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公益诉讼概念范文

行政公益诉讼概念篇1

【关键词】澳大利亚；环境公益诉讼；公共利益

一、澳大利亚环境公益诉讼公共利益的定义

Tamberlin J法官在麦克金农诉财政部部长案（McKinnon v Secretary， Department of Treasury （2005）145 FCR 70 at [8]-[12]）中总结：可以从三方面把握“公益”的特点：

第一，该表达常常被用来指称与私人利益加以衡量的某种因素，或者与个人利益概念相对应。当我们说“为了公益”时，常常会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下列结论上：更好地努力为公众、社会或国家的利益或福利的提升提供服务，而它的特定内容将取决于每一个具体案件的特定背景情况，这一点不同于“私益”。

第二，公共利益不是由同类组成的且不可分割的概念，具有多面性。决策者在公共利益存在于何处的问题获得最终结论之前，常常不得不考虑和评估这些方面孰重孰轻。比如，城市规划立法常常列举许多事实因素，而地方规划机构在作出决定时必须对这些因素加以考虑。

第三，“为了公益”这一表达赋予国家机关极大的裁量权。Hayne法官在麦克金农诉财政部部长案中评论道：涉及“为了公益”争议的多数问题，常常要求国家机关对有关公益的特征的诸多冲突性主张进行考虑。正如在奥・沙利文诉法勒案中指出的：当法律中使用“为了公益”这个表达时，它的含义是，要求国家机关对未明确界定的事项做出某种裁量性价值判断。“为了公益”的含义取决于争议中的立法目标和每个案件的背景。

二、澳大利亚环境公益诉讼的界定

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The Australian Law Reform Commission，简称ALRC）讨论过有关“环境公益诉讼”的相关问题：法院更倾向于使该定义处于一个开放状态，并希望通过在了解每个个案的背景情况的基础上再决定公共利益的相关问题。然而，法院在关于如何探讨该问题上提供了某些指导。一种被广泛认同的方法就是，看这个案子是否影响着共同体或该团体的某个重要部分，或是否牵涉某个重要的法律问题。

在接受这个方法的基础上，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列出了三条标准来界定公益诉讼：

第一，该程序对共同体或该共同体某重要部分的重要权利或义务起着决定、执行或阐明的作用。

第二，该程序涉及到某个重要法律问题的解决。

第三，该程序在其他方面有公共利益的特征或者具有判例案件程序（test case proceedings）的特征。

然而，Enid Campbell批评这些标准“异常模糊”，“如此广泛的界定为的是包含各种种类的案件，这些种类也包含那些迄今为止法院没有公认的公益诉讼的类别”。这些批评是深刻的，但很遗憾的是，她并未提出一种更好的或者可以替代的定义。而Michael Barker定义“环境公益诉讼”是带有从法院获得某种法律救济的特定目标的诉讼，或者是从某行政裁判所获得某项决定或裁定，而该决定或裁定目标是促进环境保护。虽然Barker的定义比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的定义更准确也更有用，但其最大缺陷是：没有把诉讼这个概念限制到由共同体成员提出的诉讼上，即没有对提出诉讼的主体进行限制。在澳大利亚，毫无疑问，提出环境诉讼的主体是多样的，如由政府调控者提出的环境诉讼也有保护环境的公益目的，但是“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一般被理解为只由共同体成员实施的诉讼。可以说，“公益诉讼”概念的主体不包括政府，公益诉讼排除了由政府实施或代表政府利益实施的诉讼。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和Barker采用的这些定义的另一个局限性就是：它们识别公益诉讼时，都不包括将诉讼目的作为一项标准来权衡。许多由私人作为当事人提起的诉讼可能正好满足了由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和Barker提出的定义，但如果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保护或维护私人权利和利益，那他们就不应当被视为是“公共利益”案件。比如，由一个大公司提起的诉求种植园林业的税收豁免，这可能产生保护环境的效果，但如果目的是私人利益，那这个诉讼便很难被认为是一个“公共利益”案件了。

参考文献

[1] 朱应平.澳大利亚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探析[J].行政法学研究，2012（3）.

[2] Costs ShiftingWho Pays for Litigation[J].Report No 75 （1995） at [13.2].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公民生态权利研究”（13FXB002）、江苏省法学会一般课题“ 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问题研究”（SFH2013B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行政公益诉讼概念篇2

[关键词]行政诉讼类型化 概念及作用 构想

在诉讼法学领域,类型化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之一,其目的在于按照一定的标准对社会纠纷进行归类总结,从而为相应诉讼救济途径的设计或诉讼体系漏洞的弥补奠定社会实证基础。在实践中,更是存在行政诉讼非类型化与行政保护不利的严酷现实。本文拟对行政诉讼类型化的概念,作用及我国行政类型化的基本构想等几个方面的问题进行简要阐述,以期对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理论的完善有所裨益。

一、行政诉讼类型化概念探析

概念的界定是一切研究和实践的基础。笔者认为, 应从行政诉讼法控制行政权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之目的出发：(1) 行政诉讼类型的定义首先应当让相对人十分清晰的知道自己所享有的诉权以及诉权能够行使的范围。(2) 除了诉权, 行政相对人最关注的, 也是与诉讼的目的最为相关的就是行政诉讼的判决。要保持判决的公正性, 不同的诉讼类型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的裁判方法裁判。(3) 行政诉讼是一项由行政相对人、行政机关和法院共同参与的活动。笔者较为认同行政诉讼类型是根据行政诉讼的性质与行政相对人的诉讼请求而对行政诉讼进行归类, 并由法院依据不同种类的行政诉讼所适用的法定的裁判方法进行裁判的诉讼形态。

二、行政诉讼类型化的作用

1.行政诉讼类型化,可以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于1989年颁布，1990年起实施。当时处于对我国法制水平偏低，行政资源有限等多方面因素考虑，该法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客观上限制了行政诉讼原告的诉权，致使行政实体法中规定的当事人部分权利，在诉讼领域的得不到相应的救济。因此，行政诉讼类型化意味着国家在确保行政法治方面，在保护当事人权益等方面，承担更多的司法保障义务。

2.行政诉讼的类型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紧张对立。在整个行政诉讼中，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准确定位是有效解决行政争议的关键。一方面，司法权应当理直气壮的对行政权行使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从而通过纠正违法行政来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有限权力的行政审判权又必须对行政权的正当运用给予应有的尊重，避免造成审判权对行政权的侵蚀。

3.行政诉讼类型化，有利于人民法院有效行使审判权，节约司法资源。行政诉讼非类型化，使法院不能按照行政案件的不同性质做出不同的处理。法律规定的非此即被的判决权限常常使法院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有的法院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违法判决或违法调解。这不仅使司法资源浪费，还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影响司法尊严和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念。同时，行政诉讼的非类型化也影响到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界分。

三、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构想

我国应当在充分汲取域外行政诉讼类型构造模式的基础上，周密设计我国的行政诉讼类型，具体如下。

1.立法模式的选择

因为诉讼类型的规范模式对诉讼类型的多少以及是否具有可扩展性有直接的影响。从行政诉讼类型的规范模式上看，尽管“默示主义”更能赋予法院较大的诉讼种类形成空间，使民众寻求法律救济的机会更多。但基于诉讼类型明确化和程序规则定型化的考虑，大陆法系国家更多地选择了“明定主义”，如日本、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类型应当是开放的，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修订时，我们应当采取概括主义与例举主义相结合的模式，在确立基本诉讼类型之后，在基本类型下又划分出一些亚类型，并没定某些特殊的诉讼类型，或承认法定诉讼种类之外的其他“无名诉讼类型”。

2.类型构造的基本标准

对概念进行划分时，必须按照分类的规则来进行，即划分时必须按同一标准进行分类，并且各子项外延必须互不相容。只有建立在科学、明确的标准基础上的分类才能更好地实现行政诉讼类型化的价值。鉴于行政诉讼类型构造的理论基础在于公民诉权的有效保障，因而类型区分的标准也应当着眼于当事人对其诉权的具体行使，亦即当事人诉讼请求的内容，只有尊重当事人的诉权和诉讼请求，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才能显现，审判权才能真正受到诉权的约束。综观各国行政法治的实践，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内容的不同作为区分行政诉讼类型的核心标准业已成为城外行政诉讼类型构造的重要发展趋势。作为一种独立的区分标准，其本身应具有高度的涵盖性，能够揭示行政诉讼的本质属性，因此，我国应当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作为行政诉讼类型构造最基本的标准。

3.我国应确立的行政诉讼类型

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为主导性区分标准，我国未来行政诉讼的基本类型应划分为“行政撤销诉讼、行政给付诉讼、行政确认诉讼”三种。这三类诉讼几乎涵盖了当事人起诉的所有情形，因此应作为我国未来行政诉讼的最重要的基本类型。在基本类型下根据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与维护客观社会秩序的需要，可根据诉讼标的的不同，进一步区分出若干亚类型。撤销诉讼可以再分为原行政行为撤销之诉和行政复议行为撤销之诉；行政给付之诉可以分为课予义务之诉与一般给付之诉，其中课予义务之诉又包括纯粹行政不作为之诉和行政拒绝作为之诉两种子类型。现在学界探讨比较多的行政诉讼形式，如公益诉讼、当事人诉讼、机关诉讼等，这些诉讼类型充其量也只是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行政争议的属性发生某些变化而已。诉讼请求无非是撤销、变更车责令行政机关履行义务，其仍需借助于“行政撤销诉讼、行政给付诉讼、行政确认诉讼”三种基本类型。

四、结语

行政诉讼类型化研究在我国大陆的兴起，既是司法审判实践的迫切需求，也是我国行政诉讼法学界的自觉行动。虽然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并没有对行政诉讼的类型构造做出明确规定，但这种非类型化的诉讼格局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体察。结合我国现有的制度资源，建立科学、统一而独立的行政诉讼类型化划分标准，设计出我国当下社会转型时期所迫切需要的诉讼类型已成为学界共识。当然，诉讼类型化的研究也一定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科学完整、严谨务实的诉讼类型体系必将载入我国未来的行政诉讼法典！

参考文献:

[1]章志远.行政诉讼类型化模式比较选择.比较法研究，2006，（6）.

[2]王志勤.行政诉讼类型与类型化之辩.前沿，2007，（9）.

[3]蔡志方.行政救济法新论.元照出版公司，2000.

[4]李桂英.行政诉讼类型界说.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3，4.

行政公益诉讼概念篇3

关键词 行政主体 缺陷 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行政法学领域，行政主体是指享有行政职权，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并独立承担责任的组织。它必须符合三个构成要件：1、行政主体必须享有行政职权；2、必须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3、能够独立承担责任的组织。行政主体通常是由两类组织构成的，一是行政机关；二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外延上，行政主体＝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另外，有的学者提出，除以上两类外，其他公权力组织也可能是行政主体。行政主体理论对我国行政诉讼领域的影响较大。是否是行政主体决定着法院对案件的受理与否。从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可以看出，法院只受理针对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提起的诉讼，而对其他被诉组织则以不是行政主体而拒之门外。我们可以从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这一基层自治组织行为的可诉性分析中可知法律规定和理论研究的不足。

我国宪法规定，村委会不是行政机关，而是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许多权力基层自治组织。当村民针对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村委会行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时，将会出现以下三种情况：

1、村委会此时的行为是法律法规授权而作出的，那么法院依《行政诉讼法》，应受理案件。

2、村委会此时的行为不是法律法规授权的行为，而是为了执行政府机关（特别是乡镇一级）的文件而作出的，是否可以认为村委会是受委托组织，如是，村民可起诉委托机关；如不是，则不属于法院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法院将不予受理。

3、村委会的是学理上的公权力组织，此时的行为可能被认为有行政主体资格，但通常是不被认可的。

分析以上三种情况，在第一种情况时，最有可能被法院受理，村民的权益也最有可能得到救济。田永案就是典型，法院认可了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也即此案中的高校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但认可了高校时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不代表相同情况下的村委会也会得到认可。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官判案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在行政诉讼法不完善，权益保障意思不强的今天，村委会的被诉行政主体资格完全可能不被承认。反过来我们也应该思考，如果受理，依据是什么？村委会有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资格吗？法律法规对哪些事项可以授权呢?在第二种情况下，在目前村委会和基层政府的复杂关系中，如何来认定村委会行为是自治行为还是受委托行为是十分困难的。最后如是第三种情况，其他公权力组织如何认定的标准是什么？要成为行政主体的其他公权力组织的认定标准又是怎样的呢？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我在行政法学研究种必须很好解决的，而这些问题都可以从我国行政主体理论找到答案。

二、我国行政主体理论的缺陷

1、我国行政主体概念最初定位的欠科学性

在起源上，我国行政主体概念是一个典型的舶来品。这一概念的引入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此之前，我国行政法学理上主要是以“行政机关”或“行政组织”用来指称有关行政管理的主体，并由此引申出行政行为、行政法律责任等相关的基本概念，这在当时的行政管理实践和行政法学发展阶段都是合理的。但随着行政管理实践的广泛展开及行政法学研究的深入，该“行政机关”或“行政组织”的概念愈现弊端。为了修正这些弊端，行政主体概念也就悄然进入了我国行政法学研究领域。正如杨海坤先生和章志远先生在《中国行政法的基本理论研究》一书中所阐述的，行政主体概念在我国大陆的引入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客观情况：一是行政机关概念在承载和传递“行政权力行使者”的使命上的不足；二是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确认的需要；三是法国、日本行政法主体理论的外在影响。上述背景既决定了行政主体概念在我国行政法学理上的特殊功能，同时也为限制行政主体理论自身进一步发展埋下了伏笔。[1] 行政主体概念的过于功利、过于匆忙的引入必将概念理解上的不完全和欠周密，事实也证明在我国生根发芽的行政主体概念与域外的“源概念”有着巨大的不同。

2、我国行政主体概念本身的缺陷

在我国行政主体是学理上的概念，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它的引入是有着功利性和工具性目的的，且引入后对其进行了改造，已不是域外行政主体的“源概念”，成为了中国特色的本土化了的概念。许多学者认为，行政主体是指享有国家行政职权，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职权并能独立承担责任的组织。我认为该概念仅将享有国家行政职权的作为要件之一本身就带有局限性。因为行政包括公行政和私行政，公行政又包括国家行政和其他非国家的公共组织的行政。所以国家行政并不是公行政的全部，行政主体除了包括享有国家行政职权的国家机关外，还应包含享有公共职能 的非国家公共组织。该概念应表述为：行政主体是指享有行政职权，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并独立承担责任的组织。

3、公共行政改革使行政主体理论面临困境

我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革。以经济领域为主导的改革，使得中国社会结构也面临重大的调整与变迁，各种市场的、社会的要素活跃起来、并促使政府垄断式的公共职能发生分化，许多职能向非国家公权力组织转移，政府走向服务行政的道路。这就使得许多社会公权力组织在一定领域行使公共职能发挥执行和管理的作用。当然，有些社会公权力组织可以纳入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行列，但大多数的社会公权力组织是没有授权的，而且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概念本身具有模糊性，哪些组织又资格获得授权，针对哪些事项可以授权等问题是我们需要明确的。因而根据我国行政主体理论不能周延所有的行政主体，这就有必要扩展并明确行政主体的外延。有的学者认为，行政主体包括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其他公权力组织。试用“其他公权力组织”的概念来周延所有的行政主体，我认为这是不科学的。其他公权力组织这一概念明显带有兜底性质，在司法实践中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没有具体的标准和主体来界定怎样的公权力组织是行政主体，完全是为了穷尽学理上的分类，也为以后新的行政主体提供纳入位置。其实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也是公权力组织，只是有授权的限定，而这一授权使之可以认定为行政主体，才单独列出作为行政主体一个类别的。那么，如何将具有行政职权性质的从事公共事务的组织纳入行政主体的外延范畴是目前行政主体理论面临的困境。

4、行政主体与行政诉讼被告资格逻辑关系的不合理性

“行政诉讼在严格的意义上是以行政主体而不是以行政机关为被告的诉讼。面对庞大的行政组织系统以及复杂的行政活动，行政诉讼被告确认的规是：谁主体，谁被告。 [2]也就是说，按照现行行政主体理论，人们要判断某一组织能否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首先需要确定该组织是否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凡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组织，就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不便于行政相对人行政诉权的行使。尤其是在人权司法保护观念已成当今世界潮流的情况下，现行行政主体理论的滞后性更加明显。类似于村民状告村委会案件，往往都因为村委会不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进而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而被拒之于法院的司法审查之外，从而导致大量社会公共组织的管理活动难以受到司法力量的有效制约，相关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也因之而缺乏切实保障。我们上文中谈到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确认的需要是当初我国学者引人行政主体理论的实际用途之一，而今天行政诉讼实践中有关被告资格确认的各种问题又反过来对行政主体理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三、对完善我国行政主体理论的建议

1、行政主体概念的内涵外延的重新界定

我国行政主体概念从产生之初就不成熟，本身定位不合理，内涵和外延也显狭窄。笔者认为，我国行政主体理论本来就是域外的概念，应该充分考虑该概念在域外产生发展的土壤以及全面而准确的学术含义。而不能徒有其表的借助该概念的外衣而功利性工具性的应用于我国行政管理实践及行政法学研究领域。在现今的理论困境面前，我们应该出重新界定我国的行政主体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在借鉴法、德、日等国家界定行政主体概念的基础上，架构符合我国本土特色并与中国行政管理实践及行政法学发展相协调的行政主体理论。随着我国公共行政改革深入和社会行政的增加，我国应以“公共管理职能和行政权”为标准界定行政主体。一切行使公共管理职能、享有行政权力的公共组织均应属于行政主体的范畴。行政法学应加大对从事社会行政的行政主体类型的研究，以反映行政主体多元化的趋势。行政主体应定义为：行政主体是指享有行政职权，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并独立承担责任的组织。这里所说的行政职权不仅包括传统的行政职权， 还包括公共管理性质的行政职权。所以其他公权力组织只要从事公共管理职能的，作出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行为的就应该是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就应该是可诉的，法院此时可以依行政主体界定标准对其进行可诉性判断。所以在政主体的类型应该包括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及那些没有法律法规特别授权但是从事公共管理职能的组织。

2、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认定标准的重塑

我国行政诉讼法对受案范围由概括式、列举式和排除式的三种规定，即使是这样一种安排，行政受案也有许多的真空地带，因为我国是以是否是行政主体来确定被诉组织是否有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这就导致许多本应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组织行为得不到审查，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救济。其实，传统行政主体理论所标示的“行政实体法上的独立权利义务主体与行政诉讼法上的独立诉讼主体合一”的命题是不准确的。作为行政诉讼主体之一的被告与行政实体法上的行政主体分别属于不同的领域和阶段，其所遵循的逻辑并不相同：其一， 被告的确定更多地考虑的是如何有利于当事人诉权的行使，只要是行为者实际地行使了行政权力，就应当成为被告。虽然被告的确定也会考虑到诉讼后果的承担，但它并不意味着参与诉讼的主体就必须实际承担最终的实体责任。其二，行政主体所体现的则是实体权力的行使与实体责任承担的一致性，强调的是某一组织具有行政法上的独立人格。[3]因此，行政主体的确立与认定行政诉讼的被告之间并无多少必然的联系，在很多情况下， 诉讼主体可以独立于行政主体。不管是行政主体还是非行政主体充当行政诉讼的被告，最终的实体责任都是由相同的行政主体承担的。在确定行政主体和行政诉讼被告资格逻辑关系相分离的同时，我国行政诉讼涉案范围应该以行政行为侵犯公民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规定为接受司法审查的实质要件；摒弃现今行政诉讼法只承认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为被诉主体的规定，在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同时应把行使公共事务职能的社会组织纳入行政诉讼领域。这样，对于我国行政诉讼实践的顺利开展和行政法学研究继续向前发展，特别是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保障，中国依法治国理念的贯彻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注释：

[1][3] 杨海坤、章志远著，《中国行政法的基本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行政公益诉讼概念篇4

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国内现状；建议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和特征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一种允许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原告出于公益的目的，针对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的一种诉讼制度。与一般的诉讼相比，环境公益诉讼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环境公益诉讼具有是非直接利益的相关性。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与诉讼请求并无直接利害关系。二是惠益的公共性。也就是说通过环境公益诉讼最终获得利益的是广大公众或者特定区域内的大多数人。

二、环境公益诉讼的意义与重要性

我国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是由我国严峻的环境现状决定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意义具体来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有利于保护环境；另一方面是有利于事前遏制环境侵权行为。

三、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现状与不足

我国早在1996公布的《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规定，要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工作，检举和揭发各种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行为。但直到2002年颁布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中才提出了环境权的概念，提及“公众环境权益”的含义，不可谓不缓慢。2005年11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以及2014年新修订的《环保法》，这些相关规定的出台表明了我国一直在努力致力于环境公益诉讼法制的建设。但与社会的深度关注、公众的热切期待形成鲜明的对比的却是“在环境保护审判庭”成立2个月期间“零公益诉讼”的尴尬局面，这其实是在暗示环境公益诉讼在我国社会实践中并没有得到良好、彻底的宣传，也证明了普通公民对于该类诉讼的不了解、不信任。

综合来说，我国公益诉讼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一是我国公益诉讼在法理方面缺乏支持。也就是说我国现行宪法只是原则性地规定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法院独立审判等条款，并没有直接规定有关公益诉讼权的内容。二是环境公益诉讼在实践中面临着许多尴尬。由于许多环境污染行为没有直接侵犯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组织的合法权益，“直接”利害关系或“直接”受到损害的条件往往使得无人享有诉权。即使法律赋予公民权，也会因主体不知、不能或不敢等种种原因而放弃。三是环境公益诉讼得到了公众认同但缺少公众的行动响应。四是公益诉讼虽然引起了政府的关注但却缺乏政府的实际支持。五是公益诉讼举证困难往往导致最终败诉，从而降低了公益诉讼的实效性。

四、对美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借鉴

美国是世界范围内较早确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国家，因而，该制度在美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美国在环境公益诉讼有一些典型之处值得我们深思与借鉴：（1）美国环境公益诉讼的确立走的是先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后通过司法判例进行解释和应用的道路，既有法律支持又有实践验证，做到了知行合一：（2）在原告资格方面，法律规定“任何人均可以提讼”，对公民的资格没有作任何限制。（3）在管辖法院的确定方面，美国确定了被告人所在地或污染行为发生地法院管辖的原则。（4）在举证责任承担方面，美国《清洁空气法》和《联邦水污染控制法》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这点与我国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规定类似。

五、面对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所给出的几点建议

关于建议，可大体上分为立法方面和实际实践两个大的方面。（1）要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设立相关的理论依据。可以适当的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公益诉讼中的立法技术。（2）要加快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程序方面的内容并将其具体化。（3）政府机关要树立公益保护意识，积极鼓励、支持和引导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行政机关，并非是一个盈利性的组织，所以就不应该存在“赔本”或者“获利”的概念。笔者认为行政机关应该严格要求自己，要有比公众更高的环境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可以对某些环境公益诉讼不作为的行政行为采取惩罚措施，也可以设立相应的社会监督机关。（4）要进一步提高民众的环境公益保护意识。环境公益诉讼的关键在于提高公众尤其是从事对环境有危害行业的公众对环境公益保护的意识。

六、反思与延伸

当前中国一直在强调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而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探讨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现状和发展迫在眉睫，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 解志勇.论公益诉讼[J].行政法学研究，2002，（2）第8页。

行政公益诉讼概念篇5

关键词：公益行政诉讼；司法权实现；社会公众

从现行法律上讲,我国行政诉讼的相关法律至今尚未确定公益行政诉讼这一制度。但在司法实践中,有关公益行政诉讼的案件却层出不穷，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讼。第四十一条:原告提讼应当符合的首要条件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若干解释》)第十二条: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将“相对人原告资格论”改为“利害关系人原告资格论”,加强对当事人诉权的保护，纠正实践中被理解为只有行政行为特定针对的相对人才能成为适格的原告这一想法,并赋予相关受害人的原告资格,扩大了诉权范围。但在司法实践中,公益行政诉讼因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所以胜诉的甚少。

一、公益行政诉讼的概念

公益行政诉讼是我国法学界特有的概念，关于公益行政诉讼的概念，首先应明确公益的涵义，马怀德教授认为，公益有双层含义。第一层是社会公共利益，则为社会成员所享有的利益。公益的第二层是国家的利益。所谓公益诉讼就是为了维护公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而出现的一种诉讼。公益行政诉讼，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行为违法，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时，任何组织和个人均可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向法院直接提出请求或向特定机关提出请求，并由特定机关依法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这类诉讼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的显著标志,它表明了人们法律意识与权利意识的增强。

二、公益行政诉讼司法权实现的障碍

《若干解释》第12条之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这表明与具体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享有原告资格，并且有间接利害关系甚的人也应该有原告资格。所以说这一规定应征了现代行政诉讼法不断扩大原告资格的范围这一趋势。但司法实践中，通常只有直接利害关系才被承认。因此,鉴于我国现行诉讼制度的缺陷,导致公众无法直接通过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程序来保护国家和公共利益不受侵害。所以我国公益诉讼的缺失使得建立公益行政诉讼制度具有紧迫的必要性。

三、公益行政诉讼司法权实现的必要性

1．填补现代法制的空白的需要。即指那些依法治思想或者法律条文对某些问题应加以司法控制而实际上没有实现司法权的现象。因违法相对人不,其他人没有资格。如果建立行政公益诉讼,赋予公众对社会公共利益提讼的资格,建立公益诉讼能唤起公众的自我保护意识，随着法律意识的普遍提高,在法治社会中,面对不公平、不合法的事,任何一个公民,都有权利通过司法救济的最终程序得到解决，就可以填补现代法制的空白,从而实现司法权。

2．遏制违法行为发生、实现公民权利义务。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可遏制违法行为的发生,实现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和义务。生活中一些违法、违规行为时有发生，侵害社会公众的利益。现实的民事侵权纠纷中,包括行政机关的“不作为”行为,法律若允许任何公民都可以通过诉讼对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诉至法院,则能唤起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积极性。可能有人会说这也可能引讼权利的滥用，但公益行政诉讼的案件范围是特定的,仅限对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的诉讼,因此,造成滥诉的可能性较小。即使这样，为防止诉权滥用,可以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建立反诉制度,以追究原告滥用诉权的民事责任。

四、结语

中国应早日建立公益行政诉讼,,实现法律的价值。构建公益诉讼制度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我国公益诉讼的缺失使得建立公益行政诉讼制度具有紧迫的必要性，消除限制原告资格的障碍，赋予任何组织和个人公益诉讼原告的资格是促进公益诉讼司法救济的前提，也能使我国司法权更好的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杨建顺．行政程序立法的构想及反思．法学论坛．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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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江必新．中国行政诉讼制度之发展．北京：金城出版社．2001．

行政公益诉讼概念篇6

    一、预防性行政诉讼概述

    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在行政诉讼制度中都有预防诉讼这一诉讼类型,尽管名称和适用范围不尽相同,但实质上都是公民行使抵抗权,阻却某种行使行政权的行为发生,以防止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创设中国特设的“预防性行政诉讼”,应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参考英国、德国等国的实际情况,对比诸国关于这一概念的不同界定,了解其的来源,再提出一个恰当的概念,分析其特征。

    (一)预防性行政诉讼在域外的运用

    1、英国

    预防性行政诉讼在英国主要体现为英国的禁止令和阻止令。

    英国司法审查的救济手段分为公法上的救济手段和私法上的救济手段两种。禁止令属于公法上的救济手段,是高等法院王座分院对低级法院和行政机关所发出的特权命令,禁止他们的越权行为。适用于一切低级法院和行政机关的越权的决定,但是只用于作出前和在执行过程中的决定。

    阻止令则是一种私法上的救济手段,是法院要求一方诉讼当事人不为一定的行为或为一定的行为的命令。 我们可以将其这样简单的理解:前者是一种消极性的禁令,主要是防止违法行为的发生或者延续;后者则为一种积极性的禁令,阻止消极违法行为继续存在。行政法上适用的阻止令是法院阻止当事人为一定行为的命令,其作用相当于公法救济手段上的禁止令,仅适用范围不一样。阻止令既可以在诉讼结束时发出,以确认已经确立的法律关系;也可以在诉讼进行当中或者开始时发出,称为“中间性阻止令”,以维持现状待法院最后判决。

    2、德国

    预防性法律保护针对的是行政机关的将来(预期)的作为或不作为而为公民提供的法律保护,包括预防性确认之诉和预防性停止作为之诉。其停止作为之诉主要包括针对国家管理的事实行为的停止作为之诉和针对行政行为和规范的预防性停止作为之诉。对是否应为公民提供预防性法律保护的问题,在德国曾经有过长期的争论。反对意见认为,在未来的行政行为是否一定会作出以及在个案中具体会如何作出并不确定的情况下,没有必要给公民提供(预防性的)法律保护。这一意见在联邦行政法院得到了认可。但联邦行政法院同时认为,虽然通常情况下没有必要给公民提供预防性法律保护,但是,当公民对预防性法律保护有特别需要时,应为其提供预防性法律保护。至于《行政法院法》第43条第2款规定的确认之诉相对于撤销之诉和义务之诉的附属地位,则早已为判例所突破。在通常情况下,公民可以在预防性停止作为之诉和预防性确认之诉之中作出选择。此外,规范颁布之诉也在一定意义上属于预防性之诉。

    (二)预防性行政诉讼的概念和特征

    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在行政诉讼制度中都有预防诉讼这一诉讼类型,尽管名称和适用范围不尽相同,但实质上都是公民行使抵抗权,阻却某种行使行政权的行为发生,以防止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可以给预防性行政诉讼下一个大体的概念,即“为了避免给行政相对人造成不可弥补的权益损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允许行政相对人在行政决定付诸实施之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审查行政决定的合法性,阻止违法行为实现的诉讼”。 据此概念,对照一般行政诉讼,很简单便能发掘预防性行政诉讼有以下特征:

    第一,预防性。我国现行行政诉讼以事后的司法救济为中心,行政相对人只有在其权益受到损害后才能提起救济,而预防性行政诉讼则不同,其主要是在当事人发生损害之前就提起诉讼,阻止行政决定的执行,以防止行政决定造成不可弥补的权益损害。

    第二,直诉性。 “直诉”即直接诉讼的意思。预防性行政诉讼是在行政决定付诸实施之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审查行政决定的合法性,阻止违法行为实现的诉讼。从其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其不受我国现行的所谓的“行政救济牵制原则”的制约。我国行政法学界所谓的“行政救济前置原则”与美国行政法所谓的穷尽救济原则内容大体相似,即当事人在没有利用一切可能的行政救济以前,不能申请法院针对于他不利的行政决定作出裁判,亦即当事人在寻求救济时,首先必须利用行政内部存在的最近的和最简便的救济手段,然后,才能请求司法救济。该原则在对于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不乏积极作用,但是对于保护那些一经损害便不可恢复的权益确实乏善可陈。而预防性行政诉讼的直诉性恰正好可以弥补这个缺陷,跳过“行政救济前置原则”,直接进入司法程序。

    第三,起诉停止执行性。起诉不停止执行制度作为行政诉讼的基本审判制度,是当前《行政诉讼法》修改中被关注的重要内容。该制度的指导思想及其具体设计存在严重问题:以起诉不停止执行作为原则,容易使原告权益保护落空;赋予了被告裁量权和法院裁判权,但相关程序规范严重缺失,为保护原告权益设置的例外规定成为空设。预防性行政诉讼的目的在于保护那些不可恢复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具备停止性。

    二、预防性行政诉讼的适用范围

    预防性行政诉讼是一类极为特殊的行政诉讼,适用于权利受到即将发生的,或正在持续的权力行为的侵害,其目的在于防止一个尚未发生实际效果的公权措施。在这一类诉讼中,司法权的触角延伸到了行政的过程之中,直接涉及到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相互关系,因此应严格的限制其适用范围,否则将造成司法对行政的过分干预。预防诉讼实质上是停止或结束行政程序的请求权,其前提是行政机关具有威胁胜的行为必须能足够具体地显示出,它可能成为一个预防诉讼的标的。

    预防诉讼适用的主要案件应是可能造成重大不可挽回的物质损失或产生不可消除的恶劣影响的特别限定的重大案件,这类案件往往事后的法律救济都无助于原告实现其目的。根据上述适用条件,参照国外的实践经验,以及国内相关学者的学说,结果我国实际情况,预防性行政诉讼的适用范围应界定在以下几种情况。

    (一)涉及到侵犯行政相对人人身自由的行政行为

    人身自由权是公民基本的人权,一经侵犯或损害,其给行政相对人造成的人身、精神和财产上的损失是不可恢复的,更是无法用金钱去弥补的。根据《国家赔偿法》第26条的规定 :“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半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根据《国家赔偿法》规定,我国的国家赔偿原则只是一种慰抚性的赔偿原则,当事人所的赔偿仅具有象征意义,其数额低于所受损失。因此,对于涉及到可能侵犯人身自由的行政行为应该将其纳入预防性行政诉讼的适用范围。我国目前涉及到可能侵犯人身自由的行政决定主要有两种,即行政拘留和劳动教养。

    行政拘留是指法定的行政机关(专指公安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人,在短期内限制人身自由的一种行政处罚。行政拘留是最严厉的一种行政处罚,通常适用于严重违反治安管理但不构成犯罪,而警告、罚款处罚不足以惩戒的情况。行政拘留限制的是公民的人身自由,而人身自由权是宪法所规定的一种基本权利。这样的做法没有体现宪法和法律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忽视了人身自由权的特殊性。即便在大陆法系的行政处罚法中,也没有人身自由罚。

    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是根据1957年8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8次会议批准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建立的,依照法律规定,劳动教养不是刑事处罚,而是为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对轻微违法犯罪人员实行的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但是劳动教养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不需审判,甚至剥夺了被劳教人员上诉的权利,仅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事实上是由公安机关或党政领导决定,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长达3年,还可延长为4年,明显违宪,人身自由一经损害,便无法恢复。

    (二)可能造成重大不可挽回的物质损失或产生不可消除的恶劣影响的特别限定的重大案件

    这类案件往往事后的法律救济都无助于原告实现其目的。比如时下的低水平重复建设这个问题,又如对行政相对人的名誉、精神造成损害的情况。此类行政决定,一经做出,其造成的损害便不可恢复或恢复明显不经济,,故将其列入预防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符合法理的,也是符合当代民众的切实目的的。

    (三)重复作出已被确认为违法的行政行为

    对于利益人有足够理由担忧行政机关在相同情况下,有重复作出已被确认为违法的行政行为的危险时,为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将来违法行政行为的侵害,也可提起预防诉讼。在现实生活中,行政机关重复作出已被确认为违法的行政行为的现象时有发生。作为行政相对人,虽然能赢得诉讼,但是由于司法程序的繁杂性,以及保守的“民不与关斗”的思想,故而大多数情况下都只能无可奈何。这是与权利保护的国际标准相违背的,因而为了阻止此类事件的发生,最好将其纳入预防性行政诉讼的适用范畴。

    (四)不能够提起预防性行政诉讼的一些情况

    预防诉讼毕竟干预了行政行为的作成,其适用应仅限于法律规定的狭小范围内,以免对行政效率和行政机关自主行使行政权产生过度的影响。参考英、德等国的经验和我国的实际情况,下列情形不能提请预防性行政诉讼。第一,行政机关不作为的情况。行政机关的行为大体上可以分为依申请和依职权的行政行为,对于不同的情况应作不同的分析。但是对于行政机关不作为提起的诉讼,大体上属于课以义务诉讼而不是预防诉讼。第二,事后救济可以弥补的行为。这类情况主要出现在行政强制征收与行政征用。对于这些行为的救济,事后救济一般能够满足行政相对人的要求或者愿望,所以,不应该纳入预防性行政诉讼的范畴。第三,不存在一个未作成的行政行为的威胁。预防诉讼的目的在于风险防范,防止既成事实所可能产生的危害,这种情况下的预防性法律保护意味着对行政机关的一个尚未终结的决定过程的干预。因此,只有在特别限定的重大案件中,才可以考虑采用这种保护,否则就会造成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干预以及滥诉等不利现象,不利于法制的发展。

    三、我国实施预防性行政诉讼的策略

行政公益诉讼概念篇7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是行政诉讼法学理论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也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亟需解决的操作性难题。目前，行政诉讼法学界对我国行政诉讼法中是否有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存在诸多争议，但从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可以看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取得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即必须存在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必须是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人，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与起诉之人的合法权益受侵害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这种对取得原告资格的严格规定，在实践中产生了许多不足。为此，笔者对不同国家（地区）关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变迁进行历史考察和比较研究，发现国外（地区）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规定，体现了许多共性之处，但均是以由窄到宽为走向的，均是由传统的权利受侵害标准向权利或权益受到事实上的影响标准转移。基于此，笔者提出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确定我国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应当考虑的一些基本因素，并由此提出在立法上拓展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几点设想，以期能对完善我国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有所帮助。

何谓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如何设定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这是行政诉讼法学理论不可回避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司法实践中一个亟需解决的操作性难题。一般而言，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设定受一国行政诉讼的目的及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的制约。笔者认为，我国行政诉讼法对原告资格的设定，只不过是法律迁就现实的一种表现，是行政诉讼制度初步建立阶段的历史现象。（1）近些年来，随着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加强，行政诉讼原告的资格愈加显得不够宽泛，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此，笔者从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现状及其存在的不足的角度进行分析，并结合西方国家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发展与现状，对如何拓宽我国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进行探讨，以期能在立法上对完善我国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有所帮助。

一、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现状及其存在的不足

㈠我国行政诉讼法对原告资格的规定

“原告资格”是行政诉讼法中一个特有的概念，是区别于其他诉讼的一个重要不同之处。行政诉讼中的原告必须具有原告的资格，这是整个行政诉讼法学理论中的一个基础性和前提性的问题，其意义“不仅仅是原告在诉讼中提出主张，更为重要的是，原告的起诉往往是启动法院司法审查程序的前提”。（2）目前，行政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对我国的行政诉讼法中是否有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尚存争议。

有人认为，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就是原告资格的规定，即“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就有资格提起行政诉讼。（3）

有人认为，我国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实践中存在的很多问题，如原告的资格等均未作明确规定，（4）行政诉讼法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只是体现在行政诉讼法第41条中。该条规定了相对人提起诉讼的条件，将原告界定为，“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时该条规定了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的其他条件。在行政诉讼实践中，存在很多原告资格的问题，行政诉讼法第41条的规定，不能解决所有原告资格的问题。（5）

有人认为，我国行政诉讼法对原告资格的规定，集中体现在行政诉讼法第2条和第41条两个条文上。依这两条规定，可称“合法权益标准”是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标准。（6）

更有人甚至认为，我国行政诉讼法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除第2条外，与原告资格相关的规定还有第27条，即“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由人民法院通知诉讼”。该条规定，似乎可以表明，同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就有第三人资格，也可以理解为有原告资格。因此，行政诉讼法第27条也可以理解为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即同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7）对于此种观点，也有人明确提出不同观点。他们认为，“行政诉讼法第27条并不是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而仅仅规定的是第三人制度”，该种观点没能正确认识行政诉讼原告与第三人的关系。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并非原来就不能作为原告，只是他没有作为原告起诉，因而只能在他人起诉后发生的诉讼程序中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第12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这条司法解释，实质上是针对行政诉讼法第27条所作的补充解释，它明确了原告与第三人之间潜在的转换关系。（8）

上述对行政诉讼法是否规定原告资格的争论，客观地反映了我国现行立法中关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规定的现状，即至今无论在行政诉讼法学界还是在司法实务界，对于在行政诉讼立法中如何规定原告资格是众说纷纭的，但尚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令人信服的观点。笔者认为，原告资格作为行政诉讼中的一个特有的概念，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中并没有被明确地加以规定，但从上述争论中可以看出，其已经在我国的行政诉讼法中体现了客观存在。应当说，行政诉讼法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已经在该法第2条、第24条第1款、第41条第㈠项以及《若干解释》第12条中得到了体现。从这些规定中可以归纳出，目前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取得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⒈必须存在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可诉，要结合行政诉讼法关于受案范围的规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产生的前提，即原告所受的权益影响必须是在受案范围的行政行为引起的。属于受案范围是确定原告资格的一个基本前提条件。如果某一具体行政行为不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内，其即具有不可诉性，任何人也都没有原告资格。

⒉原告必须是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人。“判断起诉人是否具有原告资格的首要条件，便是看其被侵害的合法权益是否属于行政诉讼法保护的范围”。（9）这便关系到了原告资格与受案范围共同涉及的一个问题，即侵犯哪些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属于受案范围？我国行政诉讼法采用了两种方法规定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一是概括式，即对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作出原则的统一的规定。例如，行政诉讼法第2条、第11条第1款第㈧项以及该条第2款的规定，都是采用概括的方式规定了行政诉讼的范围。二是列举式，即对法院应当受理和不能受理的案件从行为的角度加以列举。例如，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规第㈠至㈦项列举了法院应当受理的行政行为引发的争议，第12条列举了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四类事项。上述采用概括和列举相结合的方式，使得我国目前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得出了许多不同的结论。

一种观点基于行政诉讼法第2条所确定的“合法权益标准”认为，除了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以外的具体行政行为，均为可诉行为。

另一种观点认为，应按行政诉讼法第11条的列举来确定受案范围，但关于“人身权、财产权”的问题仅限于第1款第㈧项，与第㈠至㈦项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必然的联系，后者可能侵犯相对人的其他合法权益，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而不一定必须是认为这些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人身权或者财产权，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还有一种比较保守的观点认为，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应当严格执行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不得对该条的规定作扩大解释。法院不得受理相对人对该条第1款规定的种类以外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只有在相对人的人身权、财产权受到侵犯时才可以起诉，除非法律、法规另有规定。（10）

从上述分歧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在对行政诉讼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的范围上存在相当大的争议。这种争议，导致了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不甚统一。在许多地方，对于超出人身权和财产权范围的案件，法院一般拒绝受理；在有些情况下，法院即使受理后，也会裁定驳回起诉。

⒊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与起诉之人的合法权益受侵害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这里包含三个方面：⑴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起诉之人的合法权益，并且发生了损害后果；⑵起诉之人的合法权益受侵害必须是在行政行为在法律上形成之后发生的；⑶起诉之人的合法权益受侵害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即作为结果的合法权益受侵害是作为原因的行政行为所直接引起的，这种因果关系在法律上已被确定。

㈡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之不足

通过以上对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现状分析可以看出，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方面：

⒈没有充分保护当事人的行政诉权。这在我国行政诉讼立法上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⑴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立法，只设立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诉讼种类，即保护当事人主观权利的主观诉讼，并没有设立以保护国家和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客观诉讼种类，人们不得为他人的利益而起诉，也不得为公共利益而提起行政诉讼。人们无法直接通过行政诉讼程序来保护国家和公共利益。（11）

⑵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规定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紧密结合在一起。当事人只能对属于受案范围内的行政行为在侵犯其合法权益时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然而，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从正面确认了哪些行政行为属于受案范围，第12条则从反面排除了不属于受案范围的几种事项。这两个条文各自独立，能够表明受案范围正反两个方面规定之间是一种并列的关系，而不存在谁以谁为前提的问题。这样便在逻辑上产生一个问题，即被确认的具体行政行为与被排除的具体行政行为并非是组成完整的具体行政行为概念的两个互补要素。（12）这种不完全的概括和有限的列举方式必然要留下一片权利救济的空白。也就是说，有很大一部分涉及人身权、财产权之外权利的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问题，在行政诉讼法中是没有明确的。

⒉混淆了“原告资格”与起诉条件、受理条件之间的区别，给有些法院故意不受理行政案件提供了法律上的漏洞。事实上，这三者是属于三个不同范畴的概念。起诉条件解决的是在什么情况下，当事人可以选择用诉讼方式来解决争议的权利；受理条件解决的是起诉人的起诉在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时才可以引起诉讼程序的问题；原告资格只是受理条件之一，即起诉人的主体资格问题。我国行政诉讼法第41条规定了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具备的四个条件，《若干解释》第12条也要求原告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必须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从这些规定，似乎可以看出，如果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41条规定的条件，如果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当事人就不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而事实上，在法院审理行政诉讼案件之前，要求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和起诉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作出判断是很困难的，诉讼尚未开始，即要求原告提供其合法权利受到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的事实依据，是很荒谬的。因此，行政诉讼法第41条及《若干解释》第12条的规定混淆了起诉条件与受理条件、原告资格与起诉条件的概念，其要求原告起诉时必须提供事实依据，“是一个重大的立法失误”。（13）

⒊不利于维护行政法治，不利于公法秩序的建立。“行政诉讼法应当保护的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行政活动中受到不利影响的所有合法权益，既包括宪法权利，也包括民事法律和行政法赋予或者保护的权利。如果只保护人身权和财产权，而不保护其他权利，那就意味着其他权利和利益是不受司法保护的，是行政机关可以任意处置而不承担责任的。很显然，这并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14）我国行政诉讼立法对“原告资格”的现行规定，将行政机关的许多行政行为置于司法审查之外，使行政诉讼法关于“监督行政权的有效行使”的立法宗旨大打折扣。（15）

⒋不利于人民法院有效行使审判权，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资格过窄或过严，行政诉讼制度资源不能充分利用，法院的权利或权益保障功能不能充分实现。”（16）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理解上的差异，使得法院在立案和审理有些行政案件时常常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有的法院迫于各方面的压力，甚至违法判决。这不仅使司法资源浪费，还会产生严重的负面效应，影响司法尊严和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念。另外，原告资格也影响到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划分。在现代社会，行政权日益渗透到司法领域，如果对行政机关行使公权力的行为不加区分，对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行为和对行政机关实施的司法行为实行同一的合法性审查，则意味着司法权的萎缩，司法最终原则将被抛弃。

二、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历史考察和比较研究

“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17）行政诉讼是历史的产物。从纵向和横向上考察和研究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历史及其发展，我们可以发现“行政上的原告资格概念与司法上的原告资格都不是静止不变的”。（18）原告资格总的走势是变宽或逐渐变松。

㈠古代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之规定

⒈古罗马共和时期设立的监察官和元老院，其“司法功用可以认为是近、现代行政诉讼或司法审查的历史胚胎”。（19）执政官庞培在公元前52年提出一个法案，“任何人，如果高兴的话，可以控告从他第一届执政官任期到目前这届执政官任期期间做过官吏的任何人”。（20）由此可见，以古罗马为代表的共和制国家实行的是非常宽的原告资格。

⒉在封建性的专制时代，由于其民主性和公平性与共和制时期相比，有了较大的倒退，在这时的社会价值观念中，忠诚和保护占据了主导地位，基本上没有生成行政诉讼制度，也就无从谈到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问题。因此，这个时期，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正走入了一个低谷。

㈡近、现代国家和地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变迁

⒈英国。英国的行政诉讼在1977年最高法院规则改革前，分为“普通救济诉讼”和“特别救济诉讼”，（21）相应地对这两类诉讼中原告资格也有较大区别。普通救济诉讼中对原告的资格较严，“除非某个人有着自己的冤情，否则，法院是不愿意让任何人跨进自己的大门的。一般来讲，一个人必须指出他自己的哪些合法权利受到了侵犯或哪些财产受到了损害，如果他仅是成百或成千的受害者之一，他就没有足够的资格来法院起诉”。（22）这种受案标准被称为“直接利害关系”原则。而在特别救济诉讼中，当事人只要认为其权利和利益受到公法行为侵犯时，都可以起诉，“即每一个公民都享有请求法院防止某种滥用权力行为的资格，只要他是受到不方便的公众成之一，或是切身利益受到损害的一方或一方当事人”。（23）这种规定比普通救济诉讼中要求权利受到侵犯之资格标准要宽得很多，“几乎取消了诉讼资格的要求”。（24）随着现代行政法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作为公法的行政法，“倘若限制公民在权利受到侵害时才起诉，不仅混淆公法关系和私法关系的性质，而且过分束缚法院对公共机构违法行为的监督，不符合现代行政法之发展趋势”。（25）与此同时，英国法官也认识到“法律必须设法给没有利害关系或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居民找到一个位置，以便防止政府内部的不法行为，否则没有人能有资格反对这种不法行为”。（26）于是，1977年英国最高法院规则在修改后的第53号命令中第3条规则第5款规定申请司法审查的起诉资格如下：“申请司法审查必须根据法院的规则得到高等法院的同意。高等法院不能同意，除非法院认为申请人对于申诉事项具有足够的利益。”（27）这个规定要求申请人对于行政行为必须具有足够的利益，从而消除原告在不同类型的行政诉讼中资格的区别，标志着英国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的标准在向自由和宽松方向发展。

⒉美国。在美国，“行政法上的任何方面都没有有关原告资格方面的法律变化迅速。在最近几年中，原告资格的栏杆大大降低了。在过去的十年中，过去通行的严格限制原告资格的观念让位了，代之而起的是正在发展中的观念日益频繁地打开了司法复审行政行为的大门”。（28）在1940年以前，美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范围很窄，“除非侵犯的是法定权利，例如财产权，由合同而产生的权利，防止不法侵害的权利或法律规定的权利，……否则就不存在原告资格”。（29）可见，美国是以私法关系中的起诉资格为标准，只有法律上的权利受到行政机关的侵害，才有司法审查申请资格。20世纪40年代以后，传统的司法审查申请资格标准不能再适应行政的实际，受行政机关控制的对象不起诉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这些行政行为事实上没有得到复审的可能性，而其他人由于没有资格起诉，即使受到损害，也不能申请司法审查。因此，传统的司法审查申请资格制度必须予以改革，以便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1946年，美国国会制定了《联邦行政程序法》，对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作出规定 ，即“受到有关法律规定范围之内的机关行为的不利影响或损害”（30）的个人，可以获得司法审查。根据国会的法律，原告资格为原告须受到侵害或不利影响，即原告须为利害关系当事人。美国法院通过解释宪法和法律，通过裁决争端，形成自己的原告资格规则。原告资格的标准是受不利之影响，即以“利益范围”为标准。根据该标准，“当事人的利益，不需要是法律特别规定或特别保护的利益，只要有可能主张处于法律规定的或调整的利益范围以内，在这种利益受到侵害时，就可请求司法保护。”（31）该标准，扩大了原告资格的范围。

⒊日本。日本传统行政法理论认为，当事人是否具有原告资格，取决于其受损害的是“法律上的利益”还是“反射性利益”。当法律为私人特别规定保护其一定利益时，该利益称为“法律保护的利益”或“法律上的利益”，该利益由于行政权的违法行使遭受损害时，当事人有权提起行政诉讼。相反，法律完全是为了公共利益的实现，而不是以保护个人利益为目的时，其即使给国民带来利益，也仅仅是行政公益活动的结果，是反射性利益，而不是国民的权利。该利益不能成为法律救济的对象，当事人也不能提起诉讼。上述理论完全以法的宗旨或目的为依据，区分法律上的利益和反射性利益，并以此作为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原告资格的依据。这种“反射性利益论”，带有很大的偏见，并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诸多消极的影响。于是，在日本又兴起了三种重要的理论，即公共信托理论、环境权理论、遵守正当程序要求的理论。（32）这三种理论对传统行政法理论进行了改造和扬弃，从而实现原告资格的扩大化。日本《行政案件诉讼法》规定了民众诉讼，以维护客观秩序，保障公共利益。这种诉讼不是法律上之争诉，不是以对个人法律上被保护的利益的救济为目标，而是为了纠正国家或者公共团体的机关的违法行为，因而，此时原告作为公共行政的监督者，不要求其具有法律上的利益，但日本的民众诉讼仅在法律有规定时才能提起。

⒋台湾。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是依据诉的不同而不同的。撤销之诉与请求处分之诉之原告只能是行政相对人。确认之诉和给付之诉的原告可以是行政相对人，也可以是行政主体。在某些情况下，提起行政诉讼不以其权益受到侵害为前提。如台湾行政诉讼法第8条规定：人民为维护公益，就无关自己的权利及法律上利益之事项，对于行政机关之违法行为，得提起行政诉讼，但以法律特别规定者为限。第2条，以公益为目的之社团法人，于其章程确定的目的范围内，由多数共同利益之社员，就一定之法律关系，授与诉讼实施者，得为公共利益提起诉讼。可见，“现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对于行政诉讼利益的保护范围进行了重大突破，逐步将部分反射利益、事实利益纳入诉讼利益范畴，且这些利益并非仅局限于某特定个人，可以为他人甚而是社会大众之共同利益。考虑到具体受行政侵害之个人未必会提起行政诉讼，立法者承认公益社团的诉讼主体资格，允许他为其成员或社会上更广泛抽象之集团利益提起诉讼”。（33）

㈢各国（含地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之比较研究

综观上述各国（地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英美普通法系国家的原告资格标准是以由窄到宽为走向的，由传统的权利受到损害标准向权利或权益受到事实上的影响标准转移；大陆法系国家的原告资格标准，也服从着这个走势。行政诉讼所具有的对个人的救济，对社会的补漏功能日益显现。虽然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范围的发展有快有慢，有大有小，但却体现了许多共同的方面：

⒈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是各国（地区）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生产力为基础，体现了各个国家（地区）在各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价值观念。

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范围的宽窄以及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序上取决于对行政诉权及行政诉讼制度的理解。如果重视程序、重视行政诉权、崇尚司法权威，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发展较快，范围也就越宽；反之，则不然。

⒊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越来越具有主体的广泛性。原告资格的真正问题是“申请人是否能表明一些实质性的不负责任或滥用职权，而不是是否涉及他的个人权利或利益”。（34）任何人只要其利益受到了所指控的违法行政行为的不利影响就具备了原告资格，而不管这种利益是人身利益、经济利益还是其他利益。

⒋利害关系的不特定性。当事人不仅法定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而且当行政行为在侵犯公共利益的同时也触及相对人的利益时，法律仍然允许该相对人以及其他人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起诉讼。

⒌可诉对象的双重性。国外（或地区）的违法行政行为，不仅仅只针对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还包括侵犯了公共利益的抽象行政行为；不仅包括私法上的争议，还包括公法上的争议。

行政公益诉讼概念篇8

论文关键词 妨害公务 民警 附带民事诉讼

司法实践中，在办理妨害公务犯罪案件时，若证据表明依法执行公务的民警，在执法过程中，遭到暴力抗法，人身权利受到伤害时，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将受到伤害的民警视为被害人，并向其发出委托诉讼人告知书，告知其享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但此时民警能否视为被害人，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的争议。本文以被害人的概念及特征为着眼点，结合妨害公务犯罪的犯罪构成，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和剖析。

一、被害人的概念

根据法学辞典的解释，被害人是指正当权利和合法利益遭受犯罪行为或不法行为侵害的人。但是学科的不同以及着眼点的差异，被害人这一概念，在不同领域出现了差异化的表述方式。如在犯罪学领域，被害人是指在犯罪过程中，作为犯罪人的对立面，因遭受犯罪行为侵害而使其人身或财物遭受损失的人豍。

在刑事诉讼体系中，被害人是指正当权利或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并因此而参加刑事诉讼，并以此要求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人豎。基于被害人在犯罪学以及刑事诉讼法学领域中的不同理解，我们认为：实体意义上的被害人与程序意义上的被害人具有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体现在二者所涵盖的范围有所区别，实体意义上的被害人范围更广，因为实体意义上的被害人不仅包括因犯罪行为直接受到侵害的被害人，同时也包括这期间受到间接侵害的受害者，但显然后者不会以被害人的身份纳入到刑事诉讼法的范畴中。结合不同情况，被害人会以不同的角色出现：如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自诉案件的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部分成立反诉案件。鉴于整篇文章的核心问题是民警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此我们将围绕刑事诉讼法中被害人的概念展开阐述。

二、被害民警能否参与附带民事诉讼的法理分析

（一）基于被害人特征进行的分析

刑事诉讼的被害人是刑事诉讼的参与人。所谓刑事诉讼参与人是指在诉讼过程中享有一定的诉讼权利，承担一定的诉讼义务的除国家专门机关工作人员以外的人。

妨害公务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其中“依法”之法的含义应作广义理解，在内涵上应是一起具有约束力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执行的规范，外延不仅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性法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等规范性法律文件。

公安机关是国家的治安保卫机关，是各级人民政府的组成部分，担负着保卫国家的社会治安，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任务。公安机关是国家重要的行政和刑事执法力量，在行政管理及刑事执法领域，公安机关的执法行为都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授权。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公安机关作为法律规定的国家专门机关，主要任务是负责刑事案件的侦查，具体的职权分为立案权、侦查权以及执行权，结合妨害公务罪的具体客观表现，民警依法执行公务，公务活动包括对刑事犯罪的侦查，倘若民警在对犯罪行为进行刑事侦查的过程中，遭遇犯罪嫌疑人的暴力反抗，人身受到伤害，我们认为此时民警不能就此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为其作为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已经进入到刑事诉讼的程序中，不再具有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属性，更谈不上作为被害人去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但如前文所述，公安机关在履行法律赋予的刑事职能的同时，也具有法律授予的行政执法的权利，其行政执法的领域也非常广泛，如治安管理、身份管理、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消防监督管理、出入境管理等，假设在以上执法领域，公安机关在承担行政管理职能时，遇到暴力抗法的情形，由于民警履行的法律职能与在刑事诉讼中所承担的工作，在执法性质及权利来源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我们认为，在行政执法期间若民警受到伤害，其身份不能视为刑事诉讼中所规定的国家专门机关工作人员，那在这种条件下民警能否作为刑事诉讼的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应结合被害人的其他法律特征加以分析和阐述。

（二）基于被侵害法益的直接性进行的分析

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是其合法权益直接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受侵害的法益与犯罪行为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豏。此特征对于判断被害人的身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犯罪被害人必其人之法益由于犯罪行为直接加害，被害人之是否直接，应以犯罪行为与受侵害之法益，有无直接关系为断”。

但要进一步阐释、分析以上的论断，并以此为依据，准确甄别某一类犯罪中的被害人身份，首先要厘清法益的概念，清晰法益确定对犯罪构成的影响。张明楷教授的观点认为，无论从受侵犯的角度而言抑或是从受保护的角度而言，法益就是通常所认为的犯罪客体。法益对于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具有指导作用，所以在解释某种犯罪的构成要件时，首先必须明确刑法规定该罪是为了保护何种法益。豐如前文所述，受侵害的法益与犯罪行为应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一旦某种犯罪所保护的法益被确定，其犯罪客体也将逐渐清晰，也就意味与犯罪行为具有直接因果关系的对立面浮出水面，整个过程也进一步证明了法益所保护的对象就是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就是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直接承受者，由于法益的概念与犯罪客体的概念趋同，因此我们认为被害人的概念也可以被理解为犯罪客体所保护的对象，或者也可称之为法律所保护利益的承载者。结合妨害公务罪的犯罪构成，妨害公务罪所侵犯的客体或称之为法益的是国家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和红十字会的公务活动。而我们也清楚的认识到人类社会不断走向文明，社会规范秩序的形成与维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一定的管理活动恰恰是保持社会秩序有序、稳定向前推进的重要手段，国家机关的公务活动正是其中非常核心的一个部分。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认为妨害公务犯罪所保护的公务活动充分体现了国家的利益与权威，一旦公务活动受到阻挠、干涉，社会秩序便会陷入混沌，国家的利益与权威也将会受到巨大的冲击和破坏，从这一系列的影响看，妨害公务犯罪中，法律所保护法益的最终承载者应归为国家，而国家也应被视为妨害公务犯罪的被害人，这也是国家设立和惩治这类犯罪的主要目的。

若再变换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当一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时，他实际上已经脱离了个人的身份，整个执法过程均是在代表国家履行职权，可以说，他此时不是执法者本身，而是国家的法律、法规，国家的威信与权威在此刻的一个化身，他的所作所为均体现了国家的意志，若在此期间遭到犯罪行为的侵害，国家显然成为了犯罪行为的直接承受者，国家利益所遭受的损失也是因犯罪行为的直接作用而引起。不可否认，在妨害犯罪案件中，依法执行公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经常会受到人身威胁甚至是伤害，无疑这些伤害也是由于犯罪行为引起的，那受到侵犯的国家机关人员能否成为妨害公务犯罪案件中的被害人呢，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在上文的阐述中，我们基于被害人概念的界定以及被害人作为法益的承载者与犯罪行为应具有直接的因果联系的推断，认为国家才应成为妨害公务犯罪中的被害人，而受到伤害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可以视为间接的受害者，但不应纳入到被害人的体系中，否则会导致被害人范围的无限扩大，而且犯罪行为人的罪责也极有可能被任意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