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思想论文范文

管理思想论文篇1

《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墨翟贵兼，“兼爱”是墨家伦理思想最根本最典型的特征。“兼”是整体、全部的意思，《经上》说：“体，分于兼也。”“兼爱”也可以说是“尽爱”、“俱爱”、“周爱”。“兼爱”的另一层意义是“爱无差等”。可见，兼爱是一种平等的无差别的爱，无血缘、亲疏、贵贱之分。兼爱思想与儒家“仁爱”有着鲜明的不同。孔子说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学而》)孔子说“仁”，只是属于君子的，只有贵族阶层才能够实行“仁”，践履“仁爱”，而那些重利轻义的“小人”是没有“仁爱”可言的。“仁爱”的等级化显然不是下层平民所能接受的。墨家从下层平民的利益出发，针锋相对地提出“兼以易别”，在墨家看来，儒家的“仁爱”实际上是一种“别爱”，要用“兼爱”来代替它。《兼爱上》说：“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

在先秦儒家的人性论中，孔子没有明确说明，而孟子则标举人性善的旗帜，指出人皆可以为尧舜；而墨家很少直接谈论人性。但是，综观《墨子》，其自然人性论思想比较明显。墨子认为，古代社会是个纷乱动荡的社会，其原因是大家只爱己身而不爱他人，《兼爱上》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因此。·在《墨子》中，兼爱常常与交利并用，“兼相爱，交相利”，兼爱有互爱互利的意义。墨家对“利”也有自己的诠释，《经说下》说：“义，利也。”墨家所指的“利”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公利，而非一己私利。只有实行兼相爱，交相利，才能社会稳定，生活安足；反之，就会社会动荡。墨家说仁人应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与儒家罕言“利”有着根本不同，先秦儒家在义利之辩中认为只有小人才会重利，割裂义与利的辩证关系；而墨家则把义与利有机统一起来。

从管理哲学的层面考察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台湾学者王蓑源先生指出：企业管理是科技整合的实践。然而，其中以政治管理的影响最早，现代企业管理兴起于欧美，其早先就曾引用政府和教会的管理经验。而且企业管理与政治管理的性质也最接近，虽然二者任务不同，但管理对象一样，都是人，先把人管好，一切都好办，这是二者的相同之处。现代的企业管理，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人的管理。如何定位劳资关系，即雇主与员工、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对于调动整个企业中人的积极性至关重要。现在大家都在讲“以人为本”，那么，在企业中实行“以人为本”，最重要的就是要实现劳资双方平等的、互爱互利的关系，惟有如此，在制定企业各项规章制度中，才能够充分考虑到全体员工的利益，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参与性和积极性。劳资双方虽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利益冲突，但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共生关系，利益是一致的，企业的兴衰存亡与企业员工有直接的关系。在企业内部如果能够充分贯彻墨家的兼爱思想，就像《兼爱中》所说的“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员工视企业就像自己的家一样，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就会充分发挥，就会实现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的和谐，进而实现企业的效益。

二、尚贤与尚同：企业的管理原则

“尚贤”是墨家思想的第一个论题，由此可见尚贤在墨家思想的重要地位。墨家所说的贤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德才兼备的人，当然，这里指的是具备墨家伦理思想的人，与儒家圣人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儒家的圣人观中，圣人应该是具备仁义德性的。儒家所说的“仁”是从人性内部自然发展出来的，孟子认为，人天生就具有仁、义、理、智“四端”，推而广之，就成了人的四重常德。而墨家的贤人应该是能够实行兼爱思想的人，兼爱是社会的需要，是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需要，兼相爱，交相利。因此，墨家所说的贤人应该是功利主义者。在《尚贤上》中，墨家提出了贤才的标准：“厚乎德行，辨乎言谈，博乎道术。”墨子认为贤良之士是国家的财富，《尚贤上》说：“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事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尚贤”是“为政之本”。在《墨子》一书中，《亲士》《尚贤》诸篇反复论证贤良之士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亲士》说：“人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以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尚贤上》说：在一个国家中，“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对于贤能之才，不仅要储备，而且要予以重视，并给与丰厚的报酬，“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也。”(《尚贤上》)

那么，如何寻求贤能之士?《尚贤上》以古代圣王为例来说明，“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也就是，对于用人应该打破门第、血缘、远近、亲疏关系，“唯才是举”。这与儒家又有显著的区别，儒家认为：“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儒家一般不把“小人”包括在贤人之内。墨家以兼爱为伦理原则，小人与君子在才能与品性上没有根本的区别，不应该为求人才划定界限。对于贤能之士，墨家认为要做到各尽其才。《耕柱》篇指出：用人“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节用中》也说：“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鞲、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

尚同与尚贤是相辅相成的。《墨子》认为，在一个国家中，如果政令不一，只能导致社会动荡。因而，尚同与尚贤一样，是“为政之本”。《墨子》指出，贤人治理国家，应该一统天下之义，才能政令畅通，社会稳定。从组织关系讲，要做到下级服从上级，以上级的意志为意志。用现代政治学来评判，《墨子》尚同思想是一种开明专制。对于开明专制的评价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事实上，《墨子》也对贤能之士提出了监督与约束机制，《尚同中》就指出：“已有善，傍荐之；上有过，规谏之，尚同其义其上，而无有下比之心”。《尚贤上》更指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而且，对于贤人还要“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尚贤中》)。可见《墨子》并不是无原则的“尚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墨子》的尚贤与尚同思想虽然是就行政管理而言的，但在企业管理上同样也有借鉴价值。从企业竞争的角度看，当今企业竞争，是资本的竞争，更是人才的竞争，因为只有人才才是企业最根本的因素。广泛的延揽人才，不分远近、亲疏、学历、城乡之别，并做到知人善任，才可能使企业具有竞争力。在企业内部，应该建立一整套有效的激励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使能者上，庸者下。人无完人，在用人上不可求全责备，知人善任，用其所长，避其所短。美国管理学家杜鲁克就曾告诫管理者：“一位经营者如果仅能见人之短，而不能见人之才，刻意挑其短而非着眼于展其才，则这样的经营者本身就是一位弱者。”这与《墨子》的尚贤思想有相通之处。现代企业要善于发现人才，用好人才，使人尽其才。

与尚贤对应的尚同思想，虽然诚如梁启超所说在政治上容易导致开明专制，但在企业管理上却有相当的价值。企业管理与行政管理有着很大的不同，企业民主与政治民主不一样。在企业内部，虽然决策也要求民主化，可是一旦形成决策，就要一同企业之义，全力以赴。而且市场瞬息万变，如果完全套用行政管理的民主决策程序有时会痛失机会。企业的民主从某种程度上讲应该是一种民主的监督与约束机制，防止管理者滥用权力，而不应该在决策上盲目追求民主。当然，企业用贤能之士作为管理者，他们就应该具有一种典范的作用，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言不信者行不果”。

三、贵义：企业的社会目标与责任

在墨学“十论”中，虽然没有“贵义”一说：但是，在整个墨家思想体系中，贵义与兼爱密不可分，成为墨家伦理思想的一部分。《墨子·贵义》一开头就说：“万事莫贵于义。”儒墨两家都言“义”，在儒家那里，义是与利相对应的词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者是对立关系。在儒者看来，“义，事之宜也”，做应该做的事就是“义”，至于结果是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相反就是不义，儒家反对见利忘义。由此可见，儒家所谈的“义”是就动机来说的。墨家对“义”有自己的界定，《经上》说：“义，利也。”《大取》也说：“义，利，不义，害。志功为辩。”“义”与“利”不仅不矛盾，而且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前面说过，墨家所谈的“利”不是一己私利，而是社会公利。在墨者那里，“志功为辩”，“义”与“利”、动机与结果得到了有效的统一。必须指出，墨者虽然是功利主义者，但不是那种只重结果而不论动机的人，“合其志功而观”是墨家义利统一观的思想基础，《鲁问》以鲁阳文君与墨子对话的形式表达了这一观点。鲁君谓子墨子日：“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学，一人者好分人财，孰以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朱可知也。或所为赏与为是也。钓者之恭，非为鱼赐也。饵鼠以虫，非爱之也。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

墨家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义利关系，认为：“义可以利人，故日：义，天下之良宝也。”(《贵义》)在墨家那里，做对个人、社会有益的事就是义。因此，墨家大力提倡“贵义”，教化天下之人，《鲁问》说：“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进于义，则吾义岂不益进哉!”

就现代企业而言，不须讳言，追求利润是企业的目标之一，没有利润，企业就没有发展壮大的资本，就失去发展的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利润成了企业唯一的目标或者终极目标，有益于社会、国家才应该成为企业的最高目标。所谓企业最高目标，是相对企业的共同精神或共同价值观念而言，或者说是企业的理念。美国学者杜克在其所著《管理学》强调管理的使命，认为：“任何讨论管理的书籍，不以所要完成的使命为开始，则是不了解管理。”企业的存在不仅在于利润，还有它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因此，企业在制定自己的目标时应该考虑到社会效益，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就不至于出现短视行为，才能使企业获得持续有效的发展。目前政府倡导的科学发展观，笔者想以墨家的“贵义”思想作为企业的最高目标，就是一种科学发展观。

人们在理解成功的时候，有时有偏差。有人认为，企业经营者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就是一种成功。这种观点是非常狭隘的。如果要说这是成功的话，那么也仅仅算小有成就。真正的成功还必须体现其社会价值，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成功。港台和西方国家的不少企业家，抱定财富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宗旨，不是把企业的利润用于奢靡的个人消费，而是回馈社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群体。比尔·盖茨设立基金会，救助那些处于困顿中无助的艾滋病人，李嘉诚设立李嘉诚基金会用于社会公益事业，等等，他们才是真正成功的企业家，这些都为我们的企业家提供了很好的榜样。笔者认为，这应该成为现代企业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企业就会获得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同，而社会大众的认同又是一个企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可以用“兼相爱，交相利”来说明这一点。

当今的中国处于转型过程中，不少企业界人士都是从贫困中成长起来的，由于教育等因素，他们富起来了，却成了财富的奴隶，追求利润成了某些企业经营者的终极目标，因而常有牺牲环境、社会发展为代价，盲目追求眼前的经济效益，在两千多年前的《墨子》面前，不感到惭愧吗?

管理文化崛起于20世纪，随着社会的工业化进程，大企业、大公司不断涌现，管理学成为20世纪的显学。而管理学走向中国则是20世纪后期的事。由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国不可能照搬西方的管理学，更不可能把西方的管理文化全盘搬进来。胡适在20世纪初就曾用墨学来嫁接西方文明，今天要构建中国自己的管理学与管理文化，必须汲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墨家的管理思想不失为一个参照。《墨子》是两千多年前的著作，其中体现的管理思想是建立在当时当地的社会背景基础上的，在今天不可能全盘照抄。墨家关注国计民生，其管理思想可以说是一种目标管理，希望建立一个政治清明、法纪井然、国富民众、民富国治的理想社会。由于种种原因，墨家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但是，如果能够对墨家管理思想进行创造性诠释，不仅对今天的政府管理具有参考价值，对企业管理也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摘要]墨家的管理思想以“兼爱”为伦理基础，以“尚贤”为指导原则，以“贵义”为社会目标，破除贵贱、亲疏的等级观念。力求构建一个公平合理、节约、效能的古想社会。虽然墨家管理思想立足于先秦社会，以政治管理为职志，但企业管理与政治管理有相通之处。如果能对墨家管理思想进行创造性诠释，对现代企业管理无疑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现代企业管理根本是人的管理，以人为本，知人善任，力求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效能，实现人的价值，进而实现企业效益与社会效益。

管理思想论文篇2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现代化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奋斗目标，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十六届六中全会对此作出了全面部署。六中全会还提出到2020年构建和谐社会的九大目标和任务，其中一条便是：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这表明我们党清楚地认识到，党的方针、政策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都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深深植入人们心中，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顺利实现现代化的生命线。

世界各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针对本国出现的思想道德问题，往往都非常重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取得明显效果；也有过因忽视思想政治教育而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从而延缓现代化进程的教训，可以作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借鉴。

一、世界各国的现代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现代化肇始于200多年前的英国工业革命，随后向全欧和北美扩散，再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大。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将时间限定在20世纪以来，主要涉及美、英、法、德、日、“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的实践。

现代化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迁，不仅改变社会物质生产的面貌，也改变人们的社会关系和整个社会的结构，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这一切变化也带来严重的思想道德问题，带来普遍的忧虑和困惑。正如心理学家弗洛姆所说：“二十世纪尽管拥有物质的繁荣，政治与经济的自由，可是在精神上二十世纪比十九世纪病得更严重”。①面对社会发展变化带来的大量思想、道德问题，发达的科技和经济往往无能为力，各国都认识到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来说，20世纪是最具变化的年代，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1．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20世纪初，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基本完成，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古典”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对生产力的发展显示出巨大适应力；但是，现代经济生活的自由放任带来日益严重的社会失控，市场上显示的生产过剩危机与发展中贫富差距增大，形成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结构性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殖民地掠夺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加之军国主义兴起与经济军事化，终于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经济大萧条的爆发；随之而来的是法西斯主义作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反动而猖獗一时。这些新因素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

美国在20世纪初期，出现了后来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社会转型时期也遇到的种种问题，即贫富分化加剧，社会风气败坏，贿赂风行，假货、商业欺诈比比皆是，金钱至上、拜金主义盛行。在欧洲，激烈的社会矛盾促使人们对工业文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英国和法国综合国力较之以前有所下降，国内矛盾激烈。他们对文明与进步的信念发生了极大动摇。人们开始对传统的宗教价值观进行反省，不再相信有普遍的、共同的价值信仰，不再相信传统的国家主义说教，反对各种各种各样的束缚和规制，蔑视权威，尊重个体的自由选择，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成为人们思想、道德的主流。

无论是欧洲或是美国，教育改革家们对历史上长期沿袭下来的传统的道德教育，特别是其所采取的强制的、灌输式的教育方法提出了质疑。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理论家杜威认为，社会上不存在一种绝对的道德真理，任何道德都必须服从于不断变化的道德需要。在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根据当时人们思想道德的实际情况，更加注重思想政治教育。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各种矛盾激化的形势下，掀起了一场“公民教育运动”。1934年，英国“公民教育协会”在其成立宣言中声明，它要给予青年以“为民主主义社会公民所必需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训练”，这种道德品质的基本内容是一种社会责任感，一种为了公共利益而消泯个人利益及全力为社会工作的意志。提倡合作、忠诚、诚实、节制、礼貌等美德。法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公民道德教育的方针、内容做了精心调整。学校里“公民道德”课受到特殊的重视，有关法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与结构的知识被放在了优先讲授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西欧各国都进行了大量的直接为战争服务的宣传教育工作。

2．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50年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欧疮痍满目，衰败状况更胜于一战以后；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唯独美国享受这次战争的胜利果实，一跃而居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顶峰。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越出一国范围成为一个世界体系，形成资本主义西方以外的另一个吸引中心。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呈现出更大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美国的扩张遇到了苏联的挑战。美苏出于各自不同的需要、不同的国家利益、不同的意识形态而爆发了相互对抗，即冷战。由于双方军备竞赛的加剧，导致冷战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发展成了东西方两种意识形态的全面对抗。

面对战后满目疮痍和一片废墟，西方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经济，启动满足国家和人民生活的工业生产，思想政治教育似乎不再重要。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发射，震动了整个西方世界，在一些美国人的脑子里第一次产生“美国毕竟是脆弱的”想法。②许多人认为，“国家如果想在经济和军事的前沿与苏联展开有力的竞争，学校就应该在像道德教育这样的‘软’领域中少花些时间，而在学术性主题上多花些时间。民主更多地是依靠国家产品的多少和核弹头的数量，而不是个人的道德自律。”③1958年美国政府制定了《国防教育法》，把数学、外语、科学放在学校教育首位；把教育改革的重点放在“教育内容的现代化”上，甚至把现代化知识作为教育的核心，大大压缩了传播政治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公民教育、历史、地理等课程，使伦理道德、情操教养等内容从教育领域淡出，技术至上主义、学历主义等在教育中居于支配地位。这种重智育轻德育的做法，达到了与苏联抗衡的目的，却产生了严重的思想道德问题。发展至六、七十年代，酿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一度阻滞了经济的发展。

3．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在这一阶段，世界现代化进程出现了若干引人注目的趋势：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有了长足发展，特别是日本和德国工业发展速度之快，堪称“经济奇迹”；“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成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是，由于“技术至上主义”的影响，加之50年代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忽视，社会一片混乱。

20世纪60年代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抗议越南战争，要求公民权利，反对种族歧视，少数民族叛乱等，使西方发达国家很快陷入极端混乱之中。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失业、贫困和犯罪率的上升，更使社会风气日益败坏，性观念、、甚至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激烈的变化。60年代吸毒在年轻人中甚至成为一种时尚。在生活伦理方面的冲击尤甚：婚前同居、高离婚率、少女妈妈等现象大量出现，人们普遍对传统家庭观念淡漠。尤其是60年代席卷欧美大陆的学生风潮，使国家领导人、学校和家长普遍感到震惊，它不仅表现出对一切传统价值观念的蔑视，而且认为“暴力乃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手段”。④许多批评家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的繁荣和根深蒂固的道德沦丧极不相称，社会责任心和正义感远比技术上的高明更为重要。

政治风潮和教育界的涣散引起了各国政府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重视。美国专门研究如何实施公民教育的学科——“政治社会化理论”逐渐形成，并得到迅速发展。英国思想界和教育界提出了“由道德教育解决道德问题”口号，特别是在60年代青年反抗运动的冲击下，统治阶级及其学者更加感到加强“世俗的”道德教育的迫切性，相继在一些大学成立了专门性的道德教育研究机构，如牛津大学的“法明顿信托研究单位”和“道德课程发展课题组”，莱斯特大学的“社会道德教育中心”等。这些大多得到官方资助的机构不仅研究有关道德和道德教育的重大理论问题，还为学校和社会编制道德教育的计划、教材以及进行师资培训。

在亚洲，思想政治教育同样受到了高度重视。60年代是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到了70年代中期，日本基本实现了自明治维新以来梦寐以求的现代化理想。然而，个人主义、自私自利观念大为盛行，青少年犯罪率上升，出现了“暴走族”等青少年反文化团体。因此，日本1977、1978年进行的课程改革中，一方面强调要培养人性丰富的学生，另一方面又强调“特别要养成尊重社会规范的态度”，要求更加重视“纪律和责任、爱国心与国际理解”等，“尤其要进一步培养敬畏超人力量的观念”。⑤新加坡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国，属于后发追赶型现代化国家。为了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新加坡在建国初期实行“英才教育”，即重视培养职业技术人员，而对道德标准只做了软性规定，结果造成了大量社会问题。政府逐步认识到，西方腐朽和颓废的价值观，将会使国家的工业化成果毁于一旦；在工业化的同时，必须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守住新加坡的“根”——“东方价值观”。以李光耀为首的新加坡领导人开始倡导“精神文明”，倡导诚实、节俭，对长辈和权威的尊敬、孝道，以及社会和国家至上等。

4．20世纪80年代起到现在。这一时期，现代化浪潮已成为一种全球趋势，整个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信息化时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广大亚非拉国家也奋起直追，不甘落后。处于改革开放旋涡中的中国现代化洪流，更是波涛涌起，大势磅礴。同时，这一阶段世界格局也出现了巨大变化。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两德的统一，宣告冷战结束。

这一时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总的来说是“向传统回归”，以保证完成经济政治上的振兴目标，面向21世纪，迎接新的挑战。美国“国家教育优异委员会”于1983年4月发表了《国家在危机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其中“加强道德教育，整顿校风校纪”成为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9.11”事件后，美国更为重视思想政治教育，2002年3月的“美国联邦教育部2002——2007年工作要点”重申，要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新时期负责任的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高素质公民。英国1988年颁布的《国家课程》，把培养“有德行、智慧、礼仪和学问”的绅士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在政府规定8条基本目标中有4条是规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⑥90年代末，英国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进一步调整，认为21世纪的竞争对于德育既是压力又是挑战。法国在统一的教育计划中规定思想品德教育始终是学校一项“不能回避”和“义不容辞”的任务，在学校开设了“共和国公民的伦理与道德课程”。德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通过政治养成教育和宗教教育开展，联邦政府以及各州政府均设有政治养成教育中心机构，此外还有大量从事此类工作的社会团体和公共机构。

日本自80年代以来，鉴于本国青少年思想道德水平下降、犯罪日益增多等事实，各界纷纷呼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日本在其规划的《21世纪教育目标》中认为：“只有重视思想素质的培养，才能保证人才的健康成长”，同时将二战后教育实现目标的“智、德、体”顺序改为“德、智、体”，并呼吁学校思想品德教育应与其他学科有相同的地位，设置为必修课。日本的教育改革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德育改革。日本政府正是通过包括学校道德教育在内的全民思想政治教育，把国民的爱国心和忠诚意识具体化为经济生活中的工作意识，集中了全体国民的智慧与精力，以超常的速度完成经济政治崛起的任务。

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加坡开始纠正教育领域重实用、轻人文的倾向。针对学生人文素质下降、社会道德水平明显滑坡的状况，从80年代开始纠偏，实施全面道德教育。1991年，经新加坡人民反复讨论并经国会批准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得以公布发表，制定了为各民族不同信仰的民众均能接受的国家意识：（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同舟共济；（4）求同存异，协商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由于比较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因此新加坡在经济高度西方化的同时，保持了作为东方国家的文化和精神的菁华。

对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进行综合比较，我们会发现大都经历了一个“经济发展—道德滑坡—道德回归—经济再发展”的过程。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在兴致勃勃发展经济的同时，遇到了由于忽视思想政治教育而引发的种种困难和挑战，以至经济停滞不前。于是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自我改革和调整，其中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建设则是重中之重。这无疑对我国目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二、各国思想政治教育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现代化的历史表明，在体制变革和经济腾飞的进程中，传统的思想文化必然会遭到猛烈的冲击，而新的价值观念体系又不可能很快地发育成熟，在这种状况下，社会的某些领域和群体中会出现所谓“精神失序状态”。这在发达国家往往引起深刻的文化和精神危机，在欠发达国家则易引起严重的文化“倾斜”与崇洋心理。若不能够及时关注这些不和谐因素，必然影响现代化的整体推进。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都不能藐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把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到战略地位，并且看到了它所拥有的巨大潜能。各国的事实对我国现代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提供了如下启示：

1．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断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的关键阶段，这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时期。国际经验表明：很多国家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可能会出现贫富悬殊、失业激增、分配两极化、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当前我国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社会组织形式、就业结构、社会结构变革加快，我们正面临并将长期面对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些必须认真把握的新趋势新特点。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大力促进社会和谐，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前提。

和谐社会的构建正是应对新形势新问题提出的重大措施。从价值和心态层面来讲，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通过相互了解、沟通、交流建立社会认同机制。人类社会和谐，就必须有共同的价值目标和行为规范，并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去维护和遵守，要求人们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一个国家的目标、信仰、价值观等都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中，从而为现代化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因此，我们说，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生命线。

2．思想政治教育要适应和谐社会的要求，主动进行改革。西方各国为了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先后都对本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改革。在培养目标方面，由培养古典绅士到塑造好公民；教育内容方面，出现了世俗化趋势，更加贴近现实生活；教育的方法、途径更加个性化、多样化。此外，发达国家都加强了国际化教育，培养国民的国际意识和参与国际活动的能力，以适应21世纪更加广泛和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理论上已经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系统。但在实践中却存在一些偏差。主要表现为把思想政治教育窄化为政治教育，割裂内容的关联性；片面强调最高理想教育，忽视内容的层次性；片面强调社会化教育，排斥内容的个体价值取向性。存在着一定程度超现实的理想主义色彩，重集体、轻个人的倾向以及由此尔造成的意识形态中的浪漫主义情愫。在新的世纪，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应积极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主动进行改革。总书记曾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必然要求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关注社会和个人的发展，关注生活，和实践密切结合。

3．政治教育要立足本国，放眼世界。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与其他许多欠发达国家一样打开了国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使人们的精神与心灵也经历着强烈震撼与冲击，西方文化价值理念迅速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以往恪守和坚持的价值、理想、信仰等受到严峻的考验，社会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道德困惑、理想迷失、信仰危机现象。有学者尖刻地指出：“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地需要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的支撑，需要在变动不定的世界里寻求到一个安定的精神家园。”⑦所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始终与反传统的道德批判交织在一起，但始终没有真正解决道德的继承性与发展性的问题。当代世界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已更为密切，不仅世界的经济、科技不断得到交流与发展，而且教育、文化、价值观念也不断发生碰撞和融合。不同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很多可以吸收的好的理念和成果，这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在大力倡导和谐社会构建的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应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探索优良传统的新发展，拓展服务保证的新领域，形成政策制度的新体系，运用科学先进的新手段，为和谐社会的构建、现代化的顺利实现提供可靠的政治保证。

4．多方动员，齐抓共管。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和运行是个系统工程，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合力。政府要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行强有力的干预，并承担主要责任。在任何国家、任何时期，只要政府对思想政治教育放任自流，社会就会动乱，青少年犯罪率就会升高，国家的经济、政治目标就难以实现。我国在这方面也有过深刻教训。邓小平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训时指出，“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方面，是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同时，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都非常注意动员社会力量的投入，开发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资源。1990年美国国会还通过了《国家、社区服务信托法》，法国、德国等国还有“国家服务体系”中的民事服务部分。世界各国在齐抓共管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很值得我国借鉴。

①②③④Irichfrom.Thesomesociety.NewYork.1955。

②③戚万学：《冲突与整和——20世纪西方道德教育理论》[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83页、89页。

④黄海洋：《美国品质教育的复归及其启示》，《思想.理论.教育》，2002年第7期。

⑤《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王瑞荪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页；

⑥赵健：《英国国家课程：关于目标和价值的观点》，《外国教育资料》2000年第1期。

管理思想论文篇3

上述问题的存在是制约中国企业队伍成长和有效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重大瓶颈，能否得到及时的解决事关中国经济发展的远景。未来的经济竞争是企业队伍的竞争，推动企业队伍良性发展又迫切需要提高企业管理整体水平。一方面，需要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形成良性的市场竞争机制；需要深入学习、借鉴西方企业史意义上的管理知识系统。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企业精神培育，树建企业管理理性，在管理道德、管理方法和管理制度层面有系统的改进。这就需要回到传统管理思想寻找解决方案。

2.传统管理思想内德外用的基本结构

2.1以往研究的不足

前此学术界对传统管理思想的构成有过较多分析，诸如水东方管理学派的12核心概念理论、顾文涛的管理层次理论、成中英的C理论、席酉民的协同理论及曾仕强的26条原理理论，等等。这些已有研究已经就传统管理思想的具体构成元素有了深入具体的探讨，对其内在结构有了很多不同的重建尝试。但这些认识却丧失了宏观视野，没有从大处看出传统管理思想的基本结构。

2.2传统管理思想内德外用的基本结构

传统管理思想的各家流派具体主张千差万别，但又有着共通的文化属性和共同的文化基因。无论是儒家管理思想、道家管理思想、墨家管理思想、法家管理思想、兵家管理思想家抑或是佛家管理思想，都不约而同地在内明与外用两个大的实践层面上探索并希图达至管理理性。实际上，如果从求同存异的特定视角去看，传统管理思想的基本结构就是内德外用。内德外用本源于传统文化的基本结构。冯友兰曾明确指出，构成传统文化的各家思想流派总体上来说均具有内明外用的基本结构。传统管理思想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均从内在的层面强调德，德是基本的内在构成。传统管理思想最为强调的是内在德行和管理者自我德行修养的完善。德的内涵包括了人本主义基础上的利己、利他、克己与克他及其内在统一。所谓中庸之道，在于时，更在于德。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并不反对利己，而是反对单纯的利己、无克制的利己；主张利他，也反对单纯的利他，对利他也主张需要克制。德是对利己、利他、克己和克他的中和。总的来说，传统时代不同思想流派都坚持德性及其内在规定性，这也是百家思想流派殊途同归之处。传统管理思想中另一个共同之处在于，不同流派都不约而同地强调内德基础上的外用。其实，各家所强调的术、礼和法等，其实都是外用之道，只不过儒家在外用层面讲的是礼，道家在外用层面讲的是术，法家在外用层面讲的是法。传统管理思想中法的管理制度强调了约束、引导和激励的内化，一律强调管理方法和制度的有效性，在内德的基础上努力实现管理方法和管理制度的有效。综上所述，传统管理思想的共同理性价值就在于内德外用。需要说明的是，内德是基础和目的，外用是手段。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最为值得继承的就是内德而外用，用而能成德。

3.传统管理思想基本结构在当代企业管理中应用的功能价值及其转化途径

3.1传统管理思想基本结构在当代企业管理中应用的功能价值

传统管理思想的内德外用基本结构应用在当代企业管理中的功能价值恰恰就在于，能够提升企业内在德行能力，促进管理人本化和人性化管理，同时能够促进企业管理方法和管理制度的合理化和理性化。传统管理思想的基本结构非常清晰，伦理道德精神为内在规定，方法和制度为外在规范。这种清晰的结构范式能够为当代企业管理实践提供极为有效的管理能力知识系统。

3.2传统管理思想基本结构向当代企业管理能力转化的具体途径

在当代企业管理中转化并应用传统管理思想首先在于实现人本主义的和谐管理。传统管理思想的内德要求可以转化为当代管理实践中遵行的管理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人本主义的和谐精神。西方崇尚物，不同于东方崇尚人，但却在很多层面较好地实现了人本主义，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其实，人本主义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精髓和核心精神，也是中国历史上历代管理实践积累最为深厚之处。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就是要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其实，伦理视域的创新，其本质即不断地实现向人本主义的回归。人本主义已经成为现代生产条件下的基本人文精神。人本主义务必要贯彻到管理的各个层面和各个环节中去，只有人本主义的发扬，只有管理人性化的实现，才能够在时代的背景和发展的条件下求得更好的管理效率，实现管理和谐。传统管理思想的外用要求可以转化为在当代管理实践中灵活应用的管理方法。道、术兼用，是传统管理思想的一大贡献，也是传统时代管理实践中最为丰富的方法经验。在时代条件下，我们完全可以赋予“道”、“术”新的时代意义，企业管理实践中应首先强本节用，勤俭持业，专精独到，先予后取；同时，应强调柔武用雌，积势制形，后发先至，顺时便取。传统管理思想的外用要求还可以转化为管理制度。传统管理制度主要地包括了儒家和法家的礼与法，后者强调激励，前者强调规范。有学者提出，运用传统管理思想，应在基层用法家，中层用儒家，高层用道家。其实，礼的规范功能在于秩序自觉，法的激励功能在于成就自觉，而秩序和成就是任何组织管理不可或缺的形式成效，因此，无论是基层、中层抑或是高层，都需要礼、法相成的制度。总之，明确传统管理思想的内德外用结构，是将其应用于当代企业管理实践的重要的认识前提。同时，正确地发扬传统管理思想的德行主义精神和实践主义精神，对于提高企业管理认识水平，提升企业家管理能力，有着极为重要的实践价值和功能。

管理思想论文篇4

一九九一年，瑞士德语电视台介绍基耶斯洛夫斯基德作品，每周一片播放了《盲目的机遇》、《永无休止》和《十诫》。每一部作品都让我深受感动。那时，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新作《薇娥丽卡的双重生活》在影院上映，我赶首场观看。从此，我认定基耶斯洛夫斯基是我最喜爱的当代电影艺术家。《蓝、白、红》三部曲是基斯洛夫斯基的天鹅之歌。制作三部曲时，基斯洛夫斯基回忆了自己的生活和创作经历。这部读来不时让人感动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经历的回忆，谈到好多生活伦理问题。《蓝，白，红》三部曲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天鹅之歌。制作三部曲时，基耶斯洛夫斯基回忆了自己的生活和创作经历。这部读来不时让人感动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经历的回忆，谈到好多生活伦理问题。让人在精神深处有所感动的艺术家历来就不多，如今更少，多的是肥皂泡的煽情。基耶斯洛夫斯基很幽默，也很有智慧。这些都算不上什么，难得的是，他令人产生莫名的感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作品带有各种寓意的色调：冷漠的黄色调，纯情的红色调，沉静的蓝色调。这些都还是作品中的形式色调。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作品中还有一种质料感的色调——作品中的思想带有的神秘主义的，悠悠怆情般的深紫色，正是这种只能用灵魂感觉的色调触碰到我生命和思想的敏感部位。小林问过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作品？基耶斯洛夫斯基过世几个月来，我也一直在想，为什么他的去世令我感到思想的在世孤独。现代的生活世界是一个文字化的世界，有形而下和形而上的两界：形而下的文字世界是商品流通性的资讯、技术、买卖文字，形而上的文字世界是个体内在性的感觉文字。思想叙事是形而上的文字世界的主要表达形式。如今，叙事作家越来越多，以小说为主的文学刊物数也数不过来，电影叙事已经成为市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形而上的世界。据说，叙事作家的本领全在于对生活感觉的敏感，能够感受出黄昏的恐慌，清晨的厌倦……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要说或想说，而且，有独特感受力的人并不少见。每个人都在切身地感受生活，感受属于自己的黄昏和清晨的颜色，只是程度和广度不同而已。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是叙事家？对生活的敏感只是成为叙事家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生活的敏感渗透到生活的隐喻中，往往让人失去言语的表达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对生活的隐喻世界有所感的人并不少，而叙事作家却不多。讲故事需要一种运用语言表达对生命中的微妙音色的感受，突破生活的表征言语织体的能力。生活在言语中，人人都在言语中生活。叙事家是那种能够反向运用语言，进入形而上的文字世界的人。人人都在生活，但生活有看得见的一面——生活的表征层面中浮动的嘈杂，有看不见的一面——生活的隐喻层面中的轻微的音色。

叙事家大致有三种：只能感受生活的表征层面中浮动的嘈杂，大众化地运用语言的，是流俗的叙事作家，他们绝不缺乏讲故事的才能；能够在生活的隐喻层面感受生活，运用个体化的语言把感受编织成故事叙述出来的，是叙事艺术家；不仅在生活的隐喻层面感受生活，并在其中思想，用寓意的语言把感受的思想表达出来的人，是叙事思想家——基耶斯洛夫斯基就是这样的叙事思想家，他用感受思想，或者说用身体思想，而不是用理论或学说思想。基耶斯洛夫斯基对时代生活带着艰苦思索的感受力，像一线恻隐的阳光，穿透潮湿迷朦的迷雾，极富感性的语言带着只属于他自己的紫色的裂伤。

七十年代，波兰电影艺术大师K.Zanussi开创了“道德焦虑电影”，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把“道德焦虑”推进到一个更深的层面。基斯洛夫斯基认为，在自由主义社会中，人的道德处境更为孤绝。因为，自由主义社会没有国家道德、民族性道德、阶级道德一类的或虚构、或强制的全民道德。个人的道德承负及其软弱无力在自由主义社会中更充分地显露出来，所谓自由主义伦理，首先是对个人的道德承负力的脆弱的体认。在自由主义社会，个人的道德壮况是怎样的呢？基斯洛夫斯基仍然通过个体性的道德困境来探讨自由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伦理负担。自由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是自由、平等、博爱，《蓝、白、红》三部曲要探讨这些价值理念的私人含义。任何价值理念都不是抽象的，社会制度中的大理念也体现为具体的个体私生活事件。要想知道生活制度的理念的味道，最恰当的办法是体味在这个生活制度中生活的个人眼里噙着的泪水。

《红》提出的是一个康德式的问题：爱怎么可能？

时装模特儿瓦伦婷生得光彩照人，无论她穿什么时装，都令人沉浸在温暖的红晖中，像这个令人心寒而又诱人的世界上一切受害者的庇护人。一天傍晚，她开车回住处意外撞伤一只狗，怜惜感驱使她带着狗寻找主人。

狗的主人是位独居的退休法官，性情古怪，整天在家监听邻居的婚外情电话。瓦伦婷劝说退休法官不要干这种不法行为，不要对别人的隐私那么好奇，退休法官却问她体味过爱的晕眩和恶心没有。

四十年前，老法官还是一个法律系学生，有一位漂亮的女朋友。一天，他偶然看到自己的女朋友“双腿张开，其间夹着一个男人”。他离开了她，一直把爱锁在心底，让它噬嚼自己的身体。

瓦伦婷住处对街，碰巧也住着一位法律系学生，名叫奥古斯特。瓦伦婷不认识他，只是经常从窗户看见他匆匆忙忙进出大门。奥古斯特像在重复老法官的命运，一天，他看到自己的未婚妻“双腿张开，其间夹着一个男人”。

瓦伦婷如茵的气质显得天使般的纯粹，把喧嚣、阴森的周遭世界照得有如神话中的绿色深渊。“这份美是纯的吗？抑或永远都有些缺陷？”基斯洛夫斯基问。老法官和奥古斯特的未婚妻是纯美破损的象征，纯美破损不意味着邪恶和不道德，而只意味着生命的过程：由想像的、可能的爱转变为现实的爱。在老法官的引示下，瓦伦婷困惑不解地看到，爱情的开端和终结就在未婚妻向并非未婚夫的男人张开的双腿和丈夫躺在另一个女人的双腿之间。人世间有纯粹的爱吗？或者，生活中有能够保全精神的情爱吗？基斯洛夫斯基的问题是，生活中是否有圆满的两情相悦？“纯粹的情爱想像的破损，很多时候是因为人们固执地要寻求两个完全相契的个体在中相合。完全相契的个体在中相合几乎是没有可能的，这只是一种情爱的美好想像。”纯粹的爱情只能是同一个苹果的两半重新再合，可是，一苹果被切成两半后，分别被生命的无常抛到无何他乡，一半遇到另一半的机会已近于零。

基斯洛夫斯基有意让瓦伦婷与退休法官的相遇显得像被切成两半的同一个苹果，又让他们相逢在错过的时间夹缝中。四十年的时间距离没有消磨掉精神，身体却已远去。基斯洛夫斯基说，《红》的真正主题是：“人们有时候会不会生错时代？”“我们可能修正老天爷犯下的错误吗？”被切成两半的苹果的命运是老天爷犯下的错误吗？会不会是人自己对于美好生活的想像犯下的错误？老天爷从来没有许诺被切成两半的苹果应该重合，甚至根本就没有一个苹果被切成两半这回事，它只是个人的精神望的想像而已。情爱这个词容易激发人的美丽想像，其含义要么是残破的，要么是错误的。

尽管如此，虽然一再强调命运的无常，基斯洛夫斯基没有变成一个佛教徒或道教徒，他固执地要祝福瓦伦婷。瓦伦婷和奥古斯特相互住在对街，也许，他们就是一个苹果的两半。他们每天都迎面而过，而每天的相逢就是错过。基斯洛夫斯基最后安排了一场偶然的海难：船上大多数人都死了，瓦伦婷和被爱灼伤后逃离的奥古斯特是极少数幸存者。缘分是在灾难中出现的。老法官喘息的目光从电视新闻中看到海难现场，把弥留的祈愿留在了瓦伦婷和奥古斯特偶然间相依的脸上。

白色在法国三色旗中象征平等。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平等大概是最具诱惑力的乌托邦观念，像一把在人类的头颅上和躯体间挥舞着的深锯齿的镰刀。《白》要问的不是平等的政治含意或经济含意，而是伦理上的性情含意。两性的婚姻瓜葛这一最私人的层面显然是体察平等的性情含意恰当的场所。卡洛和他的妻子好不容易从波兰移民到法国，突然变得性无能。到了法国后，语言不通使卡洛丧失了一切生存能力，而他的妻子不仅有姿色，还会说上几句刚够情场沟通的法语。这已经足以说明卡洛突然变得性无能的原因了。

卡洛的妻子以法兰西风格提出，自己渴饮爱河而不得，痛苦不堪以致患上忧郁症，以丈夫性无能为理由上法院诉讼离婚。卡洛一再声言很爱她，她只提出一个简单的要求：请出示性能。情爱是建立在性能力的平等之上的，一旦这种能力的平等不在了，两情之爱就成了撒在水泥地上的碎石子，卡洛就跪在这散乱尖硬的碎石上：卡洛给妻子打电话，妻子在电话里用与另一个男人的沉欢来回答。

性能力是随机而生的个体生理个心理基质造化的偶然结果。至今还没有一种平等理论主张个体身体论的平等。然而，政治和经济平等的意识形态影响到个人的性情，改变了个体的身体交往的伦理感觉。卡洛要重新得到妻子的爱，必须证明自己的性能力。情爱成了争取平等的私人性斗争，被还原为个体之间偶然的相对平等。

卡洛在法国死皮赖脸地缠着已经诉讼离婚成功的妻子，受尽种种羞辱，只有返回波兰。回到本土，卡洛不仅发了一笔横财，性能力也意外地恢复了。他还爱着妻子，装死请人发讣告，唤妻子回来接收财产。她回来发现卡洛不仅没有死，还恢复了性能力，而且这能力的表达不带责备。基斯洛夫斯基提醒人们一个司空见惯的事实：情爱中的平等是由财富和生理条件构成的，而且这两项条件相互勾连。爱情是个体差异（这可能变成不平等）因素偶然达成的平衡。基斯洛夫斯基在问爱恋中的人们，难道真有纯爱？没有利害权衡？生理的资质、智力和情趣，乃至心理素质和脾性，都是个体的人身资本，更不用说如今的国籍身份、财富能力和职业位置。然而，个体之间真的会有平等？基斯洛夫斯基置疑质疑的不是经济平等或政治平等，而是个体性情上的平等。纯粹的情爱不是与人身资本不相干，而是两情（性）相悦，无论相悦是由人身资本的什么要素构成的，与平等与否不相干。寻求平等的情爱，不是纯粹的情爱。

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大多由自己编剧，编构故事是他思考生活的方式。通过叙述某个偶然事件，基斯洛夫斯基或构造或置疑某个伦理观念的含意。基斯洛夫斯基编构的这个探究平等的故事带有喜剧成分：通过性能力的不平等挑明平等诉求的虚幻性，嘲笑现代意识形态中过于夸张的平等伦理。人类最好不要去充当平等的代数师，为了算出永远算不精确的平等数，用相互伤害在相互的肉体上画计算公式。

个人自由不仅是政治理想，也是伦理理想——个人对美好生活的欲望自由，然而，由于个体生命的在体性欠缺，这种理想是难以实现的。自由主义伦理碰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困难：既然承认人身的在体性欠缺与对美好的欲望之间的不平衡是恒在的，个人生命理想的自由欲望是易碎的，又如何可能把维护个人生命理想的自由欲望作为政治制度最低限度的正当性条件。

《蓝》探讨的正是自由伦理的欠缺。《蓝》是三部曲的第一部。基斯洛夫斯基说过，《蓝、白、红》的顺序倒过来看也可以。我觉得，倒过来看，基斯洛夫斯基的叙事思想的逻辑更清晰。

《蓝》的故事开头是一个幸福家庭驱车远足。朱丽叶，一个富有艺术气质的女人，丈夫是作曲家，他们有一个女儿。一个偶然的车祸在宁静的大自然陪衬下打碎了幸福。

朱丽叶在医院里醒来才知道丈夫和女儿都在车祸中丧生。活着还有意思吗？朱丽叶吞了一大把什么药但没有死成，医院制度不允许死的自由欲望，只认可不自由的死。

朱丽叶落入生命的漂浮境地，不知道自己该置身何处。朱丽叶才三十出头，正是女人成熟到懂得何谓生命时刻的年龄，按哈耶克的消极自由来讲，朱丽叶的美好生活想像是可以实现的：她丈夫的助手安东一直暗恋着她，唯一偶然目睹车祸的小伙子也在追求她。*可是，朱丽叶感到自己身上的消极自由是不堪承负之轻。丈夫和女儿的死对她突然面临的个人自由投下了无法摆脱的阴影。最低限度的自由只是想像中的尤物，在真空式的自由中，个体会失去生存的自重。

自己的过去使朱丽叶无法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她必须逃离自己的过去，这是获得欲望自由的第一步。朱丽叶主动打电话叫来安东，可是，仅仅一次肉体之欢就让朱丽叶感到过去的影子使自己无法享有的感觉。朱丽叶逃离安东，搬到另一城市，让自己淹没在陌生的生活世界中。她拒绝协助完成丈夫未完成的交响曲。她丈夫太有名，是欧共体的作曲家。已逝的丈夫就像自己隐没不去的身影，成了她的在世负担，吞噬了她亘古无双的魅力。基斯洛夫斯基要表达的是：即使在个人情感这一最为属己的领域，人的愿望自由也是有限的。有两件事对朱丽叶改变自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朱丽叶住的公寓里有一为喜欢跳脱衣舞的女邻居（生性喜欢欣赏自己的身体激起的是一种消极自由），一天深夜，这脱衣郎突然从舞厅打电话给朱丽叶，请她马上去一趟。原来，这位脱衣郎在台上脱衣时，发现自己的父亲坐在下面。纷乱的悲戚令她不能自已，她需要一个人的体谅。

谁能、谁愿意体谅一个在社会目光看来不道德的脱衣的如此悲戚？

朱丽叶答应去看她。朱丽叶问她为什么要干这一行，脱衣的回答是：“我喜欢。”朱丽叶看到，脱衣其实同她一样，嵌陷在自身的过去和自己的生命愿望和矛盾之中。脱衣的“我喜欢”必得面对父亲的眼睛，正如朱丽叶的“我想要”必得面对自己虽然已经死去的丈夫和女儿。

朱丽叶的丈夫是著名作曲家，他死后传媒把他的私生活变成了公共话题。朱丽叶一直试图避开传媒的议论，但她还是从电视节目上得知自己的丈夫曾有情人，而且正怀着一个他们的孩子。朱丽叶要想摆脱过去的束缚，在私人情感领域中获得自由，看来不可能了。

基斯洛夫斯基说过，《蓝》要探讨自由的欠缺。什么样的自由的欠缺？私人性的情爱自由的欠缺。个人的喜好和情爱可能是个人生命的自由想像最切身的空间。在私人情感中人是否能充分享有自由理想？私人性的生命愿望和喜好自由吗？脱衣郎面对自己的父亲、朱丽叶面对自己丈夫的情人时，发现了自己私人自由的在体性——而不是政治性和社会性——的限制，她们都无法改变自己生命的过去。

朱丽叶找到自己丈夫的情人，没有责备，或要求感情赔偿，把丈夫所有的遗产——存款和一栋楼房——转交给她。朱丽叶不再逃避，而是面对自己的过去。她领悟到，获得情感的自由需要另一种爱的能力。朱丽叶停下寻求自然权利的自由的脚步，转身走向安东，同他用长笛和钢琴的对答谱写丈夫未完成的交响曲。在这部名为“欧洲”的交响乐中，基斯洛夫斯基注入了自己对这另一种爱的能力的信心。他虚构了一为名叫VandenBudenmayer的中古作曲家，《欧洲交响乐》是依Budenmayer的音乐思想来谱写的。朱丽叶对安东说，交响乐的结尾必须让人们记起Budenmayer的音乐，这是她丈夫的心愿。

另一种爱的能力指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爱呢？

《蓝、白、红》三部曲中，只有《蓝》的结局没有意外事件，基斯洛夫斯基用保罗的爱颂之歌祝福朱丽叶：我即使会讲人间各种话，甚至于天使的话，如果没有爱，我的话就像吵闹的锣和响亮的钹一样。我即使有讲道的才能，有各种知识能够洞悉各种奥秘，甚至有坚强的信心能够移山倒海，如果没有爱，就算不了什么。爱是坚韧的、仁慈的；有爱就不嫉妒、不自夸、不骄傲。爱能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信心，对一切有盼望，能忍受一切。爱是永恒的。讲道的才能是暂时的；讲灵语的恩赐总有一天会终止；知识也会成为过去；信心、盼望，和爱，这三样是永存的，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爱。（保罗：《科林多前书》13：1-2，4，7-8，13）这就是基斯洛夫斯基心中的另一种爱的能力。

管理思想论文篇5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这就意味着它具有相对独立于第一次飞跃理论成果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指引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胜利前进。邓小平德育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德育即政治、思想和品德教育，它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特征。邓小平德育思想内容丰富、系统、深刻，构成了一个适合中国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具有时代特征的比较完整的德育思想体系。邓小平紧密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明了现阶段重要的德育理论和德育实践问题，为继承、丰富和发展德育思想做出了突出贡献。邓小平德育思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有力保证，奠定了培养跨世纪接班人，全面提高人才素质的坚实基础。邓小平德育思想来自实践，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对于我们认识新时期德育工作的战略地位，坚持正确的德育工作指导方针，发挥德育工作的服务、导向和保证作用，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新时期做好德育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

一邓小平德育思想是对德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历来重视德育工作，马克思、列宁、的德育思想为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从他们早期的革命活动开始，就倾心于工人运动的宣传鼓动工作，十分重视对青年的关心教育。马克思指出：“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1]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道德的起源、道德的历史性和阶级性、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共产主义道德原则的论述，关于人的社会本质、社会道德在个体思想品德形成中的作用以及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论述，关于根据未来社会的要求努力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一种全新的人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等，都是马克思、恩格斯重要的德育思想。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德育思想，强调青年学生要把培养共产主义世界观当做首要任务，指出：“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这就是共产主义教育、训练和学习的基础。”[2]列宁从建设共产主义的高度，论述了培养一代新人的任务、内容和途径，阐明了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在青年成长中的地位作用，开创了无产阶级执政党德育工作的实践。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有关于德育的论述，诸如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政治教育是中心环节；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青年要防止和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要警惕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要引导青年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成长，德智体全面发展等等。对德育理论和实践的许多精辟论述，成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烈的党性和实践性。

邓小平是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邓小平德育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是同中国革命和建设战略全局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基本特征。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是党的军事战略家，他是从革命战争和战略全局的高度来考虑德育工作的。收入《邓小平文选》的开卷之作《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一文，提出了政治工作、思想教育在部队建设中的意义和作用，以及部队政治工作、思想教育所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战略家，他是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战略全局的高度来看待德育工作的。50—60年代，邓小平多次强调共青团的任务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用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青年一代。“”后期到拨乱反正期间，邓小平始终站在斗争第一线，在整个国家处于百废待举的关键时刻，高瞻远瞩，自告奋勇抓科技教育方面的工作，打开了科技教育工作的崭新局面。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中，邓小平对德育工作的探索进入了新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全局的高度来抓德育工作的。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后，我国面临着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面临着前苏联和东欧的巨变，面临着国内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严峻考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教育好下一代，如何培养好接班人，就成了摆在全党面前的十分重大而紧迫的德育课题。邓小平紧紧抓住这一事关大局的关键问题，以极大的理论创新勇气，根据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新形势，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和长远目标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阐明现阶段重要的德育理论和德育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时期德育理论观点和重大决策，其内容涉及新时期德育的地位、作用、培养目标、原则内容、途径方法、领导管理等各个方面，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科学体系的基本框架和理论基础。邓小平明确地提出了新时期德育工作要服从、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的德育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为德育工作排除“左”和右的干扰，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邓小平正确处理了现阶段讲理想、讲纪律和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之间相互依存、协调发展的辩证关系，揭示了搞好德育工作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意义和功能。邓小平及时准确地把握社会各方面呈现出的复杂态势，充分肯定了德育工作的重要作用。邓小平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思想；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思想；关于特别要教育好青年，教育好后代，青年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思想；关于新时期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习马列主义、思想要精，要管用的思想；关于要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党的优良传统，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的思想；关于人才优势和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可能使我国到下个世纪中叶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思想等等，都为德育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邓小平新时期德育思想是对德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使马克思主义德育思想在当代中国进入了新的境界，达到了新的高度。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是《邓小平文选》的压卷之作。这些谈话直接涉及我国十多年来改革发展关键时期的重大问题，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邓小平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3]。邓小平的谆谆告诫寄托了他对我国德育工作者的殷切希望，他丰富、深刻的德育思想是值得我们永远珍惜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邓小平德育思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亿万中国人民正在从事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邓小平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总设计师，其思想的深刻性在于，它紧紧把握了现时中国社会的脉搏，为中国未来现代化竖起了一个结构合理、功能协调的总体理论构架，使中国的现代化真正成为社会整体的现代化。邓小平在规划中国现代化建设宏伟蓝图时，除了强调生产力标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外，特别注意到了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共同建设。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根据邓小平理论，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紧密配合、互相促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这次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所谓精神文明，就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到改造，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也得到发展，这方面的成果就是精神文明，它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4]。这里对精神文明的科学解释，展示了精神文明的广阔领域。人们主观世界的改造，包括思想意识的改造，也包括人们认识及其能力的发展和改造，人们情操、意志、美感的发展和改造。精神文明既包括知识文化和思想道德两大方面，又包括从个人的文化修养、科学修养、道德修养、审美修养、精神境界到社会的精神生产、精神生活和习俗风尚两大范围，是人类整个精神世界的发展和改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人类文明历史的高度发展，它的产生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料、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坚实的社会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精神文明自身发展的规律去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它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通过社会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和进步，通过人们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促进社会物质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过去一切精神文明不同，它特别强调社会的主体——人的建设，把提高人的素质，特别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新人作为根本内容和根本目标。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根据邓小平理论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论述，不但明确规定了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同时也高度概括了德育工作的重点所在，体现了德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

首先，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核心问题的德育工作，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精神是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自觉的心理状态。良好的精神能表现出巨大的活力、能量和高尚的品德，能变为强大的不可战胜的物质力量，对个人、集体和民族都十分重要。德育工作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力量，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断提高思想道德修养水平，特别是把中华民族的爱国热情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融化和渗透到人民群众中去，使之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行为准则和精神支柱，成为凝聚亿万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

第二，对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加强思想品德教育，是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基础工程。精神文明建设，说到底就是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直接反映社会主义的性质，规定着精神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对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青年是祖国的未来，人民的希望，是承担跨世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他们成长的重要时期，加强德育工作，帮助他们树立远大的理想，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将对其一生产生重要的影响，也将促进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为搞好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三，充分发挥党的德育工作的政治优势，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需要。邓小平规划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归根到底，是物的发展和人的发展，以及物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有机结合，并将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最终落实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之上。德育工作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依靠真理和人格的力量，动员和团结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实现中国整体现代化，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德育既是核心内容，又进直接动因和重要保障。现阶段充分发挥党的德育工作的政治优势，就能保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有团结稳定的社会环境，有统一的意志和行动，保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推进。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到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也不可能取得胜利。中国革命离不开这个政治优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离不开这个政治优势。

三邓小平德育思想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有力保证

近二十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我们党制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是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共同理想的根本保证。在邓小平德育思想中，包含了丰富的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能使全体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牢固树立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起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从而团结一心为夺取现代化事业的更大胜利而努力奋斗。

首先，明确了新时期德育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实事求是是邓小平一贯倡导的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运用于新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德育实践之中，在德育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新时期德育工作基本指导方针是什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把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指导方针规定为“三个必须”，即：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促进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文明建设。这也是邓小平所始终坚持的新时期德育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党全部工作的中心。邓小平曾尖锐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本质体现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德育必须服从、服务于这个中心，紧紧围绕这个中心开展工作；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强国之路，德育工作必须支持改革开放，为适应改革开放促进人们思想观念的根本转变，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和健康发展；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的立国之本，新时期保证德育工作的正确方向，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德育只有紧密围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开展工作，才能保证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一基本指导方针，规定了德育要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且要通过德育工作，充分发挥德育的政治导向作用，保证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动员和团结全体人民积极投身改革开放。这一基本指导方针，摆正了德育在全部党的工作中的正确位置。我们既不能搞德育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又不能忽视德育，淡化、取消德育。坚持这一基本指导方针，就能使我们在德育工作中更坚定地同“左”和右的错误思想干扰作斗争。实践证明，这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的科学的指导方针。

其次，始终强调把握德育工作的重大原则问题。面对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邓小平始终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这也是新时期德育工作的重大原则问题。邓小平早在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提出，要把青少年培养成为忠于社会主义祖国、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优秀人才。他强调，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根本立场上决不允许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此之后，根据国内出现的和国际风云的急剧变幻，邓小复强调，青年教育“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作为基本内容，加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要努力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青年一代的侵蚀。

邓小平还始终强调要把抵御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和“分化”的图谋作为德育工作的重要任务，这一任务是长期的、艰巨的和复杂的。邓小平认为，在改革开放条件下，不让青年人接触西方的东西，不仅不可能，也不必要，关键在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强调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要适应开放的形势，既能学到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又能经得起风浪，不作资本主义思想的俘虏。青年学生由于对中国的国情和工农大众缺乏了解，缺乏实践锻炼，世界观和人生观还在形成之中，容易为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所影响。因此，一定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多关心和帮助青年，增强他们抵制错误思潮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

四邓小平德育思想奠定了培养跨世纪接班人、全面提高人才素质的坚实基础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是一代人的事业，是需要几代人继承、接力和发展，并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才能实现的百年大业。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是我党一贯重视的问题，在我国第二代党和国家领导人谋划跨世纪的宏伟目标，谋划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百年大计宏观思维中，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被摆在极为重要的地位。邓小平站在关系到党、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为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明确指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5]，“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6]。邓小平紧紧抓住要把当代青年培养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这个主旨，特别关心青年一代的茁壮成长。他认为，未来无论是哪个层次、行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都应该具有德才兼备的共同品质，都应该是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并愿意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奉献聪明才智的人，对他们一定要打好坚实可靠的思想政治基础，引导青年从国情的实际出发去思考国家的发展问题，真正弄清楚“中国现在干的究竟是什么事情”，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大局观，“要把是非讲清楚，要把利害讲清楚。是非是涉及我国根本利益的是非，利害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能不能达到本世纪目标和下个世纪目标的重大利害。这才是对青年的爱护，对青年的真诚引导”[7]。

全新的事业需要全新的人才。邓小平鼓励当代中国青年珍惜跨世纪的历史机遇，肩负起跨世纪的历史责任，争做跨世纪的合格人才，增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充分发挥在现代化建设中的生力军作用。邓小平还清楚地看到，国际间的经济竞争依靠的是科技和人才，对人才的全面素质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跨世纪人才对于推动新世纪的社会全面发展是责无旁贷的。面对世界经济的激烈竞争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青年不仅要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还要培养坚强的意志品质、积极进取的观念意识、健康的心理素质和审美情趣、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协作能力。在全面提高人才素质中，德育的根本任务是提高青年的政治、思想、道德和心理素质。德育对于引导青年一代树立崇高的理想，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倡导开拓进取的思想观念和确立正确的生活方式，都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全新的事业需要拓展德育工作思路。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中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里的教育，除了指文化知识教育，也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面向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要面向的世界是各种不同社会制度并存的世界，我们要面向的未来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发展的未来。人的德育素质是人诸种素质中最根本的素质，决定着人才的政治方向，是智育和体育素质发展的内在动力。邓小平的教育要三个面向的思想，不仅为智育和体育提出了新的任务、内容和方向，而且蕴含了丰富、深刻的德育思想。邓小平把德育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来认识，对德育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内容和方法，也对德育工作者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德育工作者要找准自己的工作立足点，不断增强工作责任感。我国现代化建设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进行的，任务十分艰巨。我们面对的国际国内环境是纷繁复杂的，必须以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加倍关注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思想道德建设，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作为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8]。德育工作者还要不断拓展自己的工作思路，充分认识在改革开放环境下成长的青年特点，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问题。要尊重、关心、理解青年，贴近青年思想，进行充分的说理教育，还要勇于继承、借鉴和发展，改进德育方法，讲究德育艺术，探索德育新路，不断提高德育的质量和水平。

五邓小平德育思想是新时期德育工作实践的根本指导思想

伟大的实践是产生伟大理论的沃土。邓小平德育思想的一系列基本原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实践的科学总结，是从德育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科学理论。邓小平德育思想之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是由于它是新时期德育工作实践的根本指导思想。

在我党的历史上，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保证。早在1934年红军第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即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科学论断。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始终重视结合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党把在革命战争年代积累起来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经验运用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理论和实践上继续向前发展。50年代末60年代初，针对当时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和政治生活方面发生的复杂情况，党在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加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宣传，加强艰苦奋斗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宣传以雷锋、焦裕禄为代表的英雄模范人物的光辉事迹，对青年一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由于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在德育工作指导思想上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在“”十年间，党的德育工作无论是在指导原则上，还是在工作方针方法上，都存在着许多违背科学规律的东西，诸如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往往把思想认识上的问题说成是政治立场问题，在思想教育中随意上纲上线；思想教育完全违背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搞大轰大嗡，一刀切，形式主义等。特别是在、“”鼓吹的“精神万能”、“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大批判开路”等许多违反科学的思想和口号鼓动下，党的德育工作的优良传统被破坏，德育工作者的声誉被败坏，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这些曲折给我们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领导我们集中力量批判了“左”的东西，特别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德育工作摒弃了过火的思想批判，取消了“冲击一切”不讲实效的政治运动，纠正了“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等简单化、庸俗化的形式主义倾向，打破了“左”的思想枷锁，同时又坚决地维护和继承了过去我们在德育理论和实践中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德育工作从不间断的政治运动转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正常的思想政治教育上来。广大德育工作者在认真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德育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积极的研究探索，并遵循德育工作对象的思想特点和教育规律，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地开展各项德育工作。可以说，没有反对“左”的干扰，就没有今天的德育工作的大好形势。另一方面，新时期德育工作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改革开放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必然引起人们思想上的强烈反响，尤其是青年人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上产生了种种思想困惑。为排除右的干扰，邓小平多次强调，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思想政治工作绝不能削弱，而是应当加强和改进。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重申了“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个思想的基本观点，要求在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开展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加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特别是1989年那场之后，加强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中心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着力澄清青年学生的混乱思想，解决青年学生思想中深层次的问题，引导他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以邓小平德育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坚持正确的工作方针，德育工作在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献身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树立良好的道德品质、遵纪守法和团结协作的观念，大力宏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精神，在全社会形成讲理想、讲奉献、讲责任、讲道德、讲文明的良好风气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德育工作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并为德育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国近十多年的德育实践证明，邓小平德育思想是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促进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直接、最现实、最富成果的科学指南。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党的十四大之后已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非常重视德育工作，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集中体现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必须把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作为一项基础工程认真抓好。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指出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在这期间，中共中央还先后印发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等德育工作的纲领性文件，这些都是在邓小平德育思想指导下取得的新成果，是党的德育工作的新发展。我们相信，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伟大实践中，通过进一步深入学习理解邓小平德育思想，通过认真务实的工作，新时期德育工作一定会更加卓有成效的开展，邓小平德育思想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一定会得到更加充分的展现。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217页。

[2]《列宁选集》第4卷，355页。

[3][6][7][8]《邓小平文选》第3卷，379—380页、381页、199页、40页。

[4]《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8—29页。

管理思想论文篇6

1．1人本理论的自我实现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方式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方式是注重“管”“教”的教育管理，这对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具有重要的作用，也在思想政治教育史上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高校大学生注重自我、注重独立性发展、提倡思想上的争鸣和争论，这种状况使得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面临新的挑战。高校大学生的自主性、自我性以及自由发展的需求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改变传统的“管”“教”模式，由管理向服务转变，为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实现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中的主体地位、提高学生参与管理的主动性、实现学生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实现创设良好的平台和服务基础。

1．2人本理论中的需求层次理论促进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管理手段与方法提升作为人本理论的最杰出的代表，马斯洛提出了最为著名的需求层次理论，其将一个人的需求概括归纳总结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在这五个需要层次中，当人的低层次的需求被满足之后，会转而寻求实现更高层次的需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也应结合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精神，不断推进管理手段和管理方法的提升。首先，大学生进入大学学习，基本实现了生理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应在满足大学生需求发展的基础上，满足其对更高层次需要的诉求。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因注意对大学生的思想引导，引导其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价值，引导其形成正确的自我观念，引导其通过努力实现自我目标。其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应注重管理手段和方法的改变和提升，不能仅局限于传统的管教模式，这种模式已不能适应当代大学生归属与爱的需求。再次，鼓励大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通过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参与性，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手段和方法的提升，实现大学生的自我实现。

2高校思想政治管理存在的人本问题分析

2．1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中的人文关怀缺少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对人的教育、管理，还是对人的思想的关怀与呵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不能仅仅只是管理的组成部分，而更应该是管理、服务的结合。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要重视发挥思想引领、指导作用，在人文关怀中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意识的进步。但现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中管理因素过多，人文关怀相对缺少。现阶段存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功利主义影响了人文关怀的提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在于用观念形态、思想意识形态反映着社会发展对受教育者思想成长的客观要求，体现着社会对所造就的社会个体身心成长、政治思想发展的方向、性质的总的设想和规定。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当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存在着急功近利的思想，总想一步到位，只注重管理，不注重服务，不注重人文环境的塑造和充分发挥其对学生的影响作用，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层次理论和需要的层次化，不能体现人本主义的精神要求，也不能适应学生实际发展的要求。

2．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主客体二元对立，学生的主体积极性难以发挥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既是管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要件之一。作为管理学的重要组成，其提倡管理的方法、手段、理念和思想。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要件，其又提倡引导、引领和濡化、渲染的作用。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作用的发挥是管理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结合，不能单从一个方面来实施。现阶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重视管理成分比较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引领和濡化、渲染的作用比较少。这样单纯地强调管理，忽视引导的管理模式很容易造成管理主体中的管理者和管理对象之间的矛盾，形成主客二元对立，不容易形成管理的双向互动，也不能调动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中的积极性、主动性，难以充分发挥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三自”服务功能。

2．3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中对管理对象的价值、尊严方面的缺乏

重视人的价值、地位和尊严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也是推动整个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来说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也是如此。充分而有效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高校教育的目标，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以尊重人、关爱人、服务人为核心的‘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就是站在重视人的价值和地位的立场上，从人的需要和发展出发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虽然随着教育思想的发展而不断地变迁，但对于管理对象的价值、尊严方面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突出地表现在管理中只注重从管理者的角度出发，不考虑被管理者的状况、条件。同时，在管理的过程中，还有一些侵犯学生合法权益、涉及学生尊严的行为发生，这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败笔，也是对管理对象价值、尊严的不尊重。

2．4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中忽视学生的“自我实现”

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于充分而有效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不仅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做好思想方面的引导、引领作用，还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实现学生的“自我实现”。学生的“自我实现”在于了解并认识现实，持有较为实际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还在于形成自我观念，具有独立自主性格。“自我实现”的途径是充分而有效地发挥自己的潜能。而现阶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弊端在于：“它主要依靠管理者个人才识、胆略发挥作用，缺少与管理系统外的信息交流，缺少科学理论的指导和支撑，难以摆脱经验型、封闭型管理；它过分强调各级党委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作用，把群众只看做教育的对象，而非管理的力量，有单向性管理的局限；缺乏创新能力，教育方式单一、方法老化。”②因此，现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不能发挥学生自我实现的作用，也不能充分而有效地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3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人本途径探索与思考

3．1关注学生需求实际，推动需求层次提升

当代的大学生“他们接受高等教育，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自主意识和参与意识。在满足较低层次的需求之后他们的需求主要表现在社交需求、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等较高层次的需要。③”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要关注学生需求实际，推动学生需求层次的提升。首先，关注学生最为基本的生理和安全需求，这是提升其他需求层次的基础，也只有满足学生最为基本的生活需要、生存的需要，才能解决大学生的后顾之忧，使其安心地从事学习、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也才能更好地贴近学生的实际。其次，关注学生心理实际的变化，大学生处于学校校园之内，虽然相对于外在的社会，竞争、攀比等相对较少，但不同经济状况家庭的学生还是会面临诸多现实问题，这需要针对不同的学生群体进行分别关注，发现心理问题，解决实际矛盾，实现安全需求。再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要重视关注学生的兴趣，发现学生的优点，指出学生的缺点，在统筹兼顾的基础上有目的、有计划地针对学生的实际状况引导学生形成自我思想、自我观念和自我价值判断，实现学生高层次需求的提升。

3．2倡导师生平等，充分实现学生的价值、尊严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实行民主化的管理是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现代科学管理发展的选择方向。重视民主管理，积极引导组织成员平等地参与到管理中来是改变师生二元对立，实现学生价值、尊严的必要举措。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把人作为管理的根本。“把尊重人、理解人、信任人、关心人、帮助人、宽容人、同情人作为管理的第一要义，坚决摒弃传统管理中那种目中无人、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态度和做法，以平等信任的态度对待被管理者，把以诚待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真正贯彻到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当中去，增强管理的亲和力、凝聚力和向心力。④”其次，要充分发挥民主管理的本质要求即以平等的态度和方法来实现管理的目的，坚决摒弃传统管理中只把学生当做管理的对象，而不把学生视为管理主体的主客二元对立思想。再次，从形式上、内容上、观念上和行动上广开言论，集思广益，充分调动学生参与到管理中来，多渠道、多角度、多层次地吸收学生中有益管理的方法、手段，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提升，实现师生的平等和学生的价值、尊严。

3．3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实效性

学生是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的主要对象和参与主体，因此，落实人本理念，必然地要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推动学生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管理。首先，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地位，转变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思想，从管理的权威型向管理的平等型转变，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主体、客体的平等，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观念等级差异的消失。其次，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要研究学生的特点，研究学生的需要，尊重和引导学生需求，在平等对话和互相理解、信任中调动学生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发展。再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应积极主动地鼓励学生参与到管理当中来，转变以往的约束型管理方式，向开放型管理过渡，充分实现学生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提升，在创新与提高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有效提升。

3．4重视学生主观能动性发挥，实现学生的“自我实现”

“现在的大学生多是独生子女，他们的思想活跃、思路开阔、敢想敢说、求新求异、不崇拜权威，评人论事不拘一格，敢于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在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上出现了多样化、多层次的新特点。他们在思维方式上由求同转向求新求异，在思想观念上由接受灌输转向独立思考，平等探讨。”⑤因而，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要适应学生的实际状况和心理发展特点，有针对性、有目的性地引导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实现学生的“自我实现”。一是，从学生的特点出发，挖掘学生的能力，重视学生要求，引导学生潜能的发挥，从自我中心转向集体、社会关心，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目的，同时也实现学生的“自我实现”。二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积极有效地对学生设定可行的生活、学习目标，引导学生全力以赴地体验生活，体验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在诚实、实践和自我需要中不断发现自身缺点，调整、改变和提高，最终实现学生的“自我实现”。

管理思想论文篇7

1.经济功能。人是各种活动的主体，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决定和推动社会的经济发展速度。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对经济基础产生能动作用，能够将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激发人们的主体意识和竞争意识。思想政治教育是推动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可靠保证，为经济发展提供价值导向，为社会经济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为经济主体提供精神动力与道德激励。

2.文化功能。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可以传递思想道德信息，传承中国上下五千年思想文化传统，增强人们互相理解、情感交流和团结协作，而且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及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思想形成、发展、变化产生一切文化因素的总和。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是一门有着严密的科学体系的科学，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是文化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通过人的精神和文化机制发挥作用的“力”。

3.发展功能。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人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要在个人的成才和个体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当今社会需要复合型人材，大学生要不断发展自我，培养成才意识，正确进行人生的自我设计，建立诚信与社会责任感。高校要用现代知识来充实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拓宽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使思想政治教育贴近现实，更有时代感。注重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研究学生的心理状态，帮助学生解疑释惑，引导学生理性思考，树立现实生活中的先进典范，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作用。注意发现、培养、宣传自己身边的典范，这会使学生更容易受到感染，积极组织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有利于学生政治思想方面的成熟，缩短其走入社会、实现角色转换的适应期。

二、高校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上存在的问题

思想教育和教育管理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要抓住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我国高校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上还存在环境干扰、缺少制度建设和教育团队整体素质偏低等一些问题。

1.环境干扰问题。当代的社会环境复杂，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大学生接触社会的机会越来越多，积极的社会环境能够促进大学生的思想健康，消极的社会环境会对大学生的思想产生严重影响，从而降低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互联网在给学生的学习、交往和娱乐提供便利的同时，学生极易沉迷于网络的虚拟性、刺激性、隐蔽性、趣味性中，网络中的不良信息和不良文化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正常推动造成一定的干扰。

2.缺少必要的制度建设。校园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代表着高校的软实力，学校的发展建立在校园的物质文化建设、精神文化建设以及制度文化建设的基础上，目前大多数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管理无序，缺少必要的管理规章制度和精神内涵，规章制度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实施和参与管理工作的法定依据和保障。一些高校没有制定出关于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办法，学生对校园文化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课余生活上，学生需求多以娱乐为主，对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枯燥和逆反心理。

3.教育团队整体素质偏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就是为了实现预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管理原则对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有计划地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实施，思想政治教育团队要定期参加统一的培训，加强团队的稳定性，协调教育团队的专业化水平、知识结构和专业素质，合理调配各种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促进学生健康思想。

三、高校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上应采取的对策

1.要重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作用及影响。高校要配合社会发展，在教导中要积极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行改革，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重视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教学手段，教导学生拥有社会存在感和责任感，使学生认识到自己对他人及社会的重要作用。鼓励学生保持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和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自由表达情感，理解和接受对他人的情感，信任和尊重他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2.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团队的建设。高校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和学生管理干部队伍的组织建设，提高教师队伍和学生干部队伍的思想道德修养，定期组织思想培训，锻炼学生的组织管理能力，培养积极、进取的精神。

3.要对高校学生加强实践教育。当代社会发展速度快，日新月异，学校要为学生创造大量的社会服务与课外活动的机会，接触社会，增加实践性和服务性，在实践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及时修补学生漏洞思想，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道德意识，增强学生的道德责任感。

4.要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手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要合理的运用网络手段，拓宽教育管理的渠道和空间，帮助学生从网络上吸收积极健康思想，重视校园网的建设，校园网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条重要渠道，利用网络的强大作用，把握主动权，对学生的思想观念进行正确的引导，并规范学生的行为准则。

5.要把握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必须以学生为中心，牢牢把握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将教育与管理有机地统一起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理解并尊重学生意愿，重视每位学生的价值。

四、结语

当代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教育并存，保持传统教育的优势，摒弃传统教育的不足，合理有效的教育与管理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虽然目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只要我们有针对性的逐一进行解决，本着教育与管理工作相结合的思路，就一定能真正体现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管理思想论文篇8

1法家源流及韩非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流派,它以主张为特征。关于法家的形成,国内学者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法家的先驱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其早期代表为战国中期的李悝、商鞅、申不害和慎到,而战国末期的韩非则是先秦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1]。

法家的代表人物在当时都是一批锐志改革且卓有成效的政治家。作为法家先驱的管仲(?～645BC)成就最为突出。他治齐40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对外“尊王攘夷”,对内承认土地私有,发展工、商、渔、盐、冶、铁;举贤任能,寓兵于民,对人才、兵役、官吏等制度进行全面改革,收到了富国强兵的奇效,从而使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第一个霸王[2]。

法家的早期代表人物有:子产(约582BC～522BC)于春秋时期在郑国执政26年,作丘赋,铸刑书,将刑法条方铸于鼎,公布于众,择贤用能,使郑国在晋楚争霸中获得生存与发展。李悝(约455BC～395BC)在战国初任文侯相,主持变法,通过“尽地力之教”,实行“平籴”政策,其主张“行之魏,国以富强”,又集诸国刑典编成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典《法经》。商鞅受之以相秦,秦汉以后直至唐朝的刑律大多祖述于《法经》。商鞅(约390BC～338BC),是众所周知的改革家,他入秦变法,“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教民耕战”,“燔诗书而明法令”,主张轻罪罚,同时取消分封制和世袭制,建立郡县制,加强中央集权,为秦王朝统一奠定基础。申不害(约385BC～337BC),为韩昭侯相,主张法治,尤重“术”,要求君主经常监督臣下,考核其是否称职,予以奖惩,使能尽忠守职。他相韩15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使“国治兵强,无侵韩者”。慎到(约350BC～275BC)是法家的理论家,他曾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讲学。《荀子非十二子》称他“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言成文典,反察之”。主张“为人君者不多听,据法倚教以观得失”。他还提出势治”,要君主持权位之势而行法[1]。

韩非(约280BC～233BC)是先秦学说的集大成者。他总结前人法治理论和经验,系统地提出了以名责刑,以法为本,以术治下的刑名法术之学以及以法”为中心,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君主统治术。他主张加强君主集权,剪除私门势力,选拨法术之士”,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禁止私学,励行赏罚,奖励耕战,谋求国家富强。《史记》称他的学说本于黄老而主刑名”,他以法家思想为基础,吸收道、儒、墨各家思想,将先秦的法治思想加以系统化。韩非的学说为秦始皇所赞赏,成为秦统一天下的理论基础[3]。

2韩非的法治”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运用和借鉴早期法家大致分为三派: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韩非集早期法家之大成,主张三者相结合从而系统地发展了法家的法治思想。

而在韩非法”、术”、势”中对现代管理,尤其是现代企业管理最具有借鉴意义的是韩非的法”的思想理论。韩非说:法者,编著之图藉,设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商鞅认为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商君书·定分》)他主张不贵义而贵法”,刑无等级”(《赏刑》)。韩非也强调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这是对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宗法制度的否定。法的主要内容是赏罚”,韩非称之为二柄”,意即国君的两个权柄。二柄者,刑德是也”,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韩非子法治”思想直接后果是导致富国强兵,中央集权加强,使秦综合国力跃居战国诸霸之首,而最终完成统一大业。同时他的法治”思想在当今的经营管理和商战谋略同样具有指导性的作用和极强的杀伤力。法治”思想,我们现把它归纳为四个方面来论述:依法管理、法不阿贵、厚赏重罚、赏誉同轨。同时看看经营管理者在现实商战中如何灵活运用法家谋略思想。2.1依法管理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4]。

【文意】法,明确地著录在官府中,刑罚制度一定要贯彻到民众的思想意识中去,奖赏只给予谨守法令的人,而刑罚施加于触犯禁令的人。

【商战例析】法,是管理的重要内容。管理中也必须有法制管理的思想。

在企业中,存在着众多的关系、矛盾。诸如所有者、经营者和员工的关系,个人与企业的关系,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物的关系,物与物的关系,等等。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企业与外部环境的关系。这些关系的处理,矛盾的调节,需要有一定的行为规范。这些行为规范,有的可以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得以解决,但相当大的一部分需要通过法”来解决。企业中法”的表现形式,就是企业的规章、条例、纪律、政策、条令、指令、计划等等。

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中涌现出的一批独领于一时的著名企业改革家,他们把那些管理无序的企业迅速地引向有序的轨道,靠的正是法制。下面,我们来看其中的实例。步鑫生,是80年代初赫赫有名的企业改革家,原浙江省海盐衬衫总厂厂长。他的改革,从厂风、厂纪抓起,以整顿劳动纪律,为此,对职工上班提出十不准”,即厂内不准随地吐痰,不准打人骂人,不准高声大叫,不准吹口哨;上班不准看报,不准谈天说笑,不准串车间;车间内不准吸烟,不准做私活,不准放茶杯。对违反厂规、厂纪的,根据不同情节给予处罚。为杜绝职工无病装病、小病大养的漏洞,规定除产假、婚假、探亲假、工伤假、丧假可以享受劳保待遇外,一般假每天发放4角钱的生活费。结果,上班时东跑西串、成群扎堆的怪现象不见了,泡病号”的没有了,生产秩序井然,出勤率高达98.5%。

在企业中,只有以法制作为管理的基础,才有可能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甚至在市场角逐中获胜。这样,企业才有可能生存、发展。

法制有它特殊的功能,这种功能是现代管理所不能欠缺的,也是任何其它管理思想、手段无法代替的。但是,世上决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法制管理也不能例外。它也有弊病,其中最主要的是法制管理过头就容易激化矛盾,甚至会危及国家、组织、企业、管理者的生存。正因为这个道理,它应宽猛结合”、恩威并重”,当代企业管理中法制管理的企业文化、行为科学的结合,都说明了这一点。应该说,这种结合,扬长补短,是搞好管理的明智选择。2.2法不阿贵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4]。【文意】法不偏袒权贵,法律的准绳决不能屈从于邪恶,就象木匠用的墨线决不会就弯曲的木料一样。应该受到法律制裁的人,即使他有才智也不能用言辞来辨解、搪塞,即使他英勇无比也不敢用武力来抗争。惩罚非过,不可回避权贵大臣;而奖赏善行,则不可遗漏普通百姓。【商战例析】在中国历史上,一些高明的管理者,正是因为坚持法不阿贵”的原则,赢得了事业的成功。包公之所以被中国人所世代颂扬,极为重要的一点是他秉公执法,法不阿贵。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一些优秀的企业家在制订和执行企业规章时,也都十分注重法不阿贵”的原则。在福建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公司的劳动规则规定:任何职工不得迟到、早退,上班由计时器打卡,只要迟到一秒钟,当月奖金就全部扣除,分文不给。规定宣布后不久,公司一位副总经理上班迟到。总经理当即就扣发了他当月的奖金。这件事,不用通报,也不用广播宣传,很快就在所有职工中传开,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全公司劳动纪律大为改观。

在我国的一些企业中,虽然也有不少的企业规章制度,但这些制度似乎只是对付”普通员工的,对管理者,尤其是中、高层次的管理者,这些规章制度对他们约束力就少。少数管理者似乎只有监督下级执行规章制度的责任,而没有自己执行规章制度的义务。同时,即使在执行规章制度的过程中,也往往对疏远”、卑贱者”严,而对亲近者宽。人情网”干扰了这些管理者的执法。由此,在这些企业中就出现了一批享有法”外特权的管理者及他们的近爱者”。这样的管理,很难使规章制度落到实处,起到作用,影响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2.3厚赏重罚赏莫如厚,使民利之;誉莫如美,使民荣之;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文意】

奖赏不如优厚一些,使民众贪图它;赞誉、表彰不如美好一些,使民众觉得它是一种光荣;处罚不如严厉一些,使民众害怕它;贬斥不如丑恶一些,使众觉得它是一种耻辱。【商战例析】

韩非的厚赏重罚的思想,是在战国时期社会严重动乱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需要拔乱反正的时期,厚赏重罚无疑是可行的做法,是迅速煞住社会上的歪风邪气,使社会从无序转向有序的有力武器。当社会严重混乱,歪风邪气已占优势,形成恶习时,如果不对这种恶习施以重罚,而只进行正常的惩处,是无济于事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拟提倡的新的社会风气,如果不以厚赏加以鼓励,也是难以为人们所接受的。因此,对于在这样历史条件下韩非的厚赏重罚的主张,应该是无可非议的。

在将厚赏重罚运用于现代管理时,是必需谨慎注意的。它的适应范围,大体是两种情况:一是社会、企业整体处于无序状态,百废待兴,需要拔乱反正时;二是需要集中力量打击、煞住某方面的歪风邪气,或者需要集中力量提倡、培育某种新风尚时,可在某一特定的领域、方面有限度地施行厚赏重罚。实践证明,在这两种情况下,实行厚赏重罚的效果,总体是比较好的。

新加坡对环境卫生利用高额罚款的办法,以保障迅速建成优美的城市环境。如在那里,随地丢一个烟头,要罚款1000新元,约合人民币6000元,如此高额的惩罚,使人们望而生畏,效果自然理想。由此也使人联想到北京。在早期,北京市规定随地吐痰罚款5角。由于罚款甚微,很多人对此并不在乎。有的在受到罚款5角后,硬要再吐一口,为了迅速克服随地吐痰的陋习,几年前把罚款涨了10倍,变成了5元。这一下,人们心痛了,随地吐痰的现象在市区主要街道上也就很快消失了。

2.4赏誉同轨刑之烦也,名之缪也;赏誉不当则民疑,民之重名与其赏也均。赏者有诽谤,不足以劝;罚者有誉焉,不足以禁。……赏誉同轨,非诛俱行[4]。

【文意】

刑罚的繁杂混乱,是赞誉失误的结果;奖赏和赞誉不相称、矛盾、冲突,那么,民众就会犹豫不决,因为人们对赞誉的看重和他们对赏赐的看重是相同的,在人们心目中,赏赐和赞誉同样处于重要的位置。如果对于受到奖赏的人,在授奖的同时以加以毁谤,那就不能用奖赏去鼓励人们效仿受奖者的行为。如果对受惩罚的人,在受罚的同时又加以赞誉,那就不能用惩罚来禁止受罚者的错误行为。因此,在实施赏罚时,奖赏要和赞誉相结合,相统一,惩罚要和抵毁、否定的舆论并用。

【商战例析】

韩非的这段话,讲了几个值得现代管理注意的问题。首先,人们求利,重视得到赏。但人的欲望、需求是多样的、多层次的,而决不是单一的。求利、求赏决非人的全部需求,也不是人的最高需求。奖赏是一种激励,是一种强化手段。但是,激励、强化的手段决非奖赏一种。求名,自尊的需要,是人性重要的、较高层次的需要。在一定条件下,这种需要甚至比求利、求赏的需要更重要、更迫切。因此,表扬、批评、毁誉就成为激励的一个重要手段,强化人们行为的有力工具。一个高明的管理者,应该从人的欲望、需要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效的激励、强化手段,去控制、改变、塑造人的行为,而不能只停留在赏罚这一功能上。韩非所说的民之重名与其重赏也均”,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应该说,这一点是符合现代管理实践的需要的,也是和西方出现的行为科学的理论相一致的。

其次,赏罚和毁誉相结合、相一致,才能确保赏罚功能的实现,才能更圆满地实现预期的赏罚功能。赏罚、毁誉两种激励、强化手段同时运用物质、精神两种影响人的思想、行为的力量结合起来进行,当然比其中一种力量孤立运作,效果要好得多。在当今管理中,提倡物质鼓励的同时,要与精神鼓励相结合;在精神激励的同时,要有一定的物质内容。这种倾向与韩非子的不是很吻合吗?

第三,赏罚、毁誉这两种激励、强化手段所激励、强化的方向,必须保持一致。这就是韩非所说的赏誉同轨,非诛俱行”。在管理实践中当运用多种激励、强化手段去激励、强化某一行为时,最忌讳的就是各种激励、强化手段之间矛盾、冲突。如果这样,那么,预期的激励、强化目的就根本无法实现。对于后者,韩非把它的种种表现归纳成两种类型。

(1)赏誉不当”,赏者有诽”。其结果,是民疑”,人们弄不清楚你到底提倡、鼓励什么,打击、抑制什么。而民疑”的直接后果,是奖赏应有的劝善”的功能无法实现。这种情况,在现实的管理中并不少见。如某人由于创造发明,或者在市场开拓上作出了重大贡献,按制度领到了高额奖金。但是,在企业评先进人物时,他不在其中,在光荣榜”上也名落孙山。试想,这种矛盾赏誉,给人什么概念?人们到底该不该向他学习?这个得高额奖金的人,到底是不是领导所肯定的要人们学习的榜样?而这一疑”,高额奖金应有的劝善”作用也就消失。付出了一笔不小的投入(奖金),但毫无产出,不太亏了吗?更有甚者,一边付给此人高额奖金,一边又造舆论,说这个人十分私利,他的一切行为就是为了多得几个奖金,这就是赏者有诽”,被赏者在舆论上成为谋取私利的小人,不仅得不到应有的劝善”作用,反而带来了鄙视这种行为的反面结果,真所谓背道而驰。

(2)罚者有誉”。其结果是不足以禁”。而不足以禁”的直接后果,是邪恶、过失行为不受抑制,频频发生,这样,必然刑烦”,以刑去刑”的目的无法实现。这种情况,在现实管理中也屡有发生。如某人由于某种过失而按制度被处于罚款,甚至是相当数量的罚款。但是在罚款的同时领导又为他辩解,说他是一个好人,只是偶然失误,为他叫屈、惋惜。甚至,在这个问题上刚刚惩罚了他,几乎同时,又在别的场合表扬、赞誉他。试想,如此边罚边誉,它带给人们的是什么信息?应该说是矛盾、混乱的信息。罚,给人传递的是禁”的信息,而誉”带给人的是扬”的信息,在这矛盾的信息中,惩罚的禁恶”、止境内之邪”的功能,被誉”的鼓励、提倡所冲击、掩埋。其结果,必然是不足以禁”。这样,此人的过失无法引起人们注视、自觉抑制。由此,在此人被罚之后,类似的过失决不会因为此人被罚而减少,而是照犯不误。而罚这一措施,除了过失者被罚了几个钱以外,再无任何效果。如此,惩罚这一手段的作用显得不大,这正是为罚而罚”了。

所以,企业经营管理者在运用赏罚手段时,应该做到赏罚同轨,适当分明。

3法家思想历史局限性及在现代管理中的扬弃韩非做为法家集大成者,他关于法、术、势一体的极端专制的中央集权制的管理思想体系顺应了当时历史的需要,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理论基础。

秦朝倾覆后,尤其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法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派,已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但是,在管理领域中尤其在国家管理(治国,为政)的领域中,韩非的管理思想并未退出历史舞台,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韩非管理思想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的作用,功不可没。

但是,在当今民主政治成为世界总趋势的情况下,韩非管理思想体系的本质——极端专制的中央集权,显然已经过时、落伍,成为逆当今历史潮流的东西了。在韩非的管理思想体系中,没有一点点民主的影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是糟粕无疑,在现代管理中丝毫没有立足之地,更无继承、借鉴的必要。

然而,即使在这个问题上,似乎也不应简单从事,并由此引伸出韩非管理思想体系与现代管理无关的结论。

韩非管理思想体系中的治民”、治国”等实质内容,在现代管理中并非完全过时,而仍有现实意义。韩非的治民、治国,是控制被管理者,使他们按管理者(君主)的意志办事。这一点与当今管理系统的本质是对口的。因此,韩非管理思想体系从本质上看,在现代管理中仍有借鉴的价值,有认真扬弃的必要。

韩非所主张的中央、君主对立法权和对官吏执法的控制权的集权,以现代管理来看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尤其对于企业管理来讲,仍然是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设想,在一个企业中,规章制度、条例、纪律、政策的制定权,如果不集中于最高管理层,而由各层次的管理者自行其事,那末,其后果是很难想像的。那样的企业,政令如何能畅通,管理怎能有序、统一?在企业中,立法”以后,执法”的具体工作当然不可能由最高管理层事必躬亲”,而必须由各层次的管理者去实施。因此,执法”权必须相应地授于各层次的管理者。但是,如果

在执法”问题上只进行授权,而没有必要监督、控制,那么,就难以保障执法”权的正常行使。为此,韩非所强调的对执法者的控制权的集权,在企业管理中也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保证所立之法”的顺利、正确地实施,起到应有的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韩非管理思想体系的本质,从总体上看,已经过时。但是,在其内部仍有较多的合理内涵。这些合理的内核,是今天研究、借鉴韩非管理思想的立足点、出发点。

综上所述,管理的现代化必须做到科学化与民族化相结合。因此,推进管理现代化,要对法家管理思想理念来一番科学的吸收与消化。我们既要洋为中用”又要古为今用”,要从法家管理思想体系,从先秦哲人谋略中汲取丰富营养,使我们民族诸多美德、苦干精神、聪明才智与现代科学管理结合起来,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

参考文献[1]马中.中国哲人的大思路[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730～824.

[2]陈世骇.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与现代经营管理[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181～238.

[3]陈荣耀.东方文化与管理[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6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