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体制改革范文

行政体制改革篇1

在政治体制改革进退维谷而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行政体制的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行政体制改革提出的目的就在于及时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求并进而带动政治体制改革。由于中国政府传统行政思维和行为的惯性影响，以及政府及其成员本身的权力利益关系，政府缺乏自我改革的内在动力。在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应是克服各种改革阻力，通过结构性的职能转换，有效地适应经济发展的新情况。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明确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三大体制改革的思路。其中行政体制改革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先导，既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入进行的客观要求，又是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推进的直接动力。有的学者指出：“当行政体制改革的诉求被提出后，它就同时承担起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双重任务：一方面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克服旧体制下形成的某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促进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另一方面通过改革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某些弊端，巩固新的经济基础。”（注：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20年》，第1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行政体制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实际启动的共同要求，处于中国体制改革逻辑发展全程的结合部。

实际上，行政体制改革本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有的学者指出：政治体制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各种政治组织（政党、政治团体）与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及其运行制度；二是政权的组织形式或政体；三是政府（行政机关）的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即行政体制。（注：参见王惠岩：《当代政治学基本理论》，第194-20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但在政治体制改革在总体上难以推进的情况下，行政体制改革便从政治体制改革当中脱颖而出并进而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对此，学术界予以相当的关注，从不同角度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予以论证。例如一种观点认为，虽然从法理上讲，中国“议行合一”的国家政权体制决定了行政机关只是立法机关的执行机构，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政府发挥着非常活跃的国家统治和管理力量的功能，在所有国家机器（人大与“一府两院”）中居于主导和中心地位，实际承担着大量行政立法、决策和执行事务。（注：张国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光明日报》，1993年2月21日。）因此，将行政体制改革从政治体制改革中单列出来，一方面有利于推进行政领域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适应经济体制的变迁，带动政治体制的变革。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五六十年代后的政治发展经验，特别是亚洲“四小龙”行政体制改革先导的成功经验，为中国体制改革的模式选择提供了取同的对象。国外学者普遍认为，行政体制改革优先模式比较适合发展中国家的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优先模式并不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情。由于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涉及政府功能的定位、政府组织结构的设置、行政权力的运行、行政法制的建设以及行政人员的管理等，可以广泛借鉴外国政府管理的经验，故具有较高的实际可操作性。（注：参见汪玉凯：《从政策调整到体制创新》，《工人日报》，1998年10月14日。）

从根本上说，行政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从政治体制改革当中剥离出来并取得重要地位，是由中国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根据政治―行政“两分法”的基本理论假设看，政治体制改革导向权力利益再分配和公平与民主诉求，行政体制改革导向责任和效率，行政体制改革能以改善政府成本―效益关系（紧缩编制、转换职能、澄清吏治、提高效率等）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同时避免积极政治体制改革所可能造成的超前政治参与等“转型问题”。（注：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中指出，“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出现的大量问题，并不是落后的产物，而是转型的特有问题，包括大规模的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之间的矛盾等等。）从现实情况看，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以行政为中心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无论是政策的制定还是政策的执行，政府的效能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行政领导，政治与行政之间形成了不可分割的交织关系。（注：参见安德森；《公共决策》，第47-49页，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这决定了行政活动对于政治的重要影响，行政体制改革可以有效促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结合部”地位基本达成了一致性认识，包括国家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完全认同这一定位，认为“行政体制改革处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部的位置，这就是我们在研究企业改革时，必然要研究下放权力、政企分开、转变职能等问题，在研究行政机构改革时，也必然要研究转变职能、政企分开、下放权力等问题的原因”。（注：鲍静：《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访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顾家麟同志》，《中国行政管理》，1996年第4期。）在政府制定和贯彻的国家改革政策中，也基本体制了这种厘定行政体制改革自有范畴与三大体制改革相互联系的关系，把行政体制改革视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适度分离的发展模式，保证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两个方面兼顾。总之，行政体制改革“上下结合部”的战略定位，使其在国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宏观改革进程中扮演了承上启下的重要角色。行政体制改革既是适应和驱动相关改革领域的手段，又能达到理顺行政系统内外关系、重构政府权力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目的。

不过，学术界在基本肯定行政体制改革的这一“结合部”地位的同时，对于上述“三大体制改革”的先后序列、以及行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驱动与制约关系的理论与现实，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上下结合部”地位，确立了中国体制改革“经济――行政――政治”式的基本序列，即先经济体制改革后行政体制改革再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进程。（注：张国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再思考》，《光明日报》，1993年6月23日。）于是，在行政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关系上，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对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及其载体――行政机构提出了改革要求，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就只能是一种适应性改革，基本方向就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政府内外部有碍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尤其是有碍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弊端。

有的学者进一步从学理上对此进行了阐发。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行政生态论，即认为中国的行政体制及其活动总是处于一定的行政生态环境之中，“行政生态环境是与行政系统有关的各种条件之总和”。（注：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第3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有学者指出，由于行政体制和外部社会环境之间进行着不断的“输入――转换――输出”的交互作用，行政体制的发展始终处于与外部社会环境“适应――不适应――变革――又适应”的螺旋式前进的状态之中，行政体制与整个社会体制也因此显现出“平衡――不平衡――平衡”的动态关系格局。（注：池如龙：《改革：行政管理的永恒主题》，《社会科学动态》，1998年第11期。）还有学者明确指出，“行政体制改革就是行政主体自觉适应社会环境的过程。由于社会环境总是不断变化的，因而行政系统必须周期性地进行变革，以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注：张安庆、：《当代中国社会环境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武汉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因此，行政体制改革是政府体系阶段性地适应变化中的外部社会环境，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进展和需求，以避免更大的社会不满和推动进一步的社会发展。在实践中，上述观点也是伴随行政体制改革进程的主流理论。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为行政体制改革确立了一个较高的起点，即改革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适应。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实质性的核心内容，就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解决各类国有企业改革这一“瓶颈”问题，把国有企业的行业管理权、资产管理权和人事管理权分别划归不同部门，理顺政企关系，调整政府内部结构，转变政府功能。

但也有学者比较偏重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的内在规律和内生变量。由于上述“适应论”主要把行政改革作为一种因变量而不是自变量看待，正像有学者评论说：“正是为了适应经济改革的要求，才把行政改革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改革领域提上了日程。也就是说，中国的行政改革，不是主动根据政府行政管理的基本规律，从行政管理的特点出发加以设计和推进的，而是以经济改革的理论和经济改革的要求来推动行政改革的。”（注：郭宝平：《行政改革理论和实践的特点与误区》，《中国行政管理》，1999年第1期。）这样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即行政体制改革虽然需要政府自身去完成，但不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行政体制改革并非由政府自身发动”（注：张国庆：《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论》，第32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因此改革的最大缺陷就是政府缺乏自动力机制，行政体制改革需要一个长期积累的逐步发展过程，改革的模式必然是渐进主义。与此相应，还有观点认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应摆脱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刺激――回应”的逻辑局限性，推行行政体系的自我革新和主导型的行政体制改革。例如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行政系统一直在进行着适应性的变革，集中表现在1982年、1988年和1992年三次大规模的行政机构改革，行政系统的角色无形中被定位为社会经济的“消防员”和“稳定器”，行政体制改革成为亦步亦趋的应景式的调整，从而在事实上忽视了行政体制改革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注：汪永成：《新一轮行政改革应选择新的战略方向》，《理论学习月刊》，1998年第2期。）所以，行政体制改革应从外源式转向内源式，从适应性调整转向形成自我积极改造机制。正像西方学者所说的：“我们不能被动地经历改革。我们要创造变革”。（注：奥斯本?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第31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表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有两个普遍特点：一是政治行革往往成为经济社会变革的先导，政治行政上的显著变化带来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显著变化；二是由于现代化起步落后于外部的发达国家，因此遵循一种“追赶型”的现代化模式，政府主导特点非常鲜明，这在学术界基本上是一个共识。（注：参见任晓：《中国行政改革：目标与趋势》，《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作为中国“追赶型”现代化任务一部分的行政体制改革，它本质上要求成为经济社会变革的先导。而且，正像有的学者看到的，现代社会调控规模日益扩大，内容日趋复杂，在后发现代化国家转型阶段，行政系统作为社会调控体系的主导力量，对于驱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注：王沪宁：《论九十年代中国行政改革的战略方向》，《文汇报》，1992年6月26日。）因此，应该通过积极的行政体制改革建构能够驱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行政体系，再构和优化社会调控系统。有的学者以“发展行政”的概念定义这一取向，要求行政体制改革从行政发展转变为发展行政。发展行政区别于行政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行政是以积极主动的行政行为来引导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其特点是政府保持有强大的权威和行政目标取向上的超前意识。（注：参书云等：《行政管理与改革》，第2-6页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版：李泽中：《论发展行政及其限度》，《中国行政管理》，1995年第4期。）上述思路尚未构成行政体制改革的现实指导思想，但对未来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意义。

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设定：效率与民主之辨

确定了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地位以后，就应该进一步明确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不少学者认为，正确界定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对于行政改革是十分重要的。有的学者在回顾建国以来的行政改革时，认为大致经历了六个不同目标内涵的历史阶段，各个阶段行政改革的具体内容受改革目标的制约，而改革目标实质上又取决于当时具体的内外部条件。（注：张国庆：《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论》，第51-110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党的十四大提出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1998年开始的政府机构改革，从总体上提出了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体制改革总目标。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至今已经历了从政策调整到体制创新的不同阶段，改革已越来越触及到深层次的关键性问题，改革的目标也日趋明确合理。与改革的实际进程相适应，对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也是学术界积极探讨的一个问题。但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选择及其相应的改革内容，在理论界至今尚无完全共通性的界说。其原因在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的高度复杂性，在不同的时间、背景和层次上谈论行政体制改革的话题和结论也是不尽相同的。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以构建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为导向，包容着一个多元内涵的价值体系，它可以涵盖“精简”、“高效”、“统一”、“民主”、“廉洁”、“法治”等一系列目标单元。例如，有学者提出行政发展的目标是建立高效、公平、廉洁、开放的行政系统；另有学者认为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在于实现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即实现法治化、民主化、科学化、高效化；等等。（注：王沪宁：《论90年代中国的行政发展：动力与方向》，《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胡象明：《试论行政管理现代化及其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8期。）这些目标的提出，从不同角度设计了中国行政体制发展的未来走向，但这些目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民主和效率之间的张力尤为明显。

从近年来理论界诸家观点来看，可以说以效率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基本是一个共识，虽然一些学者在效率这个目标之外还会设定其他一些目标。对此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第一，学术界一般认为，提高效率或实现政府高效化是行政体制普遍追求的目标，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政府及其行政活动能够解决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实现一般社会组织无法实现的目标。但正像“帕金森定律”所表明的，政府具有权力和规模上的自我扩张倾向，庞大的政府体系不仅会越出自身的行政职权边界，侵犯社会私人领域，而且会导致和官员腐败等行政危害，这些都造成了行政低效。因此，如何克服上述不良现象，提高政府效率就成为行政改革的首要问题，效率导向也就必然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模式。有的学者通过对西方的考察对此提供有力的支持，指出“无论是泰勒的科学管理时代，或梅奥的行为科学时代，还是当今系统理论时代，一切研究以及实践活动（包括组织模型设计、决策导向、公务员行为规范）都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即高效率”（注：孙柏瑛：《公共行政的新思维》，《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政府行政效率体现为行政体系在一定资源条件下能够提供更多的行政服务或一定服务水平条件下能够减少更多的行政成本。这就要求政府不断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控制机构膨胀，紧缩过度职权，降低社会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实践证明，卓有成效的政府行政管理是现代国家政府努力追求的目标。正像西方学者库夫曼指出的，传统行政体制的目标价值可以概括为效率、代议制度、政治中立能力和（科层组织的）行政领导四个方面，其中效率是行政体制的核心目标或终极价值，其它目标只是维持和保证行政效率的充分实现。（注：HerbertKaufman:"AdministrativeDecentralizationandPoliticalPower",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V.29January-February,1969.）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原因是政府机构臃肿、职权庞杂、效率低下，并且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目标就是在管理职能、管理领域、管理过程和管理方法等多方面对传统低效的“大政府”进行改造，建设一个适度规模的高效政府，从而有效地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调节矛盾、整合利益差异，顺应并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发展。第二，有的学者也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历史社会条件出发，认为提高效率应当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优先目标。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政府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根据亚当?斯密的政府职能理论，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力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较为次要的，仅仅扮演了“守夜人国家”和“警察国家”的角色，即仅仅局限于维持法律和秩序、对付外敌侵犯的功能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公共事务性质的变化与数量的增加，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逐步强化，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不同程度上都强调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因此，从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进程看，为了有效解决现代化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早发现代化国家基本上都经历了一个政府功能成长并主导的转变过程。与此相应，后发现代化国家要在短时间内解决“追赶型”现代化所需化解的各种矛盾，包括消除贫困、扩大参与、转换体制、维护基本的社会公平等问题，这决定了发展中国家政府必须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积极有效的主导作用。因此有学者指出，中国目前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性转型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中国正进入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政府在高速增长时期成功地发挥主导作用，是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关键在于要有一个有效能的行政系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政府必须有足够的能力制定和推行政策，其二在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优化”（注：任晓：《中国行政改革：目标与趋势》，《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可见，从中国作为转型期发展中国家的特点而言，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是强化政府能力的首要选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先行目标。

虽然学术界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效率目标一般比较认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的设定上，如何平衡民主与效率的关系是一个争论较大的问题。有学者提出应确立“效率优先、兼顾民主”的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平衡模式。（注：参见王颖：《平衡模式的选择与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湖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也有学者提出民主（或公平）应该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主张行政民主。（注：参见张成福：《行政民主论》，《中国行政管理》，1993年第6期。）主张行政民主的理由主要在于以下两方面：(1)本世纪60年代末以来，美国传统官僚制行政管理危机引发了旨在重塑行政思维与运行模式的新公共行政学，并由此形成了全球性的“行政改革时代”（注：参见国家行政学院国际合作交流部编译：《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述评》，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新公共行政学突破了威尔逊、古德诺创立的传统政治――行政两分法的思维框架，认为在现代民主社会中，由于行政对决策的积极参与和对社会危机的积极治理以及社会最少受惠者对公平的切实需求，行政改革应建立起“民主行政”的目标范式（注：奥斯特罗姆：《美国行政管理危机》，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民主应成为行政改革的最核心价值追求。(2)中国行政体制的一个特点是行政体系事实上处于国家机关的中心，行政管理的对象广泛，管理内容丰富，即所谓“大行政”。因此，行政体制改革必然涉及政府（行政）与社会（包括社会中介组织）、市场、企业和公民的复杂关系，这些关系的理顺必须以民主化为根本目标。

实际上，上述对西方行政体制演变的概括并不准确，因为它把“新公共行政学”的理论探讨当作了西方行政改革的实际进程。从历史上看，在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现代化在政治上表现为行政权力的集权化。（注：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103-10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我国一些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学者也指出，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议会权威逐步衰微、行政能力不断增强并最终形成“行政集权民主制”的制度变迁过程。（注：参见曹沛霖、徐宗士：《比较政府体制》，第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西方上述现代化成果在当今并没有实质的改革，行政集权的状况仍在延续，在行政官僚系统内部根本没有“民主”可言，至少“民主”不是其行政官僚系统实际追求的目标。虽然我们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汲取西方“新公共行政学”的一些理念，譬如把“企业型政府”、“顾客导向型管理”等思想用于研究中国的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但不能把即使在西方国家还只是纸上谈兵的东西当作中国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何况就中国而言，现阶段我国的行政体制的发展还远远没有建构起类似于西方那样的现代行政体制或者说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中国的公务员制度也只是初显雏形，不存在西方发达国家官僚制老化的危机。所以有的学者指出，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对策应当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商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干部队伍。（注：宁骚：《行政改革与行政范式》，《新视野》，1998年第3期。）

当然，由于中国政府是一个大政府，我们也确实需要对政府的具体功能作出区分，从而对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进行更为准确的界说。（注：中国行政体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存在着行政的双轨制结构―功能系统，即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与各级人民政府都具有行政功能（参见胡伟：《政府过程》，第29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因此，从广义上说，中国的行政体制涉及到共产党组织和各级人民政府等党政机关。但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实际针对的行政体制，一般只涉及人民政府自身。而涉及共产党领导体制改革的方面，通常被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现代行政学把行政活动视为一个系统加以研究，行政体制改革既要处理好系统内部的关系，又要涉及系统外部的关系。行政系统内部的关系主要是政府内和政府间权力、结构、功能及其过程的关系，行政系统外部的关系包括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等几组关系。按照这一思路，有学者认为建国以来，中国行政改革已从机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发展到公共行政改革，其中机构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差别在于机构改革只是结构层面上的行政体制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公共行政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差别在于公共行政改革越出了行政体制改革本身，把政府与外部的关系视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意义上的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指行政体系内的改革，体系外的变动只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必要延伸。（注：参见左然：《精简、统一、效能――完成从机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到公共行政改革的转变》，《人民论坛》，1998年第1期。）

与此相应，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也可以划分为效率导向的内在目标和民主导向的外在目标两类，关键在于科学把握两者的主次秩序。这一关系，可以概括为政府的“体制内功能”和“体制外功能”的区分。而就政府体制内功能而论，政府本身是一个具有高度自组织能力的科层制系统，具有自我管理、自我节制的功能，这是政府履行体制外功能的前提和基础。但是政府履行体制内功能与履行体制外功能的方式是不同的，即政府管理社会和管理自身的方式是有区别的。政府系统作为一个科层制的组织体系，其内部管理必须是上下主从的行政命令式的，在这方面没有民主和平衡可言，也不需要讨价还价，权力必须是集中统一的。无论何种类型的社会体系，只要它是健全的，政府的体制内功能就必然是如此。（注：胡伟；《政治功能的二元范畴：建构一种体制改革的规范》，《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1996年第4期。）

但是，政府的“体制外功能”或“行政系统外部关系”所产生的“民主导向的外在目标”，实际上远远超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范畴，而恰恰是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民主和效率当然都应当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但这两大目标必须有其一定的适用范围。有一些学者主张把民主列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新的核心目标，把行政系统与外部社会、市场和企业的关系视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本原内容，这主要是没有从理论上厘定行政体制改革的主体范畴。实际上，政治发展要兼顾民主和效率，意味着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配套进行，而不是把行政体制改革自身扩大化为政治体制改革。效率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民主化则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保障，其实质上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价值。美国社会学家列维认为，政治现代化实际上是集权化和民主化的综合，其实质是为了达成效率和民主的统一。既然当前中国的改革战略是按照“三大改革”的设计展开，就必须把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及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目标加以区分，而不能让行政改革去承担它不应承担也承担不了的任务。如果混淆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混淆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区别，这不利于从总体上推进中国的改革事业。因此，中国的改革在总体上应达成政治民主化、行政集权化和政治经济二元化的“三位一体”目标。（注：胡伟：《中国体制改革的政府整合取向》，《政治与法律》，1995年第2期。）其中行政体制改革应以提高政府效率为核心目标，同时行政体制改革在处理内部关系时，也要积极理顺外部关系，努力取得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

行政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结构――功能协同发展取向

行政效能的提高有赖于政府权力在结构――功能上的合理化，构造出现代化的政府权力。增强行政效率、建设效能政府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在此目标下，不少学者进而对行政权力结构的合理化和功能的合理化，即“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进行了探讨，这构成了学术界对行政体制改革具体方案进行理论设计的主题。同时，沿着这一主题，学术界也形成了关于行政体制内外部改革的深层思考。

由于行政体制说到底是政府系统内进行职能划分、机构设置的权力机制，行政权力机制的重构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在目标，也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质性内容，包括行政体系内部纵横向的权力机制调整和行政体系与外部环境之间权力机制的理顺。而中国行政体制的创建，是适应产品经济和高度集权需要的产物，其结构、功能和运行关系都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并深受马克思主义政府体制理论、苏联行政体制模式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注：周志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新视野》，1996年第4期。）对这样的行政体制进行改革，如果单纯在机构规模和责权的大小上做文章，而不去改变政府对于经济社会的功能范围；或者反过来，只单纯要求转变政府职能，但不对政府机构进行合理调整和精简，都是不可能取得长期效果的。因此，有的学者指出从目前行政体制改革的实际问题和主要任务看，有效地改善行政权力机制的关键性工作在于行政体系结构的合理化和功能的合理化。行政结构的合理化即政府机构改革的实质是行政权力主体的合理分化、增减和重组，主要是行政体制形式上的变革；行政功能的合理化即政府职能转变的实质是行政权力作用的空间、领域和形式的合理变化，是行政体制的内在变革。（注：参见何颖、李萍：《我国政府机构改革中的行政权力重构》，《中国行政管理》，1998年第8期；沈荣华、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改革》，《中国行政管理》，1998年第11期。）

上述体制改革思路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这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践当中可略见一斑。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行政体制改革一般以机构改革为外现形式展开，建国初期至80年代中期，中国行政改革主要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在政府规模上做文章，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下放权力及政府机构和人员的精简。这就是说以前我国的行政改革基本上是围绕政府的权力结构展开的，无论是下放权力还是精简机构，都没有跳出这一范畴，因为精简机构明显是政府内部结构的一种规模变化；而下放权力意味着政府权力自上而下地流动，也只是政府内部上下权力结构的调整。以往历次政府机构精简和人员裁减，都没有取得持续性的理想效果，原因就在于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变动，行政改革难以触及管理体制本身，外延式的机构改革跳不出“精简――膨胀”循环往复的“怪圈”。同样，对于下放权力，学术界的批评之声也未间断过，所谓“一收就死，一放就乱”就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普遍看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权力下放，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争论。持赞成观点的人认为它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促进了积极发展。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其中带来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特别是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倒挂”现象。

正是在经历了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的种种磨难之后，学术界开始对以往单纯精简机构的改革方案进行了否定。与此相呼应，有的学者也逐渐认识到，单纯的下放权力也不是行政体制改革的良方，甚至也非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这种认识在80年代后期就已经形成。有经济学家曾总结了两种改革的基本思路，不仅涉及到经济改革，而且也关联到了行政改革。第一种思路认为：(1)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根本弊端是决策权力过分集中，抑制了地方政府、生产单位和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2)改革的要旨，在于改变这种状况，充分调动地方和生产者的积极性；(3)调动积极性主要靠下放权力来实现。第二种思路则认为：(1)旧体制各种弊端的根源，是用行政命令来配置资源；(2)对于高度社会化的现代经济而言，唯一可能有效代替行政命配置资源方式的，是通过有宏观管理的市场制度来配置资源；(3)因此改革要以建立生产性市场制度为目标同步配套地进行。就政府功能而言，前一种思路即旨在调节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的“下放权力”，后一种则是旨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职能”。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第二种思路显然优于第一种思路。所以，80年代以来的“权力下放”的改革，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调动地方积极性和搞活经济的作用，但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从政治发展看，其负面效应都是十分巨大的，是一种短期行为。（注：参见胡伟：《经济转型中的政府整合：政治体制改革的维度》，《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2期。）

于是，学术界开始认识到了转变政府职能对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以往大规模机械改革和权力下放效果不佳的原因，正在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严重束缚以及由此形成的对行政职能调整的忽视与回避。单纯地把注意力集中于机构的增减和人员的精简或权力下放，以求一时的行政机构的“消肿”效果，而没有同时进行政府职能的转变，因而从根本上是无效的。1982年开始的大规模机构改革，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未全面展开，无法促动政府职能的转变，改革以机构的再度膨胀告终。同时由于权限改革过程中央权力下放过多，造成地方分散，机构改革因此受阻。在这种情况下，转变政府职能便成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主题，也成为了学术界的共识，并被赋予了非常的重要性。例如，有的学者认为职能转变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在主题，机构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外在主题，两者是目标与手段的逻辑关系，职能转变是机构改革的前提。（注：参见于景文：《略论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转变》，《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这种对行政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的内外关系的分析，较之单纯的机构改革无疑是一个认识上的进步。但把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之间的关系看作是目标与手段的关系，则又忽视了在当前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机构改革应有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在结构――功能的关系上，结构是基础，特定的结构必然具有特定的功能，而特定的功能也必然需要特定的结构。”（注：胡伟：《政府过程》，第29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从实践上看，单纯的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思路也收效甚微。1988年我国在进行行政改革时就提出了转变职能的新要求，但至今政府职能也没有在总体上转变过来，很多企业仍未真正掌握经营的自，一些政府部门仍然在对经济活动进行不正当的干预。这在我国还没有决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前还有情可原，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就显得很不正常了。虽然在1988年提出政府职能转变以后，机构改革获得了深层次的动力，但由于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并不明确，机构改革也受到了各种阻力，因而无法形成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的有效互动发展。这实际上是至今尚未彻底解决的根本问题。

可见，历次行政体制改革之所以没有跳出恶性循环或者是孤掌难鸣的“怪圈”，就在于缺乏行政权力结构和功能两方面改革的有效互动，以及行政结构和功能改革的自身目标不够明确。目前学术界对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从机构改革发展到职能转变，并提出了结构合理化和职能合理化的理论，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似乎对行政结构与功能之间的互动关系，或者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之间的互动关系，缺乏明确的论述。实际上，转变职能和改革机构应该是行政体制改革同一向度上同等重要、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机构改革需要职能转变的内在推动，职能不转变，就必然需要原来规模的机构和人员作载体，机构改革就不可能彻底展开；同样，职能转变也需要机构改革的外在推动，机构人员不调整，就必然会固守原来的各种政府职能，职能转变难以有实质性的进展。因此，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是互为动力、互为前提和互为保障的互动关系，这也是行政体制改革从体制的全方位进行改革的内涵所在。

因此，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要促进政府权力结构――功能的协同发展，在我国当前就是要形成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良性互动机制。党的十四大提出行政体制改革，特别是十五大后进行的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是围绕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把机构改革和转变职能相提并论，积极推进两个层面的行政权力机制的调整。（注：这里所讲的“机构改革”仅指国家行政机构的改革，不包括立法、司法等其它国家机关的机构改革。党的十四大同时提出行政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原因在于机构改革包括了非行政机构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本身即有行政机构改革的内容。）近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是实现转变职能的重要条件，也为政府职能的转变提出了新的客观要求。正像有的学者所看到的，由于1993年开始的行政体制改革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选择同时进行的，因此，在职能定位、机构设置以及管理方式等方面，在有效地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方面，很快暴露出一些不足。特别是从1994年至1997年几年间，中国经济发展所经历的从高速度、高通货膨胀到高速低胀的转变，以及在此期间政府在实践中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有效控制所积累的一些成功经验，迫使中央再一次作出行政体制改革的选择。（注：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20年》，第3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目前，按照九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机构改革方案，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改革正进入全面实施阶段。这次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力度的机构精简方案，可能为转变政府职能提供结构上的支撑；同样，这一机构改革也只有与转变职能协同进行，才能取得稳固的效果。这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实现结构与功能的良性互动的一个可能的历史契机和开端。同时，由于行政体制改革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适应性特征以及受政治体制改革的制约，行政效率的提高和行政结构、功能两个层面上的改革，都必然受到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影响，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性作用。

在不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中，随着政府职能转变目标的提出，改革的内容逐步从行政体系内部延伸到行政体系外部，又从行政体系外部反射到行政体系内部。从理论和实践上看，行政体系内部的改革任务主要是政府职能定位（主要是建立政府调控体系）、机构调整（包括一些事业单位的机构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限调整、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和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加强行政民主法制建设以及培育行政新文化等；行政体系外部的改革任务主要是党政关系优化（党政分开）、政府与企业权责关系的改革（政企分开）、政府与社会（包括社会中介组织）关系的理顺以及政府与市场之间功能的界分等等。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目标和内涵而言，内部改革是主体任务，外部改革是对内部改革的配套和服务，同时也限定了内部改革的范围和有效性。（注：不同学者对行政体制改革内容框架的具体归纳有所不同。一般把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容界定在行政体系内部，只在提出解决行政体制改革现有困境或涉及行政体制改革未来趋向时，才把行政体系外部的改革任务纳入行政体制改革的内涵之中。（参见顾杰：《中国当代的行政体制改革》，《党政干部论坛》，1996年第8期；刘怡昌：《迎接新世纪的重大变革――20世纪末叶中国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1期。）这种关系的复杂性，完全是由行政体制改革“上下改革结合部”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它表明在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必须确保实现内容变革与形式变革的有机配合和整体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是不可分离、不分先后的统一体，这呼唤着行政结构――功能的良性互动机制的形成。因此，学术界应当重视对政府权力的结构――功能双向合理化及协同发展的研究。

行政体制改革难题及对策：综合配套改革势在必行

在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经济体制变迁的驱动下，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走向改革深水区的行政体制改革遇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这导致了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渐进性、艰巨性和过渡性的总体特征。从学术界近年来的讨论来看，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难题可归纳为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在宏观层面上，经济体制、行政体制和政治体制这三大体制改革之间未能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政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一些学者指出，行政体制改革有其客观的“动力系统”，新时期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政治权威的推动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注：参见汪永成：《社会转型时期中国行政发展的动力系统分析》，《行政论坛》，1997年第7期；齐明山：《试论行政体制的结构与政府机构改革的动力》，《云南行政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因此行政体制改革几乎缺乏自动力机制，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动力，同时需要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更多的政治权威支持，这造成了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适应性特征，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状况对行政体制改革具有客观上的决定性。然而，由于中国目前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总体较低，而且在不同区域和不同行业的发展很不平衡，行政体制改革的外部关系也远远没有理顺，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充分性和行政体制改革外部关系的不清晰性对行政体制改革构成了严重的制约。另一方面，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我国的行政改革是在现有政治和法律体制内进行的，后者改革的滞后无疑影响到行政改革的顺利进行。”（注：周志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新视野》，1996年第4期。）例如，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事实上存在着政策和法律两种社会行为规范形式，即“二元法制”，“二元法制”的功能在于弥补政策法基础上的“一元法制”的不足，并逐步向法制基础上的“一元法制”过渡”。但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两法之间的权威冲突加剧，规范效力扭曲，行政体制改革的法制环境阻力加大。（注：朱光华：《政府经济职能和体制改革》，第385-38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因此，学术界已经认识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必须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推进和国家－社会二元化、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依法治国等改革协调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应取得上下两个体制环境优化的配套。而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模糊性、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充分性（或过渡性）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对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形成了障碍。正像有学者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的确立，无疑为行政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但创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毕竟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创造性探索，无论我们再解放思想，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全新的市场经济模式，存在一定的模糊性是必然的。这不能不对行政体制改革产生制约作用。”同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政府体制，必须正确处理执政党与政府、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合理确定政府的职能范围，把属于政府的职能交给政府，把属于企业的自还给企业。把属于市场调节的职能交给市场。而实现这样的目标，重要的前提条件是自主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市场机制的完善。”（注：汪永成：《中国行政改革的阻力：来源分析与消解策略》，《理论与改革》，1999年第1期。）

其次，在中观层面上，由于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行政体制改革存在着“不配套”和“不适度”的问题。所谓“不配套”，主要指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之间的不配套以及由此形成的机构改革与工资制度改革、人事制度改革、财政体制改革、价格体制改革以及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变等环节之间的不配套。行政体制改革不仅需要其他领域的改革相配合，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果改革不能上下左右协同进行，其结果只是原有矛盾在行政体系内部不同层次和环节之间的转移和滞留，而不能得以彻底消解。局部性的改革只有一时之效，但难有长久之功，这本身就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大难题。所谓“不适度”，主要指行政体制改革在政府职能调整、政府机构调整以及行政权力纵向调整上的失度，从而导致政府职能运行处于“膨胀失调――紧缩调整――再膨胀失调――再紧缩调整”的反复之中，导致政府机构改革无法越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导致中央与地方的两难处境，多次出现权力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下放――上收――再下放――再上收”的非制度化情况。（注：柳群：《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失度”与“适度”问题思考》，《广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尤其是不规范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要么导致地方分散主义，形成“诸侯割据”，严重削弱中央政府应有的整合能力，从而不利于中国“政府主导型”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要么导致中央集权过度，影响地方积极性的发挥，从而也不利于行政体制改革的彻底贯彻。不适度的行政体制改革无法实现改革过程中的“帕累托改进”，而只能使历次改革彼此消解，使改革停留于循环往复的同水平状态。因此，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应从分散的职能改革、机构改革和权力调整转向权力、职能和机构相复合的机制性改革，从外延式的局部调整转向内涵式的整体推进，形成政府权力的结构――功能协同发展的局面。

最后，在微观层面上，行政体制改革的难题主要在于机构改革中的操作性困难与行政人员对行政体制改革的观念性和行为性滞阻，这实际上构成了行政体制改革的最大阻力。行政体制改革的既定目标往往在行政人员的微观层面上遭到大幅度的扭曲或置换，行政体制改革的力度也往往在机构改革和人员分流事项上受到尽可能的弱化。行政体制改革在微观操作层面上的严重受阻，原因在于行政体制改革内生的“政府悖论”：政府既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执行者和推动者，又是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对象。对政府及其行政人员而言，行政体制改革是一种外源式的自我手术，是基于外部压力下的自我改革，它要求政府对其自身的结构、功能和权力进行限定，对其自身的活动以及方式进行约束，这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触及、震动或破坏有利于政府及其人员的既有权力――利益格局，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因此而产生。

学术界已对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予以具体分析。有的学者指出，从现阶段的机构改革看，虽然相应的外部环境比以前有了显著的改善，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遭到的难点很多，主要包括人员分流问题、“翻牌公司”问题、精简对象的具体标准问题以及精简后的管理整合问题等。（注：潭湛明：《关于我国机构改革的经济学思考――难点与对策》，《社会科学家》，1998年第5期。）还有的学者进一步把行政人员对行政体制改革形成的阻力具体概括为五个方面：(1)基于利益和权力的调整而产生的阻力；(2)基于习惯和官本位意识而产生的阻力；(3)基于对行政体制改革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阻力；(4)基于依赖性而产生的阻力；(5)基于曲解而产生的阻力等。（注：汪永成：《中国行政改革的阻力及其消解》，《云南行政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因此，行政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加大政治权威的外在推动力，以督促行政体制改革在政府机构和人员调整方面的进展；要在坚持行政体制改革渐进主义的主体发展模式的同时，对于一些遭遇阻力特别大的改革领域和改革环节，可以有选择地进行局部的激进主义突变；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容也可以包括行政系统的功能再设计、结构再设计和行为再设计三大方面。缓解行政人员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应该在推进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同时，向行政人员传输改革意识，培育行政人员支持改革的心态、观念和行动。（注：参见任晓：《中国行政改革》，第16-2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要走出目前的困境，关键是要进行主动的综合配套改革，而首当其冲的则是宏观层面的配套改革，为行政体制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正如有的学者说的，“行政生态环境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外部条件，也是一切行政活动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行政生态环境与行政体制改革之间不仅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又制约着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注：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20年》，第18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作为环境因素，对行政体制改革形成了较严重的阻力。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发展对行政体制改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如果在经济基础层面上未发生明显的改革转型，行政体制改革就无法有实质性的进展。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会构成行政体制改革的严重羁绊，行政体制改革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优化外部条件。因此，作为“上下改革结合部”的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既是其自身上下联动的发展过程，更应是三大体制改革相互配套的协同发展过程。

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更加关心的是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对此，目前学者们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主张行政体制改革先行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发展模式。有人从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关系、国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例如东亚）行政改革的成功经验出发，主张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应是行政体制改革优先，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实施行政体制改革，第二步推行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可以成为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重点和首要任务。（注：田穗生、李广平：《政治发展模式选择与行政改革》，《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臧乃康：《论政治发展中的行政改革――兼论行政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等。）这样可以避免形成政治权威危机，具有较高的政治稳定效应，又可以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并认为最终可以完成政治体制的整体转型。这一政治发展的战略序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条件下具有某种合理性，它一方面适应了经济体制改革向上层建筑提出相应变迁的需求，另一方面为当时无所着手的政治体制改革寻找到了一个切实可行的突破口。

第二种看法则主张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并行模式，以真正实现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统一。有学者指出，中国缺乏国家与社会之间二元性分离，行政体制改革缺少经济自由民主前提，“单纯以行政改革优先为重，忽视政治改革，在现今阶段，……从科学判断而言，不利于中国市场经济和多元社会的发展及现代化战略的实现，从而也不利于国家政权的稳固。”“政治改革是治本，行政改革是治标。只有通过政治改革来强化、优化对政府的监督制约，才能较好地保证行政改革和经济改革的既定目标之实现。”（注：李峻登：《中国政治发展：行政改革与政治改革地位之权重》，《行政论坛》，1995年第2期。）行政体制改革优先对于适应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具有直接意义，但从官员寻租屡禁不止等一系列现象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对于实现经济自主、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具有根本性意义。而且，考虑到行政体制改革的其它方面，如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权力的划分与配置、决策体系和过程的改进等都与政治体制改革密不可分，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成果的支持，行政体制改革将不可能持续深入。

总的来看，主张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协同前进的观点更加具有战略性和长远性。虽然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并行可能触及的领域和关系较多，引发的矛盾也可能比较复杂，但改革无法绕开一些症结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展开，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在直接牵制行政体制改革的同时，也从根本上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因此，在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要借以政治体制改革措施的相应协调、配套和保障。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利益的分化、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等新因素，会与政治体制之间形成冲突，为避免矛盾的激化，必须相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在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推进的同时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是当前行政体制改革无法回避的实质性问题，其关键在于揭示新的改革向度和设定新的改革路径，这在现阶段的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有日益强烈的呼应。

关于这个问题，不少学者认为不能把行政体制改革的“上下结合部”地位简单理解为体制改革“经济――行政――政治”的机械性时间顺序，因为在具体的改革实践中，由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政治与行政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由于中国行政体系与经济体制之间高度统合的性质，经济与行政之间存在着未完全分化的关系；再加上经济、政治与行政三者之间的客观互动联系，因此，在行政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中，有一个改革的边界问题，即行政体制改革如何谋取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在合理时序与幅度上的互相配合。（注：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边界问题，已有学者提出，例如张成福：《行政改革战略规划及实施中的十个问题》，《中国机构与编制》，1994年第11期。）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截然分开或分阶段推行，也不宜重此轻彼，以确保改革的最终成效。这实质上是对行政体制改革地位的动态把握和战略运用。有学者把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结合部”地位的动态边界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经济体制改革对行政体制改革的驱动（决定）作用；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对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制约作用；三是行政体制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的促进或障碍作用；四是行政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带动作用。（注：参见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20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任晓：《中国行政改革》，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张国庆：《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张文寿：《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与思考》，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等。）这些因素复合同构的特点，要求行政体制改革和外部环境合理协调，形成彼此间体制性驱动和制约的积极功效。

行政体制改革篇2

关键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现代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政府的职能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重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是为了保证市场经济需求而提出的解决政策,从而实现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走科学发展的道路,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1.经济发展的影响。当前我国的经济状况正处速发展的状态,经济形势的发展与行政管理体制有着密切联系。我国人口众多,但是国家经济制度的发展并不完善,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各不相同,相比其他发达国家,我国生产能力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大力提高生产能力仍然是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做好,才可以打造具有民主性、特色性、法制性的政府服务机构。

2.市场经济的影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在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并且在经济不断的发展中产生独有的特点,国家不断的推行经济发展政策,使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在经济良睦发展的体制中为行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政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对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宏观调控,并且构建了统一、开放式的市场经济体系,通过管理制度的改革,可以更科学的实现管理创新,为社会制度提供良好的保障,推动经济建设的发展。

3.管理体制的创新改革。行政管理需要通过不断的创新与发展自身特色,在开展行政管理的工作过程中,需要不断的深人与提高,并且要结合其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共同发展,体制之间的影响较为复杂,行政管理的工作也需要通过不断的变化进行发展,坚持正确的理论方针,不断的创新进取,更好的突出行政体制改革的特点与创新,为行政管理制度的改革做好铺垫。

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义

1.改革紧随党的宗旨。我国政府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实现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必然要求,通过改革行政机构、行政制度、行政权限、行政人员等多个项目,来保证人民利益不受到侵害,贯彻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行政管理理念,对行政管理改革内容作出合理的安排,实现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2.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则,在深化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采用科学的发展方法才能保证不走错路,不走弯路。我国某些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只注重经济利益的发展,而忽略了公民基本设施建设,如医院、车站、图书馆等建设、社会经济发展与民生发展不够统一,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缺陷,没有完全落实科学发展观,只有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与创新,才能保持经济的科学发展。

3.构建和谐社会。政府的参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因素之一,政府应当认真履行经济职能,通过调节与监管市场经济,从而保证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物质保障,政府在参与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时候应当坚持“以人为本”,大力支持公共事业,为公民提供可靠的服务。

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特点与方向

1.向公共管理体制发展。行政体制的改革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存在很多弊端,我国一直坚持社会主义持续发展路线,改革前的行政管理体制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发展需要。行政管理体制应当以“以人为本”的公共管理体制发展为目标,执行公民群众的共同意志,保证公共权力的有效使用,制定群众需求的政策,生产社会需要的产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当遵守平等、公正、法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完成真正的转变。

2.向民主法治发展。行政管理体制向公共行政体制转型之后,必须坚持“民主”的管理原则,以“法”作为管理工作的保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必须加强中国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治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要求是公平公正,向民主法治发展也是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的必要条件。

3.合理分配职权。集权管理体系是我国行政管理体系中存在的最大缺陷,政府必须采用有效措施来解决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例如下放权力或者分配职权等方法。权力下放是针对制度结构而设定的,通过将权力下放给下级,从而改变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而分配职权需要满足于社会政治职能转变方向与社会市场经济发展方向一致,在权职分配的过程中应当正确处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政府之间的关系,并且遵守民主法治的管理原则,处理好人民代表与人民政府之间的关系,保证政府与公民和谐相处。

4.从职能转变深化到职能定位。行政管理改革中的公共行政体系主要定位是公共服务与公共管理,行政管理的改革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对管理职能进行定位,将职能转变转化为职能定位,落实下放权力,在减轻政府高层权力过于集中的同时,将基层地方政府的权力增强,不仅可以满足社会对政府的依赖性,还可以将地方政府职能进行明确的定位,保证市场经济最大程度的发展,当地方政府的某些职能没有落实到位时无法产生具有规模性的经济体系时,这个项目的落实应当由上级机关进行审查、完成。

5.优化管理体系。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当是由精简机构到优化机构的深化发展过程,对精简管理结构的优化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过程,改革的过程中,通过建立合理的分配职权制度、减少行政层级、强化地方政府职权等方面,对政府组织结构、政府层级、政府权力等多方面进行优化。

四、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任务

1.加快市场经济的发展。深化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最重要的核心就是转变政府职能,让政府抓好市场监督、繁荣市场经济、完善社会管理与服务,承担得起相关责任,政府职能的转变,必须要将政府与私营企业与市场中介等关系分开,以免出现政府利用职权帮助私营企业干涉市场经济发展。

2.加快政府民主法治建设。在政府执法部门中,执法领导与执法人员需要明确我国法律赋予的权力与责任,做到强化服务,严格执法,按照法定权限与程序使用自身权力,做到为民执法、规范执法、公正执法、廉洁执法。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依法行政,大力推进企业制度建设,健全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通过法律建造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主义经济市场,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

3.优化政府机构职能。优化政府职能是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在优化政府机构职能的同时可以优化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与发挥出中共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在行政过程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通过调整政府机构设置,规范党政学习设置,提高政府在社会主义共同发展中的作用。

4.建设科学民主决策机制。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核心因素,只有健全了重大决策的调查制度、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等,才能真正实现通过科学的程序解决问题,及时发觉决策性错误,从而降低损失。

五、结语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不断改革成就了我国市场经济不断的发展,在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过程中,掌握好改革方向,科学民主的进行改革发展,行政制度的改革需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法制多方面合理协调,以总体发展推动基本发展,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是管理体制创新的发展,也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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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又安“新公共管理”理论指导下的行政管理改革田中外企业家2023(35)

[5]郑鳃新公共管理思想对中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影响和借鉴田办公室业务2025(28)

行政体制改革篇3

与以往几次政府机构改革不同，当前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出发。这个现实需求主要是：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的需求；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的需求；改善公共治理结构的需求。在这个特定背景下，需要统筹规划设计和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以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基本目标

由于改革发展新阶段的突出矛盾有了明显变化，今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着眼点与以往不同。无论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加强公共服务职能，还是改善公共治理结构，都要把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基本目标。

1．这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面临的背景和以往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应当按照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现实需求进行总体设计和统筹安排。

（1）从经济领域看，我国面临着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这意味着新阶段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着眼点，已超出以往以政企分开为基本要求的职能转变，而是要为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2）从社会领域看，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对新阶段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从体制上解决公共资源优化配置的问题，确保政府成为基本公共服务的主体，并发挥主导作用。

（3）从政府自身建设看，面对行政成本不断膨胀、行政效率低下和体制机制性腐败增多等问题，需要改善公共治理结构。政府还要尽快完善工作方式和运行机制，建立强有力的行政系统，使自身建设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相适应。

2．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新阶段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政府转型。我国28年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各类企业已成为经济建设的主体。在这种背景下，政府继续扮演投资建设主体的角色将造成大量的经济社会矛盾。为此，新阶段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要实现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1）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为重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政府由经济建设性主体向经济性公共服务主体转变，以此来提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体制保障。

（2）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强化政府在建立公共服务体制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这就要求政府尽快成为社会性公共服务的主体，以此来强化政府的再分配职能。

（3）以强化政府自身建设和改革为重点，改善公共治理结构。这就要求政府从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区利益中超脱出来，为社会公平正义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3．以全面履行政府职责、规范约束政府行为为主要内容，推进新阶段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改革实践看，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等都很重要，机构改革也很重要。问题在于，在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和行业利益的诱导下，这些改革的目标都难以实现，甚至还会出现改革的扭曲变形。就是说，面对现阶段突出的矛盾和问题，要把履行政府职责、规范约束政府行为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例如，在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责任不到位的情况下，在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推出的一些改革就有可能演变成政府“甩包袱”，从而使改革走形变样。因此，在改革方案的具体设计上，特别是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际推进中，要十分强调政府自身的职责所在，并由此严格约束规范政府行为。

二、按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实现政府由经济建设性主体向经济性公共服务主体的转变

在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已经确立的大背景下，规范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要求。政府应当尽快从微观经济管理事务中解脱出来，大大强化宏观管理职能。

4．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的主要条件已经具备。我国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症结”，主要在于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在市场竞争机制和市场主体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问题在于，它在近几年的实践中已弊多利少，难以为继：助长了投资过度、产业结构恶化；使地区、城乡间发展严重不平衡；降低了就业增长率；加剧了能源供求矛盾等。

我院**年改革调查问卷显示，79．04％的专家认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的基本条件已经成熟。应当看到，我国已经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已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大大提高，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机制基本形成；经济全方位对外开放。在这个大背景下，政府的经济职能不应再是直接投资搞建设，而是要通过提供良好的经济性公共服务，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

5．按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有效地履行政府的经济调节职能。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新形势，下一步应重点改善和加强政府的经济调节职能。

（1）加强政府中长期战略规划职能。近些年，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科学性和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宏观经济波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政策缺乏预见性和连续性所致。为此，建议成立专司中长期规划及经济政策决策的国家经济部或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以提高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科学性、约束性和经济政策的有效性、稳定性。

（2）提高货币政策在经济调节中的地位。利率和汇率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调节的基本工具。为此，应当明显增强央行的货币政策决策职能，并由此完善央行运行的体制机制。

（3）确保经济信息统计的准确性。准确的经济信息是保证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前提，但目前统计数字失真的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建议通过相关立法，进一步完善制度和改进方法，提升国家统计机构的权威性，以进一步增强经济信息的客观性。

6．强化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我院**年改革调查问卷显示，72．75％的专家认为，当前政府在履行经济职能方面的突出问题是市场监管不力和过多干预并存。最近几年，药品、食品安全等方面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有些已经触及了社会公共安全的底线。为此，应尽快从体制机制入手，提高政府市场监管效能。

（1）保证市场监管的统一性。实行市场监管的垂直管理。例如，把处于直属机构和事业单位中的监管机构纳入国家行政序列，受国家行政法和相关法规的规范和约束。

（2）建立国家层面的市场监管委员会。针对市场监管中多头参与和监管不到位并存的现状，要加强市场监管的统筹协调，整合各监管部门的力量，提高监管效率。

（3）实现由分业监管向综合性监管的过渡。以金融业为例，混业经营大势所趋，应尽快实现由分业监管向综合性监管的转变。

7．加强国家的经济战略职能。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加强国家整体经济战略的任务比以往更为紧迫。

（1）大大强化国家能源战略职能。我国现行的能源战略规划、机构设置与经济大国的地位不相适应。为此，应当尽快组建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司国家能源战略职能。此外，最大的三家国有控股能源公司既有执行国家能源战略的某些职能，又都是海外上市公司。这样，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盈利性和国家能源战略职能之间的体制性矛盾。由此，尽快组建国家能源控股公司有着十分迫切而重大的现实需求。

（2）强化对外经济战略职能。我国是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但政府的对外经济战略职能还比较薄弱。虽然履行对外经济战略职能的部门是商务部，但是相当一部分政策的制定和责任落在其他相关部门。为此，建议由商务部专司国家对外经济战略职能，以强化对外经济战略职能的统一性和协调性。

（3）将国有资产管理纳入国家的经济战略职能。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国有经济要在一些重要工业部门保持主导作用，与此相对应，国有资产管理应当始终作为国家经济战略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建议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和工业部，专司国有资产战略管理职能。这样，既有利于加强政府的国有资产战略管理和重大政策决策的职能，又可以有效地发挥国有资本在工业领域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8．扩大国家的环境保护职能。**年度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显示，有86％的公众认为，环境污染对人的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影响。39％的人认为，环境污染对本人和家人的健康造成了很大或较大影响。越来越严峻的环境问题不仅影响和制约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而且还直接威胁到了人类自身和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应当大大强化各级政府的环境保护职能。

（1）在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基础上，强化中央对地方环境保护的监管职能。严格纠正一些地方政府重经济增长而轻环境保护的倾向。

（2）为强化国家的环保职能，建议成立国家环境委员会。

行政体制改革篇4

关键词：省管县；行政体制

中图分类号：D03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0-0080-02

1　“市管县”行政体制的由来

1982年，中共中央(1982)51号文件发出了改革地区体制，实行市管县体制的通知。此后。地市合并，城市升格。建立市管县体制成为行政改革的主要取向。到2003年底，全国共有地级市282个，地级市管县的数量占全国总数的70％，市管县已成为中国地方行政体制的主要形式。

2　“市管县”行政体制的弊端

2.1　阻碍县级经济发展

“市管县”体制实行以来，原本“中心城市”带动县级发展的初衷并没有全面实现。一些市将县视为其附属行政单位，要求其经济发展从属于市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地级市和县(市)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极大地阻碍了城乡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据四川省财政厅掌握的一项数据显示，2009年新增的32个省管县中，有一半的县要向所在市上缴税收收入。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乡镇年鉴的统计发现，“市管县”实施后，“国家转移县乡财政”与“县乡上交财政”之间的差已从1980年的“正160亿”变为1999年的“负1600亿”。

2.2　行政层级增多，管理效率低下

我国《宪法》规定实行省、县、乡三级行政区划体系，即“(1)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2)省、自治区分为县、自治县、市；(3)县、自治县分为乡、自治乡、镇”。省一市一县一乡的四级行政区划体系，使得信息传递层级增加，速度减慢，同时文件精神及准确程度也会相应降低。省一级多为宏观管理，制定政策；市一级传递精神；县一级执行政策。而中间硬生生的加一个市级，往往达不到行政效率最优化。

2.3　行政管理成本过大

政府层次增加一级，纳税人的负担就多一分，行政开支也就越多一份，用于执行的资金也就少了一份。省一市一县的行政体制，使得行政权力被层层截留，中间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审批环节。根据世界各国行政构架的经验来看，“扁平式”行政结构是潮流所趋。所谓“扁平式”，就是扩大政府管理幅度进而减小政府纵向层次，这不仅能够精简政府行政人员，降低成本，还能够使得信息传递速度加快，提高机构执行力。

3　“省管县”目前的现状

“十一五”规划提出，“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这是“省管县”体制在财政制度上迈出了突破的一步。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调整财政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对县乡财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逐步提高县级财政在省以下财力分配中的比重，探索建立县乡财政基本财力保障制度。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财政体制改革，将粮食、油料、棉花和生猪生产大县全部纳入改革范围。稳步推进扩权强县改革试点，鼓励有条件的省份率先减少行政层次，依法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这为我们指出扩权强县、省直管县乃是大势所趋。

3.1　强县扩权的情况

从量上来看，1992年浙江试水强县扩权以来，据相关资料显示，目前全国已有24个省(市)以不同形式推进“省管县”改革。以四川省为例，2007年确定27个县为强县扩权县以来，今年又新增32个强县扩权县。全省181个行政区划县(市、区)中，除43个市辖区、成都市所辖10个县(市)。以及甘孜、阿坝、凉山州所辖48个民族自治县(市)外。粮、油生产和生猪调出大县中发展较快的县、新增的百万人口大县、省辖市级代管的县级市、2008年县域经济激励考核先进县等，共计59个县为扩权试点县(市)，强县扩权县的数量占到全省的73％。

从经济数据来看，据四川省统计局的数据，试点前3年，扩权试点县(市)财政收入水平较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幅比全省平均水平低16.3个百分点。2007年，27个扩权试点县(市)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长33％，增速比试点前3年快25.5个百分点。2008年，尽管受地震灾害以及金融危机影响，扩权试点县(市)财政收入增速仍比试点前3年平均增速快19.8个百分点，而当年，其增速已经高出全省平均增速8.4个百分点。

3.2　强县扩权存在的问题

首先，扩权县与上级政府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协调。一些地市级政府为了本级利益，不愿下放权力，扩权县感到有了“两个婆婆”，原来的“一头应酬”变为“两头应酬”，应酬成本增大。

第二，中心城市与扩权县的协调发展问题显现。扩权县城镇化不发达，基础设施不配套，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相关配套服务设施缺乏。

第三，省直部门在扩权政策中定位模糊。有些部门对当地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他们各自都有自上而下的一套行政体制和管理体制，扩权政策在这种既成的事实面前显得无能为力。

第四，人才缺乏。我国县级经济的人才建设面临“引不进、留不住、盘不活”的局面，人才匾乏问题突出。

4　“省管县”体制的思考

(1)合理下放权力，规范管理行为，提高办事效率。对于县级政府，“省管县”体制在行政管理上给与了它们更多的自利，其优势在于：①省――县――乡的三级地方行政权力模式有利于扭转市级管理县级自利过大、不规范・任凭市级“压榨”、“盘剥”县级的行为。②减少审批环节和管理层次，有利于提高办事效率，使管理过程透明化、光明化。③省级直接下放财政、人事、审批等权利到县级，提高县级信息获取能力，有利于县级更好的把握发展机遇，提高竞争力。

(2)政府采取订单培养的方法，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宜采取“对口单招，订单培养”的方式，培养和引进硕士生以上高级人才到县区工作。

(3)综合考虑公共服务的供给。统筹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多方面的社会政策，建立协调有效的系统，以整合资源、系统规划，打破部门分割、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

(4)市和县分治，相互不再是上下级关系，市的职能要有增有减，县的职能要合理扩充。从财政的省管县到行政的省管县，“否则光财政不管，行政管，很多矛盾还是很难调和”。

行政体制改革篇5

关键词：行政体制改革；服务型政府；教材改革

一、行政体制改革背景简介

从1978年到现在，每五年一次，我国先后进行了六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2008年2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通过改革，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转变，实现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今后五年，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加强依法行政和制度建设，为实现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打下坚实基础。这一行政体制改革总体目标的提出，必然会对行政法学的理论研究和教学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行政体制改革对行政法学教材的必然要求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张正钊教授等主编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材，作为教育部推荐的优秀教材，该书自1999年12月第一版以来，到2007年8月进行了两次修订，不断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在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事业的发展和提高学习者的法律素质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社会的飞速发展和教材内容成熟性、稳定性等要求又决定了该书不可能涵盖所有的最新理论和实践的成果，尤其是党的十七大和全国人大十一届一次会议，更是对行政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总结和完善了新的理论，经过几十年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检验以上新理论已经日趋理性和成熟，完全可以在教材中予以体现。因此，法学理论工作者应以党的十七大和全国人大十一届一次会议内容为契机，适时进行行政法学教材内容的改革。

以此为契机的行政法学教材改革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法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我们的态度是：既要批判把法律与政治混同、将法律问题政治化，用政治方法来解决法律问题，使法学丧失学理性，进而成为现实政治的附庸的错误观点；也要反对将法律与政治割裂，使本身就与政治紧密联系的法律和法学人为地远离政治。总之，行政法学教材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

服务行政成为公共行政的重要内容，不可避免地引起行政法内容和价值取向的重大变化：行政法的价值取向更加强调行政的公共服务职能，弱化行政权力的管制职能，提倡行政管理方式方法的创新，日益广泛地采用一些非强制性的行政管理行为方式；由原来的权力本位转变为权力与权利平衡基础上的权利本位，强调以人为本、尊重人权，重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和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呈现出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的民主化发展趋势。就目前的行政法学教材来讲，存在着教材内容老化、不能全面反映行政体制改革成果的最新成果、部分脱离行政管理实践、也不能和公务员考试与司法考试形成良性互动等问题。

三、对行政法学教材改革内容的基本梳理

（一）行政法学理论基础的奠定

十几年来，我国学者针对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提出了二十多种观点，主要有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控权-平衡论、公共权力论、公共利益论、服务论、职责本位论、政府法治论等。应当说，这一系列理论的提出，对繁荣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掀起了一股行政法学研究的高潮；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场讨论仍有诸多不足之处，各种学说、观点似乎普遍给人一种众说纷纭、杂乱无章的感觉，有些研究甚至严重脱离行政法制度建设的实践。”这种争论在21世纪初期曾经出现了白热化，以至于给立法界和行政实务界带来了很大的迷茫。2004年4月，国务院出台《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刚要》，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200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的口号，2006年、2007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均未出现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字眼；2008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口号。可见，政府在执政理念上是经历了一番理论抉择的，历史选择了服务论这一伟大的理论，既符合理念，又契合中国国情，是对我国建国以来“为人民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理念的发展和完善，是对我国执政理论的一大贡献。

（二）服务型政府理念下基本范畴内容的变化

在人大版教材中，编者回避了在行政法基本范畴中居于核心地位的行政权的概念，只是将行政、行政法分别表述为“行政就是国家行政主体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以决策、组织、管理和调控等特定手段发生作用的活动。”“行政法是调整因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而产生的特定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在服务型政府理念下，这些概念应被表述为：行政是指行政机关或其他特定的社会公共组织在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所进行的活动及其过程。行政权是行政机关或其他特定的社会公共组织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共服务的手段和能力。行政法是关于规范行政机关或其他特定的社会公共组织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行政权的授予、行使以及对行政权进行健康和对其后果予以补救的法律规范和原则。这些概念内涵的变化，绝对不仅仅是字面上的变化，而是涉及到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作为管理对象还是服务对象的变化，是官本位到人民本位的变化。

（三）服务型政府理念下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变化

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的不足之处已为许多学者所诟病，如孙笑侠教授认为此原则虽具有普遍性，但缺乏法律性与制度性，与其说是行政法基本原则，不如说是行政的原则。同时由于行政合法性原则等于或近似行政法治，且合法性的原则的所有内容都被行政法治涵盖，因而没有必要再提出合法性原则。就合理性原则也可以被包含在行政法治精神之中，是现代行政法之精神的应有内涵。黄贤红、吴键依认为合法与合理原则的内涵都不明确，既没有体现行政法的特性，也没有反映出行政法的统一性和唯一性，特别是后者既难以把握又难以指导实践，实际上是用虚幻的理念来制约纷繁复杂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为的现实。正因为如此，“合理性原则不符合中国现实的司法制度，在实践中缺乏操作性”。熊文钊教授认为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的概括过于笼统，由于合法性问题是一个法律部门所追求的价值取向，其缺乏行政法原则内在规定性；而合理性问题不只是法律追求的价值取向，其或许是全人类全社会都要追求的价值取向，因而不是一项法律原则。服务型政府理念下行政法基本原则应重构为以下原则：

1、以人为本原则。该原则要求个人的政治权利、独立人格、主体性以及民意能受到政府的保障，政府的职能主要是为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提供一种相对平等竞争的机会与平台、政策与规则、管理与服务。把人民当作管理对象、把政府中的官员当作“岗位和职位的填充物”的政府是不可能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2、公平与效率原则。传统的管理型政府将追求效率放在第一位，将追求公平放在第二位，实践中极易出现过分追求效率而牺牲公平的倾向；服务型政府则应将公平作为首要价值去追求，而将效率作为第二位的价值。追求公平并不等于不要效率，但也决不能没有效率，否则将脱离日益开放融合的国际社会大环境，退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中去。

3、法律优先原则。该原则的基本涵义是指法律对于行政立法即行政法规和规章的优越地位。然而，社会关系总是不断地变化和发展，法律规范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不可能在任何服务行政过程中都有法律依据，但并不等于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时候不存在服务行政的需求，因此，我们既要做到原则上的依法行政，又不能拘泥于依法行政，束缚行政机关的手脚。

在以上三个原则的统御下，行政法学教材的内容必须从头到尾在章节字句涵义及内在的逻辑性表述上进行详细的梳理，凡是与以上三个原则相左的内容都应该予以修正。

（四）对行政指导和行政合同的性质的重新定位

行政指导和行政合同作为一种有别于传统管理模式的新型服务模式，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中必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在人大版教材中，编著者大胆地将行政指导和行政合同列入具体行政行为的第十一、十二种，这是非常值得赞赏的做法，但仍有值得完善的地方。如对行政指导特征的归纳上过于强调行政指导的事实行为性，以行政机关的行政指导行为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为由否定行政指导的行政法律效果，进而为错误的行政指导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造成的损失免责提供理论依据，这是错误的，有违责任政府的形象。在行政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在理念和服务型政府的理念中，权力是作为一种手段而存在的，也就是说只要能够有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行使不行使行政强制力不是衡量行政指导是否产生法律效果的标准。在行政合同部分，编著者过于强调行政合同的公法性质及行政合同与私法合同的不同，如行政机关的指挥权、制裁权等，犯了和行政指导部分一样的错误，那就是把行使不行使行政强制力作为判断具体行政行为和承担法律责任的唯一标准，这对于建设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是十分有害的，是一种错误的理论导向。况且我国也不是纯粹的大陆法系国家，且日益受到英美法系的深刻影响，公私法划分的理论并没有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

（五）大部制改革应反映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并在教材中有所反映

所谓大部制，就是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雷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进行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达到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的目标。大部制，是国外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政府管理模式，比如“大运输”、“大农业”等，并在公共管理变革中有了新的发展，如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分离等。按照大部制的思路调整政府组织结构，无疑会对政府的管理和运行产生重要影响。实行大部体制管理，不仅可以大大减少政府部门之间职能交叉、重叠，政出多门，沟通难、协调难等方面的问题，同时，通过政府部门的整合和调整，能进一步理顺部门之间的职能，减少机构的数量，减少过多的协调和沟通的环节，这对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也具有重要意义。但大部制改革必将触及传统的权力体系，如果只重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硬件建设，而忽略了理念、服务型政府理念等软件建设，不从权力拥有者的内心上去改变，这次政府机构改革的成效是否会重蹈前五次改革的覆辙将不得而知。

总之，现代行政法学教材的发展趋势是内容日益充实和庞杂，指导理论越来越趋向与理念和服务理念吻合，如果我们的广大教材编著者不注重教材体系和内容的更新，势必损害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的权威性，也是对

掌握未来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广大受教育者不负责任的表现。

参考文献：

1、杨海坤等.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杨彬权.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重构[J].法制与社会,2007(4).

3、张康之.关于服务型政府的几点原则性构想[J].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4).

行政体制改革篇6

关键词： 行政体制改革 行政法学 学科体系 理念

一、导言

自1978年起，我国就开始了对行政体制进行改革的道路。总的来说，迄止2007年，可以把行政体制改革分为三个阶段：以政府机构改革为脉络的行政体制发展阶段（1978-1988年）；以政府与市场关系为导向的行政体制变革时期（1992-1998）；以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再造为始点的行政体制演变时期（2001-2007）。而 2008年2月27日的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意见”，就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的目标以及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机构改革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意见。在此过程中，行政法学也在孕育和发展着。学界对中国行政法学的复兴均认为是从1978年开始的，之前，由于欠缺政府对“依法行政”理念的认同，行政法仅是管理，约束公民工具，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学。在行政体制改革持续进行的几十年间，行政法学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其中的关系绝非偶然。有学者认为，我国的行政法学是围绕着体制改革而展开的。行政法学是研究行政法现象的部门法学。因此，对于行政管理体制的问题，行政法学更侧重于法律制度、政府职能、以及行政理念等方面。本文旨在探讨在行政体制改革的影响下关于中国行政法学发展的几个问题。Www.133229.COm

二、改革进程中行政法学的发展概况

（一）理念的转变

总的来说，整个行政体制改革都是围绕依法行政以及法治政府而展开的，转变政府职能是改革的关键所在，也是改革的目标。现代国家具有公共管理的职能，也就是说，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是政府的应有职责，即便转变政府的职能，也并非放弃国家机关在其职能范围内的管理职责。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逐步建立，传统的管理理念已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政府的管理职能应更多的从宏观上发挥作用。不仅如此，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逐步建立，服务行政的理念开始形成，要求实现从规制行政到服务行政的转向。

1.不同时期所体现的理念不尽相同。结合上文“三个阶段”来看。在第一阶段（1979-1988），由于当时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行政权对私域的涉足还相当的广泛，改革的力度也在于对政府机构的改革，旨在通过对行政机构的内部改制，提高行政效率，以此来缓和当时社会中存在的摩擦。这个期间，行政法学则体现为 “管理论模式”。其研究对象是行政管理，侧重从法制的角度研究我国国家行政管理的制度化、法律化，以及怎样运用法制来保障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等。行政主体仍然处于强权的姿态，而行政相对人则处于被管理者地位，缺乏主体性。因而有学者说,“行政法学理论在总体上还停留在以‘命令——服从’为人文精神的19世纪古典法学的阶段”。

2.在改革的第二阶段(1992-1998)，侧重点主要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政府开始重视市场的角色，强调政企分开、转变政府的职能。政府应当尽可能较少地对市场进行干预，这一时期，行政法的职能主要体现在对行政权的控制上。“控权论”认为行政法是控制行政权、防止行政权滥用的以及当行政权被滥用如何给予救济的法律，主要是指行政程序法，更准确的说，控权论体现的是一种宪政理论的分权思想，通过立法的作用来制约行政机关的权利滥用。

3.而在第三阶段以及以后，改革的焦点转变为了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再造，行政权力从私域退出，开始关注公共领域的事务，更倾向于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强调政府对公民的给付，总体上体现“服务行政”。大量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必须由政府积极的作为才能得以实现国家对公民之“生存照顾”义务。服务行政是在制约行政权滥用可能性的基础上，实现政府的角色转变，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公权服务于私权，与私权具有同质性，政府是公共利益的维护者。政府通过提供公共设施、社会保障等，满足公民的日常生活所必需。按照德国行政法学者福斯多夫的观点，人类社会化之后，会出现人类与其“生活之资”的分离，要生存就必需有一个可以“有效掌握”的生活之资的空间，但是，随着社会化以及都市化发展的逐步深入，个人可以有效掌握的生活之资的空间越来越狭隘，这个时候，人类就不能独立生存了，必需依赖于社会，由社会为其生存提供“生活之资”，以后逐渐演变为政府的职责，即政府之“生存照顾”义务。

（二）行政法学体系的建立和逐步完善

在中国，现代意义的行政法学是在1978年才开始出现的，此前的行政法学，由于缺乏宪政基础，脱离了社会现实，还不能称为现代意义的行政法学。整个学科体系就是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围绕行政体制改革而展开的。相对于国民政府时期的旧行政法学，有学者将1978年以后的行政法学成为“新行政法学”①。新行政法学是随着对宪政的重视和对旧体制改革的展开而产生的。这段时期，大量的行政法学著作逐步问世，开始对行政法关系、行政法基本原则、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等问题展开研究，行政行政法学经历了体系的严重缺失到逐步完善的过程，逐渐成为独立的法学学科，基本确定了我国行政法学研究以“主体——行为——救济”为主线的研究范式。

同时，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颁布大量的行政法律法规，也促进了行政法学的发展，如1989年的《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基本确定，一方面行政权运行有了合理的外部监督机制，另一方面，公民的私权受公权侵犯时也有了司法救济途径。行政诉讼制度的确定肯定了对行政权的司法审查，是对行政法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行政法学也不再停留于类似行政学或者管理学强调的政府的管理模式、效率等问题，而是转向研究与之有关的法律问题。在这期间，行政法学界也出现了大量关于行政诉讼制度的学术研究，如张尚鷟教授1989年发表的《试论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和行政诉讼法》、朱维究教授同年发表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确立及其意义》、周国弘1990的《论行政诉讼制度对企业的保护——对确立赔偿制度的建议》等。但不得不说，目前对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的研究却陷入了低谷，大多学者都倾向于研究行政理念、行政程序、行政监督等行政法总论方面，而忽略了诉讼方面。学科研究之间也存在相互推诿的现象。

从整个学科体系来看，我国的行政法学侧重于总论的研究，而在分论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弱。在改革初期，还比较重视部门行政法学的发展，部门行政法学被作为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1998年之后，由于学科体系建设的需要，部门行政法学受到了削弱，行政法学研究侧重于基础理论、基本原则及方法论等方面的研究，行为论、主体论、监督救济论等也得到了深入研究。但是，加强部门行政法学的呼声却从未停止过。目前，有的高校也尝试着开展了部门行政法学课程。对部门行政法的研究，有利于推进行政法治和制度在不同的行政管理领域的运用，并且，也能起到完善行政法总论的作用。

（三）对行政程序的重视

在中国，历来有“重实体、轻程序”的习惯。在改革初期，由于法制的不健全，政府往往是按政策行事、按上级领导的意志行事,极具人治色彩。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开始注重依法行政，而“依法”主要就是强调依“行政程序法”。各行政立法具体体现了对行政程序的重视，如《行政处罚法》中就规定“违反法定程序的处罚行为无效”。行政程序首先要在形式上实现正义，它具有效率和民主的基本品格，效率本身就是行政管理的内在要求，民主则强调公众对行政的参与。整个体制改革，无论在机构的设置还是公务员的配置上，都体现着追求效率的精神。反映到行政程序上，则要求行政程序的正式程序与非正式程序之间、时效制度、救济制度等的设计要合理。而公众对行政程序的参与，则是随着行政主体论的逐步发展，行政性对人的主体性地位得到尊重后才逐步体现在行政程序中的。行政程序不仅要求效率与民主，还要求政府的信息公开。

三、结语

一般认为，行政法学一个关键的命题是“行政法学是研究什么是行政法的一门学科”，但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行政法学？”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究竟怎样的行政法学才能促进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呢？行政法学不是一个固步自封的学科，它的发展离不开行政体制改革这一大背景，行政体制改革为行政法学的发展提供了研究素材，而行政法学反过来又为行政体制改革提供理论支撑，可以说，二者相互促进。

参考文献：

[1]刘书燃．“中国行政法学研究报告（1978-2008）”．《行政法论丛（第11卷）》．法律出版社．

[2]叶必丰．《行政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陈新民．《公法学札记》第三编．“服务行政与生存照顾概念的原始面貌”

[4]于立深．“中国行政法学 30年的理论发展”．载《当代法学》第23卷第1期．

行政体制改革篇7

[关键词]行政管理方式；行政体制；改革

2004年3月国务院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了要用10年时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要“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并提出了五项具体工作任务。现在时间已过一半多，离2014年越来越近。回顾这几年，我们在行政体制改革上取得很大成就，但影响和制约行政体制改革进程的原因也有很多，既有观念上也有体制机制上的原因，既有政府自身也有政府之外的原因。分析这些原因并研究相应的对策，对于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进程，确保如期实现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改革行政管理方式为视角，从贵州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推进政府管理创新的实践出发，分析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完善行政管理方式的对策。

一、实践例证：贵州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推进政府管理创新的实践

《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后，贵州省政府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并以此为契机，规范行政权力，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水平。按照分清主次、突出重点、抓好省级、以点带面、逐步深入、全面推进的工作方针，有效地组织完成了全省有关行政许可“三项清理”的工作。对有关行政许可规定、行政许可事项、行政许可实施主体组织力量进行了清理，督促抓好行政许可法的配套制度建设，在行政许可法实施前完成了相关的废止和修改的有关工作，并及时向社会公布，保障了行政许可法在全省的顺利实施。此次共清理全省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98件、省政府规章159件、省级规范性文件111件。通过清理，共取消了地方性法规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77项，取消省政府规章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43项，废止省政府规章27件。在清理工作的基础上，推进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全省及时下发关于建立实施行政许可配套制度的通知，对各级行政机关行政许可配套制度建设工作作出部署和安排，督促、指导地、州、市和省直部门抓紧做好本地、本部门配套制度建设和“统一受理，统一送达”窗口建设，努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方式创新。例如，贵阳市南明区本着“整治发展软环境，建设服务性机关”的理念，在全面清理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减少行政审批、许可、核准、备案等事项，通过保留、调整、合并、取消等方式，使行政审批事项成功“瘦身”，将30家职能部门的行政审批事项由原来的180项减少到现在的120项，简化了办事程序，方便了企业和群众。

二、行政管理方式存在的问题分析

贵州政府以转变工作方式为重点，在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及政府信息化建设中取得很大进步，改进工作方法，创新行政管理方式，进一步规范了行政权力，提高依法行政水平。但是，由于长期受传统行政管理方式的影响，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比，目前在行政管理方式上还存在观念滞后、职能不到位、手段原始、效率偏低等很多问题。客观地说，政府行政管理方式的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管理主体存在局限，观念滞后

传统集权管理模式下甚至普通工作人员，拥有占绝对数量的公共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性与权力相结合，容易形成官本位思维。“官本位”观念这一思维还存在于行政机关文化中，导致一些行政人员服务意识淡漠、工作效率不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推委扯皮；相互制肘；手续繁锁；拖拉延误；人浮于事；文山会海；瞎指挥；怕负责任，不负责任；服务态度差；铺张浪费。同时，不出风头为为政的要诀使得一些行政人员在行政活动中思想僵化、保守，不敢开拓、创新，行政活动缺乏应有的弹性和活力。行政管理中爱做官样文章，办事拖拉，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决策迟缓，影响行政效率的提高和行政目标的实现。

2.　管理手段原始、效率偏低

高成本，低效率，以牺牲效能为代价，颇具粗放管理方式特点的传统行政管理方式还存在。许多政府部门和地方仍习惯以“内部文件”“行政命令”等随意性大、透明度低的管理方式开展工作，“暗箱操作”、随意裁决等问题时有发生。在行政过程中，屡屡出现内部文件的权威大于部门法规政策，部门和地方规定大于国家法律法规的现象，甚至有时依据内部决定或领导口头指示就可以改变或变通既定规则的执行。遇到问题，大多采用开会研究、逐级下达、层层上报的工作方式，耗费大量的行政经费，“文山会海”和“公文旅行”等现象，浪费人力、财力。此外，在具体的行政管理实践中，政府仍然对社会经济事务进行具体的干预，行政审批事项过多过细，办事程序过于繁琐。行政手段运用过多，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运用不够等。

3.　政府管理和被管理的对象仍以单向的层阶式的关系为主

传统的领导方式注重以“任务”为中心，政府官员是标准的“行政人”，实行的是一种缺乏人性的标准化管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是被动的，是“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那种单向的层阶式作用关系。行政程序是通过各级代表会议，将意见集中向上反映，形成规章制度和政策法规，然后层层下达，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是信息不对称，单向的层阶式的方式为“暗箱”操作提供了可能。其局限是组织的高层不能与基层进行直接的协调和沟通，不仅减缓了信息的传递速度，还容易造成信息的过滤、堵塞、失真或扭曲。

三、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建“高效”之政府

显然，我国行政管理方式依然存在着与依法行政基本原则和规则不相符合的方面。努力促进各级政府管理方式的根本性改变，势在必行。

1.　全面清理现行的行政法律规范和各种类型的行政许可制度

切实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改革行政许可方式，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全面清理现行的行政法律规范和各种类型的行政许可制度。对于国家宏观调控必须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予以保留和进行完善，对于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则予以清除和撤消。真正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企业、市场、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按公民自治、市场调节、行业自律、行政监管的顺序来设定和实施许可，实现“廉洁而高效”。对取消的审批事项，要认真研究新的管理方法，积极运用监管、检查、备案等管理手段，建立后续监管制度；对保留的审批事项，要建立结构合理、管理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管理制度；对需要调整的审批事项，要制定严格的审批程序，形成制度规范。

行政体制改革篇8

1.乡镇政府缺乏专业的管理方面的知识与观念不能及时更新。

现在的乡镇管理者的管理知识不能满足当前乡镇居民委员会对乡镇管理工作人员的能力要求，在这些情况下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管理方面不能很好解决乡镇居民的问题，不能与各级管理者有良好的沟通导致与乡镇居民出现矛盾纠纷等问题。而已经存在的问题也不能持续追踪问题解决进程，其政府都不知道通过怎样的途径来反映乡镇居民的问题难题，并没有及时反馈问题的结果，很难为乡镇居民的合法权利给予有力维护，这样不能有效地解决与管理好乡镇。

2.乡镇管理中乡镇治理模式的问题是乡镇管理缺失的关键因素。

在实际调查中，现有的各城市居委会中，79%的居委会都是由街道来领导和管理的指导关系，而且只有43%的乡镇居民委员会是具有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乡镇居民自治机制，可见他们的管理功能十分有限，很难带给乡镇居民较多的行政管理。另外50%的乡镇管理者认为目前本乡镇政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现在治理模式下是被治理的角色，造成管理者参与的淡漠和个人主观能动性受到行政力量的压制。

3.乡镇管理中乡镇委员会财务管理上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乡镇经费上的制约，由于乡镇管理的自身特点，以及乡镇居民多是农转非的人口和多为经济上靠小吃部、自行修理部等小本经营的特征，这便直接决定了乡镇管理在进行乡镇管理中具有一定的经费特殊需求，但是由于街道办不愿意放弃经费的管理权导致这种难度被放大，导致街道办一些日常事务不能正常开展，使乡镇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经费问题不能得到保证，不利于工作的开展。在矛盾产生后，不应该回避，乡镇管理者应该公开对抗，取得经费的管理权和支配权。

二、解决乡镇管理中存在问题的有效对策

1.加强居委会的组织制度建设，逐步实现乡镇管理工作的职业化。

政府要通过对乡镇居民委员会和乡镇管理者的选派、直选等招聘方式，为调整居委会的管理工作建设起一个专门的管理队伍，这个队伍要体现知识化、年轻化的特点，也可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来建设，可以让工人、青年、妇女定期定时去乡镇进行工作；在乡镇管理上可以由上级政府出资进行组织选派，居委会可以定期进行聘用或者直选，从而使居委会管理工作的组织制度建设得到加强。

2.科学地界定政府和居委会各自的职能权限，对自己的事务管理行使一定的权力。

90%的乡镇政府以及65%的乡镇居民认为，给乡镇居民委员会自治权，给予相应的各级职责和相应的明确的职权范围是一个较利好的事情，乡镇居民希望管理者能为自己解决问题，而乡镇管理者希望自己是主动的，另外是乡镇管理者相对于街道办是不敢公开反抗，没有支配权，没有管理权的矛盾是不容回避的，经费的不足，满足不了街道办工作的开展，不具有相应的支配权与经费的管理权，这也是不利于乡镇管理的。

3.调动居委会管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建立一个针对居委会的明晰的财务制度是关键所在。

在调查结果中针对乡镇居民委员会的明确清晰的财务制度是影响乡镇管理的直接因素，乡镇管理组织经费的不足，这种不足主要表现在乡镇的管理经费不断增加，而许多职能都要由乡镇来落实，他们很难抽出足够的经费去划拨到乡镇委员会，因此造成管理上的难度加大，乡镇管理能够提供经费，这种资金上的压力解决了，以及科学界定了职权，能有效促进乡镇的有效管理。

三、结语

乡镇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关键一环，乡镇政府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组织者和引导者，又是新农村建设政策的具体实施者，对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质量有着积极影响，对乡镇居民的难题进行持续的追踪并及时反馈，给予一定的经费管理权和支配权，对于乡镇管理权有一个科学地界定，从而使公民乡镇管理参与积极性的提升，改变传统被动的治理模式，调整重组管理居委会的人员，建立一支知识化的乡镇管理队伍，从而促进乡镇管理的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