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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吴宓；陈寅恪；杜诗；接受；比较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6—0169—04
吴宓与陈寅恪是当下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人物，分别在比较文学与史学研究领域建树颇丰。除此之外，他们在诗学理论与旧体诗创作方面也都有很深造诣。在他们的诗歌活动中，杜甫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对他们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由于吴宓与陈寅恪经常在诗学上互相切磋，也经常诗文唱和，二人在接受杜诗时既有相近之处，又各有特点，仁智互见。
一、对杜甫的热爱与总体评价相同吴宓和陈寅恪都熟稔并热爱杜诗。吴宓八九岁时随继母学诗，继母授之《唐诗别裁》，对吴宓影响甚深，据吴宓言：“宓于诗之根柢实植于是。”①《唐诗别裁》是清人沈德潜编的一个唐诗选本，杜甫诗占255首，居众诗人之冠，这是吴宓接触杜甫的开端。稍后，吴宓从姑丈陈伯澜学诗，“姑丈为诗，取法盛唐，直学工部，参以玉溪”②。吴宓深受姑丈影响，嗜爱杜诗。《吴宓日记》中提及杜甫与杜诗者达30多处，抗日战争时期的日记显示，吴宓逃难途中仍一直随身携带《杜诗镜铨》，不时翻阅，从1944年3月至6月整整3个月，更是将《杜诗镜铨》重新从头至尾阅读了一遍③。《吴宓诗话》中提及杜甫的多达40余处，其诗歌也明显受到杜甫的影响。陈寅恪除撰写有3篇关于杜诗的专业论文外，在《柳如是别传》中涉及杜诗者达四五十处，且对钱谦益与朱鹤龄注杜之公案细加考证。此外，《元白诗笺证稿》、《韦庄秦妇吟校笺》等也对杜诗有所提及，其诗歌中用杜诗者有40余处，并常以杜甫境遇自况。
对于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吴宓与陈寅恪都推其为中国第一诗人，在措辞上极为类似。吴宓言：“杜工部为中国第一诗人。”④“杜工部为古来中国第一大诗人。”⑤陈寅恪称：“少陵为中国第一诗人。”⑥这一评价可以溯源至1919年12月14日，吴宓当晚日记中记录陈寅恪纵谈中外文化时，插入以下按语：“即以中国之诗与英文诗比较，则中国之诗，句句皆关于人事，而写景物之实象，及今古之事迹者。故杜工部为中国第一诗人，而以‘诗史’见称。”⑦时吴宓25岁，陈寅恪29岁。对杜甫的这一评价既是吴宓受陈寅恪谈话启发的结果，又成为两人一生的共识，是二人杜诗学的核心观点。吴宓在诗话中总是以杜诗为准则权衡评定其他诗人诗歌的优劣，并认为是学诗的正法。陈寅恪的《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完稿于1953年4月，时隔34年之久，陈寅恪仍持此说，自可看出他对吴宓这一论断的认可。
诗尊子美本是中国古典诗歌史的主流观点，在现代白话诗日兴的文学背景下却显得有些突兀，吴、陈的这一观点可以说是一种饶有深意的回归，同时也是杜甫“超越了评判”⑧的经典性的最好证明。吴宓与陈寅恪都是学贯中西的学者，遍览中国古典诗歌。吴宓除杜诗外，曾精研吴梅村、顾亭林、黄遵宪、王安石等人诗歌，并对外国诗也有深入研究，最心服的有拜伦、安诺德、罗色蒂、弥尔顿等；陈寅恪则对白居易、元稹、韩渥、钱谦益等人的诗歌进行过深入的探讨。陈寅恪一生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治学原则，吴宓也一直将其奉为信条，这些因素决定了他们不会简单地因为前人对杜甫的膜拜而俯首，于他们而言，对杜甫的这一评价是在他们将其放在世界背景中与不同时空中的一流诗人反复比较后得出的结论，可谓一字千钧。由此可以看出杜甫诗歌对于吴、陈二人具有特殊的意义。
二、在阐释杜诗上，同秉承儒家实用主义诗学理念，
但具体角度、方法和目的则大相径庭大体上看，吴宓与陈寅恪都承继了儒家实用主义诗教观，对杜诗的阐释都是要透过语言层面去追踪杜甫的崇高伟大的思想情怀。陈寅恪曾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⑨说的虽是治学之道，但在阐释杜诗方面也同样适合。吴宓亦云：“故学一人之诗，必先学其人格，学其志向，则诗成乃光芒万丈。”⑩可见，二人都着重于诗人的人格精神。但在具体阐释角度、方法和目的上，二者却大相径庭。吴宓是比较文学家，对杜甫诗歌是从诗学的角度去阐释，适当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情志与技巧兼重。陈寅恪是历史学家，以史学的角度考证杜诗，用的是以史注诗、诗史互证的方法，重点放在杜甫诗与史相结合的诗学特征上。从目的上看，吴宓对杜甫的阐释旨在为现代中国诗歌确立借鉴与超越的标准尺度，并与同时期新诗人的白话诗主张相抗衡；陈寅恪则是为了通过对历史情境的还原，准确解读杜诗，建立一种诗史互证的诗学范式。
先说吴宓。从诗歌史的角度看，吴宓认为杜甫诗歌是贵族派与平民派诗歌的完美结合。《余生随笔》中言：“以诗一道言之，唐以前诗，贵族派也。宋诗则平民派也。以唐一代之诗言之，初唐四子，皆贵族派也。至开元天宝而大变，杜工部集诗之大成，盖当此转移之会，取贵族派之词华，入以平民派之情理。”他认为杜甫的诗歌在遣词用语上以文人的学识广征博引，风格典雅华美，在内容上表现的是人民大众的喜怒哀乐。稍后用贵族派、平民派的名目来评价杜诗者不乏其人，如闻一多等人都将杜甫看作平民派文学的代表。相比较而言，吴宓的观点更为全面准确，对贵族派文学与平民派文学的界定着眼于文学的本质，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抓住杜甫诗歌的主要特征，比后来的新派评论仅从出身、思想上谈要高出一筹。
对于杜甫之所以成为伟大诗人的原因，吴宓认为杜甫与黄遵宪相似，具备以下五个特点：“一、性情笃挚，忠厚恻怛，具诗人之本质。二、精力弥满，学识广博，通古今中外之故。故其诗材料精宏，新颖而充实。三、洞明世界大势，先机察变，爱国保种。四、诗歌多咏国事，少叙私情，不愧为诗史。五、以新材料入旧格律之主张。”他从性情、学问、政治识见、题材、形式等五个方面入手，探讨作家与作品的关系，以人格涵养为本，体现了中国人重内心的思维特征，认为诗歌是人格的表露化，学杜诗首先学杜甫为人。
关于杜甫诗歌的艺术特征，吴宓认为有二：切挚与高妙。“如杜甫之‘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又‘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是切挚之笔也。”“如杜甫之‘摘花不插鬓，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此写人笔法之高妙也。‘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此写事笔法之高妙也。‘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又‘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此写景笔法之高妙也。‘数回细写愁仍破，万颗浑圆讶许同。’又‘此皆骑战一敌万，缟索漠漠开风沙。其余七匹亦殊绝，迥若寒空动烟雪。’此写物笔法之高妙也。”丰富的想象力是杜甫写人、写事、写景、写物皆高妙的内在驱动力：“诗人能造幻境，端赖其想像力……例如杜甫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人生两朋友之不易相逢，与参商之不易相逢同。但此层之同，常人不能见，惟杜甫有想像力，故独能见之。”对杜甫诗歌“切挚高妙”的评论出自吴宓的《诗学总论》，吴宓认为“切挚高妙”正是诗歌的本质特征：“诗与文之差别，仅诗用（一）切挚高妙之笔，（二）具有音律之文，而文则无之耳。（一）者属于内质，（二）者属于外形。”由此可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吴宓认为杜甫诗歌很契合诗歌的本质特征；其二，吴宓认可杜诗并将其作为重要事实论据之一种来支撑起他的诗学框架。尤其值得一说的是吴宓以“高妙”论杜诗，指出诗歌以“虚”写“实”的特点，并引入“想像力”来说明杜诗善于营造幻境深入事物本质的特征，发前人之所未发，显示了吴宓立足诗学本位的独特思考。
杜甫诗歌也是吴宓反对白话诗的重要工具。在文言白话之争中，吴宓始终站在白话文的对立面，标榜“熔铸新材料以入旧格律”，杜甫又成为这一观点最有力的佐证：“例如杜工部所用之格律，乃前世之遗传，并世之所同。然王杨卢骆只知蹈袭齐梁之材料，除写花写景写美人写游乐以外，其诗中绝少他物。杜工部则能以国乱世变，全国君臣兵民以及己身之遭遇，政治会学艺美术诸端，均纳入诗中。此其所以为吾国古今第一诗人也。今欲改良吾国之诗，宜以杜工部为师，而熔铸新材料以入旧格律。”现在看来，虽然吴宓“熔铸新材料以入旧格律”的主张已经不适应现代诗歌发展的趋势，他提出的以杜为师的观点直到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陈寅恪阐释杜诗用的是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这既和他是历史学家有关，又受钱谦益治杜方法的影响。在《柳如是别传》中，他说：“可知牧斋之注杜，尤注意诗史一点，在此之前，能以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如牧斋所为之详尽者，尚未之见也。”钱谦益治杜用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法，陈寅恪认为此法是破解古人诗歌主旨的密钥，并对此法加以深化拓展，开创了一种以诗证史、以史解诗的学术方法，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考证来阐明诗歌的思想内容，代表了中国古代知人论世的诗学传统在现代的复苏。
陈寅恪关于杜甫诗歌的论文有3篇：《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都是对杜甫生存的历史环境进行还原，回到唐代，回到杜甫身边，外观其所处具体历史情境，内观其所思所感，细心揣摩杜甫的内心世界，以求接近杜甫诗歌原意。
《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中考证“杂种胡”为“中亚昭武九姓胡”。《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考证“朔方健儿”一词所指对象为“同罗部落”，由此出发，认为该诗“综合八句，其文理连贯，逻辑明晰，非仅善于咏事，亦更善于说理也。”《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中“以杜解庾”，将庾信的《哀江南赋》与杜甫的《咏怀古迹》相比较，认为“杜公此诗实一哀江南赋之缩本。其中以己身比庾信，以玄宗比梁武，以安禄山比侯景……证以当日情事，实为切当不移”。此外，陈寅恪还就杜诗“欲往城南望城北”中“望”与“忘”孰对孰错的问题进行辨析，依据唐代长安城市建置，市在南而宫在北的事实，确定应为“望”字。
历来杜诗被誉为“诗史”。陈寅恪对杜诗的研究，所关注的正是唐代史的关键点，即“种族”与“文化”，虽然所论不多，但论据的充分确凿使他的阐释具有难以辩驳的权威性，且突出了杜诗的本质特征，对于现代杜诗学有独特贡献。
三、在学习借鉴杜诗上有同有异
吴宓在《吴宓自识》中说：“吾于中国之诗人，所追摹者三家：一曰杜工部，二曰李义山，三曰吴梅村。以天性所近，学之自然而易成也。”他的朋友学生也每以杜甫许之，如凌道新《寿雨僧师七十》：“重吟杜老西南句，正值华封七一时。”廉默：“意气宏肆，诗趣渊邃，有似杜工部者。”程千帆先生也指出陈寅恪诗歌师法杜甫的特点：“寅恪六丈当代通儒，余事为诗，亦复词采华茂，气骨清峻，而尤工于七言。古体掩有香山、梅村之长，今体则取法少陵及玉溪、冬郎之所则效少陵者。”具体看来，二人在学杜时既有交叉重叠之处，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从总体上看，二人在对杜甫忧国忧民、抨击时政的现实主义精神继承上，表现出高度的一致。具体说来，又有所不同。二人学诗都有家学渊源，吴宓从姑丈陈伯澜先生（涛）学诗，陈伯澜先生对杜甫十分推崇。用吴宓的话说就是：“姑丈为诗，取法盛唐，直取工部，参以玉溪。生平雅不喜宋诗，晚年偶为之，仍不类。”吴宓受其影响颇深，崇唐诗，不喜宋诗：“宓夙不喜江西派之宋诗。”“步曾主宋诗，身隶江西派。而予则尚唐诗，去取另有标准，异乎步曾。”在学杜途径上，主张由李商隐入手学杜：“学者学杜，须从义山入手。”他学习杜甫主要学其真挚的性情、高洁的人格、切挚高妙的文笔，喜杜甫诗歌平易近人的一面。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是近代同光体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属宋诗派，陈寅恪受父亲影响，作诗偏于宋诗。另外，他对元白诗派也有着精深的研究，认为元白新乐府是摹仿杜甫的乐府诗歌：“元白二公俱推崇少陵之诗，则新乐府之体，实为摹拟杜公乐府之作品，自可无疑也。”因而他学杜有两个重要中介，一是宋诗，二是元白。其学杜主要有两个方面，从诗歌内容看，他接受的是杜甫以时事入诗的写实精神；从诗歌形式看，出入唐宋，与吴宓相比更得杜诗之理趣与深邃。从受影响的程度上看，吴宓要远远超过陈寅恪。
杜甫对吴宓影响最深的莫过于他的积极入世的精神和忧国忧民的感情。杜甫诗作一变初唐吟咏风月、歌舞升平、酬唱应和之风，以时事入诗，其诗歌几乎囊括了他生活的年代国家发生的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吴宓对此深有体会，在杜甫精神的感召下，吴宓毕生将自己的感情与国家命运相连，辛亥革命、袁世凯篡权、二次革命、西安围城、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皆纳入诗中。袁世凯称帝始末，吴宓作《咏史》、《秋日杂诗二十首》、《感事八首》、《哀青岛》、《五月九日即事感赋示柏荣》、《春日感事》等诗，真实地记录了君主政体之复活、官吏贪财、各路军阀劝进、各报极力鼓吹、日本侵占青岛、袁世凯政府签订卖国求荣的《二十一条》、蔡锷云南起义、帝制取消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忧愤悲慨，与杜甫的爱国主义精神一脉相承。抗日战争爆发后，吴宓所作诗篇几乎都与国事相连，可谓诗体的抗战史。《乱离一首》、《大劫一首》、《流转》、《书事》、《哀香港》、《感事四首》、《续感事四首》等诗作，或写生民流离失所，或写国破家亡、生灵涂炭；或悲官贪民愚、国魂销亡，与杜甫安史之乱及之后的藩镇割据时期的诗歌极为相似，都将自身遭遇与国家、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从诗体上看，这一时期诗歌七律占绝大比例，达一百余首，感情浓烈深厚，风格沉郁顿挫，意境苍凉悲壮，明显借鉴杜甫以《秋兴八首》为代表的七律的优长，在尺幅之间尽可能地浓缩时空，出入古今，驰骋千里，涵括异常复杂的情绪。
“杜陵诗卷是图经”。杜甫在漂泊生涯中写下了不少纪行诗，在描绘祖国各地山川景色的同时，将自己的胸襟抱负、品格情趣也融入其中。在对杜甫纪游诗的借鉴方面，吴宓远超过陈寅恪。吴宓每出游必有吟咏，仅从大型杂诗来看，数量已颇为可观，有《西征杂诗》105首、《南游杂诗》96首、《欧游杂诗》7段58首，《一九四五年二月由蓉回西安省父纪行诗》25首等。吴宓言：“予所为纪行诗，率皆依据事实，平铺直叙，不矜不饰。”古人说“杜万景皆实”，吴宓的纪行诗深得杜诗纪行诗平易真实之妙。而其《欧游杂诗》融中外文学传统为一炉，为旧体诗开辟了一方新天地，发扬了杜甫在题材上极力开创诗歌领域的创造精神。
在对杜诗艺术形式的摹仿借鉴上，吴宓可谓殚精竭虑。尤其是前期，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用杜典。吴宓诗歌用杜诗典故多达60余处，如《甲寅杂诗》三十首中，“覆雨翻云剧可惊”用杜“翻手为云覆手雨”句，“万方多难话升平”用杜“万方多难此登临”句，“盈廷谁是出群材”用杜“安危须仗出群材”句等，用杜典时注重与杜甫的心境的契合。二是摹仿杜诗句法。如“未能入世先遗世，岂必触机始悟机。”（《感事作》）“自怜妾意即君意，未必君诗逊妾诗”（《和银台诗贺新婚》其六）用杜诗“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几家存。”“桃花细逐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的隔叠方式；“新来白起军中将，空驻亚夫灞上营”仿杜甫“安得仙人九节杖，拄到玉女洗头盆”的前二后五的字词组合方式等。三是摹仿杜诗调高声洪的气势和雄浑高壮的风格。吴宓前期很多诗歌，特别是五古、七古长篇，有着真挚悲壮的感情，裹挟江海之气势和苍凉浑融的意境，对杜甫诗歌的悲歌激越、豪放雄健的风格多有借鉴，有时故作壮语，显露出明显的模仿痕迹，但大多本于性情，学杜颇有所得，《石鼓歌》、《五月九日即事感赋示柏荣》、《甲寅杂诗》三十首、《哀青岛》、《即事书怀赋赠碧柳》诸作写得尤为出色。到后期，则学会师其意而不师其辞，不再刻意模仿杜甫的字词意象结构等表层因素，在风格意境上更接近杜甫，得友人“少陵诗写真性情”（金月波《雨僧先生以诗见赠感答即正》）、“意境分明追杜老”（杨启宇《读吴诗雨僧诗集书后》）之赞。
陈寅恪在对杜甫忧国忧民精神的继承上与吴宓不分轩轾。其中抗日时期的诗歌最能体现这一点。他逃难到成都，拜谒杜工部祠堂，赋诗二首。其一是《甲申春日谒杜工部祠》：“少陵祠宇未全倾，流落能来奠此觥。一树枯柟吹欲倒，千竿恶竹斩还生。人心已渐忘离乱，天意真难见太平。归倚小车浑似醉，暮鸦哀怨满江城。”其二是《甲戌人日谒杜工部祠》：“新祠故宅总伤情。沧海能来奠一觥。千古文章孤愤在，初春节物万愁生。薄命呼真宰，离乱余年望太平。归倚小车心似醉，晚烟哀角满江城。”（“甲戌”为“甲申”之误，作者注）诗中既有对杜甫的倾慕，更有和杜诗一样的感情。相同的地点，隔着千年的光阴。是非颠倒尚存，战争祸乱频仍，历史竟画了一个如此荒诞的圆圈！在日寇投降的消息传来的时候，陈寅恪又一次想到伟大的爱国诗人杜甫，《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云：“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诗。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与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极其相似，“喜心题句又成悲”却又掺杂着他对国共两党分裂征兆日显，国家命运风雨飘摇的深沉忧虑，感情上更见沉郁。
陈寅恪非常善于将历史与时事融为一体，或将经历过的政治事件放在历史长河中进行纵深的思考，或用历史典故来描述时事，或以咏古来影射现实，表现出他受杜甫诗史结合的思维方式的一面。杜甫晚年，把对生命、社会、历史、文化的思考与感慨尽收笔底，呈森罗万象之态。如《秋兴八首》对唐朝由盛而衰之历史进行整体思考，《诸将五首》反思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原因，《咏怀古迹五首》、《谒先祖庙》、《古柏行》缅怀历史人物，这些诗篇充满历史的深邃与沉重，显得深沉、博大。陈寅恪的咏史之作，大多与杜甫相似，具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如《王观堂先生挽词》、《经史》、《南朝》、《北朝》、《旧史》等诗篇，在这些诗中，陈寅恪也和杜甫一样，反复思量着历史的本质，以古讽今，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的看法。
尤其值得重视陈寅恪对杜甫诗歌时空意识的接受。以“万里”、“百年”及类似词语的运用最为典型。杜甫诗中以“空间”对“时间”的诗句很多，如：“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万里伤心严谴日，百年垂死中兴时”、“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等，单独提及时间、空间字眼的诗则更多。陈寅恪诗歌也是如此，如：“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万里乾坤空莽荡，百年身世任蹉跎。”（《予挈家由香港抵桂林已逾两月尚困居旅舍感而赋此》）“万方兵革家犹在，七载流离目更昏。”（《甲申除夕自成都存仁医院归家后作》）等，诗人立在空间和时间这两个纵横坐标轴的交叉点上，以有限的个体生命去品味广袤的宇宙和无限的时间，领悟历史的深邃与凝重，生命的孤独与悲凉，从中不难看出陈寅恪与杜甫的承传关系。
从艺术形式上看，陈寅恪学杜主要有两点，一是用杜典。陈寅恪用杜典者达50多处，都追求古典与今事、今情的融合。仅《王观堂先生挽词》一诗，用杜诗处就多达9处，此外，“国破花开溅泪流”（《蓝霞一首》），化用杜甫“感时花溅泪”（《春望》）抒发对国破家亡的忧愁。“谁挽天河洗甲兵”（《丁亥除夕作》）化用“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洗兵马》）表达对内战的不满和对和平的企盼，不胜枚举。二是对杜甫七律的借鉴。七律是杜甫最擅长的诗体，“少陵七律，无才不有，无法不备”，最能代表和体现杜诗之艺术成就。陈寅恪七律有170多首，占全部诗作的60%以上。陈寅恪学杜甫七律，主要学其融古今为一炉，委婉表达自己心声的特点。
注释
摘 要：杜甫是我国唐朝现实主义诗歌派的代表，其作品充满对现实的讽刺，对社会现实的残酷，通过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其生平著作坚持以社会写实为主，一抒发个人情感为辅，反应当时社会的黑暗和残酷。本文从多角度分析诗人杜甫诗歌中的现实主义特点，从了解杜甫的生平经历入手，全面分析杜甫诗人诗歌中的现实主义特色。希望通过本文的分析，读者能更好地掌握和了解杜甫诗歌现实主义特点，并且了解当时唐朝社会发展形势，从历史角度学习诗歌中的精华，传承文化知识。
关键词：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特点
诗歌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我国古代诗人智慧的集体结晶，值得我国学习和继承发扬。尤其是我国唐朝时期，诗歌创作的高峰期，出现很多著名的诗歌创作人。当时唐朝有以李白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人，同时还有以杜甫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以社会现实为写作题材，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对现实残酷的不满，通过诗歌的形式抒发出来，使得诗歌中蕴含着自己的独特魅力，值得我国学习和研究。
一、杜甫诗歌创作历史背景分析
（一）社会背景
杜甫生在我国唐朝时期，他出生的时期正是我国盛世唐朝由盛变为衰的过程，在唐朝安史之乱后，人们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杜甫也是背井离乡，到处避难。在这种社会形式下，作者一生的阅历也变得越来越丰富，使得其一生所见所感十分丰富，而杜甫本人又是一个比较容易感伤的诗人。所以，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下，诗人杜甫经过精神上的斗争，创作了一系列的现实主义诗歌。这些诗歌在当时被人们广为传诵，直至今日，人们在次翻读杜甫的诗歌依然能有一种感同深受的感觉。这就是杜甫诗歌创作的精髓，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瑰宝，因此，我们研究和学习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特点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必须要全面学习杜甫诗歌中的现实主义特色，发扬民族文化精髓。
（二）个人经历
杜甫是我国唐朝著名诗人，被世人们称为“诗圣”，但是由于杜甫出生的朝代和青年时期经历的社会变动情况，导致诗人一生都处于一种颠沛流离的生活环境中，这导致诗人深切的感受到社会动荡不安的残酷和社会上一些不公平的现象和事情。因此，诗人才会从戎抒发自己心中的不满，并且结合自己游离在各国之间的人生经历，杜甫坚持要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写出来，希望通过自己的诗歌语言能警醒当朝为官的土豪绅士们，希望他们能将他们的力量用来帮助社会上的劳苦大众，进而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但是由于杜甫生活的现实环境与他个人意识完全不相同，导致其人生生涯中所见到和所感受到都是现实社会的残酷和人们的无情。在这种情况下，杜甫将生平的遭遇通过诗歌传达出来，用以警醒世人和抒发自己心中的郁结，也正是他所生存时代环境，造就杜甫一生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诗歌风格，诗歌中都是真实的社会现象，无不透露着对社会现实的讽刺。
二、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特点
（一）社会写实为主
现实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坚持从社会实际出发，全面分析现实社会的黑暗，并且对自己满心的报复感到很强烈的失落感和无奈感。如在杜甫诗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有这样几句诗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鸣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几句诗歌是被世人传诵的绝句，其中表达诗人对社会上贫穷人们生活和富人生活之间的反差感到极大的不满，诗歌表达的意识就是如果自己能有豪宅，一定会给天下贫穷的百姓遮风挡雨，而不是只顾自己享乐。诗歌中一种宁肯自己委屈受罪也不愿意广大社会劳苦百姓受罪，这种思想中表达了诗人高尚的节操，同时也反应了当时社会的残忍和不公平，君王和土豪们不顾广大劳苦群众的生存，只懂得自己享受，这种现象激起杜甫的不满之情。在愤慨的情况下，奋笔疾书写下这首流传与世的千古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句诗歌经过千年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仍在被人们牢记在心中，现在读起来依然能感受到当时杜甫的无奈和愤慨。杜甫的这句诗歌使得
（二）抒发感情坚持理想的特色
杜甫的现实主义主要是由于其自己的理想和报复没有施展之地，才最终导致其走向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道路，其中蕴含着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如在杜甫《奉增韦左丞相文》中有提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句诗词表达诗人希望君王能贤明，能大治天下，让百姓过上舒服的日子。说明杜甫具有远大的理想抱负，希望能为天下事做点贡献，他拥有高尚的情操，兼顾国家大事以及体恤民生和民情的理想，但是事与愿违，在杜甫生活的时代，唐朝君主越来越混匀，不顾朝事、贪恋美色，最终导致安史之乱，唐朝社会越来越动荡。同时还有杜甫的《同元使君春陵行》中“致君唐虞际，淳朴忆大庭。”，这句话表达诗人忧民忧国的心情，并且对国家忠心耿耿的高尚品质，作者喜欢通过诗歌抒发自己的理想抱负，毫不吝啬的诗歌言语，犀利的诗歌语言，使得人们在朗读杜甫诗歌时，也能有一种激情澎湃和愤世嫉俗的感觉。
（三）诗歌多样化的表现手法
诗歌表现手法的多样性主要表现在诗歌语言、结构以及手法上面，其诗歌写作中的表现手法多样多彩，他将自身经历和心中所想，通过想象力创作出具有特色的诗歌篇章，成为一代经典。如《读少陵集》中“少年莫漫轻吟咏，五十方能读杜诗……淋漓墨汁皆峥嵘”，这句诗歌中表达了作者丰富的思想感情，并且在诗歌中添加了对称以及顶针等表现手法。不仅读起来更加具有诗歌的节奏感，同时还能让读者有一种好奇心理，与愿意挖掘诗歌中的寓意和内涵。还有在杜甫《古柏行》一诗中有一句这样的话“霜皮溜雨十丽，黛色参天二干尺”，这句诗词中运用了明显的夸张手法。
（四）鲜明的人物形象塑造
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特色就是源于现实，但是又高于现实，诗歌中的人物形象都是来自与生活中见到的人和事，但是作者能通过想象和描述，将人物更加鲜明化和生动化。如在杜甫诗歌《可惜》中有这么一句诗词“宽心应是洒，谴兴臭过诗。”这句诗词明确表达作者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之情，以兴磊诗，凡是乱离之感，不平之鸣，个人遭遇及人民的痛苦生活感受等，随有所触即为诗。从杜甫诗歌中最能感受到的是作者对现实的讽刺，而不是坚持一种浪漫主义的基调，这种现实主义诗歌特色，是我国诗歌流派中的一种主流代表，是民族文化的精髓。
结束语
研究和学习我国唐朝著名诗人杜甫的诗歌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其诗歌在唐朝时期曾经风靡一时，并且知道今天都是国民学习和膜拜的对象。杜甫坚持社会写实，他生平诗歌创作全部坚持以社会写实为主，进而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杜甫的现实主义的特点就是其诗歌创作极具真实性和感染力，能让读者与杜甫产生一种强烈的共鸣，进而影响他人的思想和行为意识。不仅如此，杜甫诗歌语言上也很犀利和尖酸刻薄，直接将显示的黑暗描写出来，让世人更加清醒的认识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以求得思想上的解放。（作者单位：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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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珂.杜甫诗歌“以记为诗”的艺术特色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2008
[4] 郑颖娜.情感教育与中学杜甫诗歌教学[D].北京师范大学：学科教学（语文），2010
关键词：月亮；杜甫；意象；内涵
0 引言
月亮不仅仅存在于古老的传说、神话中，还存在于诗词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中，用来表达诗人、词家的思绪与情感。此时的月亮相较于神话中的月亮来说不再那么遥不可及，通过诗人、词家的想象，我们会发现其实月亮与人类社会的现实生活是存在许多相似之处的，月亮的阴晴圆缺对应着人们生活中的悲欢离合，所以这些演映着人类生活的相似之处就成为了诗人、词家灵感的源泉。我国古代以月为内容的诗词有很多，无论是诗仙李白的《静夜思》还是坡的《水调歌头》，都通过对月亮的吟咏来表达内心最真挚的情感，使得月亮这个意象的内涵不断加深，所能够应用的空间也不断拓展。[1]杜甫生活在唐王朝由强盛走向衰落的时期，一生颠沛流离，忧国忧民，以其最为自觉、最为深沉的社会意识，穷毕生精力和天才创作诗歌，存世一千三百多首。其诗把个体人格融入广阔人生，襟怀博大，至情至性，内蕴深广，众体兼善，素有“诗史”之称。为何杜诗在唐代达到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最高成就？本文试从诗歌月意象方面作简要分析。本文首先从“月亮”这一词在中外、古代时的应用，引出杜甫在人生经历中与“月亮”的渊源。然后从杜甫诗歌借月亮表达出的“勤勉、志向、思念、惆怅”分别对月意象进行分析。最后，总结杜甫通过诗歌中月亮寄托对当时社会的愿望。[2]
1 杜甫诗歌月意象中的“勤勉”
《春宿左省》是杜甫于公元757年的九月在门下省值夜的时候写下的。此时唐军已经收复了被安史叛军所控制的长安。而杜甫也在这个时候从~州到京，官复左拾遗。就左拾遗这个官阶而言，它的主要责任就是讽谏，素有大事廷诤，小时上封事的说法。而这首《春宿左省》正是在杜甫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所写下的一首诗。“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一句颔联细腻的刻画出了时间的流逝，从夜幕到夜晚，我们能够看到杜甫始终都在忙于公务，抬头望去，已有明月当空，表现出了杜甫居官勤勉，尽忠尽职的为官之道。[3]虽然说在诗中杜甫的本意是为了通过星光月下之景来展现帝居高远的赞颂，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侧面看出在我国古代诗词中“月”这样意象同样能够用来刻画时间流逝，并展现出诗人的勤奋与努力。其实从整首诗中我们能够看到杜甫在任职左拾遗期间所表现出来的忧国忧民的状态。从客观的角度上来讲，此时的杜甫为官的气息要重于作为诗人的气息，所以诗文中透露出来的是他身居高职的心绪不宁。特别是诗文的最后两句“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深刻的展现出作者此时此刻的寝卧不安，在唐王朝遭受了巨大冲击的情况下，杜甫回京办公还担任着如此重要的职务，展现出了杜甫一腔爱国之情。并且诗文中借月亮来表现时间的流逝，不仅将虚无的是具现化，同时也加深了我国古代诗词中月意象的内涵。[4]
2 杜甫诗歌月意象中的“志向”
从我国传统的古诗词中我们往往能够看到诗人满怀一腔热血抒发自己宏远的报国志向与为国家，为人民担忧的那份忧患意识。杜甫作为我国唐代诗人中的佼佼者自然也不例外。[5]
特别是在杜甫的诗歌中也深刻的表达了其内心深处的志向与抱负，还有面对统治阶级的腐败而表现出的忧患意识。在《古柏行》中杜甫曾写道，“云来气接巫峡长，月出寒通雪山白。”这颗孔明庙前的古老柏树高耸入云，云气直接巫峡，月光照耀，冰冷的寒气直通岷山，作者在这首诗中表达出了自己对诸葛武侯的敬仰以及其对诸葛孔明的推崇备至。他希望自己能够像孔明庙前的这个古柏一样能够直耸入云，做一个像月光一样纯洁的官。而且诗中很明显提及了诸葛武侯之所以能够建功立业报效国家是因为有君王的赏识，而杜甫也希望帝君能够看到自己的一腔热血，加以任用。所以杜甫在月亮中寄托了自己的为官之志和报国之情，但是奈何在这国家危亡之际，用人之时，如自己一样的拥有报国志向的贤才良将却不能够得到任用，那些奸佞之徒却能够扶摇直上，作者通过字里行间表达出自己报国无门的愤懑以及对当朝统治者的失望。从杜甫的生平中我们能够看到，杜甫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然而却先后遭遇了安史之乱、困居长安，一腔热血得不到君王的赏识而埋没在飘零之中。此诗是杜甫54岁在夔州居住时的咏叹之作。[6]
3 杜甫诗歌月意象中的“思念”
正如我国传统诗歌中在月亮中寄托了无限的思念，杜甫的望月诗中同样也饱含着这种思绪。在《月夜忆舍弟》中，从诗的题目上就已经点出了作者要借明亮的月光抒发自己对兄弟的回忆和思念。一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不仅道尽了时间匆匆，岁月恍然如梦的现实，同时也诉进了作者对于故乡以及故乡亲人的那份怀念。此时的杜甫面临着唐朝最大的动荡事件“安史之乱”。而这首诗正写于他与弟弟因战乱而分散在山东、河南一带，由于战火纷飞，诗人怀揣着对弟弟安危的忧虑和思念写下了这样一首月诗。从诗文内容上来看却又在情理之中，一轮明亮的月细致地刻画了当前作者微妙的内心世界，着重的突出了作者感景伤怀的思绪。
杜甫还有一首诗《月夜》同样是写在安史之乱的期间。天宝十五年，安禄山由洛阳攻潼关，而杜甫原本是举家迁至白水县，投奔其舅父，然而后来长安陷落，唐玄宗无奈逃蜀，使得叛军大举进入白水，致使杜甫又只能举家迁徙，七月肃宗在灵武县接下唐代的统治地位，而杜甫在知道此事之后随即奔赴灵武，却不料途中遭俘，被禁长安。可以说在这一阶段杜甫是长期处于颠沛流离的阶段的，直到被禁长安，对妻子的思念，对生活的感怀让他在望见窗外那一轮皎洁的月亮的时候不由得思绪万千。“今夜~州月，闺中只独看。”杜甫此时通过月亮展现出来的情感不仅仅是一般夫妇之间的离别之情，而是在动乱的时局之中，字里行间透露出战争带给人的离乱之痛，所以正向浩淼的唐朝国土上那些支离破碎的家庭一样，杜甫也承受着家庭分散，各居一地的那份思念与忧愁。遥望夜晚悬挂的圆月，虽然和远在~州的妻子共赏一轮明月，却不能团聚，徒留妻子一人孤独观赏，一份浓郁的思念喷涌而出。看上去是妻子在独自赏月，杜甫又何尝不是呢。纵观整首诗，作者抒发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思念之情，还有天下千千万万个因战乱而失散的家庭，他是在通过月光来传递他们的思念。月是天下人的月，情也是天下人的情，月光是冰冷的，情却也是温暖的，因为其中有着浓浓的思念还有爱意翻涌。
所以，杜甫望月诗中的这种思念之情是非常深刻的，一如其一直以来的那份现实主义写作风格，他将所有无法具象化的情感都寄托在月亮这个独特的意象上，用月亮所展现出来的种种形象树立起诗人内心最深沉、最真挚的那份情怀。
4 杜甫诗歌月意象中的“惆怅”
杜甫通过“月”这样一种文学意象抒发了许多复杂的情感，包括他勤勉的为官之道，包括他宏远的志向，包括他对妻子、孩子以及兄弟的思念。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情感是始终贯穿于杜甫望月诗中的，那就是怀古伤今的怅惘。我们说生活的苦难给予了诗人无限的艺术灵感，而杜甫生存的年代正是一个充满了动荡与不安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里杜甫满心愁绪无法排遣，只能通过月亮这样一个情感的宣泄口将所有对国家未来的忧患讲述出来。在《暮归》一诗中，“客子入门月皎皎，谁家捣练风凄凄”，杜甫一句诗道尽民生疾苦。天色已晚，一轮明月已然当空照耀，却仍有木杵捶打衣服的声音，百姓原本应该安居乐业，享受生活，却无奈只能在这战火纷飞的时代苟延残喘地活着。诗人怜悯之心顿起，他渴望回到长安去为皇室尽忠，为百姓改变战争的痛苦，奈何路上仍有兵患。所以这首诗中的那轮明月已然映现了杜甫内心的怅惘与烦忧，看着百姓受苦受难，但是他却无法改变民不聊生的现状，他的心，他的灵魂都是痛苦的，焦虑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情感与思绪，所以杜甫的诗中满是忧国忧民的深刻情怀。
5 结语
从杜甫的望月诗中能够看到一个感性的杜甫，他的情怀，他的心意都寄托在了一轮圆月，一弯残月之中，他用月光来传达思念，传递温暖，他也用月光来抒发雄心壮志，凌云气概。我们还能够看到一个理性的杜甫，他深入地刻画了唐代动乱时期的民不聊生，让我们置身于那个残酷的年代感受那份悲凉，冰冷的月光一如那些挑起战乱的人的心。沉郁顿挫的笔解读出的是杜甫满怀天下的灵魂，是他对天下太平的渴望，然而冰冷的现实让他这些渴望与梦想无从安放，所以他只能将这些存放在天上的月亮上，希望那永恒存在的月能够洒下满是他希望和温暖的月光，希望能够有明君带领天下百姓远离战火与硝烟，真正建立一个平安喜乐的安宁社会。这种愿望不仅仅存在于杜甫的望月诗中，可以说他的每一首诗都表现了他对百信安居乐业，对天下和平安宁的期待，这就是杜甫，一个温暖的、感性的、理性的伟大诗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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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傅异星.论苏轼诗文中的月意象[J].云梦学刊，2013（02）.
关键词： 杜甫 贬谪心态 忠而被贬
一、贬谪与贬谪文学
贬谪与贬谪文学是中国独特的文化现象。尚永亮把它概括为“古代文人基于人生忧患的各种心理流程”，“展露了人生的大欢乐和大悲哀，大真实和大虚幻”[1]P1。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评价唐诗时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其中“迁谪”是指贬谪。尚永亮评价说：“事实上，岂止唐人好诗如此？一部中国文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即由迁客骚人的低吟高唱所构成。”[1]P11
二、杜甫生平
《唐才子传》载：“甫字子美，京兆人。审言生闲，闲生甫。贫少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李邕奇其材，先往见之……擢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至德二年，亡走凤翔，上谒，拜左拾遗。”[2]P32杜甫是在天宝十四载（755）即他44岁时开始做官的，十月任河西尉，不久，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天宝十五载（756）二月杜甫就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职，四月赴奉先，携家至白水依舅氏崔顼，六月携家避乱至~州羌村，八月闻肃宗即位于灵武，只身赴之，中途为叛军所获，送至长安。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冒死由长安逃至凤翔行在，他穿着麻鞋和露出两肘的破烂衣服拜见肃宗，不禁涕泪交流，即“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3]P358。五月十六日，杜甫被授为左拾遗，即“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述怀》）[3]P358。拾遗，是一个较高的职务，唐代不少重臣都是由这个职务升上去的。在左拾遗任上的这一年多时间，是杜甫一生中政治生活的最高点。在杜甫的仕途上，以官阶而论，左拾遗不是最高的，却是最重要的。他决心忠于职守，匡扶君主，完成中兴大业。但杜甫在任左拾遗没有几天就为谏房g事件忤肃宗，原因是杜甫认为国家正在用人之际，不宜轻易地废黜大臣。肃宗诏三司推问，宰相张镐救免，但肃宗从此以后便疏远了杜甫。在宦官李辅国和张良娣的挑唆下，肃宗开始排斥玄宗旧臣。从乾元元年（758）春开始，房g、贾至、严武等相继被贬。乾元元年六月，47岁的杜甫被当作是房g等人的“同党”，亦被贬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
虽然杜甫为官时间不长，但在为官到贬官期间所发生的种种经历足以让我们了解杜甫一生的思想和心态。
三、忠而被贬，心情悲凉
杜甫于乾元元年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诗人对于自己的忠而被贬心里颇感委屈不平，牢骚满腹乃至愤慨但又勤于政事。一方面，对于疏救房g一事而遭贬谪，诗人心里特别难受，但也无可奈何。另一方面，诗人虽被贬谪，但至少还是朝廷官员，至少可以为唐中兴出一份力，所以诗人在牢骚满腹之余又勤于政事。
诗人被贬后心情悲愤苍凉。如《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
此道昔归顺，西郊胡正繁。至今犹破胆，应有未招魂。近侍归京邑，移官岂至尊。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3]P480
《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作于乾元元年（758）六月。胡夏客曰：“至德二载，公拜左拾遗，即疏救房g。时g罢相，犹在朝，故公仍为拾遗。至乾元元年五月，g贬，六月，公即出为华州司功参军矣。”[3]P480一年前的四月，杜甫冒死西出长安，投奔凤翔就从此门逃窜。途中的凶险不仅令他感到“犹破胆”、“未招魂”，就连“所亲”也“惊老瘦”，真惊讶诗人有幸能“辛苦贼中来”（《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三首・其一》）[3]P346。见到肃宗时的激动喜悦几乎令诗人失态，当时杜甫对肃宗及其唐中兴充满信心。然而就在一年后的六月，杜甫又出金光门，此时的他已沦为谪人，离京赴任，与亲故告别。杜甫冒死西奔凤翔肃宗朝廷可见其对唐朝廷的忠心，至今惊魂未定却已遭贬谪，其心中之委屈、愤慨实在难平。诗中的“移官岂至尊”，可看出诗人并没有将自己的贬谪归怨于君主，而是以自己的无能、颓老，即以“无才日衰老”作为被贬的缘由，从中可以看出诗人贬后自嘲的心态。几多感慨，出语平淡。诗人贬于华州，此时已47岁的他此去应知世事难料。“驻马望千门”，这句诗虽是写诗人弃京离乡，却也写出诗人对故国家山不禁频频回首，从中透露出诗人的依依不舍之情，有如此处境的人即使再温柔敦厚也难免牢骚满腹。
又如《早秋苦热堆案相仍》，杜甫在诗中是这样描述贬所环境的：
七月六日苦炎蒸，对食暂餐还不能。常愁夜来皆是蝎，况乃秋后转多蝇。束带发狂欲大叫，薄书何急来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层冰。[3]P487
《早秋苦热堆案相仍》作于乾元元年（758）诗人任华州司功参军（758）的秋天。这一年天旱苦热、蝎蝇载室、官服太紧、公文堆案，加之贬谪等苦闷，诗人的牢骚便喷薄而出。但牢骚归牢骚，在贬职上杜甫还是认真工作、勤于政事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杜甫具有敦厚儒雅的一面。据《唐书・职官志》载，司功参军掌管“考课、表疏、学校、祭祀”等事务。杜甫认真撰写了初选试题，根据国家的需要，提出了五条策问。如在《乾元元年华州试进策问五首》中就提到了赋税、交通、征役、币制等重要问题，从这可以看出杜甫求实有为的政治态度。
此外，他还替华州刺史郭某撰写进状，上送朝廷。在《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贼形式图状》中，他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军事形式，提出了彻底消灭安史叛军的策略，表现了关心国事的良苦用心。由此可见，即使在贬职上，杜甫依然忠于职守、勤于政事、兢兢业业。至于诗人忠而被贬，掀起他心底的愤懑，发之于牢骚亦人之常情。
总之，杜甫忠而被贬，心里不免悲愤而苍凉。他牢骚满腹但又勤于政事。在失意贬谪后，他寄情于山水，向往归隐的生活，求仙访道，足以见他洒脱的一面。杜甫是在盛唐的文化大背景下成长的，盛唐的自主意识、豪迈洒脱与个性张扬熏陶感染了他，以致诗人在受到贬谪时心态没有其他时代文人那么深沉的悲剧色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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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辛文房.唐才子传[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关键词： 杜甫叙事诗 抒情性 感染力
叙事和抒情向来都是相依相存的，从《诗经》开始就是如此。而杜甫惯用的写诗手法就是夹叙夹议，在叙事中发表议论，在议论的字里行间流露自己的思想感情。杜甫纪实诗中的抒情主要有以下几个特色。
一、抒情的平民角度
杜甫和白居易的诗都是为百姓代言的典型，这种关心民间疾苦的精神在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下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细品起来，同样是忧国忧民，他们抒情的角度却大不一样。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本人写诗也的确遵循着这一原则，他的诗歌反映现实生活，讽喻社会，同情人民，语言特点也是直白如话，通俗易懂。这些都和杜甫的诗风类似，白居易的叙事诗抒情是站在官方的角度，或以居高临下的旁观者的角度抒发忧国忧民之情，而杜诗抒情是站在平民百姓的角度上感叹，以平凡人的视角真切抒情。
《观刈麦》是白居易诗歌中有名的描写事实，同情百姓，讽喻社会的诗篇。全诗真实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情绪，呼喊出了劳动人民的心声。写作的最大亮点是不带任何夸张地、如实地描写现实生活场景，揭露了当时统治者的残酷行为，也表达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这几句是诗最后拔高思想层次的点睛之笔，诗人反思自己不事农桑、坐享俸禄，却没有做出任何有利于人民的好事而感到内疚。这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白居易是站在官方的角度对广大受苦受难的百姓表示同情，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感慨和哀叹。
而杜甫则不然，杜甫也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人，他也十分关注社会生活，但是他对百姓的态度与其说是像白居易那样“纡尊降贵”式的同情与施舍，不如说他是站在人道主义的角度，对百姓真诚地关心，与民同苦同乐，完全站在百姓的生活圈里，用手中的笔切实地抒发百姓真正的心声。杜甫经常采用的手法是，通过写自己亲身经历或所见所闻，把空大的历史事件具体化，具体成身边的事件，然后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后世的读者通过杜甫所描述的一时一地一事而做到一叶知秋，联想到整个社会的实际情况，使历史不再是空洞的战争胜负和死亡人数，而是历史事件中真实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是百姓如何在乱世中苦苦挣扎。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杜甫既写了自家的切身之痛：“入门闻号啕，幼子饿已卒。”痛恨自己无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又能够跳出一己的悲痛，发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控诉和呐喊。相信这种饿死人的状况肯定不是个案，而是平民百姓经常遭遇的状况，要不然怎么会“里巷亦呜咽”呢？这种来自民间的真实写照才能经得住时间的洗礼，在千百年后读来，依旧可以感受那个时代人们在水深火热里挣扎的痛苦。这样的震撼力和感染力，不是隔岸观火般的描述可以达到的效果。这就是杜诗比白诗更有魅力的原因所在。
二、抒情的感染力及其原因
正因为杜甫是切实站在民间的角度上抒情议论的，所以他的诗歌比其他人质朴而有力量；因为真实，所以大众更容易理解他那忧国忧民的情怀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伟大理想抱负。相比而言，屈原的浪漫主义爱国情怀似乎太过绚烂，让人有华而不实的错觉。
如同样是在国家内外交困的环境下，同样是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抒发上也同样是忧愤深广，但屈原和杜甫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屈原出生于贵族世家，接触民间机会少，写到百姓触及民间实际生活的地方极少而抽象，故其代表作品《离骚》中表达自己的忠君爱国思想多用比兴象征手法，如喜用香草美人意向，汉王逸《离骚序》曰：“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灵修、美人，以譬于君。”浪漫色彩较浓。杜甫出生于小官僚家庭，求官多不成，加之亲历战乱，一生大多在困顿漂泊中度过，接触底层百姓机会较多，心灵受到的震动最真切深刻，因而其作品充满浓浓的民间泥土味，其用语极其简易淳朴：“比闻同罹祸，杀戮到鸡狗。”“莫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忧国忧民，来自草根阶层，是现实主义的。
总而言之，杜甫朴实直白的写作手法，源自他生于民间，源自他一生流离失所。正是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让他和百姓同呼吸、共命运，他的诗是站在民间的立场，言百姓之所想，所以杜诗比白诗高高在上施舍式的关怀，以及屈原式的浪漫忧国要朴实精警得多，更能引发后世读者的共鸣和感慨。清代才子袁枚感慨：“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1］大概正是这个意思。杜甫一生漂泊不定，政治抱负难以施展，对于杜甫的人生而言，是一种悲剧，而对于诗歌而言，正是他的穷困潦倒磨炼并成就了一代“诗圣”，留下了字字珠玑的千古名篇。
三、抒情的广泛性
杜诗抒情包含爱国之情、亲情、友情等各个方面，这些真挚的感情构筑了杜甫理想的人伦和谐的世界。杜甫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知道感慨时局、奉儒守官迂腐之人，他是一位重情重义的仁者、智者。杜甫笔下的人之间的感情都是美好质朴的，无论是他的拳拳爱国忠心，还是家庭和睦的亲情，还是肝胆相照的友情，都在他笔下构建着温暖的和谐世界，这是杜甫人道主义思想指引下的结果。
关键词：杜甫诗歌，《河岳英灵集》，客观原因，主观原因，诗学理论的矛盾
《河岳英灵集》被公认为是盛唐时期最优秀的诗歌选本，作者殷璠遴选了盛唐时期二十四位代表性的诗人，几乎囊括了盛唐诗学界精英，唯独“诗圣”杜甫，虽诗名显赫，却未被录取，历代研究者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河岳英灵集》为何不收杜诗，学界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客观原因，杜甫在《河岳英灵集》的选录时间内尚无名气，几乎没有佳作问世；另外，由于当时交通不便，短时间内杜甫诗作的传播范围有限，偏居丹阳的殷璠无法接触到杜甫的诗歌。另一种观点认为是主观原因，杜甫的诗歌风格与《河岳英灵集》的选录标准大相径庭，选本选录诗歌风格与杜甫诗歌风格迥异。
持第一种观点的诸多学者认为杜甫的诗歌未入选《河岳英灵集》的原因是客观的，如明代胡应麟在《诗薮·外编》中阐述了对此的看法：“《河岳英灵》不拾杜遗，《间气》、《极玄》兼遗供奉，宋人未必有意，非也。《英灵》集于天宝，杜诗或为盛行。”[①]【164】李珍华与傅璇琮的《河岳英灵集研究》是近代研究《河岳英灵集》最权威的本子,认为是受客观条件的制约才造成了杜诗未入选的遗憾：“一是由于杜甫刚入诗坛不久，二是由于当时交通条件，使僻居丹阳的殷璠，不能及时得到困居长安的杜甫的诗歌创作。”[②][p31]
诗人杜甫生活在公元712年至公元770年，殷璠《河岳英灵集》所收录诗歌的时间段主观原因，一般认为是公元714年到公元753年，两个时间段有重叠。但是杜甫是大器晚成的诗人，直至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后才创作出大量的优秀诗篇，杜甫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出现在《河岳英灵集》的选录终止时间以后。从杜甫的创作年表来看，他的创作在天宝十年（751）年左右发生了深刻变化，写出《兵车行》（751）、《丽人行》（753）等不朽名篇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警世之句。可见杜甫的优秀诗歌是从天宝十年（751）开始的，是《河岳英灵集》收录诗歌终止时间的前两年，因此不少学者认为是这一客观原因造成了《河岳英灵集》不收杜诗的遗憾。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与杜甫几乎同时期的诗人岑参（715—770），《河岳英灵集》却收录了其7首诗，其中《终南双峰草堂作》一首，写于天宝十载由安西归后隐居终南之两三年内[③][p202]，另一首《终南云际精舍寻法澄上人归高冠东潭石淙秦岭微雨作遗友人》也是诗人归隐以后的作品，《观钓翁》与《戎葵花歌》创作于天宝十二载之前。[④][p207-p209]这些诗歌与杜甫的上述佳作的创作时间几乎相同。另外杜甫优秀诗篇的创作虽略早于《河岳英灵集》收录诗歌的终止时间，但《河岳英灵集》的收录终止时间并非编者殷璠接触诗歌的最终时间，殷璠是在天宝十二载（753）后的若干年才编录此书的，例如《河岳英灵集》收录的高适的诗歌《见薛大臂鹰作》，作于至德二载（757）[⑤][p187]，因此殷璠编录此书的时可以推后，那时的杜甫的诗歌创作可能已经佳作频出，因而无法据此肯定地判断殷璠没有收录杜诗是由于时间上的客观原因所致。
杜诗未被收录的另一客观原因是盛唐时期诗坛尚未认同杜甫当时的创作，也是许多学者所说的殷璠在编选《河岳英灵集》时杜甫未蜚声诗坛期刊网。杜诗在当时直至晚唐都不被社会理解和提倡，这点可以解释，唐人选唐诗现存的十三个本子中除晚唐《又玄集》收录了杜甫七首诗歌之外，其他本子均未收录杜诗。《河岳英灵集》反映了盛唐时期诗歌的整体风貌，既然杜诗与唐代整体创作风貌相冲突，那么《河岳英灵集》不收录杜诗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如前所述，杜甫早年过着游历的浪漫生活，与其他著名诗人交往唱和，曾先后结识高适、李白、王维、岑参等，但在其他诗人的作品中鲜有对杜甫的评价，这说明杜诗在此时没有受到推崇。杜甫在盛唐时期甚至在中唐时期都未得到应有的名誉和地位，直到死后四十年，杜诗才受到韩愈、元稹等人的大力揄扬，由此说明杜诗是在杜甫死后多年才得到认可，他在天宝十载左右写的诗篇也是在他死后才得到应有的评价和推崇的，可见胡应麟、李珍华、傅璇琮等学者的说法似乎也是可以成立的。至于李珍华、傅璇琮所说的交通不便，僻居丹阳的殷璠未能接触困居长安的杜甫的诗歌，这种观点似乎有些牵强。长安是唐朝最繁荣的城市，文化、经济和政治的中心，殷璠虽生平事迹不详，但也做过官，应该对长安有所关注。其次在《河岳英灵集》收录的二十四位诗人中多有仕途不顺，历经坎坷者。他们游历边关，不少为边塞诗人，如高适、岑参；或被贬官、隐居在僻静之地，信息闭塞主观原因，如岑参就隐居在终南山，但他们的诗作都有收录，可见李珍华和傅璇琮先生的这一说法很难成立。
综上所述，可见杜诗未被殷璠收录很可能不是客观原因造成的。实际上，《河岳英灵集》编录的终止时间（757）前，杜甫具有影响力的诗作已经开始出现。杜甫的生活年段与《河岳英灵集》的收录年段有三十九年的重叠，杜甫虽大器晚成，但早有诗名，早期也有佳作问世，在当时殷璠没有接触到杜诗的可能性非常小。
如此看来，《河岳英灵集》未选录杜诗的原因极有可能是主观的。杜甫的诗歌风格与殷璠的选录标准相悖，也就是与整个盛唐时期的诗坛创作倾向相悖。通过对杜甫诗歌风格与《河岳英灵集》选录标准之间的比较，可以大致解析殷璠为何不收录杜诗。
殷璠在《集论》中说“璠今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俦，论宫商则太康不逮。”[⑥][p4]殷璠提倡“建安风骨”，是诗歌的一种俊爽刚健的风格；声律方面则汲取南朝诗人的研究成果。殷璠名为“文质半取”，实则重质轻文，他注重诗歌的内容表达，胡震亨道“殷璠酷以声病拘，独取风骨。”[⑦]【p322】罗根泽也同样认为“殷璠选诗虽‘文质半取’，然实鄙薄声律。谓‘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兴象，但贵轻艳’的诗歌，‘虽满箧笥，将何用之’，可见，他虽然“不轻视诗之美，但尤重视诗之用；固不轻视诗的艺术价值，但尤重视诗的人生价值。”[⑧][p59]殷璠选诗首推“风骨”。
杜甫的诗歌成就最高的是律诗，其诗炼字精到、对仗工整，格律的存在限制了诗歌风骨的体现。元稹说“律切则骨骼不存，闲暇则纤秾莫备”[⑨]杜甫诗歌多顾声律，少风骨。杜甫创作的古体诗歌不多，这说明杜甫的诗歌整体在内容上不属于“风骨”类的诗歌，杨胜宽据此认为《河岳英灵集》不录杜诗的原因是：《河岳英灵集》收录诗歌多为古体诗歌，尤重五古[⑩]。但是杜甫这段时间的古体诗歌不少，《丽人行》、《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其次《河岳英灵集》收录的孟浩然的诗歌则以五律居多。可见简单的以此作为原因来进行分析是不充分的期刊网。
天宝十载，诗人开始了大量的写实主义诗歌的创作，这些诗歌初具杜甫“沉郁顿挫”的风格，内容上贴近写实，形式上格律严谨，感情上，平实淡雅。这与盛唐蒸蒸日上的社会气象大相径庭，闻一多先生也曾说过“奇怪的是盛唐诗几种诗歌选本没有一本选过杜甫的诗，可见他的作风在当时就跟《箧中集》相近主观原因，只因那只是太平时代，这种社会描写不太被人重视。如果杜甫不长于各种诗体的话，他的诗很有可能被淹没”[11]。这才可能是杜诗未被录取的深层原因之一。
殷璠的选录标准在《序论》和集论以及具体诗评中有明确的体现：重“风骨”，同时重“兴象”，殷璠追求“新”、“奇”、“僻”的诗境。杜甫的诗歌属于现实主义诗歌，在新意上很难有所作为，其诗刻画入微，他的诗歌就像是“叙事诗”、“诗史”。他的诗歌与殷璠的喜好也颇不同道。殷璠注重诗人内在的气质，推重人品，杜甫在困居长安十年的时候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生活，这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李白相比，可能不被殷璠所接受。
杜甫的诗歌创作走出了诗人对自己和内心的关注，开始关注社会、人生，用叙事性的语言为我们描写了一个诗人关注的世界。但是盛唐时期的繁荣发展，诗人内心的强大以及文人的秉性，使得诗歌创作的主流是关注并抒发内心，殷璠所提倡的“风骨”，也是强调诗人内在的一种骨气，所倡“兴象”是指诗歌内容的有现实的根据，并且有诗人强烈的主观感受。“神来、气来、情来”也是强调诗人创作时的状态。不难得出，殷璠的诗学理论处处是围绕着诗人的内心的，这与殷璠的个人生活经历和遭遇有关，殷璠的这种理论又符合了盛唐的主流观点。由此可见，杜甫未入选《河岳英灵集》的原因更主要是因为与《河岳英灵集》诗学理论的矛盾。
参考文献：
[①]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②]李珍华、傅璇琮.河岳英灵集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92.
[③]王克让.河岳英灵集注.[M]四川：巴蜀书社出版社 ，2006.
[④]刘开扬.岑参诗集编年笺注·岑参年谱.[M] 四川：巴蜀书社出版社，1995.
[⑤]王克让.河岳英灵集注.[M] 四川：巴蜀书社出版社，2006.
[⑥]王克让.河岳英灵集注.[M] 四川：巴蜀书社出版社，2006.
[⑦]胡震亨.唐音癸签[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⑧]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2.
[⑨]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
[⑩][⑩]杨胜宽.从<河岳英灵集>不选杜诗说到殷璠的选诗标准〔J〕.《杜甫研究学刊》1994年第一期.
关键词：杜甫；双峰寺；七祖禅；南宗；北宗
中图分类号：B9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1)04－0131－05
杜甫曾在《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以下简称《咏怀》)一诗中说：“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此言对了解杜甫禅宗信仰至为重要。但对于这两句话，历来争论纷纭，莫衷一是。
关于“双峰寺”与“七祖禅”，主要有五种意见：一是认为双峰寺乃是曹溪双峰山宝林寺，七祖当是菏泽神会。杨伦、仇兆鳌等持此说，今人郭沫若等从之。第二种意见则以双峰寺指蕲州双峰寺，七祖乃是大照禅师普寂。这种观点由清初朱鹤龄发轫，当代以吕潋和陈允吉教授为代表，此外尚有孙昌武教授以及日本学者柳田圣山等。第三种意见则谓“双峰寺”在蕲州，而“七祖禅”则指神会之禅。此以钱谦益为代表。第四种意见则认为“双峰寺”在蕲州，而“七祖”为南岳怀让。清人浦起龙认为：“双峰有两，但曹溪不名双峰寺，定指蕲之双峰。且后文有炉峰转句，炉峰即在蕲南也……今考临济组系，自六祖能师而下，以南岳怀让为第一世，而不系以七祖之称，实即七祖也。让以天宝三年示寂，其嗣则为江西道一，俗称马祖，居南康龚公山。山中猛鸷驯扰，四方学者云集，此正当公作诗之时。而南康即庐山所在，下所谓炉峰时转者，正应指此。推其本师以立言，故尊之曰七祖。求七祖，即是依马祖也。”第五种意见则是最近学者张培锋撰文认为杜甫诗中的“双峰寺”乃是在潭州，“七祖禅”乃是南岳怀让之禅。
对于前三种观点，学界讨论较多。讨论文章主要有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杜甫的》，吕潋先生的《杜甫的佛教信仰》，陈允吉先生《略辨杜甫禅宗信仰》，孙昌武先生《禅思与诗情・王维、杜甫与禅》，柳田圣山《初期禅宗史实の研究》等。在上述文章中，郭沫若、吕潋等是在论杜甫佛教信仰时涉及“双峰寺”、“七祖禅”问题，尚未申论；而陈允吉先生《略辨杜甫禅宗信仰》则是对此问题首次作详尽的专题讨论。该文以对郭沫若《杜甫的》一文的评论为线索，详细讨论了盛唐南北两宗此消彼长的历史背景关于双峰寺与七祖禅等问题，得出双峰寺在蕲州而非曹溪且七祖为普寂的结论。此后，第二种观点得到学界较多的赞同。也有刘卫林等学者认为，吕潋先生认为“杜甫信仰之禅完全与南宗无涉”是可疑的，“杜甫便颇不乏直接或间接接触南宗禅禅法的机会，故此是否可以遽下定论，断然谓杜甫与神会一无关系，或与南宗禅之说完全无涉，而推论杜甫所信者为北宗禅，似乎便是个仍有待进一步商榷的问题”嗍而不宜定论。笔者以为，杜甫既然明言“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当时其心中之“双峰寺”与“七祖禅”必当确有所指，是不可能可彼可此的。
相对于前三种见解，后两种则所论者不多，故笔者拟先就此予以探讨，然后以杜诗为据作进一步考察。
后两种见解所异者在“双峰寺”之位置，而其之所以有异，是因为“七祖禅”不同。故“七祖禅”的归属乃是此问题之核心。
浦起龙所论与张培风先生《杜甫“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新考》一文(以下简称张文)以怀让为七祖主要论据是杜甫欲至江西依马祖道一，杜甫因尊马祖而尊怀让为七祖。为了支持怀让为七祖的结论，张文推出南岳双峰寺。张文以为，杜甫在《咏怀》诗中表示要出峡去求禅，“根据他以后的实际行踪，其求法之地当为南岳的双峰寺”其实，尽管杜甫一方面打算求法，但现实生活问题不能是他不考虑的。他晚年的行程本来就充满矛盾，既打算南行依靠韦之晋等人解决生活问题，同时又准备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北归，甚至再回到朝廷做官。即使是隐居学道，他首先考虑的是他故乡襄阳一带：“汉阳颇宁静，岘首试考盘。”(《别董颈》)况且其弟杜观在荆州多次催他前往。可见他在夔州时未必定有至南岳的计划。他离开江陵，因生活无以为继。即便潭州在唐代确有双峰寺，仍然不能确定杜甫所归依的就是此寺。因为既名“双峰寺”，仍然当依蕲州双峰寺而立名，同样表示归命禅宗祖庭之意。“师粲可”的杜甫为什么身在夔州之时，不依声名显赫而以东山法门著称的蕲州双峰，却要归依名闻不彰的潭州双峰，似乎不大可能。怀让到嵩山时杜甫尚未出世，其告别慧能之后一直在南岳观音台，天宝初年辞世，也不可能与杜甫有任何交往。我们也很难说杜甫没有受到南宗禅的影响，但总的说来，即使以南宗禅论，在盛唐与中唐之交，怀让也远远没有达到神会的威望，其学说尚有赖于马祖道一、百丈怀海加以发扬光大。正如杜继文先生所言：“在道一知名之前，怀让其人鲜为人知……在早期的禅宗文献中，作为慧能的弟子，怀让和永嘉玄觉、南阳慧忠等人一样，是不见记载的。在道一之外，怀让也别无其他有影响的弟子”可见，怀让实际上当时并没有“远自粱益，近从荆吴，云趋影附，风至川动”的影响，其声名昭彰乃在于马祖及其后嗣者的推扬。很显然，联系杜甫“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上下文来看，“双峰寺”意在兼指某个禅门，而不是强调土木结构的寺院建筑。迄今为止，未见任何文献说及怀让在双峰寺修道，并且使潭州双峰寺也声名远著，成为某个宗派的代表。张文又引《祖堂集》灵瑞和尚事，纵使确有其事，也是“出家受具即在双峰寺，后投马祖门下”，难说南岳双峰寺中僧人定是怀让一系。因马祖有一弟子与双峰寺有关便认双峰寺为怀让门下的道场，证据不足。即使是不闻于时的双峰寺僧人，也不能作为怀让一门的代表而令远在夔州的杜甫“身许”，而怀让门下当以马祖道一为代表。这样，南岳双峰寺若置于杜诗中便无着落。马祖后由福建至江西虔州南康，大历中方至洪州钟陵开元寺，乃因应刺史路嗣恭之邀。据两《唐书》路氏任刺史乃始于大历六年(771)，此可证马祖至洪州在杜甫去世之后。故杜甫作《咏怀》涛时，马祖当仍然在南康。浦起龙认为地名切合，张文也以此为据，郭曾认为唯有地名符合，此皆是附会之谈。杜甫在诗文中常用庐山慧远来代指高僧，故庐山和慧远之称常用来虚指。如用“不见庐山远”来指夔州的大觉高僧，“香炉峰色隐晴湖，种杏仙家近白榆。”全用庐山事，而显指大觉和尚所在的夔州。“隐居欲就庐山远”是指公安太易沙门。故诗家笔法与史家笔法不当混为一谈。即使按史家笔法，地名也全然不合。浦起龙说“而南康即庐山所在，下所谓炉峰时转盼，正应指此”，可见他也认为马祖其时正在南康，但唐代南康绝非是庐山所在。明清时期的南康府位于庐山之阳，和唐时的南康完全不是同一位置。《太平寰宇记》云：“唐武德五年平江左置虔州，天宝元年改为南康郡，乾元元年复为虔州，后唐长兴二年升为昭信军节度，皇朝因之。”又据
《大清一统志》关于南康府沿革，知明清南康府在元代之前此地未有“南康”之称。至于马祖修道的龚公山，也在虔州之南康。故《寰宇记》记虔州南康县龚公山云：“龚公山，在县东北一百八十里。其上奇峰翠，前后连延；萝木泉石，左右襟带。昔有隐士龚亳栖此，因以名焉。”两地一在彭蠡湖西北，一近于岭南，相距甚远。可见认为杜甫拥怀让、依马祖之说，应系误解地名并在此之上作出过多联想而所致。且此时湖南，是石头希迁传法道场，与怀让有别。杜甫如依马祖当往虔州，但没见他有此念。怀让在世时北宗正盛，未见他本人呼应神会拥护慧能为六祖。或许马祖及其弟子当年也参与法统之争，但其影响力总的来说尚不及神会。印顺法师说“韦处厚作碑，说到禅的分散，是代表洪州宗当时的意见……碑文虽不满神会门下的‘坛经传宗’，而称神会为‘得总持之印，独耀莹珠’，大有曹溪门下第一人的意思。那时的洪州门下，对神会还是表示尊敬的。”神会既然在贞元时被钦定为七祖，故在此之后，终有唐一代，也不大可能有其它人能公开称七祖了。故北宋时汾阳善昭等人出于光大本门的需要以怀让为七祖，并不奇怪。
况且一个人的观点形成当有一个过程，改变当有原因，杜甫不大可能今日奉普寂为七祖，明日又尊怀让为七祖。开元及天宝之初，北宗禅在两京地区在占据绝对优势，南宗在神会入洛之前则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此时则两京地区士大夫普遍拥普寂为七代传人。张说称神秀“继明重迹，相承五光”㈣，已经为普寂作七祖埋下伏笔。李邕谓“达摩菩萨传法于可，可付于璨，璨授予信，信恣于忍，忍遗于秀，秀钟于今和上寂。”严挺之言“自可、璨、信、忍至大通，递相印属。大通之传付者，河东普寂与禅师二人，即东山继德七代于兹矣。”杜甫少年时喜欢和比自己年长者交往，结识严挺之、房等都很早杜甫作为严挺之、李邕、房等人之故交，趣味相投，理应和他们相近似。以严挺之为例，杜甫至晚在开元二十三年已经与他相识，并至其家。严挺之事义福、普寂多年，杜甫与他交往，当受其开导。严挺之开元中曾多年知考功贡举之事，热衷功名的杜甫利用世交的关系与其交往，本是自然之事。义福于开元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晚坐化。“大智禅师葬于伊阙之北。送葬者数万人。中书侍郎严挺之躬行丧服，若弟子焉，又撰碑文。”此事是当时两京地区的重要新闻，更是严挺之一生中所遇重要事件之一，不可能不耿耿于怀。杜甫去年回东都，“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第二年往游齐赵。很有可能在义福去世时，杜甫仍在东都。作为严挺之的朋友，挺之或许把义福圆寂后所现祥瑞之状告诉杜甫，杜甫也当见过挺之所写的《大智禅师碑铭》，从而加深了他对佛教的信仰。杜甫《游龙门奉先寺》作于是年。从“云卧衣裳冷”来看，固然有佛境清凉之趣，联想到他曾说“余亦师粲可，身犹缚禅寂”乃至“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对北宗禅的归依，义福圆寂葬于奉先寺北冈与杜甫游寺宿寺未必全然是巧合。杜甫游齐赵之前宿于此，或许是出于对义福的追念吧。
杜甫曾在《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诗中云“余亦师粲可，身犹缚禅寂”。此已明言所学乃惠可、僧粲之禅，粲可其后乃是道信、弘忍以来的东山法门。故就诗中标举“粲可”而言，当是舍东山法门别无他途。一般认为，东山法门侧重于守一、守本真心、守本净心。从五祖弘忍的后嗣者神秀与慧能来看，神秀一路重渐修，倡染净二心说，禅法相对继承较多；而慧能的顿悟说则发展较多。故笔者以为，杜甫一言“师粲可”，再言“双峰寺”，乃是对禅宗传统的强调，从而与菏泽一系的较为激进的改革保持一定距离。
学者或谓杜甫言“缚禅寂”乃是以学北宗为缚。既以北宗为缚，则倾向南宗可能性甚大。刘卫林先生认为，“杜甫在诗中自称‘身犹缚禅寂’，固然不乏自谦之意，然而杜甫自称修心至于禅寂的做法，事实上正属北宗禅法所追求的目标所在……杜甫诗中所称‘身犹缚禅寂’，亦即神会以上所述(笔者案：此指‘若修寂住寂，被寂缚，’)之意，由此可以杜甫对于南宗禅之说，其实颇通其理；然而杜甫又以学禅法而缚于禅寂自居，则可见其本人对南北两宗禅法俱有深刻体会”。笔者以为，这都是对“缚”字有所误解所致。“缚禅寂”，非是以禅寂为束缚，而是正相反，即缚系于禅定之中，是安于坐禅之义。至于神会偏重于慧，认为专心坐禅是缚，是神会的观点，不可因语辞而强加于杜甫。古人对于“缚禅”，多作安于坐禅来解。例如：上者根心猛利，应舍结，使缠缚禅定惠力，心得解脱，净身口意，出于缘务烦恼之家。(道诚辑《释氏要览》)字曰澄印，从云谷会公缚禅于天界寺，发愤参究，疽发于背。(福善录《憨山老人梦游集》)以上两例皆出于佛教著作，皆以缚禅为安禅。又如古人诗文云：还将瓮头春，慰子雪入牖。我方缚禅律，一举烦屡嗅。(陈师道《和苏公洞庭春色》)两石相逢已投分，何消引我为俦敌。与君倾盖便忘年，未害吾人缚禅寂。(冯时行《谢素师惠二石》)上举两例之“缚禅”，皆安禅之义，其中第二例“缚禅寂”与杜诗相同。可见，杜甫之“身犹缚禅寂”不但没有否定坐禅，而且也没有自谦，他是以此为基础强调与许十一的共性。从“谬引为匹敌”一语来看，反而恰恰是引以为自豪的。后来杜甫游慧义寺得句云：“谁能解金印，潇洒共安禅。”
南北两宗，虽有相近之处，但北宗更强调心静，偏好幽静的环境，以求得心体之净；南宗则更虚无，重无念、无住、无相，不刻意求静而得静。观杜甫之诗，也可见其受北宗影响颇深。杜甫诗中好用“静”字。笔者统计其诗中“静”凡七十一用。他认为修养高深的人其心静，干脆以“静者”相称。“蔡侯静者意有馀，清夜置酒临前除”，“静者心多妙，先生艺绝伦”。他称赞赞公“好静心迹素”，其心“素”，正是勤于坐禅，是“时时勤拂拭”的结果。杜甫偶尔也爱热闹，有时奔走权门内心难免炙热，因而非常喜欢幽静的环境。从禅宗的角度来说，好静更符合北宗的趣味。他在秦州时，佛教的信仰更见加深，翻山越岭，寻找幽僻的环境隐居，醉心于“自闻茅屋趣，只想竹林眠。满谷山云起，侵篱涧水悬”的清净。他在成都时，裴冕等人投其所好，为他寻觅了浣花溪边极为幽静的地方：“浣花流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在生活得到安定一些的时候，他可能由于参禅的原因，表示对交游不感兴趣：“渐喜交游绝，多病也身轻。”他渐渐怕人来打搅他的宁静：“畏人成小筑，褊性合幽栖。门径从榛草，无心走马蹄。”(《畏人》)他表示要屏迹了：“衰颜甘屏迹，幽事供高卧。”(《屏迹三首》)在夔州时，他的习性仍然未改：“人见幽居僻，吾知拙养尊。”(《晚》)因爱好幽居，故杜甫诗中常用喜用“关门”。给人印象深刻的是杜甫初见赞公时，他意味深长地用了“到扉开复闭”，以状赞公内心清净不染尘俗。其它如：“所居秋草净，正闭小蓬门”(《秦州杂诗二十首》)“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客至》)“懒慢无堪不出村，呼儿日在掩柴门。”(《绝句漫兴九首》)“无数春笋满林生，柴门密掩断人行。”(《三绝句》)“牛羊下来久，各已闭柴门”(《日暮》)“高秋收画扇，久客掩荆扉。”(《伤秋》)“风扉掩不定，水鸟过仍回”(《雨》)。这种排除外界干扰以求得内心安宁明净的方式和坐禅形式上不同，但实是相通。
北宗禅法重视静染两心的差别，在实践上注重观心、守心，破除染心；南宗虽然也说自性清净，但偏向于空寂而不着一念。杜甫也每每有保持心体明净免遭污染的观念。他在梓州所作《谒文公上方》诗云：
俯视万家邑，烟尘对阶除。
吾师雨花外，不下十年馀。
长者自布金，禅龛只晏如。
大珠脱玷翳，白月当空虚。
甫也南北人，芜蔓少耘锄。
关键词： 杜甫 杜诗版本 《杜诗详注》
一、清代杜诗版本研究的总体风貌
对杜甫诗歌的文学批评并非清人首创，其发源远早于清代。在宋代学者对杜甫的生平有了系统的研究、对其诗歌详加考定后，对杜诗的文学批评就兴起了，学者们纷纷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评论杜甫的诗歌艺术上。现存最早的这类研究要数生活于宋元之交的学者刘辰翁（1232-1297）的大作《刘溪批点杜诗》。这部二十卷的杜诗研究后来被高楚芳重新编定，与早年的千家本编辑在一起成了一部二十卷的《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①。这类批点杜诗成了元明之际杜甫研究的主流，涌现了一大批评点杜诗的版本，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中没有一部书对杜甫或其诗歌的研究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这种杜诗研究的衰微景象在明末清初的学者王嗣（1565-1648）撰写的《杜臆》那里首先得到了改观。王嗣于明朝末年的大乱之世以“以意逆志”的方法研究杜甫，并开始把他读杜诗的感受编辑成书。在经历过明末的天下大乱之后，王嗣深觉与杜甫当年经历安史之乱有共通之处，这种相似的人生体验最终帮助他更好地理解杜诗。尽管《杜臆》的大部分在明朝彻底覆灭前已经写就，但是这部著作不仅与元明研究杜甫的路数大相径庭，而且对清代的杜诗研究产生巨大的影响。比如，仇兆就把王嗣的大部分评论和批点编入了他那部呈阅御览的《杜诗详注》中。因此，与其说《杜臆》是明末研究杜甫的余续，不如将它认作是清朝研究杜诗的发端。除此以外，《杜臆》还是第一部以杜诗全集为底本的分析杜甫诗学的独立著作。王嗣的那些饱含对历史背景深入细致考察的评注通常能够帮助读者追寻杜甫的人生足迹。
除了王嗣在点评杜诗上的努力外，清朝初年的学术界更流行朴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对杜甫诗集这种经典的著作。钱谦益和朱鹤龄的杜诗研究就是考证文本的范例。由于深受当时的朴学影响，这两位学者都把注意力又放回对杜诗中典故、人名和地名的注释及对杜诗中相应历史事件的考证上。曾经有一段时间，钱谦益把朱鹤龄专门聘请到家中研习杜诗，他们两位曾经一起研究各种不同的杜诗版本及注释，并且时常交换意见。曾出任顺治朝礼部侍郎的钱谦益在短暂地在朝为官一段时间后就退隐在常熟的家中，以闭门收集各种善本孤本书籍自适。钱谦益对杜诗的校订始于1633年终于1663年。除了那些流行的杜诗版本，比如王洙本、蔡梦弼本等外，钱谦益还选择了吴若1113年付梓的宋本作为底本。吴若在本子中并没有作任何注释，而且把杜诗按照古近体分章别类。因为注意到吴若本缺乏年代顺序这一特征，钱谦益在编订自己的本子时特别注意校对杜诗中相应的历史事件，事实上他确实修订了不少杜诗编年上的讹误。
和钱谦益的本子有紧密关系的另一个杜诗版本是朱鹤龄的《注杜工部集》。作为钱谦益的朋友朱鹤龄在1655年到1657年间曾经从钱那里借阅过很多注释宋本杜诗。然而，与钱谦益的选择不同，朱鹤龄最终选用蔡梦弼的本子为注释底本。朱鹤龄的本子不仅继承了宋代学者对杜诗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以对杜诗中涉及的历史事件和地理位置的精确考证及以对前代注释的仔细校订为特色的文本研究影响了很多清代后来的版本。仇兆的《杜诗详注》和杨伦的《杜诗镜铨》就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朱鹤龄的研究②。这在杨伦那里尤为突出。杨伦把朱鹤龄的本子当做注释的底本，其中只有少数几条是依照其他学者，诸如仇兆、王士和何焯的本子加以修订。钱谦益和朱鹤龄的本子分别在1667年和1670年相继出版。这两个杜诗版本奠定了清代杜甫研究的基础。
但是，真正代表清代点评杜诗的本子直到张的《读书堂杜工部诗集注解》于1698年出版才真正出现。避开了对杜诗中典故、地名和那些不同文本的差异的注解，张的杜诗本子是以评点解释杜甫诗歌为主要特色的。③不同于钱谦益和朱鹤龄的考证学的发放，张把精力全部放在了对杜甫诗歌的文学批评上。他的评论往往可以读作是简短的诗歌评论，从中读者能够很快理解杜甫的诗歌语言。
杨伦的《杜诗镜铨》是清代学术史上最后一部关于杜诗的重要作品。正式出版于1791年的这个杜诗版本以其选择性的批注闻名于世，这点与仇兆的《杜诗详注》务求穷尽的方法形成了鲜明对比。杨伦对于注释的选择是以更好地满足读者对杜诗中典故的更易理解、对那些地名的更好认定，以及对杜甫诗歌艺术的更佳欣赏为目的的。在杨伦的《杜诗镜铨》之后，大概出现了三十余种杜诗版本，但是其中再没有一本对杜诗研究作出过巨大贡献。
二、《杜诗详注》：最全面的杜诗版本
在现存的杜诗版本中，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对于研究者来说是最无可取代的一个版本，也是流传最广的一个版本。《杜诗详注》不仅包含最全的前代注释，而且加上了仇兆鳌个人对杜甫诗学的研究。仇兆鳌所采用的方法正是由顾炎武和黄宗羲及那个时代的很多其他著名学者创造的朴学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所提倡的训诂的认真细致为准确地解读杜甫的诗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仇兆鳌在《杜诗详注》中选择的那些注释来自于他之前的宋代和清代学者的重要杜诗版本。这些注释包括来自一些在当时被忽略的注家的著作。编著了《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集》的黄鹤在《杜诗详注》中被引用了884次，朱鹤龄被引用了751次，而作为清代著名语言学家的黄生④被引用了367次。被引用最多的著作是王嗣的《杜臆》，被引用了1075次。由于《杜臆》流传不广，大多数清代学者的杜诗版本都没有引用王嗣，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恰恰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在选择引用哪些注释上，仇兆鳌对杜诗和前代文本的互文性给予了很大关注。他经常指出那些平行文本，包括杜甫的用典和戏仿。尽管仇兆鳌并没有把这些平行文本分成不同的类别，他对这些平行文本的引用对于后来的学者研究前代作家对杜诗的影响提供了极大方便。
《杜诗详注》的重要意义在于仇兆鳌对于杜诗音韵学的研究，在由复旦大学图书馆保存的清木刻版《杜诗详注》的封皮页上清楚地写着“史官仇兆鳌诵习”，说明仇在研究杜诗时经常诵读其诗。可能正是由于仇兆鳌的诵习习惯，他最终决定重构很多词语的唐音。他在书中提供了4360个韵脚、多音字和罕见字的语音信息⑤。除此以外，他还创造了一套可以标识声调不同的多音字不同意思的符号。据统计，钱谦益的版本只有83个注释是关于语音的，王嗣的版本则更少。和清代这些早期的版本相较，仇兆鳌是清代第一个对杜诗的音韵学系统关注如此之多的学者。
由于《杜诗详注》广泛地保存了从宋代到清代早期的注释，仇兆鳌不仅在文学史的背景下提供了一个研究杜甫诗歌技巧的友好的文本，而且他的版本对于追寻前代研究杜甫的轨迹也非常有价值。假如只有一个版本可以用来研究杜甫的诗歌，《杜诗详注》毫无疑问应该就是学者们选择的版本。尽管其他版本，比如钱谦益、蒲起龙和杨伦的著作都对杜诗研究作出过特殊贡献，但是没有一个版本可以替代《杜诗详注》中的广泛而精细的注释。
注释：
①高楚芳重新编定了刘辰翁的本子，并在自己的研究基础上编定了自己的版本。他的版本在元朝被重印数次，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杜诗版本。见洪业，《杜诗引得》序，《杜诗引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32-33.
②关于朱鹤龄的版本，见蔡锦芳.《注杜工部集》研究.《杜版本及作品研，究》.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93-121.
③刘文刚.的杜甫研究.杜甫研究学刊，2009（4）：48-56.
④黄生写了一部《杜诗说》，主要研究杜甫的诗学艺术及如何从杜诗中学习作诗。关于《杜诗说》的研究，见王永环，生《杜》研究，硕士论文，西北范大，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