围内金融机构同类业务实施有效监管，从而会产生对同一品种的金融业务由于由不同类别的金融机构经营而享受不同的监管待遇的问题。而人民银行关注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风险视野开阔的特点，决定了其最适合担当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重任。

二、人民银行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对策

（一）需要巩固一个平台：防化风险的基础设施

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是银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和发行的银行，承担着最后贷款人的职责，是维护国家金融稳定的当然承担者。但中国人民银行并不能完全依靠提供再贷款救活一批金融机构这一手段就能实现维护金融稳定的目标，采取各种手段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才是维护金融稳定的治本之源。《中国人民银行法》从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角度，设计了近十个条文，赋予中国人民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为维护金融稳定可以采取的各种法律手段，人民银行在法律上已初步获得了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尚方宝剑。但我国在这方面刚刚起步，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入，我们除不断推进和完善法制建设外，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不断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一是要加快支付清算体系的现代化建设步伐，加快现代化大额支付系统的推广工作，为支付清算系统的稳定提供技术支持；二是健全银行卡网络体系，进一步完善银行帐户管理系统，确保正常的结算秩序；三是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促进金融机构稳定健康发展，不断健全防化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制度基础；四是加快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重组步伐，推动地方金融机构做大做强，以此促进其加强信贷管理，提高核算水平和内控能力。

（二）建立二种机制：风险的分析监测机制和预警通报机制

1.建立及时有效的分析监测机制。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必须以掌握全面及时的风险信息为基础，因此需要建立相应的风险分析监测机制。一是要建立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综合分析制度。建立月度或季度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分析例会制度，或者在现有经济金融运行分析制度的基础上增加专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分析内容。当前要重点加强对具有普遍性或全局性的风险隐患的经济与社会因素、信贷投向、跨市场风险、交叉性金融工具风险的监测分析；二是建立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统计监测体系。建立科学的监测指标体系，加强对银行、证券和保险等各类金融机构的风险监测分析。三是建立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专题调研制度。根据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分析和统计监中发展的苗头性问题，深入开展专题调研，全面系统地揭示其风险状况；四是建立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检查机制。人民银行在调研分析和风险监测过程中，发展金融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可能影响金融稳定时，可以建议监管部门进行检查，人民银行据检查结果对有关问题及其风险状况作出判断；五是建立与监管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通过各监管部门及时通报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和风险状况，为人民银行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信息基础。

2.建立灵敏快捷的预警通报机制。人民银行通过对金融风险的监测分析，及时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状况进行分析判断，形成预警信号，并将预警信号向外传递通

报，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便期采取措施及时化解，以遏制风险的蔓延。预警信号的对外通报包括三个层次：一是直接对金融机构通报。对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苗头问题，人民银行可以通过商业银行行长联系会议等途径向商业银行通报，要求其关注风险隐患并采取措施防范和化解，并要求其反馈信息；二是向行业协会通报。对于需要商业银行通过强化自律、避免恶性竞争、通过共同努力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人民银行可以向行业协会通报，使行业协会督促采取措施防化风险；三是向金融监管部门通报。对于需要金融监管部门参与防范和化解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人民银行要通过监管联系会议等途径向金融监管部门通报，建议或要求其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防化风险。

（三）把握三个环节：风险的防范、化解和处置

人民银行职能转换后，在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方面主要体现在“三个转变”上。一是由过去注重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稳定转变为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二是由过去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直接监管转变为从宏观的角度密切关注货币市场与证券市场、保险市场、外汇市场等之间的关联渠道，探究其中的相互影响规律，防范和化解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三是适应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新形势，由过去的侧重于立足国内研究金融问题转变为全面考虑国内国际因素对金融的影响，特别是防范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经济金融的冲击。按照上述要求，人民银行在做好这项工作时需要把握防范、化解和处置三个关键环节。一是防范环节。当前要转变过去的思维方式，集中精力，以宽广的眼光，从全局的角度和战略的高度，全面、深入研究防范风险的重大问题。二是化解环节。化解指的就是通过采取措施，使已经进入市场的金融机构继续运营，免遭退出市场的“命运”。三是处置环节。处置指的是救助无望的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由于人民银行是最后的贷款人，因此在处置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时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比如，要协调风险处置中财政工具和货币工具的选择，实施对运用中央银行最终支付手段机构的复查，参与有关机构市场退出的清算，管理人民银行与金融风险处置有关的资产等。

（四）理顺四个关系：与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内部职能部门、国际金融机构的关系

一是与政府的关系。多年的监管实践证明，政府在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是政府责任与能力相互作用的结果。首先，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金融稳定是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基石，因此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是政府的政治责任。其次，在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下，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拥有行政、司法和经济调配权的重要组织，依靠行政资源所带来的权威性和信誉，是平稳化解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力量。第三，按照目前我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地方金融机构风险的工作机制看，地方政府负有重要责任，人民银行防化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必须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通过沟通协调，建立起政府重视支持和参与的工作格局。二是与三家监管委员会的关系。这次监管体制改革以后，形成了“一行三会”的架构。关于人行与“三会”的关系，最根本的是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职责划分，特别是人行与银监会的职责划分问题；二是协调合作，无论是从金融对外开放的新形势看，还是从金融混业经营的大趋势看，建立起“一行三会”之间的顺畅、高效协调合作机制非常重要，这是促进我国金融业健康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三是人民银行内部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虽然人民银行每个部门承担着不同的职责和工作任务，但是综合地看，这些工作与防化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有着密切联系。四是与国际相关金融组织或央行机构的关系。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为了缩短在工作中的摸索时间，少走弯路，需要认真研究各国央行的做法和经验，并结合实际，吸收借鉴，不断提高我们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尽快使维护金融稳定工作走上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

全球性金融危机篇3

论文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政府职能，市场

 

一、全球性金融危机背景下“政府”与“市场”的动态博弈

2008年3月，以美国第五大投行，全球500强企业中排名第185位的贝尔斯登银行被易主清算为导火索，引发了新世纪第一次全球性金融危机，资本制度经济危机魔咒再现。美国次贷危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亚洲迪拜债务危机是目前这场金融危机的典型标志，其波及范围之广、损坏之剧烈，前所未见。正如西南财经大学赵磊教授所述，“金融危机的根源并未超越马克思的逻辑”。[1]这次危机在本质上是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是对需求方过度消费能力、供给方过剩生产能力的总调整，金融债务危机则是其具体表现形式。资本制度的内生矛盾造成了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在现代金融机制下衍生出过度透支消费，造成违约率上升，由此促生了美国次贷危机。而美联储为金融市场提供的杠杆式操作，以及对市场混乱的疏于监管被看作是事态失控的重要原因。显见之，西方资本制度步入新世纪后，在“政府”与“市场”的动态博弈中，市场失灵联袂政府缺位本科毕业论文格式，最终触发了被冠以“金融海啸”之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所幸的是，为应对本次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世界各国政府纷纷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来稳定市场，包括注入流动性、国有化、降息、改变监管措施等。但是，随着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蔓延与加剧，政府与市场的动态博弈关系进一步走向复杂化。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欧美发达经济体推出了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这些国家公共开支剧增的同时税收锐减，导致公共债务上升。在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及时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有效规避了经济下行风险，确保了中国经济建设的平稳运行，在政府与市场的动态博弈中取得了主动权，也为其他国家尽快走出金融危机提供了良好借鉴。

二、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动态博弈，贯穿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主流的经济思想之中。但无论是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还是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哈耶克新的自由主义，都无法解决资本制度的内生矛盾，因此无从在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之间形成有效均衡论文格式范文。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2]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并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全面、深刻地阐明了如何“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一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3]

（一）正确认识政府职能与市场机制的关系是妥善处理二者关系的前提

西方凯恩斯经济理论提出之后，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市场机制在实现资源配置方面存在许多的局限性或缺陷性，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不能实现预期社会经济目标，出现“市场失灵”；政府的政策干预措施不能实现预期的调节市场的作用，在某些条件下，甚至导致比“市场失灵”更坏的结果，造成“政府失灵”。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演变，这一问题的焦点已从是否需要自由市场或是否需要政府干预本科毕业论文格式，转向了如何实现市场对资源的基础配置与政府对市场的合理干预之间的平衡方面；问题的实质也演化为公平与效率的博弈。一般说来，市场负责效率，通过运用价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优胜劣汰；而政府作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宏观经济的调控者、外在效应的消除者、收入及财产的再分配者、市场秩序的维护者”[4]负责公平。二者虽然有分工，但又要协调。过去处理这个关系时，曾出现过偏颇，政府往往片面强调市场作用，把本应由自己负责解决的问题推向市场，靠市场去解决，比如城镇居民住房保障、高速公路建设及衍生出的高收费等问题。市场机制虽然充分展示了才能，却损害了公平。

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功实践表明，“健全的市场机制，有效的宏观调控，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托，统一于经济运行的全过程。”[5]在我国经济管理活动中起重要作用的应该是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这“两只手”的共同作用，而不可能是一方获胜的博弈结局。显见之，我国政府职能与市场机制的关系，体现了政府与市场“两只手”在经济管理活动中的互补性合作博弈，而这种互补性合作博弈的目标就是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协调、健康、发展。

（二）“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是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础

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就要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定性，必须要从这个基础出发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所以与计划经济体制、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有着根本区别，就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个内在规定性：其一，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其二，以间接方式为主的政府宏观调控。“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二者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6]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市场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市场运行以其自身的价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灵活、高效地促进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为整个经济社会生活不断增添新的生机和活力。但市场机制具有自发性、事后性、微观性等弱点和不足，只有通过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发挥宏观调控的事先性、整体性、宏观性和自觉性等特点本科毕业论文格式，才能实现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维护平等有序的竞争秩序，形成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促进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协调健康发展。而宏观调控的信息滞后、动力不足、资源浪费、效率低、效益差等缺陷，以及政府的“经济人”特征，决定了政府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必须是以间接方式为主的宏观调控。

（三）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关键是“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之充分发挥，离不开一个优良的经济运行环境和保障机制。譬如，关系到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与布局的市场准入门槛；能否提供涵盖迅速发展的生产要素市场、规模庞大的商品交易市场、不断完善的服务市场，同时最大限度地消除行政壁垒和地区封锁的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在市场运行中政府指导价与市场调节价的比重分配；等等。但是，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常常不能得到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缺乏制度化的硬约束。一方面，政府对经济的管理职能体现在制定实现市场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相关制度时，常常出现“政府缺位”；另一方面，在实施对资金、土地、矿产等重要资源进行配置时，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过多过大，甚至出现“政府越位”现象，一些地方任意采用变通的办法，无偿行政审批或低价承包，严重背离了市场供求关系、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因此，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到基础性作用，需要政府利用其经济管理职能，以制度的方式把它体现出来、规范下来、运行起来，同时“确定好政府干预行为的范围、内容、方式和力度，避免干预不当或过度所产生的政府失败现象，使政府更好地履行其社会经济职能”。[7]随着我国经济融入全球一体化经济的步伐加快，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就是要进一步构建市场经济规则和秩序以及清除制约市场机制发挥有效作用的利益障碍。

（四）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要着眼于是否“有利于科学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宏观调控体系日趋成熟。但是，目前我们正处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本科毕业论文格式，改革攻坚面临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特别是促进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体制保障尚未建立。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须要着眼于是否“有利于科学发展”，必须要按照党的十七大的要求，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改革，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并逐步建立起正确评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效果的指标体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论文格式范文。要在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垄断行业管理体制改革，放宽准入竞争性业务，允许非公资本进入垄断性行业和领域，并加大财税、金融支持解决非公有制经济行业准入难、融资难等突出问题。

2．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着力推进各类要素市场建设，积极稳妥地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3．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要着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创新政府管理方式，使政府真正成为优质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良好经济社会环境的创造者、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维护者，切实履行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的要求，并减化、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运转高效、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

4．深化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健全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和协调机制。

以定位清晰、功能互补、有效衔接的规划体系为目标，改革和完善规划体制，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加大财税体制改革力度，实施差别化的财税政策和绩效评价体系，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建设多种所有制、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为目标本科毕业论文格式，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各类金融市场，提升金融业的竞争力和服务水平，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加快投资体制改革步伐，进一步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范围，规范政府投资行为，建立政府投资项目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和社会监督机制。健全宏观调控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和协调配合机制，增强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三、统筹兼顾是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根本方法

如何妥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市场对资源的基础配置与政府对市场的合理干预之间的平衡，是国民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命题。科学发展观为我们指出了根本方法：统筹兼顾。“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8]这是迄今为止，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最为切题的论断，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

[参考文献]

[1]赵磊．金融危机的根源并未超越马克思的逻辑[J]．时事报告（大学生版），2009，2．

[2][3]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C]．人民出版社，2007．

[4]陈振明．公共管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胡锦涛．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C]．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6]江泽民．更好地组织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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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C]．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全球性金融危机篇4

（一）宏观经济的内在矛盾与冲突

在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各国银行制度与金融结构的整合，使得各国金融活动的相关程度提高，这就客观地要求汇率制度或汇率政策的灵活性，以消除外汇储备耗尽的风险。然而，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对美、欧、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依赖性较大，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各国纷纷选择了美元或以美元为主的“一篮子”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这种汇率制度的安排就造成了这些国家宏观经济的内在冲突。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弗诺德、伽伯等人提出的国际收支危机模型（又称理性投机攻击模型），比较客观地解释了这种宏观经济的内在冲突引发金融危机的机理。在资本市场开放条件下，造成金融危机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固定汇率制度与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流动之间的内在冲突。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资本的流人与流出不受限制，这同时也是金融自由化发展到最后阶段的必然要求

（二）金融全球化下的理性预期和道德风险

金融全球化造成的三元冲突是金融危机发生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金融危机之所以频繁发生还在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投资者理性预期的自促成及道德风险的普遍存在。随着资本运动，在完全不可变更的货币联盟和完全的浮动汇率之间没有舒服的中间道路可走。奥伯斯持菲尔德模型证明，危机的根源是市场预期和固定汇率制度，而不是政策和经济状况，维持固定汇率制度是不可能的。除了市场预期会引发金融危机之外，道德风险的普遍存在也是引起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所谓道德风险，在这里是指由于实际利率水平的提高，银行为了追逐高额利润而将贷款投向高风险项目。而由于存在着政府对银行的显性或隐性的保险，使得这种追逐高风险回报的贷款行为超出了一定的限度。

（三）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宏观经济内在冲突的激发

从以上两类金融危机模型可以看出，对于金融危机产生机理的研究正在从实体经济领域向金融活动运行的内在机制深入。由于许多金融危机理论只是对当时的一些危机现象做个案式的剖析，尽管模型续密；推理严整，也相当深刻地说明了某一方面的问题，但不断变化的金融危机现实不断地给出新的难题，无论哪一个模型或哪一个阶段的理论都无法全面地说明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而在经济、金融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对于金融危机机理的研究还尚有很大的空白。更值得指出的是，现有的金融危机理论模型似乎没有充分注意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世界范围内日益加快的金融全球化进程。在分析金融危机时，似乎没有考虑到在这样的条件下一国乃至全球宏观经济的深刻变化。因此，我们在这里试图充分考虑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透过资本市场开放时期宏观经济的不协调性，对这些金融危机理论做尝试性的综合。

二、金融全球化进程中金融危机的应对策略

（一）注重金融全球化进程中的政策协调

从金融危机的发生和传递的机理来看，造成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金融全球化本身。首先，要积极调整金融改革措施，合理安全金融自由化次序，有秩序的融入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去；其次，适时调整资本控制的尺度，把资本调控政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关于资本开放与资本管制这一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只有在开放资本项目的同时，实行适当的资本控制才能有效地避免因资本开放可能带来的泡沫、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问题；再次，要进一步协调宏观政策，积极调整公众预期。要避免或治理金融危机，最重要的是采取更为合理的政策组合来进行政策协调以降低风险，改善公众的预期，防止自促成预期作用而引发危机。因此，在政策协调上要增加汇率的灵活性，变固定汇率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或增加汇率的浮动区间。

（二）保持金融全球化进程中的金融稳定

从发展中国家参与金融全球化所得到的经验与教训来看，不仅要重视金融全球化所追求的金融与实际经济之间的相互促进，而且也要重视金融体系本身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的成长与稳定。金融体系的成长所要追求的是，通过参与金融全球化进程来扩大本国金融体系的资本总量，促进金融市场结构的完善与优化和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还要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也就是说，在金融体系得到发展的同时保证金融体系自身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尽量减少各种金融市场的大幅度波动和影响经济均衡增长的各种突发事件。

（三）积极加强国际间的金融合作，积极应对风险

金融危机蔓延到全球经济之后，美联储加强了与欧洲、英国等国央行的合作，通过磋商达成共识，共同联合推出了多项“救市”措施，如：向各自的金融系统大量注入资金，加强市场的流动性；纷纷采取联合降息行动，促进经济的增长；建立货币互换机制，缓解各个货币市场对美元的需求；另外还有通过磋商提高临时性互惠货币协议的额度等措施。与此同时，西方各主要国家也加强了与新兴经济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与合作，举行G20峰会与新兴经济国家共同探讨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问题。

全球性金融危机篇5

论文摘要:从本质上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是金融结构的脆弱性和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作为一种信用危机、道德危机,美国金融危机表现出其“传染”的整体性和快速性以及政府处理危机的主导性和一致性特征,并使次贷危机最终演变为一场系统性、全球性金融危机。这场危机给各国 经济 造成巨大冲击,教训深刻,值得吸取。应充分认清此次金融危机的本质特征,并采取有效防范措施保持国内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稳定。  

由始于2007年初的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世界金融风暴正在全球迅速蔓延并持续恶化。金融创新的过度、信用监管的缺失以及道德风险的蔓延进一步加剧了美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及不稳定性,是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三大主因。 

一、金融脆弱性理论回顾 

金融脆弱性是指金融制度、结构出现非均衡导致风险积聚,金融体系丧失部分或全部功能的金融状态(伍志文,2002)。金融脆弱性理论认为金融体系本身是不稳定的,具有内在脆弱性,因此金融风险是普遍存在的,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有费雪(1933)的债务一通货紧缩理论和明斯基(1982)的金融体系不稳定性假说。费雪认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与债务的清偿紧密相关的,实体经济部门的过度负债和经济下滑引起债务的清偿。而债务的清偿会导致货币的收缩和周转率的下降。这些变化又会引起价格的下降、产出的减少、市场信心的减弱、银行破产数和失业率的上升。因此,费雪认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源自经济基本因素的恶化。明斯基对于金融体系不稳定性的分析基于资本主义繁荣与萧条的长波理论基础之上。他指出,正是经济的繁荣埋下了金融动荡的种子。他的基本观点是,实体经济中存在着三种筹资,即抵补性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大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人大于偿债的现金流出)、投机性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大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入小于偿债的现金流出)和“庞齐”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小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入也小于偿债的现金流出)。这三种筹资在经济周期的不同时期所占比重不同:经济繁荣时期,后两种筹资比例大幅度上升,金融风险增大。伴随着借款需求扩大,市场利率上升, 企业 利润下降,市场情绪由乐观向忧虑转变并进一步向恐慌蔓延,企业倒闭,银行借款急剧收缩,从而导致资产价格的快速下跌和全面金融危机的爆发。因而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经济 发展 周期和经济危机不是由外来冲击或是失败性宏观经济政策导致的,而是经济自身发展必经之路。  

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魏波,2006),并形成了三代较成熟的货币危机理论。第一论由保罗·克鲁格曼(p.krugman,1979)首次提出,并由罗伯特·福拉德等人(r.flood和p.garber,1985)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以及一国国内信贷的无限制扩张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第二论以茅里斯·奥波斯特菲尔得(m.obsffeld,1994)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认为政府对于私人部门预期所做出的反应成为危机爆发的关键因素。第三论形成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许多学者跳出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代表性人物是麦金农和克鲁格曼等人。其中克鲁格曼(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即道德风险起初导致过度冒险,最后导致金融体系的崩溃。 

二、对美国金融危机演变特征与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分析 

上述金融危机理论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各类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也为我们认识和分析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脆弱性特征提供了理论依据。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复杂性,引发金融危机的新因素不断出现,也使这次金融危机呈现出新的特点。  

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首先由次贷危机引起。次贷危机即指由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借款人违约增加,进而影响与次贷有关的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导致的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和流动性危机。从产生根源上看,实际上它是由金融系统的内在不稳定性特别是金融创新工具的滥用、信用和监管缺失等所导致的一场货币危机、信用危机和道德危机,而通过危机的扩散,目前已演变为一场系统性金融危机(即由于金融市场已经不能再有效发挥其功能,因而趋于瓦解并对实体经济可能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的状态)和全球金融危机。 

(一)次贷危机本质上是信用危机和道德危机  

根据上述金融危机理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是金融结构的脆弱性和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minsky(1982)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特征,它与这一制度下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有关。由于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从而导致金融危机周而复始地出现。周期性出现的新的获利机会总会导致人们的乐观预期,并促使信贷过度扩张。另一方面,由于竞争压力,为了保住客户和市场,银行常常会做出不谨慎的贷款决策。krugman(1998)认为,由于政府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隐性担保以及监管不力,使得银行和金融机构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虚拟资本市场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即金融系统超常发展,就是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发生的基础和条件。上述理论正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最好映照,对本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原因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从本质上看,美国次贷危机是投资者担心资产价格泡沫风险所产生出来的信用危机,它源于次贷风险,并借助金融衍生产品的渠道进行扩散。美国次贷危机正是源于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过度使用从而导致房贷市场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而产生。作为主要面向信用记录欠佳、收人证明缺失、负债较重的客户提供的高风险、高收益的贷款,次贷市场近年来迅速扩张,市场规模在短期内迅速膨胀。但是,随着美联储不断提高基准利率,房地产价格出现下跌趋向,次级按揭贷款人心理预期与偿付能力下降出现大量违约,而其违约风险通过次贷衍生产品迅速放大,动摇了市场信心,银行纷纷收紧融资条件,借贷机构、基金公司等资金链开始断裂,导致脆弱的金融市场失控,危机最终爆发。  

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向以制度健全、市场完善、运作规范和信用优良而著称的美国金融市场,恰恰在监管和信用方面出了大问题,整个住房市场和房贷市场各个环节充满了欺诈和贪婪 ，银行和金融机构丧失了基本的客观性和公正。  

性(理查德 ·比特纳，2008)。从贷款经纪商到贷款公司，从投资银行到信用评级机构 ，从建筑商到房地产中介伪造签名、隐瞒信息、操纵和修改贷款文件、篡改信用、放大收入、评估掺水等无序运作 ，乱象丛生；降低贷款审批标准、贪婪地运用金融创新能力和过剩的流动性，疯狂的市场扩张 ，事后相互推卸责任、转嫁风险等，这一切更加剧了金融系统内部的紊乱，从而使整个华尔街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机和道德风险之中。  

(二)金融危机的传染具有快速性、整体性和全球性  

关于危机中“传染”的特征也是金融危机理论关注的问题 ，有人甚至认为，危机就是“传染”引起的，没有其他原因尽管这一观点没有得到多数学者的认 同，但人们对于“传染”在加剧危机形成中的作用却大多没有怀疑。综合来看危机形成中，“传染”主要通过以下渠道发挥其作用：贸易渠道、金融联系渠道和非理性的羊群效应。  

以金融联系渠道为例。由于参与美 国房贷市场的机构和投资者为数众多，结构复杂，利益勾联，相互衔接，从而形成了一条长长的住房抵押贷款“食物链条”和庞大的交易网。在缺乏应有的风险控制的条件下，一旦某个环节出了问题，便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我们看到在这一危机中，高度市场化的金融系统相互衔接形成了一条特殊的风险传导路径：即低利率环境下的快速信贷扩张一宽松的住房贷款审批标准一房价下跌、持续加息一出现偿付危机；按揭贷款的证券化和衍生工具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对冲基金高比例的杠杆效应，加大了与次贷有关的金融资产价格下跌风险的传染性与冲击力，放大了次级住房抵押贷款风险。而金融市场国际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深化又加快了金融动荡从一国向另一国传递的速度。这种远离实体经济的金融衍生品的泛滥及虚假繁荣，终于导致次贷危机的爆发并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从次贷领域到优贷领域，从房贷市场到整个金融市场，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从美国金融到全球金融等，无一不在经受着这次金融海啸的洗礼与考验。而半年来，曾经不可一世的华尔街金融巨头们一个接着一个倒下，其速度之快 ，损失之惨，更是令人震惊。 

与传统金融危机不同的是，这次金融危机的传染还表现出显著的“蝴蝶效应”(即地理位置遥远的国家皆能受到金融动荡的影响)和“板块联动效应”(即在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国家问的传递)。除了美国、欧洲、日本等，拉美、亚洲等区域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甚至有的国家面临国家破产的危险。这反映出全球金融危机的整体性特征越来越显著，也使这场次贷危机逐渐演变成为一场波及全球的系统性金融危机。  

(三)金融危机的处理具有政府主导性和协调一致性  

此次危机中，全球范围内各国强化金融领域的管制和干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它是抵御 自由市场制度不完善的必由之路。由于此次危机具有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持续时间长等特点，为了维护世界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的稳定，美国政府及世界各国政府不得已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救助计划和措施 ：接管“两房”、向 aig提供巨额贷款、改组投行、回购证券、直接注资、政府担保、联合降息、甚至国有化等，其力度之大、出手之重、方式之直接和多样 ，前所未有。而且全球联手 ，共同行动，也是史无前例。  

全球金融动荡下各国强化政府干预的情况 ，充分显示了政府在拯救危机中的主导作用和协调一致性 ；另一方面，也恰恰反映了国际金融体系脆弱性的缺陷和不足 ，正是这些国家为降低国际金融体系不完善带来的冲击所做的必然选择(刘立峰，2000)。 

三、稳定我国金融市场体系，防范金融危机的现实思考  

无疑，美国这次金融危机带有向全球转嫁的性质，给各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和挑战。由于我国仍然实行较为严格的资本管制，次贷危机通过金融渠道对

但正如一位 经济 学家所言， 金融 危机并不全是坏事，它只是对行将崩溃的金融体系及其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一次必要的清理，将多余的金融泡沫挤压掉 ，并促使宏观经济与金融重新走向稳定。这意味着，金融危机只不过是一种较为激烈的调整方式，它是在所有的政策和体制均难以解决现实问题的情况下，用近乎破坏性的方法对金融体系中不合理现象进行一定程度 的纠偏，尽管这种纠偏是被动的(刘立峰， 2000)。可以说，如果没有金融危机 ，现有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和缺陷还不至于这样明显和充分地暴露出来。

全球性金融危机篇6

新型金融危机与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问题探讨

于2007年下半年爆发的次贷危机以空前的发生、发展与扩散速度演变为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此次危机以其巨大的破坏性广泛的波及面和深远的影响力，一再改写世界经济史。有美国政府支持的两房”由盛及衰曾经叱咤风云的华尔街五大投行遭灭顶之灾．全球金融机构的资产价值蒸发数以万亿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去年10月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将危机所致的预期损失由4月时估计的9450亿美元增加至1．4万亿美元．更有业内人士预测损失总额将高达近3万亿美元。面对这样一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探讨其成因、独有的特点及其向我国经济传导的机制．有助于我们研判这一危机可能对中国经济的；中击深刻认识和理解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内商业银行实施风险管理的重点和意义。

一、此次金融危机之“新”

(一)此次金融危机的新原因

历次金融危机虽然形成原因不尽相同．但不外乎货币政策失误、金融体系内生不稳定、经济内外部均衡冲突、金融过度扩张的风险累积、泡沫过度膨胀．道德风险、监管不利等。对此次危机的原因，也有专家提出了如国际金融市场结构改变、监管失效、美联储货币政策失误、美国经济增长模式问题等多种不同的观点。作者认为．这些所谓的原因都只从单一的视角出发，解释了危机的表面原因。事实上．从更深层次看，此次危机是本轮全球经济失衡的必然结果。国际收支经常账户结构失衡和国际资本流动失衡作为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表征，恰恰是此次危机的祸根。

首先．美国经常账户巨额赤字和中国，中东等石油产出国的经常账户巨额盈余并存的结果就是顺差国不断增加外汇储备，逆差国(主要是美国)大量举借外债。高度自由和发达的美国证券市场通过吸引大量外国资金涌入美国．满足了美国逆差的融资需求。顺差国积累的美元储备中有相当一部分通过资本账户流向美国．使美国能够较长时期内保持低利率政策。而这种低利率政策又进一步促成了美国房地产价格的畸形上涨，埋下了危机的隐患。

(二)此次金融危机的新特点

在金融全球化、自由化、证券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此次金融危机的独有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金融创新在此次危机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金融创新既带来了交易工具的多样化又使市场参与主体在数量和类型上均有突破。

首先．此次危机以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后形成的债券及其衍生品为投机对象．其中结构性投资工具(SIVs)．如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债务担保债券(CDO)、信用违约互换(CDS)、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等大受欢迎。由于结构性投资工具是住房抵押贷款等基础产品经复杂的设计、组合和拆解形成的，融合了多种投资工具．其实际风险往往难以准确、有效地计量。事实证明，这些结构性投资工具的流行使得风险成几何级数被放大，对此次危机的扩散产生了相当强的推波助澜作用。

其次，与复杂的结构性金融产品相对应的是市场参与主体的数量猛增和类型多元化。各种机构为逐利而生，除了次贷贷款人和住房贷款金融机构，还有保险公司、信用评级公司投资银行．商业银行、特殊目的机构(SPV)等。市场主体的多元化也将危机的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形成了众多从虚拟经济领域到实体经济的危机传导机制。

2．此次危机是全球性的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不同于以前的银行业危机如北欧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如亚洲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如拉美债务危机，此次源于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危机已然成为了一场影响范围极其广、程度极其深的史无前例的全球性系统性金融危机。

所谓”全球性”．是对影响范围而言的。虽然此次危机源于美国，但它从一开始就没有局限于美国，而是在极短的时间内扩散到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各个角落。究其原因，金融全球化使众多外国投资者深度介入美国金融市场．给危机在世界范围内快速传导提供了顺畅的渠道。

所谓”系统性”，是指危机爆发后．各个主要金融领域都出现严重的问题．金融机构破产、实体经济遭殃等相继或同时发生。首先．此次危机源于次贷市场，但迅速蔓延至整个金融系统。以雷曼兄弟、美林、最大保险公司AIG、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等为代表的各类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对冲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都受到牵连。其次．危机从虚拟经济深入至实体经济的各个层面。全球范围内的需求萎缩、制造业衰退企业经营困难、失业人口剧增等等给经济增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增长前景都不容乐观。

3．此次危机是美国一直倡导和推行的自由金融体系的危机

近30年来，美国在全世界宣传和倡导金融自由化。在此次危机之前．可能很少会有人怀疑自由金融体系的好处，自由金融体系成为了巨大经济效益和非凡收益的代名词．尽管它曾经在发展中国家引发了包括亚洲金融危机在内的多场金融危机然而．如决堤般洪水的危机彻底动摇了自由金融体系的根基整个体系摇摇欲坠．原本被奉为“完美的体系瞬间成为“存在内在缺陷的体系．自由金融体系的可信度严重受损。

(三)此次金融危机向国内经济传导的新机制

在此次金融危机向我国扩散传播的过程中．除了诸如国家或地区间实际的经济金融联系，如贸易和直接投资等传统渠道发挥了一定作用外一些新的渠道或机制的出现也至关重要。

首先．我国对外金融投资损失可能成为危机传导的新渠道此次危机中．我国蒙受的损失中很大一块来自对外金融投资这其中包括我国金融机构所持有的次级按揭债券的损失和计划或已经参股的海外金融机构股价暴跌的损失。

其次，我国在海外上市的房地产企业资金链断裂作为危机传导的又一渠道．其重要性日益突出。

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企业纷纷在海外上市，海外投资者的盲目追捧为房地产企业融资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危机爆发后投资者们察觉到其中的风险，开始采取谨慎的态度．一旦他们放弃投资，房地产公司即将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巨大压力。

第三，此次危机有可能通过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失衡来影响中国经济。

全球性金融危机篇7

【关键词】金融风险 金融监管 金融危机

金融监管缺失与危机爆发

危机爆发的始作俑者。发达国家是金融危机策源地。当前的全球性金融风险、金融危机是各国政府和经济学家密切关注的问题。回顾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金融危机从来没有远离我们而去，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不断发生。对此，发达国家应承担监管主要责任。发展中国家处在全球经济体系的边缘地带或者末梢环节，没有能力也不可能承担主要的监管责任。“城门失火殃及鱼池”，发展中国家往往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受害者，发达国家只要管好自己的城门，全球性金融危机就减少爆发的机会。美国的GDP占全球1/4左右，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美国在全球金融监管中应承担更主要的责任。之所以把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相提并论，其原因就在于这两次全球金融危机都是起源于美国。如果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把自己的金融管好，金融风险就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就有了基本保证。

对金融危机的反思。第一，全球金融危机为何在美国爆发？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有一些与金融监管密切相关的问题值得重视：首先，适合混业经营的监管体制缺失。美国认为1929年的金融危机爆发是混业经营造成的，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实行分业经营。20世纪70、80年代以后，在金融自由化浪潮下，美国又向混业经营过渡，到世纪之交美国重新实行混业经营。但其后不到十年，美国爆发了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因此，混业经营与金融风险、金融危机是否存在内在联系？但为什么在一直实行混业经营的欧洲大陆国家，德国、瑞士等并没有发生危机？显然，是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出现了问题，其监管体制无法适应金融混业的需要，混业经营的监管体制缺失。其次，脱离金融监管的金融创新。传统的金融创新都是逃避管制的产物，金融自由化以后这些金融创新更是远离金融监管。脱离了金融监管的创新最后必然成为风险之源、危机之源。

第二，金融监管是否南辕北辙？“我们是否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丁志杰教授对当前金融监管的状况表示了担忧。在过去30多年里，巴塞尔委员会对银行方面的监管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成为监管的核心。随着资本充足率的提高，全球银行业并没有越来越稳定，反而产生越来越大的破坏性。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人们对过去的金融监管开始反思，重新认识到系统性风险的存在以及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性。如何确定金融监管立足点和理念？如果从理论层面来看就是外部性。金融业是高负债行业，它的破产以及发生危机会影响到所有的民众，所以需要监管；与此同时，也应关注金融业存在多米诺骨牌的效应，所以需要政府的救助。然而，在监管和救助间不断地恶性循环，至今尚未解决。由此是否可以推断立足点可能出现错误，例如一直在防止过度冒险，而对于发展包容性金融等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好。

第三，加强金融机构的自我监管。有专家认为，在欧洲，新的金融监管并不会帮助金融机构应对金融危机，新的监管需要更高的资本要求，如果马上实施则有可能加剧风险。因此，重要的问题在于：要加强金融机构的自我监管与内部监管。值得注意的是，现在银行、金融中介机构甚至连普通的金融风险都不愿意承担，其风险敞口（Risk Exposure）非常之低。当前重要的问题是，要找到一个有效的方法去配置金融体系的亏损以及资本市场的亏损，同时应尽快建立一个新的、稳健的、平衡的金融体系。

第四，多管齐下缓解金融危机。首先，推行巴塞尔协议Ⅲ的执行。虽然现在仍存在经济衰退的风险，但可以此建立更好的监管系统。现在全球经济前所未有地整合了，而没有很好的监管。而监管过度，银行就不会给其他公司贷款，经济增长就不会持续。所以必须要有监管者和银行、银行和企业间的对话。在实行新的监管措施时，必须考虑新的银行系统的能力，必须要有放贷的能力，特别是对于小型企业放贷的能力，这样才能让全球经济进一步恢复。其次，要关注所有的金融机构。人们强调对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SIIF）的监管力度不够，实际上一些非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也造成了很大问题。雷曼兄弟造成了全球的金融问题，但它并非SIIF。所以，不能只关注SIIF，要考虑到所有的金融机构。再次，建立全球审计系统至关重要。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变化，例如巴塞尔协议Ⅲ的实行，但缺少全球审计系统。美国有自己的标准，其他国家也有自己的标准，统一的标准应该是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工作重点之一。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

金融危机与金融创新的关系。创新是一国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的突破将改变中国、改变整个世界，也将改变人们的生活。如果监管不利就会影响到创新，金融机构必须创新，否则就会被淘汰。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与金融衍生品密切相关，巴菲特曾把金融衍生品称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尽管他的公司也投资了很多金融衍生品，巴菲特的评论对银行、金融机构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寻求创新与风险的平衡点。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成长的一个重要关注点，中国GDP增长的50%以上来自中小企业的贡献，但中小企业可获得银行贷款的比例只有20%～30%。因此，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银行融资无法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可能要更多地用第三方平台。这就面临着风险与创新的平衡问题，需要找到二者的平衡点。如果要使中小企业有更多的融资渠道，就一定要创新。创新就要面对风险，为了控制风险，需要注重两个方面。

一是风险的透明化。其实中小企业可利用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机构来融资，但这些机构都没有加入国家的征信系统。应将其纳入征信系统以清楚把握风险，使风险变得透明。此举可使中小企业有更多的融资渠道，也有利于有效监管。二是业务模式的科技化。可利用科技和互联网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互联网行业透明度高，客户行为资料众多，可使用在风险管理方面。在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问题的同时，也使金融创新与风险控制达成平衡。

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及其进展

一是把握推进金融改革的新动力。国际金融危机改变了世界经济金融格局，同时也促使全球金融监管规则不断改进。当前国际社会对于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等问题已达成共识，注重加强对资本、流动性、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影子银行”的监管。所有这一切，都为中国借鉴国际标准、推进金融改革提供了新的动力。

二是采用比发达国家更强的金融业约束。本轮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金融业取得飞速发展，货币供应量（M2）已超过90万亿，银行业资产超过100万亿。在中国金融深化的同时也要注意到风险的存在，一定要注意风险的暴露要远远滞后于风险的累积，一旦风险累积到不可逆转的时候，危机就会爆发，因此要居安思危。

三是对美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借鉴需要谨慎。当前金融业的改革举步维艰，特别是在美国金融改革出现巨大的阻力。这是因为美国的金融业是服务全球的，华尔街对全球提供金融服务，它的作用可能比其他国家更重要。罗纳得·麦金农教授认为美国能够在世界上获得廉价的资金，而且美国获得资金时没有任何成本。实际上可将这种状况归结为美元的国际地位，华尔街对全球金融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华尔街的成功在全球有很强的示范效应，每个国家都希望自己有一条像华尔街那样的街，也希望有像伦敦金融城这样的小镇。显然，对于危机爆发以来美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借鉴需谨慎，中国与其没有可比性。

中国银行业的挑战与监管改革

推进中国银行业监管改革。现在中国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因此，一个良好的金融体系对于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要让更多的消费者在市场上消费，同时支持更多的公司发展，这都要求处理好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之间的关系。利率对于实体经济很重要，但金融市场如何与实体经济挂钩值得探讨。有时候需要通过杠杆的方式来增加数量，这时监管就要谨慎，尤其在纠正市场中潜在问题时，监管非常重要。

构建中国银行业监管新体系。第一，构建监管新体系的基本点。在构建中国银行业监管的新体系、制定银行业新监管标准的过程中，中国银监会既遵循国际监管标准的统一要求，又不简单移植和照搬，始终注意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处理好国际统一的要求与中国具体国情的关系，针对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实际制定监管政策；二是处理好金融业发展与实体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利于促进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三是处理好银行业维护监管标准的统一性和实施灵活性之间的关系，维护好银行业的公平竞争。第二，构建银行业审慎监管体系。针对金融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为坚守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必然要求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全面构建中国银行业的审慎监管体系。

（作者为盐城师范学院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全球性金融危机篇8

关键词：金融危机；全球系统性风险监管；WTO；角色定位；制度构想

金融危机的发生，昭示着在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任何可能引发危机的经济问题，都不再是一个领域或国家的问题，而是整个世界的共同性问题。而解决这种共同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预防和控制系统性风险。而系统性风险的全球监管体系更是该问题的重中之重。笔者在此不揣浅陋，试图对以本次金融危机后的欧美系统性风险监管改革为基点，讨论以WTO为中心构建全球系统性风险监管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为未来的全球系统性风险监管提供一种可能的进路，希求教于方家。

一、 系统性风险监管的欧美模式及评价

1. 欧盟应对系统性风险的路径选择。

（1）建立系统性风险监管协调机构，负责宏观审慎监管。欧盟为了弥补宏观监管体制的漏洞，设立欧盟系统性风险委员会（European Systemic Risk Board）。欧盟系统性风险委员会由欧洲中央银行牵头设立，其中包括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副行长及欧盟所辖的27个成员国的中央银行行长。而系统性风险委员会又下设一个由8人组成的指导委员会，其主要目的在于监测并评估影响整体金融稳定的风险。

（2）建立欧洲金融监管体系，强化欧盟的微观审慎监管。建立欧洲金融监管体系，意在加强欧盟层面的微观审慎监管。为此，建立了一个三层的欧盟金融监管体系，即金融监管指导委员会、三家欧盟金融监管局以及各成员国金融监管机构。其中，三家欧盟金融监管局为欧盟银行管理局（EBA）、欧盟证券和市场管理局（ESMA）、欧盟保险和职业年金管理局（EIOPA）。新成立的三个金融监管局最重要的特点，是被赋予了法人地位，成为独立的法人主体，具有制定约束各国监管机构决定和否决其决定的权力。

（3）扩大金融监管范围，加强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加强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也成为本次欧盟金融监管改革的重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修改《资本金要求指令》，提高金融机构风险门槛；其次，扩大金融监管的监管范围，将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纳入监管范围；再次，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本次改革，提高了对信用评级机构的业务范围、信息披露等方面的监管条件，并加大了对于信用评级机构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2. 美国应对系统性风险的路径选择。

（1）建立新的监管协调机制，应对和防范系统性风险。为了应对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美国成立了新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Council）。新增设的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由财政部部长担任主席，成员包括财政部部长、美联储主席、国民银行监管机构主席、金融消费者保护局局长、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席等。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识别和处理危害国家经济稳定的系统性风险。

（2）加强金融衍生品监管，遏制金融创新过度。《多德―弗兰克法案》特别对金融衍生品监管作了规定。法案规定，由证券交易委员会和期货交易委员会通过负责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并协同制定监管规则；将大部分的场外衍生产品通过交易所和中央清算中心进行交易和清算；对从事衍生品交易的公司施加保证金、特别的资本比例、交易记录和职业操守等监管要求，以控制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此外，授予监管机构更大的权力，可以处罚那些帮助客户欺骗公众和第三方的市场交易者，并可以对逃避清算的行为进行加倍处罚。

（3）防范金融机构“大而不倒”的风险，设置破产清算新机制。法案汲取了金融危机的教训，建立起了新的系统风险监管框架，将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和非银行机构都纳入到美联储的监管范围。并授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破产清算权，对于在极端情况下“大而不倒”的大型金融机构有破产清算的权力。此外，明确规定普通的纳税人将不承担大型金融机构的破产清算费用；并要求大型金融机构必须提前进行风险拨备，意欲防止其风险转移到纳税人身上。

3. 简要评价。从系统性风险防范的角度来说，美国本次的金融监管改革主要是对原有问题的修补和完善，且更多的从完善本国的监管制度和技术手段方面来降低本国的系统性风险，但如果全球金融生态环境得不到根本改善，美国这种单边监管改革也无法实现本国金融业的稳定和发展。而相较而言，欧盟本次改革则兼具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监管，并致力于建立一个泛欧洲层面的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符合并代表了跨国金融监管的潮流和风向。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向只关注本区域的系统性风险监管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何选择一个全球系统性风险监管者，并以其为中心构建全球系统性风险防范体系，就成为危机后风险控制的关键所在。

二、以WTO为中心构建全球系统性风险监管体系的可行性和构想

1. 为什么需要一个全球系统性风险监管者。首先，有利于防范和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维护全球经济的安全和稳定。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致使世界各国已无法自成一体的单独应对经济危机，必须树立全球一盘棋、全球一条心的思想，通过世界各国的通力合作，共同应对和防范危机才是未来全球经济安全和稳定的因应之道。而该问题也在本次次贷危机中体现地淋漓尽致。次贷危机首先是在美国爆发，但迅速波及到全球，并逐渐由金融危机扩散为经济危机，而次贷危机的爆发直接提示我们必须注意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而危机的扩散则警示我们需要寻求一个全球系统性风险监管者，并构建一个完善的、正式的全球系统性风险监管体系，以达致世界主要国家和金融组织协同合作，维护全球经济安全和稳定的愿景。

其次，有利于协调全球金融监管合作，保障全球金融业的有序发展。正如上文所言，次贷危机由一个行业和一个国家扩散到整个金融体系和整个世界，使我们无法独善其身的应对和防范这种全球性的金融崩溃。基于此，全球主要国家和金融组织必须着力克服金融监管的各自为政和碎片化的状态，转而寻求构建由一个全球系统性风险监管者领导的全球系统性风险监管体系。通过该体系的构建，由该全球系统性风险监管者协调各国和国际组织的监管信息、监管标准、监管行动，从而切实的保障全球金融的有序发展。

2. 为什么选择WTO作为全球系统性风险监管者。首先，其它国际性经济组织不是最佳选择。除了WTO之外，现有的国际性经济组织还包括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国际证券监管委员会（IOSCO）、国际保险监管者协会（IAI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金融稳定论坛（FSF）、金融稳定研究所（FSI）。尽管上述国际性组织在各自领域内，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稳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均存在明显的法律缺陷，无法担当全球系统性风险监管者的重任。原因在于：其一，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监管委员会以及国际保险监管者协会尽管可以在各自的银行、证券、保险领域的系统性风险进行有效的协调和监管，但却无法顾及全球经济和贸易的系统性风险；而且由于以上机构缺乏必要的法律人格，不具有超国家的监管权力，因此无法有效地对全球的系统性风险进行协调和监管。其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战后国际货币金融合作的产物，也是当今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核心，尽管《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规定其负有融通资金、稳定汇率等重要国际货币金融职能，但为保障其法定职能的有效性，其无力也不应当承担全球系统性风险监管的角色和责任。其三，金融稳定论坛和金融稳定研究所虽然是七国集团和国际清算银行意图防范和监管系统性风险而设立，但存在非正式性、无独立性、国际认可度低等缺陷，导致其无法担负全球系统性风险监管的重任。此外，以上国际组织和机制大多存在透明度差的缺陷，而这也将极大的限制其功能的发挥。

由此可见，现今国际性组织和机制的缺陷导致其无法担负起全球系统性风险监管的重任，而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则昭示着寻求和构建全球系统性风险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以上缺陷，并非要求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尽管有很多学者提出应新设立一个全球金融管理委员会或者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但实际上，一个新机构的诞生会成为现有监管者推卸过去监管不力的借口，也会成为其未来监管失败的理由，并且容易陷入监管权力无法约束的困境。2008 年秋天的情况也让我们有理由担忧，这样一个新机构在控制风险的过程中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更大的系统性风险。

其次，选择WTO作为全球系统性风险监管者，主要基于以下原因：其一，具有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WTO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其具有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可以有效的促使成员国积极履行各自的承诺，并接受其它成员国的监督；同时，有利于消除贸易壁垒，促进世界贸易体系的发展。其二，有成功的纠纷解决经验。WTO在解决国际贸易争端和纠纷，以及处理纠纷的经验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其它机构所无法比拟的。WTO的这种争端解决体系包括解决大型或小型纠纷、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贸易纠纷以及其他经济纠纷，所以可以将其称之为国际经济监管秩序的一颗皇冠。其三，灵活有序的决策机制。WTO继承了GATT不通过投票而采用协商一致作出决策的传统，尽管由全体成员通过一项决议较为困难，但这样做可以充分考虑各成员的相应利益，有利于各成员的接受和执行。而在协商一致无法执行时，WTO协议也进行了变通，即允许各成员在“一国一票”的原则下进行投票，得票多者为胜。其四，具有国际贸易系统高效运转的成功经验。正如学者所言，WTO具备较为完善的法律规则，不论是总体上，还是对于某个具体领域都是如此。而这种规则的完备性，也有效的促进了WTO更好的管理国际贸易体系。WTO具备的这种运作和协调的成功经验也使国际贸易体系在本次经济危机中未遭受重大的损害，这是WTO作为系统性监管者的巨大成功。其五，治理机构完善。WTO所具有的成员国一致同意或决定的治理体系也是WTO可以胜任系统性监管者的一个方面。而该种治理结构也是WTO合法性的基础，并明显区别于IMF以及其它国际金融组织，因为后者的投票权的分配是按照某些经济公式计算而成，并且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甚至在金融危机等紧急态势下。

3. 以WTO为中心构建全球系统性风险监管体系的初步设想。如上文所述，美国本次金融监管改革主要是对危机中暴露问题的修补和完善，并未解决金融资本跨国流动给世界经济及金融系统所造成的危害。所以，美国旨在加强单边金融监管，将金融监管的权力集中于美联储一个机构，并非着眼于国际层面的跨国金融监管，这也导致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国际借鉴意义相对有限。而相较而言，欧盟实行的泛欧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对于构建全球系统性风险监管体系更具有借鉴意义。

基于此，建议由WTO牵头设立组成全球系统性风险监管委员会，其中包括WTO总干事、副总干事以及各成员国中央银行行长。而系统性风险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在于负责全球层面的宏观审慎监管，监控、评估并提示危害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安全和稳定的各种风险。而在系统性风险委员会之下，设立一个三层的全球金融监管体系，包括金融监管指导委员会、三家全球金融监管局以及各成员国金融监管机构。其中三家全球金融监管局为全球银行监管局、全球证券和市场监管局以及全球保险和职业年金管理局。而金融监管指导委员会的成员应包括上述三家全球金融监管局的局长、WTO总干事、副总干事等。当然，对于三家全球金融监管局可以赋予其独立的法人地位，允许其有权制定约束和限制成员国监管机构的决定。

三、 结语

正如学者所言：WTO被认为是现今实现全球系统性风险监管的最优选择。而且，如果WTO积极承担和履行该角色，会极大地促进国际金融的发展，改进和坚持对GATS金融服务承诺的理解。而要做到上述几点，需要WTO建立灵活、多层次的系统性风险监管体系，是类似于欧盟模式，而非美国模式。本文提倡以WTO为中心建立全球系统性风险监管体系，并非主张以WTO为中心的方法是唯一的且不可代替的，而是认为在现行国际经济形势以及与其他国际性监管机构相比，以WTO为中心的方法更为有效和可行。也就是说，本文旨在提出一种可行的路径，当然这种路径存在很多缺陷和障碍，或者存在其它更优的方法或路径，而这则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参考文献：

1. 李仁真,刘真.全球金融稳定法律机制的理论构想.法学杂志,2011,（2）.

2. 约翰・B・泰勒. 系统性风险与政府扮演的角色.中国金融,2009,（21）.

3. R.Michael Gadbaw. Systemic Regulation of Global Trade and Finance: A Tale of Two Syste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2010，13（3）：570-572.

4. Michael Gadbaw. The WTO as a Systemic Risk Regulator? [EB/OL],available at 省略/StoryId.aspx?StoryId=8214.

5. Kent Albert Jones. The Doha Blues: Institutional Crisis and Reform in the WTO.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6. Benjamin D. Austrin-Willis. EU and U.S. Solutions to Systemic Risk and Their Potential Influence on a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pproach, Georgetown Law and Economics Research Paper,p.29.

基金项目：教育部2011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国际金融中心法制环境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齐萌，经济学博士，上海政法学院国际法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