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险法范文
时间：2023-10-27 04:53:14
社会保险法篇1
关键词：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障体系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引言：
2010年10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党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并于2011年7月1日起施行。社会保险法草案从2007年底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时行初次审议，期间共经历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四次。一般法律三审即可通过，而《社会保险法》历经四稿，可见社会对这部法律的关注，以及此次立法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社会保险法规定，国家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社会保险制度坚持广覆盖、保基层、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社会保险水平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社会保险法的通过和实施，关系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必将对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产生深刻影响。
1．《社会保险法》的立法原则
《社会保险法》从起草到修改、审议、通过的整个立法过程中，始终坚持了以下原则：
一是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精神的原则。主要体现在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等带有根本性、管长远的基本方针，以及对管理服务社会化、加强基金监管的要求等多个方面上。
二是以人为本，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原则。逐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在调整社会关系重点上，坚持以人为本，突出维护参保人员合法权益，解除其后顾之忧。
三是公平与效率结合，权利与义务相适应的原则。既体现公平原则，又体现激励和引导原则，通过增加政府公共财政投入，加大社会财富再分配力度，防止和消除两极分化，促进社会和谐，把缴费型的社会保险作为核心制度，坚持权利与义务相适应，防止单位和个人对政府和社会的过度依赖。
四是确立框架，循序渐进的原则。《社会保险法》全面总结20多年来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成功经验，并将之上升为法律规范，确定总体构架和方向。
2．《社会保险法》的重大政策规定
《社会保险法》在全面总结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发展实践经验、广泛借鉴世界各国社会保险制度建设有益做法的基础上，确立了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建设的总体框架、基本方针、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并且在目前社会保险实践的基础上有许多创新、发展和完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社会保险法》确立了我国社会保险体系的完整框架。
根据《社会保险法》的规定，我国的社会保险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五项。其中，基本养老保险包括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包括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二）《社会保险法》明确了各项社会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
第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了我国城乡居民；第二、工伤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和生育保险制度覆盖了所有用人单位就业的职工，包括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并对职工未就业配偶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作出了原则性规定；第三、被征地农民按照国务院规定纳入相应的社会保险制度；第四、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也应当参照本法规定参加我国的社会保险。
（三）《社会保险法》规定了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主要筹资渠道，加强了社会保险费征缴的强制性。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基金的主要来源是社会保险缴费，居民社会保险基金主要是由社会保险缴费和政府补贴构成，同时《社会保险法》明确了政府在社会保险筹资中的责任。
（四）《社会保险法》规定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及残疾和遗属待遇等各项保险的待遇项目和享受条件，对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及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五）《社会保险法》完善了社会保险费征缴制度。其中包括社会保险信息沟通共享机制，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登记缴费机制，规定了社会保险费实行统一征收的方向，建立了社会保险费的强制征缴制度。
（六）《社会保险法》规定了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制度。
第一、规范了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原则，即，分别建账，分账核算；预算平衡；专款专用，不得挪用；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投资运营。为社保基金投资运营奠定了法律基础。
第二、明确了提高社会保险基金统筹层次的方向。规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逐步实行全国统筹，其他社会保险基金逐步实行省级统筹。并授权国务院规定提高统筹层次的具体时间和步骤。
（七）《社会保险法》规定了社会保险经办服务的内容。对已有规定进行了明确和强化，即提供社会保险服务、管理社会保险事务、管理社会保险基金等。同时新增了一些内容，包括：1、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性质和设立。一是规定统筹地区内经办机构可以实行垂直管理的体制，以便更好地保障政令畅通，标准一致和服务高效。二是重视基层基层公共服务网点建设，提高公共服务的可及性，让老百姓方便快捷的享受社会保险的公共服务。这两点也是新社保法相对以往规定的两点突破。2、对经办机构加强风险管理和保密工作提现了新的明确要求。3、赋予社保经办机构强制征收的手段，保障经办机构人员和工作经费。
（八）《社会保险法》规定了社会保险监督制度。即：人大监督、行政监督、社会监督三方面。包括：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投资运营以及监督检查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组织执法检查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对用人单位和个人遵守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情况的监督检查，负责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规定了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的设立、组成及主要职责。
（九）规定了违反《社会保险法》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其中对用人单位违反《社会保险法》、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或骗取社保待遇、违反社保基金管理、社保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未履行法定职责等违反《社会保险法》的行为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3．结束语
社会保险法篇2
《财经》实习记者 兰方
已经在立法之路上蹒跚前行14年之久的《社会保险法》,终于在2008年12月28日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这一决定,是当天由全国人大委员长会议作出的。此前的12月22日,草案第二次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如此决定,体现出立法的进步;然而,无论是人大常委会内部还是社会舆论,争论的激烈程度又暴露出草案与现实的巨大碰撞。
《社会保险法》立法始于1994年。从那时起,来自四面八方的争论,始终伴随着法律起草审议的每一步。此间,草案亦曾两次上报至国务院,皆因争议过大而未获通过。直至2007年11月28日,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牵头起草的最新版《社会保险法(草案)》(下称草案),在第197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获原则通过,于2007年12月23日接受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
不过,这远不是一个完善的草案。为了能够尽早提交人大审议,国务院法制办以及当时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在起草过程当中,设置了大量授权性条款。也就是说,争议突出的问题,均未在草案中给出具体方案,而是把矛盾留待今后的“国务院有关规定”来解决。
草案起草者曾经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能够站在超脱于部门利益的高度,来填补国务院草案的大量留白,同时将草案进一步推向完善。有参与的专家曾说:“我们期待看到一部全新的草案。”
从此次新版的草案看,历时一年的调研和修改,确实令二审稿呈现出诸多有益的改良,也赢得了一些掌声。而如果以一部社会保障“基本法”的标准来衡量,最新版《社会保险法》草案仍有大量矛盾悬而未决。
阶段性立法
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人们对于出台一部社会保障“基本法”的渴望,从未像今天这般迫切。
自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以来,以往国有体制下的社会保障制度已不复存在。虽然针对不同的群体和需求,医疗、养老、住房、教育、低保、扶贫等有关保障制度在陆续建立,但缺乏整体性战略,且仅覆盖少数人。
在政府推出的高达4万亿元投资的经济激励计划中,除去规模庞大的基建投资,社保、教育、医疗等民生投入占比颇低。不少学者认为,正是由于保障体系不尽完善,中国城乡居民不得不大量储蓄用于应付养老、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不时之需,由此抑制了国内的消费,巨量储蓄也只能进一步转化为投资。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依赖外需和投资来拉动的一个原因,最终的后果令中国百姓很难真正享受到发展的成果。
因此,在目前情况下,从建立完善的保障体系入手,可以建立居民对未来稳定的预期,大幅增加国内消费,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模式问题,可谓有“一石三鸟”之效。
问题是,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险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地方法规为主,法律法规数量少、层次低,立法分散,难以形成体系,甚至不同政策或者规章之间相互矛盾,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必须上升到法律层面。
由是观之,《社会保险法》二审稿已经朝着“基本法”的方向有所迈进;与一审稿相比,不仅条文数目增加到91条,整个体例结构都作了重要调整。一审稿曾在第三、第四章集中规定了五大险种的缴费范围和待遇,二审稿则出于提高操作性的考虑,将五大险种分别专章规定,并充实内容,把每个险种现行有效的成熟做法纳入法案。
具体制度方面,则明确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方法,提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逐步实行全国统筹,并细化政府对社会保险事业的支持事项,对财政责任、以及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督作出了规定。
但同时,草案对于争议集中的大量基本问题仍未能给出满意的答案。如社会保险法的适用范围、社保费的征收主体、个人账户的存在方式等。且相当一部分疑问和争议,在短期内难以解决。
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艰难破题
目前的中国,随着人才流动机制的建立健全,跨地区流动的就业者不在少数。二审稿对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做出明确规定:个人跨地区就业的,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随本人转移;个人退休时,基本养老金按照退休时各缴费地的基本养老金标准和缴费年限,由各缴费地分段计算,退休地统一支付。
在审议过程中,此项改进得到了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普遍肯定。但是,具体操作措施仍待细化。
显然,分段计算、退休地支付养老金的方式,既要求完备的信息网络,又要严防造假骗保现象,带来了更高的制度成本;同时,统筹基金面临着省际财政转移支付的问题。
为彻底解决“转移难”问题,在一审稿将社会保险统筹层次提高到省级的基础上,二审稿增加了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逐步实行全国统筹”的规定。
但根据二审草案,基本养老保险的适用范围目前仅限于城镇职工,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一些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并未包括在内,庞大的农村居民和农民工群体也不在其列。
由此,即便农民工在城镇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回到农村后,基本养老保险如何安排?一旦农村建立了养老保障制度,又与城市如何衔接?草案的规定仍无法对上述诸多问题给出解决方案。
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胡继晔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强调,《社会保险法》并不是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险法,而是全民的社会保险法。要解决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问题,不仅需要省级或全国层面的统筹,还需要城乡统筹。
新农合和城镇医保合并之争
对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尚未成型的制度,专家、委员大多赞成用原则性条款给未来立法留空间。
一审稿第四条曾对此作出原则性表述,即国家逐步建立和完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农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二审稿当中,此规定被取消,新农合作为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之一被写入专章,在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省级政府可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统一标准,合并实施。在不少委员看来,这项规定过于具体。
另据了解,2007年,中国农民人均收入4140元,医疗支出191元;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是13786元,支出是621元。辜胜阻委员由此判断,在中国城乡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城镇医疗和农村医疗水平有很大差异的背景下,强调统一城乡医疗保障的标准,会造成城镇居民水平过高而带来穷帮富的情况,产生明显的不公平。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白克明也认为,参加居民医疗保险的人数约为1亿人,占整个城镇人口应该参加医疗保险人数的三分之一多一点;而新农合有8亿农民参加。因为城镇人口少,医疗消费高,如果这两者合并实行,可能形成“穷帮富”现象,资金反而流向城市了。
来自重庆的人大代表郑洪,则以实践经验表示对“合并”的支持。《财经》记者从重庆城乡居民合作医疗办公室了解到,重庆在基本医疗保险中设计了两个标准,一档为新农合标准,二档为城镇居民标准。居民可以不分户籍,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
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资金运作方面,的确存在着城镇资金挤占农村资金的危险,但在实践中,城镇反而支援了农村。因为城乡居民的医疗标准统一,可报销项目统一。城镇的医疗消费高即意味着自费项目更多。合并医疗避免了机构的重复设置和网络系统的重复建设,就当地的试点来看并没有增加财政的负担,又打破了城乡有别的二元结构。
但重庆经验是否仅为个案,是否需要全国推广、怎样推广,最终仍有待推敲。
部门意见待统一
在二审稿中,关于“授权给国务院”的条款总共出现了15次。其中,某些授权条款是因为实践中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经验,还有一些则是因为部门利益冲突难以调和,因而立法者刻意规避。
其中较为突出的是社会保险费的征收主体问题。中国目前社会保险费的征收工作,已经形成了由税务部门和社会保险部门“齐抓共管”的格局。一些地方由税务机关征收,另一些地方则由社保经办机构办理。但由于税务机构具备强有力的征收手段,不少省、区、市相继改为由税务部门征收。
现实操作中,同时存在两个征收机构,不仅影响制度整合,且存在记账不清的风险。鉴于两个部门之间对此存在重要分歧,目前的法律草案对此仍未做出明确规定。
除了社保费的征收主体,是否要做实个人账户,二审稿也未给出明确答案。
尽管中国施行的是“统账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运行模式,但由于社会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基金长期合并管理运营,现收现支,在收不抵支的情况下,统筹基金严重挤占个人账户基金,个人账户变成有名无实的空账。是否要落实个人账户,涉及到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模式问题:究竟是采用现收现付模式的记账式格局,还是搞滚存积累的实账?
中国政法大学的胡继晔告诉《财经》记者,之所以未在法律中明确,源于学界、业界对个人账户的存废尚有争议。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财政部之间,对此也始终各执一词。前者坚持应该做实个人账户,后者基于财政负担能力,加之目前国内社会保险基金增值途径有限等因素,认为基金效益不及管理成本,与其滞留在财政账户日渐贬值,不如仅保留名义账户。
要使个人账户充分发挥其“完全积累”的价值,就必须明确其增值渠道。有关各方一致认为,应当在保证基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某种市场化运作,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但是,对于具体的操作细节,例如在什么程度上、以哪一部分资金投入市场化运作,看法并不统一。这也导致目前有关的投资运营办法始终不能出台。
对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家委员会委员蔡提出,法律中至少应该明确规定,要把社会统筹的部分和个人账户部分实行分账管理、分账运营。
显然,由于现有中国保障制度本身也处于不断修正、不断调整完善的过程中,通过立法一步到位解决所有问题,已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中国社会保险的诸多制度尚在摸索之中,如“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计划目前正处于政策制订阶段,医疗卫生改革尚处进行时,与之密切关联的医疗保险制度走向未定。若在《社会保险法》中规定过于具体,也有可能制约进一步的改革。
社会保险法篇3
摘 要 《社会保险法》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保险制度的综合性法律，它是一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法律。它的制定，对于规范社会保险关系，保障全体公民共享发展成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社会保险 工伤保险 工伤条例
中图分类号：d922.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2）11-003-02
《社会保险法》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保险制度的综合性法律，它是一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法律。它的制定，对于规范社会保险关系，保障全体公民共享发展成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社会保险法》规定，国家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统称为五险）社会保险制度，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我国要将境内所有用人单位和个人都纳入社会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其中，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要覆盖城乡全体居民。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制度，则要求覆盖所有用人单位及其职工。
工伤保险是《社会保险法》所规定的五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其中一种。所谓工伤保险，又称职业伤害保险，它是通过社会统筹的办法，集中由用人单位缴纳而劳动者本人不予缴纳的工伤保险费，建立工伤保险基金，对劳动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遭受意外伤害或职业病，并由此造成死亡、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时，给予劳动者及其家属法定的医疗救治以及必要的经济补偿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
工伤保险实行“无责任补偿”原则，它是指工伤保险在补偿工伤职工时，不追究受害人责任，无论职工在事故中有没有责任都应依法得到补偿。这是工伤保险的一个特殊原则，也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
《社会保险法》实施一年来，人们对于该部法律所规定的险种、适用范围等都有了大概的了解。为了使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对《社会保险法》规定的五险之一的工伤保险险种的进一步了解和发生工伤保险事故后如何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和救济途径等情况，本人结合自己作为地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的常年法律顾问在实际工作中的一点经验和体会，向大家介绍一下《工伤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适用范围、缴费主体、申领工伤保险待遇的主要步骤、工伤认定的法定条件、不服工伤认定的救济途径、如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以及工伤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区别等，便于大家在申领工伤保险待遇时，给予一些帮助。
一、《条例》的适用范围
《条例》第2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下称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以下称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的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均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
因此，工伤保险适用于我国境内所有用人单位及其职工。
二、工伤保险的缴费主体是用人单位
《条例》第10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时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个人不缴纳工伤保险费。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数额为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乘以单位缴费率之积。对难以按照工资总额缴纳工伤保险费的行业，其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具体方式，由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规定。
因此，工伤保险的缴费主体是用人单位，职工个人不缴纳工伤保险费。
三、申领工伤认定的程序
首先，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应当申领工伤保险待遇。明确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或者事实劳动关系，是认定工伤的前提和基础。如果用人单位认可工伤的话，可以直接进入工伤认定程序，如果用人单位否认工伤的话，劳动者可以向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申请确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劳动仲裁。如果双方当事人都认可仲裁裁决，该仲裁裁决发生法律效力，可以进行工伤认定程序。如果一方不服仲裁裁决的话，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最终由人民法院裁决确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或者事实劳动关系，即所谓的确认劳动关系的“一裁二审制”。
其次，劳动关系或者事实劳动关系确定后，由用人单位或者劳动者向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申请工伤认定：
1.申请工伤认定的时限：用人单位应当自职工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
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2.申请工伤认定应当提交的材料：（1）工伤认定申请表，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以及职工伤害程度等基本情况。（2）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3）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工伤认定申请人提供材料不完整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一次性书面告知工伤认定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申请人按照书面告知要求补正材料后，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受理。
3.对工伤认定不服的法律救济途径和注意事项：《工伤认定办法》第23条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用人单位对不予受理决定不服或者对工伤认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法》第9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诉讼法》第37条规定，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先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38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复议机关应当在收到申请书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决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申请人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39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对于工伤认定不服的法律救济途径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两种方式，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既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后，行政复议机关已经依法受理的，或者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
在法定行政复议期限内不得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后，人民法院已经依法受理的，不得再申请行政复议。
四、认定工伤、视同工伤和不予认定工伤的法定情形
（一）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法定情形
《条例》第14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1）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2）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3）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4）患职业病的。（5）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6）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7）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二）视同工伤的法定情形
《条例》第15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1）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各类疾病死亡或者从医疗机构初次接诊时间起计算，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2）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者受到伤害的。（3）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
辽宁省内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视同工伤：（1）在工作时间和本单位内并且在紧急情况下，为维护用人单位正当利益，实施非本岗位工作职责的行为受到伤害的；（2）在工作时间内受单位安排从事临时性的指定工作时发生事故伤害的；（3）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者受到感染疫病的。（4）在工作时间内，虽不在本岗位劳动，但由于单位的设施不全，劳动条件和作业环境不良，发生人身伤害、急性中毒事故的。
（三）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法定情形
《条例》第16条规定，职工符合本条例第14条、第15条的规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1）故意犯罪的。（2）醉酒或者吸毒的。（3）自残或者自杀的。
五、劳动能力鉴定
劳动者被确认为工伤后，应当向当地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劳动能力鉴定，确定劳动功能障碍程度（分为十个等级，最重的为一级，最轻的为十级）和生活自理障碍程度（分为三个等级，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和生活部分不能自理）的等级。一方对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向上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再次鉴定申请，上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为最终结论。
六、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工伤职工通过劳动关系确认、工伤认定、不服工伤认定救济和劳动能力鉴定的所有程序，其目的就是为了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也就是说，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是工伤所有程序的归宿。工伤职工依据所确定的劳动功能障碍程度和生活自理障碍程度的等级标准，从工伤保险基金或者用人单位享受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
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用人单位不支付的，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所谓先行支付，是指在工伤事故发生后，用人单位拒绝向未参保的劳动者赔付时，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垫付，再由社保经办机构向用人单位追偿。
七、工伤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区别
商业人身保险是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的以人的生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一种保险种类，包括人寿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生存保险等。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1.工伤保险是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一种，目的对劳动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遭受意外伤害或职业病，并由此造成死亡、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时，给予劳动者及其家属法定的医疗救治以及必要的经济补偿，它是以国家财政支持为后盾的社会保险。商业保险是一种经营行为，保险业经营者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2.工伤保险具有强制性，凡是用人单位都应当缴纳工伤保险费用，它是由国家立法直接规定的。而商业保险依照平等自愿的原则，是否建立保险关系完全由投保人自主决定。
3.工伤保险的保障范围是由国家事先规定的，风险保障范围和保障水平是根据国家经济状况所决定的。而商业保险的保障范围和保障水平由投保人、被保险人与保险公司协商确定的。
4.先行赔付的原则是工伤保险与商业保险的重大区别之一。商业保险，如果你没有投保，是不可能得到赔付的。但是工伤保险不同，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用人单位不支付的，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进步。
社会保险法篇4
(一)安徽进城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率较低
为深入了解安徽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参保情况，本文对487名农民工进行了抽样采集。得到的数据显示，进城农民工社保参保情况普遍偏低。
1．不同年龄段的进城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情况受访的487名农民工中，下表中的各年龄组别中的人数分别为163人、171人，102人和51人。其中进城务工时间达一年以上的比例为93%。数据大致可以反映出四个方面的信息:第一，进城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比率整体偏低。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安徽进城农民工各项社会保险参保比例都不高，最高的工伤保险参保率也未能超过40%，而最低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甚至不足5%。第二，各项社会保险类别中，工伤保险与生育保险的参保比例相对较高。在被调查对象的“五险”参保中，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参保比例相对较高，尤其工伤保险参保的比例已超过35%，而生育保险的参保率也已经超过15%。第三，进城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比率最低。第四，40岁以上年龄组的农民工尽管职工社保总参保率较低，但在该年龄组内的实际参保率相对较高。40岁以上年龄组的农民工进城务工时间三年以上的达149人，占该组别人数比重的97．4%，该组别的农民工在与企业谈判过程中具有比较优势，且更为接近退休年龄，参保意愿也相对强烈，因此这部分群体中参加社会保险的人数比例也相对较高。
2．不同地区就业的进城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情况本文分别对200名省外就业农民工和287名省内就业农民工进行调查，数据显示的信息是:第一，省外就业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率整体上低于省内就业农民工。第二，农民工在省内就业的，各项社保参保率基本呈现出“由地级市到县区到小城镇依次递减”的规律。在县级和小城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工有相当大的比例人数未享受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险待遇，用工管理的规范性程度较低。第三，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参保比率较其他保险比率更高，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率依然为最低。这一规律与分年龄段社会保险参保统计结果大致相同。
3．不同用工形式的进城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情况根据不同用工形式，本文分别对283名企业雇工、126名劳务派遣制用工和78名自主从事工商业经营的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企业劳动合同制雇工的农民工参保率高于劳务派遣和农民工自主从事工商业经营的用工形式。二是在各种社会保险类别中，劳务派遣制的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比例与合同制工人参保率差距最小。
(二)安徽进城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规律
第一，完全由企业缴费的社会保险参保率相对较高。在“五险”中，完全由企业承担缴费义务的是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缴费比例也较低，企业和农民工参保的意愿都比较容易调动。第二，由企业承担缴费比例较低的社会保险参保率高于企业缴费比例高的社会保险。“五险”中，工伤、失业和生育保险的缴费义务中，企业负担的比例不高，三项保险合计需要企业负担的部分不到缴费基数的5%，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需要企业负担的部分则达到缴费基数的26%，多数企业为实现低成本操作，规避最低工资的限制性要求，用人企业往往会选择放弃为农民工缴纳此两项社会保险费用。第三，进城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职工医疗保险的比例较低。由于农民工自身和企业均不愿意承担过高的缴费义务，加上15年缴费年限的门槛存在，使得进城农民工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比例较低。第四，工伤保险参保率最高但近年却出现负增长趋势。2011年新的《工伤保险条例》强化了工伤预防和工伤康复。工伤保险经济补偿支出项目增加后，安徽工伤保险的参保人数大幅度提升，截至2014年9月，工伤保险的参保人数达501．34万人，比《工伤保险条例》实施之初的102万人增加了近400万人，其中农民工参保人数也达到了153．2万人，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比例超过1/3，这是各项社会保险中参保率最高的，但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人数在近三年呈现出减少的趋势。2012年末，安徽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人数为160．6万人，2013年末，省内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人数为158．31万人，而截至今年9月，这一数据再次降低为153．2万人，在农民工总人数逐年增加的情况下，工伤保险参保人数的减少就意味着参保率在逐年降低。总结起来，安徽进城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情况的规律性大致为:(1)“五险”参保率分布不均，参保率的高低大致与企业风险负担的责任大小正相关，与企业的缴费负担比例反相关，与农民工个人负担比例正相关。(2)省内就业的进城农民工参保率高低大致与从业区域的行政区划级别正相关，市区务工的农民工社保参保率相对较高，小城镇务工的农民工社保参保率最低，这与不同层级政府管理部门对用工规范性要求的督办力度直接相关。(3)在农民工尚未真正实现市民化的条件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是农民工参保的“鸡肋”，农民工选择新农合的积极性高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二、安徽进城农民工社会保险存在问题的症结
(一)法律供给不足
进城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不理想最首要的原因是法律供给的不足。我国《宪法》虽规定公民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但终未将社会保险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明确列入宪法，这使得公民获得社会保险权在根本法上的基础变得极为薄弱。同时，我国《社会保险法》对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持非强制性参加且完全由个人缴费的基本态度，而农民工全体相当一部分从事的都是散工、零工工作，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其思想根源上的社会保险参保意识淡薄。同时，现行的法律制度对城乡社会保险参保设置了完全不同的三套制度体系，这在根本上割裂了城乡不同身份的乃至不同用工形式的社会保险权的平等实现，从而使户籍、地区、身份等不同因素都成为影响社会保险参保率的诱因。对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门槛的法律制度供给不足归结于两点:一是社会保险权的赋权不平等;二是社会保险权的落实多元化。
(二)制度衔接失衡
尽管目前全国有很多地区均出台了旨在打破户籍壁垒的新政策与措施，但是更多地还是属于取消表面形式之上的户籍歧视，依附于户籍之上的各种不平等的待遇，仍然未能得到实质性的改善，［1］在农民工社保问题上表现尤为明显。尽管《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于2014年7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但目前安徽尚未出台相关细则，按照该《暂行办法》的规定，农民工从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转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简称“职保”)，从缴费年限上要满足15年的要求，不足15年的，只可以申请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转入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城居保”)，且由职保转城居保只转移个人账户的存储金额，职保统筹基金并不转移。从缴费年限的计算上，《暂行办法》又规定，参保人员从职保转入城居保，其参加职保的缴费年限，可合并累加计算为新农保或城居保的缴费年限。反向转移时，以往的缴费年限不折算为职保的缴费年限。对于流动性极强的农民工而言，其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待遇在实践中又存在城乡社保衔接机制待完善的、转接的标准具有单向性的不足。另外，目前除了养老保险外，其他类型的社会保险尚没有城乡转移衔接的具体规定。此外，社会保险的统筹层次较低也是农民工社会保险工作难以全面推开的重要原因。目前社会保险的统筹基本处于省级统筹和市县统筹并存、以市县统筹为主的状态。按照《社会保险法》的要求，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逐步实行全国统筹，其他社会保险基金逐步实行省级统筹。但目前即使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省级统筹落实得都不够理想，其他社会保险在市级层面的统筹都存在相当大的难度。出于经济人的理性考虑，地方政府会在农民工转入养老保险关系时，出台不同政策来设置障碍或提高门槛，这样一方面可以维护本地社保利益，另外还可以克服农民工的道德风险。［2］进城农民工参保意愿低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社保转续手续繁琐、支付门槛较高所致。《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规定了养老保险转续中只带走个人账户中的资金。这意味着，农民工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转续过程中，要损失一部分用人单位为之缴纳的一部分资金和国家统筹部分的资金，进而降低了农民工养老保险待遇的发放标准。统筹层次过低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农民工就业当地的政府财政压力骤然增大，且政府层级越低、压力越大，某种程度上政府对农民工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就并不报以太高的热情，从而放纵了企业逃避社保义务履行的行为。
(三)主体责任缺失
农民工社会保险状况堪忧与地方政府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双重缺失密切相关。一方面是政府管理的资本导向性过强。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的整体情况不理想，一定程度上与政府管理的资本导向性过强存在密切联系。在社会保险管理和监督中，有些地方政府竟然默许辖区内企业可以不参加社会保险，或只参加某些类别社会保险，以降低企业雇用劳动力的成本，吸引资本流入。［3］在招商引资的压力下，有些地方政府为了留住企业，放松了对企业社保义务履行的监管。政府管理的资本导向性过强，导致政府监管行为的不到位，致使进城农民工的社保利益无从保障。另一方面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缺失。农民工能够获得社会保险以及获得险种的多少的决定权往往是在企业。［4］进城农民工就业的企业多数是工矿、建筑、商业服务和制造业，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社会责任感缺失，将农民工社保问题置于身外，这是造成进城农民工社保整体参保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形成这个社会出现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等问题的根源之一。
(四)思想认识偏差
农民工参保积极性不高也是致使社会保险工作难以推动。社会保险的统筹工作推进缓慢，社保转续不畅有关，农民工往往受制于工作流动中社保转续的繁琐程序，而不愿意参加社会保险;另一方面，农民工的基本素质较低，受传统观念影响较深。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只看重眼前利益，从而导致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意愿不强，社保参保率偏低的局面形成。
三、进城农民工社会保险存在问题引发的法律后果
(一)社会保险资源配置的非对称性制约迁徙自由权的实现
城乡和不同身份从业人员社会保险资源配置的割裂在事实上形成了不同保险类别的转续难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民工的迁徙自由。尽管户籍制度改革已经淡化了城乡居民的身份差异，但过去长期因此形成的资源供给尤其是社会保险资源的供给方式并未发生本质改变，因此，在实现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中，倘若不能破除社会保险资源配置的城乡壁垒，将会使未来几十年中国城镇化发展的进程遭受难以想象的阻力。不仅如此，由于社会保险资源配置的非对称性而制约的迁徙自由权倘若在农民工群体身上无以得以满足，最终引发的还会有一系列暴力的抵抗抑或是非暴力的不合作行为，将使政府背负更多难以想象之治理压力。
(二)社会保险配给方式的身份割裂导致权益保护的二元化
因身份割裂式的社会保险配给方式产生的另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社会保险权益保护的二元化，这一点可以突出地从权益保护的二元化在社会保险城乡间转续时账户资金衔接问题上看出。多数劳动密集型并以雇佣农民工为主体的用工企业之所以能采用各种手段规避社会保险缴费义务，自然与当前并不完备的法律和制度设计相关。现行《社会保险法》虽然有“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依照本法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的规定，但是基于进城务工农民所从事工作的行业、工种、用工形式和稳定性的不同，在事实上不可能为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乃至城镇居民塑造相同的社会保险待遇和权益保护环境，制度的藩篱难以在短期内被彻底打破。
(三)人权实现的法效次位性形成公权对私权的空间挤压
社会保险权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人权，农民工群体自然也应毫无例外的享有。但是即使作为一项宪法赋予的基本人权，在现实执行中遭遇到各种来地方政府、企业甚至雇主个人的种种软性抵抗时，其法效的次位性就显露无余。企业成本最低化的单方私权、地方政府经济发展优先化的行政公权等都可能成为挤压农民工社会保险基本人权的优势力量，从而使权利摆序的规则变得错位混乱，归结到底，以牺牲农民工社会保险人权实现的法效优位来博取地方经济的发展倒成了压倒一切的最优先考虑，从而形成公权对私权最裸的挤压。
四、解决安徽进城农民工社会保险问题的对策
(一)法律性完善对策
1．完善法律供给，落实农民工社会保险权益解决好进城务工农民的社会保险问题必须首先完善法律制度供给，一方面，要完善法律制度设计，细化农民工社会保险权利规定。从《宪法》层面，应该将社会保险权明确落实到具体条文中，规定“公民在年老、疾病、工伤、生育或遭遇自然灾害等情况时，有要求获得社会保障救助的权利”。另一方面，在《社会保险法》层面，首先应将第95条关于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同等适用该法的规定从附则部分调至总则部分，同时增加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转续性规定，以明确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的实现。
2．加强地方立法，确保农民工社会保险权益实现农民工大规模的流动与社会保障的属地管理之间的冲突越发凸显社会保障的边缘化。［5］由于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情况的变动性，从地方立法的层面应加快出台省级层面统一的社会保险缴费衔接办法，加强地方社会制度的可执行性。同时，地方立法中应突出强调农民工社会保险权益实现受法律保护，强化劳动合同制度的监管，对受雇于企业、个体劳动和非全日制用工等不同劳动形式的农民工应分别设计不同的缴费模式和政府补贴标准，不能使农民工个体游离于社会保险财政补助体系之外。
(二)制度性改革对策
1．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保障财政投入资金来源当前的重点是抓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落实，对部分欠发达、社保资金财政缺口较大的地方适度倾斜。目前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工作推进中难点问题较多，地方财力有限，社保资金被串用的现象仍然存在。为确保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落实，必须建立有效的督促检查机制，确保目标考核办法落实到位。同时，要分步骤、有计划地推进其他各类社会保险的省级统筹，通过省级统筹实现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基金调剂，确保进城农民工在省内流动各项社会保险转续的无障碍运行。
2．改革社保机构设置，提高社保工作的服务效能户籍制度改革后，对农民工群体中一部分处于稳定从业状态的人，应尽早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范畴，贯彻《劳动合同法》关于全日制用工必须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规定，尽早实现农民工与城市职工同等的社会保险待遇。可以考虑分层次推行劳动合同监督检查制度，对劳动合同期在三年以上企业用工，强制企业必须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与此同时，要积极推行养老保险外的其他各项社会保险的统筹工作，改革社保机构城乡分立的局面，改革社保机构设置，将农保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职能并入统一社保管理机构中办理，以消减城乡社保转续的繁琐程序，提高社保工作的效能。
(三)责任性加强对策
1．转变政府管理导向，形成有效的社保监督机制针对地方政府过度重视招商引资而忽略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保护的问题，省级层面应尽快出台相关政策，扭转实务中的“重钱不重人”的做法。政府要实行责任制，［6］建议建立各地招商引资考核的操作办法，推行引进企业社保承诺制度，并将招商引资中职工社会保险落实情况作为对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一项指标。同时，政府管理部门要通过有效的措施规范企业用工行为，建立企业劳动合同备案审查制度，强化劳动合同中社保条款的落实。尤其是涉及到高风险、作业危险性强的重点企业，一定要确保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落实到位，做到应保尽保、无所遗漏。
2．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完善企业社保责任约束机制企业不愿意承担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义务是造成进城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率的最主要原因，同时也是企业社会责任感淡薄的表现。实现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必须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一方面，要尽快建立企业社会责任考核评价体系，将农民工社保问题纳入考核范畴。这方面可以借鉴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首先开始探索的，并在山东省全省开始批准实施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体系和标准化建设经验。另一方面，要尽快建立企业社保责任落实激励制度。对企业的农民工职工社保参保率高的企业实行加分制度，并作为政府将来为企业发展提供各项政策优惠的重要参考。通过激励与考核评价并行的制度安排，形成企业社会保险责任的约束机制。
(四)认识性强化对策
思想落后是导致新时代农民工社会保险权益缺失的深层次原因。［7］进城农民工职工社会保险参保意识不强，一方面是受制于现行社保转续制度的缺陷，另一方面还是农民工自身的意识问题，受传统养老观念的影响大，同时对社保制度又心存疑虑。要通过加大对农民工社会保险政策法规的宣传力度，消除其短视思想和存疑心态，增强其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参保意识，提高农民工的参保积极性。应结合农民工的生活实际，把对中青年农民工的宣传教育作为重点工作来安排。
社会保险法篇5
问：基本养老保险适用范围是如何规定的?
答：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养老保险的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问：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是如何规定的?
答：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由用人单位和个人缴费以及政府补贴等组成；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记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职工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本人工资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记入个人账户。
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分别记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
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前，视同缴费年限期间应当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由政府承担。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出现支付不足时，政府给予补贴。个人账户不得提前支取，记账利率不得低于银行定期存款利率，免征利息税。个人死亡的，个人账户余额可以继承。
问：基本养老金支付是如何规定的?
答：基本养老金根据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缴费工资、当地职工平均工资、个人账户金额、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等因素确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十五年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十五年的，可以缴费至满十五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也可以转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者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按照国务院规定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因病或者非因工死亡的，其遗属可以领取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在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领取病残津贴。所需资金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支付。
国家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根据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物价上涨情况，适时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
个人跨统筹地区就业的，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随本人转移，缴费年限累计计算。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基本养老金分段计算、统一支付。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问：国家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有哪些规定?
答：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按月领取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待遇。
问：国家建立和完善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有哪些规定?
答：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将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合并实施。
社会保险法篇6
(一)社会保险法规的初创和调整阶段(1949—1965)
以新中国成立前夕制定的临时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有关社会保险问题的规定为依据，政务院集中颁布了社会保险的全国性行政法规。1951年2月，政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新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社会保险行政法规。《条例》规定保险经费由企业负担，职工不交纳保险费，劳动保险事业交由工会办理。从内容上看，《条例》确立的社会保险制度属于“半社会保险与雇主责任相结合的制度”①，但从立法技术、制度系统上看，《条例》的科学含量值得肯定，在中国社会保障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条例》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中国内地建立了包括养老、工伤、医疗、生育保险等在内的社会保险制度，这套制度经过不断扩展，最终几乎覆盖了全体城镇居民，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职工的基本生活需求。
鉴于初创时期社会保险制度仍存在不切实际和不够合理的地方，国家决定进行调整。1958年2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1958年4月，劳动部又了《退休暂行规定实施细则(草案)》。《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是中国第一部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单独立法。依据该规定，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与国家干部的养老保险纳入公共养老保险计划。这一阶段，对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制度也进行了调整。在医疗保险方面，主要是建立了病、伤、生育假期批准制度，规定部分医疗费用由个人负担。在工伤保险方面，主要是增加了职业病项目。
(二)社会保险法制遭到破坏阶段(1966—1976)
1966年开始到1976年为止，包括社会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受到严重破坏。多数社会保险法规被废止，社会保险机构被撤消，社会保险一度处于无人管理的状况；职工的退休也大部分中止，数百万职工无法按时退休。1969年2月财政部了《关于国营企业财务制度工作中几项制度的改革意见(草案)》，规定国营企业一律停止提取工会经费和劳动保险金，企业支付的退休金改在企业营业外列支。这份文件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中的有关规定。由此，劳动保险失去了其应有的社会性和互济，演化为企业保障，中国的劳动保险制度遭受重创，社会保险事业出现停滞和倒退。
(三)社会保险法恢复和重建阶段(1977—1989)
由于许多制度在“”期间遭到破坏，“”后的首要任务是进行社会保险制度的恢复工作。1978年6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自此，社会保险制度及其立法进入恢复和重建阶段。1982年，我国宪法第44条、第45条对社会保险问题作了一些原则性规定。1986年4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中，第一次在国家的法律文件中清晰而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保障”的概念，将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和社会优抚等制度，统一纳入了社会保障体系。此后，社会保险立法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而全面展开。1986年，国务院了《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暂行规定》，确立了劳动合同制工人的养老保险制度。同年，国务院还颁布了《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初步确立了中国的失业保险制度。1988年，国务院颁发了《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统一了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生育保险制度。1989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公费医疗保险的通知》，对公费医疗开始进行改革。这一时期，社会保险立法工作的重心，一方面是恢复“”前的社会保险制度，另一方面是为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保险制度的全面建设和发展奠定基础。
(四)社会保险法的全面建设和发展阶段(1990-)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社会保险制度开始向社会化和法制化方向发展，国家开始注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建设。1991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明确了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标志着我国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建设序幕的拉开。1992年，民政部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开始试点。1994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专设一章规定了“社会保险和福利”。1994年，我国政府颁布了生育保险方面的行政规章《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1995年，国务院了《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表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深化，同时指明了我国养老保险改革的方向。1997年国务院了养老保险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1998年国务院颁布了医疗保险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1999年，国务院颁布了失业保险方面的行政法规《失业保险条例》。同年，国务院还了《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2001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了行政规章《社会保险行政争议处理办法》。2003年4月，国务院颁布了工伤保险方面的行政法规《工伤保险条例》。2004年3月，国家立法机关在修改宪法时，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和“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式载人宪法。
二、中国社会保险法制建设之成就
(一)在社会保险概念的界定上达成了共识，社会保险制度框架已经明确
1986年，我国国家的法律文件首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保障”的概念，将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和社会优抚等看成是并列的制度，统一纳入了社会保障体系。自此，社会保障的理论和相关的制度设计都基本上明确了社会保险是与社会救济、社会优抚、社会福利相并列的概念，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核心和基础。1994年(劳动法》第70条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保险事业、建立社会保险制度、设立社会保险基金，使劳动者在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获得物质帮助和补偿。”这从法律上确立了社会保险涵盖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等五个具体项目。社会保险概念内涵与外延的明确及其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基础性地位的共识为我国社会保险立法奠定了制度架构的基础。
(二)社会保险制度转型已基本完成，国家立法具备了较好的实践基础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形成了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等不同形式的规范性文件和相关的政策构成的社会保险法制体系。社会保险法制在相当程度上指引和规范了社会保险制度建设，成为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和发展的指南。经过多年的改革和试点，中国特色社会保险体系框架开始形成，初步建立了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险制度。社会保险已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国家负责、单位包办、封闭运行的制度安排，转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责任共担、社会共济的保险体制。社会保险的基金来源改变了过去国家包揽的状况，实行了国家、单位和职工个人三方合理负担，并在主要项目上实行了社会统筹。我国公民的社会保险观念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完全依附国家、单位转向责任共担，这表明我国社会保险制度转型过程中的艰难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社会保险方面的大量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已经成为国家立法的宝贵资源，社会保险国家立法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实践基础。
(三)社会保险立法有了宪法依据
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对社会保险的相关问题作了两个重要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该宪法修正案对社会保险立法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从根本大法的高度规定了社会保障制度，昭示着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责无旁贷的责任，从以往的党和政府的决定、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另一方面把包括社会保险权在内的人权人宪，使得社会保险法的立法根基得以确立。“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和“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条款使得我国的社会保险立法有了宪法原则依据以及宪法规范依据。
(四)社会保险法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社会保险立法开始提速
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险法一直被认为是劳动法的一部分，而劳动法尽管历史悠久，但在我国却是一个长期不被重视的、遭受“冷遇”的法律部门，至于包括社会保险法在内的社会法更是不在人们的视野中。然而，作为与经济并列的社会领域的事务也需要法律加以调整，公民政治权利和民事权利之外的社会权利也需要法律加以保护，于是社会法应运而生，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问题的增多而逐渐受到重视。2001年，九届人大第四次会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应该包括社会法在内的7个主要的法律部门。自此，社会法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重要的法律部门，它承载着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尤其是公民社会保障权的功能，引起了法学界和社会保障学界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曾经搁置多年的《社会保险法》，又被提到立法议程。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把制定《社会保险法》列入立法规划，社会保险立法开始走上快车道。
三、中国社会保险法制建设之反思
由于社会转型、东西部差距和城乡二元结构等原因，我国在社会保险法制建设上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为今后的社会保险立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也存在着现实的迫切需要与立法相对滞后的矛盾。
(一)社会保险立法理念落后
当今社会，社会保险(保障)权利已成为人权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尊重和保障人权，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合理性，是人道主义的基本要求，也是现代社会保险立法的起点和归宿。从法理方面看，社会保险法无非是公民社会保险权的确立和实现问题，社会保险法是权利保障法，即社会保险立法的首要任务是规定社会保险权利的享有和保障。权利是目标与基础，权利处于基本的主导地位。然而，目前，社会保险权利保障的理念远未被学界和立法者所认同，社会保险立法更多地定位于事本位而非人本位。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是因为国有企业改革使得原有的单位保障功能弱化而逐渐受到人们重视的，社会保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多是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自己的逻辑基础和理论定位。缺乏先进的立法理念，必然导致在社会保险法的基本价值、原则、适用范围等重要问题上无法形成共识，导致社会保险立法基点不当，缺乏前瞻性、主动性和回应性，阻碍了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建设。
(二)社会保险基本法律缺失，社会保险法治化程度较低
立法先行、制定高位阶的社会保险法律是世界各国社会保险制度建立和完善的基本经验。在社会保险制度建构方面，我国虽颁布了大量的规范性和非规范性文件，但非常遗憾的是，在名目繁多的法律文件中，却没有一部专门调整社会保险关系的基本法律——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对其进行规范的社会保险制度理应是基本法律制度，根据宪法理论和我国《立法法》的规定，涉及社会保险的重要事项的立法应该由法律规定。尽管，早在1994年，全国人大就把《社会保险法》列入当届人大必须制定的115部法律规划中，其中排列第41位的《劳动法》已于1995年出台，而位列第39位的《社会保险法》至今仍处于千呼万唤之中。社会保险基本法暂付阙如，对社会保险的规范主要是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各部门的规章。在现行的社会保险的各项单行制度中，也鲜有专门的法律。社会保险基本法的缺位，导致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缺乏权威性、公平性、透明性、稳定性和可操作性，难以定型；导致社会保险法律规范的效力层次偏低，体系功能弱化，与社会保险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法律地位极不相称；导致遵从社会保险内在规律和本质要求的相关法律制度无法及时建立起来，一些本应由法律来调整的社会保险关系一直游离于法治之外。社会保险基本法的缺位使得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长期处于非法治化的、政府单方面主导而难以兼顾责任主体各方利益的不合理状态。这种不合理状态，既阻碍了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也与现代法治国家的“法律之治”的基本要求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相去甚远。
(三)社会保险法律体系内容存在局限性
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险法律体系中，社会保险法规或政策的适用范围明显过窄，享有社会保险的对象是非常有限的，社会保险仅仅是一部分社会群体的“专利”，覆盖全体公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第一，广大农村的社会保险制度仅处于起步阶段，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几乎被排除在社会保险制度之外。尽管我国开始探索农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但制度尚未定型，大量的农民还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险制度内，无法享受到应有的社会保险权益。第二，城镇社会保险覆盖面也比较窄。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是针对正规用人单位“固定”的就业形式而设计的，没有充分考虑到劳动关系多样化、复杂化和就业方式灵活化等因素。大量的农民工、非公有制企业职工等灵活就业人员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险制度，他们很难享有社会保险利益。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险开始打破长期以来只覆盖城镇固定职工的格局，以不同的方式向农民工延伸，但总体上看，城镇社会保险体系基本上没有覆盖农民工，如大多数农民工没有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参保率低，伤残得不到经济赔偿和治疗。”大量的非正规就业的职工不能享受到社会保险待遇，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社会保险也存在很大差异。这些情况大大地破坏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公平原则。
(四)社会保险法律规范的不统一和混乱
我国在保险法制建设方面，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少，国家行政机关制定的法规和地方立法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多，立法主体多元，层级无序，规范分散。如关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国务院统一了通知，确定了两个试点方案，允许地、市以上的政府根据本地情况自主选择，结果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选择不同的实施方案，造成这项本应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处于不统一的混乱局面。近年来，还有一些省市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制定《养老保险条例》，进一步固定了养老保险地方化的格局。立法主体的多元直接造成全国社会保险制度的不统一，制度定型难度加大。立法层级的无序导致社会保险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等存在法出多门，互不统辖甚至相互矛盾的现象，这给社会保险法的实施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在某些方面甚至出现了社会保险“有法难依”的困境。例如，农业部等五部委颁布的《减轻农民负担条例》中，把“合作医疗”列为农民负担不许征收，有些地方也将社会养老保险的开展视为增加农民负担。这些行政法规或政策性规定与社会保险法律法规缺乏协调，严重影响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威信和可持续性。
(五)社会保险法律实施机制薄弱，缺乏合理约法律救济制度
法律责任制度是法律规范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也是法律强制力的直接体现。我国社会保险法在立法技术方面，缺少对违法行为进行制裁和对不作为行为进行追究的法律责任制度。法律责任制度的缺失导致法律实施机制薄弱，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失灵，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指引、激励、规范、制裁和保护功能。现有的社会保险法规不具有法律的权威，社会保险领域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突出。
有权利必有救济，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社会保险权需要法律救济措施。许多发达国家都建立有专门处理社会保险纠纷的机构，使社会保险方面的争议能够得到便捷、高效、合理的解决，以有效地保障公民的社会保险权。我国不仅没有建立专门处理社会保险纠纷的机构，没有便捷、高效的解决争议的程序，甚至还出现过由某市社会保险局和市高级法院“协商—致”，下发文件规定劳动者依法要求用人单位补缴养老金案件不属于法院管辖范围、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也不能受理的怪现象o。这剥夺了劳动者提起仲裁和诉讼的权利，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权成为纸上的权利。
四、中国社会保险法制建设之展望
根据上文分析，我国社会保险法制建设既有成就也存在不足。这些不足让我们看到了加快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险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树立科学、先进的立法理念
社会保险(保障)权是一项基本人权的思想已经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和构建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依据。从法理上讲，社会保险权属于生存权这一人权的基本范畴，其核心内容是公民在遭遇社会风险(年老、伤害、疾病、失业、生育等)时，可以请求国家和社会提供物质帮助，以确保每一个公民有尊严地、体面地生活，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社会保险法本质上是国家对公民社会保险权的保障和救济，社会保险立法的逻辑起点和归宿是公民的社会保险权。社会保险法是权利保障法并非仅是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法，更不是社会保险管理的权力分配法。这是现代文明和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最不能容忍的是对公民权利的漠视、忽视甚至权利的被剥夺。2004年我国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因此，保障公民的社会保险权，维护社会公平，让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地分享社会发展成果，应该是我国社会保险立法的基本理念。
(二)加快制定高位阶的社会保险法律
立法先行是世界各国社会保险制度建设或变革的普遍规律。自19世纪末以来，德、英、美、日等发达国家大都通过社会保险(保障)立法，从法律上确保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只有通过社会保险立法，公民的社会保险权利才能从应然的权利向法定权利转化，再从法定权利向现实权利转化，公民的社会保险权才能真正实现。考察西方的社会保险立法，我们可以发现，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在社会保障立法方面存在分歧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因为，社会保险制度安捧涉及政府、企业与个人的责任分担和不同社会群体或利益集团的利益调整。许多社会保障立法事实上是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相互博弈与妥协的结果。对社会保险来说，立法的意义不仅在于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权威规范，更在于实现社会保障责任与权益的合理配置。出台由全国人大——民意机构审议的(社会保险法》，能有效避免政府单方面主导社会保险政策而难以兼顾责任主体各方利益的缺陷，从而确保社会保险的各项制度更为公平合理。此外，社会保险权属于公民的基本人权，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社会保障(险)的主要事项应该由全国人大制定法律。还有，制定《社会保险法》可以使社会保险主体权利义务和职责明晰化，有利于社会保险制度的定型，形成社会公众确定的心理预期，维系社会诚信。基于法律的国家强制力和巨大的权威性，可以使社会保险纠纷依法解决，社会保险制度有效运作并持续发展。总之，加快社会保险立法步伐，制定高位阶的社会保险法律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任务之一，而且已经成为完成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必要条件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
(三)在立法技术上应当制定综合的、统一的社会保险法
社会保险的立法模式有以英国、法国等为代表的多部社会保险单项法律并存，相互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的分散立法模式和以美国为代表的集多项社会保险项目为一体的综合立法模式。我国1994年在社会保险法的立法规划中，采用的是综合立法即制定综合的、统一的社会保险法模式。目前，关于社会保险的立法模式存在较大争议，如有学者认为我国的社会保险立法应该采取化整为零的分散立法模式，即针对社会保险的不同项目(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等)分别立法，条件成熟时再制定社会保险基本法②。
本文认为，社会保险分散立法的观点值得商榷。第一，分散立法固然有比较灵活、便于修订等优点，但是，分散立法由于缺乏统摄全局的社会保险基本法的制约，非常容易产生社会保险各单行法律之间的重复、矛盾和冲突。因此，国际劳工局专家组在《展望21世纪：社会保障的发展》的研究报告中主张“分散的社会保障法律应综合并尽可能汇集起来，法律应当用最清晰的合理的语言来起草”的建议，值得我们在选择立法模式时予以重视。第二，从国外的经验看，固然大多数国家的社会保险立法都经历了从某一项社会保险制度开始，立法内容逐渐扩展，从单一到综合的过程，但综合立法不是没有成功的先例。美国就基本上是以其综合性的立法即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而著称的。智利也在1924年制定了综合性的社会保险法。而原先采用分散立法的国家如德国，为了使社会保险立法系统化和明朗化，于1970年进行了《社会法》的法典编纂。美国、智利综合性立法模式和德国的《社会法》法典编纂的经验，充分说明社会保险制度是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的，这也是我们选择《社会保险法》立法模式时需要参考的因素。第三，在我国目前社会保险制度零乱、立法层次低、立法内容粗疏的情况下，必须制定一部综合的、统一的社会保险法，以规范社会保险各项目所具有共性的内容，解决当前社会保险制度建设中急需解决的若干突出问题，为社会保险制度定型确立法律框架。实际上，即使采取分散立法，也不可能对社会保险的具体制度和事项做出特别详细的规定，反而会造成立法的分散、重复和立法资源的浪费。而制定综合、统一的社会保险法，规定社会保险的基本原则和重要制度，至于各项社会保险制度的具体模式、各项社会保险待遇的计算办法等具体事项，可以留待行政法规或者法律解释等作规定，为社会保险具体制度的发展留出空间，这是目前非常现实、经济、有效的选择。
我国的社会保险法应该以建立全国统一的法律体系为目标，制度框架应该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公务员退休养老、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脸、工伤保险、生育保险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项目。社会保险法还应对政府的社会保险职责、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社会保险待遇、社会保险经办、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法律责任等重要问题做出规定。
(四)强化社会保险法律的实施机制，健全社会保险权利救济制度
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功能和效用的发挥需要有强有力的法律责任制度和权利救济措施做后盾。一方面，社会保险法要加强法律规范本身的强制性，建立相关的法律责任制度，对拒绝缴纳法定的社会保险费，拒不履行社会保险支付义务的，挪用、侵占、贪污社会保险基金的等行为，依法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关于刑事责任，考虑到需要和刑事立法相协调，可以在社会保险法里作一概括规定，然后由立法机关通过刑法修正案或刑法解释的方式，对社会保险方面的刑事犯罪做出规定，从刑法方面为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权利救济制度是社会保险法实施的另一条保障线。国际劳工局在《展望21世纪：社会保险的发展》中明确指出：“人们对他受到任何社会保障机构的对待方式应有提出控诉的明确权利。假如此种控诉在社会保障机构本身范围内的控诉程序不能满意的话，应提交给一个独立的主管机构处理。”这充分说明，社会保险权利的救济，除了需要社会保障系统内部的行政救济外，还需要相应的司法机构。按照我国1994年劳动法的规定，社会保险争议属于劳动争议的一部分，争议解决必须在劳动争议的框架内，依据劳动争议的解决机制进行。2001年5月7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了《社会保险行政争议处理办法》，改变了过去在劳动争议的框架内，依据《劳动争议处理条例》解决社会保险争议的具体规定，扩大了社会保险当事人权利救济的渠道，是我国社会保险权利救济制度的重大发展。社会保险是涉及面广，与社会成员利益密切的制度安排，由此产生的争议带有特殊权益争议的性质，争议能否得到合理快速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公民权利的实现和社会秩序的维护。为了保障人们社会保险权的实现，维护社会秩序，社会保险法需要规定社会保险争议的解决程序，借鉴国外普遍实行的专门法院审判方式，设立专门的社会保险审判机构，专门从事社会保险争议案件的审理，使公民的社会保险权在遭到侵害时获得及时、便捷、有力的司法救济。
摘要：中国社会保险法经历了初创与调整、破坏、重建、全面建设和发展等阶段。社会保险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保险概念的界定达成共识，制度框架已经明确；制度转型的任务基本完成，国家立法具备了较好的基础；社会保险立法有了宪法依据；社会保险法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立法开始提速。但社会保险立法存在理念落后，基本法律缺失，法律规范不统一甚至混乱，法律实施机制偏弱，缺乏法律救济制度等问题。。加快和完善社会保险立法必须树立科学的立法理念，制定高位阶的社会保险法律，强化社会保险法律的实施机制，健全社会保险权利救济制度。
社会保险法篇7
(一)授权条款导致实际操作性不强
《社会保险法》作为社会保险领域的基本法，明确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框架、适用范围、监督机制、责任分担机制以及各主体的法律责任，但在重要制度中存在着授权性条款较多，实际的可操作性明显不足。纵观《社会保险法》全文不难发现其中有近十个授权性条款，内容涉及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管理制度、公职人员参加养老保险的办法、社会保险费的征收主体、社会保险统筹层次的时间、步骤和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等多方面。这种在社会保险领域的根本性问题都依靠授权立法，不仅在效力上不足以达到法律效力层级的要求，而且致使该法更类似一个宣言和总纲似的法律文件，其直接后果加大了执法的难度和不确定性，降低了实施中的可操作性和法律效力，提高了执行成本。
(二)社会保险相关主体定位不明确
1.社会保险费征缴的主体
中国目前社会保险费的征收工作，已经形成了由税务部门和社会保险部门双重管理的格局。有些地方由税务机关征收，而某些地方则由社保经办机构办理，同时存在两个征收机构，不仅影响制度整合，且存在账目混乱的风险。《社会保险法》自实施至今，由于相关的社会保险法实施细则以及具体实施办法的相对滞后和缺失，社会保险费征缴中一些具体规定模糊不清。虽然设有第七章专门规定“社会保险费征缴”，但始终没有提及社会保险费征缴的主体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还是税务机关，只是在第59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加强社会保险费的征收工作。社会保险费实行统一征收，实施步骤和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是社会保险制度得以建立的前提，然而社会保险费征收主体都没有明确，社会保险法实施谈何容易。在《社会保险法》第59条第2款仅规定：“社会保险费实行统一征收，实施步骤和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授权性法规并未能解决根本问题。
2.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主体
《社会保险法》第八章“社会保险基金”没有提及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主体。第54条第2款规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逐步实行全国统筹，其他社会保险基金逐步实行省级统筹，具体时间、步骤由国务院规定。”从此可以看出立法是希望授权国务院来解决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主体问题。但从实际来看，虽然我国已经有一个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负责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但本法没有授权这个机构来管理其他社会保险基金，如养老保险等。可见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主体目前是处于一种不完善的状态。
3.社会保险监督的主体
在现行《社会保险法》的规定下对社会保险的监督主要是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和财政、审计、监察、工会、等部门的行政监督以及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的社会监督三种模式。虽然本法第十章明确了社会保险中的监督机制，但是缺乏可操作性，具体的管理办法多依照的是各个地方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法律文件，处罚措施、监管手段的程序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虽然第80条特别规定了由用人单位代表、参保人员代表以及工会代表、专家等组成的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但是，法律没有明确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的性质，即它是常设机构还是临时机构，是实权机构还是虚位机构。
(三)城乡二元化、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的社会保险制度导致的公平性问题
从理论上来讲，社会保险属于社会财富的“第二次分配”，无疑应恪守公平原则。但该法尚未真正做到社会保险资源的公平分配，这种“分配不公”既包括制度设计上的城乡居民有别，也包括不同群体享有权益上的差别对待。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将主要的资金多用于建立城市社会保障，农村社会保障与城市社会保障相比层次较低、覆盖范围狭窄、项目不全、资金缺乏、来源不合理。随着城镇一体化改革不断推进，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问题亟待解决。《社会保险法》第95条特别强调：“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依照本法规定参加社会保险。”首次以法律形式赋予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同等的福利保障，体现了保护劳动者的制度价值，还贯彻了公平就业的社会法理念。但是现实中农民工参保问题不容乐观，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统计显示，中国流动人口近两亿，52%的就业人口未参加任何社会保险。部分管理者片面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降低企业成本，将农民工的各种权利责任都忽略，简化为一次性劳务关系，严重忽视农民工的参保问题，损害农民工的合法利益。而我国养老保险采取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统账结合”模式，强调的是预筹积累，而农民工的特点是流动性强，积累不足，很容易出现重复参保的情况。
同时，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的养老保险被排除在了该法的适用范围之外，即由国务院规定其办法，而该法对这一授权立法又未作出任何的原则性要求。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实行缴费义务与养老权利相对应，针对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的现行由国家财政支撑的退休养老制度，则与养老保险的原则不相适应，也是有失公平。
(四)权利的救济问题
《社会保险法》对社会保险纠纷的救济渠道存在多方面缺失：其一，公民的社会保险权利遭受侵害，适用于何种诉讼救济模式?虽然《社会保险法》肯定了民事诉讼的救济模式，但是，其第83条第3款却没有规定参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保人与医疗服务机构的纠纷处理是否适用于民事诉讼救济模式。其二，第83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或者个人认为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的行为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该法条中虚化的“依法”将使公民的社会保险权利救济流于形式。因为，目前我国对社会保险权益纠纷的处理所依据的法律要么缺失，要么很不充分。因此，需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险纠纷解决法律、法规和规章体系。
二、《社会保险法》实施中对策研究
由于中国的社会保险改革还在进
--------- 行之中，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与社会保险制度建设的步伐不一，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保险立法还不可能一步到位地走向完善。虽然《社会保险法》已经正式出台，但是社会保险的立法任务远未完成。可以想见的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立法背后的博弈仍将继续。对于社会保险法后续立法，我们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一)加快出台《社会保险法实施细则》、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明确征管主体和职责
国家应尽快本着有利于缴费人参保缴费的原则，出台《社会保险法实施细则》和相关配套政策，科学划分财政、人社和地税三部门职责范围。实现税务部门全责征收社会保险费，财政部门管理社保资金，人社部门使用社保资金，监察、审计部门监督社保资金，使社保费的征收、管理、使用和监督法制化、规范化。同时笔者建议国务院对《社会保险法》具体适用进行权威的解读，明确法条具体实施办法，弥补社会保险法可操作性不足的缺憾，并以《社会保险法》及其实施细则为核心，构建中国社会保险法律体系。同时应该抓紧制定相关配套措施，尽快弥补法律缺陷。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应当坚持《社会保险法》的立法理念和价值取向，政府在制定实施政策、确定具体操作规则，任何看似细微的办事规则都有可能阻碍社会保险权益的实现。必须用“公平”理念予以修改和完善现有的行政法规，才能与《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相协调、相一致。
(二)健全社会保障监督机制
健全社会保障监督机制，首先要加强行政监督的建设，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的内部稽查制度，加强对社会保障经办机构的检查工作，严格防范和化解社保基金管理和运营中的风险。其次要落实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信息公开披露制度，有关部门通过多种途径向社会公众公布社保基金的收支、运营、积累和审计等方面的信息。最后，社会监督是社会保险必不可缺的一种监督方式，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应在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扩大参保职工、专家学者、工会代表在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的比例，提高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的社会性。健全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的工作制度和定期督查制度，保持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的中立性和独立性，更好地发挥社会保险工作监督的职能。
(三)加强对农民工群体社会保险，破除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保险制度实现社会公平
明确政府在社会保险中的责任，从制度方面考虑到农村群体的特殊性，强调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险权益中的责任，协调好政府、用人单位及个人在社会保险中的义务关系，而不是仅强调用人单位和个人的社会保险义务。进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一步厘清农民工的身份认证，建立农民工居住地身份认证制度。再次，进一步加大社会统筹的力度加大破除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身份认证制度，加大社会保险基金全国统筹的力度及破除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保险制度，实施公民身份一元化的社会保险制度。从而实现社会公平，社会和谐稳定。
(四)加强权利救济，依法追究相关主体责任
根据权利与责任相对称的原则，社会保险费的相关主体作为公法人，应具体承担国家对参保公民的保护照顾义务。但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保险费的相关主体，如果没有履行或没有完全履行其职责，其结果不是该相关主体的利益受损，而是参保人——公民——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因此，相关主体应该对此承担责任，并赋予参保人明确的救济途径。在此可以看出必须尽快明确社会保险费相关主体失职对私法上的参保人，以及对公法上的国家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五)加快社会保险费知识宣传步伐，扩大社会保险费的覆盖面
国家决定，从2012年7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全覆盖工作，计划年底前完成，这也要求我们要加强社会保险费相关知识宣传，建立社会保险费知识宣传的长效机制。一是要强化对社会保险费管理部门的宣传辅导。相关征收管理部门应加强协作，对社会保险费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新的政策互相进行培训、交流、沟通，使各管理部门能更加全面、深入掌握社会保险费相关知识，提高社会保险费征收管理的质量和效率。二是要强化对缴费对象的宣传辅导。要采取集中宣传与日常宣传、上门宣传与会议宣传、部门宣传与群众宣传、媒体宣传与网络宣传相结合的方式，宣传社会保险费的相关知识和《社会保险法》对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重大意义，让人民群众意识到参加社会保险是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失有所补、弱有所助的重要保障，增强用人单位的责任和义务，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提高社会各界对社会保险费征缴的遵从度，扩大社会参保的覆盖面，推动社会保险费征缴工作持续稳定发展。
总之，中国的社会保险改革与制度建设，急切需要通过社会保险立法来规范。社会保险法的出台为中国社保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实现了社会保险制度由实验性阶段向定型、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转变。但是，现阶段指望这部《社会保险法》能够尽善尽美显然是不现实的。在我们已经制定《社会保险法》的同时，应加快社会保险改革步伐及相关法规建设，仍然是确立这一制度并使之不断走向完善的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
[1]胡继晔.〈社会保险法〉梗在哪里[J].工友，2010(9).
[2]陈步雷.简论社会保险权益的民事可诉性安排——关于〈社会保险法〉立法的若干建议[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2).
社会保险法篇8
关键词：社会保险基金；反欺诈；法律规制
一、社会保险基金的特点
（一）强制性
社会保险基金在我国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的物质保障地位，决定了强制性不仅是社会保险制度的特点，同时也是社会保险基金的突出特点。强制性意味着社会保险基金从征缴到支付、管理运行及监督等全过程都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只有社会保险基金的强制性得到有效保障，才能确保社会保险资金来源的稳定可靠，进而保障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持续运行，也使得作为基金管理人的保险人具有了一定的生产资料，最终实现社会保险基金的保障目的。基金的强制性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公权力适用的范围，缩小了私权适用的自治空间，这也是社会法保障公民基本权益所要求的。有学者坦言：“今天，个人在经济上的保障，与其说依靠自己的努力以及由他们自己采取的预防措施，更多地靠的是某个集体、国家或社会保险公司所提供的给付。因此，对许多人来说，私法规则的意义已没有‘社会法’规则的意义大了。”①
（二）专用性
我国《社会保险法》第64条第2款规定：“社会保险基金专款专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或者挪用。”社会保险基金的关键用途在于支出的特定性，即专款专用，不得作他用。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目的是为了应对将来可能发生的社会风险，其主要用途在于社会保险待遇的及时、足额支付，保障社会保险权利人的基本权益。社会保险还具有其他应对社会风险的用途，比如，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基金对第三人侵权造成伤病的先行支付行为，工伤保险基金还有用于工伤预防及康复治疗的费用支出。有些社会保险基金的支出具有长期性，如养老保险需要参保人缴纳较长时间的费用才能依法从社会保险基金中领取养老保险金，但该基金在将来是必须要支出的费用。社会保险基金在管理运行中尽管基于保值增值的考量，需要进行一定的投资运营，但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社会成员基本权益的有效保障及社会保险事业的持续发展。社会保险基金的专用性，对于受益人范围的特定性及基金的安全运行具有重要意义，也更为社会成员所信任和认可。
（三）平衡性
社会保险基金的收入来源相对固定，给付对象相对确定，尽管其不以盈利为目的，但仍需保持基金收支的自我平衡，如此才能保持社会保险制度的持续运行。社会保险基金要实现收支的自我平衡，一般需要通过参保人缴纳一定的社会保险费用以维持其支出，政府的兜底补贴通常只作为辅助资金保障。社会保险基金实现自我平衡的意义在于：一是使得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能够通过缴费认识到费用征缴和待遇支付间的关系，待遇支付的多少取决于费用缴纳的比例；二是对于已经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劳动者，鼓励其更加负责的足额缴费；三是鼓励被选出的代表更加重视社会保险制度的重要性；四是对社会保险制度的接受程度，不因其他不稳定因素而受到影响。为保证基金收支的自我平衡，实现社会保险制度的稳定性，通常需要利用一定的保险技术计算方法，合理确定社会保险费率。
二、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社会保险覆盖面的不断扩大，社会保险基金所面临的风险也逐步加大。实践中，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管理运行主要存在法律规制不完善、管理体制不健全、基金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导致骗取社会保险基金的违法事件屡禁不止，已对社会保险的管理秩序及参保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严重影响。
（一）法律规制不完善
1.专门规范少
一是立法层面尚未出台专门的社会保险反欺诈规制。现行立法关于社会保险反欺诈行为的法律规范主要存在《社会保险法》第11章“法律责任”这一章节，无单独的社会保险反欺诈立法规范，且相关责任仅为原则性的概括规定，并无具体明确的责任细化；对如何预防和处理欺诈行为没有作出规定，缺少相应的救济机制，即使法条有规制，相关的保护力度还远远不足，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保护机制。二是部门规章多为各险种的单独规定，缺乏专门的社会保险反欺诈规制。除2012年《关于开展社会保险基金监督试点的意见》及2013年《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规定》中涉及了社会保险反欺诈的部分内容，其他规章多为单独险种的管理规范，且多为暂行规定。总体来说，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反欺诈规制占有较大的比重，这与两者本身的险种性质有一定的关系。实践中，社会保险欺诈行为也多发生在医疗、养老保险领域，在工伤保险领域中的骗保行为也时有发生。
2.立法层次低
一方面，效力层级不高。我国现行社会保险法律规范中除了《社会保险法》关于反欺诈行为的相关规定外，其他多为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以及内部规范性文件，立法层次较低，对骗取社会保险基金的违法行为打击力度有限，且只对本地区社会保险欺诈行为有约束力。即使是地方规范性文件，立法层级也有所不同。如《河南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规定》为河南省政府颁布实行，《江西省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暂行办法》为江西省人社厅制定实施，实践中，大多数地方立法是以省人社厅名义进行的效力规制，内部约束力较强，不具有普遍的法律适用效果。另一方面，欺诈行为标准认定不一。由于缺少上位法的统一规定，各地关于社会保险基金欺诈行为的认定也有所差异，重庆市2009年实行的《重庆市骗取社会保险基金处理办法》、杭州市2011年实行的《杭州市基本医疗保障违规行为处理办法》，有的将欺诈行为称为“骗取”，有的称为“违规行为”，对于欺诈行为的认定标准及欺诈情形的规定各不相同，影响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一体化运行。
3.统筹“碎片化”
一方面，风险“分散化”。目前，我国社会保险各险种除了职工养老保险由省级统筹管理外，其他各项社会保险基金基本上仍由市、县级的社会保险基金统筹管理，且不同险种间的基金管理实行“分别建账、分账核算、分别计息”的独立核算方式。也就是说，各统筹单位又会建立各自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机构，这样一来，我国社会保险基金实际上是由成千上万个统筹单位分散管理的“碎片化”状态。除了统筹层次不高外，如此繁多的基金管理机构所形成的风险点广泛，也更易产生多种社会保险欺诈行为。另一方面，管理“碎片化”。由于社会保险基金被“碎片化”管理，每个统筹单位的基金规模有限，难以形成统筹运作的合力，不利于对抗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综合性风险。加上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既要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纵向约束，又要受到同级地方政府的横向管理，交叉性的基金管理体制有时也造成了基金管理的混乱，不利于社会保险基金的风险化解。
（二）管理体制不健全
1.反欺诈机构“不独立”
《社会保险法》及地方规范中涉及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反欺诈机构主要是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我国目前尚未建立独立的社会保险反欺诈机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下属经办机构的监管通常属于内部管理，这种“自我监管”模式不能很好地调动工作人员监管的积极性，容易造成“管办不分”的尴尬情形，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管。部分工作人员基于分享不正当利益的非法目的，在征缴、支付、管理运行及监督的过程中放松监管，甚至参与到社会保险基金的诈骗中去，严重危害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运行。另外，我国社会保险反欺诈机制缺少独立的社会力量参与。对于一般大众来讲，面对社会保险的欺诈行为一般存在“事不关己”的放任心理，舆论监督也没有形成常态化机制，仅靠行政部门的监督，力量会显得薄弱很多。
2.各部门缺乏联动
一是部门间联动性不足。《社会保险法》仅规定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社会保险工作，缺少相关部门的联动协调机制。如各地对社会保险费用的征缴做法不一，有的由社保行政部门征收，有的由税务部门征收，造成企业申报的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与职工工资标准不一，可能影响受益人权益的充分保护。二是部门内部缺乏联动。人社部门内部的社保经办机构、劳动监察、仲裁机构间的联动协调机制并不顺畅，有时会出现相互推诿或重复处理的情况。如近段时间大量出现的劳动关系“证明”，即是社保部门对于可能涉及到的保险“欺诈”行为要求“背书”的情况。不少地区社保经办机构对于劳动关系没有争议的社保费用补缴，也要求劳动者先到仲裁机构进行劳动关系确认的“证明”，这种将仲裁确认作为社会保险费用征缴阶段反欺诈“背书”的前置程序，不仅造成了不必要的拖延，不利于劳动者费用缴纳的及时和便利性，也不是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持续发展的长远之计。
3.人员专业性不足
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人员专业性不足，影响了基金管理的效率和行政部门的权威性。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主要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及内设机构的行政监管为主，但行政部门管理人员有限，且其他业务相对繁杂，影响了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有效监管。有些基金管理的工作人员缺乏专业的管理知识，加上社会保险基金本身资金量大，涉及社会保险多个相关部门，业务流程较为繁琐，可能造成监管失误甚至监管真空。截至2017年年末，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50202亿元，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累计结存13234亿元，个人账户积累6152亿元；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5552亿元；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存1607亿元；生育保险基金累计结存564亿元①。如此庞大的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如果缺乏专业的管理人员进行有效的监管，加上现行的基金欺诈方式和技术手段不断的变化，我国社会保险基金因欺诈行为造成的损失将难以估计。
（三）基金监管不到位
1.行政约束乏力
我国现行的法律规范中，对于损害社会保险基金监管的违法行为，主要以行政惩戒为主，但行政惩戒的效果在实践中差强人意，没有真正起到教育、强制甚至震慑的目的。如对未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或缴费不足的用人单位，责令限期改正或者缴纳费用；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工作人员的失职行为，责令追缴或退回等处罚措施。但缺少处分、吊销执照等其他行政强制措施，约束性不强。事实上，行政惩戒只是在客观上起到一定的警示、威慑作用，经济处罚也因其自身的局限性作用发挥不大。如作为医疗保险服务提供者的医院，按照我国目前医院及医生主要由卫生行政部门进行评价的准则，即使查处医疗服务机构存在欺诈行为，一般也不会影响到医院的就业人数及经济效益，也不会因此降低医院的医疗服务等级，如此就使得社会保险欺诈的否定性评价大打折扣。
2.激励机制缺位
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基本上遵循“重约束、轻激励”的运行机制。对于欺诈行为一般处以法律规制的否定性约束，如行政处罚、解除服务协议等事后的责任惩处，缺少事前或事中的激励机制，不利于社会保险反欺诈主体主观能动性的有效提升，这也是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缺乏内在动力的重要原因。社会保险基于其自身的复杂性、隐蔽性及信息不对称等特点，其诈骗形式多种多样且不易发现，仅靠事后的行政惩戒不足以预防和减少层出不穷的社会保险欺诈行为。近年来，各地区也出台了社会保险反欺诈机制的奖励措施，主要包括举报奖励及监督管理，但各地规定的举报奖励金额普遍较低，有的还设置了上限。如陕西省实行的《陕西省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奖励暂行办法》规定,“对举报社会保险欺诈行为的举报人按欺诈金额的3%奖励，一般不超过3000元”。这与美国法律按照追回款项的15%～30%的数额奖励分享相比，不能激发公民积极参与到社会保险反欺诈机制中的内在动力，不利于欺诈行为的有效预防及及时发现。
3.信息技术水平低
一是缺乏统一的信息监控平台。目前,我国尚未形成统一的社会保险信息管理数据平台，各地对欺诈行为的预防和惩处措施各不相同，导致各地对反欺诈行为的认定及处罚有所差异。二是社保基金信息系统发展不均衡。各地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在社会保险基金数据系统建设的监控能力方面有所差异，导致数据交换的可用性及准确度不高。通常来说，地方政府重视、经济发展水平高、社会管理化程度高的地区，社会保险信息系统建设的程度相对较高，反之亦然。三是社保机构内部数据质量良莠不齐。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相关部门间缺乏相应的数据信息共享机制，或者共享机制质量不高，影响反欺诈机制的事前预防、事中监督及事后惩处。由于各数据系统间系统模式差异，造成了互相之间兼容性不强，各自运行，在一定程度上也为行为人实施欺诈行为提供了条件。
三、社会保险基金管理规制提升路径
强化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法律规制，标本兼治，疏堵结合，形成立法体系完善、管理体制健全、监督机制强力有效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体制，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安全、有序运行，有效维护参保人的合法权益。
（一）完善立法体系
1.建立专门规制
“法律的目的不在于驯化民众成为制度的奴役，而是在最大限度内确保每一个人的自由。”①法律规制明确、具体才能对公民、组织起到积极的指引、预测作用。保障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安全运行，需要国家出台专门的社会保险反欺诈法律规范，以便更好地保证公民社会保险权利的自由行使，将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风险降低到最小限度，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的运行能够事前有效预防，事中有序管理以及事后监督评价。从立法层面颁布实施《社会保险基金反欺诈管理条例》，细化欺诈的种类、情形，区分不同欺诈行为的法律后果等，同时，借鉴国外社会保险反欺诈机构完善的程序和方法，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社会保险反欺诈机制。将各险种单独的基金管理规制整合为全面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规范，消除各类社会保险险种的欺诈风险，增强共同抵抗风险的能力，提升反欺诈机制工作水平。
2.统一立法体系
一方面，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法律规范。目前，各地结合实际，已建立了适用本地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规范，可以在总结地方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订相应法律法规，由人大、国务院统一制定一部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法律制度，从而避免各地“各自为政”而结果各异的尴尬局面，形成“自上而下”一体化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立法体系。“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行”,因此，各地在国家统一法律体制的基础上，可修订相应的基金管理规范，以更好地保障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持续运行。另一方面，会同相关部门签订《社会保险反欺诈机制公约》，增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社会化广泛参与程度，筑起基金管理安全运行的防护网。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出台相应的配套保障措施，其他相关部门提供相应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全面保障，积极保障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健康发展。
3.统管疏堵结合
一方面，提升统筹层次，扩大覆盖范围。逐步建立起全国社会保险一体化统筹的基金管理机制，解决社会保险基金的碎片化管理，减少地方社会保险基金风险的“分散化”。提升社会保险基金抗风险能力。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实现社会保险全覆盖。利用“大数法则”拓宽社会保险基金规模，提升社会保险待遇支付水平，降低社会保险缴费率，充分发挥社会保险的社会化管理水平。另一方面，建立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内部管理体系。规范经办机构的办理流程，预防社会保险经办风险，制定各项经办业务评价机制及责任追究机制，有效预防社会保险基金内部风险。同时，建立对第三方服务机构的评价机制，对于可能涉及基金安全的违规行为，及时发现，及时处理，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运行。
（二）健全管理体制
1.反欺诈机构独立
一方面，构建独立的社会保险反欺诈机构，以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监管的独立性。结合我国社会保险的实际，可以在各统筹地区建立由多部门合作的社会保险反欺诈机构，并逐步建立起全国性的反欺诈组织机构。将各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仍然作为反欺诈机构的主要力量，加大公安、执法等相关部门的参与力度，形成多部门协作的联动处理机制，共同预防和打击社会保险反欺诈违法行为。同时，构建一套完善的工作程序，英国是医疗保险反欺诈机制比较完善的国家，其实行的七步骤程序可以很好地借鉴，即发展一种反欺诈文化—威慑—预防—检测—调查—制裁—追偿。另一方面，引入公共利益团体加大对社会保险欺诈行为的监管，积极落实公共利益团体的监督权限。根据《社会保险法》第80条规定：“统筹地区人民政府成立由用人单位代表、参保人员代表，以及工会代表、专家等组成的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将利益相关方作为社会保险反欺诈机构的参与方，相较社会团体的监督具有更强的监督效果。
2.部门协作有力
一方面，建立部门联动协作机制。建立同公安、地税、财政、审计等相关部门的联动协调机制，强化社会保险从征缴、管理、待遇支付及监督等全过程的联动，降低社会保险基金运行的欺诈风险，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安全性。2019年1月1日实行的《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明确了将各项社会保险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降低了社会保险征缴阶段基数申报不统一的风险，有利于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入口”的一致性。另一方面，部门内部应明确职责，强化联动。人社行政部门内部各职能部门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明确各自职责，积极作为。《社会保险法实施细则》第27条规定：“职工和用人单位发生社会保险争议的，在处理过程中，用人单位对双方的劳动关系提出异议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依法查明相关事实后继续处理。”对于无争议的“劳动关系确认争议”，社保行政部门应积极作为，主动作为，及时认定。减少劳动者不必要的诉累，节省司法和行政资源，避免重复处理。另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的实行，也将大幅减少“欠费”“补缴”等情况的发生，有利于提升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规范化及待遇享受的可保障。
3.人员技能专业
反欺诈是一项职业性和专业性较强的工作，社会保险欺诈行为的隐蔽性、手段多样化等特点，要求反欺诈人员具有较高的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水平，以有效应对实践中不断变化的欺诈行为。在预防、发现、调查、处理等各阶段，需要反欺诈人员具备专业处理的能力。在预防欺诈方面，反欺诈人员需要能够有效宣传并解读反欺诈相关政策，深入理解反欺诈政策与现实环境及采取的反欺诈措施之间的平衡性，以最大限度地达到威慑欺诈发生的目的。在发现、调查欺诈行为方面，需要迅速了解该欺诈行为的相关信息来源并不断开发自身发现问题的能力；了解该信息来源与欺诈行为之间的关联性；搜集证据并对证据依法进行评估其制裁欺诈行为的能力。在处理制裁欺诈行为方面，需要具有充分论证证据支持与制裁欺诈方面的因果关系论证的能力，以及采用适当的方式对欺诈行为进行制裁的能力。
（三）强化监督机制
1.落实监管责任
一是履行行政责任。徒法不足以自行，全面落实《社会保险法》及配套细则中法律责任的规定，维护社会保险基金的良性运转。除了罚款等经济处罚外，还可以采取创新措施对社会保险欺诈行为进行约束，如将涉及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违法违规行为，实行诚信检查的量化积分管理。对违法情形按规定进行扣分管理，达到一定扣分上限后列入诚信失信名单，严重的可按相应的等级确认责任，如警告、限期整改、通报、取消资格等。具体的量化标准同行政责任相结合，有利于相对人事先预期自己不当行为的法律后果，减少甚至消除社会保险欺诈行为的生存土壤，也有利于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的日常行政监管。二是增设刑事责任罪名。设立“社会保险基金欺诈罪”，在具体刑罚上高于通常的诈骗罪，以有效遏制社会保险基金的欺诈行为。对于征缴阶段的欺诈行为，可比照“危害税收征管罪”，增设“危害社会保险征管罪”。社会保险同税收一样，具有强制性特点，预防并及时处理社会保险在征缴阶段的欺诈行为，有利于加强用人单位及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自觉性，维护社会保险受益人的合法权益。
2.关注激励机制
为激发相关主体参与反欺诈工作的内在动力，有必要建立持续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在立法层面增加社会保险反欺诈激励机制的相关内容，明确对反欺诈行为付出成本的适度补偿。相关行为主体的激励方面，对于社会公众，建立社会保险反欺诈举报奖励制度，可参考国外先进做法给予举报属实的公民重奖，同时设立举报人人身保护和公示制度，消除举报人惧怕打击报复的后顾之忧，切实维护举报人的举报权利，增强其同反欺诈行为作斗争的内在动力；对社保经办机构，建立反欺诈行为业绩考核评价体系，作为对经办机构及工作人员的反欺诈行为绩效考核指标，定期通报统筹地区社保经办机构反欺诈工作情况，通过横向和纵向的比较评价，对积极参与反欺诈工作并有成效的机构、人员给予较高等级的评价，将评价等级与物质奖励、精神奖励、职务晋升等相结合，还可以通过地方立法建立相应的政策倾斜奖励制度，切实增强反欺诈行为的主观能动性。
3.提升共享水平
一是构建信息共享平台。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平台建立社会保险全覆盖的信息监控系统，将社会保险各险种的基本信息如参保人、基金监管机构、社会服务机构、工作人员、审计等实时共享，保证信息数据平台的数据统一性，并定期进行汇总更新。同时，建立社保、公安、工商、民政、财政、税务等相关部门涉及社会保险数据资源的共享机制，避免由于各部门信息不对称造成沟通不畅的情形发生。二是加强反欺诈信息管理。收集社会保险欺诈案件并进行数据的汇总整理，建立反欺诈信息数据库。运用反欺诈技术对欺诈行为进行数据的实时分析和有效整合，及时发现异常征缴及异常索赔行为并进行有效处理，按风险类别进行后续的重点关注。通过互联网平台的实时监控和资源共享，可以及时发现社会保险欺诈行为并有效开展反欺诈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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