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竞争范文
时间：2023-09-30 19:53:32
垄断竞争篇1
关键词：垄断竞争；垄断竞争市场；企业竞争策略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9-00-01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实现了从计划经济转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商品市场活跃，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并逐步形成了垄断竞争市场。企业如何从这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是当前各企业首要考虑的问题。
一、垄断竞争及垄断竞争市场
垄断竞争是指一个市场中有许多企业在生产和销售近似但不完全相同的产品。垄断竞争市场是指有许多企业生产和销售近似但不完全相同的产品的市场组织。其形成需要三个条件：第一，市场上有许多家企业生产同种但有差别的产品，这些产品彼此接近，且可相互替代。第二，市场中的企业数量非常大，每个单个企业都认为自己的行为能给市场带来的影响很小，不会引起竞争对手的注意和反应，也不会受到竞争对手报复措施的影响。第三，单个企业的相对生产规模比较小，进入或退出市场比较容易。
垄断竞争是经济学中一个比较经典的市场形势，因其竞争程度相对较高，资源配置较为合理，而成为现实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市场类型，也是经济学中较为经典的市场形式之一。垄断竞争环境下，企业可以形成规模经济，并从中长期获得超额利润，有利于新产品的生产或行业的进一步发展。但也会带来收入分配不均、地区经济差异、地方保护主义、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等问题，所以企业在制定竞争策略时需要更加认真谨慎。
二、垄断竞争环境下企业的竞争策略
（一）优化企业成本管理
垄断竞争环境下，同一生产集团内的企业非常多，企业缺乏稳定的市场地位，很难形成规模效应。大部分企业只能发挥组织结构简单，管理成本较低的优势， 在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积极采取积极的控制措施， 降低经营费用和管理成本。例如，当前很多企业已经将过去传统的“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改变为“扁平化”组织结构，以提高团队协作能力，加快信息传递和处理的速度，最终达到降低管理成本的目的。还有的企业，大力扩展电子商务，利用淘宝网、当当网、京东商城、卓越亚马逊等购物网站进行营销，利用邮件、电子宣传册、网络广告、视频广告代替传统的纸质宣传文件，以降低营销和宣传成本。
（二）树立品牌意识
品牌优势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是企业的无形资产，也是消费者的一种心理认知， 具有不可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全球著名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分析报告指出，在《财富》杂志排名前250位的大公司中，近50%的市场价值来源于无形资产，而那些世界知名的企业来说，这个比例可能会更高。因此，在垄断竞争环境下，市场中的产品都有大量的替代品，企业树立品牌意识，建立属于自己的品牌优势，对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争取更多的客户资源，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获得高于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是有利于企业经营和发展的竞争策略。
同时，企业还要注重树立健康向上的公众形象，例如为社会公益互动捐款、加入低碳环保计划等等。这样，企业可以获得良好的广告效应，并在长期的市场竞争中获得广大消费者的认可和支持。
（三）建立战略联盟
在垄断竞争环境下，中小型企业的资本积累不敌垄断大型公司，在大型项目上处理劣势地位，甚至只能承接大企业式转包的部分业务，这种情况极大地制约了中小型企业的发展。中小型企业可以通过建立战略联盟的方式，实现优势融合，克服普遍存在的资金不够雄厚的问题，获得大型项目的竞标权。在管理方面，战略联盟内部的各企业可以相互监督，增加风险控制的透明度，以降低企业的市场风险。而投资收益方面，战略联盟可以确保中小企业实现基本相同的投资收益率，让各中小型企业有更多的精力放在产品开发和客户开发上。
（四）开拓专业市场
在垄断竞争环境下，市场中存在很多近似产品，这些产品之间可以想去替代。企业想要提高自身竞争能力，就必须结合自身的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集中力量开拓专业市场，逐渐形成自己的专业化优势，并同时成为领域内细分市场的先行者，以谋取较高的行业利润。
（五）实现产品创新和营销渠道创新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都带有一定的猎奇心理，他们愿意为新产品支付更高的体验价格，但对低价格也同样敏感。垄断竞争环境下，许多企业生产和销售近似但不完全相同的产品，这一现实条件决定，注重产品创新和营销渠道创新的企业比较容易脱颖而出，并通过创新获得超额利润。在企业推出的营销策略中，价格营销策略无疑是最具成效且最受欢迎。营销途径就是指商品或者服务从生产者流向消费者的途径和渠道。良好的营销渠道可以大大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并尽可能的规避市场风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计算机和互联网日益普及的今天，电子商务已成为优良的营销渠道之一。它打破了营销过程在时间、空间上的界限，简化了交易过程，降低了营销成本，扩大了潜在客户的范围，增加了企业和客户沟通交流的机会。
（六）扶持中小企业，利用政策优势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其发展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垄断竞争环境下，各级政府应该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比如优惠税政策、项目扶持、分类监管、鼓励技术创新等，为中小企业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
三、结语
现阶段，我国的各类商品市场都渐成垄断竞争之势力。想要在这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取得发展，企业就必须采取最稳定、最合理、最健康的竞争策略。
参考文献：
[1]刘洋.垄断竞争市场的竞争因素分析[J].中国市场，2011（02）.
[2]杨波，马骊.垄断竞争格局下中小型财险公司的竞争策略研究[J].中国市场，2011（02）.
[3]范云芳.美国国际垄断与竞争策略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3（03）.
垄断竞争篇2
关键词：不正当竞争行为；垄断行为；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01-0227-01
1 垄断行为与不正当竞争行为
研究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关系，首先应当研究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对象。对于那些是不正当竞争行为，那些是垄断行为，各国法律均给予了明确的界定。
垄断行为是指排除或者限制竞争，损害消费者权益或者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具体包括经营者之间排除或限制竞争的协议、决议或协同一致的行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以及经营者之间排除或限制竞争的集中行为。从这一概念可以看出，反垄断法关注的是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行为，其目的是保障企业有自由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提高经济效率和消费者的社会福利。
狭义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包括：采用欺骗的手段进行交易的行为，如经营者通过假冒、仿造等方式销售产品；诋毁竞争对手的行为，如诋毁、贬低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妨害其正常的经营活动，而为自己谋取非法的利益；商业贿赂行为，如通过不正当手段收买客户的雇员或人以及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为自己获得交易机会，等等。这些都属传统意义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被世界各国普遍认定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包括的内容。
2 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之间的联系
（1）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同属竞争法范畴。
（2）两法的立法目的（宗旨）一致，在经济政策上，它们都是推动和保护竞争，反对企业以不公平和不合理的手段谋取利益，从而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必要手段。同时他们都有利于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二者的调整范围存在交叉和重叠。无论反垄断法或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均以市场竞争关系为调整对象，旨在维护或营造自由和公平的竞争秩序，确保竞争机制正常发挥其作用。如此方能实现竞争的功效，最高效率的配置资源，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4）两者在法律渊源上也具有密切的联系，表现在各国和地区的立法例中，他们有不少是共存于一部或几部立法之中。反垄断法解决的是有无竞争的问题，目的在于通过消除限制竞争的现象，以促进竞争自由，反不当竞争法主要是维护商业伦理和公平竞争。
（5）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也存在转化和因果关系，如不正当竞争行为可能会使竞争得到恶性发展，从而产生垄断，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可以将一些垄断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中。
3 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区别
（1）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内容不同，反垄断法律关系的主体有依法自由参与竞争并抗拒垄断行为的权利和不从事垄断行为的义务；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关系的主体则有依法从事正当竞争、抵制不正当竞争的权利和不从事不正当竞争活动的义务。
（2）行为方式不同，垄断主要是企业（厂商）以独占、寡占及联合行为等控制市场，排斥或限制竞争，各种形式的垄断协议或垄断组织（托拉斯、卡特尔、辛迪加、康采恩等）是设置市场壁垒，阻碍他人进入市场的通常表现形式，因而，垄断常表现为一种合同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形式多种多样，常表现为一种侵权行为。
（3）立法理念不同，反垄断法基于有效竞争的理论，力求产业组织的优化和市场结构的合理化，提高市场绩效，保证经济资源的最佳配置、产品的最低价格和最佳质量、促进工业的最大进步。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则是一种“营业警察法”，旨在净化竞争秩序，主要不涉及市场竞争结构以及竞争的充分有效性。
（4）保护对象不同，反垄断法保护的是竞争制度，而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竞争者。反垄断法关注的是市场竞争的总体状况，而无意保护和偏爱特定的企业，而反不正当竞争法首先保护的是受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的善意经营者的利益，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5）价值取向的不同，反垄断法强调效益，而反不正当竞争法注重公平。垄断法部分的目的是在籍由对经济效益的执著，反不正当竞争法要求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交易才会灵活，其实这即是对经济效益的追求。
（6）具体规定的变化不同，不正当竞争行为本身违法性是永恒的，在人类法律哲学和道德规范中永远也不会有正名的时侯。而垄断等一些限制竞争行为的违法性是会反复的，体现的是国家在产业政策上的变化。这就决定了反垄断法律制度是相对多变，需要经常修正的，而且这样的修正并非只增不改，常常会改变原本违法的一些行为的性质，对它们放宽限制。
（7）立法必要性及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关系不同，反垄断法从其调整对象和担负的责任角度应该自成体系，单独立法。反垄断法是调整涉及市场支配地位和经济优势地位的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的，担负着维持企业自由和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的双重保护任务，需要由专门机构和专门程序来适用它。因此，它需要不同于反不正当竞争法那样的独特的执法体系和机构。
4 结语
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它们都对市场竞争行为进行规制，在根本上都有利于维护竞争者和消费者的合法利益。在现代市场经济这种复杂的经济社会中，任何单一的调整手段都是不可能实现社会目标的，所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在现代市场经济关系中并存，两者相互协调，共同发挥着维护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作用。
参考文献
垄断竞争篇3
关键词：电信运营 竞争 垄断 均衡
在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中，竞争与垄断是被理想化了的模型。著名的“马歇尔难题”认为竞争会推动行业发展，形成规模经济，引导企业走向垄断，而垄断可能排斥代表生产高效的竞争，于是二者形成经济活动中一对难解难分的矛盾。可以说，我国电信业由一家独大到开始拆分、发展，以至到今天出现几大运营商共存的现状，这是通过“有效竞争”使“马歇尔难题”在现实经济中的重要体现。因而中国电信业目前体现出的竞争与垄断的均衡，是一个值得分析研究的课题。
经济学的竞争与垄断理论模型
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能够不受阻碍和干扰地进行生产经营的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被认为是理想化了的模型。在这种理想化的模型中，权力地位平衡的企业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实现了最佳的资源配置、最佳的生产效率以及个人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同时,自由竞争又在一定程度上使企业的生存发展环境变得更加严峻，从而使得企业的创造力和开拓精神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挥。
然而，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实体，每个企业都在努力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的动机最终转化为寻找和采用一个更加有效的生产方式。但在现实中，又并非每个企业都可以操纵市场形成行业垄断。事实上，垄断的产生，从内部看是由于企业通过积累和扩张，形成规模经济。而从外部来看,政府的特许、法律的约束乃至资源的垄断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追求垄断的历程远比在理论上建立理想化模型的静态分析要复杂得多。而且,这种追求最终破灭了人们推崇了两个世纪的“自由竞争”，垄断的因素逐渐渗透到了经济生活的每个角落。于是，关于竞争和垄断的思考在一个新的层次,结合新的历史背景展开下去。
中国电信业在垄断与竞争中发展
最初，我国电信业是处于完全垄断的状态，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严重制约了其发展。为了促进发展和打破垄断，我国政府对电信运营企业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拆和重组，逐步形成了竞争格局。时至今日，中国电信重组形成了新的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网通、中国移动、中国铁通和中国卫星集团等六家基础电信企业和4000多家增值电信、无线寻呼企业相互竞争的市场格局。这样看来，竞争有利于通信行业的快速扩张与发展。
但与此同时，电信业在竞争中同样出现了一些不良后果和现象。一是在竞争初期，市场结构中呈现出“以强压弱”的局面，强者以技术优势、网络信息的垄断使用和大规模与弱者竞争，存在不公平竞争的现象。二是竞争导致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和重复投资，使管制政策难以有效制定。由于竞争使赚钱的业务一哄而上，投资过度集中，不赚钱的业务则无人问津。特别是在互连这一实践上垄断者和竞争者难以实现真正意义的平等互利。三是资源的相互利用有限，互联互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
但是，中国电信业开始打破完全垄断至今的时间里，目前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寡头垄断竞争阶段，也正出现了所谓的“马歇尔难题”。其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各电信运营商需要通过合作以形成垄断，即产生经济规模降低成本和控制市场提高价格；但另一方面，又希望排挤竞争对手，抢占更高的市场份额。然而，这种垄断与竞争究竟会形成何种格局，这就产生了一个均衡问题。
中国电信业的垄断与竞争均衡点分析
中国电信业的市场竞争与合作主要存在三个方面，即价格上、资源上和市场份额。因此，中国电信业在垄断与竞争中的均衡点亦体现在这样三个方面。
价格上的均衡点。不同电信运营商在运营同一产品时，为了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以形成规模经济，通常都是采用价格战的形式，即相互降价策略。然而这种价格战不会无休止下去，最终会停留在一个均衡价格上。这个均衡价格主要受其前期投资的影响，当其价格降至一个无法收回投资时，各运营商唯有握手言和，形成一个均衡价格。
资源上的均衡点。不同运营商在发展过程中需要进行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了降低投资成本或追求更大的规模，在如何使用资源上必然存在着垄断与竞争关系。在重要的、核心资源建设上，各运营商为了具有垄断性，通常加大投入而造成了重复投资。而租用其它运营商资源或投资建设时，便又存在着资源使用成本与业务收入或市场份额的权衡，最终产生资源需求与投入产出的均衡点。
市场份额上的均衡点。虽然每个运营商都希望具有最大的市场份额，并为此不惜花费大的资源投资和实施价格战，但在价格上和资源上具有均衡点，在其市场份额上也必然形成市场一个均衡点。而一项业务的市场均衡点通常是由运营商的实力、营销能力等多方面因素所决定。
垄断竞争篇4
价格卡特尔：如何保护消费者利益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经说过：“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很少聚集在一起，如果他们聚集在一起，其目的便是商讨如何对付消费者。”按照国际上公认的观点，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为了获取高额利润而达成有关规定产品产量、确定商品价格等方面的协议(包括口头协议或意见)，就会形成一种垄断性企业联合，也就会出现经济学上的“卡特尔”现象。显然，此次方便面行业整体性提价，一定程度上已经符合了这种现象的特征。
自去年年底开始，由世界方便面协会中国分会牵头，国内主要方便面企业召开了3次内部价格协调会议，最终达成统一提价的一致意见。从7月26日起，以华龙、白象等为首的中低价方便面厂家称：受原材料涨价的影响，方便面整体涨价，平均涨幅20％，最高涨幅达到40％。其中，市场覆盖率达95％以上的康师傅、统一、今麦郎等十多家知名企业都参与了此次调价。与此同时有方便粉丝生产厂家公布资料：此次原材料涨价幅度不超过10％。涨价行动受到了消费者协会等组织的质疑和抵制。8月16日，国家发改委依法进行了查处，事件以方便面协会公开道歉、方便面纷纷降价为结束。事件的背后我们看到了行业垄断、企业相互串通谋求暴利和藐视消费者利益的丑行。
实际上，类似行业协会引领涨价浪潮的事情绝非个案――如房地产每一次价格波动的背后，总能依稀看到行业协会的影子。行业协会推动涨价的理由无外乎“行业自救”、“规范经营”，而惯用的手段正是结成“价格联盟”。
“卡特尔”现象危害有多大，这可从近几年来国内机票销售出现的“价格联盟”现象看出。因为被固定的价格一般会大大超过有效竞争条件下的价格水平，这种卡特尔自然会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此外，在价格被固定的情况下，效益好的企业因为不能随意降价，不能根据市场情况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它们也就难以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这一方面使消费者失去了选择商品的权利，另一方面也使市场难以实现优胜劣汰，即效益差的企业不能被淘汰，效益好的企业不能扩大生产规模。也正因为“卡特尔”现象不利于保护消费者权益，阻碍公平竞争，在国际上， “卡特尔”现象已成为各国反垄断法严厉禁止的“头号敌人”。
我国的《反垄断法》对此现象进行了严格地限制，包括固定或变更商品价格、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或销售数量、分割销售市场和原材料采购市场、限制购买或者限制开发新技术、设备和联合抵制交易等内容在内的企业垄断协议将被严格禁止。而行业协会将被禁止组织本行业经营者从事以上垄断协议。面对强势企业的包括价格联盟在内的垄断协议，消费者只能使用货币进行投票：你涨价，我就少买，你再涨价，我就不买。朴素的平民诉求应该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反垄断法》利剑之下，消费者利益将得到一定保护。
暴利企业：如何限制垄断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中国企业中，前500强大多数是国有企业，所在行业大部分为石油、电力、钢铁等垄断性行业。这些企业无一例外都有浓厚的国家背景，掌握着强大的资源优势。现阶段，在中国10大最暴利垄断企业中，中石油居首位，拒绝取消月租费和漫游费的中国移动、倡导跨银行查询收费的中国工商银行、收取20％退票费的中国铁路等紧随其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霸王条款”广泛存在于垄断领域。企业追逐利益本无可厚非，但凭借垄断谋求过高利益则应受节制。
实践中，企业可以通过合法的方式取得市场支配地位，甚至垄断地位。例如，国家授权一个企业在某个行业享有独家经营的权利，这个享有特权的企业自然就是一个垄断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知识产权如专利、版权等取得市场支配地位。反垄断法虽然不反对合法的垄断，但因为合法的垄断者同样不受竞争的制约，它们就可能会滥用其市场优势地位，损害市场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因此，国家必须对那些在市场上已经取得了垄断地位或者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加强监督。例如，微软公司就是通过知识产权在全世界的软件市场上取得了市场支配地位，也同时受到了不少国家的质疑，甚至诉诸法律。结果，今年9月17日，总部设在卢森堡的欧洲初审法院对欧盟诉微软垄断案作出初审裁决，判定微软败诉，并维持罚款4.97亿欧元的决定。有关判词直指微软“滥用了其在操作系统市场上的垄断优势”。
微软公司一案说明，那些在市场上占据垄断地位或者支配地位的企业，它们的市场行为会受到政府更为严格的管制。也就是说，同一种限制竞争的行为如果发生在不同企业的身上，它们会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在竞争性的市场上，搭售行为一般不会对消费者造成严重的不利后果。然而，消费者安装电话的时候，如果电话局要求他们购买指定的电话机，否则就不给装电话，这种搭售行将带来严重后果：一方面，这会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因为他们没有选择其他产品的机会：另一方面，这种行为也会严重损害竞争，因为它会给某些企业的市场销售带来不利后果。因此，反垄断法中关于市场行为的管制主要是针对垄断企业或者占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后果包括停止违法行为及被罚款。
娃哈哈与达能的“中国式离婚”：如何规范、审查经营者集中
从2006年的四月初开始，娃哈哈跟达能就开始了漫长的PK，这场被称为“中国式离婚”大战的纷争，核心问题在于法国达能公司最近欲强行以40亿元人民币的低价并购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达56亿元、2006年利润达10.4亿元的其他非合资公司51％的股权。
目前达能公司在中国饮料行业10强企业中，除了已收购娃哈哈的39家企业和乐百氏98％的股权之外，还收购了深圳益力矿泉水公司54.2％的股权、上海梅林正广和50％的股权，以及汇源果汁22.18％的股权。同时，达能还收购了蒙牛50％的股权，以及光明乳业20.01％的股权，这些企业大多拥有中国驰名商标。至此，达能公司实际上已经对中国的饮料业形成了经营者集中。
市场经济下的企业本身有着扩大规模和扩大市场份额的自然倾向，如果对
合并不加控制，允许企业无限制地购买或者兼并其他企业，不可避免地会消灭市场上的竞争者，导致垄断性的市场结构。正是出于维护市场竞争的需要，反垄断法对控制合并作出了相关的规定。作出控制的目的不是限制企业的绝对规模，而是保证市场上有一定的竞争者。这方面的法律制度主要是合并的申报和审批制度，即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合并需要向反垄断的主管机关进行申报。只要合并可以产生或者加强市场支配地位，反垄断主管机关就可以禁止合并。
通过立法对外资恶意并购进行审查，既符合国际潮流，也是对外交往中对等原则的体现，更是保障经济安全、扶持国内企业的有效法律手段。我们期待娃哈哈与达能的纷争能有一个公平的结论。
为更好地完成国务院赋予的反垄断职能，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商务部于2004年9月成立了反垄断调查办公室，承担反垄断立法、执法及竞争政策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工作。截至2007年8月底，商务部共受理审查外资并购案件380余件，对可能造成垄断和过度集中的案件进行了审查。反垄断法通过以后，企业并购反垄断审查将扩大到所有类型的企业，其中也包括国内企业间的并购，而申报标准、审查程序等内容也将根据反垄断法的规定进行调整。由此，我国将建立起更加完善的经营者集中控制制度。
努力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垄断的原意就是独占，即一个市场只有一个经营者。在中国现阶段市场机制不成熟的条件下，限制自由竞争的现象十分普遍。取得垄断地位的企业在缺乏竞争压力的同时也失去了创新的动力。这种情况严重阻碍了国家经济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制定《反垄断法》是为了禁止强势者以任何手段封闭市场，从而为国内外企业建立一个自由和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反垄断法的任务不仅是要同大企业集团或者垄断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作斗争，还要同政府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作斗争，这就要求执法机构具有足够大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反垄断法要有效发挥作用，须解决一系列关键问题，其中之一即是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现在看来，这一问题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反垄断法已明确由国务院设立反垄断委员会。
反垄断法对反垄断机构的设置是所谓的“双层模式”，即“反垄断委员会”和“反垄断执法机构”。前者由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法学、经济学专家组成，负责“领导、组织、协调”反垄断工作。后者则承担反垄断执法职责，负责具体执法工作。这种“双层模式”的执法体制，特别是明确规定反垄断委员会由国务院部门负责人及专家组成，其好处在于：既维持了分散执法的现有格局，又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为今后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调整留有余地，是一种务实和稳健的立法思路。另外，还可以弥补草案对于执法权限划分模糊、重叠的不足，为法律实施阶段可能出现的执法权冲突提供解决机制，保证法律的实施。
垄断竞争篇5
一、导论
我国《反垄断法》第13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垄断协议，是指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可见，排除、限制竞争是认定垄断协议的核心要件。我国执法机构在认定《反垄断法》第13条第1款、第14条所禁止的垄断协议时，皆须证明相关行为是否符合《反垄断法》第13条第2款对排除、限制竞争的要求。[1]欧盟对限制竞争协议的界定与我国《反垄断法》对垄断协议的定义相似。《欧盟运行条约》第101条（原《欧共体条约》第81条、《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第85条）第1款前段规定：“所有以阻碍、限制或者扭曲共同市场内竞争为目的或具有此类效果，且可能影响成员国之间贸易的企业间协议、企业联合组织的决定和协同行为，皆与共同市场不相容并应当予以禁止，……（省略该款后段对具体行为类型的不穷尽列举）。”[2]若将排除竞争、阻碍竞争都视为限制竞争的极端表现，[3]则限制竞争这一概念在中欧对垄断协议／限制竞争协议的界定中都处于同样重要的位置。《欧盟运行条约》同样没有定义什么是限制竞争，也没有解释什么是竞争。但是，对《欧盟运行条约》及其前身具有解释权限的欧洲法院[4]通过一系列判决对欧盟限制竞争协议规制中的限制竞争概念进行了阐释，为欧盟竞争法的实施与发展提供了指导。因此，分析欧洲法院的相关阐释与我国立法者对限制竞争的理解是否具有契合性，便成为借鉴欧盟相关经验的前提。此外，欧盟认定限制竞争协议时还将扭曲竞争与限制竞争并列，这是否对前述可能的契合性造成影响、是否值得我国借鉴也需要探讨。在这两方面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欧洲法院在相关判例实践中对限制竞争认定的细化，有助于为我国完善垄断协议规制制度提供参考。
二、欧洲法院对限制竞争协议规制中限制竞争概念的基本理解
（一）解释原则
《欧盟运行条约》包含许多开放性的概念，它们往往由欧洲法院通过判决来加以阐释，从而使该条约具有一定的判例法特色。[5]限制竞争便是该条约诸多开放性概念中的一个。欧盟竞争法的原则性实体规则，即《欧盟运行条约》第101、102条，并未对限制竞争进行界定，且整个《欧盟运行条约》也没有关于什么是竞争，什么是限制竞争的说明。欧洲法院并未尝试过直接对竞争这一难以界定的经济学概念下定义，而是强调条约具体条文的解释，包括其中的竞争法条款，虽然可以应用语义解释、历史解释和系统解释的方法，但最终须从《欧盟运行条约》第2条及其前言分别阐述的条约目标出发进行解释。[6]
（二）欧洲法院对限制竞争协议规制中限制竞争概念的阐释
最初，欧洲法院有关限制竞争协议规制中限制竞争概念的阐释是在两则认定协同行为的判决中结合欧洲法院总检察官的总结陈词得以基本明确的。[7]
1972年，欧洲法院总检察官迈拉针对“帝国化学工业公司(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 ltd. , ici)诉欧共体委员会”案(简称“苯胺染料”案)（henri mayras）作出总结陈词，其中强调：竞争所伴随的风险恰恰来自于所有市场主体皆自治地行使其经济行为自由，从而为市场带来的不确定性；没有个体的自治决定与行为自由，竞争作为一个分散决策的系统就无法实现。[8]作为响应，欧洲法院也认为协同行为的本质是对竞争风险的取代。[9]欧洲法院总检察官对限制竞争的阐释和欧洲法院对协同行为本质的分析都是从条约的目标出发，符合前述《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即《欧盟运行条约》）条文解释原则的。因为，该条约所追求的共同市场及其高级阶段—内部市场，都需要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资源跨成员国的优化配置、加速条约成员国市场的统一与融合，必然要保护市场竞争赖以存在的前提—企业经济行为自由[10]这一保护不应仅表现在该条约禁止成员国运用公权力不合理地限制商品、服务、人员与资本的跨国流通上，还应表现在禁止企业利用自己的意思自治限制自身和其他企业的经济行为自由，来取代竞争风险、规避市场竞争约束的做法[11]。在1975年对“suiker unie等诉欧共体委员会”案（简称“欧洲食糖市场”案）的判决中，欧洲法院明确：“根据那些（《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中竞争规则引以为基础的）基本思想，每个企业皆须自治地决定（自己要采取怎样的经济行为），自治地考量其在共同市场上推行何种策略，包括其究竟向多少人提出要约与销售产品。这一‘自治准则’(selbststandigkeitspostulat)[12]固然不排斥企业，根据其竞争对手已经被确认以及可以被预见的行为，采取某种意义上的应对行为（平行行为）；[13]但与之相抵的却是企业间那些或直接或间接的知会行为（fuhlungnahme） ,[14]如果该行为的目的或效果在于影响其现有或潜在竞争者的市场行为、抑或使之清楚地了解到相关市场行为已是彼此决定届时分头实施或（至少）是被（彼此）纳入考量的话。”[15]该阐述标志着欧洲法院正式确立了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和原《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第85条的规制对象所必须恪守的“自治准则”。如果所有企业均依照该准则开展经济活动，就都不得不给出更优越的交易条件或标的，以争取在分散决策机制下达成交易，赢取利润。
“自治准则”的确立不仅指出了协同行为与并不被禁止的平行行为的本质区别，更通过界定尚未发展为协议或企业联合组织决定的协同行为揭示了限制竞争的本质，反映了欧洲法院对限制竞争协议规制中限制竞争概念的基本理解，亦即：原本对相关经济行为可以进行自治决策的企业，以限制自身、竞争对手、交易相对人、甚至第三人的经济行为自由，取代与分散决策相伴生的风险。这不仅适用于协同行为的认定，也同样适用于认定协议和企业联合组织决定与限制竞争间的因果关系。因为，后两者不过是通过达成意思一致，就限制彼此或第三方经济行为自由达成共同行动计划，[16]并辅之以法律、经济或其他社会约束力来监督和保障该计划的实现罢了。[17]
（三）小结
欧洲法院及其总检察官未直接概括或罗列什么才是限制竞争，因为任何积极界定竞争或限制竞争概念的努力都可能导致对日后个案处理的局限。[18]欧洲法院及其总检察官也没有拘泥于市场竞争的结果（例如对经济效率或消费者的影响）以及限制竞争的外在表现形式（书面或口头），而是从《欧盟运行条约》及其前身所追求的目标出发，把禁止限制竞争与保护竞争赖以存在的前提相联系，使禁止限制竞争等同于禁止企业通过限制自身和其他企业经济行为自由来取代与分散决策伴生的风险。该阐释与该条约禁止成员国运用公权力限制经济要素在内部市场自由流通的规则相辅相成，共同为欧盟内部市场通过市场竞争得以进一步融合与发展创造了前提。
三、我国立法者对限制竞争概念的理解
（一）解释限制竞争概念的方法
我国法律也未界定什么是限制竞争，在实践中亦面临如何对其加以解释的问题。虽不排除字面解释、[19]历史解释以及系统解释等解释方法，但它们最终应与立法目的解释保持一致，[20]才可防止法律解释异化的危险。[21]但《反垄断法》第1条所述立法目的同样很抽象，因此在对限制竞争进行目的解释时不妨借助相关立法资料来分析。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反垄断法》翌日作序、于2007年9月既已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可被视为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起草、讨论《反垄断法》草案时所参考资料和相关讨论记录的汇总，对贴近立法者视角来理解这部全国人大常委立法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若将该书对限制竞争的阐释与我国改革实践相结合，则可验证其所能反映的立法者意志是否与我国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需要相符。
（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济法室对限制竞争概念的阐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一书也没有明确界定什么是限制竞争，但它在论述《反垄断法》第1条的立法理由时写道： [22]“反垄断法保护市场竞争机制，即维持一种竞争环境，在这一环境中，在价格引导下，通过千百万单个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分散决策和交互作用，使资源得到最优化的配置，以提高整体经济效率，造福于全社会所有成员。”“反垄断法的目的是维护竞争机制而不是直接保护特定的竞争者。其所维护的市场公平竞争，是保护多个经营者的经济行为自由，不允许个别经营者利用其市场力量操纵价格或者强加其他市场条件。”与这些鞭辟入里的阐述相呼应，在论述《反垄断法》第36条有关禁止滥用行政权力强制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的规定时，该书精辟地阐明：[23]“我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应当以市场资源配置为基础，只有在市场失灵的时候才辅以适当的宏观调控。经营者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应当具有完全的经营自主权。”“而政府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保持市场的动力之源，即维护和促进市场竞争。”这些阐述，尤其是对《反垄断法》第36条的阐释，集中体现了我国《反垄断法》中三大垄断行为规制制度与禁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制度的“最大公约数”，亦即它们与该法第1条相统一的共同价值取向：通过保护经营者经济行为自由这一竞争赖以存在的前提来保持市场的动力之源，促进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确保不为行政权力所干预的经济行为主体皆须直面其他市场主体行为的不确定性以及与之相伴的竞争风险，不得不选择提高生产水平、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赢得生存与发展，进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增进消费者福利。[24]
（三）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与对限制竞争的理解
将对限制竞争的理解与保护经营者经济行为自由联系起来不仅反映了我国立法者对市场经济原理的认识，也体现了我国立法者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深刻认识。我国市场经济改革是国家逐步走出计划经济，减少对各个经济单位的微观干预、保障其经济行为自由的过程，是国家逐步让市场机制来实现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是打破条块分割的过程，[25]是循序渐进引导和鼓励非公资本进入受国家管制或被国有企业控制领域的过程。这样的市场经济改革必然要求国家通过一系列立法，来保护在改革中被引入或被放开的经济行为自由，使之既要免于被部分市场主体通过民事行为所限制，也要免于被行政机关以及依法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通过滥用行政权力所限制。[26]因此，只有立足于把限制竞争的理解与保护经营者经济行为自由相联系才能使得《反垄断法》的细化，更好地适应我国改革实践的需要，“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7]
（四）小结
我国《反垄断法》本身虽未对限制竞争作出明确界定，但通过分析《反垄断法》起草与制定机关的相关资料能间接了解到我国立法者对限制竞争的理解，并通过联系我国改革开放实践得以佐证。由此不难看出，《反垄断法》立法者对限制竞争的理解与欧洲法院在限制竞争协议规制中对限制竞争的阐释是契合的，都立足于对经济行为自由这一市场竞争前提的保护，都注重对限制经营者／企业经济行为自由的规制、对市场分散决策机制的保障。该契合反映了我国立法者和欧洲法院在市场经济原理上有着基本共识，也反映了我国《反垄断法》与欧盟竞争法都服务于相近的目标，即：通过保护经济行为自由以及以此为前提的市场竞争来维护和促进内部统一大市场的健康发展。而这一契合也就为借鉴欧洲法院相关司法实践丰富我国垄断协议规制中对限制竞争的理解、完善配套规则铺平了道路。
四、扭曲竞争与限制竞争
与《欧盟运行条约》第101条第1款前段不同的是，《反垄断法》第13条第2款并未引入“扭曲竞争”的概念。那么，什么才是欧盟竞争法中的扭曲竞争，其与《欧盟运行条约》第101条第1款中的限制竞争有什么关系，在实践中有哪些适用，是否影响前述中欧垄断协议规制中在限制竞争理解上的契合，我国规制垄断协议是否也需引入对扭曲竞争的考量呢？
（一）欧共体限制竞争协议规制制度中的扭曲竞争要件
早在1957年订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时，扭曲竞争的概念便已出现在其第3条有关共同体任务的阐述中。虽然《里斯本条约》使“制定内部市场运行所必要的竞争规则”取代“保护竞争免于被扭曲”成为欧盟任务之一（《欧盟运行条约》第3条第1款b项），但《里斯本条约》的《第27号议定书：关于内部市场与竞争》重申：新修订的《欧盟条约》第3条第3款所称内部市场（亦即《欧盟运行条约》中所言之内部市场）应当包括保护竞争免于被扭曲的系统。这表明：保护竞争免于被扭曲仍是欧盟内部市场所不可或缺的，不会因《里斯本条约》带来的调整而改变。[28]所以，扭曲竞争仍将一如既往地被视为公平竞争的反义词、限制竞争的上位概念。[29]因而，除企业从事的限制竞争行为外，扭曲竞争还可涵盖企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和成员国各类破坏市场竞争机制的补贴行为。这些都人为地改变了竞争环境，在本质上都是对市场主体经济行为自由的干预，只不过行为主体与干预方式不同罢了。扭曲竞争的表述在《欧盟运行条约》第101条第1款中可起到对限制竞争的兜底作用，但很少被适用。其主要规范那些并非直接对经济行为自由造成限制，但人为地改变竞争环境、弱化竞争动力的行为。[30]在欧盟限制竞争协议规制实践中被认定为构成扭曲竞争的行为有：竞争者间建立平抑竞争差价的“小金库”，[31]划分销量比例协议的参与者彼此均衡相关收益， [32]平抑绝对地域保护协议下各区域的供销差额，[33]行业协会对从事外贸运输的外籍船舶公司进行歧视性收费，[34]处于竞争关系的企业组建共同基金左右彼此在出口竞争中的关系，[35]以及在能源供应等领域通过长期的供给合同事实上排除其他竞争对手参与竞争的做法[36]。
（二）扭曲竞争行为在我国《反垄断法》中的规制可能
我国虽未将扭曲竞争与限制竞争并列为垄断协议的构成要件要素，却可将其作为一种限制竞争的特殊情况来对待。因为，欧盟限制竞争协议规制实践中，那些人为改变竞争环境的行为归根结底还是对行为人各自（尤其是对第三人）经济行为自由的限制，只是并未直接限制那些和竞争紧密相关的经济行为自由而已。虽然没有扭曲竞争作为对限制竞争这一核心要件的兜底，我国执法者仍应全面领会立法者对限制竞争概念理解，重视规制此类并非直接体现为限制经济行为自由的行为，认定清楚相关行为是否通过人为地改变竞争环境、弱化竞争动力的行为，最终限制了行为人或者第三人的经济行为自由，以致分散决策的市场机制被遏制，例如，2009年 3月19日我国各大民航企业接到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有关2009年4月20日起统一实施新运价计算办法，使得各类打折机票的价格不同程度上调，甚至造成打折幅度越大反倒越会因为该新办法而被提价更多，以致客观上限缩了原有打折空间和积极性。[37]
欧盟曾查处的那些企业间扭曲竞争行为在我国也可能出现，但其中一些会涉及《反垄断法》的一些特殊规定。一方面，《反垄断法》第7条对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给予了特殊规定，包括可能涉及长期供给合同的能源领域和公用经济领域；另一方面，该法并未界定什么是“对外贸易和对外合作中的正当利益”，却通过第15条第1款第6项笼统地规定所有“为保障对外贸易和对外合作中的正当利益”的行为都无需满足该法第15条第2款限制性条件的约束，直接免于适用该法第13、14条的禁止性规定。这两方面的规定反映了立法者对我国当下部分产业政策、对外贸易与合作政策和竞争政策的权衡，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将扭曲竞争纳入我国垄断协议定义的必要性。但即便在这些特定领域和对外贸易与对外合作中，适用前述特殊规定时也需考虑对人为改变竞争环境、削弱竞争动力的行为进行规制，从而一方面保障我国消费者权益在这些特定领域也能获得充分实现，另一方面保障那些维护我国对外贸易和对外合作正当利益的政策不会被个别经营者滥用，以至其扭曲竞争行为遭到欧盟国家等其他国家的制裁，激化贸易摩擦、损害我国对外贸易企业和对外合作单位的整体形象。
（三）小结
扭曲竞争在欧盟竞争法中是限制竞争的上位概念，但在《欧盟运行条约》第101条第1款则充当对限制竞争的兜底，使那些并非直接表现为限制企业经济行为自由，但人为造成市场环境发生改变、消减竞争动力的行为也受到规制，从而确保该条可以更充分地服务于该条约追求的目标。我国《反垄断法》不将扭曲竞争纳入垄断协议的定义，并不影响我国立法者对限制竞争的理解与欧洲法院相关阐释的契合性，但我国执法机关、反垄断委员会和司法机关在理解限制竞争、认定垄断协议时同样应注意那些最终会限制企业经济行为自由的扭曲竞争行为，尤其应注意使《反垄断法》第7条、第15条第1款第6项所包涵的政策权衡与立法者对垄断协议规制中限制竞争的理解相一致。
五、欧洲法院在限制竞争协议规制中对认定限制竞争的细化
如果以我国立法者与欧洲法院对理解限制竞争的共识指导实践，那么不仅意味着通过知会行为放弃自身经济行为自由的协同行为会被禁止，而且那些涉及限制双方或多方经济行为的一般合同行为、“君子协议”、通过默示达成的意思一致、合营企业的组建、企业联合组织章程及决定等各类契约行为和财产处分行为都将被纳入考察范围。如何才能避免垄断协议规制行为不当地干预契约自由和财产权利，直接与执法机关相关规制行为的合理性甚至合法性联系在了一起，为深化有关限制竞争的理解、细化限制竞争的认定提出了要求。为了既避免让隐蔽的限制竞争协议漏网，又避免对契约自由、财产权利进行不当干预，欧洲法院通过司法实践进一步细化了认定限制竞争的方法。我国尚缺乏垄断协议规制经验、相关配套规定不完备，故不妨以前述中欧在限制竞争协议规制中对限制竞争概念理解上的契合为基础，通过梳理欧洲法院的判例实践来总结其经验，以为我国参考。
（一）认定限制竞争的基本方法
为明确认定限制竞争的基本方法以规范执法实践，欧洲法院在1966年对“societetechnique miniere/maschinenbau ulm”案的判决中表示：“在分析某一协议的真实目的时，有必要对与其实施有关的所有经济情况进行考察。要认定该协议是否属于《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第 85条第1款所规范的限制竞争行为，需考察该协议所约定内容的部分或全部。倘若仅考察这些条件尚不足以识别出该协议对竞争造成损害，则应考察该协议的效果。”[38]由此可见对于相关行为的考察需要客观地考虑所有相关的法律、经济及事实情况，而非仅仅考察企业间协议或者企业组织决定的内容，更不以相关企业的主观意思为导向。欧洲法院在该案中还强调：需要比较没有相关行为时的市场情况，只有在确定相关行为与限制竞争存在因果关系时，才可适用《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第85条第1款。[39]
（二）区分以限制竞争为目的和具有限制竞争效果
欧洲法院又先后通过一系列判例区分了以限制竞争为目的的严重限制竞争行为和需要考察限制竞争效果的一般限制竞争行为。如果相关行为的类型和属性决定了至少某一企业经济行为自由被限制，且必然导致与竞争相伴的风险被削减，则该行为即被作为以限制竞争为目的的严重限制竞争行为，例如，限制产品价格[40]或限制服务价格[41]横向划分市场[42]固定转售价[43]以及绝对地域保护。[44]针对具备这些属性的行为，无论行为人用它们来实现什么合作目标，也无论它们是否既遂，是否仅发生一次，[45]是否切实造成限制竞争效果，都可直接被认定为《欧盟运行条约》第101条第1款所禁止的限制竞争协议，且通常无法依该条第3款被免于禁止，有利于减轻执法举证负担。区别于这些严重限制竞争行为，对企业其他限制经济行为自由的行为则需根据经济、法律和实际情况来综合分析，看其是否可能导致限制竞争的效果。[46]实践中，举证限制竞争效果比直接从行为类型与属性来认定其与限制竞争间的因果关系要困难，但在市场环境较复杂，尤其是在寡占市场结构下，难以认定相关行为是否与限制竞争构成排他性因果关系时，即使那些涉嫌以限制竞争为目的的行为，也需进一步分析限制竞争效果来佐证相关因果关系推理[47]。
（三）认定限制竞争效果时的四类特殊情形
欧洲法院还通过判例实践对综合分析限制竞争效果时经常遇到的四类特殊情况作出说明，以确保对限制竞争协议的规制合乎该制度的目的，并恪守比例原则。
1．串联效应
欧洲法院认为：对限制竞争的理解不能孤立地仅关注某一个具体行为对竞争的影响，而忽视此类行为联串起来对行为人及第三人经济行为自由构成的限制，例如啤酒生产企业通过与相关地域市场上的餐饮企业签订一系列排他采购协议，客观上封锁相关市场进入的行为。[48]
2．不干预限制竞争效果不显著的行为
欧洲法院强调：以保护企业经济行为自由为核心来理解限制竞争时，应更关注对有效竞争的保护，而不去干预那些既不以限制竞争为目的又不具有显著限制竞争效果的行为，[49]从而使对契约自由的干预更合乎比例原则。
3．不干预虽具有限制竞争效果，但服务于其他经济自由实现的附属协议
欧洲法院还主张：以保护企业经济行为自由为核心来认定限制竞争、干预契约自由时，不应干预那些“不以限制竞争为目的，且作为不可或缺的附属协议，合比例地服务于其他经济行为自由实现的行为”，[50]从而确保对契约自由的干预恪守符合目的原则、顺应限制竞争协议规制的目标，最终服务于市场经济的内生秩序。这类协议在欧洲法院的判例实践中通常可以表现为：公司收购协议、[51]特许经营协议[52]选择性销售协议[53]专利授权协议，[54]这四类协议中虽限制缔约人经济行为自由但符合前述条件的附属协议，合作社章程中有关加入与退出的限制性条款[55]。尤其是当这些附属协议或条款属于缔约方克服市场进入障碍、进入某一成员国市场所必需的前提时，[56]欧洲法院均认为不应适用《欧盟运行条约》第101条第1款所规定的限制竞争协议禁止规则，更无需再按照该条第3款加以考察，因为这些使市场进入成为可能的行为客观上使相关市场上分散决策机制得以优化，恰恰加剧了而非限制了相关市场上的竞争压力。
4．受政府干预的市场领域
立足“自治准则”规制限制竞争协议，并不意味着欧洲法院禁止欧盟及其成员国各级政府出于公共利益考量而依法运用公权力对微观经济生活进行干预，例如对特定产品的价格干预[57]。在欧洲法院看来，即便是在经济行为自由受到公权力限制的领域，市场主体依旧应当在公权力干预下仍留有的有限自由空间内，自治地实现其经济行为自由，使竞争在这些被干预的市场领域亦成为可能。[58]
（四）小结
欧洲法院首先给执法者与守法者指明认定某行为是否构成限制竞争，以致适用限制竞争协议禁止条款的基本方法，避免该条款过宽或过严的适用；同时，在区分以限制竞争为目的和具有限制竞争效果的基础上，明确了哪些行为属于以限制竞争为目的严重限制竞争行为，无需举证具体限制竞争效果，哪些行为仍须执法机关具体就限制竞争效果进行举证，从而提高规则的可操作性和其适用的可预见性；并从“自治准则”出发，针对常见的四类特殊情况进一步细化了对限制竞争认定的要求，确保相关执法合目的、合比例。这些都完善了限制竞争协议规制中对限制竞争概念的理解，使其对限制竞争概念的理解形成了一个体系，有利于指导执法机关合法、合理、行之有效地认定限制竞争协议，进而使所有被纳入规制的限制竞争协议都只有在满足《欧盟运行条约》第101条第3款全部要求时才免于被禁止，最终实现欧盟限制竞争协议规制疏堵结合的功效。我国立法者在限制竞争概念理解上与欧洲法院相关阐释存在契合，因而可在细化对限制竞争的理解、避免执法机关对契约自由与财产权利不适当干预上，借鉴欧洲法院的判例实践，将成功经验纳入《反垄断法》配套规则，规范垄断协议认定，使各类垄断协议不漏不错地被纳入规制范围，有效禁止那些不符合《反垄断法》第15条要求的垄断协议。
六、总结
我国《反垄断法》，尤其是对垄断协议的规制，不仅是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客观需要，更是我国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必要保障。如何理解垄断协议规制中的限制竞争，是认定相关行为是否与限制竞争构成因果关系，是否构成垄断协议，进而在不满足《反垄断法》第15条要求时依法予以禁止的关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济法室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一书从侧面反映了立法者对限制竞争的理解。该理解符合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实践的需要，同时也与欧洲法院在欧盟限制竞争协议规制中对限制竞争的理解相契合，都强调了市场竞争以分散决策机制为前提，都认识到限制经济行为自由行为将导致市场分散决策机制以及与之伴生的风险被取代。
这样的契合并不会因为我国《反垄断法》未引入扭曲竞争这个概念而受影响。虽然，扭曲竞争在欧盟竞争法中是限制竞争的上位概念，但在具体限制竞争协议规制实践中更多是对限制竞争的补充。而欧盟相关实践则为我国执法机关在《反垄断法》框架下，全面理解限制竞争、规制那些虽未直接限制经济行为自由但人为破坏市场竞争环境、削弱竞争动力的行为提供了参考。同样值得借鉴的还有欧洲法院在限制竞争协议规制实践中对限制竞争认定的细化。其完善了对限制竞争的理解，为执法机关合目的、合比例地认定限制竞争提供了方法也提出了要求。
垄断竞争篇6
1.股东权机制
股东权，广义而言，泛指股东向公司行使的各种权利；狭义则指股东基于其股东资格而享有的从公司获取经济利益并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狭义的股东权包括股利分配权、新股认购权、股份转让权、表决权、质询权、诉讼权等。
股东权的实现，一般通过内、外两种途径：内部是股东通过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来监督公司的经营。在完善的证券市场，公司股票转让一般不存在障碍，股票可以自由流通，股东可以随时“用脚投票”，因此，股东更愿意通过公司外部市场来表达自己对持股公司的意志。
自然垄断产业由于独家经营和具有的公用事业特性，购买者在商品市场上无选择余地且不得不购买。这种情况，在非自然垄断业务分离后，纯自然垄断业务依然存在。例如，电力市场在发电侧竞价上网、配电侧多家竞争后，电力批发商、零售商、用户对纯自然垄断业务性质的输电网仍无可选择。自然垄断企业在无市场竞争的情况下即可拥有固定的市场分额，即是说，商品市场没有带给自然垄断企业应有的竞争压力。
但自然垄断企业上市后，在证券市场上，股东取代了商品市场上的购买者，证券化的资产（股票）取代了商品，股东通过股东权的履行影响着自然垄断企业的经营业绩：投票权可以改变公司治理结构，转让权可以使股价下跌公司市值大幅缩水，诉讼权可以使公司和高管人员承担非诚实经营的法律赔偿责任和刑事责任。股东权的履行，使证券市场上的效率通过一种传导机制波及到商品市场，促使自然垄断企业在商品市场上加强管理，提高效益。同时，由于证券市场上流通资金是有限额的，自然垄断企业只有通过可持续管理，做大做强做好商品经营和资本经营，才能在资本市场上分得更大一块“蛋糕”，获得更大的发展。可见，股东权机制对自然垄断企业的经营管理带来了一种压力，具有一种激励作用。
2.信息披露机制
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又称公开披露制度或企业经营内容公开制度。尽管称谓有别，其实质内容都是指证券发行公司于证券的发行与流通诸环节中，依法将与其证券有关的一切真实信息予以公开，以供投资者作证券投资判断参考的法律制度。该制度源于1844年的英国公司法，为美国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所确立并日臻完善，成为美国证券法律的核心与基石，并逐步实现了国际化。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具有广泛性，几乎包括经营活动的各个方面，而且要求在披露中正确地揭示财务数据和其他有关信息。对其呈报的财务报表，应由注册会计师就其作出说明。披露的形式主要有公司的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书、定期报告（年度报告、中期报告）和临时报告（重大事件公告、公司收购公告等）。
信息披露制度对促进企业管理，特别是自然垄断企业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众所周之，自然垄断产业具有天然的信息不公开特点，或谓之信息租，它是由自然垄断产业的生产技术特征和公用事业特性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这种信息租通过行业属性表现，也可以称为行业租。例如，电力企业的产供销同时性和电网运行的复杂性为电力企业提供了更加明显而且是难以控制的信息优势，这种信息优势直接依赖于这个行业的生产技术特性和行业属性。自然垄断企业生产经营成本高、收费繁多都是以信息优势为基础的。
自然垄断企业一旦上市后，必须按规定进行强制性信息披露。这种经营信息的公开，并使自己的经营状况置于公众的监督下，可以使自然垄断企业的信息租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耗散，可以使自然垄断企业在一定的程度上减弱信息优势的程度。比如说，信息披露制定规定，对本期有重要影响或对以后各期可能有重要影响的会计政策变更，应予说明并且表明理由，如果政策变更的影响重大，应说明变更所带来的影响并列出其数额。类似这些规定，可以使公众掌握更充分的信息，削弱垄断企业的信息独占性。而非自然垄断企业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本身在商品市场的信息公开程度就较为充分，因此，较之非自然垄断企业，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对增强自然垄断企业的经营透明度和加强内部管理具有特别显著意义。
3.公司退市机制
纳斯达克市场在1996至1999年的三年时间里退市公司数量达727家，占1999年底纳斯达克市场上市公司数量的15%。2000年一季度，纳斯达克市场新上市公司数为176家，而退市公司数为173家。可见，退市在海外的证券市场上是经常发生的。2001年2月24日中国证监会了《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使得我国证券市场在建立退出机制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退市又称终止上市或摘牌，是指上市公司股票由于各种原因不再继续挂牌交易而退出证券市场的做法。海外证券市场上市公司退市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被动退市，上市公司因不再符合证券市场规定的持续挂牌条件而被监管当局终止上市；第二种情况是主动退市，上市公司的股票或资产被其他公司或私人收购后提出退市申请，主动撤回上市。
上市公司退市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可以有效发挥资源配置功能。实行退市机制后，一些连续亏损、扭亏无望或者资不抵债的上市公司将退出股市。同时通过价格信号，使资金流向优势企业，使其更容易筹资，更快速成长。这一机制对推动证券市场健康发展以及保护投资者利益意义重大。
二是有助于对上市公司形成有效的外部约束。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科学，内部监督机制失效，经营管理混乱，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企业缺乏外部的监管约束。退市机制正好提供了这一约束。由于上市资源的稀缺性和退市带来的声誉效应（Williamson，1996），实行退市机制能够不断鞭策上市公司改善经营状况，重视广大股东权益，进而为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三是可以追究民事赔偿责任。如果二级市场里买者是在信息虚假披露、证券欺诈、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的情况下投资而导致损失，就应该由违法主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法治完善、监管严格的市场，必须使违法者所付出的成本远远大于他通过违法所获得的利益。建立民事赔偿制度是证券市场退出机制和证券市场法治监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垄断产业由于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和巨大的沉淀成本，在商品市场上一般保持着独家经营局面，即使低效率经营或亏本经营也难以从商品市场上退出，商品市场难以形成对自然垄断企业的退市压力，这是自然垄断产业与非自然垄断产业的显著不同。但进入证券市场后，迫于退市机制，自然垄断企业必须加强管理、提高效益，否则一旦导致退市，既影响垄断企业在证券市场上的融资功能，又影响在商品市场上的专业化和多元化发展；迫于股东压力，高管人员必须精心组织、追求发展。否则，将不可避免带来高层更换。同时，民事赔偿责任一旦成立，即使退市，也将追究巨额经济赔偿。这样，自然垄断企业在商品市场上存在的退市壁垒，一定程度上被证券市场上的退市机制所替代。从经济学意义而言，自然垄断产业的证券退市是商品退市的替代品，起到了商品市场不能起到的作用。对自然垄断产业而言，证券退市无疑具有独特作用。
综合上述分析，从理论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假说：证券市场激励机制可以弥补自然垄断产业在商品市场上的固有弊病，上市激励能够成为自然垄断企业加强竞争、提高效率的一种激励模式。
垄断竞争篇7
关键词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协调
作者简介：李睿靓，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研究方向：行政法。
中图分类号：D922.29文献标识码：A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4.179
竞争法是现代经济法的核心组成部分，它是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是国家干预市场及其法治化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竞争法律制度经历了由初创、发展到逐步完善的过程。2007年《反垄断法》颁布后，我国形成了以《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主体的竞争法体系。即便如此，我国竞争法也不能裹足不前，因为市场化改革在不断深入，市场竞争与竞争法的互动就不会停息。实际上，目前在我国，无论竞争法理念还是竞争法制度仍存在某些滞后于市场发展之处，而竞争法的定位、体系及目标也尚存不尽协调的地方。
一、反壟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定位协调
（一）自由与公平：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价值互补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与灵魂，“然而市场竞争天然地具有限制竞争和损害竞争的倾向，而且正常的竞争有时也有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一面。”因此，为了规避垄断行为（限制竞争），弥补竞争不足，同时为了防范竞争过度，制止损害竞争的行为，作为国家干预市场的重要法律形式，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应运而生。
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虽然都立足于市场竞争，共同担负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使命，但二者价值取向却各有侧重。反垄断法主要关注竞争的自由性，反不正当竞争法则更注重竞争的公平性。而自由和公平是市场竞争的两个维度，也是两个基本价值，因此这决定了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功能上的互补。自由竞争是竞争的基本规定性，是市场竞争的发动机，体现的是对资源配置效率的追求，没有竞争的自由就谈不上竞争的公平，因此自由竞争是公平竞争的前提，在此意义上反垄断法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有效实施的基石；然而自由竞争又是有限度的，过度的自由竞争会埋下毁灭自身的种子，竞争的自由必须以公平为基准，“没有公平，市场机制就会扭曲，市场信号就会失真，市场行为缺乏诚信，交易成本加大，交易秩序混乱，同样不能实现市场资源配置的高效率。公平是对自由竞争进行的伦理规范，是对自由竞争的价值提升。”因而自由必须是以公平为条件的自由，须知限制不是法的本意，自由才是法的目的，在此意义上反不正当竞争法是对反垄断法的内涵升华。
总之，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构筑市场有序竞争同等重要，二者应统筹兼顾，它们的产生和发展是市场经济内在的要求和实质本能。
（二）整体定位：“经济宪法”的学理探源与中国化确证
“经济宪法”是一个舶来品，源于德国，一般代指反垄断法。我国学界对于“经济宪法”往往仅作为概念提出，泛化的称谓使其内涵一直处于模糊状态，解释力大打折扣。而“经济宪法”的学术内涵实际上非常广泛，非反垄断法所独占，也非反垄断法所能包容。
以此为基础，我们要追问：中国的经济宪法是什么？
我国所施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无异于任何发达市场国家的市场制度——以自由（效率）和公平为目标。由此，笔者认为自由和公平是界定我国经济宪法的两个基本向度。但需要强调，这里的自由不是与市场本身互为替代的民商事法律所定义的“原始自由”，相反它是对“原始自由”的扬弃，是“原始自由”实现矛盾对立面（限制自由）统一之后，在《反垄断法》法律秩序确定之下的“修正自由”；而这种公平也不同于产权、合同等市场法律制度所初始设定的“形式公平”，它贯穿于动态竞争的市场进程，是对市场竞争的道德价值升华，因而是在《反不正当竞争法》法律秩序确定之下的“实质公平”。
综上，我国的经济宪法是由取向自由竞争的《反垄断法》和导向公平竞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有机组成的竞争法。
二、我国竞争法的体系协调：基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视角
（一）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本位调适
长期以来，反不正当竞争法被认为是适用于经营者之间的特殊侵权法，相较于反垄断法来说更多体现了私法的性质。因而有学者藉此提出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公平竞争权”、“不正当竞争权”等概念。
笔者以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不应是一部侵权维利的法律，更不具有以权利为本位的逻辑基础，事实上它是我国经济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为目标，因而是立足社会本位，以“纠正偏差”为首任。反不正当竞争法本位的调适不仅符合世界竞争法制的发展潮流，而且也与同属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实现了本位上的协调一致，这无疑又符合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必然要求。这不单是我国竞争法体系协调的重要方面，并且对于我国目前主要的竞争法实施模式——行政执法（公力实施）具有现实的指导作用，本位中那些“隐而不发”的“软约束”将构成行政自由裁量的重要参考维度。除此之外，这对于立法、修法以及执法、司法尚且具有创建功能和解释功能。
（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反垄断法的替代适用
1.替代适用的基础：垄断行为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竞合。一个竞争行为在对市场竞争产生限制、妨害、扭曲的层面上，将被定义为垄断行为；而在违反普遍商业伦理、不遵循公认商业道德的层面上将被定义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前者侧重效果的评价，后者侧重价值的评价，而两种评价标准可能交叉，因此垄断行为与不正当竞争行为可能竞合。例如我国《反垄断法》第17条关于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中，多次出现的“不公平”、“没有正当理由”，其精神实质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公平价值的追求相契合。
2.替代适用的必要：结构性要素是反垄断法适用的基础。反垄断毕竟对整体经济影响重大，因而反垄断法应当保持必要的谦抑，同时这也注定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必须有限。实际上，对诸多垄断行为的规制离不开市场支配地位这一结构性要素的“先决”。然而，对滥用行为的苛责难道只能基于特定的结构性标准吗？显然，滥用行为在违反普遍商业伦理以及公认商业道德的维度上，也应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考量。申言之，我们从未质疑反垄断法意义上滥用行为赖以存在的结构性基础，但是，当结构性要素很难证成而该行为又确实极大地冲击商业道德伦理与公平竞争秩序时，就具有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替代适用的必要性。
三、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消费者利益的协同保护
（一）保护消费者利益：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共同目标
在现代市场竞争行为中越来越多地纳入消费者利益的考量，保护消费者利益成为市场正当竞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方面竞争行为日益显著的外部性使得消费者利益受到冲击，消费者群体作为市场机制的重要内生力量也很难制衡垄断行为与不正当竞争行为导致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随着消费者运动的兴起，消费者不愿意总是停留在“市场的阴面”，“市场经济是消费者主权经济”的理念日渐发达。基于此，现代竞争法呈现出“多重法域，多元目的，保护主体多元化”的倾向。
當代反不正当竞争法经历了从“个体法”向“社会法”的转变，之所以要突破单一的竞争者保护，纳入消费者利益的考量，是因为市场竞争本质上是争夺消费者、获取交易机会、占据有限“购买力”资源的过程。因而消费者是竞争争夺的对象、是竞争效果的承受者、是竞争过程的利益相关方。因此，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追求的公平竞争秩序应当涵摄消费者“不受扭曲的决策机制”、“不受强制的自由选择”、“免受不可期待的烦扰”等利益。
（二）消费者利益标准：协同保护的具体化路径
虽然保护消费者利益是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共同的价值目标，但这不应仅停留在理念层面，必须找到经济宪法体系下，二者于现实中协同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路径依赖。其中很重要的，在竞争行为违法性判断的层面，确立消费者利益标准——以消费者利益状况衡量竞争行为的正当与否，这必将更好地促进上述价值目标的实现。
1.反垄断法：消费者福利标准。首先需阐明，反垄断法中的消费者福利标准不同于整体福利标准，那种认为整体福利的提高就一定有利于消费者福利提高的观点是典型“水涨船高”的逻辑。整体福利是经营者福利和消费者福利的总和。因此财富的转移是理解消费者福利标准的关键。
反垄断规制中的消费者福利标准一般基于供需关系展开，主要是涉及以价格为中心的计量分析。过高的价格必然导致福利向经营者转移，虽然在福利经济学看来这也许会产生效率，但以效率为目的不能走极端，根本上效率是实现社会目标的手段。况且强调福利向消费者转移，本身会激励经营者努力创新、降低成本、改善经营，长期来看会产生更大的效率。实际上，现实中诸如固定价格、歧视定价、超高定价等垄断行为的认定都可以用消费者福利标准进行剖析。
2.反不正当竞争法：不受扭曲的决策。《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10条之二第（3）款列举性规定了三类不正当竞争行为：混同、毁誉、误导行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商业贿赂、侵犯商业秘密、不正当有奖销售，凡此六种“纯正”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其中除了商业贿赂和侵犯商业秘密，其余四种皆对消费者具有明显的负外部性——损害竞争对手的同时，由于信息偏在，导致消费者决策扭曲、选择错误（逆向选择），进而造成消费者损益。这其中又以虚假宣传和诋毁商誉最为典型。
由此可见，对竞争行为正当性的判断，不仅可以基于经营者行为标准——诚实商业惯例与公认商业道德，也可以基于消费者利益标准——通过拉近经营者与消费者的间距，确认消费者信息对称、决策不受扭曲，选择自由。实际上，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范围的扩展是大势所趋，在法律适用越渐淡化竞争关系认定的背景下，此间消费者利益标准就有了广泛的适用空间，尤其是互联网信息产业——盛行“注意力经济”、“眼球经济”的领域，这样的标准更具优越性。
垄断竞争篇8
「关键词竞争，法律价值，经济组织，效率
法律价值是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法理学界有学者将法律价值概括为“在人（主体）与法（客体）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法律的积极意义或有用性”。“只有当法律符合或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在人与法之间形成价值关系，法律才有价值（有用性）可言。”并认为“秩序、自由、正义和效益应作为法律的基本价值”〔1〕。这里所说的法律的诸项基本价值是就法律体系整体而言的，是作为各部门法由于其自身的规定性和可用于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又体现出各自特有的法律价值。我国学者对反垄断法的价值也作了较多的研究。其流行观点认为反垄断法特有的法律价值是竞争；竞争是传递、实现反垄断法其他价值的手段，如提高经济效益、增进社会财富以实现消费者福利。这一认识有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和立法基础。从经济学角度看，该认识是以微观经济学的价格理论为依据。按照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理论，经济人在市场作用中，受到 “看不见的手”—— 市场价格机制的约束与调节，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自由竞争构成了经济活动的原动力。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理论虽然不断被修正和拓展，但价格理论、竞争的观念一直居于核心的位置。从各国反垄断立法看，竞争更是占据了基础性的地位。如美国《克莱顿法》第 2、3、7 条都明文规定，商业行为不得 “实质上减少竞争或旨在形成垄断”。针对《谢尔曼法》在明确性等方面的不足，判例法发展出反托拉斯法的价值目标即 “保护竞争，而不是竞争者”。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 1 条规定：“处于竞争关系之中的企业之间达成的协议、企业联合组织作出的决议以及联合一致的行为，如以阻碍、限制或扭曲竞争为目的或使竞争受到阻碍、限制或扭曲，则是禁止的。”日本《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第1条规定：本法的目的，是……促进公平的、自由的竞争。
从法律价值存在形式上看，分别有观念、理论、制度形式存在的法律价值[2].本文立足于法制度层面，通过对经济学和反垄断法上竞争概念的梳理，并根据经济学的最新发展状况和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的具体要求，认为我国法学界将竞争作为反垄断法特有的法律价值和传递其他价值的手段的观点有失偏颇。竞争价值对反垄断法所要调整的经济现象并不具有完全的解释力。即使仅从经济学进路上看，过于突出竞争价值也不具有逻辑自洽性。本文拟从经济学角度，对反垄断法价值理论进行适当重构。
一、经济学上的竞争和竞争理论
经济学界对于竞争的概念并没有一个一致的看法，经济学家施蒂格勒对竞争所下的定义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该观点认为：竞争系指个人或集团或国家）间的角逐；凡两方或多方力图取得并非各方均能获得的某些东西时，就会有竞争。竞争至少与人类历史同样悠久，所以达尔文力图从经济学家马尔萨斯那里借用这个概念，并像经济学家用于人的行为那样，将它用于自然物种。在经济学中，竞争首先是与市场相联系的，市场是交易活动和竞争行为发生的场所。竞争总是在特定的市场条件下进行的，并表现出结构和行为两方面的特点[4].市场的状况决定着竞争行为得以开展的强度。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了竞争理论[1]研究的主要内容。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则被认为是市场机制的具体表现。其次，竞争是与效率相联系的。如西方经济学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如果规模报酬不变并且没有外部性存在时，资源的配置不可能通过重新组合使一个人或一些人的福利增加而又不使其他人的福利减少，在既定的生产技术和消费者偏好条件下社会资源配置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帕累托最优状态意味着最有经济效率状态和社会福利最大化。
由于可以从市场和效率两方面对竞争概念加以诠释，竞争就表现出事实性和价值性的双重特征。竞争的事实性表现为竞争是一种经济活动，它与特定的市场状况相联系并有客观外在形式L竞争的价值性表现为由于在一定情况下个人的逐利行为促进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利益的实现，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竞争活动本身也成为人们价值诉求的目标。竞争的事实性和价值性是否能得以实现又与经济现实及其变动相联系，并为相关竞争理论所阐释。
竞争理论包括如下类型：古典自由竞争理论；新古典竞争理论，如完全竞争理论、垄断竞争理论等；现代竞争理论，如哈佛学派的有效竞争理论、芝加哥学派的竞争理论、可竞争理论等 .竞争理论的提出和演进必须基于一定的经济现实。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竞争理论是针对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提出来的。该理论认为经济人在市场作用中，受到“看不见的手”—— 市场价格机制的约束与调节，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亦可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竞争就构成了经济活动的原动力。在这种理论模式下，竞争是自我维持的，竞争的事实性和价值性都得到充分展现。
新古典竞争理论和现代竞争理论则是构建于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之上。新古典学派学者马歇尔最先观察到自由经济不仅包括自由竞争，还包括自由合作和联合。因而提出了马歇尔冲突：规模经济带来垄断，垄断必然排斥自由竞争。自由竞争、自由合作和联合、垄断并存的经济现实向理论界提出了挑战。为了解决新古典学派有关产业组织的竞争理论与经济现实的冲突，经济学家对竞争和垄断等经济现象作了新的阐释。哈佛学派的有效竞争理论、芝加哥学派的竞争理论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芝加哥学派竞争理论与哈佛学派竞争理论的不同点在于：哈佛学派通过对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三者关系的分析，认为高度集中和高进入壁垒对经济福利有不良的影响，而且竞争本身是不能自我维持的。哈佛学派的此项论证就为强化反垄断管制奠定了理论基础：通过管制垄断以恢复竞争的地位（事实性）和作用（价值性） .受哈佛学派的影响，美国20 世纪70年代前反托拉斯法的主要目标被认为是保护竞争[6] .同期判例法更是发展出反托拉斯法的价值目标是 “保护竞争，而不是竞争者”的法律规则。芝加哥学派对哈佛学派的上述分析提出了批评，认为判断集中及定价的结果要看是否提高了效率，而不是像哈佛学派那样只看是否损害了竞争。芝加哥学派还运用经济效率标准对进入壁垒、掠夺定价、搭售、价格歧视等经济现象作了重新阐释。由于芝加哥学派采纳的是不完全竞争模型，并强调长期均衡分析方法，其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没有政府的扶持或干预，个体垄断势力在竞争过程中一定是短暂的。相比较而言，芝加哥学派更强调市场本身的作用。由于芝加哥学派极为注重效率标准，故也被称为“效率学派”。
从上述理论的阐述可以看出，经济学对于竞争概念的理解，是将其置于特定的市场状况下加以把握的。竞争概念有事实性和价值性两方面的特征。由于完全竞争并不符合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与竞争一样，垄断以及处于竞争与垄断中间状态的自由合作和联合都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经济生活的常态。出于对竞争价值性的笃信，经济学家构建新的竞争理论时仍然将竞争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机制；但建立在传统微观分析基础上的竞争理论对竞争的价值性的描述是有根本缺陷的，即竞争理论主要限于对市场结构、行为、绩效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而微观经济主体经济组织）则是作为黑箱“或既定的逻辑前提存在的。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产业组织经济学的贡献不仅在于提出了自己的竞争理论，还表现在打开黑箱”，深入研究其内部结构，并对市场和
组织两种形式的可替代性关系作了论证。
二、市场和经济组织
传统微观分析中把微观经济主体当作“黑箱”的观点受到了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者的批评。罗纳德·科斯最早论述了经济组织的问题。在 1937年《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科斯对经济体制“自行运行”、资源的流动方向仅仅依赖于价格机制的观点持批评态度，认为这种描述只是有关经济体制的一个非常不完整的画面，在企业中，这种描述完全不适用。科斯进而提出，企业执行着与市场相似的功能，企业和市场不过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实现人们合作的手段。[4]在科斯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交易费用经济学对市场与企业等经济组织的可替代性关系作了全面的论证。
交易费用经济学认为通过市场来交易产权是要花费成本的，如搜集市场信息的成本、缔约成本、监督成本和强制履约的成本（交易成本）。与市场配置资源相比，内部组织具有一定的优势。如内部组织有激励、控制和内在结构优势的属性。就激励的意义而言，内部组织减弱了作为双方均不受对方控制的正常谈判关系缩影的侵犯性的态度倾向。就控制的意义而言，在于企业内部可用以强制实施的控制手段，比企业之间的活动种类更多且更灵敏，在出现冲突时，企业拥有一种比较有效的冲突解决机制。企业还因为通行制度安排中的缺陷而求助于内部变化。如企业通过共同所有权可以克服不完善的财产权利界定造成的机能不良的后果并提供一种更为有效的沟通网络。但是，将产权结合进一个组织的方式以运用其资产也会发生成本。如筹建组织的成本、交流成本、制定计划的成本、谈判成本和在组织内监督尽职表现的成本 （组织成本）。[5]既然通过市场或通过内部组织配置资源都要支付成本，所以，要明确特定经济行为是通过市场的方式还是通过内部组织的方式予以实现，就有必要对这两种方式的成本、收益进行比较。
交易费用经济学还从资产属性的角度，论证了经济组织配置资源的客观性：即在特定的资产条件下，出于经济效率的考虑，只能由经济组织而不是市场来配置资源。如威廉姆森提出了资产专用性的范畴。资产专用性是指为了支撑某种具体交易而进行的持久性投资。资产专用性包括专用地点、专用实物资产、专用人力资产以及特定用途资产。威廉姆森利用资产专用性范畴在有限理性和投机倾向的行为假设下分析了合同的各种缔约可能，认为以通用资产为实际内容的交易，无须建立保护性的治理结构，它面对的是一个竞争性的世界，只要在市场上分别签订合同即可。如果是涉及重大专用资产投资的交易，交易双方必须进行互惠贸易，交易才有效率。由于价格与治理结构二者的相互作用，合同各方就不要企盼价格低廉与无须安全措施二者兼得的事了。这样，在缔约人处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并且资产具有高度专用性的场合，通过经济组织来组织、运用资源就成为必须。
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对传统微观分析的重大修正。这一学说对经济组织和市场可替代性关系进行了论证、说明，认为在分析、衡量企业的行为的正当性与否时，不仅应考虑到产业经济学的市场理论、竞争理论，利用竞争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经济效率；还应当以交易费用理论为依据，考虑市场与组织之间的可替代性，通过内部组织本身有效配置资源，实现经济效率。
三、反垄断法上竞争的概念及其地位
事实上，不仅企业可以成为市场的替代手段，政府对于经济的管理活动（管制）同样也是市场的替代手段之一。施蒂格勒、史普博等所开创、发展起来的管制经济学充分论证了政府管制的必要性。如史普博认为，在存在进入壁垒、外部性和内部性等市场失灵现象时，政府就有必要直接干预。微观分析的需求与供给理论被运用到对管制行为的分析中来。如王俊豪认为，政府管制的供给主要取决于政府对提供新的管制政策的认识和条件。政府对管制供给的认识主要出于对管制供给的理性认识和分析[10].经济学理论所提供的理性认识无疑会约束或促进管制的供给。反垄断管制是管制的一种重要形式。人们对于竞争理论等认识也就构成了对垄断等行为管制的重要理论基础。
竞争是反垄断法与经济学对经济现象关注的交点。同经济学一样，各国反垄断法中“竞争” 一词使用频率非常高，但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如欧盟竞争法、德国竞争法等中都没有对竞争的概念加以界定。法学上人们对于竞争的理解受到经济学上的较多的影响。
反垄断法学者或反垄断法立法、执法机构体现了将经济学上的竞争理论特别是有效竞争理论引入到法学中的倾向。竞争的价值性特征对反垄断法的价值取向的设定起了重要作用。如德国政府在《〈反限制竞争法〉立法理由书》中指出：“自由竞争的市场组织必须需要完全竞争成为一个经济现实……立法就是有责任使完全竞争免受种种限制手段戕害。”但“由于完全竞争的模式并不现实，有效竞争的概念在 60 年展起来了……有效竞争的概念越来越多地受到经济学家们的首肯。自60年代以来，它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竞争政策之中。在《反限制竞争法》修正之时，政府明确主张以有效竞争原则作为思考的主要依据。”我国也有学者指出，《欧共体条约》第81、82条虽然没有提及共同体市场竞争的模式，但欧共体理事会1989年的《关于控制企业合并的条例》明确指出，共同体规则必须包括企业合并的规则，目的是使共同体市场或者该市场重大部分的有效竞争不致受到严重损害，一个具有共同体意义的合并是否与共同体市场相协调，其出发点是这个合并能否维护和发展共同体市场的有效竞争。这说明，欧共体市场竞争的模式是有效竞争[12].
在历史上，哈佛学派的有效竞争理论对美国反托拉斯立法、执法也有重大影响，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竞争被视为反托拉斯法的价值目标。这种观点至今还有影响。有学者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对于各种准市场组织以及非市场组织内部进行交易的看法就影响到反垄断法的执行。新古典经济学各派对于各种准市场组织以及非市场组织内部进行交易的观点各不相同，有的将凡是偏离市场秩序的现象统统归结为市场失灵，对于他们所不懂的事统统归结为垄断。该学者认为，1945—1970 年，反垄断措施得以强制执行，正是这种学术意向的反映。“[14]
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我国学者认为中国竞争政策和反垄断法的目标模式也应当是“有效竞争”。我国甚至还出现了将竞争作为反垄断执法过程中分析问题的唯一着眼点的看法。笔者在以往的许多场合也曾经将有效竞争作为反垄断的目标模式做过过分夸大的渲染。
四、竞争作为反垄断法价值目标存在的问题
以经济学上的有效竞争理论解释反垄断法中竞争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传递其他价值的手段进而指导反垄断立法和执法是否可行，涉及到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问题 即反垄断法所调整的范围是否与竞争理论所论述的范围完全契合。
反垄断法主要规制的对象即经济性垄断，主要包括：限制竞争协议、企业集中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三类。限制竞争协议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为人通过协议、决定或者其它协调一致的方式实施的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行为。根据限制竞争协议实施主体所处的经济环节的不同，可将其分为横向限制竞争协议和纵向限制竞争协议。企业集中是反垄断法有的一个概念，它包括合同法或公司法上所称的合并，企业通过收购其它企业的股份或取得其它企业的财产而取得控制权的行为，或通过委托经营、联营等方式而形成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还可能包括人事兼任等情形。企业集中概念的具体外延视各国反垄断法的规定而有一定差异。滥用市
场支配地位行为则涉及到两个基本概念，即市场支配地位概念和滥用行为的概念。市场支配地位是指企业在市场中处于无竞争状态或居于压倒性的地位，包括经济学上所说的独占和寡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是指处于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凭借其市场支配地位所实施的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行为。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反垄断法所要规制的行为主要表现为发生在市场环节的限制竞争行为 （包括垄断行为）， 纯粹组织内部的行为并不由反垄断法调整。从产业经济学角度，凡是与产业组织有关的行为都可以称之为产业行为， 这样，从不同角度，可以对产业行为的具体类型进行细分。从行为影响竞争的后果角度看，产业行为可以分为促进竞争的行为、限制竞争的行为和与竞争无关的行为。从行为发挥功能的机理角度看，产业行为可以分为实现组织功能的行为和实现市场功能的行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实现市场功能的行为（市场行为）发生在市场环节；实现组织功能的行为（组织行为）既可能发生在内部组织环节，又可能发生在市场环节。按照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观点，反垄断法所调整的企业集中与纵向限制行为是设立组织的行为，既属于实现组织功能的行为，又可能同时属于限制竞争行为。该两类行为的复杂性在于：虽然它们节约了交易成本，但由于发生在市场环节，可能给市场带来反竞争效果，从而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市场机能的发挥。由于竞争理论主要表现为是对通过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机制的理论阐述，反垄断法所调整的范围显然要大于竞争理论所涵盖的范围：既包括对市场配置资源过程中所发生的行为的调整，也包括对内部组织配置资源过程中所发生的行为的调整。以竞争理论中所阐述的竞争概念作为反垄断法的特有价值追求就有以偏概全之嫌了。因为竞争之所以成为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在于其本身所体现的价值性：竞争传递了效率目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指出：数率是反托拉斯的终极目标，竞争只是一个中间目标，只不过这个目标常常离终极目标足够的近，使得法院不必看得更远。但由于组织行为并不反映市场机制的功能，通过组织实现的交易费用的节约和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程度的提高也就反映不到市场机制的评价中来是否促进竞争），如果仅以促进竞争与否作为评价合并和纵向限制协议是否会促进效率的提高的标准势必会割裂效率价值，造成反垄断法立法、执法的错位。如果以竞争作为评价标准会背离效率价值时，就必须回归到效率价值上来。
反垄断法作为政府管制的特定类型应该仅在出现市场失灵时才主动干预经济生活。组织和市场的相互替代是市场主体出于经济效率的考虑而出现的自我调节方式，在不存在进入壁垒、外部性和内部性等情况时，反垄断法就不应该加以干预。哈佛学派的有效竞争理论的问题在于：把完全竞争看成是观察产业行为的最合适的透镜，过于强调竞争实现资源配置的价值，甚至将维护竞争作为反托拉斯法的主要价值目标。在这种理论模式下，集中和有效率的组织结构变化都成为反托拉斯法所要规制的对象；相反，芝加哥学派的竞争理论的优点在于：由于将效率目标作为评价标准，这使得他们无论在分析实现市场功能的行为还是在分析实现组织功能的行为时都能作出统一的解释。同样由芝加哥学派发展起来的交易费用经济学在解释产业行为时就构成了对其竞争理论的有效补充。这样，竞争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以及管制经济学都成为影响反垄断制度供给的理性认识；而不是以竞争理论或竞争存在与否作为管制的唯一标准。从法律实务上看，芝加哥学派的竞争理论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等学说已陆续进入反垄断法立法、执法的视野。[6]
以经济学上的有效竞争理论解释反垄断法中的竞争的概念并进而作为传递其他价值的手段的论点不可避免带来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对反垄断法的某些制度设计及一些限制竞争行为的评价缺乏解释力。在一定情况下过于强调竞争的价值反而会背离反垄断法所要实现的效率目标。首先，以竞争作为价值目标不能解释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领域的存在。如在自然垄断领域，出于特定产业成本的考虑，就排除竞争的存在。在知识产权领域，出于鼓励技术创新以提高经济效率的考虑，就允许专利垄断。其次，在出现恶性竞争（不正当竞争）或过度竞争时，反不正当竞争法或产业政策等就要进行干预。这种情况下过于强调竞争只会对经济生活造成不良影响。再次，以竞争作为传递反垄断法其他价值的手段的观点不能解释垄断状态和其它高度集中的市场结构为什么也能够为当今反垄断立法和执法所容忍和行为主义立法的盛行的原因。因为竞争性行业如果处于垄断状态下，垄断企业一方面不存在现实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也不存在自然垄断领域所受到的严格管制。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所带来的效率使得人们对竞争和垄断的关系重新认识和评价：竞争并不是实现效率的唯一手段。其次，以竞争作为传递反垄断法其他价值的手段的观点也不能解释反垄断法放松规制合并和运用合理原则调整纵向限制行为的法理基础。如果合并行为本身具有反竞争的可责难性（消灭竞争对手），反垄断领域何以会出现大规模的放松规制的现象呢？很多有效率的有关纵向限制的组织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得到竞争法的认可也不是简单仅以竞争价值所能解释的。最后，以竞争作为唯一的传递反垄断法其他价值的手段的观点也不能解释新经济背景下的一些经济合作现象的出现，如策略联盟等。
五、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我国流行的以竞争作为反垄断法的特有价值并用经济学上的有效竞争理论解释竞争的概念等做法有失偏颇。对竞争作为传递反垄断法其他价值的手段的观点应该重新认识。竞争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以及管制经济学都应当成为影响反垄断制度供给的理性认识。对于反垄断现象的解释和评价应该回归到效率价值上来。
「注释
[1] 有关竞争的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学中被称为市场理论或市场结构学说。市场理论是以价格理论为核心的有关市场运作机制的学说，可以涵盖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经济学中分析市场运作机制部分的相关内容。市场结构学说则是产业组织经济学的核心部分。鉴于我国竞争法领域学者更多地使用境争理论‘，一词。本文也使用这一范畴。
[2]有关竞争理论的学说参考了王松青的评述。（王松青。市场结构学说及其评价[J].学术月刊，1996，（9）：44一50.）
[3]经济组织概念的含义是多元的。从广义上看，市场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经济组织和制度。从狭义上看，经济组织仅指企业。本文中的经济组织概念是在交易费用经济学意义上使用的，既包括层级组织企业），也包括界于层级组织和市场的一此中间状态混合体）。
[4] 在该文中，科斯主要批评了阿瑟·索尔特爵士的观点：犯常的经济体制自行运行。它的日常运行不在集中的控制之卜，它不需要中央的监察。就人类活动和人类需要的整个领域而言，供给根据需求而调整，生产根据消费而调整，这个过程是自动的、有弹性的和反应灵敏的。“（Ronald H.coase，the nature of the Firm，Economica，n.5.，4（Novenber 1937）。转引自：现代制度经济学生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04.）
[5]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的具体类型参照了柯武刚、史漫飞的归纳。[德] 柯武刚，史漫飞， 制度经济学—— 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154—156页。
[6] 如苏永钦认为，我国台湾的公平交易法附法律采取禁止原则的联合，除了法律本身已对生产合理化、经营效率等芝加哥学派所置意的生产效率有所考量外，公平甚至会被利用第十四条第七款的文义空间，放进芝加哥学派所强调的交易成本、交易资讯等因素……“（苏永钦。走入
新世纪的私法自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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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同g.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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