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与行政论文范文

机构与行政论文篇1

【关键词】公共选择理论；政府规模；原因

一、对政府机构改革中“怪圈循环”现象的剖析

所谓“ 怪圈循环”，是系统论中的一个术语，是指事物在特定的等级系统中逐渐上升或者逐渐下降，结果却意外发现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根据有关资料的统计，我国的政府规模膨胀经过了四个“ 怪圈循环”：第一个怪圈：1949—1959年的循环。1949年确立（35个）机构1952 年小膨胀（42个）机构1954年较大膨胀（64个）机构1956 年的大膨胀（81个）机构1959年的精简（60个）机构；第二个怪圈：1960～1970年的循环。1960年初（60个）机构1965年底大膨胀（79个）机构1970 年裁减（32个）机构；第三个怪圈：1971～1982年的循环。1971年恢复，1975年增加（52个）机构1981年大膨胀（100个）机构1987年精简（61个）机构；第四个怪圈：1983～1993年的循环。1982年开始精简（61个）机构1986年膨胀（72个）机构1988年精简（68个）机构1992年膨胀（86个）机构1993年精简（59个）机构。WwW.133229.coM

政府规模是政府履行其职能的活动范围及其质与量，它既指政府职能与权力范围，又指政府机构与人员。衡量政府规模的指标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作为指标；另一种是以财政支出比率作为指标。一般说来，政府规模过大或者过小都是有害的，都不利于政府发挥正常的职能和效率。所以对于现代国家的政府来说，保持适度的政府规模，抑制政府规模增长是行政改革的重要目标和内容。

二、政府规模膨胀的原因：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

公共选择理论，在英语文献中被称为“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 “公共选择经济学”(economics of public choice)。”新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介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的新的交叉学科。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市场上，个人受利己心的支配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在政治市场上，个人的动机和目标是利他主义的、超个人利益的。公共选择理论则认为，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上活动的是同一个人，没有理由认为同一个人会根据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和动机进行活动；同一个人在两种场合之下受不同的动机支配并追求不同的目标，是不可理喻的，在逻辑上是矛盾的；这种政治、经济截然对立的“ 善恶二元论”是不能成立的，公共选择理论试图把人的行为的这两个方面重新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或者理论模式，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基本假设来同一分析人的行为的这两个方面，从而撤除了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樊篱。

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有以下特点：（1）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明确的定义是，“一切行为都是人的行为；在个体成员的行为被排除在外后，就不会有社会团体的存在”。（2）政治活动中的经济人范式：个人参与政治活动的目的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以成本—收益分析为根据。

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般把二战以来政府规模增长归因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和福利国家发展的结果，而公共选择理论则主要考察了政治制度的特征、政府预算决策过程中政治家与官员的行为、关系来阐释政府预算不断膨胀的原因。其中可以用来分析中国政府规模膨胀和增长原因的理论工具有：（1）官员预算最大化和官员效用最大化理论。（2）政治活动中的经济人范式理论。（3）宪法经济学理论。

三、公共选择理论对控制政府规模增长的启示

公共选择理论有关约束政府规模的思想，对于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具有启示意义。因此，在我国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践过程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致力于合理界定政府规模，稳步推进政府改革。

（一）实现党的领导的制度化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对党如何领导国家以及如何领导社会提出了新的要求。决定了新时期党的建设不仅需要理论创新，而且需要制度创新。诚然，我国党政关系的调整，在经历了以职能分开为中心的改革之后，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来看，仅仅进行职能分开是不够的，关键是如何使党对国家的领导在职能分开的前提下做到制度化。所谓制度化，就是在充分保证国家政权依法运作，一切政府和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的前提条件下，通过党内严格的切实可行的制度设计实现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也就是说，要使党对国家的领导，从党的领导体制直接作用于国家领导体制的过程转变为制度化运作的过程，加强和改善党的政治领导。

（二）科学界定和约束政府权力

政府权力和职能的扩张是导致政府规模扩大的主要源泉，所以，合理界定并约束政府权力是防止政府规模无限增长的有效途径。关键在于处理好下面三个关系：（1）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应将权力限制在维护统治和管理社会的范围之内，把社会自身能够解决的管理事务交付社会，培养其应有的自制能力，激发其潜在的活力和责任，使政府权力。政府职能与政府有限管理能力相当，保证政府权力运行的畅通以及行政（下转第23页）（上接第15页）效率的提高。（2）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权力应退出属于市场的有效领域，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把主要职能放在维护市场秩序和国有资产管理上。（3）是政府间的关系。在合理划分事权的基础上，重塑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做到既不简单放权又不随意收回，中央对地方拥有宏观调控权和监督权，地方则主要履行公共服务职能。

（三）加强财政预算管理，约束政府开支

对政府开支进行必要的约束，是防止政府规模无限增长的重要手段。（1）要使政府财政开支与国力相协调；（2）要确定政府消费、政府投资以及转移支付的科学比例；（3）要规范财政税收制度，杜绝政府各种形式的税外乱收费；（4）引入行政成本收益分析概念，努力降低行政成本，讲究行政效果。

（四）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政府效率

引入竞争机制，促进各种类型的竞争，以此打破长久以来的行政垄断，是振兴公共机构，防止政府规模无限增长的重大举措。具体地说：（1）是利用市场和社会力量使部分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社会化，改变过去一切社会事务由政府独家垄断的状况。（2）是在政府内部建立竞争机制，以便在市场竞争和私人承包都不可行的领域改进政府服务质量，提高政府效率。例如：实施分权化管理，推行竞争性人事制度，实行政务公开，推动公民参与管理以及舆论监督等等。

只要我们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扎扎实实地做好上述工作，以新的举措深化政府改革，以新的思路加快政治发展，那么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会取得新的突破和新的成绩。

参考文献

[1]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m].太原，华夏出版社，1999．

[2]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3]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4]【美】丹尼斯·c·缪勒.公共选择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机构与行政论文篇2

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参考题目

1行政文化的革新与行政体制改革

2行政文化革新与廉政建设

3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建设管理

4城市化建设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5执政能力建设与提高行政效率

6行政道德建设与反腐倡廉

7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研究

8政府管理与构建和谐社会

9危机管理相关问题研究

10现代城市管理的历史发展

11提高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研究

12反腐倡廉研究，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

13民主政治研究

14干部制度与公务员制度研究

15政治文化研究

16公平和效率与政府责任研究

17政府管理体制与管理模式创新研究

18制度分析与制度创新研究

19行政效率与行政成本研究

20电子政务研究

21政府职能转变对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的影响

22加入WTO对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的影响

23中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特色研究

24中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发展趋势研究

25当前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26当前国家公务员培训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27现阶段我国收入分配政策分析

28我国公共政策绩效评估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29现阶段我国土地政策分析

30现阶段我国科技政策分析

31现阶段我国农业政策分析

32当代中国教育政策分析

33现阶段我国财政政策分析

34入世对中国政府依法行政走向的影响研究

35行政许可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

36我国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

37推进制度创新提高执政能力

38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政府管理创新

39有效监管与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能力建设

40政府采购与社会公共利益

41执政为民和我国行政管理模式的构建

42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43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44试论我国政府的经济性管制

45服务行政---二十一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方向选择

46建立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制度的思考

47试分析生态价值对公共行政的影响

48我国公共行政的发展趋势研究

49试析西方公共行政中的基本价值取向

50试析公共行政的合法性

51试析行政协调对产学研合作的影响

52创新文化对公共管理的影响

53我国行政文化的发展趋势

54行政创新的文化环境研究

55试论政府创新对产业集群的影响

56哈尔滨文化对公共管理的影响研究

57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的理论与实践

58政府行政成本与效率研究

59转型期中国公共预算与财政改革研究

60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研究

61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政府支持企业跨国经营研究

62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63社区行政管理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64城市化发展与政府管理体制创新

65公务员薪酬制度国际比较

66政府官员激励与约束机制研究

67新发展观与政府管理创新

68哈市(或某市)公务员队伍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69数字化城市与哈尔滨的城市化

70区域发展的公共政策问题研究

71激励机制与人力资源管理

72组织变革与政府机构改革

73公共财政法律制度研究

74政府收费制度改革研究

75政府预算绩效评价体系研究

76制度创新与哈尔滨城市社区的发展

77地方政府绩效考评探析

78新型工业化与哈尔滨的城市化

79财税风险管理机制研究

80税收支出及其控制研究

81某城市社会中介组织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82区域合作与政府的作用

83电子政务与政府职能转变

84政府干预模式的创新研究

85区域开发与政府经济行为研究;

86WTO与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

87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研究

88中外政府收支管理比较研究

89产业发展与政府经济职能研究

90垄断与政府经济管理

91政府采购制度的改革与创新

92充分就业目标与公共政策选择

93论新时期我国政府经济职能转变

94我国乱收费成因与治理对策，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

95知识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源开发现状与对策

96论如何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

97论竞争激励机制在促进政府活动中的作用

98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99政府失败与重塑政府

100关于组织文化管理研究

101关于公共政策研究

102论网络技术对政府管理的影响

103关于战略管理研究

104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政策研究

105构建和谐社会的对策研究

106城市社区建设与社区管理体制研究

107我国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研究

108我国农村土地使用制度研究

109区域政策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110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思考

111行政伦理研究

112政府危机管理研究

113某社会问题的现状,原因,对策分析

114中国社会转型期行政伦理建设问题研究

115中国行政组织文化的创新及其塑造

116中,美,日行政文化比较研究

117行政心理文化及其制约因素探析

118我国行政精神文化建设问题研究

119入世后中国政府职能的定位研究

120我国社区管理,社区建设的模式探讨

121中外创新机制比较研究

122哈市(或某市)公务员队伍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123制度创新与哈尔滨城市社区的发展

124现代企业中的科技管理

125入世后政府职能的转变

126社区管理与城市化

127政府部门的科技管理新对策

128现代企业的民主化管理

129电子政务对政府管理的影响

130中国城市社区管理模式

131反腐败的关键在于加强权力的制约

132行政合同与我国政府职能转变

133转型期我国政府行政不力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134论新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135县处级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制度进一步完善的探索

136面向21世纪中国政府公共行政改革若干问题研究

137论当代中国政府行政面临的挑战及变革

138浅论政府职能与转换

139试论转型期的腐败及其控制

140论有限政府

141论依法行政,法治行政

142依法治腐,建设廉洁政府

143对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思考

144关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问题分析及对策思考

145以人力资源开发为基础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146国有企业经营者管理腐败研究

147中国海关执法腐败问题分析

14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央政府机构改革的述评

149中国行政文化建设若干问题研究

150政府管理创新若干问题探讨

151沈阳市东陵区政府机关干部考核制度的研究

152改革和完善地方反腐败监督机制若干问题的探讨

153事业单位改革若干问题研究

154西方组织结构理论及其对中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借鉴

155开发区行政管理体制创新问题研究

156当代中国行政民主论析

157事业机关干部一般管理能力素质评价研究

158腐败的经济分析

159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腐败问题的思考

160当代中国政府政策执行能力分析研究

161利益驱动与规范政府行为

162社会转型的挑战与我国行政协调机制的变革

163当前我国行政机制的生态平衡分析

164中国行政改革动力,阻力的制度分析

165论市场经济与县级政府职能及机构

166论依法行政

167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问题研究

168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职能

169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行政职能

170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政府整合机制重塑

171当代中国行政管理模式发展取向研究

172当代中国政府官员腐败问题及反腐败斗争论析

173电子商务与政府管理

174我国干部人事上的腐败问题透视

175我国"入世"背景下的政府改革

176我国政府决策科学化对策研究

177论建构现代中国政府的行政指导制度

178论行政权利腐败及其整治对策

179论以德治国背景下的干部道德建设

180关于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思考

181结构性腐败论纲——对现阶段中国腐败问题的研究

182腐败发生的原因透析和反腐败的对策研究

183论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行政制度

184中国公务员管理机制研究

185论转轨时期我国事业单位的体制重塑——从传统到现代

186公共部门的绩效评估

187转轨时期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创新:理念与对策

188转型时期中国公共行政改革模式初探

189当代中国公共政策制定的法治化背景

190论反腐败思想的基本特色

191治安社会化思想与模式

192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健全

193电子化政府——中国政府改革的新取向

194电子政务系统的应用研究

195论行政权力腐败及其整治对策

196与腐败

197我国腐败主体的若干思想观念研究

198结构性腐败论纲

199以德治官论

200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机制研究

201关于政府体制改革中电子政务发展的研究

202WTO视野下的我国政府职能转变

203新公共管理理念在中国行政改革中的引入

204我国党政系统内部顾问的现状,专业水准,存在问题和发展战略

205加入WTO后的中国政府职能转变分析

206公共责任理论与我国公共责任机制的选择

207论社会主义行政道德

208论我国行政改革中的几个问题

209全球化与中国政府能力再造

210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构想

211试论行政组织的法治化

212事业单位改革制度创新问题研究

213我国法制行政建设研究

214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研究

215我国人事法制建设的构想

216我国事业单位职称改革的现状及走向分析

217我国政府职能转变问题研究

218政府责任论

219新时期行政领导干部素质建设研究

220中国行政监督体制的利益分析

221中国政府职能定位的双重选择

222转型期腐败问题研究

223行政公开制度研究

224我国电子政府发展思路探索

225中韩两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比较研究

226县级地方政府办公自动化系统的研究

227廉政思想研究

228腐败与反腐败探析

229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倡廉机制的研究

230新时期腐败现象滋生的原因与防范对策

231浅论新时期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232国家事业单位改革的目标与对策

233论我国电子政府建设

234当代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问题探讨

235论加强和改善我国行政监察

236第三部门与政府腐败的治理

237中国公务员行政价值观探讨

238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行政执行研究

239中国行政监督的现状分析与完善举措探讨

240关于建立严密完善审批监督制约机制的思考

241行政处级干部的管理能力结构及其特征分析

242非营利组织人事管理模式的转变

243论集体上访

244国家公务员保障机制研究

245体制转型与腐败滋长的相关性分析

246构建适应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非政府公共部门政策监控机制

247"德法同构"在现代中国行政管理中的作用分析

248新时期反腐败若干问题研究

249干部选拔体制研究

250论新时期我国公务员行政理念的转变

251中国现阶段行政伦理规范研究

252公开选拨党政领导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初步探索

253论转型期权力监督理念的跃迁

254中国第三部门发展动力机制问题研究

255当代中国行政权力运行科学化的对策

256解析腐败

257干部道德教育有效性探析

258中国门户网络公司生存环境及经营战略研究

259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260知识经济时代军队干部队伍平时管理工作初探

261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考察与思考

262论中国行政文化创新

263新时期反腐力度思考

264创新——当代领导的必备素质

265工作团队的激励机制和绩效测评体系

26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塑造现代人素质中的作用

266塑造高绩效的团队

267团队创新气氛问卷的编制与研究

268团队激励研究

269虚拟团队分布式任务分析与综合能力研究

270中国企业团队精神培育

271团队组织气氛的形成机理,测定方法及改进途径研究

272乡镇领导班子团队建设与团队效能的研究

273新时期行政领导干部素质建设研究

274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人的素质塑造

机构与行政论文篇3

一、火灾事故调查行为性质的认识

目前，对火灾原因、责任认定和火灾损失核定行为的性质的认识，从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分歧，主要有鉴定论和行政确认论两种观点：

持鉴定论的人认为，火灾原因、责任认定和火灾损失核定行为是鉴定行为。鉴定论可细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火灾等各类事故鉴定是情况鉴定，是对与火灾事故有关事实和现象，通过勘验、实验、调查、测试、计算、比较、分析，对其作出综合性的鉴定结论，确定事故的成因、性质、行为人及其责任。第二种观点认为，火灾事故等各类事故鉴定不是独立的一类鉴定，而是多方面鉴定专家的会同鉴定。第三种观点认为，是技术鉴定。火灾事故责任认定是公安消防机构在查明火灾事实后，根据当事人的行为与火灾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其行为在火灾事故中所起的作用而作出的结论。火灾直接财产损失核定是公安消防机构根据受损单位和个人上报的直接财产损失情况客观地作出的评估结论。持行政确认论的人认为，火灾原因、责任认定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一样都是行政确认行为，是对某一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是否存在的判断，具有检验、甄别的性质，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前提。

二、火灾事故调查行为与鉴定行为的区别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和鉴定实践，鉴定行为与火灾事故调查行为有比较明显的区别：

1、实施行为的主体特性不同。鉴定的主体具有多元性和无地域性等特点，各类鉴定机构之间无行政隶属关系；鉴定机构必须经政法机关批准设立或鉴定主管部门批准授权或临时指聘；鉴定结论必须由专业技术机构的具有鉴定资格和较高专业技术水平的专业技术人员作出。而依据《消防法》和《火灾事故调查规定》的有关规定，火灾原因、责任和损失的认（核）定机构之间有行政隶属关系，火灾事故调查行为也具有严格的地域性和专属性。火灾原因、责任认定和损失核定必须以公安消防机构名义、而非以自然人名义作出。实践中，从事火灾原因、责任认定和损失核定的人员往往并不要求一定是专业技术人员。

2、行为启动的程序不同。鉴定一般是鉴定人受指派、委托或聘请而为的行为，没有指派、委托或聘请就没有鉴定；同时根据三大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对鉴定结论不服或有异议、需要进行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的，只有申请权，没有决定权，决定权一般则由司法机关行使。而火灾原因、责任认定和火灾损失核定是公安消防机构必须依职责而主动作出的行为；当事人对火灾原因、责任认定和损失核定不服的，只要在法定的期限提出申请，公安消防机构就必须进行重新认定。

3、客体和结论的表现形式不同。鉴定客体（对象）仅限于案件中经过法律或法定程序确认的某些专门性问题，只有法律认可的鉴定对象，其结论才能作为证据；鉴定书是鉴定结论作为一类法定证据的书面表达形式，它是一种法律文书，其内容和形式必须符合法律文书的要求，文字叙述部分必须具备前言、检验、论证和结论四个方面内容。火灾原因、责任认定和损失核定作为鉴定行为的性质目前还没有得到法律上的认可；其认定的法律文书即火灾原因认定书、火灾事故责任书和火灾损失核定书并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对鉴定法律文书内容和形式上的要求，它们只是作出结论，而对作出结论的依据、过程并不进行阐述和说明。

4、对结论异议的处理方式不同。鉴定是一种科学性活动，鉴定结论只有正确与错误、科学与不科学之分，而没有效力高低之分，不同的鉴定机构之间也没有上级下级之分；对鉴定结论有异议的，只能进行重新鉴定，重新鉴定机构在作出鉴定结论时也无需对原鉴定结论作出任何的评判。而火灾原因和责任认定的机构之间则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当事人对火灾原因、责任认定不服的，只能向其上一级公安消防机构或主管公安机关申请重新认定，重新认定结论可以维持、变更或撤消原认定；重新认定机构在作出撤消认定时，既可以直接作出认定，也可以责令原认定机构重新作出认定；当事人对火灾损失核定不服，只能向上一级公安消防机构申请重新核定。另外，鉴定行为一般情况下鉴定机构是收取鉴定费用的，而火灾原因和责任认定以及损失核定行为则是公安消防机构应当履行的法定职责，不能收取任何费用。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火灾原因、责任认定和火灾损失核定不是鉴定行为。

三、火灾事故调查行为与行政确认行为的区别

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和有关行政解释，火灾事故调查行为与行政确认行为是存在明显区别的。

机构与行政论文篇4

决策模式是决策体制、决策程序和决策方法在决策理论上的一种综合反映。在美国，关于“精英决策模式”与“多元决策模型”的争论，一直是政策科学讨论的热点话题。然而，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模式或政策制定模式往往是由该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以上两种决策模式均不符合中国国情。探索我国政策决策模式，对我国政策决策做出理论概括，无论对于我国政策决策理论的发展，还是对于我国政策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影响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诸因素

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模式与另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模式往往存在着很大差别，这些差别是由一系列因素所决定的。这些因素主要有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结构等等，下面我们将对上述诸因素及其与政策决策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第一，我国经济结构的特点及其对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个社会结构好象是一座极其复杂的建筑物，它有自己的基础，又有自己的上层建筑。经济结构属于基础的范畴，它在这个结构中处于决定者的地位，而政策决策属于上层建筑的内容或范畴。由于上层建筑处于被决定者的地位，因此，政策决策模式也必然为经济制度所决定。那么，我国现有的经济制度具有什么特征呢？简言之，就是以社会主义所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这就表明，我国的经济结构是一种“一与多”并存的结构。所谓“一”，就是一种所有制即社会主义所有制为主体；所谓“多”，就是多种经济成份并存。这种“一”与“多”并存的经济结构，必然地决定着我国的政治结构也有相应的特点，从而必然地决定着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型也相应地具有这些特点。

第二，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及其对政策决策模型的影响。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是该国政治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各国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政党政治，而政策过程只不过是政治系统的一种输入、转换和输出的过程。事实上，在当代绝大多数国家，政党在政策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的政策，或者是由执政党所直接制定与执行的，或者是由执政党所操纵的。在不同国家的政治系统中，由于政党制度的不同，因而政党在政策决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同，从而各国的政策决策模型也存在很大差别。美国政策科学家詹姆斯·E·安德森在谈到这种区别时指出：在多党制国家（例如美国），“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党更多的是作为各种特定利益的经纪人而非倡导者存在。在某些一党制的政治系统（如前苏联）中，政党是制定政策的主导力量。”［（1）］我国的政党制度，一方面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有着重要区别，即不是多党制。这种区别决定了我国的政党组织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是以利益团体代表的身份出现的，从而决定了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式不是“多元化”的。另一方面与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一党制相区别，所实行的是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这种区别决定了我国各政党组织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是“群言堂”，即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从而决定了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式不是“一言堂”式的，而是民主型的。并且由于我国政党制度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政党制度的特点，从而决定了我国的民主也具有自身的特点。在我国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中，正如我国的经济结构一样，实现了“一与多”的统一。这种“一与多”统一的特点，同样会影响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特点。

第三，我国政权组织结构的特点及其对政策决策模式的影响。政策是国家政权机关的重大决策。在不同的国家，国家政权具有不同的组织结构。一般说来，国家政权的权力主要有以下三种：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相应地现代国家政权机关也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类：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无论哪个国家，这三类机关都参与了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里，由于国体和历史传统、具体国情不同，这三类机关的结合方式、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各自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是不同的。正是由于这种不同，决定了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所起作用的程度不同。也就是说，由于国家政权组织结构的特点不同，决定了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政策决策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这种政治制度下，政权组织结构是一个权力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权力条件下的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两者分工负责制。也就是说，国家权力不是分立的，而是统一的，即统一于国家权力机关，这就是我国政权组织结构的统一性特点。另一方面，在行政、司法均由权力机关产生、并向权力机关负责、受权力机关监督的前提下，行政与司法又是相互独立的，两者实行有效的分工负责制，并且司法机关又一分为二，即分为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以达到互相制约的目的。也就是说，我国的政权组织结构又具有分工制约的特点。这样，在我国政权组织结构中，前一个特点的实质是“一”，后一个特点的实质是“分”，分即多。因此，从我国政权组织结构看，也体现了“一与多”的统一或一体化，这种“一与多”的一体化也必然地要在我国的公共决策模式中得到体现。

第四，我国政治文化结构的特点及其对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影响。政治文化结构是由各种政治观念所组成的系统，其中核心的内容是意识形态。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结构是由该国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但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中，这种相对独立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具有一定的反作用。政策过程作为政治系统的一个输入、转换和输出的过程，必然地要受到政治文化结构的影响作用。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结构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策决策模式的特点。我国的政策文化结构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结构模式。在这个结构模式中，“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2）］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包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思想）。这是指导思想，我们必须用这一个主义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但统一人民的思想，不等于禁锢人民的思想。我们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允许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行学说与言论自由。主张一切属于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3）］。虽然我国在这方面的实践上过去犯了不少错误，但毕竟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这种方针中的“一”与“百”的关系，也充分体现出“一”与“多”的统一或一体化。政治文化结构的这种“一与多”的一体化的特点，也必然地要在政策决策模式中得到反映，影响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特点。

二、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的特点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我国政策决策模式，无论从经济基础、现有政策决策主体的结构还是从政治文化结构看，均具有“一与多”一体化民主的特点。我们姑且将这种政策决策模式称之为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这种决策模式主要有如下几个具体特点：

（一）这种决策模式是民主的，它有着“多”方面的参与机制。一种决策模式是民主的还是独裁的，主要看这种决策模式能否为政策决策过程提供广泛的参与机制。从历史上看，封建主义的政策决策模式是典型的独裁模式，政策决策权集中在皇帝和少数官僚手里，广大人民群众无法参与决策过程。资本主义的政策决策过程总的说来要比封建主义的政策决定过程民主得多。但是，正如精英决策模式所指出的那样，即使象美国这样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也只是少数精英人物的民主，政策决策并不反映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意志，而只是反映少数所谓杰出人物的利益。而我国的这种一与多的一体化民主决策机制，则为各党派、各阶层和广大劳动人民参与政策决策过程提供了广泛的参与渠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党派、群众团体和广大人民均可通过自己的代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人民代表大会等来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也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和等途径参与政策决策过程。在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中，充分体现了“一”与“多”的统一。把“一”与“多”统一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国情创造出的一种现代民主形式。一体化中的“多”既是民主的前提，也是民主的表现形式。

（二）这种政策决策模式所提供的民主机制，是一种有效的民主机制。这种有效性主要表现于多的统一性。在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式中，有“多”的存在，但这种“多”又没有导致“多元化”，而是实现了“多”的统一，这种统一性保证了民主的有效性。西方有些学者把民主化与多元化联系起来，甚至把民主化等同于多元化，认为只有多元化才是民主，否则就是专制。他们据此把象美国这样的多元化国家称之为民主制国家，而把象原苏联（甚至包括中国）这样的国家称之为专制国家。这里除了有意攻击之外，还有一个关于“民主”的认识问题。其实把民主化与多元化等同起来的公式并不成立，就是美国这一公式也遭到了严厉批评。有人认为这种多元化民主“对国家的统一构成了威胁”［（4）］。因为按照这种理论，多元化国家不可能有统一的价值观，权力的高度分化可能损害公共秩序，甚至会导致国家的瓦解。也就是说，这种民主的多元化与民主的有效性可能是矛盾的，而失去了有效性的民主，其意义就值得怀疑了。所以，我们认为，民主化与多元化之间的结合，未必就是最好的结合。也就是说，民主并不简单地等于“多”，而“一”与民主之间未必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鸿沟。相反，“一”与“多”相统一的一体化，不但较好地解决了政策决策过程中的民主问题，而且也较好地解决了民主的有效性问题。因为在这种决策模式中，虽然决策主体具有“多”的性质，但决策主体“多”的方面都是以参与者的身份出现的，彼此之间并不存在你争我斗的关系。同时，由于“一”的存在并处于某种特殊的地位，能够对“多”起一种领导或指导作用，这就保证了“多”的活动能够有秩序地进行，从而保证了民主的有效性。

（三）在这种政策决策模式中，“一”与“多”的相互结合构成了一个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中，“一”与“多”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主导和从属的关系。具体说来，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一”是“多”的前提。例如，在政党组织结构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派；在政权组织结构中，国家权力机关的存在是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存在的前提，没有国家权力机关就没有从属于国家权力机关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政治文化结构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前提的，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第二，在“一”与“多”的矛盾统一体中，“一”处于主导地位，“多”处于从属地位。例如，在政党组织结构中，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而各派处于被领导地位；在政权组织结构中，国家权力机关处于主导地位，而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处于从属地位；在政治文化结构中，马克思主义处于指导地位，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处于被指导地位。第三，“一”的活动对“多”的活动具有一种导向性作用，而“多”的活动是在“一”的指导下围绕着“一”的活动而展开的。例如，在政党活动中，共产党的活动对各派的活动具有一种导向性作用，而各派的活动则是围绕着共产党的活动而展开的。这样，在整个政策决策系统中，各子系统的活动就能够做到“活而不乱”、“民主而有秩序”，形成一种沿着既定方向而又有规则的运行方式。因此，这样的一个政策决策系统实现了民主性和有效性的统一。一方面这个决策系统充满了活力，它使社会中各组织、各阶层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政策决策过程中享有充分的民主；另一方面，这个决策系统中的各子系统的活动又是围绕着决策过程有秩序地进行的，保证决策过程民主的有效性。

三、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的理论意义

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的提出，对于科学地、正确地分析我国的地方政策决策过程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第一，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为科学地合理地解释我国的政策过程提供了理论前提。要解释一种政策过程，就必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这种政策到底是由谁制定的？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制定的？这是任何一个政策理论家都不能回避的问题。美国学者在解释美国政策的形成过程时，虽然产生了各种理论，但在回答上述问题时主要有影响的观点是如下两种：即精英决策论和多元决策论。前者认为政策仅仅是少数精英制定的，并且认为政策仅仅反映少数人的利益，而广大群众则是“愚氓”，他们是被排斥在政策过程之外的。显然，这种观点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我们不能用它来解释我国的政策过程。后者认为政策是社会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且承认普通群众对政策过程也有影响作用，甚至认为群众也可以通过参与利益集团达到参与政策制定的目的［（5）］。这种理论看来很“民主”，但它仍然不能用于解释我国的政策过程，因为这种理论是以“多党制”、“政治多元化”为前提的，因而这种理论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也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相反，我们提出的“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在理论上，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是一致的，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群众等基本理论原理，又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具体化为当代的政策理论。在实践上，它既能比较合理地解释我国目前的政策过程，又能对我国的政策决策起指导作用。

第二，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为科学地合理地解释我国的民主政治过程提供了理论支持。就民主的本质而言，马克思主义已给予了明确的回答。但是，就民主的具体实现形式而言，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特别是需要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对实践上已存在的民主形式进行高度的理论概括。目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我们暂且不谈它的实质，就它的具体实现形式而言，绝大多数都是采用多元化形式。据此，我国也有少数人误认为民主化就是多元化，或者说民主只有多元化一种形式。显然，这种观点无法解释发生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则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进行了科学而又合理的解释。今天的中国社会无论是从政党制度、国家政权体制，还是从政治文化看，都是“一与多”的统一体，如政党制度的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国家政权体制的一院制下的行政、司法分工负责制，政治文化方面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我国政治过程正是在这种“一与多”的统一中体现出“一体化民主”的特点。

第三，“一体化民主论”的理论模式为预测中国未来政治的发展趋势提供了理论依据。根据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我国在经济体制方面将坚定不移地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也必然会向着民主化的方向发展。问题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有什么特色？其具体实现的途径是什么？正如市场经济模式不仅仅有资本主义一种模式一样，民主政治模式也不应该只有资本主义一种模式。既然可以存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那就也可以存在一体化的民主政治。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一体化民主是一与多的统一。因此，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建设，不在于一与多的分离，不在于到底是以一代多还是以多代一，而在于使一与多结合得更好。“一体化民主”作为一种具有现代民主意识的政治模式，将代表着中国未来政治的发展方向。

注释：

（1）［美］詹姆斯·E·安德森：《政策决策》，华厦出版社1990年版，第55～56页。

（2）（3）《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5、783页。

（4）［美］E·R·克鲁斯克等：《公共政策词典》，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

（5）参见胡象明著：《地方政策分析一体制，文化与过程》，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4页。

机构与行政论文篇5

决策模式是决策体制、决策程序和决策方法在决策理论上的一种综合反映。在美国，关于“精英决策模式”与“多元决策模型”的争论，一直是政策科学讨论的热点话题。然而，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模式或政策制定模式往往是由该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以上两种决策模式均不符合中国国情。探索我国政策决策模式，对我国政策决策做出理论概括，无论对于我国政策决策理论的发展，还是对于我国政策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影响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诸因素

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模式与另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模式往往存在着很大差别，这些差别是由一系列因素所决定的。这些因素主要有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结构等等，下面我们将对上述诸因素及其与政策决策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第一，我国经济结构的特点及其对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个社会结构好象是一座极其复杂的建筑物，它有自己的基础，又有自己的上层建筑。经济结构属于基础的范畴，它在这个结构中处于决定者的地位，而政策决策属于上层建筑的内容或范畴。由于上层建筑处于被决定者的地位，因此，政策决策模式也必然为经济制度所决定。那么，我国现有的经济制度具有什么特征呢？简言之，就是以社会主义所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这就表明，我国的经济结构是一种“一与多”并存的结构。所谓“一”，就是一种所有制即社会主义所有制为主体；所谓“多”，就是多种经济成份并存。这种“一”与“多”并存的经济结构，必然地决定着我国的政治结构也有相应的特点，从而必然地决定着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型也相应地具有这些特点。

第二，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及其对政策决策模型的影响。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是该国政治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各国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政党政治，而政策过程只不过是政治系统的一种输入、转换和输出的过程。事实上，在当代绝大多数国家，政党在政策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的政策，或者是由执政党所直接制定与执行的，或者是由执政党所操纵的。在不同国家的政治系统中，由于政党制度的不同，因而政党在政策决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同，从而各国的政策决策模型也存在很大差别。美国政策科学家詹姆斯·E·安德森在谈到这种区别时指出：在多党制国家（例如美国），“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党更多的是作为各种特定利益的经纪人而非倡导者存在。在某些一党制的政治系统（如前苏联）中，政党是制定政策的主导力量。”［（1）］我国的政党制度，一方面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有着重要区别，即不是多党制。这种区别决定了我国的政党组织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是以利益团体代表的身份出现的，从而决定了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式不是“多元化”的。另一方面与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一党制相区别，所实行的是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这种区别决定了我国各政党组织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是“群言堂”，即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从而决定了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式不是“一言堂”式的，而是民主型的。并且由于我国政党制度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政党制度的特点，从而决定了我国的民主也具有自身的特点。在我国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中，正如我国的经济结构一样，实现了“一与多”的统一。这种“一与多”统一的特点，同样会影响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特点。

第三，我国政权组织结构的特点及其对政策决策模式的影响。政策是国家政权机关的重大决策。在不同的国家，国家政权具有不同的组织结构。一般说来，国家政权的权力主要有以下三种：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相应地现代国家政权机关也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类：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无论哪个国家，这三类机关都参与了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里，由于国体和历史传统、具体国情不同，这三类机关的结合方式、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各自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是不同的。正是由于这种不同，决定了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所起作用的程度不同。也就是说，由于国家政权组织结构的特点不同，决定了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政策决策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这种政治制度下，政权组织结构是一个权力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权力条件下的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两者分工负责制。也就是说，国家权力不是分立的，而是统一的，即统一于国家权力机关，这就是我国政权组织结构的统一性特点。另一方面，在行政、司法均由权力机关产生、并向权力机关负责、受权力机关监督的前提下，行政与司法又是相互独立的，两者实行有效的分工负责制，并且司法机关又一分为二，即分为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以达到互相制约的目的。也就是说，我国的政权组织结构又具有分工制约的特点。这样，在我国政权组织结构中，前一个特点的实质是“一”，后一个特点的实质是“分”，分即多。因此，从我国政权组织结构看，也体现了“一与多”的统一或一体化，这种“一与多”的一体化也必然地要在我国的公共决策模式中得到体现。

第四，我国政治文化结构的特点及其对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影响。政治文化结构是由各种政治观念所组成的系统，其中核心的内容是意识形态。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结构是由该国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但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中，这种相对独立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具有一定的反作用。政策过程作为政治系统的一个输入、转换和输出的过程，必然地要受到政治文化结构的影响作用。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结构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策决策模式的特点。我国的政策文化结构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结构模式。在这个结构模式中，“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2）］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包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这是指导思想，我们必须用这一个主义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但统一人民的思想，不等于禁锢人民的思想。我们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允许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行学说与言论自由。主张一切属于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3）］。虽然我国在这方面的实践上过去犯了不少错误，但毕竟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这种方针中的“一”与“百”的关系，也充分体现出“一”与“多”的统一或一体化。政治文化结构的这种“一与多”的一体化的特点，也必然地要在政策决策模式中得到反映，影响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特点。

二、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的特点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我国政策决策模式，无论从经济基础、现有政策决策主体的结构还是从政治文化结构看，均具有“一与多”一体化民主的特点。我们姑且将这种政策决策模式称之为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这种决策模式主要有如下几个具体特点：

（一）这种决策模式是民主的，它有着“多”方面的参与机制。一种决策模式是民主的还是独裁的，主要看这种决策模式能否为政策决策过程提供广泛的参与机制。从历史上看，封建主义的政策决策模式是典型的独裁模式，政策决策权集中在皇帝和少数官僚手里，广大人民群众无法参与决策过程。资本主义的政策决策过程总的说来要比封建主义的政策决定过程民主得多。但是，正如精英决策模式所指出的那样，即使象美国这样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也只是少数精英人物的民主，政策决策并不反映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意志，而只是反映少数所谓杰出人物的利益。而我国的这种一与多的一体化民主决策机制，则为各党派、各阶层和广大劳动人民参与政策决策过程提供了广泛的参与渠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党派、群众团体和广大人民均可通过自己的代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人民代表大会等来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也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和信访等途径参与政策决策过程。在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中，充分体现了“一”与“多”的统一。把“一”与“多”统一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国情创造出的一种现代民主形式。一体化中的“多”既是民主的前提，也是民主的表现形式。

（二）这种政策决策模式所提供的民主机制，是一种有效的民主机制。这种有效性主要表现于多的统一性。在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式中，有“多”的存在，但这种“多”又没有导致“多元化”，而是实现了“多”的统一，这种统一性保证了民主的有效性。西方有些学者把民主化与多元化联系起来，甚至把民主化等同于多元化，认为只有多元化才是民主，否则就是专制。他们据此把象美国这样的多元化国家称之为民主制国家，而把象原苏联（甚至包括中国）这样的国家称之为专制国家。这里除了有意攻击之外，还有一个关于“民主”的认识问题。其实把民主化与多元化等同起来的公式并不成立，就是美国这一公式也遭到了严厉批评。有人认为这种多元化民主“对国家的统一构成了威胁”［（4）］。因为按照这种理论，多元化国家不可能有统一的价值观，权力的高度分化可能损害公共秩序，甚至会导致国家的瓦解。也就是说，这种民主的多元化与民主的有效性可能是矛盾的，而失去了有效性的民主，其意义就值得怀疑了。所以，我们认为，民主化与多元化之间的结合，未必就是最好的结合。也就是说，民主并不简单地等于“多”，而“一”与民主之间未必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鸿沟。相反，“一”与“多”相统一的一体化，不但较好地解决了政策决策过程中的民主问题，而且也较好地解决了民主的有效性问题。因为在这种决策模式中，虽然决策主体具有“多”的性质，但决策主体“多”的方面都是以参与者的身份出现的，彼此之间并不存在你争我斗的关系。同时，由于“一”的存在并处于某种特殊的地位，能够对“多”起一种领导或指导作用，这就保证了“多”的活动能够有秩序地进行，从而保证了民主的有效性。

（三）在这种政策决策模式中，“一”与“多”的相互结合构成了一个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中，“一”与“多”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主导和从属的关系。具体说来，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一”是“多”的前提。例如，在政党组织结构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民主党派；在政权组织结构中，国家权力机关的存在是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存在的前提，没有国家权力机关就没有从属于国家权力机关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政治文化结构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前提的，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第二，在“一”与“多”的矛盾统一体中，“一”处于主导地位，“多”处于从属地位。例如，在政党组织结构中，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而各民主党派处于被领导地位；在政权组织结构中，国家权力机关处于主导地位，而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处于从属地位；在政治文化结构中，马克思主义处于指导地位，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处于被指导地位。第三，“一”的活动对“多”的活动具有一种导向性作用，而“多”的活动是在“一”的指导下围绕着“一”的活动而展开的。例如，在政党活动中，共产党的活动对各民主党派的活动具有一种导向性作用，而各民主党派的活动则是围绕着共产党的活动而展开的。这样，在整个政策决策系统中，各子系统的活动就能够做到“活而不乱”、“民主而有秩序”，形成一种沿着既定方向而又有规则的运行方式。因此，这样的一个政策决策系统实现了民主性和有效性的统一。一方面这个决策系统充满了活力，它使社会中各组织、各阶层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政策决策过程中享有充分的民主；另一方面，这个决策系统中的各子系统的活动又是围绕着决策过程有秩序地进行的，保证决策过程民主的有效性。

三、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的理论意义

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的提出，对于科学地、正确地分析我国的地方政策决策过程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第一，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为科学地合理地解释我国的政策过程提供了理论前提。要解释一种政策过程，就必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这种政策到底是由谁制定的？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制定的？这是任何一个政策理论家都不能回避的问题。美国学者在解释美国政策的形成过程时，虽然产生了各种理论，但在回答上述问题时主要有影响的观点是如下两种：即精英决策论和多元决策论。前者认为政策仅仅是少数精英制定的，并且认为政策仅仅反映少数人的利益，而广大群众则是“愚氓”，他们是被排斥在政策过程之外的。显然，这种观点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我们不能用它来解释我国的政策过程。后者认为政策是社会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且承认普通群众对政策过程也有影响作用，甚至认为群众也可以通过参与利益集团达到参与政策制定的目的［（5）］。这种理论看来很“民主”，但它仍然不能用于解释我国的政策过程，因为这种理论是以“多党制”、“政治多元化”为前提的，因而这种理论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也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相反，我们提出的“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在理论上，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是一致的，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群众等基本理论原理，又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具体化为当代的政策理论。在实践上，它既能比较合理地解释我国目前的政策过程，又能对我国的政策决策起指导作用。

第二，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为科学地合理地解释我国的民主政治过程提供了理论支持。就民主的本质而言，马克思主义已给予了明确的回答。但是，就民主的具体实现形式而言，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特别是需要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对实践上已存在的民主形式进行高度的理论概括。目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我们暂且不谈它的实质，就它的具体实现形式而言，绝大多数都是采用多元化形式。据此，我国也有少数人误认为民主化就是多元化，或者说民主只有多元化一种形式。显然，这种观点无法解释发生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则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进行了科学而又合理的解释。今天的中国社会无论是从政党制度、国家政权体制，还是从政治文化看，都是“一与多”的统一体，如政党制度的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国家政权体制的一院制下的行政、司法分工负责制，政治文化方面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我国政治过程正是在这种“一与多”的统一中体现出“一体化民主”的特点。

第三，“一体化民主论”的理论模式为预测中国未来政治的发展趋势提供了理论依据。根据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我国在经济体制方面将坚定不移地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也必然会向着民主化的方向发展。问题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有什么特色？其具体实现的途径是什么？正如市场经济模式不仅仅有资本主义一种模式一样，民主政治模式也不应该只有资本主义一种模式。既然可以存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那就也可以存在一体化的民主政治。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一体化民主是一与多的统一。因此，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建设，不在于一与多的分离，不在于到底是以一代多还是以多代一，而在于使一与多结合得更好。“一体化民主”作为一种具有现代民主意识的政治模式，将代表着中国未来政治的发展方向。

注释：

（1）［美］詹姆斯·E·安德森：《政策决策》，华厦出版社1990年版，第55～56页。

（2）（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5、783页。

（4）［美］E·R·克鲁斯克等：《公共政策词典》，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

机构与行政论文篇6

伴随着财政分权改革，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此同时，环境污染水平以及相应的环境群体性事件却仍居高不下。在学术界普遍关注这种鲜明对比现象的同时，我们是否更应该思考:中国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环境问题究竟是世界性共有现象，还是蕴含着中国特有规律抑或中国特色?环境规制能否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环境外部性以及相应的市场失灵为政府进行环境规制提供了合理空间。环境规制一也由此成为了政府社会性规制的重要方面。然而，政府的环境规制并非完美，规制同样存在着外部性(李郁芳，李顶峰，2007 )。较早的文献以及部分最新文献对环境规制失灵进行了一定的研究。这些文献停留在从政企博弈或政企合谋的视角分析环境规制失灵。环境规制中的政企博弈侧重于说明: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规制的执行力度被企业机会主义行为所减弱;持政企合谋论观点的文献更关注于，政府与企业通过某种纽带使政府与企业处于利益共同体中，政企的共容利益使环境规制失灵。

二、环境规制中的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行为

环境规制的主体是政府，而作为公共部门的政府具有科层制结构的组织形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是不同层级的两个节点。既然政府规制是纠正环境外部性的相对完美形式。那么，从一般意义上讲，环境规制的主体由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承担更有效?一方面，从信息有效性与对称的角度看，由于较为接近辖区企业与公众，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信息优势，环境规制中不同行为主体的异质性偏好也能得到相对有效的显示;另一方面，环境规制中的地区外溢性是环境外部性的重要表现形式，这就决定了中央政府对跨地区间的环境规制行为应该承担监管与协调职能。否则，地方政府间的策略性行为可能产生环境治理中的囚徒困境因此，在一般情况下，环境规制的任务通常由中央政府委托给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中政府间委托链条得以形成。

然而，环境规制并非是政府间单向的委托过程，而是涉及到政府、企业以及公众的互动过程，存在非单纯的市场决策程序。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看，环境规制的实质是一个公共选择过程。以布坎南}Z} (Buchanan)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进而成为木文研究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有力工具。布坎南以个人作为逻辑起点，以市场过程的思维研究政治过程与公共决策，完成了经济人范式与政治人范式的融合与统一，经济市场中的个人选择行为与政治市场中的公共选择行为纳入同一个分析模式。政治市场的主体同样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设。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范式修正凯恩斯经济学把政治制度置于经济分析之外的理论局限。因此，环境规制行为在木质上既是经济活动又是政治活动。基于此考虑，木文沿用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以增进对政府环境规制行为木质的认识。

三、环境规制中的政治市场结构、利益主体与治理机制

环境规制行为源于政治市场结构及其运作机制。因为正如前文所述，环境规制并不仅仅是经济决策行为，更是一种政治决策过程，其必然会遵循一定的政治经济逻辑。当然，政治市场结构取决于制度结构。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治市场存在三层结构，相继影响着政府的公共选择过程与公共政策。根据Peacock的研究，政治市场的三层结构包括初级政治市场、政策供给市场和政策执行市场。皮科克(Peacock)所论述的第一层结构为初级政治市场在初级政治市场上，政治家出信相关的公共政策给选民，而选民根据白身偏好与所购买的政策以及所享受的公共服务支付选票初级政治市场涉及根据选票如何显示偏好以及公众的投票权问题。在竞选压力下，政治家同样通过利益集团的支持以增加当选的概率，规制俘获由此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初级政治市场从总体上决定了公共政策的目标函数。政治市场结构的第二层表现为政策供给市场，政府官员(或者说官僚)向当选政治家提供政策选项和实施政策的手段，而政治家据此向地方政府官员提供财政预算。此时的地方政府官员成为政治企业家，类似于经济市场中的公司经理，其追求的目标为财政预算最人化，财政预算是实现地方政府官员各种混合利益的前提(尼斯坎南151，2004)。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家与政府官员实质上存在着委托关系。因此，必须警惕地方政府官员的机会主义倾向。政治家、利益集团与地方政府官员的铁三角关系初步得以形成第三层为政策执行市场，地方政府官员向选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而选民向政府缴纳相应的税收。这涉及到公众偏好能否满足并与税收相适应的问题。公共政策可能被有意或无意的扭曲执行，进而导致规制失灵等情况的发生。选民据此对政府的公共政策具体执行做出反应。选民可以通过呼吁退出(voice-exit )甚至革命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Peacock所论述的政治市场结构的核心是政治家为当选的目的如何迎合公众偏好。这对于一个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具有很深远的影响，成为解释环境规制行为的重要切入点。

四、中国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规制失灵的制度解释

中国的制度结构决定了政治市场运行机制与相应的公共选择过程。从总体上审视，中国式分权的政府治理的核心是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政治结构的集权程度较高，表现为政治上的垂直管理，由上到下的人事任命权力与相对应的政绩考核;同级人民代表人会等机构不能对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约束与监管;公众对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约束力较弱。借鉴Peacock对政治市场的论述，木文认为中国的三层政治市场结构的运作机制是:首先，中央政府为了执政合法性的需要，通过实施公共政策(比如教育、医疗、环境等)提高公众福利，以获取公众对其执政的认可。

五、结论性评述

机构与行政论文篇7

论文关键词：善治，治理，政府体制改革

石佑启，杨治坤认为，善治是治理的发展，是政府和公民对公共行政事务的合作治理，其实质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还政于民；它表征着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一种宽容为本、合而不同、合而共生的互动共进关系。善治在向度认识和路径选择上为行政体制改革注入了新的力量，我国已进行多次行政体制的改革，但仍有些许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可以尝试把善治的理念容入其中，去纠正，去完善。

一、治理与善治的概念解释

“善治”由“治理”发展而来，“治理”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及“善治”概念日益成为公共管理的核心概念，治理理论是在西方学术界日渐崛起的“显学”，形成了不同的研究途径，而合作网络途径则是其在90年代中后期的新进展。

而在中国，治理一词被翻译过来之后，最早出现在市政学中，用来研究如何有效地解决城市和地方上的种种问题。自90年代以来，这一概念不再局限于政治学领域，而是被广泛地应用于经济社会领域。然而由于分析角度和对象的不同，学者们对治理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治理，在定义远未能达成一致的看法。在R.罗茨看来，治理可用于指代任何活动的协调方式，至少有六种不同的用法：作为最小国家的治理、作为公司治理的治理、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作为“善治”的治理、作为社会——控制系统的治理和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陈振明在《公共管理学》一书中指出，治理理论体系有三种研究途径：“政府管理”的途径、“公民社会”的途径、合作网络的途径。

治理理论认为，治理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缺陷，但治理不是万能的，它也存在着失效的可能。而有效的治理必须建立在国家和市场的基础之上，它是对国家和市场手段的补充论文范文。

善治是一种全新的治理理念，其根本特征在于政府与社会两者建立良好的合作互动关系，以提高效率，保证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贯彻。

善治，是指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公民具有足够的政治权利参与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善治是中国政府实现角色转换的目标之一。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俞可平教授认为构成善治的基本要素则主要包括合法性、法制性、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有效性、参与性、稳定性、廉洁性和公正性等10个方面。合法、法治、负责、透明、有效的政府构成了善治的基本要素，成为规范政治权力的主要标准。

从统治走向治理，从善政走向善治就成为完善治理结构和建立有效治理的必然趋势。

二、政府体制改革历程

20世纪最后的20余年，为迎接全球化、信息化、国际竞争加剧的挑战以及摆脱财政困境和提高政府效率，西方各国相继掀起了政府改革的热潮。它的基本取向是以采用工商管理的理论、方法及技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强调顾客导向以及提高服务质量为特征的“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它往往被人们描述为一场追求“3E”目标的政府管理改革运动。这场改革使支配了20世纪大部分时光的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向“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模式转变，即形成政府治理的新模式。

当代西方“新公共管理”改革起源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逐步扩展到其他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

而在西方进行“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同时，我国也根据具体国情不断探索适合中国的政府体制，逐步进行政府机构改革。

我国目前正处于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时期，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建立起一个灵活、高效、廉洁的政府，形成新的政府管理模式。

从1949年到2011年我国前后经历了九次较大的以机构改革为重点的行政体制改革。

（一）第一次机构改革——1952年，加强中央集权

（二）第二次机构改革——1956年，中央向地方下放权力

（三）第三次机构改革——1960年，重新强调集中统一

（四）第四次机构改革——1982年，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实行干部年轻化

（五）第五次机构改革——1988年，转变政府职能是关键

（六）第六次机构改革——1993年，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七）第七次机构改革——1998年，消除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

（八）第八次机构改革——2003年，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

（九）第九次机构改革——2008年，加强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

纵观历次机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显示了必然的缺陷。我们应该不断吸取经验，把新的好的理念融入改革方案中。

改革取得的成效主要体现在：对于政府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共识；机构和人员膨胀势头得到了有效的抑制，机构逐步精简并加以重构；政府职能转变迈开实质性步伐，政府管理体制和运行方式创新力度加大；在政府间关系（包括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府部门之间关系等）的理顺治理，政府与企业、市场和社会的关系的调整方面有较大进展；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依法治国和法治行政观念开始深入人心等。

另外，王忠禹总结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五条基本经验：坚持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为改革的目标，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机构改革的关键；坚持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把精兵简政和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作为机构改革的重要任务；坚持积极稳妥地方针，既审时度势，把握时机，坚定不移地迈出改革步伐，又充分考虑各方面可承受的程度，审慎地推行改革；坚持机构改革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相结合，制定配套的政策措施，妥善安排分流人员，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坚持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分步实施，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进行改革。

三、善治理念下的政府体制改革

建立在前八次行政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来的大部制改革，着重加强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构建服务型政府，那么构建服务型政府，自然是离不开广大公民的共同参与的。而善治的特色就在于重视政府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与公民的互动。

俞可平教授提出，发展公民社会，最终是为了实现善治的政治理想论文范文。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是两者结合的最佳状态。善治的基本要素之一便是参与。这里的参与首先是指公民的政治参与，但不仅仅是政治参与，还包括公民对其他社会生活的参与。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表示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更离不开公民。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只有善政，而不会有善治。

那么具体到政府体制改革方面，从善治的角度出发，石佑启和杨治坤认为善治与行政体制改革是双向互动的，即存在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一方面，善治对行政体制改革产生影响，包括：其一，从政府垄断走向市场和社会参与，其二，行政组织从金字塔结构走向扁平式结构，其三治理，从集权行政走向分权行政，其四，从统治与管制行政转向服务行政；另一方面，行政体制改革对善治有所回应，体现在观念革新和制度创新两方面，关于前者他们主张：从专制行政走向民主行政，从无限政府走向有限政府，从人治的政府走向法治的政府，从高度集权的单中心政府走向分散的多中心政府，从封闭行政走向透明行政，从低效行政走向高效行政；关于后者应该做到：调整政府职能结构，合理配置行政权，改革政府组织，完善公务员的管理制度，转换行政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健全行政程序制度。

在西方国家行政体制改革方兴未艾的同时，善治理论也逐渐在我国的体制改革运动中日渐成熟。邹虎认为，就我国而言，中国政府管理体制中存在的 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官僚作风较为严重的问题，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要求相去甚远。因此应该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合理借鉴国外善治理论的优秀成果， 加快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服务性政府的四条途径：落实科学发展观，培育公务员的“公共人”理念、创新政府服务方式；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完善 公共服务体系，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组织，优化社会治理资源。

参考文献

[1]石佑启，杨治坤.论行政体制改革与善治[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6）：55—60

[2]陈振明.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21—128

[3]张永桃.市政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373—374

[4]张伶俐，张志远.中国大部制改革的理论框架[J].当代教育论坛，2009（1）：94—96

[5]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3—6

[6]邹虎.走向善治：建设我国服务型政府的理路探索[A]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17、18

[7]刘振勇.政治参与的实现程度与治理和善治[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3）：7—9

[8]何霜梅.善治视野下的公民参与[A].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2）：70、72

机构与行政论文篇8

[关键词]开放存取　开放存取政策　政策博弈

[分类号]G203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开放存取运动的发展,世界各国纷纷出台了开放存取政策。合理的开放存取政策能提高公众对开放存取运动的认识,鼓励公众参与开放存取运动,减少开放存取运动所面对的阻力,推动学术信息资源的开放存取。美国是开放存取运动的发源地,有着丰富的政策实践,对推动我国的开放存取运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　美国开放存取运动政策博弈的参与者

开放存取运动不是由科研机构或者少数部门来推动的,它受到社会各方的广泛影响,每一个参与者都有自己的利益和政策内容上的要求,并在法律、习惯与传统等框架或规则范围内进行激烈的竞争,反映在政策上就表现为复杂多变的政策博弈。

2.1　美国联邦政府及其科研资助部门

美国联邦政府每年用于基础和应用研究的资金高达数百亿美元,这些资金主要集中在美国的十一个科研部门(NIH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SF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等),然后由这些部门来进行管理。因此,美国的科研资助机构绝大多数具有官方背景,它们是开放存取政策最重要的实施者,代表着美国政府的利益。其中NIH是全世界最大的综合类科研资助机构,今年财政预算为312亿美元,其资助的各类研究所产生的论文每年达80000余篇。

2.2　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

对于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来说,开放存取意味着他们可以得到以前接触不到的文献,所发表的文献可以有更多的引用和更多的认可,所以他们往往支持开放存取运动。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对开放存取政策没有自身的利益诉求,著作权、开放存取政策的时滞期等仍然是影响他们对开放存取政策的态度的重要因素。

2.3　出版商

开放存取运动的起源是因为出版商日益垄断期刊市场,大幅度地提高期刊价格,从而导致了所谓的“学术交流危机”。出版商是传统出版模式最大的受益者,开放存取运动无疑触动了他们赢利模式的根基,可以认为出版商对开放存取运动有着直接利益冲突,构成了美国开放存取政策博弈中的主要矛盾。

2.4　支持团体、专业组织和社会公众

支持团体和专业组织是推动开放存取运动的重要力量,如美国民间自由联盟、纳税者获取联盟(ATA)、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学术出版与学术资源联盟、美国图书馆协会等,他们的意见在国会对开放存取政策的讨论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这些专业组织还建立了许多开放存取期刊或机构库(例如SPARC),成为政府开放存取体系的有力补充。

3　美国开放存取运动政策博弈的具体内容

3.1　政策必要性

在开放存取运动萌芽的时期,开放存取本身就遭遇了出版商甚至社会公众许多的质疑。有人认为研究人员对所需学术资源的访问不成问题,无需开放存取;有人则认为社会公众可以通过馆际互借从图书馆获取所需要的文献,开放存取没有意义;还有观点认为对社会公众免费开放经同行评议的专业文献会因理解问题使他们更困惑。这些观点并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以偏概全、管豹窥斑的思维模式无疑是存在的。

3.2　实施范围

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成果应实现开放存取在国际社会已成为一种共识,早在2004年就有30多个国家签署了OECD公共资助研究数据开放存取宣言。从美国的政策实践来看,其开放存取政策集中在受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机构上,重点是规范NIH、NSF等大型科研资助机构的开放存取行为。从政策的发展来看,涉及的机构范围是逐渐扩大的,从不涉及具体机构到NIH,从NIH到美国卫生部所有机构,而目前最新的FRPAA法案更是把政策适用对象扩大到所有由政府资助并每年为非本机构科研投资1亿美元以上的机构。

3.3　执行形式

开放存取政策的执行形式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①开放存取政策的执行是强制性的还是自愿性的。②研究成果是提交给受资助机构,还是自行在出版商的网站上开放;是存储到机构知识库中,还是在开放存取期刊发表。③对论文的质量要求。美国大多数法案是把经过同行评议的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实施开放存取。

3.4　时间要求

开放存取政策的时间要求,也称开放存取政策的时滞期,是指从论文在正式刊物公开发表到实施开放存取的时间限制。开放存取政策的时间要求对学术期刊发行影响巨大,是开放存取政策的焦点之一,目前主要受两个方面的影响。一个是文献的半衰期。对于文献半衰期较长的专业的学者来说,即使是12个月的时滞期仍然是远远不够的。美国人类学协会执行主任威廉・戴维斯指出,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强制性公布“将导致期刊的死亡……”。此外,对于社会公众而言,较长的延滞期会对他们的利益造成损害,尤其是医学等与社会公众利益紧密相关的学科领域。

4　美国开放存取运动的政策博弈

纵观美国近几年来的开放存取运动的政策博弈,是在反复和妥协中前进的,而其博弈结果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美国开放存取的各种法案。

4.1　美国的开放存取法案

2003年以来美国支持开改存取的法案如表1所示:

在以上法案中,目前唯有NIH法案成为现实法律,打破了出版商和相关利益方的封锁,使美国的开放存取运动取得了法律依据。但NIH法案也做出了许多让步:在版权方面,NIH强调与美国版权法的一致性和对版权的合理使用,而不是去修改它;时滞期从6个月调整到12个月;强制性由最初的“要求”变成“请求并强烈鼓励”再变成“强制要求”。

4.2　博弈参与者在政策博弈中的策略与行为

4.2.1　美国联邦政府及其科研资助部门　美国联邦政府及其科研资助部门博弈策略的核心是不断提高相关科研成果开放存取的水平,使其科研资助基金产生的科研成果能够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在Sabo法案、NIH法案等法案的制定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个法案的内容所涉及的范围不断扩大,在执行方式上也日益严格,整个开放存取政策的体系也在博弈中逐步完善,并带来更好的政策实施效果。具体来说,美国联邦政府及其科研资助部门的政策利益可以用下面这个公式进行表述,这也是他们所努力的方向。美国联邦政府及其科研资助部门的政策利益V1=政策实施效果R=开放存取文献利用情况U*(实施范围S*参与人数N*论文质量Q)/时滞期T。

4.2.2　出版商　作为开放存取运动的直接利益受损方,出版商对美国的开放存取政策一直持强烈抵制的

态度,认为这将削弱版权,并对同行评议系统造成不良影响,使出版商的投资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因此,出版商的博弈策略主旨是阻碍开放存取运动的发展,大体来说,又分为以下两种:①以美国版权法等现行法律为手段,对获取版权资料加以限制,否定开放存取政策的合理性,并企图以立法的形式全面否定开放存取政策,例如Conyers法案(研究中的公平版权法案)。该法案将修订美国的版权法,颠覆NIH公共获取政策,并规定其他美国机构制定采取类似政策是违法的。美国出版商协会和美国版权联盟对此表示支持。②积极投身开放存取运动,参与开放存取标准和协议的制定,限制开放存取政策的范围和力度,以此来最大程度的维护自身利益。在NIH法案的讨论中,美国出版商协会宣称:①出版商和NIH之间应建立正式和持续的协商机制;②NIH必须制定出具体的措施以保证NIH公共获取政策的日常执行能尊重版权的基本原则,并保证出版商的投入能获得相应的回报;③NIH必须采取一些措施,以确保政策能够符合并坚持其既定目标。

如果设出版商的政策利益V2,那么V2∝1/R。即是说,不管出版商采取哪种策略,总体而言,开放存取政策的实施效果越好,那么出版商所得的政策利益就必然越小。但是通过政策博弈,从美国联邦政府获得一定形式的补偿,在某种程度上达成共识。

4.2.3　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　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在自身利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对美国的开放存取政策,总体上是持支持态度的。但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需要,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博弈策略有两类:①在满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支持开放存取政策;②自身利益没有得到保障,反对开放存取政策。例如Sabo法案对作者的精神权利没有保护,所以遭到了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反对。而对于NIH法案、CURES法案和FRPAA法案,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都表示了强烈的支持。对于目前尚在讨论中的FRPAA法案,4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联名表示强烈支持,美国27家主要的私人和公共研究机构也在公开信中宣布支持,截止2010年5月21日,已经有116个机构宣布支持FRPAA法案。

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政策利益可以表述为: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政策利益V3=因开放存取政策带来的得益V31-实施开放存取所需成本C+因开放存取政策而带来的权利变化E。

在历次的开放存取法案的讨论中,在面对出版商对开放存取政策的非难时,都对开放存取政策给予了大力支持。例如Conyers法案提出后,著名学者Peter Suber称该议案的前提和两家出版集团的理由是“虚假和多疑的”,此外,33位美国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则在公开信中反对Conyers法案。但是从NIH法案的实施效果来看,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主动实施开放存取的积极性并不高,自NIH法案正式实施至当年12月31日,收到的文章数量仅占应提交文章总数的3.8%。因此,2007年的NIH法案明确地强制要求作者提交文章。自此NIH法案的实施效果才得以大幅度改善。截止今年6月23日,收录文章已经达到200万份。

4.2.4　支持团体、专业组织和社会公众　开放存取政策增强了公众获取已存档论文的能力,从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所以支持团体、专业组织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与美国联邦政府及其科研资助部门的政策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不过他们更重视对开放存取的参与和成效。

其利益具体来说可以表述如下:支持团体、专业组织和社会公众的政策利益V4=(实施范围S*参与人数N*论文质量Q)*对开放存取的参与度E。

在美国开放存取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受社会舆论的影响很大。在相关法案进入国会投票之前,往往会大肆宣传,以争取公众的支持。因此,支持团体、专业组织和社会公众在美国开放存取政策的制定中,是一个活跃的因素。值得一提的是纳税人获取联盟(ATA),ATA不仅负责执行和监督NIH的公共获取政策,而且在NIH法案和FRPAA法案的推行中,不遗余力地加以支持,是美国开放存取政策发展的重要保障之一。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在美国,开放存取运动的影响仍然是不够的,社会公众对开放存取的认识不足,对开放存取运动的参与还不够深入。

5　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①美国的开放存取运动仍然处于发展阶段,政策博弈仍未达到均衡状态,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开放存取运动的政策博弈将会更加激烈;②只要对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合法权利做出相应的保护,他们一般会支持开放存取政策;社会公众和专业团体组织对开放存取运动大体上也是持支持态度;③积极宣传,争取社会公众、专业团体和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的支持是一项法案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④出版商与开放存取政策有着最为激烈的利益冲突,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的阻碍开放存取运动的发展,甚至彻底否定开放存取政策的合理性,但对于出版商,也不能采取简单对抗的方式来制定政策。具体到我国来看,我国出版商与美国的同行们大不相同,行业垄断并不明显,与开放存取运动之间的矛盾也不像美国那么尖锐。我国在开放存取政策的制定中,应当对出版商的利益给予充分考虑,引导出版商向开放存取运动靠拢,使开放存取运动能够和谐发展。

从美国的经验来看,我国开放存取的发展应当注重以下几点:

5.1　政策制定循序渐进

美国的开放存取政策经历了多年的斗争,在曲折中艰难前进,涵盖面越来越广,政策设定越来越合情合理。我国的开放存取政策的制定也应该分阶段进行,在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完善,而不是强制性的一步到位。

5.2　加强宣传,培养开放存取文化

即便是在美国,开放存取运动的影响也是有限的。我国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开放存取运动,更谈不上支持,而开放存取运动的发展,其社会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只有社会公众认可了开放存取,消除抵抗情绪,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开放存取运动的发展。

5.3　制定完善的开放存取政策

从美国的政策实践来看,一项完善的开放存取政策至少应包括:①保护研究人员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例如帮助作者支付某些期刊收取的“开放获取”的额外费用、作者在开放存取期刊上发表文章计人科研成果等;②开放存取政策的适用范围;③合理地划分公开与保密的界限,使信息开放存取政策与保密制度和法律协调一致;④开放存取的文献质量要求、时间要求和执行形式。时间要求上要注意学科差异,不能一刀切,而应根据学科特点设置相应的存取期限;⑤处理好与现行知识产权法、专利法等法律的关系;⑥开放存取政策各方利益的平衡。

5.4　建立开放存取体系

一个完善的开放存取体系应当包括:国家和地方两级的开放存取机构知识库、开放存取期刊体系。按照我国的科研体系,首先进行自然科学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机构知识库的建设,此外还应要求大学、科研机构、研究所、公共图书馆独自或合作建立机构知识库,

存储本机构或本地区的科研成果。对于开放存取期刊,我国应当鼓励传统的期刊出版商实行开放存取,并做出相应的补偿。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