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8 18:05:03
南大教授 王彬彬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近日在《文艺研究》上发表批评文章，指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晖的早年博士论文涉嫌抄袭。对此，昨天清华校方表态说，此事学术界尚有争议，校方将继续关注这方面的讨论，目前没有进一步举措。
汪晖现任清华中文系、历史系教授，博导，清华人文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读书》前任主编。他被王彬彬点名的文章是《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1988年作为其博士论文通过答辩，1990年首次出版，随后多次修订出版，现已成为新时期鲁迅研究界的代表性著作之一。王彬彬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他3月10日在核心期刊《文艺研究》上发表文章，指出汪晖在《反抗绝望》一书中多处、不同程度地抄袭和剽窃李泽厚、勒文森（美）等人的著作。
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北大教授钱理群近日向媒体回应王彬彬的批评文章时表示，《反抗绝望》一书的核心观点是汪晖独立思考的结果，汪晖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不容否定。以今天的学术标准看，书中有些文字在引用他人观点时，注释做得可能确实不够严格，但这需要考虑到当年的学术规范远不如现在严格，“在当时看来，只要大致标注出你引用了哪些资料就可以，不像现在，每引用一句话都得加引号。”
针对钱理群教授的观点，王彬彬昨天在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用“当年的学术规范远不如现在严格”做借口难以服众，“20世纪80年代就可以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吗？”王彬彬说，《反抗绝望》一书出版后多次修订，如果有“注释不严格”为什么修订时不改？而汪晖眼下正在美国访学，他对此事的回应目前只有给媒体发去的一条手机短信：“我很希望此事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 北京青年报
《朝花夕拾》中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认为写得比其他文章更好一些，首先鲁迅告诉大家他家后院有一个小乐园。然后在下面的写作中用上了排比、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也用上了打比方、举例子、作比较等说明方法。继续描述了长妈妈给鲁迅讲故事和在雪地里无味但快乐的游戏，又回忆起闰土的父亲捕鸟多，自己捕鸟少，记叙鲁迅小时候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
展现鲁迅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的，我从中摘抄几段：“翻开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班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还有“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比桑葚要好得远”。以及“扫开一片雪来，露出地面，用一支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筛网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等等都能看出鲁迅儿时的欢乐，更用这些来反衬出鲁迅为何不想到三味书屋去上课，为下文乏味的生活作下了铺垫。
接着写鲁迅不得不告别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去学习。文章按事情的发展顺序写了刚刚入三味书屋，看到三味书屋的模样，又记叙了在三味书屋的几件事：我问先生问题，都到后院去玩，开喉咙大声读书，百草园反衬了三味书屋极其乏味的生活，揭示了儿童广阔的生活趣味与束缚儿童天性的封建书塾教育的尖端矛盾，孩子们只能在当时乏味无趣的书塾里偷偷地去寻找乐趣，就是现在我们老百姓所说的“偷着乐”，鲁迅也从该文章中表达了应该让儿童健康活泼地成长的合理要求。“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静悄悄地没有声音”。这段足以展示当时社会儿童的生活是多么乏味，“偷着乐”的儿童不快乐！
今天的学生在我们国家全面发展的教学教育下，能在多姿多彩的学习、生活中快乐成长，再也用不着像作者当时那样偷偷去寻找乐趣，过乏味无趣的生活。
我们要珍视我们现在的这种幸福生活，好好学习，报答父母的良苦用心，可我们现在有些学生还不满足，要父母做这做那的，别的孩子有的，他都要有，还要穿名牌、讲时髦，不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只注重外表，不注重素质，我们父母的钱赚来多不容易，因此我们要节约，我们比起鲁迅那一代人已经很幸福了，何必要如此“贪婪”呢？
同学们啊！珍视我们现在的这种生活吧！
1949年，中国“忽值山河改”之际，刘季伦的外祖父“根株浮沧海”，在台湾找到了一个报社的编辑工作。于是托人返乡，将两个女儿陆白烈与陆和珍，接往台湾读书。但不久老先生即因政治原因被捕。十来岁的陆白烈只好休学，在台北街头摆了个小吃摊，赚取一点薄利，为父亲送牢饭。当时台湾文网越密，收藏中国左翼文学的书籍，有可能惹祸。所以陆白烈把家中从大陆带来的30年代文学书籍偷偷烧掉了。但实在舍不得，还是藏起了两本书。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她的孩子刘季伦，已经十来岁了，才在家中的密柜里，发现了两本书《月芽儿》与《骆驼祥子》，他好奇地取出其中一本《骆驼祥子》读起来。作者是1949年12月从美国回到中国大陆的作家老舍，这两本书都是他在1935年和1936年完成的，换言之，这两本书都是他在1949年以前完成的。
这是出生于台湾的刘季伦最早接触到的大陆作家作品。
与禁书有关的阅读
正当刘季伦专心致志地偷读藏书时，被母亲发觉了，母亲显得很紧张，她再三叮嘱孩子，千万不要把书借出去，不要告诉外人家里还有这样的书，不要和人谈起这种书。总之，如果被人知道了家里还藏着这种书，就会惹祸上身。
这是刘季伦成长中与阅读有关并且成为阅读记忆的一件事。当时是1960年代末，台湾正处在高压政治之中。看错了书，或者说错话，就有可能成为思想犯和政治犯。
陆白烈早年在大陆曾是左翼文学少女，在父亲出狱后，她终于完成了师范教育，并在岛上开始了教育生涯。授课之暇，她执笔为文，自1960年代起活跃于台湾文坛，是一位高产作家。由于切身体验，她对于儿子看什么书非常谨慎和敏感。
在刘季伦成长的过程中，大陆的书籍无法读到，台湾岛内出版过的，曾经红遍全岛的一些书，也被禁了，《自立晚报》编辑郭衣洞1961年写的《异域》，就被列为禁书。
现在，那位曾经因为阅读《骆驼祥子》而使母亲担惊受怕的儿子，已是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当代人在评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文坛时，时常要提到他的母亲，但是，刘季伦说“我还是认为，作为一名深受中国左翼文学影响的文艺青年，作为从小阅读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长大的母亲而言，自她到了台湾以后，生活在的社会里，就像鱼儿离开了水，最终还是要的。”
不过，作品被禁掉多年的郭衣洞没有“干”掉，就在刘季伦偷偷阅读老舍被母亲察觉的这一年，因为翻译一幅美国“大力水手”漫画，已经以“柏杨”闻名的专栏作家开始了9年的铁窗生活。同年因文入狱的还有乡土作家陈映真，陈映真被捕前的作品，被认为是那个时期最好的创作。而他本人却因“意图颠覆叛乱”的罪名失去了自由。
在监狱里，柏杨把精力投入到历史中去――现实已经剥夺了他的话语权。而当他成为一名另类的历史学家后，那位早年看过禁书的年轻人，已经从台湾大学毕业，在政治大学执教历史。20世纪末，被禁的作家“郭伯伯”和他的读者刘季伦成了朋友，禁书早已开禁，言论也变得自由。
正是由于台湾在两蒋时期的文网过密，硬生生切断了台湾与现代中国的文化纽带，以致于那段岁月中，在台湾长大的年轻人，除了徐志摩、朱自清、梁实秋少数几位现代中国文学家的作品外，鲁迅、沈从文、老合、巴金、茅盾的作品，都是岛上的禁忌。对于当时岛上的大部分年轻人而言，这些人是他们闻所未闻的。
两岸都有手抄本年代
到了高中时代，刘季伦读到了鲁迅。他在嘉义的一位学长家里，借到了一本《阿Q正传》。因为怕惹祸，不敢影印，所以自己手抄了一本。当时的中学生都在为准备联考而拼命用功，大部分同学对这类书籍连听都没听说过。
到了大学时代，传闻同学中有些“职业学生”，但至于他们人数多少，没人知道；到底是谁，也没人知道。于是关心政治的学生，就不免有些人人自危了，总担心说错了话，就要惹祸。
刘季伦并不知道，在他手抄《阿Q正传》时，中国大陆的年轻人也在私下手抄一本书，那就是张扬的《第二次握手》，这部歌颂中国老一代科学家的手抄本，因为颂扬总理而惹怒了，作者张扬入狱，但是一部30万字的长篇小说却在民间以手抄本的形式传播开来。然而罪名却很令头痛，想定《第二次握手》是黄，但是男女主人公在30年时间里“手”才握了两次，又不敢明着把矛头指向，所以最后给知青张扬定了个罪名“”。
作为台湾岛上的第二代“外省人”，刘季伦在大学期间经历着这样的变革：1975年，陈映真出狱，继续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李敖是1976年减刑获释的，这位生命力极强的人出狱后当过一段土木土程的包工头；柏杨于1977年4月1日西方的愚人节这天获释，在美国的关注下，从绿岛飞回台北。
刘季伦说：“在1970年代后期，台湾岛内经济开始增长，人民参政意识也逐年增强，开始有要求民主的呼声出现。”
但是在民主的呼声中，不能排除一些的支持者，甚至在中学里也有的呼声，也有中学生被抓去坐几年牢的情况。
民间悄然发生的变化，也在大学联考中反映出来，1977年7月，大学联考的作文题目是《一本书的启示》，有报道称，考生笔下出现次数最多的书名中，居然是禁书《异域》!细心人发现这一报道在第二天就被更改为：名列第一的是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第二位的，才是《异域》。
解禁的日子
1987年7月14日，“台院议字第1641号”咨文宣布，“台湾地区自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零时起解严”。换句话说，长达38年的――从1950年5月19日零点开始的，到1987年7月15日零点，终于结束了。
解严之后，一切都来得更快一些，半年后，1988年1月1日，蒋经国指示正式结束报纸29家、三大张的限证和禁令。几天之内，200多家新的出版物要求办理登记。60多个政党社团要求注册成立政党，后来被批准的有20多个，其中包括。实际上，在令的晚期，媒体已经像雨后春笋一般，有的媒体申报很多名字，被查禁一个后，马上换个“备胎”再次出现。
报禁开放第12天的下午，78岁的蒋经国突发胃肠道大出血离世。这一天是1988年1月13日，离解严半年还差两天。
解严前不久，知识界的民间渗透已经悄然进行，在台湾上大学的一些香港侨生，偷偷地带马克思的《资本论》进入台湾。范文
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共10册，由范文澜本人撰写的头四册，刚好与金庸小说厚度差不多，就被撕下封面，再包上金庸武侠小说的封皮，带回台湾。但是，《射雕英雄传》的封面是不能借用的，因为书名典出词“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所以这本书当时也被禁了。
解严前后刘季伦正读研究生，大学时的一位同学回大陆探访并且到北京转了一圈，这在当时的台湾社会中，是非常先锋的事，而年轻人又都很乐于领这种风潮之先。这位同学在北京应刘季伦之托购得一套价格很便宜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寄回了台北。
一套大陆出版、盖着北京某书店印章、贴着大陆邮票的邮包――邮包里还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这件在大学生、研究生们看来很前卫的亭隋，却给刘季伦带来了麻烦一书被新闻局扣下了。
刘季伦去取邮包时，等待他的还有一个陌生人，那是一个新闻局的特务。在问询了刘季伦的学业和社会交往后，才让他把书取走。实际上，在1987年解严令之后，特务的势力已经萎缩，但是惯性还在起作用。尽管拥有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已经不再会被当作“政治犯”、“良心犯”来判刑，但是情治人员仍然在“忠于职守”。
事实上，早在刘季伦大学期间，就已经看过学校图书馆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图书馆里这种禁书只对有专业背景的学生开放，而且每本书上都盖着“匪情数据”的图章，大约是“供批判用”的意思。
刘季伦手抄过的鲁迅作品公开在台湾发行。是1989年10月的事，由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率先发行了《鲁迅全集》。从这以后，1949年以前的左翼作家作品、1949年以后大陆著名的文学作品，在台湾有了正规出版渠道和公开发行的渠道。此前，无论是被称为“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的鲁迅，还是大陆其他左翼作家，如巴金、冰心、茅盾，凡大陆著名作家的作品，都只能作为禁书在大学区的地摊上私下里出售。
但是在台湾解严后的一段时间，舆论检查仍然存在，1990年台湾导演朱延平想把柏杨写于1961年的《异域》改编为电影，结果被电检处查禁，朱延平只得拍了一个卖座的电影《大头兵》，以换取拍摄《异域》的权利。结果放映出来后，《异域》比《大头兵》还叫座。
关键词：金性尧；散文；创作特点
说起孤岛时期的散文，文载道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作家，其实，文载道是金性尧在孤岛时期用的最多的笔名。金性尧的创作和编辑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期自1938年至抗战结束，用“文载道”笔名在《文汇报》等发表文章，抗战8年间，文载道校勘《鲁迅全集》，撰写散文，编辑文艺刊物《鲁迅风》《萧萧》《古今》《文史》。他的杂文收录于1938年出版的6人合集《边鼓集》和1939年出版的7人合集《横眉集》；另出版散文集《星屋小文》《风土小记》和《文抄》。解放后，金性尧停笔一心做起了古典文学普及型读物的编辑，参加了《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中华活页文选》《中国文学发展史》《辞海》《二十四史》的编辑工作。直到80年代末退休后，已经年近80岁了才开始写作文史类散文，他的创作接着一发不可收拾，连出十几本散文随笔集。《炉边诗话、《清祸录》《闲坐说诗经》《夜阑话韩柳》等等。我这篇文章主要是以他后期的散文为对象，具体谈谈他后期散文的写作特点。
金性尧出身于江南富裕的商人家庭，没有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他古典文学的功底深厚，儒家文化对他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都非常大，对于新文学的阅读大多来源于“偷买”，受西学的影响倒是很少，在新文学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末过于鲁迅和周作人，他在《读》中曾说：“寒斋所收当代文人的著述中，以周氏兄弟为最多，然也终于没有办法收集完备。不过对二公的文字或文集凡有所得，却无不读到一遍以上，而且愈读愈觉隽永可喜，盖鄙人一生受影响最深者也惟有此耳。”①在金性尧创作前期曾有过从“鲁迅风”到“知堂风”的一个转变，这个论题有人专门论述过。②而他晚年的创作则主要专注于文史类的散文，本文试着对他晚年散文的特点作初步的探讨。
一、 “诗”与“史”的完美结合
金性尧晚年创作的最大特点是所写作的题材绝大部分都是有关于古诗，古史的赏析与考辨，而且所考所辨很少冷僻之题。这与他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是分不开的，更与他解放后长期从事古典普及型读物的编辑有着莫大的关系，他除了参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和《中华活页文选》三套丛书的编辑外，还在退休之后还凭一己之力编撰了《唐诗三百首新注》《宋诗三百首》《明诗三百首》。他的许多散文都是编纂完作品后的一些考证和感想，正如他在《炉边诗话》中所说：“（《炉边诗话》中）唐宋诗话多了一些，因为我在完成《唐诗三百首新注》后，选注了《宋诗三百首》，利用接触过的资料，写下自己的看法，感想。最后三篇可说是注释这两个选本时的札记。”③
也正是由于此，先生涉及的“诗”和“史”的范围及其广泛，从先秦到近代的莫不信手拈来。在金性尧的文章中往往诗与史是分不开的，达到完美的结合，呈现出水融的境地。他所写之史往往由诗而兴，所引之诗往往有史为证。如《申包胥哭秦庭》中申包胥哭秦庭本是一个著名的历史故事而金性尧最后仍以注解秦哀公所赋的《无衣》作结，再如《国王茅屋与公主山庄》中由韩愈的咏史诗始又连带介绍诗中所涉之史。中国古典文学本就与历史分不开，而金性尧把赏析和考辨自然的结合起来，文章中少了严肃枯燥的说教气，多了博雅的趣味，可说是文人说史的典范之作，这可能从某些方面说来也得益于他对周作人的推崇和模仿。
二、合乎“人情物理”
读金性尧的文章，时时感觉到他的“通达”，扬之水先生在评价金性尧文章时说“先生之文，不以文采胜，亦非以材料见长，最教人喜欢的，是平和通达。”人们常常用“平和冲淡”来形容周作人的散文特征，在现代文学的两大最具影响的散文源流（鲁迅和周作人）中周作人对于后来许多人的写作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鲁迅难学，许多模仿鲁迅的人不幸成了流氓式的人物，而追随周氏的人，大多是本分的边缘化者。”④张中行、金性尧等都有苦雨斋的遗风，张中行“那组红楼的回忆文章分明有周氏的谈天说地的影子，话语的方式有连带的地方的。差别是前者是亲历的漫语，无关乎历史评价。后者则多了往昔的追忆，是感伤的文本，有更大的无奈在里边。”⑤金性尧的谈诗论史类散文也有苦雨斋“文抄公体”的影子，只是前者多做考辩式的引证，里面多是自己的感想，后者则深蕴自己的思想在里头。
读张中行的文章也可知其“平和通达”，但他的“通达”与金性尧的“通达”有着不一样的内涵。张中行的“通达”是一种生命哲学，是在对平凡个体的描写中，把佛学和西洋哲学糅合，在欲与禁欲，凡人和圣人之间的冲突中上升到“顺生”的人生哲学层面。“他从‘无常’的世界里，展示了自己的‘常’，小而渐大，旧而弥新”，他是如此“平淡而诗意”⑥的生活着。金性尧的“通达”则主要表现在合乎“人情物理”中，他在《读》中说：“他（周作人）最看重的是情理，以为‘中国又顶好的事情，便是讲情理，及其坏的地方便是不讲情理。随处皆是物理人情，只要人去细心考察，能知者即可渐进为贤人，不知者终为愚人，恶人。《礼记》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管子云，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都是千古不变的名言。因为合情理”。这可看作是金性尧的夫子自道，在他的文章中对于历史和人物的评判莫不是以合乎“物理人情”为标准。如在《青蒲饮泣》他对慈禧就不仅仅是从政治的角度，还结合了女性的角度来对慈禧进行心理分析和评价。他说：“（慈禧）作为最高的封建统治者，她的行为没有丝毫可以原谅的地方；作为封建社会与外界几乎隔绝的年老寡妇看，她的心理确有可以分析的地方。”
三、 自觉的“大众”意识
施蛰存的文史类散文更多一些学术研究的意味，他的《唐诗百话》采用的是“漫话式的方法漫谈唐诗”，他“在分析、评论唐诗作家和作品时，将有关的诗学知识、流派风格、社会背景、典章制度、风俗逸闻、考证辨伪融于书中各篇里，比较像一种新型的诗话”。而金性尧的文史类散文则更注重消闲性、趣味性，他的“隐含的读者”是“大众”，他说他的书姑且当作闲书看，让累了一天的读者读到他的文章能够得到放松。正是由于这种定位，金性尧的散文表现出自觉的“大众”意识，表现在他散文中的“大众”意识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篇幅短小，结构灵活。从某种意义上可说金性尧是一个“报刊文人”，解放前，他就一直给报纸杂志写稿，在1953年进入出版社工作之前，他在家闲居期间主要为《大报》《亦报》写稿、后则主要给《读书》《新民晚报》和香港的《大公报》写稿。“他在给《书林》杂志撰文时，曾自定两条原则，一是尽可能满的信息量，二是须有新意。”金性尧后期所写的文史类散文篇幅都比较短一般在二三千字左右，多不超过五千字，少则千把字，属于典型的“报刊体”。如此短的文章要写出新意，金性尧采取的方法之一是在文章的结构上下功夫，他的文史散文的结构灵活多样。在他的文章中最能表现这种灵活性的某过于他文章中灵活多样的“文抄”了，金性尧散文中文抄数量多，所承担的作用多样，有充当文艺观点论据的，有引用别人观点加强文章论证力度的，还有引出文章观点，提出新解等等，十分丰富、有趣，大大增强了文章的知识性与趣味性。
第二、题材有趣，题目新颖。金性尧在选择所写题材时往往选择趣味性较强，人们比较熟悉的一类，许多都与野史秘闻、宫闱传说有关，这应该也算是“须有新意”的一个方面吧。再则，他文章的题目很新颖，对人有吸引力。如《杨贵妃与李夫人》《沈园斜阳》《吴中四才子唐寅》《清宫掌故》等，但是如果你期待在他的文章中找到对于这些野史秘闻、宫闱传说的传奇演绎的话，那就未免会让你失望。他的文章是诗与史的完美结合，充满着知识性与趣味性，在看似拉杂的文抄中闪烁出智慧的光芒。如在《杨贵妃与李夫人》这篇文章中，先由王士的一首《马嵬怀古》说起，重在分析白居易写《长恨歌》与《李夫人》这两首诗歌时的创作心理，给人耳目一新之感，雅与俗在金性尧的散文里就是这样来诠释的。
第三、语言多姿，修辞丰富。与施蛰存多用学术性的语言不同，金性尧所使用的语言更多的艺术性。在谈诗论史的文章中金性尧所使用的语言非常丰富，他叙述史料的语言平淡流畅，而在对古典诗歌进行散文化处理的时候则是优美多姿的，这两种语言风格在他的文章中错落有致的分布着，而且文章中常藏着丰富而巧妙的修辞手法。能把这么多的风格与修辞都统一于文章中，并且给人以清淡之感的是非得有醇熟的语言技巧而不能办到的。这种看似无技巧的技巧往往是最高的技巧，正如巴金所说，“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
注释：
①金性尧，金性尧全集（第一卷），上海百家出版社，2009
年4月，第417页
②沈靓靓，文载道散文论，上海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③金性尧，金性尧全集（第二卷），上海百家出版社，2009
年4月，第5页
④孙郁，张中行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月，第69页
⑤同上
⑥孙郁，张中行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月，第95
页。
参考文献：
[1]金性尧，金性尧全集（第二卷），上海百家出版社，
[M]2009年4月
[2]孙郁，张中行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M]2009年1月
[3]沈靓靓，文载道散文论，上海大学硕士论文，[M]2010年
[4]施蛰存，唐诗百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M]1996年5月
[5]施蛰存，世纪老人的话 施蛰存卷，辽宁教育出版社，
在鲁迅译本《小约翰》（未名社1928年1月版，现收入《鲁迅译文全集》第三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的引言中，鲁迅生动地回忆起当年他作为一个穷学生，是如何向德国方面邮购此书的：
留学时候，除了听讲教科书，及抄写和教科书同种的讲义之外，也自有些乐趣，在我，其一是看看神田区一带的旧书坊。日本大地震后，想必很是两样了吧，那时是这一带书店颇不少，每当夏晚，常常猬集着一群破衣旧帽的学生。店的左右两壁和中央的大床上都是书，里面深处大抵跪坐着一个精明的掌柜，双目炯炯，从我看去很像一个静踞网上的大蜘蛛，在等候自投罗网者的有限的学费。但我总不免也如别人一样，不觉逡巡而入，去看一通，到底是买几本，弄得很觉得怀里有些空虚。但那破旧的半月刊《文学的反响》，却也是从这样的处所得到的。
我记得那时买它的目的是很可笑的，不过想看看他们每半月所出版的书名和各国文坛的消息，总算过屠门而大嚼，比不过屠门而空咽者好一些，至于进而购读群书的野心，却连梦中也未尝有。但偶然看见其中所载《小约翰》译本的标本，即本书的第五章，却使我非常神往了。几天以后，便跑到南江堂去买，没有这书，又跑到丸善书店，也没有，只好就托他向德国去定购。大约3个月之后，这书居然在我手里了……
和所有的爱书人一样，鲁迅喜欢逛书店，淘书，但他很少在文章里写这方面的内容，这里填补了这个空白。鲁迅为自己译著写序从来不取常见的套路，绝无八股气，他有时会围绕此书回忆起有关的往事来，成为很好的散文片段，《呐喊・自序》是如此，这里也是如此。鲁迅形容敬业的书店老板极其传神，写书生痛感怀里的空虚亦复具有典型性，让人想起类似的经历，读来不觉哑然失笑。
这种回忆散文的片段，同序言中的其他内容水融，耐人寻味。在鲁迅那里，叙事、抒情、议论全都行所无事，圆通自在。他的回忆散文《朝花夕拾》中多有议论，而杂文、随笔以至序跋中又时见叙事之笔，同单打一的枯燥文字一比，高下立刻分明可见。
鲁迅当时之所以对《小约翰》产生如此强烈的兴趣，原因估计有两条，一是望・蔼覃那种象征写实相结合的手法，二是他以童话的形式表达严肃主题的创作路径。但望・蔼覃此书所关注的是物质文明的负面作用以及人类知性内部的矛盾，对生态遭到破坏、数字化冲击人文精神深表忧虑，这些与中国当时的现实关系相当遥远――到今天，这些都变成很切近而尖锐的问题了――而在鲁迅那里，艺术上的追求往往服从于当下迫切的任务，他当年决心从事文学，原是“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所以他没有急于立刻译出此书。
最值得注意的是，到20世纪20年代中叶鲁迅终于译出了此书。到这时候，望・蔼覃的关切仍然距离中国的当务之急甚远；由此可见鲁迅绝不是那种因为救亡就忘了启蒙或一谈改造社会就不管深层次追寻的庸常之辈――他始终有一种思想家的派头和兴趣。近忧与远虑，都在他那伟大的头脑之中。
到30年代初，鲁迅在为三弟周建人辑译的《进化与退化》一书（上海光华书局1930年版）的小引中提到，“沙漠之逐渐南徙，营养之已难支持，都是中国人极重要，极切身的问题”。他又说：“林木伐尽，水泽湮枯，将来的一滴水，将和血液同价……”这话在当时也许说得过早，而到今天，则已经很令人惊心动魄了。
无论是近忧还是远虑，全都在鲁迅的头脑之中。
鲁迅通过德文翻译此书时得到了他的老同事、老朋友齐寿山的帮助。鲁迅早年翻译外国小说往往通过德文，后来则更多地通过日文，到20年代中叶，他的德文水平大约已有所下降，而《小约翰》相当不容易译，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此书“看去似乎已经懂，一到拔出笔来要译的时候，却又疑惑起来了，总而言之，就是外国语的实力不充足”，于是要请老友出山来助一臂之力。在译本的序言中坦言自己外语实力之不足，这是需要胸襟和气度的――现在有些书的序言似乎是牛皮式的自颂比较多。
《小约翰》今有胡剑虹的新译本（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是根据英译本转译的；这份新译本流畅易读，可谓望・蔼覃的又一功臣。她用作底本的英文本乃是周作人的旧藏，后归国家图书馆。周作人关心《小约翰》大约是受到乃兄的影响；如果他们兄弟没有闹翻，在鲁迅动手翻译此书时应当可以得到他在英文方面的支持。我想，当鲁迅感叹自己“外国语的实力不充足”时，也许想到过这位老弟吧。
等中共领导人通过冯雪峰了解鲁迅
1903年6月，冯雪峰出生于浙江义乌南乡一个名叫神坛的山村。冯雪峰自称是“纯粹的山里人”。他从小就感染了故乡“民风的强顽”，渐渐形成了质朴、耿直、倔犟的个性气质。1919年，波及金华，发生了反对学校当局专横压制的。当时正在金华浙江第七师范学校就读的冯雪峰是的带头人。为此，他被开除学籍，来到杭州。1921年秋，他考入了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有幸得到叶圣陶、朱自清、陈望道等名师的教诲，与同学柔石、潘谟华、魏金枝、汪静之等组织“湖畔诗社”，成为湖畔诗人之一。1921年，十八岁的冯雪峰出版了两本诗集，受到了郭沫若、郁达夫、叶圣陶等人的赞誉。1925年，冯雪峰到北京大学旁听日语，1926年开始翻译日本、苏联的文学作品及文艺理论专著。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冯雪峰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由于遭到通缉，他不得不于1928年二三月间逃离北京，南下上海。这一年12月9日晚上，柔石带他第一次去鲁迅家，与鲁迅见面。当时，冯雪峰正在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带着蔡特金等人关于知识分子的文章的译文，有几处附有德文原文，还有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以及藏原惟人的日译本，向鲁迅请教。对于初次见面的人，鲁迅的话是极少的。柔石有事先走了，留下冯雪峰。鲁迅除了回答冯雪峰的问题之外，简直不怎么说话。冯雪峰觉得很局促，也就很快告辞了。第二次见面，鲁迅仍然话不多。冯雪峰请鲁迅翻译普列汉诺夫的几篇关于艺术起源的文章，鲁迅答应了。以后鲁迅的话就一次比一次多起来。不久，柔石帮他找到了鲁迅家对面的一处房子。每天晚饭后，他站在阳台上一看，如果鲁迅家没有客人，他就过去和鲁迅聊天，常常一聊就是一两个或三四个钟头。许广平回忆说，冯雪峰“为人颇硬气，主见很深，也很用功，研究社会科学，时向先生质疑问难，甚为相得”。
1929年，冯雪峰参加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1年“左联”五烈士牺牲后，冯雪峰接任“左联”党团书记。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与鲁迅商谈出版《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由于白色恐怖严重，没有印刷所肯印刷这本刊物。通过亲戚关系，冯雪峰总算找到一家印刷所，老板提出要收高几倍的排印费，而且从排版到印刷必须一个晚上完成，天亮前必须把成品拉走等条件，冯雪峰都一一答应了。《前哨》出版了，通过外国友人史沫莱特、尾崎秀实传到国外。杀害革命作家的卑劣行径大白于天下，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在此期间，冯雪峰将瞿秋白介绍给鲁迅，共同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为了纠正“左联”“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在瞿秋白指导下，冯雪峰起草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标志着“左联”已开始在摆脱“左”的干扰，这是冯雪峰担任左联党团书记工作期间显著的成绩之一。
1933年秋，冯雪峰在上海被特务盯梢，他用巧计甩脱，幸免于难。由于他已暴露，党组织决定让他暂离上海。12月底，冯雪峰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在瑞金，冯雪峰先任中央党校教务主任，后任副校长，并被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鲁迅与陈独秀、、瞿秋白等许多共产党人都有过战斗友谊，尤其是与瞿秋白。鲁迅与瞿秋白曾在白色恐怖下并肩战斗，共同领导左翼文艺运动。瞿秋白曾三次到鲁迅家避难，与鲁迅促膝深谈。瞿秋白读完了鲁迅的全部著作，编辑出版了《鲁迅杂感选集》，写了一万三千字的“序言”，给予高度评价。能得到瞿秋白的理解和支持，鲁迅心存感激，他写了一副对联给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鲁迅虽然没有见过，但是他对却非常佩服。1931年10月，鲁迅向左联文委书记冯雪峰以及茅盾打听中央苏区和的情况，极为佩服和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的战绩，因为他们把气焰嚣张的反动派“吓坏了”。鲁迅说：“过去只听说是搞农民运动的，想不到还是个学者。”
1934年年初，为了筹备1月22日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从汀州回到瑞金，住在沙洲坝。知道，冯雪峰在上海工作期间跟鲁迅关系密切，不仅是鲁迅的战友和挚友，而且还是经常受到鲁迅当面教诲的学生，便常向他了解鲁迅的一些情况。往往在两人见面后，就出题目：“今天不谈别的，就谈鲁迅，好不好？”遗憾地说：“‘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冯雪峰就向汇报上海的工作和左翼文艺阵营的活动，特别详细地向介绍了鲁迅的情况。对冯雪峰讲述鲁迅的事情听得尤其聚精会神。第一个向全面介绍鲁迅的人就是冯雪峰。几十年后，曾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而成为和鲁迅的神交纽带的，就是冯雪峰。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冯雪峰是中国文艺界唯一参加了红军长征的人。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取得了东征战役的重大胜利。冯雪峰带领一个工作组参加东征，表现突出。后来在一次会议上开玩笑说：“谁说书生不会打仗？雪峰同志就会打游击！”
鲁迅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写下了著名的《亥年残秋偶作》一诗，其中有“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的句子，展现了鲁迅遥望北斗星，对远在陕北的红军及等中共领导人的无限牵挂。1936年3月29日，鲁迅抱病和茅盾一起为红军东征胜利给和党中央发出了贺信：“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更大的胜利，全国人民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欢迎与拥护。”“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鲁迅从领导的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身上，清醒地看到了“人类和中国的将来”，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
同年5月中旬，、等党中央领导人联名致电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红军的东征引起了华北、华中民众的狂热赞助，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鲁迅、茅盾、宋庆龄、覃振等均有信来，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用鲁迅等人的贺信激励广大红军指战员奋勇前进，争取抗日救国的更大胜利。
1936年年初，在上海的“托派”写信给鲁迅，对中共领导的民族统一战线及为首的领导人加以攻击，企图挑拨鲁迅与党的关系。6月9日，鲁迅此时已经病重，他口授了一封信，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驳斥：“你们的‘理论’确比先生们高超得多，岂止高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在信中，他“对‘们’，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鲁迅提及见诸文字者为数不多，这是十分难得的一次。
通过冯雪峰，鲁迅了解了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6年4月中旬，中央派冯雪峰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前往上海，开展上层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促进各党派联合抗日；同时了解上海各系统党组织的情况，为重建上海地方党组织做准备；对文艺界的工作也管一管。临行前，、、分别与冯雪峰进行了长谈，专门交代了团结鲁迅的任务。特别嘱咐他一定要团结好鲁迅先生，因为鲁迅先生是一面大旗，能唤起民族的抗战热情来！叮嘱说：“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等，了解一下党情况后再找党员和地下党组织。派你去上海，就因为你同鲁迅等人熟识。”这表明，、等党中央领导人把鲁迅看成是党在白区最可靠、最亲密的战友。
4月20日，冯雪峰化名李允生，从陕北出发。党中央派人护送冯雪峰到与张学良的东北军驻防交界处，由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负责将冯雪峰送到南京。4月25日，冯雪峰辗转到上海。第一天住客栈，翌日到内山书店打听鲁迅的消息，得知鲁迅仍然住在原来的大陆新村，下午便去拜访鲁迅。不巧，鲁迅和许广平去看电影去了，直到黄昏才回来。冯雪峰看到鲁迅，激动地迎上前去。当晚，冯雪峰就住在鲁迅的家里，两人进行了长谈。
冯雪峰向鲁迅讲述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经过，把关于红军和长征的情况和当时党的新政策，都告诉了鲁迅。在冯雪峰到达上海之前，鲁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太了解，一度有所怀疑。在冯雪峰详细介绍之后，鲁迅领悟到了这一政策的正确性，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他旗帜鲜明地表示：“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加入这一战线。”鲁迅十分兴奋和激动，他对为代表的党中央深表敬意，他说：“我想，我做一个小兵还是胜任的，用笔！”对中共中央实行“抗日反蒋”到“迫蒋抗日”方针的转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鲁迅表示理解和支持。这样，冯雪峰在鲁迅与党中央、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沟通了他们的思想。
鲁迅的学生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写到她有两次在鲁迅家吃晚饭，桌子旁边坐着一个很瘦、很高、头发剃得很短、穿着小背心的人。他就住在鲁迅家里。鲁迅介绍说：“这是一位同乡，是商人。”萧红发现他很活泼，不大像商人，也能喝酒，还敬别人酒，给她也倒了一盅。吃完饭，还谈起了鲁迅的《伪自由书》和《二心集》。听鲁迅之子海婴叫他×先生，萧红就明白他是谁了。又一个晚上，萧红看见这位×先生从鲁迅家的三楼上下来，身上穿着长袍，手里提着小箱子，走到鲁迅面前，说他要搬走了。许广平送他走后，鲁迅在地上绕了两圈，问萧红：“你看他到底是商人吗?”萧红说：“是的。”鲁迅很有意思地在地上又走了几步，停下来对萧红说：“他是贩卖私货的商人，是贩卖精神上的……”萧红终于知道了，×先生是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回来的。
接着，冯雪峰在上海会见了宋庆龄、茅盾、沈钧儒、章乃器、王昆仑以及国际友人史沫莱特等，向他们传达党的遵义会议情况，宣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冯雪峰向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特派记者、美国女作家史沫莱特详细地介绍了红军长征，促成了史沫莱特在外国记者中第一个向全世界报道了长征，使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英勇斗争事迹开始为世界所知。
与此同时，冯雪峰又开始做重建上海地下党的工作。
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大约两个星期，鲁迅就把一包的手稿交给他。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于1935年1月被捕入狱。他预感到自己将被杀害，就把他在狱中写就的文稿和密信托人带出，转送党中央。冯雪峰把它交给潘汉年。中央档案馆现存有一份冯雪峰手抄的写给党中央的信件，此件的后面有潘汉年写给冯雪峰的批示：“此信原稿件将来可送来。已得稿件除你处已收到的两种（遗嘱、信）外，现又收到《可爱的中国》及《清贫》两稿，其余尚未找到，将来抄好后可送一份来，原稿亦拟汇交你处保存。小K。”小K是潘汉年的别名。的原稿冯雪峰则是交给了已保存着瞿秋白一部分原稿的谢旦如，一并予以保存。上海解放后，谢旦如把保存的全部文稿交还冯雪峰。1951年，冯雪峰征得中央宣传部的同意，把遗稿先在上海影印三千本，后又根据手稿，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出版，很快就销售一百万册以上，使烈士遗稿得以广泛流传。
冯雪峰派人把鲁迅送给党中央的火腿送到延安
1936年5月初，宋庆龄告诉冯雪峰，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要求访问陕北苏区和延安，请他通过秘密电台报告党中央。冯雪峰与斯诺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会见，及时地通过秘密电台，向党中央报告美国记者斯诺希望进入陕北苏区和延安采访的要求。
5月28日，冯雪峰从上海向中央领导人、写了首份工作报告，其中写道：“此外有金华火腿八支系鲁迅送给、洛甫、恩来诸人的，买的时候我请他多买了几支，因此除了你们二人之外，请分一点给王主任（按：王稼祥）、罗迈（按：李）、林伯渠、董必武、张浩诸人。”在报告中，冯雪峰告知中央，涂振农、马海德、斯诺等将于1936年6月3日启程赴陕，并携带鲁迅托送给中共中央八位领导人的八支金华火腿及他的本次报告等。
6月20日左右，中共中央从陕北密电冯雪峰，同意邀请埃德加・斯诺到陕北访问。6月下旬，冯雪峰派出中共秘密党员董健吾以“牧师”身份和斯诺联系，并事先约定请斯诺住在西安禁烟委员会等候。7月初，董健吾把涂振农、斯诺、马海德等人送到陕北预定的地点，由党中央派出的接应人员陪斯诺于7月中旬安全到达延安。斯诺在陕北苏区进行了为时半年的考察、采访。不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等历史巨著问世了。红色中国的真相公布于世了，世界人民惊奇地发现：“中国还有另外一片天地啊！”
董健吾在与驻西安的我党人员进行交接后返回上海。然而由于局势骤然变化，准备先行进入苏区的涂振农没能及时进入陕北苏区，鲁迅托送的金华火腿此次也没能被带入延安。7月初，党中央收到冯雪峰的报告。7月6日，、给冯雪峰回信。他们对鲁迅和茅盾表示了关怀和敬意：“他们为抗日救国的努力，我们都很钦佩。希望你转达我们的敬意。”同时，、反对对鲁迅的“关门主义”，对于鲁迅表示了充分的信任：“对于你老师（按：鲁迅）的任何怀疑，我们都是不相信的，请他也不要为一些轻薄的议论而发气。”
当冯雪峰得知中央没能收到鲁迅托送的金华火腿的消息后，即将此情况告知了鲁迅。此后，冯雪峰再于10月11日派秘密交通员“老余”等人启程北上，而且又带上了鲁迅送的金华火腿。10月22日，又致信冯雪峰并转潘汉年说：“老余此次已带进来计二十一人。”这表明，鲁迅再次送的火腿已同向往光明的人们一同被带进了陕北苏区。
主持鲁迅葬礼
1936年5月以后，鲁迅病情加剧，冯雪峰在百忙之中经常抽出时间前去探望，包括请医生诊治等，他都亲自陪侍，关键时刻还和潘汉年商量为鲁迅医治事宜。10月18日晚上，他见鲁迅病情严重，与潘汉年研究，想请宋庆龄聘请更好的医生来诊治。但19日晨5时25分，鲁迅逝世。冯雪峰后来回忆说：“等我到鲁迅先生家里时，他已经断气三十多分钟了，我随即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潘汉年，他报告了中央。”
鲁迅病逝后，党中央委托冯雪峰主持鲁迅的治丧工作，担任鲁迅治丧委员会主任。冯雪峰还特意把的名字写进了鲁迅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中。在治丧委员会中，是唯一一位没有见过鲁迅的人，这也是鲁迅和的名字首次公开出现在一起。
10月19日，治丧委员会发出了讣告。在鲁迅的寓所，冯雪峰接见了新闻记者，将讣文给上海的各家报社的记者。翌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了《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沉痛地宣告：“鲁迅先生的死，使我们中华民族失掉了一个最前进、最无畏的战士，使我们中华民族遭受了最巨大的、不可补救的损失！”“鲁迅先生在无论如何艰苦的环境中，永远与人民大众一起与人民的敌人作战。他永远站在前进的一边，永远站在革命的一边……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同时，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还发表了《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及《为追悼鲁迅致中央、南京政府电》。并电示在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要他在统治区组织群众性的追悼鲁迅的活动，与根据地和红军中举行的追悼活动相配合，掀起全国悼念鲁迅和抗日救亡的热潮。
中共中央代表人民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的电报，是要求国葬鲁迅先生，并要求明令撤销对于他的著作的禁令。但反动政府不但不按照中共中央的主张办，而且派了许多特务分子监视鲁迅先生的丧事。对于鲁迅著作的禁令，也始终未曾撤销。
冯雪峰遵奉中共中央的指派，主持鲁迅的丧事。他只能藏在周建人家里，同沈钧儒、许广平、周建人等商量办事，连出殡都不能参加。但不管反动派如何破坏与阻拦，鲁迅先生的葬礼还是办得十分隆重。10月23日，鲁迅出殡的翌日，冯雪峰独自来到鲁迅的墓前，向鲁迅先生告别。从此，冯雪峰以研究鲁迅、宣传鲁迅为己任，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首发式上，煌煌百部著作，呈螺旋状叠置于主席台，放眼乍望，蔚为壮观；歪头细看书脊，哎呀，全是我耳熟能详的作者，有的是令人钦佩的大师，也有挚友、泛交和神交已久而未曾谋面者。这里面，可蕴藏着从他们一辈子创作中遴选的精品。开本小，七万五千字，可入衣袋，床上路上马桶上，均可顺手拈来随意浏览。封面，色泽、图案淡雅而清新；红色“中国杂文”四字凸显文体，透出大家风范；“某某某集”，漆印隶书，大气而庄重。纸质，堪称上乘。版面以长宋体排字，清秀悦目。看到如此一套好书，喜爱之心油然而生。赞美主编刘成信先生和吉林出版集团总经理胡维革先生的犀利眼光、艰辛劳作和不凡魄力！作为其中一个小小作者，本人深感荣幸。
吉林出版集团赠予与会作者每人两本别的作者的集子，给我的其中一本，居然是亲密好友徐怀谦的。怀谦于2012年8月22日不幸去世，我拿到样书，真是感慨万千——他不能跟朋友们一起出席这个首发式了，但这书便是对他的最好纪念。怀谦灵魂有知，当感谢出版者的策划、编辑和所有为此书付出智慧和劳动的人。
杂文写作者甚众，然而杂文及其作者在文学圈内被严重边缘化。出版这样一套大规模杂文丛书，是提高、扩大杂文和杂文作者影响力的一个实打实的可贵努力。
杂文不被看好，原因挺多，主要在两方面：一是文学圈内不认可，认为杂文非文学，连作协领导潜意识里，或许也存在如此因素，表现是中国作协设立了各种文学样式的专门委员会，如小说委员会、诗歌委员会、散文委员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军事文学委员会、影视文学委员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等，这里单单缺失的，是杂文委员会——据说理由是“杂文属于大散文”，归“散文委员会”啦。怪了啊！如果说报告文学、影视文学、文学理论批评等样式比较独特的话，儿童文学、军事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等，不管以小说、散文或者诗歌面目出现，不都属于“大文学”吗？为什么它们能单独成“专”成“会”呢？又，既然杂文属于散文，为什么鲁迅文学奖倒分成“杂文”和“散文”两种样式？而且规定统共五本获奖书，硬要散文评四本，杂文评一本？弄杂文者大大多于写散文者，为什么不是杂文评四本，散文评一本呢？上述现象，首先在逻辑上便说不通。这在某种程度上打击了杂文作者创作的热情和积极性。
第二，我认为在杂文人自身。很多号称杂文者，确实并非杂文，很难令方家以之当文学作品对待。把杂文弄成干巴巴的新闻评论者有之，抄一个小故事，末尾稍议一两句，或者搜集几段语录之类，全冒称杂文，如此偷懒和不争气，还想叫人家看得起杂文，难！杂文自有杂文的味道，其主要特征为“艺术性议论”——此所以有别于其他议论，而堪入文学堂奥者也！去除议论的艺术性，等于扼杀了杂文。有人还把写不好杂文归咎于大环境，这是拉不出屎赖茅房！鲁迅处境怎么样？人家在风雨如磐般境遇之下，不但创造了杂文这一文体，也创作了大量不朽杂文，遂成一代宗师。王蒙说“中国如有五十个鲁迅，我的天，会发生地震”云云，那是呓语、假说、胡说，拿根本不可能的事说事儿。我常想，假如今天有一个半个鲁迅，且看文学圈那些老爷，敢不敢小觑杂文！所以，咱们既然自称弄杂文的，即须写出多彩多姿、像模像样的杂文。鲁迅翁的造诣，咱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总成吧！刘成信先生和吉林出版集团策划、出版这一大套书，对咱们绝对是一个大鼓舞，其中不乏精品，咱们只有加油且加餐，慢读细研，取各家之长为己所鉴，促使自己也写出一则半篇好作品！
盼数十年之后，在更年轻一代中，脱颖而出一个半个杂文大家。
关键词：鲁迅；叶灵凤；木刻版画
1928年5月，《戈壁》半月刊第二期上发表了一幅名为《鲁迅》的讽刺漫画，画中的大酒缸上伸出几只挥舞着炸弹、小说集、狼牙棒等武器的手，里面注着小说旧闻抄、有闲阶级、权威、呐喊等文字，并标注：“鲁迅，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已往的战绩，躲在酒缸的后面，挥着他‘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是谁敢这么明目张胆地讽刺鲁迅？那么鲁迅又是怎样回应的呢？1928年8月10日，鲁迅在《革命咖啡馆》中回敬此人：“革命文学家，要年青貌美，齿白唇红，如潘汉年叶灵凤辈，这才是天生的文豪……”并于8月10日同一天写了《文坛的掌故》，语气更是冷嘲加热讽。没错，该漫画的作者就是叶灵凤。
叶灵凤（1905―1975）江苏南京人，1925年加入创造社，与潘汉年、周全平等被称为“创造社小伙计”，主编过《洪水》半月刊、《幻洲》《戈壁》《现代小说》，1929年创造社被封曾被捕，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救亡日报》到广州，1938年广州失守后到香港直到1975年病逝。
可怜叶灵凤从此便被戴上了“齿白唇红”的帽子，并成了他一生的招牌。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鲁迅全集》在《文坛的掌故》书信体的杂文卷末注释里写道：“叶灵凤，当时曾投机加入创造社，不久即转向方面去，抗日时期成为汉奸文人。”“汉奸文人”这顶更为沉重的帽子就这样硬生生地扣在叶灵凤头上好几十年。虽然在1981年人民文学版的《鲁迅全集》第4卷《三闲集・文坛的掌故》中已没有了这段话，但此时的他也已故去好几年了。
1929年11月，叶灵凤在自传体小说《穷愁的自传》中写道主人公魏日青“照着老例，起身后我便将十二枚铜元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一册《呐喊》撕下三面到露台上去大便”。鲁迅早就反感创造社的那些人，自然不甘示弱，1931年，他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中说：“在现在，新的流氓画家出现了叶灵凤先生，叶先生的画是从英国的琵亚词侣剥来的，琵亚词侣是‘为艺术的艺术’派，他的画极受日本的‘浮世绘’的影响。”“还有最彻底的革命文学家叶灵凤先生，他描写革命家，彻底到每次上茅厕时候都用我的《呐喊》去揩屁股，现在却竟会莫名其妙地跟在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家屁股后面了。”1934年11月14日，《答周刊编者信》：“但我记得《戏》周刊上已曾发表过曾今可、叶灵凤两位先生的文章；叶先生还画了一幅阿Q像，好像我那一本《呐喊》还没有在上茅厕时候用尽，倘不是多年便秘，那一定是又买了一本新的了。”各种冷嘲热讽。
偏偏二人“冤家路窄”有着共同的爱好――版画。鲁迅于1928年创办《朝花》期刊，把木刻版画渐渐引向大众，他编辑并出版《近代木刻选集》《比亚兹莱画选》《谷虹儿画选》《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集》等画集11册。而美术出身的叶灵凤也很早就很喜欢比亚兹莱的木刻版画，他模仿比亚兹莱并把谷虹儿的风格结合在一起形成“叶灵凤式”的画风。鲁迅对此非常反感，他把叶灵凤的模仿斥之为“生吞活剥”，说他是“新的流氓画家”。
1928年7月，《编校后记（二）》：“可惜有些‘艺术家’，先前生吞‘琵亚词侣’，活剥谷虹儿……”1931年7月，《上海文艺之一瞥》：“在现在，新的流氓画家又出了叶灵凤先生，叶先生的画是从英国毕亚兹莱剥来的……”1934年10月，《奇怪（三）》：“原来‘中国第一流作家’的玩着先前活剥‘琵亚词侣’，今年生吞麦绥莱勒的小玩艺……”他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说编选谷虹儿的画就是为了“扫荡上海滩上的‘艺术家’，即戳穿叶灵凤这纸老虎而印的。”
但叶灵凤对木刻也有自己的见解，他曾写过不少关于木刻版画的评论文字。例如，《序珂勒惠支画册》《木刻论辑》《评》《序》等，足见他还是有着一定的艺术功底的。虽然他没有鲁迅那么深的造诣，但不得不承认他对木刻艺术的发展也有着突出的贡献，有些贡献甚至连鲁迅也是做不到的。1935年1月1日，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在北平正式开幕，共展出七天，观众共达3000余人次，超过了任何美术展览会的观众人数，而倘若没有叶灵凤这次展览会不可能成功。据展览会筹办者唐珂的《第一次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纪事》所说，由于资金困难及政府阻挠，展览会困难重重，鲁迅的支持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无奈之下唐珂等人便找到了叶灵凤。叶灵凤的姐夫是当时控制上海文化事务的教育局局长潘公展的手下，关系一疏通，展览会就办成了。而第一次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的成功举办，对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这一点，叶灵凤算是功不可没。
1933年夏，上海良友图书公司通过赵家璧的联系从叶灵凤手中借到原版书，翻印了比利时画家麦绥莱勒的四种木刻连环图画集，鲁迅与叶灵凤分别为《一个人的受难》和《光明的追求》写了序。当年得以翻印出这四种木刻连环画集，与叶灵凤大力贡献出原版书是分不开的，后来鲁迅收到翻印的图画样书时，也对之大加称赞。
叶灵凤自1938年起就一直居住在香港直到病逝，晚年的他很低调，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是《晚晴杂记》（1970），此后直至1975年11月23日逝世的整整五年间，由于体弱又有眼疾，写作几乎一片空白。后学者发现他去世前一年半为1974年4月创刊的香港《海洋文艺》写过专栏，并在第一卷第一期发表了《大陆新村和鲁迅故居》和《景云里》，专栏冠以“记忆的花束”之名。他在这个新专栏开首两篇都是写鲁迅，语言平实，透过字里行间能感受得到他对鲁迅的尊敬。
据罗孚回忆：“当六七十年代朋友们有时和叶灵凤谈起他这些往事时，他总是微笑，不多作解释，只是说，我已经去过鲁迅墓前，默默地表示过我的心意了”。叶灵凤到上海拜谒鲁迅墓是在1957年，并参观了鲁迅故居、鲁迅纪念馆和内山书店的旧址，此前他曾在《献给鲁迅》中曾说，他在内山书店数次见过鲁迅，只是没有交谈过。晚年的他说：“我一向就喜欢比亚斯莱的画。当我还是美术学校学生的时候，我就爱上了他的画。不仅爱好，而且还动手模仿起来，画过许多比亚斯莱风的装饰画和插画。为了这事，我曾一再挨过鲁迅的骂，至今翻开《三闲集》《二心集》等书，还不免使我脸红。但是三十年来，我对于比亚斯莱的爱好，仍未改变，不过我自己却早已搁笔不画了。”他晚年的随笔如《关于内山完造》《果戈理的死魂灵》《爱书家谢澹如》《鲁迅捐傣刊印百喻经》《一个第三种人的下落》《敬隐渔与罗曼・罗兰的一封信》等都有涉及鲁迅。
叶灵凤一向是热爱祖国的，虽被戴上“汉奸文人”的帽子好几十年，但他在香港为保存祖国的文化遗产贡献过不少力量。五十年代萧红骨灰迁葬广州，他亲自护送，更是传为文坛佳话。香港沦陷前夕大部分文人都撤至内地，而戴望舒与叶灵凤却滞留香港，后来戴望舒遭日军逮捕，也是经叶灵凤保释出狱并为他提供住处。他早年虽与鲁迅有些纠葛并一度被误解，但晚年那些回忆文章却感情真挚，确实难能可贵。
参考文献：
[1] 强英良.在鲁迅与叶灵凤之间[J].鲁迅研究月刊，19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