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成本论文范文

生产成本论文篇1

【论文摘要】本文以福建省邵武煤矿为例,通过对煤矿成本与费用等因素分析,探讨煤矿企业可行合理的成本构成,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出发,完善煤矿企业成本核算内容,适应改革和发展形势的要求。 一、成本的经济实质 成本作为一个经济价值的范畴,在市场经济中是客观存在的,加强成本管理,努力降低成本,无论对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还是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经济效益都是极为重要的,而要做好成本的管理工作,就必须充分认识成本的经济实质。 成本的经济实质是:生产经营过程中不断消耗的生产资料转移的价值和劳动者为自己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货币表现,也就是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所耗费的资金总额。 成本的经济实质决定成本在经济管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表现在:(1)成本是划分生产经营耗费和企业纯收入的依据,在一定的销售收入中,成本越低企业纯收入就越多;(2)成本是一种综合性的经济指标,企业经营管理中各方面工作的业绩,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在成本上反映出来;(3)成本是制定价格的一项重要因素;(4)成本还是企业进行经营决策的重要依据。进行成本核算,提供真实、有用的核算资料,是成本会计的基本任务和中心环节,也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基础。 因此,成本的经济实质也决定了成本会计反映的首要职能,也就是从经济价值补偿的角度出发,反映生产经营过程中实际发生各种费用的支出,提供实际的成本核算资料。 二、煤矿企业的成本费用支出特点 目前,煤炭行业成本核算是依据1991年能源部制度的成本核算办法,1993年取消了行业会计制度,但是,煤炭成本核算基本框架没有变,还是按照计划经济和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确定,它仅核算煤矿的直接生产成本,导致长期以来煤炭企业成本核算不完整。 (一)通过制造成本来反映一个企业的经营状况的不足 1.随着矿山开采时间的延续,开采条件在逐步恶化。如开采水平逐年延深,排水、提升系统越来越复杂,地温增高导致通风费用加大等等,使得煤矿企业产量逐年递减,成本却逐年上升。 2.煤炭开采过程中,其作业人员不可避免地受到粉尘的伤害,这一伤害是逐渐的,不可逆转的,这些作业人员的伤害补偿,如果未能在伤害当时进入成本进行核算,将给行业的发展背上沉重的包袱。 3.煤矿职工收入低,绝大多数没有能力购买住房,回原籍安置也比较困难,所以退休后职工留在矿山的不少。煤矿企业多在深山和边远,其所盖的职工住房随着矿井开采的结束将变得一文不值。因此对煤矿职工的老有所养、安居乐业,这一最基本福利待遇,也应进行核算,作为当期费用进入生产成本。 4.煤矿开采属资源性的开发,80年代后煤炭资源取得必须有偿使用,存在前期勘探费用,而我们在进行成本核算时并未计入这一费用。 5.煤矿资源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煤炭资源必将枯竭,因而企业也将报废关闭,企业需要大量资金用于转产和安置人员,因而存在退出成本,而这些成本企业却不能预提。 6.煤矿存在特困群体救助成本。邵武煤矿经过48年的开采,现有离退休人员、内退人员2000多人,另有伤病亡遗属等困难职工多,生活贫困。作为国有企业,我们积极对困难职工展开困难救助活动,给予发放救助金和慰问金,仅靠提取的福利费根本无法解决,而不足部分也没有在当期成本费用中体现,仅近几年,矿上支付春节慰问金平均每年就达100多万元。 7.煤矿企业存在改制成本。煤矿企业要走向市场竞争,但企业背负的历史包袱比较沉重,要卸掉包袱轻装上阵,就必须对担负的社会职能多的矿山学校、矿山医院和矿山公安分局进行剥离,对矿办企业进行改制。仅2011年一年,矿上对相关单位进行资产剥离和改制成本就开销2000多万元。 以上特点是煤矿企业不同于一般的工业企业,按照目前

生产成本论文篇2

（一）云会计可以完善企业成本控制体系

大数据时代，依托物联网和互联网，企业生产经营的很多环节可以形成一个整体，其价值链上的采购、物流、库存、生产和销售等核心环节的财务数据及非财务数据被采集至企业的云会计平台，并存储到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非关系型数据库（NoSQL）中，或者形成各种格式的文件。通过云会计平台上的ODS、DW/DM、OLAP等数据分析与数据挖掘技术提取与企业成本控制相关的数据，并对相关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为企业成本的计划、控制和反馈提供数据支撑，以优化企业成本控制体系。在企业成本发生前，预先通过对各部门、各环节历史成本资料的分析和研究，并借助大数据技术对各环节的成本发生额进行测算，得到企业在正常生产条件下的标准成本，形成企业的标准成本数据库，以此作为各部门成本控制的目标及衡量实际超支或节约的标准，从而实现成本的事前控制。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通过将生产过程中的实际耗费与云会计平台上的标准成本进行比对，揭示两者之间的差异所在，分析其原因，并及时采取措施加以改进，对企业成本进行事中控制。在企业产品的每个生产周期，借助云会计平台自动核算总体实际成本与标准成本，如有差异，分析其产生原因，查明责任归属，进而制定相应的改进措施，避免超额成本的再次发生，为下期的企业成本控制优化指明改进方向，以达到对企业成本的事后控制。

（二）云会计可以强化成本的关键控制点

云会计平台可以提供跨部门的综合性信息，实现分布信息的资源共享。例如，通过财务模块与采购、物流、库存、生产、销售等环节的信息集成与共享，可以实现对企业资金流、业务流和信息流的一体化管理，同时也可以通过云会计平台对各成本数据的占比结构和变化趋势分析，确定对生产制造企业成本控制产生重要影响的成本要素。如对原材料采购环节采购价格的控制，对物流环节运输费用的控制，对库存管理环节存货资金占用率的控制等。通过对这些关键点的控制，使企业成本发生额保持在合理范围内。

（三）云会计可以缩短企业成本计算周期

根据企业经营目标和历史成本情况，制定企业成本计划，并将目标成本控制深入细化到各部门、各环节、各工序，而且通过更为精确的作业成本指标数据的输入，实现目标成本设定的科学化，使企业各项成本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通过对产品制造过程中耗费的材料、人工、设备机时和各种费用等进行核算，并将相关数据及时上传至云会计平台，可以动态反映实际生产过程中的成本发生额，为企业降低成本提供更加及时、准确、全面的信息。此外，及时统计、汇总、处理、上报和分析生产制造各环节成本信息，可以使决策层和管理层随时查询、了解具体成本发生情况，极大地缩短成本计算周期，为成本控制提供一个动态管理平台，方便企业及时调整生产过程中的成本偏差。

二、大数据时代基于云会计的生产制造企业成本控制框架模型构建

企业成本贯穿于其生产经营全过程，其形成和发生具有动态性。生产制造企业应该坚持从各个环节出发加强成本控制，并且各环节应该有效协调，避免出现因某一环节的成本降低而引起其他环节的成本增加。在分析了大数据时代云会计对生产制造企业成本控制影响的基础上，结合大数据、云会计和物联网的技术特征，本文构建了一个大数据时代基于云会计的生产制造企业成本控制框架模型，如图1所示。在所示的框架模型中，通过将企业的目标成本分解落实到各部门，并从业务流程上进行控制，最终细化到具体的成本控制指标。拥有分布式数据采集功能的云会计平台将采集到的相关指标数据，采用一定的数据处理技术进行规范化处理，并存储到企业的数据中心，借助联机分析处理（OLAP）和数据挖掘技术发现企业成本控制的薄弱环节，为企业决策层的成本战略规划提供一定的数据支持，不断优化企业成本控制。鉴于篇幅有限，下面主要对原材料采购、库存管理、物流、生产和销售等关键环节的成本控制过程进行重点阐述。

（一）原材料采购环节

通过云会计平台，企业可以获得更加全面、准确的原材料信息，为企业采购到质优价廉的原材料提供一个良好的采购环境。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云会计平台了解企业所需的每一种原材料的质量、价格等情况；另一方面，企业也可以通过云会计平台，采购信息，从而拓宽原材料采购渠道。通过这种公开采购信息的方式，有效扩大了采购范围，缩短了供需距离，提高了采购效率，降低了采购成本。在供应商选择方面，企业应采取公开和充分竞争的方式，从而使企业在原材料采购中处于有利地位。此外，采购价格是影响企业成本的重要一环，因为采购价格偏高会对企业造成很大的成本压力。基于云会计平台，企业可以建立原材料信息库，通过平台上的原材料市场信息采集模块，随时掌握原材料市场价格变化动态，据此选择合适的供应商。供应商确定后，采购部门根据云会计平台上的企业生产计划、产品物料清单信息，并结合企业实有库存量以及计划外的用料申请等，确定合理的原材料采购数量，并及时上报审批。在企业后期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如生产计划发生变化，应实时更新云会计平台中采购计划参数，以防不合理采购的发生，影响企业正常生产作业。

（二）物流环节

无论是传统的物流还是现代物流，运输费用都在总的物流成本中占了很大的比重，有数据显示，运输费用占比接近总物流费用的50%，这个数据说明了运输在整个物流活动中的重要性。基于云会计平台可以实现采购业务与物流运作分离，建立高效的物流供应链管理体制，打破部门界限，实行仓储、配送与在线物料一体化管理。企业在供应链环境下，各环节都会发生物流费用，因此，物流成本控制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性的控制过程。通过云会计平台对采购、运输、产品产出及销售的整个供应链环节实行全过程的管理，及时汇总监控企业物流总成本。其中对运输费用的控制主要是提高企业单位空间和时间的运送力，提高企业运输效率。因此可以通过云会计平台对运输路线进行提前规划、选择最佳路径，采用最有效的运输方式并控制好运输时间点等方法，来降低企业物流成本。

（三）库存管理环节

在库货物存量成本及在库货物管理成本是企业库存成本的重要内容。原料的需求取决于订单产品数量，因此大数据、云会计时代的库存成本控制应该以MRP为核心，根据产品的订单、物料清单和现有库存信息，结合生产计划制定最佳采购量，力求以最小的库存成本保证正常的生产运作，并且随时对企业安全库存、最高库存、保质期库存进行安全预警，进而充分满足在不中断生产的前提下“存量尽可能低”。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为了避免停工待料情况的发生，必须能够及时获取相关各原材料当前的库存量，由人工统计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原材料十分不方便，不仅耗时而且容易出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决策效率。在大数据时代，企业可以对仓储物资粘贴电子标签（TAG），标签中包含相应物资唯一的编码和详细的仓储信息（如仓储部门及具体的仓位等），企业则可以利用这些信息，对货物进行精细化管理。仓库管理人员也可以据此快速定位货物，进而提高企业员工的工作效率，降低企业管理成本。此外，企业还可以借助射频识别（RFID）技术对相关物资的出入库情况进行跟踪，将相关信息及时准确地上传至云会计平台，并且对单项金额大的、重要的大型原材料从材料的投入、使用、运转等过程进行全程监控、动态管理。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可以随时了解相关原料的库存量，另一方面还可以降低物资被盗和丢失的风险，极大地降低企业的库存成本。

（四）生产制造环节

在分析生产过程成本构成的基础上，通过提取一些频繁发生的、可控的、关键的成本指标，并基于云会计平台建立标准成本指标库，该指标库可以支撑产品成本的微观控制。在企业生产制造过程中，虽然在某一时段，其生产的产品类型有可能发生变化，但企业的生产工序一般不会发生改变，不同工序的排列组合最终形成不同产品，因此可以将产品生产过程看作有限个工序的组合。通过云会计平台，各工序标准成本数据库对生产各环节的成本控制有着重要的决策参考。如果实际成本和标准成本差异较大，应及时分析差异产生原因，并根据实际情况对标准成本数据或实际生产进行调整，如果因生产过程的变动导致标准成本数据的制定不再符合实际情况，企业应该对标准成本数据库进行调整，使之更符合实际情况；如果发现实际生产过程中成本发生了异常情况，而这种异常如果可以通过部门的配合或流程的调整予以解决，则应该对实际生产过程中的异常成本进行控制，并通过相应措施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

（五）销售环节

对市场信息判断的准确性对企业销售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基于云会计平台可以实现对客户需求信息的跟踪、调查和分析，通过互联网实现营销自动化，使企业能直接与终端客户进行沟通，了解客户的需求及其偏好，根据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分析产品的目标受众群，并将企业产品信息直接推送至目标客户，避免线下广告费用的大量支出。此外，通过云会计平台可以迅速处理客户投诉，改善服务质量，给客户带来最大的满意度，提升整个公司的竞争力和品牌效应，降低企业销售成本。

三、结语

大数据、云会计时代，企业能够更加方便地获取、筛选各种与成本相关的数据，通过对数据的挖掘、处理、分析与运用，可以保证企业生产经营各环节的成本控制更加及时、准确和有效。本文给出了大数据时代基于云会计的生产制造企业成本控制框架模型，并对模型在企业价值链关键环节中的具体应用进行了详细阐述，以期帮助企业进一步强化成本控制能力，提升经济效益。

生产成本论文篇3

作业成本法（Activity-BasedCosting，简称ABC）是西方国家于八十年代末开始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九十年代以来率先在先进制造企业应用的一种全新的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业成本计算法以作业为间接费用的归集对象，通过资源动因的确认、计量，归集资源费用到作业上，再通过作业动因的确认、计量，归集作业成本到产品或顾客上去的间接费用分配方法。ABC为产品、服务、客户等提供了一个更精确的间接成本分配方法。论文频道的管理学论文针对作业成本研究展开言论，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作业成本。内容如下： 作业成本法在生产部门的设计研究 在中国，作业成本法在理论上的研究比较深入，然而在具体应用上尚处于探索阶段。本课题组根据一年多时间对国内上市的某大型生产制造企业的调查研究，并结合国外的成功经验，设计了一套既有利于理论研究，又可用于实践操作的作业成本核算体系。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结合该公司所属的制造部来详细论述作业成本法在生产部门的设计研究。该公司制造部作为事业部的生产平台、承担自动化系统部、继电保护产品部、铁道系统保护部等几乎所有产品线产品的生产。其主要子部门有办公室、计调室、技术室等。组织结构图如下。 上表中：办公室—负责制造部的综合管理、人事、核算等事务性工作。计调室—主要负责（按合同）生产计划的安排，包括总计划、成品计划、零件计划等。计调室同时还负责采购、生产领用、库房、资料室的管理。技术室—主要负责有关生产工艺的协调。生产上，装置校验工序为各产品线服务，即其调试的装置用于各个产品的生产线。各产品生产线主要负责各自产品的大屏安装、大屏配线的工作。其中包括端子安装、打号牌等。 我们具体设计步骤如下。 一、分析定义作业中心 作业中心划分的正确、详简得当与否是整个作业成本核算体系的关键所在。在一个生产部门中可能有几十个，甚至数百个作业。作业是指基于一定的目的，以人为主体，消耗了一定的资源的特定范围内的工作。RobinCooper将作业区分为单位级作业、批次级作业、产品级作业和管理级作业这四类。在实践中，确认作业可以以作业贡献于最终产品或劳务的方式和原因，即作业动因为依据进行分析和划分。这些作业分别以不同的形式吸纳资源，又分别以不同的方式为最终产品提供服务。同质的资源应整合为一个作业，同类的作业应整合为一个作业中心，不同类的作业应分解为不同的作业中心。作业中心不一定正好与组织的传统职能部门一致。有时候，作业中心是跨部门的；有时候一个部门就包含好几个作业中心。具体作业中心分析和确定可以根据人员名单对每一工作部门和生产部门走访后，并结合流程图来完成。该公司制造部流程图为： 结合制造部的流程图，我们把制造部分为以下几个作业中心： 1.计划调度。 （1）范围制造部计调室的所有活动。 （2）划分依据计划调度室的职能之一是根据生产合同下达计划，一般每周下达一次计划，每一次计划下达5—6个合同。下达的计划包括生产计划和零件计划，按照变电站自动化设备、继电保护设备和其他设备分成三个工段下达计划。另外还有三个库房，负责领料和发料。计调室的主要职能是协调生产，保证大屏能按期交货。其费用的发生不能和合同及产品直接挂钩。 作业成本法（Activity-BasedCosting，简称ABC）是西方国家于八十年代末开始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九十年代以来率先在先进制造企业应用的一种全新的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业成本计算法以作业为间接费用的归集对象，通过资源动因的确认、计量，归集资源费用到作业上，再通过作业动因的确认、计量，归集作业成本到产品或顾客上去的间接费用分配方法。ABC为产品、服务、客户等提供了一个更精确的间接成本分配方法。论文频道的管理学论文针对作业成本研究展开言论，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作业成本。内容如下： 作业成本法在生产部门的设计研究 在中国，作业成本法在理论上的研究比较深入，然而在具体应用上尚处于探索阶段。本课题组根据一年多时间对国内上市的某大型生产制造企业的调查研究，并结合国外的成功经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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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成本管理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也是企业千古不变的追求。精益生产方式赋予了成本管理全新的概念，引领丰田汽车公司屡创奇迹，成为当今世界上成本最低、品质最好、效率和效益最高的汽车制造企业。JM客车制造公司一直将成本管理视为公司第一要务，采取多种成本控制措施，但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仍因成本过高而产销量逐年下降，亏损连年增加。本文旨在通过对丰田精益生产方式概念及传播应用的研究，并通过对JM公司成本管理问题的剖析，深刻说明精益生产方式是JM公司乃至整个制造企业成本问题的系统解决方案。 论文关键词：精益生产，浪费，成本管理 一、JM公司成本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JM公司是一家客车制造企业，2000年7月由三家客车生产经验均在30—50年的国营客车厂重组合并而成。重组后减员约2000人，并投资近2亿元人民币对生产线进行搬迁改造，目前生产能力达到3000辆。就产能而言，JM公司已跨入全国中等规模客车制造厂之列。 自重组以来，JM公司一直关注成本管理工作，且在材料采购招标、要求供应商降价、工时与材料定额管理、费用预算与审批控制甚至裁员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面对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JM公司所做的努力离市场要求还差得很远。2005年平均单车成本比竞争对手高2万元以上，产能利用率不够30%，并出现巨额亏损。JM公司成本管理上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 1、销售成本中材料成本约占80%，而材料成本70%左右在设计阶段已经基本确定。产品设计中未融入系统的市场分析与成本规划，且设计与工艺、制造的结合度缺乏，开发职能过于狭隘；产品开发机制和决策机制不能适应快速应对市场的需要，导致产品开发效率低、成功率低。这是导致材料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2、生产线按大批量生产方式设计，生产计划与材料计划均按月下达，加上订单不稳定、生产不均衡，制造过程明显呈现现场管理乱、组织协调性差、生产周期长、生产线应变能力低、设备利用率低、合同按期履约率低的问题。 3、产品质量一直是JM公司引以自豪的，但从管理理念上，JM公司认为质量需要层层把关，质量的自检、过程检、总检、调试返修是必不可少的职能。为此，JM公司不惜代价配置近50名专人、外加场地与设备，负责层层检验与调试返修。但由于员工全面质量管理意识不强，加上生产的极不均衡，在生产批量大时还是会出现层层松检而导致的质量问题。 4、材料采购上JM公司采取了许多办法力降材料成本，其中成立招标工作小组，优选供应商是主要举措。应该说这一办法在推行之初取得了良好效果，但由于许多配套管理措施（如供应商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准时供应理念、市场材料价格分析与预警等）的不到位，目前招标工作实流于形式，材料质次价高及不按时交货现象仍时有发生。另外，管理人员成本意识淡薄，库存庞大，浪费严重：公司仓库总面积超过8000平方米，平均存货约5000万元，其中在库一年以上存货近2000万元。 5、在JM公司，组织设置仍是等级森严的直线职能制（典型的国企组织形式)，光公司高层领导有9人，12部6车间中各部门领导均有2-3人，下设主管若干，组长/班长若干。组织结构臃肿、责权与一线岗位分离导致分工过细、责任不清、沟通困难、不增值的协调工作量大，进而导致生产低效率、生产系统缺乏柔性、生产周期长，缺乏快速反应能力。 因此，对于JM公司而言，材料采购成本、人工及其他成本费用高仅仅是JM公司成本高的表面层次或者说是显在的原因。关注成本问题的表象，而没有立足于成本发生的现场，没有从企业价值分析的战略出发对企业生产系统现存的种种浪费现象加以系统分析并消除，即其对成本概念的理解片面、成本控制手段单一、管理粗放是成本高居不下的根源。成本已经不是一个表象意义上的概念，而是贯穿产品生产周期的全过程、全方位、全员参与的一个复杂的管理系统。管理出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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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小企业；生产成本管理；问题；对策.

一、生产成本管理的涵义.

所谓生产成本管理，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各项成本决策、成本分析、成本核算和成本控制等一系列科学管理行为的总称。在企业管理中，生产成本管理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地位，许多企业把成本作为决定其生存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企业经营者纷纷采取降本增效的企业管理方式，通过降低成本来增加企业的利润，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二、生产成本管理对企业经营的现实意义.

成本管理在配合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情况下，在实施企业战略的过程中引导企业走向成本最优化。加强企业生产成本管理对企业经营有以下重要意义。

（一）能够为企业降低成本.

在任何设定的条件下，只要影响利润变化的其他因素不因成本的变动而发生变化，降低成本始终是第一位的，中小企业成本管理必然也将致力于这一点来进一步提高企业经营效益。

（二）能够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对于企业来说，降低成本也就意味着经济效益的提高。影响成本的因素是众多的，要做好成本管理不仅仅是针对直接成本，而是要针对成本、质量、价格、销量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结合企业实际来做好成本管理，进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三）在市场竞争中配合企业取得优势.

在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要取得竞争优势，就需要采取多种战略举措，这些举措通常需要成本管理给予配合。成本管理能够降低企业成本，成本降低也就使企业的产品定价更低，从而为企业在价格方面争取优势。

此外，在资源限制条件下，加强企业的成本管理工作，在开展该项工作的过程中不断创新，能够使企业在投入有限的经济资源及原材料的情况下，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减少了资源的浪费，也可以利用成本的代偿性特征，通过增加其他方面的成本以节约受限制资源，使受限制资源的边际收益最大化，从而提高企业效益。

三、中小企业生产成本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中小企业生产成本管理所处的环境和现状.

对中小企业成本管理问题进行分析，首先要了解当前中小企业所处的环境，尤其要了解企业发展状况及企业管理环境等方面的问题。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小企业生存环境日益复杂，市场竞争日益加剧。

从图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涉及资金 方面的问 题共有三点：一是融资困难，融资成本高；二是应收账款压力大；三是生产成本上升，经济效益下滑。主要形成原因是我国中小企业起步晚，基础差，但发展的速度快。目前，我国约有1200多万家企业，其中957万家是中小企业。据统计资料显示，到2008年6月底中小经济占GDP的比重已超过1/3，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势头良好。但规模仍然较小，其中小规模、低层次、非科技型中小企业已占到了总数的80%，平均每户的雇员人数不到15人，注册资本也只有100万元左右。中小企业在遇到外部环境的显著变化时应急反应慢，抵御风险的能力差，相当数量的中小型企业面临生产经营成本高、税费重、融资难等困难，加之大多数的企业经营者缺乏现代成本管理意识，多数情况下仅凭经验进行企业管理，企业没有完善的成本管理内部控制制度，企业生产成本管理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二）中小企业生产成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生产成本管理观念落后，内部成本控制效率低。当前，我们很大一部分企业的管理者在思想观念上还停留在以产量来衡量成绩的阶段。这种现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很多企业重视生产产量，忽视成本，未能建立起成本责任制度。这些企业管理者认为，只有广大职工一心一意将产量提高，才能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在企业所生 产的产品 供不应求时，这种思想尤为突出。这使得企业在提高产量的同时可能会造成成本的提高，资源和原材料的浪费。其次，由于受到观念的影响，很多企业仅执行一级核算，未建立成本责任中心与成本相关的考核指标，未形成全面的日常成本控制体系。这就导致企业为了保证正常生产和产品产量稳定增长而对投入缺乏科学控制，在产品的原材料领用上审核不严格、物资设备消耗量增加，虽然产量是提高了，但成本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市场形势发生变化，则可能造成生产越多亏损越多的严重后果。最后，还有一些企业内部未能形成整体的成本意识，主要体现在一些企业人员片面地认为加强企业成本管理、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属于企业领导和财务部门的事情，与自身无关。这些观念的存在都导致企业内部成本控制的低效率。

2.生产成本管理方法缺乏科学性，有待改善。现代成本会计的七个职能，即成本预测、成本计划、成本决策、成本预算、成本控制、成本分析、成本考核，这七个职能之间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只有履行好这些相应的职能，加强事前、事中和事后各个阶段的成本管理，才能起到较好的效果。成本预测是成本决策的前提，成本计划是成本决策的依据，成本控制是实现成本决策既定目标的保证，成本分析和成本考核是实现成本决策目标的有效手段。在实际的成本管理方面，由于一些中小企业受到实际情况的影响，未能形成系统的成本管理体系，即便是事后反映，也难以达到有效的调节和控制。

3.生产成本会计核算不健全。首先，成本会计核算中会计人员仍然停留在报账型会计上，没有树立全员参与成本管理的思想。其次，计算机及网络时代的到来为企业生产成本管理提供了更好的平台，但是很多中小企业并没有充分利用和发挥其作用。这样做的后果一是数据资源传递较慢，存在资源的浪费；二是不利于形成有机联系的企业整体成本管理系统，系统之间相互分割；三是财务软件仅满足财务会计要求，不能充分反映成本管理信息，从而制约了成本管理的创新；四是，多数中小企业财务机构的设置不够科学，存在着层次不清、分工不明的弊端，内部财务管理缺乏岗位激励和监督机制。

4.缺乏成本约束激励机制。中小企业大多不能严格执行成本管理制度。从企业内部治理来看，中小企业管理者通常出现一人说了算的现象，为了美化企业对外形象，任意修改成本资料粉饰会计报表，这种做法不仅使企业无法获得准确的成本资料进行管理，也可能无法调动职工的企业向心力和工作积极性。

四、中小企业生产成本管理问题的解决对策.

（一）观念上树立现代生产成本管理新理念.

现代企业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而成本责任则体现以人为中心的观念。首先，企业领导应加强自身管理素质、财务及企业管理知识的提高，在将企业经济效益作为首要目标的同时，树立全员成本管理意识。注重对企业内部各个部门、车间的成本管理，通过管理加宣传的模式，逐步使广大职工群众人人关心成本，从思想意识上重视成本，在实际工作中主动节约各项开支，从而实现开源节流，为企业创造更大的效益。其次，在企业内部建立相应的成本责任制。在当前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传统的依靠理想信念来开展企业管理工作的体制已经难以适应当前发展。要使企业各级管理部门及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得到提高，成本得到有效控制，必须结合实际，建立并实施有效的企业内部协调与控制机制。通过科学合理的责、权、利相结合体制，奖罚分明的物质激励措施，来规范和约束广大职工群众，最终逐步形成良好的工作习惯。最后，根据企业实际，加强责任会计制度的监理，通过责任会计的设置责任中心、编制责任预算、实施责任监控和进行业绩考核评价。实现企业成本管理方面的分权管理，逐级授权，层层负责，激发人的内在积极性，明确权责范围，使各生产部门始终保持与企业整体目标一致。

（二）采用科 学先进的 生产成本 管理方法.

充分认识到成本管理在各个阶段应控制的重点工作，如在事前要抓好生产成本预测、决策和成本计划工作，通过预测、决策和计划来指导日常生产；事中要抓好生产成本控制和核算工作，加强对原材料和相关成本控制；事后要抓好生产成本的考核和分析工作，注重不断反思总结，达到逐步改善的目的。科学的生产成本管理包括培养企业管理者生产成本控制的系统观念，在生产成本控制中引入先进的方法和手段，对企业的“作业流程”进行根本、彻底的改造。结合企业实际，对影响企业生产成本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加强对这些主要因素的核算。另外，强调协调企业内外部及与顾客的关系，从企业整体出发，协调各部门、各环节的关系，要求企业的物资供应、生产和销售等环节的各项作业形成连续、同步的“作业流程”，消除一切不能增加价值的作业，促使企业整体的优化，提高企业竞争优势。

（三）加强生产成本会计核算.

首先，会计人员应提高业务素质，树立起全员参与成本管理的思想意识，建立健全会计账簿，不断学习先进的成本核算方法。根据企业生产的特点，与本行业其他企业之间应进行一定的交流，更为全面地分析成本构成，采用科学的会计核算方法，以满足现代企业管理的需求。其次，企业应恰当地利用计算机及网络管理平台来进行产品成本控制，使企业内部形成有 机联系的 成本管理系统，使财务软件不仅满足财务会计要求，还能够充分全面地反映成本管理信息，最终提高成本会计信息处理的准确性与及时性。此外，中小企业应明确财务部门职能，在认真执行国家有关的财务管理制度的基础之上，结合企业实际建立健全企业 财务管理 的相关规 章制度，通过有效的制度来规范成本控制工作，通过制度来约束行为，建立有效的财务监督体系。

（四）通过激励机制创新成本管理新模式.

生产成本 管 理 主 体 要 由 生 产 成 本管理机构向全员生产成本管理拓展，充分利用激励机制，建立以人为本的生产成本管理文化。企业领导应提高自身现代企业管理意识，建立各部门、各职位、各人员之间的相互监督机制，以及会计部门独立核算和内部牵制制度，通过培训与教育模式使 员工在工 作中从技 术方面、操作方面做好成本控制，使广 大职工群众真正关心企业的成本。

1.改革生产一线关键岗位或控制点的用人机制，通过有效可行的举措实现人尽其才、合理配置。时刻关注员工的需求，为他们提供自由和发展的空间，提高员工收入水平和相关福利待遇，从而实现员工队伍的稳定和企业健康和谐发展。

2.从根本上降低成本，管理好生产。这就需要建立一支相对 比较专业 的成本管理队伍，在企业的各个生产车间配备成本工程师。成本工程师需要从掌握生产特点、精通生产工艺和了解设备性能的生产技术人员中选择任用，或者从生产车间的关键岗位或 控制点选 择任用。让他们参与到企业成本的决策、预算、控制、预测、分析、计划和考核中去，积极发挥在降低生产消耗、挖掘企业潜力等相关方面的良好作用，确保成本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同时，还要积极引导他们转变观念，同舟共济为降本增效、开源节流方面献计献策。

生产成本论文篇6

【摘要】文章对生产制造企业价值链及价值链分析理论进行总结,指出价值链分析在制造企业内部物流成本管理中的运用有极强的优越性。

【关键词】价值链分析;制造企业;内部物流成本管理;运用

物流成本作为企业“第三利润源泉”,倍受各方的关注。物流成本管理的意义在于:通过对物流成本的有效把握,利用物流要素之间效益背反关系,科学、合理地组织物流活动,加强对物流活动过程中费用支出的有效控制,降低物流活动中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从而达到降低物流总成本,提高企业和社会经济效益的目的。

目前,造成中国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的关键因素是制造业,困扰商品流程优化的还是制造业。为了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要求从业人员能够对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以及相关的信息流动做到7R,即正确的产品、正确的质量、正确的条件、正确的顾客、正确的地方、正确的时间、正确的成本。这也正是现代物流管理的实质。制造企业的物流成本管理中引入价值链理论,能对企业内部物流作业流程进行持续改善,以消除不必要的作业;通过对物流成本进行评价,分析确立物流成本控制环节,有利于帮助企业降低物流作业成本。

一、价值链及价值链分析方法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企业从价格竞争、产品竞争和个体竞争转向价值竞争、服务竞争和网络竞争,而持续的核心竞争优势对于企业后一种情况的竞争具有更加重要的战略意义。价值链作为确定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的一种基本工具应运而生。它是一种系统性研究企业竞争优势的方法,其核心内容是分解企业价值链、确定价值活动成本,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重构价值链,建立其优化结构,从而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价值链的优化研究经历了从迈克尔·波特的传统价值链、Peter·Hines的“集成物料价值的运输线”、JefferyF1Rayport和JohnJ1Sviokla的虚拟价值链,再到价值网理论的一个长期过程。

价值链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网络经济环境下的一种组织战略思想和模式,它是以企业储运、生产、销售、服务等业务流程为载体,以实现顾客价值最大化为直接目标而形成的企业内部价值活动的系统性结构,为企业形成信心竞争优势、创造长期利润提供了一种系统的、动态的分析方法。

(一)生产制造企业的价值链

现代企业管理思想认为企业是一个为最终满足顾客需要而设计的一系列作业的集合体,企业本身就是一个由此及彼、由内到外的作业链,每完成一项作业要消耗一定的资源,而作业的产生又形成一定的价值,转移到下一个作业,依此转移,直至形成最终产品,提供给企业外部顾客。而最终产品作为企业内部作业链的最后一环,凝结了各个作业链所形成并最终提供给顾客的价值。因此,作业链同时又表现为价值链,作业耗费与作业产出配比的结果,就是企业的盈利。价值链由多个作业组成,价值链内信息的传递基本上具有双向特征。根据价值链各个环节的特征,价值链可分为外部价值链和内部价值链。外部价值链包括企业、供应商、客户等;内部价值链主要包括生产活动的作业活动等。

(二)内部价值链分析

低成本是企业取得任何竞争优势的有利保障。企业应在营造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前提下,对内部价值链进行分析,主要是为了解决降低企业内部成本问题。而这些分析工作都是以“作业”为中心,在整个过程中还须结合事前管理的统筹规划、事中管理的实时控制和事后管理的分析考评,以确认企业的价值活动有哪些,处于什么样的分布状态,并将每个价值活动所耗费的成本与对产品价值的贡献相比较,根据企业各个作业活动在价值增值中的不同作用,将其进行细分并采取措施加以改进。

内部价值链分析是将从基本的原材料到企业最终用户之间的价值链分解成作业活动,以便理解成本的性质和差异产生的原因,通过差别分析和成本分析,找出企业在价值生产过程中的利弊。企业为了实现其“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经营目标,必须提高其作业产出,减少作业耗费,但并非所有的作业都能够创造价值,这就需要溯本求源,分析哪些作业能够增加价值,哪些作业不能增加价值,并尽可能消除不能创造价值的作业,即使能创造价值的作业,也应尽可能减少其作业耗费,这一切都要借助于作业分析。为此,作业管理(Activity-basedManagement简称ABM)作为一种现代企业管理方法由此产生,作业分析主要过程如下:

1.确定作业。确定企业的价值生产过程,根据作业对竞争优势的贡献大小区分作业,从而确定产品或服务的总成本构成。

2.评估作业。识别各过程的中间环节,从而确定获得相关成本优势的机遇。每项物流作业之间不是完全独立的,在同一条价值链上是相互依赖的。例如,企业产品制造的实现必须依赖于原材料的储备以及运输,而这种相互之间的依赖性有时也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重复操作,从而影响整体的效率以及效益。因此,通过价值链分析法辨别出冗余环节,按各个作业活动在价值增值中的作用不同,将其细分为直接增值作业活动、辅助增值作业活动、非增值作业活动和逆增值作业活动,从而确定价值创造过程中的核心环节。

3.优化作业。通过对作业活动的评估,拟定改进方案。对于直接增值作业活动,应在保持其增值效果不降低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运行效率,减少资源耗费和占用;对于辅助增值作业活动,有必要在维持其辅助作用不变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少资源占用;对于非增值作业活动和逆增值作业活动,则应尽可能减少和避免,达到优化作业的目的。

同时,管理深入到作业水平,进行作业分析,就要求变革传统的成本计算,使其与之相适应,即要求成本计算深入到每一作业,进行作业成本计算。由此,基于企业价值链的作业成本法应运而生。

二、价值链分析在制造企业内部物流成本管理中的运用

对于生产制造型企业来讲,生产制造赋予了最终商品的大部分价值,是企业的核心业务单元。另外,现代的制造型企业在不断加大生产力度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客户的售后服务,不断加大其在产品价值增值过程中的作用,从而逐渐地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企业的物流过程从价值链角度分析,不但有利于节省自身的业务运作时间、合理利用资源,而且有利于为最终的顾客提供最有价值的服务,在企业的物流链上找到价值增值过程中贡献最大的核心环节。同时,利用价值链分析法企业的物流活动也不再简单地以全面削减成本为目的,而是在各价值生产过程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制造业企业内部物流主要包括:供应物流,即上游企业对本企业所需物资供应的物流活动;原材料、零配件部件物流,即企业内部所需要原材料、零配件部件从供应仓库或者上游企业直接供应到生产线的物流活动;半成品物流,即生产过程中的半成品从上一道工序(或车间)到下一道工序(或车间)的物流活动;产成品物流,即生产出的成品或最终产品,从生产线到产成品仓库或者直接到下游企业的物流活动;回收物流,即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丢弃或再生所发生的物流活动。

内部物流的合理化可以促进生产过程中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和工艺流程的合理化,从而大大提高制造业企业的竞争力。目前,许多企业已经开始意识到内部物流管理对于降低成本、提高物流效益,改善企业管理的重要作用,纷纷优化企业内部物流管理,建立内部物流部门,对订单、库存、运输、仓储、加工等物流各环节或全过程实施高效的管理计划和控制,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但现有企业内部的物流管理存在着许多软肋与制约:

一是传统的管理理念、机制、方式等影响企业内部物流效率的提高。转二是企业内部物流环节纵、横向联合薄弱。

三是物流成本核算缺乏财务标准,责任主体不清,物流管理效益难以凸现。

四是对现代物流的研究较滞后,缺乏专业人才,实际操作经验少等。

三、基于价值链分析方法的优越性

基于价值链分析的成本观是成本管理从价值保证和价值增加两个视角来进行的。由此,价值链成本管理实际上也就具有了双重的性质:一是控制资源的必要而足够的投入,从而保证顾客价值(表现为保证提供合格产品);二是控制资源的耗费,以提供尽可能多的顾客价值(表现在保证质量前提下的较低价格)。

通过价值链分析,对外能识别并确保企业在行业或产业中的优势地位和核心地位,从而能够在整体价值链顾客价值最大化的前提下,通过价值让渡等方式结成战略联盟而形成优势价值链联盟,以使企业确保自身的优势战略定位;对内运用价值链分析法来考察企业各项活动及其相互关系,能够尽可能消除不增加价值的作业,降低可增加价值作业的资源消耗,能更全面地分析企业成本的构成,从而避免使用传统成本管理方法的缺陷。

因此,基于价值链的成本管理具有以下优势:

(一)充分考虑了降低成本的相对性问题

成本的降低有绝对成本降低和相对成本降低之分。绝对成本降低是通过一定的途径使成本的发生额低于一定的水平(标准或预算);相对成本降低是将成本与作业的质量、效率以至最终与企业效益联系起来,它并不单纯追求成本绝对额的降低,而是追求成本效益的不断提高。

(二)抓住了成本管理的关键即作业问题

基于价值链的成本管理从研究导致成本发生的作业及作业结构开始,通过对作业及作业结构的优化、改造来达到提高成本效益的目的,因而这种成本管理抓住了成本问题的关键。

(三)扩大了传统成本管理的控制范围

基于价值链的成本管理在研究成本问题时不仅要考察生产作业,还要考察非生产作业;不仅考察基本作业,还要考察辅助作业;不仅要考察本企业的价值链,而且要考察竞争对手、供应商、销售渠道、顾客甚至整个行业的价值链,以寻求广泛提高本企业成本效益的途径。

(四)更为全面地考虑了成本管理中的相关问题

基于价值链的成本管理追求的是整个价值链效益的优化,这就要求成本管理须正确处理作业与作业之间,业务流程与业务流程之间,本企业价值链与供应商、销售渠道之间的关系;要求通过优化这些关系来提高整个价值链的效益,而不能为获得局部利益损害整体利益,也不能为了短期利益而损害长期利益。

【参考文献】

[1]张令荣,杨梅.基于价值链的企业物流一体化成本分析方法研究[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6):4.

[2]吴普松.价值链下的作业成本法:理论分析与中国实际[J].集团经济研究,2006(3).

[3]石明虹,滕芳.制造业企业内部物流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商场现代化,2006(9).

生产成本论文篇7

从总体性到非同一性：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的拯救和反抗逻辑

马克思考察事物注重整体思维，主张从纵向的历史维度和横向的社会结构中全面把握事物，他的研究方法的思维特征是总体性，这和阿多诺的非同一性哲学思维有着显著的不同。总体性思维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吸取过来并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加以革命性改造的科学方法。在黑格尔那里，总体是从实在具体开始上升到只有简单规定的抽象空洞概念，总体成为脱离具体并凌驾于具体的总体。马克思的总体概念则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1］24它是马克思在符合历史本质的基础上，对事物和事物之间关系的一种整体辩证把握，强调整体对部分、局部的决定性地位。从历史本质意义上讲，总体性思维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整体被资本一体化联系在一起后，提炼出来的一个经济哲学范畴。总体性思维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产物，它体现出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和逻辑在现实进程上的一致性。可以说总体性思维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方法，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思维方法的具体概括。在西马阵营中，卢卡奇最早受卢森堡启发，看到了总体性思维在马克思思想方法中的重要性：“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到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6］77艺术生产理论构成了马克思资本主义社会批判总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所以马克思说：“如果没有生产一般，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生产总是一个个特殊的生产部门———如农业、畜牧业、制造业等，或者生产是总体。”［1］9这个特殊的生产部门从逻辑上讲显然也要包括艺术生产部门，因此马克思在这里暗含着包括艺术生产在内都要纳入到资本的生产总体体系当中来思考。而艺术生产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也都要联系到由资本生产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总体当中来探讨。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论述施托尔希关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包括艺术生产）的相互关系时指出，不能简单地理解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相互关系，它是有着复杂的社会中间结构总体的中介过程：“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方式由这两者决定，因而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性质也由这两者决定。”［7］296物质生产不是直接决定精神生产的性质，而是间接通过生产总体在一定的历史自然条件下再生产出来的“一定的社会结构”来作用于精神生产。马克思指出正是由于生产总体结构内部复杂的相互关系，精神生产才不是物质生产简单的映射关系，而是常常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7］296要全面地理解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的关系，还必须联系到物质生产所决定的人与社会、自然的生产总体结构关系，也就是物质生产-社会生产总体结构-精神生产这三者之间的三元关系。这个宏观的社会三元关系构成了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总体视野。作为马克思思想解释传统中的一个重要人物，阿多诺却提出了反同一性、反总体性的非同一性思维，也许让人感到困惑不已。阿多诺接受了马克思从资本问题这个总体视域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体系，却没有把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思想真正贯彻下去。马克思通过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否定之否定、对立统一、质量互变辩证逻辑规律的颠倒和改造，创建了具有现实根基的历史唯物辩证法理论。与马克思认识角度不同，阿多诺认为整个西方哲学思维的本质，特别是从康德、黑格尔以来的辩证理性思维不过是否定之否定得出肯定的同一性辩证思维。他认为这种同一性思维直接导致客观现实对主观理性思维力量的屈从，一部西方文明史不过是一部掩盖真理的人类理性的癫狂史。这种征服歪曲现实的人类非理性思维，正是以资本为代表的理性力量的体现，所以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说：“交换原则，这抽象一般性概念的人类平均劳动时间的简约化，在根本上类似于同一化原则。交换是这一原则的社会模式，没有这一原则将不会有任何交换。正是通过交换，非同一的个性和成果成了可通约的和同一的。这一扩张的原则强加于整个世界，使整个世界被迫成为同一的、总体性的。”［8］146阿多诺认为马克思没有充分估计到资本对精神艺术生产领域的同质化生产，资本的交换逻辑已经转变为同一化一切现实的绝对支配力量。马克思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分析资本时采取得更多的是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辩证科学地看待资本的历史作用和局限性。到了晚期资本主义时期，严峻的历史现实使阿多诺没有做出乐观的回应。阿多诺认为：“在文化工业中，个性就是一种幻象，这仅是因为生产方式已经被标准化。个人只有与普遍性完全达成一致，他才能得到容忍，才是没有问题的。”［4］172由于文化工业在本质上已经成为资本权力的合谋者，总体、同一性意味着标准化、去个性化，所以文化工业充满着欺骗和不真实性。为了批判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总体同一性，阿多诺转而将理论拯救的希望寄托于被总体性压制的特殊性、个别性以及与同一性相异质的非同一性的事物，这是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辩证法的精义所在。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辩证法的哲学旨趣就是始终坚持一种否定性、非同一性的思维。这种哲学的辩证法通过不断的否定来抵制同一性思维，以达到解放被同一性所压制的非同一性的事物，最终接近对现实事物的正确认识。哲学对异质、非同一性事物的关注，使非同一性的辩证法作为一种理论拯救的力量成为可能。但由于辩证法作为一种理论思维，必然要通过语言概念这个中介来实现对现实事物的表达，阿多诺后来提出了“星丛”概念。“星丛”是为了摆脱同一性概念的牢笼，而提出的一个具有非同一性意识的概念群。阿多诺认为思维就意味着同一性，而思维是通过概念来实现的，所以概念不可避免的具有同一性目的。“星丛”正是为了避免这种同一性，在概念围绕它所要表达的事物周围形成一个概念的聚集，通过概念间的聚集进入了一个互相作用、互为制衡的张力结构关系，从而扭转概念对同一性绝对思维体系的寻求。不难看出阿多诺的这种突围是一种理论的乌托邦抵抗，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立足现实根基、改造世界的实践立场，陷入他所批判的理论思辨陷阱当中。他看到了这种矛盾来自于资本带来的社会结构本身，但是他没有看到对这种矛盾的解决最终也必须通过改造资本这个现实本身开始。不过阿多诺似乎也意识到这一点，意味深长地指出：“实践自身是一个突出的理论性概念。”［

“工业理论”或“文化理论”：文化工业理论的双重面孔

文化产品的这种标准化和同一化，使文化失去了审美升华的魅力，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已荡然无存。人们在今天吃惊地发现文化与日常生活的距离逐渐消失了，内在的审美完全被商业景观的凝视所取代，资本剥夺了人们一切内在的生活，成为阿多诺所说的：“文化的商业特征导致文化与日常实践生活的区分逐渐走向消失。审美的幻象沉浸于商业广告所持续营造的商品光环之中。”［10］53文化工业商品成为被资本异化的支配物，完全听任交换价值规律的摆布，以致于文化再也没有任何使用价值了。杰姆逊所理解的文化工业批判范式具有代表性，但是还应该看到，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的面孔是双重的，它不是单一的批判范式，它既是一种工业理论，也是一种文化理论。阿多诺在其前期和后期《论音乐的社会情境》、《美学理论》等著作中都指出，由于资本内在的竞争、逐利本性、追求技术的进步，导致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代表在现代社会物质生产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技术对社会物质生产的这种广泛影响，必然进而影响艺术成为一种生产的整体格局。技术作为一种审美生产力已经成为现代艺术生产结构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正是从这一角度，阿多诺认为：“根据艺术的经验模式以及随之表现出来的经验危机，艺术只有当它吸收了在既定的生产关系条件下的发展了的工业化成果，它才是现代的艺术。”［11］34阿多诺的技术美学观点可以说受到马克思技术理论的影响。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中认为技术、生产工艺作为生产力的核心在提高资本有机构成、降低资本一般利润率等方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结构有着显著的影响。技术在现代社会结构中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生产力，它还是人作为精神主体生产能力的体现代表着一种精神生产结构，具有一种文明的意义。在《资本论》的《机器和大工业》一节中容易招致人们忽略的一页注释里，马克思指出：“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12］429在马克思看来，随着技术、工艺在社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和普及直接促成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统一和结合，提升了人类主体的自由实践能力，极大地增强了人类对社会文明的创造力。不过阿多诺远没有马克思那么乐观，他在批评本雅明的技术美学思想时，认为本雅明对技术过于乐观了，没有注意到技术正是启蒙理性过程中一种重要的异化力量。值得一提的是在阿多诺那里，技术是一个充满辩证解释张力的生产美学范畴。他充分利用了德语语言中“Technik”一词天然辩证地结合了“技术和技巧”的双重含义，从一种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看待这个美学问题。在艺术领域中，当技术作为物质生产力理解时，它调整着整个社会生产关系；当技术作为艺术技巧理解时，它调整着整个艺术内部生产关系。透过技术这个中介，艺术有效达成了艺术与社会、艺术与自身的辩证互动关系。阿多诺的这一技术美学辩证法思想是对马克思技术思想的重要发展。他在《美学理论》中指出：“艺术正处在这样一种历史性的时刻，在艺术领域中生产力作为解放的力量代表着一种被生产关系阻碍的真正解放。”［11］33技术作为一种审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整体结构存在着辩证关系。技术生产力的这种解放能力既植根于现实社会生产力量的推动，也来源于艺术自身技术辩证法的自由解放冲动。不过阿多诺更多地强调技术审美生产力推动艺术生产关系，带来艺术生产的进步，有艺术辩证法上的审美乌托邦倾向。这说明阿多诺还是受到了黑格尔、本雅明等人辩证美学思想的消极因素影响。阿多诺对辩证法的盲目推崇，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革命性的实践的哲学世界观。时值当代，我们面临的大众文化形势与阿多诺当年的文化遭遇有着很大的区别。但阿多诺当年所批评的大众文化弊端，在当代中国也日益凸显。事实上，阿多诺在当代文化理论批评领域的广泛被提及，都说明阿多诺美学理论的生命力之强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是对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思想最具影响力的解读和创新性发展。从资本的角度厘清由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到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发展的内在辩证逻辑，无疑对我们中国的大众文化、文化产业研究有方法借鉴和理论启示意义。

作者：吴亚南 单位：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

生产成本论文篇8

在马克思哲学的当展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如何看待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当代地位和作用。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建构中，从市场交换体系走向资本的生产过程，并在此基础上透视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在关系，揭示生产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及其文化意象，构成了他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逻辑的现实基础。因此，生产理论不只是指经济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而且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性的哲学透视，是马克思哲学批判维度的逻辑基础。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有的学者认为必须彻底放弃，因为它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无法真实地建构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案；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仍然是我们理解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及其文化变迁的重要理论前提，放弃生产在当代社会的基础性地位，正是各种文化批判理论陷入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原因；还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生产理论虽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制度与普遍性的理性规范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对生产理论的这些不同理解，直接影响到马克思哲学范式的当代建构。梳理当代学者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肯定性和批评性意见，在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建构马克思哲学的新范式，从而获得批判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的理论框架，这是今天马克思哲 学研究中一个需要讨论的深层问题，也是我们清晰勾画当论的重要基点(注：参阅 赵剑英《深刻变化的世界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 第1期。)。

一、生产理论：一种意识形态的幻象

从社会批判理论的视角看，马克思哲学中的生产概念，既是他对经济学研究的哲学提升(注：俞吾金教授在《作为全面生产理论的马克思哲学》(《哲学研究》2003年第8期)中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哲学内涵进行了分析论证。)，也是他区别于过去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标志。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一开始讨论的就是蒲鲁东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指出，蒲鲁东主义者想从交换层面，通过劳动券和交换银行的方法来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实际上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因为货币、交换价值实际上只是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外在特征，都是由资本的生产过程决定的。“只要这 些措施针对货币本身，这就只是对结果的攻击，而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仍然存在；可见 ，这只是对生产过程的干扰，但生产过程的牢固基础仍然有力量通过或多或少暴力的反 作用，使这种干扰成为只是暂时的干扰并加以控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4—195页。)也就是说，蒲鲁东主义的理论既不能真正 地分析资本主义，更不能有效地批判资本主义。因此，当马克思进入到资本生产过程， 并将生产提升为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范畴时，生产理论实际上就体现出双重的 理论功能：一是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框架；一是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提供更为 坚实的理论前提。这双重功能在马克思那里是合二为一的。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不断地受到了冲击和批评。在我看来，这种冲击和批评体现为两个阶段：一是生产理论的内在隐性冲突，一是对生产理论的全面批评。

生产理论的内在冲突，在我看来，体现在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中，生产力是一个中性的概念，生产方式中的矛盾主要体现为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需要打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新的生长环境。但这种生产力的概念，在卢卡奇的《物化与阶级意识》中受到了质疑。按照卢卡奇的分析，随着生产的流水线与泰勒制的推广，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人的碎片化与物化，并且这种碎片化使人的心理走向了物化(注：参阅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如果我们将这个分析与马克思的分 析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就可以发现：(1)在马克思那里，作为中性的生产力概念在卢卡 奇这里已经具有了否定的含义。人的物化并不只是发生于生产关系层面，现代生产力的 技术结构就造成了人在身体与心灵上的物化和碎片化，当这种物化获得其合法性时，技 术就变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这一点在马尔库塞关于技术意识形态的批判 中得到更为明晰的揭示。(2)马克思也谈到，在资本主义社会，过去人们认为不能出卖的东西，如德行、爱情、信仰、良知都成了在市场上可以出卖的对象，这是资本主义“ 异化”的全面表现，但他这里所谈的还是交换层面上的“异化”(注：参阅《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79—80页。)，而在卢卡奇那里，物化就发生 于生产过程中。这实际上就表明，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已经在内部遭遇到了隐性冲突(注 ：张一兵：《市场交换中的关系物化与工具理性的伪物性化》，《哲学研究》2000年第 8期。)。

如果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看，我认为卢卡奇的理论见识是一次深化，并推动着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随着流水线生产与科层制管理的出现，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到了新的历史阶段，即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先是在生产层面的组织化管理，然后延伸到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导致了对日常生活的控制与规划，特别是随着电子媒介出现之后，通过控制人们的消费及消费理念，这种规训与控制则进入到了人的身体与意识深处，并造成了一种幻象层面的认同模式。如果说在马克思时代，控制和惩罚以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明显的冲突状态表现出来，而随着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这种控制与 惩罚则渐渐地呈现为一种被所有人日益认同的模式，而这种认同模式，正如许多学者所 强调的，正是通过生产中的技术理性获得合法性的。但从理论自身的清晰界划来看，在 《否定的辩证法》发表之前，这些研究虽然在反对着生产过程中的技术理性，有的甚至 由此上升到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但获得生产意义上的“总体性”，并由此实现人类生活 的解放，仍然构成了勒菲伏尔、马尔库塞、德波等人的理论希望。在这个意义上，尽管 此时马克思的生产力的中性思想已经受到怀疑，但作为哲学框架的生产理论仍然构成了 理论家们分析问题的基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这种批评是隐性的。

但有些学者已经不满意于以马克思生产理论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了。这里，我们以后马克思思潮代表人物鲍德里亚为例，看看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在哪些层面受到了挑战。

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中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批评。按照鲍德里亚的看法，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所强调的批判资本主义和解放生产力，实际上只是一种革命理论的幻觉，是生产的幻象。“它到处支持着没有约束的生产浪漫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理论没有触及生产原则，生产方式所描述的所有概念，也只是说明了生产内容的辩证的、历史的谱系，并未触及生产的形式。这个形式以理想化的方式重新出现，隐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背后。”(注：jean baudrillard,the mirror of production,trans.mark poster,telos press,1975,p.17.)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生产理论，看起来 是要批判现代资本主义，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这一理论目的，生产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 的意识形态，当马克思以一种高生产率超越资本主义时，只是完成了生产主义的另一种 解释，并没有跳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更为要命的是，这种批判在当代资本主义 社会只是建构了一种生产主义的批判话语，并渗透到了对文本、意识、权力的分析中。 “从‘泰凯尔’(tel quel)无限制的‘文本生产率’中生产力的解放，到德鲁兹的无意 识(包括无意识的‘劳动’)工厂机器的生产率，没有任何革命能够在其他符号中替代生 产率的革命话语。生产的成为普遍的公式。”(注：jean baudrillard,the mirror　of production,p.17.)因此马克思并没有实现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彻底决裂，只是用另 一种生产合理性取代了当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合理性，而生产合理性正是资本主义的本质 规定。他通过借用拉康的“镜像”理论，认为马克思是在生产的幻象中看待资本主义社 会的，只要不打破生产之镜，我们就不能真正地跳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找到解决当 下问题的替代性方案。

在我看来，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批评主要涉及以下内在相关的问题，这也是后来批判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学者所持的基本立场：第一，生产理论的人类学基础是一种理论的幻象。在鲍德里亚看来，在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中，劳动是马克思哲学的人类学基础，与此对应的有用性、需要、使用价值等概念构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假设。人需要物质生活资料，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些生活资料就体现为商品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是无法比较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生产为基础的交换体系，却使交换价值统治着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本身倒不再重要了。与这一逻辑相对应，就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被其交换价值所统治，这就导致了劳动的物化。因此，使物化的劳动解放出来，这是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指向。只有劳动解放了，才能真正实现需要的满足，才能让使用价值的生产成为目的。也只有在这时，劳动作为人的潜能才能真正地发挥出来。鲍德里亚认为，实际上这是一种理论幻象。比如使用价值，一旦我们进入到这个概念时，我们就处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语境中，“使用价值，实际上有用性本身，正是物化的社会关系。就像商品的抽象平等一样，使用价值是一个抽象，它是需要体系的抽象……就像社会劳动的抽象一样，使用价值构成了平等逻辑(交换价值)的基础，它隐藏于商品的‘天生的’价值之下。”(注：jean baudrillard,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of the sign,trans.charles levin,telos press,p.131.)经济交换正是以使用价值为基础的，正是根据有用性，物体与产品才必须加以思考与理性化，否则它们就不具有交换价值，因此，将商品等同于有用性，正是理换的前提。

从劳动的人类学规定来看，将劳动作为需要的满足，作为人的本质规定，在其深层意义上，正是一种基督教式的劳动伦理观念，而这恰恰是现代资本主义所必需的意识形态。在这个分析中，已经有了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精神主义精神之间关系的分析。按照韦伯的看法，正是将劳动作为一种天职、作为一种需要，才有了资本主义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才有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当马克思将劳动提升为人类学意义上人的本质规定时，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完成了与政治经济学的共谋，这是对启蒙思想的一种转换。对生产理论的人类学基础的反驳，会导致对人的解构，这构成了后现代思潮中解构大写“人”的基础。

对生产理论的第二个批评是所谓马克思哲学中的“种族中心主义”。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虽然他力图将自己与启蒙理性拉开距离，如对资本主义作历史性理解，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资本自然说，但他并没有对启蒙理性的人类学基础进行追问，这使得他在面对自然时，同样将自然理解为支配的对象。他引用了马克思的这样一段话：“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 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 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26—927页。)这种自然必然性的思想，与启蒙理性 将自然作为支配的对象的思想没有区别，这是种族中心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马克思种 族中心主义还体现在，他将自己对资本主义分析的生产理论，运用于非欧洲社会和前资 本主义社会分析中，导致了原始社会分析中“生存经济的幻觉”(注：jeanbaudrillard,the mirror of production,p.75.)。在分析古代社会与封建社会时，从 现代劳动结构来分析主奴关系。这些分析都是建立在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基础的想象上， 在理论深层上体现了政治经济学的霸权。鲍德里亚的这一批评，成为生态主义、女性主 义、后殖民批评的重要理论来源。

第三，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无法建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方案。在鲍德里亚看来，随着1968年“红色风暴”的失败，任何革命的诉求已经变成了对革命的消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已不再能够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方案奠定理论基础了。消费社会的产生和电子媒介的决定性作用，使人们的一切活动都变成了符号作用的产物，符号在将人当作主体建构起来的同时，在深层上恰恰控制了人，不仅控制了人的活动，而且控制了人的理性、肉体甚至人的想像力。在这种情况下，控制已不再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过程中的控制，而是在主体自觉认同的情况下实现的符号控制。因此，替代性的方案就不再是建立在生产理论基础上的革命，而是要寻求一种新的符号体系模式。结合巴塔耶与莫斯等人的思考，一开始他将象征交换体系作为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替代物。但在后来的思考中，他意识到这仍然是一条行不通的道路，从而走向了更为激进的思考，即只有当人们创造出来的物体统治了一切时，才能走出当代资本主义的控制。但这个时候，人的存在也就不再重要了。在鲍德里亚等极端激进理论的思路中，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将哲学甚至政治审美化了，这是一种停留于哲学家的主体意象中的思路。虽然在理论姿态上，这 种美学化的思路不断地建构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激进理论，但由于不能真实地深入 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中，在激进批判的背后，实质上并没有真实地触 动现实。可以说，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审美意象中建构一种激进批判理论，正合乎 消费社会中意识消费的内在要求。

二、从物质生产到理性规范

正是对这种激进乌托邦思路的反思，有的学者走向了一种“修正”式的理论立场。他们反对完全用生产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但也不主张完全抛弃马克思的生产理论， 而是将生产与规范性制度或普遍化的理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作为分析现代资本 主义社会的理论构架。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哈贝马斯与吉登斯构成了重要的代表。

哈贝马斯面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社会平台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晚期资本主义，也可称之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它标示着自由资本主义的终结与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型。综合哈贝马斯对这一转型的论述，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指“[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注：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58页。)； 二是指经济的集中过程和商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劳动市场的组织化；三是指随着市场 功能缺口的不断增大，国家开始对市场进行干预(注：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7、3、5页。)。技术的发展，不仅 渗透到经济活动中，而且渗透到制度层面，使得科学与技术变成了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合 法性的意识形态，但这一发展过程导致的结果是，“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发 展过程中也‘充满了矛盾’或危机。”(注：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 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7、3、5页。)

为了更好地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哈贝马斯以帕森斯关于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分析为基础，先讨论了危机的一般理论。虽然系统整合只是社会整合的一个亚系统，但 为了更好地讨论问题，他在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间进行了区分：社会整合指的是具有言 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社会化过程中所处的制度系统，表现为一个具有符号结构的生活世 界，它是社会的规范结构，哈贝马斯以生活世界这个范式加以概括。而系统整合指的是 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所具有的特殊的控制能力，如果用韦伯的话说，这类似于工具理性 系统。在社会系统内部，正是通过系统整合实现对外部自然的社会化，通过社会整合实 现对人的内部自然的规范化，前者体现为遵循技术原则的工具行为，后者体现为遵循理 性规范的交往行为。在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危机就是这种张力 失效的结果，即当以生产为基础的系统整合达到系统自律时，与规范系统产生矛盾，使 得社会认同发生危机。因此，对于危机这个概念，哈贝马斯的解释更侧重于制度与理性 的规范性层面，这种规范性层面虽然具有客观性力量，但与主体是直接相关的。危机是 一种客观力量，这种力量剥夺了一个主体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危机就是系统整合的 持续失调”，但“系统不能说是主体；根据前科学概念的定义，只有主体才会被卷入危 机。在社会成员感觉到结构变化影响到了继续生存，感觉到他们的社会认同受到威胁时 ，我们才会说出现了危机。系统整合的失调只有在社会整合岌岌可危时，即在规范结构 的共识基础受到严重破坏，社会变得失范时，才会危及继续生存。危机状态表现为社会 制度的瓦解。”(注：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0年，第47、3、5页。)

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市场构成了一个较为自律的系统，经济危机就直接表现为系统危机，由于社会整合无法对这种危机进行控制，就易导致社会危机。马克思对这个过程做了较为具体的分析。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国家的干预，危机已经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国家面临的是双重任务：一是要确保行政管理中的合理性，一是要对行政管理本身提供合法性基础，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一个内在循环论证过程。但合法性的基础并不能通过权力的规范制约就可以确立，它依赖于人们的动机，这种动机又依赖于规范的内在化，这种规范的内在化又取决于规范着话语的主体间性，这是社会交往的灵魂。“只有当规范确定的合法满足需求的机会分配建立在参与者实际达成的共识基础上，追求制度化的价值的行为取向才是没有争议的。”(注：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第150—151页。)而要达到这一点，就需要从社会进化的视角，建构一种新的学习机制，从而重新构造规范结构的发展模式。在哈贝马斯看来，在这个意义上，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主要是与规范结构相关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危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重建就是要面对这种危机，提供新的社会分析框架。

从这样的前提出发，哈贝马斯以一种“修正”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他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中说：“马克思主义没有必要复兴。我们所说的重建是把一种理论拆开，用新的形式重新加以组合，以便更好地达到这种理论所确立的目标。这是对待一种在某些方 面需要修正，但其鼓舞人心的潜在力量仍旧(始终)没有枯竭的理论的一种正常态度，我 认为，即使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也是正常的态度。”(注：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 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页。)在他看来，马克思非常 深刻地认识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机制，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危机进行了分析，为分 析局部系统的危机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而且马克思还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理 解成社会进化的全面理论”，这在一定的意义上，构成了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 理论基础。但马克思将建构交往理性的学习机制只是限制在客观性层面，或者说限制在 生产力领域中，而忽视了在道德等规范以及运用共识等调解冲突的领域中，也存在着学 习过程，而且对社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在制度系统中得到体现的合理性结构，特别是在晚 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危机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如何从交往理性基础上描述文化 传统和制度变化的固有发展逻辑就更加重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要重建为规范和价 值进行辩护的普遍交往的前提和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是按照双重 向度展开的。“为了避免把决定着社会进化的两个理性化过程相混淆，我们必须把总体 概念，例如，生产活动和实践，分解成交往的行动和目的合理的行动的基本概念；行为 的理性化不仅影响着生产力，而且以独立的方式影响着规范的结构。”(注：哈贝马斯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29、33页。)目的合理的行动涉及生产力的提高，遵循的 是工具理性的原则，而交往的行动遵循的是主体间公认的规范，这是解释社会的两个重 要维度。他认为当马克思把阶级斗争仅仅理解为生产力发展的机制时，恰恰是在两个理 论维度之间发生了混淆，并赋予前者独一无二的地位，而实际上对于当代社会来说，只 是后者才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生产力只有在交往理性的基础上实现了社会一体化时，才 能真正地得到发展。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也就意味着“为一个既定社会的规范结 构重新设计一个发展模式并且来证实这个发展模式。”(注：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 物主义》，第29、33页。)哈贝马斯以规范性的交往理性作为修正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 武器，实际上是想在晚期资本主义危机时代，提供一种新的社会一体化模式。

与哈贝马斯具有相似理论范式的是吉登斯。在吉登斯的思想建构中，马克思一直处于理论的中心地位。在197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忽视马克思的社会思想时，他在《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中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作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但在1981年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批判》中，吉登斯虽然认为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非常重要，但马克思的许多分析又必须抛弃；到了20世纪后期，当人们纷纷放弃马克思的理论时，吉登斯又认为这恰恰是错误的，“马克思有关现代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的许多论述仍然是正确的。”(注：吉登斯：《现代性——吉登 斯访谈录》，尹宏毅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37页。)正是这一总体姿态下，吉登 斯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批判，但这也是一种“修正”式的批判。

在《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批判》一书中，吉登斯认为马克思从生产方式出发对资本主义 社会的分析，虽然对于我们理解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非常有帮助，但这种依靠生产力进步 的社会进化论，需要进行批判反思。他认为马克思只从生产方式出发，对社会的说明是 一种线性化的理论，这种理论既不能完整地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社会的 当代形态，更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之外的其他社会与文明。产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局 限性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在马克思那里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理论说明，这种缺陷是 他的历史分析方法的主要局限性的来源。”(注：anthony giddens,a contemporary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london,1981,p.3.)权力是从生产结构的支配中 产生出来的，但权力本身构成了组成社会体系的一个重要要素，正是这个重要的因素， 被马克思忽视了。结合对当时社会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学的 批判，他提出了结构化理论，认为进入支配结构的，除了马克思在生产方式中所分析的 支配物质的权力外，还存在支配社会的权力，他分别称之为配置性资源与权威性资源。 他认为不管是在非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以信息监控为基础的权威性资 源(国家权力)，都是社会建构的重要条件。结构化理论就是将这两种资源置于社会时空 构成域中，揭示它们的内在关系以及与这种关系相一致的社会的构成过程。在这个意义 上，马克思从生产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对吉登斯来说，其丰富的内容只是构成 了结构化理论的一个层面。

但在吉登斯的理论思考中，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层面并不是主要的，他更为关注的是权威性资源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的变化及其当下作用，在这一点上他综合了韦伯关于政治制度的分析与涂尔干关于道德意识的分析，尤其借鉴了福柯的监控理论。正是在这一思路中，我们可以看到吉登斯关注监控，关注资本主义制度与国家，关注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变迁以及后传统社会中生存方式的变化，这也是他评论现代性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 他与哈贝马斯一样，虽然两人都意识到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是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 要方面，但又将生产理论置于另一条线索的制约之下，这构成了他们思想的本质规定。 但这种思路上的外在相似性，并不能掩盖哈贝马斯与吉登斯之间存在的根本差异。在吉登斯看来，哈贝马斯关于交往理性普遍性的强调，是传统批判理论的最后喘息(注：参阅吉登斯《没有革命的理性：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为社会学辩护》，周红云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而从哈贝马斯的立场上来看，吉登斯讨论的问题都还局限在哈贝马斯所讨论的工具理性层面，并没有进入到交往理性，而这才是哈贝马斯的理论焦点。在他们的结论中，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一种改良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他们理论的现实指向。

三、生产理论与当代社会的总体性批判

与前面两种解释范式相比，在当代哲学视野中，也有许多学者坚持以马克思生产理论为基础，并通过整合当论成果，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文化发展逻辑。在 这些学者看来，虽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并没有超越马克思的 理论问题域，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仍然是我们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前提。在这一 思想链条中，杰姆逊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分析，凯尔纳与贝斯特对后现代思潮的 评论，德里克从“弹性生产方式”出发对后殖民主义的批判，哈维对后现代空间理论的 揭示，以及哈特与奈格里在《帝国》一书中对分析全球资本主义理论范式的重构等，形 成了从生产理论出发，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成果。

杰姆逊的直接论战对象是后现代思潮。后现代思潮从文化理念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它以现代性指称资本主义的启蒙理性，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进行一种断裂式的区分，并以后现代作为从资本主义中逃脱出来的策略。对“元叙事”、人类中心主义、同 一性、确定性等的批判，似乎展示了人类文明的另一种形象。杰姆逊的问题是：后现代 思潮真的是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文化的另一种文化?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并不停留在纯 粹形而上学的层面，而是从马克思的资本逻辑中找到了分析问题的基点，并通过曼德尔 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对后现代思潮进行了“历史性”的透视。

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曼德尔从生产力的技术变革入手，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1848年以来蒸汽引擎的机器生产导致了自由竞争的市场资本主义，19世纪90年代以来电力发动机及内燃机的机器生产导致了帝国主义，20世纪40年代以来电子及核子能量机器的生产带来了晚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这三个阶段虽然各有自己的特点，资本的运转方式也不尽相同，但它们都没有脱离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逻辑。特别是第三阶段，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谓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次断裂，实际上它仍旧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体现：“晚期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是帝国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新的阶段，其特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结构上的危机”，但这种危机并不是过去所谓的生产力的衰退，而是“晚期资本主义生来就不可能把第三次技术革命或者说自动化的广泛可能性加以推广普及，这构成了晚期资本主义在这一趋势中的一种有力的表现”(注：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1页。)。曼德尔认为这也是考察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理论基础。曼 德尔的这一从生产方式出发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的思想，构成了杰姆逊讨论后现代思潮的 理论基础。

但这并不意味着杰姆逊简单地回到经济决定论，实际上杰姆逊通过对当代各种理论思潮的整合，找到了后现代思潮与社会历史生活过程的内在建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实现对后现代思潮的历史定位，同时实现对社会历史过程的哲学抽象，这也是杰姆逊所理解的辩证法。“在我看来，方法论问题之间的张力与冲突总会打开通过更大的哲学问题的大门。最终这会导向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也就是说如何把文化、意识同语境或形势联系起来。”(注：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三联书店，1997年，第11页。)在这一理论空间中，每种理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都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但这并不说明每种理论都处于同一个水平面上。作为一种理论范式，每种理论都有其 主导性解释符码，如结构主义的“语言形式”、弗洛伊德主义的“欲望”、经典存在主 义的“焦虑与自由”等，但通过范式之间的对话与比较，杰姆逊认为马克思的生产范式 最能有效地解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的主导符码是一个十分不同的范畴， 即‘生产模式’本身。生产模式的概念，制定出一个完整的共时结构，上述的各种方法 论的具体现象隶属于这个结构。也就是说，当今明智的马克思主义不会希望排斥或抛弃 任何别的主题，这些主题以不同的方式表明了破碎的当代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区域。因此 ，马克思主义对上述阐释模式的‘超越’，并不是废除或解除这些模式的研究对象，而 是要使这些自称完整和自给自足的阐释系统的各种框架变得非神秘化。宣称马克思主义 批评作为最终和不可超越的语义地平线——即社会地平线——的重要性，表明所有其他 阐释系统都有隐藏的封闭线。阐释系统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以社会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但是隐藏的封闭线把阐释系统同社会整体分离开来，使阐释成为表面封闭的现象。马 克思主义的语义批评可以打破封锁线。”(注：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第147—148页。)在确立了生产方式的主导解释符码的地位之后，结合曼德尔的资本 主义历史阶段理论，杰姆逊从文化风格的角度，通过比较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 主义之间的关系指出，现实主义体现的是市场资本主义的形势，现代主义体现的是扩张 的世界资本主义或者说帝国主义的形势，而后现代主义体现的正是晚期资本主义或者说 跨国资本主义的形势。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正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深受 鲍德里亚影响的杰姆逊，在面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时，得出了与鲍德里亚完全不同的结 论。

杰姆逊的这一总体思路，得到了凯尔纳与贝斯特的呼应。他们两人考察了后现论的来源及其发生过程，在充分意识到后现论的重要成果之后，对后现论的总体局限提出了批评。“没有哪位后现论家提出这样一种社会理论，将社会看作是一个系统组织，看作是一种拥有特定社会关系、制度和组织的生产模式”(注：道格拉斯·凯尔纳等：《后现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335页。)，这使 得大多数后现论忽视了政治经济学，因而未能恰当地阐明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文 化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认为，虽然还不能证明后现代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另一条分 水岭，但的确体现了与现代不同的许多东西。今天的理论方向在于，以生产理论为基础 ，整合现代社会理论与后现论的优势，建构一种多向度、多视角的批判理论，寻求 改造现存社会的可能途径。

以生产理论为基础的分析方法，同样构成了德里克考察后殖民理论的基础。德里克的思路受到了曼纽尔·卡斯特关于网络社会分析的影响。虽然卡斯特以生产、经验和权力 作为分析的基本构架，但“技术与生产的技术关系，虽然是在源自社会之支配性领域的 范式里组织起来(例如，生产过程、军事—工业复合体)，但它们会扩散到整个社会关系 和社会结构之中，以致穿透与修改了权力和经验。如此以来，发展方式塑造了社会行为 的整个领域，当然包括了象征沟通。”(注：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 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1页。)卡斯特认为，以电子计算机为 基础的信息技术，使资本主义社会经历着一个再结构的过程，这是在资本主义总体框架 之内的带有总体性的结构转变，不仅导致了弹性生产，而且导致了世界经济的全球化、 民族—国家的衰落、自我认同方式的变更，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全球地缘政治。正 是以卡斯特关于弹性生产的分析为基础，结合世界体系理论和哈维关于空间分析的有益成果，德里克对后殖民批评进行了分析。作为后现代思潮的传承者，后殖民批评像后现 代思潮一样，批判元叙事、主体、同一性等范畴，反对殖民主义与革命，企图在全球化 背景中重构自己的身份。但它是从边缘、碎片化入手的反抗话语，不愿意分析后殖民现 象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这时它就既不能说明殖民主义与革命的社会历史，也不能说 明自身的历史，它对中心的批判、对多元主体的建构，如果不能同分析资本的逻辑结合 起来，实际上就是建构一种想象的主体，而这种想象的多元主体，正合乎跨国资本的文 化多元性的要求，这正是跨国资本在新殖民地所需要的文化精神。在多国公司的操作与 管理中，应聘高级主管的首要条件就是熟悉当地的文化，因此在跨国公司内部形成的就 是多元化的价值体系，对这些具有不同价值背景的主管的测量条件就是最后的经济效益 。“如果孤立地将欧洲中心主义仅仅看作一个文化或意识形态的问题，那就会淡化了权 力关系，而权力关系才是推动它并赋予它霸权劝诱力的因素……将批判的任务从对资本 主义的批判偏转到对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批判上，从而掩饰了其自身的思想局限，而且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还借此为资本主义关系下穿着现代外衣的不平等、剥削和压迫提供 了托辞。”(注：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译，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第133—134页。关于德里克的分析，参阅胡大平《后革命氛围与全球资本主义》(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克认为，后殖民批评有意无意 地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同谋。

杰姆逊、凯尔纳、德里克从生产理论出发，对当代资本主义及其文化现象的批判分析，这条思路在哈特与奈格里合作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中，得到了更为深入的展现，形成了全面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构架。杰姆逊、德里克等虽然也把全球资本主义作为理论建构的社会平台，并且坚持从生产出发对全球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进行批判，但他们并没有深入地分析全球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在这一点上，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与卡斯特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一样，从多学科交叉分析的视角，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变更做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并力图生长出一条批判的思路。在哈特与奈格里看来，伴随着全球市场的发展、生产的全球流动和全球化的秩序，一种新的规则的逻辑，即一种新的正在形成，使全球资本主义构成了一个帝国主义之后的“帝国”世界。帝国主义是欧洲民族—国家的超越自身的界限向世界扩张，但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民族—国家的受到了挑战，原有的政治权力正在衰落。但“民族—国家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字面意义上的‘’已经衰落。在整个当代的变革期间，政治的控制、国家的功能，以及管理的机制已经在继续统治着经济和社会的生产和交换。我们基本的假设是已经拥有新的形式，它由一系列国家的和超国家的机体构成，这些机体在统治的单一逻辑下整合。新的全球的形式就是我们所称的帝国。”(注：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页。)帝国并不像民族—国家那样，是一个存在的实体，它是一个便于对全球资本主义进行分析批判的概念，而在这个分析框架中，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构成了基本的前提。“当马克思要求我们离开喧嚣的交换领域，自上而下地进入生产的潜在住所时，我们打算使这一立足点的转变发挥类似在《 资本论》当中的这种转移的功能。”(注：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 ——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第6页。)只有通过分析全球生产，才能揭示出后现代与后殖 民张扬的地方性、差异性、反基础论等，公司资本和世界市场意识的绝佳反响是资本赢 家的话语，而原教旨主义只是体现了帝国转变中输家的诉求。正是在帝国的控制中，才 形成了与传统革命主体不同的新主体，“在树立起市场的意识形态后，民众通过劳动促 进了人类的群体与阶层的生态政治上的单一化，跨越了全球交替的每一个节点。”(注 ：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第374页。)正 是通过生产劳动，才能形成具有解放意义的民众的俗世之城。可以说，这是当代左派激 进话语的理论基础。

四、探索马克思哲学新范式的基本理念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鲍德里亚对生产理论的批评，吉登斯与哈贝马斯对生产理 论的修正，都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某些层面紧密相关。鲍德里亚看到了电子媒介在当代生产与消费中的作用，从文化意象层面提出了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案问题。但 这种“美学化”的思路，最后只能将一种替代性的方案变成一种替代性的文化意象，鲍 德里亚关于象征交换的分析，特别是在后来关于技术物体统治一切的“荒原”状态分析 ，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技术决定论思路中的无奈与悲观。与鲍德里亚只从文化意象层面对 资本主义的理论状态相比，哈贝马斯与吉登斯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制度的作 用，并对它们在社会转变中的作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这对于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 义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他们的问题在于，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问题只停 留于政治制度或理性合法性层面。在哈贝马斯那里，通过交往理性的建构，实际上将人 们的注意力转向了一个新的形而上学领域，这个领域虽然对每个当代人都很重要，但在 此前提下所有的人实际上又变成了同样的人，人们之间的现实差别再次被交往理性抹平 了，而对形而上学最后根基的追问，使哈贝马斯必定要走向保守。而在吉登斯那里，对 权威性资源的思考，在最后的理论指向上，走向了一种生活政治。这虽然是现代性的一 个重要问题，但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分析，如果没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分 析为基础，忽视了对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力量在不同的地域起作用方式的具体分析 ，这种日常生活的政治只能走向一种新的保守主义，而且这种保守主义是欧洲中心主义 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杰姆逊等人从生产理论出发的思路，更能为 我们透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的发展提供理论的启发意义。但需要意识到的是， 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体现出技术、经济、政治、文化、心理 犬牙交错的景观，在思想层面则越来越呈现出跨学科研究视野的整合。因此，如何从生 产理论出发，建构一种新的哲学范式，这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当展的深层问题。在 我看来，这种新范式的建构主要涉及以下问题：

第一，重新树立总体性的理论观念。后现代的冲击与大众文化研究的兴起，使总体性的理论观念受到了批评。这种批评对于我们反思资本主义文化理念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但需要意识到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恰恰是通过一种分散化的方式重新建构了一种 “总体性”。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家对市场的解除管制，使资本的投资更加自由化和分 散化，而电子网络对资本的国际流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生产的分散化相同步的就 是政治的超民族国家化和文化的地域化与多元化。这种生产、政治与文化的去中心化， 恰好在全球范围内完成了资本市场的总体关联，这才是“全球化”的根本规定。这更需 要我们建构一种新的总体性理论，从全球视角出发，实现技术、经济、政治、文化、心 理等的一体化分析。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多学科、多视角的融合，形成马克思哲学研 究的学术共同体，在今天就显得非常必要了，这是形成总体性理论观念的重要条件。没 有理论上的总体性，我们今天就无法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变化及其表现方式。没有 理论上的总体性，我们就无法透视形而上学沉思背后的东西。

第二，从历史形态学的层面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转变过程。总体性并不只是观念领域的总体，它保持着理论与社会历史过程的对话。因此，从历史形态学的层面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转变过程，构成了马克思哲学新范式建构的“历史性”视野 。在马克思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分析中，他特别强调从历史形态学的角度揭示资本主义社 会与前资本主义与未来社会之间的区别，如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通过三大 社会形态的区分，就较为清晰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结构所导 致的社会形态的变迁，这为具体分析资本逻辑的现实发生过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坐标系 。今天，从生产理论出发，从总体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转变过程，这也是我们分 析全球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重要前提。在这一理论层面上，我认为不管是马克思生产理 论的批判者、修正者还是坚持者，他们都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资本主义历史形态变迁的 基础上，他们的根本分歧在于如何理解资本主义历史形态的变迁上。资本主义发展的历 史，可以划分为自由资本主义、组织化(垄断)资本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三个阶段，这三 个阶段之间存在着主导特征的区别，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每一次历史形态的转变都是 一种“断裂”，但资本主义三种不同的历史形态又都是资本逻辑的历史展现。这里强调 “断裂”是为了更好地说明资本逻辑在不同的技术组织方式与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作用 下，每个阶段的独特特征，这样更能说明全球资本主义社会与自由资本主义和组织化资 本主义社会的不同点，而强调资本的逻辑则能更好地分析全球资本主义与前两种历史形 态之间的内在关系。因此，从技术组织与管理方式、国家与政治干预形式到文化、心理 层面的整体结构中揭示资本主义历史形态的变化，便构成了从生产理论出发，建构马克 思哲学新形态的历史性前提。

第三，重新图绘社会生产与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之间的内在张力空间。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吉登斯与哈贝马斯关于制度与理性规范的分析，鲍德里亚关于媒介文化的讨论以及杰姆逊等人对后现代思潮的历史定位，都具有借鉴意义。社会实践的过程都受到外界环境的制约，但任何实践又都是经过主体才能完成，主体在实践的过程中，不仅受具有惯性特征的实践意识的直接作用，而且又能够将自己与实践过程拉开距离，将实践过程“陌生化”，使之成为审视的对象。特别是随着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之后，这种审 视的过程扩大为国家的干预与监控，这种张力空间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就越来越大。而到了全球资本主义这一“时空压缩”的时代，资本的空间布展直接影响到了个体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生活，并通过媒介的作用，直接渗透到人的心灵深处。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建构来说，只有理解了这种多重的内在空间，我们才能理解社会的运转过程，理解人类展现自身的方式，为我们全面分析批判现代社会的文化逻辑提供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