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行政管理论文范文

农业行政管理论文篇1

在农业科研院所中，院级、所级和其他部门一般都设有行政管理机构，负责院所日常事务及统筹联结工作，其岗位具有特殊性、利益性、多元性，势必要求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员具备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从为人诚信、为事谨慎、为作于勤等方面来不断提升自我管理素养。

1.诚信是为人之本

行政管理工作错综复杂，难免出现纰漏和错误。这就要求行政管理人员具有一定的承担责任的意识，而这种意识是建立在相互诚信的基础上。同事之间形成良好的信任关系，创造一个诚实守信的办公环境，能在错误面前敢于承担，诚实面对，相互扶助，是提升自我管理能力的最佳途径。那些谎言、逃避、推卸责任等有悖于诚信为本原则的行为，只会导致更严重的不良后果。

2.谨慎是不变的法则

行政管理岗位事无巨细，小到会议安排、文件、打印复印、材料递送，大到拟定各类方案供领导决策等，都是日常行政管理工作的范畴。这就要求行政管理人员要慎言慎行，应对每件任务都应以谨慎立足，每项工作都应付以十分的专注，遇到难题则主动寻找解决方案，以谨慎细致的态度努力将业务做到极致。

3.业精于勤是途径

农业科研院所的行政管理工作有单调乏味、操作琐碎、重复性高、程序性强等特点，并且有项目参与难、成果产出少、评价制度不完善、付出得不到相应回报等问题，是典型的服务奉献职业。随着农业科研院所的不断发展，对行政管理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而行政管理岗位的工作性质和特点容易发生职业倦怠现象。如何跟上发展的需求，克服“职业倦怠”，所谓“业精于勤”就是态度决定一切。一个好的态度是做好事情的第一步，是前提。“认真可以把事情做对，用心才能把事情做好”讲的也是态度。行政管理人员应端正工作态度，接受和发现“职业倦怠”早期信号，适当调整工作方式方法，学会自我欣赏、自我完善和提升自我，充分发挥自我潜能与创造力。

二、提升自我学习能力是方法

现代行政管理体系中对人的要求越来越高，一个合格的行政管理人员只有内外兼修，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才能胜任工作的需求。内，即本，也就是说我们所应该拥有的最基本的、内在的东西；外，即表，也就是说一些通过行动来表现的东西。

1.注重内心的修炼行政管理人员

在我院所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日常工作是为领导、为科研人员提供优质服务，地位特殊、角色复杂，要求与所在机构荣辱苦乐融为一体。良好的心态管理有利于个体树立信心，勇敢地面对现实，帮助个体整理出清晰的思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职业道德观，不追逐于眼前的利益，不纠结于一时的得失，赋予本体更敏锐的观察力和洞察力和一击即中的魄力。而良好的情绪管理有利于群体的协作，办公室是日常行政工作运转的枢纽，其服务、协调、管理工作是全方位、多层次的，不仅要为领导和科研人员服务，还要与其它职能部门、各研究室进行协调沟通，要求行政管理人员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中，学会换位思考、与人为善、学习他人和自我学习，担任好协调沟通的角色，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氛围，推进院所的和谐发展。换位思考是珍贵品质。行政管理岗位作为一个服务岗位，要学会识别他人的情绪，利用多元化的思维和特殊的观察角度去全面地判断某人某事，充分利用新出现的元素，更新、完善对某人某事的看法，不要让“自我增强特性”束缚了意识，容易使产生片面、极端的不良影响。换位思考在行政管理工作中是非常宝贵的品质，这才能自觉地站在领导的立场去思考和处理问题，与领导意见保持一致，辅助领导决策的，侧重服务管理；才能真正了解科研人员的内心需求，为科研人员提供耐心、细致的解答与帮助，做到出色管理、贴心服务。与人为善，处事泰然，善待得失，时常保持心存感激以及豁达包容的心态。松下幸之助说：“以温柔、宽厚之心待人，让彼此都能开朗愉快地生活，或许才是最重要的事。”在工作中做到尊重对方、秉公办事、谦虚谨慎、以诚待人，以待人丰、自奉薄、责己厚、责人薄来给自己提出高要求，持续“修炼”，提高自我，努力营造和睦、互助的办公环境。学习他人和自我学习。向他人学习是自我提升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向他人学习获取新的信息，尤其是接纳和欣赏差异性，积极向与自己看法不同的人学习，开阔自己的视野；通过了解新的思考逻辑，掌握更多的规则；通过借鉴新的观念，形成新的习惯。此外，自我学习也是一门学问，把自己的经历当作最主要的学习途径或方式，在这个过程中要经常进行自省与反思。自省是提升自我的核心方法，古人有“吾日三省吾身”的说法，通过自省，我们得以发现自己内心世界深处隐藏的成见、假设、逻辑、规则，使这些图像浮现出来，藉此可以对其有效性加以检视。同时，要善于总结和反思，在行动中反思，并从中发现问题。

2.注重知识的学习与提升

注重专业知识的提升，广博的知识储备和良好的业务水平是做好行政管理工作的基础。在这个知识膨胀的时代，作为农业科研院所行政管理人员要树立终身学习观念，不断加强自身修养。不注重知识的补充和扩展，势必被社会淘汰。顺应时展的需求，对本专业相关的前沿知识的学习更新，是提升自己，应对错综复杂的工作，做好领导得力助手的法宝。一要深入学习了解国家农业政策导向和最新农业发展方向及研究动态，为科研人员提供更便捷贴心的服务；二是提高业务能力。许多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人本身专业可能与之毫不相关，所以必须努力学习业务知识，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运用，同时要善于与同行交流与分享最新研究成果，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在实践中逐渐积累宝贵的工作经验，不断完善自己。注重专业外知识的学习，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这些综合素质体现在交际能力、创新能力、运用知识能力等各个方面，这些能力的提高使自己有信心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另外，还要求拓展其他各种技能，学习广博的知识，比如，摄影及照片处理技术、电子信息化技术、外语能力、心理学、礼仪学等，针对工作特点重点学习，满足工作发展的需要，为领导和科研人员提供优质服务。

3.注重职业规划的方向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职业道德观，处理好奉献与索取的关系，正确地认识自我，坚持目标，坚守信念。不要追逐于眼前的利益，不要纠结于一时的得失，保持良好的生活工作作风，重视内外兼修，为自己制定一个长期和一个短期的工作计划，本着大方向不改变、适时微调的原则，始终坚持理想信念，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三、总结

行政管理人员作为农业科研院所的管理群体，肩负着服务、协调、管理的重任，对农业科研院所的长期稳定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作为行政管理人员要学会自己认知、自我管理，并通过提升自我的有效途径来实现自我完善，提升自我价值感，全身心地投入到本职工作，热情工作，快乐工作，当好领导的参谋，协调好各种关系，提供优质的服务，以适应新形势下农业科研院所发展的需求。

农业行政管理论文篇2

（一）农业保险的性质

农业保险的性质事关我国未来农业保险法对农业保险的定位和我国农业保险监管法律制度的建构。

关于农业保险的性质，有学者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角度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证，有学者从农业保险具有商品性和非商品性的二重性以及农业保险主体面．临的博弈困境的角度加以分析，由此得出农业保险经营的市场失灵并需要政府大量补贴的结论。[1]

笔者认为农业保险应当属于准公共物品。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人们需要的物品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私人物品（privategoods），第二类是公共物品（publicgoods），第三类是自然垄断物品，第四类是共有资源。私人物品是既有排他性又有竞争性的物品，公共物品是既无排他性又无竞争性的物品，自然垄断物品是有排他性但无竞争性的物品，共有资源是有竞争性但无排他性的物品。[2]农业保险的特点——社会效益高而自身经济效益低，反映它具有明显的公益性，但是，农业保险同时又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因为，参加农业保险必须符合一定条件，比如缴纳保险费等，因此农业保险应当属于准公共物品。另有学者认为农业保险产品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一种物品，但更多地趋近于公共物品。[3]

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因为市场是按照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的，只有在私人物品的范围内，市场机制才是有效率的。由于农业保险自身风险大、社会效益高和经济效益低，所以市场不能有效地提供社会所需要的农业保险。农业保险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按照商品的实际价值进行等价交换。实施农业保险只能是违背商品交换一般规律，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而当农业保险既定的社会效益目标不能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时，政府就要用“看得见的手”通过国家立法、国家定价、财政补贴等国家干预手段来实现这一特定目标。[4]

国外农业保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也说明农业保险商业化经营的不可行。Wright和Hewitt在研究中发现，历史上使用私人来承担农业保险多重险的尝试无一幸存。对于所有险和多重险，基本上都由政府来直接或者间接经营。在1938年以前，经营农作物保险的私人保险公司都遭到了惨败，最终退出了这一业务领域。[5]美国联邦政府于1938年颁布《联邦农作物保险法》的基本原因就是私人保险公司根本无法承担农作物保险的巨大风险。

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性质决定了我国农业保险不可能走商业化道路，而只能是政策性的。与一般商业性保险相比较，政策性农业保险是非营利性的，其目的在于实现国家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政策目标。继2004、2005和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后，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要求“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范围，各级财政对农产参加农业保险给予保费补贴，完善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摊机制，探索建立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从上述中央一号文件的规定可以看出，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已得到国家核心层的认可和支持。

（二）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必要性

1．我国农业保险监管的理论解释

一般说来，农业保险监管本身并无独立的理论体系，从农业保险实践来看，其思想基础源于一般的规制理论。其中有三种重要的规制理论：公共利益论、捕获论和公共选择理论。

（1）公共利益论。农业保险监管的第一种理论解释就是农业保险是担负公众利益的行业。由于垄断、不完全信息和外部性所造成的“市场失灵”问题，人们呼唤政府法律法规对市场经济激励的部分予以替代。在此背景下，规制的“公共利益论”应运而生。该理论认为监管是为了服务于公共利益，是为了使人们从不公平和无效率的市场中解脱出来，监管的目标是寻求修正源于市场失效或某些政治危机的资源误配，包括防止和纠正市场失灵引起的对消费者利益的重大损害以实现经济效率最大化，进而对社会福利进行再分配的一种机制或方法。[6]它强调消费者利益，如当技术导致自然垄断或存在外部性时就不能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时政府应出面干预，因而监管被严格地看作是一种“挽救行为”，它主要是为了消除或降低与市场失灵有关的成本。监管者被认为是对公众利益需求做出反映，并以修正市场实践的无效或不公平为目标的独立的中立的仲裁人，其监管的过程有助于通过消除垄断的滥用而产生的限制性贸易实践，促进市场价格竞争。公共利益论还隐含着政府规制是无成本的，这种观点后来遭受了大量的批评。公共利益论的另一问题是它缺乏明确的机制，利用它所宣称的公共利益能够被规制行动所实施。一些实证研究表明规制常常不能纠正这些市场失灵，规制被认为是失败的。虽然公共利益论总体上还不够健全，但决不能完全废弃。对于农业保险监管，它还是一个重要的论题。

（2）捕获论。实证经济学的私人利益监管理论则认为监管的目的在于促进私人的利益最大化。[7]Peltzma提出监管者们是出于自身利益热衷于监管活动，与他们追求的政治利益最大化目标一致，其中最著名的是监管捕获论（又称占据理论、追逐理论），该理论认为监管为被监管的行业所占据并为其利益服务。[8]捕获论本是政治学领域的一种监管理论，并由此衍生出许多经济学版本。但一般均认为监管的最终后果是有利于生产者，即被监管者。其实，捕获论的本意也是要保护消费者，但认为通过政府监管是无法达到的。捕获论版本中最具代表性的是MarverBernstein在1995年创立的规制机构生命周期理论，他认为，公共利益论是天真的，会产生理论误导。为了解释为什么规制机构会逐渐为被规制者所利用（捕获），他是这样推理的：被规制者最初可能反对规制，但当他们对立法和行政过程逐渐熟悉时，就会行动起来，对规制当局施加影响，最终还是通过法规和行政工具，借助规制当局的力量达到给他们带来更高收入的目的。他们影响规制当局的一个例子是，与规制当局进行频繁的人事往来，由此创造密切的联系和合作的基础，甚至进行行贿等“寻租”活动。因此，规制的最终效果是生产者受益，消费者吃亏。既然被规制者可以通过疏通的办法让规制为他们自己增加福利，那么规制机构的生命循环就始于年富力强地保护消费者而终于僵化地保护生产者，所以应放弃政府规制。但是，捕获论也经常经不起经验验证，它忽视了普通大众确实始终从某些规制中得到好处的事实。不过，捕获论确实发现了规制有可能被受规制者所利用以及规制效果未必是保护消费者的问题。

（3）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监管是在相互斗争的社会集团之间实行财富再分配的政治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该种监管理论是建立在这样的事实基础之上，即不论怎样的监管都是在分配资源。而在这个分配过程中，贫者越贫，富者越富。任何被提出的监管方案都会引起纳税人和受益人的注意，他们会通过政治的或经济的渠道提出反对或赞成的意见。监管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不同阶层间转移资源以获得对方案的最大支持。

在解释农业保险监管时，上述三种理论都非常重要。公共利益论提出了农业保险监管应遵循的标准，而公共选择理论则有助于解释农业保险有些领域的监管背离了这一标准的原因。

2．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必要性

政策性农业保险（如没有特别说明，下文农业保险均指政策性农业保险）担负着国家支农的重担和公众利益。虽然政府资助的农业保险成本高昂、运行复杂，会导致潜在的巨大的效率低下，但对农业保险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者来说，效率标准并不通常是支配性的目标。任何国家的农业保险计划都必须从该国更广泛的政治经济意义上来考虑，这也使得由政府提供的农业保险越趋复杂。对它的监管有利于未来我国农业保险法将确立的目标——以农业保险作为农业支持政策工具，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以农业保险作为支农性收入再分配手段，保障农民的经济收入稳定增长，推动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实现。

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和专业性较强，而我国农业保险的投保人大多数法律素质又偏低，复杂和艰涩的农业保险合同使投保人对它们的理解造成困难。农业保险监管将对保险合同进行严格彻底的审查并保证由农业保险人提供的保险合同条款的公正和定价的合理，故对农业保险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

在不久的将来，随着农业保险法的颁布、实施，农业保险的规模将不断扩大，国家对农业保险的补贴也会越来越多，我国农业保险监管（包括农业保险基金）问题就会凸显现出来。因为，先前的寻租者可能将注意力从通过农业救灾转移到通过农业风险管理和执行农业保险来寻取租金。中国近年来频发的煤矿安全事故和出现在社保基金中的腐败现象给我国未来的农业保险（特别是农业保险基金）的监管敲响了警钟。一旦行政机会主义与市场机会主义相勾结，监管权力市场上的寻租和创租行为就会泛滥，这不仅会提高农业保险市场交易费用，而且会导致社会公共利益的净损失，最终将会侵蚀整个社会的行为规则。因此，对我国农业保险的监管必须未雨绸缪。

二、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目标

决定农业保险监管能否取得满意的监管效果的因素之一是监管机构是否有明确的、系统化的监管目标。农业保险监管的目标可分为内在和外在目标。所谓内在目标是指根源于农业保险本身的、固有的目标，这些目标的取得有利于农业保险的成功运行。农业保险监管的内在目标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可靠：科学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能使农业风险管理部门促进、支持和监管可靠的风险管理解决方案，从而保护和加强我国农业生产者的经济稳定性，因此，保证农业保险的可靠性应该成为农业保险监管终极目标。农业风险管理部门通过监控农业保险人遵守国家农业保险计划标准，确保农业保险计划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合理：合理是指在农民（投保人）和农业保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一方面是保险价格的合理，另一方面是农业保险合同条款的合理。它确保农民以合理的代价获得农业保险（也就是农业保险的可获得性）。因此，农业保险的保险费率的监管措施便是实现合理性的基本手段。合理的农业保险合同条款是提供给农民实在安全的基本手段，不公平和有害的合同条款将破坏农业保险合同所声称的安全。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和专业性较强，为了保护农民的正当权益，需要对农业保险格式合同的条款进行严格的审查，确保其准确、清晰、公正和合理。

公平：公平要求对农业保险投保人无歧视的对待。一个不公平的例子就是农业保险人过分地延误农民的保险索赔。我国农业现代化和科技程度不高，农民的农业再生产能力弱，农业保险人过分延误农民的保险赔付不仅影响抗灾减灾和农业的再生产，而且还可能影响到受灾农民的生存，因此，农业保险监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保证农业保险人依约及时履行对投保人的赔付义务。

平等：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应该要求农业保险计划对所有农业生产者一视同仁，不管农业生产者的生产规模大小。比如，所有的农业生产者都要求提交农业保险申请和保险面积，报告建立农业保险担保和计算保险费的数量，所有的农业生产者都要求提交过去的损失清单和生产信息，在导致已保险的农作物损失的风险发生时，以此来决定保险赔偿的数量；不管农业生产者参保的农作物面积是10亩还是100亩，在提供和搜集信息方面没有任何差别。

安全：农业保险监管还要保证我国农业保险基金的安全。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作为农业保险制度的物质基础——农业保险基金，其建立的强制性、使用的专项性、给付责任的长期性和基金的增值性等特点都对政府对农业保险基金的监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保证农业保险基金的安全是确保农业保险健康运行的前提。

农业保险监管的外在目标是指来源于农业保险的外部世界，为了一定的社会目的而加于农业保险的社会目标，其深层原因是国家的政治态度。基于国家对农业保险的政治态度，农业保险监管的目标可定位于保证通过农业保险的方式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耀到广大农村，使所有农民和市民一样享受到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和农民自身的全面、和谐发展。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巨大风险，目前，我国农民抗风险的能力非常弱，如没有政府对农业的大力支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就难以实现。农业保险作为政策性险种，体现了政府的行为，它为农业分担风险，并以政府的权威动员全社会分担农业风险。“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对农业保险进行有效的监管，保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目标实现，不仅是农业保险监管部门的一项经济行政职权，更是其不可推卸的政治任务。

三、实现农业保险监管目标的路径

（一）建立专门的农业保险监管机构——农业风险管理局

成功的农业保险的监管规则理所当然地包含某种机制，以便管理和协调农业保险的顺利发展。国内外农业保险的经验表明，成功的农业保险监管的关键因素在于监管机构有充分的资源、农业科学和农业保险的专业知识和相应的职权，这就要求农业保险监管机构必须设立在政府的核心层，它必须在实现国家的支农政策目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政策性保险的监管与商业性保险的监管无论监管内容和监管规则都有很大差异。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前者是非盈利性的，而后者则是以盈利为目的。商业保险监管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区别在于：政府对商业保险（包括财产保险、人寿保险和以商业化运作的农业冰雹险）进行监管，主要原因在于保险业事关国计民生，在国民经济中地位举足轻重，其功能在于使经济实力强大的保险公司以公正的价格出售保险合同的方式来提高公众福利；其目标定位于防止“保险公司破产、保护公平和致力于保险的可获得性和充足性”。[9]而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农业保险监管最根本的目标在于促进农业保险作为国家的支农政策工具实现其政策目标。如果仍然由保监会监管两类不同性质的保险，监管目标和理念的重合将有可能导致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业务之间管理的冲突。再者，农业保险在展业、承保、防灾减损、理赔等业务经营方面以及在跨部门协调上比商业保险更为复杂，这也对其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国外农业保险的监管机构通常都不是商业性保险监管部门，而是专门的监管机构。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创建了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来监管联邦农业保险公司的运行和管理并检查联邦农业保险计划。

因此，在我国农业部内设立相对高度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会最大限度地减少保监会同时监管商业保险和政策性农业保险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相对高度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有充分的资源支持，有助于确保监管农业保险过程中的协调性和全面性。农业风险管理局具有充分的监管权力和拥有大量具有丰富农业和农业保险专业知识的人才，其专业化和自治性更高，更能够做出独立的判断，更能建立用以抗衡各部委和利益集团的重要制衡机制。与保监会来监督农业保险相比，农业风险管理局可能会推出更快、更高质量的监管规则，采用更透明、更具问责性的监管方式。因为，它的相对独立性和功能都是基于一项明确的法令，该法令将清楚地界定农业风险管理局的功能和目标。

在行政权力和行政级别上，农业风险管理局能更好地与我国现行的行政和预算权力中心（如农业部、发改委、气象部门和财政部）联系，通过与政治和行政权力的核心建立直接联系，农业风险管理局的监管效力会得到增强。这使得相关机构之间更容易实现协调，并因此提高监管的成功率和效率以及提高协调与合作措施的有效性，并进而提高相关部门的效率、回应性和有效性。再者，它能更好地向农业保险的利益相关者宣传农业保险信息和监管规则，这将有利于实现我国农村和农业的良性发展。

为在农业部内设立相对高度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国家就必须制定明确的法律规范来确定其法律地位、职能、其他的与监管农业保险必须具有的相关权力与职责和监管的适当程序。未来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应担负着广泛的职责：设定农业保险监管的重点和难点、监控遵守情况以及报告结果；设定农业保险监管的清晰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有助于促使农业保险持续、健康发展的手段；以及能够建立起监管人员运用监管权力的问责机制等。

（二）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并确保其被有效遵守

农业保险的监管规则应基于经济原则和法律原则，其目的在于通过更好地平衡、更有效地实施国家的支农政策，从而提高农村的社会福利。经济原则要求减少不必要的农业保险运行成本，进而提高农业保险的效率；法律原则要求减少农业保险的执行者过度的自由裁量权（如在勘损、理赔的过程中农业保险公司以及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与受灾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损害国家的利益）。

监管规则要保证农业保险信息的质量、有效性和清晰度，就应减少农业保险当事人收集信息的负担，再者，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应该给农业保险人和投保人带来积极的潜在利益。这就要求提高农业保险监管水平，设计出科学的、合理、操作性强的高水平监管规则，因此，对农业保险的监管应该进行精心安排，以使所有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都严格遵从“法治”。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一样，“重要的一点是，政府的一切强制行为都必须明确无误地由一个持久的法律框架来决定，这框架使个人能带着一定程度的信心来进行规划，使前景的不确定性缩小到最低限度。”[10]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有助于保证农业保险的监管规则得到高度遵守，有利于实现标准和结果的一致性。

1．用平实的、易懂的和非专业的语言起草农业保险合同条文以及监管规则

长期以来，用平实的语言起草保险监管规则和保险合同条款的必要性一直得到了保险发达国家的重视和认可。农业保险监管机构要确保监管目标、战略和要求都清楚地传达给了农业保险的被监管者。这样，被监管者以及社会利益相关者都能对农业保险合同和农业保险监管规则从非专业的角度清楚地和明白无误地理解。此外，保持农业保险监管法律规则的内容清晰、易懂是确保其得到高度遵守和有效实施的基本要求。我国农业保险的投保人绝大多数是法律素质偏低的农民，加之农民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因此，为了保护投保农民的正当权益，应用平实的、易懂的和非专业的语言起草农业保险监管法律规则和农业保险格式合同条款。这一点，在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下尤其重要。

2．保持农业保险监管透明度

农业保险监管的目的不仅要修正市场失灵，弥补市场的缺陷，而且更主要在于规范农业保险人和监管者自己的行为，弥补“政府失灵”，防止“寻租”和“创租”行为的产生，保障国家通过农业保险的支农政策的实现。保持透明度是市民社会群体的核心要求，它服务于基本的开放性民主价值。在农业保险监管过程的各个阶段——从最初的监管方案的形成到正式的监管规则的出台，再到实施、执行、审查和变革以及在农业保险监管体系的整个管理过程中，透明度都是不可或缺的。透明度对农业保险监管的重要性根源于下列事实：它能克服导致农业保险监管失灵的很多诱因，如监管俘获和偏袒强大的利益主体、监管部门和农业保险人的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和僵化性、要保人与保险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同盟、缺乏问责机制等。透明度有利于减少农业保险监管过程中专断决策的发生几率，从这个角度讲，透明度是反对在农业保险及农业保险监管过程中的腐败现象的最有力的武器。透明度可以提供相对方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预期，让农业保险监管在阳光下进行，从而最大限度地抑制农业保险监管过程中的行政机会主义选择，防止农业保险监管机关的“寻租行为”和农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进而增进农民对农业保险和农业保险监管的信任。因此，为保持农业保险及其监管的透明度，提高农业保险监管的有效性，未来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必须建立农业保险中央信息数据库制度。未来的中央信息数据库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全国农业保险企业财务状况、农业保险监管数据标准、农业保险人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农业保险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市场行为档案、农业保险企业投诉信息以及投保人信用信息库。

3．确保农业保险监管规则被有效遵守

制定科学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尽量使农业保险监管有法可依，从而提高操作水平，避免人为性和随意性。目前，在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中，我们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法律、法规得不到实质性的遵守，国家的法律有时只是一纸空文，在很多情况下，几乎很少有人去关心和关注法律的效力或适用。对法律的遵守和忠诚是法律的生命，未来的农业保险法和农业保险监管规则也不例外。我国目前，证券市场上的虚假交易、内部人控制、信息披露的虚假性等问题的泛滥；煤炭生产中的重大和特大安全事故频发；社保基金被大量挪用和侵占；药品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腐败丛生都说明了相关的监管失灵，而其根本原因在于相关的监管法律、法规没得到充分和实质性的遵守。前车之鉴，后世之师。为使我国未来农业保险能被有效实施，必须保证农业保险法律和监管规则得到有效遵守。农业保险监管规则之遵守可分为形式上的遵守和实质上的遵守。所谓形式上的遵守是指在法律、法规字面上的遵守；实质上的遵守是指确保农业保险基本监管目标实现的行动遵守。形式上的遵守可能无法实现农业保险监管的目的，要实现监管目标，我们必须使农业保险监管规则设计鼓励实质性遵守。因此，成本——收益原则在农业保险监管规则的设计时必须加以考虑，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算计被监管者（包括农业保险人和被保险人）违反或遵守监管规则给他们带来的利益和损失（包括物质或非物质）。因为，如果不遵守的回报率很高而被发现的概率很低，制裁压力可能不足以导致对监管规则的遵守。同时，我们还必须赋予农业保险监管机构足够多的可利用的资源（包括财政和行政），以确保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和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得到有效实施和执行，否则，被监管者不遵守的行为被发现和被强制执行的概率可能就会非常低，从而通过制裁性措施就无法实现监管遵守。此外，被监管者对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的认同度的高低也直接关系到其被遵守的程度，对它认同度越高，其被实质性遵守度越大，反之亦然。

四、结语

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性质决定了我国农业保险只能是政策性保险，而不能走商业化道路。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最根本的目标在于促进作为国家支农政策工具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实现其政策目标。由保监会监管政策性农业保险和一般性商业性保险两类不同性质的保险，由于监管目标和理念的差异，将有可能导致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业务之间管理的冲突。因此，我国未来的农业保险法应该明确规定在农业部内建立相对高度独立、具有充分职权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并由它来监管农业保险。未来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应保持农业保险监管高度透明，用平实的、易懂的和非专业的语言起草农业保险合同以及监管规则并确保农业保险监管规则的有效遵守，从而实现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内在目标——农业保险的可靠性、合理、公平和安全及外在目标——国家用公共财政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

[1]参见冯文丽、林保清：《我国农业保险短缺的经济分析》，载《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3年第6期；刘京生：《中国农村保险制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页以下；龙文军、张显峰：《农业保险主体行为的博弈分析》，载《中国农村经济》2003年第5期。

[2]（英）N．格里高利·曼昆：《经济学原理》，梁小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3]庹国柱、王国军：《中国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4]赵学军：《政府干预与中国农业保险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5]Wright，B．D．，&J．D．Hewitt．（1990）．AllRiskCropInsurance：LessonsFromTheoryandExperience．GianniniFoundation，CaliforniaAgriculturalExperimentStation，Berkeley，April．

[6]HaroldD．S．&RobertW．K．，InsuranceRegulationinthePublicInterest：ThePathTowardsSolventCompetitiveMarkets，TheGenevaPapersonRiskandInsurance—IssuesandPractice，10／1／2000（25）（No．4）：482—504。

[7]CumminsJ．D．，DeregulatingProperty—liabilityInsurance，WashingtonD．C．：AKI-BrookingsJointCenterForRegulatoryStudies2002．

[8]DECDProceedings，InsuranceRegulationandSupervisioninEconomiesinTransition—SecondEast—westConferenceonInsuranceSystemsinEconomiesinTransition，Paris1997（2）：53．

[9]（美）埃米特·J·沃恩，特丽沙·M·沃恩：《危险原理与保险》，张洪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农业行政管理论文篇3

关键词：农村低保群体，商业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疾病是许多边缘低保人员踏上致富道路的障碍，虽然2003年建立推广起来的新农合在帮助低保人员克服疾病的过程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是新农合也面临保障水平低、受益面窄、筹资层次过低和基金运行效率安全等问题，这无疑给农村低保群体的基本医疗需求雪上加霜。《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出，要积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论文写作，农村低保群体。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开发适应不同需求的健康保险产品，满足多样化的健康需求。在确保基金安全和有效监督的前提下，积极提倡以政府购买医疗保障服务的方式，探索委托具有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各类医疗保障管理服务。当前政府为农村低保群体购买商业医保是在制度上的创新，它能较好地利用商业保险的优势解决社会保险所存在的问题。论文写作，农村低保群体。

1.当前农村低保群体医疗保险所存在的问题

农村低保对象参与新农合是免交参保费的，其参保费是由财政部门专项安排。一旦困难群众患病住院将由新农合和医疗救助按规定共同解决医疗费用。对于低保对象来说，新农合的参与率都比较高，取得了较好效果，但新农合基本由政府一手操办，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一是保障水平低，难以满足农村低保群体的基本医疗需求。首先体现在补偿比例上，一般大额医疗费用的补助比例在30%左右，低保户自付比例大；其次是封顶线过低，一般是在2万元左右。高昂的医疗费用和迅速增长的医疗需求与低收入的低保户和有限的政府投入形成了较大反差，以致使“保大病”的目标难以实现。二是合作基金运行效率低，管理能力薄弱。卫生部门缺乏专业技术人才和风险控制能力，技术无效率将增加制度运行成本，同时缺乏控制供方医疗服务行为的激励措施会导致基金使用无效率。

2.商业保险参与新农合的成功经验

商业保险参与新农合的成功经验的最典型例子是“江阴模式”和“新乡模式”。这两种模式主要采用的是基金管理模式，即保险公司受政府委托提供经办服务，并收取适当的管理费用。新农合的基金赤字和基金透支风险均由政府承担，基金结余转入下一年度。政府和有关部门负责新农合方案制定、组织协调、宣传发动和资金筹集等工作。论文写作，农村低保群体。这种模式的成功实施，取得了较好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保证基金的运行安全，实现了新农合的“征、管、监”分离。保险公司作为第三方机构承办新农合的业务管理，这样既可有效利用保险公司现有资源和技术，又能促进政府职能有效转变。第二，降低了新农合的运行成本。在江阴市由政府办理新农合日常报销等事务的管理成本800万，相比保险公司的管理费用不到400万，费用开支缩减达到一半。[1]新乡市农村合作医疗移交中国人寿新乡市分公司后，全市从事这项工作的财政供养人员从544人减少到50人，运营经费从1038万元减少到300万元以下，加上政府支付给人寿保险公司管理费100万元，政府支付的管理费总额大体为400万元，节约了至少600万元左右。[2]第三，提高了新农合的业务管理和服务水平。论文写作，农村低保群体。保险公司利用管理经验和精算技术及风险管控技术，规范审核、补偿支付流程，搭建了有效的信息处理平台，从而提高了服务质量。论文写作，农村低保群体。[3]

3.政府为农村低保群体购买商业医保的方案设想

在借鉴了商业保险参与新农合的成功经验基础上，提出商业保险参与农村低保群体医疗保险的方案设想，即政府制定政策，民政部门负责监管和资金筹集，保险公司经办业务，定点医疗机构提供服务的“征、监、管”分离的模式。具体方案如下：政府制定农村低保群体医疗保险的方案，承担低保户医保基金的赤字和透支风险，并组织相关部门配合有关工作的落实；民政部门与财政部门设立低保基金专户，实行专款专用，用财政性经费支付参保费和管理费，民政部门还应该监督整个业务操作流程，保证农村低保户的权益，同时与卫生部门共同确定试点医疗机构；保险公司成立专业服中心，负责报销、结算、审核等业务，并向政府收取管理费和参保费；在基金运作方式上，财政部门通过专项基金拨付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按照收支两条线进行资金管理和财务预算，并定期向民政部门报送相关报表。

4.商业保险参与农村低保群体医疗保险所存在的问题

作为一项新的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具体如下：一是缺乏政策的明确支持和法律保障，国家对低保户的政策保证其基本生活，而商业保险是一种福利性质的保险，这会造成政府养懒，以致使政策出台的随意性，进而影响保险公司参与的积极性。二是农村医疗保险市场的风险控制问题，商业保险公司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没有与医院形成利益共同体，以致造成赔付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最终使保险公司难以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支出。三是政府与保险公司的关系问题，保险公司在办理低保险的过程中，会考虑到怎样与地方政府协商好管理费与参保费，同时保险公司也不愿意地方政府的过多地干预。

5.商业保险参与农村低保群体医疗保险的完善措施

5.1在法律上和政策上支持商业保险参与社会保险

尽快通过法律形式，明确“征、管、监”相分离的运作机制的核心--政府、民政部门及保险公司三方的权利、义务及责任，同时对基金的运作和监管作出相应规定。保险公司应该保持有限参与的原则，积极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在政策上，对保险公司参与社会保险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并写入税法中。

5.2建立保险公司和医院之间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机制

保险公司应该在有关方面加强与医院的合作，建立起保险公司与医院之间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机制，比如在药品价格的协商以及保险公司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帮助地方医院来加强合作。

5.3完善保险机制，推动模式创新

在商业保险参与低保险的过程中，保险公司可能无法掌控保险费，对于定点医院难以监控，并且保险公司的支付业务很可能受到政府的干预。[4]]为此，应该进行制度创新，采取层级管理模式，即将低保险分为两个层次：基本保险层次和补充保险层次。论文写作，农村低保群体。基本保险层次按基金管模式运作，补充保险层次的医保基金按商业化模式运作，由保险公司承担风险，自负盈亏。[5]

参考文献：

[1]夏莉艳．我国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问题研究[J]．经济纵横，2006；（01）．

[2]关于保险业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情况的函保监厅函[2005].152号，2005.8.19.

[3]邹龙.商业保险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现状与思考[J]．金融经济，2009，（10）：117～118.

[4]李留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商业化保险运作模式探讨[J]．投资于理财（理论版），2007，（05）．

[5]姚俊．商业保险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定位、模式与路径研究[J]．农村经济，2008，（7）：99～101.

 

农业行政管理论文篇4

关键词：农业生产资料；监管模式；比较研究

新农村建设中，要想实现农村的和谐发展，真正做到以农民为本，以农业为基，以农村社会和谐为最终目标，必须加大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监管力度，务必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保护农民利益。农业生产资料包括农药、兽药、种子、肥料、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农机及零配件和渔机渔具，这些农业生产资料事关农民的切身利益，农资的质量、数量、价格、服务的高低直接影响农民的利益；第二，建立生态绿色农业，保护农业弱质产业的发展。农业生产资料的供给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农产品的质量，因为农业生产资料的好坏影响初级农产品的质量。

比如，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它的质量高低会大大影响动物的肉质的好坏；第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监管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为农业生产资料如一些农药、兽药、种子、肥料、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等的使用，会对自然生态产生影响，可能会影响到生物种类、质量、数量等，甚至会导致生物的变异，危害生物伦理和生物种的多样性；第四，实现食品安全的源头控制。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比如非典、禽流感、苏丹红等都与食品有关。而食品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从农田带餐桌整个过程，很多食品安全问题是农业生产资料质量不合格或不正确使用导致的。所以，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必须反思、重构以往的监管模式，加强对农业生产资料的有效监管。

一、动态契约理论——从传统社会契约论到动态的社会契约论

传统的社会契约论构建了“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两元架构，随着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变化，两元架构下出现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现象，于是社会对社会结构提出了新的需求，动态的社会契约论也就应运而生。动态社会契约论包括两层内涵：一方面，人们将部分权力让渡给某个者——即政府（国家）。由于社会情形的变迁，又将部分权力让渡给第三部门组织；政府为了保障人们的安全、自由、正义、公平、秩序、效率，也将一些人们让渡的权力，让渡给第三部门组织。另一方面，第三部门——社团既是其成员缔结契约的结果，又是人们与政府缔结契约的结果，因此在其社会与契约关系中，根据社会地位（角色）即身份不同，分别施加不同的影响，即保持人们交易过程中的“校正公平”。动态的社会契约论以新自然法思想与社会连带主义思想为底蕴，弥补了社会契约论的不足与契约自由的流弊，构建了从政府、个人的二元社会主体结构到政府、社会第三部门、个人三元社会主体结构，并且形成了三元互动结构下权利形态：第一，以人们手中掌握的不断缔约能力——即宪法上规定的结社权，不断对政府（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各国政府不断改善，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第二，使公共利益的单一代表制（政府）转化为公共利益的多个代表制（政府、社团、个人），形成公共利益代表者的有效竞争机制；第三，社会第三部门主体藉此取得合法权利，能够增强其成员收集信息的能力，强化其判断力。社会动态理论的确立，从自然法、契约论的角度论证了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是政府主体监管、社会第三部门主体监管、市场主体监管进行合理的产权配置的理论基础。农业生产资料监管作为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它的供给主体可以是政府主体，也可以是社会第三部门主体和市场主体，使它们在三元互动格局进行有效的竞争，并形成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多元监管模式。

二、监管模式比较——三元主体下农业生产资料监管模式分析

2.1主导型监管模式：政府监管成本收益的“弱相关、不规则相关”

新农村建设中，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监管，关系到农民利益的保护，关系到绿色生态农业的建设，关系到弱质农业的发展，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和谐、可持续发展以及食品安全源的控制。所以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这一（准）公共产品领域，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主要代表，政府公权力是必须涉入的，运用政府公权力在立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方面具有天然的成本优势。因为政府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是一种纯粹的公共产品，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它的资产专有性程度高，提供替代产品供给的成本代价高昂，并且很难获得法律上的权威性；若由私权利主体在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立法、执法、司法方面供给，它的经济成本、社会成本是巨大的，不能发挥政府供给的规模成本优势、政府公信力优势，也必将造成社会监管成本的增加。

由于政府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可能出现政府监管失灵、低效问题，导致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社会成本增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第一，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产权难以界定清晰，而产权不清晰容易导致信息不对称，政府官员在缺乏有效的激励制约机制下，很容易被农业生产资料利益集团“捕获”，可能出现权力异化、出租和寻租，出现政府监管行为与监管收益的“弱相关和不规则相关”的现象，导致政府监管行为违背社会的公共利益；第二，政府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单一供给模式，农民对监管制度没有可选择性，政府在没有相应竞争压力的情况下，缺乏制度创新的动力，致使行政监管的效率低下，不能及时满足社会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需求，出现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的不均衡。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在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不均衡的情况下，增加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并且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直接关系地方经济利益的得失，使得地方政府对新制度抵制、修正，阻碍新制度的实施，社会资源会产生巨大的浪费；第三，政府监管的成本巨大，导致政府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有效监管。因为农业生产资料的技术性、专业性很强，而受监管主体在技术上往往拥有信息优势，政府要想对受监管主体有效监管，必须在相关的技术、专业、行业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精力，直接增加政府监管的组织成本。甚至，政府考虑到财政预算，监管的成本收益，不愿意提高监管能力；第四，政府监管行为的单方性、强制性、刚性，导致行政监管行为的不易接受性，受监管主体可能会对监管行为不服，导致监管执行困难，增加行政的执行成本，也会引起不必要的争端，增加社会的诉讼成本；并且政府行为的单方性，信息不能在政府、受监管主体和农民消费者之间有效沟通，致使制度供给的非合意均衡，出现“零和博弈”和“负和博弈”，政府监管达不到“帕累托最优效果”。

2.2基础型监管模式：农民监管成本收益的“强相关、非正相关”

农业生产资料企业的投资者、生产者、经营者、农民都可以成为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主体，其中农民与农业生产资料供给利益关系最大，所以主要分析农民监管模式。农业生产资料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他们的监管行为和监管收益是“强相关”，他们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动力最强，呼声最大，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对相关主体施加压力，通过公民的投票权、结社权推动国家、第三部门的监管，他们是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基础力量；农民代表的利益主体最广泛，利害关系最明确，他们可以通过购买指数对受监管主体的经济利益进行影响，使受监管主体认识到农业生产资料质量关系到自身的经济利益、利润；农民也可以通过诉讼等法律方式实现对受监管主体的监督，加大受监管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使他们在巨大的经济成本压力下规范运作。

虽然农民监管行为和收益“强相关”，但不一定必然促成“正相关”。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农业生产资料供给者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他们和农民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农民获得农业生产资料信息的成本高昂，也不可能在购买农业生产资料时收集所有相关的信息；另外农业生产资料信息具有专业性、技术性特点，普通农民也不具有收集、分析、判断的能力，并且信息收集、分析、处理的成本巨大；农业生产具有周期性，隐患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发现，如果这也需要农民自我鉴别，不具有可操作性；农民提起农业生产资料诉讼，面对的是实力雄厚的企业，农业生产资料质量的举证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农民在举证方面也很困难，增加了农民的诉讼成本；农业生产的战略地位，一旦发生事故，社会危害后果不堪设想，这些都论证了农民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社会成本巨大，不具有可操作性，不利于保障农民的基本权利。

2.3主体型监管模式：第三部门监管成本收益的“强相关、正相关”

第三部门是指，以供给准公共产品为主要取向，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不具有强制性，实行自愿和自治式运作，独立于政府主体和私人主体之外的民间组织机构。[3]它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准公共性，它的设立是为了实现和维护以社会整体利益优化，主要供给准公共产品，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既没有私人主体的唯利性，不象政府那样具有超市场性；第二，非强制性，即完全用政府机器的强制力量来开展活动，也就是说，它主要是靠自愿和自治的方式来运作；第三，民间性，即它在法律地位上是不能是政府的附属物，在人员任免上不能是政府编制，在业务活动上不能是政府命令或包办，即它必须同时既独立于政府部门之外，又独立于私人部门之外，以保证它的管理规范、公平、公正，平衡协调政府和私人之间的关系，使它的管理更有可执行性，可接受性，促成监管行为与收益的“强相关”；第四，专业性，农业生产资料的信息具有较高的技术性、专业性，而且受监管者总是具有信息优势，需要第三部门具有专业性，能在相关的专业、行业、领域提供专业的服务，平衡各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矛盾。并且第三部门是公益组织，它代表相关利益群体的公共利益，能更好的协调政府、受监管主体和公众的利益关系，促使第三部门的监管行为与监管收益“正相关”。

第三部门所具有的特征，使它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时具有公正性、互动性、可接受性、专业性、参与性和开放性，降低具体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社会成本。第一，第三部门具有民间性和准公共性，可以通过参与机制，运用利益代表和利益表达的方式来影响国家立法，降低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立法、执法、司法成本。第三部门的参与，促成了政府、受监管主体、农民之间的互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信息不对称，使国家在进行农业生产资料的立法时，充分考虑了其他监管主体和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增加了国家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立法的科学性；第二，第三部门在提供技术、质量、性能和标准方面的专业、中立、公正，提高了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权威，增加受监管主体对监管行为的接受程度，使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规定利于执行，减少了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执行成本；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立法的科学完善，执行的可接受性，减少了监管方面的纠纷，减少了不必要的诉讼成本，减轻国家司法资源的压力；第三，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第三部门具有开放性、互动性、多元性和参与性，可以在政府、消费者、受监管主体之间搭建了信息平台，农业生产资料信息低成本的向公众公开，消费者易于收集、分析、判断农业生产资料信息，相关主体在较低的信息成本下进行交易，降低了农业生产资料交易的契约成本，增加消费者对农业生产资料的信心指数，提高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增加社会的经济收益；第四，降低农业生产资料监管制度的供给、变迁、创新的成本。由于政府、第三部门、消费者共同参与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监管，势必出现有效的竞争格局，在巨大竞争的压力下，增强了供给主体的创新动力；三元监管主体之间是合意均衡，信息合理高效流动，监管制度更易于实现相对均衡，加快制度变迁的周期，降低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制度变迁成本。

三、监管模式整合——政府主导下多元农业生产资料监管模式的构建

3.1政府主导下多元监管模式：监管成本收益的“协调、可持续正相关”

通过对以上三种农业生产资料监管模式的比较，可以构建出一种政府主导下多元监管模式，它是一种整合政府资源、社会资源、个人资源的综合性监管模式，是以政府监管为主导、以第三部门监管为主体、以农民监管为基础，合理配置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权力，实现制度供给和需求的相对均衡，以降低社会监管成本，实现监管行为与收益“协调、可持续正相关”。

政府主导下多元监管模式是对已有的监管资源的有机整合，而不是三者的简单组合，它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收益，我们对之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第一，降低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立法、执法、司法成本。政府主导下多元监管是三元社会主体合理互动的结果，国家在进行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立法时，充分考虑了其他监管主体和利害关系人的利益，第三部门和农民对立法的积极参与，农业生产资料信息在国家、社会、个人之间顺畅流动，增加了国家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立法的科学性，实现监管收益的“协调正相关”；第二，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政府主导下多元监管模式在国家、第三部门、农民之间搭建了信息平台，农业生产资料的信息低成本的向农民公开，农民消费者易于收集、分析、判断相关信息，利益相关主体在较低的信息成本下进行交易，降低了农业生产资料交易的契约成本，增加农民对农业生产资料质量的信心指数；第三，降低农业生产资料监管制度的供给、变迁、创新的成本。由于三元主体共同参与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这一公共产品的供给，这样在数量上增加了公共产品的供给，即增加了社会的总收益，三元主体的竞争，有利于形成有效的竞争格局，在巨大竞争的压力下，供给主体必将提高供给的质量；三元监管主体的合意均衡，信息合理高效流动，监管制度更易于实现相对均衡，促使监管收益的“可持续正相关”。

3.2路径选择：政府主导下多元监管模式的具体构建

3.2.1加强政府在农业生产资料立法、执法、司法方面的监管

新农村建设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监管也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作用。第一，强化农业生产资料企业的市场准入标准。建立严格的农业生产资料企业市场准入制度，从源头上制止不合格的农业生产资料进入市场，是确保农业生产资料质量防护网的首要防线。我国法律应该明确农业生产资料经营企业具备的生产、储存和检测条件，对农业生产资料企业的立项、技术状况进行实质性审查，强化农业生产资料企业的社会责任；第二，整合我国农业生产资料相关的法律体系。我国目前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主要法律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农药管理条例》、《兽药管理条例》和《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等，缺乏统一的农业生产资料基本法，这些法律停留在行政管理层次，很多规定有交叉、重叠、矛盾、空白，并且不具有操作性，导致无“法”对农业生产资料供给者违法行为进行制裁；第三，加大受监管主体的违法责任后果。农业生产资料企业是有限理性的，具有经济人思维，具有机会主义倾向，他们在进行农业生产资料的供给时，拥有的信息成本优势，如果对违法后果的预期成本低于违法收益，他们它会尽一切努力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不惜损人利己，公然违背法律和社会整体利益。所以必须加大它的违法责任后果，不能仅仅停留在罚款层次、行政处罚层次，而要给予相关责任人刑事处罚，能力处罚（禁止它从事农业生产资料生产的资格），对违法企业的商誉给予降级惩罚，使它在巨大经济、法律、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克制机会主义行为。正如孟德斯鸠所言“虽然欲望可能会促使他们做坏人，然而利益却阻止他们这样做”。

3.2.2健全与农业生产资料相关的第三部门的组织体系

新农村建设中，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资料相关的第三部门，为新农村建设、农村的和谐发展提供组织保障。第一，提高农业相关的第三部门法律地位。目前我国农业相关的第三部门数量有限，不能满足新农村建设发展的需求，并且法律地位不高，往往没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在人事、业务、财务上受行政机关很大的限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第三部门将成为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主体，政府也要把具体的农业生产资料管理权限回归第三部门，使他们拥有准公共权力，保障它们的独立性、权威性、公正性；第二，建立体系完整的农业相关的第三部门。农业相关的第三部门是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主体，必须建立完整的组织体系，即建立制定农业生产资料标准的机构、农业生产资料的检测机构、农业生产资料的风险评估机构、农业生产资料信用评估机构、农业生产资料的信息收集、分析、披露机构，各机构分工合作，相互配合，共同实现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监管。第三，加强对第三部门监督和约束。由于我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第三部门常常出现“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的现象，可能被一些食品利益集团“捕获”或者沦为政府的“附属机构”，丧失它应有的公正性、公益性和独立性，所以我们要建立对第三部门的监管约束机制来保障其利益协调功能的实现。我们对第三部门的监督约束主要包括外部监督机制、第三部门的同行互律机制以及第三部门组织的内部自律机制。wWw.gWyoO

3.2.3确保农民市场活动主体的权利，建立农民消费者监管的利益驱动机制

新农村建设关键是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必须保障农民的市场活动主体地位，建立农民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利益驱动机制。第一，确保农民个人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诉讼权等。无论是政府主体的监管，还是相关第三部门的监管，都必须保证农民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诉讼权，这样才能客观上推动政府主体监管和第三部门主体的监管的实施；另外，农民利益受到侵害，也最有动力对政府和第三部门施加压力，比如，向政府部门反映、消费者协会投诉或者向人民法院，来促使他们履行监管义务，实现对农业生产资料的依法监管。第二，建立农民监管的利益驱动机制。农民消费者也是经济人，是市场中的弱势群体，在维护自己的权利时也要考虑成本收益，尤其是对抗实力强大的农业生产资料企业，所以政府要建立利益驱动机制，用利益来引导农民的行为，提高农民监管的动力。政府尽量提供充分的农业生产资料质量、价格、性能信息，以克服信息不对称，促使农民有能力进行更有效的监管。减轻农民在农业生产资料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延长时效，提高受监管主体对农民的民事赔偿标准，使农民愿意维护自己的权利。第三，建立农民监管的利益保障机制。无论是法律上规定的农民消费者权利，还是建立相应的利益驱动机制，其目的都是最终实现农民消费者的利益、保障消费者的利益。所以我们要建立相应的利益保障机制，建立农业行业相应的社会保险、企业赔偿和国家救助等制度，使农民消费者的利益能够得到制度的保障，实现农民消费者对农业生产资料的持续性监管。

参考文献：

[1]郑少华．动态社会契约论:一种经济法的社会理论之解说[A]．王全兴．经济法论丛[C]．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27-28．

[2]杨龙，王骚．政府经济学[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126-128．

[3]王建芹．.第三种力量——中国后市场经济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45-146

[4]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张雁译，商务印书馆，1982：145．

[5]李长健．论农民权益的经济法保护——以利益与利益协调机制为视角[J]．中国法学，2005（3）：130．

[6]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78-79．

农业行政管理论文篇5

[关键词] “三农”问题 支农惠农政策 措施

[中图分类号] F3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5）02-0001-01

1 “三农”问题的成因

“三农”问题则指的是农业、农村、农民三方面的问题，并且这个问题一直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三农的问题也是由于近年来现代化的步伐逐步加快而形成的。现在，我国国家处于一个农本阶段，所以，在实现了以城市为主要核心的工业化社会进程中，造成了城乡差距逐渐增大的问题，主要分析起来则有以下原因所在：

现如今，我国的国民经济配置的结构主要是向城镇化倾斜的，而政府则对‘三农’的投资不够。长时间以来，我国国内的农产品的价格，加之生产要素的总价值不是在市场的充足竞争中完成的，而不平等的价钱也同样对农业的整体进展和农民的增产起着重要的影响，我国的财政支出以及惠农政策所占的总体比重也较为底下。拿20世纪八十年代为例，比重大约占据了12%，而在九十年代则只占据了9%左右，二十世纪初仍旧处于比重下滑阶段，并且地方政府对农业的投投资比重更是严重缺少，许多农田水利设备设施也都是在经过了改革开放前期以后的水准，并且由于年代久远和信贷投资不充足的问题，情况更加不乐观。其中，贷款难仍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早在2004年，我国农业的增产总之占据了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5.7%，然而农业在全部的金融机构中来说，所占据的贷款余额不5%。这从而形成了农业生产条件薄弱，对农业生产稳固进行和农民收入的持续提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政策措施，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并且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初期，就已经形成了城乡分治的管理体系，并且依照人为的意愿，依照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将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分割为城市与农村两大地带。依靠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将农村劳动力关在了城市的大门之外，并划分为明显的两个等级，并享受完全相悖的两种政治和经济待遇模式。尤其是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给人们的心理上造成的严重的不平等权利的现象，更加加深了在经济上的不平等。

农民们的不合理的负担过于多，削减了农民们的收入的额度。使得农民本来就低的收入，再加上交一些农业税以及各种名目的费用，造成了许多家庭入不敷出，不堪重负。

2 保证党的支农惠农政策落到实处的措施

2.1 加深政策的学习

加深政策的学习，应该落实贯彻好党的支农惠农政策，并且必须要有一支针对于党的支农惠农政策措施的领导班子。判定一个农村党基层管理干部人员的水准如何，则重要的标杆之一便是要观察他在走党的农村基础路线以及政策方针方面，对支农惠农这一政策措施了解的彻不彻底，并在事实的工作生活中是够可以掌握好这一政策。根据现如今的群众所反映的一些比如比如违背国家土地承包政策，随便调整、对农户承包地实行回收，迫使农户流转承包地等情况来说的话，则是一少部分的农村基层管理干部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政策理念意识淡薄，执行政策不够到位所导致的，有的以至于违背了亦或扭曲了党的政策，有损了农民大众利益，对党和政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农村基层干部则必然要对政策理论的学习进行加深，努力提升本身的政知识水准。理的支农惠农政策的精神本质。

2.2 加深规范管理

组织好乡村管理干部人员，根据事实情况进行挨家挨户的排查处理，并详略地对其进行登记注册，努力做到做到家庭人口，以及劳动力数量间贫富情况，并弄得明白。把惠农的每项补贴金额进行登记，并以银行存折的形式发送给每家每户的手中。并根据事实上报的情况进行审核审批与管理，把有关于将粮食直补、粮种补贴、家电下乡等多个种类的补贴款项，直接性的存进村民的存折中去，实行并行式的发放。并经过张贴榜单的方式，保证资金一分不少的发给每家每户手中，从而使得农民享有自身应该享有的利益。与此同时，要在惠农资金上对“专款专用、专项立档”这一准则进行完全有效地落实，并经由乡财政所负责对支农惠农政策进行兑现，实现规范化处理。

2.3 加深监督检查

伴同着党的支农惠农政策的出台和加强，支农惠农的专项金额也会随之增多，甘肃秦安农业中心在此时得出，应该加深这方面的监督检查力度，对农民农业的补贴进行排查，并要对基础措施进行投放的促使实行落实，并且，要对有关机构所实行的支农资金使用的管理规定，依照透明、规范的程序进行支农资金的安排处理，通过招标投标方式落实支农项目。

3 结语

我国党政干部团队的主要力量便是我国的农村基层干部，同时也是与人民群众关系最密切的领头人物，并且也是是党在农村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者、具体贯彻者和执行者。这就要求我们基层干部要加深政策的学习，加深规范管理，加深监督检查，从而保证党的支农惠农政策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使农民群众确实得到实惠，共享改革发展的果实。

参考文献

[1]尹瑞华，黄群.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与解决“三农”问题[A].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暨民族地区科学发展理论研究[C].2010

[2]鲍荣龙，章奇特，吴建国.试论“城乡一体化”与“三农”创新发展[A].第十三届中国科协年会第17分会场-城乡一体化与“三农”创新发展研讨会论文集[C].2011

[3]周志太.十、企业社会责任视角的国有企业支农[A].2010中国国有经济发展论坛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10

农业行政管理论文篇6

关键词: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理论;探讨

一、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内涵

学术界有关公共服务的定义很多,综合各方观点,农村公共服务是指专为居住在乡镇和村一级的公民提供的公共服务,它是为满足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共同所需而提供的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社会服务,是以农业信息、农业技术或劳务等服务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农村公共物品。农村公共服务的提供,确保了农业生产的进行、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农民生活的稳定,对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以及新农村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农村公共服务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涉及到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这就是农村公共服务体系。

二、农村公共服务相关理论探讨

(一)新公共服务理论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由美国著名行政学家登哈特提出的,该理论认为行政官员在其管理公共组织和执行公共政策时应主要承担为公民服务和向公民放权的职责,他们的工作重点既不应该是为政府航船掌舵,也不应该是为其划桨,而应是建立一些明显具有完善融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来帮助公民明确表达和满足他们的共同利益需求。

通过对“新公共服务理论”基本内容的理解,我们可以归纳出该理论的核心价值理念就在于“以人为本”、“重视责任”以及“强调服务”。“以人为本”是指“新公共服务理论”以公民为中心,强调在民主对话、沟通协商基础上的政府与社区、民众的合作互动,建立有效的公民利益表达机制;“重视责任”强调行政官员应向多方主体负责,要求公共管理者积极回应公民要求、倾听公民呼声、方便公民选择、鼓励公民参与、部门绩效评价以公民为主体;“强调服务”认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不应是政府统治社会,而是社会控制政府,政府权力来源于社会,受制于社会,服务于社会。

(二)政府职能理论

1、公共物品理论。公共物品的提供古已有之,但是对公共物品理论的探索却只能追溯到19世纪晚期,其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和詹姆斯・布坎南。1954年,萨缪尔森发表了《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给出了公共物品的经典定义:“每个人的消费不会减少任一其他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由此使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成为公共物品的两个本质属性。1965年布坎南对公共物品的定义进行了更为全面的阐述,他认为,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所导出的是纯公共物品,而完全由市场来决定的是纯私人物品。在现实世界中,大量存在的却是介于纯公共物品和纯私人物品之间的物品,称为准公共物品。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公共物品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其繁多的种类涉及到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其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等本质属性,这就决定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物品尤其是其中的纯公共物品,不可能完全通过市场运作的方式来提供,而公共物品的种类繁多,也决定了它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完全由政府来提供。有效的公共物品提供形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2、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由英国经济学家邓肯・布莱克提出,后经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发展。詹姆斯・布坎南将市场制度中的人类行为与政治制度中的政府行为纳入同一分析轨道,提出了“经济人”假设并认为政府的选择是非市场的集体选择,由于“经济人”利己主义的动机与非市场集体选择本身的缺陷,国家或政府的活动并不一定是“有效”的。因此,政府应以民主政治作为其强硬的后盾,通过完善人民利益和要求的传导机制,建立起一套能够有效约束和监督决策者行政行为的运行机制,保证政府的决策是在公共利益的轨道上运行。同时,该理论也提醒政府,政府在履行职责时,要考虑到市场的作用,政府干预应严格限制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应为市场的有效运行提供良好的环境,而不应过分干预市场的运作。

(三)地方政府治理理论

20世纪后期,西方学者基于市场经济理论和福利国家政策的失灵,以及社会权力主体日益多元化的现实,提出了“政府治理理论”。这一理论将政府的管理看作一个合作的过程,它强调管理就是合作,而且不仅强调政府与市场的协调与合作,更重要的是寻求政府、社会与市场之间的合作与互动,寻求一种通过调动各种力量和资源达到“善治”目的的社会体制。

地方政府治理是现代社会多层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治理理论是以治理理论为理论基础,以地方行政改革为实践基础发展起来的治理理论的一个分支,该理论将公民放在公共事务处理的关键地位,强调以公民需求为中心,倡导发展多元化、以公民社会为中心、分权与参与的管理模式。这一模式将地方公共问题解决的主体、公共服务提供的主体、社会事务管理的主体扩展到了政府、社会、公民三方共同组成的政府组织、民营组织、社会组织和民间公益组织等各种组织化的网络体系,成功地将多元竞争机制引入到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与生产过程中,提高了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提供的效率与质量。

(四)相关理论探讨

新公共服务理论、政府职能理论与地方政府治理理论作为学者们研究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理论基础,对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新公共服务理论强调要重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要尊重公民,这种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要求政府在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时,应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建立农民对农村公共服务需求的有效表达机制,实现公共服务决策的民主化与透明化。同时,农村公共服务生产主体应是多元化的,应在农村公共服务的生产领域引入竞争机制,政府应作为农村公共服务的安排者,在一些可以由市场或第三部门生产、提供公共服务的领域,政府应积极地下放权力,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与公民社会的基础性作用。

政府职能理论包括公共物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作为人们认识政府公共职能的重要工具,公共物品理论从公共物品的性质与种类入手,为政府等公共组织认识自己的角色,以及针对不同的公共物品采取不同的生产与提供方式提供了依据。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公共物品越加多样化,农村公共服务作为特殊的公共物品,其体系的建设,要求正确区分公共物品的性质,以此来确定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政府职能理论中的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重点是“政府失败说”,它认为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构建领域要纠正政府失败,就需要引入市场的竞争机制,建立和完善对政府的外部监督与约束机制,改变公共物品供给不足或供给过度的状况,提高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从而更好地满足公民的需求。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根据地方政府治理理论,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都应作为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通过整合三方的力量,可以达到调动各种力量和资源、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目的。而且,地方政府治理理论强调农民需求的重要性,建设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时,必须从农民的切身利益和实际需求出发,这样生产与提供的农村公共服务才是切实有效的。

在研究以上理论的基础上,笔者结合我国实际,对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理论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探讨。

三、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理论探讨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公共物品,在秉承公共物品理论与公共服务理论精华的同时,受我国国情以及服务地域与服务对象的特殊性的影响,又具有自身的理论特性。

由于我国农村人口规模庞大,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存在着巨大的“欠账”,加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并非是想象中那么容易的事情,在现阶段,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很难从农村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中抽身出来。因此,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理论,首先应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理论,其次应是地方政府与事业单位之间的关系理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它应是以上这些服务提供者与服务的接受者――农民之间的关系理论。

第一,由于我国的城乡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强化中央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提供方面的职能,是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理论的特殊之处。在我国现行的财政管理和行政管理体制中,中央政府通过复杂的层级把权力和责任授予各级地方政府,强化地方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提供方面的职能在情理之中。如果地方政府总能准确地执行中央的政策,而且中央转移支付也能按照规定目的有效地使用,那么这种授权式的行政管理模式对提供高效而且优质的农村公共服务有其优势,但事实并非如此。因此,在目前各级政府问责制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的监管与问责,是首要之举。

第二,在我国,绝大多数公共服务都是由隶属于各级政府的事业单位提供的,它们包括大多数学校、农业技术推广站、大多数卫生所和医院等。它们作为政府提供农村公共服务的主要执行者,占据了县和乡镇财政预算的很大一部分。但是在地方政府与事业单位之间也面临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一样的困境,事业单位的管理分散在不同的政府部门中,多数由职能部门进行管理,没有一个综合的机构对所有的事业单位进行统筹规划、综合协调与指导,使得地方政府缺乏使事业单位服从政府安排的有效手段,导致公共服务的供给在此环节上大打折扣。

第三,农村公共服务的受用者,也是将来农村公共服务的主要生力军――农民,在目前农村公共服务中,处于集体失语的状态。一方面以上这些服务的提供者以农民为中心、尊重农民、向农民负责的意识过于薄弱,另一方面农民争取自身权利、行使自身权力的意识也过于薄弱,这样的“双重薄弱”导致农民在农村公共服务的提供中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因此,改善农村公共服务情况的关键是要改善农民的利益表达渠道、提高农民的参与意识,使农民切实参与到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设计、提供以及监督和评估中来。

在处理好以上关系的基础上,我国农村公共服务要向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地方政府治理理论所提供的良好模式迈进,政府的角色要从农村公共服务的控制者变为农村公共服务的政策制定者和组织服务者;政府应将市场的激励机制和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政府的公共服务中,政府应将公民社会的各种力量引入政府的公共服务中;政府应组织、引导农村公共服务的众多供给主体,在政府构建的制度中,形成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合作网络,促进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朝着又好又快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丹尼斯・C・缪勒著;杨春学等译.公共选择理论[M].中国社会科出版社,1994.

2、丁煌.西方行政学理论概要[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方倩.公共物品理论前沿问题及探讨[J].世界经济情况,2006(12).

4、孙柏英.当代地方治理――面向21世纪的挑战[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农业行政管理论文篇7

【关键词】 农民教育；理论研究；管理体制；投资途径

加强农民教育，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证。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要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必须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努力提高农民素质。

一、深化农民教育理论研究

（1）深化农民教育体系理论研究。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化趋势，使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旧的农民职业教育体系已远不能满足农民和农村社会发展的需求，时代在呼唤新的农民教育理论。构建农民教育学体系，使之成为教育学学科一个独立分支，已经成为农村社会发展和教育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对中国农民教育的历史演进过程进行分析，探寻农民教育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丰富我国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内容。（2）加强农业技术理论研究。现代农民教育的最基本目的就是提高农民运用现代科技知识致富的能力，农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农村的经济发展起来。我国农业技术的现状是在绝大多数农业领域都没有革命性的农业技术理论成果，农业技术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作用不如人意。所以，我们亟需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的理论研究，然后才能紧紧把握使农民以文化求富裕、以知识求效益的思想，帮助农民学习科学实用技术，增强致富本领，实现增产增收，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二、革新农民教育内容

（1）突出农民综合素养教育。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民的新需求，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法制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健康卫生教育、家政教育、环保教育和文化教育，以便使新时代的农民在接受农民教育后能够成为公正无私、志向远大、纯朴善良、遵纪守法、勤勉节约、爱护环境的高素质人才。（2）充实农民专业技能教育。农民教育在加强专项科技实用技能培训的同时，不断更新农民的专业技术，更应该帮助农民学习进行农民转岗技能培训，使农民成为“一专多攻”的复合型技术人才。为他们提供一条终身教育的专业进修渠道，从而为人们提供更多职业机会和终生学习的机会，为他们终身不失业提供技术教育保障。

三、完善农民教育管理体制

（1）建立健全农民教育工作管理机制。抓好农民教育始终是党的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应作为区镇两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基层干部的一项政治职责，列入工作计划，提上议事日程，纳入考核范围，做到思想上重视，工作上部署，措施上落实。一要建立健全领导机制，二要着力强化运作机制，三要完善农民教育激励机制，四要制定优惠政策，通过政策引导，促进科教兴镇兴村。（2）设立基层管理网点。在农村建立形式多样、功能各异的管理网点，以便使农民教育更快捷的更有效的得到开展。例如在城乡结合部设立农民教育辅导站，在村镇设立农民图书馆、文化活动中心，这些管理机构弥补了农民实时的技术和文明素质教育的需要，为现代农民教育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必需的场所。

四、扩展投资途径

（1）拓宽农民教育资金吸收渠道。农民教育是一项公益性、社会性的事业，应实行政府、社会、农民三方支持农民教育的资金投入体系。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投入机制和体制，使农民教育步入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要着力建立社会推动与投入机制，坚持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大家办”的方针，广泛发动和依靠各行各业以及社会力量共同兴办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特别是企业等一些经济实体、农民合作组织开展农民教育，采取政府、企业、被培训者共同承担培训费用的办法开展培训工作。（2）农民教育资金投入方位多元化。农民教育资金投入应协调统一，不可偏废任何方面，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民教育工作顺利开展。在新农村建设中，投入大量资金在农民教育的硬件设施上，如建造各种培训机构（农民教育辅导学校、辅导站、农民图书馆等），购置现代化教育设施（图书、音响器材、系统软件等），而在农民教育的师资、教育保障等方面投入却不足。一方面由于资金短缺问题不能及时更新自身技术知识，造成农技人员技术知识老化的问题；另一方面农民教育实践活动经费不能保证，使很多农民教育实践活动夭折途中。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教训。

参考文献

[1]舒学银.对农民教育问题的思考.实事求是.2006（6）

[2]李水山.解析农民教育中的几个焦点问题.理论研究.2004（7）

[3]申树森.建设新农村必须加强农民教育工作.山西政协报.2006（7）

[4]章志洁.农民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成人教育.2002（4）

农业行政管理论文篇8

1.加入WTO对中国农业的影响

目前关于“入世”对中国农业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入世”与政府农业管理体制。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的管理权在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而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权和农产品流通管理权在商业行政主管部门，农产品国际贸易的管理权又在外贸行政主管部门。这种贸工农分割、产供销分离的运行机制显然不适应加入WTO后农产品国际、国内市场一体化的需要，（注：田利琪、李清柳：《贸易自由化与我国农业政策的选择》，《经济论坛》2001年第15期。）现行农业管理体制对农业生产、加工、流通处于分散管理的状态，不适应农业国际化对农业进行灵活、有效的宏观调控的需要。（注：张开华：《WTO框架下农业结构战略调整的若干思考》，《农业经济问题》2001年第7期。）但也有学者指出，中国贸易体制改革的总体方向是市场化，而WTO规则对贸易体制的规范化有一定的要求，对加快国内流通体制改革将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注：金丽馥、周德军、周爱春：《面向WTO的中国农产品市场》，《经济体制改革》2001年第5期。）

第二，“入世”与我国农产品的国际贸易环境。加入WTO大大改善了我国农产品的贸易环境。在WTO框架下，我国进入了一个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可以享受无条件贸易最惠国待遇，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使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出口量增加，扩大我国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注：张开华：《WTO框架下农业结构战略调整的若干思考》，《农业经济问题》2001年第7期。）可以灵活运用国际贸易规则及争端解决机制减少其它国家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非关税限制措施等不公平待遇。（注：朱泽：《WTO与我国农业政策改革》，《调研世界》1999年第8期。）也有学者指出，中美协议中就含有对我国出口农产品使用“非市场经济国家”倾销标准和美国国内法律中的特殊保障措施的内容，使我国农产品对美出口在较长时间内仍然受制于单边措施。如果类似条款也出现在与其他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协议中，就无法保证未来我国与其它国家的农产品贸易能完全置于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框架之下，增加了贸易法律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注：曾令良、韩桢：《世界贸易组织农产品贸易安排与发展中国家—兼论入世对我国农业的影响与对策》，《法学评论》2001年第4期。）

第三，“入世”与我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尽管有学者认为“入世”后我国农产品的竞争优势将丧失，（注：陈敏敏：《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农业保护》，《中国农村经济》2000年第5期。）但更多的学者却认为，不同的农产品情况不同。劳动力和机械替代较容易的农产品生产，中国不具有生产竞争优势；劳动力和机械替代较困难的农产品生产，即我们常说的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中国具有生产竞争优势；耕地密集型农产品生产，中国不具有竞争优势。具体来说，粮食、油菜、糖料和一些地区的棉花等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没有比较优势；畜产品、水果和蔬菜比较优势较明显。（注：黄季kūn＠①、马恒远：《中国主要农产品生产成本的国际比较和差别》，《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我国农民、农业加工企业和营销组织没有足够的能力提供国际市场所需农产品，更没有大型的农业跨国公司，自然就无法提高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注：余良军、于建东：《“入世”后行业走势及命运》，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396页。）

第四，“入世”与农民收入、城乡收入以及地区收入差距。在中国大多数传统农业区，农民从种植得到的收入仍然占60%以上。“入世”后，外国农产品对中国市场的冲击会进一步加重国内主要农产品的“卖难”矛盾，引起流通渠道的混乱，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注：周汉民：《中国走进WTO》，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由于“入世”后增加进口的主要是小麦、玉米和豆油等，所以会对相应的主产地东北和华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带来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南方一些需要饲料的省区“入世”后可以直接从国际市场进口价格低廉的玉米，它们在这个过程中就成了受益者。（注：应育松：《“入世”后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现代财经》2001年第6期。）农民之间，特别是西部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农民收入之间的差距将增大。（注：雷海章：《WTO与中国农业应对策略》，《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据预测，“入世”后至2005年，全国农民实际收入将会下降2.4%左右，而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则会增加4.6%，城乡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加剧农村“贫困永久化”危机。（注：张玉和：《农业入世：想说“平等”不容易》，《江苏经济》2000年第11期。）但也有学者指出，“入世”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注：田利琪、李清柳：《贸易自由化与我国农业政策的选择》，《经济论坛》2001年第15期。）

第五，“入世”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加入WTO后将加重农村的就业压力。（注：乔海曙、邓琼：《加入WTO后的中国农业：成本、收益分析及政策选择》，《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2期。）2000年，按劳动年龄人口计算，我国有5亿农村劳动力。如按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计算，则有6亿多劳动力，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大约有1亿人口，绝对过剩的农村劳动力有4亿至5亿。“入世”后，乡镇企业解决就业的能力大幅度下降，每年向外排斥300万到400万劳动力。农民进城就业又受到重重限制。外资进入能够促进金融等服务行业的就业，对低素质的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就业难以起到拉动作用。（注：何帆：《21世纪中国仍然是小农经济？—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温铁军专访》，《国际经济评论》2000年第6期。）但也有学者指出，“入世”能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注：应育松：《“入世”后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现代财经》2001年第6期。）

第六，“入世”与我国的粮食安全。有学者担心“入世”可能对我国粮食安全构成一定的威胁。一方面，一些

动植物病虫疫情有可能通过贸易渠道传播到我国，从而对我国农业生产构成潜在威胁。另一方面，在国际冲突仍然是一种潜在威胁的情况下，粮食进口需求的扩大，有可能对我国的粮食安全供给构成一定的威胁，其极端情形是少数处于垄断地位的出口大国对我国实行粮食禁运。（注：周汉民：《中国走进WTO》，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特别是粮油产品总体上不具有竞争优势，在国际市场的冲击下生产将相对萎缩，粮食自给率可能下降，不利于保障粮食安全。（注：王兆阳：《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现状及应对措施》，《宏观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粮食自给率较高，有65%左右的粮食由农民自产自销。尽管进口配额将有所扩大，粮食自给率不会有多大下降。（注：杨鹏飞、洪民荣等：《WTO法律规则与中国农业》，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2-83页。）而且，配额是进口机会，并不等于实际进口量。（注：徐景峰：《入世对中国农业的影响》，《世界经济研究》2000年第4期。）

第七，“入世”与我国的农业结构调整。一般认为加入WTO有利于中国进口资源型特别是土地密集型的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包括水果、蔬菜、畜产品、水产品等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进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注：卫龙宝：《加入WTO与中国农业发展政策的调整》，《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但也有学者指出，加入WTO也将对我国农业结构调整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关税降低和非关税措施取消后，对部分地区一些质量和单产较低、技术含量不高的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产品带来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农业结构调整其本质是农业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最有效手段是市场机制，而我国目前农业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农产品市场体系不尽完善，尤其是现行农业管理体制对农业生产、加工、流通处于分散管理的状态，无法适应加入WTO后农产品国际、国内市场一体化的需要，也不适应农业国际化对农业进行灵活、有效的宏观调控的需要，所以，从短期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入世”后我国农业结构的调整与创新。（注：张开华：《WTO框架下农业结构战略调整的若干思考》，《农业经济问题》2001年第7期。）

第八，“入世”与我国的农业保护。“入世”后，由于农产品关税只能减不能增，而我国因关税减让基期即1986-1988年大部分农产品的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关税化后的关税等值为负值，无法使用贸易规则规定的关税化手段保护国内农产品市场。同时，由于各种非关税措施将被禁用，我国不能再用传统保护手段保护国内农产品市场，只能去学习和探索我们所不熟悉并且在某些方面尚不具备条件的“绿箱政策”来保护农产品贸易，从而使我国在农产品的贸易保护中处于不利地位。（注：：《加入WTO与农村市场化建设》，《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1年第1期。）我国传统的农业保护理论、保护政策和保护做法将面临调整和修正的压力。（注：高滨淮：《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农业发展和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与对策》，《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0年第4期。）农业保护的空间大为缩小，保护成本急剧上升：市场准入的保护空间缩小、国内支持空间缩小、出口竞争的保护空间可能缩小。（注：乔海曙、邓琼：《加入WTO后的中国农业：成本、收益分析及政策选择》，《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2期。）

2.加入WTO对中国工业的影响

从国际经济的角度看，第二产业，主要是工业是中国三次产业中竞争力最强的产业。（注：金碚：《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工业》，《中国工业经济》2001年第5期。）按照有关协议，加入WTO后我国的产品关税将进一步下调，同时，我国工业产品也将进一步享受到自由贸易的好处，因此，加入WTO后，我国工业既存在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一般认为，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将获得进一步扩大市场的良好机遇，而技术密集型工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将会在短期内面临一些困难。（注：杨帆：《加入WTO对中国产业发展》，《财经科学》2000年第3期。）按照比较静态分析，中国工业品进出口贸易比较优势状况呈现出下列倾向：第一，进出口产品中具有较高比较优势的产业种类少，但它们在工业品出口中所占份额较大；较高比较劣势产业种类也少，并且出口比重也小。第二，中国多数工业行业基本均处于比较优势或比较劣势，处于比较优势的行业少于处于比较劣势的行业。且处于比较优势行业的出口比重较小，而处于比较劣势的行业出口比重较大。第三，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产品基本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与中国现阶段资源禀赋状况基本相适应。第四，大多数属于资金技术密集型或相对属于资源密集型工业产品在中国不具备比较优势。第五，某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有些产品已成为劣势，而在某些具有比较劣势产业中，有些产品则具有比较优势。第六，中国经济发展中某些工业产品比较优势强化与某些产品比较劣势强化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注：潘文卿、张伟：《90年代中国工业产品外贸优势变化及入世后的战略选择》，《统计研究》2001年第12期。）以下是理论界关于“入世”对几大行业影响的研究：

第一，“入世”对纺织业的影响。纺织业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加入WTO后仍然会具有较高的国际竞争力，能够保持较大的国际市场份额，面对相对宽松的出口环境，纺织业有可能进一步拓宽国际市场。（注：《经济管理》特约评论员：《中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经济管理》2001年第3期。）但是，“入世”后竞争加剧，头5年还要受美国的配额所限制，因此该行业依然面对一段竞争激烈的日子。（注：丁元竹：《加入WTO后中国社会发展的若干问题》，中经网：）“入世”后我国必须削减纺织品进口关税和消除非关税壁垒的限制，这样一来纺织业作为我国相对具有优势的行业将率先撤除保护伞，纳入自由化进程，我国纺织行业中缺乏竞争力的行业，如化纤、染整、产业用纺织品、纺机行业将受到冲击，面临严峻的考验。（注：周汉民：《中国走进WTO》，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第87-88页。）

第二，“入世”对汽车工业的影响。我国汽车工业有6个方面的劣势：一是生产规模狭小。二是劳动生产率低下。三是产品开发能力低。四是技术水平落后。五是市场占有率不高。六是汽车消费环境差。（注：袁木：《加入WTO后我国汽车工业面临的形势与对策》，《管理现代化》2001年第2期。）加入WTO以后，随着国内市场的全面开放，国际知名汽车跨国公司必将大举进入，这意味着依靠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保护的国内企业，将直接面对国内外两个市场的激烈竞争，无疑会对我国汽车工业形成严重的威胁和冲击。降低关税和取消配额许可证将会使更多的国外汽车整车和零部件进口，从而对国产汽车产品造成冲击；开放汽车服务贸易，国外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更加畅通；取消鼓励汽车产品国产化的优惠政策，部分国内汽车整车零部件生产企业将可能被挤垮，造成部分职工失业，而另有不少企业因竞争力不济，面临生产经营困难；地方财政收入也面临挑战，并且对相关产业会造成冲击。（注：王文彬：《加入WTO，中国汽车业何去何从》，《改革》2002年第2期。）有学者指出，在进口汽车竞争态势下，大部分汽车整车生产企业必然会被挤垮，转而生产汽车零部件，实现与国内外厂家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协作。（注：严瑞珍：《中国加入WTO面临的挑战与风险》，《河北学刊》2001年第4期。）也有学者认为，“入世”后，价格对国产轿车的冲击是有限的，但是，国产与进口轿车在技术水平和质量水平方面差距很大，中国汽车市场将会受 到价格与品质因素的双重影响。（注：刘光卫：《WTO情势与我国汽车行业政策矛盾之解析》，《经济前沿》2001年第7期。）但“入世”也将给中国汽车工业带来有利影响，会加速汽车产业调整的步伐，进行重组合并，关掉一些产品质量不高的小厂，进行资源的重新配置，使有限的资源得到充分有效的使用；促进中国企业与国外汽车跨国公司的全面合作，有利于中国企业熟悉现今世界同行的国际规则，学习它们的经营理念和操作，也有利于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缩短我们与世界水平的差距；“入世”后，总体上会造成轿车价格的下降，有利于扩大汽车消费，也有利于汽车进入家庭。（注：于良军、于建东：《“入世”后行业走势及命运》，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271-273页。）

第三，“入世”对石油工业的影响。从中国石油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来看，无论是在企业规模、品种结构、产品质量、劳动生产率，还是在技术装备、工艺水平、管理水平、人员素质上，同国外相比，还存在明显的差距。中国石油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并不强，虽然中国已是公认的石油大国，但并不是石油强国。（注：杨嵘：《中国石油产业竞争力的国际比较》，《石油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4期。）加入WTO后，在降低关税和减少非关税壁垒之后，国外产品大量涌入将使这一产业受到很大的冲击，（注：曹建海：《加入WTO对我国工业的主要影响》，《经济研究参考》2002年第7期。）届时约有40%的石油产品将面临低成本的国外同类产品的冲击。（注：《我国石油和化工行业是加入WTO受冲击最大的领域之一》，中国国家企业网：.cn）但“入世”还有许多对中国石油石化工业有利的方面，突出的一点就是“入世”将有利于推动体制改革，有利于促进企业全面转换经营机制。（注：周汉民：《中国走进WTO》，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第97页。）

3.加入WTO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影响

“入世”后，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将为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业出口创造更多的机会；有利于打破国内的垄断局面，增强国内服务市场的竞争性，促使国内服务业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从而进一步推动本国服务业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有利于改善中国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引入新的服务种类；有利于参与新一轮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但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也将危及一国的和国家经济安全；会对我国一些刚刚起步的新兴服务业带来不利影响。（注：傅京燕：《服务贸易自由化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影响及对策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1年第1期。）加入WTO，国内服务企业将面临国际上大型跨国公司竞争的压力，内资企业的生存空间会受到严重挤压，将丧失部分原有的市场份额；国内消费结构转换和一、二产业结构升级对我国第三产业增长的拉动效应将会减弱，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拉动效应可能转移出去，成为国外第三产业的扩张的机遇；服务贸易逆差将会进一步加重，从而影响国际收支平衡；人才的竞争和流失，将使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和竞争力提高受到严重影响；此外，我们还面临体制不适应的严重挑战。（注：俞梅珍：《加入WTO与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中经网：）

第一，“入世”对金融业的影响。从贸易竞争优势指数的角度看，我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处于绝对的劣势。（注：方学芹、范爱军：《中国服务业的“入世”承诺和发展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2年第1期。）首先，加入WTO后，我国银行业所面临的风险急剧增大，主要原因就是外国银行从此可以经营人民币的各种业务。（注：左大培：《入世后我国银行业面临的风险及对策》，《中国经贸导刊》2002年第2期。）我国的银行业因缺乏灵活经营的能力，业务限制在较狭隘的范围内，贷款主要集中在困难重重的国有企业，因而风险集中，增加市场竞争的难度，“入世”后会受到一定的压力。（注：邵望予：《浅论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国际商务研究》2001年第1期。）其次，在发达国家保险业已占金融业半壁江山的大背景下，我国的保险业总资产尚不足金融业的3%，发展极为落后。狭窄的投资渠道，单一的市场功能，远远落后于国际同行的服务品质和业务技巧，“入世”后将会使内资保险公司在市场份额、客户、险种、人才等方面受到外资保险公司的强力冲击。（注：方学芹、范爱军：《中国服务业的“入世”承诺和发展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2年第1期。）再次，我国的证券市场发育不完善，“入世”后在短期内会削弱我国的证券公司同具有雄厚实力、丰富的市场操作经验和技能的外国同行的竞争力。（注：王胜强：《中国加入WTO正、负效应的重新阐释》，《延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1期。）尽管开放金融服务业市场会在短期内对我国的金融业带来一定的压力，但是我们看中的是它的长期效益。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具有引资效应、学习效应和扩大的鲶鱼效应，从更深的层次来看，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将促进我国金融业的国际化。（注：顾卫平：《金融市场：开放需要节奏》，《资本市场杂志》1999年第5期。）对保险业来说，外资的进入有利于形成保险市场的竞争格局，尤其是增强人们对市场经济下的风险防范的意识，转变传统的“福利”观念，对劳动用工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等的建立和完善将起积极作用。“入世”有利于加快我国保险服务业的商业化和国际化步伐，也有利于新型保险服务的开发，提高保险服务水平、质量，改善经营管理，培养保险市场，也为保险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模式。“入世”还将加快我国金融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为保险基金的合理使用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这对于保证就业压力加大后的社会稳定是有利的。（注：丁元竹：《加入WTO后中国社会发展的若干问题》，中经网：）

第二，“入世”对电信业的影响。加入WTO为中国电信业带来了机遇，我们可以利用GATS服务贸易中的跨国贸易方式，向周边的WTO成员国提供电信服务，开放市场也有利于和电信息息相关的市场经营主体企业的发展，将大大增加对中国电信网的使用，从而促进电信的发展和收入的增加；可以方便地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经营和管理经验，促进网络向现代化方向发展；有利于开辟新的融资渠道。（注：于良军、于建东：《“入世”后行业走势及命运》，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114页。）当然，电信业的开放也带来了残酷的竞争，垄断局面行将打破，使内资企业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注：方学芹、范爱军：《中国服务业的“入世”承诺和发展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2年第1期。）将给本国的通信设备制造业带来巨大压力，影响我国电信企业的有序发展，加剧我国电信业发展的不平衡态势，并影响国家和安全。（注：周汉民：《中国走进WTO》，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142页。）

第三，“入世”对旅游业的影响。我国旅游资源在世界首屈一指，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国外服务业先进的经营管理方式的示范效应，对国内企业提高旅游服务质量、技术、管理水平产生正效应。“入 世”后国外游客增长，国内消费水平提高，游客需求增多，旅游面临大发展。（注：李江帆：《WTO：对我国第三产业的影响与发展对策》，《当代经济研究》2001年第2期。）但同时，我国旅游业的发展速度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甚至在一定时期，局部领域还有可能发生波动。旅游业的龙头企业——旅行社将首当其冲地承受最大当量的冲击；旅游饭店业将在结构、客源、人才等方面遭受一定冲击；旅游业进一步对外开放，可能导致我国风景名胜资源的流失；我国出境旅游可能将面临新的压力。（注：韩玉军、苗茜：《入世与中国的旅游业》，《国际贸易问题》2002年第3期。）

二、加入WTO对政府的影响

加入WTO带来了多方面的挑战，首先就是对政府的挑战。从WTO的23个协议，492页的文本看，仅有两项条款涉及到企业，其余大量条款均与政府有关，特别是政府的立法与决策。加入WTO受冲击最大的不是企业而是政府，因为以管制与审批为基本特征的管理模式，与“公开、公正、公平”的WTO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注：李光：《政府在入世后的战略转变》，《决策与信息》2002年第1期。）政府是加入WTO的最大应对者，突出的有四个方面的要求：第一，要按照公平的贸易规则减少对贸易的行政干预，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第二，要按照透明度的原则，增强贸易管理的透明度、公开性和可预见性；第三，要按照公平竞争的原则，取消对经济行为不公平的行政限制和干涉；第四，要按照国民待遇的原则，对本国和外国的企业、商品及服务给予平等待遇。所有这些，势必对我国现行的行政运行体制、法律法规以及政府的管理和服务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注：徐绍史：《深化行政改革积极应对入世挑战》，《中国行政管理》2002年第1期。）

1.“入世”对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提出了新要求

中国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初步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但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现在仍然面临着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尚待解决，市场经济体制尚未成熟。（注：丁维顺：《“入世”与我国开放型外经贸管理体制的构建》，《厦门月刊》2001年第8期。）WTO规则的核心是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市场经济原则。到目前为止，WTO的成员国中还有许多国家不承认我国是市场经济国家，或认为我国还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注：李光：《政府在入世后的战略转变》，《决策与信息》2002年第1期。）“入世”后，中国政府面对的一个新挑战，就是如何协调在国内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照“入世”协议的承诺和世贸组织规则清理和调整中国的政策环境、投资环境、市场竞争环境和法治环境，以及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新规则制定和原有规则修改之间的关系；协调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关系。（注：张燕生：《WTO背景下政府职能的确定及有效宏观调控体系的确立》，中经网：）也有观点认为，“入世”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照系。（注：桑百川：《入世—破解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难题》，《国际贸易问题》2002年第2期。）加入WTO后可以通过借鉴国际经验和通行做法，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提高经济运行的总体效率。（注：陈清泰：《中国加入WTO最难的是政府“入世”》，《学习时报》2002年4月15日。）世贸组织的规则实质上是市场经济规则在世界范围内的运用和发展。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的基本要求是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加入世贸组织，将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还将推动外贸、银行、保险、证券、商业等方面深化体制改革，以适应这些领域逐步开放的需要。（注：《正确认识加入WTO的利与弊》，中卫网：）

2.“入世”对现行体制结构的影响

现行体制结构的问题在于：一是体系的不完整与机构的过度膨胀并存；二是机构的设立缺少市场根据；三是缺乏统一协调，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的现象仍较明显；四是机构运行缺乏应有的力度和效率。（注：白津夫：《加入WTO对政府的影响》，《参考文选》2001年第13期）由于政出多门，在利益协调中也易出现不和谐，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对中央的政策法规采取消极理解、变相实施地方保护主义，甚至发展到与地方一些不法分子联合勾结，不执行中央的政令。这极易导致在“入世”后，由于地方政府实施经贸政策、法规与中央政府的政策、法规不统一，而使中央政府被提起申诉的可能性增加，严重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也严重破坏投资环境。（注：张汉林：《入世：宏观经济体制需调整》，《经济参考报》2001年8月1日。）现行体制结构与市场经济特别是国际市场规范距离太大，加入WTO将面临根本性的改造，（注：白津夫：《加入WTO对政府的影响》，《参考文选》2001年第13期。）建立符合“规范、统一、透明、高效和服务”要求的体制架构，（注：桑百川：《入世—破解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难题》，《国际贸易问题》2002年第2期。）要求政府机构更加精简和人员更加精干。（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全球化与政府作用”课题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府改革：中国的经验、问题与前景》，《新华文摘》2001年第8期。）

3.“入世”对政府管理职能的影响

从适应WTO规则的要求看，政府职能转变还没有到位，政府管理中的“错位”、“越位”、“缺位”问题十分突出，各级政府部门仍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而许多该管的事却没有管好、管住。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仍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注：王预震、李勇军：《WTO与我国政府管理体制创新》，《行政论坛》2002年第3期。）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看，政府对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行政干预仍大量存在，对企业的引导和服务则明显不足，在涉及国家投资、贷款、技改项目时，表现出对国有企业的偏爱。各地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不符合WTO确定的非歧视、公平竞争等基本原则；从政府和市场关系看，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问题普遍存在；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看，政府承担了大量本可由社会组织行使的职能。（注：沈荣华：《抓住入世契机加快推进我国行政改革—“加入WTO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讨会综述》，《中国行政管理》2001年第12期。）因此，中国各级政府的职能转变虽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但同时仍存在诸多问题，具体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政府对微观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直接干预依然过多，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尚未形成；二是投融资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三是规范、监管市场秩序的力度不够；四是一些政府部门出现利益集团化和非公共机构化倾向，公共服务职能弱化，乃至体制性腐败加剧；五是中央和地方的责权利关系尚未理顺；六是依法行政的统一性和透明度不高。（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全球化与政府作用”课题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府改革：中国的经验、问题与前景》，《新华文摘》2001年第8期。）在现实经济运作过程中，存在着政府对市场的过度替代问题，一些应该由市场起作用的仍有政府包办，而一些应该由政府职能到位的却没有真正管起来。我们的政府行政方式现在还不是十分规范，存在许多与市场相悖的问题，不符合世界贸易规则要求。从总体上看，政府行为仍然没有摆脱一靠红头文件、二靠政策手段、三靠保护垄断这样一种行政支配的行为模式。（注：白津夫：《加入WTO对政府的影响》，《参考文选》2001年第13期。）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政府管理体制仍然具有浓厚的“部门行政”色彩，必然会对政府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方式提出严峻的挑战。（注：宋世明、《胡奕军：》从“部门行政”到“公共行政”：“入世”后中国政府基本定位》，《体制改革》2002年第1期。）这无疑将会对我国各级政府的治理方式带来全方位的和多方面的影响，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形成强劲的冲击波。（注：梁仲明：《论加入WTO对我国政府治理方式的影响》，《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转变职能是政府要面临的最大挑战。（注：王玉琴：《跨进WTO大门：我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农经研 究通讯》2001年第11期。）加入WTO后，作为代表我国利益的政府一方面要创造条件，积极利用“入世”带来的机遇，同时要大力建立有效的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保护和监控措施，化解负传递给我国带来的冲击。因此，“入世”后我国政府的职能不是弱化，而是转化，由原来计划经济下的政府职能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职能转化。（注：薛荣久：《入世与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国际贸易问题》2001年第9期。）加入WTO意味着中国政府对自身行为要更加符合市场机制做出了承诺，通过引入外部规则与制度来规范和约束政府职能范围和行为方式。（注：陈清泰：《中国加入WTO最难的是政府“入世”》，《学习时报》2002年4月15日。）预示着我国未来的公共行政改革与发展将是由“内部推动力”和“外部推动力”两种动力机制共同发挥作用，一并牵引着我国公共行政的改革与发展。为21世纪中国公共行政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机制和力量源泉。（注：王和平：《WTO与我国公共行政》，《新东方》2001年第1期。）转变政府职能，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做到政企分开，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注：黄健：《“入世”后的政企关系—兼论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群众》2002年第4期。）政府的经济行为必须符合WTO所确定的非歧视原则：领域要准入，国家保护的政策要取消，政策的透明度要增大，政府不再控制企业，而应当提供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注：《厉以宁谈入世后中国政府职能转变》，《价格理论与实践》2002年第1期。）有学者指出，加入WTO后，政府职能部门不是权利部门，而应该是服务部门。（注：张汉林：《入世：宏观经济体制需调整》，《经济参考报》2001年8月1日。）政府要调整自己的职能，要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政府的主要作为是提供公共服务、建立市场秩序、建立信用制度、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公正有效的执法机制。与此同时，政府必须以市场的方式经营自身以及国有资产，将低成本、高效率、公正作为政府行为的评价标准，倡导公众参与，提升政府的水平和能力。政府有所不为主要是指对资源配置不应有不当干预，对市场行为不应过度规制以及对微观经济不应施加直接影响。（注：孙潮：《WTO与政府行为》，《上海国资》2002年第2期。）也有学者将其归纳为：一是要解决制约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利益障碍；二是要建立适应“入世”后开放经济下的宏观调控体系；三是政府要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四是政府管理的重点是建立市场经济规则和秩序；五是在不损失效率的前提下解决好公平分配问题；六是如何解决好污染和生态破坏等外部性问题；七是如何加快实施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重组；八是“入世”后，从提高中国综合实力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角度，政府在发展科技教育事业中的功能定位和作用，需要重新研究和总结。（注：张燕生：《WTO背景下政府职能的确定及有效宏观调控体系的确立》，中经网：）

有学者认为，“入世”将促进我国政府职能转变、降低市场交易费用。（注：罗进华、李松龄：《“入世”与我国专业化分工的制度经济学分析》，《湖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中国企业的运营成本与交易成本太高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的服务成本过高导致的。如何降低成本？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适应WTO的要求，对政府职能进行再造。从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政府应着重以下几种能力的提高：其一，提高政府的谈判能力；其二，提高政府的法治能力；其三，提高政府的中介应用能力；其四，提高政府的整体能力，建立整体型政府。（注：辛向阳：《加入WTO与政府管理体制创新》，《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加入WTO，政府官员要更新观念。有的政府官员自觉不自觉把自己的职务和责任看成是可以呼风唤雨的一种权力，一种地位的标志。这种强烈的“权力意识”不淡化，不改变，很难适应“入世”要求。（注：张霁星、顾世宽：《天津市行政管理学会举办“中国加入WTO与政府职能转变”研讨会》，《中国行政管理》2001年第11期。）WTO背景下的政府必须本着“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理念，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和企业的关系。（注：刘武俊：《WTO与“后立法时代”的中国立法》，《经济学消息报》2001年12月28日。）因而，加入世贸组织也有助于促进我国各级政府更新理念、校正自身行为，规范市场游戏规则，提高行政水平和质量，有效推进各项改革的全面展开。（注：王胜强：《中国加入WTO正、负效应的重新阐释》，《延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1期。）

加入WTO后，政府要遵循权利和义务平衡的原则，依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和中国政府作出的承诺修订与外贸相关的法律法规。政府管理经济社会的方式随之发生重大的变化，从全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对经济社会的管理从直接管理转向监督和服务，政府管理方式趋于透明、规范和法制化。（注：王健：《入世后政府管理方式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有学者将之归纳为，规则导向取代权力导向，服务式替代命令式。（注：黄建春：《论WTO与政府职能》，《温州论坛》2001年第6期。）

WTO对中国法治进程尤其是中国立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所谓“入世”首先是指法律“入世”，是中国国内法与规则及国际惯例的接轨。WTO为中国法律体系的丰富和完善提供了极其有利的契机。（注：刘武俊：《WTO与“后立法时代”的中国立法》，《经济学消息报》2001年12月28日。）“入世”将促进中国依法治国的进程，推动中国法律体系、司法制度及执法机制的现代化建设。将有利于促进政府依法行政和逐步实行国际公务通行做法。（注：李忠伟：《加入WTO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与对策浅析》，《理论前沿》2002年第6期。）有利于我们建设一个有限权力的、遵循正当程序的、负责任的法治政府。（注：袁曙宏：《建设法治政府》，《群言》2002年第2期。）

有学者指出，一般认为政府对WTO患“不适应症”主要指对内政府主导经济，对外，特别是政府谈判体制也面临着严峻挑战。我国在政府谈判体制上存在着“不谋于众”的倾向：(1)不能让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充分表达意见，使谈判协议最大限度地反映各方面利益。(2)不能充分调动自己国内的研究力量。研究归研究，决策归决策，二者没有适当的联系、沟通渠道，这就不可避免地增强了谈判决策的非科学性和非理性化。(3)政策信息服务的透明度差甚至采取保密政策。目前，一个在新的背景下新的利益分割的谈判机制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出现，我国必须抓住时机，改革“不谋于众”的谈判体制，增强政府谈判实力，为国内企业奠定迎接挑战、公平竞争的良好基础。（注：王俊华：《WTO与政府谈判体制改革》，《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01年第4期。）

三、加入WTO对文化的影响

加入世贸组织，扩大文化市场的准入范围，允许国外文化资本和文化艺术产品、文化服务进入，会对我们产生巨大的挑战。

1.“入世”对价值观念的影响

加入WTO后，外部文化对我国文化产业必然形成冲击，但这是表象，它由此将影响到我们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继而影响到我们的经济和政治，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注：陈高桐：《加入WTO与我国文化及其产业面临的问题和对策》，《WTO与中国文化产业》，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外国文化资本和文化产品、文化服务的进入，从积极意义上讲，它对丰富人们多元化的文化生活，对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对学习和借鉴别国优秀文化都是有作用的。但也应看到，一些宣扬西方的个人主义、道德伦理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念的文化产品的涌入，对我们要把青少年培养成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教育目标是有一定潜在的负面影响的。（注：文华：《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影响与对策》，《WTO与中国文化产业》，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8-9页。）我国是一个封建主义传统较为深厚的国家，封建主义糟粕很可能与“入世”后“西风东渐”的资本主义文化同流合污，衍生出一个中西劣质、腐朽文化的共生毒瘤和怪胎，其价值观甚而比单一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价值观都更恶劣和低下。（注：李忠伟：《加入WTO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与对策浅析》，《理论前沿》2002年第6期。）如何在理论上正确认识和把握文化的普遍性和文化的特殊性，如何在实践上正确处理吸收西方文化和抵制文化殖民主义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在加入WTO之后将越来越突出。（注：贺晓光、乔淑梅：《加入WTO对我国文化发展的挑战》，《理论前沿》2001年第12期。）

2.“入世”对我国主流文化的影响

加入WTO使中国人感受到融入全球经济的步伐在加快，这种全球化首先会对我国的主流文化产生影响。一是消费主义文化、商业性文化，通过大规模文化生产和现代传媒迅速传播；二是西方的自由、平等、人权的价值观念和政治文化，通过各种出版物、传媒不断渗入。其次，会使我国文化的多样性、兼容性更为明显。这为我国文化建构提供了动力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也带来了文化建构的复杂性和某种隐含的文化危机，如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再度抬头，主张尊孔复古的文化保守主义回潮、“买办性”文化的重新泛起和通俗文化的日趋商业化等。（注：俞启义：《全球化的文化内涵及对我国文化建构的影响》，《新东方》2001年第5期。）有学者认为我们缺少制度文化、诚信文化、法治文化、权力文化、管理文化、生态文化和创新文化，提出了加入WTO之后要进行文化改良。（注：包国庆：《WTO之后的文化改良》，《新经济》2002年第3期。）加入WTO不仅仅是对一种法律体系、经贸制度和政策系统的接受，同时也是对一种法律文化、经贸制度文化和政策价值的接受，一种对交往行为理念和文化的认同。它不仅为中国彻底摆脱和走出自近代以来闭关锁国、疏离世界体系重新复归它应有的文化位置奠定了一个全面开放的基础，而且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和提供了一种世界的可能。其对中华文明形态的未来发展将可能产生的作用难以估量。（注：胡惠林：《关于WTO与我国文化产业创新体系问题的思考》，《WTO与中国文化产业》，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3页。）加入WTO后，外国的文化产品要进入到我国文化产业中来，由于一些外国文化产品大量地运用了现代科技成果，在一定时期会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消费者在欣赏的同时，不仅了解了外国文化和艺术，而且其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久而久之也会对消费者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会在少数消费者思想上形成外国文化比本国文化更能体现人的个性和自我精神的心理。（注：文华：《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影响与对策》，《WTO与中国文化产业》，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3.“入世”给国内文化产业带来的影响

加入WTO可以使我们利用外来资金、技术、信息以及人才优势对目前国内狭小散乱的文化市场进行整合，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注：孟晓驷：《WTO与中国文化产业》，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1版，《前言》第3页。）但目前，我国文化市场机制尚不健全，文化产业规模尚在形成过程中，一方面生产能力弱、资金匮乏、质量偏低，经营管理人才也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文化消费需求旺盛，增长很快，市场潜力很大。随着外国资本大量进入我国文化市场从事文化经营和服务，会给国内文化经营单位带来巨大的压力。（注：文华：《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影响与对策》，《WTO与中国文化产业》，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因此，有学者认为，加入WTO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既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又带来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机遇方面，一是有利于促进对外开放，为文化产业提供广阔的市场与无限的商机；二是有利于借鉴和引进国外的高新技术，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技术含量；三是有利于重新整合我国的文化产业，调整产业结构；四是有利于加强和完善我国文化产业的法律、法规建设。挑战方面，一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造成冲击；二是文化产业市场的准入对中国民族文化产业构成严重威胁；三是对我国文化经营单位的生存和竞争带来极大压力；四是对我国现行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产业政策带来影响。（注：王慧芬：《加入WTO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影响和对策》，《中国文化报》2001年12月19日。）

4.“入世”对文化市场管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