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执法范文

行政执法篇1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工作开展以来，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在行使行政处罚权的实践中，大都面临一个相同的难题，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以后没有强制执行的权力，城市管理难以有效的进行，有的执法单位和执法人员在查处违法行为时，畏首畏尾，不敢大胆工作，理论上的困惑直接影响了行政处罚工作的开展。澄清这个问题，对于解决执法工作的后顾之忧，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顺利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城市管理具有即时性，违法行为如果得不到及时纠正、处罚，事后可能就难以执行，例如违章建筑若不及时拆除，违章户加班加点把房屋建好，这时行政执法部门再申请人民法院，既给拆除工作增加了难度，造成更大损失，也易引发群众对拆违工作的抵触情绪。在对运输建筑垃圾、散装流体物造成污染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时，绝大多数违法者都会拒不接受处罚，执法队员依据法律程序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为时已晚，违法者早就逃得无影无踪，面对这些管理对象，城管执法时时处于被动，很难将处罚落实到实处，真正行使行政执法权。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执法权是不完整的，甚至是软弱无力的，虽然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到了城管行政执法部门，执法力度却不但没有加大，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反而较未集中前有所减弱，行政执法机关，没有行政强制执法权，执法工作步履惟艰。

在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权原则上属于人民法院，属于行政机关的仅仅是单行法律授权的例外，即行政机关在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履行行政机关依法做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中规定的义务时，如果没有法律授予其强制执行的权力，就都需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建立这种行政强执行制度的目的，（1）是防止行政专横和权力滥用，保护公民合法权益。（2）行政强制执行的“行政”二字，并不意味着强制执行权属于行政机关，且实行行政手段，行政机关有权作出初步行政决定，但无权自行强制执行，除非法律有特别授权。在没有法律特别授权的情况下，行政执法机关同样也只有行政处罚决定权而无处罚的强制执行权，表面上看，处罚决定权与强制执行权分离，制约了权力的滥用，但这种分离却更多地暴露出其弊端，行政处罚得不到真正的落实，执法力度大大降低，执法程序过于繁冗，降低了执法效率。

二、我国目前行政强制措施的立法与实践。

我国现行行政强制制度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例外，从立法内容上看，有对财产的强制措施，如对违章建筑的，对滞纳金，罚款的扣缴。也有对人身和行为的强制措施，如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政拘留。从执行主体上看，立法将行政强制措施划分为两大类。

（一）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措施。

行政机关自行强制的内容往往是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时若遇当事人违犯行政法规定，拒不履行行政法义务时，行政机关可以采取强制措施迫使当事人履行，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对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公安机关可以强制传唤”、“受拘留处罚的人应当在限定的时间内，到指定的拘留所接受处罚，对抗拒执行的，强制执行。”等等。此类行政强制属于对人身强制的内容。

（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从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立法看，行政强制主体以法院为主，以行政机关为辅。采用的制度“以申请人民法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例外”的体制，纵观80年代以来制定的法律法规，绝大多数均将行政处罚的执行交于法院，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很多立法在行政处罚的同时并不明确规定处罚的执行问题，凡是法律法规未授权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的均需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从实践来看，但由于行政机关和法院在行政强制执行权限的划分问题上缺乏统一的标准和界线，哪些应由行政机关强制执行？哪些应由法院来强制执行？行政机关和法院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划分不清，有些行政机关因没有行政强制权必须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案件量大，直接影响了行政效率，而且增加了法院的负担。法院对申请执行的案件通常侧重于形成审查，使很多申请执行的案件流于形式，不仅难以保障行政行为执行的公正与效率，而且有悖于立法的本意。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手段缺乏应有力度和威慑力，享有自行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对拒不执行的行政决定的情况往往力不从心，难以达到迫使相对人履行义务的目的，例如《土地法》对违法占地的行为规定了责令其退还土地，限期拆除地上建筑的强制执行手段，但遇有拒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往往没有强制执行手段；不享有自行强制执行权的机关执行起来更为艰难，由于没有法律授权，所有行政机关的执行都须申请法院，以至于一些数额较小、又无争议的罚款没收或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的处罚在法院拖不决，难以得到及时执行，由于目前没有任何规范行政强制措施的程序立法，现实生活中因行政执法机关滥施强制措施引发的争议迅速增多。法院也难以判断行政强制执行措施程序的合法性，特别是对于法院依行政机关申请执行的案件，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定程序，实践中的做法非常混乱，不足于发挥法院监督行政决定的合法性的作用，既影响了行政机关权力的实施也影响了行政效率提高，同时也给相对人人身、财产造成一定损害。从我国行政强制执法的立法目的看，一方面要保证行政权力的顺利实施，提高行政效率，另一方面又要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必需通过立法来加以规范。

三、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机关拥有强制措施的理论依据法律规定及内在要求。

（一）理论依据

主要的观点有：

（1）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为了预防、制止或控制危害社会行为的发生依法采取的对有关对象的人身、财产和行为加以暂时性限制，使其保持一定状态的手段。（应松年《论行政行强制执行》）。

（2）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为了预防、制止危害社会的行为而采取限制人身自由、财产权利，使其保持一定状态的手段。（马怀德《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及立法构想》）。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征求意见稿）第二条第二款规定，行政强制措施指行政机关为实施行政管理，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人身、财物或者行为实施本法第八条规定的强制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行为，但是公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采取的强制措施除外。

（4）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为了保证具体行政行为的顺利进行或者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而依法采取的临时性处置行为，这种行政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的一种。（谭永卫《浅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如何正确适用行政强制措施权》）。

上述专家学者在文章论述行政强制措施的特征时，多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具有法定性，实施强制措施必需有法律授权，并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事，关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机关能否行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法》征求意见稿第十五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依照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设立的人民政府综合行使行政处罚权的机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仅可以实施对违法财物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二是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于预防、制止或控制危害社会的行为。有时是为了预防危害社会行为的产生，有时是为了制止危害社会行为的继续，带有明显的预防性、制止性。三是行政强制措施的对象包括人身和财物两大类。四是行政强制措施具有依附性，与行政处理决定紧密相连，常常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前奏和准备。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理决定，首先要进行调查研究，为此就可能要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使被调查的人与财产保持一定的状态，以保证调查工作的顺利进行。《行政强制法》（征求意见稿）第十六条明确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条件为行政机关履行行政管理职责，在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毁损、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的紧急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根据以上关于行政强制措施基本理论的阐述和立法的规定，不难看出，虽然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处罚是两类不同性质的具体行政行为，但二者之间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我们一方面不能说实施行政处罚必然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另一方面也不能将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措施截然分开，使二对立起来。可以说相对集中行政处罚的机关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是有理论依据和法律支撑的。行政强制措施意味着行政机关有权对不履行义务的当事人依法直接采取强制措施迫使其履行义务或达到与义务履行相同的状态，虽然行政机关不享有全部的行政执行权，但毕竟不同于民事法律关系中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时，对方当事人只能借助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形，因为“行政处罚具有效力先定特权，一旦成立就假定符合法律规定，不需要通过法院确认，当事人不服时，只能通过法定的程序申诉或复议。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时，行政机关可依职权执行。行政处罚具有强制执行力量是由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为了公共利益所作出的决定，如果公民可以拒绝执行，公务将无法实施，国家将成为无政府状态。正是这个意义上，行政机关应当享有一定的行政强制执行权，但由于行政机关自身强制执行行政决定可能引发执行不公，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应从立法上统一规定行政强制的条件，程序等内容并将一部分行政强制执行权交给法院，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限制或监督行政机关滥施行政强制的现象发生。

（二）具体的法律规定。

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后，由于涉及相关问题的立法相对滞后，执法依据纷繁复杂，不少人对执法工作中是否执行相关部门制定的涉及行政处罚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存有疑问。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十分明确的。行政处罚的内容不仅包括处罚的种类和标准，也包括执法程序和执法责任，还涉及大量技术性规范和政策指导性文件等等，这些都直接关系到行政处罚工作的顺利开展，应当作为执法依据。关于程序方面的规定，目前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外，还有建设部《建设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建设部第66号令），公安部《交通违章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第46号令），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第58号令）等。这些规章大多规定了在调查取证阶段或实施行政处罚时，行政执法机关可以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特别是公安部第46号令，在第五章专门规定了行政强制的种类，实施程序等。这些规章的具体的规定，充分说明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有明确法定依据的。

（三）立法的内在要求

否认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机关具有行政强制措施有违立法本意。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立法宗旨之一是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给予当事人一定的处罚并非立法的最终目的。行政执法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时，多数违法行为仍在继续。对有的违法行为若不当场采取强制措施固定证据，事后将难查处。如果说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机关只能行使行政处罚权，就等于说面对违法行为无能为力，只能等出现一定的危害后果才能介入，这无疑是对违法行为的纵容，实有悖于立法本意。其次，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后，若该机关只有行政处罚权，那么行政强制措施是否仍由被集中处罚权的机关行使？如果这样理解正确的话，被全部集中行政处罚的部门如市容环卫、园林绿化、市政、规划等部门仍可以保留执法队伍专门行使行政强制措施权，很明显，这不符合确立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目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处罚二者密不可分，从理论上人为将其割裂开来，不符合行政法的基本原理，容易在执法实践中引发各种矛盾。因此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处罚时，有权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采取相应的行政强制措施。

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机关具有行政强制的理由。

结合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实践和相关法律规定，笔者认为在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的同时授予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行政执法强制执行权，不但能提高执法效率，还能不侵害群众的合法权益，在此试从以下方面论证相对集中处罚权的执法机关拥有行政强制措施及其理由：

第一，行政许可权与行政处罚权的分离已经起到了制约权力滥用的作用。例如营业执照由工商部门颁发，无证经营、占道经营、摊点外溢由行政执法机关进行处罚，又如，颁发建房执照的是土地、建设部门；无证建房的违章行为由行政执法机关进行处罚等等，应该说，这种许可权与处罚权的分离，充分体现了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

第二，行政处罚权与行政强制措施的分离，只能导致整个行政程序过于繁冗，行政处罚难以及时落实，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纠正和处罚。例如在市容市貌整治中，对店外经营、占道经营作业的违法行为进行纠正。处罚时，违章户拒绝接受，城管执法队员因没有行政处罚强制措施而只能任其继续违法。待城管执法队员花几天的时间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摊主就把摊点收回，但法院的执法人员一走，其又把摊点摆出来。如此反复，常常让城管执法工作面临窘境。

第三，行政处罚权没有行政强制措施作后盾，执法力度明显削弱。例如，依《城市规划法》规定，违法建设的当事人对处罚拒不执行的，由作出处罚的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行政执法人员只能向当事人下达一个通知书，然后依靠当事人自觉执行，若当事人拒不接受处罚，才能在规定的期限届满后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现实情况是，违章户不但不会主动拆除，反而加班加点赶在法院之前完成违法建设，既增大了拆违难度，又增加了拆违成本。因此，没有行政强制措施（执行权），执法工作很难及时、有效地进行。

第四，行政处罚权与处罚强制执行权合并，并不必然损害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依《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规定，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程序中，作出行政决定的机关必须在规定期限内提交作出行政决定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逾期不提交的，其行政行为视为违法，行政机关不得调取在作出行政决定时没有收集的证据，该类证据不得作为确认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这一证据规则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决定时必须调取、收集所有当时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否则将承担行政被撤销、变更、确认违法的后果。可以说，行政救济程序从举证责任的分配到证据采用的规则，都使行政相对人处于非常有得的地位，为保护群众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充分保障。同时，公民对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不需交纳受理费，这意味保护群众合法权益提供了供质保障。

行政执法篇2

[论文摘要]本文首先对行政执法监督的必要性进行了简单阐述,然后针对目前行政执法监督的现状作了个人分析,并提出了四条行政执法监督的有效开展途径。

行政权的经典定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三权分立”理论基础之上的,是对应于立法权、司法权的一种权力。在中国大陆,行政权虽然没有立法权和司法权那样对法律影响深远,但是它却广泛的影响到公民的生活和工作。在浩若烟海的法律法规中,行政法的数量占据了八成以上。因而,依法行政的落实,对依法治国方略的正确实施,影响可谓大矣。

一、行政执法监督的必要性

我们发现现代行政权的日益扩展,行政事务的渐趋复杂,行政职能越来越广泛深入地介入公民生活,造成公民权利受到影响和侵害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行政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腐蚀和异化的可能,不仅成为理论上的一种推演,而且也为社会实践所证实。虽然近年来依法行政的口号之下,行政机关的办事效率和合法程度已经较以前大大改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百姓的抱怨声还是屡屡见诸报端。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从各类媒体,特别是网络上看见对行政执法权力滥用的揭露和批判。权大于法、情重于法、贪赃枉法的现象在行政执法中的确常有发生,这不仅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和形象,而且严重破坏了法律的尊严,危害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在历届“两会”热点问题中,网民最关心的也就是腐败问题。中央也一直强调反腐工作关系到我党的兴衰存亡。而解决依法行政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

二、行政执法监督的现状

目前我国的行政执法监督主要有人大监督、自身监督、审计机关监督、舆论监督等形式。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它的监督是最高层次和最具效力的。人大对行政执法的监督,主要是审查政府规范性文件是。要建立政府及其行政部门及时向人大报送规范性文件的制度。人大要以有关法律法规为依据,及时组织力量审查政府报送的规范性文件。一旦发现有与法律法规相违背的,要迅速向政府提出监督意见直至撤销该规范性文件,以便从源头上堵塞违法行为。但是人大的监督有触及不到的地方,特别是对基层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违反行为,在执法过程中的犯法行为,监督力量无法达到。现实情况表明,某些违纪违法的行政执法事件,采取诸如纪律处分、通报批评等内部处理形式,往往会触动不大,甚至对某些有关部门及责任人来说,还会无动于衷,过后依然我行我素;而事件一旦被报纸、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公开披露后,就会产生一连串的震动效应:当事人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组织的处理甚至被追究法律责任;当事人所在单位会迅速采取补救措施整改工作,以尽快消除负面;有关行政执法部门也会以此为鉴,开展活动,抓好防范工作。但是宣传舆论部门也有可能被一些主管宣传的行政部门影响,对一些较大的案件或者关系到关键负责人的案件不予报道。单独看任何一个监督形式都无法独立完成监督功能。

三、行政执法监督的有效开展途径

要遏制行政执法中的腐败现象,确保行政执法走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治轨道,就必须建立一种从内到外、从上到下全方位的监督制约机制。

(一)思想上防微杜渐,警钟长鸣

法治的大敌是人治。在行政执法中出现的以权压法、以情轻法、贪赃枉法等腐败问题,主要是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思想在作祟。行政执法的主体是各级领导干部以及各级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因此,依法行政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强对领导干部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为他们构筑一道法律至上的思想防线。

(二)建立严密的内部监督机制

固本方能培元,本在于行政执法系统本身,只有行政机关本身做到刚正不阿,才能从根本上解除违法行政的滥用。建立严密的内部监督机制,正本清源,防微杜渐。一是要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全面推行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经费由财政部门核拨,行政部门在执法中的罚没收入和行政性收费全额上缴财政,并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制度。彻查部门设置的小金库、小钱柜,以期从源头上堵塞乱收费、乱处罚。二是要建立和实施执法责任制和错案(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要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将行政法律法规分门别类,按其确定实施的行政机关,并层层分解落实到各有关职能部门及岗位,明确执法职责,促使执法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全面提高执法水平。三是要加强执法队伍建设。要把好进人关。通过公开招考,选拔、录用执法人员,努力建设一支思想素质、法律素质、业务素质过硬的执法队伍。执法机关的负责人要定期交流,重要岗位执法人员要定期轮换。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第四,要加强监察、审计监督。监察、审计部门同属政府行政机构序列。在建立行政执法的内部监督机制中,要充分发挥监察和审计部门的作用。

(三)政务公开,接受外部监督

如果搞成“阳光政务”,接受群众监督,那么等于又是一道强有力的节制。在不少行政纠纷案件中,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就是某些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没有充分陈述行政收费、行政执罚的依据和标准,认为他们是在搞“暗箱作业”。这种行政执法缺少透明度的做法,说轻些是有关人员素质低下、态度生硬,说严重点是执法

人员剥夺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不敢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这是与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违背的,也是与依法治理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的,我们必须高度正视这个问题。行政公开,是依法行政的一项重要原则。实践也充分证明,政府行政部门只有无条件的全面地推行行政公开,将所有行政执法行为置于全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才有可能做到依法行政、公正执法。

(四)高效调查和处理违法行为,以儆效尤

对违法行政案件进行认真查处,给人民群众一个满意的交代,表明行政机关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是出现违法行政行为之后,行政机关需要立即采取的行动。人非圣贤,不怕犯错。但是有错必改,有错必纠,才是一个负责任的行政机关的作为。查清案情真相,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客观公正的处理,才能经得起人民群众的检验。调查往往涉及多个部门和个人的行为,调查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抵触和人为设置的障碍,如果只是在浮在表面查,很难查到案件的真实情况,必须深入进去刨根问底,方能查清案件的来龙去脉,确定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应负的责任。不查处或查处不力,执法犯法、徇私枉法就难以从根本上杜绝,个案监督就会半途而废,就起不到和警示作用。及时查处违法行政案件,不仅增强了个案监督工作的刚性和实效性,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综上所述,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应该是一个由多方面组合起来的系统工程。如果能够把这个在党委的领导下的以内部监督为基础、以人大监督为主体、以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为辅助的全方位的立体监督体系建立起来,多管齐下,形成合力,那么,行政执法活动就一定会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

参考文献

[1]王佳洁,行政执法监督制度的完善[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04)

行政执法篇3

一、交通行政执法中的期间、期日的概念。

（一）、期间

交通行政执法中的期间，是指交通行政执法机关、行政执法相对人等交通行政执法活动的参加人各自完成某项交通法律行为的一段时限。是由某一时间点到另一时间点之间持续经过的时间，如一个月，一年，从2003年11月30日到2004年11月30日。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依照前款规定收到申请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审查完毕，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浙江省公路养路费征收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车主应当在停驶之日起十日内持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到车籍地或者调驻地征稽机构办理报废手续”等都是属于期间的规定。

期间的特点是：(1)具有起止性，期间须具备始点(始期)和终点(终期)，两者缺一不可。(2)具有持续性，期间为时线，与作为时点的期日不同。期间指明了一定法律关系存续的时间范围，在交通行政执法活动中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二）、期日

期日是“期间”的对称，是指交通行政执法活动的当事人进行法律行为的某一特定的具体日期。它是不可分的一定时间，如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可分为交通行政执法机关进行法律行为的期日和交通行政相对人进行法律行为的期日。前者如交通行政执法机关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日子、向行政相对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日子等；后者如交通行政相对人提出听证申请的日子、行政相对人执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日子等。

（三）、期间与期日的区别

期日和期间有明显的不同。首先期间有始点和终点，而期日只规定开始的时间，不规定终止的时间；其次，期间分为法定期间和指定期间两种，而期日完全由有关部门指定；第三，期间中的法定期间，交通行政执法机关和行政相对人都无权变更；而期日则可以由行政执法机关决定变更；最后，期日因特殊情况的发生可以变更，而期间有的可以变更，有的不能变更。

二、期间的计算

交通行政执法行为往往是在一定的期间内进行的。期间的起止，关系到交通行政执法机关职权和职责的实现，关系到行政执法相对人权利的行使和实体权益的保护与实现。为维护交通行政执法活动的正确开展，维护行政相对人权利，期间的计算是一个重要问题。这也是交通行政执法过程中较易起混淆的一个法律问题。

(一)计算期间的单位

期间的计算单位是时、日、月、年，何种交通行政执法活动以时或日或月或年为计算标准，则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或者交通行政执法机关依法指定。

(二)计算期间的方法

1、期间开始的时和日不计算在期间内。无论是法定期间还是指定期间，期间开始的时和日，不计算在期间内，而从下一个小时或者从次日起算。如《浙江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44条规定，“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对当事人的投诉应当受理，并在受理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答复和处理”，在这里，如果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受理投诉的时间是2005年3月4日，那么计算这—期间时，就应当从第二天，即2005年3月5日开始起算，也就是说应当在2005年3月19日以前作出答复和处理。

2、期间以月计算，则不分大月、小月；以年计算的，不分平年、闰年。以月计算的，期间届满的日期，应当是届满那个月对应于开始月份的那一天；没有对应于开始月份的那一天的，应当为届满那个月的最后一天。例如，交通行政执法机关在对相对人做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应当告知相对人“应当在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果行政处罚决定是2005年3月4日作出的，那么行政相对人提出行政诉讼的最后期限是2005年6月4日；如果行政处罚决定是2004年11月30日作出的，那么行政相对人提出行政诉讼的最后期限是2005年2月28日。

3、期间届满的最后一日是节假日的，以节假日后的第一日为期间届满的日期。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第二款规定，对于登记保存的证据，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在此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若交通行政执法机关是2005年4月24日作出证据登记保存的决定，第7天刚好是2005年5月1日，（当天是法定节假日，法定五一节休假3天），那么就应该以节假日结束以后的次日（5月4日）为要求交通行政执法机关做出处理决定的最后期限。若5月4日恰好是双休日的，则依相同原理再次后推。

行政执法篇4

一、肯定成绩，总结经验，进一步增强做好农业行政执法工作的信心

近年来，在农业部和中共浙江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的重视与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浙江省各级农业部门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深化农业行政综合执法为抓手，以执法体系规范化建设为载体，通过强化执法，树立了执法权威，提高了农业部门的地位，得到了社会和群众的充分肯定。

(一)积极开展立法和普法，农业法律体系更为健全。根据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浙江省农业厅和有关市农业部门及时提出立法建议，积极开展调研，协助人大和政府搞好农业立法。浙江省先后出台了涉及基本农田保护、种畜禽、蚕种、农机、饲料、食用农产品安全管理和动物防疫、农村集体经济审计等方面的地方性法规、规章，杭州、宁波市也对农业法规体系进行配套完善。与此同时，根据“四五”普法规划，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大力开展普法宣传教育。通过学习，提高了广大干部职工的法律意识，增强了依法行政的能力，推动了全社会依法治农氛围的形成。

（二）全面深化综合执法，执法体系不断完善。浙江省各地以农业综合执法为方向，积极探索，大胆实践，从机构编制、职能定位、经费保障、机制运行等方面入手，着力增强执法能力。目前，全省有11个市、68个县组建了农业行政执法支（大）队，占应建数的97.5%；丽水及所辖7个县和安吉、上虞、路桥等市县的农业行政执法机构、人员已定性为依照公务员管理，全省基本形成了省有总队、市有支队、县有大队，上下贯通、运行有效的农业行政执法体系。与此同时，全省开展了以“五有”为内容的农业执法体系规范化建设，浙江省每年安排专项资金，为市县两级配备交通工具、执法装备，各地也相应增加经费投入，改善了执法机构的设施装备条件；狠抓制度建设，制订了农业行政处罚程序、听证程序、错案责任追究等规章制度，有效地规范了执法行为，每年结案率、办案正确率都在99%以上；调整充实执法人员，吸收了一大批学历高、业务精、责任心强的同志进入执法行列；重视执法人员的上岗培训和知识更新，全省现有3600多名农业执法人员全部持证上岗，形成了一支具有专业化和较高素质的执法队伍。

（三）着力强化源头监管，农资市场秩序进一步规范。浙江省各地抓住关键环节和关键季节，组织开展“绿剑”系列执法行动，严把农资市场准入关，对农资生产单位强化重点管理；加强农资信用监管，指导企业建立生产经销档案等，引导连锁经营，建立完善激励和警戒机制；经常组织明查暗访，通报典型案例并予重点回访，对农资市场管理始终保持了有力的监管态势。通过连续几年的整治，使生产经营者的法律意识明显增强、主体进一步优化、行为日趋规范，全省农资市场秩序明显好转。

（四）狠抓质量全程管理，农产品安全水平明显提高。围绕农产品安全，从生产到加工的各个环节都落实管理措施。每年元旦、春节和国庆等重要节日，都组织“绿剑保安全”集中执法行动，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农业投入品和农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每年抽检2500批次以上，严厉打击逃避检疫、加工销售病死动物及其产品，以及经营使用违禁农药、兽药、饲料及饲料添加剂、肥料等违法行为，切实保障城乡居民吃上“放心菜”、“放心肉”。*年浙江省抽检样品276个，盐酸克伦特罗阳性率为零；全省11个城市蔬菜质量抽检平均合格率达88.1%，比前几年有较大提高。同时，牵头组织毒鼠强专项整治，截至*年底，共捣毁非法经营窝点647个，收缴毒鼠强1274.3公斤，查处非法制贩毒鼠强案件217起，移交司法机关69人，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行政执法篇5

关键词:行政执法政策;行政法治;充实

一、行政执法政策对依法行政观念的充实

行政法治要想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就必须跳出形式规则主义的范畴，改善公共行政环境，科学地处理社会公共治理问题。依法行政主要依据整体的法律规范，除此之外，还可以参照一些具有法治精神的执法政策。建立行政法的主要作用就是控制和规范行政权，运用法律规范为行政权力设置边界，但边界的限制并不意味着降低了行政权力的能动性，在界限范围内，其行政主体在处理各项事务的过程中仍应保持原有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地回应社会治理问题，努力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对法律规范中的规则进行补充完善。这些举动都表明了政府的积极支持态度，努力实现行政方式、规则与法律制度相结合，坚持法治主义，坚持以执行的法律的态度去处理行政工作，并对依法行政的内涵不断深化和进一步扩展。

二、行政执法政策对行政法渊源理论的充实

法治行政的来源主要是行政执法政策，它不但丰富了行政法的渊源理论，还促进了行政法体系的形成。长时间以来，学术界主要依据“司法中心”对行政法渊源进行判定，即坚持把行政诉讼的法律依据作为核心，采用行政法以及行政法学的发展思维，对其进行详细的归纳。从以往的惯例来看，公学法的基本视角都是通过法院以及法官的思考对已经发生的纠纷进行判决，这样法律就被赋予了新的特点，但是实行行政法并不能仅仅依靠法院，越来越多的社会新问题已经超出了法院的判断范围和判断标准，因此，加强行政工作的推进，丰富多样化的行政手段成为了行政法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于是，在行使行政权力的过程中提出建立行政法的新模式成为了目前行政法学研究的重点。从这个层面对行政法渊源进行解释，应该包涵与当事人和法院有关的具有约束力的行政法律规范，行政执法政策是对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规范要求，对处理行政问题和有关人员也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因此也被归类于行政法的渊源当中。近几年来，很多学者对行政政策作了深入研究，主要以法治以外的规则形式为主，并主张实行“公域软法”，这种研究模式需要一定的行政环境和真实的行政过程，在研究此问题的过程中，包括对行政执法政策之内法治现象的研究，另外，在行政法学的研究中，逐渐完成了由行政救济到行政过程的转移。

三、行政执法政策对裁量基准理论的充实

“裁量基准”作为行政法中的重要命题，自出现之后，对其的研究都是通过两个角度进行，其一是关于它在行政裁量权中的地位以及对其的影响程度，其二则是关于它对行政权力的不利研究，导致行政权力僵化问题。因此，格次化的裁量基准有助于加强行政裁量的严谨性，体现了法律形式的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执法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在行使行政裁量权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强化行政内部监督机制。但在对其细致化的过程中可能会付出一些代价，有可能降低行政效率和行政的能动性，在数量换算中甚至还会导致原本的行政目标偏离。在对裁量基准细致化时，要结合其中的具体质疑和发挥的效应，若执法方式和执法力度均没有超出预先设置的基准时，就不必要行使行政裁量权，这样预设权可以交给理发主体，对其处理也更便捷，更加接近法制化要求。“情节”是确定和追究法律责任的重要依据，尤其是在行政处罚中更是重要的处理标准，但“情节”的具体处理比较复杂，需要对事件的整体过程进行细致化的裁量，按照基准在处理每一个独立单位时必须进行合理性认可，即对社会生活中的违法行为进行整合，预先制定一些通用的裁量标准。因此，在处理此问题时，笔者认为，行政执法政策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特殊的裁量基准，它的优质功能正好能够与过分细致化的裁量基准互补，使裁量基准成为高能动性的规范化标准，实现了裁量权力规则的整合。第一，执法政策符合裁量基准的基本形式和内涵要求。执法政策在创立之始，由行政机关内部根据原有的政策形式进行规划，并在执行过程中发挥相对于人的效力。第二，执法政策与裁量基准的细致化在实践过程中，都必须以满足立法的需要为标准。前者在设定目标之前，需要对社会治理中的现实矛盾进行综合评估，而后者则属于不受干扰的个案正义，在每一项执法行为中都需要避免其他因素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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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湛中乐，苏宇．社会管理创新与行政法形态之变革［J］．行政法学研究，2012，01:13－18．

行政执法篇6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行政执法监督，是指县级以上（含县级市、区，下同）人民政府对其所属工作部门以及下级人民政府执行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情况进行监督，并对违法行政行为依法予以纠正的活动。

对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受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组织的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适用本条例。

行政监察、审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履行行政监察、审计职责。

第三条省人民政府负责全省的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市、县（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工作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办理行政执法监督中的具体工作。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下列行政执法监督制度：

（一）法律、法规、规章执行情况报告制度；

（二）行政执法责任制；

（三）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

（四）重大行政处罚备案审查制度；

（五）行政执法检查、督察等制度。

第五条法律、法规、规章实施一周年后的三个月内，负责组织实施的部门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贯彻实施情况，并将报告抄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其后，在实施中出现重大情况应当及时报告。

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法确定所属工作部门的执法责任，并定期对其执法工作进行检查。

第七条下级人民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应当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各级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应当报本级人民政府备案。

第八条下级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在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作出的重大行政处罚，应当在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报本级人民政府备案。

第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报送备案的处罚决定，应当于收到备案报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审查完毕。经审查发现有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按本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处理。

对报送备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依法申请复议的，由复议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条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发生争议的，由共同的上一级行政机关决定。

第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于本行政区域内的违法行政行为，应当责成有关部门查处，或者依法直接查处。

第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本条例实施行政执法监督时，被监督的行政机关应当根据要求如实汇报情况，并提供有关材料。对行政执法监督中提出的批评、意见，被监督单位应当提出书面整改报告，对有关的监督决定，被监督单位应当执行。

第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行政执法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可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中发现的问题，依法予以纠正或者撤销；

（二）行政执法主体资格、执法职责不合法的，责令其停止执法活动；

（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不当的，依法责令纠正或者予以撤销；

（四）违法使用执法证件或者执法标志的，责令其纠正；

（五）对罚款、没收财物的处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责成有关部门依法查处；

（六）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责令限期履行。

第*条对行政执法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发出《行政执法督察决定书》。有关行政机关对行政执法督察决定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行政执法督察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决定的人民政府申请复查，人民政府应当自收到复查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复查

决定；对复查决定仍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复查决定之日起30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政府申请复核，上一级人民政府应当自收到复核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复核决定。

复查、复核期间，不停止原决定的执行。

上一级人民政府的复核决定和省人民政府的复查决定为最终决定。

第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违反本条例规定者，应当责令纠正，给予通报批评、警告；情节严重的，责成有关部门依法对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行政执法篇7

【关键词】执法和解；规范原则；规范程序；执法方式；和解制度

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我国行政法治建设有了长足发展，但由于受官僚体制的积习影响、整体法治水平的制约，行政执法中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人民群众对此反映更加强烈。这些问题亟待解决，行政执法和解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问题解决之道。通过加强对执法和解协议的程序、原则规范，构建相对人与行政主体平等协商、谈判的空间，将使执法和解在行政执法中发挥更加积极的影响力。因此，研究行政执法和解办法对促进民主法治、和谐社会建设有着特殊的意义。

一、行政执法和解的概念及作用

1、行政执法和解的概念。和解的本质是争议当事人通过协商合意的方式自行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行政和解，简单地说，就是行政机关和相对人通过相互让步达成妥协，以解决他们之间纠纷的活动。广义上的行政和解，包括行政执法和解、行政复议和解、行政诉讼和解以及行政执行和解。狭义的行政和解，是指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行政机关对拟作出的行政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或者法律关系经调查仍不能确定，或者调查所需费用过于巨大，为有效达成行政目的，行政机关与相对人相互让步达成书面协议的活动。行政执法和解不同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中的和解，也区别于行政诉讼调解、行政调解和具体行政行为。

2、行政执法和解具体适用。从国内外实践来看，执法和解已经应用于税法、证券法、反垄断法、环境法和专利法等领域。执法和解以拟作出的行政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或者法律关系具有不确定性、和解当事人的互相让步以及应当具备的合法性为适用条件。

3、行政执法和解的作用。执法和解有利于迅速解决行政争议，增进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理解和信任；执法和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它极大地节约行政主体和相对人的成本，弥补了行政主体在机关领域的专业不足，有效地提高了行政执法效率。执法和解一方面实现了行政相对人的民主参与；另一方面执法和解彰显了现代法治―民主行政的理念。这就要求行政主体以实现社会公众福祉为目标，积极探索创新执法方式，维护良好的社会法律秩序，创建和谐友好的行政法治环境。

二、行政执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着执法环境有待改善、执法效率不高、财政制度有缺陷、程序化水平和公开公正性都不高等问题，反映较为突出的问题有：一是执法方式简单、粗暴，执法手段机械、单一，由此导致暴力执法、抗法事件时有发生，如城管执法、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等问题。二是过于强调行政主体单方意志性，相对人一方没有或少有意思表示的自由，公众参与没有得到有效保障，利益表达机制缺失。三是行政执法效率有待提高，主要体现认识模糊、主题不明，关系不顺、多方干扰，利益驱动、形式主义等特点，时有产生“趋利现象、暗中操作、钓鱼执法”等现象，导致执法工作效率不高。主要从以下两方面问题研究入手。

1、“趋利现象”。各级财政需要支持事业的发展，但是由于财政制度不健全、不完善，本身存在着缺陷，国家拨款不足，地方财政资金紧张，导致很多行政执法部门需要依赖“自收自支”的办法来维持资金运转和行政执法活动，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产生了很多消极的影响。多年来，由于利益驱动会使行政执法部门滥用执法经费，看重执法福利，产生“趋利现象”，大大影响了行政执法的效率，因此，要杜绝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趋利现象”的产生。

2、“暗中操作”。我国的行政执法过程轻程序重实体，注重程序化水平和执法的公开公正性，但这种程序化水平和公开公正性实际上都不高。行政执法应遵循公开、公正的原则，但因为缺少一个系统具体规范的程序，导致行政执法没有贯彻落实公开、公正的原则，使得有些行政执法部门“钓鱼执法、暗中操作”，在行政处罚过程中，以罚代管、为收罚款而处罚的现象仍普遍存在，这种随意性削弱了公众参与的民主性，严重阻碍行政执法效率的提高。行政执法要强化公共管理，增强管理的有效性。但行政执法的管理能力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如对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强制拆迁违规房屋等构成一定的威胁。

三、行政执法和解办法的对策和建议

要想解决上述行政执法程过中存在的问题，必须深入研究行政执法和解的办法。和解办法可以从规范程序、规范原则、执法方式、和解制度、提升素养五个方面阐述。

（一）规范程序

1、提高认识明确责任。各级政府及各行政部门要完整地、全面地把握行政执法的内涵。切实解决两个误区，一是“执法等于处罚”的观点；二是“执法与优化经济环境相互对立”的观点。只有加大行政执法力度，真正做到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不扰民，才能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法制环境。

2、要加强宣传优化环境。优化执法环境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相互理解、共同配合、一起努力。各行政执法部门应加大对法律、法规、规章的宣传力度，使行政管理部门自觉知法、守法、护法，运用法律手段管理行政事务，做到言必合法，行必循法。

3、推进法治建设进程。依法行政促进执法的效率，执法部门行使权利提高决策能力，给公众树立一个负责任的良好形象。注重民主、参与两大原则，充分发挥公民的“主人翁”意识。这就要求在执法和解中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的充分重视，遵守程序，让行政相对人合理表达自己的意愿，并且使和解的结果合理、公平。

4、提高行政执法效率。行政执法效率的提高有肋于减少执法过程中的阻力和成本，同时节约了资源，避免不必要的浪费。执行部门首先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然后再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案，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行政执法效率。

5、力戒形式落实制度。各级行政执法部门要建立健全以行政执法责任制为龙头的各项行政执法制度，突出抓好各种制度的建设。同时，各执法部门要特别注意坚持从实际出发，力戒形式主义，使各项制度落到实处，发挥实效。

（二）规范原则

1、合法原则。合法原则是依法行政的重要原则，它是指行政权的存在行使必须依据法律，符合法律，不得与法律相抵触。我国人们的法律观念比较淡薄，行政违法的事件时有发生，行政法治的完善尚需努力，因此，坚持深化合法性原则既必要又迫切，更有利于规范行政权的行使。

2、自愿原则。它是行政执法和解制度的首要原则，是衡量执法和解合法的标尺。通过和解解决纠纷，双方必须在自愿的基础上相互让步、协商，从而解决纠纷问题。如果缺乏自愿，则正当性就将受到质疑，那么和解就是违法的，当事人可以寻求司法救济。

3、保留原则。法律保留原则让行政执法的过程获得法律的授权和保护。在法律的规定下，行政执法部门必须要遵循法律，行政执法才能有序进行。在行政执法程过中出现违法现象必须要承担法律责任。

4、比例原则。这个原则是公权力使用的指导原则，是为调和公益与私益，达到实质正义的一种理性思考的法则。比例原则要求行政部门应当适应它的执法目标，合理掌握行政执法的力度。行政部门还应当按照一定的程序不断进行实践探索，找出合理可行的执法方式。这一原则能够减少滥用权力的行为，减少相关人员的损失，甚至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5、参与原则。参与原则要求行政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保障机关的参与权，如行政执法的依据和内容。同时也要求执法人员履行相应义务，如表明自己的身份。加强与相关人员的交流，可以提高行政执法的效率。

6、公开原则。行政执法部门应提高对公众的透明度，让公众的知情权得到保障。公开原则可以制约行政执法，产生监督的作用，推进执法部门的廉政建设，树立执法部门的形象，提高工作效率。

（三）执法方式

执法方式至关重要，执法方式的选择取舍直接关系着执法目的的实现，直接影响着执法效果的好坏。执法方式不是简单的手段问题，而是执法者执法理念的反映。执法方式还是衡量执法者执法水平的重要尺度，是一个部门及其执法人员法律素质的综合表现。

1、行政执法是协调参与者关系的活动。执法方式的变革其实就是执法过程中协调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如执法者与公众的关系。这种变革保障了人权，推进了我国民主化进程。

2、行政执法方式从封闭式走向公开式。执法的依据、过程、结论要公开，执法方式渐渐走向开放，会建立一个有助于改善执法者与公众的关系、提高行政执法效率的平台。

3、行政执法方式从个人意识走向互动交流。执法者应听取公众的意见，不能只考虑自身的利益，只从执法的角度出发，还应注重民主。只有感受公众的力量，加强与公众的沟通交流并形成良好的互动，才能解决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4、和解作为有效解决争议的行政活动方式。现代行政法从传统的命令行政转向契约行政，由恪守形式转而追求实质法治，行政主体越来越关注相对人的参与和意见表达，力求通过沟通协商有效地解决行政争议。

执法方式的创新：一是建立一个良好的亲民平台，促使执法者服务于公众；二是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促进合理行政；三是推行“互动式执法”新模式，提高执法透明度；四是积极推广“说理式执法”，推动人性化执法。在实践中进步，这样行政执法水平才能更加规范、高效。随着国家法制化进程的推进，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行政执法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国家要建立一个完善的行政执法制度，运用执法和解来解决行政执法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

（四）和解制度

和解制度是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行政主体对拟作出的行政决定依据的事实或法律关系经调查仍不能确定，或者由于调查所需费用过于巨大，为达成行政目的，而与行政相对人相互让步并达成书面协议的活动。和解制度具有现代协商民主的理念，强调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平衡、公益与私益的平衡。执法和解制度在立法上没有规定，但在实践中人们都在应用，由于立法上的缺位，使得执法和解在实践中运用比较混乱，阻碍和解制度作用的积极发挥。

“一切有权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行政执法和解的根本目的就是最大限度的保护公民权利，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鉴于此，我们就要加强行政执法和解的监督，防止偏离其产生的目的和目标。一方面要防止行政机关“和稀泥”、高权行政，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利益；另一方面要防止行政相对人和行政机关和解侵害和第三人和公共利益。因此，要加大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和公众参与监督的力度，使行政执法和解在阳光下操作。

（五）提升素养

1、紧扣主题突出重点。行政执法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要求执法人员具有较高的法律知识素养，并具备其它有关专业方面的知识，以及较高的政治素质。因此，建设执法队伍时需要突出重点：一要认真学习和熟练掌握法律法规；二要把行政执法工作重点转变到加强经济监管和提供服务上来；三要转变工作职能、方式和作风；四要贯彻权力与责任挂钩、与利益脱钩的原则。

2、强化培训提升素养。要强化培训，提高执政水平，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执法人员提高业务素养和处理复杂案件的能力，改进工作作风，促进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廉洁执法、文明执法。

近几年来，有关“钓鱼执法”事件报道层出不穷，“钓鱼执法”呈愈演愈烈之势。行政执法者在执法中，有法不依、不遵循正当程序，严重违反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违反行政法治原则，不但突破了人们的道德底线，更为法治国家所不容。我国依法治国，行政执法不仅需要实质正义，也需要程序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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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篇8

中图分类号：：D9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码：1003-2738（2011）12-0140-02

摘要：在我国的法律规范中，对于行政执法部门的“钓鱼式”执法的要求还是空白。文章从“钓鱼”执法概念的解析入手，分析了“钓鱼”执法与相关概念的比较和方式。文章介绍了“钓鱼”执法在美国、英国以及我国的立法沿革与发展。第二部分从性质、主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和针对对象上来分析“钓鱼”执法的特征以及从中得到的启示。

关键词：“钓鱼”执法；依法行政；诱惑侦查

一、“钓鱼”执法的概述

（一）“钓鱼”执法的概念。

“钓鱼”执法，英美叫执法圈套，这是英美法系的专门概念，它和正当防卫等一样，都是当事人无罪免责的理由。“钓鱼”执法虽然在我国理论界尚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我认为“钓鱼”执法就是行政机关采取一定手段诱惑无违法意图的公民实施违法行为，然后对该公民进行行政处罚的行为，是刑事司法中的诱惑侦查手段在行政执法活动中的运用。

（二）各国有关诱惑侦查的立法概述。

1.美国关于诱惑侦查之立法。

美国于二战期间，为了防止间谍破坏活动，诱惑侦查作为特殊的侦查手段开始适用于反间谍活动，之后，适用范围又从查禁、同性恋、、违反禁酒令、贩毒等犯罪逐步扩大至侦缉恐怖活动、行受贿、窃取产业情报案和追查赃物等犯罪。为了侦缉这类犯罪，侦查人员便屡屡在侦查中以给犯罪嫌疑人提供实施犯罪的机会或某种便利条件，频繁地实施诱惑侦查。然而，自30年代始至今也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认定陷阱抗辩标准。不过，学术界和司法界基本上认可二种标准：主观标准说和客观标准说。出于抚慰民情、尊重人权的需要以及提高追讼成功率的考虑，美国司法部于1981年制定了《关于联邦调查局秘密侦查的准则》。这一基准实现了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对诱惑侦查的规制。目前，美国转向强调以宪法的正当司法程序原则来规制诱惑侦查，确保司法的公正与廉洁，保护公民权利。

2.英国关于诱惑侦查之立法。

在英国，诱惑侦查在司法界与学术界一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诱惑侦查属于秘密且带有欺骗性的侦查行为，也就是属于最隐密的侦查行为。英国在 1969年到2000年初，无论是警察与刑事证据法还是其他立法，都未对诱惑侦查行为进行系统的法律规制，仅有英国政府内务部的有关犯罪及侦查相关事务的规定中的一些条款涉及到诱惑侦查，如其中有条文规定：

（1）警方的任何成员或人都不得劝说、引诱他人实施犯罪行为。

（2）如果一名警方人给警方提供这样一个信息，即某人有进行某种犯罪的意图，警方因此认为警方应参与其中以获取证据，那么此时警方才能参与。

（三）我国诱惑侦查的实践和构建。

1.诱惑侦查在实践中大量被适用。

由于我国现行的立法并未对诱惑侦查作出明确的规定，这便使诱惑侦查在使用上基本处于无控制的混乱状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诱惑侦查适用对象存在一定的随意性。（2）诱惑侦查适用案件范围混乱。（3）诱惑侦查适用过程中，缺乏相应的限制及监督机制。

2.诱惑侦查法律制度的构建。

我认为对于诱惑侦查，应在其实施的主体、对象、范围、程序及监督制约机制等方面加以规制：

（1）诱惑侦查实施的主体。

诱惑侦查实施的主体应当定为法律授权的侦查机关、侦查人员以及他们的委托人，普通的公民一般不允许实施诱惑侦查行为。

（2）诱惑侦查的适用对象。

一般来说，凡是过分强调镇压犯罪的必要性的国家，均对诱惑侦查的对象采取比较宽泛的主张；而凡是强调人权保护、程序正当的国家，均对诱惑侦查采取严格限制的主张。弱化其犯罪意识，甚至会产生一种不利于其改造的消极心理，因此，任何形式的诱惑侦查都不宜适用于未成年人。

（3）诱惑侦查的适用范围。

诱惑侦查手段的实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侵犯普通公民合法权益的危险，所以，在引入诱惑侦查时，有必要对其适用范围加以明确规定，以防止在侦查实践中任意扩大其适用案件的范围，从而避免滥用侦查权侵害公民权利的弊端。因此，诱惑侦查手段所适用的案件范围应界定为社会危害性很大，采用常规的侦查手段难以侦破或难以取证的刑事犯罪，不包括一般的治安行政案件。

（4）适用诱惑侦查的审批程序。

我国很多的学者主张借鉴德国的经验，由检察院来对是否实施诱惑侦查进行审查批准。其理由是检察机关是不参与侦查活动的第三者，能够更加公平客观的判断诱惑再次是否合法可行。但是我认为，从我国的刑事诉讼实务来看，检察机关承担诱惑侦查的审批职能是不切合实际的。首先，检察机关已经承担太多的监督、检察职能，检察人员超负荷工作，没有足够的精力来负担更多额外的职责。其次，侦查机关使用诱惑侦查要报检察机关批准，取得批准书后方可实施诱惑侦查，这个审批过程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警力，不符合效率原则。因此，我建议诱惑侦查的审批权还是保留在侦查机关内部，但要提高审批的级别，由办案单位的负责人审批，并向上一级部门备案。

二、“钓鱼”执法的特征

（一）从性质上来看，“钓鱼”执法是一种行政执法行为。

行政执法是特定的行政主体为执行有关法律规范，依照法定职权，就特定的具体事项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作出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其权利义务的行为。“钓鱼”行政执法作为一种行政执法行为。而诱惑侦查是指“为了侦破某些极具隐蔽性的特殊案件，侦查人员或其协助者，特意设计某种诱发犯罪的情境，或者根据犯罪活动的倾向提供其实施的条件和机会，待犯罪嫌疑人进行犯罪或自我暴露时当场将其拘捕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 [2] 与前述的诱惑侦查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诱惑侦查属于刑事司法行为。

（二） 从主体上来看，“钓鱼”执法的实施主体具有特定性。

“钓鱼”执法的“钓鱼”者必须是享有行政调查权的公务人员或行政人，与一般的群众举报相区别。有些“钓鱼”行政执法的诱使者是一般公民，但其主观上是受行政主体的委托而进行的，其所实施的行为并不是一种自发行为。

（三） 从主观方面来看，“钓鱼”执法的实施者处于积极主动的态势。

“钓鱼”执法是特定的行政主体为破获特殊案件而积极主动地采取诱惑性手段，在案件调查阶段，被诱惑者的整个活动过程处于行政主体的严密监控之下，违法行为实施时或结果发生后，就是被诱惑者被抓之时，所有的调查取证工作也几乎同时结束，而且往往是在违法现场。这是“钓鱼”执法的最大优点。

（四）从客观方面来看，“钓鱼”执法的手段具有诱惑性。

行政主体在行政活动中享有行政调查权，行政调查可以公开进行，也可以暗中进行。“钓鱼”执法是指行政主体在案件的调查阶段采取了诱惑调查的手段，即通过采取各种诱惑性手段，如提供实施行政违法行为的种种客观便利条件等，引诱被调查对象进行行政违法活动。正常行政执法活动中的明查暗访不使用诱惑性手段。是否采用诱惑性手段是一般行政执法与“钓鱼”行政执法的最主要区别。

（五） 从针对的对象来看，“钓鱼”执法针对的对象是不特定的相对人，不论其主观上有没有违法意图，但不包括已有一定证据证明有违法行为的相对人。

如果行政主体在有一定证据证明行为人有违法行为但一直无法将其抓获的情况下，采取诱惑性手段将其抓获。然后以原先已有证据证明的违法行为对其作出处理，此时行政主体的执法行为并不是“钓鱼”行政执法。因为在该种执法行为中，诱惑性手段本身仅仅是一种抓捕手段，行为人将来所可能受到的惩罚源自其以前的违法行为，而与因被诱惑所实施的行为无关。

三、从“钓鱼”执法事件所得启示

（一）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首先，是依法行政与依法行政理念的树立。其中包含在法治国家中依法行政至少应具备的要求：第一，行政机关行政权力的取得、运作及其监督都要依法，严格规范国家行政权力的行使。第二，依法行政的目的是保护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第三，坚持依法行政还必须贯彻以人为本的观念，更好地做到文明行政、文明执法。因此，合法行政、程序正当、诚实守信这三项要求是现代法治国家依法行政的基本理念。其次，依法行政能力的提高是时展对行政机关的要求。

（二）切实加强和完善对行政权、执法权的多层次监督机制。

《行政处罚法》规定：“财政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返还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返还没收非法财物的拍卖款项。”“钓鱼执法”现象之所以会出现，根源在于权力的运行与行使不能受到有效制约，使得相关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敢于肆无忌惮地实施违法执法行为，肆意侵犯公民权益与公共利益。因而，对于遏制包括“钓鱼执法”在内的各类违法执法行为而言，最为根本的是要建立健全权力制约机制，使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敢、不能实施违法执法行为。

（三）取消财政按比例返还行政罚款的做法，铲除“执罚经济”滋生的土壤。

“钓鱼执法”实质上是一种“执罚经济”，即通过非正当乃至违法执法的手段侵犯公民权益为自身谋取利益。而相关执法部门之所以会奉行“执罚经济”，是因为其能通过罚款获得利益。唯有彻底取销各地当前依然存在的财政按比例返还行政罚款的规定，才能从源头上消弭部分执法部门奉行“执法经济”的诱因，从根本上消除包括“执法钓鱼”在内的各类违法执法现象。

(四) 完善相关立法。

出现“钓鱼执法”事件，除了滥用执法权、监督机制缺失，部分原因还在于现行一些法规过于原则、笼统，可操作性差，有的已时过境迁，相关执法人员无所适从。因此，相关机关立法要及时跟进。

（五）行政执法应维护良好的社会道德。

政府部门的执法不仅简单的是一个执法部门的行为，在社会公众看来它是代表政府，代表国家的行为。当一个政府行为与社会公众普遍认同的社会道德相抵触的时候，必然引起社会强烈的反响。此次“钓鱼”执法事件，社会普遍争论的焦点就是政府部门执法的方式严重违背了社会基本的道德规范。一个违背社会道德的行政行为，不是一个好的行政行为，也不是一个恰当的行政行为。所以，政府的行政行为不仅仅要依法行政，还要尊重社会道德。

总之，依法行政要求行政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应做到依据法律法规来办事，行政执法不能不作为更不能乱作为，一切超越法律之上的行为都要为之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依法行政的重要性就体现它防止行政部门利用公权力侵犯公民个人的权利。

参考文献：

[1]龙宗智著．《理论反对实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第186页]也有学者称之为诱饵侦查、陷阱侦查。

[2]姜明安.行政执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 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页。

[4]姚忠伟“钓鱼式”行政执法与依法行政[J].黑龙江史志，200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