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养老保险论文范文

农村养老保险论文篇1

关键词：农村养老保险；农业资金；解决思路

农村养老保险不但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金融问题。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农村养老保险关系到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农村老年人口的生活以至整个社会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金融问题，农村社会保险又与某种融资体系相联系，并影响着社会资金在各产业之间的配置。本文主要关注农村养老保险作为一种金融方式对农业资金造成的影响，即社会保障基金带来的农业资金流出的问题。

一、农村养老保险的发展带来农村养老保险基金存量的增加

1993年开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正式推向全国有条件的地区。此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范围虽然不断波动，但总的来看仍呈扩大的趋势。截至2006年年底，全国农村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为5374万人，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滚存结余354亿元。尽管目前看来，这部分资金总量尚不高，但是，随着“三农”问题的解决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滚存结余必将大幅增加。因此，有必要对这部分资金的流向加以分析，以明确其对农业的影响。

二、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使用方向

对农村养老保险基金而言，进行投资来对积聚的养老基金进行保值与增值，对于保证养老金的按时、足额支付，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按照《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社保基金投资的范围限于银行存款、买卖国债和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上市流通的证券投资基金、股票、信用等级在投资级以上的企业债、金融债等有价证券。

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使得大量资金向非农领域流动。对于银行存款而言，目前的农村养老保险基金主要存于农村信用社或邮政储蓄系统。农村信用社资金的贷款方向，集中于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其中，乡镇企业贷款有相当大的比重投到非农领域。邮政储蓄系统长期以来实行资金存入中央银行，依赖于储户于转存中央银行之间的存款利差，成为中央银行回笼资金的一种手段，即使将这部分资金推向金融市场，由于与其他行业相比，农业基础建设投资，周期长、风险大，所以，农业的贷款并不具有吸引力，银行贷款款的流向，只能以非农产业为主。对于国债而言，国债的发行目的是为了弥补赤字与筹集中央建设性预算的部分资金，对弥补赤字而言，无论是作为政府人员的工资还是用于政府采购，都是使资金进入非农领域，并在非农领域周转。对建设性预算而言，除了农田水利、生态环境建设和农网改造的资金是流向农业之外，其余国债项目的资金都是流向城市和非农产业。对于其他的金融工具，如股票、公司债而言，更是各种非农产业的主要筹资手段，使得资金流向非农产业。

然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资金的来源，又主要是农业资金。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对象是非城镇户口的农村人口。因此，农村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员所交纳的资金，也只能是农村人口收入中的一部分。固然，农村养老保险覆盖人群中包括了大量乡镇企业人员和外出打工人员，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非农产业。但是，这些人员是原属于家庭保障范围的，他们向社会保障的转移意味着原有家庭保障格局的打破，使得由他们进行家庭保障的另一部分人群也必须纳入社会保障，以保障其老年消费。因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不可能仅仅面向这些“离土”人员的，还必须包括这些人员所对应的原家庭保障中的人员。这后一部分人群的收入却主要是农业收入，他们交纳的保费，也只能源于农业收入。农村家庭本身就是一个生产单位，农村居民的收入，不仅用于整个生命周期的消费，还必须用于农业生产的投资。就此而言，农业收入与农业资金具有一定程度的等价性，源于农业收入，就是源于农业资金。总的来说，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资金的来源，仍有相当部分是属于农业资金的。

因此，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筹集和运作的结果，是资金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净流动，其资金来源是农业，其资金使用是非农产业。农村养老保险规模越大，养老保险基金积累的越多，农业资金的流出也就越多。而从长期趋势来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范围只会越来越广，保险基金的规模也只会越来越大，与之相应，农业资金的流出会越来越多。

三、农业资金流出的经济后果

农业资金的流出会造成以下三个主要后果。

1、农业资金流出的最直接后果，是农业的萎缩。作为一个生产部门，农业需要不断的将获得的收入重新进行投资，以维持简单或扩大的再生产。农业资金对农户自筹配套资金的依赖性较高，而农户自筹资金的获得，主要是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因此，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所带来的农户可支配收入的减少，会使农户的生产支出显著降低。目前，我国农村的金融体系尚不发达，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投资主要是依靠家庭积累，农户缺乏其他的融资渠道来弥补参加社会保险所交纳的资金，这也减少了家庭进行农业投资的规模。

2、农业资金流出的另一个后果，是造成了农村养老保险不足的恶性循环。农业资金的流出，要求在农业生产中用更多的劳动来替代资本，使农业中劳动力的使用量增加。而劳动投入的边际效益又是逐步递减的，因此，农业资金的流出，使得劳动带来的收益越来越低，农业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也就越来越小，农村人口的外流规模也就越来越大。不断增加的农村外流人口加剧了原有家庭保障的解体，形成了对社会保障的需求。而另一方面，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带来了农业资金的流失。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农业萎缩的速度将越来越快。

3、农业资金流出的第三个后果，是降低了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农业竞争力的提高提高主要还是依靠农业的新要素投入，农业资金的流出，减少了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农民对土地的要素投入也就相应减少，导致农业竞争力的下降。而随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范围的扩大，作为资本要素的农业资金的流出也越来越多，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会因资金的缺乏而难以进行，这就使得我国农业的成本始终偏高，难以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价格竞争。

四、解决农村养老保险引起的农业资金流失的思路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农业资金流出，既制约着我国农业的发展，也危及农村养老保险的可持续性。但是，农村养老保险的发展又是势在必行的，这就需要一个与农村养老保险同步的农业资金补偿机制。本文建议采用以下思路进行应对：

1、建立农业资金的回流机制

通过建立资金回流的机制，可以抵消建立养老基金的影响，方案如下：

（1）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投资于农业建设国债

补偿农业资金的第一个方法，是把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筹集的资金，再用于农业建设。这可以有两种方式：直接投资于农业，或者购买用于农业建设的国债。但是，直接投资的方式是不可行的。一方面，农业投资的风险较高，而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对投资的安全性则有严格的要求，出于安全性的考虑，直接投资于农业也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按照《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所允许的社保基金投资方向也不包括对农业的直接投资。因此，购买用于农业建设的国债，也就作为补偿农业资金的重要手段。一方面，用于农业建设的国债的资金是流入农业的，另一方面，国债作为一种国家信用，其风险很低，也可以满足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安全性的要求。

（2）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

单纯以购买国债方式来回流农业资金是不够的。就目前的农村贷款而言，主要是用于短期资金周转的，而不是用于长期的农业投资。因此，存入信用社、邮政储蓄系统的农村养老保险，是难以回流到农业的。这就必须由财政出面，来引导农业资金的回流。一方面，可以加大国债资金对农业的投资规模，以抵消农村养老保险所带来的农业资金流出。另一方面，可以采取农业贷款贴息等方式，来促进农业贷款的增加，以增加农村养老保险存款流回农业的比重。

2、以渐进方式进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建设

鉴于农村养老保险对农业资金的影响，农村养老保险体系的建设也必须是渐进的，以避免对农业造成大的冲击。一方面，要使农村养老保险结构与我国的社会结构相适应，使其有一定的地区差别；另一方面，推进的速度又不能太快，以保证资金回流的机制能逐步与社会保险体系的建设相适应。我国的农业发展水平是相当不平衡的，农村收入的地区差距也很大。对农村收入高，农业收入比重低的地区而言，农村养老保险所保障的人口，以在非农产业工作的人口为主，社会养老体系建设对农业资金的影响较小。但是，对农村收入低，农业收入比重高的地区而言，农民用于养老保险的资金只能从农业资金中获得。社会保险范围的迅速扩大，会使农业资金大量流出。因此，农村养老保险体系的建设，必须承认这种差异，农业收入为主的地区，还要以家庭保障为主，非农收入比较高的地区，方可逐步增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比重。并且，农村养老保险的建设，要与财政对农业的投入相配合，同步推进。

3、加强农村金融体系建设

就城镇养老保险来看，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是第二、三产业内部的融资方式，来自第二、三产业的工薪收入，以养老基金的方式筹集起来，之后仍然以直、间接的方式投向第二、三产业。而农业养老保险，正如上文所论述的，不论作为存款还是购买国债，都是用于非农部门。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农业贷款的高风险与土地生产率的下降。由于农村金融体系的不发达，对长期贷款与农业基础投入的风险难以准确测算，有限的贷放量往往带来高风险，这是信用社所难以应对的。农村金融体系的不发达，也造成了农业生产的资金瓶颈，抑制了农业生产规模效益的形成。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农业对资金的吸引，不能把农村养老保险建成农业生产的融资来源。因此，加强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促进农业收益率的提高，降低农业融资的风险，是将农村养老保险带来的农业资金分流吸引回农业的重要手段。从长期来看，这是减弱农村养老保险分流农业资金的最终解决途径。

注释：

①参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2006年度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网站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3］Gopinath，M.，Kennedy，AgriculturalTradeandProductivityGrowth：AStatelevel，Analysis，AmericanJournalofAgriculturalEconomics，1982，5，pp1213-1218

［4］郭敏、屈艳芳：《农户投资行为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2年06期

农村养老保险论文篇2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国家和社会根据一定的法律法规,为保证劳动者在达到国家规定的解除劳动义务的劳动年龄界限,或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退出劳动岗位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它包含以下两层含义:第一,社会养老保险是在法定范围内的老年人完全或基本退出社会劳动生活后才自动发生作用的。判断是否“完全或基本”退出社会劳动生活的标准,则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是否脱离,或者对劳动者而言,参加的生产活动是否属于其主要社会生活内容而定。另外,法定的年龄界限亦根据各国实际情况相应确定。第二,社会养老保险目的是为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为其提供稳定可靠的生活来源。因此,养老金在分配过程中不再遵循按劳分配或按需分配原则,而是依据劳动者的社会贡献、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要和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来确定额度[1]。

养老保险是世界各国较普遍实行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①由国家立法,强制实行,企业单位和个人都必须参加,符合养老条件的人,可向社会保险部门领取养老金;②养老保险费用来源,一般由国家、单位和个人三方或单位和个人双方共同负担,并实现广泛的社会互济;③国家可测算出未来大概的养老金开支,并根据某些既定标准来确定养老保险待遇;④养老保险具有社会性,影响很大,享受人多且时间较长,费用支出庞大,因此,必须设置专门机构,实行现代化、专业化、社会化的统一规划和管理。

二、我国当前养老保险制度的现状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经过了50多年的发展,历经多次改革,目前,我国城镇已初步建立了较高水平、较为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养老保险金基本实现了社会统筹,但由于我国城乡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我国城镇和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也不相同,农村养老保险从1991年开始试点,此后一段时期,农村养老保险工作迅速开展,截止到2005年底,全国有近2000个县开展了农村养老保险,5400多万农民参保,积累基金达300多亿元,已有200万名农民开始领取养老金。尽管如此,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仍存在着覆盖面小、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少、保障水平低的特点,一个综合的可持续发展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尚未形成,这样,在土地初级保障的基础上,绝大多数农民的养老缺乏保障,这不仅会加剧城乡差距,而且也会酿成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在我国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三、在我国农村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一)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险是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到来的需要

国际上,一般把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0%的社会、或者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7%的社会叫做老龄化社会。目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到1.34亿,超过总人口的10%。其中65岁以上人口1.1亿,占总人口的8.5%,而且全国70%以上的老龄人口分布在农村地区,农村老龄化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更为严重的是老龄化速度在未来的30年间将持续加速,根据预测,2030年农村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率将上升到17.93%,比城镇的比率高出4.8个百分点,因此,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解决好迅速增加、数量庞大的老年人口的老有所养。与发达国家“先富后老”不同,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的发展水平不一致,绝大部分地区处于“先老未富”,甚至是“先老还穷”状态,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人口总量较少,人口老龄化的负担相对较小,而中国农村基数大,老年人口数量很多,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了整个欧洲各国老年人口之总和。因此,为了迎接农村人口老龄化高峰期的到来,使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老有所养,就有必要适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二)建立农村养老保险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使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城乡居民生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却在不断扩大,1964年中国城乡居民收人比为2.2∶1,1978年为2.4∶1,到了1994年就达到2.87∶1,2001进一步上升到2.9∶1,2004年则为3.45∶1,目前仍有扩大的趋势,而我国二元化格局下的城乡养老保险差别也很大,以国家近年来社会保障费用支出为例,2001年,占人口70%左右的农民的社会保障费支出仅占全国保障费总支出的11%,而占总人口30%的城镇居民却占全国社会保障费的89%。人均占有方面,城市人均社会保障费455元,农民仅人均15元,相差近30倍;从覆盖面看,城市已达90%以上,而农村只有2.4%。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巨大差距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羁绊。要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和谐,就必须建立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有效实现国民收入再分配,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和不公平,使社会稳定发展,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三)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解决土地和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有效途径

由于我国农村人多地少,农民人均拥有的土地数量有限,根据国土资源部日前公布的2005年度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093hm2,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加之城市化过程中耕地消失的速度快于农业人口消失的速度,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显得更是脆弱。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后,我国农产品还要面临世界低成本农产品的更大冲击,其价格还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相应地,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获取的收益也就难以得到保证。因此,单纯依靠有限的土地已经难以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了,土地保障的作用正日益削弱。

我国农村家庭养老保障功能也正在弱化,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进行以及现代观念的冲击,我国农村过去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逐渐被父母和子女居住的现代小型核心家庭所取代,家庭结构不断简化,家庭规模渐趋缩小。我国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户常住人口由1980年的5.54人下降到1994年的4.54人,每个劳动力负担人口(含本人)也由2.26人减少到1.57人,农村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受到巨大冲击。对于我国如此众多的农村老人依赖自己不稳定的老年劳动收入来养老,农村老年人的生活保障确实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社会问题。因此,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解决土地、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有效途径,是广大农民的迫切需要,它不仅可以保障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也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

(四)从西方历史经验看我国已经基本具备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

从一些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丹麦、瑞典、葡萄牙与西班牙分别于1891年、1913年、1919年与1947年开始通过立法在农村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当时这四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中国1999年可比值水平的79.3%、99.9%、46.6%与73.3%。欧盟15个成员国将农民纳入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在时间上大致从20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末完成。与这些国家当时的农业产出、人均收入等指标比较,我国整体经济水平和农村经济水平都达到或超过这些国家当时的条件[2]。另外,比照国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国家,一般有两个规律,一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滞后城镇30-50年;二是农业占GDP的比重在3.1%-41%之间,平均为16.2%。而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于1951年,当时政务院颁布了《劳动保险暂行条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事实上已滞后城镇50多年。2003年,我国农业GDP比重为14%,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国际上已经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建立该制度时的比例。而目前我国政府财政收入保持年均高速增长,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后盾;同时,我国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中存在着社会保障支出不足的问题,这也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深入实施提供了潜在的经济支持。因此,我国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已经基本具备条件。

(五)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是保证经济可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带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就业结构的变革,以及小城镇的发展,农村已经初步构筑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经济体制框架。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是率先进入市场经济的群体。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优胜劣汰是竞争的必然结果。农民不论亦工、亦农、亦商都必然要承担市场风险。逐步在农村建立发展社会养老保险,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证[3]。

由此可见,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我们国家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必要条件,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新农村、保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目前需要迫切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陈英.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建立的可行性[J].科技资讯,2006(17):229.

[2]王德文.我国已经具备条件建立农村养老保障体制[J].脑库快参,2005(36):1-6.

[3]刘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J].金融投资,2006(10):51-52.

摘要:目前,我国农村由于人口老龄化、家庭的小型化等因素使农村传统的依赖土地和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大大弱化,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面临极大挑战,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解决土地和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有效途径,是保证经济可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同时,从西方历史经验看我国已经基本具备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本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建立健全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必要性,为进一步的制度设计提供必要的支持。

农村养老保险论文篇3

政策执行作为农村养老保险政策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和环节，其必须与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设计精神相一致，这是实现政策目标的根本要求。然而，由于政策执行具有相对独立性，加之执行部门对政策精神把握不准或手段、方式、方法欠妥当等，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在执行中往往出现与政策精神相背离的现象，而这种背离又会使农民对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滋生不信任感甚至反感，从而影响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同。

二、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同的作用和意义

（一）增强农民对养老保险政策支持度

农村养老保险是全体农民的事业，只有全体农民积极参与才能使政策持续发展，并进而实现政策目标。而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同恰恰能够激发农民对政策的普遍支持：一方面将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参与，并向政府及时反馈政策中的一些问题，促进政策不断健全和完善；另一方面将积极参保缴费并不断提高缴费档次和标准，不断增加基金收入和提高养老金水平，有力保障农村养老保险持续发展。否则，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将被农民冷漠和抗拒，政策作用难以发挥。正如斯诺（C•P•Snow）所指出，“在任何高度复杂的组织中，要想使任何决策得以贯彻执行，必需调动各个层次的人员。只有他们的决心、他们的积极性和他们的认可（总之，避免他们的消极抵抗），才能决定一项决策能否及时得以贯彻”。

（二）降低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运行成本

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运行是需要成本的。如果农民对政策认同，政策执行效率比较高，那么政府不需额外增加人财物等保障政策顺利执行，政策运行成本将保持在必要水平；如果农民对政策不认同，政策执行效率比较低，那么政府必须额外增加人财物等来保障政策顺利执行，这无疑增加了不必要成本。例如，农民不愿参保，政府需增派专人并投入相应财力、物力和时间对其宣传动员；即便农民愿意参保，但普遍选择低档缴费，以至于基金收入规模小，在同样成本投入的条件下，基金运营成本当然变高。因此，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同可以减少政府不必要投入，降低政策运行成本。

（三）避免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偏差

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往往出现偏差，对于偏差的原因多种多样。但从政策认同来说，不外乎有两种情况：一是由政策执行者引起的；二是由农民引起的。如果政策执行者对政策设计缺乏认同，那么它在执行过程中往往不是很积极，甚至背其道而行之，过去的“老农保”、“新农保”以及当前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均存在该现象。如有些地方擅自提高最低缴费标准，以至于缴费困难群体难以按期完成缴费；有些县区为减轻本级财政压力而擅自调低政策补贴标准等。如果农民对政策设计不认同，往往会拒绝参保，或即便参保也不会积极缴费，甚至经常停保等。因此，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纠正政策执行偏差的作用和意义。

（四）提高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合法程度

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合法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一是国家政权机关通过某种程序和形式赋予政策的合法性，谓之为狭义合法性；二是由社会公众普遍认同所赋予的合法性，谓之为广义合法性。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只有实现两者统一才能顺利实施。否则，即便具有狭义合法性，也不能为最大多数农民认同，那么农村养老保险政策也不能顺利实施。正如哈特（H.L.A.Hart）所指出，“如果一个规则体系要用暴力强加于什么人，那就必须有足够的成员自愿接受它，没有他们的自愿合作，这种创制的权威、法律和政府的强制权力就不能建立起来”。

（五）保障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可持续性

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可持续性主要取决于基金支付能力持续有力、政策设计不断优化以及经办服务水平不断提高。而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同对这几方面有着明显的综合增强作用。例如，前述的基金收入因农民积极缴费而不断增长，从而基金支付能力得以根本保障；政策在农民积极参与建设的条件下，不断得以健全、调整和优化；经办服务质量和效率在“农民认同”的“督促”下得以不断提高等等。事实上，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同既是一个政策合意性目标，也是一个有效保障政策可持续发展的心理性系统机制（尽管其内部结构关系难以具体化），其以自己特有方式不断对农村养老保险发展做出政策优化、动力供给、效率提高等的推进。因此，农民政策认同能够更好地促进农村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

三、当前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同的制约因素分析

（一）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决策民主化低

我国农村养老保险自制度化以来，任何阶段的任何政策模式都是由政府或相关部门单方制定的①，并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而农民作为政策目标群体却始终被置于决策程序之外，不能在决策中自由表达自己的愿望和利益，只能处于被动接受地位，更不用说与其他利益集团争夺养老利益了。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和农民实际养老预期值当然会存在偏差，无论这种偏差是益于农民还是损于农民，其必然影响农民政策认同度提高。之所以这样，主要是由于农民利益表达权未得到切实维护。由于原来能表达愿望和利益的村民自治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衰弱，“它不仅在形式上为村民的心理认同设置了障碍，而且在功能上使村民失去权威的依靠，在工作上使村民失去行使权力的保证”。加之建国后农会已不复存在，而当前代言农民利益的组织尚未正式形成，以及农民利益表达在空间上极其分散，彼此间很难交流集中，以至于对政府决策难以形成强有力的集体影响。同时，农民人大代表份额少和代表身份“虚化”又在根本上消除了农民表达利益的制度路径。例如，六届至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农民代表占比分别为11.7%、10.5%、9.4%、8%、8.4%、6.7%，农民代表比例与农民数量极不相称，而且这些代表中大多还是村干部、企业家或先富阶层，真正来自普通农民阶层的很少。利益表达权缺失往往使农民在心理上产生被轻视的失落感，其必然降低对政府决策的认同感。

（二）农村养老保险政策保障水平太低

保障水平是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同的最重要衡量标准，如果其不能满足绝大多数农民养老需求，那么农村养老保险政策价值就会受到农民普遍质疑乃至不认同，因为“政策预期值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政策认同的程度，尽管政策预期值很高不一定就会带来高的政策认同的同步增长，但是政策预期值很低却肯定不能带来高的政策认同”。当前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由于坚持“保基本”原则，在低缴费、低补贴和低基金收益的条件下，农民养老金预期值必然很低，所以农民对政策的认同度并不高。根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的张丽宾（2013）对全国6省12市县区的访谈调查，绝大多数农民反映当前养老金水平偏低，中央和地方补贴加上个人账户养老金月均才百元左右，根本不能满足养老需要。目前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虽然已基本实现“应保尽保”，征缴扩面已现拐点，但这主要是行政力量强制执行的结果，而不是由农民对保障水平认同带来的，相反强制还影响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同度提高。当然，农民小农意识之贪利动机也有一定影响，如少量缴费可获得可观补贴，但这不是主要的。

（三）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质量不高

政策执行质量如何直接影响目标群体对政策的心理认同感。当前农村养老保险经办管理服务体系还不健全和完善，尤其是基层经办管理服务能力不高，专职经办人才缺乏，业务经办手段、方式、方法等还比较落后等，以至于政策执行质量与农民的满意目标还存在某种差距。例如，由于基金统筹层次比较低，基金运营收益普遍不高甚至贬值，以至于农民预期养老金受损；农民参保缴费和养老金领取的时间、地点、方式、方法等还不能实现快捷、便利和高效；经办管理部门对政策不忠现象时有出现，业务经办中的错误还不能完全杜绝，工作人员服务方式和态度还未实现人本化转型，农民还不很满意等。河南农业大学的李伟对河南三市五县国家“新农保”执行情况的调查就证实了这点：基层乡镇政府政策宣传效果比较差，有80.6%的被调查者认为不很满意；强制农民参保的情况仍然存在，尽管所占比例不高；业务经办弄虚作假情况时有发生，严重扰乱了经办管理秩序；部分地区基础养老金足额发放不及时，有4.7%的被调查者反映了该情况。个别村干部素质不高，工作方式、方法简单粗暴，部分农民对政策有抵触情绪。因此，提高政策执行质量是提高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同的必然选择。

（四）农民对农村养老保险认知有局限

农民对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知度越高，其参保率就越高，即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同度就越高。而影响农民政策认知的关键是其文化素质。然而，调查显示：2006年我国农村劳动力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4.6%，接受高中以上教育的只有15.4%，接受大专以上教育的仅占2.4%。文化贫困使农民对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往往难以理解或只是一知半解，对政策所赋予的社会权利和养老利益根本认识不到，更不清楚政策对规避自己晚年生活风险的意义，只看到享受利益须履行长期缴费责任，这对注重眼前利益的农民来说实在难以接受，结果政策认同度不高。另外，农村几千年积淀的传统文化理念、心理、习俗等对农民政策认知也有负面影响，使农民对农村养老保险政策不认同。例如，以养儿防老为核心的家庭养老文化使农民参保积极性不高，该文化认为只要有子女养老就无需担忧，不必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不合理的消费习俗和消费方式使大部分农民收入优先用于子女教育、建房医疗、生产经营等，以至于养老保险不被农民重视；短视性和自满性的小农意识又使农民只重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只安贫乐道和因循守旧而不主动接受养老新事物。文化素质不高和传统文化影响使农民对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知必然存在局限性。

（五）农民对基层政府公信力尚有担忧

基层政府及其官员作为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的主导力量，其公信力如何直接影响着农民政策认同。其公信力越高，农民对其信任度就越高，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同度也就越高。由于历史上基层政府及其官员主要是作为农村社会管控者而存在的，所以其公共服务职能非常微弱或根本没有。然而，随着税费改革和社会转型的推进，基层政府职能转变未能及时跟进，基层官员公共服务意识直至目前依旧很淡薄，农民对其信任度日渐下降。同时，某些基层官员和更是严重影响了基层政府公信力，其政策动员和执行的能力大大下降，以至于农村中干部往往是作为农民的异己力量而存在的。但是，农村养老保险作为公共政策又需要基层政府及其官员去动员和执行，可想而知农民的政策认同度肯定不高。更有甚者，有些基层政府及其官员为了提高工作政绩不适宜地采取一些粗暴方法和措施来执行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更是对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同雪上加霜。当前农村养老保险虽然实现了“应保尽保”，但据调查，相当数量的农民参保是行政强制的而非自愿的，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他们担心政府政策会变化，导致自己利益受损失，这反映了农民对基层政府不信任。因此，促进农村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必须提高基层政府公信力。

四、提高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同的对策

（一）构建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保证农民养老利益实现

“公众讨论和社会参与的问题，对于在民主框架下制定政策具有中心意义。”当前首先是改变村民自治组织“弱化”、农民人大代表比例低和农民代表身份“虚化”状态，让普通农民广泛地参与政府养老保险政策决策，使农民养老利益之声真正能发出来、传上去和有影响，从而在制度上切实保障农民养老利益。其次是加快发展农民社团组织，通过社团把分散的农民整合成对政府和其他利益团体有压力和制衡作用的集体，根本改变农民在养老资源配置及其制度安排中的不利地位，使农民不仅能顺畅表达自己的养老意愿和参与养老保险政策制定、执行和监督，还能在其中争得应有的养老利益，从而使农民养老利益表达获得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只有这样，政府养老保险政策决策才能真正反映农民的愿望和利益，农民对政策才能普遍认同。正如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指出，在政府政策决策中必须建立由民众广泛参与的利益表达机制，只有如此，政策才能具有普遍群众基础，才能为群众所普遍认同，才能在实施中耗费更低成本。

（二）优化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提高养老待遇预期水平

首先，根据农民纯收入增长情况，适时调整农村养老保险缴费档次和缴费标准的上限和下限，落实好多缴多补和长缴多补政策，并加大对高档缴费和长期缴费的补贴力度，引导农民不断提高缴费档次和缴费标准，进而使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收入规模不断增大。其次，政府基础养老金补贴和个人缴费补贴与财政收入、农民纯收入、物价水平及社会平均生活质量相协调，其供给标准应随这些指标的变化而变化，实现动态制度化，从根本上化解通货膨胀贬值和政府补贴不能满足农民基本需要的问题。第三，养老金计发要根据农民纯收入、社会工资及物价水平作即时调整，调整幅度不低于城镇职工养老金增长幅度；养老金领取也要与领取年龄、缴费年限成正相关，避免个人账户赤字。第四，建立地方财政农村特殊困难群体个人账户动态化“注资扶助”机制，保证特殊困难群体在年老时享有社会平均养老待遇。第五，实行基金省级统筹管理和市场化投资运营，保证基金收益可观增长。政策设计优化必将提高养老金预期水平，增强农民政策认同感。

（三）健全经办管理服务体系，全面提升政策执行质量

健全农村养老保险经办管理机构，配足配齐专职经办管理人员，并定期对其进行培训，提高经办管理人员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同时保证足够经费投入；完善基层经办服务网络，建立覆盖村社的基层经办服务平台，使经办管理服务更加规范化和标准化，为农民参保提供“一站式”高质量服务；创新经办管理手段、方式、方法，简化参保程序和业务流程，使之更加科学化和合理化，从而使农民参保缴费和养老金领取在时间、地点、方式、方法等方面更加快捷、便利和高效，人本化服务水平不断提高；针对农村人口流动频繁和职业变更不断的问题，要做好养老保险关系异地转移接续工作，保障农村养老保险与其他制度间的衔接转移，并保障农民养老利益在转移接续中不受损失，从根本上消除农民心理上的顾虑；加强对经办管理的执法监督，杜绝各种违背政策设计及其精神的行为，特别是各种弄虚作假和行为；对基金运营要做好监控，防止风险性和人为性基金流失，使农民利益受损；建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绩效评估机制，以检查评价政策执行质量和效果。

（四）加强政策精神解释宣传，提高农民认知水平

针对农民文化素质低和对社会保险知识难于理解问题，经办服务部门要加强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宣传，采取各种有效形式让农民理解政策设计及其精神，切实提高农民政策认知水平。具体说，要加大对政策宣传经费投入，以解决宣传中所需的设备购买、师资雇佣、耗材消费等资金困难；利用多种媒体和社会组织的宣传优势，让农民对政策的认知始终发生在身边；定期聘请专业人员到村办培训班，对农民开展社会保险知识辅导，着力讲解给付水平、缴费标准、计发办法等，彻底算好农民的保险利益帐；发挥村干部的政策宣传优势，在系统培训后利用各种便利时间向农民普及参保知识；加强专职经办队伍建设，尤其是经办人员的宣传和业务能力，增强其政策宣传意识，使其真正成为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实施的基层代言人。

（五）转变基层干部工作作风，提升基层政府公信水平

推进基层政府职能由管理向服务转变，提高基层政府及其经办人员以人为本的公共服务意识，改善基层政府及其干部形象，不断获得农民的普遍信任，这是提高农民政策认同的有效途径。具体说，一是基层政府及其干部作为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直接执行人，要不断增强政治觉悟，不断提高经办业务素质，在认真解读和把握好政策精神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做好农民身边的政策解说员和服务员，并耐心地帮助农民排除各种疑问和顾虑，引导农民积极参保并主动支持政策建设；二是基层政府及其干部要改进政策执行方式，切实从农村实际和农民利益出发，不搞急躁冒进而片面追求高参保率和高基金积累率，“注重政策的循序渐进，对农民参保多动员宣传，不搞附带性‘捆绑式’参保”，以防造成农民利益损失；政策执行要公开透明，相关保险信息如银行利率、补贴标准、养老金数额、基金收益情况等，要及时准确地向农民公开，保证农民知情，接受农民监督；基层政府及其干部在基金管理上要做到严于律己，严格遵守各项管理规定，从而在根本上消除农民对基金安全的顾虑；加强基层反腐力度，净化基层干部队伍，使其真正成为农民利益的保护者。

农村养老保险论文篇4

关键词：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中国；借鉴

Abstract：Sincein1961whenJapanesenationalannuitysystemwasbuilt，thepeasantshavebeenincludedinendowmentinsurancesystem.Japanrealizednationalannuity，andturnednationalannuityintothecommonpartofeverykindofpension，andsolvestheproblemoftheindependenceofeverykindofpension，andthenhasverticalendowmentinsurancesystemwiththecharacteristicsofthemultiple-pillars.Currently，Chinafacesthesocialproblemssuchaspopulationaging，urbanization，thebiggapbetweentheurbanandtheruralareasandsoon，whichissimilartothesituationofJapanin1961，thus，theexperienceintheprocessoffoundingandreformingtheruralendowmentinsurancesystemofJapanhasenlightenmentonChina.

Keywords：Japan；ruralendowmentinsurancesystem；China；experience

一、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形成——国民年金制度的建立

1959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国民年金法》，把被排除在工薪阶层之外的农民、个体营业者(20岁以上、60岁以下)等强制性的纳入到养老保险体系中，1961年缴费型的国民年金正式实施，进入了“国民皆年金”的时代。

凡投保者加入25年以上、年龄65岁以上的，均可领取国民年金(基础养老金)。在初期，采取了“10年年金”“5年年金”过渡性举措，使该制度逐步走向成熟，1986年进入全支付阶段。免费享受国民年金的对象主要是年龄已经60岁以上，或者属于生活保护的低收入无缴纳能力者，个人提出并经严格审查后，可免费享受国民养老金保险，但退休后其免交期间的养老金仅有原水平的1/3。

二、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过程——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的形成

(一)农民年金制度的建立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期，为了适应工业化、城市化的要求，1970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农业劳动者年金基金法》,并于1971年1月开始实施。该法鼓励农民离开土地，但农民年金的加入采取自愿性原则,完全尊重农民个人意愿，农民因进城或老龄因素(65周岁以上)转让经营权后，在支付其国民年金的基础上，进一步支付的年金，是国民年金制度的重要补充，财政补助的比例根据参保者的年龄及参保年限实行不同的补助标准。加入农业者年金必须满足以下3个要件：(1)年龄在20-55岁之间；(2)具有一定规模以上土地的名义权；(3)必须是国民年金的加入者。从实际加入情况来看，1973年实际加入者为105万人，1975年最高峰时达到116万人，以后开始减少。[1]

(二)公共年金一体化的形成——1985年对国民年金的大幅度修改

1973-1978年的石油危机，使日本经济由10%的增长率跌落至1974年的负增长。农村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导致了以农村人口为对象的国民年金参保者人数急剧下降。由于日本年金的二重构造，各类缴费和发放年金的标准不统一，在不同行业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现象，引发了新的社会的不公平感。另外人口迅速的老龄化、少子化，导致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倍增，养老金的支付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1975年的9.4%迅速上升到1985年的14%。[2]养老金收支不平衡，行业分立型的保险制度出现了难以支撑的局面。

1984年，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实施公共年金一体化，1985年日本修改了《国民年金法》，规定参加厚生年金、共济年金的工薪阶层及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制度的工薪阶层的配偶、20岁以上的学生等也必须参加国民年金，从而形成了双层关联结构的年金制度，把普遍型的国民年金和职域型的厚生年金有效地结合起来，并解决了离婚、配偶丧失获得养老金的机会。作为第一支柱的国民年金成为任何老人均有权分享的基础年金，公共年金的共通部分，确保1人1份同额养老保险。

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全民保险制度从一开始形成了二重构造的模式，国民年金是基础养老金，受雇佣者阶层不仅有厚生年金，而且有国民年金作为基础，双层构造模式对以后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随着日本实现了“全体国民皆保险”、“全体国民皆年金”，下一步的任务主要是解决养老保险层次复杂、相互分立的问题。

新设立了老龄基础养老金，它以老人生活最低标准设立养老金额，实行统一的缴纳标准和定额支付标准，每个国民只要缴费25年，65岁后都可以享受的年金制度。

(三)国民年金基金制度的建立

为了缓解不同参保者间的差距，1991年，日本制定了《国民年金基金法》向不满足于第一层次基础养老金(国民年金)的农民、自营业者提供更高层次的养老保险。1995年国民年金的支付标准为65000日元，按日本的生活水平，这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3]该制度规定凡满20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的农民、自营业者均可自愿参加，按月缴纳定额的“附加保险费”，65周岁后，在享受国民年金的同时，还可获得“附加养老金”。该制度还规定免费参加国民养老金保险费者和加入农民年金者，中途不得退出，不能再参加国民养老基金。国民年金基金的支付年限按参保人交纳保险费的年限而定，加入的年龄越晚，每月交纳的保险费越多。国民年金基金对高收入的农民、自营业者有一定的吸引力，因为它既可以用来养老又可享受到参加民间私营的生命保险所不能享受到的免税政策。

(四)2004年国民年金财政收支平衡的改革

从2004年开始，通过一系列年金课税制度的改革，国家财政提高了对国民年金的负担比例。规定：从2004年开始增收年金税;从2005年开始增收个人所得税;从2007年开始增收消费税。通过征税的方式来扩大国家财政的收入，到2009年使国库负担基础养老金的比例从1/3逐渐上升到1/2。同时控制国民年金的个人缴费过快增长，从2005年4月开始在13300日元的基础上每年增加280日元，至2017年固定在16900日元(2004年价格)。为了确保养老金财务收支长期平衡，改变以往的只根据工资增长率、物价指数来确定养老金给付水平，而且参照参保率和平均寿命程度(浮动调整率)来对给付水平进行调整。国民年金至少5年进行一次缴费率核算，若人口结构或经济发展情况与事先预测的不符，就要对缴费率进行小幅调整，以确保收支平衡。

三、日本养老保险制度尚待解决的问题

(一)实行现收现付制代际负担不公平

日本的公共养老金计划采取的是现收现付制,而且替代率比较高。现收现付制通过代际转移、以支定收、收入均等化来实现人人平等,并且能够实现代际之间和同一代人之间收入的再分配。养老金和工资一样，都对产出有要求权，所以，采取哪种融资的模式(现收现付或积累制)就存在着广泛的争议。然而，支付当前和未来待遇的能力是产出的核心问题(Barr,Nicholas.2001)。[4]1966年，亨利·艾伦在萨缪尔森“生物收益率”基础上指出：只有当人口增长率和工资增长率之和大于市场利息率时，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才是可取的。在这种情况下，现收现付式养老制度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5]现收现付制度财务平衡的公式是：C=B×D，C代表缴费率，B代表替代率，D代表赡养率，当人口老龄化(赡养率)提高时，要保持住替代率，只有提高缴费率。缴费率的提高使社会财富的分配在更大程度上向现有的老年人倾斜，而现在承受很重缴费负担的劳动者进入老年后，将享受不到与上一代人同等的养老待遇，代际之间资金缺口的弥补最终还要依赖财政的转移支付。

(二)国民年金的空洞化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步入90年代以后，又出现了长期萧条与回升乏力，居民收入降低、财政收入减少使保障费财源日显不足。失业者、需要社会救助的贫困者负担不起或拖欠养老保险费用，养老金财务危机影响一些青年人、农民和个体工商户加入养老保险的信心，他们对现收现付制度代际负担义务不公平感到不满。2001年度国民养老金保险费欠缴率达29.1%，为1961年开始建立国民养老保险制度以来的最高水平。[6]人口老龄化使养老金支出不断扩大，并且劳动年龄段人口比例下降，缴费的基数不断缩小，养老金空洞化现象日趋严重。

(三)日本农村的人口老龄化和城乡养老保险水平差异大

二战后，随着农村年轻的劳动力开始大量流向城市，留下的仅是年老的父母，尤其是边远地区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60年代农村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农村的老龄化进程比城市快了10年左右。虽然日本在1961年把排除在工薪阶层之外的农民、个体营业者(20岁以上、60岁以下)等强制性的纳入到养老保险体系中，但是除了国民年金外，农村与城市在其他项目的养老保险在保费负担和保障水平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异。如农民加入的基础养老金,加入40年且年满65岁时可领取的养老金人均最高限额仅每月6.7万日元,而工薪阶层加入的其他5种养老金制度的月平均水平为18.6万日元,是农民养老金金额的三倍多。[7]

四、日本的经验对中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设计的启发

(一)在推进农村养老保险过程中应立法先行

战后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及全民皆年金制度建立的过程，也是相关法规不断完备、充实的过程。从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和发展不难看出，在《国民年金法》基础上进行了不断的修改和完善，为政府依法给农民提供养老保险服务提供了依据。我国应整体规划，尽早出台类似与日本《国民年金法》的《社会保险法》，从法律上确认城乡全体公民人人平等享有社会保险权益，坚持普遍性和区别性原则相结合。确保社会全体成员的社会保障基本权利，确立统一的社会保险法制精神、原则、待遇等，如规定不同地区，不同保险项目、不同职业者的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账户)应全国统一，在此基础上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规定各自的个人账户的缴费水平。在统一的《社会保险法》基础上，因地制宜的设计不同的补充法律、法规，以形成多层次法律体系。

(二)突出政府在推进农村养老保险过程中主导性的作用

以农民为主要对象的日本国民年金制度是国家(政府)对每位国民的基本生活给予的公平的保障，体现了国家在推进农村养老保险过程中主导性的作用，国家财政一开始负担基本养老金费用的1/3，2004年在财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日本政府还是决定到2009年使国库负担基础养老金的比例从1/3逐渐上升到1/2。不管是在经济起步阶段就制定“全民皆保险”计划，还是在以后逐步提高国家对基本养老金责任来看，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设计都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因为发展中国家往往在经济起飞阶段，往往错误的将其理解为加大财政负担或把其看作是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国际社会保障协会顾问詹金斯(Jenkins,Michel)曾指出，“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非工薪职员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在此之前农村的农业从业人员以及其他非正规行业的劳动者不能得到社会保障的有效保护事例有很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8]当然我们也应汲取日本“负”面的教训，在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初期，不应设置过高水准的养老保险制度。

(三)建立全民性的基础养老保险制度

建立全国性的农村养老保险必须由制度层面推进到操作层面。我们是否可以借鉴日本的国民年金制度规定，凡20岁以上的国民均须加入并享受国民基础年金，形成了全国统一的、覆盖范围广泛的、强制性的、共通的第一层次养老保险。实现上述的目标关键是要解决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社会统筹资金的问题，把社会统筹账户作为不同人群、不同层次保险模式的共同部分，从而实现1人1份同额养老保险。

应当承认我们与日本的养老保险制度不处在同一个层次上，日本现在的养老保险的主体部分是厚生年金，但日本上世纪60年代制定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目标对我们同样具有适用性。第一，首先解决无养老保险者的问题，向其提供公共年金。第二，在实现了“全体国民皆年金”后，逐步解决养老保险层次复杂、相互分立的问题，使各种制度由分散逐步走向统一。

把目前各地探索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实际是“个人养老储蓄计划”)的“过度模式”转化为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社会统筹账户)。建立类似于日本全民皆保险的国民年金(基础养老保险)，而应首先解决社会统筹账户资金问题，中央、省、市、县各级财政负担基础养老金的1/3，财政缴纳部分全部进入社会统筹账户，为职业(纯留地)农民、农民工以及被征地农民、乡镇企业农民职工等建立统一的社会统筹账户，改革现行企业职工、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养老金制度，在扩大覆盖面的同时，就可以考虑适当调低目前社会统筹20%左右的缴费率。统一所有参保者的社会统筹账户，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民参保的补贴应当全国统一。

(四)建立立体化、多支柱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目前世界银行把原来推崇的多支柱从三支柱扩大到多达五个支柱，并认为所有的养老金制度原则上都必须建立基本的养老保险制度，使其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收入再分配以消除贫困的支柱。低收入国家的经验使我们注意到，必须建立基本支柱或零支柱(非缴费型给付)的全民养老金或社会养老金(RobertHolzman,2005)。[9]例如目前日本有免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者400万人，约占第1号被保险者的20%。国民的基本养老金制度应由缴纳型和免费缴纳型组成，针对农村中没有能力者(五保户老人、残疾者)，建立类似于日本免费缴纳的基础性养老金制。坂脇昭吉认为公共年金特别是国民基础年金，其目的就是减少国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依赖。[10]建立类似与日本农村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第一层次为强制性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为职业(纯留地)农民、农民工以及被征地农民、乡镇企业农民职工等建立统一的社会统筹账户。

在解决了无养老保险者的问题后逐步解决养老保险层次复杂、相互分立的问题。条件成熟时把农村养老保险的社会统筹账户作为企业职工、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各类养老金制度的共通部分。从而形成了双层关联结构的保险制度，把普遍型的社会统筹账户和职域型的各类养老保险制度有效地结合起来。第二层次是农民个人根据个人的土地经营、收入等情况自愿参加国民个人储蓄养老计划(附加养老金)，将其作为强制性国民基本养老金制度的补充。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民参保者应当实行全国统一补贴，在国民储蓄养老的补贴标准上，各地市级、乡镇政府、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因地制宜。第三层次为自助的商业保险，满足富裕农民更高的需求。多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有利于兼顾公平和效率，实现从分散到统一，再到多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也是我国所要追求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宋金文.日本农业者年金制度的困境和出路[J].现代日本经济,2004(6):53-58

[2]沈洁.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3]吕学静.日本社会保障制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36.

[4]BarrNicholas.TheTruthaboutPensionReform[J].FinanceandDevelopment，2001，38(3):6-9.

[5]林毓铭.社会保障管理体制[M].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06:204.

[6]林德明.日本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历程及现状[J].世界农业,2004(5):30-33.

[7]顾天安.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探析及其启示[J].日本研究,2005(4):44-48.

[8]Jenkins,Michel.Extendingsocialsecurityprotectiontotheentirepopulation:ProblemsandIsues[J].InternationalSocialSecurityReview，1993，46(2).

[9]RobertHolzman，RichardHinz.Old-AgeIncomeSupportintheCentury：AnInternationalPerspectiveonPensionSystemsandReform[R].TheWorldBank，2005：5.

[10]坂脇昭吉,中原弘二.现代日本的社会保障[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6:89.

农村养老保险论文篇5

论文关键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现状，对策

 

一、前言

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建设新农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改革完善同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和农村人口养老问题紧密相连。考虑到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加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大背景, 面向大多数人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如何在新时期防范风险、防止农村老年贫困、调节农村人口年龄和性别结构，就必然持续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至关重要的政策议题。

二、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健全不仅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而且也是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保证。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实践上是不完全成功的。

1.法律层次低，缺乏约束力

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法律法规层次低，缺乏约束力。特别是对养老保险金流失和挪用等行为，未规定有效的惩罚措施。目前农村社保基金管理中的违规行为相当严重。正是这种不稳定的制度和屡见不鲜的违规行为挫伤农民投保积极性，开展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困难重重。

2.自给来源少，吸引力不足

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支持”。集体补助不到位或数额少行政管理毕业论文，或只在部分地方或人身上得到体现；国家政策扶持，仅限于通过对乡镇企业支付集体补助予以税前列支，除此，再无其他的扶持政策；地方财政，除经办机构费用，也没有其他扶持政策。在缺乏强制性的情况下，仅靠这些政策，难以发挥吸引作用。

3.基金增长慢，难以为继

基金增长速度跟不上养老金发放的增长速速，出现负增长。农保基金增值方式主要是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之初，国家债券利率和银行存款率都很高，因而给农民承诺的保险给付率也高达12%，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债券和银行存款利率多次下调，致使基金增值缓慢。加上缺乏稳定的投资渠道，农保基金入不敷出，出现负增长论文网。

三、完善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对策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养老将呈现出新的格局：新型的家庭养老将居主体地位，社会养老保险将得到新的强化，从而与其他养老保障制度一起共同为农民养老建立一道比较可靠的屏障。

1.加快法制建设，真正体现公平与效率

市场经济本身是法制经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必须以法律的形式保证其实施。我们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根据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财政、金融和税收体制改革，尽快制定并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法律法规，对资金来源、运用方向、增值渠道甚至保障标准、收支程序等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规范其操作行为，以法制的形式将这项合法权利确定起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社会养老问题行政管理毕业论文，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强化政府责任，加大扶持力度

社会化养老的主体是社会，是以社会运作的方式实现的。而能够代表社会。管理社会的主导者是政府。在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时强调个人应承担义务是对的，但不能以此为理由推卸政府应承担的责任。针对目前集体补助过小，国家扶持微乎其微的状况，应当考虑如何提高集体补助的比重，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3.发挥家庭养老的优势，再造土地的保障能力

中华民族素有尊老、敬老和养老的优良传统，这为家庭养老制度的实行和巩固奠定了思想和文化基础。现阶段，由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许多原因，农民养老不可能完全依靠社会，家庭养老仍然是老年保障的主要形式。政府可以从制度上鼓励农村家庭养老。

四、结语

从农村和整个国家现代化长远角度看，建立农民养老制度是对农民利益最有效，最全面的保护。严峻的人口发展现实、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 以及有限的可供学习的国外经验, 都迫使中国不得不用创新的思路、战略的眼光来审视和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乃至整个社会保障制度, 走出一条城乡之间相对独立而又良性互动的、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障之路。希望本文能对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健全以及近一步完善，有所启示并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桂世勋.关于探索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险的思考[J] . 人口与计划生育, 2008 (7) .

[2]乐章.现行制度安排下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参与意向[J] . 中国人口科学,2004 , (5) .

[3]俞仁龙.浙江农村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经济可行性分析[J] .嘉兴学院学报,2005 , (4) .

[4]王德文.我国已经具备条件建立农村养老保障体制[J] . 经济要参, 2006 (44)

 

农村养老保险论文篇6

(一“)新农保”基金财务监管层次比较低

我国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处于试点阶段时，“新农保”的基金财务主要由县级部门进行监管。随着“新农保”工作的不断推广和发展，基金财务的管理水平逐级升高，有些地区开始直接执行省级管理的措施。在农村“新农保”工作的执行上，由于受到传统习惯的影响，基金财务的管理仍然是属地管理。中央以及省级管理部门在基金财务监管上基本上没有起到真正意义上的监管作用，而各市、县、区管理部门由于缺少经验、财政管理水平比较差、人员素质低等原因，容易在“新农保”基金财务监管上出现漏洞，造成财务风险。

(二“)新农保”基金财务监管缺乏制度保障

政府的财政支出按照经济学性质进行划分可分为转移性支付和购买性支付，其中转移性支付是政府单方面的、无偿的进行财政资金转移。转移性支付的财政资金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社会保障基金，对于缩小地区经济差距，扶贫救困，提高贫困地区人们的生活水平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农保”基金也属于转移性支付的财政资金，由于缺乏基金财务管理制度保障和有效约束，导致在“新农保”基金进行转移支付的财务管理过程中随意性比较强，容易出现资金被挪用甚至占用、截留的现象，也是“新农保”基金财务监管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导致“新农保”工作在执行上没有足够的财政支持，为“新农保”工作的落实和推广工作制造难题。

(三“)新农保”基金财务监管水平比较低

“新农保”基金关系到“新农保”工作的落实以及农民的切身利益，是保障农村老年人基本生活的救民钱。但是，“新农保”基金财务监管整体水平比较低，管理模式比较落后，“新农保”基金的收入和支出没有实现公开化和透明化，地方政府在管理“新农保”基金时，不能及时将基金的流动去向，基金收入情况进行公布，实现人民对财政基金的监督。同时，地方的监管部门如审计、财政、民政部门没有充分的发挥监管职能，监管的力度不够。县级管理部门作为“新农保”基金财务主体监管部门对于自身行政职能也不明确，缺少控制基金风险的有效措施。所以，“新农保”基金财务缺少切实有效的监管，“新农保”基金被截留、挪用、占用现象严重，导致“新农保”的落实和推广工作面临难题。

二、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财务监管体制的对策

(一)提高“新农保”基金监管层次

就我国目前“新农保”基金监管监管层次比较低，容易发生财务风险问题，有关部门需要针对性的提高“新农保”基金监管的层次水平，与社会保障基金财务风险管理协调发展。由于我国的整体经济发展不均衡，在地方财政对“新农保”进行财政补贴时，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好财政资金基本能够落实到位，但是西部经济条件比较差，财政收支紧张，经常会出现资金挪用、占用等现象。所以，需要有关部门建立完善基金监管分级责任制，明确各县、区、市有关部门的职责，全面负责征收、管理和分配“新农保”基金的任务，省级部门主要负责“新农保”基金监管工作，监督地方财政基金的流动，明确省级、县级的基金管理职责，实现“新农保”基金征收、管理、使用三权分开独立执行，从而实现“新农保”基金稳定高效的运转。

(二)落实“新农保”基金监管制度

确保“新农保”基金监管制度落实到位需要有关部门加大力度行使基金监管的权力。所以，财政部门需要明确行政职能，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充分重视“新农保”基金的计划、核算、分析、控制和考核的每个流程。同时，建立完善“新农保”基金监管有关制度，通过制度明确有关部门的职责，做到责权明确。加强“新农保”基金监管有关人员的教育培训，提高综合素质能力，将“新农保”基金监管工作落实到位。向社会群众按照实际情况反映“新农保”基金的收支情况，在监管过程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和按照相关政策执行，保障“新农保”基金的流转安全，同时做好“新农保”基金预算、筹集、支出、结余、决算进行全方位的监管。

(三)提高“新农保”基金监管水平

通过落实各层级“新农保”基金管理工作，有效发挥“新农保”基金监管机制的职能。针对“新农保”基金监管水平比较低的问题，地方财政需要建立“新农保”基金监管体系，明确各有关部门的职责和权力，做到责权分明，通过强有力的执行完善“新农保”基金监管制度，全面、准确的监管“新农保”基金运行情况，有效控制“新农保”基金的运转。对于“新农保”基金要进行统一的管理。独立的社保基金财务专户，任何部门不得挪用和占用；分别监管“新农保”基金监管收支，分别展开筹集和核算工作；有关部门需要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做到“新农保”基金专款专用，每一笔基金都需要分账核算，定期公示“新农保”基金流转记录，确保基金流转公开化和透明化。

三、结束语

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财务监管体制直接关系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执行和落实，对改善农村民生问题，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助于建立健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农村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问题。

农村养老保险论文篇7

缺乏主体责任的有效划分和准确定位。目前，对于农村参保人员，由中央政府承担每人每年660元的基础养老金补贴，由地方政府承担每人每月不低于30元的缴费补贴和为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每人每年缴纳81元养老费的代缴责任。现行财政补贴办法只规定了地方政府支出部分由省、市、县三级政府按照1：1：1的比例（省直管县按照省、县1：1的比例）负担。虽然明确了中央政府的支持责任，但没有考虑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异。目前，农村居民养老保险主要强调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规定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可以适当加发基础养老金，在缴费补贴的给付上也留有较大的弹性，导致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参保人员养老待遇会因地方政府补贴程度不同而形成明显差距，不符合缩小贫富差距的制度设计初衷。财政支持对居民缴费激励效应不明显。河北省《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的实施建议》明确规定参保农村居民按年缴费，市县级政府在个人缴费的基础上按照每人每年30元进行补贴。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鼓励参保居民多缴多得、长缴多得。而“新农保”制度实施以来，大部分地区始终以政策规定的下限每人每年30元作为补贴标准，并没有实现多缴多得的激励政策目标，将在很大程度上挫伤参保居民的缴费积极性。在长缴激励机制不能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制度对于中青年的吸引力相对较弱，大部分人选择观望。基础养老金未能体现与经济发展同步的原则。养老金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障参保人的基本生活，还主要取决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物价水平，很多居民选择低档缴费甚至不参保主要源于对养老待遇购买力不能平衡物价水平的担忧。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人均纯收入不断增加，但与之对应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持续走高，加之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每人每月55元的基础养老金与持续走高的物价水平相比显然是杯水车薪。农村养老保险资金机制存在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首先，资金筹集渠道狭窄。目前河北省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参保人个人账户缴费档次偏低，筹集渠道主要依靠各级政府的基础养老金和缴费补贴，集体补助基本处于空缺状态，其他的社会主体在筹资方面也受相关制度缺失等因素的影响，未能在促进制度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其次，资金支出结构不尽合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近年来保持平均每年10%的增长速度，而农村养老保险却始终没有太大变化。第三，资金保值增值难度大。当前数额巨大的“新农保”基金运营方式比较单一，仅依靠银行存款和购买国债的方式进行保值，面临着很大贬值风险。第四，资金到位机制尚待完善。“新农保”制度实施以来，个别地区在落实政府财政补贴方面仍存在低效、欠账等不良现象。另外，由于缺乏完善的资金监管机制，违法违规挤占、挪用资金的现象时有发生。财政支持预算体系不健全。目前，“新农保”所需财政资金在公共财政收支中列支，特别是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合并实施后，用于城镇和农村社会保险的财政资金并未单独安排预决算，因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具体的资金收支情况和资金结余情况没有被全面、详细地反映出来，也不便于相关部门进行管理和监督。

二、政策优化建议

一是明确界定财政支持主体责任。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应当本着以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为依据、兼顾效率与公平、实现整体与区域平衡的原则界定支持责任。具体来说，中央财政应当承担制度的建立和引导、平衡地区差异、制度监督管理等责任。地方财政的主要责任则更加偏重于制度执行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运行和管理，其中主要包括落实补贴责任、困难群体帮扶责任等。

二是落实财政支持激励政策。在完善激励机制方面，应当明确不同缴费档次的激励补贴标准，当参保人选择更高档次进行缴费时，补贴标准应当随之提高，对多缴多得的激励机制加以硬性的制度规定。在长缴多得方面，河北省部分县市实行缴费满15年的参保居民每增加一年缴费，在领取待遇时由县级财政多给付2元的基础养老金，但根据测算，多缴费一年在待遇领取时加发6-10元的基础养老金才能对中青年居民参保产生吸引力，真正起到激励作用。激励机制的完善迫切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尽快出台补贴标准以及实施细则，通过制定地方法律法规等形式加以强化和落实。

三是建立财政补贴正常调整机制。要想使农村养老保险真正惠及百姓，必须要建立与物价联动的财政补贴正常调节机制，对基础养老金做出调整，调整的基本思路是：本年度基础养老金=上一年度基础养老金×（1+上一年度CPI增长率）。根据这种模式建立起来的基础养老金补贴制度可以基本保障养老金的购买力，同时，随着物价水平上涨而不断上涨的基础养老金会增加农村居民参保的信心。

四是优化财政支持资金机制。在资金筹集方面，针对目前个人账户缴费较少的现象，加强对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宣传，使农村居民真正了解该制度，打消疑虑；地方政府可以考虑对参与农村养老保险筹资的集体经济组织给予税收减免或优惠，改变目前集体补助缺失的局面。在资金运营方面，除了要考虑基金收益外，还要考虑投资风险和投资方式。目前，农村社保基金统筹层次低、缺少专业的保险基金管理人才，使得基金的运营无法高效，迫切需要提高基金的统筹层次。另外，省级管理机构既能在基金形成规模效益的条件下对基金进行高效的运营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还可以将基金委托给具有专业资质的基金投资公司进行基金投资和管理，或投资国家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由国家担保的市场化运行领域，在保证基金安全性的同时又能保证其收益。在资金分配方面，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将财政支出力度逐渐向农村的保障项目倾斜，同时，通过财政支持力度的调整配合政策措施的执行，使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向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合并。在资金支付方面，从制度上保障资金的到位与落实，并且制定违规违纪处理制度，对扣留、延期、低于标准发放待遇的行为严惩不怠。还要将养老保险资金给付是否及时到位纳入政府绩效考核范围，作为政府总体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在资金审计监管方面，根据“收支两条线”的原则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定期进行内部审计，同时建立社会监督机制，鼓励公众或社会其他机关单位参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督。做好基金财务状况公开，同时加强注册会计师、审计事务所、保险精算等第三部门的监督，弥补内部审计监管的不足。

五是建立农村养老保险财政支持预算制度。将与农村养老保险相关的资金全部纳入预算管理，与制度发展相关的集体经济补助、社会机构和团体捐助等资金统一列入预算核算，以便统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涉及资金的收支情况，掌握资金流向。要加强预算的执行和监管，确保社会保险费用的及时、足额征缴，由税收部门或其他具有收入组织职能的单位严格按照预算程序征缴，杜绝违规减征、截留、挤占社保基金的行为。预算执行过程中，社会保险的经办机构要定期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上报，相关部门要做好预算执行的监督管理工作，定期检查并公布预算执行情况，完善预算信息公开制度，使资金的筹集、发放、运营信息公开透明，强化社会监督。

农村养老保险论文篇8

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包括国民年金制度、农民年金制度和国民年金基金制度。多层次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设立可以满足日本农民对养老保险的不同需求。

1.国民年金制度1959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国民年金法》，并于1961年正式实施国民年金制度，将未纳入养老保险制度的广大农民纳入年金制度。1985年，通过对《国民年金法》的修改，使国民年金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的一元化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国民年金是指被保险者缴纳统一金额的保险金，并根据各自缴纳保险金时间的长短获得相应年金的一种缴费型年金制度。国民年金法规定凡是20~59岁的全体国民必须加入国民年金制度。国民年金的筹资机制为现收现付的待遇确定型(DB)，资金来源为农民缴纳的保费和国家财政。国民年金改革后的给付条件是，缴费满25年，根据各自缴费期间，65岁以后领取老龄基础年金。其中，农民的保险费继续实行定额收费，自1986年4月开始，每月缴费标准为6800日元，并自1986年起到1990年，每年将保费提高300日元。国民年金的给付水平较低，其目的是为了减轻老年人的生活负担，只起到补贴作用。国民年金由农民缴费和政府财政支持的筹资模式既激励个人提高参保意识，又能减轻政府负担。政府主导下的个人强制加入的国民年金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有利于日本的社会稳定和经济恢复。但随着日本老龄化的加剧，国民年金较低的待遇水平难以维持老年人的生活。因此，日本政府为农民建立了作为补充收入的养老金制度——农民年金制度以及国民年金基金制度。

2.农民年金制度为实现农业的现代化经营以及保障农民的晚年生活，日本政府于1970年颁布《农民年金法》，1971年正式实施。2001年日本国会对农民年金制度进行了改革，将现收现付制的保险方式改为固定缴费的完全积累制。农民年金制度是日本唯一以农民为对象，针对农业就业者设立的保证其晚年生活的公共社会保障制度，为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民年金制度由日本厚生省与农林水产省共同管理。开展的业务包括：农民年金事务；负责参保人农地的购买、出售以及贷款；向农民年金参保人离农时给予补贴。日本农民年金的保障对象为年龄在20-55岁之间的农业经营者，拥有5000平方米以上的农业经营主强制加入，拥有3000~5000平方米土地的农业经营者可自愿加入。农民年金的资金来源为参保者缴费和国家财政负担。2001年日本农民年金制度实行固定缴费的完全积累制(DC)模式，缴费标准由投保人根据不同的年龄、预期利率等自由选择，并设立缴费上限与下限，缴费下限为2万日元，缴费上限为6.7万日元。长期从事稳定且有效率的农业工作的农民，可缴纳不足下限数额的特别保险金，特别保险金与下限之间的差额，由国家财政承担。现行的日本农民年金制度采用两种方式支付：农民老龄养老金和特例附加养老金。已缴纳保费并开始领取农业劳动者老龄养老金的人，在年满65岁时，附加支付国民养老金；特例附加养老金的支付对象是年龄满65岁缴纳保费满20年以上并转移了农地所有权的非农业者。农民老龄养老金以其缴纳的保险金额为参照，特例附加养老金以国家补助额和运营管理收入的总额为准。

3.国民年金基金制度日本政府在基础养老金外设立了满足农民更高需求的国民年金基金制度，1991年制定了《国民年金基金法》，规定凡年满20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的日本农民均可自愿参保，每月另交附加保险费，参保农民65岁后，可享受基础养老金和带有税收优惠的附加养老金。但被豁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金以及加入农民年金者，不得加入国民养老金基金。

二、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主要特征

1.多层次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以满足农民的不同需求首先，依法建立了强制型的国民年金制度，并于1959年实现将广大农民纳入基础养老金的保障范围。20岁以上、60岁以下的全体日本农民强制参加国民养老保险，资金由农民和政府共同承担。日本政府在第一层次的国民年金之外，建立了属于第二层次的农民年金制度和国民年金基金制度。

2.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有严格的国家立法保障日本有关农民的各种养老保险制度都有法可依。如国民年金制度依据的是日本政府1959年颁布的《国民年金法》；1971年的农民年金制度基于1970年的《农民养老基金法》；国民年金基金制度则依照的是1991年的《国民年金基金法》。这使得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有法可依，有效防止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有利于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3.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中起主导作用第一层次的国民年金制度中政府对每位公民的基本生活予以保障，体现了公平性原则，将农民纳入国民年金制度，并发展了农民年金制度和国民年金基金制度，这充分体现了政府在推进农民养老保险制度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日本国家财政一开始负担基本养老金费用的1/3.2004年在财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日本政府还是决定到2009年使国库负担基础养老金的比例从1/3逐渐上升到1/2。[1]如此高的财政补贴有利于稳定农民的老年收入，缩小贫富差距。

4.农业协作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的农业协作组织负责农民年金的管理，农业协作组织是一个非盈利性的民间组织。该组织主要负责保险费标准的确定、待遇条件以及发放年金等。它还具备保险功能，为农民提供养老保险，并委托投保人提供咨询服务。农业协作组织有成本优势，具体体现为管理成本低、退保人数少，农民对其信任度高。

三、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1.制度的设定应综合考虑地区差异，缩小贫富差距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应充分考虑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贫困地区加大补贴力度，体现制度的公平性。这种公平不仅要考虑城乡差异，更应体现在广大农村地区。我国农村各地区间经济水平参差不齐，东、中、西部农民生活水平平差距较大，尤其要对贫困地区的农民加大补贴。此外，制度设计要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符合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

2.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以保障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日本是一个严格按照法律执行各项工作的国家，在农民养老保险制度推行前就已颁布了多项法律。我国需要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农民享受基本养老保险的权利，并在具体制度的运行、缴费方面作出具体说明。还可以探索出台《农民养老保险法》《农民社会保险法》等专门针对农民的法律，明确参保范围、筹资模式、保障标准等内容。严格而完善的法律是新型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有效依据，以法律为依托能够引起相关部门和农民的重视，并保证相关政策的有效落实，。

3.进一步加强政府的主导地位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推进方面必须保持主导地位，无论在制度的设计还是财政投入上，政府都要采取有效措施，积极为农民的养老提供更多的实惠。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筹资模式为“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与老农保最大的区别在于筹资渠道增加了政府补贴，这说明了政府对农村养老保险的重视。但是政府补贴机制还不完善，补贴金额相对较低。政府还应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并针对不同地区实行差额补贴，严格审查各地区财政状况，保证财政补贴有效、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