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伦理范文

科技伦理篇1

关键词：科技；伦理

1科技与伦理的关系

科学通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伦理并不具有像科学那样的客观性、共同性。从科学的评价标准来看，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是对地心说的革命，是科学的巨大进步；但从中世纪欧洲的伦理观念来看，却违背了《圣经》的教义，不适当的伦理标准阻碍了科学的进步。伦理的这种保守性、稳定性、滞后性与科学的进取性、快速发展性形成鲜明的对照。科学促进伦理的变革，使伦理更好地适应科学和时代的需要；伦理引导科学的进步，使科学更好地为人类造福。科学界也有人担心伦理的规范和引导会不会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但实践充分表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必要的适当的伦理规范非但没有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反而促进了科学顺利健康的发展。

2关于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理论研究

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提出了许多看法，总结为以下四种观点：

(1)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等同论。这种观点认为，知识就是道德，道德也是知识，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本身就是道德行为，反之，愚昧无知或盲目迷信是与道德无缘的。古希腊学者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知识与德行统一起来的人。他认为，“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美德作为一种善，属于知识的范畴。知识使人变得明智、就会有美德，相反愚昧无知是导致恶行的根源。

(2)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相斥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发展不仅不能带来道德进步，反而导致道德退步，因此，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水火不相容、互相排斥的。我国古代思想家老子认为，“智慧出，有大伪”、“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只有“绝巧弃利”、“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才能保持道德的纯洁性。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著名的《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是败坏了风俗还是净化了风俗》一文中，悲观地预言：“科学与艺术日益进步，可是人类变得越来越坏了”，“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特别是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道德堕落的现象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一些学者认为“道德崩溃”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他们甚至主张停止科学技术的发展，拯救道德危机，陷入了道德决定论的误区。

(3)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无关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社会作用，从来也不相遇，永远也不会发生冲突”，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英国思想家休谟把知识和科学分为“事实的知识”、“价值的知识”和“物理科学”、“精神科学”，认为道德价值观念来自趋乐避苦的情感，理性对道德价值无能为力。德国哲学家康德也认为，科学的王国与正义的王国是不交叉的。现代西方新实证主义伦理学派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人也认为道德不存在对错、真伪的问题，科学也没有善恶之分。

(4)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善恶并进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既非等同，亦非排斥，更不是无关的，而是善恶并进的，科学技术发展既能促进伦理道德进步，也能导致道德退步。我国近代思想家章太炎认为，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但是人们的物质生活与道德思想却非完全直线发展，是苦乐并进、善恶兼行的。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夫妇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们既认定人类由新发现得到的利益将会比害处多，但又有些忧心忡忡。后来，爱因斯坦、维纳等人也同样表示了这种忧虑。这表现出科学家对科学技术社会后果的关注和他们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当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分析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两者之间既不是等同的，又不是相斥的，更不是不相干的。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①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道德作为人们行为规范和准则，是对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反映。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认识领域，因而社会作用不同。科学用于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而道德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两者又是密切联系的，都是对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统一于真善美的追求之中；②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也是辩证统一的，从根本上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于伦理道德的发展也是同样具有革命意义的推动力量，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人类道德前进的基本趋势，促进了新的道德规范的形成，深化了人们的道德认识、更新了人们的道德观念等等。同时进步的社会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精神动力和和文化支撑作用。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因为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其它因素和中间环节的影响和作用，因此相互作用关系不是单向的、直线式的，而是曲折的、复杂的。

3目前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冲突表现

(1)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冲突具有深层次的影响。例如克隆技术，克隆技术的诞生将使人类能够操纵基因，打破种属的界限，人类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构成和机能，但是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克隆人将干预人类自然发展，改变人类亲缘关系，打破人类生育概念和传统生育模式。这些冲突比曾经生命技术带来的冲突更加严重和深刻。

(2)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道德冲突涉及领域更加广泛。例如，安乐死、人工受精等研究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网络技术带来的网络伦理问题，利用网络的虚拟、无序、开放等特征导致的网络犯罪，网络侵犯等；核能、核武器的和平利用引发的伦理问题等等。

(3)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冲突更加直接，更加尖锐。例如，高科技应用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克隆技术引发的人类身份确定问题，核能的开发引发的安全以及世界和平问题，这都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4协调发展科学技术与道德伦理

为缓解上述的科学技术与伦理冲突主要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对策：

(1)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克服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

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包括科技工作者、政府以及社会等多方面的伦理责任。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多是受政府、企业集团和组织资助的，也就是说，科技工作者成为社会职业角色，科学已不再纯粹是为了探索自然奥秘，它成了满足社会经济、政治等需要的一种工具，更直接地为科研活动的组织者和赞助者(政府和企业)服务。科技工作者一方面以发现和发明造福人类，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政治和军事控制。无论从研究手段还是从研究目的来看，科学家的行为时刻处在社会各阶层的关注之下，受制于社会的普遍道德规范和标准。科技伦理和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道德行为和价值观念的问题，而且事关整个社会的道德取向和价值规范，事关整个社会的发展前途。这就要求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不仅要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科学精神，客观公正地提交科研成果，更应该对某项即将诞生的科研成果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进行充分评估，向公众说明其科技成果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公众应当享有广泛的知情权。

虽然由于科技风险的不可避免性，科学家难于对其科研成果的负面效应有完全的预见性，但科学家应尽可能考虑到其成果的应用可能造成的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负面影响。科学家还必须坚持公众利益优先的原则，以人类的幸福和世界的和平为科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关心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2)更新观念，包括科学发展观，文化观等。

传统科技发展观既割裂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割裂了科技与社会、自然紧密的互动关系，其结果必然导致传统科技发展观的狭隘性，要么相对孤立地只是从科学系统内部“为科学而科学”要么只注重科技对经济发展的动力作用而“为经济而科技”，从而纵容了科技负效应的日益膨胀，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恶果。

为此，我们必须树立“以人为本、创新跨越、竞争合作、持续发展”的新科技发展观。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①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中轴，在此基础上探索真理。科学是一种对真理的追求活动，在其活动过程中正确处理理性与情感，功利与审美的关系。②对高科技的应用进行人本主义的规约。这样既可以克服科技双刃剑的特征，最大限度地遏制其负效应的作用，又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科技对人性的挤压。

新文化观就是把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相结合的大文化观。也就是说要在现代科技发展过程中注入人文关怀，即以人为本。在科技理论中，同样蕴含着逻辑的、直觉的、价值的、审美的、道德的、信仰的因素，科技成果无法超越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前提。为此，要探究有利于科技健康发展的社会总体精神，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新文化观。这种新文化观体现了科技中的人性、人道、人生等的人文指向和尺度蕴含，表达了人的情感世界，它为高科技的健康运行提供了指导。

(3)建立完善法律机制。

保持科技与道德协调发展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要进行两项立法：①立法律之“法”，即行政立法；②立道德之“法”，即自我立法。法律是强制性的规范，约束人们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道德则是非强制性的规范，也是一种立法，以人类特有的内驱力的激励，达到自我觉醒和自我约束。道德和法律，一是“自律”，二是“他律”，二者缺一不可。

法律侧重在于惩恶，而道德侧重于劝善，防患于未然。从事科技活动的专家，违规或失范的行为大多不属于法律管辖的范围，要靠本人的自省自律和公众舆论的谴责去克服、防止和净化。但我们看到，由于道德规范的非强制性，它只能解决人们在科技活动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当有人偏要反其道而行时，其规范就会显得苍白无力了。如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基因技术必然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福利，但是，也必然有人以基因技术为恶：如根据基因组工程学，达到治病的目的，也可以利用此技术使人致病，更有甚者，有些国家正准备或正在研制基因武器，如果使用这种武器必然产生可怕的后果。像这类问题仅靠道德是解决不了的。道德的下限就是法律，当道德的力量不足以律己或律人时，就不得不依靠法律的威严，通过立法禁止。

总之，科技道德与科技法制都是规范和调节科技活动的手段和机制，法制是通过法律制度，以强制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道德则通过道德教育和舆论教育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使人们遵守合乎道德的准则。显然，科技法制的强制性约束是不可缺少的，而道德的非强制性规范和教育作用，特别是它对科技工作者思想观念与行为准则产生潜移默化作用也不可替代。

参考文献

[1]雷毅.科学也要关注伦理问题[N].科技日报，2000-12-15.

[2]詹颂生.科技时代的反思[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

[3]刘大椿.在真与恶之间—科技时代的伦理问题与道德抉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4]刘则渊.现代科学技术与发展导论[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

科技伦理篇2

关键词:科技伦理;问题;责任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

一、科技伦理学的概念和研究内容

科技伦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是科学技术学与伦理学相结合的产物。科学技术学与伦理学之所以能够联系起来,形成―门独立的学科――科技伦理学,是因为作为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是与利益问题分不开的,关系到人类的利益,而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则是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这样,利益问题就成了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统一的基础或联系的桥梁。科技伦理学主要是指科技创新活动中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的思想与行为准则,它规定了科技工作者及其共同体应恪守的价值观念、社会责任和行为规范。研究者指出,科学伦理和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事关整个社会的发展前途。概括地说,作为科学技术学与伦理学相结合的科技伦理学,主要研究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科学技术的伦理本质、科技发展与道德进步的互动及其机制。

二、常见的科技伦理问题

(一)生命科学的伦理问题

1、克隆技术与科学伦理。克隆技术引起的伦理问题最令人关注。克隆人也许为人类实现长生不老的千年梦想提供了有科学依据的可能,但祸福总相依,克隆行为将会损害被克隆者的公民权益,使被克隆者的唯一性、独特性大大降低。同时,自我欲求、需要、生存价值受到限制,与他人同样所应有的自、自决权将会遭到否定。科学家在控制生命、实践生物技术的过程中,其行为时刻面对着道德选择。由于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与“克隆人”仅仅是一步之遥,在人类胚胎中收集胚胎干细胞必须要考察行为人的动机。人的胚胎是生命的一种形式,它具有发育成一个个体人的潜力,随意破坏人的胚胎实际上是在扼杀人的生命,是不道德也是非人道的。尽管世界各国政府和科学家对“克隆人”技术表示强烈反对,但是对于人类胚胎干细胞克隆技术应用于人体医学科技领域则给予高度关注。

总之,国际社会及各国政府的制约是确保生物技术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而科学家的个人行为范式是确保生物技术造福于人类的决定性因素。科学家的个人觉悟、道德情操、思想品德、献身科学的勇气及高尚的人文精神,都将对21世纪生物技术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2、基因研究中的科学伦理。基因工程技术是生物工程技术的核心。人类基因组研究是从分子水平直接探索人类自身奥秘的伟大科学工程,是人类认识自我、追求健康、战胜疾病最为重要的科学研究行为。它之所以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轰动,除了其自身的科学价值和经济价值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对伦理、法律等构成了挑战。

按科学家的设想,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旨在建立起全球性的人类基因多样性资源库(包括生物样品、统计数据、相关的信息等)。人类基因组研究的目标与意义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探讨人类的起源,了解和说明人类进化的历史,从微观层面深化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为寻求导致疾病与防治疾病的遗传因素以及为这些因素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提供更基础的信息。但是,人们在享受这一成果的同时,不能不思考它带来的各种伦理问题,如基因争夺与基因殖民主义;基因隐私与基因歧视;个体自决权问题;基因治疗与基因犯罪等。

此外,还有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安全性问题。转基因技术是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使遗传物质得到改造的生物在性状、营养和消费品质等方面向人类需要的目标转变。尽管转基因技术可以提高作物的产量、增强作物的抗病虫害能力,但转基因产品的安全问题却一直存在争议,至今尚无定论。人们对转基因技术的主要担心有:含有抗病虫害基因的食品是否会威胁人类的健康、转基因产品对环境的影响、转基因产品是否会破坏生物的多样性和转基因产品带来的伦理问题等。

(二)生态环境伦理问题。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自人类出现就已经存在。人既依赖自然而生存,又是改变自然的力量,人与自然是依存、适应、冲突与和谐的关系。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人由自然的奴隶变成自然的主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逐渐成了改造与被改造、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人类以自然的主人自居,片面地按照人类的主观意志或需求去改造自然,往往会违背客观规律,酿成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的苦果。

实践证明,“人类中心论”漠视自然客体,过分强调人类的价值主体地位,有悖于可持续发展思想,已逐渐失去社会思维主体地位。生态环境伦理学是人与自然道德生活的理论基础,它根据生态学揭示的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对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进行深层次的哲学思考,它突出强调在改造自然中要保持自然的生态平衡,要尊重和保护环境,不能急功近利,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取得经济的暂时发展。

当前,建构生态环境伦理要主张人与人及人与自然的生存平等、利益平等和发展平等,即一部分人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既要求代内平等,也要求代际平等。所谓代际平等的道德原则,就是当代人与后代人在享用自然、利用自然、开发自然的权利要均等。解决代际不平等现象,必须建构生态环境伦理,用理性约束人类的行为,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观念。

(三)纳米等“新材料”的科学伦理问题。自20世纪九十年代纳米产品进入人们生活以来,纳米材料已经应用于大众生活的各个方面,显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纳米技术是对大小在100纳米以下的物质进行操作,利用物质在这一尺度上表现出的独特性质来制造新产品。目前部分计算机芯片、防皱的裤子、DVD播放机、自洁玻璃、防晒霜中的遮光剂等产品,都是应用纳米技术的实例。

但近期,纳米技术对人类健康和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成了科学界研究的新课题。在美国化学学会2003年年会上,有3个研究小组分别报告说,纳米材料具有特殊的毒性。美国航空航天局太空中心的研究小组发现,向小鼠的肺部喷含有碳纳米管的溶液,碳纳米管会进入小鼠肺泡,并形成肉芽瘤,而用聚四氟乙烯制作的纳米颗粒毒性更强。纽约州罗切斯特大学的研究小组让大鼠在含有这种纳米颗粒的空气中生活15分钟,会导致大多数老鼠在4个小时内死亡。研究人员指出,这只是初步结果,还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

开展纳米技术的安全性研究,并不是要限制纳米技术的发展,而是要更科学地发展纳米技术。研究发现,纳米技术一旦渗透到生物学领域将迅速改变农业和医学的面貌,人类生活方式也将在纳米技术与计算机和基因生物学的结合中迅速出现革命性的变化。同时,在人类健康、社会伦理、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将会引发诸多问题。

(四)网络时代的信息伦理问题。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数字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推动着人类社会从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迅速转变,引发了信息传播在媒介形式、报道方式、受众地位、受众行为等多方面产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同时也带来了信息伦理问题。

网络的开放性使得文化和价值观各异的人们参与到网络中来,在网络交往活动中,首先面临的是对个人隐私的挑战,如何保护合法的个人隐私、如何防止把个人隐私作为谋取经济利益的手段,成为网络时代的主要伦理问题。虚拟与现实之间,一系列其他新的社会问题诸如网络犯罪、网络病毒、网络黑客、垃圾邮件、网络安全、信息垄断、网上知识产权,以及利用信息网络进行恐怖活动和发动信息战争,危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威胁国家安全等随之产生,这些都引发了计算机网络技术与信息伦理的激烈冲突。

专家指出,要构建新形势下的信息伦理,必须在四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提高公民的信息伦理意识;二是制定出清晰的信息伦理准则;三是超前预示各类信息伦理问题;四是进行信息立法,互补信息伦理。

(五)基因武器和生化武器的军事伦理问题。世界上任何的高新技术一经开发,很快就会被应用于军事领域。像美俄两国始终致力于把最新技术引入核武器系统中,以实现其核武器的现代化,奉行对别国的核威慑战略。典型的还有基因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及其所带来的军事伦理问题。

基因武器还可以根据人类的基因特征选择某一种族群体作为杀伤对象。原理是人类不同种群的遗传基因有一些差别,将基因表现不同的产物当作攻击目标是完全可行的,因此科学家们也称这种“只对敌方具有残酷杀伤力,而对己方毫无影响”的新型生物武器为“种族武器”。

与造价昂贵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比,基因武器有着许多无可比拟的优势:一是成本低、产量高、杀伤能力强;二是使用方法非常简单,难以防治。基因武器从使用到发生作用都没有明显征候和特殊标记,因而很难迅速隔离和及时救治。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是“上帝”又是魔鬼,在为人类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时,也使战争的最基本要素――武器的研制和使用得到了飞速发展。自武器进入热核时代、生化时代以来,不管是用战争手段维护正义,还是用战争手段夺人城池,都产生一个非正义的结果,那就是对地球、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造成巨大的毁坏,因此必须要用正义的伦理道德来约束和制止。

三、科技伦理的道德约束和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科技给人类带来的一切危害都不是它本身的过错,但科技方法、科技活动、科技成果以及成果的运用,明显渗透着社会文化和伦理道德的因素。科学上“能够的”并不是伦理上“应该的”。作为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伦理道德的发展方向对整个社会伦理道德的建立和完善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科技伦理是对科技活动的道德引导,是调节科技工作者相互之间、科技共同体与社会之间诸种关系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科技伦理不仅蕴含一般的伦理价值,而且包容科学技术真价值。如果一个科学家明明知道某项科学发现将会严重危及人类的生存,那么他就不应该把这一发现公布于众;另外,不论科学研究还是它的社会运用,都是在社会中进行的,而这一舞台的导演是各国政府,因此政府必须规范科技运用,采取措施加强科技发展中的道德伦理约束极为必要。

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道德取向和道德规范,全社会必须关注科技伦理和科学家群体的社会责任问题,在面对种种新的技术成果的同时,不能忽略其自身涉及的种种现实及潜在的危险,必须正确地利用科技成果为人类造福,维护人类的健康和生命,最大限度地避免由于科技成果的使用不当而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作者单位:陕西科技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1]约瑟夫.P.德马科理查德,M福克斯.现代伦理学的新趋向[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

[2]方福德.科技与伦理[N].光明日报,2000.9.18.

[3]甘绍平.科技伦理:一个有争议的课题[J].哲学动态,2000.10.

科技伦理篇3

    关键词:科学技术   伦理危机    科技伦理

    引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已经被世界各国所共识,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进程来看,先进生产力取代落后生产力,都是由于科学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尤其是在今天,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加快了社会发展的步伐,极大的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极大满足了人们物质文化的需要。然而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多样性,在某些情况下进行科学技术的研究和运用,也会导致恶的结果。如果失控,将会导致人类的灾难,为了克服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我们必须更加重视科技伦理在科技活动中的作用,通过科技伦理知识普及、教育、认识,不断深化科技伦理在科技活动中的影响,规范人们的科技行为,使人们的科技活动产生善的结果。

    一 科技活动引发的伦理危机

    人们说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其实科学技术本身并没有善恶之分,只不过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的当事人对于利益的不同考虑和追求,才导致了科学技术所产生的两种不同结果。一项科学成果,一种技术手段,往往既可能被用来为人类造福,也可能被用以满足某些人的邪恶需要。科学技术,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并不是所有的都按照人们的良好愿望行事,于是在发展过程中,给人类生存、社会生活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对某些事物及客观规律的认识还处于“必然王国”阶段,在运用科技手段对某些事物及其客观世界进行改造时,只预期到好的结果,没想到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当人们为取得的成果欢欣鼓舞时,往往会忽视可能出现的“副作用”苗头,当危害性充分暴露在大众面前时,往往积重难返。例如,由于工业化高速发展所导致的环境污染、温室效应、臭氧空洞等等,都是人们认识不足所造成的,

    (2)为了本国、本民族的狭隘政治经济利益,利用科学技术为手段损害他国、他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利益。例如,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利用自己强大的军事科技到处干涉他国内政,侵犯他国领土,把科学技术作为其称霸世界的工具。

    (3)为了小团体利益,损害社会公众的、国家的以至人类的利益。例如:一些企业在利润的驱动下,在运用科技手段制造商品时,也在向自然,向江河湖海、向大气中排放出污染物质,从而使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因受到严重污染而恶化。特别是一些高污染企业,为了自身的一点利益,根本就不顾生产给自然、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危害性,造成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

    (4)为了个人的私欲而使用科技手段造成对他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损害。如电脑黑客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制造计算机病毒造成数据的丢失,系统的瘫痪或者闯入别人的计算机偷看别人的隐私,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和社会生活。

    (5)由于人类盲目地滥用、误用科学技术成果造成难以处理的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如生育技术、安乐死、转基因技术等等。特别是遗传基因技术,克隆技术的滥用会带来生命伦理上的混乱,破坏人类正常生活秩序,后果不堪设想。

    二 科技伦理介入的必要性

    科技伦理是对于科技活动的道德引导,是调节科技工作者相互之间、科技共同体与社会之间诸种关系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等等的总和。科技伦理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可以使科学技术的运用得到明确的道德理性的指导,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出于邪恶目的利用科技成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作为道德理性的科技伦理又可以弥补单纯的科技理性之不足,增强科技工作者对于科技开发之后果的道德责任感,从而以道德理性的自觉来最大限度地消解科技理性在社会负面作用上的不自觉。

    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有不少科技工作者科技伦理意识是非常强烈的。例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就曾经向准备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青年人发出过这样的忠告:“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作为一个有重大影响的科学家,他一生发表的关于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言论就有上百万字。他曾不倦地为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而奔波呼吁,以满腔热情投入反对原子弹屠杀当中。与此相反,也有不少科技工作者因为缺乏科技伦理素养,被世人所唾弃。例如,当前有“女疯子”之称的“克隆援助公司”总裁布瓦瑟利耶为了实现个人野心,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宣称已经在克隆婴儿,这种违反科学伦理精神的行为,遭到世人的强烈批判。两类不同的科技工作者事例,生动说明了科技伦理在科技活动中的重要性。

    科技伦理虽然并非科学技术自身所固有,但它是科学技术外部的一种控制手段,科技伦理可以通过内化于科技工作者的途径,成为科学技术活动中的一种内在力量。科技伦理是一套具有道德涵义的规则系统,它可以告诉和教育人们:“什么样的科技活动是善的或者是恶的;什么样的科技行为是应该做的或者是不应该做的;人们应该通过科技活动为人民、为人类造福,而不应利用科技去作恶。”当这些规则系统被人们普遍接受并成为公认的调整人们在科技活动中的关系的行为规范时,绝大多数人就会自觉地按照这些行为规范去进行科学技术活动,自觉抵制不良的科技行为。

    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相互之间的联系和依赖性不断增强,共同生活对人们的行为规范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并产生协调相互关系和行为准则的道德标准。对那些于共同生活有利的科技行为,被认为是好的、善的、高尚的,要加以赞赏和表彰,给予某种荣誉,如我国着名水稻专家袁隆平由于为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受到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赞扬。而对那些不利于或破坏共同生活的行为,如有人利用科技手段制造假币、假冒商品、窃取各种技术资料、利用电脑作案等行为,认为是不好的、丑恶的,人们就会加以鄙视和惩罚。科技伦理中的美与丑、善与恶、是与非的评判,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如果有人违反了人们共同遵守的科技道德,社会往往就会通过舆论,通过批评教育等多种手段来对违反科技道德者实行帮助和“制裁”。    

    三 科技伦理创新

    科技伦理是一种道德规范,它在人们科技实践活动中只能起到倡导作用,它并没有强制性力量, 如果有人偏要反其道而行之的时候,其规范、调整作用就显得苍白无力,因此仅靠行为人的自律是不行的,还必须靠管理、法律等手段约束人们的行为。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考虑把科技伦理道德上升到法律高度,通过法律的权威性来约束科技活动中的失范行为。管理的规范和法律的约束具有强制性、权威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能够从不同层面对人们的科技行为进行硬性约束,法律作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规范,它的直接作用就是惩恶。笔者认为为了更好的发挥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就必须使科技伦理的规范作用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使其发挥更好的导向作用。

    (1)对于已经形成共识的科技伦理道德,要根据具体情况,将成熟的被社会大众所接受的道德准则上升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和规范,通过法律和规范的约束性来规范科技活动,避免科技活动超出道德的界线。如中国科学院制定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自律准则》,就规定了科学家的行为准则和社会责任,有利于正确科技道德观的形成。

    (2)对某一些新的科技领域涉及伦理道德的行为,要根据已有的实践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尽快制定相应的条律条令,使人们的科技行为有明确的指导。如网络技术、安乐死、转基因技术、克隆人技术等等,都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引导这些新的科学技术,防止这些先进科学技术走向反面。在这些方面,一些国家已经走到了前面,如荷兰已经通过了安乐死法,美国通过了禁止克隆人的法律,这些法律对科技活动的发展已经起到了积极作用。我们国家也必须加快在这方面的立法。

    (3)世界各国应立足于世界人民的整体利益,加强政府间的交流和合作,通过双边和多边谈判,制定有关科技伦理道德的国际法准则和国际惯例,签订双边或多边协议,以伸张正义、遏制邪恶。例如环境保护、空间技术、武器的研制和使用(战略核武器、激光武器、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生化武器、基因武器)等等。这些科学技术都是关系到世界和平与稳定,关系到世界人民生存的根本问题,如果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具有国际约束力的规范,这些科学技术就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必须加快在这方面的立法。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人类要更好的利用它,就必须重视科技伦理在其中的作用,必须把科技伦理所蕴含的精神贯穿于科技活动的全过程。通过科技伦理精神树立人们正确的科技观,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睦相处,和谐共存,同时也要通过人文学科、伦理宗教、社会舆论等诸多途径,逐渐祛除人性中的邪恶成分,增强其仁爱成分,使人的精神境界不断升华,从而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自然。有理由相信,在面对21世纪科技给人类带来的各种挑战中,理性的人类将高瞻远瞩,自觉建立起与21世纪高科技时代相适应的21世纪科技伦理观,通过科技道德的调控,实现对科技的“扬善抑恶”,使之朝着服务全人类、造福全人类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沈铭贤,科技与伦理:必要的张力,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

    [2]甘绍平,科技伦理:一个有争议的课题,哲学动态,2000。

    [3]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4]吕耀怀,科技伦理:真与善的价值融合,道德与文明,2001。

科技伦理篇4

西方科技伦理思想可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时期，其思想内容依次为：

(一)西方古代科技伦理思想

西方科技伦理思想在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中已初见端倪，诸神与英雄在同自然环境作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力量和品德，在一定程度上曲折地反映了原始社会末期人们的科技道德思想，包括善战胜恶、造福人类、追求真理等。它不仅对当时的自然哲学家、政治家，而且对后世的科学家、伦理学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西方科技伦理思想最古老的宝库。这一时期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

1．肯定科学技术的价值，重视科学技术的功能。这是科技道德精神的重要表现。虽然古代科学技术不发达，但当时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已经开始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价值。例如，毕达哥拉斯学派特别崇尚数学与医学，认为数学是“最聪明的事物”，医术是人“最有智慧”的表现，而知识则是“最有力量”的。

2．探讨了科技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赫拉克利特认为科学研究是为了按自然办事，听自然的话，即认识与服从“逻各斯”，以便过上理性的、道德的生活，达到认识幸福的目的。他认为，真正的幸福在于用智慧把握“逻各斯”，而不在于物质享受，如果只是狼吞虎咽地吃饱肚子，那么就把人降到了牲畜的水平。苏格拉底把具体的科学知识与道德关系上升到一般命题，提出“美德即知识”的命题，认为科学的真知与道德的真知都是知识，知识即善。在此命题中，他把求善与求真相统一，以真为善的基础和前提，使德行与知识相一致。苏格拉底客观地预示出人类道德与科学知识相互依存，彼此促进的总趋势，从而揭示出科学发展和道德进步二者互为条件的内在规律。亚里士多德也提出：“一切技术，一切研究以及一切实践和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所以人们说，万物都是向善的。”所以，数学、物理学等是高尚的科学。在他看来：“在科学的理智活动中，凡是思辨所及之处都有幸福，思辨力强，享有的幸福也就大，因为思辨本身就是荣耀。”

3．提出科技道德准则。西方学者较早认识到科学家必须注重一定的道德标准，其中柏拉图、德谟克利特、赫拉克利特等人则明确提出具体的道德标准，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崇尚科学知识，轻薄名利钱财。这是古代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普遍品质，包括一些贵族富人都很重视科学知识。最有代表性的是赫拉克利特，他出身王族，是王位的继承人，但他为了探求科学真理把王位让给了自己的弟弟，独自一人隐居山林专心进行科学研究。(2)重视自然和观察实验。古代科学家主张向大自然学习，他们认真观察天体和生物，通过对动物的解剖来进行科学研究。(3)提倡为国家服务。这是古代进步政治家和科学家的共识。国家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维护国家的利益是个人应尽的道德义务。正因如此，当罗马帝国的军队侵犯阿基米德的家乡时，年逾古稀的阿基米德挺身而出，用自己发明的抛石机、弩炮等先进武器对付敌人。(4)提倡谦虚谨慎，自我批评。科学家们较早提出“不能自以为是”、“自满是进步的退步”等观点，认为有了成绩不应自满，更不应到处炫耀。(5)实行科学保密。当时的科学家注重对科研成果的保密。例如，毕达哥拉斯对其学派的成员有着极严格的规定，不准将科学成果私自外泄。他们只把自己的哲学秘密口头告诉给亲友，而不行诸于文字。

4．重视科学家自身的道德修养。科学家们追求灵魂与肉体、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他们认为道德修养的目标是通过沉思默想、祛除灵魂中的“污秽”，通过过简单的生活，使身心达到健康，做“最优秀的人”。例如，德谟克利特提出的修养目标是成为“贤智的人”，其中“贤”指的是道德，“智”指的是智慧、知识。亚里士多德也提出，从事科技活动的人是有智慧的、高尚的、幸福的人。理想人格中包含智慧因素，换言之，是把“智”作为道德人格的重要方面。

(二)西方近代科技伦理思想

与16世纪上半叶至19世纪末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产生、发展和成熟相适应，近代西方的科技伦理思想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趋于成熟，显示出其对科技进步的巨大促进作用，如牛顿、卢梭、休谟、培根、波义耳、笛卡儿等人的科技伦理思想。其中又以培根的科技伦理思想最具代表性，可以说培根是科技决定论的先驱。这一时期的科技伦理思想主要可归纳为：

1．强调科技道德并非起源于宗教道德。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从哥白尼向宗教神学提出挑战，到后来牛顿通过他所创的“神的第一次推动”恢复了哥白尼与伽利略所动摇过的“神定方案之可信”，都导致了长期以来科技伦理与宗教伦理的一致关系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达尔文等进化论者不仅证明了人不是由上帝创造的，而是由高等动物进化而来的，进而还创立了进化伦理学来说明道德的起源与发展。这驳斥了基督教道德的欺骗与伪善，使伦理和宗教完全分离。宗教所讲的道德是以神为主的，而人类的伦理道德则是以人为本的。此时的学者也认为宗教神学使人脱离自然，阻碍人类认识的发展。培根就明确反对宗教迷信，反对宗教崇神贬人，虽然他对基督教表现出相当的虔诚，但实际上他却是无神论者。

2．剖析科技与道德的关系，提出统一、对立、分离三种观点。对科技和道德关系的剖析，存在分别以培根、卢梭、休谟为代表的三种完全不同的观点：(1)科技与道德相统一。培根提出“科学就是力量，力量就是科学”的口号，认为科学有道德的价值，科学进步会给人类带来利益；同时道德也有科学价值，品德高的研究者容易获得科学真理。(2)科技与道德相对立。这种观点认为科技与道德是互不相容、彼此排斥的。如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中提到，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完善，人们的灵魂腐化了，美德消失了。(3)科技与道德互相分离。这种观点认为关于感情领域的道德同关于事实知识的科学没有关系。休谟认为科学与道德是中立的，作为反映事实领域的科学技术与作为价值领域的道德是分离的，不能从“是”推出“应该”。19世纪上半叶的空想家对这一时期科技与道德的关系也作了深入思考。他们一方面无情地揭露社会中科技与道德的尖锐对立，另一方面却不认为这是由科技进步造成的。

3．提出求实精神、怀疑精神、创新精神、献身精神等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指的是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的道德精神，它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学家的研究发明。这些科学精神直到现代还具有重要意义，主要包括：(1)求实精神。科学家在重视自然现象、重视观察实验的同时，也注重实事求是。他们常常与发明家、工厂主一起研究生产与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技术难题，从而拿到第一手资料，以便更客观地进行科学研究。(2)怀疑精神。“怀疑一切”是当时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对任何人的话都不要信以为真，对任何看到的事物都不要盲目相信，一定要追根究底，找出事物现象背后的本质。近代自然科学就是伴随着这种怀疑、批判精神的增长而萌生、发展的。(3)创新精神。科学家在科研过程中形成了强烈的好奇心、进取心以及取得成果的光荣感、幸福感，从而增强了这一时期科学家、发明家的创造力和创新力。(4)献身精神。以布鲁诺、哥白尼为代表的科学家不畏教会的迫害，不畏艰难险阻，不求名利享受，专心致力于各种科学实验与理论研究，以生命的代价来换取真理，成为人类的骄傲。

4．进一步校准科学道德准则。科学道德准则贯穿于整个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过程中，成为调节科学家之间、科学家与社会之间的行为规范或行为准则。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按照自己或所属团体所制定的科学道德准则行事。例如，爱迪生奉行为人类发展而刻苦钻研、奋力拼搏等科学道德准则；达尔文提出在科学研究中要遵循追求真理、献身科学、不重名利、忠于事实、谦虚谨慎等道德准则。

(三)西方现代科技伦理思想

从19世纪末到当代，西方科学技术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科技革命时代．而科技伦理思想也进入了蓬勃发展与全面繁荣时期。这一时期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

1．探讨科学家应肩负的道德责任与义务。由于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大大增强，技术的双重效应日益突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出来的军事武器的巨大杀伤力，特别是核武器已积聚到有可能多次摧毁地球与整个人类，使得科技专家面临着重大的道德责任与义务选择问题。部分科学家认为，他们虽然肩负道义责任，但对新技术被应用于社会生活所产生的负效应却又无法控制、无可奈何。但大多数科学家认为，他们不仅在科学研究中负有道德责任，而且还有义务通过参加社会活动，使科学造福于社会，而不是祸害于社会。另外还有一部分科学家认为科学研究不存在道德和责任，这是西方的价值中立观，这种观点在西方少数极端科学家中屹立不倒。

2．规定科学技术领域的道德要求。在当代，科学技术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人类的未来。为了保证科技研究活动的正常进行，更好地为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利益服务，不少国家的科学团体与科研机构向科学家们提出了道德要求，并以法律方式对其进行具体规定。例如，早在1948年，世界科学工作者联合会通过的《科学家》规定了科学家个人或集团对于科学、社会、世界应负的责任，其中关于科学责任的有4条：(1)维护科学研究的健全性，抵制对科学知识的压制和歪曲；(2)全部公开发表科学上的成果；(3)跨越种族乃至民族的障碍，与其他科学家协力合作；(4)适当考虑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平衡，以确保科学的发展。1949年，国际科学协会联合理事会第五次大会通过的《科学家》，对科学家的责任与义务也作了9条规定，如科学家“要保持诚实、高尚、合作的精神”，“受雇时需了解工作的目的，弄清有关道义的意义”，“防止对科学的错误利用”，“强调与发展科学技术所具有的人性价值”，虽然“有权公开发表自己所从事研究的成果”，但“出于社会的或伦理的正当理由而必须加以限制者除外”，等等。这些规定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真执行。

此外，现代西方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都十分重视科技道德的研究，提出许多宝贵思想：一是科技与道德的关系问题。美国着名哲学家杜威将科技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升到哲学中心问题的高度，并主张通过理性、实验与科学知识的实际运用将两者统一起来；罗素在科技与道德关系问题上的观点虽然比较复杂，但总的来说他肯定科技的道德功能，认为不懂得科学是野蛮的道德准则存在的根源，科学有助于克服社会上的不良行为，科学的发展将会使人们的道德更加美好。杜威与罗素的观点将这个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二是在科学研究的动机与目的问题上，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如英国着名的物理学家、科学学的奠基人贝尔纳说：“我们不希望人们决定当科学家仅仅是由于科学工作收入丰厚，或者……由于科学家能摆脱商业工作的许多令人不快的限制。”‘为人类服务”、“为社会无私奉献”应该是科学研究的目的与动机。“科学发现，不论是思维性还是实用性的，都应该由一切能利用它的人加以支配，而不应作为私人或国家的机密秘而不宣。”三是在科学家的人生价值观问题上的卓越见解。如爱因斯坦认为，科学对人类从根本上说是善的，而技术应用到实际时则有双重效应，由此产生了科学家的道德责任和人生价值观。

二、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特点

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我们可以将其特点归纳

(一)较早提出科技人员的道德问题

西方科技伦理界较早鲜明地提出科技人员的道德标准问题。毕达哥拉斯最早意识到并提出科技人员的道德问题，他制定了许多科技从业者所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后来有位叫希波克拉底的医生也制订了相对系统的科技人员行业规范体系。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科学技术还不是特别发达的情况下，西方人就已经注意到科技人员的道德问题，这是具有远见的。在知识的价值取向上，涉及科学的道德价值问题，但在科学发现的情况下，多数科学家都是不考虑自身利益的。科学在没有成为一种职业之前，只是有闲阶级的业余爱好。科学家完全是出于一种好奇心和兴趣去研究大自然，他们不受功利因素的影响，如波义耳、达尔文、孟德尔、伽利略等人，从而让科学“超凡脱俗”，使自身成为一个象牙塔。应该说这种行为与西方较早就形成科技人员的道德思想有关。

(二)十分注重科学与宗教的关系

在多数西方科学家看来，科学和宗教并不存在冲突。科学和宗教各有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并有不同的语言。科学是关于自然现象有条理的知识，是寻求人们感觉经验之间规律性关系的思想。科学解决的是实际问题，它力图用系统的思维把世界中可感知的现象尽可能地联系起来。宗教的本质特征在于对神的信仰。当人类感到对自然界异己力量不能掌控并因而无法依赖时，便会转向对超自然的宗教世界的信仰和依赖。西方科学家普遍具有强烈的趋向，这种趋向就是肯定上帝的存在，信仰上帝。这种趋向决定了西方科学家视野中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他们认为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止人们把自然科学的世界秩序和宗教的上帝等同起来，甚至连达尔文也认为宣传进化论同信仰上帝完全没有冲突。爱因斯坦认为，“在我们这个唯物论的时代，只有严肃的科学工作者才是深信宗教的人”“你很难在造诣较深的科学家中找到一个没有自己的宗教感情的人”。西方科学家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领悟到了一个神圣的奥秘，就是需要有同上帝一脉相通的感觉，这就构成西方科学家趋向的根本基础。科学和宗教存在着牢固的相互关系和依存性，“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西方科学家视野中的科学与宗教是并行不悖、和谐一致的。他们一方面探求世界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又似乎总想寻找和确证那种至高无上的、伟大睿智的秩序创造者，体现了他们对终极世界不懈的追求。西方科学家对宗教的这种特殊感情，源于宗教中的神圣形象对他们的吸引。这种神圣形象成为他们力量的源泉、智能的根据、情感的标准、价值的尺度。

(三)特别强调价值中立的科技伦理观

特别强调价值中立的科技伦理观是西方科技伦理思想中最主要的特点。一些西方哲学家认为，在价值领域是没有真伪可言的，因为在这里“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联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自然哲学所探讨的全是‘是什么’的问题，而道德哲学所探讨的是‘应该怎样’的问题”。以孔德、斯宾塞等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思想家们认为，一切科学的任务都是为了描述和发现事物之间重复出现的现象，经过归纳和提炼，最后形成一般性的结论。科学家的任务只是陈述或描述客观事实，寻求客观规律，为了保持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就必须不掺杂研究者的任何好恶，对被研究的对象和所获得的结果的本质只能作“事实判断”，而不能作任何“价值判断”，只说“是”，而不说“应该”。专门研究“善恶”、“正义”等道德价值观念的伦理学也应与价值无关，“伦理学只给人以知识而不给人以任何别的东西，它的目标只是真理，就是说，任何科学，就其为科学而言，都是纯理论的”“对于一个伦理学家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从伦理学家变成道德家。从研究者变成说教者”。

科技伦理篇5

早在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深入人心，同时代的牛顿、狄德罗、伏尔泰等伟大的科学家、哲学家极力推崇科学，"卢梭却从’伦理的理性主义’角度对’纯理论的理性主义’进行了批判”开启了研究科学与伦理关系的先河,在《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一文中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了过度崇尚科学会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预言了科技的空前发展必将带来社会问题。而卢梭本人也公开申明：我自信我谴责的不是科学本身;而是要在有道德的人面前桿卫美德。"[4]纵观当代影视史上的科幻作品所表现的:在科技高度发达的当下和未来,科技伦理问题远比卢梭所处时代要复杂得多,并对现实生活提出了新的挑战,深刻地改变了世界。这些作品涉及的科技伦理问题主要包括：虚拟〃伦理、环境伦理、生命伦理等。

1.存在还是虚无一〃虚拟”伦理

在互联网信息技术将世界联系得更加紧密的同时，虚拟〃技术对生活领域无休止地扩张使人们产生存在的虚无感。正如英剧《黑镜》（BlackMirrow)的编剧查理布鲁克所说："如果科技是一味药——并且它确实让人感到像一味药——那么它的副作用是什么呢？在面对科技欣喜与不安之间的地带,就是《黑镜》存在的区间。随着网络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现实生活逐渐被〃虚拟”世界所取代，以至于分不清什么是现实什么是虚幻，甚至人类本身的存在是否还具有意义？当每个人都拥有一部手机,每个家庭都拥有一块屏幕，每张办公桌都有一个监视器时，网络信息技术就像一面反映时下现实的黑镜子。在《黑镜》第一季第二集中，所有人住在四面电子屏幕包围的空间里，完全与大自然隔绝，交流是虚拟的,形象是虚拟的,就连日常活动也需要通过消耗点数来完成,而要想赚取代表金钱的点数就得靠在室内蹬自行车。以前吃的天然苹果也被果汁取代，因为过度虚拟化的社会已经生产不出苹果了。当人类身边所有存在之物都虚拟化之后,沉浸在其中的人们的也只不过是一具具孔壳,如同一根没有思想的芦苇草。

在《黑镜》第一季第三集中,未来的人类头部可以植入一块记忆芯片，每个人所经历过的一切事情都以视频方式保存下来,想看的时候可以随时回放,也可投在显示屏上放给别人看，当然也可以删除。虽然对于执法者来说,通过调出别人的记忆更方便断案,或者对于学习者来说有助于回忆所学知识，但人的记忆这么私密的东西竟然没有什么可靠的保密措施，本身已违背了伦理。片中的男主角因为对妻子的不信任和对妻子出轨视频的追查,使得妻子饱受痛苦彻底离开了男主角，而男主角也因内心的崩溃删除了过去所有记忆,取出了芯片。片中的芯片技术既是一面记录真相的镜子，也使得人的隐私逐渐消失,人与人之间越来越不信任,最终人成为被科技所操纵的玩偶。影片《黑镜》所要告诉我们的正是这样一个关于"虚拟”伦理的道理：本质上人是寻求意义的存在物，理性赋予人反省的意识,并使人自觉关注自身的价值与存在的意义。越是数字化,越是网络化,就越要学会鉴别虚拟实在和现实存在之间的差异以及其带来的相关伦理问题，否则网络信息就有可能给人类生活带来更大的灾难。

2.生存还是毁灭一环境伦理

在科幻影视中表现生存与毁灭题材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因人类自身科技文明导致的环境变化；另一种是因外星科技的入侵造成的环境骤变。例如，能源枯竭、环境污染、自然灾害、外星人的入侵、移民外星,或病毒传播等,这些往往给人类带来的是灭顶之灾。而一部环境变化史归根结底反映的是人类生存的进化史,只有当人类拥有适宜生存的生态圈时,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反之,如果人类不复存在,环境也将变得毫无意义。然而,人类在为生存而反复斗争的过程中必然要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但如果这种破坏不加以遏制，人类就有可能毁于生态灾难之中。

第一种类型的代表作品是2014年由韩国著名导演奉俊昊执导的《雪国列车》（Snowpiercer):在未来,人类试图遏制全球变暖，结果实验失败导致的极寒天气造成大部分人类灭亡，在冰河灾难中幸存下来的人登上了一辆如同诺亚方舟的永动机列车。在这列车厢有着等级之分的列车上，最终末节车厢的人占领了车头,却因斗争导致列车受损停止。幸运的是，当人们走出列车时发现温度回升，雪已开始融化，获得了新生。人类为了生存,不断创造新的科技来消除环境中的不利因素，却因科技的〃副作用〃将人逼近死亡的边缘。值得警醒的是劫后逢生这种皆大欢喜的结局或许只有在科幻影片中才会出现，当地球走向衰亡之时真的还可能有新生的机会？另一种类型则以《独立日》（丨ndependenceDay)为代表，讲述的是美国人在准备庆祝七月四日国庆日之时,遭到外星人攻击地球家园的故事。在美国人修复了那架50多年前的外星飞艇之后,史蒂文和戴维利用外星人的飞艇一起混进外星人的母舰，最终成功地闯入了外星人的母舰并输入病毒，解除了外星人的保护力场,将一颗核弹射入了外星人母舰的中心,在最后的关头消灭了外星侵略者。高级的外星文明试图占领人类家园，却因外星科技被人类所用而毁灭自身。可见,在受到更高级的文明入侵时,人类可以通过巧妙运用具有"副作用〃的外来科技以保护我们生存的环境。人类无时无刻不在为自己的生存环境而斗争着,这也是作为人之本能。科幻影视通过震撼的视听效果站在环境伦理的角度审视科技的现在和未来,判断是非善恶。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问题的构想和出路,所达到的综合效果是其他艺术形式无法替代的。

3.是人还是非人一生命伦理

从一颗小药丸到基因变异,从人机交互再到人工智能,关于"人类是否为人〃的题材一直是科幻影视作品所青睐的对象。一种是人类想通过药物让自己具有超能力；另一种则是人类发明的机器人最终取代人类，共同引发的是关于在高科技时代"人是否为人"的伦理问题。电影《永无止境》（Limitless)讲述男主角埃迪发现了一种能提高大脑工作效率的神奇小药丸。这种药虽然能将大脑最大限度地开发,变得无比聪明，但也带来致命的副作用：身体不适和失控的情绪。而此时主人公埃迪已无法摆脱药的力量，最终走上了不归路。再到由法国导演吕克贝松执导的《超体》（Lucy),讲述一个年轻女人被迫变成毒贩,然后这种毒品倾入她自己身体，反而给了她超于常人的力量，让其成为一名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女超人"。电影结尾响起的露西的画外音“生命是在10亿年前被赋予我们，现在你知道能用它做什么。"露西的"无所不在〃和强大的超能力展现了人类因科技无所不能的信念,是向人类生命伦理发出的新的挑战。当科技让人类无所不能时,人类又面临着被机器所取代的危机。在电影《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中，机器人被赋予了情感。虽然机器人被赋予情感是最充满争议的,但考虑到人们不断提高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这种可能性大大增加了。片中很多父母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时代的需要就使具有感情的机器人颇受欢迎。但大卫这种〃成年人〃却因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事而最终被人类和机器都无法接受。他发现机器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是无法逾越的，同时又是那么的脆弱。他在找寻自我、探索人性，可是这样大卫就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吗？

4.结论

科技伦理篇6

第一，确立了科技伦理学作为伦理学一个分支的地位.14年出版的罗国杰教授主编的€伦理学名词解释,首次收列了“科技道德”辞条.并有精当的释义在此之前，伦理学界和科技界普遍使用“科学道德”、“科技工作者道德”等概念，后者文字较多，前者虽然与科技道德通用，但未将技术突显出来.还可以在与非科学的道德”相对立的意义上使用故科技道德"的表述在文字上鲜明、简炼、精确，特指科技人员在职业活动中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与应具备的道德品质。顺着这一思路，《道德与文明H9S7年5期发表了《关于在理工院校开设科技伦理学的建议一文，首先提出作为研究科技道德现象的“科技伦理学”概念.并概述了其主要内容与体系框架。这一时期，我国翻译了许多当代西方关于科技伦理学方面的论著.各地出版了带有资料性、蒙性或基础性的书籍，如姚炎祥等的《科技人员修养十二讲》八宋惠昌的《现代科技与道德》、王育殊主编的《科学伦理学》由罗国杰作序、徐少锦主编的《科技伦理学>、包连宗主编的《科技伦理学基础》、《黄雏等的技术伦理学》（周原冰作序、吴学珍主编的《科研道德问答》等。这些论著不仅力图构建科技伦理学的理论体系，而且还表述了科学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在科技伦理学体系中具有相对独立》对科技伦理学中诸多概念作了解释江泽民题字的新版辞海>对其主要涵义作了本质规定。

第二，科技伦理学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是探讨了人与自然关系或天人关系、科技与道德关系、事实与价值关系、科学与人文关系、自然权利、自然价值、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以及科学道德的基本原则与主要规范、责任与义务、选择与评价、理想人格等一系问題发表了黄万盛、尹继佐的《试论道德与科学技术的关系》、余谋昌的《自然科学与伦理学》、王正平的《论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问題》等不少有价值的论文二是对中西科技伦理思想史的进行了初步研究，出版了何兆雄主编的《中国医德史》、徐少锦主编的《西方科技伦理思想史》等著作，发表了不少评述科学家.、发明家的科技伦理思想及其道德品质的论文。这些都是从新的视角梳理历史资料所取得的成果，对科技伦理思想的历史轨迹与发展規律怍了初步的勾划与阐述。

第三，生态伦理或环境伦理的研究有较大进展。余谋昌在1980年就豳译发表了W.T,布拉克斯顿《生态学与伦理学》一文，他本人也主张，道德应扩展到人与自然关系领域1培养人对自然界的道*态度是现代伦理学的研究课题。魏英敏的《爱大自然，保护环境是我们的道德规范》、张云飞的《生态伦理初探》、杨通进的名要重视生态伦理学研究等论文，具体地论述了生态伦理的必要性与道德要求著作也不少，如余谋昌的《生态学哲学》《惩罚中的醒悟一走向生态伦理学》、《生态伦理学一认理论走向实践>、刘湘溶的《生态伦学》，李春秋等的《生态伦理学叶小平》《生态伦理学》,王伟的《生存发展一地球伦理学》还出版了一些西方生态环境伦理学的著作，如环境伦理学创始人美国利奥波德的沙乡的沉思SU9921法国施韦泽的《敬畏生命等。杨通进译、梁治平校的《大自然的权利》.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环境伦理学发展的历史；杨通进译，许广明校的罗尔斯较（国际环境伦理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与第一任会长）的《环埦伦理学》是一部很有代表性的著作.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此外，1994年S月召开了首次全国环埦伦理学术研讨会，并成立了中国伦理学会环境伦理学专业委员会，

第四，生命伦理学或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绿。如杜治政等的4医学伦理学教程邱仁宗的《生命伦理学》、孙慕义的《后现代卫生经济伦理学》。前两书被公认为在我国具有开创意义和重要价值的著作,后一书被誉为“国内第一部卫生经济政策与生命道德哲学的学术专著”。孟继贤的《医学伦理学简论。》与石大璞，孙溥泉主编的《医学伦理学概论》也各具特色.反映了这一领域早期研究的成果近几年来，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十分活跃，如袁忠主编的《克隆人》、方德福的《人类基因组研究严峻伦理问題》、王延光的《人类基因组织研究及其伦理问越》。与《优生学与克隆技术研究的伦理争议,许启贤的《要克隆技术.不要克隆人等，都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引起了读者的关注.如后者的后的反映更是如此。另外，中华医学会设立了医学伦理学专业委员会，从1981年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医德学术会议起，到2001年已召开了12次全国学术研讨会。医学制度伦理也正在建立，上海、天津、北京、南京等地的有些医院成立了由伦理学者、法律工作者、宗教界人士，心理学者，医院领导、病人代表等组成的医学伦理委员会，结合医疗实践研究与处理各种医德问.

中国科技伦理学发展史上值得关注的一件大事是江泽民2000年8月5日《在北戴河会觅诺贝尔奖获得者时的讲话>.他指出：“建立与完善高尚的科技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1是二十一世纪人们应该注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題广拫据这个讲话精神与我国科技伦理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我认为今后科技伦理学研究总的目标应该是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围绕高科技与伦理道德的关系这个中心.在-建立与完善髙尚的科技伦理"方面下功夫、作贡献。为此：

第一，建立与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伦理学体系?科技伦理学既要面向世界又要有中国特色；既要关注历史传统t更要“与时俱进”，重视当代拓展；既要面向未来，叉要关注现实，研究新的实际问题。对此.我认为有两>问題允应注意。一是要把握正确的指导思想.坚持以辩证唯物的自然现、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的科技现、伦理观和方法论作为研究的指导思想。那种企图用别的世界观来取代、摆脱或超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作甩的主张与做法是轻率的、不审慎的.因而是不可取的：二是科技伦理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问题。有多种可能的选择:可U从人性需要、人的行为、人的利益、自然价值，自然权利出发*也可从科技与道德关系，人与自然关系出发。似乎后者更能孕育理论住后发展的众多萌芽。认与自然关系中可以看出科学技术在其间的中介作用与人在自然界中地位，并引出诸多社会关系、伦理关系，从而成为科技伦理的原点，我国的科技伦理研究已取得许多成果，以此为基砘进行新的理论创造，完成这个重大任务是有现实可能性的，

第二?系统研究中，西科技伦理思想史，努力做好这一基础性工作。相对而言.前一时期我国对西方科学家，发明家的科技伦理思想、道德风皖与道徳人格的介绍与评述较多，而对我国科学家、发明家这方面的研究很不够。这种重西轻中甚至妄自菲薄的情况必须改变。我国古代虽然R有技术一词而无科学与科学家概念，但却有发达的科学技术可以称道，有许多享誉世界的科学家、发明家的科学思想与科技道德值得发搗，而散见于古籍中的对科技与伦理道德的关系的探索，以及对医药伦理、工匠伦理、生态环境伦理和用水治水伦理准則的制定等，也需要梳理。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科学家、发明家，他们在追求救国救民真理，为改变中国落后面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过程中所作出的种种艰苦探索与伟大创造，所表现出来的崇高的理想追求与人格风貌，更值得我们去整理与推崇。因此.在继续研究西方科技伦理思想、跟踪其当前关注的热点、重点问題的同时，应该做一番扎扎实实的艰苦研究，写出中国科技伦理思想通史，揭示其本质与規律性的内容，作为建立具有中华民族特点与风格的科技伦理学体系的借鉴。

第三.进一步研究技术伦理或工程伦理。这将是今后科技伦理学研究的中心与热点。科技伦理学由科学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两大板块构成。前者研究的是在探索科学真理、揭示自然規律、“生产"科学知识过程中的道德问題，后者研究的是在应用科学知识调控自然、创造物质财富和影响社会生活过程中的道德冋?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各有极其丰富的内容，严耕等的彳网络伦理S(1卯8'1与肖平主编的《工程伦理学K1S99>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今后，生态环境伦理、网络伦理、生命伦理、建筑工程伦理仍应当是技术伦理研究的重心.而技术活动与生命神圣、技术活动与人性人道主义，技术应闬与社会责任、技术发明与知识产权、技术的功利取向与真善美追求.以及技术道徳与科学道徳的关系等.也是应该深究的问题。

第四，研究科技伦理与经济伦理之间互相渗透的问題，技术伦理与经济伦理同属应闬伦理两者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都要以人为本，造福人民、眼务社会.处理好金钱与道德的矛盾。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高新技术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将越来越紧密，高新技术为知识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技术基咄，成几何级数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发展也不断为高新技术提出新的研究课?.并给予财力物力的支持.为新发甩的采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科技将无孔不人地渗透到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与运行的众多环节。这样，经济知识化与知识经济化便成为一种必然趋势，经济伦理带有科技伦理性与科技伦理带有经济伦理性也在所难免。孙慕义的《后现代卫生经济伦理学》在卫生伦理与经济伦理的结合方面作了很有价值的探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

第五，研究科技道德与科技法律的相互关系问题。科技道德与科技法律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我国在环境、计算机、生死间题(伦理母亲、精子库、安乐死等）方面，科技的管理、保密、奖励方面.技术的监督合同、专利和知识产权的保护等方面，已制定了许多法律条例和管理办法细则，其中大量的法律准则也是科技道德准则，应该给以整理与提炼，作为科技道德教育与科技道德修养的基本要求。还要密切关注随着高科技应用而新冒出来并难以匍决的“伦理个案'抓住苗头深入研究，以充实法律与条例的内容。既要使科技的法律、条钶与政策、制度蕴含科技伦理精神，又要用科技道德价值目标论证或评价科技法律、条例与政策、制度的正当性、合理性，这是伦理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应该共同承担的一大责任。

                                                                                 徐少锦

科技伦理篇7

【关键词】 科技活动 哲学 伦理化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以及科技活动广泛融入社会的今天，科技活动正在对人类的生活和生产进行潜移默化的改变，可是人类在借助科学技术改造自然并取得成功的同时，现代科技伦理问题也随之显现出来：道德缺失、精神空虚、资源危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这需要通过哲学视角对人类高度文明社会的精神与物质进行审视，对于科技伦理问题进行省察和反思，查找原因并解决其造成的不良后果，从根本上实现科技的伦理化。

1 现代科技伦理问题

1.1 科技活动引起的道德伦理问题

学术界中对于科技活动引起道德伦理问题持有两种态度，一方面，科技活动作为一种求真求实的行为，其研究目的是无限的接近自然本身，探索自然中各种客观规律，并且还会判断技术标准的先进性以及科学知识的合理性，并不是伦理道德上的善恶与否，所以说科技活动缺乏伦理价值属性，那么在自然中也就谈不上道德伦理问题。另一方面，科技活动是人类用于探索自然规律的行为，那么就会带有道理伦理影响，尤其是近年来自然科学和古代科学在结构与性质上有着不同特点，这不光包含思辨性理论知识，也会带有目的性的实际活动，该活动同人类的另外相关活动一样都会带有道德伦理责任，那么当道德伦理的进步和科技活动发展产生冲突时，就会产生出科技伦理问题。

对科学伦理问题产生进行判断的依据就是对科技活动的性质进行定位，科技活动并不是单纯的技术体系与科学知识，它是有着特定结果和过程的结合，该过程中又带有一定的伦理负载，它是一种受到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作用而产生影响的人类活动过程。该过程涉及到了科学道理和生产实际，以及人们生活目标与生存方式的伦理准则，并且带有对于人道、公平、责任的伦理价值追求，那么科技活动的发展就不能和道德伦理脱离。

1.2 科技伦理问题产生负面社会效应

纵观科技活动的发展过程，人们虽然运用科学技术取得了丰硕的文明成果，可是也在科技发展过程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克隆技术打破了传统生儿育女的行为方式，能很好的解决生育问题和器官移植问题，但是克隆人的恐慌一直存在于人们心中；基因技术的发展对于疾病治疗、诊断、预防等都带来深远意义，但却引发了基因歧视的伦理问题，越来越多的父母在产前检查成百上千的基因，以判断后代是否存在不利基因；机器的产生不难可以收获劳动成效，还可以减少体力劳动，然而人类又会质疑机器人取代人类的伦理问题，这些都反映出了科技活动在一定范围与程度上已经脱离了人们的价值理想，变成了脱离科技行为本身而带来负面社会效应的道德伦理问题。

2 科技伦理的哲学审视必要性

科学理性的过分膨胀引起了道德伦理问题，使得人类的生存受到了威胁，例如增长的观念，人类通常觉得物质生活优化和经济增长引发的国家之间、企业之间、个人之间的竞争是有利的，然而这也是许多灾难产生的导火索，因为当增长达到极限，地球资源被过程开采与消耗，经济不能继续增长时，就需要重新思考新的方向与价值观念，所以需要用哲学的视角来反思科学理性。主体性哲学所确立的中心位置曾让物质财富快速发展，可是只注重物质需求的发展方式也引发了人类生活的灾难和危机，人类不单单需要物质资源，更需要精神关怀，现代社会将人类生命与物质的存在相等同，科技活动不仅让人类和自然对立，而且也用技术为工具使人类产生物理化分解活动，这样就使得生命关怀疏远了，科技活动已不能把握人类生存和生命，因而出现越来越多的科技道德伦理问题。

重新拾起失落的近代哲学，可以让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产生连续性，并且形成整体统一的局面，这使人类的科学知识也得以统一。人们在工业文明发展的背景下将统一的世界分解成许多部分，将科学也分解成许多门类，因此失去了对于世界的整体认知，使科学知识被分割，破坏了自然与人的整体关系。对于科技伦理问题，务必要从哲学的视角，以人文关怀为出发点，将科学发展置于宽广的人类文明里面，归根到底，科学技术活动只是一种手段，绝非目的，世界的和谐统一与人类的生命均比科学认知性要高，科技活动需要在哲学批判过程中不断进步，并且不能脱离造福人类的基础，这样才能实现人类与科技活动的和谐统一。

3 哲学视角下科技伦理化

通过主体性哲学的思考可以知道一切科学技术活动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文关怀问题，但是这种结果也不完全是科技本身所造成，毕竟其是受到特定目的的作用而实现的，根本性的问题仍旧是人类自身的问题，因为进行何种选择，有着什么理解，如何发展，产生什么结果均由人类自己决定，那么哲学视角下人类对于行为活动选择的问题，哲学本体通过征服客体，来实现对主体，即人本身关怀的目的，这并不是任何理性精神的泛滥或膨胀，却是实实在在回归到人，人类已不再成为先进科技社会中的一员，代之以真实生活世界里面的生命整体。人类之间需要遵守道德伦理的准则，同时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同样需要道德伦理进行约束，人类想要解决科技伦理问题，从而改善生存危机问题，就需要摒弃非伦理的现实生存方式，用一种伦理化的方式来生存与发展。

科技活动是一种对事实的判断，归属实然领域，而道德伦理是一种对价值的判断，归属应然领域；科技活动是客观性的体现，而道德伦理则是主观性的体现；科技活动向往真，而道德伦理向往善，道德伦理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里面将优良因素整合并积淀，有着很强的稳定性，其渗入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领域当中，对各类矛盾进行调解，以确保人类社会的长远利益。科技活动终究只是选择手段，其无法脱离哲学社会科学的批判与濡养，这并不是指道德伦理能够赋于现代科技活动一种善或恶的性质，而是能够给予现代科学技术在使用过程中的价值疏导，让它符合人类的长期稳定生存。因此，科技的伦理化不是指代对科技活动的反对或是终结，而是规避与摒除科技伦理问题，让科技活动过程融入伦理的意蕴，使之永远的造福于人类。

参考文献：

[1]赵建军.科技伦理——走向哲学探究的视野[J].华侨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4.

科技伦理篇8

库恩的范式理论是针对科学技术的发展研究而提出的，同时也被广泛引用到科学研究之外的其他领域，现代生物科技作为科技发展的一个特殊部门，范式理论当然的适合对现代生物科技的研究。如果能够构建出现代生物科技的范式，根据范式理论所主张的在科学实践活动中树立被公认的范例，形成科学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并成为科学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那么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就会被规范到被公认的框架之中，执行着共同的准则，而这样的框架和准则是世界性的，也就是国际间所共同认可的，同时，这样的框架和准则是有利于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发展的，包括人类社会共同体的现在和将来；而一切不符合人类社会共同体的，也就是超出框架之外、违反准则的行为将受到禁止、谴责和应有的惩罚，如此一来，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就是良性的发展。这些都有赖于现代生物科技范式的构建，而事实上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这也是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容易引发伦理方面的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其中又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科技发展的“旧范式”和“新范式”之间的问题，也就是库恩范式理论中的“科学革命”；另一方面是科学技术和伦理之间谁者为先的问题。

1、从“科学革命”的角度讲

首先我们假设现代生物科技完全能够按照其积极的一面来发展，同时会形成一种新的为人类所共同接受的科学技术现象，或者我们承认现代生物科技具有积极的一面，而事实也是如此，那么为什么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依然受到广泛而激烈的争议呢？这可以从库恩的范式理论来解释，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仍旧处于“旧的范式”里边，而现代生物科技作为一种新的科学技术现象只是处于一个初级的发展阶段，或者说它们尚未成熟，没有达到能够冲破旧的范式，塑造新的范式的水平。库恩通过对大量的科学史实例的思考，比方亚里斯多德“物体自由落体的速度和物体的重量成正比”的结论被伽利略的比萨斜塔试验的事例，可这一错误结论却被人们一直承袭了二千多年；以及诸如此类的后面的结论对前面的结论的改进，而前面的结论却也被人们接受并存续了一定的时间情形，使得库恩想到了各个时期科学发展的“当前性”，库恩认为每一种科学传统在当时当地的历史语境中都是合理的，［5］而对科学思想史达到更好理解的途径是站在当时当地的语境中去考察不同时期的科学,而决不要将它们看作是现在科学的绊脚石。［6］科学发展的合理和进步存在于当前人们一致认可的共同认识当中，这也就是科学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也就是库恩所思虑到的“范式”。而这一范式就是对“常态科学”中科学群体共同分享的一系列模式和假设的一种概括。在这种“常态科学”中，也就是已经形成的范式里边，科学群体通常都在严谨的逻辑框架下运行，如果没有大胆的探索精神并提出新的理论足以冲破旧的范式是断不可以打破这些框架的。而处于“常态”下的科学家们并非就是客观的，但他们有理由持守“正统”的理论，并倾向于在现有的架构内寻找问题的答案。譬如，公元三世纪希腊天文学家阿利斯塔克就提出了行星围绕太阳旋转的理论，但是当时的科学群体却以托勒密的地心学说为正统，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一认识的飞跃。所以就现代生物科技群积极的一面而言，我们可以予以发展，事实表明这也是一种需要，而现在所遇到的争议就有如以上所举的例子，人们特别是科研群体仍旧处于“常态科学”的范式当中，没有意识到建立一个新的范式，而实际上仍不是时候，这倒不是说现在人们对科学技术所持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是错误的，也不是说据现代生物科技群重新塑造的范式不存在瑕疵，而是现在没有这个必要，况且现代生物科技群现在仍未达到这样的水平。但现代生物科技群仍在发展，而且是迅速的发展，这就难免导致一些科研活动及其成果超出于当前科学群体所持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的框架之外，而这一框架的形成和应用已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仅为科学界所推崇，也为社会所接受甚至深入人心，所以，当有谁动摇到这一框架时，首当其冲必是业已形成并稳固实行的伦理准则，伦理问题也就随之而发。

2、从科学技术和伦理之间谁者为先的角度讲

科学技术总是一往如故的追求创新的向前发展，而伦理则追求尽可能的稳定，科学技术的开放性和伦理的保守性形成了一定的对比关系，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同伦理的维护产生摩擦也就在所难免，问题是当两者指向共同的主体人本身时，触动了最敏感的伦理准则时，两者在短期内就难以得到有效的调和，冲突也就变得异常激烈。如果基于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而构建出新的范式的话，那么，人们就会问科学技术和伦理到底谁应该得到优先考虑，这其实就是科学家同伦理学家争论的焦点所在，一是以科学技术的发展改造伦理、引领伦理的发展；一是以已有的伦理准则规范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事实表明双方的争论各有其合理的依据，首先是科学技术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甚至本身就是人类文明成就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使得伦理方面很大程度上去除了落后的一面；紧接着是伦理规范对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评价、指引和辩护功能，而对于科学技术发展中存在的风险，伦理规范可以进行有效的防范，指引科学技术朝着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方向健康的发展。当然这只是在科学家同伦理学家之间展开的争论，虽然这一争论具有代表性，但由于现代生物科技涉及的问题具有广泛性、根本性和敏感性，所以对其争论也就变成全人类的了，而且各界有各自的评判标准和看法，结果导致基于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进行新的范式的构建困难重重，因为范式的构建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得到“公认”，才能形成科学研究者群体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而目前的背景情况不具备构建新的范式的条件。面对现代生物科技范式的构建难题，或者说对于现代生物科技难以在世界范围内不能形成共同的评价标准，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和伦理的评价的之间的冲突就难以得到有效的解决，而现代生物科技发展遇到的伦理问题也就在所难免。

二、现代生物科技和伦理的协调发展方面

随着现代生物科技的快速发展，而相反的伦理特有的保守性，导致现代生物科技对伦理的冲击越发的明显，使得已有的伦理的条条框框难以满足现代生物科技发展的需要，在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下反衬出伦理的缺位。

（一）从伦理学的变革进程来看

现代生物科技的起步发展刚好处于伦理学的变革时期，因为现代生物科技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人类进入分子生物学时代后才正式发展起来的，在元伦理学出现以前，规范伦理学一直都是西方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形式，规范伦理学主要是对义务和价值的合理性等最一般的问题进行批判性的研究，而到了20世纪初往后元伦理学又成了西方的一种主要的伦理思潮，元伦理学最初由新实证主义者提出，并为后来各派沿用，形成了直觉主义伦理学、感情主义、语言分析学派、伦理自然主义等派别，侧重于道德语言中的逻辑分析，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这两个术语以及环境伦理学的概念被越来越普遍地使用，促使应用伦理学作为一个术语得到了承认，应用伦理学也就作为一门同理论伦理学相异的新的伦理学出现了，这是在现代生物科技出现前后伦理学的发展线路，反映了伦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进行的相应探索，而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就包括在其中，只是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对伦理的震动更为激烈，以致伦理难以在短时间内做好调整跟上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步伐。

（二）伦理学的探索发展及其遇到的困境

1、关于近代的规范伦理学

从近代的规范伦理学来看，以康德为代表的规范伦理学在近代社会的大发展中遇到很大的困难，规范伦理学是关于义务和价值合理性问题的一种哲学研究,所要到达的目标就是说明人本身应遵从何种道德标准，才能使人本身的行为做到道德上的善,无论是对人类行为的合理性原则的研究，还是对于具体道德问题中道德的一般原则的解释和说明，规范伦理学都是力图将伦理规范通过演绎的方式转变成重要的行为准则并得到普遍化，可是实践中确实难以做到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社会总是在发展变化，新的事物新的现象也会不断的出现，而规范伦理却难以应对，这是理论和实践相脱节所导致的结果，这就必然的引发伦理学的变革，诚如康德所言，“作为一个有理性的,属于理智世界的存在者,人只从自由的理念来思想他自己意志的因果性”［7］，规范伦理学是应该重新使用理性考虑新事物新现象了，而在伦理学的变革之前和变革之中，以及虽经变革却仍未找到适当的行之有效的伦理途径或找到但尚未得到完善的时间里边，伦理对于社会各方面的规范作用仍可以被理解为有所欠缺的，也就是缺位了。

2、元伦理学的出现

当规范伦理学所主张的伦理规范的普遍化要求遇到严重阻碍后，伦理学逐渐偏向纯粹理性层面上的研究，这就是元伦理学或形式的伦理学的产生，最初由新实证主义者提出，并为后来各派沿用，元伦理学侧重于分析道德语言中的逻辑，解释道德术语及判断的意义，将道德语言与道德语言所表达的内容分开，主张对任何道德信念和原则体系都要保持“中立”，并在此基础上研究问题。元伦理学是排斥传统的伦理学的，因为元伦理学不主张提出任何关于实践的指导与建议，只是把伦理学的任务限制于对伦理学的概念与判断作性质与用法上的分析工作，这是脱离实践的带有“经院”性质的研究方式，难以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特别是具体到每一实际伦理案例当中。另外，在具体的研究中，元伦理学有时会机械地搬用自然科学的机械符号和公式，这些具有形式化和脱离实际的倾向，也受到许多伦理学家的诟病。当然，元伦理学存在的这些问题，使其对于新发展起来的现代生物科技的指引和规约方面显得很欠缺。［8］

3、应用伦理学的探索

为了解决元伦理学存在的这些问题，人们急需一种切实可行的更有效的伦理学，以应对日益复杂的伦理关系，现代生物技术当然的包含其中，而因其在伦理方面的敏感性，现代生物技术也应该是伦理学发展研究首要考虑的对象之一。针对元伦理学向纯粹理性的方向发展的的情况，伦理学重新朝着实质性的方向探索。伦理学进入应用伦理学的发展时期，伦理在实践中的应用，比如在医学、政治、法律、生命、环境等方面的应用，都使得应用伦理学大受欢迎并得到长足发展，其中在医学、生命、环境方面研究很多都和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有关，比如干细胞技术在治疗方面的运用，克隆技术对生命现象的研究方面影响，转基因技术的运用可能给环境造成的影响等。应用伦理学对实践性的回归，其实也是对伦理学的回归，因为伦理学本来就是一门实践的学问，而更为重要的应用伦理学有针对性跟上现实的发展需要进行研究，既明确伦理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规范，同时也考虑它在现实中的应用，而且在研究的内容方面也从以往伦理学所关注的态度、情感、愿望转到更多的关注境遇、需要和利益，这些都是适应现实中新发展的需要，而“应用伦理学的任务……在于对现存的不同立场进行调节从而达成共识”［9］，这一意图对于诸如现代生物科技这样容易引起分歧的领域是很有针对性作用的。不过，应用伦理学的发展的时间较短仍是不充分的，而就如其自身所具有的特点，它在跟着现实的发展而发展，这本身需要一个过程，再加上其所遇到的现代生物科技的复杂性、敏感性和不确定性，另外，应用伦理学需要伦理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规范作指导，也就是和理论的伦理学的配合，所有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应用伦理学仍难以对现代生物科技进行有效、完善的指引和规范。其实，应用伦理学所遇到的困难在现代生物科技所产生的伦理问题及其解决的研究方面具有普遍性，一方面就是作为研究的途径的一方自身仍不完善，或者在新事物新现象新形势下需要调整或做新的探索；另一方面就是现代生物科技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可谓前所未有，而且解决起来甚为棘手。所以，现代生物科技发展下伦理的缺位也就成为事实，而现代生物科技发展下带来伦理问题也就难以避免。

三、法律对现代生物科技合理发展的规制方面

在现代生物科技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法律规制和伦理引导是确保现代生物科技合理发展的两大重要途径，我们已经知道伦理的引导方面是存在不足的，然而我们可以借助法律的途径加以解决，可事实上，当前法律规制方面也是存在不足的。下面就分为法律规制对伦理引导的补充作用和法律自身特有的调节作用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法律规制对伦理引导的补充作用

立法和伦理之间本来就是相通的，法律本身就包含着内在的道德属性，包含着基本的伦理目标和道德准则，分析法学家哈特认为，“不容认真争辩的是，法律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的发展，事实上既受特定社会集团的传统道德、理想的深刻影响，也受到一些个别人所提出的开明道德批评的影响，这些个别人的道德水平超过流行的道德”。［10］富勒强调法律自身是具有内在道德性的，“法律的内在道德不是某种添附或强加到法律的力量之上的某种东西，而是那种力量本身的基本条件。”［11］而比如我国古代的法律就带有明显的伦理属性，法律中的公平正义来源于伦理调节中的公正原则，而正义是立法和伦理追求的共同目标，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与伦理逐渐的分离，法律具有明确的形式性，以权利义务并重的方式调整人们的行为，并辅之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伦理规范则具有模糊性，主要存在于人们的共同意识之中，它强调义务的遵守，但通常缺乏强制的力量［12］，但伦理依然为社会成员的法律活动提供着基本的价值观念和准则，特别是在现代社会里，当伦理关系由之前所关注的态度、情感、愿望方面转到更多的关注境遇、需要和利益方面，这些涉及境遇、需要和利益方面的问题更多的需要法律的规制，才能更好的实现公平正义，所以，从这方面讲，法律对于伦理所要达成的目标具有不可或缺的补充作用。可是，由于现代生物科技所导致的伦理问题比较复杂，对于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在伦理学层面的探讨处于模糊的状态，也难以形成较为明确的统一的看法，加上现代生物科技仍处于快速发展当中，而且存在不确定的因素，比如转基因技术会不会带来危险或者什么不良的结果，对于这些人们很难做出准确的把握，而这些都是客观因素，是目前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所以法律也很难茫然下结论，就目前各国的立法实践来看，除了基于已有的专利法对于现代生物科技在专利方面的规制外，极少有正规的完善的法律对现代生物科技做出规定并进行规制，甚至是没有，有的只是一些政府出台的一些行政措施，比如，在我国有关于克隆技术的由卫生部在2003年的《卫生部关于修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库相关技术规范、基础标准和伦理原则的通知》，关于干细胞技术的由科学技术部在2004年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虽然国际组织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制定了相关规定，但在一些地方得不到很好的响应，当然这些规定同各国的研究和看法是有出入的。所有这些导致法律方面的欠缺，对于伦理方面的补充作用也难以得到有效的发挥，当然，相关的制度规定对于伦理的基本原则的落实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只是这种作用显得较为疲弱。

（二）法律自身特有的调节作用

富勒认为法律是“使人类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13］对于人类行为的合理化、更符合伦理的要求方面，法律的这种调节作用是很独特也很重要的。法律自身特有的调节作用就是指法律的制度化、强制性和预防性，法律可以就现实中出现的各种需要调整的现象作为一种法律关系通过相关立法使其制度化，并在往后进行强制性的执行，比如对于具体的现代生物科技从研究开发到投入使用，再到对可能带来的后果的责任承担和相应惩罚都得到明确的规定，做到法治所主张的有法可依，对有损害人类福祉违反伦理要求的予以强制性禁止，对已经造成的损害进行严厉的惩罚，而且这种惩罚的是一种严格的责任要求，不管造成损害的主观因素，只要造成损害就得承担责任和接受相应惩罚，这能够培养一种以未来的行为为导向的，预防性的、前瞻性的责任意识，这也是20世纪初德国著名哲学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责任伦理”的要求，这样一来，就可以借助法律的强制力确保现代生物科技合理的发展，预防问题的产生。而这首先就需要对客观情况作出合理的判断并进行相应的立法。可这恰恰就是目前没有做到的事情，现代生物科技发展的相关立法可以说只是处于探究的阶段，现代生物科技在短短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被“打得措手不及”，其速度及所达到的深度远超出的人们的预料之外，以致现代生物科技的每一次突破都引起一阵哗然，所以，有关现代生物科技的立法研究显得亦步亦趋、莫衷一是，只能针对一些已经引发较为严重问题的科技项目做出规定，而这些规定显得比较仓促和零散，效力也一般，覆盖面也不广，一般都是一国内的个别科技项目。所以，对于现代生物科技在伦理方面所注重的需要和利益问题，法律具有的针对性的制度化、强制性和预防性的调节作用却未能得到有效的发挥。

四、各方存在分歧

（一）对于现代生物科技和谐发展的理念摇摆不定

在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过程中，其展现的利益和风险都是明显的，正因为其固有的利益使得人们愿意对其进行大力的发展，也正因为其存在的风险导致了伦理问题的产生，这些问题涉及到人的生命健康、人的尊严等诸多方面。因此，对于现代生物科技如何在利益和伦理之间取得平衡发展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确保现代生物科技在利益方面得到最大化而将风险降到最低，维护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这就是对现代生物科技发展和谐理念的追求。海德格尔认为，“目的王国必须在存在的意义上加以把握。目的乃是实有着的人格,目的王国乃是实有着的人格自身之交互共处”［14］，“它（目的王国）是实有着的人格之间的王国,而非什么某个行动着的自我与之相关的价值体系”［15］,对于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来说，更应该考虑到它的发展会带来的整体效应，特别是防止负面的效应，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进步，而和谐的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进行协调来达到一种安全、有序的状态这方面尤为重要。可现实中出现的情况并非如此，由于人性存在的贪婪导致的对利益的无节制的追逐，结果使得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对伦理规范造成很大的破坏，以至到了无视伦理的存在而肆意发展的地步。另外，对于科学研究的进行也受到人的好奇心的影响，科研活动在不停的解开有关生命本身的令人好奇的谜团，在这种好奇心的影响下，对于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是否适合伦理的要求逐渐被忽视甚至被漠视。所有这些导致的共同结果就是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在认识方面对于和谐理念的摇摆不定。其实，对于和谐理念的摇摆不定同人的核心价值问题是有关联的，首先是，关于人本、人道、人权和人的尊严等问题，都受到人们所广泛关注，并进行深入的探讨。在西方，广义的人本主义在古希腊就已经萌芽，它强调的是一种以人为中心或本体的哲学思想；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思想，更是以极大的热情肯定人的尊严和人的力量，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赞誉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康德把“人”放在他道德学说的核心位置；人权理论的发展也对人的尊严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世界人权宣言》序言首句写道：“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的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平等的基础”；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有很多关于人本的思想，比如老子里的“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二十五章》），荀子也写道，“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篇第九》）。通过对这些有关人本、人道、人权和人的尊严等问题的思考，人的核心价值一直都得到肯定，以致没有其他因素能够对其挑战，同时形成的伦理规范也坚定的护卫着这一立场，而这一立场也可谓是根深蒂固，一直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步伐都是较为缓慢的，也不会动摇到这一立场，就是到了近代以来生物科技以外的那些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由于研究的对象在生命体主要是人之外，所以对于人的核心价值的威胁也不是很严重。然而到了现代生物科技发展时期，情况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是由于各种新疾病新问题的出现，亟需找到新的解决途径，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的针对对象直接指向人甚至深入人体，这些对于人来说都是新情况新现象，以致从一开始，现代生物科技就广受争议。当这些新情况新现象和伦理方面根深蒂固立场相碰撞时，问题也就爆发了，而人们又没有现成的解决办法或据以参考的先例，人们只能通过现时的探索以求解决的办法，而在这陌生的领域中探索难免就会出现摇摆不定的现象，伦理问题也就随之而出了。

（二）缺乏有效的统一的伦理规范

对于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各国各界的看法是存在很大的分歧的，比如第59届联合国大会法律委员会以决议形式通过一项名为《联合国关于人的克隆宣言》的政治宣言，要求各国禁止有违人类尊严的任何形式的克隆人，而中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对该宣言投了反对票，其中我国的反对理由在于该宣言的表述含混不清，它要求所有成员国“禁止任何形式的克隆人”，而该禁止到底是单指生殖性克隆，还是涵盖治疗性克隆研究，宣言并未予以明确。事实上，对于克隆技术存在不同的观点，有的国家认为使用克隆技术复制人在伦理上不能接受，不仅有悖人类的有机统一和道德，而且侵犯了人类尊严；也有国家认为，以研究和治疗为目的的克隆志在增进人类福祉，不应属禁止之列。在对待转基因技术问题上，以美国为首的支持派和以欧盟为首的反对派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两大阵营，有调查机构对美国、加拿大两国的消费者调查表明，多数消费者已接受了转基因食品，仅有27％的消费者认为食用转基因食品可能会对健康造成危害。而在欧洲，大多数人是反对转基因食品的，英国尤为明显。79％的英国人反对试种基因改良作物，抵制转基因食品进入市场。诸如此类的分歧是很多的，只是分歧的程度不同而已。而这些分歧导致了现代生物科技在应用方面难以形成统一的标准，进而难以形成明确、有效、统一的伦理规范，大家各做各的，而且都有自己的依据，而相互之间又存在冲突的，结果就是现代生物科技在实践中难免出现伦理方面的困惑，进而导致伦理方面的问题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