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方法范文

时间:2023-09-28 19:11:54

统筹方法

统筹方法篇1

关键词:运筹学系统工程教学方法

《运筹学与系统工程》是上海海洋大学的物流工程专业本科的学科教育基础课程,通过此课程的学习,目的在于使学生正确理解系统优化的概念,掌握系统优化的普遍规律、基本原理和一般方法,并能综合运用于对实际问题的分析,初步具有解决一般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综合管理素质,并为以后学习其它课程打下基础。

1、以往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运筹学与系统工程》这门课所包含的内容很多,学校的教学总学时是一定的,分到每门课上的学时也就受到限制,该课程只能讲解其中的部分内容,或者课程的很多内容都不能完全展开讲解。学生在课堂学习到的内容有限,课后自学任务很重。

在教学方法上,教师在课堂上只是进行单一的讲解,与学生的互动性不大,教师对学生的学习程度掌握不好,学生听过之后,也容易忘记。几乎没有实验教学内容,没有实验条件,然而,该课程又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在生活中应用很广,这就造成了课堂与实践相脱离,学生不知道该如何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考核方式以期末考试为主,学生平时没有学习热情,大都集中在期末考试前进行突击。造成了一种应试学习,对学生的思维能力、创新能力的锻炼不够。

2、课程教学解决方案

物流工程在上海海洋大学是一个新的专业,2008年开始招生,2009年初第一次上《运筹学与系统工程》时是48学时,2010年和2011年将其调整为64学时,2012年再次将其调整为80学时。随着学时的增多,这门课程的教学内容也逐步丰富起来;通过三年的本科教学实践,对于该课程的教学方法也进行了一些摸索和总结。现从以下几个角度,对该课程的教学方法进行一些研讨。

(1)内容讲解的技巧

《运筹学与系统工程》是由两大内容板块构成,即运筹学和系统工程。运筹学的学时占三分之二,系统工程的学时占三分之一,从学时分配的比例来看,运筹学占主要地位。运筹学侧重于最优化的基础理论和算法的求解,主要内容包括:线性规划及单纯形法、线性规划的对偶理论与灵敏度分析、运输问题、整数规划、图和网络分析、排队论、决策分析等;系统工程侧重于从宏观角度讲解整体优化的思想,主要内容包括:系统分析、系统模型、系统设计、系统评价等。

运筹学所涉及到的具体的算法其步骤是统一的,所以不需要题海战术,只要熟悉基本步骤和方法,学会了一个例题,便相当于弄懂了这一类的题。在教学中,讲课速度不易过快,对于某一求解算法要分解为几步进行,学生弄懂了第一步,再往下进行第二步。讲课过程中,结合例题,对于算法老师每讲一步,要求学生针对例题具体计算一步,这样学生可以马上将所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例题的求解过程中,效果非常好。

系统工程涉及的是最优化的思想,如果只是照本宣读,学生会产生厌学的心理,因此需要将文本内容与实际例子(如长城、都江堰水力工程等)结合在一起进行讲解,学生在学习实际案例的过程中,对相应的理论知识也有了了解。在课下布置作业,让学生用心观察周围的事物,举出系统工程的实际应用例子,或者疑惑的问题也可带到课堂上大家一起分析。

(2)课程内容的融合

《运筹学与系统工程》课程中的运筹学和系统工程这两部分内容不是孤立,而是要融合在一起的,并应用于实际。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在课程中增加了一个课程设计的内容。课程设计的内容来源于实际,以四川东北达州地区境内的硫磺运输为背景,该地区将建设罗家寨(宣汉县南坝镇),铁山坡(万源市罗文镇),渡口河(宣汉县南坝镇)三座天然气净化厂,生产出来的硫磺将运往云南、贵州、湖北、重庆等地,要求学生制定一个硫磺运输的可行性方案。首先,需要学生运用系统工程的思想设计出硫磺运输系统,确定该系统中的运输需求模块、需求解决方案模块、紧急预案模块的详细内容,并要从技术、经济、外部效果等角度对所设计的系统进行评价,在这一步中覆盖了系统工程的内容。其次,在具体的运输线路确定上 ,需要用到运筹学内容,运用图和网络分析的知识选择最经济的线路,运用运输问题的知识解决车辆调配问题。

这个课程设计的内容进行了两年,学生反映效果很好。每五个学生组成一组,每组成员根据自身的优点自行分配任务,培养了学生之间相互协作的精神。为了增加每组间的竞争意识,课程设计完成后,从每个小组中选出一个人组成评审小组,每个小组要逐一对设计方案进行讲解并回答评审小组的问题,进而,从所有备选方案中选择一个最优方案,课程设计的成绩会在平时成绩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3)引入实验教学

实验教学可以对理论教学内容起到了应用和补充的作用,能使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并运用软件程序快速求解大规模的最优化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也可提高学生自身的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实验教学是上海海洋大学物流工程专业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验室的建设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设备。2009年建成运筹学实验室,配备一定数量的计算机,引进“Xpress-MP”运筹学实验软件。运筹学实验开展了三年,在教学中不断摸索,总结经验,编写了《运筹学实验指导书》,为后续的教学工作起到了指导的作用。

“Xpress-MP”软件中包含的几个求解引擎能够覆盖生活中大部分的最优化问题:Xpress-Optimizer用于求解线性规划问题,混合整数规划问题,二次规划问题,以及混合整数二次规划问题;Xpress-SLP是一个非线性规划问题以及混合整数非线性规划问题的求解器;Xpress-SP是一个随机规划工具;Xpress-Kalis是一个有约束规划软件,专用于离散组合问题。依托这个软件,开发出了四个综合性的实验项目:“投资问题”,资金在股票中进行最优分配来达到最大化的收益;“背包问题”,在能够携带重量范围内带走最大价值的物品;“棋子问题”,安排棋子生产计划以获得最大收益;“项目计划问题”,在有限时间和资源条件下完成一定数目的项目以获得最大收益。每个实验只给出框架性的指导,要求学生自己编写程序,修改程序,完成实验报告。并在教材中找到每类问题相应的例子,运用程序进行求解。

(4)改革课程考核方式

《运筹与系统工程》作为学科基础课程,学校要求期末必须进行闭卷考试,以往的考核方式对学生的评分大都是以期末考试为主,这会养成学生平时疏于学习,考试突击的不良作风。在这里针对考核方式进行改革,加大学生平时成绩的比例,提高为40%,期末考试仅占60%。在40%的平时成绩中:课程设计为20%,实验为10%,课堂表现为10%。侧重对学生平时学习态度和学习成果的考察。

课程设计的评分,以运输方案设计的合理性、答辩过程中的表现为评分标准;实验教学评分,以实验方案设计的科学性、程序编写的正确性、数据分析的准确性为判定标准;课堂表现以学生的回答问题的积极性、听课的认真性为参考依据。期末考试的侧重考察学生对课程基础理论的考察,以对内容的理解为主。

3、课程教学效果评价

该教学方法在实际教学运用过程中效果良好,充分体现了学校要让学生成为应用型、创新型人才这一培养目标的要求,学生的思维能力、观察能力、动手能力得到了提高。学生对课程教学效果的评价良好,学生评分在同类课程中名列前茅,教学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为学校物流工程专业相关的专业课程教学提供了一个共享的技术平台。

基金项目:2012年物流教改教研课题(物流工程课程体系的构建与改革,项目编号:JZW2012083)。

参考文献:

[1]林亮,王远清,贾贞.运筹学实验的瓶颈解读[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1,2(202):178-180.

[2]秦永菊.运筹学课程的教学实践与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1,9(685):140-141.

[3]沈炜,伟全.“运筹学”课程实验教学方法的探讨[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09,8(28):135-137.

统筹方法篇2

科学发展观,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既是发展观,也是方法论,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切入点和现实途径。

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城乡一体化新局面

科学发展观的五个统筹的第一位,就是统筹城乡发展,这是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适应形势需要、从政治和全局高度提出的指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思路、大战略。按照专家的观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的变化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一阶段的政策特点是以农补工,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沉淀在土地上。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必然性,但也导致城乡二元体制逐步形成并不断强化。二是改革开放后到党的十六大前。逐步放开农产品市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大量转移,城乡经济的关联度显著增强。三是党的十六大以后。2002年11月,针对长期以来形成的“三农”问题,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这是党中央根据新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和主要矛盾,致力于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破解“三农”难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央确立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方略,就是要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改变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增收困难的局面,建立起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十年来,中央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摆在“五个统筹”之首。党的十七大提出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特别是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把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作为重要主题,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新要求。在近十年间,中央出台的一号文件均聚焦“三农”问题,而“统筹城乡发展”成为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

首先,在制度机制建设方面,一整套强农惠农富农的政策体系初步形成,一系列事关农业发展的重大措施密集出台,九个中央“一号文件”全方位强化“三农”的核心地位。例如,取消农业税,开启农民休养生息新时代;实行农业生产补贴,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放开粮食购销,农产品流通纳入市场化轨道等,这些政策措施推进了农业现代化,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进入“黄金期”:粮食生产实现“八连增”,站上1.1万亿斤历史新台阶。据统计,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比2002年增长1.8倍,年均实际增长8.1%,其中2010、2011年连续两年收入增速超过城镇。

其次,工业反哺农业夯实了农业发展的基础,反过来又促进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随着农业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大量富余农产品成为工业生产的重要原材料,数以亿计的农民走向城市,支撑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与此同时,农民收入增速连续超过城镇居民,又为工业品提供着广阔的市场。特别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央出台了包括“家电下乡”在内的多项政策措施,启动了巨大的农村市场。在国内消费拉动下,中国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

第三,部署城乡建设科学规划,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呈现双轮驱动良好态势。以前,我国在城乡建设中只有城市规划法,而村镇规划无法可依,一定程度上导致城乡建设严重失衡。2008年1月1日起,城乡规划法实施。这部法律的诞生表明我国正打破建立在城乡二元结构上的规划管理制度,进入城乡一体规划时代。十年间,我国城市高速发展,乡村面貌显著改善,城乡差距逐渐缩小。例如,铁路、公路网络不断健全,农村公路“村村通”目标基本实现,城乡联系更加紧密;城市人口饮水质量指标不断完善,3.26亿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得到解决;新增农村沼气用户3000多万户,改造农村危房460多万户。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比2002年提高12.2个百分点,城乡结构发生历史性变化。

第四,下功夫消除分割,竭力体现公平,让“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阳光”普照城乡。十年来,我国逐步搭建起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越来越多的农民像城里人一样,实现了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困有所济的梦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97%的农民,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5300多万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覆盖60%的县,7800多万农民领取了养老金。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说,实施城乡统筹,本质上就是要使城乡两类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也是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尤其是我国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更多转向农村,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向农村倾斜,公共财政的阳光更多地照耀到农村,我国向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迈出重要步伐。值得一提的是,在快速城镇化的浪潮中,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也从有限的土地资源中解脱出来,他们既建设城市,也努力融入城市。一项项探索为这些“新市民”打开方便之门:2010年11月16日,成都市正式实施城乡一体的户籍制度,城乡居民可以自由迁徙;福建宣布从2014年起,凡在福建高中有3年完整学习经历的非户籍考生可在福建就地报名参加普通高考,与福建考生享受同等的录取政策;2009年,广东中山市开始探索外来工积分制入户政策,在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2010年6月,广东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开展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工作的指导意见》,在全省范围内实行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政策。截至2011年7月,广东已有15.3万名农民工通过积分制入户城镇,实现了城市梦。

在实践中,各地对城乡统筹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自2003年起,四川省成都市开展了大规模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成为探索中国特色新型城市化道路的先锋。2007年,成都市获批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我国首次设立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市抓住城乡发展不协调这个制约发展的主要矛盾,探索实施城乡统筹、“四位一体”科学发展总体战略,统筹推进“三个集中”、“六个一体化”和农村工作“四大基础工程”,在城乡基层推进经济市场化、社会公平化、管理民主化改革,初步形成了城乡同发展共繁荣的良好局面。随着城乡统筹发展的纵深推进,成都的改革重点指向了农村产权制度。2008年10月28日,成都在全国率先挂牌成立了综合性的农村产权交易所。交易所为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房屋产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等项目提供专业服务。这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目的就是“还权赋能”,实现农村资产资本化,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保护农民的财产权利。继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成立后,北京、上海、江苏、武汉也都纷纷成立了大型农村产权交易所。成都市的实践证明,系统全面地推进改革,能够有效破解“城乡二元体制”难题,是一条事关全局、触及根本、现实可行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自从党的十七大提出建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后,各地积极探索统筹城乡发展的新体制新机制,一些地方初步形成了城乡规划一体化、资源要素配置市场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行政社会管理一体化的新局面。进入“十二五”,各地特别是东部地区城乡一体化将向纵深推进,地方“十二五”规划《纲要》已明确了推进的重点。如“十一五”期间,江苏成为全国城乡发展差距最小的地区之一,城乡一体化发展也为全国提供了示范样本。对于“十二五”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规划,江苏提出要实现“五个一体化”,即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为突破口,大力推进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劳动就业一体化,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加快建立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图表7:2002—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变化图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专题

新城建设则成为上海、北京等地“十二五”城乡统筹发展的一个亮点。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商务成本攀升、人口总量增长较快、交通压力日益凸显的现状,上海将以新城建设为重点提升城乡统筹水平。上海市“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分类推进新城建设,优化提升嘉定、松江新城综合功能,建设长三角地区综合性节点城市;加快青浦新城建设,提升产业和居住功能;大力发展浦东南汇新城,建设综合性现代化滨海城市;加快奉贤南桥新城发展,加强功能性开发和提高综合配套水平;支持崇明城桥新城走特色发展道路。同样,北京也十分重视新城建设,提出要着力推进通州现代化国际新城建设,实施新城中心区引擎、高端要素集聚、城乡一体化加速、国际化发展四大战略,实现区域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管理、城乡一体化发展三大跨越,社会建设水平、生态文明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三大提升和区域合作的深化,基本建成北京中国特色世界城市之中的北京新城。目前,北京市已经确立了亦庄、顺义、大兴、通州等11个新城。据悉,北京2011年拟安排230个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约9196亿元,其中,重大项目中新城所占的比例为中心城的两倍,中心城项目64个,新城项目133个。

统筹区域发展,构建中国区域经济新版图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的自然、经济等条件差异显著,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基本国情。在这一基本国情下,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便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区域经济规划密集出台,而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主题功能区战略同步推进,我国迎来了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新阶段。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布局,即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

从2011年的统计数据看,我国东部地区继续率先发展,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全面提速,多项经济指标增速不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而且位居全国增长的前列。总的来说,我国区域发展已呈现出地区发展差距相对缩小的良好态势。实践证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利于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对于扩大内需、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司司长范恒山说,“东部地区的发展支撑着布局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新的增长极不断涌现,中国区域经济版图日趋清晰,沿海与内地竞相奋进、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为中国经济积蓄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地区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早在1999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提出要研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当年6月17日,在西安召开的西北5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系统阐述了西部大开发的内容,提出“加快开发西部地区,是全国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大思路”,“从现在起,这要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就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

为了更有序地推进西部大开发,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要“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2006年12月,国家出台西部大开发的第二个规划——《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提出推进重点经济区率先发展,加快建立重点经济区,成为带动和支撑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地;鼓励南贵昆、呼包银、兰(州)西(宁)等区域依托交通干线,加快形成有特色的城市带。该《规划》提出的任务也相继落实:2008年2月,国务院率先批准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2009年底,国务院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西部大开发的另一个重点发展的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也在2009年6月正式公布。继这两个区域规划之后,2010年6月18日,作为我国第三个部级开发开放重点新区——两江新区,在重庆直辖十三周年之际正式挂牌成立。这是中央布局西部大开发的又一重大举措,未来两江新区将成为西部开放的门户和新的增长极。2010年7月5日至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了今后10年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总体目标。2012年1月9日,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会议和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会议讨论通过《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规划》明确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速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等七大目标。2012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有力促进了西部地区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2010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由1999年的17.5%提高到的18.6%,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由58%提高到68%,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0—2011年,西部大开发累计新开工重点工程165项,投资总规模3.1万亿元。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国道主干线西部路段和大型水利枢纽等一批重点工程相继建成,完成了送电到乡、油路到县等建设任务,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全面实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取得显著成效;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多,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贫困发生率显著降低,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同东部地区互动合作取得新进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合作不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新格局初步形成。

西部大开发以来,各省份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和产业特点,均形成了具有竞争力的重大支柱优势产业,比如青海省先后建成了全国最大的钾肥基地、食盐生产基地以及西北最大的水电基地,形成了四大支柱和四大优势产业。宁夏则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形成了煤化工、天然气化工、高载能等支柱产业以及特色农副产品深加工等农业优势项目。同时,西部地区在区域协调发展中还形成了成渝、关中—天水、广西北部湾等11个重点经济区,为下一个10年发展带来了潜力和后劲。

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东北地区发展取得重要成果。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启动后,“东北现象”——东北三省工业经济效益下滑、工业生产步履维艰,和“新东北现象”——传统优势农产品大量积压、农民增收缓慢、农业经济效益提高不大等开始受到决策层和社会的高度关注。为落实“十五”计划纲要和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改造的任务,振兴东北战略在2003年开始提上中央政府的日程。这年的5月31日至6月3日,总理在辽宁考察时,明确发出了振兴东北的信号;8月1日至3日,又考察了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并在长春主持召开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座谈会;9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9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前述《若干意见》,东北振兴正式成为国家战略。

2003年10月,中央下发《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中发〔2003〕11号,简称“11号文件”),标志着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正式启动;12月,国务院成立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与西部大开发一样,其组长也由国务院总理担任;2004年4月,国务院下发国务院振兴东北办的“三定”方案,国务院振兴东北办正式成立。为贯彻落实“11号文件”,国家率先在黑龙江、吉林两省实行全面免征农业税政策,扩大东北地区粮食生产补贴范围和规模;率先在辽宁试点的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工作扩大到黑龙江、吉林两省;自2004年7月1日起,率先在东北三省八个行业实行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制定了解决厂办大集体问题的政策。同时,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也列为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重要内容之一,先期启动了辽宁阜新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工作,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2007年8月,国务院出台《东北地区振兴规划》,围绕振兴主题展开跨省区规划,以“一条主线”、“六个加快”为核心展开。针对2008年下半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体制性、结构性等深层次矛盾,2009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3号),出台了振兴东北的28条政策措施。2010年4月16日,黑龙江省、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和辽宁省主要负责人在沈阳出席东北四省区合作首次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共同签署了《东北四省区合作框架协议》。2011年7月26日,东北四省区行政首长联席会议达成《推进东北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协议》、《东北三省与蒙东地区战略合作协议》和《加快建设东北东部经济带合作协议》。2012年1月9日,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会议和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会议讨论通过《东北振兴“十二五”规划》。3月21日,《东北振兴“十二五”规划》获国务院批复。

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来,东北地区发展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2011年,东北三省经济总量达到4.5万亿元,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百万千瓦核电装备、百万伏特高压输变电设备、百万吨乙烯核心装置等一大批重大技术装备研制成功,重大装备自主化成绩斐然;粮食产量由2004年的1446亿斤提高到2011年的2155亿斤,为全国粮食实现“八连增”做出重要贡献;国企改革攻坚取得重大突破,多种所有制经济蓬勃发展,沿海沿边开放同步推进,利用外资大幅提高;新农合参保率达90%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降到4.3%以下,改造城市棚户区1.3亿平方米,社会民生明显改善。

图表8:2002年及2011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生产总值全国占比变化图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专题

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中部地区发展迈出实质性步伐。与西部开发、东北振兴的热潮相比,“不东不西,不是东西”的中部地区面临着尴尬局面。2004年3月,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2006年3月27日,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4月,中央《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正式下发,中部崛起战略实质性启动。2007年4月,国务院批准设立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办公室,挂靠国家发改委。不久,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中部六省比照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和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范围的通知》。2008年1月11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国家发改委有关建立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请示报告,同意建立由发展改革委牵头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2009年9月,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提出到2015年中部地区建立“三个基地、一个枢纽”,即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综合交通运输枢纽。2010年8月25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实施意见》。2010年9月6日,《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正式出台。2012年7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在中部地区加快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和高技术产业基地建设。

在近十年的发展中,中部地区优化产业结构,加强现代农业建设,既注重全国能源、重要原材料基地建设,又兼顾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不断把区位优势和综合经济优势变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同时,各省份实施了优势互补、区域联动的发展战略。比如,山西将建设全国新型能源基地和新型工业基地作为目标,湖北则着力于建设农产品加工生产区、现代制造业聚集区、高新技术发展区。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同时,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

东部跨越:产业升级带来新型竞争力。在全国改革开放一盘棋中,东部最早落子,如今我国东部已成为亚太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之一。而在近十年的跨越中,东部又依靠技术、产品、机制创新,走上一条转型升级、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2008年,国务院下发了《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以此为起点,进入2009年后,涉及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多个规划或政策相继出台,包括《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横琴总体发展规划》、《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规划纲要》等。2012年以来,国务院设立了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批准了《珠三角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未来东部发展将融入更多的金融元素,金融创新有望成为东部发展的新引擎。专家预计,“十二五”乃至到2020年的十年间,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将继续深化,包括建立多层次的区域规划体系框架、构建差异化的区域政策体系等,行政区规划和经济区域将有机衔接、高效整合,长期以来存在的区域分割和区域封闭将基本消除,城乡统筹、区域一体化经济新格局将基本形成。

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断加快社会管理创新

评价一个执政党的执政业绩,不仅要看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率,也要看其社会建设的质量和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针,虽然从“六五”开始国家把社会发展纳入中长期发展战略中来规划,国家计划也正式改名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但社会事业和民生问题受到重视仍经历了一个过程。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大力推进国企改革,下岗人员大量出现,社会贫富差距逐步扩大,社会民生问题开始凸显,尤其是有些地方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事业的发展。公共教育体系、公共卫生体系、科技创新体系、文化事业体系以及社会救助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危机处理体系等各项社会事业体系没有相应建立和发展,相当滞后于经济发展。为此,“十五”计划明确提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主要预期目标,2002年10月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指出,本世纪头20年,我们要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200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其中之一就是强调要坚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把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兼顾并重,深化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制改革,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等。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大力发展社会事业,注重民生建设。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已经在以人为本方面进行了综述,下面的综述主要是关于社会管理方面的内容。

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最突出的变化就是中央在十年间不断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借此构建比较完善的社会管理体系。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人均GDP处于500—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时,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对应着社会矛盾进入多发期,是社会矛盾最为严重的时期。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对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作了全面部署,正式将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并列,社会体制改革正式提上党和政府的工作日程。2011年,“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也是中国的“社会管理年”。 同年2月,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齐聚中共中央党校,专题研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3月,“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独立成篇,写入了“十二五”规划纲要,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社会管理被赋予了更重的分量;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对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专门出台了《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

十六大以来,我国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格局,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强化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责,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支持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同时,我国不断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逐步建立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修订条例,积极完善制度,加强社会矛盾源头治理,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浙江省诸暨市等地加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体系建设,探索完善第三方调解机制,成立医患纠纷、征地拆迁纠纷、交通事故等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和工作平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共青团农场建立团场、连队、综治协管员三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网络,在连队、社区首创“老军垦”矛盾纠纷调解室。此外,我国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公共安全体系,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完善应急管理机制。2003年“非典”危机以来,中国危机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完善,为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处理提供了制度保障。2003年,制定并公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将防治工作纳入依法、科学、规范、有序的轨道。2006年1月,国务院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之后,又了9件事故灾难类突发公共事件专项应急预案;2007年11月1日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我国应急管理机构也逐渐得到充实和加强,应急管理机制逐步完善。继续强化安全生产管理和监督,坚持安全发展,制定矿山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完善安全生产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开展重点行业领域安全专项整治,努力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方针,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制定治安管理处罚法,广泛深入开展平安建设活动,依法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着力整治突出治安问题和治安混乱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十六大以来,我国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到基层,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加强和完善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实有人口动态管理机制,完善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政策。加强和完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管理,明确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管理和服务员工的社会责任,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

与此同时,管理中体现服务,服务中延伸管理。十年间,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服务管理、互联网服务管理、公共安全体系建设,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无不凸显“服务”二字。为加强和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天津市滨海新区建立对长期工作、工地临时、散居社区的三类流动人口分类管理,建立功能区、街镇、居村(建筑工地)三级平台、一站式服务,建立解困救助、维权法律援助、落户激励保障三层保障为主要内容的“三个三”工作模式。为保障服务质量,各地区摒弃粗放式管理模式,推动社会管理向精细化、前端化管理转变。浙江省宁波市创新建立基层公共安全监管体系,在乡镇(街道)设立公共安全监管所,在行政村(社区)、企事业单位建立公共安全协管员队伍,并建立“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信息平台”,建立食品、药品和饮用水安全等监管机制,建立食品药品质量追溯制度。辽宁省沈阳市构建全方位、全天候、立体化的社会治安防控网络。

统筹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生态文明列入中国五大建设体系

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高度重视的课题。2012年7月23日,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班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六个建设,其中生态文明建设引人注目。专家表示,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建设,到“物质、精神、政治、生态文明”四个文明的提出,是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化。专家解释说,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生态文明是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观念,按照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运转的客观规律建立起来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协调发展的社会文明形式。

十年来,我国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不断推进,互动发展。2002年,党的十六大将“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提出“树立和落实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坚持在开发利用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2005年,在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生态文明”。他指出,我国当前环境工作的重点之一是“完善促进生态建设的法律和政策体系,制定全国生态保护规划,在全社会大力进行生态文明教育”。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深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把“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一项新要求。

党的十六大后,我国就着手进行了生态省、生态市、生态县的建设实践,批准了海南、吉林、黑龙江、福建、浙江等五省在内的首批生态省建设试点。党的十七大把建设生态文明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重要战略任务,明确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党的十七大后,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上升为政府的施政纲领和国家发展理念。2007年12月,国家在中部设立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全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战略高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这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理论的丰富和完善,是党执政兴国理念的新发展。这不仅是我们党又一新的重大理论创新,也是我们党率领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伟大实践。“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把“绿色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作为我国“十二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

2011年3月,“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必须增强危机意识,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生态文明水平。“十二五”规划纲要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首次把绿色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写入纲要中,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作为约束性指标,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外开放实践中的重大理论创新。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面推进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站在战略和全球的高度,提出了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等重大战略思想。

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十年,正好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十年,也是我国外贸发展最快的十年。世行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5%,连续两年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第一引擎。统计显示,2011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36421亿美元,比2002年增长4.9倍。其中,出口总额18986亿美元,增长4.8倍;进口总额17435亿美元,增长4.9倍。2009年我国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一位,占全球出口比重由2005年的7.3%提高到9.6%;进口总额上升至世界第二位。

中国入世代表团团长石广生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从这十年来看,我们认真履行承诺,切实趋利避害,实现了总体利大于弊,证明中央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入世的意义是深远的。

事实上,实行对外开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大战略,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但开放也不可避免带来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对此,邓小平、曾分别予以强调:在对外开放中要做到趋利避害,更好地推动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对外开放工作面临新的要求。党的十六大结束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学习,在谈到抓住本世纪头20年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时,指出,“不仅需要十分关注国内经济的发展情况,也需要十分关注世界经济的形势”。

在2003年下半年的防治“非典”工作会上,进一步指出,“我们制定政策、推进工作、处理问题,必须有世界眼光,善于认识和把握国际因素对我们的事业发展可能产生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影响”。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形势愈益紧迫,要求也更加明确和清晰。在2003年11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四个坚持”的要求,即坚持利用国际有利条件和充分发挥我国优势相结合,坚持扩大引进技术和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相结合,坚持利用外资和大力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相结合,坚持实施“走出去”战略和缓解国内短缺资源约束相结合,增强我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开创对外开放的新局面,从而促进内外资源合理配置、内外市场互为补充。2004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演讲中指出,中国真诚希望同亚洲各国发展全面、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提出要“经济上互利共赢”。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了对外经济工作的四点启示,其中之一就是“增进合作,互利共赢”。特别是在2005年5月中央政治局第22次集体学习上,指出,“要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高度,立足国情,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坚持用全球战略眼光观察和谋划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努力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更进一步为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年10月,在十六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总结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的十个重要的阶段性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我国对外开放范围扩大、领域拓宽,同国际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高”。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在此基础上,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明确要求,如“以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为重点,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以引进先进技术、先进管理和海外智力为重点,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以扩大能源资源和技术合作为重点,继续实施‘走出去’战略”等,推动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同年9月,在中央政治局第44次集体学习上,提出了“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优化对外开放结构和布局”、“深入实施‘走出去’战略”、“扎实促进互利共赢”、“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等五个方面的要求。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作出了全面的部署。强调要统筹安排对内对外经济工作,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创新对外开放工作思路,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明确提出要“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创新利用外资方式,优化利用外资结构”、“继续实施‘走出去’战略,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推进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强双边多边经贸合作”等要求。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影响,对中国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来说,是考验也同样是机遇。在2010年2月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专题研讨班上讲话时,要求“要把握对外开放的阶段性特点,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通过对外投资缓解中国生产能力过剩、内需不足的矛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带动相关产品和服务出口,获得更丰富、更高水平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市场资源”。并特别强调,“这是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迫切要求。”“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统筹好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不断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重申,“我们将坚定不移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继续以自己的和平发展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

但是,中国外贸发展的十年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可以用“披荆斩棘”四字来形容。在诸多专家看来,如果以五年为界,前五年,我们是在学习与观察。而近五年更多的则是参与其中,并且日益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挥作用,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典型代表,并开始发表自己独立的观点。

十年来,中国已逐渐成为规则制定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作为中国入世谈判最后的推手,以及入世后巩固与争取中国在WTO利益的代表,前中国驻WTO组织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孙振宇曾描述自己的工作主要有三方面:应对贸易争端、研究如何履行中国入世承诺、推进多哈回合谈判。

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国出口增长势头很猛,每年以超过20%的速度递增。从2006年开始,中国逐步进入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来,政府也开始从“怕当被告、怕接触争端”向“主动参与、勇当原告”转变。近两年来,我国已经成为参与案件最多的国家,并且不断涌现出胜诉的案例。2010年10月25日,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正式通过专家组报告,裁定美国针对中国禽肉采取的进口限制措施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这是中国首次独立挑战美国立法在世贸组织获胜。专家表示,美国国会立法在世贸组织受到挑战很常见,但成功的屈指可数,并且往往都是几个国家联合申诉获胜的。中国首次独立在世贸组织挑战美国国会立法,能够取得这样的胜利,非常难得。2011年,我国更是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3月,世贸组织上诉机构了专家组对于中国诉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案作出的裁决,认定美国政府采取的相关措施与世贸组织规则不符;7月,世贸组织上诉机构作出裁决,认为欧盟对从中国进口的碳钢紧固件实施的反倾销措施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则。截至2011年,中国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共参与了104起案件,其中主动8起,被诉21起,作为第三方参与了75起其他成员方之间的案件。单从数量上看,中国就已成为WTO争端解决机制最重要的参与者。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仅要履行承诺和承担义务,更要行使我们的权力,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这主要体现在多哈回合谈判上。多哈回合谈判标志着从世贸组织成立以来中国人首次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陆燕表示,多哈谈判中议题的内容非常多,有很多规则的制定都会对中国的外贸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对于中国来说,大胆主张和建议、提出自己的提案,积极参与到世界贸易规则的制定和修改过程中去,是非常重要的。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制造“再出发”。2012年,美国因为奥运会代表队队服由中国制造引致全国哗然,也令舆论目光再次聚焦中国制造。事实上,美国不是唯一一个奥运服装由中国生产的国家,中国体育用品商早已包办了多国奥运军团的服装生产。十年来,“Made in China”迅速地印在了美国人的袜子、意大利人的皮鞋以及俄罗斯人的帽子上,“中国制造”成为风靡世界的一张名片。强大的生产能力和完备的生产体系成就中国制造独特的竞争力。十年间,中国已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出口产品的结构变化中,我们发现中国制造在这十年中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出口总额中,工业制成品占比由2002年的91.2%提高到2011年的94.7%,机电产品由48.2%提高到57.2%,高新技术产品由20.8%提高到28.9%。这说明,中国制造正从早期的出口纺织品、玩具等低端产品向科技含量高的高端产品迈进。

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因为十年来我国始终在推进对外贸易领域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一方面,在WTO框架下进一步推进外经贸等体制的改革。中国成为世贸组织的一员,意味着中国要信守一系列重要承诺,公开其经济体制,改革其经济体制。十年来与中国外贸相关的法规和体制调整主要包括:一是在非歧视原则、自由贸易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下调整和修改不符合WTO规定的政策法规,从中央级的法律到30个政府部门的3000多个法规规章、19万个地方的规章制度得到了清理和调整。二是转变外贸主管部门职能,从以行政领导为主转变为以服务为主,逐步公开国际贸易和国家投资体制。三是加快外贸主体多元化步伐,允许私营外贸企业发展。2004年7月1日国家实行《对外贸易法》允许居民个人及企业经备案登记后可自由开展对外贸易。四是由地域的全方位开放走向产业的全方位开放。对一般具备竞争性的行业实行全面的开放,允许外国商品和资本在一定的条件下进入,开放了100多个服务的部门。五是减少各类出口补贴,降低进口税率,消除非关税壁垒。

另一方面,各类外经贸政策不断调整。十年来,中国较大幅度地按WTO规则对相关补贴进行了调整,总体趋向是降低出口生产者补贴。第一,出口退税政策。入世之初,中国延续了1998年以来的提高出口退税率政策,累积了中央财政的较大负担,2002年底形成了财政对出口企业2477亿元的欠税。2004年1月1日实行新出口退税政策,依照“新账不欠,老账要还;完善机制,共同负担;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原则,改革出口退税机制。同时为平衡贸易顺差,抑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其后又进一步下调或取消部分产品出口退税。2008年下半年以来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升级为国际金融危机,我国从2008年8月至2009年7月,我国连续7次大规模上调纺织服装、机电、钢材、化工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随着出口恢复增长、经济复苏,从2010年7月15日起,取消部分钢材、有色金属加工材、农药、医药、化工产品、塑料及制品、橡胶及制品、玻璃及制品的出口退税,共涉及六大类商品,商品品种406个。无论从出口恢复,还是从税率及减轻财政压力的角度看,未来下调出口退税率都有较大空间。第二,出口信贷补贴。我国出口贴息主要体现在出口信贷上,这项业务主要由进出口银行作为官方出口信贷机构来承担,以接受国家财政的利差补贴为主要特征,较商业贷款有较大的利率优惠,因此其补贴特征比较显性化。入世后,我国承诺遵守WTO规则,并在有关的文件上对政策性银行(包括进出口银行)的信贷业务做了相应的说明,即政策性银行贷款不接受国家的财政补贴,贷款基本上按商业贷款利率。2007年5月8日,我国宣布取消由中国银行实施的出口贷款补贴。第三,人民币汇率升值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1994年,中国实行人民币汇率改革,实现了人民币汇率的单轨运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成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目标。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宣布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由8.2765上调至8.1100,上调2.1%,从此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逐渐形成更富弹性的汇率机制。2010年6月19日,中国重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2011年9月21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冲破6.7关口,自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名义汇率已累计升值近20%。第四,外资税收等优惠政策的调整。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我国给予了外资企业众多的税收优惠,一些地方政府从扶持本地企业和吸引外资的角度出发,也出台了不少税费减免政策,为外商投资创造优惠条件。在WTO框架下,为推进内外资的统一国民待遇,2008年内外资的所得税实现了“两税合一”,税率调整为25%。

此外,市场准入、进口关税及相关政策调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全面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逐步扩大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市场准入,放开外贸经营权,并且进一步简化进口管理,进一步完善进口促进体系,大幅降低关税。十年间,中国还不断削减非关税措施,取消了424个税号产品的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和特定招标,分批取消了800多个税务商品的管理。为了使中国的服务贸易融入世界服务贸易之中,也为了使中国的服务贸易得到更好的发展。中国政府在关于服务贸易的12大领域中,先后颁布实施了一些政策法规,开放服务贸易市场。截止到2010年,在按WTO规则分类的160多个服务贸易部门中,中国已经开放了100个,并承诺将进一步开放11个分部门,涉及银行、保险、电信、分销、会计、教育等重要服务部门,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再者,参与世贸谈判、政策审议与争端协调。入世伊始,中国就积极参加世贸组织举行的各种推动谈判的会议,提出议案。如2003年9月的坎昆贸易部长会议,2004年7月的日内瓦小型部长会议,2008年7月日内瓦世贸小型部长会议,2009年11月世贸组织第七届贸易部长会议。此外,中国主办了世贸大连小型部长会议,2005年12月香港承办第六届世贸组织部长会议。中国以积极务实的态度参与多哈回合谈判,在农业、非农和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等谈判中,为推动谈判早日取得进展作出了建设性贡献。十年来,中国坚持履行规则与享有权利相结合,维护和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如积极参加对华贸易政策审议活动,认真回答和澄清了成员提出的3500多个问题。中国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经历了三个阶段:规则学习 (2001年底入世至2006年3月),规则参与(2006年3月至2008年9月),第二阶段则是尽量利用现有规则服务于自己的利益;规则建议(2008年9月至2012年9月),开始对规则提出自己的解释。

统筹方法篇3

关键词: 水利经济 科学发展 有效途径 合理政策 有效措施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全面认识和系统把握,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水利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基础产业,水利建设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且互为反馈的内在联系,因此,以科学发展观统筹水利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是水利建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是国家和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组成和重要保障。

一、实现水利经济科学发展的有效途径

水利工程总的来说还是社会获取的经济效益较大,而对于政府部门来说,财务收益是比较小的,取得的主要的无形的社会效益,而将财务收益与社会经济效益做比较的话,比值就更小了,并且若只是靠部门本身取得的财务收入来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也就是科学发展的话,基本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必须加强对水利工程的经营管理,使得水利工程可以最大可能地增加财务收益,同时还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

水利对于农业的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堪称命脉,因此对于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来说,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之一,对于整个社会的国计民生的发展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水利经济也以税收或者利润的方式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也是推进国民经济科学发展的巨大助力。所以,政府在水利工程完工后从税收中提出一部分补贴水利行业,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而且在水利工程的运营方面,因为投入了大量劳动,天然水得到有效的控制和利用,也使得水的使用价值得到了有效的提高,使人民的生活和工农业发展都得到了满足,对于社会财富的增加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我们也可以根据受益的程度,以及可以承受的能力范围,对水利工程服务的对象收取一定的水费、电费、防洪费等。

水利工程的政府补贴,以及进行有偿服务相结合的方式,目前在全世界也是被普遍运用的政策。比如在防洪工程上,很多国家都是由政府来承担所需的建设和维护的费用,而一部分的维护费则可以由受益较大的服务对象来承担,不过不能超过其受益额;而在灌溉工程方面,一些国家则是政府承担大部分的基建费用或者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则用长期无息贷款的方式来支付,然后收取灌溉水费,并以此来解决工程的维护和运营所需的费用,以及偿还一部分的贷款。在水力发电,以及城市工业供水的工程的建造上,可以规定征收电费和水费,从而回收投资的费用,不过要制定优先发展水电的一些政策措施,并制定倾斜性的投资扶持的政策。政府部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运用法律的形式给予政治方面或者经济方面的支持,也可以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对于一些有益的外国经验,我们也可以借鉴,并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水利经济政策,使我国的水利经济可以更快地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

二、实现水利经济科学发展的合理政策

水利经济的效益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在各个不同的部门,财务收益的状况不尽相同。有些部门的收益相对较多,比如负责水力发电或者城市工业供水的部门,而有些部门则比较少,例如负责灌溉工程的部门,还有些部门甚至很难取得财务收益,例如防洪部门或者治涝电排部门等。因此,对于不同的水利工程的管理部门就不能实行完全相同的扶持政策,而要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政策,比如进行有偿服务和财政补贴相结合的方式。这种倾斜性政策被许多国家运用。

因为不同的部门具有的社会经济效益和各自的财务收益都有所不同,据此特点,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再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可对不同的水利经管部门实行不同的经济政策,以促使水利经济实现良性的发展。

要制定经济政策以促使各个水利部门实现科学发展,我们不仅要对各个部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行评估,运用不同的经济扶持政策,而且要根据其水利工程所在地区的经济情况和受益对象可以承受的能力范围来进行综合的考虑,然后分批次进行落实,可以根据经济发展的程度逐渐减少政府财政补贴,并逐步增加受益者所需负担的费用。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政府财政补贴可以适当减小比重,用户的负担比重增加,反之,若当地为经济较为困难的地区,则可使政府财政补贴所占比重较大,而用户承担的比重相对减小。

三、实现水利经济科学发展的有效措施

在水利工程的财务收益中,有的经管部门所占比重较大,而有的部分较小,有的则干脆没有。针对此特点,就需要在水利建设的过程中统筹兼顾,既要满足国民经济的发展所需,又要有意识地使财务收益较多的部门和较少的部门能够进行一定的配合,共同建设,这样就能既发挥水利工程的社会效益,又使得水利经管部门的财务收益能够尽量平均地进行分配,并促进水利经济的良性循环。

统筹兼顾的作用不仅是使得水利经济能够科学地发展,而且能据此改进水利的管理体制,使得人们对于水资源的认识得到有效的提高,从而提高国家的经济利益,更加合理地利用水资源,并且对于整个水利行业的建设和管理进行有效的合并,综合利用。目前我国对水利和水电进行分开管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增加对水电的投入,使得水利部门的财务收益有所提高。

总之,要实现水利经济的良性循环,不仅要从途径上使政府补贴和有偿服务有机结合,而且要从政策上施行针对性的倾斜性扶持政策,还要统筹兼顾,综合利用,推动我国水利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张贤波,陈红,杨学勤.析科学发展观在水利经济工作中的指导作用[J].现代经济信息,2009,(08).

[2]高怀明.科学发展整体推进描动水利工作再上新台阶[J].陕西水利,2009,(03).

[3]田儒东.发展水利经济,构建和谐水利的思考[J].湖南水利水电,2006,(05).

[4]郭秀生,史继臻.促进水利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探讨[J].山东水利,2007,(02).

统筹方法篇4

Abstract:The tax payment preparation succeeds with difficulty in reality the reason are many, is in the final analysis has not insisted the systematic principle in tax payment preparation, has not carried on the tax payment preparation systematically. Solves the question basic method, is instructs tax payment preparation with the system theory, the construction tax payment preparation system.

关键词:纳税筹划 系统 意义

Key words:Tax payment preparation system significance

作者简介:黄桃红(1973年3月――),女,湖北麻城人,黄冈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注册税务师,主要从事税务会计、纳税筹划的教学和研究。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069(2009)-09-0084-02

一、问题的提出

纳税筹划是当前企业管理实践和理论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许多学者和实践工作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纳税筹划方案。然而,真正成功的纳税筹划却不多见,究其原因有多方面。

1认为纳税筹划是财务人员的事情,与经营关系不大。企业经营部门人员不参与纳税筹划方案的设计,不执行纳税筹划方案,结果要么筹划方案顾此失彼,要么筹划方案虽好却是一纸空文。

2纳税筹划时只注重税负高低。有些纳税筹划只是税款方面的筹划,将纳税筹划简单地看成是税款多与少的选择,而较少考虑税款之外的其他因素。结果虽然企业税负降低了,但生产成本、投资成本、营销费用却增加了,企业最终的收益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纳税筹划得不偿失。

3 纳税筹划不深入,理论上行不通。有些纳税筹划没有针对特定企业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没有考虑方案的适用条件和企业的实际情况,只是简单照搬一般原理。例如,很多筹划方案建议企业采用加速折旧法。一般来说,加速折旧法能起到延期纳税的作用,但企业如果存在免税期,其折旧就不具有抵税效应。因此,加速折旧法并非一定有利于企业,在进行纳税筹划时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4纳税筹划方案可操作性不强,实践上行不通。例如,我国税法规定对符合一般纳税人条件但不申请办理一般纳税人认定手续的纳税人,应按销售额依照增值税税率计算应纳税额,不得抵扣进项税额,也不得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纳税人一旦被认定为一般纳税人,不得再转为小规模纳税人。所以,那些关于纳税人身份选择的纳税筹划在实际操作中是行不通的。

除上所述,还有很多具体原因。总结这些原因,归根到底是在纳税筹划活动中没有坚持系统性原则,没有系统地进行纳税筹划。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是用系统论指导纳税筹划活动,构建纳税筹划系统。

二、纳税筹划系统

纳税筹划系统,就是由人、资金和信息等要素构成,在一定的法律和经营环境下,实现节税和经济调节功能的企业经营管理体系,是企业财务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1 纳税筹划系统构成要素。什么是纳税筹划?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回答,但基本都把纳税筹划定义为一个活动或过程。如,纳税筹划是指在国家政策的许可下,按照税收法律法规的立法导向,通过对筹资、经营、投资、理财等活动进行合理的事前筹划和安排、取得节税效益、最终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活动 。系统论认为,在研究和处理任何对象时都应将其看作一个系统整体。观察纳税筹划,既应该看到纳税筹划活动,也应该看到纳税筹划系统。纳税筹划系统就是从事纳税筹划活动的各要素组织的有机整体,纳税筹划活动就是纳税筹划系统运动的表现形式。在这一活动中的人、资金和信息就是构成纳税筹划系统的基本要素。

其中人包括企业从事纳税筹划方案设计的财务人员,也包括实施筹划方案的经营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任何一个相关人员的缺席,纳税筹划就无法实现。没有筹划方案设计的财务人员,企业不可能有纳税筹划活动;企业管理人员、经营人员、会计人员不按照筹划方案的要求从事相关活动,纳税筹划同样无法实现。

资金是指企业拥有、占用和支配的财产物资的价值形态,包括货币资金、储备资金、生产资金、成品资金、结算资金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从价值角度看,就是资金不断循环和增值的过程。资金处于不同阶段和形态会有不同的纳税义务和权利。如,购买材料时,货币资金转变为储备资金,企业产生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权利;销售产品取得收入时,成品资金转变成结算资金或货币资金,企业产生了增值税的纳税义务,如果有盈利,还产生了所得税的纳税义务。纳税筹划正是通过对资金形态的控制实现节税收益。

信息是指会计信息。企业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反映了企业资金运动过程和结果。在这个反映过程中,会计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如反映固定资产磨损的折旧,有平均年限法,也有年数总各法。不同的方法,最终结果是一致的,但在不同时点的结果是有差异的。如,平均年限法和年数总和法计算的固定资产折旧总额是一致的,都是固定资产原值扣除预计残值,但在不同年份,计提的折旧额不同。由于应纳税额的计算是以会计信息为基本依据的,因此不同的会计信息,会导致应纳税额计算结果的不一样。因此,只要税法允许企业采用不同会计方法,企业就可充分利用这一政策,以实现节税目的。

2 纳税筹划系统结构。纳税筹划系统的三个基本要素,紧密联系,缺一不可。在这一系统中,人是主体,资金是基础,信息是载体和工具。没有人,就没有了从事纳税筹划活动的主体,也谈不上筹划;没有资金,也就不存在纳税义务,更不存在减轻纳税义务,所有的筹划都是空谈;会计信息是筹划得以进行的基础,没有准确的会计信息,就无以比较不同方案的效益,筹划就无法进行,同时会计本身也是筹划的工具。只有纳税筹划相关人、资金和信息共同作用,纳税筹划才可能产生效益,实现目的。

纳税筹划系统的三个要素,都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人,不是一个人,而是由方案设计者、方案实施者组成的集体。资金,也不是唯一的资金,而是多种形态的资金。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这些要素本身也是一个系统,是纳税筹划系统的子系统。因此,可以说纳税筹划系统包含筹划人的系统、资金系统、信息系统。

纳税筹划系统属于企业财务管理系统,是财务管理系统的子系统。因为纳税筹划是企业财务管理的手段之一,纳税筹划的目标就是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

3纳税筹划系统功能。纳税筹划系统是从事纳税筹划活动的,其功能就是实现纳税筹划的目标,具体包括节税功能和调节功能。节税功能是指纳税筹划为企业节约税收支出,这是纳税筹划的直接功能。也正是因为存在这个功能,纳税筹划才受到企业的青睐。纳税筹划从三个方面节税,一是通过对经营活动的安排和会计政策的运用,选择税负最低的纳税方案,直接减少企业税收支出;二是通过对税法的严格执行和合理运用,实现涉税零风险,消除税收罚款等涉税支出;三是通过对企业经营和会计的安排,在税法允许的范围内延期交税,获取资金的时间价值。

调节功能是纳税筹划的宏观功能,也是纳税筹划的间接功能。税收法律法规作为贯彻国家意志的重要杠杆之一,必然要体现国家推动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导向意图。国家会在公平税负、税收中性的一般原则下,通过税收优惠政策等措施对纳税人的物质利益进行调节,使他们的微观经济行为尽可能的符合国家预期的宏观经济发展要求,以有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顺利发展。如对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企业或不同产品,实行区别对待,对需要鼓励的,往往少征税或不征税,对需要限制的,往往多征税。这为企业进行纳税筹划提供了客观条件。企业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纳税筹划的活动,也是企业执行国家政策的活动。国家税收的宏观调控意图正是通过一个个企业的纳税筹划活动得以实现。这就是纳税筹划系统的调节功能,也正是这一功能的存在,纳税筹划才得到国家的允许和支持。

4 纳税筹划系统环境。系统论认为,任何系统都是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中,受环境制约,并对环境产生影响。纳税筹划系统面对的环境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以税法为主的法律环境,二是企业的经营环境。税法环境决定着纳税筹划系统的筹划活动是否被允许,它由税收法律、税收法规、税收规章以及执行它们的税收执法活动等因素构成。经营环境主要由企业内部、企业供应商、企业经销商等要素组成,它决定了纳税筹划系统的活动是否可行。

三、构建纳税筹划系统的意义

1构建纳税筹划系统有利于明确纳税筹划的目标。纳税筹划活动之所以不偿失,是因为将税负最低作为纳税筹划目标,而没有考虑筹划活动中的成本。构建了纳税筹划系统后,用系统的观点来看,纳税筹划系统有产出,也需要投入。

建立了纳税筹划系统,并将其置于企业财务管理系统中。我们就会发现纳税筹划的目标应该就是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企业财务管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纳税筹划就应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财务管理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纳税筹划就应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而不是以税负最低为目标。有了这一系统性的观点为指导,就不会在纳税筹划时仅考虑税负降低而不考虑筹划成本,更不会设计实施阻碍企业整体战略目标实现的纳税筹划方案。

2 构建纳税筹划系统有利于协调纳税筹划行动。建立了纳税筹划系统,明确了企业财务人员、经营人员和管理人员都是纳税筹划系统的要素,就会发现任何一个相关人员的缺席纳税筹划就无法实现。有了这一系统性观点的指导,企业就能够调动相关人员参与纳税筹划的设计与实施。相关人员有了这一观念,也能够自觉参与纳税筹划活动中来。有了各方人员的协调行动,纳税筹划就能够顺利实现。

3 构建纳税筹划系统有利于确定纳税筹划活动的边界。任何系统都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活动的。构建了纳税筹划系统,应会发现这一系统是活动在由税法等构成的法律空间内。这个法律空间是纳税筹划活动的边界,不得触犯超越。构成纳税筹划系统边界的包括税法、财务会计制度、工商、金融、贸易等法律法规。

实践中,很多人认为税法漏洞是一个重要的纳税筹划平台。构建纳税筹划系统后,就会发现这个平台是个风险很大不宜采用的平台。税法的漏洞,就是纳税筹划系统活动边界的漏洞。在特定的时候,纳税筹划系统可以通过漏洞延伸到边界外,以获取额外收益,同时付出额外成本(如为此建立的专门机构费用等)。但漏洞毕竟是漏洞,总有一天会被国家堵上。

4 构建纳税筹划系统有利于适应企业经营环境。纳税筹划是纳税筹划系统的活动,这一活动的本质是纳税筹划系统各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产生的系统内运动,其前提是企业能够有效控制各要素。不可控的项目,如供应商、经销商,不能构成纳税筹划的要素,而是纳税筹划必须适应的环境要素。分清了系统要素和环境要素,就可以知道,纳税筹划活动只能对纳税筹划系统的各个要素进行合理安排,对于环境项目则需量边而行,如果企业有很强的竞争力,可以要求环境要素配合自己的行动。

结论:用系统论的观点作指导,构建纳税筹划系统,认清纳税筹划系统的要素、结构、功能和环境,才能设计出切实有效的纳税筹划方案,最大限度地发挥纳税筹划的功效。

参考文献:

[1]周拥明,纳税筹划误区解析[J],财会月刊(会计),2008(12)

[2]冷琳,纳税筹划理论基础探微[J],财会月刊(理论),2007(2)

[3]王黎,纳税筹划的风险及防范[J],东岳论丛,2008(7)

统筹方法篇5

【关键词】 企业 税收筹划风险 风险控制

一、企业税收筹划风险类型

税收筹划风险是指企业在未正确遵循税法规定的情况下作出涉税决定或涉税行为,进而导致企业未来一定时期内出现利益损失的可能性。从实践上来看,企业面临的税收筹划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1、操作风险

由于大部分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的过程中,常常会运用税法中不完善的地方进行操作,由此很容易引起操作风险,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对某些税收优惠政策的运用不到位;其二,未能将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作为立足点,加之对相关政策把握的不当,从而造成了税收筹划的成本超过了实际收益,使税收筹划方案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和意义。

2、经营风险

计划性与前瞻性是税收筹划方案应当具备的两大基本属性,同时方案的适用则需要有与之相应的条件和前提,想要实现税收筹划的目标,企业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就必须与税收筹划方案的前提和条件相符。然而,由于企业从编制税收筹划方案开始到实施直至结果的显现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在这一过程中,企业的经营活动可能会发生变化,由此容易造成最初制定的筹划方案无法适用,从而导致税收筹划失败。

3、政策风险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诸多方面都处于发展阶段,在发展的过程中,政策的调整和改革是在所难免的,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使政策更加完善。由于企业的税收筹划是以税法为依据进行制定的,随着政策法规的调整,会给税收筹划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由此会使企业面临较大的风险。此外,企业作为纳税人,其对税收政策的理解上必然与征税人存在差异,税收筹划人员一般都是站在企业的角度编制筹划方案,这样可能会造成筹划方案无法得到税务机关的认可,甚至会因为方案不当,而受到税务机关的处罚,一旦税收筹划方案失败,势必会给企业带来筹划风险。

4、执法风险

企业编制的税收筹划方案需要获得税务机关的认可后方为有效,在这一基础上才能正式实施。我国的法律赋予了税务机关工作人员自由裁量权,如果企业在理解上存在偏差或是把握不准,便可能导致税收筹划失败,进而产生筹划风险。同时,税务机关执法人员的素质和理念均不相同,他们对税收政策的理解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由此便会形成执法风险。具体而言,企业所制定的税收筹划方案合法、可行,但由于未能获得税务机关执法人员的认可,使得该方案成为无效方案。

二、企业税收筹划风险的成因

1、税收筹划认识误区

税收筹划实质上是企业的一种理财活动,其目的是合理降低企业税负,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但是,在许多企业中,税收筹划人员将税收筹划与偷漏税相混淆,故意违反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采取不正当的手段以达到少缴或不缴税款的目的,一旦这种行为被税务机关认定为偷逃税行为,那么就会受到相应处罚,甚至会损坏企业的良好形象。

2、经营环境变化

在企业税收筹划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税收筹划工作的合法性,而且还要将税收筹划与企业整体战略相结合,从而作出有利于企业实现最大化利益目的的税收筹划方案。但是,从实际执行情况上来看,大部分企业只考虑了节税目的的达成,而没有考虑到企业整体利益目标的实现,极容易使企业为了节税而付出更大的成本,进而产生筹划风险。同时,在税收法律法规变动较为频繁的背景下,使得企业的经营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税收筹划的不确定因素。

3、征纳双方博弈

当前,我国税法仍处于不断修订和完善阶段,导致部分企业经常利用税法模糊的规定开展税收筹划工作。与此同时,税收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政府必然会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税收的征管与稽查。尤其在新的税收政策出台时,或原有税收政策发生变化时,若企业未能及时掌握税收政策信息,仍然按照以往的方式进行税收筹划,那么就会产生税收筹划风险。

4、税收筹划人员素质不高

税收筹划的复杂性决定了税收筹划人员必须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这样才能确保编制出来的税收筹划方案合法、可行。然而,我国在税收筹划方面的起步较晚,不但实践操作不足,而且高素质的税收筹划人员也非常匮乏。企业的税收筹划人员在编制筹划方案时,其主观判断占据了很大的成分,其中主要包括对国家现行税收政策的理解和认识。有些税收筹划人员由于受自身水平的限制,加之对税法理解的不够透彻,虽然主观上并不存在偷逃税款的意愿,但在筹划方案中却违反了税法的规定,由此给企业带来了一定的筹划风险。

三、加强企业税收筹划风险控制的措施

1、强化税收筹划信息管理

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的过程中,信息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其贯穿于筹划方案的始终。换言之,信息是税收筹划的核心,如果信息不准确,则会对筹划方案的编制造成一定影响。为此,企业应当强化税收筹划信息管理。由于税收筹划中需要诸多方面的信息,所以,要做好信息的收集工作,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信息。其一,内部信息,如企业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筹划目标等。其二,外部信息。这部分信息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外部环境信息和政府涉税行为的信息。其中前者包括市场环境、税收执法环境等,而后者包括税务机关的执法理念及态度等。其三,反馈信息。企业在编制税收筹划方案时,经营环境是基本要素,由于企业的经营环境具有复杂性和多变性的特点,故此,企业必须借助反馈信息对筹划方案进行补充,所以反馈信息的收集非常重要。

2、加强涉税零风险管理

企业应加强涉税零风险管理,确保账目清楚、纳税申报正确,避免遭受行政处罚。首先,企业应当成立涉税风险管理机构,并对各岗位的职权加以明确,相关责任人应对本岗位的涉税风险负责。其次,应对涉税风险进行识别和评估。通过风险识别能够找出企业经营中存在的各类涉税风险,再通过对这些风险的评价,确定出风险管理的优先级。再次,企业应针对经营中的涉税风险制定合理可行的应对措施,具体方法如下:定期对会计核算风险进行审计,将核查的重点放在金额较大的核算业务上;对外部风险要做好监控和预测,及时获取与之相关的信息,为税收筹划风险防控提供依据。

3、构建税收筹划风险预警体系

对企业的经营风险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是进行税收筹划重要的前提。为了有效防控企业的税收筹划风险,应构建起一套完善的风险预警系统,该系统应包含以下几个子系统。其一,信息收集子系统。该子系统能够全面收集与财政法规、税务执法、市场动态等方面有关的信息。其二,信息处理子系统。该系统能够对信息收集子系统采集到的所有信息进行分析、处理,从中找出对企业税收筹划具有影响的信息。其三,风险预知子系统。该系统可对处理后的信息进行识别,并预先发出警告,提示管理人员可能出现的风险因素,从而及时制定相应的预防控制措施。其四,风险控制子系统。该子系统能够在风险出现后,自行查找原因,并针对原因采取有效的调整措施,可防止该风险重复发生。其五,信息反馈子系统。该子系统会在企业经营一个周期之后,将税收筹划的具体实施情况反馈给信息收集子系统,然后对筹划方案进行评价,若是方案中存在不足,系统会给出改进意见,由此能够确保企业税收筹划目标的实现。实践证明,通过风险预警系统的运用,能够使企业提前针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因素进行防控,有利于降低经营风险对税收筹划的影响。

4、做好税收筹划风险控制方案评估工作

企业的税收筹划风险控制方案必须从企业整体利益发出进行制定,既着眼于企业长期战略发展,又以实现企业降低税负为目标,制定具备长期性、效益性的风险控制方案。为此,企业方案评估中可采取“成本―效益”分析法,对税收筹划风险控制结果进行评估。若方案的成本小于效益,则说明该方案能够实现预期的风险控制目标;若方案的成本大于效益,则说明该方案背离了预期目标,应当予以废弃。通过方案评估,及时吸取税收筹划风险控制的经验教训,摸清风险控制的规律,从而为优化风险控制方案提供依据。

5、加强税收筹划人才队伍建设

税收筹划是一项较为复杂且系统的工作,其中涉及诸多方面的内容,想要编制出高质量的税收筹划方案,要求税收筹划人员必须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平。为此,企业应当进一步加大税收筹划人才队伍的建设力度。首先,要加强对在职筹划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工作,可将培训的重点放在职业道德、协作能力、业务水平等方面的提高上,使其能够更好地胜任税收筹划工作。此外,还应在培训中加入一些与现行税收政策、会计知识有关的内容,为税收筹划方案的成功编制奠定基础。其次,企业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聘请一些税收筹划方面的专家,为企业制定筹划方案,由于这些专家在该领域中都比较权威和专业,所由他们编制出来的税收筹划方案必然更加科学、可靠,同时,采取这种筹划的方式,还能转移税收筹划风险,对于企业预防税收筹划风险非常有利。

四、结论

总而言之,在我国税收政策不断变化的形势下,企业应重视税收筹划工作,将其作为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目标的有力工具。与此同时,企业要构建起完善的税收筹划风险控制体系,认真遵循税法规定开展税收筹划工作,加强对税收筹划风险的识别、评估和控制,确保税收筹划工作发挥出应有的作用,避免税收筹划风险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

【参考文献】

[1] 张雁翎、申爱涛:不确定性条件下税收筹划的非税成本研究[J].税务研究,2012(5).

[2] 黄董良:企业税收筹划的目标定位与风险问题探讨[J].税务与经济,2013(8).

统筹方法篇6

为适应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初期形势的需要,1986年,原劳动人事部、财政部同意水利电力部直属企业按行业试行离退休费用统筹,暂不参加地方统筹。之后随着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1993年,国务院批准铁道部、交通部等11个行业实行基本养老保险行业统筹。为解决部分地区养老统筹拖欠离退休人员养老金问题,1997年国务院明确要求建立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将系统统筹移交地方管理。1998年,除人民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外,国务院将行业统筹移交地方省级社保部门管理。目前,人民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主要按照国家有关部门的政策规定开展基本养老保险系统统筹工作。

二、基本养老保险行业统筹现状分析

(一)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个人账户空账运行

统筹基金账户收不抵支,个人账户基金被用于社会统筹账户的资金支出,形成养老金收支缺口。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首先,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混账运行是个人账户“空账”的制度根源。由于按照“以支定收,略有结余,留有部分积累”的原则征收养老保险费,尽管单位缴费与个人缴费之和大于养老金支出,但统筹资金不能足额支付退休人员养老金,必然会出现挤占挪用个人账户资金的现象。其次,转轨历史成本加大个人账户“空账”规模。“老人”和“中人”没有或只有少量养老金积累,这部分人员退休金支出从在职人员缴费资金中垫支,也就是将未来的养老金填补了目前统筹资金的“窟窿”。再次,单位和个人缴费比例偏低也是形成个人账户“空账”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单位缴费比例偏低,直接导致个人账户资金弥补统筹资金不足。

(二)基本养老保险单位和个人缴费基数不一致

统筹单位内部各部门自行核定个人缴费基数,系统内部的核算标准不统一,存在少报个人缴费基数的现象。养老金待遇与个人缴费不挂钩是上述现象存在的根本原因。由于统筹单位执行事业单位离退休费计发办法,退休人员养老金与个人账户基金存储额和缴费年限毫无关联,从而导致职工即期工资收入减少而退休待遇却得不到相应提高,而且按现行事业单位退休待遇计发办法,不仅会影响职工个人当期工资水平,还会间接影响职工个人退休金水平,这样必然会带来职工缴费意愿不强、统筹管理部门管理难度大等问题。管理部门为减少个人缴费金额,采取降低个人缴费基数的方法,同时为确保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水平,单位缴费基数保持原有水平,最终形成单位缴费基数大于个人缴费基数的情况。

(三)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困难

主要表现在部分调出人员因无法转移关系而被封存个人账户,部分调入人员因无法接续又重新建立个人账户。《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未能充分考虑系统统筹与社会统筹之间的衔接问题是转移接续困难的制度性原因。由此造成了一方面,由于统筹单位养老保险资金的筹集、使用与社会统筹标准不一致,社保机构无法为调动人员办理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手续;另一方面,依据有关待遇领取地的规定,会出现调离人员或被“”人员,在社会上就业参保且缴费不足10年的,退休后回统筹单位享受退休待遇的情况。

(四)基金未来支付压力不断增大,难以持续运行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统筹单位缴费人员有所减少,退休人员逐年增加,养老金支出呈上升趋势,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赡养比越来越低,按照现有制度执行,几年后,养老保险基金将出现收不抵支的情况,开始消耗历年滚存结余。

(五)养老保险基金管理薄弱,领导重视不足

统筹单位忽视养老保险基金的根本原因是,养老金待遇与个人缴费不挂购,基金管理缺乏动力。由于退休员工退休费与退休待遇水平不挂钩,员工缴费意愿不高,单位也容易忽视养老保险统筹的效用,把该项制度看得过于简单,缺乏长远考虑。另一重要原因是外部监管不到位。近年来,国家制定一系列政策逐步改革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通过完善政策、健全机制、规范运作,加强了社会保障的监督管理。相对于社会统筹,对系统统筹的外部监管相对薄弱,在制度建设、完善机制等方面关注度不够,在系统统筹运行和资金筹集使用等方面监管不到位。

三、养老保险行业统筹的制度性缺陷分析

(一)不符合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方向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全面落实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可见,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方向是要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继续运行系统统筹显然不符合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方向。

(二)损害劳动力市场统一性,不便于人员流动

由于与社会统筹制度不衔接,造成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困难,如果调离系统,按社会统筹办法计发养老金,势必影响职工个人未来退休待遇水平,不利于人员合理流动。

(三)削弱基金调剂功能,抵御风险能力不高

由于养老保险基金封闭运行,在系统内调剂使用,随着基金未来支付压力不断增大,养老金支出将出现巨大缺口,系统统筹基金的调剂功能将无能为力。

(四)显失公平,容易引起社会矛盾

首先,与社会统筹相比,行业统筹对养老保险基金积累贡献相对不足,但其退休人员养老金支出却相对较高。其次,系统内行业统筹制度统一,但各地区间退休待遇相差悬殊。退休待遇是退休人员的生活保障,涉及职工个人切身利益,如处理不妥,容易引起和激化社会矛盾。

四、完善养老保险行业统筹制度的对策及建议

(一)深入研究,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一是逐步理顺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将个人账户与退休待遇挂钩。二是比照社会平均工资水平设定上下限,建立参保缴费的激励约束机制。三是与相关部门协商完善转移接续办法和衔接政策。四是适当调整缴费水平,改变单位和个人缴费比例严重倒挂的现状,逐步做实个人账户。

(二)强化管控,抓好四个环节,加强养老保险基金管理

一是规范各级机构缴费基数,确保养老保险费应收尽收。二是审慎选择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渠道,实现保值增值。三是做好预警分析,及时制定预防措施,建立科学的养老保险基金增长机制,保证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四是强化外部监管和内部管理,将其纳入到社会统筹的监管体系中,定期开展检查和审计,保证养老保险基金安全与完整。

(三)关注政策,加快改革进程,做好养老保险改革准备

一是加强与社会保障部门沟通联系,调查研究基本养老金过渡政策,逐步建立起独立于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管理服务社会化的养老保险制度,为系统统筹向社会统筹过渡打好基础。二是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职工退休的政策规定,不得随意放宽职工退休条件,提前给职工办理退休手续;不得擅自提高养老金标准或变相提高待遇水平。

统筹方法篇7

关键词:建筑企业;所得税;纳税统筹

我国2007年颁布了关于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即新《企业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这两项法律法规的颁布使我国税法的完善程度大大提高。我国很多建筑企业开始实施所得税纳税统筹制度,在会计年度末进行全年税收统筹总结,未来年度税收统筹计划,重点项目初期进行企业所得税纳税统筹管理。通过税收统筹,可以提高建筑企业纳税人的纳税意识,避免建筑企业的偷税和漏税等问题,对建筑合理配置资源和结构优化是非常有利的。目前,我国建筑企业实行纳税统筹政策的水平不高,理论体系也不健全,相关专业人士可以根据新颁布的法律法规探究更科学的所得税纳税统筹方法。

一、建筑企业所得税纳税统筹存在的问题分析

现阶段,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建筑企业在纳税统筹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严重影响着纳税统筹质量。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才能更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保证建筑企业纳税工作的顺利落实。以下具体分析我国建制企业所得税纳税统筹存在的问题。

(1)存在不合理的收入确认情况。我国建筑企业在确认收入方面存在程序简单化等不足。按照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在确认收入方面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种条件是已经转移企业物资所有权。第二个条件是已经确定了其他方式的支付承诺,或者已经确定了收到的现金。由于收入的确认具有滞后性,因此建筑承包商的状态处于劣势地位,在确定建筑企业的收入时,存在不真实的情况。

(2)无法充分利用预缴制度。按照我国税法的相关规定,建筑企业需要按月或按季度缴纳所得税。根据建筑企业实际利润总额,可以计算出预缴税的数额。有的建筑企业在预缴税款方面存在困难,可以参考上年预缴所得税的平均数额,同时也可以根据税务机关的其他办法预缴所得税。在实际工作中,有些财务人员为了方便操作,根据实际利润总额计算预缴税款,对建筑企业的整体利益和年度经营状况持忽视态度,这是非常不科学的做法。相关工作人员应该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这一问题。

(3)无法科学的折旧固定资产。一般情况下,建筑企业折旧固定资产需要遵照年限平均法进行计算。通常建筑企业的总负责人是项目经理。有些项目经理考虑到自身的利益,会延迟建筑企业固定资产的入账时间,在本人管辖范围内,摊销的固定资产会大大降低。因此建筑企业找到科学的固定资产折旧方法非常必要。

二、建筑企业所得税纳税统筹策略

以上主要分析了我国建筑企业所得税纳税统筹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可以采取科学有效的策略解决这些问题,制定可行性强的方案是非常必要的。建筑企业需要根据当前我国税法和相关政策,遵循一定的原则开展统筹纳税工作,保证建筑企业的工作具有全局性和实效性等特点。相关工作人员要及时了解国家相关政策和法律,充分利用国家的各项优惠政策,将建筑企业运营风险降到最低。在统筹过程中,需要对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对建筑企业收入进行合理化的确认。建筑企业确定收入和纳税税额的关系非常密切。企业在确认营业收入时可以站在整体利益的角度,加强建筑企业利益的统筹规划。在纳税时间延缓的基础上,保证纳税数额的减少。

(2)科学选择预缴方式。根据我国税法规定,对于企业所得税的预缴需要遵循实际数额,按照上年应纳税额的预缴所得税和其他办法所得税的预缴数额,在税务机关批准的情况下缴纳税款。建筑企业需要对自身的经营情况进行考虑,从而合理规划纳税统筹。

(3)采取科学的方法对建筑企业固定资产进行折旧。在企业所得税前,需要扣除固定资产的累计折旧。如果折旧额很大,会减少应纳所得税税数额,需要在建筑施工初期合理入账固定资产。具体来说,在前期折旧数额加大的基础上,延缓缴纳税款的时间,这样建筑企业就很容易周转资金。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需要严格监管,防止发生任何疏漏。

(4)科学统筹建筑企业行为。建筑企业在纳税统筹过程中,可以采取有效的方法。建筑企业可以实行扁平化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主要是通过关闭子公司,对管理层级进行压缩,从而实现盈亏平衡纳税的目标。

(5)对会计科目进行科学化的设置。一旦会计科目的设置存在不合理,建筑企业管理就会存在很大的不便,这样建筑企业的管理任务会加重。面对这一问题,建筑企业的财务人员可以按照企业的业务领域,科学合理的设置会计科目,保证会计科目的运用能使各方面需要的信息得到满足。

(6)对建筑企业收入进行确认。建筑企业利润总额和确定企业收入密切相关。同时企业收入的确定对企业所得税会产生影响。有些建筑施工项目需要的时间周期较长,因此收入的确认需要逐步展开。

三、总结

综上所述,建筑企业所得税纳税统筹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建筑企业面对激烈的竞争环境,需要按照自身的运营情况和市场趋势,合理统筹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工作,在此基础上有利于企业更好的运营和发展。文章首先分析建筑企业所得税纳税统筹存在的问题,再探析建筑企业所得税纳税统筹的有效策略。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对建筑企业所得税纳税统筹水平的提高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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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楷笛,杨爱义.从节能角度谈煤炭企业纳税统筹[J].西部财会,2016,(3):19-22.

统筹方法篇8

【关键词】新世纪前十年 统筹两个大局 责任承担 维权维稳

【作者简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中图分类法】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2)04-0025-36

新世纪前十年(2001—2010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发展,中国深度融入世界,党和政府驾驭国内国际大局的任务更加艰巨。2006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及时强调要“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两个大局就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整体主义思想指导下,综合分析国内和国际形势,通盘考虑内外需求,制定全面平衡战略,建立有效协调机制,贯彻配套应对政策,从而实现中国内政外交的既定目标。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是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的进程中极其关键的阶段。其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万亿美元上升到6万亿美元,陆续超过一些主要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相继成功举办了在国际上有着重大影响的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中国成功实现了载人航天工程,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便是中国高层决策者和各级内政和涉外部门长期坚持两个大局的统筹方法。可以预期,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国内与国际、内政与外交的联系将更加频繁紧密,矛盾将更加突出,统筹两个大局的要求将更高。

一、统筹两个大局的理论和实践来源

统筹两个大局思想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辩证唯物主义方法之中。尽管统筹两个大局概念是近年来才提出的,但中国党和国家的历代领导集体实际上都是统筹两个大局方法的有意或无意的实践者。

首先,统筹两个大局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的整体主义思维方式。与西方国家在决策的过程中首先考虑个人或个体不同,中国传统思维倾向于优先考虑宏观环境而不是个体,体现的是一种整体的思维方式。

外部环境指的就是“势”,或者今日最常用的“形势”。所谓“势”,既指静态的总体格局,即局势、形势、气势,又指动态的主流趋向,即情势、态势、趋势等。 基于这种对“势”的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顺势而为。孙子强调“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孟子强调“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孙中山强调“世界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然,顺势并不是消极的守株待兔,而是顺势与借势的结合。所谓把握战略机遇期,便是这个意思。另一方面,与这种强调顺势相对应,中国文化也强调积极运筹大势。如“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意思是高超的棋手胜在能够运筹大格局,而不是一子一步之得失。

统筹两个大局强调需要考虑国际和国内形势的相互影响以及把握机遇和规避风险等,实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个体与外部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这一特点。

其次,统筹两个大局是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在处理内政与外交矛盾问题上的具体运用。“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根本方法之一的统筹两个大局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和当代运用。

统筹两个大局是协调国内和国际矛盾的方法,其前提则是对矛盾存在的肯定,即唯物辩证法所称之为的矛盾普遍性。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穿于一切过程中”。 同时,统筹两个大局的概念也是基于对内政和外交、国内和国际形势之间相互联系的认识。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

统筹两个大局主张将国内和国际形势联系起来考虑,是对唯物辩证法关于普遍联系的哲学观点的继承。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反对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主张不仅要从事务的内部,而且“要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 反对片面地看问题,“反对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 。

第三,统筹两个大局也有着丰富的实践渊源。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历代领导集体实际上都是联系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进行决策的卓越实践者。他们的实践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实践经验,为统筹两个大局概念的提出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共同构成了统筹两个大局概念的实践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形成和长期坚持改革开放战略,这固然首先是出于遭遇多重曲折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建立在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国际形势判断的基础之上,即“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内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致力于并成功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以及中国深入融入世界,创设了必要制度条件。与上述两项重大决定有关的其他重大举措还包括实行国有企业改革、实施“走出去”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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