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竞争市场范文
时间：2023-12-11 11:51:50
垄断竞争市场篇1
关键词：保险市场 结构特征 寡头垄断 垄断竞争 政策建议
在强劲的经济一体化、金融自由化的国际趋势影响下，我国保险业的发展环境正发生着巨大变化，保险市场结构处在激烈演变过程之中。在此迅速变化的国际国内背景下，通过政策引导，构建我国适应市场经济和国际竞争需要的保险市场体系，是当务之急。
我国保险市场的发展现状及结构类型
1980年，我国恢复试办国内保险业务时，全国只有1家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几千万元。2003年，我国经营保险业务的公司已经有61家，其中内外资分别为24家、37家，寿险公司31家，产险公司30家。至2004年底，我国已开业和正在筹备的保险公司数量已超过了80家，2004年全国保险费收入4138亿元。25年来，我国保险市场结构发展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8年以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完全垄断阶段。1986年以前整个中国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家独自经营财产、人身保险业务，1986年成立了地区性的新疆兵团保险公司，但这并没有对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构成任何威胁。
第二阶段（1988-2000年）：三足鼎立的寡头垄断阶段。1988年、1991年中国平安和中国太平洋两家全国性综合型保险公司的先后成立，才真正打破了我国保险市场独家垄断的局面。1998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改组，产、寿险分离，后来中国平安和中国太平洋也实行了分业经营，于是在中国大部分城市地区的产寿险市场上分别形成了三家寿（或产）险公司之间的相互竞争。
第三阶段（2001年入世以来）：寡头垄断向垄断竞争型市场演变的市场分化阶段。在2001年底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保险市场对外开放的步伐迅速加快，外资、合资公司异军突起，内资新兴公司迅速成长。中国人保、中国人寿所占的市场份额逐步下降，平安和太平洋飞速发展；处于第二阵营的泰康人寿、新华人寿、中华联合产险、天安保险等成长势头迅猛。在上海、广州等保险业开放较早的城市中，友邦、信诚等外资、合资保险公司凭借其品牌效应和较高的客户忠诚度异军突起，产寿险市场竞争十分激烈。
尽管我国保险市场的总体发展速度很快，但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十分突出。在少数保险开放早的大城市如上海、广州，保险公司数量达到30家以上，市场竞争相当激烈，已经属于垄断竞争型市场模式，但在其它大部分城市地区，无论产寿险市场都只有3-5家公司经营业务，属于寡头垄断型市场模式，而在大部分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农村），甚至还是属于双头垄断市场模式，只有人保和国寿在分别经营财产、人身保险业务。总体来看，中国目前的保险市场仍然属于寡头垄断型模式，在保险市场中仅有的少数几家公司即保险寡头瓜分垄断了绝大部分保险业务，这可以用产业经济学的市场竞争理论加以佐证。
产业经济学通常采用市场集中度和市场平均度两个指标来比较分析一国市场的竞争程度。其中市场集中度，一般选用前五大保险公司的市场份额来表示，是反映一个产业市场集中程度的重要指标；市场平均度是市场集中度的补充指标，是指平均每家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总的保费收入／保险公司数量），反映了产业市场的稳定程度和风险分散程度。
2004年我国实际经营寿险、产险业务的公司分别为28家、26家，但是，寿、产险市场保费收入超过市场份额5%的公司分别只有5家和4家公司，60%以上的保险公司市场份额不到1%。我国寿险、产险市场的集中度指标（将前五大寿险和产险公司的市场份额分别相加）分别为88.69%、90.26%，这与10年前（1994年）的99.2%、98.7%的集中度相比，有明显下降。但是，与欧美国家大都在20%-40%之间的市场集中度相比（见表1），仍然明显太高；甚至，我国的保险市场集中度比高度垄断的日本（68%）、韩国（61%）市场也要高出许多。
保险市场平均度，是指平均每家保险公司的保费规模。结合市场集中度指标，它可以反映出一国保险产业的市场风险分散程度和市场结构稳定程度。如果一国保险市场集中度指标很高，同时，市场平均度指标也很高，说明该国保险业务高度集中于少数几家公司手中，市场风险过于集中，这时一旦有一、两家公司经营出现危机，整个保险市场结构将趋于不稳定，即孕育着潜在的保险市场危机。反之，市场结构就会趋于相对稳定。在世界前10大保险市场中，大部分国家市场平均度指标都在1-3亿美元之间。在全球第一大保险市场的美国，这一指标仅为l.9亿美元，日本的市场平均度最高，为38亿美元，高出欧美国家二、三十倍，日本高度集中的保险市场结构必然隐藏着巨大的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日本相继出现了日产生命、东邦生命、第一百生命和千代田生命等5家保险公司破产，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日本保险市场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复苏和发展。韩国的保险市场平均度为11.08亿美元，也存在着类似日本的市场风险过于集中的危险。我国的保险市场平均度为6.8亿美元，仅低于日本和韩国，远高于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等西方国家。从市场集中度和市场平均度两个指标分析判断，中国当前的整体保险市场仍处于与日本和韩国相类似的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状态。
我国保险市场结构模式的发展和建议
我国保险业市场结构寡头垄断格局的形成，并不是市场自身发展的结果，主要是计划经济下行政手段干预资源配置导致的。寡头垄断市场模式下的高市场集中度隐含着潜在的金融危机，很容易导致保险市场结构的不稳定，进而可能引发整个金融市场的动荡。同时，寡头垄断市场模式也易导致整体的市场低效率。
从世界范围考察，各国的保险市场结构模式按照市场竞争程度由强到弱大致可划分为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四种基本类型。在未来经济一体化、金融自由化的国际大背景下，我国的保险市场结构应该采用垄断竞争市场模式。要促使我国寡头垄断市场向垄断竞争型市场体系的成功转换，必须在保险市场结构的各个环节全面引入竞争机制，尽可能降低保险市场的集中度和平均度。
培育多元化的保险市场竞争主体，优化保险市场结构
要提高保险市场的竞争程度，适量的竞争主体是首要条件。那么，我国是不是也要像美国一样引入数千家保险公司呢？美国的保险市场总量比中国大得多，2002年的保费收入是中国的27倍，我国不可能也象美国一样需要5000多家保险公司，但按照比例推算，同时考虑到我国保险市场的高速成长性，我国保险市场应需要150-200家公司，当前的80家显然太少。另外，在培育更多的市场竞争主体时，还必须注意优化市场主体结构：在增加公司总数量的同时，要注重培育规模公司，促进更多保险集团、金融集团形式的公司成立；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大对内开放的力度，大力发展新兴民族保险公司；强化市场细分，大力发展专业保险公司，鼓励设立更多的养老保险、健康保险、汽车保险、货运保险、农业保险等专营公司，促进优化保险资源配置，增强中资公司专业竞争能力；尝试设立相互保险公司、保险合作社和专属自保公司，增强保险供给主体组织形式的多样化。
逐步放松保险管制，提供宽松的市场环境
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存在严重的“保险抑制”。目前，我国对不同保险公司的经营仍存在着众多的不同限制，例如在产品定价、资金运用、经营地域、经营范围等方面。随着中国保险市场逐步走向成熟和“国内市场竞争国际化”的趋势，应逐步放松保险管制，提高民族保险公司自身的经营弹性和自主性：在保证金融安全的前提下，逐步下放保险价格的厘定权，实行保险合同条款制定的自由化；逐步打破中外资保险公司在经营地域、经营范围、税收和投资等方面的不同待遇；逐步消除大型保险公司和新兴保险公司之间在经营地域、资本规模、产品拓展等方面的竞争壁垒，使得不同性质的保险公司都可以自主决定其竞争战略。从长期来看，放松地域及业务管制后，众多大小保险公司在广泛的空间地域范围和业务范围内同台竞技；同时，由于保险价格的逐步放开、保险合同条款的自由化，保险投资限制的放松，拥有独立决策权的各保险公司在政府有效监管的环境下，可以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展开竞争，根据自身的特点制定发展战略和竞争策略，其结果是促进保险公司行为市场化和经营高效化。
以市场为中心健全监管体系，为促进有序竞争提供制度保障
首先，要全面建立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监管制度。对保险公司的监管要逐步转向以偿付能力的考核为中心，减少对经营行为的直接干预，为企业管理及技术创新创造宽松环境。其次，在保证金融安全的前提下，逐步实行市场化的保险费率管理体制。根据我国实际，实行市场化的费率制度，应该是逐步放松费率管制：先可考虑将所有商业性险种费率的制订权完全下放给保险公司，同时在当前费率事先审批制中，逐步实施事实上的宽松监管，即较少使用否决权和修改权，然后再逐步向费率管理事先备案制、事后备案制过渡。第三，逐步放松分业管制，鼓励跨行业的经营竞争。混业经营已成为当今全球金融业发展的一大趋势，但我国当前实行的还是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分业监管。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我国保监会应加强与人民银行、银监会和证监会的政策协调与沟通，逐步取消分业经营的限制，促进保险业参与广义金融领域的竞争，降低保险市场的集中度，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分散保险市场风险。
参考文献：
1.江生忠，郭颖，邵全权.回顾2004年中国保险市场[J].中国商业保险，2004
2．李钢，胡坤.论建立竞争性的保险市场体系[J].保险研究，2000
3．秦振球，俞自由，周淳.我国保险业市场结构:现状与趋势分析[J]. 财经理论与实践，2002
垄断竞争市场篇2
关键词：跨国公司；垄断市场；竞争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1-000-01
一、跨国公司在华垄断的表现形式
在中国的很多行业，外资已占有相当大的份额，获得了更大的控制权。与中国企业相比，他们拥有较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很容易形成市场主导地位，甚至是绝对的垄断。体现于如下几个方面：
1.滥用市场优势地位行为
即消费者对其中一个产品、服务发出购买需求，而销售者提供他们不需要的产品让消费者进行购买，否则将不出售他们需要的产品。如微软捆绑IE浏览器出售；一些跨国零售巨头进入中国市场后，滥用其主导地位收取进场费，节日费，宣传广告费和其他费用，给众多的供应商带来不利。比如，迫使供应商在其经营的酒店餐饮；强迫供应商在中秋节购买数量不等的月饼。在一些借口下延迟供应商的付款时间。
2.限制竞争协议行为
限制竞争行为协议的实施已经成为中国的跨国公司竞争行为的特征之一；如于2002年国际班轮公会对中国港口设定统一的时间、联合设定一定的价格对我国收取操作费。因为那个时候我国的反垄断法尚未出台，所以有些跨国公司限制通过竞争协议的形式抢占在华市场。譬如，该国最大的个人网上交易平台，收购后的易趣网，他私底下和新浪，搜狐和网易，汤姆，卓越，当当网等电子商务网站在中国的独家协议签署的广告网络，综合网络协议限制竞争，第九条的规定，对网站和易趣网协议签订后，在该网站所有类似“易趣网站竞争者”的广告都不被允许，还会通过该网站给其用户发送促销的电子邮件。
3.企业并购行为
兼并和收购，扩张为跨国企业提升竞争力，通过增加市场份额，获得有利的位置是最方便的方式。虽然这种行为不会削弱市场竞争，但将对其产生许多不好影响，在对同行之间的兼并和收购将减少参与竞争的企业，市场集中度加强，乃至呈现出一些跨国公司垄断市场的现象。2010年以来包括可可可乐、百事可乐、美国的百盛餐饮以及瑞士的雀巢集团都逐渐加大对我国收购和并购。在华垄断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得绝对垄断地位，限制竞争是他们滥用支配地位而实施的行为；在华垄断是其为迅速占领我国市场的必要方式。
二、跨国公司垄断对我国产生的影响
1.民族工业发展受到沉重打击
跨国公司因有更加强大的实力、更加优越的管理方法和在华的优惠政策，通过“先增大占有我国的市场份额，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方式，并利用低价销售，借助广告宣传，各种其他途径加大促销力度，抢先占领我国的市场，以实现其垄断目标。因此，整个行业将会受到外商投资者带来的风险所控制，定价的权利也会在外商投资者主导下被剥夺，损害了消费者利益。从经济方面看，损害了整体利益，使我国的经济安全受到了威胁。
2.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和我国企业的利益
美国高通公司称为巧立名目，通过攫取巨额专利费，对中国企业的利益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其在 2001 年设立的“卖专利”业务模型的建立，都有3G和生产和销售的企业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必须与高通手机芯片专利许可合同的签订，只有销售，但多年来，由一定比例的终端价格收取的特许权使用费。因此，出售手机的屏幕，手机外壳，电池，摄像头，耳机......向高通缴纳专利费。因此，消费者要为如此高额的费用买单。
3.对国家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为了实现全球跨国公司的战略目标，一直试图摆脱对东道国的监督和管理。所以通过转移理论的方式来摆脱对其进行的管制。他们的投机行为将对我国实施的货币财政政策产生深远的影响，获得及所掌控的大量冗长资本，短时间的借贷组成了主要的国际资本流动。其会通过与全球利益相一致，然后对资金进行灵活地调节分配。没有考虑到国内金融市场的危机，导致国内金融市场不稳定，给中国的经济安全带来了很大的不利影响。
三、我国面对跨国公司垄断的对策
1.学习其它国家的反垄断经验
日本于1947年制定了《禁止个人垄断及确保公平交易法》，简称《禁止垄断法》。立法目的是“确保事业经营者公正、自由竞争，寻求国民经济民主、健全发展”。其中三个原则是：私人垄断的法律限制，不公平的贸易限制，禁止不公平的交易。反垄断法成立的委员会的执法机构，该机构不依赖政府，还有人提出，独立调查和判断。与时俱进，日本的《反垄断法》出台后对其继续补充和完善。例如，在1977的修改补充：垄断，公平交易委员会命令，根据分割规则，对部分业务转移。2008当他们增加幕后交易，卡特尔的主刑，加强制裁的补充。
2.继续完善和健全相关法律制度
要通过完善法律制度及增强我国经济实力两方面来应对。完善《反垄断法》以及相关法律制度中的不足之处，确保利用该法来约束那些滥用优势地位排挤竞争对手的现象，为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保驾护航。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中心，还要平衡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实施大体宽松、部分收紧策略，适当鼓励国内经济力量的合并，要以垄断协议、乱用支配地位以及进行不合理的经济合并为重心，要加大对那些破坏市场竞争环境，阻碍我国民族企业发展行为的打击力度；其次，及时明确建立独立、统一的反垄断调查、执法机关，最好是将从现有的政府部门或至少不属于两级政府部门直接向国务院的特别机构，以扭转该委员会在实际中没有真正行使其该有的权利，而三大机关因没有明确规范职能界限导致的“一事多管，多权相争”的混乱现象。
参考文献：
[1]王平，潘月杰.跨国零售滥用市场优势地位及其法律规制[J].改革与战略，2009（04）.
[2]王春波，胡剑波.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现状、动机与效应[J].对外经贸实务，2010（06）.
[3]高兰英.在华跨国公司滥用知识产权的反垄断法规制问题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11（02）.
垄断竞争市场篇3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研究垄断竞争市场及寡头垄断市场中的跨国零售商的市场均衡状况,在对古诺、斯坦克尔伯格、伯特兰以及豪泰林等均衡模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经济学角度解释了差异化经营和市场先入两种竞争战略,并分别指出了跨国零售商实施两种竞争战略的具体内容。
关键词:垄断竞争 寡头垄断 跨国零售商 竞争战略
垄断竞争与寡头垄断市场模型的条件与假设
垄断竞争市场的条件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在生产集团中有大量的企业生产有差别的同种商品,这些商品彼此之间都是非常接近的替代品;第二,一个生产集团中的企业数量非常多,以至于每个厂商都认为自己的行为影响很小,不会引起竞争对手的注意和反应,因而自己也不会受到竞争对手的任何报复措施的影响;第三,厂商的生产规模比较小,因此,进入和退出一个生产集团比较容易。在现实生活中,垄断竞争的市场组织在国际零售业中是很普遍的。在垄断竞争市场模型中,西方学者总是假定生产集团内所有的厂商都具有相同的成本曲线和需求曲线,并以代表性厂商进行分析。
寡头垄断市场是指少数几家厂商控制整个市场的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的这样一种市场组织。寡头市场是比较接近于垄断市场的一种市场组织。在寡头市场上,每个寡头厂商的利润都要受到行业中所有厂商决策的相互作用的影响。每个厂商为了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往往会采取降低价格的竞争手段,但是当某一厂商首先采取了降价的竞争手段后,其他厂商也会采用相应的降价手段作为回应,于是市场的价格会降到一个很低的水平,使每个寡头都蒙受损失。因此,厂商们试图达成协议使价格维持在一个较高的价格水平上,这便是在寡头市场上共谋现象普遍存在的原因,但是其合作存在着诸多不稳定性(高鸿业,2004)。
垄断竞争市场中跨国零售商的短期与长期均衡分析
垄断竞争市场下跨国零售商的价格长期均衡模型基于以下假设:一是垄断竞争市场下的零售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所销售商品的价格;二是垄断竞争市场下的零售商销售的产品相互之间都是很接近的替代品。垄断竞争市场下的零售商所面临的需求曲线有两种:d需求曲线表示,在垄断竞争集团中的某个零售商改变商品价格,而其他零售商的商品价格都保持不变时,该零售商的商品价格和销售量之间的关系。D需求曲线表示,在垄断竞争集团的某个零售商改变商品价格,而集团内的其他所有零售商也使商品价格发生相同变化时,该零售商的商品价格和销售量之间的关系。
垄断竞争市场跨国零售商的短期均衡。在图1中,由于垄断竞争集团内每一个零售商所面临的情况都是相同的,而且,每个零售商都是在假定自己改变销售价格,而其他零售商不会改变价格的条件下降低销售价格,使d需求曲线沿着D需求曲线不断向下平移,并在每一个新的市场价格水平与D曲线相交。上述过程一直持续到代表零售商没有理由再降价为止,即d曲线和D曲线相交点H上的销售量和销售价格,正好是MR=SMC时均衡点E1所要求的销售量Q1和价格P1。在短期均衡的销售量上,必定存在一个d曲线和D曲线的交点H,此时,跨国零售商可能获得最大利润,可能利润为零,也可能蒙受最小亏损。
垄断竞争市场跨国零售商的长期均衡。在图2中,由于垄断竞争跨国零售商集团中存在着利润,新的零售商就会被吸引进来,随着集团内零售商数量的增加,在市场需求规模不变的情况下,每个零售商所面临的市场销售份额就会减少,因为代表零售商的D曲线便向左下方平移,从而使原来的均衡点E1的位置受到扰动。当零售商为建立新的均衡而降低价格时,d曲线便沿着D曲线也向左下方平移。两个曲线不断向左下方平移的过程,一直要持续到不再有新的跨国零售商加入为止,即一直持续到集团内的每个零售商的利润为零为止,最后在E2点实现长期均衡。
寡头垄断市场中跨国零售商竞争战略的经济学分析
(一)跨国零售商市场先入战略――基于古诺模型与斯坦克尔伯格模型的分析
1.古诺(Cournot)模型与零售市场算例。古诺模型假设市场上只有两家企业,且生产同样的产品,市场上的价格p=p(q1+q2),其中q1是第一家企业的产量,q2是第二家企业的产量。从企业1出发,预期企业2的产量是qe2,相应的市场价格为p(q)=p(q1+qe2),从而企业1的利润最大化就可以写为:
对于任一给定的关于企业2的产量的信念qe2,都有相应的企业1的产量选择q1,q1=f1(qe2);同理,q2=f2(qe1),古诺均衡是指存在着这样一对产量组合(q*1,q*2),满足。考虑下列市场需求函数,p=a-bq(a>0,b>0),由于q=q1+q2,因此,企业1的利润函数是:π1(q1,q2)=(a-bq)q1-c(q1)(平新乔,2001)。
假设零售市场的需求函数是p=100-q1-q2,c1=5q1,c2=q22,,,
求得古诺均衡解为:q1=40,q2=15;π1=160,π2=450
2.斯坦克尔伯格(Stackleberg)模型与零售市场算例。斯坦克尔伯格模型通常描述这么一个产业,产业中存在一个支配企业,除此之外还存在若干家小企业。宣布产量计划的企业是博弈中的领导者,而随后决定产量计划的企业是博弈中的追随者。市场上的价格决定仍与古诺模型一样,即价格P是(q1+q2)的函数,记为P(q1+q2)。假定领导者宣布了自己的产量决策,对于追随者来说,q1就是一给定的量,这样追随者的问题便是:
解决这一问题,可得到追随者利润极大化的一阶条件,这个一阶条件可以改写为:
,可以解出追随者的反应函数q2=f2(q1)。
一旦领导者知道了他给出了q1会导致q2=f2(q1),他就会给出一个对自己利润化目标有利的q1去影响反应函数q2=f2(q1),从而使自己的利润极大。于是领导者的问题就成为:
。假设零售市场的需求函数是p=100-q1-q2,c1=5q1,c2=q22(同上算例)
,令,得。,令得,则
3.基于古诺模型与斯坦克尔伯格模型的分析。企业1的斯坦克尔伯格模型的均衡产量大于基于古诺模型均衡的产量,而企业2正好相反。这就是所谓的“先动优势”。先动优势是指率先采取行动的厂商所获得的竞争优势。跨国零售商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实现先动优势:一是市场渗透,利用当前的零售方式,争取扩大对现有顾客的销售,在现有的目标市场区域内开设更多的连锁零售门店;二是市场拓展,将现有的零售方式运用与新的市场区域中,通过不断新建连锁零售门店进入新的市场区域,抢占新的国际市场,为更多国家的顾客提品和服务;三是零售方式发展,通过增加新的业态,可以在继续运营原有零售业态的同时引进新的业态形式,如传统的百货店引进超级市场,向同一目标市场销售现有的商品系列;四是多元化经营,面向新的目标市场采用全新的零售方式,例如跨国零售商进入零售金融服务业和不动产服务业的过程就是一种多种经营投资。以上方式都可以使跨国零售商实现先动优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
(二)跨国零售商差异化经营战略――基于伯特兰模型与豪泰林模型的分析
1.伯特兰(Bertrand)模型与“伯特兰”悖论。不同于古诺模型的另一种形式的同时博弈,参加该博弈的双方都是以定价作为决策变量(古诺模型里面是以产量作为决策变量)。模型假定市场上只有两家厂商,生产的产品完全相同,厂商也完全相同(生产的边际成本=固定成本,假设固定成本为0。),市场的需求函数为Qd=αβp,当只考虑企业1时,可以看出:
即如果企业1的定价高于企业2,则整个的失去市场;如企业1的定价低于企业2,则会得到整个市场;如两企业定价相等则平分市场。伯特兰模型的均衡是唯一的,即P1=P2=c,其含义在于如果同业中的两家企业经营同类产品,且成本一样,则价格战会使两家企业按照P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来进行经营,即只获取正常利润。在产品是同质的假设下,如果企业的竞争战略是价格而不是产量,伯特兰模型证明,即使只有两个企业,在均衡情况下,价格等于边际成本,企业的利润为零,与完全竞争市场均衡一样,这就是所谓的“伯特兰”悖论。
2.豪泰林(Hotelling)模型与零售市场算例。经济学家认为,解开“伯特兰”悖论的方法之一是引入产品的差异性。产品的差异有多种形式,其中空间上的差异就是经典的豪泰林模型。在该模型中,产品在物质性能上相同,但在空间位置上有差异。因为不同位置上的消费者要支付不同的运输成本,他们关心的是价格与运输成本之和,而不单是价格。
令pi是商店i的价格,Di(p1,p2)为需求函数,i=1,2。如果住在x的消费者在两个商店之间是无差异的,那么所有住在x左边的将都在商店1购买,而住在x右边的将在商店2购买,需求分别为D1=x,D1=1-x。每个商店提供单位产品的成本为c,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旅行成本与离商店的距离成比例,单位距离的成本为t。这里x满足:p1+tx=p2+1(1-x),解上式得需求函数分别为:
利润函数分别为:
一阶条件分别为:,最优解q*1=q*2=c+t,均衡利润为。
当产品差异为零时,不同商店的产品之间具有完全的替代性,没有任何一个商店可以把价格定得高于成本,便得到伯特兰均衡结果(张维迎,2004)。
3.基于伯特兰模型与豪泰林模型的分析。差异化战略,是指跨国零售商在经营过程中充分发挥和运用其独特的、不同于其它企业的手段与战略,实施错位经营,以取得竞争优势的过程。跨国零售商可以通过六条途径实施差异化:一是商品差异化,即在商品经营组合上形成自己独特的商品特色;二是服务差异化,跨国零售商在服务上应突出特色,真正做到以消费者为中心,增加商品的附加值;三是形象差异化,所谓形象差异化就是要让公众对商品的看法和感受与众不同;四是市场差异化,即在目标市场的选择上,跨国零售商应充分利用市场细分理论,选择独特的市场空白点作为自己的目标市场;五是市场区域差异化,在发展地域上跨国零售商应加速培育密集的全球销售网络;六是品牌差异化,即大力发展自有品牌,发挥品牌效应。
参考文献:
1.平新乔.微观经济学十八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三联书店,2004
3.[美]哈尔•R•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三版,微观部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王明东,赵琪.连锁经营管理[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
6.吴.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条件下的出版市场分析[J].出版科学,2009.2
7.柴林如.目前家电连锁业竞争白热化的经济学解释[J].社会科学论坛,2008(6)
垄断竞争市场篇4
【关键词】反垄断 市场经济 产业政策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识码】A
反垄断要顾及不同产业的特点，与相关产业政策相衔接
垄断和反垄断都不是严格的概念，《反垄断法》规制垄断协议、滥用包括行政权力在内的任何优势、损害竞争的经营者集中等三大垄断行为，但垄断并非一无是处。知识产权就是一种合法的垄断；在低集中度的市场，比如农产品市场，竞争是低效甚至毁灭性的，俗话说“谷贱伤农”，所以对农民的垄断协议或协同行为不仅不该反，反而应予以鼓励、扶持。《反垄断法》中还有研发创新、标准化、专业化、节能环保、进出口和中小企业等卡特尔可以豁免的规定。更重要的是，根据《反垄断法》第1条，反垄断法不仅为了维护自由、公平的竞争，还要促进、提升市场经济的效率，而寡头垄断结构的市场才是效率最高的市场，因此对于垄断之利和反垄断中蕴涵的辩证法，必须明察。
反垄断法从根本上是要促进效率，构建并维护高效率的市场和经济。反垄断总是在具体产业、相关市鲋薪行的，因而反垄断法适用及反垄断执法中必须考虑并适应相关产业的要求和特点。不同产业有不同的产业政策，涉及产业标准、准入和特许、价格、进出口、市场结构和竞争状况等，竞争政策暨反垄断与一国的产业政策实际上密不可分，是交织在一起的。
产业的重要或核心的标准事关技术高低、产业档次、市场占有率、交易和消费的便利，以至交易和国家的安全，相关反垄断应当促进创新、先进，不保护落后，同时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比如对我国自主的高铁标准、移动通信标准、银行卡清算标准等，反垄断应允许垄断协议；在煤钢、建材等产业，低标准意味着浪费、低效、污染，反垄断则应禁止相关低标准同盟，容忍排挤、限制这些落后产能企业的垄断行为。
整体而言，我国的市场集中度未达应然状态，处于相对低效状态。自由进出、自由度高的市场一般是低集中度的，比如零售、纺织，但其集中度仍不及发达国家；一些集中度本应较高的市场如钢铁、汽车等，在国外都是寡头垄断，在我国处于分散而集中度不高的状况。对此，反垄断执法应配合其他相关政策，促进企业间合作，上下游连接，扩大经营规模，对这些领域的并购或集中尽量放行。
除政府价格规制外，反垄断也涉及价格规制即反价格垄断，对扭曲市场机制、滥用优势的价格行为应严厉规制，但对正常的市场定价不要轻易否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优质优价、低端也优质，改变民族产业优质薄利、低质低价的局面，一味价格竞争的效果与此要求是相悖的。对中小经营者的优质同盟比如“良心油条哥”、创新优质产品或技术的适当垄断高价等，应给予正面评价。
就相关市场而言，其往往是世界范围的，一国的独占可能是国际的寡占，这在反垄断执法中容易被忽视，比如波音和麦道合并，当时多认为其损害竞争，然而合并后的波音和空客在美欧大飞机市场虽分别为独家垄断，但它们在世界上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我国的高铁、卫星定位、银联内资独占的银行卡清算产业等也是如此，此外，它们作为关键性、支柱性产业还涉及国家安全。所以对相关市场为全球竞争的产业，其垄断和竞争，要在世界范围内加以审视。比如对南北车合并，要考虑其与日本新干线列车和法国阿尔斯通形成寡头竞争，以及与国际上其他较小公司的竞争；对北斗导航推广所涉各种横向纵向协议，应当从与GPS竞争和国家安全出发，给予豁免；在银行卡清算产业开放后，从效率和安全考虑，应维持银联内资独占地位，避免“窝里斗”，以在维萨、万事达不可避免进入中国市场的条件下，维护国内国际均为寡头垄断的有效竞争格局。对相关市场需要个案分析，即使相同性质的市场也不能简单地套用某种模式或方法。比如对于平台企业，面对两边不同的用户群体，其中一方可能具有强正外部性，其数量越多，对另一方用户具有的吸引力越强，因此平台经营者可以采取成本转移的策略，给予平台一边参与者免费或者价格折扣，而对平台另一边市场参与者按市场定价。诸如搜索引擎对消费者一方免费、对广告商采市场定价，银行卡清算、交易平台对持卡消费者的卡费予以折扣或免费、对商户实行市场定价。
对于垄断行业，则其已然呈现高效的市场结构、合法的寡占和独占状态，企业在国内外市场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对此必须给予正面肯定，并不断强化和优化。反垄断所要做的，就是按《反垄断法》第7条之规定，在产业主管机关对经营者的行为及价格依法监管、调控的基础上，防止其利用合法垄断的地位损害其他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要善于在反垄断法的框架下作细致、周全的“经济学”分析
反垄断法是合理性与合法性高度统一、充分讲“理”的一种法。《反垄断法》及其条文，只是为判断一种行为是否合乎市场经济的要求提供一种分析的框架或方法，其有效实现，高度依赖于整个社会形成恰当的市场经济理念。所讲的“理”，就是市场经济之“理”，包括垄断利弊之理。这就要求法律人、执法者和法学家不能拘泥于法条来反垄断，在这个意义上，要使反垄断法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实现，理念是比法条更重要的；同时，还要善于在反垄断法的框架下作细致、周全的“经济学”分析。当前在反垄断执法上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具体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死抠法条。法律对滥用补贴或交叉补贴虽未有具体规定，但《反垄断法》第17条明确授权反垄断执法机构有权认定该条未列举的其他滥用行为；而经营者集中申报除了营业额这一形式标准外，更应考虑该集中是否实质上“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第4条）。正由于重形式轻实质，导致对损害竞争的行为无感，或者对当前盛行的“互联网+”“共享经济”光环下的竞争行为抱有莫名的敬畏，于是对有些行为，既然法律没有相关的具体规定也就得过且过。
第二，缺乏牢固的公平竞争暨市场效率的理念。市场竞争，应当是经营者基于自身产品成本的质量、服务和价格竞争，一些凭借补贴尤其是外部补贴开展竞争的行为，毫无疑问是不正当、不公平的，竞争执法机构应该对该类行为依法加以处置。此外，两寡头竞争，程度激烈，对其各自改善经营和创新的促进最大，对消费者最有利，对于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反垄断法不仅不能通过消灭寡头的方式予以拆解，反而应当想方设法维护，比如经营者集中审查应该严防削弱寡头竞争的合并，放行有助于强化寡头竞争的并购。
第三，执法机构应更好地协调配合。比如针对以补贴方式竞争涉及不正当竞争行为和价格垄断，这两种问题在我国分属两个不同执法机构的职责，成为一个“两不管”领域，是否因此导致疏于对该行为的应有关注和查处不得而知，但可能性却是存在的。
第四，相关市场认定问题。这在反垄断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技术问题，也与反垄断理念有着密切关联。理念适当、坚定，则相关市场问题迎刃而解；理念不明、不正确或者不坚定，则“相关市场”不啻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根本扯不清的问题。因为在特定反垄断案件中，对于相关市场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认定标准，产品和地域的范围究竟多大，全赖执法者对反垄断法目标的正确认识，对损害竞争行为的深恶痛绝以及对公平竞争和市场效率的执着追求，否则相关市场都无法合理地确定甚至无法确定。
除此之外，反垄断还应树立安全高于竞争的理念，包括交易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国家安全，等等。2014年4月15日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强调：“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
对各类垄断行为应作合理性分析，不能武断一禁一罚了之
在当代反垄断法中，效率及由此衍生的社会福祉的价值高于竞争和反垄断本身。竞争一般而言可以提高效率，也即通过优胜劣汰配置社会资源，促使市场主体不喔纳凭营管理、创新技术和商业模式、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增加社会总财富、增进消费者福利，但并非必然。其一，竞争也可能造成资源浪费。理论上的理想的竞争，信息完全对称、交易费用为零、产品无差别，竞争失利的经营者从某一市场退出时，能将原来的投资无损耗地转移到其他市场。但在实际生活中，信息不完全、存在交易费用、产品千差万别，经营者从某一市场退出时，不可能无损耗地转移投资，甚至无法转移，形成“沉没成本”，这是以产能过剩为表现的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其二，理想竞争所要求的分散市场结构和低集中度市场，是没有效率的。无数的中小企业因规模小，纵有强烈的竞争动机，却苦于经济、技术实力弱，只能同质竞争、打价格战，利润微薄，朝不保夕，自生自灭，低效而难以创新，其大多数都难以在市场竞争中取得相对于其他竞争对手的优势地位，无法从竞争中脱颖而出。其三，若某一特定产业存在企业规模小、市场集中度低的状况，则必然导致该产业的低效率，在国际竞争中只能“窝里斗”，竞争力弱、受人宰割。
竞争的趋势是集中，形成寡占甚至一家独大的市场结构，各行各业都不例外。在高集中度和中高集中度市场上，竞争不再是简单的价格竞争，而成为集价格、质量、服务、品牌、标准、管理、创新及国际竞争于一体的综合竞争，使得竞争在寡头企业之间、寡头企业与非寡头企业之间、非寡头企业之间全面展开。竞争不但不会消失，反而更为激烈，更要紧的是，竞争是在高档次、高水平上展开的。只有形成这样的市场，广大中小企业依附于大企业，形成产业链，竞争才是高效的。
垄断与竞争都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就是从盲目无序竞争到逐渐集中，再形成新的竞争和新的垄断，如此循环往复的过程。为追求自身效率，以及未来市场地位的不确定性和潜在进入者的压力，会使垄断经营者产生提高效率和创新的动机，规模效应拥有分散竞争所不可比拟的技术创新能力，又使其更容易及更多地为社会创造财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条件下，这种效果尤为显著。因此，各国反垄断法均以消费者福利、公共利益、经济效率、国家利益等为标准重新审视垄断的市场状态，这正是反垄断法不再直接“反”垄断的市场暨竞争结构的原因所在。
促进、维护高效的市场结构与《反垄断法》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经营者集中审查、各种横向和纵向垄断协议、判断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相关市场确定等过程之中，都应作合理性分析，不能武断一禁一罚了之。对垄断企业，当然要防止其违反《反垄断法》从事垄断协议、滥用优势地位等“小动作”，但不能责难其垄断本身，想方设法削弱其垄断的市场地位。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史际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学家》，2008年第1期。
②王晓晔：《反垄断法与市场经济》，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
③《：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新华网，2014年4月15日。
垄断竞争市场篇5
第一， 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新产品上市一般规律与特点
经济学中的完全竞争（perfect competition）是指一个行业中各个厂商均不需考虑其他厂商行为，而是按照既定的市场价格销售它希望卖出的所有商品。实际上这里仅考虑价格竞争，形成一个市场价格，每一个厂商均按成本等于价格出售产品。因此，每个厂商均不把其他厂商看作自己的竞争对手。完全竞争市场需要具备四个条件：拥有数量众多、规模很小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任何一个消费者和生产者都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产品同质，所有生产者提供的都是标准化产品，他们在原料、加工、包装、服务等方面完全一样，可以相互替代。因而对于消费者来说他们可以随机购买任何一个生产者的产品；投入要素可以在各个行业之间自由流动；信息完备，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能及时获得有关市场的全部信息，包括现在和未来的价格信息，因而不会有任何人以高于市场的价格进行购买，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进行销售。在现实生活中，严格意义上的完全竞争市场是不存在的。即使如此，经济学家还是会在很多场合下利用完全竞争模型。主要是任何一种理论模型的用处，并不取决于其假设的准确性，而取决于其预测能力。完全竞争市场是与其他市场类型进行比较的有效出发点。
完全竞争市场条件是营销学上一种乌托邦，但这种乌托邦至少提供了我们新产品上市这样一种标杆意义。
首先，新产品要素进入高度雷同的阶段，不会出现任何资源垄断性竞争格局，新产品进入无为而治的策略境界。新产品基本上很难做差异化，求同、求标准成为新产品开发的方向。而这种方向上的求同必然带来新产品市场定位上的趋同，因此，我们看到很多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快速消费品在定位上比较倾向于标准化方面的制定与执行。
其次，价格上自由流动性。在完全竞争市场环境下，单个企业产品的溢价能力大大降低。因此，新产品上市定价将趋于社会平均价格，新产品市场溢价能力不高。
第三，渠道真正成为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新产品核心竞争力，因为消费者对市场判断更多是通过渠道直接实现的，因此，销售平台越来越成为新产品上市成功决定性因素。
第四，很少有促销手段的使用，促销更多表现为一种变相的传播活动。新产品上市渠道政策，价格政策，零售终端等都处于高度透明状态，新产品的市场边界变得越来越大，促销手段成为一种累赘。
第五，品牌性消费者基本消失，因此，众多厂商建立提供的是标准化产品，产品本身的品质成为新产品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厂商真正做到以质量为企业生存的保证。
完全市场竞争环境永远只是企业或者社会的一个伟大的梦想，而且，完全竞争市场环境始终表现为瞬间性，而打破这种完全竞争格局的核心策略就是价格武器。
我们看，完全竞争状态形成的基础是价格形态稳定性与绝对透明性，面对这样一个铁桶市场，如果我们向里面投入高价格的新产品与低价格的新产品，都可能很迅速地获得新产品上市成功，这也是为什么完全竞争市场总是表现为瞬间的主要原因，因为，在人类社会远远没有做到物质与精神极大丰富条件下，完全竞争市场环境下的新产品就必然表现为非常残酷的价格战，从而打破完全竞争条件存在的核心基础。
理想状态下的完全竞争市场与垄断竞争市场产生了非常大的无限接近。而新产品在完全竞争市场环境下的竞争压力趋向很小，完全竞争环境已经具备了某种乌托邦社会各取所需的特征。当然，整个社会在推动新产品上市上动力也严重不足，社会创新速度与效率也大为降低。因此，实际上，完全竞争市场环境在当今时代并不是一种我们追求的理想的境界。而唯有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极大丰富的社会才可以构成这种理想竞争的基础，特别是作为市场消费的主体与客体都达到相当高水平情况下。
但是，完全竞争市场环境却提供了一个标准，就是我们在新产品上市推广中可以借助这个标杆审视我们新产品上市的策略是否存在重大漏洞，特别是可以审视我们新产品的定价策略，系统校正我们新产品上市过程中营销要素偏差。
第二， 完全垄断条件下，新产品上市一般规律与特点
完全垄断市场（perfect monopolistic market）与完全竞争相对的另外一个极端，是指一种产品市场上只有一个卖主的市场结构。当产品市场上只有一个厂商时，该厂商是不太可能接受既定的市场价格，相反，垄断厂商能认识到他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并选择使它的总利润达到最大化的价格和产量水平。我们把厂家对价格、产量等市场变量的影响能力叫做厂商的市场力量。在垄断市场上，独家厂商的市场力量仅受到需求和法律的约束。如同完全竞争的模型一样，垄断也是对现实市场结构一种抽象，现实经济中很少有纯粹的垄断市场。但是，垄断模型可以充分描绘卖方在拥有市场力量时的行为，这对于研究现实世界中存在近似垄断行为是相当有价值的。
什么是完全垄断条件？完全垄断条件是指完全没有竞争对手，自己独步天下的理想状态，由于是完全垄断条件下，企业与消费者信息之间严重不对等，企业处于一个对消费者利益主宰阶段。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完全垄断条件下的市场机会已经越来越少，特别是长时间的完全垄断条件更是十分稀少。但有四个瞬间还是会产生阶段性与区域性的完全垄断环境。
其一是一个新品类刚刚诞生的瞬间，往往会产生短时间的绝对垄断。
一般情况下，一个新品类诞生时都会在阶段性占据一个市场完全垄断地位。比如可口可乐诞生相当长时间里，可口可乐公司都处于一种完全垄断条件下市场经济环境。直到市场上出现了百事可乐以及其他更多品类的替代性消费品，碳酸饮料市场才结束完全垄断竞争状态。
在完全垄断市场环境下，新产品上市一般会选择可持续发展战略。快速消费品会加快品牌建设，在品牌上形成策略性壁垒使得竞争对手难以超越，面对替代性竞争品，处于完全垄断环境下的企业会不断推出替代性竞争品，通过自己打破自己的竞争壁垒来保护产品在某一个细分领域的领导权，维护自己的某一细分市场长久的垄断地位。
其二是由于政府非市场性干预导致区域性完全垄断市场。
我们在全国市场做调研中发现很多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一个本地消费品占据完全垄断市场地位。形成这种畸形的市场竞争环境主要原因是很多地方政府为了所谓的扶持地方企业，对进入本地企业进行封杀，导致区域性市场出现绝对垄断局面出现。区域性完全垄断虽然比较短暂，但如果受保护企业能够利用时间差，充分广植营销战略资源，也很容易形成基于竞争环境下的相对垄断市场。
其三是绝对领先技术带来的短暂的完全垄断市场。
在市场发展过程中，技术发达国家处于本国经济需要，往往会长时间通过对技术垄断，创造完全垄断市场。如美国英特尔公司，长期对计算机芯片实行技术垄断，形成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完全垄断市场竞争格局。英特尔公司在长达几十年的完全垄断环境下，获得了巨额的市场回报，直到美国本土出现了竞争型品牌----AMD，加上发展中国家基于本国战略安全考虑，纷纷发展自己的芯片技术，英特尔的技术垄断性完全垄断市场才被真正打破。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美国微软的身上。全球著名的软件提供商凭借其在软件技术高度的领先地位，通过对技术封锁，形成了长达数十年的软件完全垄断竞争。
尽管美国政府为了防止完全垄断市场造成的企业创新力下降，制定了非常严格与苛刻的《反垄断法》，但面对垄断带来的超级利润，即使是美国政府也为之所动。
其四是国家垄断性行业。如核心军事产品，航空航天市场等涉及到巨大资金投入与核心人力投入行业也比较容易形成完全垄断市场。
完全垄断市场也是一种产品营销的理想状态。形成这种完全垄断市场主要原因有：
独家厂商控制了生产某种商品的全部资源或者基本资源的供给。这种对生产资源的独占排出了其他厂商生产同种产品的可能性；
独家厂商拥有生产某种商品的专利权，使得该厂商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垄断该产品生产。
特许权。政府往往在某些行业授权某个厂商经营某个产品特许权。如邮政部门、广播电视、供水部门等
自然垄断。许多公益事业都是典型的自然垄断行业。
完全垄断市场新产品上市有哪些特点：
首先是独立的定价权。与完全竞争市场不一样，完全垄断市场，新产品上市价格掌握在个别厂商手里，因此，完全垄断市场环境下新产品自主定价权大为增加。
其次是空前的渠道权。由于对产品资源的完全垄断，新产品上市具有非常大的渠道自主权，新产品上市渠道长度、宽度、深度都非常大。但由于处于完全垄断市场条件，往往完全垄断企业渠道经营非常单一，这恰恰反映了完全垄断环境下的渠道经营缺乏生于忧患的意识。
其三是绝对的品牌权。新产品上市由于缺少竞争的挤压，完全垄断市场环境下的新产品往往都品牌建设情有独钟。因为自身自觉地危机意识，使得新产品上市中的品牌意识比较强烈。而且，处于完全垄断阶段的新产品肯定希望有一个长治久安的解决办法，由此，品牌成为他们建立壁垒的首选，而且，由于处于完全垄断状态下，新产品还是有很多战略性资源进行品牌建设。
其四是相对的替代性。对于完全垄断市场环境，垄断性产品或者品牌也希望通过自身完善抵御竞争对手的市场进攻。新产品上市在很大意义上也是为了自我完善与自身健康。
完全垄断条件下的新产品上市有如下一些规律：
对核心产品升级少于颠覆性产品改造。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处于完全垄断条件下新产品这种策略选择，因此，新产品往往会有很大突破性改造，除非核心产品的江湖地位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此前曾经说过美国创新学家奥斯本的创新法则，从一定意义上说，奥斯本所处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恰恰是美国经济深处完全垄断状态最多的时期。
新产品上市很少选择价格型武器，一般都是通过品牌塑造与消费者体验完成产品的市场动销。由于自己处于一个产业完全垄断地位，新产品上市一般会选择比较稳健的营销手段。
新产品上市采用标准战略，引导行业向自己设定的方向转移。我们很多人都直到一个格言：三流企业做产品，二流企业做品牌，一流企业做标准，实际上，完全垄断性企业在推动自己的新产品上市中，就会推出自己的产品标准与制式，以便长时期成为行业完全垄断品牌。
第三， 垄断竞争与寡头垄断条件下，新产品上市一般规律与特点
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分别是市场结构的两个极端。在现实中，我们经常遇到的是各种中间状态的市场类型，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市场就是主要的两种中间市场结构，也称为不完全竞争市场，前者更靠近完全竞争市场，后者更靠近完全垄断市场。
垄断竞争是一种竞争与垄断兼而有之的，既非完全竞争又非完全垄断的市场结构。其基本特征为厂商数目众多，每个厂商都有众多竞争对手，厂商数目多到个别厂商的行为对其竞争者的影响微不足道。每个厂商自以为可以独立行动，可以忽视其他厂商对自身利益的影响。另外就是市场上产品相似却有所区别。第三就是厂商进入市场不受限制任何一个厂商的进入或者推出对市场影响很小。
垄断竞争实际上是一种在市场上争夺主导权的战斗！进一步，可能会实现寡头垄断，这是企业在行业类就可以做到一言九鼎，甚至于形成一种双寡头竞争格局，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行业游戏规则的制定者。逆向垄断竞争则有可能形成完全竞争的市场格局，从而使每个企业都缺少独立主导权，使得行业竞争进入一个无为而治的时代。
垄断竞争时期是一个行业或者一个大的经济环境中最为活跃，最为具备成长性的战略机遇期，垄断竞争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在表现形式上趋向于多样化与快速度。我们在本书的前面部分所描述的很多战术性手段，都是垄断竞争形态下的具体表现，我们所提出的快速消费品，耐用消费品，工业品以及OTC产品都是垄断竞争阶段的产物，在这里我们不对垄断竞争环境下新产品上市进行剖析。
寡头垄断市场又称为寡占市场。它是指少数几家厂商控制整个市场的产品生产与销售的这样一种市场组织。他们生产的产品可能是同质的，如钢铁、水泥等行业，也可能有差别的，如汽车业、飞机制造业、电气设备业等。寡头市场的成因与垄断市场很相似的，厂商进入与退出行业十分困难，这是少数厂商能够占据绝大多数市场份额的必要条件。因为这些行业存在着规模经济。规模经济的存在使得小企业无法生存，最终形成少数厂商激烈竞争的局面。寡头市场被认为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市场组织，不少行业都表现出寡头垄断的特点。
寡头垄断经济，其形态在国际经济环境下广泛存在。寡头垄断经济不仅出现资源性行业，甚至也出现在竞争性消费品领域，反映了国际经济发展的潜在趋势与资本流通的战略性选择。特别是全球性的双寡头经济已经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国际经济新生态。
寡头垄断条件下新产品上市具有非常鲜明的稳定性与趋势性色彩，一旦寡头垄断企业看清了行业发展的战略性方向，不管这个新产品是谁先提出来的，只要寡头企业一旦进入，市场竞争格局立即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所知道的饮料行业也好，日化行业也罢，基本上可能新产品概念是本土企业提出来的，但由于跨国公司的介入，基本上话语权就很难说了，所以我们在前述曾经说过，本土企业一旦发现新产品品类，一定要做到悄悄进村，打枪的不要。寡头垄断企业新产品上市在手段与策略上会十分注重系统性，也就是我们在前述对新产品上市普遍规律的深度描述
垄断竞争与寡头垄断竞争市场条件属于典型的不完全竞争，是除完全竞争以外的所有市场结构的总称。它既包括要素市场不完全竞争，又包括用生产要素生产出来的产品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不完全竞争市场的要素价格决定分为三种情况：厂商在产品市场是一个价格决定者，而在生产要素市场上却是一个价格接受者，我们称之为要素市场的卖方垄断；厂商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都是价格决定者，我们称之为买方垄断；要素市场的买卖双方都是价格垄断者，我们称之为要素市场的双边垄断。我们上述探讨的主要是生产要素市场生产出来的产品市场不完全竞争环境。
第四， 过度竞争市场条件下，新产品上市一般规律与特点
过度竞争市场是指非理性市场行为形成的产品竞争格局，竞争对手在竞争策略上已经不是建立在理性市场竞争基础之上，而是阶段性牺牲利润来赢得市场规模，从而获得巨大的垄断性地位。过度竞争市场环境下，新产品上市一般主要是为了激活系统，寻找市场新的突破口。很少有企业在进入过度竞争市场还依然按照常规市场手段进行新产品上市推广，有些情况下还会出现利用新产品最为核心武器，从价格上，渠道上，促销上，以及传播上动摇竞争对手的市场根基，从而深刻影响产业格局。
过度竞争市场环境下，企业为什么还会推出新产品，原因非常简单，企业需要新产品创造的短暂辉煌维系自己产业地位与政府声誉。
垄断竞争市场篇6
国务院法制办主任曹康泰受国务院委托向会议作反垄断法草案说明时表示，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入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有必要制定一部专门的反垄断法，为进一步深化改革，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国际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保持中国经济活力，加强国家宏观调控，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反垄断法草案六大亮点
三大问题呼唤 “经济宪法”出台
素有“经济宪法”之称的反垄断法，是市场经济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政策工具。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背景下，世界各国普遍重视利用反垄断法律制度，防止和制止来自国内外的垄断行为，维护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企业竞争力，保证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协调发展。
目前，中国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招投标法、电信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虽然对垄断行为作了一些规定，但已不能完全适应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专家指出，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的三大问题迫切需要尽快制定反垄断法。
首先，一些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价格、掠夺性定价、强制交易、搭售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或者相互之间达成价格联盟、划分市场、限制产量等各种形式的垄断协议，直接危害市场竞争，损害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妨碍全国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建立。此外，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
其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剧，国内国际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企业间的合并、重组日趋活跃，国内有的地区和行业中，垄断的苗头也已开始出现；
再次，中国作为市场经济国家，需要通过建立并实施较为完善的反垄断法律制度给予市场经营者以公开、透明并可预期的行为准则，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此次提请立法机关审议的草案共8章56条，分总则、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反垄断机构、法律责任、附则等，主要规定了垄断协议(见注1)、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见注2)和控制经营者集中(见注3)这三大制度，以及禁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和反垄断机构、法律责任等内容。
一、明令禁止行政性限制竞争列出六种具体行为
在酝酿了近20年却始终“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反垄断法中，最受国人关注的莫过于反行政性垄断的设置。然而去年12月底至今，关于反垄断法草案删除反行政垄断章节的说法，一直以来都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以致外界对草案中有关行政性垄断内容的“去”与“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此次提请立法机关审议的草案中设有“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一章，此前的种种传闻不攻自破。
事实上，对反垄断法是否应该规定禁止行政性限制竞争、如何规定等问题，政界和学界一直存在较大分歧。
一种意见认为，行政性限制竞争现象虽然在中国不同程度存在，但这种行为在性质上属于行政权力的不当行使，不是依靠反垄断法所能够解决的。要从根本上解决行政性限制竞争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对行政权力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培育市场主体依法独立经营的自主意识。同时，还要采取包括党纪、政纪以及必要的法律手段在内的综合性措施。
鉴于目前《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以及《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对行政性限制竞争的处理已经作了规定，关键是要进一步加强监督、严格执法，反垄断法可不必再做重复规定。建议反垄断法可对禁止行政性限制竞争作原则规定，以表明政府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和坚决反对的态度。
另一种意见则截然相反，持此观点的人士认为，目前在中国，行政性限制竞争问题较为普遍，它扭曲竞争机制，损害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妨碍全国统一、公平有序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甚至有专家断言，不消除行政垄断，就不可能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种观点认为，反垄断法作为保护竞争的专门的、基础性法律，必须切实解决这一影响中国市场竞争的突出问题，因而建议反垄断法应当设专章对禁止行政性限制竞争作出具体规定。
虽然从理论上和国际通行做法看，行政性限制竞争主要不是由反垄断法解决的问题，但考虑到中国实际，在反垄断法中对禁止行政性限制竞争作出明确具体规定，既能表明国家对行政性限制竞争的重视和坚决反对态度，又能够进一步防止和制止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最终，草案采纳了后者的意见，对行政性限制竞争说了“不”字。
草案除在总则中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滥用、限制竞争外，还设“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专章，对当前中国社会较为典型的6类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予以明确禁止：行政机关和公共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以任何方式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和个人只能经营、购买、使用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妨碍商品在地区之间自由流动和充分竞争；以设定歧视性资质要求、评审标准或者不依法信息等方式，排斥或者限定外地经营者参加本地的招投标活动；以采用同本地经营者不平等待遇等方式，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或设立分支机构；强制经营者从事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以及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规定等。草案同时还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各类垄断协议被明确禁止 同时规定了豁免制度
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是一种最常见、最典型的垄断行为，最常见的是造成固定价格、划分市场以及阻碍、限制其他经营者进入市场等排除、限制竞争的后果，对市场竞争危害极大，为世界各国反垄断法所明确禁止。
鉴于此，此次提请审议的反垄断法草案明确禁止经营者达成各类垄断协议，包括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达成的固定、维持或者变更商品价格，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或者销售数量，分割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限制购买新技术、新设备或者限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以及联合抵制交易等横向垄断协议，也包括在交易中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或者设定其他交易条件等排除、限制竞争的纵向垄断协议，并明确被禁止的垄断协议自始无效，从法律上否定了垄断协议的效力。
世界各国反垄断法在明确禁止垄断协议的同时，又对经营者的达成某些协议开了个口子，予以豁免。这是因为后者虽然具有限制竞争的后果，但整体上有利于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共利益。草案借鉴了这一国际通行做法，规定了豁免制度。
三、严禁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竞争 不反对通过竞争取得市场支配地位
此次初审的反垄断法草案采取国际通行做法，不反对经营者通过市场竞争取得的市场支配地位，但严格禁止了7种经营者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同时，为便于反垄断执法机构准确有效执法，草案还在总结国际上反垄断立法和执法经验的基础上，规定了包括该经营者在相关市场(见注4)的市场份额以及相关市场的竞争状况、该经营者控制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的能力以及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难易程度等6个依据因素。
更重要的是，草案还以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为依据，明确了可以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3种情形：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1/2以上的；两个经营者作为整体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2/3以上的；三个经营者作为整体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3/4以上的。作出这样的量化规定旨在对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实施有效监督，防止和制止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专家指出，草案如此规定，既不妨碍、不限制大公司、大企业的存在和发展，符合中国鼓励企业做大做强、发展规模经济的政策，又能够有效制止经营者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破坏竞争的行为，有利于创造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
四、经营者集中要申报审查 大规模并购、易导致垄断的跨国并购须申报
由于经营者集中既具有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提高经营者竞争力，又可能产生或加强市场支配地位、对市场竞争产生不利影响这样两面性结果，因此世界各国反垄断法都对经营者集中实行必要的控制，以防止因经济力过于集中而影响市场竞争。其主要控制手段即是对经营者集中实行事先或事后申报制度，由反垄断执法机构审查，决定是否允许集中。
草案根据中国实际，并参照大多数国家的做法，对经营者集中规定了事先申报制度，要求达到一定规模标准的经营者实施集中应当事先向国务院反垄断机构申报，未申报的经营者不得实施集中。
同时，草案还规定了包括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及其对市场的控制力、相关市场的市场集中度以及经营者集中在相关市场上的排除、限制竞争的可能性等7个审查经营者集中应当考虑的因素。此外，草案原则上将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作为禁止经营者集中的判断标准，并明确了将经营者能够证明集中可以改善竞争条件和竞争状况，且对竞争产生的有利因素明显大于不利因素，或者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作为允许经营者集中的依据。
而对于社会广泛关注并猜测不断的经营者集中的申报标准，反垄断法草案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竞争状况，特别是不同行业和领域差别较大的实际出发，分3个层面规定了申报标准：
一是明确一般行业和领域经营者集中的具体申报标准，即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在全球范围内上一年度的销售额超过120亿元人民币，并且参与集中的一个经营者在中国境内上一年度的销售额超过8亿元人民币；
二是授权国务院可以对银行、保险以及其他特殊行业经营者集中的申报标准另行规定，以保证国家对重点、关键行业和领域的竞争政策的实施；
三是设计了申报标准的调整机制，以便于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竞争状况的变化，及时总结实践经验，适时调整经营者集中的申报标准，报请国务院批准施行。
各方专家认为，按照目前草案规定的集中申报标准，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并购一般不必申报，有利于企业在国家产业政策指导下实行重组、兼并、联合，提高产业集中度和国际竞争力，同时又能够将规模较大企业的并购，特别是将容易导致市场支配地位的跨国并购纳入其中，符合国际通行做法，有利于防止和制止排除、限制竞争的经营者集中行为。
五、正当行使知识产权行为受到保护 滥用知识产权限制竞争将被禁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现实中不同程度存在的一些大公司、大企业滥用知识产权以谋求垄断地位的现象，草案也作出明确规定。
在经济生活中，掌握知识产权的大公司通过强制性一揽子许可、在许可合同中附加不合理条件、利用市场支配地位收取不合理许可费等诸多手段，限制竞争、谋求垄断的现象司空见惯。
随着知识产权问题越来越趋于国际化，有的国家一方面非常强调保护知识产权，特别是要求其他国家承担知识产权的国际义务，另一方面又将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纳入反垄断执法范围，或者直接规定反垄断法适用于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
专家指出，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防止和制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不仅仅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
秉持坚定改革开放政策并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必须做到未雨绸缪，将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纳入反垄断法适用范围，为防止和制止滥用知识产权限制竞争提供法律依据。
基于此，草案明确规定：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不适用本法，同时又将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纳入本法的适用范围。
六、国务院设立反垄断委员会 反垄断执法机构负责反垄断执法
如何规定中国反垄断机构的设置，是外界对反垄断法草案普遍关注和猜测的热点之一。在草案起草阶段，国务院法制办听取了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各方一致认为，有关中国反垄断机构的设置既要考虑现实可行性，维持有关部门分别执法的现有格局，保证反垄断法的实施；同时又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为今后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调整留有余地。
草案最终确定在反垄断法中只明确规定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职责及工作程序，而对具体承担反垄断执法职责的机构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同时，为了协调反垄断执法，保证反垄断执法的统一性、公正性和权威性，草案在总则中明确规定国务院设立反垄断委员会，负责领导、组织、协调反垄断工作。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由国务院相关部门负责人和法学、经济学专家组成，其主要职责是：组织领导反垄断工作；就国家反垄断政策进行研究，向国务院提出建议；协调重大反垄断案件的处理以及协调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工作等。
考虑到建立全国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要求和反垄断执法的特点，草案将反垄断执法作为中央事权，在总则中明确规定由国务院规定的承担反垄断执法职责的机构负责反垄断执法。同时，为便于严格统一执法，草案还规定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相应的机构负责有关反垄断执法工作。在“反垄断机构”一章中，对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和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具体职责、反垄断执法机构调查涉嫌垄断行为的程序、要求以及可以采取的措施作了具体规定。
由于依据中国现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职责分工，有关部门或者监管机构也负有相应的反垄断执法职责，因此，如何处理好反垄断机构与有关部门或者监管机构的关系，也是反垄断草案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垄断竞争市场篇7
内容提要: 反垄断法是经济宪法，它的有效实施，对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充分、自由竞争，消除阻碍和限制竞争的障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反垄断法的实施要取得良好效果，不仅要以完善的立法为依据，还要有合适的执法体制作保障，并以垄断是否得到有效遏制作为最终判断标准。
反垄断法是市场经济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维护有序的自由竞争秩序、完善有效的市场结构、制止限制竞争行为，故在西方发达国家被称为经济宪法”、“自由企业大宪章”、“经济法的核心”等，由此足见其在市场经济国家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性。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法制经济，它提倡适度自由竞争、有效竞争和实质公平竞争，但由于市场机制本身的滞后性和信息的不充分性，不仅导致了竞争的无序和低效，也导致了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不公平现象的发生。市场经济存在的缺陷，就要求其必须有完善的市场立法，以规制市场上出现的一些违背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现象和行为，反垄断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虽然各国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差异，导致在立法模式、规制对象、执行机构、实施效果等方面的较大差别，但制定完善的反垄断法、保障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却是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的共同的、必然的要求。
在我国，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经济体制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转变，并最终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我国也适时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招投标法》等规制市场竞争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的实施，对规范市场竞争行为、制止不正当竞争和垄断、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及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这些法律法规日显滞后。为了保障充分有效的竞争，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客观上要求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竞争法律制度，尤其是必须制定完善的反垄断法，健全反垄断执法体制和法律协调机制，使日渐严重的经济和行政垄断得到有效遏制。为此，1994年八届全国人大期间，我国就开始酝酿起草《反垄断法》。目前，我国《反垄断法(草案)》已经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并已经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进行了首次审议，进一步完善后将再次进行审议，《反垄断法》的出台指日可待。因此，此时对反垄断法如何有效实施问题进行研究显得十分必要和及时。
一、完善的立法——反垄断法实施的基本依据
“有法可依”是法治建设最为重要的环节，但又不仅仅是做到有“法”即可，因为法有“善”、“恶”之分，“恶法”之危害甚于“无法”。因此，“有法可依”的精髓应在于其“法”应为“善法”。就反垄断法来讲，就是要有完善的、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立法，这是保障反垄断法发挥其最大功效的基础，也是作为世界第一部反垄断法——《谢尔曼法》留给世人的重要启示。所以，各市场经济国家在制定自己的反垄断法时，无论选择何种立法模式和执法模式，都会尽可能做到内容的具体明确。我国虽已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但现在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企业规模、对外贸易等经济状况与经济发达国家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制定反垄断法时，应当从实际情况出发，研究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的共性，借鉴别国反垄断立法的成功经验，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尽可能完善的反垄断法，以保障其充分发挥应有作用。
首先，应当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反垄断法立法模式。当今各国的反垄断法立法模式不外乎两种：松散型立法模式，以英国、美国等为代表；法典型立法模式，以日本、德国为代表。我国的反垄断法散见于1993年9月制定的《反不正当竞争法》、1997年12月制定的《价格法》、1999年8月制定的《招投标法》及国务院制定的一些规范性文件当中，属于松散型模式。比较松散型和法典型两种立法模式，笔者认为，松散型模式容易造成法律适用的混乱，缺陷在法制不甚健全的国家尤为明显。而法典型模式则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应为我国反垄断立法模式的当然选择。虽有学者曾提出，根据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情况和立法状况，松散型立法应是首选，但笔者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竞争立法的完善，制定一部反垄断法典应是必然选择。
其次，应当明确反垄断法的规制对象。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状况和市场开放的程度上看，竞争机制得不到应有的发挥，垄断问题日趋严重，具体表现为：国内有些企业或以签订各种联合协议等形式划分市场、获取垄断利润；或凭借其有利的市场地位，通过垄断高价、掠夺性定价、差别待遇、拒绝交易、强制交易、搭售或者附加不合理的交易条件、独家交易等行为限制竞争；或通过合并、收购股份、合营等方式消灭竞争对手，设置进入市场的障碍，限制公平竞争。加入WTO后，大量跨国公司也企图以资金和技术优势抢占我国市场，打压国内企业，从而达到独占中国市场的目的。我国的行政性垄断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特殊现象[1]。行政性垄断大量存在于我国的经济生活中，也严重阻碍了统一市场的形成，严重损害了公平竞争机制。因此，应当明确将限制竞争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竞争的企业兼并、行政性垄断等，作为我国反垄断法的规制对象。在西方，反垄断法规定的内容主要是经济性垄断，即企业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或者通过联合组织或合谋等方式，限制、排斥或阻碍市场竞争的行为，它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由于我国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行政干预比较普遍，故我国的反垄断法应同时规制经济性垄断和行政性垄断[2]。当然还要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特点及时调整反垄断法规制的重点。再者，应当明确适用豁免及其效果原则。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市场集中度和规模经济均有待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在确定反垄断法调整对象时，要对经济力集中程度采取适度的预防和制约措施，也就是说，既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力适度集中，保障规模经济的发展，又要控制特定市场的过度集中，防止出现市场垄断[3]。对其他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自然垄断行业，以及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而设立的国家垄断部门，也应适用豁免原则。由于效果原则是目前许多国家反垄断法中明确规定的或在实际执法中据以确定域外适用的主要原则，所以我国在制定反垄断法时明确规定效果原则应该是必需的。这可以使我国反垄断法与其他采取同样原则的多数国家的反垄断法对等适用，使我国可以在跨国竞争活动中主动采取法律行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企业的正当权益，同时，也有利于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竞争执法机构共同解决双方经贸活动中出现的问题，在有关国际协调中增加谈判筹码和自我保护能力。但是，鉴于很多国家(包括美国)现在对该原则都作出了直接或间接的限制，因此，我国在《反垄断法》中对效果原则也应作出必要的限制。
最后，应当明确反垄断执法机关的地位、设立方式、组织形式、职权和执法程序。在反垄断执法机关的设立上，既要赋予其高度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又要确定相应的制约机制，以保证执法机关在公正执法的同时，避免权利过大而可能导致的权力滥用。
二、合适的执法体制模式——反垄断法有效实施的体制保障
法谚曰：“徒法不能自行”。离开了执法者，无论多么完美的法律，其功效都将无法实现。因此，完善的立法要靠合适的、完善的执法体制来保障其实施，反垄断法亦如此。在反垄断法中，直接规定反垄断执法体制，包括反垄断执法机关的地位、人员构成、职权和保障等组织制度是许多国家的共同性做法，但各国有关反垄断执法体制的许多具体制度则不尽相同。如在机构设置的数量上，有的国家设立一个专门的反垄断执法机关，如日本的“公正交易委员会”；有的则设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执法机构，如美国设立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和联邦贸易委员会，英国设立公平贸易办公室、垄断和合并事务委员会，而德国反垄断法的执法体系则包括联邦经济部长、卡特尔局和垄断委员会。
独立性、专业性和专家化是各国反垄断执法机关的共同特征，当然在权力的配置上各国有不同做法。有的国家的反垄断执法机关只有行政权力，如德国的联邦卡特尔局(决议处)，仅可以对卡特尔案件作出裁决，有的国家的反垄断执法机关还享有准司法权和准立法权(又称规则制定权)，如美国、日本[4]。这两种体制各有所长，虽然单一的反垄断执法机关便于反垄断权力集中，执法的程序更加简便快捷，但权力过于集中不利于监管和权力的制约；而设立多个反垄断执法机关可以更加明确执法机构的职权和分工，可以加强反垄断执法的力度，但同时也可能存在责任交叉重叠，导致执法效率低下等弊端。就我国来讲，为加强反垄断执法机关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解决反垄断执法机关的组织结构和运作程序问题，笔者建议借鉴德国、日本的立法经验，设立一个直接隶属于国务院总理的专门执法机构——国家反垄断局”。理由是德国、日本的反限制竞争立法模式与我国相近，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和垄断行为分别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并根据两个法律设立了分工不同的执法机构。我国1993年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工商行政管理局为该法执法机关。虽然垄断行为与不正当竞争行为均属于限制竞争的行为，但从各国的执法经验上看，要认定某些限制竞争的行为是否违反反垄断法，往往要进行市场和经济分析，工作量极大，专业性极强；从机构的人员配置上讲，各国对于反垄断机构人员的任职条件相当高(大多要求是法学专家和经济学专家)，专业性要求非常强；从各国执法的程序上看，反垄断执法机关往往担负着行政职权、调查权、准司法权或准立法权，执法程序烦琐复杂。因此，如果我们继续将反垄断的执法任务交给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话，一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任务大大加重，执法力度可能被削弱，二来专业人员的配备难以达到高标准，难以应付高度专业性和疑难复杂的反垄断案件。因此，笔者认为，设立一个独立和专门的“国家反垄断局”应为一个合适的选择。鉴于中国地域辽阔，在具体机构的设置上，笔者建议设立中央集权式机构及其直属分支机构，具体做法是，除中央设立直接对国务院总理负责的“国家反垄断局”外，在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设立分支机构，即“反垄断分局”，该分支机构不受任何一个地方政府领导和指挥，其经费和人事关系由中央反垄断机构直接管理。有学者认为，我国宜采用委员会制，拟称为“国家反垄断委员会”或“国家公平交易委员会”[5]。笔者认为，正像有学者所论，我国的行政机关设置习惯采用“部”、“厅”、“局”的称谓，采用“委员会”称谓难以让人直截了当地认识其行政执法机关的性质。而“局”的称谓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等符合行政执法的性质，称谓也较为简洁明了。因此，尽管已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的《反垄断法(草案)》将反垄断法执法机关称为“反垄断委员会”，但笔者仍然认为，我国的反垄断执法机关称为“国家反垄断局”比较符合我国的国情。
在管辖权划分上，建议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反垄断执法机关受理本辖区范围内的反垄断案件，中央反垄断执法机关则受理跨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反垄断案件，或者直接受理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反垄断案件，并对不服下级机关所作行政决定或裁决的复议申请作出裁决。反垄断执法机关的内部机构应当结合执法机构的权限进行设置，建议设置调查咨询局(处)、审议局(处)和法规处(总局专设)等。
在反垄断执法机关人员的任职条件上，各国都规定了严格的条件，要求反垄断执法人员应为法律、经济等领域的专家。针对我国实际情况，有学者提出，反垄断执法人员应当具有法学或经济学硕士及以上学位，从事相关工作须满8年，其中审议局(处)的工作人员需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或者有法官资格或律师资格，须从事法律工作一定年限；反垄断机构工作人员属于国家公务员编制，被任职后不得在其他任何机关或企业兼职，非经法定程序和法定事由不得被解职或罢免。
鉴于笔者提出反垄断执法机关在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两级执法机构，为避免各级法院在受理行政诉讼或行政执行案件中引发的管辖权冲突，建议由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直接受理本辖区内的反垄断行政诉讼案件和行政执行申请案件，对于行政执行申请案件，省级法院也可以委托被申请人所在地的中级法院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则受理由国家反垄断局直接裁决的重大行政诉讼案件和行政执行申请案件以及不服高级法院裁判的行政上诉案件，其中行政执行申请案件也可以委托高级法院或中级法院执行。
三、垄断的有效遏制——反垄断法实施的有效性判断
法律之功过非主观可臆断，其实施效果为最有力之说明。因此，完善的反垄断立法和合适的反垄断执法体制，是反垄断法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而垄断得到有效遏制则是反垄断法的终极目的和其功效的最终验证。根据反垄断法的相关理论，笔者认为，垄断的有效遏制应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1.公平、自由竞争的开展。法律是公平和正义的象征，法律维护正义，为人类提供公平的社会环境。竞争主体之间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进行竞争，竞争主体和消费者之间如何进行交易，若按民法中的个人权利本位、契约自由、意思自治原则，他们之间不应存在不公平的问题，即使这些主体间出现了有失公平的情况，也只是特定主体之间的利益不平衡。而经济法则是以社会本位为价值目标，它所追求的不是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即公平，而是不特定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即整个社会范围内的公平。毫无疑问，反垄断法也应该体现这样的规则要求。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虽然很早就提出了自由竞争理论，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完全的自由竞争是不可能实现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会产生市场垄断，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下，市场主体为获得竞争中的优势和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具有天然的垄断倾向，垄断组织会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限制自由竞争。无限制的自由竞争会导致垄断的产生，垄断反过来又限制了竞争自由，形成对自由竞争的扼杀，这样的循环靠市场机制是无法消除的。而反垄断法通过规制垄断和其他限制竞争行为，从而维护正常的竞争秩序，保护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从而实现竞争的公平和自由竞争。
2.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反垄断法规制的是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行为，其目的是保障企业有自由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从而提高社会经济效率。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特别是行政性垄断限制了其他企业参与自由竞争的机会，限制了竞争也就意味着垄断企业在市场上鲜有实质上的竞争对手，无实质上的竞争对手，企业的经营效率就得不到提高，从而影响到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当民众看到垄断企业的高收入，会得到有关竞争和择业的暗示，加之非市场因素介入，社会资源将流向较无效率的企业。而我们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面临着更恶劣的垄断，不得不面对经济领域的“大腕”们，也不得不暂时接受这些“大腕”因袭旧有的路径，并接受这一路径与市场化的利益分配体系嫁接在一起形成的恶果。因此，在我们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要适时制定反垄断法，并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完善，更重要地是还要有一套完善的执法机制，保障反垄断法得以有效实施，给企业创造一个公平、自由的市场环境，使之参与充分的市场竞争，提高其经营效率，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
3.消费者福利的提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企业都期望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获取更多的利润，那么它们就会努力降低成本和价格，不断开发新产品、新工艺，改善经营管理，目的是以最小的成本投入获取最大的收益。而且，一个企业一旦在市场上取得了领先地位，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其他的企业就会跟着效仿，这就使市场竞争得以充分实现。然而，市场经济本身并没有维护公平和自由竞争的机制。相反，为了减少竞争压力和逃避竞争风险，企业总是想方设法地限制竞争。在我国现阶段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条件下，限制竞争的现象已经频频出现，如企业联合限价、联合限制生产或者销售数量，或者相互分割销售市场。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当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政企不分的现象尚未完全改变，来自政府方面的行政性限制竞争的情况仍然十分严重，特别是地方保护主义。当市场机制不能克服自身缺陷的时候，国家就应该伸出其“有形之手”进行调控，制定完善的反垄断法并对其进行有效实施，从而实现竞争的正当性和有序性，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充分的竞争才能使社会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企业才能具有创新和发展的动力，消费者才能得到更多的社会福利。
制定一部完善的反垄断法，建立健全反垄断法执法体制是反垄断法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唯有此方能达到有效遏制垄断的效果。反垄断法在我国发展的时间不长，国民对此尚未形成充分的认识，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制定一部完善的反垄断法势在必行，唯有此我国市场经济建设方能朝着有序、健康的方向发展。
注释:
[1]吴振国.发展中的中国竞争政策与立法//王艳林.竞争法评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131.
[2]不可否认，解决行政垄断问题确实不是一部反垄断法能够奏效的，但是，反垄断法对政府滥用行政权力的行为作出明确的禁止性规定，这不仅有利于政府官员明辨是与非、合法与非法的界限，而且也有利于提高他们的反垄断意识，自觉抵制违法行为。
[3]王学政.中国反垄断立法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王晓晔.反垄断法与市场经济.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29.
[4]曹海晶.论我国反垄断行政执法机构的设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5)：71-75.
垄断竞争市场篇8
关键词:过程性竞争;垄断;反垄断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9-0137-02
从经济学诞生之时起,垄断就是经济学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处理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如何打破垄断,构造一个健全的竞争性市场制度,即他所说的“明确的、单纯的、自然的制度”。
不过,到了19世纪后期,尤其是20世纪,经济学对于竞争、垄断的观点发生了重大转向,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主要是在美国,经济学家及政府认定,在政府依照法律作为特权而设立的垄断之外,市场内形成了一种垄断。经济学家及立法者相信,这种垄断会抑制竞争,损害消费者福利,因而应对其予以管制。由此形成现代国家立法反垄断的监管传统,几乎各国政府均以保护竞争的名义对市场中的垄断进行限制。但另一方面,一部分经济学家又为国家设立的垄断提供了种种论证,甚至还为国家垄断企业提出了很多其他理由。有意思的是,两种对垄断截然不同的看法同时是以新古典主流的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上述关于垄断的观念在中国的经济学界也占据了主流的地位,众多的经济学者认为应该反对经济垄断,并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反垄断的政府干预。下面本文将要驳斥上述的观点,并以非主流的视角来分析竞争和垄断的问题。
1 垄断的再认识
在以新的视角来审视垄断前,首先对垄断的产生进行一下分类。Rothbard(1978)对经济学文献中出现的垄断定义进行了以下的三种分类,本文也将沿用此三种分类方法。第一种定义是市场中某种产品的独家供给商,这个定义太宽泛,不实用。第二种定义是市场中收取垄断价格的供给者。自由市场上,人们可以观察到市场价格,但是人们没有判断垄断价格和竞争价格的标准,无法辨别市场价格是垄断价格还是竞争价格。只要消费者是自愿购买的,缺乏弹性的需求并不能证明消费者的利益受到了损害。相反的,自愿交易本身证明消费者的福利改善了。第三种定义是政府授予某个或某些企业经营某种产品的特权。由于政府阻止了市场进入而产生了垄断。在此部分,本文将重新审视上述第一和第二种垄断,它们都是在市场环境中没有接受超越市场力量而形成的垄断。
首先我们来申明一下竞争的概念。竞争是一个动态的经济活动,是厂商在市场中不断发现消费者偏好以及满足这些偏好的最低成本方法之过程。现实的竞争必然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竞争过程,绝非是主流经济学中基于完全竞争理论而用于判断竞争、垄断的标准:竞争条件或竞争结构。因此,在市场竞争过程中产生的所谓垄断现象,包括市场支配力、自然垄断等垄断现象,都具有过程竞争特征和效率属性。因此只要市场结构是通过公平的竞争而形成的,即使市场是垄断的或高集中寡占,政府管制就没有必要;即在经济竞争中,只要市场竞争过程是公平的,不必过于在意结果是不是公平的。如广告、产品差异或者特定形式的垄断,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中均被看做是不完善的。实际上,这些企业家竞争活动非但不会破坏竞争或效率,反而正是市场竞争的现实形式与真正本质(Armentano,1990)。竞争是一个试错过程,试错的价格调整、广告决策、产品差异以及其他多种竞争形式,是发现市场和私人信息的好方法,是发现知识的必然手段。即使是企业形成的卡特尔,也是一种有效率的生产结构(Salin,1996)。
这和主流经济学对垄断的观点不同。主流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垄断形成的原因,而只重视垄断产生的结果。它反对垄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垄断会造成社会的福利损失。但是应该引起注意的是,此处的“福利损失”是以完全竞争市场的效率为标准的;而完全竞争市场是在假设中才存在的,因为它的很多假设条件在现实中难以找到。所以在完全竞争的标准上而定义的垄断在现实中也不具有明晰的判断标准。Rothbard(1978)指出,没有任何办法分辨现行市场价格到底是竞争性价格还是垄断性价格――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行为,逻辑上必然导致垄断价格出现;没有一种行为能够证明某个商人在收取垄断价格。没有任何一个外部人,能够走到某个人面前说:“先生,你是一个垄断者”。如果没有实际行为能够毫无疑义地证实垄断价格,那么作为研究经济的我们,将被迫宣布:自由市场的垄断价格概念毫无意义(Block,1977)。
从经济伦理的角度来讲,反对自由竞争而产生的垄断形成了一个道德困境:失败企业试图利用反垄断法这一非经济因素来打败成功企业,这造成了反垄断本身就是一种在经济意义上不公平竞争的行为。反垄断的历史和破坏性后果无数次地证明政府并不能比自由市场机制更好地管理产业。
而且反垄断也破坏了财产权。如果垄断者合法地拥有财产,为什么他不能自由地寻求他能收取的任何价格?在什么条件下商品所有者能够主张财产权?可以说反垄断否认了某些人对自己私有财产产权的合法拥有;或者说反垄断理论所导致的模糊财产权是建立在利他主义哲学基础上,要求资产所有者按照社会最优理想决定价格。那么商人为什么要为别人牺牲自己的利益呢?经济学的基础假设之一就是人都是自利的,主流经济学所主张的反对垄断不就正是强迫某些人来违背自己“自利”的基础进行假设吗!
历史学家戈登(Sanford D.Gordon)发现,在美国的《谢尔曼法》通过前后几十年,大多数经济学家发对反垄断法律。直到1920年,经济学家们才开始改变他们对反垄断法的看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曾经开玩笑似的解释说,那是因为经济学家们意识到他们作为反垄断顾问可以得到远高于最低工资的报酬。
2 行政垄断评析
在第二部门重新审视了市场竞争的涵义,认为竞争形成的垄断同样具有效率意义之后。本部分将对第三种垄断形式――政府授予某个或某些企业经营某种产品的特权而产生的垄断进行评析。本文认为这类垄断正是社会所应坚决反对的垄断。
首先从社会契约形成国家的角度来讲,行政力量而导致的垄断特权是违背社会契约的。政府这一社会契约的人采用行政垄断来保障一些委托人的利益而损失另外一些委托人的利益的行为,无论在经济伦理上还是在社会规范上都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它破坏了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机会公平等社会公平的原则。公共选择学派认为只有当事实明显证明市场解决手段确实比政府干涉解决手段代价更高时,才应该选择政府;除此之外,凡有可能,决策就应该交给个人自己,竞争也应由市场来决定。政府要做的就是保障交易和竞争的前提:绝对的财产权。
而且从行政垄断的效率角度来说,由政府力量所导致的垄断也是非常不具备效率的。由于任何政府机构都是由人组成的,政府行为需要由人去完成,这些人均不可避免地具有“经济人”性质,和普通人一样具有自利的动机,没有超人的利他意识,由他们组成的政府来垄断市场中的资源是会影响经济绩效的。而且,行政垄断的形成过程中会受到更多的非市场因素的影响。在众多影响政府决策的非市场因素中,特殊利益集团的要求具有重要影响。在公共决策或集体决策中,实际上并不存在根据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的过程,而只存在各种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缔约”过程。政府(部门)极有可能在执行产业政策时谋求自身的利益,而利益集团的影响则可能使政府在政策制定阶段就被他们“俘虏”。即使政府(官员)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并能判断出社会公共利益所在,这里仍然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信息问题。政府难以获得完全的市场信息和技术信息。利益集团可以通过向政治家和议员游说,向他们提供市场信息和专业技术信息,从而使有利于自己的立法或政策通过。政治家和官员的理性能力有限,即使他们的动机是公共利益,其行为的结果也仍可能走向反面。政府行为经常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因为政府行为缺乏竞争机制,官员行事时无成本压力,官员权力是垄断的,有“无穷透支”的可能,他们一旦决策失误,由此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可能远远大于一个企业家的投资失误。
为了更加清晰地阐释行政垄断会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本文将采用一个模型来进行说明。假设现在市场中存在某种待开发资源,但是此资源要经过多项行政审批才能利用。假设存在着两个审批行政部门1和2,在这两个部门获得许可证的成本(许可证价格)分别是P1和P2,因此获得使用此资源的价格为P=P1+P2。企业对该资源的利用量Q用式(1)来表示
假设两个行政部门都希望通过许可证收费来最大化自己的收益,即:
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我们将P1表示为P2的函数:
同理,我们也可以把P2表示成P1的函数:
解式(4)和式(5)可得:
为获得该资源的使用权,该企业所付出的价格为:
P*=P*1+P*2=2a/3(7)
在有两个审批部门的情况下,资源被利用的数量Q(2)=a/3b。如果使用该资源要通过n个部门的审批,那么企业付出的价格为P=na/n+1,该资源的利用量为Q(n)=a/(n+1)b。当n越大,资源的使用量就会越小,即由政府审批会导致社会资源不被充分利用。在中国式的行政垄断中,企业需要经过很多的审批才能最终得到许可进入市场进行生产。尤其在中国许多重要的行业部门中,行政权利仍在进入限制、产品定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此模型表明多重的行政垄断和审批所造成的社会资源利用效率损失将是非常严重的。
3 结语
中国立法机构在制定《反垄断法》的过程中,理论界与舆论就此进行过很多争论,立法机关也频繁调整相关条款文字。其中的关键就是,反垄断法究竟要反什么样的垄断?要不要反政府垄断?大多数人已经直觉地得出了:真正的垄断是政府设立的垄断。立法机关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迫于复杂的利益格局,这部以反垄断为宗旨的法律,最终反而给这些政府垄断提供了合法依据。这样的法律注定了不可能对中国的市场竞争秩序之发育、完善发挥太多正面作用。在中国,反垄断的道路依旧十分漫长,这要求学者能够明晰的判断不同垄断的效率,更要求政府有改革社会和自我解剖的勇气。
参考文献
[1]Armentano D.T.Antitrust and Monopoly:Anatomy of a Policy Failure,Holmes& Meier Publishing[M].1990.
[2]Block.W.Anustrian Monopoly Theory-a Critique[J].Journal of libemrim Srudier,2005,(2):19.
[3]Salin.P.Cartels as Efficient Productive Structures[J].The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Vol.9,No.2.
[4]秋风.相信市场还是相信反垄断政策[J].产业经济评论,2008,(3).
[5]斯密,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研究:(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