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经典语录范文
时间：2023-11-14 16:22:54
春天的经典语录篇1
有些伤感的说说最能体现自己的心情了，共同阅读关于伤感的励志说说吧。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伤感经典励志说说语录，供大家参阅!
伤感经典励志说说语录精选1.亲爱的，出去玩累了、受伤了的话就回来吧，我还在这里等你。
2.至今为止我感到快乐过吗?也许曾经有过，但是记不得是否有过!
3.青春的笑声在何时变成一种喧闹，于是我四处流浪在宁静的街角。
4.发黄的日记挥写着悄逝的流年，悄逝的流年却挥不去发黄的字迹。
5.你的寂寞让我留恋，不小心回头看了你一眼，只有孤单的人会寂寞。
6.如果以后你会不经意地想起我，请别忘记我曾那样深深地爱过你。
7.我一点也不孤单，因为我的世界只有我一个人已经足夠热闹了。
8.和爱人呆在一起，也许幸福，快乐，而我却不清楚那是否是快乐与幸福!
9.逝去的岁月，怎么找得回来?你曾经的微笑，在回忆里却散不开。
10.用手指在手心画了一个微笑的弧度，提醒自己不能再被眼泪征服。
11.努力地上扬着嘴角，却拼命地往下掉，原来微笑也是一种煎熬。
12.弹一曲琵琶，奏一段感伤，梦一声烟消云散。
13.等到天放晴的时候，也许我会好好再爱你一遍。
14.那些以前说着永不分离的人，早已经散落在天涯了。
15.我们在错误的时间相遇，在正确的时间却又分开。
伤感经典励志说说语录经典1.其实我是一直相信的，我根本不需要想起什麼，因为我从来没有忘记过。
2.我是个不知道怎么去感觉自己是否快乐与幸福的人，我的感觉总是麻木的!
3.一个人如果想做他喜欢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很多他不喜欢的事情，很多很多。
4.那些曾经以为念念不忘的事情就在我们念念不忘的过程里，被我们遗忘了。
5.和寂寞对话，只是不愿意相信你已经离开。
6.一直在微笑的世界里潜逃，却无处可逃。
7.一生至少该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有结果，不求同行，不求曾经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
只求在我最美的年华里，遇到你。
8.想爱不能爱才最寂寞，我试着勇敢一点，可我无法面对镜中颤抖的双眼，所以只能跟靠近我的每个人说再见。
9.恋爱?一个追求不自由的过程，当你埋怨太不自由了的时候，就是你不爱他的时候。
10.纯洁的爱情是人生的一种积极的因素，幸福的泉源。
一种单一、忠贞的爱情是令人神往的。
11.有些事情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每个人都是一个国王，在自己的世界里纵横跋扈，你不要听我的，但你也不要让我听你的。
12.春季，尔来到俄身边;夏季，尔给了俄幸福;秋季，尔离开了饿;冬季，俄依然还记住尔!
13.雨下个不停，那些充斥在雨中的气息，刷新空气中的腐朽。
14.离别与重逢，是人生不停上演的戏，习惯了，也就不再悲怆。
15.也许曾经开怀大笑过，但是却不知道那是否是自己的快乐?
伤感经典励志说说语录推荐1.在颓唐的梦境里，我看见纷飞的蝴蝶从花间跌落。
2.假如有一天我们不在一起了，也要像在一起一样。
3.也许那是短暂的，让我已经记不起来的快乐吧!
4.拉开抽屉，岁月给青春的日记铺上了一层灰。
5.但愿青春别离，阳光依旧，唯愿时光不变，我们还在。
6.在下一年，一定要看见自己的影子，在奔袭的路上。
7.你是谁朝思暮想的笔尖少年、在绝城的荒途里辗转成歌。
8.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永恒。
如果它流动，它就流走;如果它存着，它就干涸;如果它生长，它就慢慢凋零。
9.爱一个爱自己的人，是幸福;
爱一个不爱自己的人，是痛苦;爱一个伤害自己的人，只能感到残酷。
10.该是时候叻，为自己好好想想。
如何让自己更好过些，至少不再去碰触那些不安的回忆，让自己难堪。
11.擦肩而过，你我，并不是属于彼此的，无所谓的珍重与再见，无所谓的感受与苦涩已化作尘埃飘过，我们该珍惜现在。
12.在这个忧伤而明媚的三月，我从我单薄的青春里打马而过，穿过紫堇，穿过木棉，穿过时隐时现的悲喜和无常。
13.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
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
14.如果我们都是孩子，就可以留在时光的原地，坐在一起一边听那些永不老去的故事一边慢慢皓首。
15.爱情从希望开始，也由绝望结束。
死心了，便是不再存在着任何我曾经对你有过的希望。
16.一个是华丽短暂的梦，一个是残酷漫长的现实。
逝去的岁月，怎么找得回来?你曾经的微笑，在回忆里却散不开。
17.也许就在那一秒我快乐过，却在下一秒我却忘记了我曾经快乐过!
18.那些说给树听的话，嵌在树的年轮里，随流年一点点长成参天的回忆。
19.我真的喜欢你，闭上眼，以为我能忘记，但流下的眼泪，却没有骗到自己。
20.寂寞的人有两种：一种是什么话都听的明白，一种是什么话都听不明白。
春天的经典语录篇2
欧阳娜娜在近期发行了自己15岁青春的首张大提琴古典乐曲专辑《15》，专辑中收录了15首永恒难忘的经典乐曲，“这一首波兰音乐会舞曲最能代表我”，“塔兰泰拉舞曲年轻，调皮，单纯，热情，有种想怎样就怎样的任性”，“埃尔加《爱的礼赞》是从小陪伴我的一首……”，这些乐曲都成为她珍藏的青春纪念。这张专辑有着国际高水准制作团队，录制专辑的三天时间对于娜娜来说像是破茧成蝶的过程，“肩膀痛到感觉要长出翅膀”。与现场演奏完全不同的感觉、制作过程的严格，让她经历了紧张、压力，但同时也感受到了大家的期望与鼓励，制作团队对娜娜的表现作出了非常高的评价。我们可以听到一个15岁女生爱音乐的心声，也期待看到洋溢着青春的她开启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tips：
《15》
演奏：欧阳娜娜
流派：古典
乐器：大提琴
发行时间：2015- 12- 18
唱片公司：环球唱片
《25》 Adele Adkins
英国流行女歌手阿黛尔・阿德金斯发行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25》，不出三周便已杀入“史上最热卖数字唱片”榜单三甲，仅次泰勒・斯维芙特的《1989》和她自己的《21》。这张专辑见证了阿黛尔的人生新阶段，成为母亲的她更加成熟和睿智，她的新歌里记录了宽容、成长、和解与放手，是与记恨的情人“say hello”，与偏执的自己“say goodbye”。她的歌声像是从内心发出的声音，掀开了尘封的旧时光，勇敢而坦然地与过去的一切讲和。
tips：
《25》
歌手：Adele （阿黛尔）
流派：Pop
语言：英语
发行时间：2015- 12- 21
唱片公司：XL Recordings Ltd.
《27》 金圣圭
Infinite队长金圣圭个人Solo迷你二辑《27》，由Nell金钟万制作，共收录6首歌曲，包括了双主打《???? ?》（非你不可）和《Kontrol》。专辑体现了圣圭27岁的想法和对音乐的表现，通过毫无夸张和未加以修饰的形式，表达青春和圣圭自己的故事。他以三年前的第一张专辑为起点，开始了走向更远处的新旅行，然后在抵达一个新的地方后回顾自己走过的路，从新的角度看过去的自己，记录下自然真实的感悟。专辑中他用清凉的声音表达了细腻的情感，用27岁的青春故事带给了人们更多的感动。
tips：
《27》
歌手：??? （金圣圭）
流派：Pop
语言：韩语
发行时间：2015- 05- 11
春天的经典语录篇3
［关键词］ “年”词族；词汇意义；文化内涵；互动
词族这个术语是随瑞典学家高本汉的《word families in china》一书进入我国的，不同的语言学词典对词族有不同的理解，如《实用中国语言学词典》：“广义的词族是指在语音、语义、结构来源和构词材料等方面有某种联系的一系列词的聚合……狭义的词族专指包含有同一词素的一系列词的聚合……”［1］《汉语知识词典》：“词族?指某个词及由其繁衍孳乳出来的所有词的总和……?只包含相同词根的词构成的集合……”［2］另外，《语言文字百科全书》、《语言学词典》都对词族作了不同的解释。目前，语言学界对词族的理解主要有两种：一是指同源词；一是指由同一词素构成的一系列词的聚合。本文所说的词族是指后者。
一、“年”的意义体系
“年”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汉语词汇，在长期的发展中意义不断丰富，引申出许多义项。本文查阅了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辞书和工具书，对“年”义项的收录做以下整理，以便明晰“年”义项的发展轨迹，希望通过对比研究，更好地反映不同时期“年”义项的不同。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古代辞书所收录“年”的义项不超过4个，而现代汉语词典收录的义项最多可达18个。由此可视“年”的词义演变：年，本义指谷物成熟、丰收（尔厥有干,有年滋于洛——《书·多士》），后来引申为一年的收成（丰年多黍——《诗·周颂·丰年》），因为庄稼一年一熟，故引申为时间单位，12个月为一年（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战国策·齐篇》），进而引申为年龄（年，谓男三十，女二十也——《礼记·礼运》），后来引申泛指岁月、年代（经营上元始，断于宝应年——《寄题江外草堂》），这个演变过程，体现了两千多年来先民对“年”的认识不断深化，随着“年”义项的不断丰富发展，同时由于汉语构词方式复合化趋势不断加强，以“年”为原始词素与其他语素或词素组合，先后派生出许多亲属性的复合词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现代汉语“年”词族。
二、“年”词族的意义分类
“年”作为基本词，具有全民常用性和构词的能产性的特点，由“年”构成的词和词组数量众多。《汉语大词典》收录了199个含有“年”的词语，《倒序现代汉语词典》收录了80个含有“年”的倒序词语。《词汇》收录了350个含有“年”的词语，网络在线汉语词典（/zd/zi）中收录了近700个含有“年”的词语。以《汉语大词典》和《倒序现代汉语词典》所收录的总共279个词语为研究对象，从词汇意义所反映的事物、现象的不同，将“年”词族作以下分类：
1. 表庄稼成熟与收获情况的，这类词语共有22个，所占比例为7.89%。例如：
年成 年荒 年饥 年祥 年景 年登 年稼 年丰 年馑 年俭 年侵 熟年 丰年
2. 表时间单位与时间相关的，这类词语共有131个，所占比例为46.96%。例如：
年月 年年 年份 年把 年辰 年限 年始 年底 年末 年计 年首 年时 年租 年流 年常 年深日久 视日如年 千年万载 百年大业
3. 表人的年龄与年龄划分的，这类词语共有70个，所占比例为25.09%。例如：
年力 年少 年幼 年轻 年中 年艾 年次 年壮 年长 年事 年祚 年耄 年衰
年寿 年辈 年高德劭 忘年之交 年老体弱 龟年鹤寿
4. 表节日名称与年节相关的，这类词语共有31个，所占比例为11.11%。例如：
新年 年帖 年物 年夜 年画 年假 年茶 年酒 年货 年敬 年饭 年开 年节 年禧 年羹 年面 年糕 拜年 年三十儿 年团子
此外，还有表示科举时代同年登科关系的词语，如“年弟”、“年翁”、“年谊”等；表示春天、春色的词语，如“年柳”、“年芳”等；以及佛教用语，如 “年腊”等。这些词语暂不列入本文的研究范围。
从“年”词族看词汇与文化的互动
三、“年”词族的文化内涵
社会语言学提出了“语言的词汇与社会的发展共变”的理论，文化语言学也提出了“词汇是社会文化的镜像”的主张。从中可视词汇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年”词族植根于中华民族古老历史文化的源头，蕴含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我们可以透过“年”词族的意义及发展来探寻先民的各种生活遗迹和文化心理，领略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
“年”词族按词汇意义分类所得的第一类词汇，就其指称对象而言，充分显示出农业在古代汉民族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的传说，追忆了中国古代农业的诞生。中华民族发源于黄河中下游平原，沃野千里，灌溉便利，农业生产对人们的生活起着决定性作用。只有风调雨顺，谷物成熟，人们才能获得丰沛的衣食资源，旱涝灾害便会给人们造成很大的威胁。语言是社会的产物，一个社会的物质状况必定会对该社会所使用的语言，乃至词语产生影响。“生态语言学”认为，在所有的语言中，最早的词都可能以某种方式与物质的、可感觉到的东西有联系［3］。而且，早期人类出于生存的需要，总是先关注眼前的、接触多的具体事物。谷物的生长状况在当时是人类最关注的，是关系生存的首要因素。因此，古代的农耕文化产生了“年”。甲骨文的“年”字，形体结构是从人负禾，义为谷熟。随着农业的发展，“年”又引申出收获季节的意义，其词族也不断发展壮大，产生了反映收成的“年景”、“年丰”、“年荒”等词语。可以说，语言中每个词语都可以从使用它的民族那里找到根源。语言是一面镜子，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文化，透过语言棱镜，特别是它的词汇系统，我们可以观察到文化的种种景象。“年”词族中，“年祥”、“年登”、“年丰”反映了五谷丰登、喜获丰收的年景；“年灾殃月”、“年饥”、“年荒”则是谷物歉收、民不聊生的荒年写照；“祈年宫”、“祈年殿”、“蕲年殿”不仅体现了先民祭祀天地，祈求天神降恩，获得五谷丰登的朴素世界观，而且表现了人类早期“天人合一”的思维特征，将天象、气候、物候、农事和人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年”词族按词汇意义分类所得的第二类词汇，就其指称对象而言，直接反映了中华民族在感知和切分时间过程中形成的时间意识和时间划分经验。在人类语言各类词语的形成顺序上，总是先有实体词，后有抽象词。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事物的性状、属性，并对其进行分析和概括。当谷物一年一熟这种现象进入人们的视野时，人们便开始注意这一特征，日久天长，“年”便有了表示时间这一新的意义。可以说，语言是人类经验和智慧的结晶，也是文明发展的一种象征。一个民族的语言投射出该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年”词族中，“年始”、“年中”、“年尾”体现了人们对时间的细致划分；“年下”、“当年”、“那年”表现了对某个时间段的强烈关注；“年度”、“年租”、“年刊”说明“年”作为时间单位的普遍使用；“千年万载”、“百年大业”表现出人们具有了时间眼光和历史眼光。这类词语体现了人类的认识随心智的进化而发展，这是中华民族“时间哲学”的成熟与科学的表现。
“年”词族按词汇意义分类所得的第三类词汇，就其指称对象而言，透视出汉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中华民族早期注重直观和类比的思维方式，而且汉文化心理强调把主客观世界作为一个连续统一体来认识，这使得“年”由表客观世界的时间单位引申出表示人的年龄及年龄划分的新词义。“年”的表意由客观世界转入人的本体，积淀着先民对生命的鲜明主观感受，具有独特的文化解读功能，从中不难窥见汉民族的文化气息。“年”词族中， “年幼”、“年少”、“年青”、“年老” 是对人的一生的细致划分； “年衰”、“嘉年”“古稀之年”、“翩翩少年”等含有“年”的描述性词汇，直接表现出人们对生命的真切体验和无限感慨；“当立之年”、“年少及时”则劝勉人们应当发奋努力、成就功业。中华民族的形象性思维使人们很少抽象地观察时间，总是把物理时间置于人文场景中体验。因此，这类词语除了感叹春华短暂，岁月催人老以外，还论说人生的可贵，强调人应该对生命好好把握，渗透着汉民族对生命的感觉、观念和看法。
“年”词族按词汇意义分类所得的第四类词汇，就其指称对象而言，展现了一幅绚丽多彩的民俗文化画卷。正如申小龙先生所言“一种语言蕴含着该民族的全部文化和历史……它的生命之源之一正是生活习俗。”［4］民俗文化，简要地说，是世间广泛流传的各种风俗习惯的总称。它发源、存在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反映特定的习俗风貌，寄予特定的民众精神。“年”在《牛津字典》中的解释只有三个意义：（1）a year;（2）a person’s age ;（3）a period in one’s life or in history.相当于汉语的时间单位、人的年龄和人生或历史中的某一阶段。丝毫见不到表示年节和与年节有关的含义，这恰恰印证了社会文化背景对词语的巨大影响。“年”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负载着多重文化意义，也是最深远影响着普天下炎黄子孙的一种文化。正因如此，“年”词族中产生大量词语来记录和反映丰富的节日活动和文化内涵。“年”词族中，“年糕”、“年羹”、“年饭”渗透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饮食文化。南方多数地区过年家家吃年糕，苏州年糕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据说苏州人民是为了纪念和铭记伍子胥的功绩和忠烈，就在春节这一天家家吃年糕，后来流传到全国各地。“年画”、“年联”、“年对”也反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俗形式。年联源于古代“桃符”。古书载：度朔山桃树蔽日，内有神荼、郁垒二神，能食白鬼。故百姓在除夕时画二神于桃木之上，悬挂门外，以驱鬼避邪，后来演变为中国传统的春联。年画也是我国独有的一种绘画体裁，因在过年张贴而得名，其中传播着中华民族和睦、和顺、和美的理想。此外，“年三十儿”、“大年夜”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称谓，强调了过年的隆重时刻，“拜年”、“年禧”不仅反映了汉民族悠久的社会习俗，还表达了古人对年节仪礼的重视，折射出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光芒。
总之，一方面，“年”义项的发展，“年”词族意义的丰富，记录了社会文化的存在状态和发展轨迹，从中可见社会文化的发展给词汇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发展的词汇也透视了该民族的文化特色，显示了词汇与文化的渊源，从而体现了词汇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共变。
［参考文献］
［1］ 葛本仪.实用中国语言学词典［m］.青岛：青岛出版社，1992：126.
［2］ 董绍克，阎俊杰.汉语知识词典［m］. 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98.
［3］ 朱文俊.人类语言学论题研究［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81.
春天的经典语录篇4
经典文学作品指最能代表这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精品与经典是有区别的，精品只是指作品的质量，而并不需要有经典所据有的其它特性，所在行业的精品，或者说是一个时期里的精品，具有代表性质和意义。
列举：
《诗经》、《离骚》、《九歌》、《九章》、《天问》、《九辩》、《周易》、《尚书》、《春秋》、《左传》、《国语》、《论语》、《老子》、《战国策》、《礼记》、《古诗十九首》、《孔雀东南飞》、《盐铁论》、《汉书》、《史记》、《三国志》、《神女赋》、《搜神记》、《诗品》、《文心雕龙》、《阳春白雪》、《全宋词》、《赵飞燕别传》、《沧浪诗话》、《贵耳集》、《吹剑录》、《全元散曲》、《西厢记》、《牡丹亭》、《窦娥冤》、《世说新语》、《长生殿》、《桃花扇》、《聊斋志异》、《隋唐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镜花缘》、《虞初新志》、《全唐诗》、《全五代诗》。
（来源：文章屋网 ）
春天的经典语录篇5
中国文化传播过程中，各地区影响中国文化的受容与变容的因素可有多方面，但是透过其教育事业的推展，使中国文化要素落实，则为重要手段之一。东亚在传统时代的教育事业，可分为两方面，一是世俗教育，一是寺院教育。前者主要在于学校教育以及私学教育（含家庭教育）等；后者主要在于佛寺的教学活动（含内外典教学），道观虽也有从事教学活动，但其事不如佛寺兴盛，在日、韩、越地区之宗教教学活动，显然以佛寺为主。拙稿以「士人作为检讨对象，若涉及宗教的教学活动，则以从事外典教学为主，其内典教学不在讨论范围。所谓士人，一般是指读书人而言，不拟广义解释为今日所谓的知识人。此处所指的「东亚古代，泛指十世纪以前的东亚。至于「教养，通常是由教育入手而获得的修养；但此处亦不拟对教育作广义解，而只由知识教育事业进行探讨。就国家的政策而言，知识教育是以学校教育最具代表性，所以此处先由学校教育的检讨入手。
由学校教育的发展方针，可以窥知国家的文化政策，虽然论其实际，学校教育未必掮负教育工作的最大责任。在文化的受容与变容的课题上，学校教材的考察是最好的指标。兹将隋唐中国与新罗、日本的京师学校教材列表如下：[1]
国别
学馆别
员额
教材
典据
隋 朝
国子学
经生140
不明，当与唐制类似。
隋书卷28
太 学
经生360
同
上
同
上
四门学
经生360
同
上
同 上
唐 朝
国子学
经生300
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每经60人，余经（尚书、春秋公羊、谷梁、周易）亦兼习之。孝经、论语皆须兼通。
唐六典卷21
太学
经生500
同
上
同 上
四门学
经生500
同
上
同 上
新 罗
国 学
经生400
（？）
或以礼记、周易、论语、孝经，或以春秋左氏传、毛诗、论语、孝经，或以尚书、论语、孝经、文选，教授之。
三国史记卷38
日 本
大学寮
经生400
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各为一经，孝经、论语皆须兼通。
养老学令（大宝学令注云文选、尔雅亦读）
以上各国京师学校的教材，是反映七、八世纪的现况。[2]由上面的比较中，可知当时东亚的官学生不论选读那一种经典，其《孝经》、《论语》都是必读的教材。诸经典，在唐朝细分为九经，日本采用七经，新罗仍用五经，个别之间，略有增删，但基本上不脱儒家的五经形式。其删减的缘故，是因为《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与《周礼》、《仪礼》，在唐朝选读者较少，日、罗两国乃衡量其国情，酌予减少科目。新罗在三礼方面减去《周礼》、《仪礼》，《春秋》三传方面减去《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
日本不减三礼，但《春秋》三传方面亦减去《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
日、韩两国为何会有如此改变？此事当与中国实际施行情况有关。唐玄宗开元八(720)年国子司业李元瓘上书，曰：
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周礼，经邦之轨则；仪礼，庄敬之楷模；公羊、谷梁，历代崇习。今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通典》卷15〈选举典〉）
这是开元盛世时候的情况，所谓「四经殆绝的现象，在中国当不始于开元之际，恐怕自隋及唐初以来就已经存在。日、韩遣唐使节团（含学生、学僧）到玄宗时期已有多次来唐，当熟知唐朝实施情况。所以日、韩两国在制定其学制时，乃针对当前中国的情形，衡量本国需要，而删除上述诸经作为教材。
惟唐朝在玄宗开元以后，经过学者们不断呼吁上述四经不可偏废，结果似有所改善。所以日本在八世纪末以后，也将公、谷两传列为小经，成为大学寮教材，至此与唐制完全相同。但日本将公、谷两传列入教材，似有阶段性的变迁。〈养老学令〉《集解》引「穴云：
公羊传、谷梁传不载令，与唐已殊也。但于今读，此时临时行事耳。
据此，可知日本养老令（按，养老令公布于757年）未列公、谷两传为教材。至「穴云注解养老令时，已「临时行事，二传成为学校教材。但〈养老学令〉《集解》引延历十七（798）年三月十六日官符云：
「应以春秋公羊、谷梁二传，各为一经，教授学生事。右得式部省解偁：「案学令云：『教授正业：左传，服虔、杜预注者。上件二传，弃而不取，是以古来学者，未习其业。而以去宝龟七(776)年，遣唐使明经请益直讲博士正六位上伊与部连家守读习还来，仍以延历三(784)年申官，始令家守讲授三传。虽未有下符，难辄为例。自此厥后，二三学生，有受其业，即以彼传冀预出身。今省欲试，恐违令条，将从抑止，还惜业绝。窃检唐令，诗、书、易、三礼、三传各为一经，广立学官，望请上件二传，各准小经，永听讲授，以弘学业。仍请官裁者，大纳言从三位神王宣。奉敕依请。
所以，至延历十七（798）年三月十六日官符颁下时，乃正式以二传「各准小经，永听讲授。既曰：「永听讲授，就不是临时行事，自此以后，公、谷二传比照小经，在大学寮正式讲授，日本的经学教材已与唐制完全相同，成为九经，此即大经：《礼记》、《春秋左氏传》，中经：《毛诗》、《周礼》、《仪礼》，小经：《周易》、《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
根据前引延历十七（798）年三月十六日官符，还有数事须要说明者：一、养老令所以未列公、谷两传为教材，根据式部省解文可知系由于「古来学者，未习其业。此事当受前述中国同时期的影响。二、「穴云注解养老令时，已「临时行事，使二传成为学校教材。此事是因为遣唐使伊与部连家守返国后，奏请讲授的缘故，时间在延历三(784)年。也就是说，延历三(784)年以后，大学寮开始讲授三传，但非为定制，而是「临时行事。三、《令集解》注释家「穴云出现于何时？历来学说纷纭，或谓延历期(782 -805年)，或谓延历．弘仁年间(782-823年)，或谓弘仁．天长(810- 833年)，或谓延历十七（798）年以前。[3]但由上面之记载看来，可知当设定在延历三(784)年以后，十七（798）年以前，盖「穴云看来不知有延历十七（798）年三月十六日官符新规定的缘故。[4]
至于新罗情况如何，由于史载不明，无法知其详。但整个说来，新罗在统一半岛以后，即682年所建立的国学规模及其教材范围，一开始似稍小于日本的大宝（701年）、养老令（757年）所见的大学寮规模。虽是如此，两者对唐制的吸收与发展，则相当雷同。例如两者的学校制度大致相当，其中央官学除以经学教育为主而外，都格外重视算学教育，显然两者是针对当前国计民生之需要而设计的，具有现实的实用目的，有如今日东方吸收西方文明时格外重视实用性的做法一样。至于两国学制，有无相互影响，不甚明了。以创置时间而言，统一新罗学制之完成较早于日本大宝、养老学制，因此，日本在建置大宝、养老学制时，仍不排除参考新罗学制之可能性。[5]
《文选》一科，新罗国学与日本大学寮（养老〈选叙令〉）规定为必读。唐朝官学虽无规定《文选》作为教材，惟《文选》在民间甚为流传，这当是罗、日两国取作教材之依据所在。新罗如后述的强首「就师读孝经、曲礼、尔雅、文选。（《三国史记》卷46本传）此处的「师，可能为私塾之师，但也有可能是国学之师。就日本而言，如藤原常嗣「少游大学，涉猎史汉，谙诵文选，又好属文，兼能隶书。（《续日本后纪》卷9承和七年，840年，四月戊辰条）藤原诸成「谙诵文选上帙，学中号为三杰。（《文德实录》卷8齐衡三年，851年，四月庚寅条）
由此看来，唐、罗、日之官学出身的士人，都以《孝经》、《论语》与儒家五经作为基本教材，所以他们的学养基本上是相通的。在唐朝，贡举科目中尚有五经举，例如张嘉贞在弱冠时即以五经举，到玄宗开元年间仕至宰相。（《旧唐书》卷99张嘉贞传）在教学上，当时日本大学寮与佛门寺院的教学，起初还用汉音教学，新罗的国学或许亦如此。
就实例而言，如日本大宝三(706)年七月，藤原武智麻吕出任大学头，其《（藤原）家传》下（僧延庆撰，收入《宁乐遗文》下卷）曰：
公（藤原武智麻吕）屡入学官，聚集儒生，吟咏诗书，披玩礼易，揄扬学校，训导子衿，文学之徒，各勤其业。
这是日本大学寮初期实施儒教教育的实况。空海游大学时，从直讲味酒净成读《毛诗》、《左传》、《尚书》，问学《春秋左氏传》于冈田博士，终致博览经史。藤原三守入大学，受习五经。善友颖主入学读经，颇通义理。滋善宗人从大学博士御船宿祢氏主受三礼。山口西成入学于大学，以春秋名家，兼善《毛诗》、《周易》等。这是八、九世纪之际，日本大学寮传授经学的概况。[6]
新罗方面，由于典籍亡佚，所知不多，只能由《三国史记》窥知一、二，其卷14〈金仁问传〉，记载仁问在幼小时「就学，「多读儒家之书，兼涉老庄浮屠之说。此处的就学，当指入学于国学。仁问是武烈王的第二子，其后，即唐永徽二(651)年，受王命入大唐宿卫，时年二十三。仁问的学养，兼具儒、释、道三教，可想见他入唐宿卫，在与唐人沟通时，宜无困难。
另外，官学教材中，虽无明定史书，但唐朝贵族学校的崇文、弘文两馆学生之教材，除读经外，尚须读史，史指《史记》、《汉书》、《东观汉记》（永徽令指《后汉书》）、《三国志》（《大唐六典》卷2、4），所谓「三史即指前三者。[7]刘知几曰：「世之学者，皆先曰五经，次云三史，经史之目，于此分焉。（《史通》〈内篇．叙事〉）足见史书，尤其三史在当时仍是学者必备的知识。自太宗贞观以来，贡举进士科考试常有要求兼通一史的规定，甚至制科中也有试史的规定或题目，如诸科举人、贤良方正、博学科等，到穆宗长庆二(822)年，进而将「三史、「一史科规定为贡举常举科目。[8]
东亚诸在此种背景下，于经学教材之外，亦逐渐将史书列入必要的教养。
例如日本吉备真备留唐归国（日本天平七年，唐朝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后，出任大学寮之大学助（相当于唐朝之国子司业），传授五经、三史等六道学问。（《本朝文粹》卷2〈意见封事〉条所收三善清行「意见十二个条）到757年进而设置「传生，以习读「三史。（《续日本纪》卷20天平宝字符年十一月九日敕）九世纪初(808年)以后，进而在大学寮成立属于史学的纪传科，与儒学、文章、明法、算学并立为五科。[9]因此，日本古代士人通史汉或经史之例亦复不少。如下表：[10]
姓名
记事
典据
纪 深江
「少游大学，略涉史书。
《续日本后纪》卷9承和七年，840年，六月戊辰
菅原渍公
「年少略涉经史。
《续日本后纪》卷1承和九年，842年，十月丁丑。
朝野鹿取
「少游大学，颇涉史汉。
《续日本后纪》卷13承和十年，843年，六月戊辰。
和气真纲
「少游大学，颇读史传。
《续日本后纪》卷16承和十三年，846年，九月乙丑。
田清田
「少入学，略涉经史。
《文德实录》卷7齐衡二年，855年，六月戊辰。
山田春城
「年十五入学，依未成人，于堂后听讲晋书。
《文德实录》卷10，天安二年，858年，六月己酉。
正躬王
「幼而聪颖，入学齿冑，涉读史汉，善属文。
《三代实录》卷7贞观五年，863年，五月朔日。
利基王
「少年入学，颇涉史汉。
《三代实录》卷12，贞观八年，866年，正月二十四日。
春澄善绳
在承和十(843)年迁文章博士，「于大学讲范晔后汉书，解释流通，无所淹碍。
《三代实录》卷17，贞观十二年，870年，二月十九日。
朝鲜半岛方面，从《周书》〈异域．高丽传〉可知高句丽有书籍曰：「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从《旧唐书》〈东夷．高句丽传〉可知高句丽有书籍曰「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11]、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此处虽无说明其藏书处，但可想见当是官学，也就是太学所藏。其从事经史教育亦可想见。百济方面，
在四世纪后半，官学教育似已展开，至五、六世纪之际，从《日本书纪》所见，百济不断派遣五经博士赴倭国教学看来，其国内的官学教育事业当是兴盛的。《旧唐书》〈东夷．百济传〉说：「其书籍有五经、子、史，则百济官学之经史教育当与高句丽类似。新罗虽不明，但相信与上述丽、济两国差不多。
私学教育可分为两类，一是家塾教育，一是私家讲学。就儒教传入日本之方式而言，最早是以私学形态传授。有名的百济博士王仁携《论语》、《千字文》抵倭国而传授皇子的故事，其确实时间，学界近来的看法倾向于五世纪初。[12]往后百济陆续派遣五经博士到倭国，不外是传授儒教经典于皇族及氏族子弟。此外，僧侣亦可传授外典，如中臣鎌足与中大兄皇子（即后来的天智天皇）俱曾受业于南渊请安（曾为留隋学问僧）私塾，学习「周孔之教（《日本书纪》卷24皇极三年正月）；群公子亦曾集于僧旻之「堂，听讲《周易》。（〈家传〉（藤原鎌足传））。凡此都是在学制尚未建立之前的私学教育情形。
日本古代学制建立后，诸有力氏族仍有其族塾，例如八世纪末，和气清麻吕之子广世建立了弘文院。但九世纪之际，在大学寮别曹所出现的藤原氏劝学院、橘氏学官院、在原氏奖学院等，是作为各该氏族子弟的住宿及补习之用，与所谓族塾不尽相同。虽是如此，其用以劝勉本族子弟戮力于学业，则无二致。[13]此外，僧空海在十五岁上京，于外戚阿刀大足处学习《孝经》、《论语》；僧最澄幼小时，在近江之国滋贺的「村邑小学学习。这些都是僧侣原来学习儒教的典型例子。吉备真备留唐返国后，曾建置「二教院，显然是从事儒、佛一体的教学；空海则创立「综艺种智院，以比拟「大唐城坊坊开闾塾，普教童稚；县县开乡学，广导青衿（〈综艺种智院并序〉）的做法，而设置属于的闾塾性质的私学，其为从事外典的儒教教学，宜无争议。[14]
朝鲜半岛方面，三国时代的私学发展情形，较不清楚。从《旧唐书》等中国史书，可知高句丽至迟在五世纪之际，有所谓「扃堂教育。扃堂设于各地方的街衢，也就是交通方便之处，对未婚男子实施「诵经习射的文武合一教育。其诵经的文科教材，根据前述《旧唐书》〈东夷．高句丽传〉，说：「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看来虽是官学教材，相信也是民间士林流传的教材。无论如何，高句丽时代，借着村落共同体生活，实施似乎具有强制性的地方教育，以强化中央集权。其儒教教材，对于国家实施忠诚教育，当可产生正面的作用。
百济的教育事业发展情形，虽不清楚，但从四世纪后半以来，其教育事业当是兴盛的。《周书》卷49〈百济传〉说：「其秀异者，颇解属文。可见至迟到六世纪后半，百济之秀异者（此处当指贵族阶层子弟），其汉文教养颇为精湛。[15]
新罗方面，在还没建置官学以前的民间教育亦不明，或许百济、新罗的村落，都存在着类似于高句丽的扃堂教育。但新罗在六、七世纪之际，盛行「花郎教育。花郎本是由贵族子弟组成的青年男子集团，这一点与高句丽的扃堂教育是由乡村平民男子组成，是有差别的。花郎（前身曰源花，后来有国仙、仙郎之称）集团的起源，可追溯至三韩时期村落共同体所见的青年男子集会，均属于文武合一的教养。平时是一个教育团体，战时可成为战斗团体。八世纪的金大问《花郎世记》说：「贤佐忠臣此而秀，良将勇卒由是而生。（《三国史记》卷4引）崔致远〈鸾郎碑序〉亦云：「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同前引书）这些描述，都是在说明花郎道是实施儒、释、道三教的教育。八世纪中叶，新罗实施官学教育以后，花郎教育始逐渐衰微。在庆州郊外所发现的有名的「壬申誓石（壬申年可能是732年），是两位青年（可能是花郎）宣誓在一定时间内要读完「诗、尚书、礼、传之经典，按照前面所说的读经过程，当然必须先读完《孝经》、《论语》，这样的通经水平相当高，也可说相当不容易。此誓石令人注目，其故亦在此。[16]
在私家讲学方面，例如有名的强首（？-692年），长大后，有一天，其父想知其志向，问他说：「尔学佛乎？学儒乎？他回答说：「愚闻之，佛世外教也，愚人间人，安用学佛为？愿学为儒者之道。他父亲说：「从尔所好。「遂就师读孝经、曲礼、尔雅、文选。入仕后，专掌文翰，而「能以书翰致意于中国及丽、济二邦。（《三国史记》卷46本传）强首此处之从「师学习儒教，宜指从私学师儒学习儒学。典型的私学，可举薛聪（654-？）为例，聪之父即名僧元晓，所以聪起初是皈依佛门，其后返俗，然后以「方言读九经，训导后生。（同前引书）薛聪之例，是新罗初次见到以当地语言来研读经书，并从事教学的例子。[17]
唐朝建立后，由于国势昌隆，京师长安乃成为当时学术中心。四邻诸国派遣子弟前来留学者，不绝于途，长安一时成为世界的文化中心。《旧唐书．儒学传序》说太宗贞观之际：「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入于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筳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上举诸国之中，不含日本，究竟当时日本有无派遣学生来留学？按理自隋朝以后，日本已有遣隋使节团到中国，由此至唐朝所派遣的使节团都有留学生与留学僧随行，以留学生而言，每次使节团的随行人数，大约在十数人到二、三十人之间。因此，常理而言，贞观年间，在唐留学的盛况中，日本学生不应该缺席。宋．王谠《唐语林》卷5〈补遗〉云：「学旧六馆，有国子馆、太学馆、四门馆、书馆、律馆、算馆，国子监都领之。……太学诸生三千员，新罗、日本诸国，皆遣子入朝受业。此处所说的国子监六学旧制，是指玄宗天宝九（750）载尚未建立广文馆以前之制，所以广义而言，可涵盖自贞观以来至玄宗开元年间的情况，这个时候是有日本派遣留学生在国子监就学。有名的吉备真备、大和长冈、阿倍仲麻吕都是在玄宗开元初年随着遣唐使入唐留学。
吉备真备留唐十九年(716-735)，学得三史、五经、名、刑、算术、阴阳、历道、天文、漏刻、汉音、书道、秘术、杂占等十三道学问。返国后，在大学寮出任大学助（相当于唐朝之国子司业），传授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籀篆等六道。大和长冈在唐是学习刑名之学，显然留学于国子监之律学馆，返国后，曾与真备共同删定律令多条。阿倍仲麻吕在唐学成后，仕于唐，改姓名为朝衡，仕至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此外，如膳大丘在752年随着遣唐使入唐，在国子监学习儒学，返国后，出任大学助教、博士，对于振兴奈良朝的儒学，颇有贡献。[18]
新罗方面，大致说来，每年都派遣留唐学生，每次少者数人，多者可到一、二百人，所以同时间在唐朝的新罗留学生，可累积到一、二百人。在当时各国的留学生中，可说以新罗留学生人数最为庞大，留唐时间也最久（当时唐朝对留学生的留学时限规定为十年）。[19]玄宗开元年间的国子监内，四门馆北廊中甚至有「新罗马道（崔致远〈遣宿卫学生首领等入朝状〉，收入《东文选》卷47）。中唐以后，新罗人在唐参加贡举及第者甚多。有名的崔致远，在晚唐之际入唐留学，时年十二岁，其后亦在唐登第（宾贡科及第），并仕于唐。[20]
传统东亚地区的士人，其学习过程是透过字书而认识汉字，乃至汉音，然后习读童蒙教材（如《千字文》、《蒙求》等），再由《孝经》、《论语》入手，开始接触儒家经典以及史书等。这种情形，其实也是中国自汉朝以来一般士人的学习过程。随着东亚地区的政治、文化交流，使这个地区的教育事业，由私学到官学，逐渐呈现共相。这个共相，简单说，就是儒教主义教育，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有形的校园设计，属于「庙学制；一是采用儒家的经典与史书作为基本教材，除《孝经》、《论语》而外，就是五经（可析为七经到九经）与三史等。作为士人，就通经而言，并不是每一位都必须通五经，而是以通二经作为基本条件[21]，当然通越多越好。其治史者，以三史为多，兼及其它中国正史，帝王学则包括实录。[22]
一般说来，士人基本教养为通经，但亦常兼治史，而曰通经史。个人言行，乃至国家行事，以经为据，间参史证，诚如唐武宗会昌五(845)年九月太常博士顾德章不赞成东都建宗庙一事时，说：「近者敕旨，凡以议事，皆须一一据经。若无经文，任以史证。如或经史皆不据者，不得率意而言。[23]
再者，薛放对唐穆宗有关学习经史以及《论语》、《孝经》的一段答话，可作为上述论证的简洁说明。穆宗谓侍臣曰：「朕欲习学经史，何先？薛放对曰：「经者，先圣之至言，仲尼之所发明，皆天人之极致，诚万代不刊之典也。史记前代成败得失之，亦足鉴其兴亡，然得失相参，是非无准的，固不可为经典比也。帝曰：「六经所尚不一，志学之士，白首不能尽通，如何得其要？对曰：「《论语》者六经之菁华，《孝经》者人伦之本，穷理执要，真可谓圣人至言。是以汉朝《论语》首列学官，光武令虎贲之士皆习《孝经》，玄宗亲为《孝经》注解，皆使当时大理，四海乂宁。盖人知孝慈，气感和乐之所致也。上曰：「圣人以孝为至德要道，其信然乎！（《旧唐书》卷155薛戎传附其弟薛放传）
无论如何，在东亚古代的世界里，士人的教养是有其共通的一面，所以彼此交流频繁。除了可以到中国留学，甚至做官而外，中国的士人也可以到日、韩国家任职乃至于归化。而日、韩彼此之间，也可做学术文化交流。于是传统东亚地区，以中国文化为媒介，自成一个历史世界，这就是所谓的「东亚世界，有别于同时代的其它历史世界。
春天的经典语录篇6
论文摘要 敦煌儒家文献以写本为主,不仅有较高的学术和历史价值,还具有浓郁的敦煌地域特色。但是,敦煌儒家文献作为一个整体类别一直被学界忽视。为了进行综合研究,首先就要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类。敦煌儒家文献可分为经典、历史、蒙训和杂着四大类。
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多达5万件以上的经卷和文书,其形态有卷子、册叶本以及单片纸叶等,多数为手写本,也有极少量雕版印刷品和拓本;其文字多为汉文,亦有古藏文、梵文等文献。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美术、音乐、天文、历法、宗教、儒典以及数学、医学等等。敦煌文献的发现,是我国也是世界20世纪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引起了世界的震惊。中国学者自1900年得睹敦煌文献为起始,对其进行整理和研究,逐步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并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门显学。在敦煌文献中,儒家类文献虽然占极少的部分,但也已是“入则充栋宇,出则汉牛马”了,不仅卷帙多,种类繁杂,而且还具有自身的特点:
其一,敦煌儒家文献主要是写本,有六朝本、北朝本、隋唐本、五代宋初本,时间跨度长达五六百年,比我们现在所用的宋元善本为早,为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具有较高的学术和历史价值。
其二,敦煌儒家文献具有浓郁的敦煌地域特色,其中不仅保存有学校的教材、学郎的作业, 还有一些明显体现着敦煌地区特点和编撰特色的史学文献。这些文献, 对敦煌地区的历史、教育、语言文字及社会风俗等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目前,敦煌儒家文献作为一个类别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缺乏整体的把握。近年来,敦煌儒家文献的专题研究如儒家经典、蒙书、书仪等有较为深入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专题研究代替不了总体研究。总体研究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对敦煌儒家文献进行分类,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是分析、把握敦煌儒家文献的前提,而这项工作目前却做得不如人意,属于薄弱环节。
包括儒家文献在内的敦煌遗书,通常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分①。这是按照传统的四部分类法进行的分类。四部分类法不能包括敦煌遗书中的宗教文献、官私文书及胡语文献,这些文献需要另外分类。1958年,王重民把自己和前人的研究成果汇集成《敦煌古籍叙录》一书,收录经部24种,史部25种(牒、户籍除外) ,子部62种,集部33种。以现在的观点来看,这种四部分类法,无论从数量还是种类上都需要修正和增补。
随着专题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四部分类法已经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于是,学者们开始寻找新的分类方法。张弓主编的《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年)一书,就打破了四部分类法,将敦煌典籍分为儒学、佛典、道典、史地、文学、书仪、杂占、科技、藏文典籍等九大类。这种分类法显然比四分法涵盖的内容和类别更加全面,而且还把儒学作为一大类特别单独提出,这值得充分肯定。但是,儒学在此书中作为一个类别,仅仅包括儒典和蒙书,又有遗漏,不够周全。
以上两种分类法都是针对整个敦煌遗书而言的。至于敦煌儒家文献,则迄今不见专门的分类研究。
敦煌儒家文献,数量庞大,内容繁杂,必须进行分门别类的梳理,以类相从,理出头绪,以方便研究和利用。这就需要一个为其“量身制作”的分类法。制定这样一个分类法,前提是要对敦煌儒家文献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和把握,认识其性质、特点,然后考察每一写本的具体情况。主要有三点:一是认真分析写本的内容、性质和功能;二是根据写本原有的序文,以窥知其编纂目的与动机;三是依据写本的实际流传与抄写情况、抄者身份等,弄清其作者、时代、内容等等,在此基础上,综合判定每一写本的性质②,充分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仔细斟酌、推敲,制定出大致合理的分类原则和标准,最后对敦煌儒家文献作出明确而合理的分类。笔者据此把敦煌儒家文献分为四大类,即:经典类、历史类、蒙训类、杂着类。这个分类是粗略的,未必完全适当,仅仅是笔者的一个尝试。相信今后随着对敦煌儒家文献研究的不断深入,一定还会总结出更为科学和严谨的分类方法。
经典类 儒家“十三经”,敦煌遗书中留存九经,即:《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年代最早为六朝,最晚为北宋,主要属于唐五代时期的写本。除此之外,与这九经相关的一些注、疏、义、解、音等文献均属此类。
敦煌现存儒家九经,可再细分为八类:周易类、尚书类、诗经类、礼记类、春秋类、论语类、孝经类、尔雅类。
周易类,主要有王弼《周易注》、孔颖达《周易正义》、陆德明《周易释文》等。尚书类,包括孔安国《古文尚书传》、陆德明《尚书释文》等。诗经类,有白文《毛诗》,毛亨、郑玄《毛诗传笺》,孔颖达《毛诗正义》,佚名《毛诗音》等。礼记类,主要包括白文《礼记》、郑玄《礼记注》、孔颖达《礼记正义》、唐玄宗《御刊定礼记月令》、陆德明《礼记释文》以及佚名《月令节义》和《礼记音》等。春秋类,包括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魏征《群书治要·左传》、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范宁《春秋 梁传集解》、佚名《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节本》和《春秋 梁经传解释》等。论语类,主要有白文《论语》、郑玄《论语注》、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疏》、佚名《论语摘抄》和《论语音》等。孝经类,主要有白文《孝经》、郑玄《孝经注》、唐玄宗《孝经注》、佚名《孝经注》、《孝经郑注义疏》及《孝经疏》等。尔雅类,主要有白文《尔雅》和郭璞《尔雅注》等。
历史类 敦煌文献中与儒家有关的正史、编年、儒家人物传记,以及包含有儒家思想或儒家伦理道德内容的一些图谱、族志、地理、诏令、奏议、刑律等都属于此类。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敦煌文献中的刑律文书基本属于唐代,内容丰富,涉及到唐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其中不少有关文书就包含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应当属于敦煌儒家文献,因而把它们在历史类中列出。
这部分参照《四库全书》史部的分类法,略作调整、改动,可分为正史类、编年类、谱牒类、地理类、诏令奏议类等五类。
正史类,包括敦煌遗书中已发现的《史记》、《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史籍残卷。编年类,敦煌遗书中的编年类史书构成复杂,既有荀悦的《汉纪》、干宝的《晋纪》、孙盛的《晋阳秋》等,还有中晚唐时期在敦煌地区流传的孔衍《春秋后语》、李筌《阃外春秋》等。
值得注意的是,敦煌遗书中还存在数种不见着录的敦煌地区的编年史,如: 由S. 2506、P. 28 10、P. 4073、P. 2830 共同组成的“唐朝年代纪”, S. 5693、P. 3721“瓜沙事迹纪”、S. 2252V“两汉至唐年纪”等,鲜明地体现出了敦煌地区史学着作的编纂特色及地区史学的特点①。以上这两类,从编撰指导思想到选材、谋篇,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准绳,以春秋笔法隐恶扬善,维护儒家所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忠孝、节义等伦理纲常,维护封建正统。谱牒类,家谱、族谱是记载家族世系繁衍和本族事迹的文献,是对家族传承历史的记载,应该属于历史类。敦煌儒家文献中记录婚宦、世系的家牒,以及记述同一家族不同时代人物传记的家传均属于此类。地理类,敦煌地理文书,是敦煌遗书中珍贵的文献之一。主要有沙州、伊州、西州的地理残志、敦煌地理杂文书、全国性地志、西域行、五台山行记、姓氏地理书。诏令奏议类,诏令居多,以保留下来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权的诏、敕为主。奏议类文献比较少见,附于此类。 蒙训类 属少儿启蒙书。这类文献在敦煌遗书中,数量不少,可专立一类。内容与儒家相关,包括儿童识字、日常生活常识、自然知识和历史知识、道德礼仪和行为规范等等的启蒙教材以及家书、家训等。《论语》、《孝经》、《毛诗音》、《礼记音》、《尔雅》等文献,虽然在敦煌地区也曾被用作启蒙教材,但从这些文献的内容和性质来看,不仅仅属于蒙书,更属于经书,这里不再重出。
蒙书的认定与其范围的划分,学术界看法不一,而且有的蒙书与类书纠结难辨,其功用不易区分。近人余嘉锡在《内阁大库本碎金跋》中指出了这一点:“诸家目录接收此书入类书类,盖以其上自乾象、坤仪,下至禽兽、草木、居处、器用,皆分别部居,不相杂厕,颇类书钞、御览之体。然既无所引证,又不尽设词藻,其意在使人即物以辨其言,审音以知其字,有益多识,取便童蒙,盖小学书也。”可见,蒙书本应列为小学之流,从周至隋,主要以提供学童识字用的字书为主;隋唐以后,随着蒙学的发展与普及,蒙书的编撰也从单纯的识字教育中摆脱出来,发展成为包括识字教育、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等内容丰富的较为完善的体系。由于此类文献大多通俗鄙俚,史志多不着录。
汪泛舟先生《敦煌的蒙童读物》一文,按写卷的内容、性质,分为识字、教育、运用三类。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一书,则把敦煌遗书中的蒙书,分为识字类、知识类与德行类三大类。这两种分类法都有可取之处。我们参照采取的分类法是,把蒙训类分为蒙书、家训两类,其中蒙书类再分为识字类、知识类和德行类三类。杂着类 在敦煌文献中,有不少杂抄性质的写卷,内容庞杂,很难适当归类,但其内容又或多或少包含有儒家伦理道德的成分,表现出儒家思想的色彩。暂将其列入杂着类,以待进一步梳理研究。
春天的经典语录篇7
饶雪漫畅销青春校园小说《左耳》改编成电影上映了，小说《左耳》中除了情窦初开的青涩爱情外，还有着不少的经典语录。我们特意为你收集整理了饶雪漫左耳中一些经典语录，在感受那些疼痛美好、酸中带甜的青葱岁月时，也要谨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个世界，谁敢说谁是谁的救世主呢？当你再一次听到林志颖唱《十七岁的雨季》的时候，小编告诉你，十七岁，该爱了！下面，我们一起来回忆回忆左耳里面的经典语录吧！
1、很久后我想起来，那是许弋留在我记忆中的最后一个印象，我的白衣少年，我的纯美初恋，我的青春时代，就这样一起定格，然后斑驳，脱落，原谅，遗忘。
2、我还是相信，星星会说话，石头会开花，穿过夏天的木栅栏和冬天的风雪之后，你终会抵达。
3、烟花照亮了整座城市，照亮我自以为不可一世却一直懵懂无知的十九岁。
4、有时候觉得，时间过得真他妈得快，那是的我们肯定想不到，今天的我们是这个样的，你说对不对？
5、男生的誓言往往像甜而脆的薄饼，进入嘴里就会慢慢地融化，可是它又会迅速地潜伏进入你的体内，占领你的心。
6、呵呵，别人的东西才是好的。
7、小耳朵，每个人的命运从生下来那天就注定了，你是一个好姑娘，就只能做一辈子的好姑娘，你明白不明白？
8、小百合，我一直记得爱过你 I”ll always remember that I”ve loved U
9、清楚我与他永远是两个世界的人，隔海相望，今生无缘，唯有放手，方可永恒。
10、一次失败不算什么，一次错误的选择也不算什么错误，你要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人在关心着你，希望你快乐。
11、这个世界欺骗了我，我必须给予还击，我不会放掉任何一丁点儿属于我的幸福，哪怕付出的代价是从此坠入地狱，我也在所不惜。
12、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13、我常常在思索我们的青春，它真是一个奇形怪状的玩艺儿，短短的身子偏偏拖了一个长长的尾巴，像翅膀一样地招摇着，久久不肯离去。
14、甜言蜜语，说给左耳听 sweet talk,is ready for the left ear.
15、如果他是火，那我就是那只不计后果的愚蠢的飞蛾。
16、机会是人创造的。
17、跟着你，在哪里，做什么，都好。
18、在甜蜜而脆弱的爱情里，我们都这样不断地在"练习","练习"失去，"练习"承受，"练习"思念，在重重复复高高低低的预热中，走向我们最终的早已既定的结局。
19、一个人在戏里戏外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一点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你分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在戏里，还是戏外。
20、谁是谁的救世主呢？趁早洗洗睡吧。
21、因为吧啦是我的朋友！她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准你这么说她！绝不允许！
22、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个世界，谁敢说谁是谁的救世主呢？
23、上帝作证，我是真的想忘记，但上帝也肯定知道，我没法去忘记。
24、男人只是车票，不停走路就需要不停换车票，这样才能看到远方的风景。我的内心是自由流淌的溪水，汩汩向前永远不停。
25、等待，我知道我会等待。
26、我一定要幸福，哪怕幸福是场表演我也会尽力演好每一场戏。时间是最好的布景，而我将是他生命中最炫的主角，谁也无可替代。
27、在薄且脆的生命面前，一切繁华皆是过往烟云。
28、我是一个坏女生，我想，从生下来的那天起，就是这样的。
29、谁是谁的救世主呢？谁也不是，在错位的情感里，我们只能各自为各自的那份痛楚买单，痛到极至，也不能埋怨旁人一分。
30、有些事，有些人，是不是如果你真的想忘记它就一定会忘记？
春天的经典语录篇8
“我来自新疆的乌鲁木齐，我的名字叫尼格买提。”2006年春天，尼格买提・热合曼（以下简称尼格买提）唱着这段琅琅上口的RAP第一次登上了央视舞台。彼时，他还是一个青葱懵懂的“巴郎咂”（维语：小伙子）。9年时光匆匆飞逝，岁月悄然改变了尼格买提的“舞台人生”――从最初以“副手”身份协助王小丫主持《开心辞典》，到如今独当一面、拥有自己的品牌节目《开门大吉》，2015年，他又登上了众多主持人梦寐以求的春晚舞台。
“我觉得上天好像给我安排了一条路，它的每一个齿轮、每一个接线、每一个转折都严丝合缝。”在春晚第三次彩排后的第二天，尼格买提带着些许倦容出现在了记者面前。他一身休闲打扮，套着件火红色羽绒服，笑起来如大男孩儿般可爱，为这个萧瑟的冬季增添了一抹暖心的亮色。正如观众送给他的别称――“灿烂哥”。
“偶然”的选择
“靠嘴吃饭”的尼格买提说自己小时候其实有些自闭。“我小时候是个很不爱说话的孩子，走路都是沿墙根走，上课从来不举手发言。”那时放学回家，父母问他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今天上课举手回答问题了吗？”
为了改变尼格买提内向的性格，母亲利用在电视台工作的便利条件，常常推荐他参加少儿节目，在舞台上唱歌表演。最初尼格买提幼小的心灵觉得那是“当众出丑”。不仅如此，父母还“逼迫”他学习绘画、钢琴、英语……这些“痛苦”经历一点点地改变了尼格买提，并使他渐渐适应了万人瞩目的舞台。“现在想想我还是挺感谢父母的。因为没有那些经历可能就没有我如今的工作和生活。事实证明你有一技在身，将来一定会有用武之地。”
尼格买提在主持《中国好歌曲》时说过一句话：每一次偶然的选择都可能成为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这句话也正是他自己的人生写照。
高中毕业时，尼格买提的理想“刚好”是想做主持人。“我是个兴趣广泛的人，有很多理想，画画、写作、音乐……恰巧我要考大学时想做主持人，所以报考了中国传媒大学。”这个看似偶然的选择成为尼格买提职业生涯的起点。2006年，即将大学毕业的他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开心辞典》“魅力新搭档”选拔赛，并顺利成为王小丫的新搭档。“他的表演让我感到震撼，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魅力来自新疆这个广袤的大地，是我们这个拥挤的城市里所没有的。” 当时的评委余秋雨如此感叹。
带着无数的艳羡与期许进入央视工作，迎接尼格买提的似乎是一条“康庄大道”。但度过了最初的兴奋与新鲜之后，他开始对工作现状产生质疑。“当你越来越长大，就会感觉这个‘窝’小了，因为我当时在《开心辞典》是助理主持的角色。被需要时才会出现，不被需要的时候，就要躲在奖品板后面。”有一次，尼格买提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奖品板后面，看着舞台上方投射过来的一束清冷的灯光，他想到了两个字――“孤独”。
这时，偶然又一次发生了。
主持历程“开门大吉”
2009年，尼格买提被央视外派到青海学习锻炼半年，回来之后，他发现自己已经由经济频道调到了综艺频道。后者的节目正契合他多才多艺的特长和幽默亲和的主持风格，尼格买提由此开始崭露头角。最忙的时候他曾一度同时主持6档节目。有人开玩笑说“综艺频道都要被你承包了”，“但我很清楚，一个好主持人的关键并不在于节目多少，而在于要拥有自己的品牌节目。”
命运仿佛十分青睐这个来自新疆的“巴郎咂”，当尼格买提又一次遇到瓶颈时，《开门大吉》横空出世。“当时就是创造了一个以小搏大的神话。《开门大吉》投资非常小，形式也很简单，但就是收到了意外的效果，收视率那么高，连我们自己都非常惊讶。”
《开门大吉》是档标志性节目，它让尼格买提真正拥有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尼格买提形容这个节目是自己“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生命伴侣”。在此期间，他的主持风格开始发生转变：此前，尼格买提大多是与别人合作，且都是扮演“插科打诨”的角色，“但在《开门大吉》就不能再这样了，你要把自己当做主人来看待。包括现场的掌控能力和对语言表达的提炼，我在这个节目中都得到了提高。其实归根到底就是作为主持人更成熟了。”
在《开门大吉》之前，尼格买提一直是以维吾尔族男孩的阳光外表和灿烂笑容受到观众喜爱，这档节目之后，他说自己逐渐找到了“太阳中心的那个核”，主持风格也越发稳健。
爱恨交织《中国好歌曲》
2014年初，尼格买提主持了央视在广州举办的广告资源推介会，那时他第一次听说了《中国好歌曲》这个节目。不久后，尼格买提接到了主持《中国好歌曲》的通知。“我当时很意外，也挺兴奋，觉得在《开门大吉》之外，可能又要有一个标志性节目出现了。”
不过让尼格买提没想到的是，《中国好歌曲》对于他是个痛苦而漫长的旅程，他也将自己对这档节目的感情形容为“又爱又恨”。
三个月时间里，尼格买提不断往返于北京、上海、杭州、嘉兴。“每周都要去一次上海。先把几十个选手的亲友团都采访一遍，每人采访半个小时，这要花费好几天时间。”然后进入录制过程，“起床化装后先到演播厅等待好几个小时，晚上八点才开始录像，大概录到夜里一两点。录完后还要转场去另外的演播厅录制周边节目。”之后又得回到北京，直奔大兴录制《开门大吉》，“录完《开门大吉》又录《回声嘹亮》。录完《回声嘹亮》又要飞上海补录《中国好歌曲》的镜头。”
让尼格买提有些心酸的是，自己做了大量采访工作，也为节目开场做了精心准备，甚至背下1000多字的开场白，但在最终完成的节目中，这些幕后的努力却呈现了了。这也让他再一次感受到了当主持人的“孤独”。“但主持人归根结底是要为节目服务的，你是节目中的一个成员，就算是一滴油、一个螺丝钉，也要尽心尽力地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