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纠纷范文
时间：2023-07-03 10:58:19
行政纠纷范文第1篇
这种期待带来的修法意见，体现在希望能将社会行政行为拉入行政诉讼；不再设定具体行政行为这种概念；把村民委员会、行业协会、学校等纳入法律法规授权组织；还包括期待行政法院、公益诉讼等制度变革在修法中有所伏笔。
遗憾的是，在当下，行政诉讼承担的功能期许与它的实际运行空间并不完全匹配。立案难、审理难、胜诉难，实质上并非是当前要面对的“问题”，而是一份行政庭内外各方因素形成的法治答案。 立案“三不”
在现实中，当事人面临的是立案“三不”——不收案件材料、不出法律文书、不予立案
“在我们接下的案子中，能够立案的能占到一半，当然这肯定算高的，普遍的比例在20%到30%间。”身处国内最早进入行政诉讼领域的律师事务所，李金平律师如此描绘行政案件的立案率。
行政诉讼难立案的现象，是行诉律师群体普遍面临的困扰。这些案件主要是涉及地方土地征用、区域规划建设和拆迁、信息公开以及省一级政府的案件。按现行行诉法规定，自接受案件材料起，法院立案庭应该在七天内给出立案结果，作出受理或者不受理的裁定。但在现实中，当事人面临的是立案“三不”——不收案件材料、不出法律文书、不予立案。
“行政案件几乎不可能七天内给结论，法院能在两个礼拜里通知就不错了，很多都是两三个月还拖在那。”浙江律师徐利平说，在他曾经办案的湖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等地，都有征地拆迁等案件不被受理的情况。即使律师费尽口舌与法院反复进行交涉，许多法院仍不受理。
徐利平形容，这种“立案庭做了审判庭的事”是普遍现象。即使在一线城市的“窗口法院”，律师去，也存在法院不受理案件、直接退回书的情况，“只写个市民通知书说不属于我们受案范围给你退回了”。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修福金对某地级市做的一个调查显示，由于地方政府直接或隐形的干预，大量符合行政诉讼的案件得不到受理，从2010年到2012年，行政案件受理率分别为38.5%、39.12%、35.19%。
“有些法院管行政诉讼的法官干脆就不敢收这些案件，一旦有告的苗头相关部门就打来电话，所以法官不敢受理。有的省是明令法院是否受理要报批，这就完全失去了法院独立办案的要求。”修福金表示。
由于法条中的规则无法落实，行政诉讼的实务也在走向畸化。为了提高立案率，行政诉讼律师只能选择更有技巧性的做法。“潜规则”包括，先做行政复议，以及将共同诉讼分拆。
虽然行政复议存在很多走过场的现象，李金平说，“为了立案方便我们会先做行政复议，因为复议结果之后，会写‘不服行政复议15天内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将共同诉讼分拆同样是实务中无奈之举。“很多地方法院会把案件拆开，单个立案。像我们在山东做过的一起案件被法院分拆成五六个案件，我们最后折中妥协了同意分开。因为法院内部体制可能需要对敏感性、群体性案件进行汇报，拆开能规避一定程度的监管。”李金平说。 “两高四低”
对照近五年来官方数据，全国行政诉讼案件原告胜诉率逐年走低，相反的是上诉率、申诉率不断攀升
上诉率高、申诉率高，实体制裁率低、被告败诉率低、发回重审改判率低、原告服判息诉率低，是行政诉讼特有的“两高、四低”现象。
“做了这么多年案子，判决胜诉的案件是个位数，大部分是通过协调解决的。我们做过很多因为建设用地许可证告规划局的案子，只胜诉过一次。很多百姓不愿意打官司，胜诉率太低。打官司的都是比较有个性的，或者是吃亏吃得很大的。”徐利平举例，在浙江杭州，每年告规划部门的案子就不下200个，诉讼结果基本都是驳回或者败诉。
李金平就职的律所接到的行诉案件中，通过诉前、诉中协调解决的占到40%-50%，行政诉讼最后拿到胜诉判决的，仅在20%——即便如此，这仍高出全国普遍的胜诉率一倍。
根据最高法院统计数据，每年10万多个行政诉讼中，只有约27%的案件得到了实体裁判，其中原告胜诉的比例只有10%。
从事行政诉讼的律师对法院普遍感受复杂。例如在取证责任方面，不同律师都提到“法院帮助政府取证”的问题，延展到判决书的部分，行政诉讼的文书规范性也显得不足。“例如对证据采信、事实怎么认定，只有两三成法院写的很详细。有些就只写个证据名称，采信理由都没写。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没有考虑。”李金平说。
对照近五年来官方数据，全国行政诉讼案件原告胜诉率逐年走低，从原来30%下降到目前不足10%，相反的是上诉率、申诉率不断攀升。
根据最高法院统计，在法院审理的所有案件中，行政案件数量占比约1.5%，但申诉、上诉率在20%以上，甚至达到30%。行政案件上诉率、申诉率远远高于其他类案件。在申诉案件中，被告一方提出上诉或者申诉的仅仅占1%。 地方的干预
“除了人财物的干预以外，还有别的。比如说孩子要上学，住房怎么解决，这些都会影响到司法审判。”应松年说
对于行政诉讼呈现原告胜诉率低、申诉率高的特点，最高法院副院长江必新曾撰文认为，这从侧面说明现行司法体制下裁判整体偏向被告，行政诉讼对原告一方的权利救济存在着严重问题。
他在基层法院调研时发现，审理难度较大的案件集中在县乡政府做被告的情况中：这种对被告一方存在的“官官相护”现象，固然有法官裁判不公或者腐败因素，但一些地方党委政府的非法干预，导致法院不敢判决被告机关败诉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例如，县法院一旦判决乡政府败诉，直接后果是在人大评议法院时，失去一个代表团的票源。”江必新指出。
显而易见，对于胜诉难、申诉多来自地方干预的原因，法院系统也显得“弱势”且深为其扰。
修福金在调研中也发现，有些法院判决计生委败诉后，计生委不仅不履行判决，反而在当年计生工作中给法院挂黄牌；有一些强势部门，比如公安、规划、土地、税务、工商等，也经常以“新官不理旧事”为由，拒不履行法院生效的裁判。
在实例中，另一个能显著证明地方对司法干预程度的，是浙江台州市中级法院在试行跨区域交叉审理行政案件后的数据对比。在试行交叉管辖前，台州普通当事人的胜诉率是10%-13%，试行交叉管辖后，胜诉率提高到了62%。
“行诉法也尽可能来避免这个干预，但单靠一个法律的修改不能解决问题，这是整个司法环境的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应松年说，法院除了权力干预还有人情干预。
“法院毕竟还在当地，除了人财物的干预以外，还有别的。比如说孩子要上学，住房怎么解决，这些都会影响到司法审判。”应松年说。 尴尬的法官
2013年，在法院行政庭挂职期间，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薛刚凌发现行政庭法官流动率和流失率相比另两个庭要高出很多
2013年10月，李金平律师至四川攀枝花中级法院办案，发现接近年底，该院行政诉讼的案号只有三个，其中两个还是他自己的案子。在许多法院内部，行政庭正在面对案源少与人员配置不足的恶性循环。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莘认为，行政庭人员配置的不足和弱势是行政诉讼审理难以突破的瓶颈。在一些西部、偏远地区的基层法院，行政庭的法官数量甚至无法组成一个合议庭，遇到行政诉讼，就只能由民庭法官来兼任。
“这种情况很多，最近在辽宁鞍山一个县法院遇到的法官就是民庭的，不少基层法院还从其他地方借法官。”李金平律师说。
在现行制度考核下，行政庭案源少、麻烦多，使得行政庭法官群体长期处在边缘化。浙江一名基层法院行政庭法官对《财经》记者介绍，对于大部分的行政诉讼，主审法官的直接决定权很小，基本由审委会拍板，院领导还会收到各方“打招呼”，使得案件迟迟难以下判。
“法官当然是希望案件能通过和解或者撤诉和平解决。在我们曾经办过的一起案子中，区政府派人直接对院长进行施压，如果判行政机关败诉，他就会在地方人大会议上得不到选票。”上述法官说。
最高法院在一份关于行政诉讼方面的研究中指出，行政审判法官人均审理案件数量比民事刑事法官整体要低10倍左右，但行政诉讼超审限率却远高于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根源在于，许多法官对行政案件倾向于做大量案外协调工作，即便久调不决，也不付诸审判。
除了超限审理，还有上诉、上访等问题，不仅使得行政庭法官在考核制度上表现落后，各界矛头也促使行政庭法官承载着与权责不相匹配的压力。2013年，在法院行政庭挂职期间，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薛刚凌发现行政庭法官流动率和流失率相比另两个庭要高出很多。
“行政庭留不住人，还在的也很不容易。”薛刚凌说。 跛脚的复议
行政复议目前资源分散，配置效率偏低，“无人办案”和“无案可办”的现象同样并存
作为化解行政争议的另一个主要渠道，行政复议相较诉讼更加快捷、方便：复议没有“立案难”的问题，从协调角度而言，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也比政府与法院之间容易得多。作为诉讼外救济的有力补充，行政复议理应成为当事人首选的救济渠道，然而实施十多年来事与愿违。目前中国每年约20万件经复议或诉讼处理的行政纠纷中，通过复议渠道解决的争议甚至少于行政诉讼。
在现实中，由于复议更多是书面审理，不能如同诉讼般公开审理，当复议难以保证权威和公正时，这种机制便容易失效。同时，与法院行政庭面临的困境类似，行政复议目前资源分散，配置效率偏低，“无人办案”和“无案可办”的现象同样并存。
此外，有委员在执法检查中发现，个别地方的复议维持率过高，有的甚至达到100%，彰显了其中“官官相护”的嫌疑。
在行诉法一审的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公布了在2013年9月至10月间对《行政复议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的报告。执法检查组收回的4351份有效调查问卷显示，约60%的受访者对行政复议缺乏了解甚至没有听说，多数省市进入渠道的行政争议数量比进入复议渠道的高出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呈现了“大，小复议”的格局。
在全国人大进行行诉法审议时，乔晓阳委员提及，“在青岛我们专门邀请了一些行政复议的申请人介绍怎么知道走行政复议这条道的。他们都说是很偶然的情况下才知道的。但无一例外，他们都知道可以。”
“以我到过的一个自治区为例，近三年来，自治区政府共受理行政复议案件328件，同期受理的因行政争议引发的案件则高达5万余件。有些县级政府几年来甚至未受理过一起行政复议案件。”韩晓武委员介绍。
“一个正常国家里行政诉讼数量和民事诉讼数量与人口数量有一定比例。现在中国每年的行政诉讼数量10万件左右，行政复议的数量也差不多，但如果按照正常人口比例，中国每年的行政诉讼应该在1000万件左右。”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对《财经》记者表示。
这种诉讼数据的失衡比例，意味着超过九成以上的争议，都消化在这种规范系统外。
最典型消化渠道就是和上访。根据官方统计，每年因为行政纠纷引发的高达400万到600万件——可以与之对比的是，行政诉讼的案件数量正伴随着胜诉率逐年走低而下滑，根据最高法院的数据，2012年全国法院一审行政案件比2011年下降4.97%，仅129583件。 修法之难
如果将《行政诉讼法》放到一个更高角度去看待，一定是一个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统筹考虑
在何兵教授看来，诉讼和复议在这个社会的纠纷解决中本应是两条腿走路，但目前两个系统都不解决问题。当行政审判体制已经由监督制约政府退化成为政府的执行工具，民怨已缺乏出口难以疏通。
“行政审判搞不起来的话，就不能把老百姓引导到诉讼解决问题，上访问题也就不能解决。之外又会引发另外的矛盾，老百姓要么选择了忍气吞声、自我消化，要么就走上绝路、采取极端行为。”何兵说。
北京大学教授姜明安认为，要解决行政诉讼首要面对的地方干预问题，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司法机关人财物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法官制度的改革，“即使未来实现地方司法机关人财物权上收，地方法院脱离地方行政区域设置的改革仍然是必要的。”
不过此次行诉法修改案草案中，此前多方议论的有关行政法院的设想未见踪影。
不少研究者认为，这体现了相关设想并未被权力机关所接受，短期内也不可能成为现实。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莘认为，在目前公法领域“大、中诉讼、小复议”的格局下，如果将《行政诉讼法》放到一个更高角度去看待，一定是一个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统筹考虑。这就要求修法上跟《行政复议法》、制度一起考虑和修改。
应松年认为，目前行诉法对于交叉管辖和提级管辖的探索，以及法院系统正在进行的人财物独立研究，虽然会使权力的干预减少，但要消除这种干预，还是要从整个体制来考虑。如何从体制上提高法院的地位，并非一部诉讼法能够完成。
沈岿表示，此番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反映出立法者希望行政纠纷能够回归司法解决，寻求理性诉求和正当权利保护，但修改背后的艰难之处在短时内无法消除：政府领导、工作人员并无法治思维，司法并未真正独立，行政权力仍然过大。这三大原因仍会长期制约着行政诉讼法的发展。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薛刚凌认为，行政诉讼法是社会法治程度的一个表象，很难通过它来实现行政治理模式的转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此次修法能引起对行政诉讼更多的关注与讨论，倒逼着行政合法化的进行，已是能够实现的最大助益。
行政纠纷范文第2篇
关键词：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公正和谐社会
一、我国行政纠纷的现状
当下，我国正步入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主体利益日益多元化的时期。在政府继续强势推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行政机关与老百姓之间矛盾多发，纠纷频出，尤其是近些年来“群体性行政争议较为突出”，[②]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
然而，现有的行政纠纷解决制度面对数量众多、种类各异的行政纠纷时，却遇到了如下一些问题：首先，大量行政纠纷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老百姓的合法权益没有获得有力保障；其次，对所有行政纠纷的处理缺乏通盘考虑，各种行政纠纷解决制度缺少配合，相互之间脱节现象严重，未能发挥制度群体的组合优势；再次，重复处理行政纠纷，一些纠纷经过了重重程序却长期不能得到解决，没有一种最终的纠纷解决机制为行政纠纷的处理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最后，所有行政纠纷解决制度都面临权威性不足的困境，行政纠纷解决的结果很难得到当事人的信服。
可见，我国当前行政纠纷的形势较为严峻，现有的纠纷解决制度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建设法治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下，认真审视和思考行政纠纷和行政纠纷解决制度，显得极为重要和迫切。
二、理性、认真的对待行政纠纷
自2006年12月初至2007年3月底，全国行政复议工作座谈会、全国行政审判工作会议和全国工作会议分别在重庆和北京召开。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如何完善行政复议、行政审判和制度，公正、高效的解决行政纠纷，成为了上述会议的关键议题。显而易见，日益严峻的行政纠纷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
在设计解决行政纠纷的制度之前，务必要树立正确的纠纷观，理性、认真的对待行政纠纷。从古今中外的人类社会发展史可以知道，正确的纠纷观至少应当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只要有人际交往，就会有纠纷，只要有政府管理，就会有行政纠纷。尤其在当代中国，政府承担着市场监管、经济调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大量职能，国家广泛的介入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行政纠纷的产生更加不可避免。因此，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和谐社会不是一个没有纠纷的社会，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根除纠纷。其次，要从源头上减少行政纠纷。尽管行政纠纷不可避免，但是过多的行政纠纷却会影响社会稳定，甚至给整个国家带来灾难。我们应当从源头上预防行政纠纷的产生，减少行政纠纷的数量。具体而言，一方面，要继续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尤其是用完备的正当程序来规范行政权力的运作过程；另一方面，要继续开展普法宣传和加强法律教育，提高全民的法律素养。最后，要有一套完善的制度来应对已经发生的行政纠纷，确保所有行政纠纷都能得到公正、高效的解决。
社会主义社会不仅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要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特别是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③]然而，正义的实现，离不开一套完善的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一套内容完整、相互配合、公正高效、权威性强的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及时有效的化解各类行政纠纷，达至官民和谐，实现社会正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论述如何构建我国的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域外在解决行政纠纷方面积累的经验。
三、域外解决行政纠纷的经验及其启发
在政府职能膨胀、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日益交错的当代世界，如何解决行政纠纷是各国和地区面临的共同课题。英美等传统法治国家在解决行政纠纷的历程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亚洲的韩国经历了20世纪后半段的迅速发展之后，在解决行政纠纷的制度建设上也取得了显著成就。综观英国[④]、美国和韩国的行政纠纷解决历史和现状，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基本认识：
第一，任何纠纷解决制度的关键问题是公正。凡是用来解决纠纷的制度，都应当是能实现公正的制度。无论是英国的行政裁判所，还是美国的行政法法官制度，甚至韩国的行政复议制度，都以实现公正为首要目的。为了确保公正，所有纠纷解决制度应当至少要满足以下几个要求：首先，纠纷解决机构尽可能的中立，[⑤]纠纷解决人员的身份和待遇要有保障。中立的纠纷解决机构是纠纷解决制度的灵魂，缺乏中立的纠纷解决机构的纠纷解决制度很难说得上是公正的制度。其次，纠纷解决过程要公开，所有利害关系人都有权参与到纠纷解决程序中来。再次，采用对抗式程序，各方当事人对所有证据进行当庭质证，对所有争议法律问题进行当庭辩论。
第二，发挥行政机关等法院之外的纠纷解决机构在解决行政纠纷中的重要作用。在英国，绝大多数行政纠纷是由行政裁判所解决的。从英国行政裁判所受理案件的数量看，每年在60-100万件，纠纷范围大、数量多。但行政裁判所发挥了良好的解决纠纷的作用，绝大部分案件都通过裁判所得到了解决，只有极少数案件（5千件左右）才提起上诉。在美国，行政机关被认为是解决行政纠纷的主要力量。通过合适的听证程序，行政机关可以预防和解决绝大多数行政纠纷。美国自联邦行政程序法确立行政法法官制度以来，行政法法官在确保正式裁决的事实认定能客观、中立、正确，在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化解纠纷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而非正式裁决的听证主持人——非行政法法官们，尽管独立地位比不上行政法法官，但是也逐渐更加中立客观，非正式裁决的程序保障也愈加完善。加上20世纪70年代以后，内部复审机构在很多联邦行政机关的建立，行政纠纷主要在行政系统内部得到解决成为现实。1996年《行政纠纷解决法》颁布之后，美国行政机关解决行政纠纷的探索和努力更加深入，开始倡导尽可能更早的将行政纠纷解决，以及通过替代性的纠纷解决方法来解决行政纠纷。[⑥]
第三，纠纷解决制度需要整合和完善。以英国为例，英国解决社会纠纷机制是由法律规定的法定途径，并且是逐步发展、完善而来的，其中不同制度之间分工精细、彼此配合、衔接良好，基本上不存在纠纷解决的空白地带，且以司法解决为终点，使得整个社会在有序中平稳前行。再以美国为例，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行政裁决或者听证与法院司法审查相互配合共同作用，形成了美国的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如何整合和完善我国纠纷解决机制是目前我们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之一，英国和美国的经验值得借鉴。
第四，法院最终解决纠纷的作用很重要。司法审查是所有纠纷解决的最后关口，司法最终原则须得到贯彻。尽管在英国和美国能够进入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的案件数量并不多，但是由于奉行司法最终原则，法院在整个纠纷解决机制处于最为权威和最终的环节，对其他环节起到很好的监督和制约作用。
四、构建我国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
（一）我国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的制度构成
1978年以来，针对经济发展和行政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各类社会纠纷，我国陆续设立或沿用了一些社会纠纷解决制度，如人民调解制度、仲裁制度、制度、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制度等。特别是在行政管理领域，相继出现或延续了适用于不同领域的各式各样的纠纷解决制度。具体而言，有适用于大部分行政领域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有适用于许多领域且可供当事人自主选择的调解制度，有适用于部分行政领域的普通行政裁决制度，也有适用于极少数行政领域的专门行政裁决制度，如专利、商标领域的专利复审制度和商标评审制度，还有仅适用于劳动争议领域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当然，更有在各个行政领域全面适用的制度。近年来，为了及时有效的化解大量出现的征地补偿安置争议，我国正在探索设立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制度，由省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对市县人民政府与被征地人之间的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进行裁决。另外，2005年出台的公务员法还建立了人事争议仲裁制度，专门解决聘任制公务员与行政机关之间因履行聘任合同而发生的争议。还值得注意的是，自2005年9月1日开始施行的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首次要求各高校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负责受理学生对取消入学资格、退学处理或者违规、违纪处分的申诉。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由学校负责人、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组成。
可以看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在行政管理领域已经建立起门类齐全的纠纷解决制度。现有的问题已不再是该不该设立某种纠纷解决制度，而是如何完善已有的各种纠纷解决制度，如何扩展各种纠纷解决制度的适用范围，以及如何对现在所有的纠纷解决制度进行通盘考虑组建出一个完善的纠纷解决制度体系，让每一种纠纷解决制度都能充分发挥其优势，各尽其用。也就是说，上述的行政管理领域的各种纠纷解决制度都可以成为将来纠纷解决制度体系中的一员。此外，还可以将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制度加以推广，在相应领域建立专门的纠纷解决委员会制度。
二）各种行政纠纷解决制度在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中包括调解、行政裁决、行政仲裁、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专门的纠纷解决委员会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大致可以把这些制度划分为三个层次加一个补充，即调解位于第一层次，行政裁决、行政仲裁和行政复议等准司法性制度位于第二层次，行政诉讼位于第三层次，作为补充。另外，根据解决纠纷的层级，可以把专门的纠纷解决委员会制度放入第一层次或者第二层次。
位于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第一层次的首先是调解制度。在实践中，调解又被称为和解、协调等，不管使用什么称谓，其核心涵义仍然是指在纠纷解决机关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达成协议，从而心平气和的解决纠纷。自愿、友好、平和的解决纠纷是调解制度的一大特色，之所以把调解制度置于纠纷解决制度体系中的第一层次，就是想充分利用其特色，尽可能的使纠纷在当事人之间以自愿、友好、平和的方式得到解决。基于调解的自愿性，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应当将调解设置为行政裁决、行政仲裁、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附属制度，在这些制度的运作过程中，如果当事人愿意通过调解来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纠纷解决机关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启动调解程序。如果通过调解能够圆满解决纠纷，那么行政裁决、行政仲裁等程序就可以到此终止，不必再进行下去了。
其次，上文提到的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制度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为了贯彻中央一贯主张的将纠纷解决在基层的方针，可以考虑在基层设立各种专门的纠纷解决委员会。在我国的非政府公共组织领域，如公立高校、行业协会、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等，目前大量行政纠纷找不到解决途径。如果能够在这些组织内部设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专门负责解决成员与组织之间的行政纠纷甚至于其它纠纷，那么存在于基层的大量社会纠纷便找到了一条解决之路。例如，可以考虑在公立高校内设立一个由行政人员、教师、学生和校外人士组成的委员会，专门负责审理学校职工、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各种纠纷，并提出处理建议，再由校长根据委员会的建议作出最后处理决定。又如，可以在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成立一个由本村德高望重的老人组成的委员会，专门负责解决村民与村委会之间的各种纠纷。由于这些专门的纠纷解决委员会解决的是基层的行政纠纷，所以将其列入行政纠纷解决体系的第一层次。
位于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第二层次的是行政裁决、行政仲裁和行政复议等准司法性的制度。这三项制度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以行政机关作为纠纷解决的主体。在现代社会，仅仅依靠法院来解决纠纷已不可能，行政机关理应成为解决社会纠纷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甚至是主要力量。认为解决纠纷只是法院的事情，这种观念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和要求。而且，行政纠纷因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行为而起，行政机关有义务先行处理行政纠纷，而不应当将自己引发的纠纷全部甩手给法院。现有的行政裁决、行政仲裁和行政复议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解决纠纷的制度必须以公正为核心的理念没有完全树立，导致现有制度中缺乏最基本的程序保障。将来的主要任务是增加这三项制度的公正性的程序设置，使绝大部分社会纠纷消化于这一层面。但是，必须指出，行政裁决、行政仲裁和行政复议都不能具有终局效力，当事人如果对其决定不服，都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此外，在我国的公务员管理领域，一直以来缺乏一个比较中立的机构来处理非聘任制公务员与所属机关之间发生的各种纠纷，致使公务员的权利在受到损害时得不到有效救济。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不应当忘记塑造国家机关内部公务员与所属机关之间关系的和谐。公务员对所属机关作出的影响自身权益的决定不服时，也应当有权请求一个较为中立的机构来裁决。为此，可以考虑在国家机关内部设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负责解决公务员与所属机关之间的纠纷。而且，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应当尽量多元化，行政机关之外的人士应当占合理的比重。
位于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第三层次，也是最后一个层次的是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纠纷的最后一道关口，所谓最后，一是对前已处理的行政纠纷不服的，都可以向法院提讼，二是法院的裁判是终局裁判。在进行制度设计时，还要注意至少两个问题：一是行政裁决、行政仲裁和行政复议是否前置。鉴于行政裁决和行政仲裁一般发生在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领域，可以考虑行政裁决和行政仲裁以前置为原则，当事人对行政裁决和行政仲裁的决定不服时，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是大多数行政领域的通用纠纷解决方式，原则上可以将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权交给当事人，由当事人自主选择是先申请行政复议还是直接提起行政诉讼。二是尽可能的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将行政管理领域的所有法律纠纷都纳入到行政诉讼中来，让所有法律纠纷都由法院来最终把关，使得当事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纠纷解决结果不服时，都有寻求法院救济的机会。
另外，制度是建国以来形成的一项纠纷解决制度。在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中，可以将制度作为前述三个层次的补充。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任何决定不服，都可以向机关提出申请。机关针对当事人的申请应区分两种情况分别对待：其一，如果事项属于行政裁决、行政仲裁、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且未过时效，那么应当告知和说服申请人向具体的行政机关和法院提起行政裁决、行政仲裁、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如果事项已过行政裁决、行政仲裁、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时效，那么应当耐心做其思想工作，劝服其息访。其二，如果事项不属于行政裁决、行政仲裁、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可以由机关向申请人说明情况，并向有权机关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五、法院——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中的最后一道防线
在任何法治国家，法院都是公平正义的象征。在解决纠纷制度体系中，法院至少扮演着三种角色：其一，法院一直都是解决法律纠纷的不可替代的场所，而且法治国家都尽可能的将社会纠纷通过立法机关立法或法院的判例转化为法律纠纷，纳入到法院的管辖范围。其二，法院是其它解决纠纷主体的外部制约力量，尽管法院没有能力来解决所有纠纷，但是法院的存在，可以给其它纠纷解决主体以有力的鞭策，促使纠纷尽可能的在法院之外得到公正解决。
其三，法院是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中的最后一道防线。在纠纷解决制度体系中，各种制度都要充分发挥其作用，但是必须有一种最终的纠纷解决制度和一个负责最终解决纠纷的主体。这个最终的纠纷解决制度就是诉讼制度，相应的，负责最终解决纠纷的主体就是法院。如果没有法院作为最终解决纠纷的主体，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对经过法院判决的事项进行处理，那么社会纠纷的解决将遥遥无期，任何纠纷都可能一拖再拖，久拖不决。只有让法院坐镇纠纷解决的最后一关，让法院的判决成为终局的决定，纠纷才有完结之日，正义才有实现之时。
要让法院成为最终解决纠纷的主体，就必须提升法院的地位，强化法院的权威，增强法院判决的权威性。为此，必须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排除一切外来干涉，使法院能够独立的受理案件、审理案件和作出判决；使法官能够安心的秉公办理案件，免除后顾之忧。其次，法院自身要加强内部建设，提高法官队伍的业务素质和道德修养。再次，除了法院自身经过合法程序可以对判决作出撤销和改变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否定、撤销或改变法院的判决。最后，法院的判决必须得到执行。法院判决作出以后，在判决规定的期限之内，如果判决义务人不自觉履行义务的，判决执行机关要及时执行法院判决，落实判决内容。只有做到以上几点，才能塑造出权威的法院，让权威的法院作出权威的判决，权威的判决获得当事人的信服，从而使纠纷得到最终的解决。
[①]应松年：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②]田雨、贾楠：“肖扬在第五次全国行政审判工作会议上强调：保护民权、减轻民负、解除民忧、保障民利、实现民愿”，载于新华网/legal/2007-03/28/content_5908986.htm.
[③]参见国务院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答记者问内容。
[④]本部分关于英国的资料来源于2006年3月应松年等赴英国考察行政裁判所制度的考察团形成的考察报告。
[⑤]各国在保障纠纷解决机构的中立性方面的做法不大一样，英国行政裁判所的首席裁判官由大法官任命，美国的行政法法官实行集中管理制度，使其尽量摆脱行政机关的控制，而韩国的行政复议委员会中，广泛的吸收行政机关之外的人士参加，以确保行政复议机构的中立性。
行政纠纷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完善
[中图分类号] R197.3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3）09（a）-0162-04
当今社会正处于深刻的转型当中，社会主体的多元化与利益关系的多样化，反映到医疗卫生领域表现为医疗纠纷的大量出现[1]。医疗纠纷在性质上属于民事纠纷[2]，是比较特殊的民事纠纷，涉及的医学知识专业性强，而且关乎人的生命健康问题。这就使得医疗纠纷中的医患之间的关系复杂，纠纷多元化。多元化的医疗纠纷需要协商、调解、诉讼等多元化的解决机制。调解在这些解决方式中占主导地位，而行政调解有中立性、专业性、高效性等特点，是医疗纠纷解决的重要手段。然而我国行政调解制度在法律法规上和实际操作中存在缺陷，影响医患双方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不利于医患双方矛盾的调和，甚至还会对社会的安定构成威胁，例如患者持刀进医院砍杀医生事件。因此，研究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对于完善我国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1 行政调解解决医疗纠纷的优势
医疗纠纷是民事纠纷，因此从原则上讲民事纠纷的处理方式对医疗纠纷处理都适用，但是根据我国在2002年颁布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发生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民事责任争议，医患双方可以协商解决；不愿意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调解申请，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因此，医疗纠纷的处理方式主要有当事人协商解决、行政调解、司法诉讼三种方式。这三种医疗纠纷解决方式中，行政调解解决医疗纠纷有着协商、司法诉讼无法比拟的优点，笔者分析比较如下：
1.1 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与协商两种解决方式比较
1.1.1 行政调解主体具有中立性，更公平、公正
1.1.1.1 行政调解由第三方（卫生行政机构）作为调解主体，而协商是由当事人（医患）双方沟通解决。卫生行政机构是医疗机构的监管机构，有权对医疗机构的行为行使处分权，也有义务对医疗机构进行监管。医疗机构隶属于卫生行政部门的管辖范围内，其忌惮于卫生行政部门的行政权，会积极配合行政调解的实施。同时卫生行政部门是政府机构，执政为民，患方是老百姓，老百姓对政府机构比较信任，由政府机构来主持行政调解，老百姓放心。由此可见行政调解主体的中立性，而且它的中立性还有助于促进医疗纠纷的解决。
1.1.1.2 医疗纠纷中涉及到比较专业的医学知识，患方一般都是不懂医学知识的老百姓，如果他们采取和医方协商解决的话，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当医方发生医疗过错或过失行为时，为了逃避行政处罚，选择和患者私了，用钱堵住患者的嘴，这就给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管带来困难，也不利于医疗服务水平的提高和医学进步，还容易使人们形成“金钱万能”的错误价值观；二是在协商解决医疗纠纷中，医方可能利用患方不懂专业性较强的医学知识，为了降低自己的经济损失，欺骗善良、可怜的患方，使的患方该获得的权益打折。然而，行政调解主体的中立性能保证医疗纠纷处理结果更公平、公正，使医方收到应该得到的行政处罚，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患方的合法权益。
1.1.2 行政调解人员具有专业性，更权威
卫生行政部门有关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工作是由医政处的工作人员负责的，这些人员在招录时条件限制必须都是有医学专业知识背景的同志才能报考，因此，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员都是些学过医学知识的人，由他们负责行政调解工作，既有利于保护不懂医学方面知识的患方的权益，又能使具有不良企图的医方无机可乘，他们的处理结果权威性比较高，能使医患双方都心服口服。
1.2 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与诉讼两种解决方式比较
1.2.1 行政调解灵活、高效、低成本
医疗纠纷如果通过诉讼途径解决话，在程序上、操作上都要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流程处理，这就使医疗纠纷的处理受到一些形式上的限制，因此，诉讼比较严格、繁琐，而且耗时长。而行政调解则没有太多的限制，只要患方向卫生行政部门提交申请材料，卫生行政部门受理后，即转入调解流程，调解成功后双方达成书面协议，协议签字后生效，至此行政调解全部结束。由此可见，整个行政调解过程简单，不会让医患双方在形式上耗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体现行政调解比司法诉讼解决医疗纠纷更高效。由于没有法律法规在时间上、方法上、形式上对行政调解做过多的限制，这就使得行政调解要比司法诉讼更加灵活。此外，司法诉讼可能涉及到律师费、材料费、医疗事故鉴定费、司法鉴定费等，诉讼成本较高，而行政调解只涉及材料费和医疗事故鉴定费，因此，行政调解比司法诉讼成本要低。
1.2.2 行政调解采用妥协代替对抗，有利于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1.2.2.1 司法诉讼中医患双方是处于对立面的，患方尽力找医方的过错和过失之处，医方尽全力为自己开脱责任，医患双方互相指责、互不相让、相互仇视，这种对立的处理医疗纠纷的方式，容易激化医患双方的矛盾，不利于消除医患双方的心理隔阂，即使医患双方最终拿到法院的判决书，医患之间的纠纷其实还是没有从本质上彻底解决，他们可能还在互相埋怨，根本没有握手言和。
1.2.2.2 我国传统文化中“和为贵”思想比较浓厚，医疗纠纷调解机制，是指在中立的第三方的介入下，医疗纠纷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达成和解，解决医疗纠纷的活动，包括卫生行政机关的调解[3]，即行政调解。由此可见，行政调解是本着自愿、互谅互让、自治、自律的原则解决医疗纠纷，医患双方最终能够心平气和的达成一致意见，这有助于从心理上消除医患双方的心结，从本质上解决医患之间的纠纷，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综上所诉，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与协商、诉讼这两种解决途径相比较，主要具有中立性、专业性、高效性、和谐性等优势。毕竟我国传统文化中“以和为贵”和“管本位”的思想比较深厚[4]。然而，行政调解解决医疗纠纷的优势没有在医疗纠纷处理中显现出来。自《条例》实施以来，通过卫生行政部门解决的医疗争议案件是非常少的[4]。我国的这种行政调解解决医疗纠纷的衰微现象主要是由于行政调解制度的不足引起，接下来，笔者将深入地分析其存在的不足。
2 我国行政调解解决医疗纠纷存在的不足
2.1 法律法规层面的不足
2.1.1 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的范围比较狭窄
按照《条例》的相关规定，卫生行政部门只负责对医疗事故纠纷案件进行调解。医疗纠纷包括医疗侵权纠纷和医疗合同纠纷，《条例》中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由此可见，医疗事故是属于医疗侵权纠纷这一类的，是医疗纠纷的一种，其范围要比医疗纠纷的范围要狭窄。
2.1.2 行政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较弱
关于行政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7月公布的《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八条规定：“行政机关依法对民事纠纷进行调处后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调解协议或者作出的其他不属于可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处理，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后，具有民事合同性质，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意见明确了行政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而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协议，没有进行司法确认的话，法律效力是比较弱的，完全靠双方当事人自律，一旦一方反悔，至法院，法院受理后，行政调解协议将变成一纸空文。而且如果医患双方有任何一方不履行或部门履行协议的内容，法院不能强制另一方当事人执行，完全靠医患双方自律。
2.1.3 行政权介入比较被动
依照《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可以看出，当医疗机构发生重大医疗过失应该向卫生行政部门提交事故报告，在实际中，医疗机构为了逃避行政处罚或刑事责任，多采取的是隐瞒不报，用金钱和利益封锁消息，抱有侥幸心理，认为只要不东窗事发一切安好。而且患方需要向卫生行政部门提交申请，卫生行政部门才会对医疗纠纷进行行政调解。从《条例》的规定可以看出，行政调解并不是解决医疗纠纷的前置程序，能否启动有赖于当事人的自愿请求，缺乏主动性和强制性[5]。
2.2 实际操作中存在的不足
2.2.1 行政调解主体缺乏中立性
在我国，卫生行政部门是医疗机构的主办、主管单位，公立医疗机构是政府办的，属于卫生行政部门管辖，私立医疗机构由卫生部门发证后才能运营，属于卫生行政部门管辖。因此，医疗机构和卫生行政部门是老子和儿子的关系。这种管办不分，使患者对卫生行政部门缺乏信任感，宁愿选择诉讼途径解决医疗纠纷，追求诉讼的权威性，而不愿申请行政调解，而且医疗机构也怕卫生行政部门抱着“求稳”的态度，而采取牺牲其所管辖的医疗机构的利益的手段，将行政调解的结果过多倾向于患方，因此，医方也不愿行政调解。由此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行政调解制度是缺乏中立性的。
2.2.2 行政调解员的积极性不高
在我国，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员是卫生行政部门医政处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职责范围除了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还有很多，例如医疗机构准入、医疗人员准入、血液管理、医疗广告的监管、医疗机构监管等，由于他们的分管工作比较多，任务繁重，再加上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对卫生行政部门行政调解工作不作为或乱作为做出问责性的明文规定，因此行政调解人员对待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的态度多数是唯恐避之不及。此外，行政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较弱，当医患双方有一方自法院，法院受理后，行政调解协议同时无效。这就意味之前的所有行政调解人员的努力都付之东流，这将严重打击行政调解人员进行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的积极性。
2.2.3 行政调解缺乏高效的事实发现机制，效率低
医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自身的特点。在医疗活动中，患者所出现的不良后果到底是由于疾病本身的自然转归还是医务人员的过失造成，现行的调解缺乏高效的事实发现机制[6]。这就需要医疗事故鉴定组织的协作，而医疗事故鉴定耗时长、患者对现行鉴定制度的不信任，导致医疗纠纷案件中，最终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的比较少。在没有进行鉴定的情况下，医患双方在医方是否存在医疗过失、是否构成医疗事故的问题上难以取得共识，由此引起的分歧成了调解的重大障碍。对此，现行调解机制尚没有办法进行化解，调解耗时大大延长，调解效率无法提高，行政调解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高效率这一重要价值[7]。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行政调解没能在医疗纠纷的解决中发挥其优势和作用，尚且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为了完善我国医疗纠纷行政调解体制，笔者从行政调解解决医疗纠纷的优势从发，针对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的不足，提出了对应对策。
3 完善我国行政调解制度的对策
3.1 扩大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的适用范围
目前，《条例》规定医疗纠纷案件只有被医疗事故鉴定组织鉴定为是医疗事故纠纷的，卫生行政部门才会对其进行行政调解。从前文阐述可知，行政调解既然比协商、诉讼两种方式有诸多的优势，那么为什么不将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的范围拓宽，使行政调解的优势惠及到更多的医疗纠纷案件的处理呢？当然，笔者也不赞同无限制的扩大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的范围。笔者认为把除医疗事故纠纷以外的医疗意外、疾病的自然转归、并发症等引发的医患纠纷都可纳入到行政调解的适用范围之内，因为这些由医疗过失、过错意外以外原因造成的医疗损害是无法预知、避免和防范的，患方不懂医学知识，也可能一时不能接受自己或亲属发生医疗损害的事实，卫生行政部门作为第三方，又有医学方面的专业人员，是可以从心理上和道理上疏导患方的，从而进一步解决这类型的纠纷。然而医疗故意引发的医疗纠纷，则可能涉及到刑事责任的追究，就不能将这类医疗纠纷纳入行政调解的范围之内。
3.2 赋予行政调解协议合同性的法律效力
从《意见》第八条规定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可以得出法律可以对行政调解协议的性质另有规定，由此，笔者建议，立法机关或有关部门可以在《条例》中，对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予以说明，规定它像合同一样，变更或撤销需向法院提交合法的能证明协议中有不合法、不合理、欺诈等条款的证据，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协议才可变更或撤销，否则，当一方不执行协议规定的内容时，法院可以强制执行。这样的话，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协议一旦生效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就有法律这个后盾做保障，即使一方反悔向法院的话，也不会造成之前卫生行政部门所做的行政调解工作完全毫无意义的情况发生，使行政调解和司法诉讼衔接起来了，同时也有利于调动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员的积极性。
3.3 行政调解程序前置
由于行政权介入比较被动，医患双方不申请，可能会出现协商解决中医方欺诈患方，和患方选择诉讼解决纠纷的情况，会给医方投机取巧的机会，给法院增加工作负担，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司法资源的浪费。可针对行政调解介入被动问题，设立行政调解前置制度，也就是将行政调解作为医疗纠纷诉讼前的必经程序[5]。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保护处于弱势地位患方的利益；另一方面，卫生行政部门可以分流掉法院的一些工作。此外，还可以削弱医患双方对彼此的怨气，因为行政调解程序前置后，若调解不成到当事一方诉讼前是需要一些时日的，而时间可以使人们恢复理智、心平气和，这就有利于在医疗纠纷处理中，缓和医患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有利于发挥行政调解的中立性优势。
3.4 确立中立性的医疗纠纷行政调解主体，加强行政调解员队伍的建设
在我国，卫生行政部门没有专门只做医疗纠纷处理的行政调解员，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员是卫生行政部门医政处的工作人员，除医疗纠纷的处理之外，他们每天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而且这些人员没有系统的卫生法方面的知识背景，而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主要涉及到医学、卫生法学这两大学科方面的知识。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在卫生行政部门设立一个专门的医疗纠纷处理室，招纳同时具有医学和法学知识背景的人员填充此处室。现实中同时具备医学和法学知识的人员是比较匮乏的，这方面也需要教育部门的努力。然而，目前比较可靠的解决方法就是从医疗机构选拔医学人才和从卫生行政部门的医政处选择优秀工作者，安排这些人员进行卫生法学知识的培训或再教育，然后将这些人填充到医疗纠纷处理室中，专门负责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工作。这样一来，行政调解的专业性、权威性、专门性都得到保障。
此外，还可以建立医疗行业自治性组织及自律机制承担起参与医疗纠纷解决的职能。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行业自治性组织在解决医疗纠纷方面发挥了明显作用。一方面，医疗行业自治组织下设专门机构来处理医疗纠纷，例如，日本东京医师会设立的医疗纠纷处理委员会就是专门处理医疗事故的医事仲裁组织。另一方面，医疗行业自治性组织还可代表医疗机构与保险公司订立责任保险合同，参与调解医疗纠纷等。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借鉴[6]。
3.5 建立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机构的信息化监管制度
现在是信息时代，计算机技术应用涉及领域比较广。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医院信息化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大部分医院已经建立起了比较正规的医院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了挂号、收费、发药、病号入院、医嘱处理、出院结算、药品的采购、入库、出库等的计算机管理[8]。笔者认为，卫生行政部门可以和软件开发公司合作，在卫生部门的医政处建立一个信息系统，这个系统至少具有监管卫生行政部门管辖范围内的医疗机构医院信息管理系统中的电子病历这块信息的功能模块，负责每天将医疗机构电子病历信息备份下来，医疗机构就没有机会篡改、销毁病历，也没有机会抵赖、欺骗患方，患方也没理由无理取闹。这种信息化的监管制度能够最快、最真的还原事情真相，提高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处理的效率，同时可以使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更加的公平、公正、权威。
在医疗纠纷发生率日益攀高的今天，行政调解制度作为一种中立性、专业性、高效性、低成本、和谐化的医疗纠纷处理手段，应该充分发挥它的这些特点和优势，努力改善我国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的不足，使其特点和优势能够在我国医疗纠纷案件的处理中发挥最大的作用，为我国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创造条件。我们期待着立法机关、政府、卫生系统等在法律法规、政策、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和完善，期待着医患和谐、社会和谐、明天更美好。
[参考文献]
[1] 舒广伟.论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之重构[J].中国卫生法制，2011， 19（6）：49-52.
[2] 耿莉.医疗纠纷的概念、性质和特点[J].中国卫生法制，2008，16（6）：33-34.
[3] 戴斌，吴雪峰.论我国多元化医疗纠纷解决机制[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7（1）：14-16.
[4] 赵云.也谈我国医疗纠纷行政调解机制[J].中国卫生法制，2010，18（2）：52-55.
[5] 曹实.浅谈我国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制度[J].中国卫生法制，2010， 18（5）：56-59.
[6] 雷欣成.论行政调解在民事争议处理中的作用——以医疗纠纷为例[J].科教导刊，2012，（2）：86-88
[7] 舒广伟.现行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的实证分析——以安徽省某市为例[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2（6）：41-44.
[8] 李芹，王瑜，李华伟.医院信息化建设的现状及发展探讨[J].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12，（5）：29.
行政纠纷范文第4篇
关键词：环境纠纷；行政调解；非诉方法
中图分类号：D915.1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2.34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2-80-03
环境纠纷是指因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改善及其管理而发生的各种矛盾和纠纷。[1]从法律属性上来看，环境纠纷可分为民事纠纷、行政纠纷和刑事纠纷。环境纠纷行政调解的主要对象是环境民事纠纷。环境民事纠纷，是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就其环境权利和义务而产生的争议。由于环境民事纠纷涉及的是当事人享有自由处分权的私权，纠纷的解决具有可协商性。所以，适宜于以调解方式加以解决。采用调解手段，协商解决，使纠纷处理更符合各方面的意愿可以弥补因技术落后可能导致的公平性欠缺。[2]实际上可以说，目前中国的大部分民事纠纷是通过各级环境监督管理部门调解处理的。[3]所以，建立和完善环境纠纷的行政调解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环境纠纷行政调解的内涵
环境行政机关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和方法，以解决环境纠纷为目的，以自愿为原则，以第三人的身份，居间对当事人之间的环境纠纷进行调解，促成当事人达成协议并消除纠纷的活动。这种调解，在实践中有3种形式：一是由环境保护部门主持调解；二是由上级主管部门调解；三是由其他行政部门调解。环境行政调解具有以下特点：
(一)具有合法性
它是行政机关依法进行的一种行政行为。这种行政调解权是依法律法规授权而产生，因此这种行为必须是依照环境法律规范和有关民事法律规范解决纠纷。
（二）具有自愿性
调解以当事人自愿为原则，是否选择行政调解由当事人自主决定，调解不是的必经阶段，主持调解的环境行政机关即使提出调解方案，也要当事人自愿接受才能成为调解协议。而且调解协议的达成是当事人相互妥协的结果，完全体现当事人双方意志。
（三）调解的内容限定为民事范围
这种调解的对象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环境污染赔偿纠纷，包括赔偿责任纠纷和赔偿金额纠纷两类。
（四）不具有强制性
根据《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公民、法人或组织对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的仲裁，调解或者处理不服的”不能申请复议，人民法院也不作为行政案件受理。因此调解协议达成之后，主持调解协议的行政机关不能强制，也不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它只能依靠当事人自觉履行。一旦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反悔，则调解协议自动消失。当事人不服调解结果的还可以提讼，请求司法救济。
二、环境纠纷行政调解的应用之利弊
（一）环境纠纷中行政调解的优势
1.文化传统优势。我国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儒家的“礼之用，和为贵”和道家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都是赞美和谐的，“而无诉不过是和谐的家族、和谐的社会在司法上的要求和反映”。[4]同时，公民对行政机关的依赖心理和“厌诉”的心里一样的根深蒂固。在纠纷发生后，公民会首先想到向有关行政机关投诉，请求行政解决。只有在这种努力不产生效果时，公民才会迫不得已的选择诉讼。
2.专业技术优势。行政处理机关属于公权力机关，具有普通公众所不能掌握的资料、信息和设备优势。一般来说人民政府下设的环境行政机关承担着对环境公害进行监管、对环境纠纷进行处理等职权，因此拥有专业的技术队伍和相应的环境检测技术手段、取证手段，依法享有现场检查、调查、采样监测、拍照录像等行政权力，可以对环境侵权者依法行驶各项行政管理权力，并可以对正在进行环境侵害的行为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因此，行政处理具有高效、及时的特点。[5]
3.保护环境利益优势。众所周知，对抗性的诉讼必然会产生一个非明确、权利义务清晰的结论，而这一点对环境纠纷而言，恰恰是最招致批评的。因为环境纠纷具有涉及面广、权利义务关系复杂、责任认定时争议大、损失难以确定等特点，因而不适宜作出“winner-take-all”或者“win-or-lose”的司法裁决。[6]环境民事纠纷不同于其它的民事纠纷，它不仅仅涉及的是纠纷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还关系到社会环境公共利益。而一般的民事调解只是协调纠纷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而忽视社会公共利益。环境纠纷的行政调解，调解人是政府，它有能力也有义务考查环境利益。从而更好的促进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4.调解与资料收集互补机制。也就是说行政机关处理公害纠纷时，对受害当事人进行个人的救济的过程，也是从纠纷和结果中获得相应的资料的过程，并因此制定相应的行政方针、政策，健全防止环境污染和环境纠纷处理机制，确立相关的规则。从而能为以后的环境纠纷问题提供积极预防帮助。
（二）环境纠纷中行政调解的不足
缺乏一套行政机关处理解决环境民事纠纷需要遵循的完整缜密的处理程序，行政机关之间的管理权限和划分也比较混乱，实践中往往会出现多个行政机关都处理同一案件或遇到棘手的环境纠纷时相互推诿的现象。[7]我国环境纠纷行政调解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环境纠纷行政调解法律制度不健全。目前我国缺少环境纠纷调解的法律依据，特别是行政调解的依据。实践中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调解主要依据有：《中国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55条第2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6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6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84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87条。从这些法律文件我们可以看出三个特点：第一，立法过于原则。我国的环境纠纷行政调解没有一部统一的法律来支撑，只是零星的散布在单行性污染防治法律的法条中。而环境纠纷的妥善解决需要一套完善的法律依据, 而无论是我国的环境保护基本法, 还是单行性污染防治法律, 对环境纠纷行政处理的法律规定, 都相当简单,过于原则。第二，程序规定不明确。就行政调解而言, 我国目前尚未建立一套完整的程序, 以便行政机关及时处理环境纠纷。实际上, 调解这种典型的非诉讼解决环境纠纷的方式, 在程序法的发展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并且包含着自身程序化的契机。由于缺少较为完备的程序性规定, 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在解决纠纷的同时，很可能为了追求效率而忽视公平现象。第三，法律依据的层次不高，导致了效力的不高。当事人双方协商的，环境法中没有明文规定，但并不禁止。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一般是污染损害事实清楚、加害方承担责任主动诚恳、受害方也是不叫实事求是的情况下才容易成立的。[8]
2.环境纠纷行政调解主体部门不明确。行政调解的主体是行政机关，在实践中我国环境纠纷调解的主体部门主要是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当地的人民政府。这里的行政主管部门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于此类的民事纠纷调解不重视。因为相对于民事调解，环境监测和环境处罚要更直接和有效。而且调解的经费来源无法保障也是环境行政主管部门不愿意进行的一个因素。第二，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专业调解员的人员素质问题。这些调解员既要懂得环境污染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同时也需要熟练掌握相关的民事法律知识。并且还要对当地的实际情况有着深入的了解。目前，我们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尚没有足够的条件去处理这些问题。
3.环境纠纷行政调解主体不独立。在很多的地方，环境纠纷调解还遇到很多的不公正的因素的制约。环境纠纷特别是环境污染纠纷，通常是由企业造成的污染，而这些企业又是当地的经济支柱。环保部门在正常处理纠纷时，就会受到来自政府的影响。因此，纠纷处理的公正性和中立性难以得到保障。所以独立的预算及人事管理制度成为保证行政调解的公平、公正开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4.环境纠纷行政调解的配套。从法律效率的角度来看，如果只有判断能够实现法律所保护的最优效率，那么判决是有效的，而不是作出的判决是无效率的。[9]近年来，随着公民环境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提高，环境纠纷案件陡然增加，加上环境法律法规自身的特点和调解涉及到很多技术方面的问题，使调解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就需要多部门的配合，设立市场化的检测机构和评估机构，建立健全有关的国家标准。但是，目前我国的环境检测技术落后，取得的数据不全面、不确切，而且环境污染被破坏的危害后果无法计算，加之环境污染和破坏的作用机理复杂，影响因素众多，第三方的检测和评估机构缺失，很多领域没有相关的污染的国家标准或者是旧的标准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阶段的需要等一系列的因素，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我国的环境纠纷行政调解的开展。
三、我国环境纠纷行政调解的完善
（一）完善实体和程序立法、提高行政调解的效力
我国目前并没有专门的环境纠纷行政调解法律,有关行政调解的制度多见于《环境保护法》和其他环境污染防治单行法之中。环境纠纷行政解决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有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方面的专门立法，如：日本的《公害纠纷行政处理法》、《韩国环境争议解决法》和美国的《行政纠纷处理法》。因此, 有必要通过立法制定专门的环境纠纷行政调解法或者在环境基本法下设专章或专节, 规定行政调解的专门机构、 调解的程序、 调解的效力等。[10]
本文认为应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明确行政调解制度在解决环境纠纷的问题地位和体系所处的地位，以科学界定行政调解工作组的法律地位，从而进一步强化行政调解的效力，使其能够依赖程序本身加以解决，也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发挥行政调解制度的长效机制作用。
完善相应调解程序，主要是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只能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才能进行调解。这样防止行政调解被滥用。二是管辖的范围。应先受理，再审查有无管辖权，如若没有则移送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并告知申请人。因污染的鉴定和来源的特殊性，使有的当事人可能无法知道哪个行政主管部门才有具体的管辖权。三是适用举证倒置原则。环境侵权的特殊性决定了，处于弱势一方的当事人没有能力举证，所以就需要对强势一方多负举证责任。四是调解协议书需要双方签字，备案和告知当事人相关的权利。
（二）明确环境纠纷行政主体，增强调解人员法律素质
1.设立专门的环境纠纷处理机构，承担环境纠纷调解职能。我国目前有关法律直接或间接的将环境行政调解的主体制定为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看似是很明确，但实践中很难确认哪一个具体的行政部门是这里所说的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特别是跨区域、跨流域的环境纠纷。所以成立一个新的环境纠纷调解机构或者明确具体的行政调解主体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2.保障用于环境纠纷处理的经费和提高调解居间人的素质。首先是资金的保障，国家应下拨专门的资金用于行政调解工作的正常开展，其次要提高相关人员的业务素质，因为有关人员肯定是具有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素质，所以要加强他们的法律素质。一方面要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律、法规的宣传和培训；另一方面加强调解居间人和与基层人民法院的联系，使调解工作能够随时得到法院的支持和帮助。
（三）加强配套制度建设
鼓励和发展第三方专业的环境监测及污染损害认定及评估机构，制定认定程序和认定标准, 订立确定损害赔偿的具体计算方法。使发生环境纠纷的时候可以找到确实的依据。以此保障评估结果的公正和准确。同时要出台损害程度的国家和地方标准，及时根据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更新旧的现有的国家和地方标准。切实做到有据可依，为环境行政调解的顺利进行和发挥更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提供支持和保障。
参考文献：
[1] 蔡守秋.关于处理环境纠纷和追究环境责任的政策框架[J].科技与法律,2005,（01）:111.
[2] 吕忠梅.环境法新视野[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3][8][日]加藤一郎、王家福.民法和环境法的诸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4] 张晋藩.中国法律传统与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
[5]齐树洁、林建文.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
[6] Nancy K. Kubasek and Gary S. Silverman, Environment Law,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44-46.
[7] 王灿发.论我国环境管理体制立法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途径[J].政法论坛，2003,（8）.
[9] 谢鹏程.基本法律价值[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164-166.
行政纠纷范文第5篇
纠纷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纠纷无所不在，行政纠纷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行政纠纷与日剧增，而行政纠纷的解决机制特别是法律解决机制却面临“失灵”危险。为了应对越来越多的行政纠纷，有必要探讨行政纠纷法律解决机制目前的困境及其解决，探索行政纠纷法律解决机制的完善。
一、行政纠纷、行政纠纷法律解决机制及其困境
行政纠纷是社会纠纷的一种，当相对其他纠纷又有其特殊性，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行政纠纷当事人双方往往是不对称的。理论界对行政纠纷的界定没有原则的区别，即“行政纠纷是指在行政管理活动过程中国家行政机关与行政管理相对人之间发生的有关行政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争执。”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行政纠纷日益增多，行政纠纷的解决日益重要。行政纠纷的解决机制一般分两大类：一类是法律解决机制，其特点是依靠国家的司法、行政等资源为纠纷双方提供公平公正的解决程序和解决规则，主要包括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和制度。另一类是非法律解决机制，主要特点是依靠当事人之间的私力救济和社会第三方力量解决纠纷，它包括当事人和解，协调，第三方调解等内容。但由于行政纠纷当事一方往往是公权力主体，因此非法律解决机制用得较少，但有越来越受重视的趋势。从上可以看出，行政纠纷的最主要解决手段就是法律解决机制，但是我国文化传统上具有道德倾向，再加上我国现有法律解决机制的不完善，行政纠纷法律解决机制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发挥有效的作用，并且随着行政纠纷的日益增多和日益复杂，明显表现出疲态，人们对它的态度也充满了用之不便，弃之可惜的无奈。究其原因，之所以行政纠纷法律解决机制会出现当前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从外在环境来讲，由于我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浓烈的道德倾向和强烈的“厌诉”的传统法律心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法律、诉讼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假使还有一点点其他的可能，人们就不会选择法律方式，更无论说是纠纷的对方是掌握着压倒性制度资源的政府。从行政纠纷法律解决机制的本身来讲，由于我国制度发展的滞后，法律解决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先天不足，法律解决机制内部衔接和协调不够，缺乏统筹安排和整体设计,使得这样的纠纷解决机制已经无法满足现实需要，再加之法律解决机制受相关制度的限制，在很多方面都北限制了手脚，在以后的发展方面后天乏力，无法完整的发挥出法律解决机制的应有作用。
二、行政纠纷法律解决机制的缺陷及其完善
行政纠纷范文第6篇
第一,行政解决机制在处理范围上具有特定性。我国法律对行政机关解决农村民事纠纷的范围采取的是法定列举的模式。只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具有对特定民事纠纷的处理权时,该行政机关才有法定的处理权;如果没有法律规定的授权,行政机关就不享有法定的处理权。农村行政争议与一般的行政争议一样,在纳入行政复议范围的问题上,也具有范围的特定性。如我国《行政复议法》规定,只有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时,才可以单独依法提起行政复议。而对于规章以下的抽象行政行为则必须是附带的情况下才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法》还明确列举了不服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作出的调解或其他处理时,依法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讼,不得提起行政复议。
第二,行政解决机制在处理方式上具有多样性。我国有关法律在行政机关解决纠纷的处理方式上往往具有很大的概括性,一般只是概括性地规定“由人民政府处理”(《土地管理法》第16条)、“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森林法》第17条)、“由有关人民政府处理”(《草原法》第16条)等。当然,也有一些法律明确规定了具体的处理方式,如《水法》第56条、第57条分别规定了“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裁决”和“申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调解”的纠纷解决方式。对于法律只概括性规定由行政机关“处理”或“依法处理”的情形,事实上行政机关就具有了处理方式的选择权,可以采取具有强制性的“裁决”、“责令”、“确定”等处理方式,也可以采取非强制性的“调解”等处理方式。因此,行政机关处理农村的民事争议在手段上具有多样性,既可以采取强制性的手段,也可以采取非强制性的手段。
第三,行政解决机制在处理主体上具有法定性。在我国具有特定民事争议处理权的机关一般为人民政府,而不是人民政府的组成部门。比如,单位之间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土地管理法》第16条);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森林法》第17条)等。可见,对民事争议的处理主体具有明显的法定性,且法律将纠纷的处理权主要赋予了人民政府。在农村行政纠纷的解决上,不管是村民自治权纠纷,还是可以纳入行政复议的纠纷,其在纠纷解决主体上也明显具有法定性。
第四,行政解决机制在处理程序上一般具有前置性。我国有关法律在解决自然资源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民事纠纷时,往往规定了先由纠纷的当事人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再由人民政府处理,对人民政府处理不服的,还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讼。如《土地管理法》第16条、《森林法》第17条都有类似的规定:“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另外,《行政复议法》第30条还明确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已经依法取得的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由此看出,在涉及自然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行政纠纷上,也是采取行政解决强制前置制度。
第五,行政解决机制在处理效力上一般具有非终局性。在现代社会中,解决纠纷的终局性机关应当是法院,而不是行政机关。司法最终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基本原则,它要求一切法律纠纷都应通过法院的诉讼程序解决,法院对于纠纷及相关的法律问题有最终的裁决权。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权利是否受到侵害属于法律争议,不管其是民事争议,还是行政争议、刑事争议,都应当由法院作出最终裁判;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都有请求法院裁判之权利。我国行政机关在解决纠纷的功能定位上,基本体现了司法最终的原则,在法律授予行政机关处理特定范/！/围的民事争议权限的同时,基本都规定“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
行政纠纷范文第7篇
关键词：不动产登记；行政与民事交叉；程序选择
一、解构透析：影响房屋登记纠纷的各方因素考量
X市法院2010-2011年共受理一、二审房屋登记行政纠纷61件，其中一审39件，二审22件。通过对这些案件样本的分析，可发现房屋登记行政纠纷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原告以自然人为主、权利来源复杂多样
原告包含了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等多种主体形式，但以自然人居多，占84%，这是实际产权比例在诉讼中的正常投射。原告委托律师作为诉讼人的比例为85%，可见原告对诉讼较为重视。从引讼的法律关系来看，原告主体包含了登记名义人、继承人、共有人、相邻权人、业主委员会（基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商品房预售合同的业主、出让人、抵押人、其他异议人（基于侵权等事实行为）等多种类型，权利来源呈现多样、分散的特点。
（二）被告应诉积极性不高、普遍依赖律师
与原告不同，被告作为政府部门，在诉讼活动中具有更多的资源优势和便利条件。79%的案件中被告有委托律师参加诉讼，另外21%的案件未委托人主要是由于案件在受理后，原告随即因为主体资格、受案范围和庭外协调等原因撤诉，被告未及或无需委托人。此外，被告委托的律师通常较为固定，同一辖区内法院审理的房屋登记案件往往由同一名律师，甚至出现全市一审案件中，有19件均是同一名律师的情况。
（三）第三人数量众多、关系类型复杂
房屋登记纠纷涉及第三人的案件比例高达92%，共涉及第三人57人，案件数量与第三人人数比约为1：1.5。第三人包含了登记名义人、继承人或可期待的继承人、房屋买卖合同的出卖人、赠与人、抵押权人、基于事实行为的无处分权人等多种类型，其中登记名义人和继承人（包括可期待的继承人）占60%以上。第三人与原告之间的关系最为常见的是家庭关系和邻里关系，两者涉及的第三人人数占一审判决案件第三人人数的比例将近60%。
（四）登记行为类型和登记权利类型较为集中
登记行为类型以转移登记和初始登记为主，两者共占70%以上，反映以下两种情况较易产生纠纷：一是房屋权属发生移转时，如分家析产、遗产继承、买卖赠与等；二是利用农村宅基地建房时，存在土地权属不清、私自换地等情形。此外，涉及的登记行为还有初始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预售备案登记、撤销销登记、抵押权登记等多种类型。登记权利类型以所有权为主，约占80%，集体土地所有权和抵押权也有涉及。
（五）程序方面适用裁定结案比例高
适用判决和裁定方式结案的分别为21件和18件，裁定结案的比例高达46%。其中，裁定驳回和裁定准予原告撤诉两种情形共占一审受理总数的约41%，这些案件止于程序，未进入实体审判。判决结案的21件案件中，原告败诉和被告败诉分别为11件和10件，判决原告败诉主要以驳回诉讼请求为主，有9件；判决被告败诉的撤销和确认无效各5件。
（六）行政纠纷与民事争议交叉的情况突出
一审判决结案的39件房屋登记纠纷，依据引起争议的法律关系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登记行为异议，其争议实质为行政法律关系，仅1件，约占5%；另一种是登记权属异议，其争议实质为民事法律关系，共20件，约占95%。
二、 追本溯源：困扰房屋登记纠纷的原因分析
从以上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全市一审判决的房屋登记纠纷案件中，有95%是由围绕民事法律关系引起的权属异议而展开的，这些实体法上的异议经由房屋登记这一具体行政行为在程序上的连接转换，进入到行政诉讼程序，使行政纠纷与民事争议交织在一起。那么，通过对房屋登记行政纠纷的审理，能否达到当事人的诉讼预期，解决实际权属争议？随之而来的问题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房屋登记行为法律性质问题； 二是房屋登记纠纷审查标准问题；三是房屋登记纠纷程序选择问题。
三、筑渠引流：化解房屋登记纠纷的对策和建议
（一）完善立法――统一法律适用标准
目前审判实践中遇到的诸多争议和困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法律规定的空缺和适用标准的混乱。为此，应及时出台房屋登记配套规定和有关司法解释，对物权法的相关规定进一步细化。进一步明确房屋登记行为的性质、房屋登记纠纷的审查标准、程序选择以及受案范围、原告主体资格等问题，为审判实践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加快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修订工作，统一裁判标准，避免因适用不同法律规定造成相互矛盾冲突。
（二）能动司法――着力纠纷实质化解
1、准确把握争议实质
众所周知，行政诉讼的基本功能在于通过诉讼程序解决行政争议。实践中，房屋登记纠纷的根源往往不在行政法律关系，行政争议也不构成解决此类争议的先决问题或附属问题。行政诉讼以及行政法对于调整纠纷涉及的法律关系是无能为力的，只因存在不同类别法律关系的交叉，造成了形式的可诉性。因此，法官应当充分认识行政诉讼的限度，准确把握争议实质，才能避免审判目标与结果的南辕北辙。
2、妥善处理程序选择
对于涉及房屋产权归属的纠纷，可告知当事人通过民事诉讼途径来确定产权归属，再由房屋登记机关根据法院民事判决直接进行变更登记，从源头上减少交叉案件产生。行政庭与民商庭应在裁判前进行充分沟通，避免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结果。此外，应合理行使释明权，引导当事人在知悉诉权的基础上，选择最利于实现诉讼目的、能最大限度维护权益的诉讼方式寻求救济。
3、积极做好协调工作
根据前文的统计数据，超过半数的房屋登记纠纷发生在家庭成员或邻里之间，大多数房屋登记案件涉及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民事争议。这给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进行协调提供了空间和余地。一些案件通过对原告和第人进行协调达成协议，能够更好地实现纠纷实质化解，提升诉讼效果。
（三）整合资源――借力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1、充分发挥公证制度的作用
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公证处是专职从事司法审查和证明的法律专业机构。公证制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建立较为完善的准司法审查程序和责任风险承担体系。与不动产登记相比，公证制度在预防权属争议方面具有很多优势，可以充分发挥公证制度的作用。
2、充分发挥更正登记制度的作用
对于非权利事项错误，有三种方式启动更正登记程序：一是登记机构依职权进行，二是权利人有证据证明登记确有错误，向登记机构提出申请，三是提出申请后登记机构不予准许的，可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对于权利事项错误，启动更正登记的方式有两种：一是请求登记名义人作出同意更正的意思表示，直接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二是存在权属争议，登记名义人不愿作出更正同意的意思表示时，可先通过民事诉讼确认权属，再持法院的确权文书办理更正登记。
3、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制度的作用
从数据来看，近两年X市一审判决的21件房屋登记纠纷中，诉讼前经行政复议的只有1件，适用比例不足5%。行政复议机关可以发挥专业优势，同时符合中国“和为贵”的文化传统，因此，可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制度在化解行政争议方面具有诸多优势和便利条件，促进权属争议调解和解，实现“皆大欢喜”，及时纠纷登记错误，兼顾公正和效率，且有利于政府部门根据实践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制定政策方针，促进司法与行政的良性互动。
结语
本文通过对X市法院近两年案例样本的统计分析，试图还原房屋登记纠纷的争议实质，并为审判实践中遇到的难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由于样本数量、时空、范围的局限性，本文所呈现的问题和解决思路并不完善。房屋登记制度是物权法与行政法交叉重叠的地带，房屋登记纠纷在审判实践中涉及的诸多问题，正是因为实体上公法与私法关系的交织所决定。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期待立法、司法、行政和其他相关组织的共同努力和紧密配合，为房屋登记纠纷提供更有效、更畅通的化解途径。
参考文献：
[1]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2]王贵松斯.行政与民事争议交织的难题――焦作房产纠纷案的反思与展开[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3]朱岩、高圣平、陈鑫：《中国物权法评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行政纠纷范文第8篇
一、知识产权的纠纷使用行政方式进行调解出现的问题
（一）调解与执法的双重身份带来的不良影响我国执法机关仍然用执法的方法来适用知识产权纠纷的行政调解。通过行政调解在处理有关知识产权纠纷的实际运用时，政府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政府不是知识产权行政纠纷中争议双方的主体，但是我国政府拥有执法与调解的双重身份，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调解主体通常按照自己的想法做法解决问题，不考虑当事人之间的合作与沟通。在解决争议中进行调解中，我国行政机构通常注重合法原则与是非原则，不重视争议解决的效果，对知识产权的发明创造的人的利益维护更多，甚至出现矛盾激化的情形，更不利于当事人之间争议的解决。
（二）我国行政调解在知识产权的立法运用不完善当前，我国就知识产权纠纷的行政调解，相关的具体规范分布在《商标法》及《集中电路布图设计条例》等不同的法律法规文件之中，不仅内容过于简略，而且在不同知识产权领域的具体规定不够协调，还缺乏整体性。对当前现状具体而言，当前我国的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既没有规定行政调解的具体制度内容，也没有规定调解的基本程序规则。而我国程序规则与制度规范对于一种纠纷解决方式来说，往往是最重要的内容。具体而言，对于知识产权的纠纷解决管理部门内调解机构在我国的相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具体该如何设置，当事人如何提出申请，在调解中当事人享有哪些权利，调解机构和当事人应当遵循怎样的调解原则和哪些调解程序规则等，要么尚付缺如，要么语焉不详。立法上的不完善难免会损害制度的实际运行。
（三）行政调解面临强制执行难的问题我国行政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如何，仅仅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文件中有模糊的规定，认定了行政调解协和民事合同的性质相一致，但是也能被司法机关通过司法确认程序增加其效力，但是协议的最终履行实施和这种效力并无直接的联系。最高人民法院的文件只有司法指导的作用，所以现实中实践操作不知从哪里开始。知识产权的相关案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非专业人士很难看懂知识产权案件的争议所在与争议价值多少，内容较多，体系复杂。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行政调解并没有太有效的强制力保障，面临执行难的问题，还需要完善相关立法。
二、知识产权纠纷的行政调解服务制度的完善
（一）实现多元化行政调解服务主体当前从目前发展趋势来看，随着更多的社会组织的出现，法律、法规授权这些社会组织权利，成为法定授权组织，这些法定授权组织在法律的授权范围内，调解了生活中很多的知识产权纠纷，所以可以通过实现行政调解服务主体的多元化来解决现在我国知识产权纠纷的行政调解服务制度存在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朝着调解主体多元化的发展方向迈进。应增加专门的有关知识产权纠纷的行政调解内设机构。各地方都有知识产权权利援助中心，可以依靠其资源增设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内设机构，使其在我国各地方的知识产权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进行工作。增加国家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的职能范围，利用它优势丰富资源，增设知识产权纠纷的行政调解内设机构，可以很好解决社会中的知识产权案件的纠纷。
（二）建立灵活的调解员选任制度调解中心备有调解员名册，给予当事人充分自由的选择空间。在调解过程中，无需预先设定调解委员会及其组成人员，而是由当事人自由选任知识产权局提供的调解员，或者是选择其他“适合的”调解员来协助其解决纠纷。只有赋予当事人自由选任的权利，所选任的调解员才会真正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为实现当事人的利益需求来解决纠纷。
（三）精细行政调解程序规则为了使纠纷处理更加公平合理，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完善程序规则:1．调解的启动。行政调解的申请可书面，也可口头；当事人能申请，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内设机构依职权也可以提出。口头申请，由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内设机构记录申请人的基本情况和时间、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依职权调解的，应征得双方当事人自愿同意，不得强迫。2．调解的受理。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内设机构收到行政调解的申请后，应在5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受理，书面告知申请人。决定不予受理的案件，应及时说明理由。决定受理的，应当告知申请双方人权利和义务。3．调解的运行。知识产权行政调解自受理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内设机构在调解的过程中，应制作调解笔录，调解时，应当听取各方的陈述，妥善拟定调解方案。争议涉及第三人，应通知其参加行政调解。对于重大疑难的知识产权案件，可以进行专家论证会的方式进行。在涉及商业秘密的时候，做好保密工作。4．调解的结案。行政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当制作行政调解协议书。行政调解协议书自双方当事人、第三人和调解人员、调解机关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当事人也可以申请司法确认增加其效力。经行政调解达不成协议或者行政调解协议生效之前，一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反悔的，应当终止行政调解。终止行政调解的，应当制作行政调解终止通知书，告知其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
（四）知识产权行政调解效力的增强方法《人民调解法》第33条的规定，明确了经调解达成的行政调解协议具有合同效力，经人民法院确认获得强制执行的效力。通过研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若干规定》，笔者认为针对知识产权行政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还须在以下方面做出特别规定:第一，司法确认需要争议双方共同提起申请。第二，由主持调解的行政机关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三，司法确认申请被法院受理后，应指定一名审判人员审查。双方当事人都应该在场，接受审判人员的询问。当事人应如实陈述调解协议的情况，保证证明材料真实、合法。人民法院在审查中，认为当事人的陈述或者提供的证明材料不充分、有疑义时，有权要求当事人补充。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通知调解机构派人参加确认程序。当事人未按时补充或者拒绝询问的，视为撤回司法确认申请。第四，人民法院应当将调解协议确认的情况和不予确认的情况及时通报主持调解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知识产权管理机关可以提出建议。
行政纠纷范文第9篇
[关键词] 医患关系; 重大医患纠纷; 行政参与
[中图分类号] R197.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0)05-91-02
Discuss Administra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Significant Doctor-patient Conflict
CHEN Jing HU Shanmeng HE Bin WANG Do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Anhui College of TCM,Hefei 230031,China
[Abstract]Along ith the unceasing advancement of medical reform,the patient demand to diverse,omnidirectionally medical service,which causes to the trouble between doctor and patient being aggravated and exacerbated continuously;and the medical conflict sharp growth. The article carries on the analysis and the discussion from some sanJia hospital example model's clinical case,and analysis the reason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onflict between doctor and patient,and put forward the proposal to nowadays society's significant medical trouble dispute's processing.
[Key words]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Significant doctor-patient conflict; Administrative participation
1 案例分析
1.1 案例经过
患者李某,女性,于2000年9月因“跌伤致左髋肿胀、疼痛、不能活动1d”急诊入某院就诊,医院为其实施了经皮三根鳞纹钉固定术,术后患者返家休息。第二年6月,患者至该院复诊并再次手术治疗,半年后该院邀请省内知名专家共同参与为患者进行了第三次手术治疗。2002年3月,该院赴上海请2名上海国内知名骨科专家会诊,一致认为:股骨颈下方有股连续,股骨颈上中部间隙钙化,要求3个月后再行手术治疗。患者及其家属也携带病案赴北京请有关专家会诊,会诊意见与上海专家治疗方案基本一致。当年6月,该院将患者送至上海某知名医院进行了手术和高压氧治疗。10月份患者被该院接至当地另一家三甲医院继续高压氧治疗一个月后,返回该院予以康复治疗。根据上海术后6个月和10个月的X线片、CT及三维重建片请上海及省内专家会诊,均认为:植入骨块成活,且骨折预后良好,已达到出院标准,可以出院康复锻炼并通知患者办理出院手续。但患者认为医院手术存在过错,构成医疗事故,因此患者不听院方劝告,在病房里到处贴大字报,打砸病房设备,造成病房财物损毁,纠缠科室医师,同时将其年迈的父母从异地接至病房,购置日常生活用品,并长期占据病房不愿出院,每天上午在医院门口乞讨,并在衣服前后方书面写明其现在的状况是由医院导致。下午找医院领导、医务处要求给予赔偿或者长期不工作但给予薪酬,医院未予满足,终至一天,患者聚集家属20余人,打砸医院两处门诊大厅,禁止其他患者就诊,并封锁医院大门不让任何车辆及患者出入,严重干扰医院正常医疗秩序;医务人员、保安人员、公安人员予以劝导时,将其多处打伤、抓伤,终被公安干警强行阻止。
1.2 案例处理
从医疗鉴定和司法鉴定角度看,本案中医院是按照诊疗规范进行操作的,无过失行为,患者属于不慎跌伤,造成左股骨颈骨折,骨折端完全移位,属于Garden分型Ⅳ型,该型骨折损伤较严重,发生骨不连、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几率较高,虽患者提出术中未摄侧位X线片,但根据术中和术后近5个月X线片,显示骨折对位良好,说明内固定可靠,术中未摄侧位X线片与患者目前状况无因果关系,但术后7个月X线片显示患者有再次骨折征象。该骨折可以归纳原因有二:一是内固定中的一枚鳞纹钉位置偏移,二是尚未完全骨枷愈合而过早承重。因本案例中患者出院后无在医疗方进行的门诊随访记录,应认定是过早承重导致患者的再次骨折的主要原因。应认为医疗行为与患者存在间接因果关系,但患方不理解,将纠纷程度扩大化。考虑到患者家庭生活困难,对社会不满情绪严重,有明显的报复倾向,为避免恶性事件的发生,医院及时与辖区派出所、公安局分局、卫生局主管部门、患者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患者户口所在地行政部门等相关部门取得了联系,并获得了政府部门的支持,最后患者在多方人员劝导下决定通过诉讼形式来获取赔偿,最终医院出于同情给予十余万元赔偿的调解形式解决。整个纠纷历时十年,期间患者虽多次来医院闹事,但因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积极介入并给予支持,使事态较稳定,尤其是60周年的国庆期间,稳住了患者的上访情绪,没有引起重大恶性事件,并最终得以妥善解决。
1.3讨论
首先,本案的成功解决,在于医院管理人员和医务人员的重视,医院在医疗安全保障方面加大了力度,为解决该起医疗纠纷进行了各种规划决策,要求医务人员积极防止患者干扰正常医疗活动,要求密切关注患者动态及切身生活情况,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均给予提前预防。此案例中,医院从一开始报告情况,到反复请示、汇报,到获得政府部门的支持,并最终成功取得政府主管部门的支持,公安机关的及时介入和干预,摆脱医院孤军奋战的局面。同时,利用健全的医疗纠纷报告处理体系,有效避免了引发重大人员伤亡事件。在该纠纷的处理中,政府部门的正面支持,有效缓和了矛盾;公安机关的干预有力保障了正常医疗秩序,对问题的处理起到了促进作用。在本案例中,一方面,充分利用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威望和公信度,利用其专业化、职业化、社会化的职业水准从经济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方面进行协调;另一方面,通过政府部门有效调动社会资源共同应对局面,对保障医务人员人身安全、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起到了关键作用。最后,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人性化地处理医患纠纷。本例纠纷虽然医院存在间接过错,但医院作为社会大系统的一分子,也应承担社会责任。从患者实际困难出发,从长远的目光来解决问题,切实维护家庭和谐、社区和谐,最终取得该例纠纷的妥善处理,也是本案值得探讨的地方。
2 医患纠纷现状分析
医患纠纷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医务人员方面的因素有:医疗设备和技术落后、医院规章制度不健全、医务人员责任心不强、药物的不良反应和用药不当、院内感染、环境污染以及同行之间缺乏合作或者不理解等;患者方面的因素有:患者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患者对医院治疗的恐惧与烦躁心理以及一部分患者无理取闹、夸大其辞,想以纠纷为借口,达到经济赔偿的目的,尤其是在纠纷未解决前,患方依旧会隔三差五地“闹”,对于认为无过错的医疗纠纷事件,医疗机构常从维护医院的正常秩序和维护其他患者医疗权、健康权、生命权以及从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和人道主义援助的角度出发,给予患者及其家属一定的经济补偿;对于轻微责任的既给予相应的减免也给予相应的赔偿等形式来解决。这样造成患者及其家属的错误认知,认为:出现医疗纠纷不再由有关部门按照法律程序处理,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不是由于自身的医疗侵权,而是由患者家属人数的多少和吵闹的程度所决定,导致恶性循环。重大医患纠纷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紧张的医患关系,也将影响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因此,医患矛盾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障碍,也是摆在医疗机构面前的一大挑战。
3 重大医患纠纷处理的建议
从以上案例可看出,政府部门在重大纠纷的处理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无论是调动社会资源,还是启动应急机制方面,均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医院作为一个个体,在重大医患纠纷引起的一系列连锁事件面前,这就需要政府从微观政策系统和外部环境系统的推动作用,并综合考虑宏观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从社会整体范畴来共同处理重大医疗纠纷,缓解医患矛盾。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政府、医方、患方的反复磨合,协调各方关系,走一条既充满理性思维,又充满人性化色彩的道路。本案例中,医院切实享受到了政府层面的支持带来的益处。但是从深层次的角度考虑,更多地应该考虑如何通过政府部门的引导和支持,有效地预防类似案例的发生,构建新型、科学、和谐的医患关系。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采取对策。一是规范医疗行为,加强医疗安全管理。既要建立健全医疗安全管理网络,又要完善各项医疗规章制度,同时提高医疗水平,医院管理人员也应加大医疗安全的检查力度。医院应在为患者提供高新精湛医疗技术及医疗服务的同时,还应努力保证医疗服务的安全性,尽量减少差错和事故,提供安全放心的医疗服务。二是成立社会性的医患关系第三方的独立机构。一般情况下,患者认为医院医务人员、管理人员的答复有“保护主义”之嫌,因此对于医院每次的答复通常持有怀疑的态度,这样引起处理医患纠纷的时间长、成本高等问题,不利于医疗纠纷的解决。成立由医院协会或医学会、工会等社会各界人士参与的独立机构,一般医患纠纷可以由该机构处理,避免医患双方受矛盾和利益的牵扯而直接产生冲突,从而理性、客观、公正、快速地解决问题。三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最终构建我国有效处理医疗纠纷的社会支持系统。紧紧围绕“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的目标,在医疗保障的运行机制上,强调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在服务模式方面,积极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推行医疗适宜技术;在筹资模式上,更注重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导的多元化筹资机制。强调保障机制的公平性和全民性,扩大医保覆盖面,大力推进全民医保建设,提高非城市居民参保率和筹资水平。建立困难人群医疗救助制度,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机制。通过政府主导的保障机制的完善与健全,从根源上解决医患关系紧张的症结所在,有效预防重大医疗纠纷的发生。四是建立高效、完善的应急事件处置体系,以政府为主导,多方支持和协作,及时化解重大突发事件的安全隐患,保障社会和谐和稳定。这也是值得我们共同思考和探索的。
[参考文献]
[1] 赵西居. 医事法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30.
[2] 江平. 侵权行为法研究[M].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422- 430.
[3] 吴佳玲,王净. 试论重大医疗纠纷处理中的政府支持[J]. 医学与哲学,2008,29(6):22-23.
[4] 王穆兰,陈学建,张诗文. 基层医院对重大医疗纠纷的防范[J]. 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2008,28(6):450-452.
[5] 黄爱民,顾伟民,潘文华. 一级医疗机构重大医疗纠纷现场处理难点分析[J]. 上海预防医学杂志,2008,20(9):452-454.
行政纠纷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行政纠纷解决 制度体系 公正 和谐社会
一、我国行政纠纷的现状
当下，我国正步入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主体利益日益多元化的时期。在政府继续强势推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行政机关与老百姓之间矛盾多发，纠纷频出，尤其是近些年来“群体性行政争议较为突出”，[②]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
然而，现有的行政纠纷解决制度面对数量众多、种类各异的行政纠纷时，却遇到了如下一些问题：首先，大量行政纠纷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老百姓的合法权益没有获得有力保障；其次，对所有行政纠纷的处理缺乏通盘考虑，各种行政纠纷解决制度缺少配合，相互之间脱节现象严重，未能发挥制度群体的组合优势；再次，重复处理行政纠纷，一些纠纷经过了重重程序却长期不能得到解决，没有一种最终的纠纷解决机制为行政纠纷的处理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最后，所有行政纠纷解决制度都面临权威性不足的困境，行政纠纷解决的结果很难得到当事人的信服。
可见，我国当前行政纠纷的形势较为严峻，现有的纠纷解决制度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建设法治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下，认真审视和思考行政纠纷和行政纠纷解决制度，显得极为重要和迫切。
二、理性、认真的对待行政纠纷
自2006年12月初至2007年3月底，全国行政复议工作座谈会、全国行政审判工作会议和全国工作会议分别在重庆和北京召开。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如何完善行政复议、行政审判和制度，公正、高效的解决行政纠纷，成为了上述会议的关键议题。显而易见，日益严峻的行政纠纷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
在设计解决行政纠纷的制度之前，务必要树立正确的纠纷观，理性、认真的对待行政纠纷。从古今中外的人类社会发展史可以知道，正确的纠纷观至少应当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只要有人际交往，就会有纠纷，只要有政府管理，就会有行政纠纷。尤其在当代中国，政府承担着市场监管、经济调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大量职能，国家广泛的介入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行政纠纷的产生更加不可避免。因此，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和谐社会不是一个没有纠纷的社会，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根除纠纷。其次，要从源头上减少行政纠纷。尽管行政纠纷不可避免，但是过多的行政纠纷却会影响社会稳定，甚至给整个国家带来灾难。我们应当从源头上预防行政纠纷的产生，减少行政纠纷的数量。具体而言，一方面，要继续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尤其是用完备的正当程序来规范行政权力的运作过程；另一方面，要继续开展普法宣传和加强法律教育，提高全民的法律素养。最后，要有一套完善的制度来应对已经发生的行政纠纷，确保所有行政纠纷都能得到公正、高效的解决。
社会主义社会不仅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要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特别是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③]然而，正义的实现，离不开一套完善的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一套内容完整、相互配合、公正高效、权威性强的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及时有效的化解各类行政纠纷，达至官民和谐，实现社会正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论述如何构建我国的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域外在解决行政纠纷方面积累的经验。
三、域外解决行政纠纷的经验及其启发
在政府职能膨胀、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日益交错的当代世界，如何解决行政纠纷是各国和地区面临的共同课题。英美等传统法治国家在解决行政纠纷的历程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亚洲的韩国经历了20世纪后半段的迅速发展之后，在解决行政纠纷的制度建设上也取得了显著成就。综观英国[④]、美国和韩国的行政纠纷解决历史和现状，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基本认识：
第一，任何纠纷解决制度的关键问题是公正。凡是用来解决纠纷的制度，都应当是能实现公正的制度。无论是英国的行政裁判所，还是美国的行政法法官制度，甚至韩国的行政复议制度，都以实现公正为首要目的。为了确保公正，所有纠纷解决制度应当至少要满足以下几个要求：首先，纠纷解决机构尽可能的中立，[⑤]纠纷解决人员的身份和待遇要有保障。中立的纠纷解决机构是纠纷解决制度的灵魂，缺乏中立的纠纷解决机构的纠纷解决制度很难说得上是公正的制度。其次，纠纷解决过程要公开，所有利害关系人都有权参与到纠纷解决程序中来。再次，采用对抗式程序，各方当事人对所有证据进行当庭质证，对所有争议法律问题进行当庭辩论。
第二，发挥行政机关等法院之外的纠纷解决机构在解决行政纠纷中的重要作用。在英国，绝大多数行政纠纷是由行政裁判所解决的。从英国行政裁判所受理案件的数量看，每年在60-100万件，纠纷范围大、数量多。但行政裁判所发挥了良好的解决纠纷的作用，绝大部分案件都通过裁判所得到了解决，只有极少数案件（5千件左右）才提起上诉。在美国，行政机关被认为是解决行政纠纷的主要力量。通过合适的听证程序，行政机关可以预防和解决绝大多数行政纠纷。美国自联邦行政程序法确立行政法法官制度以来，行政法法官在确保正式裁决的事实认定能客观、中立、正确，在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化解纠纷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而非正式裁决的听证主持人——非行政法法官们，尽管独立地位比不上行政法法官，但是也逐渐更加中立客观，非正式裁决的程序保障也愈加完善。加上20世纪70年代以后，内部复审机构在很多联邦行政机关的建立，行政纠纷主要在行政系统内部得到解决成为现实。1996年《行政纠纷解决法》颁布之后，美国行政机关解决行政纠纷的探索和努力更加深入，开始倡导尽可能更早的将行政纠纷解决，以及通过替代性的纠纷解决方法来解决行政纠纷。[⑥]
第三，纠纷解决制度需要整合和完善。以英国为例，英国解决社会纠纷机制是由法律规定的法定途径，并且是逐步发展、完善而来的，其中不同制度之间分工精细、彼此配合、衔接良好，基本上不存在纠纷解决的空白地带，且以司法解决为终点，使得整个社会在有序中平稳前行。再以美国为例，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行政裁决或者听证与法院司法审查相互配合共同作用，形成了美国的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如何整合和完善我国纠纷解决机制是目前我们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之一，英国和美国的经验值得借鉴。
第四，法院最终解决纠纷的作用很重要。司法审查是所有纠纷解决的最后关口，司法最终原则须得到贯彻。尽管在英国和美国能够进入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的案件数量并不多，但是由于奉行司法最终原则，法院在整个纠纷解决机制处于最为权威和最终的环节，对其他环节起到很好的监督和制约作用。
四、构建我国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
（一）我国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的制度构成
1978年以来，针对经济发展和行政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各类社会纠纷，我国陆续设立或沿用了一些社会纠纷解决制度，如人民调解制度、仲裁制度、制度、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制度等。特别是在行政管理领域，相继出现或延续了适用于不同领域的各式各样的纠纷解决制度。具体而言，有适用于大部分行政领域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有适用于许多领域且可供当事人自主选择的调解制度，有适用于部分行政领域的普通行政裁决制度，也有适用于极少数行政领域的专门行政裁决制度，如专利、商标领域的专利复审制度和商标评审制度，还有仅适用于劳动争议领域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当然，更有在各个行政领域全面适用的制度。近年来，为了及时有效的化解大量出现的征地补偿安置争议，我国正在探索设立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制度，由省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对市县人民政府与被征地人之间的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进行裁决。另外，2005年出台的公务员法还建立了人事争议仲裁制度，专门解决聘任制公务员与行政机关之间因履行聘任合同而发生的争议。还值得注意的是，自2005年9月1日开始施行的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首次要求各高校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负责受理学生对取消入学资格、退学处理或者违规、违纪处分的申诉。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由学校负责人、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组成。
可以看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在行政管理领域已经建立起门类齐全的纠纷解决制度。现有的问题已不再是该不该设立某种纠纷解决制度，而是如何完善已有的各种纠纷解决制度，如何扩展各种纠纷解决制度的适用范围，以及如何对现在所有的纠纷解决制度进行通盘考虑组建出一个完善的纠纷解决制度体系，让每一种纠纷解决制度都能充分发挥其优势，各尽其用。也就是说，上述的行政管理领域的各种纠纷解决制度都可以成为将来纠纷解决制度体系中的一员。此外，还可以将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制度加以推广，在相应领域建立专门的纠纷解决委员会制度。
（二）各种行政纠纷解决制度在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中包括调解、行政裁决、行政仲裁、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专门的纠纷解决委员会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大致可以把这些制度划分为三个层次加一个补充，即调解位于第一层次，行政裁决、行政仲裁和行政复议等准司法性制度位于第二层次，行政诉讼位于第三层次，作为补充。另外，根据解决纠纷的层级，可以把专门的纠纷解决委员会制度放入第一层次或者第二层次。
位于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第一层次的首先是调解制度。在实践中，调解又被称为和解、协调等，不管使用什么称谓，其核心涵义仍然是指在纠纷解决机关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达成协议，从而心平气和的解决纠纷。自愿、友好、平和的解决纠纷是调解制度的一大特色，之所以把调解制度置于纠纷解决制度体系中的第一层次，就是想充分利用其特色，尽可能的使纠纷在当事人之间以自愿、友好、平和的方式得到解决。基于调解的自愿性，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应当将调解设置为行政裁决、行政仲裁、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附属制度，在这些制度的运作过程中，如果当事人愿意通过调解来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纠纷解决机关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启动调解程序。如果通过调解能够圆满解决纠纷，那么行政裁决、行政仲裁等程序就可以到此终止，不必再进行下去了。
其次，上文提到的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制度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为了贯彻中央一贯主张的将纠纷解决在基层的方针，可以考虑在基层设立各种专门的纠纷解决委员会。在我国的非政府公共组织领域，如公立高校、行业协会、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等，目前大量行政纠纷找不到解决途径。如果能够在这些组织内部设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专门负责解决成员与组织之间的行政纠纷甚至于其它纠纷，那么存在于基层的大量社会纠纷便找到了一条解决之路。例如，可以考虑在公立高校内设立一个由行政人员、教师、学生和校外人士组成的委员会，专门负责审理学校职工、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各种纠纷，并提出处理建议，再由校长根据委员会的建议作出最后处理决定。又如，可以在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成立一个由本村德高望重的老人组成的委员会，专门负责解决村民与村委会之间的各种纠纷。由于这些专门的纠纷解决委员会解决的是基层的行政纠纷，所以将其列入行政纠纷解决体系的第一层次。
位于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第二层次的是行政裁决、行政仲裁和行政复议等准司法性的制度。这三项制度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以行政机关作为纠纷解决的主体。在现代社会，仅仅依靠法院来解决纠纷已不可能，行政机关理应成为解决社会纠纷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甚至是主要力量。认为解决纠纷只是法院的事情，这种观念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和要求。而且，行政纠纷因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行为而起，行政机关有义务先行处理行政纠纷，而不应当将自己引发的纠纷全部甩手给法院。现有的行政裁决、行政仲裁和行政复议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解决纠纷的制度必须以公正为核心的理念没有完全树立，导致现有制度中缺乏最基本的程序保障。将来的主要任务是增加这三项制度的公正性的程序设置，使绝大部分社会纠纷消化于这一层面。但是，必须指出，行政裁决、行政仲裁和行政复议都不能具有终局效力，当事人如果对其决定不服，都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此外，在我国的公务员管理领域，一直以来缺乏一个比较中立的机构来处理非聘任制公务员与所属机关之间发生的各种纠纷，致使公务员的权利在受到损害时得不到有效救济。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不应当忘记塑造国家机关内部公务员与所属机关之间关系的和谐。公务员对所属机关作出的影响自身权益的决定不服时，也应当有权请求一个较为中立的机构来裁决。为此，可以考虑在国家机关内部设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负责解决公务员与所属机关之间的纠纷。而且，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应当尽量多元化，行政机关之外的人士应当占合理的比重。
位于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第三层次，也是最后一个层次的是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纠纷的最后一道关口，所谓最后，一是对前已处理的行政纠纷不服的，都可以向法院提讼，二是法院的裁判是终局裁判。在进行制度设计时，还要注意至少两个问题：一是行政裁决、行政仲裁和行政复议是否前置。鉴于行政裁决和行政仲裁一般发生在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领域，可以考虑行政裁决和行政仲裁以前置为原则，当事人对行政裁决和行政仲裁的决定不服时，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是大多数行政领域的通用纠纷解决方式，原则上可以将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权交给当事人，由当事人自主选择是先申请行政复议还是直接提起行政诉讼。二是尽可能的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将行政管理领域的所有法律纠纷都纳入到行政诉讼中来，让所有法律纠纷都由法院来最终把关，使得当事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纠纷解决结果不服时，都有寻求法院救济的机会。
另外，制度是建国以来形成的一项纠纷解决制度。在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中，可以将制度作为前述三个层次的补充。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任何决定不服，都可以向机关提出申请。机关针对当事人的申请应区分两种情况分别对待：其一，如果事项属于行政裁决、行政仲裁、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且未过时效，那么应当告知和说服申请人向具体的行政机关和法院提起行政裁决、行政仲裁、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如果事项已过行政裁决、行政仲裁、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时效，那么应当耐心做其思想工作，劝服其息访。其二，如果事项不属于行政裁决、行政仲裁、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可以由机关向申请人说明情况，并向有权机关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五、法院——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中的最后一道防线
在任何法治国家，法院都是公平正义的象征。在解决纠纷制度体系中，法院至少扮演着三种角色：其一，法院一直都是解决法律纠纷的不可替代的场所，而且法治国家都尽可能的将社会纠纷通过立法机关立法或法院的判例转化为法律纠纷，纳入到法院的管辖范围。其二，法院是其它解决纠纷主体的外部制约力量，尽管法院没有能力来解决所有纠纷，但是法院的存在，可以给其它纠纷解决主体以有力的鞭策，促使纠纷尽可能的在法院之外得到公正解决。
其三，法院是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中的最后一道防线。在纠纷解决制度体系中，各种制度都要充分发挥其作用，但是必须有一种最终的纠纷解决制度和一个负责最终解决纠纷的主体。这个最终的纠纷解决制度就是诉讼制度，相应的，负责最终解决纠纷的主体就是法院。如果没有法院作为最终解决纠纷的主体，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对经过法院判决的事项进行处理，那么社会纠纷的解决将遥遥无期，任何纠纷都可能一拖再拖，久拖不决。只有让法院坐镇纠纷解决的最后一关，让法院的判决成为终局的决定，纠纷才有完结之日，正义才有实现之时。
要让法院成为最终解决纠纷的主体，就必须提升法院的地位，强化法院的权威，增强法院判决的权威性。为此，必须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排除一切外来干涉，使法院能够独立的受理案件、审理案件和作出判决；使法官能够安心的秉公办理案件，免除后顾之忧。其次，法院自身要加强内部建设，提高法官队伍的业务素质和道德修养。再次，除了法院自身经过合法程序可以对判决作出撤销和改变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否定、撤销或改变法院的判决。最后，法院的判决必须得到执行。法院判决作出以后，在判决规定的期限之内，如果判决义务人不自觉履行义务的，判决执行机关要及时执行法院判决，落实判决内容。只有做到以上几点，才能塑造出权威的法院，让权威的法院作出权威的判决，权威的判决获得当事人的信服，从而使纠纷得到最终的解决。
[①] 应松年：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②] 田雨、贾楠：“肖扬在第五次全国行政审判工作会议上强调：保护民权、减轻民负、解除民忧、保障民利、实现民愿”，载于新华网/legal/2007-03/28/content_5908986.htm.
[③] 参见国务院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答记者问内容。
[④] 本部分关于英国的资料来源于2006年3月应松年等赴英国考察行政裁判所制度的考察团形成的考察报告。
[⑤] 各国在保障纠纷解决机构的中立性方面的做法不大一样，英国行政裁判所的首席裁判官由大法官任命，美国的行政法法官实行集中管理制度，使其尽量摆脱行政机关的控制，而韩国的行政复议委员会中，广泛的吸收行政机关之外的人士参加，以确保行政复议机构的中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