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世界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18 09:34:04
管理世界论文篇1
1.综合性的体制管理模式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在保护管理体制中所采用的是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综合性组织模式。其中，历史苏格兰（HistoricScotland）是苏格兰政府的执行机构，6代表苏格兰部长7对苏格兰的历史环境进行相关的宣传、推广及保护活动。它不仅负责苏格兰所有的世界遗产地管理，同时也负责与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相应的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实施。爱丁堡市政府（EdinburghCityCouncil）是国家、中央政府的延伸和代表，它主要负责规划开发、土地使用，直接管理、监督和协调各种遗产保护，颁布城市范围内建筑遗产以及世界遗产地的特殊法令等。在市政府机构内部有专门的世界遗产官员来处理与世界遗产相关的各项事务，并在进行城市规划系统的审批阶段起到关键的作用。8这两者作为主导，负责了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宏观层面的政策法规与大部分资金拨款。同时，爱丁堡老城新城还设有相对独立和专业的咨询执行机构爱丁堡世界遗产信托（EdinburghWorldHeritageTrust）9，它作为第三方中介，专门处理与世界遗产保护管理有关的具体性事务，其与行政机构的紧密联系，内部以职业专家学者为核心组建技术团队，确保可以对各项保护管理项目提供经费保障和实际的技术支持，同时也有效地避免了政府因缺乏专业经验而对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工作造成负面影响。此外，还有科本协会（CockburnAssociation）10、苏格兰建筑遗产协会（ArchitecturalHeritageSocietyScotland）11、苏格兰城市信托（ScottishCivicTrust）12、苏格兰国家信托（NationalTrustforScotland）13等民间社团组织，共同对爱丁堡老城新城进行重要的监督、教育和推广作用。这种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专家咨询机构、民间私人团体同时参与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运作体系模式范围广泛、执行严格，且较为完善，确保了在爱丁堡老城新城保护管理过程中的相对开放性、科学性和公正性。
2完善具体的法律保护体系爱丁堡十分重视在规划系统和调控方面对老城新城的建筑、历史环境进行严格保护管理。其规划政策法令、古迹保护法令、历史环境政策条例主要来自国家、区域、地方三个不同的层级。在国家宏观层面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作为区域和地方的规划政策框架的基本法《1997年城市与乡村规划法（》苏格兰（）TheTownandCountryPlanning(Scotland)Act1997）、《2006年规划法》（苏格兰）（ThePlanningetc(Scotland)Act2006）；专门针对单体建筑、纪念物以及具有独特考古和历史价值地区的保护法律《1997年规划（登录建筑物及保护区）法令》（苏格兰）（ThePlanning(ListedBuildingandConservationAreas)(Scotland)Act1997）、《1979年古迹及考古地区法令》（1979AncientMonumentsandArchaeologicalAreasAct）；苏格兰历史环境保护管理基本政策的指导文件《苏格兰历史环境政策》（ScottishHistoricEnvironmentPolicy）（SHEP）14(2008)；苏格兰政府在土地利用规划方面的政策法规《苏格兰规划政策》（ScottishPlanningPolic）（SPP）15。在区域层面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发展规划》（TheDevelopmentPlan）、《爱丁堡与洛锡安区结构规划》（EdinburghandtheLothiansStructurePlan）。与苏格兰政府国家、区域政策法令相比，由爱丁堡市政府颁布实行的一系列地方性政策法规则更为详细，如《爱丁堡城市地方规划》（EdinburghCityLocalPlan）（ECLP）16、《爱丁堡保护区特色评估》（ConservationAreaCharacterAppraisals）等，它们十分有效地对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建筑以及整体景观环境进行保护，同时也更具有实际操作性。由以上分析可见，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从国家、区域、城市的不同层面，构成相当完善具体的法律保护体系，从根本上保证对世界遗产地建筑环境原真性和完整性的保护，法律内容较为细致、规范，并且具有量化标准，例如，在《规划法》中，不但明确规定了列入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四个要素“必须具有建筑学价值、历史学价值、普遍价值和与国家重要人物或重要时间相关”，而且还细分了相关的时间标准，因此具有很强的操作性。17其次，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均将文化遗产纳入城市规划的范畴，通过对规划开发进行评估控制，来防止对区域内的历史文化遗产造成破坏，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值得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地加以学习。此外，在其法律法规中“保护区”的特色评估政策也十分具有借鉴性，目前爱丁堡共有39个保护区，其中的中世纪旧城保护区、乔治亚新城保护区、迪恩村庄保护区（DeanVillage）以及西端保护区（WestEnd）构成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区域的大部分，对爱丁堡世界遗产地提供了较为完整的保护。一旦世界遗产地内有新开发项目进行申请，保护区的特色评估就可以与现有法定规划政策，具体导则以及特定场地的发展要求等一起，共同建立起框架，来严格评估和控制新项目对保护区特色和形象所产生的影响，同时也对遗产地规划政策以及开发控制决定的建议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3多元化的保护方法策略在完善的体制安排与法律体系基础上，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地还通过多元化的方法策略，积极保护老城新城的历史建筑及景观环境，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和遗产地投资、旅游环境，为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寻求更大的空间。为了复兴世界文化遗产地的的历史价值和提高公共空间景观环境品质，爱丁堡进行了“首都街道”计划（CapitalStreetsProgramme），CastleStreet、St.AndrewSquare、Grassmarket以及RoyalMile、SouthBridge等世界文化遗产地老城新城中的街道广场环境得到了有效的整治和改善（图2）。爱丁堡还进行了店面标志和广告视觉景观控制的项目尝试，即在爱丁堡老城新城最主要的街道RoyalMile沿街区域范围内，所有新店铺采用的标志都需要得到苏格兰政府的规划审批许可，而原有店铺如果会对保护区的特色和形象产生明显的破坏，政府也能够要求其进行去除。同时，爱丁堡也十分注重处理好城市建设发展和文物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取得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共赢。目前，爱丁堡老城新城中约有75%的建筑为A，B，C级登录建筑，相关政策法规的实施以及职业保护专家提供的建议保证了众多法定登录建筑在单体结构、建筑环境、庭院、建筑室内等方面进行整体性保护。18为确保保护工作与新建筑建设之间的协调共生，相关政策从原先登陆建筑以“最佳的使用方式是延续原建筑的设计功能”为主导过渡到以持续合理发展为标准的改建方式，改建中应尽量减少变化，并适应新的抗震、防火、卫生、结构规范等建筑标准，符合无障碍设计标准，使建筑利用在较长的时间跨度内具有适应性。在老城区，一些新建建筑在尊重历史文脉的原则下，采用新技术、材料、建筑语汇反映时代特征，在设计中都很好地参考了老城传统建筑的形式与特色、保存了文化价值的理念，并有机融入其周围环境，保持与历史、景观的紧密联系。它们与老城区历史建筑相互辉映，共同构成爱丁堡独特的城市特色。比较成功的案例如苏格兰国家博物馆、Canongate112、苏格兰诗歌图书馆等（图3）。
4多方位互动式公众教育爱丁堡通过多方面资源的整合，确立了世界遗产层级化教育的原则，在大学、中小学、普通民众等不同年龄段、教育背景层面，构建起一个互动性强、立体多方位的世界文化遗产公众教育网络体系，以此推广世界文化遗产，提高城市历史遗产保护意识和价值观，增强城市公众的文化认同感，对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产生了十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在高校教育和学术研究方面，爱丁堡大学的苏格兰遗产保护中心（ScottishCenterforConservationStudies），设有专门的遗产保护硕士学位。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理论与研究是其中开设的必修课程之一。同时，有关爱丁堡遗产保护管理的研究不断进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世界遗产历史、考古、环境监控报告、气候变化影响、项目保护报告、城市经济发展、游客分析等。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爱丁堡还针对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每十年召开一次国际性的系列学术会议。以上研究为《爱丁堡世界遗产管理规划》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并正确有效地指导了爱丁堡世界遗产教育的实践。针对青少年为核心开展遗产教育也是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主要特点。爱丁堡在中小学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的课程、讲习会、设计竞赛等推广工作，例如CurriculumforExcellence、AuldReekiesession、LOOKINGuP！19等，以此来提升青少年对世界遗产及其价值的认知。这些项目目标鲜明、可操作性强、形式多样生动，通常以爱丁堡世界遗产地研究的某个特定主题为目标，在过程中不仅局限于建筑或历史单一细节内容的讲述，而是将世界遗产地的研究内容与学校实际课程内容相结合，丰富有趣的项目整体策划在读写、艺术、信息技术等多方面均提供了培养学生多种能力技巧的可能性。在普通大众层面上的教育则更为社会化和日常化。爱丁堡主要通过主题展览、大众传媒（电视节目、网站）、导游线路、城市活动、宣传出版物等多种方式途径，来提供多样化信息，增强民众对世界遗产的认知度和热爱感，培养人们自觉保护世界遗产的意识。其中的“爱丁堡开门日”（EdinburghDoorsOpenDays）活动20已成为爱丁堡每年一度最盛大的建筑、遗产、文化节日，DOD其实是欧洲遗产日（EuropeanHeritageDays）21的一部分，在爱丁堡已举办20年，由科本协会组织，与爱丁堡市政府合作，每年向公众免费开放一些最好的，现代的或历史悠久的建筑，其中的许多建筑在平日是不向公众开放或是需要收费的。这些建筑遗产大部分位于爱丁堡的老城和新城，活动历时两天，包括导游、文化活动、展览、讲座等，大大增强了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
二、结语
回顾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与发展，可以看到，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已经从重前期申报、重保护向重后期运作管理、重合理利用的方向发展，随着时代变迁、人们意识深入，以及所涉及领域的不断扩大，21世纪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的内涵与外延都产生了极大的延伸，不断同生态及环境保护、城乡规划全覆盖、城市和谐发展、公众参与等社会发展课题相互渗透，呈现出更为多元化和复杂性的趋势。城市中的世界文化遗产已经被认定作为一种特殊资源，如何使其融入城市生活、成为城市振兴的动力，将成为许多国家关心的问题，并引发各界对于该研究领域的更多关注。我国当前的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尚处于不断的摸索中，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国际经验进行分析总结，并分析这些保护管理模式在中国城市文化背景下的使用条件和适用方式，将对中国现阶段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发展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管理世界论文篇2
卡通，是英语“cartoon”的汉语音译。对于这个词的词源，有两种不同说法：其一是说它来自法语中的“carton”（图画）；其二是说它源自意大利语中的“cartone”（纸板）。
从卡通的词源上，我们就能够确切的获知，卡通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最早起源于欧洲。而在近代欧洲，有两个促使卡通出现的重要历史条件：首先，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壮大了市民阶层的力量，导致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其次，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自由开放的艺术理念开始为社会所接受。这两个条件的相互作用，使得传统绘画走下了中世纪的神坛，日益接民的审美趋向，给以简御繁的卡通画提供了产生的社会基础。同时，作为市民阶层表达自身要求的手段，卡通画也被赋予了更为广泛的政治内涵。
在十七世纪的荷兰，画家的笔下首次出现了含卡通夸张意味的素描图轴。而以法国人奥诺雷·杜米埃（1808-1879）为代表的讽刺漫画家，更是将政治卡通发展到了艺术的高度。时至今日，政治卡通依然是西方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卡通艺术的发展史上，英国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众所周知，英国是最早建立现代议会民主政治的国家，同时也是最早进入产业革命的国家之一。民主政治的确立，保证了人民言论和出版的自由，为卡通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产业革命的兴起，引发了报刊出版业的繁荣，为卡通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证。
早在17世纪末，英国的报刊上就已经出现了许多类似卡通的幽默插图，但是由于缺乏专职画家和固定的艺术风格，因此还算不上真正的卡通画。随着报刊出版业的繁荣，到了18世纪初，出现了专职卡通画家，英国卡通的风格也逐渐定型。与同时期欧洲大陆的幽默讽刺画相比，英国的卡通画较多的取材于社会风情，以幽默含蓄见长。
这一时期，比较有影响的卡通画家包括威廉姆·霍格斯（1697-1764）、詹姆斯·吉尔雷（1757-1816）和托马斯·罗兰森（1756-1827）。这其中，霍格斯的代表作有《浪子回头》和《哈洛特漫游记》等，罗兰森则主要是创作了《辛塔克斯大夫一生的旅行》。值得一提的是，霍格斯等人的作品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单幅画，而是发展成为了彼此关联的系列画，具备了连环画的雏形。
1841年，著名的《笨拙》（Punch）画报在伦敦创刊。这本著名的谐趣性期刊，在卡通发展史上占据着显著的地位。事实上，正是这个刊物的供稿人、著名画家约翰·里奇和编辑马克·吕蒙首次将幽默讽刺画正式命名为“卡通”。同时，这本刊物也是传统的卡通画向连环画过渡的重要桥梁。在早期的《笨拙》画报上，就已经连载了许多与连环画的概念相近的作品。而约翰·里奇绘制的《布瑞克先生历险记》，更是具备了众多连环画的构成要素。
十九世纪末，彩色印刷术的出现引发了出版业的一场革命。相应的，彩色漫画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1901年，著名出版商哈姆士·沃思，在并购了几家杂志的基础上，成立了联合出版公司（简称“AP”），先后出版了《小精灵》、《水泡》、《微笑》、《彩虹》、《老虎提姆》周刊和《丛林狂欢》等漫画刊物。另一位出版商亨德森，也推出了《乐趣无穷》（1906）、《漫画天地》（1909）、《精思妙语》（1910）和《火花》（1918）等杂志。其它如“特莱普斯和霍姆士”公司出版的《烟火》和皮尔逊出版的《大汇刊》等，都不同程度的介入了彩色漫画的出版与发行。
这一时期，英国漫画期刊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刊物的读者定位由成年人逐渐转向儿童和青少年。而AP公司是这个趋势最大的受益者，他们成功的推出了“老虎提姆”的卡通形象，使其一跃成为孩子们钟爱的卡通明星。它的姊妹作《熊娃娃》也取得了不俗的销售业绩。另外，《老虎提姆》的作者之一福克斯·韦尔还创作了《小虎吉莉》和《河马小姐》等少女漫画作品。
与政治卡通和漫画相比，动画片的发展历程似乎更富有传奇色彩。如前所述，动画艺术是现代影视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动画和电影的“史前阶段”，两者却是合而为一的。直到摄影术发明之后，电影和动画才开始分道扬镳。
1895年，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最先向公众展示了他们的“电影机”，并放映了《火车进站》、《海水苑》等影片。现代电影就此诞生。而第一部动画电影却是在十年后才得以问世。其中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动画片高昂的制作成本。时至今日，动画片依然是需要高投入的文化产品。
1906年，在爱迪生实验室工作的布雷克顿（J.StuartBlackton）制作了《滑稽脸的幽默相》（TheHumorousphasesofFunnyFaces），这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动画影片。此后，来自法国的埃米尔·科尔（EmileCohl）进一步发展了动画片的拍摄技巧，并且先后制作了250余部动画短片。同时，他也是第一个利用遮幕摄影的方法，将动画和真人表现结合起来的先驱者。正是因为科尔对于动画片发展的杰出贡献，他也被奉为当代动画片之父。
另一位对早期动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是美国人温瑟·麦凯。他出生在美国的密西根州，早年曾经靠给马戏团、通俗剧团画海报为生，后来成为了报社记者和漫画专栏画家。1914年，麦凯推出了一部剧情动画片《恐龙葛蒂》（GertietheDinosaur）。这部动画片的推出，改变了此前在动画作品中的纯艺术倾向，把故事、角色和真人表演等组织成为互动式的情节，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而憨态可掬的恐龙葛蒂，更是成为了名噪一时的卡通明星。继《恐龙葛蒂》之后，麦凯又制作了《露斯坦尼亚号之沉没》。这是第一部以动画方式制作的纪录片。
温瑟·麦凯的成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他以自己作为漫画家的修养和积累，开创了一种重视角色的塑造、故事结构和通俗趣味的新型动画创作模式。在麦凯之后，美国的动画家们开始走上了一条与他们的欧洲同行截然不同的道路。一个属于新大陆的卡通时代就要到来了。
黄金时代的卡通帝国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卡通艺术的发展水平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而毋庸置疑的是，这种领先是全方位的。
早在1840年，波士顿的DC约翰斯顿公司就发行了名为《克赖斯帕》的单页画报，这可能是最早出现在美国的卡通作品了。此后，随着欧洲移民的不断涌入，原本流行于欧洲的卡通艺术也开始登陆美国。
1880年，美国报业大亨普利策在他的《纽约世界》报上增设星期日特刊，并在其中增加了卡通专栏。此后不久，另一位报业巨头赫斯特也开始在自己旗下的《纽约杂志》和《美国幽默大师》等刊物上定期发表卡通作品。这意味着卡通作品在增加报刊发行量上的作用，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而上述两大报系的强力介入，无疑是给还处在幼年期的美国卡通注射了一针助长剂，自此美国卡通的发展驶进了快车道。
1895年，著名漫画家奥特考特（R.F.Outcault）创作的系列漫画《黄孩子》（YellowKid）开始在普利策创办的《纽约世界》（NewYorkWorld）上发表。但不久之后，奥特考特带着“黄孩子”一起跳槽到了赫斯特旗下的《纽约杂志》（NewYorkJournal）。《黄孩子》系列最初的名称是“Hogan’sAlley”，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年纪在六、七岁，身着脏睡衣大脑袋，名叫“MickeyDugan”的小孩儿。
其实，这件睡衣在开始的时候是蓝色的。到了1896年，由于一项新技术的应用使人们能够轻易的将纸染成黄色，Dugan也就此换上了黄衣。后来，奥特考特又在漫画里加上故事主人公的对白，使大家更容易理解故事主题。这也使得《黄孩子》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连环画。
由于“黄孩子”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精明的商人们便以这个形象为基础，开发了大量有关“黄孩子”的周边产品，其中包括玩具、塑像、广告招贴等。尽管“黄孩子”也经历了许多的波折，但是在它首次面世后的第七年，即1902年，《黄孩子》系列终于出版了单行本。应该指出的是，《黄孩子》的成功不但促进了美国卡通漫画的发展，而且为漫画作品的商业运作提供了经典范式。
在整个二十世纪初，卡通漫画始终在寻找与美国文化的交汇点。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和令人难忘的卡通形象。不过，直到三十年代初，美国卡通漫画的黄金时代才真的来临。
对于“黄金时代”，有这样一个精辟的描述：美国漫画的黄金时代就是超级英雄在廉价画报上横行的时代。众所周知的，诸如超人（SUPERMAN）、蝙蝠侠（BATMAN）、闪电侠（FLASH）、潜水侠（AQUAMAN）等众多的超级英雄形象都产生在这个时期。这些超级英雄的共同特点就是拥有健美运动员般的身材，常人无法具备的超能力，不断打倒邪恶又强悍的敌人，拯救世界。而其中最具代表性和持续影响力的，恐怕就要算是超人和蝙蝠侠了。
《超人》的主角是一个来自氪星球、具有超能力的外星人克拉克。在他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便乘坐太空船从氪星来到地球，并被善良的肯特夫妇收养。长大后，他开始发现自己拥有地球人不具备的超能力。为了掩饰身份，克拉克从偏僻的小镇来到了大都市，并在《星球日报》担任编辑，从而结识了年轻貌美的女记者露易斯。从此以后，每当城市的安全和秩序受到恶势力的威胁时，总会有一个披着斗篷、身着紧身衣的飞天英雄及时显身，拯救那些陷入危机中的人们。不过，大多数情况下，超人的主要任务都是英雄救美。
《超人》系列最先在《动作漫画》（ACTIONCOMICS）第一期上发表，并迅速风靡全美。1939年1月16日，《超人》开始在报纸上连载。到1941年，已经有超过三百种报纸每日连载《超人》漫画。而以“超人”为主题的动画片、电影和电视剧，更是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层出不穷。毫不夸张地说，“超人”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标志。
几乎是在超人取得成功的同时，“黄金时代”的另一位超级英雄蝙蝠侠也走入了人们的视野当中。
蝙蝠侠原名叫做昆布西，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富豪家庭。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被歹徒所杀，因而变成孤儿，由管家抚养长大。长大后，他发誓为铲除罪恶而战。于是，他便成为了身着蝙蝠装的蒙面豪侠。除暴安良，制裁法律的漏网者成了他最重要的使命。
蝙蝠侠的故事最早出现在《侦探漫画》（DETECTIVECOMICS）的第二十七期上。与超人相比，蝙蝠侠是一个没有超能力的普通人，这也正是他的魅力所在。而蝙蝠侠用于对抗邪恶的主要工具是各式各样的科技发明，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那辆万能蝙蝠车。
在黄金时代的众多超级英雄中，神奇女侠（WONDERWOMAN）可以说是一个“另类”。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打破了此前男性对于超级英雄形象的垄断，更为重要的是，她的出现彻底重构卡通世界中两性秩序，使得女性角色不再只是男英雄们的附庸，而真正成为主宰故事的主角。因此，当“神奇女侠”系列于1941年底在《全明星漫画》（ALLSTARCOMICS）上推出后不久，便受到了众多女性读者的热烈欢迎。
漫画英雄的出现绝非偶然。事实上，它是漫画艺术与美国文化碰撞的必然结果。美国文化的核心就是所谓的“个人主义”。这是一种以崇尚个人奋斗和强调优先保护个人利益为要旨的文化。出于这种文化背景，特别是在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和二次大战给美国社会带来剧烈冲击的情况下，人们欣赏和渴望“救世主”式的超级英雄，将他们看作是希望和力量的象征。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这样的人物，于是人们便转而在杜撰的世界中寻求精神寄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社会经济不但没有被战争拖垮，反而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和壮大。由于战争而激发出来的爱国主义成为了当时美国文化的主流。于是乎，漫画中的超级英雄们也纷纷投入了保卫国家、反对纳粹的战斗中。“黄金时代”也迈向了巅峰。
随着卡通漫画在美国社会中的影响力日趋增强，美国漫画的发展也逐步走向了多元化，出现了教育漫画、科学漫画、西部漫画等新题材。与此同时，一味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炒作，使得美国漫画中的暴力、色情等不良因素激增，有的漫画出版物甚至赫然标明“儿童不宜”。由此，漫画业成为公众和舆论抨击的焦点，并最终导致了“黄金时代”的没落。
1945年春，弗雷德里克·魏斯曼博士的《引诱无辜》一书出版。魏斯曼博士是一位在当时的社会上相当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政界的知名人士。他始终坚信“充斥着暴力和阴暗内容的漫画，是助长青少年犯罪和社会混乱的根源”。虽然事后的调查表明，魏斯曼博士的绝大部分论断都是缺乏事实根据的，但这本书的出版恰恰迎合了当时主流舆论对漫画业的广泛批评，因此立即得到了各界的支持和肯定。一时间，漫画成为了超级禁书，人们时常用谈论的口吻来谈论漫画。
1954年4月，美国联邦参议院青少年犯罪调查委员会针对漫画对青少年的影响问题举行公开听证会，魏斯曼博士以证人的身份出席。他声称：漫画是玷污儿童纯真，引发少年犯罪的罪魁祸首，相对于漫画而言希特勒只是小儿科。“孩子们往往从四岁开始，就遭受到漫画的毒害。”他甚至要求马上禁止漫画的出售。
虽然，这次听证会没有能够形成一个明确的结论，但是参议院最终还是要求颁发一个检查标准，杜绝漫画中一切可能毒害青少年和败坏道德的内容。这其实就是在舆论上宣判了“黄金时代”的死刑。在参议院听证会后不久，漫画出版商们在1954年10月26日成立了“美国国内漫画杂志联合会”，并制定了“联合会内部检查标准”，还要求在此后出版的漫画封面上明确标明限制等级。
这无疑是一个对美国漫画业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由于这个多少有些矫枉过正的标准，此前畅销的恐怖、警匪类漫画几乎绝迹；西部漫画中的牛仔们也不得不大幅收敛，肉搏和枪战的场面明显减少；甚至于搞笑动物漫画里的“暴力”举动也变得畏首畏尾。许多出版社和漫画刊物因为发行量的急剧下跌而破产，大多数职业漫画家迫于生计压力也不得不转行。当然，像《美国上尉》的作者乔·西蒙这类少女漫画作家，也因为超级英雄的缺席而一度走红。不过，从整体上看，美国漫画业还是因此而元气大伤，虽然日后有所恢复，但终究还是没能重振昔日雄风。
与美国漫画业一波三折的发展历程相比，同时期的美国动画业却始终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而要回顾这段历史，就不能不提到沃尔特·迪斯尼和他的迪斯尼公司。
事实上，在沃尔特·迪斯尼之前，美国已经拥有了不少杰出的动画家，但是作为后来者的沃尔特却是真正促使美国动画业走向飞跃的人。因此，我们有足够理由认为“沃尔特·迪斯尼是动画史上的第一位大师”。
1923年，年仅22岁的沃尔特·迪斯尼告别了故乡堪萨斯，动身前往好莱坞寻求发展。那时的好莱坞是一片创业的热土，而此时的电影仍处在默片阶段，至于动画片也只不过是摆在电影开演前的助兴节目而已。在那里，他白手起家，以仅有的3200美元注册成立了“迪斯尼兄弟动画制作公司”。在沃尔特来到好莱坞的这一年，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动画作品——由真人和动画人物合演的无声动画片《爱丽丝在卡通国》。
在好莱坞的最初几年中，迪斯尼和他的公司渐渐的站稳了脚跟，但是在1927年沃尔特遭受了他事业上的第一个沉重的打击。这年，他创作的第一个广受欢迎的卡通人物“幸运兔奥斯华”被发行公司用欺骗的手段夺走，公司因此几乎陷入绝境。恼火而无奈的迪斯尼踏上了返回故乡堪萨斯的列车。然而，正是在这次返乡的旅途中，沃尔特的头脑中出现了一只活泼可爱的小老鼠。后来，沃尔特的夫人给这个崭新的卡通形象取了个响亮的名字“MickeyMouse”！这就是日后享誉世界，为各个国家的儿童所喜爱的卡通明星——米老鼠。
米老鼠的出现，固然为迪斯尼公司提供了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然而，要使米奇和他的伙伴们成为人见人爱的超级明星，迪斯尼公司还必须有新颖的制作理念。而新理念的核心就是重视剧情的设计和不断创新。
在迪斯尼之前，动画片作为普通电影放映前的垫场节目，往往只看重视觉效果而不太注意故事情节的安排。迪斯尼的米老鼠系列则反其道而行之，在制作的初期就对作品的情节进行周密的安排，让短短七八分钟的小片子变得非常引人入胜，再加上制作精良的画面，迪斯尼的动画片一下子就甩掉了几乎所有的竞争对手。
除了先进的创作理念，对创新的敏感是迪斯尼的另一张王牌。20年代中后期，电影告别了默片时代，有声电影的出现引发了整个电影业的革命。沃尔特敏锐的察觉到了变革的来临，开始尝试制作有声动画片。1928年11月18日，作为电影史上的第一部音画同步的有声动画片，《汽船威利号》在纽约市的殖民大戏院隆重首映，并取得成功。
到了1932年，迪斯尼又推出了第一部彩色动画片《花与树》（FlowersandTree）。除了预料之中的轰动之外，它也为迪斯尼赢得了奥斯卡动画短片奖。五年后，即1937年，迪斯尼耗费数年时间精心打造的第一部全动画卡通剧情片《白雪公主》（SnowWhiteandtheSevenDwarfs）上映。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动画片，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且因为这部作品所取得的巨大商业成功，使得迪斯尼的制作计划开始向长片倾斜。
紧接着，在1940年里，迪斯尼公司连续推出了《木偶奇遇记》和《幻想曲》两部动画长片。其中，《幻想曲》更是被视为现代动画片的经典之作，推出伊始便获得了广泛赞誉。在不断推出新作的同时，迪斯尼的卡通明星阵容也不断扩充，除了米老鼠之外，米妮（Minnie）、布鲁托（Pluto）、高菲（Goofy）和唐老鸭（DonaldDuck）等新形象也陆续出现在了迪斯尼的动画片中。伴随着不断涌现的优秀作品和卡通明星，迪斯尼公司终于在40年代初确立了它在卡通帝国中的霸主地位。
对于整个美国动画业而言，迪斯尼的成功具有巨大的示范和推动作用。由于动画市场的扩展，许多新动画公司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此时的好莱坞已经是全美、乃至全世界动画业的中心了。凡·伯伦制片厂（VanBeurenStudio）就是这些新动画公司中的一员，在他的旗下同样聚集了一批优秀的青年动画家。
在30年代后期，这家公司推出了著名的系列动画片《汤姆猫和杰瑞老鼠》（TomandJerry），并获得成功。另一家有影响的动画制作机构是华纳制片公司在1934年创立的动画部，主要作品包括：《猪豆子》(PorkyandBeans)、《达菲鸭》（DaffyDuck）、《邦尼兔》（BugsBunny）等系列动画片。与迪斯尼的米老鼠一样，它们也都是尽人皆知的卡通明星。
然而，在迪斯尼辉煌的成功里，危机也在悄然孕育着。成立之初的迪斯尼公司，以艺术和创造为信条网罗了大批一流的动画人才。但是，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壮大，迪斯尼的艺术风格也逐渐趋于固定，迎合观众和市场的需求成为了节目制作的基础和前提。更重要的是，迪斯尼的员工越来越感到，公司的繁荣并没有给他们带来预期的收入增长，不满情绪开始在迪斯尼的内部蔓延。
到了四十年代初，迪斯尼公司属下的动画家们开始筹备成立工会，希望以此来与公司高层对抗，争取提高报酬。可是，高层的态度似乎要比想象中的更为强硬，由此也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口水战”。最终，许多公司的业务骨干负气出走，并合伙成立了“美国联合制片公司”（UnitedProductionsofAmerica，简称UPA）。
虽然经历了许多波折，但是沃尔特·迪斯尼和他的公司依然是那个时代无可辩驳的成功者。今天的迪斯尼已经成为了世界性的“娱乐王国”，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上证明了沃尔特的理想和成功是超越时代的。
总而言之，在这一时期，无论是美国的漫画业还是动画业，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围绕着卡通产品，美国的娱乐产业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商业运作体系，实现了卡通自身发展的良性循环。而“美式卡通”也正是以此为基础，才得以实现它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成为了一股不容小视的文化力量。
新浪潮的勃兴
在二战前后，虽然欧美卡通产品依然占据着世界卡通市场的主流，但是由于经济社会和大众文化的变革，卡通艺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多元化的发展态势。无可否认的是，一股卡通业的新浪潮正在兴起，并将席卷全世界。
就在美国卡通走上商业化道路的同时，欧洲的漫画家和动画家们似乎依然在坚守着他们固有的艺术理念。但即使如此，这一时期的欧洲卡通也绝不乏经典之作。
在德国，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漫画大师埃·奥·卜劳恩。卜劳恩的原名叫做埃里西·奥塞尔，出生在德国萨克森州的一个偏僻小镇。后来由于工作变动的缘故，埃里西的父亲携全家移居到福格兰特山区的首府卜劳恩市。而埃里西之所以会用“卜劳恩”作为自己的笔名，也是出于对这座城市的怀念。
在1921年到1933年期间，埃里西以画家的身份发表了大量的卡通画，还为他的挚友、作家埃里西·卡斯特纳的许多作品画过插图。然而，随着纳粹党的上台，德国的社会政治气候迅速右转。因为不满纳粹党的倒行逆施，埃里西创作了一些以纳粹党为讽刺对象的漫画作品，结果招来了纳粹头子约瑟·戈培等人的忌恨。埃里西的漫画作品一度被查禁。
后来，因为当时的《柏林画报》需要一位能够画连载漫画的画家，负责此事的著名作家、出版家和编辑库尔特·库森贝格博士便找到了埃里西·奥塞尔，希望能够由他来承担这项工作。最终，由于《柏林画报》的积极周旋，纳粹当局解除了对埃里西的禁令，但却附加了一系列苛刻的审查条件，并且绝对禁止他的作品中出现任何与政治有关的内容。
尽管如此，埃里西还是在1934年到1937年期间先后完成了200多套作品，这也就是著名的《父与子》系列漫画。在法西斯横行的岁月里，这套漫画作品宛如人性的绿洲，成为德国人民面对残酷现实生活时最好的心灵慰籍，因而赢得了许多人的喜爱。《父与子》被誉为德国幽默的象征，其声望很快就跨出了国界。
1929年，比利时漫画家埃尔热开始创作《丁丁历险记》系列。从那时起直到1983年3月埃尔热逝世为止，《丁丁历险记》先后完成了二十余卷。1986年，作为埃尔热生前未能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丁丁和阿尔法艺术》出版，丁丁系列就此完结。评论界普遍认为，丁丁系列的成功应该归结为作者对于将故事主线和真实背景有机结合的充分重视，因此埃尔热也被称为是“漫画新闻记者”。不管怎样，由于融合了纪实风格和幽默风趣的创作元素，丁丁系列成为了漫画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埃尔热也因此而步入了漫画大师的行列。
就在美国的动画家们尽情享受“黄金时代”的时候，欧洲的动画家们却依然执著于试验与艺术化的道路。这从两者对于同步声音技术的运用上就可见一斑。在美国，人物声音主要用来展现角色的特征和个性；而在欧洲，声音效果却被用来作为实验的“素材”。
事实上，欧洲的动画家几乎将动画片中的画面和音效之间的配合发挥到了极致。这些有益的尝试与探索，极大地丰富了动画片的表现手法，对动画艺术的发展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动画片毕竟是一种需要高投入的文化产品，如果没有完整的产业链条支撑就很难作大作强。随着美国动画片的大举进入，欧洲本土的实验动画也逐渐的凋敝了下去。
也许没有人会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了欧洲动画业一次“中兴”的机会。由于大战的影响，原本连成一片的世界卡通市场被分割成了若干块，客观上刺激了各国卡通业的独立发展。同时，因为许多国家的政府都把动画片作为战争动员和宣传的重要手段，所以开始出现了以政府投资来扶植本国动画业发展的局面。
在战时的英国，新成立的“哈拉斯和巴契乐”动画公司受英国当局的委托，前后共制作了七十多部支援战争的动画宣传短片。这些短片在英国各地的影院和剧场里放映，对鼓舞英国人民的斗志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类似的“战争动画”，也曾经出现在美国、日本这样的参战国家里。战后，虽然不必再将动画片作为战争动员的手段，但是它依然是一种重要的宣传媒介，因而受到政府和民间机构的广泛重视。动画片作为一种媒介被运用在公众关系、企业广告、文化教育，乃至政治竞选等方方面面。这使得欧洲的动画业找到了新的支点。
与西欧国家相比，东欧和前苏联的动画业稍显滞后，但却有着属于自己的风格和体系。亚历山大·巴斯克金、布拉姆帕格姊妹等都是前苏联动画界的杰出代表。其中，布拉姆帕格姊妹在1925年完成《中国烽火》（ChineseonFire），更是为中国观众所熟知。虽然有的西方评论家认为俄国的动画片过于刻板，但是从总体上看，前苏联的动画家还是从本国的丰富文化遗产中发掘了大量优秀的素材，拍摄出了不少优秀的动画作品。
让我们再回到美国。在“黄金时代”末期出现的多元化的风格被新一代的美国漫画家所继承，从而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漫画作品。
1950年10月2日，美国著名漫画家查尔斯·舒尔茨（CharlesSchulz）开始发表他的《花生》系列漫画（PEANUTS）。在那以后的五十年里，花生系列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先后被翻译成21种语言，在75个国家的2600余家报纸上刊登过。漫画的主角小狗“史努比”更是成为了号称拥有“全球三亿五千万忠实读者”的超级漫画明星。《花生》的出现标志着美国漫画业中新势力的崛起。类似的成功范例还包括吉姆·戴维斯和他的《加菲猫》系列。
随着时间的推移，“魏斯曼事件”的影响逐渐淡化，超级英雄的故事也开始回到美国人的生活当中。1956年，在《秀场》杂志的第四期上，新一代“闪电侠”正是登场，从而标志着超级英雄的复归。自此之后，“黄金时代”的英雄们大都重出江湖，而新一代超级英雄更是不断涌现，这其中包括在1962年登场的“蜘蛛人”（SPIDERMAN）、1974年首次亮相的“狼人”（WOLERINE），以及在90年代初出现“鬼面骑士”（GHOSTRIDER）等等。然而，新时代的超级英雄们似乎再也无法找回他们昔日的“雄风”了。毕竟，“黄金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人们对于英雄的渴望也已经逐渐消逝了。
这一时期，美国漫画业发展的另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商业盈利模式的巩固。美国漫画业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初步形成了“漫画作者出版商分销网（含专卖店）读者”的商业运作模式。在战后，这个运作模式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动，所不同的是，销售网络的规模和对读者群的覆盖面有了明显的扩大。而一些原本不大介入漫画销售的普通书店也开始涉足漫画的经销。
如今，美国漫画业年的产值在23亿美元左右，虽然在绝对规模上还相当有限，但利润率相当可观。以美国最大的漫画出版商马威尔漫画出版社（Marvel）为例，该出版社在2000财政年度销售总额为2.31亿元，而净收入总额却高达8890万美元，占销售总额的38.9%。除了漫画期刊和图书出版以外，对于漫画周边产品的开发和知识产权的再开发（形象授权）也正在成为美国漫画业新的利润增长点。
战后的美国动画界，迪斯尼公司的霸主地位仍然无人能敌。在整个五十年代，迪斯尼公司先后推出了《仙履奇缘》、《爱丽丝梦游仙境》、《小飞侠》等童话题材作品，不但延续了迪斯尼动画的口碑，而且取得了良好的票房业绩。不过，迪斯尼并没有为成功而陶醉，反而不断摸索创新。
他们先后推出了全真人演出的《金银岛》，以现实社会作为动画场景的《小姐与流氓》，以动物角色为主角的《101忠狗》，还有改编自历史传奇的《石中剑》等等。在1964年，迪斯尼公司推出了真人表演与动画相结合的电影《欢乐满人间》，一举夺得13项奥斯卡年度最佳提名。这一切都表明，迪斯尼仍然是一家拥有良好创新能力的动画企业。
在动画领域取得成功的同时，沃尔特又大胆的率领他的公司进军游乐场业。1955年，沃尔特在位于西海岸的洛杉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主题公园——迪斯尼乐园。时至今日，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迪斯尼乐园，已经成为了全世界热爱卡通的人们心中永远的乐土。
就在像迪斯尼这样的老牌动画企业坚持传统动画理念的同时，以UPA为代表的小型动画企业则开始尝试“有限动画”的制作理念。他们不再追求类似迪斯尼动画片的那种高成本、大制作的华丽场景，转而采用低成本的制作策略，并通过故事情节的精心设计和音响效果来弥补视觉上的不足。
事实证明，这种前卫的理念是有价值的。特别是在电视作为崭新的大众传媒兴起之后，原本在电影院中放映的动画片，和其他类型的影片一样受到了强大的冲击。而凭借着“有限动画”的理念，动画片开始逐渐适应电视节目的播出要求，进而成为各大电视台争夺收视率的王牌节目。随着电视动画片市场的扩大，几乎所有的动画公司都把主要精力转向了电视动画的制作，电视机里的动画世界也因此而变得绚丽多彩。
到了二十世纪末，随着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的兴起，动画片的生产和制作面临新的革命。迪斯尼公司再次充当了新技术的弄潮儿，推出一系列大制作的动画巨片，包括取材于安徒生童话的《小美人鱼》（1990）、根据阿拉伯古典名著改编的《一千零一夜故事》（1992）、根据莎翁名著改编的《狮子王》（1994）、反映早期北美殖民生活的《风中奇缘》（1995），以及第一部全部采用数字技术制作的动画片《玩具总动员》等等。
这些动画大片的推出不但体现了迪斯尼驾驭新技术的能力，而且还引发了“剧场传统”的回归，人们不再守着家里的电视机而是买票到影院里去观看动画片。这是电视取代电影成为最重要的动画媒体之后从没有过的现象。另一方面，以“梦工厂”为代表的业界新锐也在与迪斯尼的竞争中逐渐崛起，不断为世界各国的卡通迷们奉上精美的“动画大餐”。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非欧美国家的卡通业也正在获得长足的发展，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以中、韩、日三国为代表的东亚卡通业的崛起。在中国，“中国学派”的出现，把民族文化与动画艺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部部美轮美奂的动画精品，在世界上为中国卡通界赢得了尊重与赞誉。
韩国的卡通艺术基础相对薄弱，但是通过与日本卡通界的交流与合作，也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风格和影响。日本卡通业在经历着半个世纪的高速发展之后，不但确立了独具特色的卡通风格，而且还建立了完整的产业链条，成为日本文化娱乐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推进，日本卡通也正在以新的姿态走向全世界。
结束语
对现代卡通艺术发展历程的简要回顾，有助于我们把握其中的规律性因素。从宏观上看，现代卡通艺术是一个系统的文化产业，它的发展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经济水平与大众文化消费观念。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的卡通事业希望取得快速发展——甚至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就必须首先从建立完善的产业链条开始做起，逐步实现卡通产业投入与产出的良性循环。
卡通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已经超过了一个世纪。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卡通始终处于产业化的边缘，没有能够实现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值得欣慰的是，近十年来，中国的卡通业也正在朝着“产业化”和“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这让所有关心中国卡通的人都看到了希望。然而，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中国卡通业也无可避免的要面对众多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而如何处理和应对这些新问题和新情况就成为了中国卡通业的当务之急。
管理世界论文篇3
[关键词]《士兵突击》此者他者
2007年的暑假，有一部军旅题材的影片引起了犹如“超女”般的追捧——《士兵突击》是一部记载了普通士兵的心路历程，讲述一个中国军人的传奇故事，构造出一个纯“爷们”的感情世界。这边没有美女(甚至连一个女性角色都没有)、没有爱情、没有明星的“三无”电视剧一下子冲进了人们的视野，并成为观众所热爱的电视剧，多少有点出人意外。更有这样的评论：男人看了折服，这才是真汉子；女人看了失色，这才是完美男人。这部电视剧热播之后，很多观众成为了这部片子的忠实“粉丝”，并称自己为“兵迷”，其中不乏众多年轻的“女兵迷”。在日韩剧流行、港台剧泛滥的言情电视世界中，为什么一部关于士兵的电视剧会引起这么大的效应呢?本文尝试用女性主义的他者视角来分析。
“此者”是相对于“他者”而言，更多的研究者所思考的是相对性的研究。且学界对于“此者”的研究很多，但是这种提法却很少，主要是基于女性主义的“他者”视角。对于他者内涵的探讨，较早出之波伏娃的《第二性》“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则是他者。”此后的研究中认可了女性作为他者是相对男性作为此者而言，两者之间虽有相互性，但并不是他者在把本身界定为此者的过程中树立了他者。这也就是说，他者是被此者界定的。而《士兵突击》这部影视作品所构造出来了一个纯“此者”的世界，而在众多“他者”眼中，“此者”又是被“他者”所建构。也这是这样一种两者互相建构的过程中，《士兵突击》取得了成功。两种气质(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常会相提并论，而且具有内涵往往也是两者相对而言。女性气质指由社会文化所建构的女性形象特质(如：被动、依赖、柔弱等)，这些特质包括了对男性的性吸引力。而男性气质则指社会文化中男性被界定应有的生理和行为特质(如：强壮、勇猛、刚强等)。这二元观不但是社会关系的结构，也会影响个人心理的发展(如：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并非永恒不变和各地皆然，而是在不同的地方、时间，有不同的内容。《士兵突击》在剧情上，又紧紧扣住一个最为关键的因子——气质，剧中都为男性，男性所具有的刚毅和坚强等气质特征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不乏柔弱和敏感等女性气质因素的一面。正是这种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碰击，并且被赋予在传统的强者——士兵身上则更是一种升华。
剧中所描述的是“此者”的军旅生活《士兵突击》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一个叫许三多的农村“傻”孩子被父亲逼迫参军，成了一位“钢七连”的兵，然后在魔鬼般的残酷艰苦训练中出尽洋相，逐渐磨练成全团的尖子兵，并成为兵梦寐以求的“老A”。但是在一次执行任务中失手杀了人，他迷失了方向，此后又在连队里找回了自我。其实故事不仅仅就是许三多一个人故事，而是在他周围一群兵的故事。在许三多成长的过程中，每一位曾经给予他帮助的兵，都展示出“此者的女性气质”一面。
整个电视剧一直以部队为场景，描述了一群当兵人的故事，虽然故事的主角是一个“中国阿甘”式的人物，但是所展示出来的却是柔情似水的战友情。特别是在钢七连解散、善良的史班长、真男人伍六一以及硬汉袁朗的身上，看出的是那种本不该是男性所具有，但是却又着实让人感动的气质——阴性气质。
如果说钢七连解散时，和别的连搭伙的连长和三多执着的吼着钢七连的歌时是将男人的阳刚与无奈发挥到了极致，那么史班长对许三多父亲般的教导则是一种真挚的善良，他所代表的是军营里最温情最善良的部分。善良到面对许三多这样一个呆头呆脑死不开窍的家伙，他生生的得罪了全连的人：善良到为了一个承诺，他能陪上自己的前途。他是一个永远都会为别人着想，可却将微笑之后的苦楚独自扛下的人。复员前长安街的车里，他在连长的怀里放声大哭，像个孩子一样，哭出了他所有的苦楚和对军营的眷恋，也哭痛了所有人的心。这似乎本不该作为一部军旅题材的电视剧所应该展示出来的，可是《士兵突击》却真实地展示了那份柔情，并且博得了众多观众的心。
伍六一和袁朗在剧中所要体现的正是男性所具备的完美气质，刚毅、硬朗、坚强、勇敢，似乎他们都是男人中完美的典范。伍六一的感动在为了帮许三多劝他爹回家，无悔的背负起军旅生涯中唯一的一次记过处分：在于老A选拔的最后关头达到高潮，瘸了一条腿的伍六一不愿被同情，不愿成为负累，在挣脱不了许三多的时候，毅然拉开了求救弹，在弥漫的黄烟里，竟如胜利般狂笑：“跑不动了!弃权了!”摔倒在地的他将求救弹扔向已经惊呆了的许三多：“跑!你看我已经被你逼成什么样子了!跑啊!”当许三多顺利到达，躺在担架上被抬走的伍班副向许三多招着手，脸上的笑却是那样纯那样美。
袁朗的角色可以用完美来形容，他深刻地认识到每个人不同的品质，并帮助他们成长为一名名绝佳的战士。特别是在狙击成才时的乍现锋芒、面对许木木的穷追猛打却放弃出枪机会时的惺惺相惜、即使成为俘虏也仍然保有的淡定从容以及卸去伪装后的英气逼人，让你立刻便被吸引。对许三多，他是唯一一个坚定地相信许三多的人，并且始终如父兄般关爱帮助许三多，使许三多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军人；对吴哲，面对其指责，他真诚宽容，且由衷的赞赏；对高城，棋逢对手的他说：“我酒量二两，跟你喝，舍命。”这是一种为知己两肋插刀的气概。这里流露的是一份新老A们尚无法体味的战友情浓。在塑造硬汉的时候，袁朗也展示了柔情的一面，特别在夕阳下，谈到自己那份罗曼史的时候，又让你觉得这男人是真性情。
管理世界论文篇4
[关键词]WTO；国际直接投资；以市场换技术
通过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引入世界先进技术进而提高我国整体技术水平即“以市场换技术”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我国吸引外资的重要目标之一。目前学术界对“以市场换技术”尚未有规范的界定，从字面意义上看，所谓“以市场换技术”是指通过向外国产品出让国内市场份额以获得国外先进技术从而提高国内技术水平的策略。此处所指外国产品既可以指进口的国外产品，又可以指在国内生产的外国品牌的产品。这样，“以市场换技术”可以分为两种形式：进口商品或产品销售方式、外国直接投资(FDI)方式。在进口商品或产品销售方式下，由于进口商品中固化和隐含着国外先进技术，进口能引起对进口商品的逆向工程和仿制，产品销售能够获得外国企业在售后服务、技术等方面的培训支持，从而使得制造该商品的技术得以在国内生成和发展起来。在国际直接投资方式下，东道国可以从三个方面获得技术：跨国公司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会将先进技术转移给东道国的分支机构；外国直接投资可能会将技术转移给东道国独立的分包商；外国直接投资还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从而提高东道国生产相似产品的竞争力乃至整个产业的技术水平。通常所说的“以市场换技术”一般是指外商直接投资方式的“以市场换技术”，本文分析的重点也在于此。
一、对加入WT0前“以市场换技术”的简要回顾
为提高“以市场换技术”的效果，我国一方面给予外商投资企业许多政策优惠，例如，在部分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外资企业可以享受15%的公司所得税(同期国内企业税率为33%)，对于投资高新技术行业，或者出口产品占全部产品70%以上的外资企业，在上述政策到期后的3年里继续享受减半征收公司所得税的优惠。另一方面，又在某些方面对外资给予一定限制，而这些限制措施往往又是给予优惠待遇的前提条件。这些限制措施主要包括当地含量要求、贸易平衡要求、外汇平衡要求、国内销售要求、技术转让要求、汇款限制要求以及当地股份要求等。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在2000年底修改前就明确规定，设立外资企业，必须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或者产品全部出口或者大部分出口。再以汽车产业为例，1994年《汽车工业产业政策》明确规定了产品的国产化要求，并将国产化进度作为发展第二车型的条件；严禁以SKD(散件组装)、CKD(整件装配)方式组织生产；为提高国产化率，制定了分级关税优惠税率，外国投资的整车国产化率必须至少达到40%，才能享受关税减免待遇；为了保证中方在合资企业和汽车行业中的控制力，《汽车工业产业政策》规定，合资、合作企业的中方所占股比不得低于50%，外国(或地区)企业同一类整车产品不得在中国建立两家以上的合资、合作企业。对技术转让的强制要求能够直接促进跨国公司向国内转移先进技术，而股权比例、当地成分、外汇平衡、贸易平衡等规定则能够促进跨国公司的技术向国内合作方以及上下游配套企业的转移和扩散。
“以市场换技术”的效果是与东道国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状况密切相关的，国内市场竞争越激烈，外资越有可能转移先进技术(王洛林等，2000)。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政府开始注意引导外资企业形成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局面，并收到较好的成效。例如，90年代中期之前，我国汽车行业的外资企业很少，国内少数几家合资汽车厂商几乎处于垄断地位，跨国公司利用比较落后的技术即获得可观利润。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7年以来，国外著名汽车公司几乎都进入我国，为了维持和获得竞争中的优势地位，跨国公司加快了在中国技术更新的步伐，纷纷将最先进的车型向我国转移，例如，在引入上海别克、广州本田雅阁后，原一枝独秀的德国大众迅速将先进的奥迪A6引入一汽大众，将帕萨特引入上海大众，技术水平从B2级的桑塔纳一下跃升三个等级。
此外，我国政府对国内企业的创新活动给予了大力支持。近20年来，我国人大、国务院及有关部门了115项有关技术创新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其中与产业技术创新支持政策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共15项，为企业的研发活动从财政拨款、税收减免、贴息贷款等方面提供支持。由于国内技术水平越高，外资越有可能转移先进技术，因此，这些研发支持措施客观上也起到促进外资向国内转移先进技术的效果。
二、加入WT0后“以市场换技术”环境的变化
l政策环境发生变化
(1)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发生变化。WT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对东道国在对外国投资者在投资方面所采取的各种政策措施进行了规定：凡不符合关贸总协定的国民待遇原则或禁止数量限制原则的投资措施，各成员国应禁止使用。这样，加入WTO前在引进外资时附加的当地含量要求、贸易平衡要求、外汇平衡要求、国内销售要求、技术转让要求、汇款限制要求以及当地股份要求等限制措施必须予以取消。按照WTO规则和“入世”承诺，2001年以来，我国对外商投资法律法规进行了全面清理，主要包括：①对外商投资法律法规中不符合WTO规则的内容进行了修订，先后修订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经营企业法》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或实施条例，取消了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平衡条款、“当地含量”条款、出口业绩要求和企业生产计划备案条款等。②2002年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新《目录》明显加大了对外商投资的开放程度，例如，鼓励类由186条增加到262条，限制类由112条减少到75条；放宽外商投资的股权比例限制。③出台和完善了《关于设立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的暂行规定》、《关于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若干意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吸收外资参与资产重组与处置的暂行规定》等一系列外商投资政策和法律法规，为外资企业购并内资企业和上市公司扫除了政策障碍。
(2)技术创新支持政策发生变化。WTO《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议》对WTO成员国产业R&D所允许补贴的范围、强度和合法成本类型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从性质、目标和数量上是否具有贸易扭曲效应出发，将政府补贴分为被禁止的补贴、可的补贴和不可的补贴三大类，又称为“红灯”、“黄灯”和“绿灯”条款。绿灯范围包括对落后地区和环境问题的资助、基础研究、资助比例小于50%的前竞争开发活动和产业研究(俞文华，2001)。加入WTO后，我国政府必须对技术研究开发活动的补贴的范围、方式、强度做出重大调整以符合绿灯条款要求。这就意味着我国政府要减少对自主研发活动的支持范围，从而可能削弱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以竞争换技术”的效果也可能因此大打折扣。
2.跨国公司行为发生变化
(1)独资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独资企业新设数量和投资额所占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1997年中国新批准外资项目中独资项目数量就开始超过合资项目数量；从1998年起合同外资金额中外商独资企业一直多于合资企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则从2000年起独资企业超过合资企业。独资企业项目数、合同金额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从1994年的27.4%、26.5%1-升到2002年的64.9%、69.2%；实际使用金额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从1997年的35.8%上升到2002年的60.2%。2002年，独资企业项目数是合资企业项目数的2.5倍，独资企业合同金额是合资企业合同金额的3.1倍，独资企业实际使用金额是合资企业实际使用金额的2.1倍。独资企业已经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
(2)增资扩股和并购增加。《关于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若干意见》、《关于向外商转让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政策法规的出台为外商购并内资企业亮起绿灯。2001年以后，不少跨国公司开始采用收购合资企业的中方股份的方式把合资企业转变为独资企业。例如，宝洁公司2000年先后中止与广州浪奇、北京日化二厂的合作，将合资企业转为外商独资企业；2001年10月23日，阿尔卡特通过收购中方股份，拥有股份达到50%+1股，从而获得上海贝尔的控制权；2002年7月，东芝公司收购东芝与无锡华品合资的“无锡华芝”中方股份，并对完成收购后的公司追加4300多万美元投资，由此建立日方独资的东芝半导体无锡有限公司。另外，外国直接投资以前以绿地投资为主，近年来通过并购国内企业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有增加的趋势，例如，爱默生电气斥资7.5亿美元购买了华为的电气业务部门安圣电气。
(3)加大研发投资。加入WTO以来，跨国公司在华设立R&D机构的数量迅速增加。1987年外资在我国成立第一家研发机构，1987—1993年平均每年建立不到一家，1994—1997年平均每年建立5家，1998年建立了11家，而2001和2002两年间建立了19家。到2002年8月底，至少有65家跨国公司在华设立了82家R&D机构，其中31家公司曾入选美国《财富》杂志评选出的1998—2002年财富全球500家公司，它们在华建立了55家R&D机构。我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接受跨国研发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英特尔、NEC、松下电器、SUN、安捷伦、施乐、德州仪器、富士通、北电网络、朗讯、爱立信、诺基亚、三菱电机、阿尔卡特等著名跨国公司均在中国建立了独立的研发机构。
跨国公司投资的独资化、实施并购与加大研发力度是密切联系的。技术的保密性是跨国公司最关心的问题，其竞争优势特别是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优势都与此相关。跨国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可以转让处于任何生命周期的技术，可以转让高新技术，而向合资企业和非附属企业只转让一般性技术和陈旧技术(王允贵，1998)。随着在华跨国公司对合资企业控制程度的提高，一方面他们对技术的控制更为牢固，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更愿意向中国转让新技术或在中国研发新技术。
3.国际产业发展呈现新趋势
(1)全球分工和价值链竞争。一方面，分工越来越细化，企业越来越没有必要也越来越没有可能固守“大而全”和“小而全”的生产方式，越来越多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将其生产过程分解成具体的生产活动(如，融资、R&D、会计、培训、零部件生产和分销)或分解成生产活动的不同环节，并通过业务重组将资源集中于价值链中最具竞争力的部分。产业结构呈现出“微笑曲线””化，制造环节的重要性下降，而研发、营销成为产品价值增值的主要环节。例如，在目前的汽车工业全球化分工体系中，整车制造公司大都将零部件公司从母体中分离。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跨越国界，将分离之后的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佳区位进行配置。从总体上看，研发等“脑袋产业”集中于发达国家，而制造等“躯体产业”则集中于发展中国家(李海舰等，2002)。
(2)研发全球化。虽然研发活动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但随着海外扩展和国际竞争加剧，以及为了获得低成本的研发资源，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某些具有重要市场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设立地区性的研发中心，从而技术与跨国公司R&D活动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研发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在国外的R&D机构数量增加、在国外的R&D投资在其R&D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上升、雇佣越来越多的国外高科技人才以及国外研发成果所占比例的提高(邱立成，2001)。中国国内巨大的市场容量、丰富的工资水平低廉的技术人员，都是吸引跨国公司设立R&D机构的有利因素。
(3)制造和设计模块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模块化成为以盯业为代表的许多产业的发展趋势。模块化之所以倍受关注，是由于今天的产品日趋复杂且速度成为影响企业竞争成败的重要因素，而模块化恰恰能帮助我们处理更为复杂的事务、使平行操作成为可能，并有利于对付子系统的不确定性(青木昌彦等，2003)。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模块化仅仅局限于生产过程中，供应商几乎或根本没有参与过零部件的设计。9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设计过程的模块化显得更为重要，大公司作为系统的总设计师，而将各模块的设计交给其供应商来进行。在模块战略中，模块之间的规则是确定的，而模块内部留有很大的创新空间。这就为参与模块内部设计的供应商提供了接触新技术并进行创新的机会。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模块制造也跨出国界而呈现出全球性。
(4)战略联盟发展迅速。战略联盟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有共同战略利益或资源互补的公司为达到共同拓展市场、共同承担风险和共同使用资源等战略目标，通过各种形式而结成的优势互补或优势相长、生产要素互相流动以及利益共享的合作联盟(肖静华，2001)。由于技术变革速度加快、技术和产品周期迅速缩短以及研发投资额日益增高，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通过建立战略联盟来共同承担研发费用、分散技术发展不确定性的风险，并且战略联盟还有利于跨国公司共同建立行业标准以及适应研发本地化的需要。战略联盟主要是集中于技术变化快、竞争激烈的半导体、通信、汽车、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R&D联盟。企业间的战略联盟大多数是在一些跨国公司之间进行的，多为强强联合，联盟各方的企业一般都具有某个方面的比较优势，有可相互利用之处。
三、利用FDI提高国内技术水平的对策建议
跨国公司在华行为的变化以及国际产业发展所呈现的新趋势，对我国“以市场换技术”战略既有威胁，也是机遇。本文认为，要提高“以市场换技术”的效果，不但要求政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而且要求国内企业在价值链的某些关键环节有所突破。
第一，突破“以市场换技术”的传统思维。外资对华技术转移有两个层面的含义：技术转移到子公司和技术转移到东道国企业。“以市场换技术”追求的是后一层面的效果。但是，技术是跨国公司最核心的垄断优势，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时一般要对先进技术进行控制，技术控制主要体现在一般仅转让处于成熟阶段的技术而不转让处于创新阶段或处于优势的技术，并且往往把最新技术转移给它们的分支机构，而把较陈旧的技术转移给合资公司。特别是在加入WTO以后，一方面中国政府难以通过一些限制性措施要求外资向中国转移技术，对国内企业的研发支持也有所削弱；另一方面，处于控股乃至独资地位的跨国公司对技术的控制更为严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突破对技术只有转移到中国企业才是转移的传统认识。首先，从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的实际过程来看，技术一般是沿着“跨国公司—寸合资企业—合资企业的中方合作者其他企业”的方向流动的，即使是在加入WTO之前，我们以市场换来的技术也是先换到合资企业的。其次，只要转移到中国的技术，就会促进中国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技术转移到中国，就可以认为是一定程度上成功的“换”。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如果仅静态地看，加入WTO后更多的先进技术将被控制在外商独资企业，但是如果动态地看，则这些技术会以种种方式转移和溢出到国内企业，最终提高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因此，新时期的“以市场换技术”，应当在追求外资向国内转移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再追求先进技术向国内企业的转移。
第二，以优惠换技术。给予外资优惠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些优惠措施一般可以分为财政措施、金融措施和其他措施等三大类型。WTO的国民待遇原则要求外资要享受与内资相当的“政策待遇”，但是并未规定外资享受的优惠政策内资是否能享受。因此，对外资实施超国民待遇与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国贯彻国民待遇原则的义务是并行不悖的。当然，“超国民待遇”不应给予所有外资企业或所有行业的外资企业，而应把优惠措施给予那些我国急需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外资的研发部门，以此促进现有外资建立研发机构，提高在华企业的技术水平。
第三，以竞争换技术。我国的实践经验表明，提高市场竞争强度是促使跨国公司转移先进技术的有效手段。在外资企业数量少、国内企业竞争力差、市场竞争不充分的情况下，外资企业即使采用一般的技术仍然可以获得可观利润，因此，没有动力把先进技术向中国转移。反之，有了足够强的竞争环境，外资企业为保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会引进相对先进的技术，从而形成有利于我国技术发展的博弈局面。因此，在引进外资时，应在每一产业领域都吸引多家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形成跨国公司之间相互竞争的格局。同时要促进内资企业快速成长，形成对外资企业的竞争压力。为此，一方面应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把他们彻底推向市场参与竞争；另一方面，要给民营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使其能够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
第四，以技术换技术。发达国家政府出于国家安全和保护国内产业竞争力的目的，会对技术转让进行控制；跨国公司一般也是首先将最先进的技术转让给技术水平相近的发达国家以加强对技术的垄断。由于中国具有庞大的市场，中国在掌握某种技术后很容易形成规模化生产，跨国公司如果不及时提高在中国的技术水平则可能丧失在中国的市场地位，因此，我国技术水平提高对跨国公司是一种潜在竞争威胁。同时，我国技术水平的提高也会促使发达国家放松对相应技术管制。因此国内企业在尖端技术领域的突破可以增强在引进先进技术时与跨国公司的讨价还价的能力，促使跨国公司将比较先进的技术转移到国内。例如，如果中国掌握了0.18微米的芯片技术，则跨国公司由于出口管制放松和出于竞争的考虑很可能会将0.18微米的技术和生产线向国内转移，甚至会转移0.13微米的技术。为此，应加大对符合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绿灯条款”的研究开发阶段R&D投入支持，促进我国技术水平的提高。当然，在分工国际化和产业模块化的趋势下，没有必要追求在所有领域做到技术领先，国家可以重点资助某些关键产业和领域的技术发展，争取在重点领域实现技术突破，在局部实现技术赶超。
第五，企业层面的思考。跨国公司全球分工、联合研发、研发外包等发展趋势为我国企业提供从跨国公司获得技术的难得机遇。但是应该看到，只有当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价值链的某个关键环节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时，跨国公司才有可能转让最先进的技术。从我国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大致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模式：
(1)技术突破型。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只有当技术水平达到一定高度时，才有可能参与到跨国公司的模块化设计和战略联盟等研发活动中去。例如，韩国IT产业经历了20世纪60—70年代的OEM阶段、70—80年代的购买技术许可证阶段，直到20世纪80—90年代技术达到一定水平后，才开始与国外跨国公司以战略联盟的方式进行合作。当前，已有少数国内企业在个别产业或领域，通过自主研发实现了技术的跨越式发展，掌握了国际领先水平的技术，并加入到跨国公司的研发活动中去。例如，我国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通信设备领域的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与TI、摩托罗拉、英特尔、AT&T、ALTERA、SUN、微软等世界一流企业广泛开展了技术与市場方面的合作。
管理世界论文篇5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管理和谐管理管理变革
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管理思想在西方兴起，并迅速向世界蔓延，对长期以来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的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和挑战，它所包含的和谐管理思想对当今组织的管理变革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后现代管理理论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向管理学领域渗透的结果。文艺复兴时期后，西方哲学完成了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折，人的主体意识开始生成，人代替上帝成为世界的主宰。在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性学说的推动下，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实现着对世界的改造。到了20世纪，人类主体主义被进一步放大，人对世界的改造也愈演愈烈，在建立起辉煌的现代文明的同时，人类也将自身推向危险的边缘：人类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人的物欲不断膨胀，以道德滑坡、理想迷失、信仰混乱为特征的精神危机不断加剧……于是，人们开始反思现代性。面对现代社会的危机，20世纪中后期起，一些思想家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现代性学说赖以建立的基础--以人为中心的主体主义和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也就应运而生。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人与世界内其他存在者的关系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同一大家庭中不同成员之间的共生共存关系。“世界的形象既不是一个有待发掘的大仓库，也不是一个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个有待照料、关心、收获和爱护的大花园。”透过其理论核心及其产生背景，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后现代主义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它极力倡导对世界的关爱，倡导和谐。后现代主义试图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主张消除现代性所设置的人与世界之间的对立，主张通过倡导主体间性来消除人我的对立，它所倡导的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成全的关系，这其中包含着鲜明的“和谐”思想。
作为一种泛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起初主要活跃于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在从西欧传入美国后，后现代主义的理念和方法才逐步渗透到管理学领域。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盛行于世界的后现代管理理论，虽然因其范围不同而理论重点与后现代主义有所区别，但它继承了后现代主义倡导“和谐”的思想，以批判现代管理中的不和谐现象为基点，向自泰罗科学管理思想产生以来一起占据主流地位的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后现代管理学否定现代管理学对历史和管理发展规律的乐观描述，关注西方企业组织现代化以后的弊端。它认为，现代企业组织中的个人还被工业化文明的成果所压迫。人成为管理制度的创造物，是被现代文明的产品所异化而存在的。在后现代管理理论看来，传统管理学思想的起点是理性主义的，注重职能的研究和管理的理性面，希望管理学能够步入“精密科学”的圣殿，而忽视管理的非理性主义方面。然而，它却面临基点不稳的问题，整个管理理论大厦出现了倾斜。这个基点就是管理的非理性主义问题之一——组织的价值观问题未能得到彻底地解决。后现代管理理论认为，传统管理学中研究中的泰罗的理性假定的普遍主义实际上给管理学的发展带来了太多的“命定性”的规定，其实质是要将管理的发展“规范化”；把某一特定环境条件下管理发展的特征整理成严格的图式，去套其他不同环境条件下其他企业的管理发展过程。
在现代社会，人类面临的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信息革命、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等正全面、深刻、迅速地改变着世界和人类自身，变化成为后现代社会惟一不变的特征，因此管理的内容也在不断地变化和更新，而从过去的管理历史中按线性规则归纳出的管理原则、管理制度等已不再具有普遍适用性。现代管理理论忽视组织的多元性、差异性，不顾某个组织成功所依赖的具体情境和偶然性，而将其成功经验套用到其他组织的管理中，给人们提供的是一种确定性和稳定性的幻觉。现代管理理论注重管理的理性面而忽视管理中的非理性因素，导致组织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日渐枯竭，组织之间经济纷争和利益争夺加剧，组织内部冲突不断、过度控制而导致组织内的人为管理制度所异化。在后现代管理理论看来，这一切不和谐的根源就在于现代管理理论所赖以建立的普遍主义和理性主义。通过对现代管理理论的批判，后现代管理理论旨在追求一种和谐管理的思想，极力倡导在管理过程中建立起组织与世界、组织与组织、组织与员工之间的和谐关系。
后现代管理理论虽然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注重批判而失于建设，然而它所倡导的和谐管理的思想对当今组织的管理变革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寻求和谐的组织形态变革
在现代管理理论中，组织是一种处于相对稳定态的结构，组织与外部存在着严格的边界，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是竞争性的、“我们与他们”式的关系。组织的这种“结构”概念使得组织难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也导致不同组织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展开激烈的、“你死我活”的竞争，甚至导致组织置信誉于不顾、商业道德沦丧。而在后现代管理理论看来，组织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随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产生、改变或消亡。根据组织的这种“过程”概念，组织的边界是模糊的，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在多数情况下是合作竞争性的、“我们大家”式的关系。在当今社会，组织的经营环境和战略行为日益表现出高度复杂化、不连续性和不确定的特征。新技术不断涌现，市场一体化、国际化日益加剧，产品生命周期趋于缩短，市场需求越来越多样化，这一切要求组织能及时调整自己的边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对组织之间协作经营和资源共享的促进，要求组织改变“小而全”的经营模式而转向按比较优势组织经营。因此，以增强组织适应性、寻求组织与外部环境和谐为目标的组织变革的一个重要趋势应是组织形态的无界化、网络化、虚拟化、联盟化。现代管理理论强调管理幅度，认为一个管理者所能直接管理的下属人数是有限的，下属人数增加到一定程度就会超越管理者有效管理的范围，而且越往高层，管理者所能有效管理的下属越少。因此，组织的人数越多，管理层次一般也就越多。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组织内部结构多为以等级为基础、以命令控制为特征的层级式结构。这种结构以纵向分工为主，将组织划分为若干层次，下一层次接受上一层次的指挥，命令自上而下逐级传达，禁止越级指挥和越级汇报；在同一个纵向层次上又按照职能进行横向分工，横向职能部门之间往往有严格的界限，而且横向部门之间通常不直接进行沟通。层级结构对相对稳定环境下的较小规模的组织而言，或许是一种效率较高的组织形式，然而在当今社会却暴露出越来越明显的不适应性。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组织的跨国经营，出现了一大批超级跨国公司，过多的管理层次使得这些“恐龙”公司难以有效运转。另一方面，快速变化的环境要求组织能够快速作出反应，而层级结构较多的管理层次和较长的信息传递过程往往造成信息不畅、失真，决策迟缓，而且横向部门之间因缺少沟通而导致协调难度较大，这大大削弱了组织的适应能力。要改变这些不和谐状况，必须摒弃层级结构的组织形式。一是要减少组织内部的纵向层次，实行扁平化的组织结构。要减少管理层次，关键是要增加管理幅度，而日益先进的管理信息系统等则为管理幅度的增加提供了可能。二是在横向组织设计上，以跨越职能的任务团队等形式代替按职能划分的部门，根据市场变化的要求组织和协调员工，使员工彼此依赖各自的能力进行动态的多方位的协作，从而增强组织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寻求和谐的组织管理模式变革
现代管理理论倾向于将组织设计成一部结构精密、严格按规则运行的机器，主要依赖于建立在理性权威基础上的刚性制度实施管理。这种刚性管理模式一味地强调科学和理性，而不考虑人性，忽视了管理中人的情感、意志等一些非理性因素，从而造成组织管理与组织员工在一定程度上的对立，使员工产生失落感和不满意，削弱了员工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使得组织目标与员工个人目标产生更大的背离。要消除现代管理所带来的组织与其成员间的不和谐，必须实行刚性管理模式向柔性管理模式的转变。与刚性管理以规章制度为中心、凭借制度约束、纪律监督、奖惩规则等手段对员工实施管理所不同，柔性管理主要依靠组织共同的价值观、文化、精神氛围进行管理，在研究人的心理和行为规律的基础上，采用非强制性方式，在员工心目中产生一种潜在的说服力，从而将组织意志转化为员工个人的自觉行动。要实施柔性管理，一是要关注员工的内心世界，根据情感的可塑性、倾向性和稳定性等特征去进行管理，其核心是激发员工的积极性，消除其消极情感。管理者应尊重下属，善于沟通，对下属员工宽容、仁慈，慎重对待下属的要求。二是要实行分权式的领导方式，向员工授权，让员工参与决策，激发员工的主动性和责任感，使员工能自我管理，自觉把个人意志和组织意志结合起来，从而使每个员工心情舒畅地为组织作贡献。三是实行制度管理向文化管理的转变，这也是柔性管理的关键所在。通过培育组织文化，使员工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行为规范，主要依靠组织文化而非制度对员工实施管理，并在组织和成员间建立起富有意义的合作伙伴关系。
在后现代管理思想指导下的管理变革，其宗旨归结为一点就是改善组织的适应力，增强组织的柔性，以求得组织与社会环境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组织内部结构之间、组织与其成员之间的和谐。这种和谐管理的思想乃是后现代管理理论的建设性向度所在，也是后现代管理理论对管理学发展的积极意义所在。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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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世界论文篇6
三个月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自己有幸成为第十期北京大学北京市公共管理高级研修班的一员，带着领导的重托，同事的羡慕和自己感觉到的压力，再次走进校园，并且是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知识海洋中去洗礼。三个月里，我们接受38位专家学者讲授的44门课程，晚上聆听成功企业家、政客、学术名家的各种讲座20余次。通过上课的认真听讲、互动，业余时间购买书籍、查阅资料，一方面使自己的眼界放宽，思路进一步清晰，另一方面，自己的知识半径延长，未知领域得到拓展，了解一些世界前沿理论与科技知识，可以这样说，一朝培训终生受益。我从内心里感谢区委领导的关怀与厚爱，给我这样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今后我会结合实际工作将所学知识变为实际工作能力，奉献到顺义——绿色国际港的建设当中。
一、所学的知识的回顾
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聆听了王俊宜老教授讲授的《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与科技革命》了解了世界经济发展长周期理论和引领二十一世纪的科学技术；雎国余教授的《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分析》、李左东教授的《世界经济与中国》了解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挑战与机遇；张延教授的《管理经济学》、张波教授的《城市经济学》了解了城市经济如何发展、如何去管理。
在领导艺术和领导方法方面，聆听了郑学益教授的《领导科学与领导艺术》懂得“威而不猛、泰而不骄、欲而不贪、劳而不怨、惠而不费”的领导者美德；卢志明教授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陆存岳教授的《政府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孙东东教授的《领导理念与领导艺术》懂得“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诚待人、以信做人”、“察人之长、用人之长、聚人之长、展人之长”是一名领导者应有的素质。
在现代公共管理方面，聆听了台湾教授要姚惠忠自著的《现代公共关系》懂得现代公共关系的基本原则（记住一二三四五，公关不辛苦）；聆听留美博士于洪波的《现代项目管理》、张璋教授的《公共管理》、王垒教授的《管理心理学》、王思斌教授的《社区建设与管理》、谢明教授的《公共政策分析》懂得“问题到此为止”的管理品牌战略、“把事情一次做好”的降低行政成本意识、政策关注弱势群体等等。
在法律与现行政策方面，聆听了周旺生教授的《人治与法治》懂得制定规章制度应遵守的一般原则；聆听白彦教授的《经济法律理论与实务》、傅思明教授的《依法行政的理论与实践》、马海涛教授的《当前财政政策和财政体制改革》、吴忠民教授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举措解读》、陈少峰教授的《首都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战略定位和基本对策》对依法行政和现行政策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
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方面，聆听了台湾教授张家麟的《周易文化与和谐领导力》、杨利华教授的《儒家精神与现代生活》、程郁缀教授的《中国友道观》、《唐诗赏析》、王博教授的《道家的精神气质》、周建波教授的《儒墨道法与现代管理》、张辛教授的《道&8226;礼与和谐》深刻体会到了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她对当今中国乃至世界所起到的影响作用有了更深的感悟。
在构建和谐社会理念方面，聆听了金灿荣教授的《国际格局的变化与和谐世界理念》、章政教授的《城乡统筹与农村和谐发展》、孙立平教授的《构建和谐社会与利益关系调整》、吴忠民教授的《和谐社会与社会公正》使我懂得建设和谐社会对中国、对世界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在个人成长与发展方面，聆听了张家麟教授的《生涯规划与自我管理》、金正昆教授的《社交礼仪》懂得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要注意自我管理完善美好人生。
二、学习体会
第一、了解世界，感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做一个心明眼亮之人。
通过学习，不仅了解了世界经济发展形势，而且了解了中国目前的经济走势，尤其是学习了经济社会发展“长周期理论”，按照世界专家和国内学者分析，目前世界正处于第五个长周期的开始，经济社会的发展将进一步驶入快道，非常难得的是我们顺义已经提前驶入超高速、跨越式、可持续发展的行列。但与支持21世纪，也就是此次长周期的科学技术相比区域产业结构还不尽合理，这些技术包括：纳米技术、超导技术、生物基因技术、干细胞技术和受控热核技术等。正如爱因斯坦预言：“未来的科学发展，无非是继续向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进军。”现在看来，21世纪是科技微观技术引领经济飞跃发展时期。
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是突飞猛进，最新科技成果，尖端技术不低于世界先进水平，有的甚至超过了一流国家的水平，而在具体应用上还有欠缺。但中国共产党追求更多的是地区间、城乡间的均衡发展，让更多的国人携手共同迈进21世纪，所以出台了一系列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关注弱势群体的方针、政策，并且推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理念，强调不仅经济社会要和谐发展、壮大，而且人类自身也要发展，形成人与人、人与 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自身的和谐发展格局。
明白了发展形势，才能产生无穷的动力投身到这个伟大的建设大潮中。
第二、感知中华传统文化，去粗取精，做一个中华文明的传承者。
中华传统文化从造字、计数、观象到周易，再到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无不体现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仁、义、礼、智、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观念，现在应用到建设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发展仍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也就是说，现代中国，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放到与当今世界先进技术知识传播同等重要位置，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非常迫切的。只有使人们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有了共同信念，产生相互理解，那么，和谐社会的建设也就指日可待了。
我作为一名基层思想政治工作者，在自己身体力行的基础上，将利用负责宣传的优势，进一步深入学习，在理论中心组和每周五机关干部固定学习日上将所学知识进行转授，让更多的干部学习、理解、掌握、运用传统文化中的理念、方法解决现实矛盾。
第三、开发、使用人力资源，强化公共服务意识，做一名合格的基层工作者。
中国人有世界上最高的智商指数，高智商的比例数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力资源相当丰富，进一步将其开发、利用好丰厚的人力资源，我们国家的各项事业将会更加迅速的成长，国家振兴有望在世界第五个长周期内实现。那么，作为中国社会最基层的工作人员，就更应协调好本单位、本部门的人才，在一个宽容的环境、团结的氛围中，“把每一件事一次做好”，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三、学以致用，融会贯通，把知识变为现实领导力
总的来说，三个月的时间里，自己学到了很多令自己终生受益的知识，领导科学与领导艺术、经济运行规律、公共管理、传统文化等等，自己会尽快将其融入到实际工作中，转化为现实领导能力，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为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应有的力量。
管理世界论文篇7
论文摘要：知识管理是当前一种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成为学术界和企业界研究的重要课题。文章对国内外学术界和企业界关于知识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进行了综述和对比分析，发现国外对知识管理的研究已趋于高潮和成熟，而国内对知识管理的认识和研究起步较晚，还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
从人类社会开始，知识就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而不断积累。因此广义地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知识发展的历史，一部知识管理的历史。但是作为一种正规的商务实践，知识从上世纪50～60年代才开始植根于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中。知识管理的本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60年代北美洲的商务实践中。而中国对知识管理的认识和研究起步较晚。中国知识管理理论研究始于1998年。
一、国内外知识管理理论的演进
1.国外知识管理的发展状况。知识管理作为人类的一个活动，早已存在，但是正式用“知识管理”这个词来形容企业的知识活动过程，还得始于美国的管理大师彼得·F·德鲁克。1959年，彼得·F·德鲁克在其《明日的里程碑》（LandmarksofTomorrow）一书中创造了“知识工人”（knowledgeworker）这个新词汇，他认为产业工人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劳动力阶层，这些工人接受了大量的正规教育，具备获得与应用理论和分析知识的能力。同时，德鲁克在上世纪60年代还提出了知识经济的萌芽阶段。彼得·F·德鲁克是公认的当代最伟大的管理宗师，也是最早提出知识社会和知识管理的人。
尽管上世纪50～60年代国外学者就已经提出“知识经济”、“知识工人”等概念。但是国外对知识管理的深入研究和实践，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1989年美国成立了知识资产管理研究会，对知识管理专项进行深入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的一些咨询公司知识非常密集，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内部知识管理活动。这一时期，国外学者写了许多关于知识管理的论著。比如：日本的野中郁次郎（Nonaki，Ikujiro）发表了《知识创新型企业》。在该著作中，他指出：在一个“不确定”是唯一可确定之因素的经济环境中，知识无疑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那个时期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位知识主管（CKO），他就是雷夫·埃德文森（LeifEdvinsson），成为了总部在瑞典的Skandia公司的知识主管。雷夫·埃德文森成立了知识资本研究课题的权威领导，代表作有《发掘隐藏的智力，实现公司的真实价值》。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管理界的精英们开始认识到知识是一个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创新很快被当作企业的一种核心竞争力。
2.国内知识管理的发展状况。20世纪90年代末期，知识管理理念开始在中国传播。从那时起国内对知识管理的研究和实践发展迅速，知识管理成为国内企业家和学者关注的焦点。
朴素的知识管理阶段：1997年两会召开之前，两会代表的桌前都收到了科技部的一个报告《知识经济与中关村》。这份报告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从1995年开始，经过两年的关于知识经济的讨论，在1997年的两会上，关于知识经济的探讨直接引申到中关村关于风险投资、知识型企业、知识资产等中国实际问题的探讨。在这些探讨中，知识管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当时还是一种非常朴素的思想。
进入1999年，关于知识经济的研究和实践逐渐从宏观层次转向了微观领域，学术界开始研究知识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知识管理等问题，企业界也在积极探索如何进行知识管理以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和大好机遇。1999年，许多国外知识管理研究的著作被翻译出版，国内不少学者也敏捷地投入该领域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文章。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将“企业知识管理问题研究”作为2000年鼓励研究领域为标志，国内学术界关于知识管理的研究掀起一个高潮，并将波及到企业界，引发一个企业知识管理实践的高潮。
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在2003年中国知识管理理论与实践专家研讨会上提出了朴素的知识管理思想。其主要的含义是：在企业中，认为企业业务运作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在处理、创造新的知识，知识无处不在。第二，知识能够不断的重用，而且在重用中创造新的知识。企业要不断地提炼自己的知识，要不断地推导积累的知识之间的关系，不断地整理已有的知识，使得知识在重用中创新。朴素知识管理主要强调三个方面：组织分析、信息技术、人。
《IT经理世界》、计算机世界、《首席财务官》杂志、计算机世界网等媒体与国内知识管理领域的领头羊深圳蓝凌公司在京共同举办了“2005知识管理&创新高峰论坛”。本次论坛独家推出了“2005中国知识管理调查报告”。该报告重点调查研究了中国企业知识管理的成熟度现状分析以及中国知识管理调查趋势的分析。报告显示，从整体上来看，中国企业知识管理水平并不乐观。“2005知识管理&创新高峰论坛”的召开成为中国知识管理发展历史中一个里程碑，对知识管理应用和实践将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改革开放30年和中国知识管理10年的节点上，在全球面临金融危机威胁的情况下，2008年中国知识管理论坛年度盛会的召开，将为中国企业的发展和转型提供动力支持。会议探讨了知识管理实施和战略层面上的问题，并探讨了知识管理的评估问题。
知识管理方面的论著大部分是国内学者翻译国外知识管理研究学者的著作。国内学者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乌家培的《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王德袜的《知识管理：竞争力之源》以及王方华的《知识管理论》等。
二、国内外对知识管理的定义
1.国外关于知识管理含义的解释。国外关于知识管理的含义有多种解释。如：美国生产力与质量中心（APQC）认为：知识管理是以增强竞争力为目标的识别、获取和利用知识的战略和过程，这个动态过程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创造、发现和收集公司内部的知识与技能，第二阶段主要是共享和理解收集来的知识与技能以便利用，第三阶段主要是修正这些知识和技能并将其运用于新的环境中。
Wiig认为：知识管理是有计划地、详尽地、慎重地对知识进行架构、更新以及应用，以将组织内部知识相关的效率以及知识资产的获利最大化的过程。CarlFrappaolo认为：知识管理就是通过集体智慧的杠杆效益达到增强响应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学科。
2.国内关于知识管理含义的解释。国内关于知识管理的内涵有多种表述。王方华认为：企业知识管理是把知识作为最重要的资源，把知识和知识活动作为企业的财富和核心，对信息的获取和传播、知识的学习和运用、知识的创新和传播、知识交换及企业内部知识的分享和共享的结构、知识水平的提高进行管理，发挥企业员工和集体的智慧，在知识创新中谋求生存和发展。江文年，杨建梅等认为：企业知识管理是企业管理中的一个系统体系，具体地说就是管理者通过创造一种协作和学习的环境，使得企业中的每位员工能够方便和快速地获取、共享、重复使用企业中的显性和隐性知识，以形成个人知识和组织知识，并由此推动企业中知识的创造和传播，在充分肯定知识对企业价值的基础上，通过支持、激励个人将知识应用、整合到企业产品和服务中去，最终提高企业的知识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陈锐认为：知识管理是一种综合了多学科知识与方法的，通过系统管理组织的知识资源来提高组织效率、反应能力、竞争能力、创新能力和资本价值的信息管理理论与方法，是人类信息管理活动迄今为止最高级的形式和最新的发展阶段。
三、国内外知识管理会议
1.世界知识管理会议。20世纪90年代末，知识管理成为信息学家和管理学家共同关注的焦点。第一、二、三届世界知识管理会议分别于1997年、1998年、1999年召开。第一次会议主要集中于技术问题；第二次会议则主要重视和强调管理问题；第三次年会的主题是:利用最佳的技术和管理使企业价值最大化，评估知识管理对组织的影响。
2.国内知识管理会议。在1997年的两会上，国内学者和专家首次对知识经济和知识管理进行了探讨，当时还是一种非常朴素的思想。
2003年中国知识管理理论与实践专家研讨会胜利召开。研讨会上专家们主要研讨了知识管理的发展、知识管理的实践及信息化等几个方面的问题。“2005知识管理&创新高峰论坛”学者和企业家对国内企业知识管理的应用水平进行了探讨。此次高峰论坛侧重于研究国内知识管理在企业和经济实体中的应用和实践。
“2008知识管理实施论坛”于2008年5月23日在北京顺利举办。论坛总结了中国知识管理十年的成败得失。就知识管理实施的经验、问题和未来的发展进行总结、展望，推动中国知识管理的实施。知识管理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主办的“2008中国知识管理论坛”于2008年12月27日顺利举办。会议主要探讨中国知识管理的未来路径和发展轨迹，涉及到知识管理战略、知识管理实施、知识管理案例、知识管理评估等多个方面。
四、国内外知识管理研究述评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国外的知识管理研究主要是在基于企业的生产实践中不断提炼出的。而国内的知识管理研究则更多的是在基于引进国外知识管理的相关研究。国外知识管理始于20世纪50～60年代，在20世纪80～90年代达到高峰，而中国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关注和探索知识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国外不仅学者非常重视知识管理的研究，而且很多企业已经付诸行动，并取得良好的效果。一些知名的大学和研究所都成立了知识管理研究机构。而中国的知识管理还停留在学术研究上，企业对知识管理的实践少之又少。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将取代传统的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资源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源，知识已经成为企业竞争力的主要源泉。从管理纬度来看，知识管理已经成为优化和提升企业管理的新的管理思想、管理工具。不论对知识经济持何种态度，在管理领域中，知识已经成为企业竞争力的源泉。知识管理成为现代管理的主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介入对知识和知识管理的研究，包括学者、专家、企业家等，为知识管理理论的发展和促进知识管理的具体实施作出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美]卡尔.弗莱保罗著.徐国强译.知识管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
2.彼得·F·德鲁克.杨开峰等译.知识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哈佛商业评论》精粹译丛）,2004
3.陈锐.公司知识管理[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0
4.[美]卡尔·弗莱保罗.徐国强译.知识管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5.王方华等.知识管理论[M].山西经济出版社,1999
管理世界论文篇8
关键词：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管理理性；管理实践；实践理性
“西方现代科学管理模式”是20世纪初从泰罗的科学管理开始，历经了行为管理学派、权变管理学派、系统管理学派乃至现在的学习型组织。但值得深思的是，当今西方众多管理学大师如彼得·圣吉等却对东方圣哲的管理思想推崇有加，这使得身处其中的我们颇为汗颜。德鲁克曾经说过：“管理的本质就在于人性与实践性。” 而我国美学大师李泽厚先生特别提出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恰恰就是“实践理性”。我国传统圣哲管理思想的“内在的合理性”（Rationality）和“现实可操作性”（Feasibility）正是解决管理本质问题的天赐之作。“怀璧外求”不如“返观自求”。
一、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内在的科学合理性和持久的生命力
“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变；不明其得失，无以获从入之途。”历史是对真理最好的检验，不具备科学合理内核的思想是不可能具备持久旺盛的生命力。
1. 我国传统管理思想具有持久旺盛的生命力。
综观人类文明历史，我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中惟一拥有5000年不间断文明史的国家，没有哪个民族和国家能象我国这样历经劫难却依然经久不衰，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性。没有历史实践检验的理论，是应该审慎对待的。我国封建社会结构5000年来的超稳定性，这无疑是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内在合理性最有力的证明。一种文明只有具备了与客观规律相一致的内在合理性，才能真正地持久稳定。明“道”和顺“道”正是我国传统管理活动的根本思想，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推天理，明人事”我国管理思想恰恰是把宇宙的自然规律科学合理地运用在人文社会上，而西方的科学思想仅过分注重在自然世界的把握上。如果说牛顿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对自然规律看得更为深远的话，那么无疑站在孔子、老子、释迦、耶酥等思想巨人的肩膀上，对宇宙人生的奥秘将体会得更为清晰透彻。正是这种管理思想的合理性和普遍性的规律，才是建立涵括古今中外一切人类文明管理哲学的基石所在，这也是人类千百年来共同智慧的结晶，理当不分文化和种族，为人类所共享。
2． 我国传统管理思想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同化力。
中华文明立足于人伦，以人为本的人类共性，以“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的大同思想为目标，避免了一切因宗教文化不同，语言和民族不同所带来的分歧和困扰，求同存异，共存共荣，以中华民族所特有宽容博大的胸怀，使得众多不同种族、宗教、语言的人们包括最重种族纯洁的犹太民族也被中华民族所同化和共谐，所谓“天下之民归心”。更为独特的是中华民族“兴灭国、继绝世”的仁爱思想以和平的方式将人类先进的至善文明，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东亚和南亚各国，使得“远者来，近者悦”，德惠四海，恩及八方。所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把未来世界统一的希望寄托我国身上，并由衷地梦想成为中国的一员，他曾写道：“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最具充分准备的，是2000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的中华民族。”西方启蒙运动的创始者法国的伏尔泰亦曾写到：“中国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管理最好，而且最优秀，最古老也最广博的王国!……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这真是太不幸!人类智慧不可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我认为只有中国才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仁爱的民族。”总之，以宽弘博爱、和谐统一为精神特质的中国传统文明为当今国际世界宗教文化冲突，地区民族矛盾，政治经济磨擦提供了合理可行的和平解决方法，其悠久的管理思想也成为世界国家之间和平相处树立了的光辉典范。
二、我国传统管理思想具有高度的现实可行性。
当代管理实践中，不论是企业管理，国家管理，乃至军事管理中应用我国传统管理思想而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
1． 儒教资本主义圈的国家经济腾飞。
当代东方“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模式已印证了其高度的生命活力。以至于世界称东南亚工业化地区为“儒教东亚工业文明”，日本为“儒教资本主义”。在世界商战中，日本内以“四书五经”求和，外以“孙子兵法”为战，成为现代工业化国家中惟一非西方国家。而韩国则用不到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历经一个世纪的工业化道路。新加坡业已迈入新兴发达国家，被人们盛誉为“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国家。”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曾说到：“尽管东方世界在自然科学的创造及文明程度落后于西方，但是东方的人文科学、道德伦理、处世哲理，以及东方世界人们的精神状态，都是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这种文化价值观是新加坡成功的一个最强有力的因素。”新加坡力从两方面治理入手：一是从严立法、从严执法；二是建立“东方道德价值观”。前者治标，后者治本，两者相辅相成，即《论语》所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因此，创造了新加坡经济成功直至现今的奇迹。
2． 百年老店长盛不衰的管理奥秘。
IBM公司的总裁托马斯·小沃森在《一个公司和他的信念》中写道：“一个伟大的组织能够长久生存下来，最主要的条件并非结构形式或管理技能，而是我们称之为信念的那种精神力量，以及这种信念对组织的全体成员所具有的感召力。……我坚决相信：任何组织若想生存下去并取得成功，它就必须建立一系列牢固的信念，这是一切经营政策和行动的前提。”“一个组织的基本哲学和原动力和公司成就之间的关系远远超过技术或经济资源、组织、结构、创新能力和时机。” 此外，哈佛的巴纳德教授在《经理的职能》中曾指出：“总经理的职能在于“系统地阐释和确定价值目标，并特别强调总经理所倡导的价值观只有全体成员所接受方可共有。” 这提示我们一个共同管理哲学思想，一是要正确合理，方可持久稳定；二是要合乎人性，方可接受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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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先生这样写到：“任何员工只要认识清楚了松下电器公司的基本信念和方针。就能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自主性。”任何员工若能真正地把握基本信念，把它溶入自己体内，行动自由反而会扩大，碰到问题究竟要采取什么行动，不必一一请示上司，可以溶入自己体内的基本理念为尺度，决定自己的行动。” 松下一再强调：“如果你犯了诚实的错误，公司会宽恕的，把错误当作训练费用，从中学习。但是，如果你违背了公司的基本原则和信念，就会受到严重的惩罚。” 这无疑是面对一个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环境的有效管理办法。所以，戴维斯在《公司文化管理》中认为：日本人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能够在全国范围内维持一种强大而有凝聚力的文化。米勒在《美国企业精神》中甚至认为：在全球的竞争时代，公司惟有发展出一种能激励在竞争中获得成功的一切行为的文化，方才立于不败之地。这无疑把一个人人生价值观的重要性，提升到一个公司甚至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值得深省。而观察其成功的理念无一不暗合或主动顺应东方圣哲思想。
三、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生命力的源泉是具有内在高度的科学合理性
现代系统科学理论和管理实践正日益证明其内在的科学合理性。美国伯克利大学埃里克·詹奇在《自组织的宇宙观》中写道：“高超的管理艺术恰恰就隐藏于同时在几个层次上去思考，感受和行动的能力之中。”“在西方世界，这种进化世界观难以被领会掌握，然而它却已造就了佛教和道德精神主义洗练的纯粹过程哲学。” 德国著名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在《协同学》中写道：“改善每个人的生活是人类当今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无论对社会和个人来说，这个任务所提出的问题日益复杂。……看来越急迫的是，亟待找到一些基本原理，并从哲学上予以透彻剖析”“本书的发表在东亚、印度、中国和日本，都引起了特殊的反响，事实上，协同学与东方对世界的整体性观察颇相一致。”随着现代物理学博士F·卡普拉在《物理学之道》中曾如此论述：《华严经》所描述的多层次缘起的宇宙模式，与现代物理学的理论模式有着惊人的相似，并高推“佛教徒关于渗透的概念远超于任何一种科学的靴袢理论。”
西方现代心理学中精神分析学派荣格、弗洛姆、萨特、叔本华、海森伯格、马斯洛等当代大师，都在致力于从自我冲破、二元统一的东方“禅”文化的启迪中获得深刻透彻的启示。并以此奠定了西方组织行为学、管理心理学的基础。
管理的根本在于人，只有在对人性深刻洞察的前提下，才能提出合乎人性的科学管理之道。值得庆幸的是，历久不衰，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涵了东方儒道释圣哲对人性和世界规律作出了众多深刻精辟的描述和正确阐释，并提供一系列高度可操作性的认识和实践方法。基于人伦，力求和谐。即所谓“实践理性”的精髓。
四、对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的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
我们对我国传统管理思想应该具备一种冷静求实的科学态度：
1． 不要妄自尊大，固步自封。应该以开放积极的心态深刻反省自身的不足和陋习，并同时吸取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将东方人文管理与西方自然科学，本标结合，吐故纳新，互辅互成，重塑民族的自尊和自知。
2． 不要妄自菲薄，自毁长城。我们应把我国传统管理文化中先进合理正确的一面，与古代统治者的恣意曲解和现代人的错误认识区分开来，重新建立民族自信和自强的文化精神。
基于以上态度，我们对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吸纳应该注意避免以下两种过失：
一是努力不为外在的客观物欲所动，方可排除因此而产生的盲目行动和感情好恶，如此方能使我们有暇去反省和观察自身行动的价值取向和实施行为的合理性，以使得我们的思维角度和行为方式真正建立在对宇宙、人生科学规律正确清醒地把握之上。
2． 尽可能地排除内在的一切主观成见。我们应该确立既不接受一切的观念，也不拒绝一切的观念，而是建立理解一切的观念，知道它如何产生、如何适用、又如何消灭的，如此方能使我们真正认清和把握宇宙万物的自然规律，为人类的自由幸福建立持久稳定、正确的哲学内核。
在当今政治的多极化、地区冲突、民族矛盾、经济磨擦、人权发展、环境危机、道德沦丧和黄毒泛滥日益充斥着世界，古今中外东西方文明正处于一个交互跌宕，互斥互融的新的融合阶段。如何在这样一个危机与机遇同时并存的当今世界，以一种开放积极、恢弘博大的胸怀和气度，重新认识中国传统优秀的管理思想中的合理内核与现实可操作性，吸纳和运用东西方一切科学文明和人文精神的精华，重塑中华民族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固有精神，进而开创人类世界的共同文明和幸福未来，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刻不容缓和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罗玄机．世纪末．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
2．肖民重．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概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
3．松下幸之助．经营管理全集．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
4．埃里克·詹奇．自组织的宇宙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