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增长理论论文范文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1

关键词：经济增长理论、模型、演化

关于经济增长，早在古希腊诺芬的《经济论》中就曾论及财富的性质与来源，但最早具有科学的系统的增长思想的学者是亚当•斯密，自从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经济增长问题以后，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理论已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课题。纵观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历史演化，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四个历史时期：

一、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具有特定的历史条件：当时英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处在一个大变革时期，工业革命拉开序幕，经济学家须对工业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基本促进因素予以科学解释。其中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

（一）亚当•斯密经济增长理论。斯密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有两种途径：一是增加生产性劳动数量，二是提高劳动效率。”①劳动效率对经济增长更具促进作用。

（二）大卫•李嘉图经济增长理论。李嘉图的理论主要有两点：一是指出经济增长最终将趋于停止，二是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②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指出经济增长的规模性动因（资本、技术、土地），注意到自然资源在增长中的特殊性，但把增长过程简单的看作是人口增长与资源消耗与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大之间的竞争。

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为探索资本主义稳定增长的条件，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其代表人物为哈罗德，多马和索洛，斯旺。

（一）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由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推导，突出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认为政府可通过调节储蓄率水平刺激资本积累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

（二）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和英国经济学家斯旺提出。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为资本积累过程，决定资本积累的是投资的收益率。

新古典模型的贡献有三方面：第一，认为经济稳定增长可通过改变资本―产出比实现；第二，认为收入分配变动趋势是工资上涨；第三，重视技术进步。局限性有三方面：第一，把技术看作外生变量；第二，认为经济的自我运行可使经济处于最优增长路径；第三，认为任何时期储蓄率都全部转化为投资。③

三、新经济增长理论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重新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标志新经济增长理论形成。

（一）罗默模型。罗默模型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四方面：资本、非技术劳动、人力资本和新思想。新思想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知识积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

（二）卢卡斯模型。卢卡斯模型视人力资本积累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是增长的真正源泉。指出人力资本积累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教育提高职工劳动生产率；二是通过实际训练和经验积累。

新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经济增长是经济体系内部力量作用的产物，重视知识、人力资本的研究。缺陷有两方面：一是采用过于严格假设条件，损害了对经济发展现实的解释力；二是强调人力资本和技术知识时，忽略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四、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

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和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既有历史联系，也有本质区别，主要体现在经济理论路径的选择不同。

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在增长路径选择上，始终以对现象的解释为基础。如哈罗德―多马模型从投入角度说明经济增长；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将技术作为外生因素解释经济增长；新经济增长理论企图通过政府力量完全消除资本主义市场缺陷。马克思将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经济均衡增长解放结合起来理解经济增长，因此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是较为完整的。

马克思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揭示了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揭示了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一是增加生产要素投入量；二是提高生产要素产出率。

他认为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正常进行的条件是，第一部类的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之和等于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简单再生产是零增长经济，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原动力使其不断进行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第一部类原有的可变资本价值、追加的可变资本价值与本部类资本家用于个人消费的剩余价值之和，等于第二部类原有的不变资本价值与追加的不变资本价值之和，这样才能保证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得以顺利实现。④他指出，第一部类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一致，以及第二部类总供给与总需求间的平衡，是经济均衡增长的实现条件。

他认为，经济增长不单纯是财富增长，还会引起社会经济效应：一是劳动的组织和科学力量的应用在生产中越来越重要；二是产品的再生产必伴随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经济增长不是终极目标，经济增长是人本身的发展和从自然界中解放出来的手段，因此，经济增长应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⑤

五、结语

经济增长是指财富在数量规模方面的增长，经济增长理论是以如何增大一国财富为研究内容的理论和方法。鉴于经济增长对人类福祉的重要性，本文对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四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代表思想进行了梳理，按照理论的派别依次介绍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和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并对各种理论进行了评析。

从以上评析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中。对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对促进我国经济高速、稳定、持续的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作者单位：长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 王彦林，彭文民，姚和霞.经济增长理论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J］.现代经济，2007(6):131-133.

［2］ 王胜男.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影响［J］.商场现代化，2008(11):391.

［3］ 揭水利，陈恩.西方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视角下发展我国经济的战略抉择［J］.经济问题探索，2010(1)：12-17.

［4］ 吴义刚.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的内涵及其拓展［J］.安徽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报，2008(9)：48-51.

［5］ 侯为民.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08(1)：89-93.

注解

① 王彦林，彭文民，姚和霞.经济增长理论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J］.现代经济，2007(6):131-133.

② 王胜男.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影响［J］.商场现代化，2008(11):391.

③ 揭水利，陈恩.西方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视角下发展我国经济的战略抉择［J］.经济问题探索，2010(1)：12-17.

④ 吴义刚.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的内涵及其拓展［J］.安徽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报，2008(9)：48-51.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2

关键词：资本投入　R＆D　经济增长　协整分析

一、引言

经济增长是世界各国经济的关键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更是特别为人们所关注。因此，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都通过不同方面对经济增长进行了分析。

(一)新古典增长理论

20世纪40年代哈罗德和多马的长期经济增长模型被视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出现的标志。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模型是封闭的，仅研究某一国的经济增长，以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完全经济竞争和外生技术及其收益不变为其理论假设。该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丰要动力，在没有外山的推动下时，经济体系无法实现持续的增长；只有当存在外牛的技术进步或外生的人口增长时，经济才能实现持续增长。另外，新古典增长理论还假设各个国家有相同的机会得到同样的技术，因而各国没有技术水平的区别。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它假设技术进步是外生的，它不能解释为什么发生技术进步，同样也无法解释世界各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差异和实际人均GDP增长率的差异。

(二)新增长理论

由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存在的缺陷，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国经济学家卢卡斯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相继发表了研究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成果，逐步形成了目前流行于四方的“新增长理论”。所谓新增长理论，是指用规模收益递增和内生技术进步来说明一国长期经济增长和各国增长率差异而展开的研究成果的总称。卢卡斯的模型以人力资本为核心，把资本划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

新增长理论将技术视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突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研究框架，把技术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并论证了知识、技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这有助于我们认识技术知识在现代经济增长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制度创新可能是重要的，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是不可缺少的，但其关键的基本假定是这些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无关。这种假定显然无法说明实际经济生活中制度变迁对生产技术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三)内生增长理论

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是内生因素。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也就是说在劳动投入的过程中包含着由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由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在化，得出了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减而使得长期增长率为正的结论。因此，在他提出的增长模型中放弃了这个假设。在罗默的增长模型中，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不仅进入了生产函数，而且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它们不仅能形成自身递增的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递增的收益保证着长期经济增长。

在许多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中，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对经济增长模型的影响因素以及如何把这些因素内生的问题的研究上。而本文则以内蒙占地区为例，通过运用协整理论，来验证资本投入和R＆D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的长期均衡关系。

二、协整分析方法

当两个变量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时，这两个变量问所进行的同归将可能导致伪回归现象，(即)存经济领域中，我们得到的许多时间序列观测值大都不是由平稳过程产生的，为了解决此问题，出现了一种非平稳序列的新方法――协整理论。

常见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方法有以下四种：利用散点图进行平稳性判断，利用样本自相关函数进行平稳性判断，单位根检验以及ADF检验。本文即是利用了ADF法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

国内和国外先进技术的吸收和交流；其次，要加强对高技术人员的培养和发展，从而提高研发人员的素质和能力；最后要给研发机构和研发人员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提高他们创新的积极性，从而提高R&D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最终通过R&D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提高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增长。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3

【关键词】人力资本 经济增长 农村

最早的人力资本思想可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他在其中论述了教育和训练的经济价值。随后亚当斯密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人力资本的初步概念，他在其经济学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被誉为“人力资本之父”的舒尔茨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他指出对德日战后的经济腾飞，人力资本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后，经济学家们开始注重到该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学术界各种研究成果也日益丰硕。在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之后，笔者将其大概分为五个部分来阐述：第一部分是人力资本的相关研究;第二部分是以人力资本为主线的经济增长理论;第三部分是国内外人力资本与农村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献归纳评述;第四部分是国内农村人力资本与农村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述评;第五部分对上文进行了归纳总结。

一、人力资本

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揭示了教育对人的重要影响。舒尔茨（1960）首次在美国经济学年会的演讲中阐述了较完善的人力资本理论，他指出用于教育、医疗保健、职业培训和劳动力迁移流动的费用构成了人力资本的投资，同时他也定量研究了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和贡献率，但是却并未对“人力资本”作出明确定义。贝克尔（1964）则明确清晰地给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马歇尔（1890）把人力资本分为“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明赛尔（1958）在其著作《人力资本研究》中认为，人力资本除了才能、知识和技术外，健康、时间、生命也占有重要位置。麦塔（1976）指出，广义来讲，一国的人力资本除去本国内居民的知识、才能和技术外，还应包括创新精神、应变能力、工作毅力、兴趣爱好、生活态度、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其它可能促进产出增长的人的质量因素。

二、人力资本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概述

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人力资本理论也日趋完善。同时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成果的丰硕又促进了经济增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以人力资本理论为主线的经济增长理论依次经历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及新增长理论这三个阶段。笔者在对相关文献进行研读后，对此作了一个简要的回顾。

（一）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之一亚当斯密（1776）最早明确提出应把人的能力归为资本，“国民财富的增长主要归功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其中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大卫李嘉图（1817）发展了斯密的劳动价值学说，他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提到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物质资本只是转移了自身价值却并未创造新价值。萨伊（1803）在《政治经济学概要》中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是各个行业提高技能从业增加产出的普遍现象。马歇尔（1908）也指出人力资本的投资是所有投资中贡献率最高的，它将成为最强有力的生产发动机。此外，欧文费雪也得出了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将促进产出增加的结论。

虽然早期的这些经济学家们都看到了人在生产活动中的巨大作用，但由于当时劳动者技能素质都还处于初级人力资本的层次、知识技能经验等都十分匮乏，所以基本上不存在质的差别，于是古典经济学并没有把人力资本真正当作一种独立的资本。从而这些研究成果的价值还是比较有限的。

（二）新古典增长理论

（三）新增长理论

国外学者的各种研究成果无一例外的都证明了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人力资本引入我国后，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国内也出现了很多相关方面的研究文献。

（一）国内相关研究

（二）国外相关研究

四、国内农村人力资本与农村经济增长研究概况

（一）对全国进行分析的相关文献

（二）对个别省或部分地区进行分析的相关文献

五、小结

人力资本理论的日趋完善推动了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成果的进一步丰硕。以人力资本理论为主线的经济增长理论依次经历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及新增长理论这三个阶段。早期的经济学家们都看到了人在生产活动中的巨大作用，国外学者的各种研究成果无一例外的都证明了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4

【关键词】内生增长理论 中国 国家价值链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制造业凭借廉价生产要素形成的交易成本优势，以代工和加工贸易的方式，融入到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GVC）中。中国企业在GVC中，主要处于加工代工（OEM）的低端环节，专注于低技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和组装，这种模式推动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融入全球价值链后，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得到了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中国的产业升级就是要在战略层面上重视从GVC中突围的问题，加快构建以本土市场需求为基础的国家价值链（NVC）的网络体系和治理结构（刘志彪、张杰，2009）。构建国家价值链战略，并不是走闭关锁国的老路，而是重组我国现有企业的商业网络和产业循环体系，重塑国家价值链的治理结构。构建国家价值链中的领导企业就是对我国培养跨国公司提出的要求（刘志彪、张杰，2009）。国家价值链的形成，必须依靠掌握着核心技术的企业，因此，在国家价值链中的治理者必须拥有先进的知识和技术，强大的人力资本是对企业的支撑，可以用内生增长理论来讨论这个问题。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

Romer（1990）、Grossman和Helpman（1991）在上世纪末提出的内生增长理论是对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的发展，根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内生起源于靠自身发展而不依赖外力推动的。内生增长理论不同于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其将知识和技术进步看做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非外生变量，对劳动率的提高有着推进作用。纵观各国现实的经济活动，发达国家都有着庞大的教育和研发体系，知识和技术增长是由这个体系决定的，该体系是整个经济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把技术知识进步看做外生变量与事实不符，在建立增长模型中，简称为R&D模型。

Lucas（1988）从人力资本角度对Romer的内生增长模型做出了贡献，他认为新技术能力取决于人力资本平均水平，Glaeser（1992）证实了劳动力平均素质与城市经济的增长呈现出较强的关联。在Barro和SalarMartin（2004）给出的产品扩展模型中，引入垄断力量，中间品部门的研发激励就回受损，从而经济增长率也随之降低。最近的一些研究则强调了有限专利长度可能是实现了社会最优化（Futagami & Iwaisako，2007）。

近来，一些文献对技术进步做出更为深入的讨论。Joanne Roberts（2002）指出对技术的应用要有一定的人力资本，模型强调了技术和人力资本的互补性，技术和人力资本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双翼。Daron Acemoglu（2002）使R&D部门的企业能够自主选择利润最大化的技术进步方向，价格效应和市场容量决定了两类技术创新的相对获利能力，从而决定了均衡状态的进步方向。

三、内生增长理论在中国的运用

中国有很多学者将内生生长理论运用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评述，姜宁、魏守华（2009）对内生创新、本土创新、自主创新辨析做了区别，内生创新的基础是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内生创新是被包括在在新经济地理学所提出的本土创新（Feldman & Florida，2004 ）之内的。

有学者运用内生增长理论应用于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比较中，李杰（2009）以空间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对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化原因进行分析，发现了贸易自由度的提高促进产业的空间聚集，而溢出效应的提高可以促进区域差距的逐步减小。也有学者从国家层面探讨经济增长问题，邵帅、杨莉莉（2011）通过四部门的内生增长模型，对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进行了理论阐释，结论表明，能源依赖度对我国区域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均表现出显著的挤出效应，所以，企业应该有意识的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政府则应该着手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区域创新能力。杜希饶、刘凌（2006）构建了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探讨了国际贸易、环境质量与经济持续增长三者的内在关系以及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余长林（2006）以内生增长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论表明人力资本结构和数量对经济产生显著影响。

产业升级转型是我国经济在未来几年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国内国外的学者中，很少将内生增长理论运用于产业发展。徐康宁、冯伟（2010）对比研究了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的不同模式，提出了基于本土市场规模效应的技术创新的第三条道路。这种创新的模式内生于本土市场，通过合作的方式，在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形成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技术创新的第三条道路主要适用于大规模制造的现代产业，可作为中国产业升级的一种战略选择。经济“偏轻”地区着力完善资源的产权和市场定价机制，推动资源节约型的重化工业发展，大力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蒋永志）。魏守华，姜宁等（2009）在对长三角地区高技术产业的研究中，在溢出效应呈现负外部性的背景下，内生创新努力为产业发展的主导性影响因素。

四、结论

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新古典主义的增长模式相一致，依靠能源、资源的大量利用拉动经济增长，而这种依赖于高消耗高产出的发展模式必然遇到瓶颈，在未来的发展中，经济的增长更需要依赖于技术的进步。无论是在全球价值链中，或者在国家价值链的创造中，对很多产业来说，尤其是高技术产业，OEM代工企业完向产业升级，必须经过R&D环节，从而内生增长理论及其扩展模型对此有很大的解释能力。

参考文献：

[1]Plucas R E. 1988. On the m echan ics of econom ics d evelopm ent[ J] . Jou rnal ofMonetary Econom ics， 22： 3-4.

[2]ROMER P. 1990.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 y， 98： 71 – 102.

[3]Sachs，J.D.，and A.M Warner，1995，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NBER Working Paper No.5938，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4]Gylfason，T.，2001，Natural Resources，Education，and Economic Development，European Economic Review，45（ 4—6） .

[5]Futagami， K.， and T.Iwaisako， 2007， Dynamic Analysis of Patent Policy in an Endogenous Growth Model，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32， 306-334.

[6]Barro， R. ， and X. Sala Martin， 2004，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MA： MIT Press.

[7]邵帅，杨莉莉.自然资源开发、内生技术进步与区域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11.

[8]蒋永志.工业化先行地区产业升级路径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5.

[9]Acemoglu， D.，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2.

[11]Matsen， E.， and R. Torvik， 2005，“Optimal Dutch Disease”，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5.

[12]李杰.基于空间内生增长理论的区域差异成因探析[J].经济研究，2009.

[13]魏守华，姜宁，吴贵生.内生创新努力、本土技术溢出与长三角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J].中国工业经济，2009.

[14]杜希饶，刘凌.贸易、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基于开放经济下的一个内生增长模型[J].财经研究，2006.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5

一、对内生增长理论的回顾与反思

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内生增长埋论,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从理论发展的角度分析,内生增长理论主要的贡献在于将“知识”或“技术”在模型中内生化。正如琼斯(Jones,1999)所言,内生增长模型对于洞察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有许多深刻的见解,其理论精髓——内生增长特征是很“迷人”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既是经济增长之源,又是“知识”内生积累的结果。这样,经济增长就取决于经济系统本身,而不是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是外生的。正因如此,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方法,仍然被近期理论分析所采用。从实践意义和影响看,内生增长理论主要是为政府的政策运用找到了新的空间和领域,并受到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对他人、社会有溢出效应,生产知识的个人又不能内化这种效应,因而知识产出不足,这就为政府干预从短期需求向长期供给的转变提供了理论支持。而在此之前,在理论上,政府的作用仅仅被局限在调节总需求方面,而对供给方面如技术进步等,则无能为力。

但是,内生增长理论的结论中,却出现了正的规模效应。所谓规模效应,即长期经济增长率与经济规模(一般用人口规模或人力资本数量代表)成正比。这一结论不符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琼斯(Jones,1995)通过对经济合作发展组织(0ECD)国家经济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并将其国内从事R＆D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目作为“经济规模”的测量标准,结果发现,尽管“规模”在过去几十年中增长了好几十倍,但总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却是不变或下降的,正的规模效应并不存在。那么,在内生增长理论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规模效应呢?

从产生规模效应的内生增长模型看,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罗默(Romer,1986,1987,1990,1991)为代表的模型,一类是以格罗斯曼和赫普曼(GrossmanandHelpman,1991)、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andHowitt,1992;1997)等新熊彼特主义为代表的模型。罗默的模型以Dixit-Stiglitz(1977)函数形式(简称D-S形式)为假定前提,这种函数形式具有加性可分特征,其实质是各种产品之间不具有任何替代性,换言之,任何个人的产品创新活动不会对他人造成负的影响;在此条件下,罗默给出了一个关键的假定:知识或技术存量对其自身增长具有不变规模收益。正是这一极特殊的假定条件,导致了正的规模效应产生。与罗默模型不同,新熊彼特主义者考虑了一种能够抵消规模效应的因素——“偷生意效应”。它是熊彼特“创造性毁灭”过程中取走原有产品垄断利益的效应,或者说,对原来的知识创造者是一种负效应。但是,在格罗斯曼和赫普曼、阿格汗和哈威特的模型中,由于一方面排除了多个公司生产同一类产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假定这种“偷生意效应”不够强,因此,模型分析的结论中仍然存在正的规模效应。

因此,正的规模效应之所以存在,关键在于忽视或低估了个人的产品创新活动对他人的负影响。如果将这种影响加以重视,很可能会消除规模效应,甚至改变原来的结论。

二、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及其评价

近期经济增长理论正是顺着既要能消除规模效应又能保留内生增长理论“精髓”的方向发展的。大致来看,有两条思路。

一条思路是琼斯(Jones,1995;1999)、艾钦和托洛夫斯基(EicherandTurnovsky,1999)的思路,主要是对模型进行一般化处理。他们的分析保留了内生增长理论中最终产出部门和“知识”生产部门的两部门模型框架,从而保留了“知识跨时扩散”的本质特征,但放弃了内生可积累要素具有不变规模收益的强假定条件,从而得出了无规模效应结论。

在琼斯的两部门模型中,知识存量的产出弹性不再像罗默的模型那样设定为1,而是假定为一个比1小的数。这一假定本身强烈地暗示了,人口或知识存量对其自身积累的贡献远不如R＆D内生增长模型所设想的那样大。假定条件的修改,使琼斯的一般化模型成功地消除了经济增长中的规模效应,在那里,均衡经济增长率取决于知识生产部门内生要素的产出弹性而不是人口或人力资本规模。

艾钦和托洛夫斯基则更进一步认为,琼斯的无规模效应模型仍然是一种特殊情形。他们构筑了一个更为一般的两部门无规模效应模型,并将琼斯、罗默等模型全部涵括其中。他们的结论是,假定全部内生要素在知识生产部门和最终产出部门的总产出弹性不同,那么,经济长期增长率将遵循“短边”原则,由总产出弹性最小的那个部门来决定,而与经济规模无关。

琼斯、艾钦和托洛夫斯基的模型虽然从形式上消除了规模效应,但是,他们却并不能说明为什么不会存在规模效应。琼斯不能说明知识存量对自身积累的产出弹性为什么小于1;艾钦和托洛夫斯基也不能说明,究竟哪一种情况下,一个部门的总产出弹性会大于或小于另一个部门。而且,在他们的模型结论中,政府政策对长期经济增长率并不具有相关性。因此,他们的模型分析只具有纯理论上的意义。

另一条思路则主要是由一批新熊彼特主义经济学家开辟的,他们从特定的研究视角来分析规模效应问题。阿尔文.扬(Young,1998)、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andHowitt,1998)、贝里特(Peretto,1998)等为代表的增长模型,集中于对“偷生意效应”的分析,提出了一种消除规模效应的新方法。

以阿尔文.扬的模型为例。在他的模型中,他人可以从两个方向——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创新活动而“偷去”创新者的创新利润流,即不仅通过产品的质量创新而且通过产品模仿来分割创新的垄断利益,这样,“偷生意效应”就大大加强。扬的分析得出了一个与以往内生增长理论相反的结论:经济规模愈大,参与分割创新收益的人就愈多,“偷生意效应”就越强;而且,如果“偷生意效应”主要通过生产模仿产品来分割原有垄断利益时,将出现负的规模效应。由于扬的模型中经济规模对长期增长可能具有正、负或无规模效应,而且他的模型是从特定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因此,其理论结论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按照扬的分析,如果政府的政策只是简单地对所有研究部门实行“遍地开花”式的资助,那么,很可能只是激励产品的模仿,从而只影响收入水平,而不能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率;相反,如果政策立足于激励产品的质量创新,并根据R＆D的研究深度实行重点资助或配额资助,那么,就可以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因此,阿尔文.扬的政策含义是:政策资助应该向创新难度大的人员或项目倾斜。

约法诺维克(Jovanovic,1997)则通过加入一个“学习成本”的假定条件来减弱或消除规模效应。约法诺维克认为,在罗默的两部门模型中,实际上暗含了“知识”可以无成本地进入最终产出函数的强假定,然而实际上,工人必须学习怎样使用“知识”,也就是说,需要支付“学习成本”或“知识消化成本”。如果将这一条件考虑进罗默模型,最终产出部门的成本将增加,规模收益也将有一个绝对的上界,从而使得规模效应减弱甚至消除。按照约法诺维克的观点,假定工人在生产中需要“学习成本”,那么,公司可能更愿意采用次先进技术而不是最先进技术,从而更倾向于生产模仿产品而不是创新产品,这就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阿尔文.扬的“偷生意效应”假定。

从实质上看,在阿尔文.扬和约法诺维克的模型中,存在一个共同的暗含假定,这就是:模仿产品或次先进产品虽然成本低于创新产品,但一定存在市场需求约束:正是这种产品约束导致了对生产人口或人力资本的需求约束。因此,内生增长理论的规模效应将因这种约束大大减弱、消除甚至为负。

到目前为止,近期增长理论并没有完全解决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一方面,近期增长理论中的长期经济增长率虽不依赖于经济规模,但仍严重地依赖于外生人口增长率;另一方面,所有的模型均还没有得到有利的经验支持。尽管如此,近期增长理论在理论上还是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第一,发现了无规模效应的均衡增长路径并论证了其存在性。在这些模型中,长期经济增长率要么取决于生产函数的产出弹性,要么取决于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实质上二者均取决于生产函数的结构参数。第二,经济增长模型被进一步一般化。以往的内生增长模型之所以产生规模效应,实际上暗含了人口或人力资本稀缺而物质资本不稀缺的假定,这种假定充其量只能符合发达国家的情形,不具有普遍性。近期增长理论实际上则放弃了这种强假定,代之以个更一般的情形,这样,就出现了规模效应为正、为零或为负的多种结果。第二,与以往的内生增长理论相比,近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更具有针对性。在以往的内生增长模型中,由于简单地假定技术或“知识”的外部效应不能被个人内化,因而任何用于技术或“知识”部门的政策都将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近期增长理论则表明,只有范围更窄的重点资助政策才对长期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三、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对中国的现实意义

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对于中国来说是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的。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究竟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中国经济究竟又面临着怎样的矛盾?我们认为,集中到一点,就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需求约束”经济时代。或者说,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期效应时代已经基本结束,今后的经济增长,将越来越依赖于长期因素。

中国经济的需求约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业产品需求;一是劳动力或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

第一,工业产品的需求约束已变得越来越严重。集中表现为:工业品供过于求的矛盾进一步突出,工业企业生产能力闲置过剩,产品大规模积压。根据2000年国内贸易局商业中心对国内市场上609种主要商品的调查,供过于求的比例高达79.6%,比1998年增长了47.8个百分点;根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900多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中,生产能力闲置20~33%的,占27.2%,闲置50%以上的,占18.9%;在产品积压方面,根据统计显示,近年我国工业产品每增产10%,就有1%的产品积压(王万山,2002)。

第二,劳动力或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面临严重约束。1997年全国失业工业数为1200万左右,200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2173万。即使是本来稀缺的人力资本,也同样面临市场需求约束。2000年全国本专科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仅为80%,其中,专科毕业生的市场需求量不到30%(胡永远、李少斌,2001)。特别是2003年夏季以后,随着高校扩招后首届毕业生走上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更加不容乐观。

进一步分析发现,受到严重需求约束的,主要是低档次工业产品和低档次人才。与之相反,高档次产品和人才却面临短缺。例如,我国已连续三年居世界产钢量第一,但一些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品种,供给能力不足,石油用管的市场占有率只有60%,冷轧硅钢片、镀锌板仅占30%,不锈钢板仅占20%;精密机床、远洋船舶等产品的50%还依赖进口。在人才需求方面,许多大城市如上海、深圳,对硕士以上人才敞开大门“欢迎”;一流大学毕业生还是供不应求。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低档次产品和人才过剩,而高档次产品和人才短缺?主要还得从供给行为找原因。从产品生产者来说,生产低档次产品有几个明显的好处:模仿成本远远低于技术创新成本;市场经营、开发的风险小;能很快填补市场需求空白,等等。从而,即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也只是“小改造”,在花样上做“文章”。其后果,只是利用模仿,抢夺了原来创新者的市场利润,并不能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做出贡献。例如,改革开放后中国加大了引进外资与技术力度,但企业引进技术的目的只是为了生产使用,而在消化吸收基础上再创新的企业仅占18.75%,而且,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的投入也远远不够。以1994年为例,国有大中型企业用于技术引进的支出为275亿元,而同期用于这些技术消化吸收的支出只有9亿元(李以学,1999)。同样地,如果个人投资教育的目的,只是获得一张高等教育文凭,那么,个人就会走文凭捷径,热衷于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因为这类教育的收益是立竿见影的。以非全日制的本科自考为例,1998年参加本科自考的实考人数为102万,是1983年的1000倍(胡永远,2001),其中虽有因普通教育招生计划的约束问题,但至少可以从非普通教育的持续“火爆”看出个人投资技能教育的热情。因此,从中国的经济实际看,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由于产品或知识创新的相对成本太高,企业、个人更愿意模仿,而不愿创新。

而且,在中国过去的二十几年中,宏观环境尤其是政府的行为,对这种局面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产权不明导致企业行为短期化,不愿进行有利于长期增长的技术创新;财税分权改革助长了地方政府支持本地的重复建设,导致全国市场产品过剩;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创新的收益被大量的模仿产品所“肢解”,从而大大削弱了企业创新的激励。尤其是政府长期充当着技术创新、教育投资的主体,有限的财力却“胡子眉毛一把抓”,结果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项目都难以到位(李启明,1999)。

总之,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已经告别了产品的“短缺经济”时代,同时又承受着巨大的过剩人口压力;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可以利用世界市场需求缓解一部分需求约束,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低档次产品的过度出口将恶化中国的国际贸易条件,不是长久之计。中国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缺乏的是高质量的创新产品和高水平的创新人才。因此,按照近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政府的政策要求更有针对性,更有重点。换言之,政府的政策应该放弃对一般技能型人才培养和国内“模仿产品”项目的支持,而应对新知识、新产品的创造与国外引进,加大支持力度。正可谓“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具体来说,政府的政策应该集中解决普遍存在的“短视症”问题。“短视症”的根源在于落后。落后怕“挨打”,所以总想“多快好省”,快出产品,快出“知识”,快出人才。这种良好的愿望有利于奋进,但也极易导致浮夸和行为短视。政府如果热衷于“赶超战略”,就会形成一个导向。整个社会都会跟随。一个政府,一个企业,如果过分关注自己任期内的“短期业绩”,就会损害长期的增长与发展。因为,重大的科技创新或技术创新,都难以在短期内显出明效。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改革开放20余年,生产大大发展了,科技水平大大提高了,人才数量大大上升了,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但根据世界权威机构——瑞士国际管理与发展学院网站的《世界竞争力年鉴》,1998年中国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为第24位,1999年下降到第29位,2002年排名在31位;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排名,1999年中国竞争力排在32位,比1998年下降4位。个中原因就在于,中国在重大科技创新与产品创新方面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落后了,按照新增长理论的说法,就是:产品、劳动力数量对整个经济来说,只有“水平效应”,没有长期增长效应。因此,今后的政策措施,应该重点围绕纠正“短视症”而展开。

第一,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目前,国有企业政企仍然没有完全分开,国有企业经营者和政府官员的目标函数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任期内目标最大化。因此,国有企业的行为短期化有着深厚的制度背景。只有让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制,才有可能让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第二,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这实际上涉及到创新者利益的保护问题。过度保护创新者的垄断利益,不利于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与共享;但反过来,如果不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创新者的创新收益就会被大量的模仿者和剽窃者所大肆分割,严重损害创新激励。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时期,我们正好凭借加入WTO这一契机,以严格遵守WTO关于知识产权保护规则这一有利背景为前提,有效保护企业、个人的科技创新成果,通过鼓励重大科研创新,提升整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力。

第三,政府的定位要更加准确。政府支持知识、技术创新,无庸质疑,这也是内生增长理论包含的政策含义。但进一步分析发现,问题有两个:一是这一主张以个人、企业完全缺乏知识、技术创新动力为前提,显然这一假定条件并不符合经济事实;二是这一主张以政府不面临财政约束为前提,这一假定也不现实。在有限的财力约束下,在个人、企业具有强烈“模仿”动力的前提下,政府的最优选择,就是有效缩小自已的“势力范围”,集中财力,支持重大创新项目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着眼于长期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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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李启明等:《过剩经济对我国投资领域的影响分析》,载《管理世界》,1999(2)。

17.李以学:《中国产业技术进步的问题和对策》,载《管理世界》,1999(1)。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6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原因;制度决定论

中图分类号:F1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经济增长理论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即“经济增长的因素是什么?”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引入了越来越多的答案,如分工、资本、劳动力、技术、制度,等等。

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的序言中说:“研究经济增长有关的因素头绪万千,除非对这个主题有一个总的观念,否则容易迷失方向”。本文试图通过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综述、分析,比较各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试图寻找这样一个“总的观念”,弄清到底是什么原因在影响经济增长。

二、经济增长理论概述

(一)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通常是指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较早的文献中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总产出与前期相比实现的增长。总产出通常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对一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度量,通常用经济增长率来表示。经济增长率的高低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体经济实力增长速度的标志。

(二)分工-专业化理论。“分工-专业化理论”认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在于劳动分工的演进,专业化和分工是收益递增的源泉,技术进步是这个演进过程的表面现象。所谓人均资本的增加不但是技术投入和技术进步,而且是生产组织方式的进步。

生产率和劳动分工的关系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技术进步之所以可以内生,在于它是这个关系演进的结果。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在于收益递增。卷入市场的产品种类的增加、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新企业的出现、生产率的提高、市场的扩大、收入的增加,都是劳动分工加深的若干个侧面。

分工-专业化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其中阐述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问题是接近市场极限时就产生垄断,而垄断和“看不见的手”是对立的。“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中说:“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亚当・斯密明确指出,国民财富就是国家所生产的商品总量,而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为了增加国民财富,一要提高在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二要增加劳动生产工人的总数,由于劳动分工会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经济持续增长,所以它是扩大再生产的最重要因素。

后来,阿林・扬(1928)延续并发展了斯密的观点。他以斯密定理为主题,在协调收益递增与竞争性均衡方面做了最为突出的尝试。其基本思想为:第一,产业间的不断分工和专业化是收益递增实现过程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第二,收益递增取决于劳动分工的演进,而现代形式的劳动分工的主要经济是资本化的或以迂回的生产方式使用劳动的经济;第三,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市场范围又取决于劳动分工。扬把斯密定理译解为“劳动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劳动分工”。

在20世纪八十年代之后,贝克尔和默菲、杨小凯和博兰德分别从不同方面提出了分工、专业化的程度和结构内生化的经济增长模型,不但提出了从数量上测度专业化程度的方法,而且以数量化的模型分析说明了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和结构是如何决定的,论证了分工和专业化的变化对经济增长会有怎样的影响。

贝克尔和默菲(1992)将分工等同于专业化,并提出了贝克尔-默菲模型。模型结果认为:决定分工水平的主要是将工人结合起来所需的协调成本和社会知识水平,协调成本将随社会知识存量的增加而降低,分工演进和知识积累相互促进,二者共同决定经济增长。

杨小凯和博兰德(1991)提出了杨小凯-博兰德经济增长模型。杨小凯-博兰德经济增长模型认为,即使在人口不增长的情况下,只要保持了进一步分工的潜力,经济就可能不断增长;如果人口增长,更严格地说,如果进入交易的人数增多,则进一步提高了分工的潜力,从而保证了增长率的持续提高。

(三)劳动要素论。“劳动要素论”认为,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劳动要素是引起经济增长的源泉。这一观点最早体现在大卫・李嘉图(1817)的思想中,他强调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哈罗德和多马强调资本对于长期增长的重要性,他们在19世纪四十年代几乎同时分别发表了极为相似的长期经济增长模型,后人将其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型。他们认为:扩大投资不仅能增加有效需求和国民收入,而且能增加生产能力。另外,资本积累过程常被认为具有潜在的不稳定性。

新古典经济学家索洛(1956)建立了生产函数Y=Af,其中,Y为经济系统的产出,A代表技术水平,f是资源配置效率。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完全竞争和外生技术及其收益不变为其理论假设,该理论认为,当外生的技术以固定比率增长时,经济将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增长,人均资本存量和人均消费都以固定的增长速度增长,而当外生技术水平不变时,经济将趋于停滞。因此,技术进步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一理论的特殊之处还在在于,对于经济增长不仅从既定生产函数的角度来思考,而且认识到更优良的技术会提升生产函数的水平。但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局限于它假设技术进步是外生的,不能解释为什么发生技术进步。总之,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的不断变化使劳动和资本的替代成为可能,从20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技术创新就成了探索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斯旺和索洛的模型,即斯旺-索洛模型又被称作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在1960年首次区分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指出同质资本的简单化假设对资本理论是一个灾难,并把增长余值归功于人力资本投资,即通过对人力资本投资,人口的质量能够得到不断改进,并由此提高劳动的生产率。在《穷人的经济学》中舒尔茨强调:“改进穷人的福利的关键因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提高人口质量,提高知识水平”,突出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

新经济增长理论代表人物卢卡斯(1988)通过两资本模型和两商品模型,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要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提出了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式。人力资本投资有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之分,人们的人力资本水平是可以相互传递的,其不仅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率和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企业、部门本身的生产率,而且也提高了物质资本的生产率以及引起其他企业或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形成了生产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同时,Lucas的增长模型表明,拥有大量人力资本的国家会取得持续的、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在他看来,人力资本也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而保罗・罗默认为:知识的积累是引起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在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中,罗默证明了知识溢出足以抵消固定生产要素存在引起的知识资本边际产品递减的趋势,从而使知识投资的社会收益率保持不变或呈递增趋势。因此,知识积累过程不会中断,经济能够实现长期增长。罗默以这两篇论文为基础,把技术变革内生化,建立了一个内生技术变革的长期增长模型。

(四)结构效应论。“结构效应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生产结构转变的一个方面,而结构转变通常是在非均衡的条件下发生的。因此,劳动和资本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能够加速经济的增长,亦即结构效应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同时,结构效应理论也承认经济的快速增长会带来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动。

帕西内蒂(1981)指出,只要产业结构的变化能够适应需求的变化,能够更有效地对技术加以利用,劳动和资本能够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产业结构的变动就会加速经济增长。

罗斯托(1963)认为,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个部门变化的过程,它根植于现代技术所提供的生产函数的累积扩散之中,这些发生在技术和组织中的变化只能从部门加以研究。

西蒙・库兹涅茨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总量的过程,部门的变化都同总量的变化相互联系,而且只有把部门的变化结合到总量的框架中时,才可能对它们加以适当的权衡比较。缺乏所需要的总量变化就严重地限制了内含的战略性的部门变化的可能性。因此他认为,在总量与结构变动的关系中,首要的问题是总量增长,通过总量的增长来带动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的变化。

钱纳里和塞尔昆在1975出版的《发展的型式:1950～1970》一书中提到,经济增长中包含结构变动效应,经济增长也必然会对经济结构产生影响。他根据1950～1970年间统计数据,经过大量回归分析,证明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而且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五)技术创新论。关注经济中的供给方,强调企业家的创新是造成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的原因;强调静态均衡理论的局限性,关注经济系统持久的内生的变化。经济增长的过程是通过经济周期的变动实现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不可分割,他们的共同起因是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企业家从事创新的主要目标是为了谋取超额利润。主要观点是:(1)指出创新或技术经济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创新过程伴随着大规模的投资;(2)强调创新、模仿和适应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作用;(3)强调经济增长过程是一种创造性破坏过程,新产品的出现将导致旧产品遭淘汰。

熊彼特以“创新理论”解释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解释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趋于灭亡的结局,从而闻名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影响颇大。他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创新理论”以后,又相继在1939年完成了《经济周期》以及1942年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在这两本书中加以运用和发挥,形成了“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独特的理论体系。“创新理论”的最大特色就是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至高无上的作用。但在分析中,他抽掉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实质。

后来,阿格赫恩和豪威特(1992)建立了具有创造性破坏特征的内生增长模型,对技术创新理论做了更深入的研究。

(六)收入分配论

1、不平等促进经济增长论。有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收入不平等将有利于长期的经济增长。尼古拉斯・卡尔多(1963)详细阐述了这个观点。他的卡尔多阶级收入假说概括了自己的这一看法。

2、平等促进经济增长论。另外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平等才有利于长期的经济增长。托达罗(1997)指出,由于富人的非生产性投资,导致了穷人的低人力资本水平,不平等还将会引起群众的政治抵制,这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环境的不稳定。据此,他得出了收入分配平等将会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结论。

(七)制度决定论。“制度决定理论”认为,以往的经济学分析忽略了交易费用的存在,没有意识到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及其创新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诺斯和托马斯(1973)认为:“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增长本身”。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制度因素中,财产关系的作用最为重要。经济史学家的这一工作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他们提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及其创新,而在制度因素中产权制度的作用最为重要,导致制度变化的诱因和动力是产权的界定与变化。由于国家在制度创新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政府通过推行制度上的创新使产权结构更有效率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后来,中国的经济学者杨小凯、黄有光(1999)利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建立了一个新的经济学研究框架――新兴古典经济学来研究经济增长问题。他们利用这个新的理论框架发展了大量的模型来分析交易费用、分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根据这个模型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个国家日常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的降低将会提高人们的专业化水平,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在杨小凯和黄有光构造的模型中,制度安排影响交易费用,而交易费用又决定了分工水平,从而导致一个国家经济绩效的差异,这一关于制度安排是如何通过交易费用的变化来影响经济增长的解释,加深了人们对制度安排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了解。

三、制度决定论的再发展――官员升迁论

官员升迁论是经济学者根据中国特殊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所提出的,主要观点是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升迁的概率和经济绩效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性。

(一)问题的提出。在马斯金、钱颖一和许成钢在2000年发表的《激励,信息和组织形式》一文中,马斯金指出中国各个省份的政治地位实际上是和他们的经济排名正相关的,这个政治地位体现在省级的官员在中央委员会的人数。

(二)中国经济学者发展了这一观点。周黎安、李宏彬、陈烨(2005)等找到了更为直接的证据,利用经验数据(1979～1995年期间)显示各省主要领导职位升迁与地方经济增长率正相关。提出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如果取得了更好的GDP增长绩效,就有可能获取升迁的机会。

张晏、龚六堂(2005)认为: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政绩有竞争GDP增长率的激励,从而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张军(2005)认为:这种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成为我国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源泉,它在早期是有助于经济增长和转型初期的社会资源配置的。

周黎安(2007)甚至相信,以GDP为核心指标的晋升竞标赛是理解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基础。

(三)相反的观点出现。以上观点虽然是在说明省级以下的事实,但都是以省级以上的数据来说明这一问题,几乎没有涉及到省级以下的数据。

邢华(2007)利用江苏省1990～2005年间52个县(市)领导的升迁与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数据,甚至出现经济增长和官员升迁出现负相关的计量结果。

四、小结

通过对有关经济增长原因的大量相关文献的分析,得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并不是单一的。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制度起了很大的作用。具体到中国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国情,中国地方官员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将会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针对最新提出的官员升迁论进行详细的研究,以山东省为例,分析省级以下官员升迁和经济增长的数据,做一个实证分析,进一步论证官员升迁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作者单位:山东财政学院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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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长理论论文篇7

【关键词】知识溢出 经济增长 经济学解释 20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科学技术进步导致了世界性经济的蓬勃发展，而究其原因是有知识溢出的存在，从而把经济增长的创新研究从创造性研究中超越出来，加大了对知识溢出的综合研究，进而知识溢出与经济增长变得密不可分，也为学术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

一、知识溢出概念界定

知识的再造则衍生出了知识溢出，知识溢出是经济外部性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知识递阶扩散的一种形式。知识溢出概念的提出最早由Mac・Dougall（1960）在研究东道国接受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社会收益时，首次把知识的溢出效应视为FDI的一个重要现象提出来[1]。Arrow（1962）最早的解释了知识溢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将“干中学”引入新经济增长理论，提出“知识溢出概念”[2]。Griliches（1979）把知识溢出定义为从事类似的事情（即模仿创新）并从其他的研究（被模仿的创新研究）中得到更多的收益[3]。更加凸显了知识溢出作为经济外部性的重要作用。

本文认为知识溢出（Knowledge Spillover），是指某一组织的知识，跳过市场交易的平台与其它组织进行信息交换，在不组织和行业之间被动的、无意识的、非主动的扩散、渗透、吸收和创新，而创新主体并没有给知识创造者以补偿或补偿小与知识创造的价值，造成知识创造者的边际知识收益小于边际知识成本的一种经济外部性现象。

二、经济学解释

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空间贸易理论强调国与国之间发展对外贸易不仅可以增加贸易总量，而且能够加快科技，而收敛与否则很好的解释了国与国之间发生知识溢出的有效度。知识和资本（特别是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使贸易国双方的科技。知识和资本水平得到提高，进而产生知识溢出效应。了解对知识溢出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有利于我国进行战略部署，对缩小东中西部的差距具有积极的作用。

（一）新经济增长理论

由Arrow、Romer、Lucas等[3]开启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资本的生产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即随着知识的积累，创造知识的边际成本会下降，从而进一步把技术进步内生化，这样就提高了生产率，促进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通过知识溢出模型，假定知识是追逐利润的厂商进行投资决策的产物，那么由于会产生知识溢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才不会因固定生产要素的存在而不断降低，造成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均衡。他们提出的模型的共同点则是：经济增长不受到外生变量的影响，而主要是由经济体系的内生变量而决定的，这种决定使知识溢出与经济增长形成了一种良性的自增长机制。

（二）新空间贸易理论

90年代Grossman和Helpman提出的与“内生增长理论”密切联系的动态贸易模型得到进一步发展，到21世纪随着空间经济学和世界技术边界的缩小，新贸易理论的研究视角应该更多的倾向于空间，因此，新空间贸易理论应运而生。这一理论将知识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特别是在国与国贸易之间，充分的通过知识解释了国际贸易，以及知识溢出也促进了当地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将知识视为内生增长变量的贸易增长理论认为知识溢出的获取途径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通过经济活动，Arrow则将“干中学”引入增长理论，提出私人资本的积累会引起公共知识资本的增加，进而获取了知识，带来了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则是自己创造出来的知识，即对知识的挖掘和再造。

（三）收敛性

知识溢出与经济增长存在内置关系，在经济学上，可以用知识溢出效应解释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而这种收敛与否与经济的发展程度有重要的联系。知识与人才层次和数量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并非是越高越好，越多越好，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层次不高，产业结构的低端性，知识溢出造成人才浪费现象严重，所以说经济发展具有收敛性。即知识与经济的相关性不是直线相关，是一条收敛曲线。对于发达国家，一般是后工业化国家，其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进入知识人才驱动阶段，这时的人才培养与知识的爆炸式增长，恰恰给经济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前景，所以说不具有收敛性。因此，知识溢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收敛性可以很好的诠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切合度及发展状况。

三、结论

理论研究表明，知识溢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机制，它们是一对内生的过程。这种内生性现阶段还没有真正实现知识溢出或经济增长的内生化，这可以在经济学中的经验曲线去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Mac・Dougall，Gda，the Benefits and Costs of Private Invest

ment from Aboard：A Theory Approach[J]，Economic

Record，1960.

[2]Arrow K.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

[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62，（29）.

[3]Griliches Z.Patent Statistics as Economic Indicators Survey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8

关键词：经济增长；卡莱斯基增长模型；资本存量；收入流量；有效需求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 f2008)01-0009-06

一、引言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源于哈罗德和多马试图把凯恩斯短期宏观分析长期化，并应用于经济增长的研究。由于其假设储蓄率恒定和劳动资本比率固定不变，因此得出了经济增长具有不稳定性、经济可能会远离平衡增长途径并持续运行的结论。索洛和斯旺在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基础上研究增长理论，得到了一个简单的一般均衡模型，认为各国人均产出在经过一段时期的变化后，将收敛于同一水平。其后，凯斯和库普曼斯把拉姆齐1928年提出的消费者跨时选择理论引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从而使储蓄率的决定内生化，并在此基础上来解释经济增长，最终得到条件收敛的结论。在此阶段，所有的增长理论都将技术进步视为一个外生变量。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罗默和卢卡斯开始把技术进步内生化于模型之中，建立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认为，技术进步是资本积累特别是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一种副产品。是这一过程的外溢，因而使资本积累不再产生报酬递减倾向；第二个阶段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罗默等人将R＆D理论与不完全竞争引入分析框架，认为技术进步是有目的的R&D活动，这种不会衰竭的技术进步趋势可以保证经济增长率持续为正。从以上的经济增长理论介绍中，可以看出，这种依托于总量生产函数基础之上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正在日臻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