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05 06:08:17
60年来，《开罗宣言》始终是中国人民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反对台湾与大陆分裂的法律武器。然而正是这同一份国际法文件，也往往成为某些鼓吹“一中一台”、“台湾独立”的人们肆意攻击的目标。其说法集中到一点，就是否认《开罗宣言》的法律性质和法律效力。他们将《开罗宣言》贬低为只是表达共同目的或意图的一般政策性声明，断定其不足以构成任何法律上的义务和责任，在法律上不足为据。
其实，《开罗宣言》的法律拘束力，早已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早已确认其法律效力，国际法上也有充分的根据证明其法律效力。诚然，国际宣言在很多场合是一种政策性声明，不产生国家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也并非尽然。据上世纪英国国际法学家H？劳特派特所阐述而为国际法学界普遍接受的权威解释，凡载有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代表国家达成的协议并且订明有确切的行为准则的国际宣言，都被公认为对各该国具有法律拘束力。这一解释已为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实践所一再证明。《开罗宣言》恰恰具备这样的三个条件。首先，它是以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的名义共同发表的，表达了三国政府的共同意愿；其次，它记载了三国领导人达成的协议；第三，它明确规定了三国对日作战的行为规则，包括确认台湾是日本所窃取的中国领土，承诺务使日本在战后将台湾归还中国。《开罗宣言》所具有的这三个条件，不但使它从本质上区别于国家间的一般政策性声明，成为一项法律文件，而且具备了国际法上条约构成的法律要素，成为三国间的一项有法律拘束力的协议。
也曾经有人以《开罗宣言》没有采用一般法律文件的形式为由，来否认其法律效力，这同样也是不能成立的。国际法上没有任何规则规定条约的必要形式。确定一项文件的法律性质是否是一个条约，决定性的因素不是其名称或形式，而在于它是否意图在缔结国之间创设权利和义务。《开罗宣言》所以被公认为具有条约或协议的性质，恰恰主要不是依据其形式，而是依据其内容和意图，即签署国之间协订的有关战后对日本处理安排的权利义务的承诺。
《开罗宣方》的法律性质与效力不但在法理上无懈可击，事实上也很快为后来的国际实践所确认。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发表的《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第八节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言这凿凿地将《开罗宣言》的内容列入这份重要的国际协议，进一步验证和加强了《开罗宣言》的国际法效力。该公告后经劳联加入而变成四强的共同保证，对四国均有约束力。同年9月2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书》则昭告世界，“承担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之义务”。毫无疑义，这其中当然包含无条件接受《开罗宣言》并履行其必须将台湾归还给中国的义务。
不仅如此，在当时的中国政府根据《开罗宣言》及盟国间协议，从日本手中收复台湾、再度确立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之后，世界各国，包括西方主要国家，都以多种方式对《开罗宣言》的法律效力及台湾回归中国的法律地位予以确认。尽管在冷战前期，出于政治需要，某些大国官员在个别场合曾经对《开罗宣言》的法律性质与效力表示过质疑或异议，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大国在正式场合或公文中公然冒犯“禁止反言原则”，公开否认《开罗宣言》的法律效力。相反，长期以来，《开罗宣言》在一些国际文件中屡屡被引为法律证据，则是不争的事实；而那些企图否认其法律效力的政治集团与个人的活动，都无一例外地归于徒劳。
法律是庄严权威、不容挑战的。《开罗宣言》在经历了60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依然以其确定的地位与效力，屹立于国际法律之林。台湾岛内某些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把《开罗宣言》视为他们分裂祖国、策划台湾独立的最大的国际法障碍，总得想方设法否定其法律地位和效力，总欲去之而后快。他们置基本事实的国际法于不顾，鼓吹什么“两国论”、“一边一国论”、“台湾独立论”等等。殊不知，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一项历史性法律文件，决不会因个别人的攻击而受贬损，反而只能彰显出攻击者违抗法律的险恶用心。现代国际法提不出任何有效的证据来证明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也找不到任何有力的根据来证明台湾地区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开罗宣言》的法律地位和效力，如同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事实一样，铁证如山，历久弥坚，永远彪炳于国际法史册。
一、主要问题
当前，许多专家认同此论文的观点:如果仅仅从逻辑的角度对文本加以分析，1789年人权宣言中对各项权利的论证显得没有章法。实际上，与人权宣言旨在建立起的立法权相比，这些权利没能得到保护。立法权是以“国民”的名义行使真正的。国民在理论上成为的所有者，行政权与执行权也是如此。正如米歇尔•特洛贝(MichelTroper)所言，〔2〕人权的理念像数学的公理那样，明显源于自然权利(人权宣言序言、第1条与第2条)。然而，自然权利接下来(从第3条开始)却要臣服于法律，立法者通过法律限制自然权利及其内容。权利的内容取决于对其限制的界定，正如第4条所言，由法律，即立法者的意志决定。〔3〕所有相关的权利(言论、宗教、出版、刑事方面的自由以及财产)都受法律的限制。自然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财产权与安全)是不正自明的，笛卡尔也阐述过这种不言而喻的属性(人类运用理解力能够通过思考形成清晰、明确的观念)。〔4〕然而，自然权利却要屈从于由代表所组成的议会的意志。1789年人权宣言的(政治)意图是什么?与文本表面上的理念相反，也与1789年的革命者几近一致的口径相反，宣言旨在证成(légitimité)立法之，并非自然权利之。事实上，革命性的文本假定了法律对自然权利的保障。〔5〕然而，就定义而言，“反抗压迫的权利”(第2条)不屈从于法律。对该权利的分析属于人权宣言的“另类逻辑”，尤其对当代社会而言。应当注意，从现代角度看，1789年人权宣言文本有两处重要的缺失。这些缺失实属故意所为，因为革命者们对此心知肚明。其一，缺少集会的权利，该权利允许创立介于个人与国家的中间团体。这些团体能够帮助立法(与市民社会的合作)，或者努力缓和法律对社会的影响。其二，缺少真正的司法权(与立法权与执行权平等，却独立于前两者)。其合法性可能在于，一旦法律是不公正的，独立的司法权将审查法律。1791年宪法也没有关于独立的司法权的规定。这就是问题之所在，得益于当代民主社会与“法治国家”(就是指立法、行政、执法以及司法置于法律之下并受法律控制的国家)的视角:人权并非受1789年人权宣言的保护，事实上法律具有重要的地位。此即法国的“法律中心主义”，将法律视为全部制度的中心，具有最高的位置。
“人权宣言”隐晦地表现为“国民的法律宣言”，或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为，证成了立法者对法律的制定;“法律是公意的体现”(第6条)，立法者就是国民本身。随着大革命的发展，从1793年至1794年，在雅各宾派与吉伦特派运动内部，很容易就以法律的重要性之名义来限制自然权利。在雅各宾派那里，“公民”吸收了“人”，“美德”确立了一个伦理———政治的模范，“共同幸福”的观念(正如1793年山岳派宣言所阐述的那样)操控了个人的选择。〔6〕当然，大革命的恐怖并非“源于”1789年人权宣言中的那些权利;正相反，由于实在法高于自然法、公民高于人、公众高于个人，恐怖才有可能出现。因此，恐怖并非源于1789大革命，而是由于将1789年人权宣言的通常理解发展到极致:法律是“公意的体现”，社会的人权始于公意，也止于公意。公意将作出决定的权力交给国民代表，他们便自动获得了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一旦来源于自然权利，就能做原始的自然权利所能做的任何事情。对此种政策的合理解释来自于罗伯斯庇尔:仅仅“宣告”(使其明确并公之于众)人权是不够的，必须通过对反对者的压制来“建立”人权。在此，首先总结出对宣言古典解读的诸多预设:包括制宪会议、立法议会以及国民公会的观点，然后是19世纪共和派的立场;其次，考察雅各宾派的权利观。再次，从另外一个角度，特别是从现代视角来理解宣言文本;最后，从目前的，也就是宪法的角度解释宣言:权利既不是“宣告的”(1789年)，也不是“建立的”(罗伯斯庇尔)，而是需要通过宪法加以“保护的”。于是，除了哲学家之外，没有人会考虑实然权利与自然权利之间的区别。历史上，1789年人权宣言起到了推动解放的作用。针对特权的解放，针对法律上的不平等的解放，以及个人针对仅仅由于出生之偶然而使其处于从属地位的团体的解放。因此，个人与团体间的明显对立就形成了法国的公共空间。然而，正如马塞尔•顾歇(MarcelGauchet)所指出的那样，〔7〕人权宣言也曾经起到过证成精英政府的作用。伊曼纽尔•约瑟夫•西耶斯(Emmanuel－JosephSieyès)也曾声称，精英政府应当由职业政治家以及公共事务的专家组成。由于法律出自国民议会，因而是公意的产物，精英政府因此获得相对于市民社会的自治地位。精英政府通过代议制进行统治，除了其中的一些代表外，他们不考虑议会重组时是否存在不再被选上的风险。实际上，尽管宣言使个人从特权团体以及不平等的地位上得到解放，个人的解放也仅限于使其具有作为服从的公民之资格:“任何依法受到传讯的人应当立即服从;如果他反抗，将使自己陷入承担罪责的危险之中”(第7条)。如果自由“意味着可以做任何(作者强调指出)不侵犯他人的事”，即使是这里提及的“任何”，也由法律决定，因为“这些界限(自然法的)只能够由法律决定”(第4条)。此外，1789年人权宣言假定个人———公民不会受到压迫，因为法律不可能是不公正的。〔8〕由于法律是公意的体现，法律就不会有害，公意绝对不会侵犯自己。如果个人感觉受到了侵害，他就是在维护“特别利益”，而不是公意所寻求的公共利益(表达了卢梭的理论)。〔9〕从这个角度出发，1789年人权宣言并没有赋予个人反抗国家的权利(这是美国的理念，而非法国的)。就其目的而言，相对于国家及其行政管理，宣言并没有为个人提供保护。相对于公众，宣言也没有为个人提供保护，因为那种理论假定集体是潜在的压迫者(其后的托克维尔的思想，自由主义运动)。实际上，人权宣言将社会关系政治化，她将人与人之间以及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界定为深度的政治关系，体现为向集体致敬。在这个意义上，人权宣言是尚未定型的共和派思想的产物。列•沙白里埃法(LeChapelier)能够进一步证明上述主张。在两部重要的法律(工会、俱乐部与大众团体)中，宣言里中立性质的国家实际上甚至将经济与社会关系政治化。1791年，列•沙白里埃法声称，工会法的立法意图是:“在国家内不再有同行业者集团，只存在个人的特别利益与公众利益。任何人都不得诱导公民寻求中间利益，不得以同行业者集团的形式使公民与公共事务相分离。”所使用的词汇，例如公民、国家、公共事务，尽管指向工人或雇主的经济团体，表明政治理念支配了公民:公民独自面向公意，公意体现于议会而不是社会，公民不得参与“中间利益”，尽管在经济与社会层面存在诸多集体利益。〔10〕1789年人权宣言与1791年宪法拒绝承认集体利益，目的是避免形成教会联合体(圣会)。仅存的集体利益就是国民的利益，“公众利益”存在于国民议会而非市民社会。
二、雅各宾主义于1793年至1794年的曲折道路
雅各宾派运动以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促进向真正的自然法“回归”为理由，证明公权力相对于私权利之增长的合理性。〔11〕人权不仅仅是为了记忆而加以“宣告”，还必须以强力对待“人民的敌人”，以实现人权。实际上，人民的敌人是那些缺少“美德”的人(伦理———政治学的标准)。他们反对雅各宾派运动及其联盟山岳派(位于国民公会左侧的派别)，还包括吉伦特派、丹东、拉法耶特以及埃贝尔等人的朋友们、有钱人、贵族(丧失了封号的)，以及那些没有宣示效忠的教士等。这些人都是“人民的敌人”。1794年1月，罗伯斯庇尔宣称:“应当彻底除掉那些邪恶的家伙，他们总是密谋反对人权，反对所有人的幸福”。如果人权具有永久的属性(1789年人权宣言指出，它们是“不可剥夺的、神圣的”)，现在就应当与那些“持久”的反对人权的密谋做斗争。在大革命中，对人民的敌人施加恐怖是“适用民主基本原则的结果”。〔12〕开展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确立(作者强调)人权”(1793年4月19日的演讲)。于是，自然权利的本质突然发生转变。自然权利不再关乎对人的本质属性的再发现，或是基于人的属性与尊严而尊重人与生俱来的那些权利，〔13〕而是关乎创造新人。正如通常所言，使一个人获得“新生”，同样也使人民得到新生。作为国民公会的组成部分，法律变成促使那些以自我为中心、唯利是图者获得新生的工具。毕洛•瓦汉(Billaud－Varenne)写道:“如此说来，为了使他们获得自由，必须将其重铸，必须破除其以往的偏见，改变陋习，使邪情私欲得以净化，压制贪欲，将邪恶利益连根拔除。因此，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勇往直前，树立公民美德，进而与贪婪、阴谋和野心做斗争。”这些言语中表露出了唯意志论的观念:拆毁、改变、完善，等等。为了实现“净化”的事业，革命政府(1793年12月建立)召集民众:有助于推进革命进程的集会权再次得到确认!然而，在民众之上的，是人们所熟知的“核心”，即政府与国民公会，由它们负责促使人形成新的属性。而法律不仅意味着限制自然权利(法国的“立法中心”主义)，根据雅各宾派于1793年发表的言论:法律应创设人性，或如罗伯斯庇尔所言，创造新的“本能”。“社会的首要任务是，为了道德而创造(人)，要快速，无须冗长的论证，趋利避害而已。”(为了敬拜最高主宰，于共和2年花月18日的讲话)。在雅各宾派的言论中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创造“新人”，同时却仅仅“更新”被邪恶社会腐化了的风俗、情感与性格。“自然”的理念呈现出前后矛盾的特征，但请注意该理念也体现在卢梭的理论中。人真正的道德本质从属于未来，它只存在于历史上必定要出现的社会中，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就怀有这样的期盼。然而，基督教的理念(圣保罗所主张的“新造的人”)是雅各宾派的主要思想来源。〔14〕面临着与内部敌人的冲突加剧以及同外部反法势力(英格兰、奥匈诸国)战争的压力日益升级，作为临时、特别的革命政府，必须毫无保留地将这些理念付诸实践。在一项使革命政府致力于道德与风俗的“共和派体制”计划中，圣•茹斯特写道:“体制的目的是要实现家庭和睦、公民友爱、公益至上，遏制犯罪的激情，使人心返璞归真(作者强调)、达至纯洁，造就祖国。”监督、揭发，将个人生活置于公众视野之下成为“回归本性”与净化道德的手段。同时，由于犯罪的激情扭曲了人性，腐化了社会，应当最大限度地加以遏制。这真是法律的奇迹:圣•茹斯特在其他演讲中还指出，“立法者统领未来”。由此可见，革命者用打造或找回本性的理念来证明激进的革命以及无限制地使用法律是正确的。
三、宣言的另一种逻辑
宣言文本中的另一种逻辑主要体现在序言与两个条款中:表现为与政治权力相关的事先、自动的政治合法性，以及使公民对该合法性予以评价，即评价法律的价值以及政治权力的运行是否公正。人权宣言的序言部分表明，人权的存在是不证自明的，然而人权不再受到尊重，当权者们不知人权，或是忽视人权，轻蔑人权。人权宣言只是在特定的日子里将业已存在的权利加以表述:“经常呈现在社会各个成员之前”的人权宣言是一个经常性的“提醒”。公民们将能够判断“立法权的决议与行政权的决定”，他们将能“随时和整个政治机构的目标相比较”，他们也能够在必要时提出“请求”。〔15〕这些语言表明，每个公民都有资格针对法律以及行政行为(执法权)判断自己的自然权利是否受到了尊重。〔16〕当今正是全球化的时代，西方民主国家中市民社会的自治非常明显。公民或公民团体，在媒体的帮助下，对法律以及行政决定进行评价。各国政府越来越倾向于必须立即回应，而不是等到下次选举到来之时再回应。人们认为，在深刻改变局势与居民生活状况(修建铁路、高速公路、建立气味处理工厂等)之前，法国行政管理应当对民意调查作出反应。长久以来(从19世纪起)，这种“公益调查”已经成为政府的一种法定义务。在公民与政府管理者(包括专家或工程师)的冲突中，后者有时否认或贬低居民判断公共利益的能力。行政管理试图代表法国的公共利益，但目前却难以持续拒绝对公共利益进行协商。个人、消费者、居民，以及公民们自己要求发表意见。这些意见是非制度性的，但却特别有力量。为了使公民服从以国民为名义或者以国民自称的那些发言人，1789年人权宣言首先假设了法律的代表性。此外，根据西耶斯已经创立的理论，国民只存在于经选举的议会中，并通过该议会体现出来。〔17〕目前，“意见”这种非制度性的力量能够使政府感到惧怕，即使在民主国家也是如此，因为意见的表达能够独立于选举、政治党派以及政治专业人士。合法性不仅仅体现为议会以及法律:市民社会也一同分享合法性，通常在政治党派之外，市民社会想通过自身来界定合法性。此外，人权宣言第6条和第14条的规定也体现出这个长期遭受忽视或拒绝承认的新逻辑。第6条关于立法，“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经由其代表去参与法律的制定”。第14条关于税收，公民能够“有权亲身或由其代表”来确定赋税的必要性。而且，“反抗压迫的权利”还展现出社会自身的力量。当今，个人参与表现为规范的多种共生品，通过“参与的民主”(在法国仍处于初始阶段)提出要求，其优势在于向公民或个人(居民、消费者、劳动者)咨询，由他们来监督法律的制定。〔18〕然而，这只是一个发展趋势，并不必然是代议制民主最好的演化方式。
四、宪法的角度
政治权力，作为个体的自然权利之产物，一旦得以行使，如何保障其不会打压作为基础但本身却缺少强力的权利?根据美国早期最高法院审理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1803年)所确立的模式，宪法法官已经给出了答案:违宪审查制度。如果宪法规定法官审查对人权的尊重，为了使法官有权阻止立法甚或是执法行为，宪法必须完全保障司法权独立于立法权与执法权。在大革命期间，革命者不想让法官拥有如此权力去限制、审查或是取消“公意之体现的法律”(1789年人权宣言第6条)，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人们都清楚旧制度中的最高法院的权力，经常阻止国王意志的行使，成为贵族式的团体，而不是国民权利的捍卫者。最高法院的权力如此之大，路易十四取消了谏诤权，即对抗国王的权利;巴黎的最高法院甚至禁止并当众焚烧了卢梭的《爱弥儿》，给世人留下了很糟糕的印象。其二，大部分革命者认为，司法是从属性的权力，而不是与立法权平等的权利，因为那将意味着司法权可以“阻止国民的最高意志”。他们主张，国民不应当受到法官的限制。就而言，国民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国王的位置，因此必须避免重新为设置障碍。从这个角度出发，法国的观与美国的分权制衡理念(联邦制、强有力的司法权、造物主赋予权利)相去甚远。1795年，当国民公会决定起草第三部宪法时(前两部分别为1791年与1793年宪法)，西耶斯曾尝试创设“宪法审查委员会”(Juryconstitutionel)，即独立于立法权并有权裁判侵犯人权案件的机构。其认为该宪法审查委员会应当拥有诸多职能，其中之一可称为“人权法庭”，以审查那些侵犯人权的法律。此举以失败告终:在投票时，西耶斯没能得到任何一票的支持!尽管如此，西耶斯文本的内容却很有趣:为了说明创设裁断法律的法官之合理性，西耶斯必须将当时的诸多观念重组，正如笔者所提及的那样，〔19〕特别是那些关于、代议制、协商以及意志的理念。共和三年热月2日与18日，西耶斯两次在国民公会发表演讲，抨击理念:“这个字只不过代表了人们想象中的庞然大物，因为法国人的脑袋曾经充满了对皇权的迷信”。
自1789年以来，尤其是雅各宾派，将国王转换为国民，实际上则是代表国民的议会:对于西耶斯而言，这就是大革命中恐怖的来源，自认为在其领土上不受任何限制的国家，一个怪胎。发生在1793年至1794年的恐怖就来源于对国家意志的迷恋或偶像崇拜。除批判理念外，在热月2日与18日，西耶斯也抨击了意志的观念，包括人民的意志、公意等。他试图用两个对峙的机构来取代，一个代表人民的需求(护民院)，另一个则代表行政当局(政府)。每一个机构都将表达其所“代表”(代议制的新理念)团体的需求，并为其辩解，由立法者裁决:“立法权仅由一个团体行使，代表国民的判断”。〔20〕立法者不表达“意志”，根据司法裁判的方式，只在辩论的双方中作出判决。立法团体代表人民进行裁决，因为人民并不拥有意志:人民听任双方作出评论，一方是护民院，“需求的代表”，另一方是政府，“手段的代表”，人民倾听立法者的裁判，即“国民判断的代表”。假设立法者出于对多方利益的曲解而创制出恶法，宪法委员会就有可能受理侵犯人权的控告:后者将针对立法者的裁决重新作出判断，也可能将裁判取消。制宪会议的代表们认为，该委员会权力太大，问题就在于其合法性来自何处。他们从出发责难西耶斯:以何种名义能够表明宪法审查委员会比立法者更公正、更接近事实?西耶斯则认为，司法中审慎的协商机制能够证明该团体具备实际能力，是睿智与公正的。为了保障人权与公共自由，当代民主国家采纳了的原则。在法国，宪法委员会从1971年起回应了这个请求，因为该机构扩大了1958年宪法的授权范围。1985年，在一个特别重要的判决中，宪法委员会为立法者设置了严格的界限:“在尊重宪法的范围内，法律是公意的体现”。〔21〕作为宪法的守护者，宪法委员会扮演了判断议会立法界限的角色。此外，在萨科奇总统的要求下，制宪权允许每个公民将案件提交宪法委员会，以便重新审查以往法国的所有法律。在法国，“法律违宪的例外”(按照传统的称谓)也可称之为“宪法问题优先”，对最高行政法院、最高法院以及宪法委员会等这些有裁判管辖权的机构委以重任。于是，通过借鉴与美国相似的制度，法律适应了社会的新需求，对社会中的权利予以确认。虽然宪法委员会自称在行使关于1789年人权宣言的职能，但却从未使用“自然权利”一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法官不愿将一个哲学概念引入到裁判中。在法国，欧洲的法官也同样如此，〔22〕自然权利的理念通常被搁置一旁。然而，正如曾任宪法委员会主席的大法官乔治•凡德尔(GeorgesVedel)所言，只要人们想以人的自由、平等等名义通过哲学建立起法律与政治体系，就难以脱离自然权利。哲学家提出疑问:失去了哲学的视角，人们是否能够谈论人的“尊严”。凡德尔指出:“宪法法官难道不是程序的监护人与超验价值的守护骑士吗?”〔23〕米歇尔•特洛贝曾饶有兴味地尝试着论证宪法委员会的合法性，他指出:法官致力于解释与制裁，参与到公意的表达之中———应当理解为法律产生与制裁的全部程序的总和。米歇尔•特洛贝声称，从这个角度来说，法律的评判者也是国家的“代表”。〔24〕
五、结语
从那时起，几代冥顽不化的人对工人阶级的觉醒及其日益壮大的解放斗争感到“惊恐万状”，从那时起，甚至直到今天，在那些蒙昧主义者的怒吼声中，不断能听到那些仅仅由于拥有或传递《宣言》而被剥夺了自由、受到折蘑和被杀死的人们的痛苦呼号。的确，在过去乃至今天，都有人为《共产党宣言》，为实现《宣言》的思想而慷慨就义，它属于少数创造了世界历史并正在创造着世界历史的书籍之一。什么东西使得普鲁士的警察和沙皇的宪兵、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分子对这部着作追踪不已？什么东西使得今天在南非、智利和其他地方的种族主义者和军事独裁者搜索这本小册子？特别是在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过程中，又是什么东西使得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学生和科学家为了得到这本小小的书，保护它不被收缴，阅读和研究它并进一步传播它的内容，而拿自己的自由和健康乃至生命去冒险？
《宣言》所包含的划时代的思想有着牢固的科学基础，它为任何时代、任何肤色或种族的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指明了争取解放、和平、人类尊严与社会公正的道路。该书首次揭示了人类的过去与未来，其认识在此期间已无数次被世界历史的进程所证实，这些认识的全面和透彻使得该书对劳动群众产生了无比的吸引力，而又令敌视进步的那些人害怕它。《共产党宣言》以文献的形式反映了历史上两个彼此密切相连的事件：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在这两个朋友的参与领导下，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形式建立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
这本外表十分不起眼、只有23页厚的小册子，是根据同盟的决议于1848年2月底在伦敦一家小印刷厂出版的，并立刻被送往该党在伦敦和大陆的地方组织。它不是一部学术着作，而是一份党纲，是经过长时间讨论、其基本内容于1847年12月被代表大会代表所接受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因此这一版以及1872年以前的再版在扉页上都未注明作者姓名。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概述了他们在1843年至1848年期间所获得的全部科学认识和政治经验——既有他们本人的经验，也有工人阶级的经验，扼要论述了他们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阶级斗争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等学说。《宣言》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下以精辟的语言阐明了工人阶级斗争的道路和目标，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一种新社会制度的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使命，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
千百万人的共同纲领
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极其重视这部纲领性着作的传播。早在1848一1849年革命期间，他们就推动或指导了《宣言》的第一批翻译工作，他们帮助了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以非法或合法方式进行的德文再版工作，并为其中一些版本撰写了专门的前言，他们两人，尤其是恩格斯，给1882年和1893年期间出版的部分俄文译本、英文译本、波兰文译本和意大利文译本写了详细的前言，其中一些前言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如果有人向这两位朋友请教如何去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他们会推荐以《共产党宣言》作为入门的教材。他们在以后的着作以及大量书信中一再谈到在《共产党宣言》中首次系统论述的科学世界观的基础，尽管在几十年的时间中他们不断发展和补充了它，然而没有任何重要问题需要修改。
恩格斯在晚年肯定地指出，《共产党宣言》的传播已经成为衡量国际工人运动进步的尺度，“某一国家的大工业越发展，该国工人想要弄清他们作为工人阶级在有产阶级面前所处地位的愿望也就越强烈，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就越扩大，对《宣言》的需求也就越增长。”到那时为止，已经以14种语言出版了83个版本——这是一个胜利，一个在以后几十年中，尤其是在红色十月之后，不断扩大的胜利。
在过去70年中，仅在苏联就出版了大约400个版本，其中大量版本是用其他国家的语言出版的，它们是国际互助的标志。在德国，当我们的民族摆脱了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之后，德国共产党的出版社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社将《共产党宣言》作为1945年5月以后的第一部政治理论着作出版，各自印了10万册。目前，《共产党宣言》以远远超过750万册的印数成为柏林迪茨出版社印数最多的出版物。另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其他出版社还出版了若干高印数的《宣言》版本。
《共产党宣言》出版140年之际，估计在全世界流传着约120种语言的1100多个版本——这反映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不断前进，但是这个数字同时也提醒人们，还有几亿人在等待着能够用母语阅读科学社会主义的出生证。“《宣言》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1848年以来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恩格斯的这句话仍然是适用的。而今天比以往更为适用的是《宣言》的这位共同起草者1890年所补充的话：“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着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所有国家的千百万工人共同的纲领”。
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致力于不断用阶级斗争的实践来检验《共产党宣言》的基本认识，并向国际工人运动的新生组织介绍这部纲领性的着作，那么列宁则将这一传统发展到了更高阶段。他不断研究《共产党宣言》，经典性地证明了一个我们今天的每一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会体会到的经验：由于人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认识和经历，这就决定了他在重新研究《宣言》时会产生新的观点和认识。列宁的几乎所有比较重要的理论着作，乃至他的全部革命活动都证明了这一点。例如19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制订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策略和组织任务，列宁借助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所阐述的思想论证了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斗争目标的辩证关系，当1905年这一革命之年需要将俄国工人联合到具有战斗力的阶级组织中的时候，列宁向工人们呼吁道：“请回想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宣言中说，无产阶级变成阶级，不仅是由于他们的团结日益加强，也是由于他们的觉悟日益提高。”又如，1917年夏未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已直接提上日程的时候，列宁拿起《共产党宣言》重新研究，为了撰写《国家与革命》，他从《宣言》中汲取必要的思想启示，用以进一步发展理论和以理论为基础的实践。
工人阶级的和平使命
即使在今天，《共产党宣言》中最重要的内容仍然有说服力地指明了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摆脱了剥削、压迫和战争的新社会的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使命——这种对社会的预测自1917年以来在世界上日益发展的地区（也包括民主德国）已经成为现实。关于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学说，无论过去还是将来，都是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不可动摇的基础，是我们为和平和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的不可动摇的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认识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最先向人类揭示了战争如何产生的秘密，这是他们的不朽功绩之一。同时他们指出了怎样才能将战争从人类生活中永远驱除出去的方法。我们已经在《共产党宣言》及其序言中看到了这两个彼此紧密联系的科学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青年时期就指出，战争不是劫数，而是人为造成的，他们发现了战争与剥削阶级的经济利益、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者的扩张性追求之间的规律性联系。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用短短两句话概述了他们新获得的认识：“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换种说法就是：如果一个民族内部或多个民族内部人对人的剥削被消除了，这个民族内部以及相关民族之间也就失去了以战争、掠夺和奴役其他民族为指向的任何客观利益。
这在1848年是一个大胆、深远而又合乎逻辑的论证。历史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正确的，譬如：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和平法令”，苏联已经持续了70年的和平政策以及社会主义国家联盟在40年中以保障和巩固和平为目标所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历史也证实了恩格斯早在1845年所阐述的观点，即一个“十分明白，战争只会使它损失人员和资本”的没有剥削的社会绝不会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
在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马克思立足于《宣言》同时又分析了1861年英国工人的反战游行示威，他要求各国无产者，反对“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为这样一种对外政策而进行的斗争，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在这里比在《共产党宣言》中更为明确地阐明，保障和平、反对掠夺战争的斗争是工人阶级世界历史使命的不可分割的部分。1870年夏天，第一国际的德国和法国成员以及其他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就是以这一认识为指导抗议即将爆发的普法战争的。工人阶级对和平与民族互谅的责任的认识使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就强烈谴责了霍亨索伦王朝的阿尔萨斯一洛林兼并法令，也使德国左派在“主要敌人就在本国”的口号下进行反对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斗争，并且在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战争狂热的殊死斗争中加强了德国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力量。
今天，由于和平已成为人类继续生存的决定性条件，这一历史任务更为迫切！当然，今天所有的全球性问题都必须按社会进步的需要加以解决——并且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最终都以某种方式与能否以及能够多快地实现进一步裁军和持久地保障和平联系在一起。
历史证明，自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来并且由于他们的缘故，争取和平的斗争成为工人阶级的人道主义目标的一部分——这种渴望和平的要求将革命的工人运动与所有其他热爱和平和保卫和平的力量联结在一起，因此、自《宣言》那个时代以来，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也合乎规律地涵括了为和平而进行的斗争；自1917年以来，现实社会主义每得到一次加强都有益于和平。
《共产党宣言》仍适用于当今资本主义
如果我们将《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状况所作的分析与今天的资本主义现实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共产党宣言》也具有持久的现实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难道这一点对于目前的资本主义来说就不再适用了吗？
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说：“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他们同样地受到竞争的一切变化、市场的一切波动的影响。”难道这一点对于存在着隐性大规模失业和可怕的“新的贫困”的帝国主义国家来说就不再适用了吗？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预测说，“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干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10]资本世界中越来越多的结构危机、股票行情暴跌、社会福利水平降低和成千上万人的生存受到威胁，难道不是每天都在证实着这个预言吗？
资本主义的现实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分析的资产阶级社会，尽管一方面通过当前的科技革命，另一方面通过工人阶级为改善其状况而进行的斗争，在其表现形式上有所变化，但实质上并未改变。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依旧是私有制，尽管它是以多国康采恩的匿名形式出现。尽管有“生产剩余价值的技术”[11]这一无稽之谈，剩余价值依旧是资本家所占有的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尽管美其名曰通过劳动的“灵活化”而“赋予劳动人性化”或“新的机会”[12]，剥削依旧是剥削。工人没有任何社会权利，“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13]
早在1845年，《共产党宣言》的共同起草者恩格斯在离杜伊斯堡和莱茵豪森不远的埃尔伯费尔德就声明，“为所有的人创造生活条件，以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他的人的本性，按照人的关系和他的邻居相处，不必担心别人会用暴力来破坏他的幸福”，[14]这便是不可转让的****。当时的这一预测后来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详尽、科学的阐释，并被证明是绝对现实的。
我们认为，今天《共产党宣言》的现实性和有效性首先在于，我们参与把《共产党宣言》中所确定的思想变成现实的过程。为此，我们不是刻板地去理解这一有效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任务。”[15]因此，创造性地继承《宣言》中的思想财富的过程绝没有结束。
[注释][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7卷第27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66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64页
《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108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1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第60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6卷第13、14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4页
同上，第278--279页
[10] 同上，第275页
[11] 参看奥.莱茵霍尔德《活着的马克思》，柏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86--87页
[12] 参看彼.德利茨《资本与劳动之争中的科学技术及社会进步》，载于《统一》杂志1988年第1期第70页以及以下几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9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第626页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 中华民族百年命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和谐社会
1848年2月24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在伦敦第一次出版。共产党宣言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对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在百年之后直接影响了中国几代领导人的政治方针，推动了中国的发展。时至今日，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时期,《共产党宣言》所散发的真理光芒，对构筑和谐社会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共产党宣言》的巨大生命力使得我们学习《共产党宣言》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1]。
一、《共产党宣言》与中华民族的百年命运
《共产党宣言》的光辉思想对中华民族的百年命运产生了深刻影响。这集中地体现在20世纪中华民族的三代伟人孙中山、、邓小平身上[2]。《共产党宣言》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孙中山在流亡欧洲以及后来在欧洲考察社会党国际时，就曾学习、研究过《共产党宣言》以及社会主义思想。这对他形成三民主义思想，特别是形成关于避免走欧洲资本主义老路的“节制资本”思想以及后来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没有也不可能自觉地把《共产党宣言》的思想作为自己改造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也就没有能够领导中华民族完成反帝反封的历史任务[3]。
讲过，他本人就是通过阅读《共产党宣言》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期，他对俄国十月革命表示了热烈欢迎的态度，认为俄罗斯以民众大联合力量反对贵族、资本家而取得的“社会改革”的胜利，“可以普及于全世界”，“我们应该起而仿效”。《共产党宣言》曾经造就了中国早期一代的共产主义者，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而正是这些人集合起来组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
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也深情地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多种经济制度、累进税制度、新型的社会福利制度等，都与《共产党宣言》思想联系在一起。今天我们讲“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也都是对以《共产党宣言》思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运用和发展。
二、《共产党宣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随着实践而变化发展的理论，但万变不离其宗。通过消灭产生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实现劳动人民的解放，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主线，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命题或最高价值[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中国人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是马克思主义最高价值在当代中国的现实体现。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它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丰富了社会的物质财富，迅速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也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政治和社会进步，增加了人民群众的政治和文化权益。
总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中国人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是马克思主义最高价值在当代中国的现实体现。
三、《共产党宣言》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批判有史以来的社会矛盾，实际上都是以一种和谐社会的理想模式来进行对照分析的。《共产党宣言》与共产主义这个理想模式，在《 共产党宣言》中说得很清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 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中不但描绘了未来和谐社会的情景，而且直接使用和肯定了“社会和谐”的命题。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共产党宣言》 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一脉相承，并以之为价值指南。2005年2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同志强调：“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基本特征从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和自然五个方面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保障。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人及社会和谐相处和人与人自己和谐相处提供了参照标准和奋斗方向。可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是以《 共产党宣言》 的根本价值指针“自由人联合体”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人，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5]。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体现了《宣言》 的内在逻辑，与《宣言》之间存在着既与时俱进又一脉相承的内在关系，我们应深入认识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对于《宣言》精神实质的坚持和发展，切实从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统一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共产党宣言》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都是十分丰富的，进一步丰富拓展它们的内涵，更加深入地把握二者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厘清联结二者的真理之脉，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作用，更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今天我们重新学习《宣言》，应当结合中华民族近百年的历史，采取科学的态度，历史地、全面地、准确地理解《宣言》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去把握《宣言》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人民出版社,2006
[2]杨志兰.论《共产党宣言》的跨世纪魅力[J].群文天地,2010(9)
[3]李惠斌,杨金海.重读(共产党宣言)[M].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
[4]覃素媛.与时俱进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J].社科与经济信息,2002(11)
一、《共产党宣言》仍是当代共产党人的一面光辉旗帜
“社会主义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撰稿之初准备使用的题目，但出于当时政治、社会形势的考虑，他们不得不将其命名为《共产党宣言》，而《共产党宣言》的历史地位决定了它的不可更改性。我们可以认为《共产党宣言》就是社会主义的宣言。
这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对共产党人的意义不言而喻：《共产党宣言》确立了共产党人的主张，是共产党人追求的方向，树立了共产党人的光辉旗帜，随着百年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共产党宣言》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吹响了号角。
列宁曾经这样评价《共产党宣言》：“这本书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宣言》集中体现了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虽然它诞生在19世纪的欧洲，但是并没有停留在那个时代，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一理论走出了欧洲进而影响了整个世界。它是世界各国共产党人立足本国实际不断解放思想的基础，《共产党宣言》的精神不断延续，社会主义进程取得了新的里程碑式的成就。
二、《共产党宣言》仍旧不过时
在1872年德文版的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写到：“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原理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虽然到今天为止时空发生了当时无法预计的转变，但是《共产党宣言》中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阶级社会发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发展的规律依然正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马克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学说这三个《共产党宣言》中的基本思想历经百年对当今世界的发展规律判断依然准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之一――《共产党宣言》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发展不断丰富其内涵的，是与时俱进的经典之作，对于其的解释也是随着马克思主义者理论深度的加深不断深化发展的。当下，《共产党宣言》仍旧不会过时。
“两个必然”的历史规律对当代社会起的决定作用仍在，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人类社会得出的结论。而这一结论的得出，经过历史以及实践的检验证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们发现人类社会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的社会发展规律，而主宰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命运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全世界的无产者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都利用这一规律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从《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视角来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两个必然”的判断依然准确。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整个世界金融形势让我们看到：资本主义无论如何发展，都会有无法克服的危机出现，发展的越是充分，就越是积累社会主义因素。从当下的世情和中国的国情来看，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预言在今天来看仍旧不过时。
三、《共产党宣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仍有重要意义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到新时期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共产党宣言》中解放思想的理论精髓贯穿其中。不论是思想，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将解放思想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核心和精髓要义。在新时期新阶段，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攻坚阶段，是一个矛盾凸显的时期，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在这个阶段，虽然有着无限的机遇，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尤其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方面，许多重要课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进一步摸索前进。在这一阶段，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研究新情况，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只有按照《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规律去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才能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才能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原理，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中国共产党只有将自己的历史使命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结合起来，将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追求与自己的追求结合起来，同时依据客观条件和实际需要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才能更好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改革、发展的新时期，再次认识《共产党宣言》，全面坚持《共产党宣言》确立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共产党宣言》传统形态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形态，使其发展成为共产党人的新的光辉旗帜，并且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永不过时的。总之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独立宣言》是资产阶级革命文献，标志这北美人民的抗英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标志着人权得以实现，从此国家开始走上独立之道。
独立宣言的历史意义《独立宣言》是资产阶级革命文献，标志这北美人民的抗英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标志着人权得以实现，从此国家开始走上独立之道。美国人权得到了保护，成为美国以后的意识形态，为美国以后发展奠定基础，美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独立宣言》还揭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则，凝聚了北美先进分子的思想，对独立战争具有巨大的鼓舞和指导作用。其发表标志美国独立。但《独立宣言》只宣扬了资产阶级的自由与平等，为资产阶级剥削制度辩护。
组成
《独立宣言》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前言，阐述了宣言的目的；第二部分阐述政治体制思想，即自然权利学说和主权在民思想；第三部分历数英国压迫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条条罪状，说明殖民地人民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拿起武器的，力争独立的合法性和正义性；第四部分，也就是在宣言的最后一部分，美利坚庄严宣告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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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1847年6月初，在伦敦成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共产主义同盟。同盟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了一个准备公布的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并在1847年11月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结果就产生了这个著名的《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是科学共产主义的最伟大的纲领性文件。列宁说：“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列宁选集》第2卷第578页）《共产党宣言》中始终贯彻着一个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只有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和压迫，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最终才能解放自己。《共产党宣言》围绕上述的基本思想，系统地阐述了关于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党的性质和特点、党的基本纲领和策略问题，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奠定了科学基础。
《共产党宣言》德文本出版后，很快被译成法文、英文、波兰文、丹麦文、俄文等多种文字而风靡世界，共产主义的光辉思想“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列宁选集》第1卷第91页）20世纪初的中国，也不例外的受到它的影响。1919年底，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杭州第一师范教师陈望道先生，冒着被反动派杀头的危险，将日文版《共产党宣言》转译成中文，于1920年8月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会秘密出版，当时印了1000册，而现在仅保存下了珍贵的一册。（参见《中国教育报》2001年6月12日第5版《最早中文译本〈共产党宣言〉保存始未》）《共产党宣言》中文本的出版和流传，为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壮大和最后的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版权所有
《共产党宣言》问世已经153年了，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80年光辉历程，在庆祝建党八十华诞之际，再次重温这一伟大著作，让我感到我们党的每一份成绩、每一次胜利，无不是在《共产党宣言》的照耀下所取得的，党的辉煌成就确实是《共产党宣言》结出的灿烂硕果。这让我又一次倍感共产主义伟大思想的巨大力量，倍感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四射，万古长青。虽然历史在前进，社会在进步，客观实际也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历史时代。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方法不会变，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反而更加证实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伟大真理。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所阐明的：“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地方本来可以做某些修改。”而且，“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不但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不动摇，还要使之与实际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使之在实践中不断得到继承、丰富和发展。
人人生而平等出自《独立宣言》中。
人人生而平等，嵌在《独立宣言》第二段的段首。《独立宣言》因为有了人人生而平等，成为一个可供传诵的经典文本。独立宣言是一份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并由其它13个殖民地代表签署的最初声明美国从英国独立的文件。早在独立前的一百多年间，欧洲启蒙思想就开始在北美传播，为《独立宣言》的发表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欧洲启蒙思想的熏陶下，北美殖民地也产生了自己的启蒙思想家，代表人物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斐逊，他们反对奴隶制，主张人民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
《独立宣言》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前言，阐述了宣言的目的；第二部分阐述政治体制思想，即自然权利学说和主权在民思想；第三部分历数英国压迫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条条罪状，说明殖民地人民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拿起武器的，力争独立的合法性和正义性；第四部分，也就是在宣言的最后一部分，美利坚庄严宣告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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