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风险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28 01:32:21
法律风险论文篇1
企业组织形式有多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等等，分别受《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等的调整，民营企业投资人因为不了解各种组织形式各自的法律特征，常常导致投资人认识与法律规范之间的错位，因而产生始料不及的纠纷和法律风险。
实践中常见的有：
1、实际上是合伙企业，投资人却误以为设立和经营的是公司。导致合伙人之间对权利认知错位，合伙人对外无限责任与有限责任的认识错位。
2、自以为设立和经营的是有限公司，实际上是个人独资企业。“夫妻公司”“父子公司”以及新公司法实施后的“一人公司”是实践中常见的民营企业组织形式。投资人误以为“公司是我的，公司的财产也就是我的”，经营中将公司财产与家庭或个人财产混为一体，结果对外发生纠纷的时候可能招致公司人格的丧失，失去“有限责任”的保护，《公司法》第六十四条就明确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3、“影子”公司
出于种种原因，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公司登记股东不一致。登记股东相当于实际出资人的“影子”。这种公司在“身子”与“影子”因为情势变更不再默契的时候，往往会出现外部责任承担和内部利益分配方面的纠纷和法律风险。
4、不规范的所谓“集团公司”
民营企业家在具备一定的实力后，因为种种因素的考虑，开始朝集团化方向发展，但是没有注意企业集团组织的规范化，没有在法律上确立“集团”成员之间的资金、财务、人事、业务等等关系，导致“集团”人格的虚化，甚至“集团”成员管理的混乱，进而对“集团”核心企业造成重大不良影响。
5、不规范的“联营企业”
民营企业解决资金需求的一个常见办法就是拉朋友或其他公司合作联营，但是他人因不了解或不放心民营企业的前景，不愿意承担经营风险，于是公司老板就许诺对方，只要投资做公司股东，可以按照固定比例收取收益，不参与经营，也不承担公司经营风险和其他债务。这在法律上会被定性“名为联营实为借贷”，因为我国法律不允许企业之间的借贷，届时将导致行为无效的后果；而同时，当公司出现双方意料之外的亏损或赢利的时候，为亏损的承担和利润的享受，往往产生纠纷。
6、公司注册资本瑕疵
公司设立时，为了体现“实力”，有些民营企业家往往希望放大注册资本，可因为资金不足或考虑公司业务一时不需要那么多资金，于是采用虚报注册资本或注册后抽逃出资的手段。则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可能是：填补出资、公司人格否定、构成犯罪等等。
7、公司治理结构不科学、不规范
公司章程是公司的“宪法”，公司设立时就应在公司章程中明确设计好未来公司的治理结构。很多民营企业往往不重视公司章程设计，不重视公司治理结构，经营中往往出现小股东权益得不到保护，或者大股东良好的公司管理意图得不到贯彻，甚至陷入公司僵局等。
二、企业运营阶段因为风险管理缺失导致风险
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无时不刻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民营企业投资人的风险意识和风险应对能力往往依赖于从自身的创业实践中积累；因为市场受各种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风俗习惯的因素影响，缺乏风险评估、管理、控制的规范，仅靠企业家个人的治理，必然难以避免应对不及的法律风险。
实践中常发生的有：
1、融资中的法律风险
企业经营中出现资金不足，是多数企业都会遇到的情形，常见的融资方式由银行借贷、民间借贷、股东追加投资、吸收新股东增资扩股、引进战略投资者、发行公司债券、上市融资（IPO或增发股票）等等。
资金借贷可能存在资金安排不当，不能按期还款，资金链断裂，导致信用危机等等风险。不同的融资方式还存在不同的法律风险，一次融资在不同环节有不同法律风险。
比如银行借贷，可能陷入“高利转贷”、“违法发放贷款”、“贷款诈骗”及其他金融诈骗的法律风险黑洞；民间借贷，可能遭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票据诈骗”或其他金融凭证诈骗等等法律风险；股东追加投资和吸收新股东增资扩股，也会遇到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调整，利益分配的约定等等问题；引进战略投资者对法律风险的评估与防范要求更高，否则，掉进法律陷阱，导致辛苦创业培养的企业控制权旁落，对企业家心理和利益方面的打击都可能是惨重的。发行公司债券和股票，国家有着规范和严格的规则和制度，对法律风险控制的要求极高，需要专业人士进行系统的规划和辅导。若无视这些规范和要求，则可能踩进“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的泥坑。
企业要做大做强免不了各种形式的融资或资本运作，在融资项目管理中注入法律风险管理的理念，对于法律风险的防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人力资源利用中的风险
进入二十一世纪，人力资源对企业发展的作用已突显到异常重要的程度。但人力资源的引进、利用、培养、管理、淘汰整个过程中同样处处存在法律风险。
比如，民营企业为了节约成本、缩短培养过程、迅速抢上新项目等，常常采用“挖墙脚”的方法引进高级人才，并直接利用这些人从原东家带来的技术资料、客户信息等等，这就可能遭遇被挖企业的索赔，或遭致被挖企业的商业秘密、专利等侵权指控。
反过来，辛辛苦苦或花大代价培养的人才无端流失，被挖墙脚，企业却不能得到应有的补偿，也是民营企业常遇到的风险。
因为劳动关系，一个人具有了企业职工的身份，他的一些行为将由企业来承担其法律后果，因此，对职工的风险教育和行为约束不够，也会给企业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比如职务行为侵权等等。
而劳资关系处理不当造成的法律风险更是平常。
因此，人力资源管理同样需要注入法律风险管理的这一重要内容。
3、市场交易中的法律风险
企业的发展靠的是不断发生的市场交易行为，不同的市场交易行为，需要确立不同的合同关系，不同的合同关系可能遭遇不同的法律陷阱。
事实上，企业最常遇到的法律纠纷就是合同纠纷。民营企业对于合同风险的意识相对来说还是较强的。但企业交易行为管理，绝不仅限于合同书本身的管理，一个合同关系既包含了作为主要权利义务界定标准的合同书，还包含着从订约谈判开始，直到合约履行完毕，乃至善后的持续过程。因此，交易行为的法律管理，实际上是一种过程管理。我们都知道，合同书中明确写明的合同义务必须履行，否则会遭到违约索赔；但对于“前合同义务”、“后合同义务”往往并不了解，也往往因此导致纠纷和损失。
民营企业家还有一个与法律管理相矛盾的传统观念，就是习惯于熟人圈子的交易，往往依赖个人信用关系进行交易。这样就带来两大风险：一是可能“知人知面不知心”，因为对人的认知错误，或者对方因情势变化而信用发生变化，导致“君子协定”和朋友关系一同被践踏；二是因为没有书面的对各自权利义务的具体约定，时间久了，双方对当初的细节问题产生误会，各自认知不同、理解不同，两个本来交情很好的交易伙伴和事业盟友因此发生纠纷。
因为市场准入制度的存在，很多交易行为还得考察交易对象的适格性，跟一个根本没有交易资格的人去交易，其风险可想而知。
4、对外投资中的法律风险
现代企业除了依靠自身的生产和经营进行赢利外，实力较雄厚的企业还要进行对外投资，以便从进入其他赢利能力较强或发展前景较好的领域，分得其中一杯羹，或者通过投资控制别人已经建立良好基础的经济实体。
对外投资的方式很多，常见的有设立新的项目公司或经济实体、参股他人已设立的公司、并购他人控制的公司、收购其他公司的项目或资产、为别人提供融资等等。
每一次对外投资都既是一个商业项目，也是一个法律项目。很多投资失败是因为缺乏项目法律管理或项目法律管理质量不高导致的。很多民营企业家认为，法律管理在项目中的作用就是草拟合同书，忽视了项目本身系统性、流程性的特点；正是因为这些特点，项目法律管理也是一项系统的、全流程的工作。5、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风险
企业是一个市场主体，也是一个行政管理法律主体，是行政管理的相对人。企业的各种市场行为、社会活动都要受到行政法律法规规章的管制；企业也因此具有各种行政法上的权利和义务。有权利义务的地方就有法律风险。
企业要满足工商行政管理的要求，在企业登记、企业经营、企业解散过程中，必须依法遵章行为，否则就产生法律风险，遭致行政处罚等不同法律后果。比如虚假出资、抽逃出资，这是很多民营企业实际存在的问题，如没有出资前对出资的规划和出资后对资金的合法运作，企业极易踩如雷区，而一旦雷炸，轻则工商行政罚款，重则构成犯罪。
企业是纳税人，必须依法纳税；但有人戏称：中国民营企业十家至少有九家存在税务问题。这又是一个可怕的地雷，埋在那儿，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爆炸。而一旦爆炸，往往致命。
安全生产管理在这些年可谓风暴频行，但每年依然不断出现安全事故，于职工生命、于企业利润都是极大风险。很多的真实案例依然鲜血淋漓在眼前。
企业的产品质量风险更无须多说，三鹿奶粉事件一夜之间让一家巨型企业灭顶，还几乎毁掉一个行业。国家对产品质量监督管理也将更加严苛。
还有环保问题可能导致的索赔、处罚。等等等等。
政府管理部门现在强调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很多民营企业家还抱着过去那种注重跟政府官员关系，不注重合法合规经营的观念，就会给自己的企业埋下各种法律风险的地雷。
三、产权不明晰导致的风险
民营企业常有家族化的特点，这种特点有其自身的优势，但也可能产生相应的法律风险。这种风险往往与企业投资人或控制人有关。
实践中常遇到的法律风险有：
1、公司财产混同产生的风险
很多民营企业家和他的家族都有这样的观念：企业是我的，所以企业的资产就是我的资产，我的资产也随时可以作为企业的资产。这种观念是十分错误的。公司是具有法人人格的，是独立的法律主体，拥有独立的财产权，公司有限责任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提。投资人乃至其家族的财产与公司的财产一旦混同，公司的独立法人人格就难以获得法律认可，公司就不再受有限责任保护，公司的风险就会蔓延到投资人乃至其家族，成为家族的风险。导致公司垮家族就垮，公司倒闭老板就跳楼。
2、夫妻或家庭成员财产混同导致的企业风险
有些企业，因为投资人夫妻财产混同、家庭成员财产混同，在夫妻离婚、家庭成员分家析产时，出现争夺家族企业股权或控制权的纠纷，在夫妻反目、同根相煎时，企业受连累，甚至因此关门大吉。
3、传承导致的风险
家族企业往往由老一代辛苦创业起家，在代代相传的环节，因为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继承人之间的股权、控制权或财产争议，导致传承过程中企业发生产权和管理方面的纠纷，拖累企业。
4、投资人与经营人混同导致的风险
现在很多企业逐渐认识到，作企业老板和做企业经营者并不是一个概念。但多数民营企业还是自己投资自己经营，几个股东共同投资就共同经营。可实际上，做老板与做企业经营者是不一样的。简单说，有钱就可以做老板，但做经营者却要求很多，得有经营管理才能，得了解所在行业等等等等。老一代创业的时候多是自己摸爬滚打一步步积累的，但下一代也许并不适合经营管理企业。这样，有些企业就在老板自己的勉为其难的经营管理中一步步衰败了。有些民营企业投资人认为交给别人经营管理企业就失控了。实际上，对企业的控制有两个层次，一是直接的管理控制，一是权利归属的控制；权利归属的控制才是最终的控制权。当然也有企业确实因为内部人（经营者）控制问题被掏空了，所以就有一个实现权利控制的机制设计问题，这主要是个法律问题，是可以防范和解决的。不能因噎废食。
四、企业整合时可能遇到的风险
我国民营企业在某个阶段曾经出现“多壳化经营”的现象，一个投资人或一个家族设立很多个公司。起初是为了多些操作平台，后来国家法治化程度提高，公司投资和经营业走向规范化，整合分散的资源更有利于企业做强，很多企业也走上整合之路。
在企业整合的每个环节，都潜藏着法律风险。列举两个大的方面：
1、股权结构调整
企业整合中最重要的是股权结构的调整，股权结构意味着企业的控制权和决策的有效性，也意味着公司高管的创业动力。对于大企业家族还意味着企业王国之树上干、支、叶、果所有生命的有机联系和健康成长。如果事先不进行法律方案的设计、规划和论证，过程中不进行法律风险的管理和控制，出现“树虫”时不及时进行风险的评估和化解，最终难免出现风险失控的境况。
2、资产整合
资产整合涉及权属界定、处分权限制、定价、交易、过户、税费等多种法律关系，同样潜伏着各种法律风险。
五、企业解散时可能遭遇的风险
企业作为一个主体，有独立人格，也有生老病死的问题，企业设立取得营业执照就算“生”了，遭遇到的各种风险都是“病”，经营期限届满就“老”了，经营不善破产倒闭或投资人解散企业，企业就“死”了。人老死要办丧葬，企业老死要做清算。
很多民营企业在企业老死的时候，却往往不做清算，将企业资产搬回家完事。殊不知，法律风险的地雷就此埋下。
法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未在法定期限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导致公司财产贬值、流失、毁损或者灭失；或者，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帐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或者，在公司解散后，恶意处置公司财产给债权人造成损失；或者，未经依法清算，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或者，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有权主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
清算有严格的法律程序，必须依法进行，否则企业虽然死了，而其阴魂依然未散。
六、结语
法律风险论文篇2
本文首先对风险投资的概念、发展历史做了大概的介绍，分析了风险投资对一国的经济发展与国力的提升的重要性。接下来对国外的相对完善的风险投资法律环境做了探讨与研究，明确了法律环境对风险投资发展的重要性，并对我国风险投资的法律环境现状尤其是不足进行了分析。
本文的核心问题是探讨如何结合中国国情，对我国风险投资的法律环境进行优化与完善，使之能更好地保护和促进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
作者提出为达到促进风险投资快速发展的目的，需要国家通过立法对风险投资业进行大力扶持与政策倾斜，并通过市场化运作机制来保持其活力，根据风险投资的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强调在风险投资领域的立法应该以效率优先为原则。
对如何优化风险投资的法律环境，作者提出在要在提高风险投资的供给与需求规模，提升风险投资的投资效率与效益，保证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完善与渠道畅通等几个大的方面作为着眼点，来梳理修改现有的法律，并在必要的时候创立我国的风险投资法,使当前散见于多部法律或地方法规条例中的关于风险投资的有关规定更加系统化和具备全国范围内的一致性。
具体而言，作者提出要对下述几个方面进行法律完善，以促进风险投资在我国的快速发展：一是要对风险投资的主体放宽限制，特别是对社保金等机构投资者的风险投资准入问题开闸，这是必要的和也是可行的；二是通过法律技术条款的规定，比如单个投资项目投资占总资本额的比例等相关规定，使风险投资既可以尽可能地获得投资收益，又防止风险投资过分搏弈而带来过大的风险；通过法律政策规定的倾斜，促进风险投资的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同步扩大；在风险投资机构和创业企业层面上设计出最利于风险投资运行效率的法人或组织的治理结构和制度；充分利用税收法律制度的调节作用和其他必要的优惠政策规定，来刺激风险投资业的快速发展；完善风险投资的退出法律，包括风险投资机构从创业企业的退出以及风险投资人从风险投资机构的退出机制与渠道畅通的法律优化；促进科技创新，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是保护高科技创业企业发展的必然，也是作为创业企业投资企业快速发展的保障，相关问题的执法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大。
论文接下来对当前涉及风险投资的几个热点问题，诸如MBO的法律问题、创业板的设立与上市条件、国际游资的限制以及外资对中国骨干企业的并购的规范管理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最后，文章对一部适合中国国情的风险投资法应该拥有的大致框架给出了自己的设计构想。
关键词：风险投资；法律环境；优化；完善
引言
风险投资的发展历史表明，作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催化剂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所以各个国家对风险投资业的发展都给予极大的重视，努力优化风险投资在本国发展的环境，减少其发展路途中的障碍，提供各种必要的支持和优惠条件。
在风险投资业发展的环境优化中，促进风险投资发展的法律环境显得格外重要。因为法律与政策环境是风险投资赖以发展的最重要的宏观环境之一。在笔者看来，风险投资的法律环境的重要性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环境的重要性一起构成了影响风险投资发展的最重要的方面，值得深入研究。
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只有短短20年的时间，虽然期间也有过波折，但总体而言发展迅速，特别是近几年，可以用日新月异、突飞猛进来形容风险投资发展的现状。而理论界对风险投资的相关问题的研究同样越来越细致，提出了很多看法与建议。许多好的研究成果已经影响到相关国家政策的制定，一批法律采用了相关学者专家的意见进行了修改。
本文正是通过对风险投资法律环境因素的探索与研究，提出了自己对风险投资法律完善的看法。一、风险投资的概念、发展历程与现状
（一）风险投资的概念
风险投资作为一个概念，是从国外引进的。根据国外一些机构或组织的定义，有的侧重将风险投资看作一种资本，有的侧重将风险投资看作是一种行为。比如美国风险投资协会（NationalVentureCapitalAssociation）是这样定义风险投资的：“所谓的风险投资，是指由专业的投资者投资于新兴的快速发展的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中的一种权益资本。”[①]这里的核心词显然是权益资本。而欧洲风险投资协会（EuropeanVentureCapitalAssociation）则强调了风险投资的行为特征：风险投资是一种由专门的投资公司投向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成长扩张性或重组型的未上市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并予以适度的管理参与的投资行为。[②]
而我国的专家学者往往更加注重风险投资的目的，比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孔淑红教授是这样定义风险投资的：“风险投资是一种以私募方式募集资金，以公司等组织形式设立，投资于未上市的新兴中小型企业（尤其是新兴高科技企业）的一种承担高风险、要求高回报的投资形式。[③]
概括起来，风险投资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专业的投资者的一种投资行为。二是这种投资行为是以资本增殖为目的，是从资本开始又最终回到资本。三是投资方向是未上市的企业，尤其是高科技的中小企业。四是这种投资具有高风险性，但总体来看又能带来高收益。五是风险投资能带来巨大的社会综合效益而被各个国家所鼓励。
说风险投资是一种专业的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是指风险投资的投资家尤其是风险投资机构专注于风险投资，具有专业方面的特长与技能，其所为的投资行为具有不同于其他投资的特殊性与专门性。
当然，由于风险投资的特殊性，它不谋求通过长期控制一个企业而以持续获得企业红利作为自己赢利方式和目的。它的直接与唯一目的是获取资本增殖，是以资本为开端，经过投资企业并在企业成熟后退出企业从而获得比原来资本更多的资本的一种投资行为。
资本的逐利的本质，使之不会放弃任何可能获取高额利润的可能，而不会受缚于某个行业或企业。但对风险投资来说，它的投资范围是受到约束的，比如它不能投资于股市等。但这种约束我倒不认为是对风险的回避或对资本逐利本质的背叛，而是风险投资的社会要求使然。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说风险投资主要是以拥有股权的形式投资于种子期或发展期的中小高科技企业，在理想的状况下，等到将投资的企业最终培育发展壮大后即退出该企业，从而重新获得现金资本，当然在理想状态下，这个资本是大大增殖的现金资本。在这个过程中，风险投资不但为自己的增殖而投资，为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也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这种社会效益表现在为社会带来物质上的有效供给，尤其是带有创新的高科技企业会对改善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和生活面貌，极大提高人类生活素质做出了贡献，从微观上讲，会增加一个国家或城市的就业率等。显然，风险投资由于专著培育中小企业，对诸如就业等民生问题比之于大公司等，更有现实意义。我想，风险投资之所以受到各个国家的支持与鼓励，这种巨大的社会效益是其最大的亮点。
当然，风险投资绝对不是慈善资金，也不是国家专门改善就业等的保障基金，也不是专门用于科研的研究基金。风险投资的内在推动力仍然是它的逐利性。那么，这种逐利性是如何与其巨大的社会效益有机结合起来的呢？我觉得这里是研究风险投资的重要的结点，彻底透彻打开这个结点中隐藏的秘密，将有助于我们制定相关法律与政策，真正使风险投资在中国蓬勃发展起来，从而促进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而对这一点，学者们的研究还略显得苍白。
就笔者来说，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这样的。
风险投资的逐利性决定它不会自己自我约束从而仅从事中小企业培育这种投资行为。作为国家或政府，从社会效益出发，则希望有这么一种权益资本的存在，它只专注于培育中小企业。这两者最终能达成一致并形成了这样的风险投资，是双方搏弈与妥协的结果。在此过程中，风险投资将投资于中小企业并辅助其发展作为自己的专业投资行为，换取国家或政府的各种政策支持，比如税收的优惠，投资失败时的补贴，在企业培育成熟时，有更优势的地位或机会首次公开上市等。这样，风险投资在专业投资家的专业运营之下，就有可能获得超过社会资本的平均收益，从而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从上面的分析出发，笔者不妨在此对风险投资作如下定义：所谓的风险投资，是专注于投资和培育未上市的中小企业尤其是高科技的中小企业的一种权益资本，通过专业运营并在适当时候退出企业从而实现资本增殖的投资行为，来实现风险投资者获取高收益的目的。合格的风险投资机构因为其风险投资行为带来的良好的社会与经济效益而受到政府的鼓励与扶持。
在谈到风险投资的概念时，我们要注意把时下中国时有发生的非法集资区别开来。表面上，非法集资也往往打出投资创办企业的幌子，但一方面这些集资者并没有进行风险投资的专业知识与经验，会导致风险与收益的严重失衡。最为关键的时，这些非法集资行为的动机大多时候根本就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为目的。这与风险投资通过专业运营从而获取资本增殖的目的是有本质区别的。在风险投资过程中，风险投资家以专业服务获取合法的管理收入，而风险投资过程中的创业企业家虽然是风险投资法律中的主体之一，但就风险投资行为而言，它却不是处于核心地位，虽然但就某个具体的风险投资过程来说，关系到该投资的成败得失。这些都是与非法集资有着形式上与实质上的差别的。
（二）风险投资的发展历程
一般认为，风险投资从美国起源并逐渐向世界各地扩展蔓延，今天已经成为科技创新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孙淑红教授认为，美国风险投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的20-30年代，当时某些富裕的家族和个人投资者向他们认为较有发展前途的一些新办公司提供启动资金，是风险投资的最早的雏形。[④]
现在这种私人性的风险投资形式依然广泛存在。不过，如果依然是直接投资于企业，由于不符合风险投资被认可的形式与标准，可能很难享受相关政策的优惠与保护。当然，个人投资于专门的投资公司是另外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是符合风险投资的惯常标准的，也是被普遍认可的形式但是，风险投资界和学界普遍认为，1946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成立的美国研究发展公司是现代意义上专业化与制度化的风险投资开始的标志，是风险投资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⑤]
当然，在该公司最初的近十年的经营中，投资结果并不理想，直到它成功投资美国数字设备公司。该公司1957年以7万美元持股数字设备公司77%的股份，到1971年时，该公司的股票市值达到了3.55亿美元，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从此也开启了美国风险投资业的大门。美国研究发展公司由此成为美国风险投资机构的示范和鼻祖。
现代的美国风险投资业经过近60年的发展,期间虽然经过起伏,但总体上是呈蓬勃发展的态势。资料表明，在风险投资的鼎盛时期之一的1999年与2000年，由美国风险投资支持的创业企业公开上市（IPO）的数量就分别达到了233个和226个。首次公开上市募集的资金金额则达到了178亿美元和211亿美元。[⑥]
不过在笔者看来，风险投资的发展最具意义之处不是在于它是如何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财富神话，而是它通过扶持创业企业的发展从而带来的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象微软、雅虎、苹果等美国鼎鼎大名的企业，在其发展之初都是有风险投资支持的影子。说明风险投资已经成为高科技企业发展壮大的孵化器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重要力量。同时，由于中小企业是吸纳人员就业的最主要渠道之一，风险投资通过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从而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而企业的发展壮大，有增加了社会财富，壮大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尤其是风险投资的发展，极大促进了国家与企业的创新能力，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
我国的风险投资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5年，中共中央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对风险较大的高技术开发工作，可以设立创业投资给予支持。同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该公司后期由于违规放贷、投资于房地产与期货、经营不善等原因，于1998年6月22日宣布破产。但从此，风险投资在中国扎下了根并逐渐发展壮大起来。不但全国各省市都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与法规支持，各种投资公司也日见活跃。而且国家也鼓励国外的风险投资公司在中国运作。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在风险资本的扶持下发展壮大，很多最终成功上市，不但这些上市企业获得了发展，风险投资等也获得了非常良好的收益。
截止到2002年上半年，我国已有本土风险投资机构298家，管理着400亿人民币的风险资本，当年度仅我国排名前10名的本土风险投资公司所投项目就达到了36个。[⑦]
现在，不但这些受风险投资机构扶持的企业可以选择在中国深圳的中小企业板块上市，还在香港、美国、新加坡、日本等地上市。部分企业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比如在美国NASDAQ上市的中国高科技企业的股票表现一直非常优异，象提供中国80%左右搜索引擎服务的百度公司，现在的股价已经达到了近200美元，表现非常抢眼。
但中国风险投资的现状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投资主体还是以国有资本为主，虽然也有民间资本和国外资本进入风险投资领域，但与国外多元化的投资主体相比，仍然表现出单一化的显著特征。同时，风险投资资本的来源方面还受到诸多的制约，特别是养老金、保险金等大资金进入该领域还受到限制，使风险投资的资本来源在体量上受到严重制约。而由于对风险投资的认识上的制约，我国没有专门的立法来对风险投资进行特别扶持，特别是显著促进风险投资发展的最重要的杠杆——税收杠杆没有有效利用，客观上制约了风险投资的快速发展。当然，还有其他种种制约因素，比如投资公司的注册资金要求很高，使民间资本进入门槛畸高等等，在下文中我们还会有选择地论述。
二、国外风险投资法律环境研究
风险投资的经济与社会作用正被各个国家所重视，如何促进本国的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就会成为大家关心的话题。专家学者们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来研究风险投资的相关课题。
对风险投资的研究，一方面是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是风险投资法律方面的研究。早期的研究主要是技术层面的研究，如围绕风险资金的来源，风险投资公司的组织形式、投资决策、运营效率、契约安排、风险资金退出等方面展开研究。近年来，各国风险投资状况的比较研究逐渐兴起，研究成果表明各国的风险投资的运营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原因是与各国的历史人文特征等等因素相关联的。面对风险投资公司在各国发展的不同模式和态势，学者们越来越关注风险投资发展的外部宏观环境因素的影响，希望改善风险投资的宏观环境体系，从而全面改善风险投资发展壮大的环境。有的学者将风险投资的宏观支撑环境分为7个方面的环境要素，从而构建了风险投资支撑环境的框架体系。这7个方面是：经济、文化、科技、金融、人才、法律政策、社会中介机构服务体系。[⑧]其中经济环境提供的是宽裕的风险资金支持；文化环境提供了人们进行风险投资的意识和冒险的精神；科技环境决定是否有更多的高科技创业企业适合风险投资进行投入；金融环境则包括风险投资公司与创业企业的融资环境；人才无疑是风险投资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大量的风险投资家与创业企业家是风险投资业蓬勃发展的必要保证；法律政策环境是保证风险投资业得以公正有序发展的必要保障，也是笔者本论文将要论述的主题；社会中介服务体系的构建，将为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全方位的专业服务。以上诸方面组成一个风险投资的宏观支撑环境体系，对风险投资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起着促进或制约作用。如果这个环境体系是和谐的，对风险投资的发展是适宜的，则会有利于风险投资的长远快速发展，否则就会起着制约的反作用力。
法律风险论文篇3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连续8次降息使银行贷款的利差进一步收窄，随着我国资本市场日益成熟、融资渠道多元化，“金融脱媒”现象越演越烈，以往银行作为融资主渠道的地位日益弱化，使以利息收益为主要盈利手段的银行经营模式受到了严峻挑战。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面对目前金融市场发展中的巨变及结合国际银行同业的发展经验，尤其是为了应对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银行强有力的挑战，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成为国内银行业的共识。但是，近年来商业银行发展中间业务的实践表明，法律风险日益成为制约中间业务发展的瓶颈，主要表现为：
首先，中间业务法律关系复杂、多样，容易滋生法律风险。中间业务往往是不同金融产品的组合和衍生，在法律关系上必然表现为多重法律关系的组合，不同权利、义务的衔接，其中，还需相当的灵活性，以满足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一项中间业务产品是否成功往往取决于其法律框架的设计是否合理、缜密，表现为既要满足客户的需要，又要具有操作性，同时还要符合现有的法律、法规。
其次，中间业务产品的创新性与法律、法规相对滞后的矛盾突出，导致其隐藏着巨大的法律风险。商业银行利用现有的资源如网络，在不增加银行资产和负债的情况下为客户提供各种增值服务是中间业务的重要特征。因而，创新是中间业务的必然要求。国内银行中间业务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银行服务与证券、保险市场的结合方面，主要是证券资金清算、银证合作、资产证券化等；二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网上银行服务。然而，这两方面的法律、法规十分缺乏。以网上银行为例，中国人民银行颁布实施的《网上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主要是规范商业银行开展网上银行业务的准入条件、审批及风险管理，侧重监管职能，而未涉及银行与客户之间的权利义务安排，其中涉及的电子认证、电子货币及电子资金划拨等方面的法律，在我国还不完备，使得中间业务的创新缺乏一个完善的法律环境，因而使得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法律风险更加突现。
再次，由于我国《商业银行法》确立了银行不得经营证券、保险业务的分业经营模式，使得中资银行面对混业经营经验丰富、管理理念先进的外资银行，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通过设立金融控股公司的形式打混业经营中间业务球，使得商业银行随时面临可能被央行处罚的法律风险。
由此可见，如何有效地控制中间业务法律风险，已经成为商业银行发展中间业务过程中不得不直面的关键问题。那么，商业银行怎样才能有效地控制中间业务法律风险呢？
从银行中间业务的外部法制环境角度考察，央行加强中间业务立法是商业银行控制中间业务法律风险的基本前提。一方面，当前中间业务法律关系的不确定性需要相关法律、法规予以调整。由于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开展时间不长，监管机关的中间业务立法经验有待积累、立法内容侧重监管，忽视了银行与客户关系的调整，缺乏对中间业务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规范，使得中间业务法律关系缺乏稳定性、可预期性和确定性。如，当前直接规范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法规《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及与实施该规定相关的通知这两个法律文件，就属典型的监管型法规。另一方面，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我国商业银行面对加入世贸组织后激烈的金融市场竞争而不断创新的中间业务金融产品，如银证通、离岸银行中间业务、网上银行中间业务等，同样需要中间业务立法予以规范，这是中间业务顺利运作的外部法制框架。
而从商业银行内部风险控制机制角度考察，建立完善的中间业务法律风险内部控制机制是商业银行控制中间业务法律风险的根本途径。因此，一方面，要转变观念，重新定位银行内部法律部门的职能，要充分发挥其事前防范、控制和化解中间业务法律风险的功能。由于缺乏经历充分市场竞争的原因，目前大部分商业银行仍然把法律部门的工作重心定位在以处理银行诉讼事务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对法律风险的事后救济功能上，既模糊了银行法律工作与资产保全工作的界限，又使银行法律工作滞后于银行业务的发展需要，无暇顾及为快速发展的银行业务创新和变革提供事前防范、控制和化解经营法律风险的保驾护航功能。另一方面，中间业务立法及其相关法制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于商业银行大力发展中间业务而言，有远水不解近渴之虞，因此，惟有建立完善的中间业务法律风险内部控制机制，商业银行方能能动地控制中间业务法律风险。首先，要建立中间业务合同文本管理制度。既要重视发挥中间业务相关合同的能动作用，即通过建立中间业务合同文本库，公平、合理安排中间业务法律关系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架构，使中间业务相关合同具有稳定性、可预见性和确定性，又要重视对中间业务合同文本的审查、修订和使用管理，以充分发挥合同文本对中间业务法律风险的事前防范功能。其次，积极开展中间业务法律专题研究，提前介入中间业务，充分论证中间业务新产品的合法、合规性，公平、合理地设计和安排中间业务的法律框架，研究中间业务法律风险并予以积极预防。再次，建立中间业务法律风险后评价制度，研究、总结中间业务法律咨询中的疑难、有价值的法律问题，进行后评价，形成法律指引，规范相关中间业务的发展。
法律风险论文篇4
健全和稳定的法律制度是风险投资得以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而在对我国风险投资法律制度进行设计之前，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我国现行风险投资法律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缺陷。惟有如此，才能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对我国的风险投资法律制度进行合理的设计，进而为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证。
1.我国风险投资法律制度的现状。我国的风险投资从萌芽到现在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其间，我国也陆续制定了一些与风险投资相关的行政法规，如《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条件和办法》、《关于设立风险投资机制的若干意见》等。这些法规为我国高技术风险投资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为高技术风险投资法的制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随着我国高技术风险投资的不断发展，新问题的不断出现，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目前还缺乏风险投资的基本法，与其密切相关的辅助法律制度也很不完善。这种立法滞后的状况严重制约了我国风险投资业的运作和发展。
2.我国风险投资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缺陷。
(1)关于风险投资公司组织形式的限制。《公司法》规定：“本法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企业法》为合伙企业设计了一套既要承担无限责任，又要双重征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形式。这使得我国的合伙企业这种组织形式对风险投资者来说毫无吸引力可言。目前在国际上已被证明最有效率的风险投资公司的组织形式是有限合伙制。在采取有限合伙制的公司中，少数掌握广泛专业知识的风险投资家作为普通合伙人对内管理公司，对外承担无限责任，在承担高风险的同时也享受高回报，能够有效地激发其工作热情；大多数提供风险资金绝大部分的投资者作为有限合伙人，对内不参与管理，对外承担有限责任，亦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回报，从而保证了风险投资基金的来源。可见，有限合伙制是组建风险投资公司最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另外，《合伙企业法》第九条规定：“合伙人应当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一限制显然不合理。有限合伙是投资的组合，为了促进风险投资的发展，允许“机构”充当合伙人使之与国际惯例接轨应是可行的立法方向。《合伙企业法》的这一规定限制了风险投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2)关于风险投资公司投资金额的限制。《公司法》第十二条规定：“公司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所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50%。”这一限制无疑将造成大量资金闲置，无法充分发挥风险投资基金的增值作用，限制了各种资金采用风险投资形式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
(3)关于风险投资公司设立条件的限制。《公司法》对股东人数作了如下限制：“有限责任公司由二个以上五十个以下股东共同出资成立。”这里对股东人数规定了上限，而“五十个”股东的上限显然不足以为风险投资公司筹集大量的风险投资资金，风险投资资金的筹集需要更多的股东参与。对于股份有限公司而言，虽然在股东人数上尚未规定上限，但是却对发起人认购的股份作了如下限制：“以募集设立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认购的股份不得少于公司股份总数的35%，其余股份应向社会募集。”事实上，在国外发起成立风险投资公司的大多为专业性人才，他们组建风险投资公司主要是为风险投资公司提供专业化的管理，并不是也不可能是风险投资资金的主要提供者。《公司法》对于风险投资公司发起应认购股份的规定未免过高。
(4)关于风险投资基金供给的限制。风险投资运作的重要条件是有巨大的风险资本来源和通畅的风险资本筹集渠道。风险投资多是以分散投资以降低风险，这就要求风险资本较为雄厚，渠道来源较为多样。在美国及欧洲其他国家，风险投资基金供给来源不仅包括个人和政府基金，更为重要的是诸如养老基金、保险公司、投资银行等机构投资者。我国的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商业银行等也是目前最有实力参与风险投资的机构投资者。但是我国的《商业银行法》、《养老基金管理规定》都不允许其参与风险投资活动。《保险法》对保险基金的运用虽然有所放开，可以以一定方式投入股市，但是对从事高风险、高收益的风险投资行业则缺乏合理的规范和指导，极有可能导致保险基金从事风险投资的盲目性和过度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风险资本的有效供给量和风险投资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
(5)关于风险投资退出机制的限制。《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票，但为减少公司资本而注销股份或者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时除外。”很显然，按照这条规定，风险投资家无法要求风险企业回购其持有的股份。《证券法》第七十八条规定：“上市公司收购可以采用要约收购或协议收购的方式。”这条规定是允许风险投资家采用邀约收购方式的退出策略。但现行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四十七条和第四十八条同时又规定，收购方在持有目标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达到5%时要作出公告，以后每增持股份2%时要作出公告，且自该事实发生日起两日内不得购买该股票，当持股数达到30%时应当发出要约收购。由于初次公告时持股比例偏低，只有5%，致使收购者目的过早暴露；持续购买的比例只有2%，当购买股数达到30%发出要约收购时，收购方要公告13次，这样必然会使收购目标的股票价格持续不断上涨，给收购方带来巨大的成本障碍。因而这显然是不利于风险投资家采用要约收购的方式从被投资企业退出风险资本。
(6)缺乏专门的税收优惠制度。为了鼓励风险投资的发展，大多数国家对风险投资有各种税收优惠，即向投资于风险投资行业的人倾斜，靠对个人所得的免税政策来吸引更多的人愿意把资金投向风险投资领域，即使投资失败了还有税收减免来减少损失。而我国目前没有专门针对风险投资的税收法律和政策，我国现行税法对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的判断标准是采用“独立核算”原则。根据《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二条的规定，在我国境内除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以外的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或组织，都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风险投资公司要执行一般实业投资公司的税收规定，对投资公司的收入征一次税，同时对投资人分得的收入又征一次税，这种重复征税的行为显然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显然，我国现行的税收政策，不利于境外资金进入我国风险投资业。
(7)缺乏有限合伙法律制度。1997年颁布的《合伙企业法》是继《公司法》之后，按照订立协议、区别处理出资方式和投资者责任形式等法律要求制定的又一重要的市场主体立法。它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理应提供一个有利健康的法制环境。该法为普通合伙制建立了完善的法律框架，却完全没有考虑到有限合伙制这种企业组织形式，也没有估计到我国经济发展对这一企业组织形式的需求。所以，该法为普通合伙制量身定制，却限制了有限合伙制的发展。该法第五条规定：“合伙企业在其名称中不得使用有限或者有限责任字样。”第八条规定：所有合伙人“都是依法承担无限责任者”，这就排除了部分合伙人承担有限责任的合法性。
(8)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不完善。在风险投资运作中，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一个重要的内容。没有严密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就不可能有效保护风险投资的创新规律，风险投资的迅速发展也就无从谈起。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包括《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在内的比较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并参加了若干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公约，在相关制度上逐步与国际接轨。但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更新对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以及整个法律体系产生了巨大冲击，以他人商标或商号抢注为域名、将他人的著作放入互联网供公众阅览下载、擅自将他人在互联网上的信息收编成书、利用互联网侵害他人人身权、名誉权或散布法律禁止的其他信息等问题，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均未涉及到。另外，在知识产权保护执法过程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仍普遍存在，尤其在风险投资的重要领域之一——软件业内，盗版猖獗，屡禁不止，必须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加大执法力度。另外，关于商业秘密保护的配套法规尚显不足，应进一步完善。
二、我国风险投资法律制度的设计构想
针对目前我国风险投资法律制度存在的上述缺陷，并借鉴世界各国风险投资法律制度的成功经验，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设计我国的风险投资法律制度。
1.修改完善现行法律为风险投资的发展扫除障碍。风险投资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产物，其运行规则与传统经济的运行规则有重大差异，而我国现有法律体系是建立在传统经济基础之上的，是对传统经济的法律调整。由于新旧两种经济的运行方式和运行机制的差异，使调整两种经济运行方式的法律制度也有所不同。新经济的出现对现有法律体系造成巨大冲击，也是对现有法律体系突破。现有法律体系由于时代局限，并为对新经济时代的风险投资加以调整，现有法律的许多内容甚至对风险投资的运行构成法律障碍。这已在上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为了培育我国风险投资市场，逐步建立风险投资运行机制，指导、规范、推动风险投资业的健康发展，我国应该对现行的法律进行修改完善，消除现行法律法规对风险投资设置的障碍。具体来说：
(1)修订《公司法》。《公司法》虽然为规范风险投资奠定了最基本的法律基础，但在某些具体规定上存在着不少与风险投资发展相冲突的地方，因此，应该对之进行修订。具体来说：修改关于我国现有公司组织形式的规定，加入有限合伙这种公司形式，给予有限合伙以合法的法律地位；修改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不能自由转让出资的条款；第一百四十七条关于发起人持有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三年内不得转让的条款；第一百四十九条关于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票的条款；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上市公司条件的条款。删除第十二条关于一般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时，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50%的条款或者修改为由公司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自行确定其对外投资的数额和比例；改统一资本金实收制为例外资本金承诺制；扩大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在公司注册资本的比重，以知识产权入股的比例可由出资人协商确定，法律不作硬性规定；放宽风险企业上市的条件等等。
(2)修订《合伙企业法》。《合伙企业法》作为一部规范投资者出资方式、协调投资者权利与责任的重要法律，理应为推进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因此，应该修订《合伙企业法》，明确规定有限合伙制为我国合伙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以充分发挥有限合伙制在处理出资方和投资者责任形式方面的重要作用。另外，从合伙制在美国的运作可以看出，合伙企业的行为所受的约束是合伙内部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普通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之间的相互约束。这种合伙内部约束的执行比法律更及时和有效。同时，这种约束的内容由合伙人之间讨价还价决定，有利于形成自发性的制度创新。所以，修订《合伙企业法》的目的应该在于明确社会对合伙的约束，同时明确合伙的合法权益，而不应该对相关细节规定过细。
(3)修改有关限制风险投资供给的法律法规。包括《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养老基金管理办法》。对这些法律法规予以修改，适当放宽对这些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限制，允许它们适度地参与风险投资，如允许一定比例的养老基金、保险金和商业银行存贷差额资金参与风险投资，同时规定只能通过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基金或创业投资基金的形式进行。这样做不仅可以满足养老基金、保险费用长期保值增值和增强商业银行自身生存与长远发展的需要，同时也能解决我国目前风险资本有效供给不足和风险投资公司风险资本规模偏小的现实难题。
2.制定风险投资核心法律——《风险投资法》和《风险投资基金法》。在对现有的法律法规进行修订、补充和完善的基础上，一旦条件成熟，可制定风险投资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风险投资法》。《风险投资法》是指导我国未来风险投资业发展的基本法，在风险投资法律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对于推动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起着关键和决定性的作用。这部法律主要是调整投资人、基金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托管银行以及监管部门之间的投资权益和义务关系，应该对风险投资主体、对象、运行机制、退出机制、法律责任等作出详细的规定。从指导思想上应该是保护投资人的权益和规范基金的运作为核心，鼓励和支持风险投资，充分保障风险投资参与者的正当权益，以促进高新技术的产业化，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快速、高效发展。
风险投资基金作为投资工具，通过专业人员的管理进行分散的组合投资，从而分散风险。因此，风险投资基金是风险投资制度迅速发展的必要准备和关键。而我国目前还缺乏这方面的专门性法律。因此，针对我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的客观实际并借鉴世界各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的成功经验来制定《风险投资基金法》显得尤为必要。制定《风险投资基金法》时应充分赋予其对基金的发起、募集、设立和运作全过程进行严格监管的法律权威。这就要求《风险投资基金法》应对风险投资基金的运作监管作出尽可能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风险投资基金法》至少应该规定以下内容：(1)投资主体；(2)基金的组织形态；(3)基金的募集方式；(4)基金的交易方式；(5)基金投资的监管，等等。
3.建立风险投资辅助法律制度和政策。在风险投资业运作过程中还需要包括税收、知识产权、政府采购、风险投资保险等辅助法律制度的支持，因此，应该尽快建立完善的风险投资辅助法律制度体系，以促进风险投资业的加快发展。
(1)修改完善税收法律制度。首先，生产型增值税应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我国目前主要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不允许企业固定资产所含的进项税额得到抵扣，不利于鼓励投资和鼓励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因此有必要借鉴大多数实行市场经济的WTO成员的经验，考虑生产型增值税向避免投资重复征税的消费型增值税转变。这意味着本期购入的固定资产已纳税金可以在本期凭发票全部抵扣，尽管固定资产的价值并不会全部转化到当期的产品或服务中去。所以，尽管总的税额不会减少，但会减轻当期纳税负担，从而有利于鼓励高技术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消除增值税重复征收带来的弊端。另外还应该适度降低增值税的税率，加强增值税的税收征管等等。其次，应该将判断纳税人的标准由“独立核算”原则改为“独立法人”原则，以解决合伙的双重税负问题，引导民间资金流入风险资本市场。
(2)制定《高技术知识产权保护法》。相对于美、日等风险投资业比较发达的国家，我国在高技术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立法较为落后。政府有关部门应组织高技术专家和法学家调查评估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及相关的法律对高技术保护的能力，发现存在的问题；对高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进行跟踪研究；探讨符合中国高技术发展实际需要又与国际水平一致的保护模式。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调整和完善现行的知识产权法的相关内容，进而制定专门的《高技术知识产权保护法》。
(3)制定新的《破产法》。在实践中，总会有一部分风险投资难免失败，其中一部分甚至是血本无归的，这就使得破产清算成为风险投资退出方式的一种明智决策。因为如果不及时将投资退出，只能带来更大的损失。目前我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仅仅适用于国有企业的破产案件，《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破产还债程序的规定过于粗疏，因而应加紧制定新的《破产法》，其中对于风险投资企业和风险投资公司的破产问题应做相应规定。
(4)完善风险投资中介机构的法律制度。一是确立严格的准入制度；二是填补法律空白；三是加强对中介机构法律控制力度。目前最重要的是有关法律规定的具体化和可操作性，这是有关法律控制能落实到位的关键。
三、结束语
风险投资的有效运作对法律制度环境有着较高的要求，完善的风险投资法律制度是风险投资事业得以正常高效运作的重要制度保证。然而我国奉行投资法律制度存在的诸多缺陷决定了我国风险投资法律制度设计任务的艰巨性。因此，为了充分发挥法律对风险投资事业的保驾航护作用，我国尚需抓紧立法，弥补原有法律制度的漏洞和缺陷。争取在短期内为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
【参考文献】
1.李伯亭.创造有利环境大力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业[J].中国软科学1998(11)
法律风险论文篇5
【关键词】 海外投资 法律风险 法律文化 防范措施
随着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国际化的速度日益加快和我国对外开放力度的进一步加大，已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跨出国门，到海外投资，并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但近年来，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遭遇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如中航油亏损、长虹被拖欠巨额贷款、海信商标被抢注等等。企业海外投资遭遇法律风险，对国家、企业会造成巨大的损失，有可能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国家利益受损，也有可能导致企业破产。所以法律风险对于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是非常重大的一项风险，在海外投资中企业的法律风险有多种表现形式，其中企业法律文化差异上的风险尤为突出，本文拟对此予以探讨。
一、企业法律文化风险的界定
1、法律风险的含义
对于法律风险的含义，人们有着不同的看法，目前使用“法律风险”一词多用于特指因某种具体法律问题而产生的风险，例如合同签订不规范导致存在承担过重的违约责任的法律风险；企业在海外投资中由于母国和东道国间的法律冲突而产生的风险；还有时把法律风险等同于法律问题，如诉讼法律风险，其实它所指的是诉讼中涉及的程序和实体法律问题。笔者认为，法律风险不等于违法风险、违约风险，也不同于法律责任，法律风险是指人们生产、生活过程中因为不懂法律规范、疏于法律审查、逃避法律监管，使自己的行为违反了法律或者侵犯了法律所保护的其他主体的权益，从而产生的与行为人主观愿望相违背的不利法律后果发生的可能性。海外投资的法律风险是指投资者在海外投资过程中，由于投资者不懂东道国的法律规范、疏于东道国的法律审查、或者逃避东道国的法律监管，使自己的投资经营行为违反了东道国的法律或者侵犯了法律所保护的其他主体的权益，从而造成投资失利发生的可能性。
2、企业法律文化的概念及风险表现
企业文化是企业成员关于企业经营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企业规范、企业环境的总和。企业成立、公司治理、经营业务、公司解散等每一环节都与法律有关。因此，法律文化与企业文化不是一个相互排斥的概念，相反在内容上是互相交叉的，理应包含在企业文化之中。企业法律文化是指企业主体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法律之认识及其在这一认识下所形成的行为准则，它既是一种制度法律文化，还是一种思想和意识上的观念文化，同时也是在此思想指导下的法律行为文化。在当今跨国公司全方位多层次向国外拓展其经营空间的形式下，法律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所带来的非经济摩擦已日益加剧和明显。有关调查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是文化冲突，文化差异是海外投资的一项重要风险。
法律文化差异影响着投资者的企业管理、市场经营等等，处理不好这样的矛盾势必会影响整个企业的发展。例如，2004年12月份，中国企业联想集团以17.5亿美金收购IBM的PC业务，但2005年5月，IBM个人电脑事业部大中华业务团队有超过三成的员工选择离开，根据2004年12月8日的收购协议，联想此次购买的不光是IBM个人电脑业务的办公机构、场所等，IBM的员工也被算作无形资产，进行统一“打包”，从上到下，不管在IBM工作多长时间，只要属于个人电脑业务部门的，将无条件地成为新联想的员工。然而，许多员工在离开了“蓝色巨人”的怀抱之后，纷纷选择了离职。虽然员工离职原因复杂，但一些分析人士指出：无法适应新的企业文化是许多员工离职的主要原因。中国企业与外国当地人民劳动价值观、生活价值取向发生直接冲突，商品生产者的生产生活方式是隐蔽其后的商品文明冲突，后者与前者相互促进，埋下了针对中国商业的隐患。
二、海外投资企业法律文化风险的成因
1、投资者母国国内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
投资者母国的法律对海外投资进行规范和保障非常必要，否则势必影响海外投资的发展。虽然我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制定了大量的涉外投资法律法规，并参加了国际上主要的保护与促进国际投资的国际公约，但我国的外资立法还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是立法层次不高，我国尚未出台一部海外投资法，现存的主要是一些行政规章，存在多头管理或管理空白的弊端，缺乏权威性和透明度。其次是在海外投资法规具体内容的设置上没有关于海外投资的保险与保护机制，而且我国境外投资立法主要是针对国有企业的立法，对于民营、私营企业关注不够。
2、商务、法律信息服务严重滞后
随着金融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成为发展海外投资、实施跨国经营的重要影响因素。由于长期以来政府的服务意识尤其是为企业服务的意识不强，至今也没有一个提供国内外商情信息的官方或半官方机构，国外的多种投资机会和需求信息无法及时反馈到国内，即使有部分反馈，也是由政府部门垄断，很难直接达到企业。由于国家的宏观信息系统不完备，现有的海外投资项目多数是根据多种渠道得到的非系统化信息决定投资的，致使中国的海外投资项目无论在行业还是地区分布上，没有统筹安排的主攻方向和目标，投资行为上表现出一种无序性和随即性。同时由于信息渠道的不畅通，国外的法制环境和内容也很难让投资者及时了解，这样就直接导致了中国海外投资的盲目性，加大了投资风险。
3、海外投资者法律意识淡薄
这是海外投资者普遍存在的薄弱环节。一是防范法律风险的意识仍然不强，主要表现在一些重大投资决策、重大经营活动或企业改制等的前期工作缺少法律工作人员的参与，有的单位虽设立了法律事务机构，但在对其的使用上仍局限于事后补救，以处理企业法律纠纷为主，企业法律工作机构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二是一些企业依法经营的意识不够，或因法律意识淡薄不自觉地违法经营，或认为只要是为了公司的利益就可以不顾法律约束，或存在钻法律空子的侥幸心理，有意打“球”；三是企业法制建设基础工作还比较薄弱，没有充分意识到加强企业法制建设对防范企业经营风险的重要性，企业法制建设不主动。
4、投资企业内部管理和治理制度不完善
公司内部责任还不是很明确，在分工上并没有合理配置好自己的资源，同时人力资源未能进行有效的整合，公司内部监管很不到位，力度不够。同时投资者对合同缺乏必要的管理。公司现在的合同未能得到有效管理，签订合同后未能对合同后期的情况进行监管，使得合同履行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合同出现问题之后未能及时进行总结，甚至一些有明显错误的合同也根本没有引起投资者足够的重视。
三、防范海外投资企业法律文化风险的措施
1、建立统一的海外投资审批机构
设立一个直属于国务院的海外投资管理委员会，专门负责制定海外投资政策，在宏观上统一领导、管理和协调全国各行各业的海外投资，审批海外投资。加强同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外交部特别是我国驻各投资接受国的使领馆，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相应管理机构的联系和协调，使投资审批制度确实起到推动我国海外投资健康、高效发展的作用。
2、在企业内部开展各种法律培训
一是依托领导人员培训班，加强各级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律风险防范意识，定期对企业中层以上经营管理人员进行一次全脱产的法律知识培训。根据东道国经济发展形势和法律、政策的发展变化情况，结合自身实际经营，确定相应的法律培训主题。二是举办法律知识及风险防范专题报告会，提高中高层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律风险防范意识。三是实行职工年度政治轮训，将法律知识及法律风险防范培训覆盖到每一个员工，轮训内容包括国际局势、党的重大方针、国策及有关法律法规。
3、设立企业法律顾问，完善企业法律顾问制度
（1）法律顾问参与投资企业领导决策。一是参与企业重大经营活动的有关会议，为领导决策提供法律咨询服务，预防企业违规行为的发生。企业法律顾问应全面了解掌握与企业有关的东道国法律法规，及时准确地向企业领导人提供有关决策的法律依据，避免决策的盲目性。二是参与起草修改审议有关文件，预测投资经营管理风险并提出避免或减少风险的建议和方案。企业法律顾问在参与决策时要对各种决策方案的风险因素进行预测和分析，帮助企业选择风险最小、获利最大的方案，提出法律上的建设和意见书，使风险能得以避免或减少到最低程度。
（2）建立健全事前介入制度。充分发挥法律顾问预防的工作职能，将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由事后补救向事前介入转变，由咨询型向决策型转变。这是一项以预防为主的基础性法律事务工作方法。这就要求企业法律顾问尽快转变角色定位，由单一解决事后纠纷转为事前防范，由单纯督导企业内部法律事务的执行转为督导与制定内部规章并重，以一整套的事前介入制度来规范决策程序。
（3）健全纠纷案件报告制度。在企业发生法律纠纷或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运用法律顾问事后救济的工作职能，通过企业进行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活动，依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避免或挽回企业的经济损失。
4、加强企业法律文化建设
（1）选用华人华侨作为海外投资企业的跨文化管理人才。中国企业投资海外，华人华侨的帮助企业熟悉目标国现状、寻求文化差异的合理“融合”方法方面具有先天优势。除此之外，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经营需要大量胜任跨文化环境下的管理人才，制约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人才瓶颈主要是外语沟通能力和对国外文化的了解情况，华人华侨在这两方面都没有障碍，正好可以作为跨文化管理人才的合适人选。
（2）充分利用文化信息平台。文化信息平台是指通过信息技术、网络应用将不同文化综合于一个平台之中，是一个提供各国的文化信息、融合各种文化差异的电子系统。这一系统的建立，将为跨国投资提供摄取信息的捷径，同时开辟多元文化交流的新平台。在这个平台中，文化信息的将大大简化企业投资前繁琐的文化信息调研工作，企业也可以通过资料比较选出文化差异较小或通过自身实力易于解决文化差异的目标市场进行投资；同时，BBS等网络工具也能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不受空间时间的限制自由交流，从而真正达到融合文化差异的目的。我国有关部门已经努力将类似日本、美国这样的本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潜在市场的各类文化信息进行综合整理并在指定网站，这些信息对于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具有很高的指导价值。
【参考文献】
[1] 向飞、陈友春：企业法律风险评估[M].法律出版社，2006.
[2] 秦承敏：重视企业法律文化建设[J].中外企业文化，2005（5）.
法律风险论文篇6
(一)影响合同管理的外部因素
并非所有的法律风险都可以防范，比如在自身条件限制和外界因素的制约下。合同法律风险的规避需要采取下列措施，在不同的层面展开。首先，资源的稀缺程度对于合同风险的影响。合同标的无论是资金、产品还是服务，都是资源。在任何时代，掌握着合同交易的稀缺资源必定在合同中处于优势地位，可以迫使处于劣势地位的交易方接受相对苛刻的条件，从而获得最大利益。其次，获得成本、交易安全等对交易的影响。只有在交易中处于优势地位才能全面控制法律风险，而获得成本与交易安全等方面的优势，在不掌握稀缺资源的情况下，通过只在稀缺资源的方式增强优势，从而使合同交易方处于优势地位，以便控制法律风险。
(二)合同生效前法律风险管理
基于合同法以及其他的法律规定，即使合同没有成立，在合同谈判中的不当行为同样会导致民事责任，对于合同交易双方这些风险的规避，就必须建立在合同生效前法律风险规避的基础上。1．对要约承诺的应对要约与承诺是合同成立之前的关键步骤，要约是合同成立的前提，当卖家发出要约，买家接受卖方的要约内容，则合同成立。而卖方在买方承诺后毁约，则要承担违约责任。2．交易安全的相关事项在交易安全方面，除了考虑通过合同锁定交易内容、方式、平台、问题的处理以外，还有考虑条款以外其他因素对交易安全的影响。主要方式有:①通过尽职调查分析等手段，选择实力良好的交易对象;②由交易对方或者第三方提供担保，直到合同履行完毕;③约定后履行义务等等。当上述的方法无法确保交易安全时，应采用资信调查的方式。资信调查，是要知晓交易方的详细信息，然后再根据所掌握的情况，做出选择进行交易即对方应当具有履行能力和较好的商业信誉。②3．避免签署效力待定的合同效力待定的合同是一种存在缺陷的合同，这种缺陷不直接导致合同无效，但是合同存在无效的可能性，因此可能影响到交易安全以及合同主体签订合同时的可预测性，妨碍交易的及时合法取得。针对效力待定的合同，要求律师在操作过程中，加强对对方的行为能力、权限等方面进行彻底详尽的审查。尽量避免因不详尽的审查而出现效力待定合同，造成委托方利益受损。③4．慎对缔约过失责任在合同尚未签订之前是不可能存在违约责任，因为违约责任是建立在合同成立的基础之上，但是出现缔约过失责任却是可能的。合同谈判中，虽然交易双方尚未签订合同，不存在违约责任确极有可能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我国合同法中规定，以下情况需要交易一方或者双方承担缔约过失责任:①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事项或者重要内容;②假借订立合同的借口，恶意进行磋商;③其他有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三)合同生效后的法律风险管理
1．代位权和撤销权代位权和撤销权的设立均是为了保护合同债权人在债务人违反合同项下之义务时采取的自我救济与自我保护措施，由于这些权力的行使超出常规的权利义务范围，因为对其行使法律进行了相对严格的限制。④此处对限制不再多做赘述。代位权和撤销权的行使虽然受到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但是对于合同法律风险控制如果没有涉及这两个领域，则仍然属于未将权利用尽。而这两项权利又是非常适合合同履行阶段的动态法律风险管理，对于债务人以消极或者积极的方式规避债务的行为起到很好的防范作用。2．随附义务与合同随附义务是指在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都不很具体的情况下，为了维护交易对方的利益，依照一般社会交易观念和诚实信用原则而应该承担的义务。由于合同的性质、目的交易习惯基本上都属于主观标准，随附义务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而且不同性质的合同其随附义务也不尽相同，除了合同法总则规定了随附义务之外，其还散见于合同分则中的各种有名合同规定当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经常查阅各种法律规定以及行政法规，以分清主合同义务和从合同义务，避免由于过失而没有履行应尽义务。在此同时，律师应该将随附义务转化成主合同义务，以规避合同实施过程中的法律风险。⑤
二、结语
高质量的合同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它并不是仅仅只是保证合同正常履行时能够实现预期交易目的，还要在合同非正常履行情况下，通过事先的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约束对方履行或者提供足额的赔偿，以弥补由于违约方带来的损失。因此，在合同审查过程中，对于法律风险的把握至关重要，要求合同签订的各方参与人给予足够的重视，以促进企业的持续有效发展。
法律风险论文篇7
[关键词]应收账款质押；法律风险；风险防范
一、应收账款质押及其法律规定
应收账款，指因销售商品、产品或提供劳务而向购货单位或顾客应收而还没有收取的款项，包括公司应向购货客户或接受劳务的客户收取的款项或代垫的运杂费。应收账款建立在债务人商业信用的基础之上，因此从其本质上说，应收账款是一种信用债权。而应收账款质押是指出质人以应收账款为标的，质押给质权人，作为某特定债务履行的担保。根据应收账款和质押担保的属性，应收账款质押是一种权利质押，其基本内涵是：(1)能够用于质押的应收账款质押必须是私法上的财产权；(2)用于质押的应收账款必须是能够转让的；(3)应收账款的质押必须能够通过转让权利凭证或通过质押登记而加以公示。
有关应收账款质押有如下法律规定：
1.能够质押的应收账款。根据《物权法》第223条的规定，应收账款可以作为质押标的。中国人民银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对能用于质押担保的应收账款的定义和种类作了进一步明确。其第4条规定：能用作质押的应收账款，是指权利人因提供一定的货物、服务或设施而获得的要求义务人付款的权利，包括现有的和未来的金钱债权及其产生的收益，但不包括因票据或其他有价证券而产生的付款请求权。具体包括：(1)销售产生的债权，包括销售货物，供应水、电、气、暖，知识产权的许可使用等；(2)出租产生的债权，包括出租动产或不动产；(3)提供服务产生的债权；(4)公路、桥梁、隧道、渡口等不动产收费权；(5)提供贷款或其他信用产生的债权。
2.质押登记程序。《物权法》第228条的规定，以应收账款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信贷征信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规定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程序是：(1)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由质权人办理。质权人也可以委托他人办理登记。委托他人办理登记的，适用本办法关于质权人办理登记的规定。(2)质权人办理质押登记前应与出质人签订协议。协议应载明如下内容：质权人与出质人已签订质押合同；由质权人办理质押登记。(3)质权人凭修改码办理展期、变更登记、注销登记。
3.应收账款质押的保护。根据《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以在注册为登记公示系统的用户后，查询应收账款质押登记信息。而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应收账款出质后，不得转让，但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除外。出质人转让应收账款所得的价款，应当向质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
二、应收账款质押的应用
应收账款质押是债权融资的一种。所谓债权融资，是指以债权作为还款的保障来融通资金。典型的债权融资包括保理(或称为“应收账款转让”)和应收账款质押。
保理是应用非常广泛的一种债权融资，具有如下优点：(1)对基础合同债权人而言，将债权转让给保理商，可以提前收到应收账款，实现赢利目标；可以转移应收账款的收取风险；可以减少应收账款，有效改善财务报表。(2)对保理商而言，可以通过保理的方式介入原本不能介入的客户，扩大业务领域；可以通过提供债权管理等保理业务，增加业务收入。(3)对基础合同债务人而言，借助保理方式，可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实现其经营目标，减轻资金压力。正是上述优点，使保理迅速成为各商业银行竞相开展的优质业务。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保理业务存在如下问题：(1)基础合同债权转让给保理商后，容易使债权转让人产生道德风险，不履行其在基础合同中的义务。(2)将合同债权转让给保理商，可能会使基础合同的付款债务人怀疑债权人的资金实力较弱，由此可能会影响双方的合作关系。因此，一些债权人不愿意将债权转让的事实通知债务人。(3)为确认债权转让的事实已经通知了债务人，一般要求债务人签署债权转让通知书，而一些债务人，特别是一些强势债务人，认为债权转让与其无关，因此不愿意签署转让通知书。
在这种情况下，为发挥债权融资的优势，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提出了应收账款融资的要求。我国《物权法》顺应了实务需求，规定了应收账款质押，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规定了应收账款质押的登记程序。可以预料，应收账款质押将会成为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的一种重要融资方式，而被广泛应用。
三、应收账款质押的法律风险
应收账款质押有效开辟了一条低成本的融资渠道。但根据目前的法律规定，应收账款质押存在如下法律风险：
1.债权的合法性风险。根据规定，只有合法的债权转让才能得到保护；如果基础合同存在我国《合同法》第52条所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即存在：(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等情形，则债权不具有合法性，将会损害质押权人的利益。
2.债权的真实性风险。用作质押的应收账款是通过合同来体现的，但由于在质押担保过程中，基础合同的付款债务人(以下简称“债务人”)并没有参与其中，这就容易产生伪造合同的可能。这种伪造包括基础合同出质人(可能是债权人，也可能是第三人)一个人伪造，也包括出质人和债务人共同伪造。其结果就是产生一个并不真实的债权。
3.债权的唯一性风险。即出质人在质权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应收账款多次质押，能将基础合同和应收账款特定化的要素包括当事人、合同内容、合同编号、应收账款的支付安排等。在这些要素中，合同的价格、数量、金额、编号等，是容易编造的。如果出质人故意骗取质权人资金，是可以通过编造等手段将应收账款多次质押的，这势必影响质押的安全。
4.债权的可转让性风险。债权的可转让性是应收账款质押的前提条件，如果质押的债权是不可转让的，将无法实现债权的有效索偿。根据我国《合同法》第79条规定，以下三种情形的债权是不能转让的：(1)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的债权。具体包括：以特定身份为基础的债权；以特定债权人为基础的债权；基于债权人与债务人间特殊信任关系的债权；不作为债权。(2)根据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的债权。(3)根据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债权。
5.债权的权利瑕疵风险。对质押的债权，应是能够完全排斥第三者的权利和利益要求的、完整的权利。但由于质押人的原因，质押债权可能存在如下权利瑕疵：(1)多重转让风险。质押人有时因故意、疏忽或对法律和合同的误解，将已被质押的债权实质上进行了多重转让，使质押权人对该债权的优先受偿权受到阻碍或干扰。(2)多重处置风险。如果在债权质押生效之前质押人已经将应收账款质押给第三人，将会发生两个质押权人的权利冲突风险。(3)所有权被保留风险。向质押人供货的前手供货人，为确保收到账款，常常在销售合同中保留对质押人出售货物所得账款的所有权。这种保留所有权的条款为多数国家法律所承认，但对质押权人则是一种风险。(4)货物被留置风险。在托运人没有付清运费时，承运人有权留置承运的货物；付款债务人没有收到货物，大多也不会支付货款。这时，质押权人能否完全实现债权存有风险。
6.基础合同的履行性风险。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在设定应收账款质押时，基础合同存在已经履行完毕、正在履行、还没有履行等情形，应收账款也就可能已经确定产生，也可能还没有产生，或还没有确定等。在后两种情况下，如果基础合同的债权人履行存在瑕疵，将可能导致应收账款不能按约收回。
7.应收账款的付款路径风险。质押目的能否实现，与应收账款的付款路径关系重大。一般而言，基础合同约定了债权人的收款账户，质权人也知晓该账户，甚至有可能该账户质押给了债权人。但由于债务人没有参与应收账款的质押，其可能不知道质押的事实。由此，债权人有可能背着银行单方面变更付款账户。如债务人有意或无意将应收账款付至新的账户，质押将会落空。
8.质权人的内部操作风险。为保证质权人的权利，应收账款质押的登记、展期、修改、注销等手续都由质权人完成。但应收账款的质押登记，是通过电子系统完成的，没有第三人的核实。因此，如果质权人内部操作人员与外部人员勾结，将产生操作风险。
四、应收账款质押法律风险的防范
鉴于应收账款质押业务存在诸多的法律风险，质押权人的风险防范至关重要。归纳起来，质押权人的风险防范措施包括如下一些：
1.强化资信调查。资信调查是质押权人确保应收账款质押风险可控的关键。质押权人所进行的资信调查主要针对基础交易双方，即质押人和债务人；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履行能力和履行意愿两方面。通过信用评估，核定其信用额度，从而尽可能地降低由此产生的信用风险。
2.谨慎选择应收账款质押方式，尽量选择应收账款转让方式。应收账款质押法律风险的产生原因，除质权人的操作风险外，基本上都是因为付款债务人没有参与其中，致使债权人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对应收账款的融资方式，除质押外，还有转让方式。在应收账款转让方式中，由于需要将应收账款转让的事实通知债务人，因此，债务人负有向债权受让人付款的义务。为防止自己负有多重付款义务或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债务人对应收账款转让会持谨慎态度。这就减少了债权人多重转让、虚假转让等风险的可能。因此，对质权人来说，只要有可能，就尽量选择应收账款转让方式，而尽量不使用应收账款质押方式。
3.排除特殊债权。对于一些特殊债权，质押人很难或者根本无法履行债权质押合同项下的承诺和保证，因此质押权人应该拒绝接受这些债权。这些债权或者存在被抵销的风险，或者存在不确定的风险，或者存在转让无效的风险。因此，质押权人应排除这些债权，不能为了短期效益而忽视风险的存在。
4.在应收账款质押时，应尽量与债务人核实应收账款的存在或将质押担保的事实通知债务人。为核实应收账款的真实性和唯一性，质权人在办理质押登记前，应尽量与债务人取得联系，核实基础合同和应收账款的真实性和唯一性。在难以直接核实时，也应尽量将质押的事实通知债务人。这样，至少可以防止债务人和债权人串通欺骗质权人。
5.应选择债权人已经履行基础合同义务的应收账款。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已经产生的和将来产生的应收账款都可以质押担保。但由于将来产生的应收账款存在债权人履约风险，如果这种风险成为事实，质押权益势必悬空。因此，质权人在选择质押的应收账款时，应尽量选择既成的应收账款，即债权人义务已经履约完毕，应收账款已经现实产生。判断的标准是根据基础合同的约定，债权人已经交付、债务人已经验收等。
6.应尽量提前介入，争取在基础合同中约定债务人应将款项付至质权人能控制的账户中。应收账款质押权益的实现，还取决于质权人对应收账款的控制；最有效的控制途径是债务人将款项付至质权人能控制的账户。在质权人是银行时，该账户就是债权人在银行开立的账户。因此，质权人应尽量提前介入，争取在基础合同中约定债务人应将款项付至质权人能控制的特定账户中；并且应约定没有质权人的书面通知，债权人或债务人都不得单方或双方变更付款账户。
7.及时、详细地办理质押登记手续。使用应收账款质押担保的原因之一，是在应收账款转让中难以取得债务人的配合，如不接受应收账款转让通知等。因此，在应收账款质押担保中，如无法取得基础合同债务人的配合，无法核实或通知时，质权人应及时办理质押登记手续。而且，在质押登记时，登记的事项应尽量详细，以将质押的应收账款由诸多要素予以特定化，避免重复质押。
法律风险论文篇8
【关键词】风险投资法律构建
风险投资是指在高风险的情况下，向处于起步阶段或发展初期，具有市场前景和风险的高科技项目进行的投资，是一种高风险和高收益的长期投资。它不需要任何资本抵押和担保，一般通过企业上市或收购、兼并获得回报。健全的风险投资体系一般由风险企业（科技资本家）、风险投资家、投资者、中介机构和政府等构成。与传统投资相比，风险投资具有以高科技产业为投资目标，以资本增值而非企业分红为目的，以某些项目的高额回报补偿另一些失败项目的亏损等特点。
一、发展我国风险投资的法律障碍
1、我国没有规制风险投资的专门国家立法。但可适用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法律:《公司法》、《合同法》、《民法通则》、《合伙企业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科学技术进步法》、《证券法》等;二是国务院及相关职能部门颁布的文件:《关于加强科技进步的决定》、《关于“九五”期间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以高新技术成果入股若干问题的决定》、《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关于设定风险投资机制的若干意见》等;三是地方政府规章、政策:如深圳的《深圳市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等。但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没有一部专门有关风险投资的国家立法,这使我国的风险投资长期因法律地位缺失而无法引起足够的重视,严重阻碍了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
2、我国自2006年1月1日施行的《公司法》相关规定,仍然没有完全考虑风险投资行业的特点。《公司法》于2005年10月27日经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虽然即将施行的《公司法》许多条款相比原《公司法》有利于促进风险投资的发展，但仍存在许多障碍：
2.1《公司法》规定的“授权资本制”,考虑到了风险投资项目的滞后性和资金分阶段投入的特点，但分期缴纳出资的期限仍然过短。我国最新《公司法》第26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公司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20％，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第81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发起设立方式设立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发起人认购的股本总额。公司全体发起人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其余部分由发起人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
2.2最低资本额的规定对风险投资业构成准入障碍。我国最新《公司法》规定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的最低股本规模为人民币500万元,上市公司的最低股本规模为人民币3000万元。股本规模的要求仍然较高,与风险投资业以小搏大的特征不符。
2.3《公司法》对股份转让的限制,严重影响了风险资本的退出。《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
2.4股东人数和认购股份的限制。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而言,最新《公司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由五十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这里对股东人数规定了上限,而“五十个”股东的上限显然不足以为风险投资公司筹集大量的风险投资资金。对于股份有限公司而言,虽然在股东人数上未规定上限,但在《公司法》第八十五条规定:“以募集设立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认购的股份不得少于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
3、目前在国际上已被证明的最有效率的风险投资公司形式为有限合伙制。在采用有限合伙的公司中,少数掌握广泛专业知识的风险投资家作为普通合伙人对内管理公司,对外承担无限责任,在承担高风险的同时也享受高回报,能够有效地激发其工作激情;提供风险投资资金的投资者作为有限合伙人对内不直接参与日常管理,对外承担有限责任,也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回报,从而可以保证风险投资资金的来源。而我国法律规定可供选择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普通合伙等,未包括有限合伙。《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五条规定:“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些规定表明我国的个人合伙是普通合伙,合伙人需承担连带无限责任。《合伙企业法》第五条规定:“合伙企业在其名称中不得使用‘有限’或者‘有限责任’字样”。
4、缺乏完善的法规与政策支持，风险投资退出难。一是我国尚未出台风险投资法，风险投资机构的设立、运作和退出缺乏法律依据。目前缺乏完善的市场化退出渠道是制约我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的最大障碍。二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风险资本退出方式主要有公开上市、股份回购等。最新《公司法》对于公开上市仍然提出了较高的上市标准,而大多数风险企业通常无法满足上市标准,因而其股份无法上市流通。
5、我国《保险法》和《商业银行法》对风险投资的限制。《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只能从事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业务，禁止商业银行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而对于保险机构、社会保障机构与资本市场对待的问题,《保险法》第104条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限于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保险公司的资金不得用于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和向企业投资。”
二、构建和完善我国风险投资的法律思考
2004年5月17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发出批复,同意在深交所设立中小企业板块,标志着始于1985年的我国风险投资体制建设开始昂首迈出第三步.但由于风险投资涉及的关系较为复杂,加上其固有的高风险性质,以及我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完善和构建我国风险投资的相关立法内容应当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应该加紧制定《风险投资法》。其内容应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风险投资的宗旨,即促进风险投资发展,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提高我国的国家竞争力;风险投资的基本原则,即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建立风险投资机制;风险投资的主体,包括风险投资的初始投资者、风险投资机构、创业企业,另外还应该包括国家,中介组织等广义风险投资主体;风险投资的投、融资,主要规制风险投资家为组建风险投资机构与原始投资者之间的投融资法律关系,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间的投融资法律关系;风险投资的退出,包括企业购并、企业清算、企业上市等风险投资退出方式。[1]（p105）
2、我国现行修改的《公司法》相比之前的《公司法》作了如下有利于风险投资的修改:（1）取消了原《公司法》第12条的“公司转投资不得超过公司净资产50%的限制”。（2）改革了现有的公司资本制度,以“授权资本制”代替“法定资本制”。原公司法实行的是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度,要求股东在设立公司时,必须足额地、一次性地认缴经工商部门登记的公司注册资本。这对处于成长期的创业企业来说,极易造成早期资本闲置,也有碍于风险资本的高效利用。（3）取消了“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的出资比例限制，最高出资比例可达80％。提高“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在高科技企业中的出资比例,体现了国家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化和促进风险投资发展的精神,对科研工作者创办高新技术企业,加快科研成果的产业化,促进风险投资的发展是一个极大的推动；（4）相应降低了“公司上市标准”,风险资本进入创业企业的目的,不是控制创业企业,而是最终通过退出创业企业获取资本增值。
3、修改《合伙企业法》，引入有限合伙制法律制度。它既具备减少投资者的风险、鼓励众多投资者踊跃投资的聚合资金功能,又具备提高风险投资机构信誉,强化风险投资家责任的人合功能,还通过灵活的合伙合同安排解决风险投资机构中棘手的问题,建立了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但是,我国的许多地方已经在鼓励风险投资的政策法规中,明确了有限合伙制作为企业组织形式。《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第25条明确规定:风险投资机构可以采取有限合伙形式,有限合伙的合伙人由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组成。风险投资公司采用公司制有利于保证资金安全,而有限合伙制最大的特点是决策机制灵活,适应于风险投资活动的特点,而且较好地解决了激励和约束机制问题。因此,我国法律,包括《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应当确立有限合伙制这种风险投资公司组织形式。[2]（p28）
4、修改限制风险投资资金供给的法律法规，拓宽风险投资资金渠道。修改《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养老基金管理办法》，适当放宽对这些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限制，允许他们适度地参与风险投资，如允许一定比例的养老基金、保险金和商业银行存贷差额资金参与风险投资，同时规定只能采用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的形式进行。
5、修改和完善税收法律制度，完善税收法律环境。税收法律体系的建立健全需要较长的时间，现阶段应尽快完善相关税种中关于风险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考虑以下几个税种：
5.1增值税。一是尽快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减轻风险型企业的税负。由于风险企业的范围较小，实行增值税转型不会给国家财政造成过大的压力。在2004年东北三省部分行业实行增值税转型试点后，应尽快在我国风险企业中推广。二是扩大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范围。除允许享受一般企业的进项税额抵扣外，还应该允许企业将研究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人员培训等费用按比例从增值税税基中抵扣。可以对企业购进无形资产的费用经税务机关核实后，按一定的扣除率抵扣进项税额。三是放宽风险企业关于一般纳税人认定标准，以此鼓励中小风险企业的发展。
5.2企业所得税。其一，延长风险投资企业和风险企业的免税年限为5年，同时把规定中对高新技术企业的“自投产年度起”改成“自盈利年度起”。其二，对于研发费用的加扣，建议取消盈利企业和增长比例的限制，可规定企业科研支出达到年销售额一定比例的，就可享受加扣费用。其三，实行加速折旧政策。允许对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开发项目服务的仪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实行加速折旧。其四，实行再投资退税政策。即风险投资企业把其从风险投资中取得的收益再用于风险投资，则这部分收益应免征所得税。其五，允许把风险投资的损失直接用于抵减投资的资本利得。风险投资发生亏损是很常见的，这项措施可以直接降低风险投资的风险，有利于增强风险投资者进行投资的愿望和信心。
5.3个人所得税。促进风险投资发展还要充分发挥风险投资资金提供者和管理者的积极性，应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应给予风险投资者和风险投资企业管理者特别的个人所得税减免待遇。二是提高风险投资者的免税额，并减少税率级次，扩大各档次级距，使其在获利年度也能享受到税收优惠政策。对风险投资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的期权之类的风险报酬收益适用优惠税率，并在其所得实际收到时纳税。三是取消风险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给其作为股东派送的红股计征个人所得税的规定。
6、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完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我国当前规制风险投资退出的法律、法规主要有《证券法》、《破产法》、《民事诉讼法》、《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等。目前我国二级市场上虽然正在实行股权分置改革试点，但仍有大量国有股禁止流通,法人股限制流通,阻塞了风险资本从二级市场退出的道路;在我国,完善的产权交易市场远没有形成。至于破产清算制度,我国目前的《破产法》只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清算适用《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其他企业的清算则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实践操作中非常困难。因此，应完善破产法律制度的相关规定。
【参考文献】
[1]于永锋,周霞琴.从立法层面构建我国的风险投资法律环境[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4，（6）：105.
[2]李磊.风险投资法律问题研究[J].学术探索,2004，（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