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理论范文
时间：2023-09-20 02:08:05
基础理论篇1
关键词:基础护理学;微课;教学设计
1微课特点
第一，时间短，容量小。依据学生的学习规律，他们在专心学习某一个知识点时，注意力在5～10min是最集中的，而微课的时长一般不超过10min，学生便可在注意力最集中的时间段学习知识点。第二，内容少，主题强。因微课主要是针对某一主题内容或某个知识点而展开教学的，因此针对性较强，能促进学生的有效学习。第三，易共享，可重复。学生可利用智能手机或智能移动终端随时随地在线观摩微课及其辅助资源，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可反复对知识点进行回顾与记忆。
2基础护理学微课的设计
第一，教学主题的选择。于庆国等人［3］在研究微课的设计模式时认为微课的选题应遵循突出重点、突破难点的原则，选题要精练，内容要明晰。微课的教学设计原则应以“精”和“微”为主要特点，力争用最短的时间和最佳的方法向学习者准确表达出某个微小的知识点，并设计出相应的脚本。基础护理学则应需要根据课程大纲、教学目标等要求恰当地筛选教学内容，选择适宜的知识点为主题进行微课的开发与设计，但并不是所有知识点均可通过微课的形式展现出来，某些需要教师现场演示的、需要学生实际动手操作的，一对一辅导的知识并不宜使用微课。第二，教学时长的把控。微课的教学时长安排为5～10min为宜，例如，在讲肌内注射这部分内容，臀大肌注射是重点，以往的操作视频和讲解时间较长，学生在观看教学视频时，难免会在观看后期注意力不集中，此内容讲解的重点和关键点在臀大肌注射的定位与操作手法，因此教师可把臀大肌的定位与注射手法分成两个微小的视频进行制作，每个微课视频中强调一个重难点内容，这样便可在学生高度集中注意力的时段内完成对知识点的学习。第三，教学语言的安排。教学语言要简明扼要，逻辑性强，易于理解，讲解过程要流畅紧凑。因微课的脚本需要提供给课程拍摄人员和后期制作人员，故脚本中的语言和案例较传统讲稿要更为严谨和科学。第四，教学过程的设计。微课的导入可以分为平铺直叙的开门见山型、悬念制造型、情境导入型等方式［4］。马兆丽等人将第三届全国职业院校教师微课大赛作品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情境导入型与悬念制造型的授课导入方式比平铺直叙的开门见山型导入方式更加受到学生的欢迎，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5］。故在基础护理学微课的设计时可引用情境导入，以便引起学生兴趣。例如，在讲述静脉输液的目的时，可导入汶川地震的情境图片或动态图:在废墟下等待救援的人伸出一只手臂，医务人员给予其静脉输液。这样的情境制造会激发学生思考:为什么要静脉输液呢?静脉输液到底能达到什么目的呢?进而达到教学目的。Mclellan［6］指出想要达到极佳的学习效果，应将知识置于特定情境中进行学习，而知识的情境多是由教师所创设的语言情境体现的，但是对于基础护理学中较为抽象的知识点，如臀大肌注射部位的选择、压疮的分期及临床表现等，这些知识点的核心仅通过教师的语言描述不能被形象地表达出来，学生理解起来也较费力，教师可以借助一些臀部模型、压疮模型、小动画、静态图片等帮助学生理解，抓住学生好奇心，吸引其注意力。例如，在讲授臀大肌注射部位的选取时，教师可在臀肌模型上进行定位，以静态图片的形式展示，再加入动画视频对“十字法”与“连线法”进行详细讲解，使学生对抽象知识点的理解形象化。教师可根据自己所教学生的特点、现有的教学资源等进行合理设计。因基础护理学是护理和助产专业的核心课程，具有操作多、实用性强的特点，故技能部分微课内容的设计过程，除了要掌握相关的理论知识点外，还需要鼓励学生实践动手操作，进而有效掌握其技能［7］。第五，微课视频的制作。流程如下:其一，恰当选题。其二，编写教案与制作课件。其三，教学实施与拍摄。其四，后期制作。其五，教学评价反思与反复修片。在视频的制作技术上，分为了单播式微课和交互式微课，单播式微课以视频播放为特点，交互式微课则以视频播放、交互反馈相结合为特点，同时加入了师生互动、教师对学习者学习效果的评价反馈环节。研究结果显示，交互式微课更容易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效果优于单播式微课［8］。
3基础护理学微课的应用方式
课前，学生提前观看微课视频，预习所要学习的重难点，学会“知新”。课中，学生通过观看微课视频，进行重点知识的构建。丰富了课堂教学资源与教学方式。课后，帮助同学重新回顾课堂所讲内容，学会“温故”并自我总结。无论微课是以哪种形式应用于教学中，都可以一定程度上帮助学生慢慢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满足学生的个性学习和共性学习。
4评价与修改
设计完成的微课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应用后要进行评价，包括对微课的设计过程评价和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通过在学生中试运行的方式评价基础护理学微课的设计过程，先给部分班级的学生观看微课视频，收集反馈的信息后及时修改设计过程。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则采取调查问卷的方法进行。从能否提高学习兴趣、能否增强自主学习能力、能否增强实践能力、能否提高学习效率、能否增强理解能力、能否促进师生交流合作六个方面进行评价。
5结语
基础理论篇2
面积等效原理：冲量相等而形状不同的窄脉冲加在具有惯性的环节上时，其效果基本相同；冲量即窄脉冲的面积，所说的效果基本相同是指环节的输出波形基本相同。
如果把各输入波形用傅里叶变换分析，则其低频段非常接近，仅在高频略有差异。面积等效原理是PWM控制技术的重要基础理论。
（来源：文章屋网 ）
基础理论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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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论的复兴同“实在”本身的破碎与失落结伴而生,是康德以后西方 哲学 的一大景观。一方面,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抛弃康德的“自在之物”,把感性世界中的“现象”作为实在;另一方面,人本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抛弃康德的“现象”,以人的某些非理性心理要素取代“自在之物”作为实在。于是有多少哲学,就有多少实在论,人人都可以称为实在论者,而“实在”本身则不知所去。为了重新整合这破碎了的现代哲学,人们必须唤醒理性,返回到实在观念的原点处发掘其真义。
然而严格说来,“实在”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范畴,也不是宗教或神学中的名词术语,当然更不会成为科学中的概念。通常它只是日常语言中的一个谓词而非主词,用以表示主词存在的虚实状况及其性质。不过无论哲学、科学,还是宗教、神学等,大凡以探索客观真理为宗旨的意识形式,都不能不首先去直接地面对它。因为“实在”与“真理”密切关联在一起,它根源于人本身所固有的一种“形而上”的冲动,是人的思想超越感性世界的产物。人们通常总是要割裂本体论和认识论从单方面孤立地讨论实在,然而事实上,无论是从思想的语言逻辑方面 分析 ,还是从其 社会 历史 方面分析,“实在”的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可分割的。或者至少是就把握实在观念来讲,本体论同认识论必须统一起来考虑。
从语义学方面来分析,“实在”一词复合了两个不同层次的意思:其一是“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存在”,它是相对于“不存在”而讲的,是指作为殊相处于时空之中的、原则上可以感知的具体的存在,它是人们把握“实在”一词的一个辅助性条件,构成“实在”的现实层面;然而,要完整准确地把握“实在”的内涵,还必须充分注意到它的“实”,即“真实”,它是相对于存在本性中可能具有的“虚”或“不真实”而讲的,是对存在的一种质疑,并构成“实在”的“超越”层面,这是“实在”一词常常为人们所忽略的深一层涵义。一般说来,它总是要指向某种终极的、不能被感知而只能被推论的、作为共相的抽象的存在。显然“实在”并不是指称通常意义上的那些存在,而仅仅是指称某种作为存在“根基”的本原性存在,或者说第一性的存在,它构成所有其它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实在”所以能够如此迷人,也恰恰是根源于它对感性具体的现实的这种超越。
由此看来,实在观念应当起源于人们对现实的、感性具体的物质世界的怀疑和否定中。早在人类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中,人类精神就已经开始了对现实世界的超越,这种超越为人类以后理性地建构理想世界与批判现实世界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不过当时还没有触及到感性世界的实在性问题。
最早明确表示怀疑和否定物质世界的,是古印度的婆罗门教。早在公元前10世纪至5世纪古印度所流传的《奥义书》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思想。根据婆罗门教的说法,印度神话中的创造神“梵”是物质世界的始基和宇宙万物的本原。它没有形状、没有大小、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没有气味,广阔无边、无处不在,既看不见、听不见,也摸不着,仿佛老子所说的“道”。不同的是,印度的“梵”具有某种意识,被称为“自我”。“自我”和“梵”一体两面,只是由于它具有意念,才使得混沌破裂变现出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不过这个破裂的混沌仅仅是由“自我”的意念产生的,因而被称为“假梵”。由假梵化生出来的宇宙万物 自然 是虚幻不实的、有限的和暂时的。唯有真梵才是真实的、无限的和永恒的。人们只有透过假梵认识了真梵,才能够超脱无尽的生灭轮回,复归宇宙本体〔1〕。
到了古希腊时期,巴门尼德首次从哲学上触及到实在观念。他把现实世界感性具体的物质性存在称为“非存在”,而把人们精神世界那些抽象化的思辨性概念称为“存在”。柏拉图进一步把人们所生活的客观世界明确区分为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他认为人们的感官所能够感受到的只是现象世界,而真实的世界是理念世界,它隐藏在现象世界的背后,是人们的感官所不能感知的,它是本原的、绝对的和永恒不变的。现象世界只是人的一种幻相,没有任何真实性可言,只有理念世界才是真正实在的世界。亚里士多德虽然用质料与形式的结合取代了柏拉图那抽象空洞的理念,不过他还是承认存在一个没有质料的纯形式,这就是神。而且晚年的亚里士多德还认为一般形式就是事物的本质,它先于具体事物存在并决定具体事物,因而是第一本体。
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吸取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实在论思想,认为只有天国是真实的存在,也只有人们对于天国的认识才是真实的认识,现实世界不过是上帝的创造物,它只是人们感性知觉的对象,在那里是没有任何真实性可言的。根据安瑟尔谟等极端实在论者的观点,共相作为殊相的本质,不仅独立于作为殊相的个别事物、而且先于它们而存在;个别事物则不过是由共相所派生出来的偶然现象,它们是不可能真实存在的。这是实在观念和实在论的哲学发轫处,从此以后人们超越感性世界的本能冲动借助于基督教的经院哲学最终以实在论的形式正式进入了人类认识的视野。
综合以上简要的逻辑分析和历史考察,我们不难得出这样几个结论:
第一、实在观念和实在论是以真假两个世界的分辨作为思想前提和基础的,它内在地包含着由此岸的幻相世界向彼岸本体世界的超越。否则的话,如果有人指着他面前的一张桌子说:“这是实在的”,我们就一定会感觉到莫名其妙。要合理地理解和解释这句话,就必须首先设定一个辅助事件作为前提,这就是有人否定这张桌子的实在性,也就是说,必须先有了实在论。然而一旦实在论把人们的思想引向桌子的共相或理念,那时再有人回过头来强调说眼前的这张桌子是实在的,他显然不能够再被称为实在论者,而只能被称为唯名论或经验论等。这是正确把握实在观念和实在论首先必须澄清的问题。实在论领域中的各种混乱大都是由于忽视了这种超越而引起的。
第二、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哲学家也曾主张超越现实世界,泰勒士的水、阿那克西米尼的气、赫拉克里特的火等、尤其是留基伯和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也都是人类精神超越现实世界的产物。然而这种超越并没有涉及到彼岸世界,它们纯粹是在此岸世界内部发生的事件,是人的思维对自身感觉器官的超越,只要人们设法拓宽自己的视域就会发现,它们并没有超出现象世界之外。因此,这种所谓超越只不过是从具体的作为殊相的质料到质料的还原,它同抽象的理念、形式或共相无关。所以它就只能是被称为唯物论或原子论等,而不能被称为实在论。这也是正确把握实在观念和实在论时应当非常明确的,否则诸如科学实在论这类怪胎就会由此而产生。
第三、新实在论与批判的实在论也同样是以理念与现象、形式与质料、共相与殊相这样两个不同的世界的分别作为思想基础的,同理念论或实在论相区别的是,它们同时赋予这两个不同的世界以同样的本体论地位。这其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折衷主义方案。它虽然避免了大量停留在哲学原点的原始纠纷,促进了现代分析哲学的发展,然而哲学中的本原问题毕竟不会因此而被消解。就对“实在”本身的认识而言,它们几乎没有增添任何新的 内容 。所以尽管哈特曼把本体论和认识论统一起来把握实在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然而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毕竟存在着质的不同,从而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或像罗素等热衷于从逻辑、数学方面进行抽象分析的多数新实在论者那样,从本体论上返回到柏拉图主义那里;或是像普拉特等热衷于从经验方面进行具体分析的那些批判的实在论者一样,从认识论上走向康德的不可知论;再或是像桑塔亚那那样,最后不得不把外部世界的存在当成一种动物式信仰来扞卫等。至于其它那些五花八门的实在论则大都不得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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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实在观念与实在论的真实涵义后,倘若主张 科学 实在论,则将意味着:首先,在本体论上预设或承诺一个在感性具体的事物之外的超验和永恒不变的理念、形式或共相世界;其次,在认识论上主张科学 理论 正是对这样一个实在世界的真实描述;再次,在 方法 论上也相应地追求某种能够把科学导向这个实在世界的先验逻辑,从而可以使之同实在论内在地融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显然这只是一种基于语义 分析 形成的科学实在论。虽然它仅仅是纯思辨的产物,却相当准确地体现了本来意义上的科学实在论,不妨称之为科学实在论Ⅰ。不过人们通常已经习惯于把这种实在论称为形而上学实在论,并认为它同科学无关或者对立。然而事实上,这种长期被作为形而上学加以拒斥的实在论,在 现代 科学中已开始凸现出来。这是一个不容当前各种现实的科学实在论Ⅱ忽视的重要事实。
爱因斯坦的科学,作为传统宗教的一种替代品,显然是对于他所信仰的和谐的宇宙的描绘。 自然 规律 的绝对性、形式体系的相对性、数学物理化与物 理学 数学化等〔2〕,在认识论和本体论相统一的基础上忠实地继承了柏拉图主义的科学传统,从而构成一种真正的科学实在论。尽管这种科学观在科学史上不占主流。然而随着现代科学向两极领域的不断扩张,这种观念的市场似乎是越来越大,甚至连实证主义的追随者海森堡等人,也明显感觉到现代物理学正在向柏拉图主义复归。只是何以证明这样一种描绘恰恰就是宇宙的本来面目,在认识论范围内是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的。
科学实在论Ⅰ预设或承诺一个理念、形式或共相世界,并要求科学理论描述这个实在世界。既然现象世界受外在于自己的理念支配,科学要解释和说明现象就必须准确地把握理念,而这样的科学显然是不可能在现象世界中纯逻辑地归纳,它必须到精神世界中纯理性地建构。科学实在论Ⅰ的方法论基础是理智的直觉、思辨与审美能力,包括科学创造中的直觉、猜测、想象和推理,理论评价中的简单性等,在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理性实在论。然而何以保证科学理论所描绘的正是实在世界,在方法论的范围内也是无法解决的。所以这样的理论与其说是科学,还不如说是 哲学 或神学。不过爱因斯坦事实上也正是一个融神学、哲学与科学为一体的奇才。他的相对论巧夺天工居然没能获得诺贝尔奖,也说明了科学界对于“科学究竟是什么?”,还是具有自己的内在尺度的。
从 历史 上看,以实验作为特征的近代科学是在唯名论的旗帜下兴起、在经验论的传统中获得大踏步 发展 、并在实证论的怀抱中走向成熟的。同科学实在论Ⅰ相比,科学实在论Ⅱ更好地继承并体现了这样一种哲学的和科学的传统。它所关注的始终都只是现象、质料或殊相等现实的和感性具体的物质世界。近现代科学基本上是在这样一个物质世界中展开的。只是这个世界还存在着复杂的结构和层次。从人类自身的时空尺度看,它至少可以被划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人们借助于现有的技术手段可以感知的,不妨记为A;另一部分则是在原则上应当能被感知而 目前 借助于各种技术手段尚未被感知的,也不妨记为B。从认识论的层面看,人们既可以用A解释B,也可以用B解释A。大凡是从现象世界中的任何一个层次出发对其相邻层次所作的各种因果解释,都可以直接地构成现实的科学实在论Ⅱ的思想基础。不过从当代科学实在论发展的实际看,它们大都是以还原论作为其方法论基础的。
近代科学是在从A到B进行还原的,它以B作为A的内在原因和根据。具体说来,一个科学理论要想正确解释和说明A,就必须首先如实地描述B。近现代科学主要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层层还原、并最终从原子走向夸克的。极端的还原论总是要在本体论上预设一种实体,并在认识论上要求科学理论描述这种实体。它们认为成熟的科学理论中的所有名词术语及其中所包含的理论实体应当在现象世界中有确定的指称。W.塞拉斯和普特南的逼真实在论就是以此作为蓝本建构起来的。温和的还原论通常只是在本体论上承诺一种实体,夏佩尔的科学实在论、杰利的建构实在论和哈金的实验实在论等大体是属于这种类型。它们没有预设或承诺超验的实在,却预设或承诺了超感的实体,并且坚持认为科学理论或科学实验中所反映的就是真实的存在。
随着现代科学向纵深发展,尤其是伴随现代系统科学的兴起,整体论正取代还原论而成为一种新的科学范式。丰富多彩的现象世界实际上也绝没有还原论者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人们在其中发现了自然界的层次结构并揭示了它非同寻常的意义。整体论以A作为B的外在原因和条件,从而使“关系”取代“实体”而成为科学解释和说明的基础。它是现代科学正在摆脱古希腊自然哲学传统走向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一种进步。现代西方哲学中亚里山大的突现进化论、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哈特曼的批判实在论、拉兹洛的系统哲学和邦格的科学唯物主义等,也都具有这样一种极为明显的思想倾向。
科学实在论Ⅱ本是在反实在论的框架中建构起来的。它是以现象世界中各种感性具体的属性作为经验基础的理性实在论,在本质上是反柏拉图主义实在论的。近代科学以还原论作为方法论基础,试图将属性归结到物质实体上;现代科学则以整体论作为方法论基础,试图将属性归结到关系中并从而完全消解物质实体。这种实体的淡出和关系的凸现使形形色色以还原论作为蓝本的科学实在论Ⅱ普遍陷入困境。科学实在论Ⅰ预设或承诺实在,却无法保证科学正确地把握实在;科学实在论Ⅱ放弃这种实在而执着于描述现象,却最终连现象也把握不住。这就难怪现代科学哲学中现象主义、约定主义、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潮要非常盛行。马赫、阿芬那留斯、彭加勒、迪昂、布里奇曼、奎因、拉卡托斯、库恩、费耶阿本德、劳丹、范·弗拉森、詹宁斯、黑崎宏等人都是颇有 影响 的反科学实在论者。即使是始终以科学实在论着称的普特南,到后期提出的所谓内在实在论,实质也是反科学实在论的。科学实在论不仅在逻辑上困难重重,而且在历史上也漏洞百出。倘若从整个科学发展的历史看,无论古代的托勒密,还是近代以来的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玻尔和海森堡等一流的科学家,虽然说不能完全抗拒科学实在论的诱惑,然而他们总体上似乎都是在从事一种拯救现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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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理论是人类认识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认识论的观点看,它作为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其中必然内在地凝结着根源于客体、然而却是由主体来规定、并因而具有主体间性的客观性现象,以及根源于主体、却必须由客体来规定的主观性理念。所以撇开它的语言、逻辑、数学表述形式就其经验 内容 来看,科学理论显然是由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这样两大类知识构成的。前者从现象世界出发,是人类关于物质世界感性具体的经验知识的归纳和 总结 ,是实在论一直试图超越的“虚”与唯名论极力维护的“实”;后者从理念世界出发,是人类关于精神世界理性抽象的经验知识的反思和概括,是实在论始终所向往的“实”与唯名论坚决拒斥的“虚”。它们分别凝聚和体现了历史上能工巧匠的技术传统和人文学者的思辨传统。科学理论正是人类在这两种不同的知识传统中所积累起来的两种类型的知识在一定的语言、逻辑、数学形式构成的框架和体系中同化与融合的产物〔3〕。
近代科学是从现象世界中展开的。物质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是科学理论中所涉及到的主要经验内容,它构成了科学理论中最为重要的外部经验基础。按照唯名论的观点,现象世界中这些感性具体的东西正是唯一真实的存在。然而从现代哲学和科学认识发展所获得的结论看,实在论否认它们的真实性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首先,从哲学认识论方面看,现象作为从属于主客体关系的范畴,是不可能脱离主体来规定的。既然主体是人,现象也必然是属人的。倘若把主体换成某一微生物,现象也必然要属于这种微生物。事实上,人类迄今为止所获得的全部认识成果,都始终是以人类自身的存在尺度作为基准的。罗素当年曾经谈到过这个 问题 。卡尔纳普、刘易斯和克里普克的可能世界理论也都涉及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现实的现象世界其实只是无数逻辑上可能的世界中的一个。实际上它完全是人类按照自己特殊的生理构造选择出来的。也正是这种特定的生理构造把“自在之物”拒斥到自己的视野之外。人类要把握这种自在之物,必须根本改变自己的生理结构和时空尺度,以便把多种可能世界同时纳入自己的视野。这恐怕只有上帝才能做到。
其次,从科学认识论方面看,人们对于微观世界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带着人类认识活动的烙印。人们不可能观测到所谓微观客体的本来面目,而只能观测到微观客体同测量仪器发生相互作用的整体效应。并且观测结果是呈现为粒子还是波,还要取决于人们所设置的观测条件。具体说来,人们带着粒子的眼镜观测,客体呈现为粒子,带着波的眼镜观测,客体则呈现为波。真实存在的或许既不是粒子也不是波,而是某种不可知的“自在之物”。也就是说,人类对微观世界的认识仿佛盲人摸象,我们永远看不到大象的本来面目,而只能通过彼此的触摸建构一个适合于主体间的大象。这里自在之物虽然也不可知,然而却并不在彼岸世界。它作为现象的总和或整体构成人类认识的极限。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关系和互补原理在微观世界里深刻地揭示了这种隐藏在人类客观性科学认识深层不可消解的主体性。
再次,从现代科学所获得的具体结论看,作为现象世界载体的“物质”在微观世界中不断地化“虚”。近代物理学把实物还原为原子,现代物理学进一步把它还原为亚原子粒子、夸克、甚至亚夸克等微观粒子,最后发现这些充当宇宙砖块的所谓微观粒子原来只不过是一些根源于数学方程式的虚构。狭义相对论以连续的场取代作为普遍基质的以太,量子场论的发展把现象世界中的实物粒子归结为空间中能量集中的区域,靴袢理论甚至把强子等实物粒子归结为与其相沟通的反应道中的束缚态。广义相对论中作为引力场载体的似乎不再是质量而变成了能量。系统科学更是强化了这种非实体化的倾向,从而使关系实在论逐渐取代实体实在论成为一种现代思潮。与此同时,现代宇宙学也在大尺度时空范围内解构了宇观天体的实体实在观。
实在论所以要否定感性具体的物质世界,显然是因为它开始就已经发现这个世界仅仅是“人”的世界。它要超越这样一个世界寻求某种适合于所有不同生理构造和时空尺度的非人的认识,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神目观。科学实在论把科学当成这样一种尺度,把所谓“科学的影像”看成真实的存在,也显然是忽视了科学的属人属性。从现代认识论的观点看,包括科学认识在内的人类一切思想认识,作为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都具有属人性。甚至于连日常语言中所谓的“虚”与“实”,也都不存在任何可以脱离人的纯客观的绝对尺度。所谓客观世界中唯一能够确定的,只有由人的感觉器官所选择的这个现象世界。人类在两极世界中所获得的一切认识结论,最终都必须能够被直接或间接地还原到人的感性世界中。即使主张“科学是万物的尺度”的W.塞拉斯,也并不否认“常识的影像”的基础地位。从这种意义上讲,现象世界不仅是存在的,而且必须重新回返到常识中,把它权且看成是终极的和实在的。中世纪唯名论的思想价值正在于此。
科学理论中不仅有根源于物质世界中的现象知识,而且具有大量根源于精神世界中的理念知识。理论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也是科学理论中不可抗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理论中不可缺少的内部经验基础。从唯名论的观点看,它们大都属于应当从科学中清除出去的形而上学因素,而实在论的科学观总是要把它们看成某种真实的存在。实在论关于现象世界的虚无主义思想是人类认识超越自身感觉器官的必然,它体现了人类理智发育的成熟和完善,对于人类快速高效地拓展自己的生活世界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并非它们在这个超越的世界中所获得的任何结论都有价值。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科学实在论在理念世界中所构筑起来的各种“实在”,远远不如唯名论在现象世界中直接感知到的那些现象更为可靠。近现代科学中所预设或承诺的理论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虽说有像原子论这样一些极为成功的假说,然而更多则还是像以太和燃素这样一类失败的猜测。
既然现象世界中的物质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是由人的感觉器官直接规定的实在,那么它显然是用不着分有所谓实在世界中的理念。相反,理念世界中所形成的理论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倒必须返回到现象世界中才能最终确定其真伪。正是近现代科学中的这样一种现实,使科学实在论Ⅱ误以为现象世界构成了科学理论的实在基础。它主张把抽象的理论实体还原为具体的物质实体,把以理论实体为载体的属性及其相互关系还原为以物质实体为载体的属性及其相互关系。而科学实在论Ⅰ坚持理念世界的实在地位,其实质上是要把精神世界中所形成的某种抽象关系客观化,把各种实体归结为这种绝对和永恒的关系,从而企图在这种关系中来俯视整个现象世界。然而无论是科学实在论Ⅰ还是科学实在论Ⅱ,都无非是来自哲学家的一厢情愿。科学史上那些一流的科学家大都坚持一种反实在论的科学观。人们所谓“牛顿不是牛顿主义者”〔4〕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况。事实上,无论现象世界还是理念世界都是属人的,它们都不能构成科学理论的实在基础,只有人本身才能为科学理论提供现实的基础,尽管它也未必是实在的。只可惜在整个科学哲学 研究 中,它始终都没有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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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理论 中不仅包含着人类的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这样两种不同类型的经验知识,而且还包含着语言、逻辑与数学这样一些极为典型的人文知识。它们构成科学理论同化和融合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的形式框架,是科学所以为科学的内在根据以及衡量科学 发展 阶段、水平及其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科学理论正是同化和融合在这样一些“先验的”形式框架中的人类经验,是以人类特定的生理结构作为基础的人类实践和智慧的重要结晶,集中体现了人类理智、情感和意志的内在统一,充分展示了人性中所蕴涵的无穷魅力。
语言、逻辑与数学是构成科学理论所不可缺少的形式知识。同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中的经验知识不同,它们是关于现象和理念的元经验,是特定的主客体相互作用方式在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向主客体内化与外化的产物。其中语言是基于人类特殊的 社会 实践活动在主体内部 自然 历史 地形成的某种“约定”,它具体体现了人类社会活动的个性色彩,为古今人文主义者竭力张扬。逻辑是基于人类起源和发展的进化过程在主客体间自然历史地形成的某种“约定”,它抽象地反映了人类共同的生理结构,是不同语音、语形、语义、语用和语法结构的语言之间能够相互翻译的客观基础。数学则是人类在语言和逻辑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某种人工“约定”,它是人的思维基于语言和逻辑基础的进一步发现和创造,是这两种约定的丰富、深化和自我发展。
正是通过这样的层层约定,人类才能首先通过主体内部的某种语言约定规则,揭示出隐藏在主客体之间的逻辑约定法则、以及各种形式的数学约定定理,并以此为中介最终发现作为科学理论客观基础的、客体内部的、自然历史的“约定”,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自然 规律 。当然这种自然规律也是基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的产物,它不仅必须通过人的特定生理结构及其延伸来感知,而且还不得不通过语言、逻辑与数学这样一些典型的人文知识形式来表述,因而它的客观性也就只能被解释为主体间性。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以及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关系、互补原理和 现代 宇宙学中的人择原理等,也都从科学内部的不同 研究 领域和途径具体地展示了科学理论从形式到 内容 的这种广泛意义上的约定性。
在人的世界中阐释科学理论,首先必须明确作为科学理论的理性基础〔5〕的语言、逻辑与数学等形式知识的人文属性。近代以来,随着以数学和逻辑为基础的近现代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成功,以非理性为特征的反科学主义逐渐把对科学的社会批判引向认识论层面。它们把作为科学理论的理性基础并在科学实践中得到广泛 应用 的数学与逻辑理性简单地指责为工具理性大张挞伐,仿佛在数学与逻辑理性之外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某种可以同所谓工具理性对立起来的纯粹价值理性。这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且有悖于文艺复兴以来启蒙运动的历史事实,本质上是蒙昧主义在现代社会的沉渣泛起。实际上,作为科学理论理性基础的数学与逻辑,绝不会只有工具的属性,它还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属性。近现代社会中人的内在价值的空前高扬正是在启蒙运动弘扬理性的过程中才得以实现的。倘若再返回文艺复兴所向往的古希腊思想文化中,则语言、逻辑与数学更是极为典型的人文学科。即使在 中国 古代科学的荒漠中,数学也依然被列为“六艺”之一。
实际上,同语言完全一样,逻辑与数学也是人们修身养性、陶冶性情、完善自我所不可缺少的重要人文内容。至于现代 科技 社会中逐渐暴露出来、并为人文主义所强烈谴责的许多社会现实 问题 ,科学主义早已有警觉。它们决不能被简单地指责为工具理性 计算 的结果。事实上,这恰恰是某种虚妄的伪人文主义剥离工具理性肆意张扬所谓纯粹价值理性的结果,是现代社会中缺乏一种健全的理性的恶果。其实语言、逻辑与数学绝不只是什么工具理性,它作为人类走出愚昧、摆脱神权束缚的思想基础和理性根据,恰恰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尺度和重要标志,是处于价值核心地位的人本身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较之作为纯粹主体内部约定的语言,逻辑与数学更能体现出人的创造性本能,并具有更为浓厚的人文色彩。追求剥离了逻辑与数学内核的所谓价值理性,只能使人类的认识滞留在永无休止的形而上学思辨中,而主张从数学与逻辑退回到语言或前语言的所谓“诗”与“悟”的世界中,则不仅是神秘主义的,而且是非常典型的现代蒙昧主义。
其次,在人的世界中阐释科学理论,还必须明确共同构成科学理论经验基础的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的互补属性,及其同逻辑与数学理性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关系。近代科学根源于古代能工巧匠的技术传统与书斋学者的思辨传统,它们到近代融合在特定的数学逻辑框架中,形成一种体现人的“类”特征并且根本不同于传统理性的科学理性。这种科学理性以逻辑与数学理性作为基础,吸取了技术理性内容与思辨理性形式的确定性,克服了技术理性形式与思辨理性内容的不确定性,从而不仅使技术理性中蕴涵的个人狭隘的直接经验获得一种人类可以共享的形式并得以广泛传播,而且也使形而上的思辨理性获得某种现实的依据与意义。近代科学产生以来,工匠传统与学者传统分别以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形式主宰了关于科学理论的 哲学 阐释。然而,无论是归纳主义还是演绎主义,都不能从单方面完全解释科学理论。只有使二者互补与融合起来,才能合理地说明科学理论。因为科学理论虽然是关于外部客体的描述,却毕竟是根源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它是由主体来描述的,尤其是在形而上的理念知识中,凝聚了古今中外极为丰富的人类智慧。它不同于能工巧匠个人的具体经验与才能,具有超越个人的、抽象的“类”经验特征。也正是由于这种特征,它必须同时接受直接来自客体的现象知识约束。极端的科学主义以现象知识拒斥理念知识,狂热的人文主义则始终以理念知识贬低现象知识,它们都是哲学家们误读和曲解科学理论的产物。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技术理性与思辨理性,绝不是某种剥离了逻辑与数学理性独立存在的理性形式,它是以逻辑与数学作为基础的理性在不同领域中的不同体现。没有人类的技术与思辨活动,逻辑与数学就不能得到外化和发展;脱离其中的逻辑与数学约束,技术与思辨也就根本无所谓理性。事实上,无论现象知识还是理念知识,都是人类以语言、逻辑与数学等形式知识分别作用于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产物。剥离逻辑与数学这些所谓工具理性,片面夸大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反对另一个方面,都不仅无益于人类认识的健康发展,而且最终会危及到人类自身的存在和发展。
再次,在人的世界中阐释科学理论,必须从总体上正确解决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关系问题。同科学实在论对现象知识进行客观化与本体化阐释的理性主义倾向恰恰相反,在现代哲学中,始终还涌动着一股对理念知识予以客观化和本体化阐释的强烈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在科学主义以理性为尺度抛弃康德“自在之物”走向现象世界的同时,人文主义则以非理性为尺度把它又重新捡了回来。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尼采的“强力意志”、柏格森的“生命之流”、鲍恩的“人格”等,都是从康德的所谓“自在之物”中演化出来的。它们抛弃子虚乌有的彼岸世界,以非理性取性,在此岸世界中继续着自己的超越之旅。这是古希腊理念论与中世纪实在论的现代翻版。至于马利坦复活的所谓“存有”、海德格尔在非理性直觉、领会和体验中所把握到的“存在”,更是把思辨的理念知识客观化与本体化的典型。
基础理论篇4
一、请求权概念及产生的历史理论基础
民事权利依其作用，划分为支配权、请求权、形成权和抗辩权。在这一体系中，请求权是作为权利的一种重要类型出现的，它被定义为“权利人可以要求他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①
现代请求权的概念源于十七、八世纪自然法学派所倡导的权利理论 ，是古典的自然法学派的观点的继续和延伸，自然法学派通过自己的想象，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认为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拥有权利，即生命权、健康权以及自由，所 以，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所谓的权利就是“要求相对人或者第三人履行义务的力”，在自然法学派看来权利是精神的力，这种力并不表现为现实的拘束，而是存在于人们内心的约束。当国家产生后，这种力遭到破坏时，又把国家的强制力称为权利，但是这种权 利“是基于对第一次的、精神的力的违反而被运用的权利，是第二次的、恢复性的权利 ”，自然法学派认为第二次的权利是超越自然法则之上的权利。 自然法学派将请求权概念进行两个层次上的划分，已为我国现代民法理论学界所普遍接受，在众多的 论著中早已进行了实质上的二次划分，如：王泽鉴先生在《债之关系的结构分析》一文中，阐述债之给付义务的问题时，引用的 都是拉伦兹（Larenz）的观点，将给付义务区分为原给付义务（第一次义务）和次给付义务 （第二次义务），并认为原给付义务指契约原定履行之义务，而次给付义务指原给付义务 在履行过程中，因给付不能、给付迟延、不完全给付而生损害赔偿义务，或者因契约解 除后所生恢复原状之义务。最后，又补充道“次给付义务亦系根源于原来债之关系，债之关系的内容虽然因之而改变或扩张，但其同一性仍维持不变。”②
二、请求权的效力
请求权无论是在债权法领域，还是在物权法领域，都是以效力的身份出现的，请求权效力具有应然性和实然性。
（一）应然性之请求权
应然性的请求权表现为一种静态的权利，体现着某种利益，它与所有的权 利一样标志着人们对某种事物的尊重和认可，是与权利理论中的第一性的权利相对应的 .应然性之请求 权与所有的第一性的权利一样，其效力是不完全的，仅仅表现为“给付授予力”，作为权利的主体，可以接受义务人的义务履行的结果，而请求权中的“给付请求力”和“保护请求力”只是起到威慑的作用，是“隐而不现”的。
（二）实然性之请求权
实然性的请求权是任何第三人都应该承认被法律所规范的生活关系（ 法律关系），并应当服从，使该法律关系不受到侵害是一般的市民的义务，该义务是针对所有的法律关系的。实然 性之请求权是具有完全效力的请求权，它不仅具有应然性之请求权所拥有的“给付授予 力”，还具有“给付请求力”和“保护请求力”，实然性之请求权的行使必然在法律上有相应的法律后果，这样才能完成其弥补因权利受到侵害所遭到的利益损失之使命。③实然性请求权的行使是通过诉讼来进行的，并且诉讼外的请求权是请求权行使的经常途径，实然性之请求权在诉讼上得到支持必然发生相应的法律后果——即责任。
三、请求权的分类及内容
请求权与抗辩权、形成权一起作为权利的类型之一，在民事权利体系中请求权被赋予了与物权、债权等权利同样的地位，“请求权以其基础权利之不同，分为债权上请求权、物权上请求权、基于他物权上请求权、知识产权请求权”。 ④
（一）债权上请求权
债权作为具有财产属性的私权的一种出现在权利体系中，“债权是债权人请求债务人为特定行为（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权利”⑤债权与应然性的请求权具有相同的含义。应然性的请求权在义务范围内，与之相对应的是义务 .请求权概念创建之初，就是由于停留在应然性之请求权的层面， 所以请求权在债权法领域的概念成为多余。
（二）物上请求权
物上请求权是指当物权的行使受到妨害或有妨害的可能时，物权人为排除或防止妨害，恢复物权的圆满支配状态，而请求妨害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物上请求权包括返还请求权、排除妨害请求权和预防妨害请求权三种，返还请求权是物权人对于无权占有或侵夺其财产者，请求返还其财产的请求权。返还请求权的构成条件是相对人无权占有其物。返还请求权的请求主体为物权人，包括所有权人、他物权人和占有人，相对人为现在占有人。排除妨害请求权是指物权人于其物权的圆满状态被占有以外的其它方法妨害时，请求妨害人除去妨害的权利。排除妨害请求权以物权的行使受到占有以外的其它方法的妨害为成立条件。
妨害是指以占有以外的方法阻碍或侵害物权的支配可能性，既可以是事实上的妨害，也可以是法律上的妨害。预防妨害请求权是指物权人对于有妨害其物权之虞者，得请求其防止妨害发生的权利。预防妨害请求权的发生以有妨害物权之虞为必要。所谓有妨害物权之虞，是指物权现在虽无现实之妨害，但将来有发生妨害的可能性。至于是否有妨害物权之虞，系事实问题，应依一般社会观点而决定。妨害人是否存在过错，妨害之危险是否基于人之行为或基于不可抗力，均在所不问。预防妨害请求权的请求主体为物权人，相对人为对物权有妨害之虞的人。权利人对于相对人得请求以其自己的费用防止其妨害，无论妨害危险是因妨害人的行为而产生，还是因妨害人的所有物而产生，或是基于不可抗力而产生的，均无不同。妨害的防止在多数情况下，须通过妨害人实施积极行为才能实现，当然也不排除通过妨害人的消极行为而达到防止妨害的目的。
（三）他物权上请求权
他物权包括所有的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除所有权以外的他物权也具有物权请求权之适用，用益物权的物权请求权包含地上权请求权、地役权请求权和典权请求权这三类物权请求权，基于地上权的物权请求权之内容与特征如下：
1、地上权受有妨害时，地上权人应享有物权请求权，包括标的物返还请求权、妨害排 除请求权和妨害预防请求权，其构成要件与内容应准用基于所有权的请求权。
2、地上权以占有土地为前提，故当地上权人丧失占有时，可对导致其占有丧失之侵权 人行使返还请求权，以回复其占有的完满状态。
3、地上权的内容为在他人土地上保有建筑物、其他工作物等而利用土地之使用价值， 故需区分地上权本身遭受妨害与土地之上的建筑物工作物及林木等遭受妨害这两种情 形。在前者，系由地上权人行使基于地上权的物权请求权；在后者，由于建筑物、工作 物等的所有权
属于地上权人，故此时地上权人系行使基于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
4、地上权人行使妨害排除请求权和妨害预防请求权时，若妨害系由不可抗力或意外事 故所致，相对人据此可免予承担排除妨害的全部或部分费用，而地上权人需自己负担全 部或部分费用。
5、在土地所有权人依照法律或行政法规对地上权人利用之土地予以公益性或惩罚性回 收时，地上权人不得对土地所有权人行使物权请求权，但土地所有权人应依法对地上权 人予以补偿。
基于地役权的物权请求权之内容与特征如下：
1、地役权人之权利的完满状态受有妨害时，得行使物权请求权，如排除妨害请求权和 妨害预防请求权。
2、基于地役权的物权请求权，其请求权人应为现时享有地役权之人，然地役权之主体 是限于不动产之现时所有人，抑或包括对不动产享有他物权的地上权人、典权人以至租 赁权人。
3、地役权
人使用的供役地不具有独占性，地役权人不仅可以与供役地所有人或其他用益物权人共同使用供役地，而且还可以于同一供役地上设定多个内容相同或相异的地役权，也即与其他地役权人共同使用供役地。
4、基于地役权的妨害排除请求权、妨害预防请求权常易与基于相邻关系的请求权发生 竞合，此时应由地役权人选择行使何种请求权。
基于典权的物权请求权之内容与特征如下：
1、基于典权的物权请求权包含的类型典权为移转不动产的占有于典权人享有之物权，所以，典权人的典权受有妨害时典权人享有标的物返还请求权、妨害排除请求权和妨害预防请求权，其构成要件与内容，与基于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极为类似，笔者认为应准用关于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
2、典权于回赎期间内的物权请求权典权与其他用益物权有一明显不同：典权所设期限（典权不设期限者实所罕见）届满时 ，典权并不因此立即消灭，而是进入回赎期，出典人可以行使回赎权，如依台湾“民法 ”第922条规定：典权定有期限，而未附其他条款者，则应于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回赎。 是故，在典期届满后的回赎期间内，典权并不消灭，典权人仍得行使物权请求权。
3、绝卖后物权请求权的改变若出典人逾期不行使回赎权（包括在典期届满后的回赎期限内不回赎和在附有“到期不 赎即作绝卖”之条款时典期届满不立即回赎两种情形），则构成绝卖，典权人取得典物 的所有权（此为所有权的原始取得方法之一），典权人由用益物权人而变成所有权人，自 此以后，其权利受有妨害时，当行使基于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而非基于他物权的物权请求权。
基于担保物权的物权请求权包括基于抵押权的物权请求权，基于质权的物权请求权与基于留置权的物权请求权。
基于抵押权的物权请求权的内容与特征如下：
1、基于抵押权的物权请求权包含的类型抵押权以取得抵押物的交换价值为目的，而称为“价值权”，其作为一项他物权，于 其价值受有妨害时，可行使物权请求权。
2、抵押物价值有减少之虞时的妨害预防请求权抵押权的目的在于抵押物的价值，抵押权及其所担保的债权能否最终实现也取决于抵押物的价值，所以抵押权人对于抵押物的价值状态最为关注，一旦抵押物价值有减少之虞，抵押权人即可行使妨害预防请求权，以确保抵押物的价值得以维持。
3、抵押物价值实际减少时的妨害排除请求权当抵押物的价值实际发生减少之情形时，妨害预防请求权已不足以救济，此时抵押权 人可行使妨害排除请求权。与权利人直接占有标的物的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同的是，由 于抵押权是以标的物的价值为内容，抵押权人并不直接占有标的物，所以对抵押权的妨 害并非对其行使利用权的实际妨害，而是行使价值权的实际妨害，因而抵押权人行使妨 害排除请求权的目的也在于回复抵押物的原有价值状态，其方式依各国法律规定主要有 两种：二是请求回复原状，一是请求提供相当之担保。如采取回复原状为可能，抵押权 人即可请求回复原状。
4、抵押人擅自转让抵押物时的物权请求权抵押物设定抵押后，抵押人并非不能处分包括转让抵押物，但依法律规定须履行通知 义务，即须将抵押物转让的事实通知抵押权人。
基于质权的物权请求权
1、质物返还请求权，质权以质权人占有质物为特征和成立条件，若出质人或第三人非法占有质物，侵害质 权人对质物的占有权，质权人得行使标的物返还请求权，请求出质人或第三人将质物返 还，恢复其占有。
2、质物毁损灭失时的妨害排除请求权，质物若系出质人的过错而致毁损灭失，质权人得行使排除妨害请求权。在质物毁损的 情形下，既可请求出质人回复原状（如回复原状为可能），也可请求其提供与质物毁损价 值相当之新的担保。
基于留置权的物权请求权
1、留置权人不享有基于留置权的标的物返还请求权。
2、在留置期间内，若债务人（留置物的所有人）提出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留置权人得以留置权为抗辩，拒绝返还。
3、若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不得留置的物，则纵然债务人（留置物的所有人）未能履行 债务，债权人也不得留置该物，债权人不享有留置权，更不能行使基于留置权的物权请 求权。
4、在债务人对留置权人提供了履行债务的相当之担保时，留置权归于消灭，债务人对 债权人得请求返还留置物。
（四）知识产权请求权
从目前我国民商事、知识产权的立法来看，当知识产权受到不法侵害，法律赋予权利人以请求权直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是明确、全面的。知识产权的权利人不但权利受到侵害享有损害赔偿的请求权，而且同样享有制止侵权行为、消除侵权危险等的请求权，并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护。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 “公民、法人的著作权（版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发明权和其他科技成果权受到剽窃、篡改、假冒等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偿损失。”按照一些国家知识产权法或民法的表达，该项条文不但规定了侵害知识产权的民事责任，而且还明白无误地肯定了知识产权权利上的请求权及形成侵权损害赔偿之债的请求权等几类请求权。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在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或侵害危险时，依据此种请求权可以提起诉讼，并要求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对自己所提出的停止侵权、排除妨碍等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参考书目：
①江平、王家福总主编：《民 商法学大辞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
②王泽鉴：《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版，《债之关系的结构分 析》第98—99页。
③奥田昌道著《请求权概念の生成と开展》，（日文版）第68页。
④梁慧星著 ：《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65页。
基础理论篇5
关键词：社区矫正；理论基础；非监禁
一、社区矫正的概念
社区矫正是与监狱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关于社区矫正的定义，第一种观点，社区矫正是专门机关和社区等各方面力量，对社区范围内的假释、缓刑、监外执行、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等罪犯进行的教育、矫正。第二种观点认为，社区矫正是非监禁刑的执行。它包括审判前的释放、转处处理；判决前的调查、缓刑、居住治疗、其他刑罚替代措施；释放后的替代措施等。第三种观点将社区矫正理解为社区处遇，是各种社区矫正项目的综合。它包含的范围除了社区刑罚的执行，还有刑满释放人员的更生保护。
社区矫正的性质应该是刑罚。要完善我国的刑罚体系，确定合适的社区矫正项目，改变现存的混乱状况。本文所论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是指根据未成年犯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与其人身危险性大小，依法判处特定的社区矫正项目，将那些罪行较轻、人身危险性较小的未成年犯置于社区之中进行专门的教育、矫正处遇。
二、社区矫正的理论基础
1.社区矫正与人格行为论
对于人格的定义，一个较为经典的表述来自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奥尔波特。他认为人格是一个人内在的心理物理系统中的动力组织，决定了一个人行为和思想的独特性。我国心理学家黄希庭教授，也对人格下了一个定义，认为人格是个体在能力、情绪、需要、动机、兴趣、态度、价值观、气质、性格和体质等方面的整合，是个体在行为上的内部倾向，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动力一致性和连续性的自我。
人格行为论是日本刑法学家团藤重光、德国的刑法学家阿鲁特、考夫曼等学者提出的，得到日本大土冢仁等学者的赞同。行为是人格的外部表现，人的行为具有生物学的、社会的基础，是在人格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行为的反复性、规律性均可以在人格中找到合乎逻辑的根据。根据行为人的人格，可以预测一个人在给定情境中的行为。在同样的情境下，为什么有的人犯罪，有的人不犯罪？这正是因为有的人人格不健康（人格心理学家阿尔伯特语）。日本刑法学家大塚仁指出，对人格形成的意义和程度进行精密量化，现在是不可能的，但是对实施犯罪行为的行为人人格的形成过程是能够进行相当程度的正确评价的，即使不完全，在通过努力能够认识的范围内把它作为责任判断的资料来使用，则无疑是必要的。不能脱离过去的人格形成过程来论及人格的意义。正是采取了人格行为的立场，社区矫正的任务被更多地赋予了“改造罪犯”、“更新罪犯人格”的意义。
2.社区矫正与刑法谦抑性理念
司法资源作为社会资源的一种，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提高司法资源的利用率。经济法学的核心思想是：“效益”——以价值得以极大化的方式分配和使用资源，或者说财富极大化，是法的宗旨。一般认为非犯罪化与非刑罚化是实现刑罚谦抑性的两个基本途径，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非监禁化也成为途径之一。社区矫正的运用，恰恰契合了刑法谦抑性的理念，使得服刑人员能够在社区中接受教育和矫治，通过有效的矫正方案，纠正自己错误的思想和行为，从而也降低了服刑人员的重新犯罪率。
3.社区矫正与教育刑理论
教育刑理念关注行为人的罪责，期望刑罚与教育可以实现互通，凭借教育手段重塑行为人，改造行为人的不良意识，促使其再社会化并重新投入健康的生活轨道。教育刑改造理念不同于以往的报复刑、威慑刑与等价刑所蕴含的体罚思想，而是着眼于对不同行为人的“恶”来对症下药，实现再社会化的目的。教育刑从一定意义上属于目的刑，主张刑罚的目的是为了使犯罪人不再犯罪，根据罪犯的不同人身危险性进行相应的处遇，它的本质是刑罚个别化，刑法的本质应该是教育，使罪犯成为社会人。在社区矫正中的罪犯大多数人身危险性都相对较小，多数都可以通过矫正、教育，摒弃不良的思想、习性，抛弃不良的生活方式，可以重新回归社会。教育刑立足于实证的研究成果，注重教育矫正的功能，提倡对可能矫正者（人身危险性较小的罪犯）予以矫正，以实现罪犯回归社会的目标。这有利于人权保障与社会防卫的平衡，也可以使刑罚裁量与执行的科学化与人性化。在这点上社区矫正恰恰能更好的发挥教育矫正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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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篇6
【论文摘要】：激励问题是管理界一直在探索的话题，是一个世界性和永久性的课题，也是我国 企业 尤其是上市公司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现代 企业理论和国外实践证明股权激励对于改善企业治理结构，降低成本﹑提升管理效率，增强企业凝聚力和市场竞争力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股权激励是一种有效的激发人力资源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管理方式。鉴于此，文章粗浅得分析了股权激励的理论基础。
在 经济 管理界，任何一种现象从出现到盛行，背后必然有其理论依据。股权激励是现代公司激励的主要形式之
一，股权激励制度产生的经济学依据，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但就其实质而言，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
（一） 委托-理论
委托-理论把企业看作是委托人和人之间围绕着风险分配所作的一种契约安排，是由米契尔·詹森（michael jensen）和威廉·麦克林（william h meckling）在1976年发表的论文《企业理论：管理行为、成本及其所有结构》中首次提出的①。委托-理论有两个主要结论：一是在任何满足人参与约束及激励相容约束而使委托人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激励合约中，人都必须承受部分风险；二是如果人是一个风险中性者，那么就可以通过使人承受完全风险(即让他成为惟一的剩余权益者)来达到最优激励效果。由于委托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备，人的行动不能直接被委托人观察到，从而产生人不以委托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为减少人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和所有者对其进行监督的成本，风险收入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变量。所以委托理论的关键是委托人如何设计相应的制度，并且如何在这种制度下保证人的自利行为同时也是有利于委托人的。制度设计通常需解决两类约束问题：一是参与约束（participation constrains），即需保证人愿意从事委托人委托的工作；二是激励相容约束（incentive compatibility constrains），即人的自利行为也是有利于委托人的。将委托理论运用于公司实践，就形成了委托-关系。委托关系通常是指委托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委托人从事某些活动，并相应地授予人某些决策权的契约关系。委托关系的实质是委托人不得不对人的行为后果承担风险，而这源于信息不对称和契约的不完备。委托理论是关于委托人如何设计一套激励制度来驱动人为委托人的利益行动的理论。由于委托人无法观察人的私有信息，也不能观测到人的行动选择或者观测成本太高，只能观测到产出（公司业绩），所以委托人需要通过一定的激励合同以促使人采取有利于自己的行为。
（二） 人力资本理论
人类对人力资本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开创者有奥多.舒尔茨（t.w. schultz）、加里.贝克尔（gary. s. becker）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经济学家。人力资本是指附着在 自然 人本身上的关于知识、技能、资历和熟练程度、健康等的总称，代表着人的能力和素质。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高于物质资本的投资收益率。人力资本是财产的一种特殊形式，也存在产权问题，只是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只能属于个人，非激励难以调动，而企业则是众多独立要素所有者所拥有的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共同订立的特殊市场合约②。
通过经营者股权激励的制度安排，使经营者拥有一定的剩余索取权，既是对经营者人力资本价值的承认，也符合人力资本间接定价的特性。
（三） 契约理论
在公司中，存在委托-关系，委托关系是通过契约形式建立的，委托关系能否完善，关键在于契约能否制定得完善。委托-关系是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产权关系的必然产物,而有限理性的"经济行为"则通常会导致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利益冲突的结果往往是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其原因之一是信息不对称所致，由于人处于信息的前沿地位，其信息获取总比委托人更为有利；原因之二在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委托人在与人签订契约时，往往无法顾及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因而无法订立完善的契约来限制人的越轨行为。这就导致委托人与人之间行为的不一致。不得已，委托人只好通过一种方式，让人能够利用自己的私有信息，既为公司服务，也为自己谋利。其结果，在管理方式上就出现了分权管理；在激励机制方面，就出现了股权激励。股权激励可以弥补不完全契约的不足，高管人员获得的股权激励的收益多少来自于高管人员的自身素质和经营中的努力，因而具有自我激励作用。
以上是我对股权激励的理论基础粗浅的分析，股权激励作为一种有效解决 企业 委托-问题的长期激励机制，只有更好的了解股权激励的理论基础，了解其必要性我们才能更好地利用这种激励方式。
注释
① jensen m c, meclking w h.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76.
② 周其仁. 《市场中的企业：一个热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和约》，载《 经济 研究》，1996年第6期.
参考 文献
[1] 曹凤岐. 《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权激励研究》，《北京大学学报》, 第42卷第6期.
[2] 陈佳贵, 杜莹芬, 黄群慧. 《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与约束--理论、实证与政策》，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基础理论篇7
上例有意义,因为我们至今缺少具备共识性与普适性的----舞蹈分类理念、原则及其标准。也正由于这一原因,舞坛上有些新东西和旧东西一直无人认领。但是把这桩棘手公案推到人家身上不妥。因为我们拙于分类是由于自己不成熟,而人家对我们则根本不了解。如是,归类都难,何论分类?
分类的依据是标准,标准的基点是原则,原则的核心是理念,理念的结构是逻辑。我们之所以不能用一把尺子来划分五花八门的舞蹈事物,原因就在以上四者本身与之间的混乱。譬如:有按舞种分的,有按时间分的,有按民族分的,有按地域分的,有按形式分的,有按题材分的,有按年龄分的,有按载体分的,有按审美分的,有按功能分的,等等。以上十种分法,并不是每一种都能分得清。譬如:某舞种里有了他舞种的元素,某民族里有了他民族的成分,某题材会与他题材并行,某载体常同他载体联姻,等等。要言之,在执行某一标准时很难和其他标准截然断开。这是老大难问题。
公元前6年,汉代刘氏父子提出了以“七略”为名的分类法。其选择一级类目的标准是学科,这一点很超前,但问题在“六艺”与“诸子”之间存在交叉关系,而“历史”又不在一级类目之列。公元600年后,唐代魏征等提出了以“经、史、子、集”为名的分类法。在一级类目的标准上放弃了“学科”,这一点不理想,其问题在“经部”与“子部”之间存在交叉关系,而科技方面则没有空间。
1980年,中国舞坛首部工具书《舞蹈小辞典》由吕艺生推出,该书仅按汉拼音序排列,与分类无关。1989年,《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出版,其正文也按汉拼排列,并附分类索引,其一级类目是:舞蹈理论、中国舞蹈、外国舞蹈、着名舞蹈家。其问题在:相对于“理论”的“实践”缺席,“理论”的基础“历史”不在一级类目之列,舞蹈被分为中外但舞蹈家们却不分中外。另外,在“舞蹈形式”的下位里出现了“双人舞”与“古典舞蹈”,我以为“双人舞”是形式,“古典舞蹈”是性质。其又将“舞蹈表演”与“舞蹈形象”、“舞蹈表情”并列,我以为“形象”和“表情”应该包含于“表演”之中。1994年,王克芬等编着的《中国舞蹈词典》问世,其正文仍按汉拼排列,亦附分类索引。其一级类目将古代舞蹈,戏曲舞蹈,各民族舞蹈,近现代、当代舞蹈并列。我以为在这四者身上采用了“时间/种类/民族”三种标准。而在这四者之内均存“名词术语”与“人物”的子目,我以为这些相同的类目可以归到一处。
总结上引之两种古代分类法与三本当代工具书的不足,起码有五个问题值得商榷。
第一、“历史”有没有作为一级类目出现?换言之,“历史”为什么一定要作为一级类目出现?答案有三:A、以史带论。无史便无理论。B、以古证今。不明史无以创新。C、舞蹈史同人类学息息相关,人类身体的本质诉求与文化属性的异化轨迹尽在“史”中。无史则无舞。据此我以为“经史子集分类法”之所以能在我国沿用千年之久,好就好在突出了一个“史”字。而王克芬等的《中国舞蹈词典》之所以比较权威,其压身之处也在保住了一个“史”字。
参考西方分类法的沿革:自公元前250年的亚力山大图书馆,经1545年瑞士学者盖尔纳的《世界书目》,至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的“记忆/想象/哲学”三大门类的划分,至1876年从美国波及全世界的《杜威十进分类法》。其间无一不将“历史”作为一级类目置于显要地位。若联系当代《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四版之“舞蹈类”中将“舞蹈史”放在“舞蹈理论”之内的处理就着实费解。而在舞蹈宗师吴晓邦1988年提出的“舞蹈学科图表”上,第一级第一位就是“中国舞蹈史研究”,足见我们的大师是真才实学。
第二,在同一层次上是否采用一个分类标准?反问:这个原则是谁定的?如果违背这一原则会有什么麻烦?回答:这是逻辑法则:A是A,B是B,A类与B类不能有交叉关系,否则一切都会“烂在锅里”无法找寻。何况古代时段载体单一、文本有限、翻检不便,所以必须严格限定,才能防止在这找不着,在那也找不着的现象发生。而我们之所以刻意地在各种分类法/表中挑毛病,用意也在于此。
第三,按汉拼音序排列到底有什么好处?我以为好处不多,弊端不少。A、对不懂汉拼的中国人和外国人没有用。B、对没想查什么,只想学习学习的人很没用。如是,放在《中国舞蹈词典》前面的35页汉拼音序目录就是浪费纸。可是大家为什么都喜欢用这种方式呢?我以为原因有三:A、可以躲避在分类过程中所无法避免的种种逻辑错误。保持正确。B、电脑时于汉拼音序具有“自动生成”的功能。这样省事。C、按汉拼音序排列全书正文比较“洋”!符合时尚。但是,我猜这种按汉拼音序排列的风气仅仅是对于西文按字母顺序排列之惯例的模仿。遗憾的是人家乃表音文字,在一个地方就能看到某词的原型及多种洐生义项;我们是形声兼半,按音序排只能是鱼龙混杂、驴唇马嘴。
第四、分类的层级以多少为宜?这个问题稍许专业,因为“分类”毕竟是以一门“学问”或“技术”而着称。可是其体系的使用者却是芸芸众生,如果他们在经过两三种途径、三四道门坎之后仍然未能找到东西,大多就会自动放弃。据此,如果让使用者在一级类目中就能发现自己的目标,在二级类目中就可以确认自己的对象,在三级类目中就可以把握住自己需要的全部细节,那就是当代检索性程序的理想化标准。
第五、怎样防止交叉关系的出现?用旧方法达不到新目的,用老原则干不成新鲜事。因为在“同一律”与“交叉性”之间存在着无法解决的原发性悖论。所以,尽管做《史记》的司马迁早在《七略》之前就发明了“互见法”,但是在手工与纸样的时段中,太多的“互见”等于太多的“麻烦”。幸亏有了电脑,有了电脑这种可以在超速状态下实现“界面化”呈现的高新技术手段,人们才可以把那种“理性主义”所遗留下来的“绝症”置之度外。现在,让那些束缚人们头脑的逻辑见鬼去吧,让老派分类学家痛心疾首的“交叉性”名正言顺、堂而皇之地走到“屏幕”上来吧!因为,当代人所需要的正是一目了然,一网打尽的海选,正是层出不穷、多多益善的链接,正是一套精装文本、N条检索途径的服务方式。而我们应该提供给大家的,恰恰应当是一般人均可信马由缰、长驱直入、各取所需的----界面式----主题词名录。
譬如:舞蹈概念、术语/舞蹈史、论/舞蹈创编/舞蹈表演/舞蹈教育/舞蹈人物/舞蹈机构、团体/舞蹈院校/舞蹈组合/舞蹈书、刊、报、谱/舞蹈学术论文/舞蹈学位论文/舞蹈学理论/舞蹈音像作品/舞蹈演出/舞蹈进修、培训/舞蹈音乐/舞蹈美术/舞蹈服装、道具/汉族舞蹈/各民族舞蹈/古典舞蹈/芭蕾舞/现代舞/当代舞/老年舞蹈/少儿舞蹈/健身舞/流行舞/军队舞蹈/残疾人舞蹈/街舞/校园舞蹈/国标舞/舞蹈艺术节/舞蹈比赛/舞蹈评论/舞台技术/舞剧音像作品/音乐剧音像作品/大歌舞音像作品/舞蹈爱好者沙龙/等等。
显然,在上列40多个“舞蹈主题词”之间存在大量的交叉关系,但是无所谓。因为我们有了新的理念、原则、标准和方式。这就是:实践中有什么,我们就收什么;社会上有几种称谓,我们就保留几种称谓。这样就可以让不同的使用者从自己熟悉的主题词进入整个系统。而其间的诸多牵连之处,均由我们和电脑从内部打通。这样,就和往日那种务求一清二楚的分类理念、原则及其方法实现了彻底的决裂。如是,就既与五花八门的活的舞蹈状况同了步,又可施加某种引导性影响于其间。而这才是符合于IT时代社会需求的舞蹈多元化/网络化/便捷化的全景式服务体系。
虽然,前文所谈,均非重点。因为舞蹈界亟待解决的所谓“分类问题”不在图书、资讯与学术建设,而在日常教学和例行的比赛。
那就先说教学。我认为历来的以舞种为分类标准的教学格局有百害而无一利!理由:多年多届多批舞院本/硕毕业生就业后都要担负各舞种的鉴赏课与技术课,甚至是音乐、戏剧、体育、形体诸课。但在校期间于民间/古典/芭蕾/现代四大舞种之间的交互性教学的课时微不足道,非舞蹈类艺术教学更是少得可怜。令人百思不解的是,“大一大二通学,大三分专业”的思路久已有之,但是大家伙儿就是按兵不动!
再说比赛。我以为当下按舞种进行比赛的惯例,正是按舞种教学与按舞种写书的罪魁祸首。理由:出不出人才看获没获奖牌。而那一块奖牌又同教绩、政绩双双挂钩。于是,为了符合那个舞种的获奖标准,只能按那个舞种的比赛规则来教学与写作。讲句狠话:那评委和那教师都是那一个人,她就懂那一点,你跟她谈别的行吗?时至今日,舞种已经成为舞者综合素质的木马病毒,成为舞蹈艺术事业全面发展的桎梏!因为分类不当而遭受重创的行业性案例不少,幽默的是我们至今并无意识。
为什么我们的舞蹈教育风光不再?一无生活积累,二缺舞台历练,三乏学术研究。整天价就在屋里抠搜本门那点动作,焉能不败?
就拿“新舞蹈”或“当代舞”来说吧,其实它叫什么与跳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毕竟让人们查觉到已往的四大舞种已然失去了霸权与魅力,不得不在也只有在指摘别人的时候,才能维护住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克罗齐说过:艺术不该分类。我认为舞蹈不能分家。具体讲:教的时候都教点,学的时候都学点,玩的时候都跳点,看的时候都有点,大家乐呵乐呵挺好。
进言之,奖牌主义和舞蹈艺术的本质属性绝对水火不容。所以,无论你跳什么怎么跳,为的都应该是寓教于乐而不是别的。事实上现下的舞蹈赛事很烂,只不过大家懒得说罢了。何况除了芭蕾以外,我们的舞蹈就是个风格,就是个情绪。请问:这风格能比吗?那情绪又怎么比?明明是没的比却死活要比,那就怨不得“技术/关系/钞票”等非艺术与反艺术的东西喧宾夺主、甚嚣尘上了。
不比成不成?退一步海阔天空。世
界各国的舞蹈节/舞蹈季/夏令营等模式不是很好吗?我国过去的调演/汇演不是也挺好吗?这些好就好在不设奖项,任凭口碑;不求票房,只论人气。于是,大家松了身心,随兴而舞,让久违的舞蹈精神在庆典的狂欢中光大发扬!
基础理论篇8
【英文摘要】 in early 1980s when administrative law just revived and the knowledge about administrative law was still rather weak chinese scholars consciously meant to establish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administrative 1aw belonging to china only faced with foreign theories of administrative law to be used for reference．the effort created such theories as theory of serving the people，theory of the people’s government，theory of balance，theory of public power，theory of service，theory of governmental rule of law and theory of public interest standard．although there are many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m，these theories generally follow the approaches of holism，history and typology and become mature through systematization．since the 21 st century the advent of uniform public law．soft law and public governance research has made the subject research confronted with new resources of knowledge and challenges．thus．the administrative law circle in china experienced a training process of holistic thinking and formed common understandings of many basic issues about administrative law．academic debates will go on in the future．the advent of china’s own theories dialoguing with the world is the common expectation．
【关键词】行政法；理论基础；整体观
【写作年份】2008年
【正文】
中国大陆行政法学，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复兴的时候，就有学者思索“行政法理论基础问题”，[1]并著文立说、各抒主张。此后，关于该主题的研究，绵延至今，从未断歇。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大学罗豪才教授力推“平衡论”学说，犹如巨石激起千层浪，支持者、异议者竞相发表观点，更使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探讨蔚为大观。二十余年如白驹过隙，蓦然回首，恍惚有一条若隐若现的河溪盘络其间。本文拟溯流而上，观其脉络，探其意义，或可为管窥其未来走向贡献绵薄之力。[2]
一、开拓疆域：命题与纲领
1．为人民服务论：开辟
1983年，最早就“行政法理论基础”这一命题公开发表专门论述的，当属应松年、方彦、朱维究等教授的《行政法学理论基础问题初探》一文。[3]该文虽有特定时代的局限，但从此文的字里行间，完全可以领略其在率先提出命题、建构研究进路和框架、确立学说纲领方面的诸多闪亮之处。
首先，此文是以整体观、类型论、历史学的进路，来对待行政法理论基础在行政法学体系中的地位与角色的。在开篇，此文即宣告：
在行政法学研究中，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问题是很重要的课题之一。它不仅反映了不同类型行政法学的阶级本质和形成过程的具体历史特点，而且直接影响行政法学的体系结构、主要观点以及整个行政法学的研究和发展方向。
寥寥数语，却道出了行政法理论基础研究不可或缺的三个关键命题：1．行政法理论基础对整个行政法学体系结构、主要观点和发展方向具有重大影响力；2．行政法理论基础与不同类型的行政法学有着密切的勾连；3．行政法理论基础具有历史性，应在历史的维度上予以考察。只是，此文令人遗憾地未就这种内涵三个命题的进路本身，进行系统的合理化论证和阐述。
其次，此文并未给其建构的学说以明确的冠名，后来的学者根据其基本观点而称之为“为人民服务论”。[4]这一学说的纲领性主张是：社会主义国家行政权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对行政机关的多渠道监督体系不是为了控制权力，而是为了行政机关能更全面、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行政法学新体系的建立，应当以如何保障和推进行政机关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等等。[5]
可见，这是一个在行政机关（行政权）和人民（者）的关系维度上展开的对行政法的整体观察。它有着两个特点：其一，由于受法律阶级论的影响甚深，在这个维度上建立的行政法理论基础之类型，以是否突出为人民服务为标准，把资产阶级国家行政法和社会主义国家行政法划为两个大的阵营，从而努力阐发我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为人民服务论；其二，早期行政法学与政治学、行政学共享同样或类似方法和话语的特点，也影响到为人民服务论的提出。它以人民是者、行政机关为人民服务、向人民负责为基本要义，来框定行政机关和人民的关系。这样的研究进路着眼于作为抽象整体的、作为者的人民，从而遮盖了具体的、个别的、处于公民角色的人和组织同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而且，法学引以为体现其独立性的话语——“权利义务关系”，也未在其中得到充分的运用。
2．人民政府论：跟进
为人民服务论在当时未获普遍认可，[6]但它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整体观的、类型论的、历史学的进路，得到此后本主题研究的延承。杨海坤教授于1989年的文章《论我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中，在整体观的进路上继续前行。该文意识到行政法作为部门法的法律性质，指出行政法是“规定政府可以行使的权力，确定政府行使这些权力的原则，确立政府与其他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等”，所以，“研究政府权力的制度化、法律化成为行政法学的基本课题。”在此基础上，该文详尽地阐述了“政府由人民产生，政府由人民控制，政府为人民服务，政府对人民负责，政府与公民之间关系逐步实现平等化”五个原理，并认为它们有机联系地构成了我国行政法理论基础。[7]
此论虽然后来被认为是“政府法治论”的萌芽，[8]但由于其未在当时给自身命名，而立论的五个原理又都围绕在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之上，故有人称之为“人民政府论”。[9]其实，就最初的行文而言，似乎作者更倾向于将其理论定名为“马克思主义政府理论”：
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政府理论应该是我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只有全面、深刻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政府理论，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正确地运用，才能使我国行政法体系成为科学的完整的体系。[10]
无论给该论以怎样的名目，管中窥豹，人民政府论也与为人民服务论一样，未完全从法律阶级论中跳跃出来。
3．早期平衡论：突破
摆脱法律阶级论的话语，摆脱“者人民”的视角，运用现代行政法学知识和话语，保持整体观且在类型论和历史学进路上实现重大突破的，是罗豪才、袁曙宏、李文栋于1993年发表的《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平衡》一文。[11]这也就是以后蔚然兴起的“平衡论”的开山之作。
此文显然是在法学发展十多年之后，对体现法学和行政法学独立性的话语有了自觉的认识和运用，明白地意识到法学乃“权利义务之学”，“在行政法上，行政权与公民权是一对相互关联的范畴”，“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是行政法的核心。”[12]此文所确立的平衡论就是围绕着“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权利义务关系”这一核心概念展开的。以这个概念为基石，早期平衡论在其上面建构了两个较为宏观的辩证图景。
一是辩证的行政法历史发展图景。该文指出，古代行政法强调行政机关管理、不重视相对方权利，其理论基础是“管理论”。近代行政法则强调保障相对方权利、尽可能限制行政机关管理，其理论基础是“控权论”。而现代行政法在本质上是追求行政机关与相对方权利义务总体平衡，其理论基础应是平衡论。这就在观念上凝练出一条在世界范围内行政法演绎的线索。二是辩证的现代行政法权利义务关系结构图景。该文认为，在现代行政法体系之中，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但是，他们的权利义务关系，特定地或局部地看，总是存在着不对等和不平衡。而这些不对等和不平衡恰恰实现了二者总体上的平衡。
当然，平衡论并非纯粹的思辨之学，其兴起的背景中有一个制度构建的因素是不得不提及的。这就是在起草制定《行政诉讼法》时期学术界曾经引发的一场“控权”还是“保权”的争论，以及《行政诉讼法》最终明确的立法宗旨：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为制定行政诉讼法作理论准备，我国行政法学界曾围绕行政法与行政权的关系、行政法的性质和功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等问题，展开一场关于行政法要“控权”、“保权”，还是“既要保权又要控权”的争论。我国1989年制定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立法宗旨，与这一阶段理论争论有密切的关联。[13]
平衡论的提出，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对曾经的这场争论以及制度实践的积极反思和抽象
4．公共权力论、服务论：争鸣
与早期平衡论同时寻求突破的、并明显针对平衡论的刺激而予以回应的，还有武步云教授提出的“公共权力论”和陈泉生教授倡议的“服务论”。
武步云教授主张公共权力论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在他看来，首先，行政权力作为一种公共权力，是人民的、社会的权力，但又凌驾于人民大众之上、社会之上。这就构成了公共权力的、自然也是行政权力的根本矛盾。这种矛盾性内在地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行政法）予以规定和调整，从而可以解释行政法生成的原因。其次，行政法体系的建构离不开行政权力的结构及其行使过程。行政权由主体、手段（行政行为）和作用对象（包括后果）三大部分组成，行政法体系也就相应地由关于行政主体的、关于行政行为及其方式、程序的和关于行政行为后果的法律规范组成。再者，在历史的维度上，行政法发展变化的直接政治基础，是行政权力的发展变化。对应地，也历史性地演绎了“君权神授论”、“分权制衡论”和“控权论”等不同形式和内容的公共权力论。[14]
在总体上，公共权力论既继承了本主题研究的整体观、历史学进路，又像平衡论一样突破了传统的观念和话语，凸显了独具行政法学特色的观念和话语。然而，它似乎力求建构一种统一的、可适用于不同国家、地区以及不同历史阶段的行政法理论基础。无论行政法在不同场域或不同时间有怎样的差异，皆可落足于统一的公共权力论之上。这种努力的结果，偏离了本主题研究最早形成的类型论进路。在公共权力论的视野中，行政法理论基础不再有不同的类型；那种通过类型之间的比较、来获致对不同场域或不同时间行政法特性之认识的意义，也就基本丧失了。
与为人民服务论不同，陈泉生倡议的服务论，是继平衡论实现突破后的又一探索，故也基本上不见法律阶级论话语和“者人民”视角的影子和印记，行政法学发展后的知识成就在其中得以充分展现。[15]它无意尝试一种统一的行政法理论基础，而是希望建构与当今行政法发展新趋势相匹配的学说。服务论力求完成的创新，在于打破“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窠臼，将现代国家服务行政的特点以及现代行政法民主、法治、福利的本质，都纳入其学说体系之中。服务论的基本主张就是，国家行政已由往昔的秩序行政向如今的服务行政转变，行政法的主要内容也就发生了重大变革：偏重于服务与授益；强调行政的积极性；加重行政的民主色彩；广泛采用非权力方法。服务论还认为：要求国家更多承担起对公众福利的责任，与现代团体主义法理思潮一致；要求国家行政由消极的依法行政向积极的社会行政转化，符合社会本位的法律观；要求政府扮演“服务者”的角色，也顺应了现代行政法民主化的趋势。[16]
一言以蔽之，服务论立足于现代行政及行政法之特性，有着明显的历史观，且不满足于在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维度上纠缠，试图寻求新的突破。只是，尽管服务行政在现代国家行政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强，但将全部行政皆视为服务行政，似乎也有以偏概全之嫌。相比同时期的平衡论，服务论也未表现出有意在类型论进路上探究与之对应的理论类型。
综上，自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本主题研究尚处开拓疆土的阶段。学界论著甚少，既有的论说也多为核心概念、基本命题和纲领性主张的提出，系统化的论证尚未充分铺开。而且，在科学冒险过程中基于局部、有限的知识而必要的想象，也使得各学说在行政法的历史叙事方面存在不少可理解的错误。然而，疆域既开、基本进路已定，更为成熟的理论探索也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二、渐臻成熟：系统化论证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直至本世纪初，是本主题研究进入系统化论证的阶段。开创时期确立的整体观、类型论和历史学的进路，在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疆域上不断延伸，沿路持续地收获成果。平衡论、新控权论、政府法治论、公共利益本位论、新服务论等，都在致力于完善自己的学说，强化理论的解释性、规范性和逻辑自洽性。其中，尤以平衡论为典型。
1．万法论的反思性建构
平衡论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若一定要进行阶段划分的话，那么，前期的平衡论侧重于规范性研究，后期则偏向于阐述平衡论的实证基础。与之对应，前期的平衡论在方法论上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我觉醒、自我检视、自我界定的过程，后期则在这样的觉醒和对规范性研究的反思基础上，一开始即注意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工具，努力证成平衡论的实证基础。
作为规范性理论的平衡论，主要完成的任务有两个：一是揭示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与之对立的两个观念或理论模式——管理论和控权论；二是阐发现代行政法的理论模式为什么应该是平衡论。为此，它主要运用了本质探索、矛盾分析、历史观察、类型建构与整体认知的方法。对于这些方法，最为关键的是理解其真正的意义所在，否则，极易造成对平衡论的误解。择要言之：（1）本质探索并不是要确立对不同类型行政法本质的唯一正确、权威和排他的判断，而是要提供更有利于认识经验世界中不同类型行政法的理性工具；（2）矛盾分析不是简单地进行矛盾论的演绎，而是展示不同类型行政法现象中行政机关与相对方权利义务关系在对立统一方面的具体特性；（3）历史观察不是为了还原行政法在各国、各地区的全部历史，而是按照历史学不可避免的选择史料、解释史料的方法，建构历史上行政法的类型并探究其意义；（4）类型建构不是纯粹进行主观想象，虚构一种经验世界中并不存在的现象，而是运用韦伯式理想类型（weberian ideal type）的方法，在“弥漫的、无联系的，或多或少存在、偶尔又不存在的具体的个别的现象”基础上，进行高度抽象综合后形成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概念模型；（5）整体认知不是要将研究焦点聚集于个别的、具体的行政法问题之解决上，而是要在关注行政法各现象或各部分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得到对行政法整体性质的认识，进而在更多或更深的意义上去理解具体现象或部分。[17]作为规范性理论的平衡论，不仅在这一方法论的自我觉醒、自我界定过程中，反省并修正了以往一些较为草率、粗略的观点，更是让其主要主张的合理性、有效性得到了更为可靠的范围和哲学基础。
自1999年开始，平衡论者已经明确意识到发展作为实证性理论的平衡论的任务的重要性，以及完成该任务所需要的方法论工具：
平衡理论目前作为一种规范理论还必须发展出一种实证基础，旨在操作层面上使“行政权与公民权应当平衡”这一规范性问题转换成“行政权与公民权可以平衡”这一实证性问题。当学术研究深入到人类的行为动机和机制设置中种种复杂关系的时候，平衡理论正面临着一种现实的挑战：担负着制度的创新和执行任务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并非是抽象的实体，这些机关都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组成，他们都是有普通公民一样的能力、愿望、需要、偏好和弱点，能否设置一套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使这些机关和官员愿意，并且事实上不得不遵守“平衡”规则便成了唯一值得关注的问题。这里涉及一个关于必须将制度的设计者也置于制度设计框架里考虑的实证问题，博弈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机制设置理论业已为这一重要而复杂的问题提供了建设性的解释和工具模式。[18]
理论任务要从论证“应当平衡”转向论证“如何平衡”，正是在这一意识的指引下，实证平衡论的演进与其对相关理论工具的自觉运用是同步展开的。它尝试利用制约、激励机制理论，使规范平衡论所主张的行政主体一相对方权利义务结构性平衡，可以通过复杂的行政法制约、激励机制设计来实现；[19]尝试利用博弈理论，表明“行政法均衡化，乃是以统一的理性人假定为前提，借助行政法博弈这种实现、实践行政法结构性均衡的行政法方法在整个行政法运作过程的普遍适用来实现的”，提出以博弈理论分析行政法的各种过程（包括行政过程、行政复议过程、司法审查过程等），方能找到正当博弈及其均衡的主张；[20]甚至，在更为广阔的意义上，尝试引入公共选择理论，构建统一的行政法学实证理论，从而为平衡论在实证理论维度上的发展提供依据。[21]
实证平衡论的这些努力，被认为是实现了平衡论研究进路或方法的三个重大变向：（1）从侧重于规范分析到侧重于实证研究，力图完成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统一；（2）从侧重于横向比较到侧重于纵向研究，即从通过反省管理论、控权论这两个对立的理论类型来建构自身，转向打造平衡论合理的内在逻辑结构，理顺各大理论板块以及各种理论细节之间的逻辑关系；（3）从侧重于内部视角到侧重于外部视角，即从早先的在行政法制度和理论内部进行论证的视角，转变成广泛引进其他学科知识来为行政法大厦提供基础的外部视角。[22]其实，方法论上最重要的衍变，还是上述第一个变向。正是发展实证平衡论的需要，才会出现如何丰富实证平衡论的内容以及如何衔接实证平衡论与规范平衡论之间的关系问题，才会出现如何引借在实证研究方面更具成效的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知识、为实证平衡论提供知识资源的问题。
2．对立理论模式图景的清晰化
在方法论的反思性建构过程中，平衡论者早先提出的对立理论模式——管理论、控权论和平衡论——的图景也愈加清晰了。平衡论者为打造这三种理论模式，付出了专门的努力、进行了专项的研究，对立理论模式的图景，也就不像早期平衡论所提的那样，仅仅是一张寥寥数笔勾勒的草图了，而是经过精心绘制的画卷了。
在这种精心绘制之下，三种理论模式不再呈现为在世界范围内的“管理论一控权论一平衡论”的单线进化图景。实际上，在管理论、控权论和平衡论的背后，潜藏着三种对待政府、对待集中管理/管制、对待人类建构理性的基本态度：乐观、怀疑和中庸。[23]这三种基本态度，在一定的地域和时间，同一定的政治经济体系、发展任务、文化传统和政府治理制度及学说相结合，就会产生出形色各异、具有特定内涵与意义的行政法基本理论。尽管一种基本态度之上可能产生多种不同形态的行政法基本理论，尽管这些行政法基本理论于细节之处有所差异，但它们在基本主张方面的相同或相似，使它们得以归拢在作为理想类型而存在的一种行政法理论模式之下。正是因为这样，三种基本态度和三种行政法理论模式，可能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出现过，也可能在同一国家或地区的不同历史阶段出现过，甚至可能在同一国家或地区的同一历史阶段出现过（当然，此时会存在哪一种理论模式更占上风、更具主导地位的问题）。亦即，并不存在一个具有简单普适性的进化规律。
不过，否认“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的单线进化模式，并不意味着否认平衡论在当下的主导地位。对政府、集中管理/管制和建构理性，过分乐观和过分怀疑都是不足取的态度。一个中庸的态度反而是更具说服力的。当然，中庸的态度必须与关注细节结合起来，否则，就会流于空泛、无意义、大而无当的套话空话。规范平衡论没有陷落于套话空话之中，而是以上述三种基本态度为根基，整理了对以下行政法诸问题的不同立场和取向，从而清晰地确立了三种行政法基本理论模式。这些问题包括：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作用以及总体价值导向；行政以及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地位和作用；行政法治原则；行政程序法的地位、目标和功能；行政法上的法律责任体系；针对行政侵权的权利救济措施和途径；等等。进一步，规范平衡论梳理和分析了前苏联行政法理论、古典自由主义时期英美行政法观念以及它们各自的历史背景，从而发掘了管理论和控权论的典型样式。[24]
3．现代行政法整体素描的成型
前文已述，平衡论早先对现代行政法的整体素描，还只是勾勒了一幅“通过局部不平衡达致总体平衡”的现代行政法权利义务关系的静态结构图，辅之以对现代行政法过程中实现这一权利义务关系平衡的多种手段的例举。[25]这样的勾勒虽然简单，但它率先确立了一种行政法研究的“关系”视角，摈弃了管理论、控权论等学说的“权力”（行政权力）视角。
同时，平衡论的立意是要面向复杂而又鲜活的现代行政过程事实。现代行政法是对现代行政过程事实的因应之道，它同传统行政法的传承与变革关系，必须在这些事实之中获得理解。现代行政过程是在“行政国家”、“福利国家”、“管制国家”、“积极国家”等概念所描述的国家状态下产生的。这样的国家被寄托了许多积极的目的，尽管哈耶克、诺齐克等政治思想家都对此表示强烈的质疑和忧虑。[26]但迄今为止，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在整体上颠覆已经被赋予了更多积极目的的国家状态。
正是在此背景之中，现代行政过程已经且正在发生如下一系列事实：（1）行政的目的不仅限于维持秩序，更包括促进经济繁荣、改善人民生活、保障人权发展、预防并治理灾害、保护自然、社会和人文资源、提升国家或民族的全球竞争力等等；（2）综合复杂的积极行政目的，注定了行政的范围几乎覆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且在功能上大致有“秩序行政”、“给付行政”、“服务行政”、“福利行政”等；（3）行政机关的规模和人员也因此相当庞大，有些私人组织或非政府组织也因担负某项公共行政任务而具有了行政机关的色彩（或称“准政府组织”、“准行政机关”）；（4）行政机关的职责和权能不止于执法，更包括制定规则的准立法和裁决纠纷的准司法，而且，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空间非常宽泛；行政不再只有“命令一服从”模式，也有“合意行政”模式，如合同、指导、建议、咨询、协商、协调、和解等，甚至有时担纲“自我革命”——即放松管制（deregulation）——以促进更有效社会治理的使命；（5）行政过程受到民主的压力，通过各种形式吸纳利害关系人或者公共力量参与其中，对行政决策产生影响，此即所谓的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hearing）和公共参与或公众参与（public participation）；（6）行政的普遍而又积极的干预，也带来较大的干预失当、干预失败甚至官员腐败的风险。
在平衡论的视野中，现代行政过程的如斯特征，筑就了现代行政法的相应品格：
（1）现代行政法的目的和价值取向，既不是片面地维护和促进行政权的高效运作，也不是片面地以追求市场、社会和个人自治为基点而一味约束与控制行政权。行政权是“放”还是“收”，或者“放”到何种程度、“收”到何种程度，端视具体情境中行政相比市场、社会或个人以及相比立法、司法的治理优势或劣势而定，任何执其一端的立场都不足取；
（2）现代行政法治原则并不苛守单一的、严格的、机械的形式法治原则，即通常所谓的“无法则无行政”。相反，对于现代行政不可避免地集规则制定、执行和裁决纠纷功能于一身，拥有广阔行政自由裁量空间且在“命令一服从”模式外并存“合意行政”模式的事实，行政法治原则已经展现出针对不同情境中的行政适用不同原则的意义。
（3）从法学的权利义务关系分析工具人手，现代行政法的调整对象涉及行政管理过程中发生的“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过程中发生的“监督行政关系”，二者缺一不可、也不能偏于一端。行政法偏重于事后司法审查的传统，已经兼顾面向事中的现代行政过程本身；行政法偏于追求命令式的、高效的行政管理的传统，已经兼顾重视独立，公正的且“多管齐下”的监督行政体系的建构。尤其是，当今多样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民主、公正与效率同步的行政过程，是被赋予积极目的的国家统治和政府治理所必需。这就注定了现代行政法对“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的调整后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状态，也都有类似特性的反映；
（4）现代行政法将气象万千的行政过程放在显要位置，从而使得行政手段和行政程序成为关注的焦点。现代行政法把更多的民主、公正因素注入“命令一服从”的传统行政过程之中，要求行政程序以“参与”为核心进行建构，从而搭起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之间的沟通桥梁，使相对方从简单的服从者身份中解放出来，成为对行政决策形成具有影响力的主体。与此同时，现代行政管理实践中衍生出来的、在“命令一服从”模式以外形成的“合意行政”模式，更是让现代行政法面临如何承认行政合同、指导、建议、咨询、协商、协调、和解等行政手段的合法性，以及如何对它们进行有效规范的问题与挑战。形式各异的行政手段，又进一步促使现代行政法设计对应的、不拘一格的程序要求。尽管具体的行政程序要求是对应性的、多样性的，但在功能上，都实现了行政相对方在现代行政过程中主体地位的隆升，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更多地实现了“主体间性”。这种现象通过平衡论的“关系”视角，可敏锐地、充分地予以观察和解读；
（5）现代行政法的以上诸多特质，无论是价值和目标取向，还是基本法律原则、基本权利义务结构以及多样化的行政手段和程序法制等，若以经济学的话语诠释之，可以明显发现其内在的同时对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进行有效激励和制约的机制。而且，行政相对方在现代行政法中地位的提升，已经使其逐步以平等的博弈者身份，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同行政主体就最大化各方利益的行政决策进行充分有序的讨价还价，由此使得合意的均衡成为可能。行政法的平衡，呈现为一种利害相关人参与过程当中的、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影响制度安排的、基于合意的、作为过程终结必然产品的平衡。
简言之，现代行政法图景的另一种解读是：在一个综合、复杂而有效的激励与制约机制之中，行政法主体皆可进入行政过程之中、表达各自利益诉求、进行平等博弈，从而促成“对策均衡”。在此意义上，现代行政法不仅仅是应当平衡，而且是可以平衡。[27]
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尽管平衡论以其得天独厚的持久学术合力，成为行政法理论基础园林之中盛开的一枝奇葩，但这个园林的魅力绝不是因为平衡论的独放异彩，而是因为各家学说的争奇斗艳。与平衡论同时发展、也同样在原有概念或理念基础上进行系统化论证的，还有新控权论、政府法治论、公共利益本位论、新服务论等等。本文于此扼要概览这一“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景象。
1．新控权论
其实，新控权论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初期即已诞生，与早年的平衡论、公共权力论、服务论几乎是同期的。只是，最初的论者，无论是明白无疑地主张和支持控权论的，还是持中立或反对意见、对控权论进行评价的，都未将其定名为“新控权论”，而是直呼其名为“控权论”。然而，此控权论并非平衡论者在英美行政法历史经验基础上打造的“控权论”理想类型——即传统控权论，[28]尽管它们在某些方面存在相通之处。
首先，新控权论并不讳言控权思想来源于西方国家行政法尤其是英美行政法，相反，认为既然是行政法的本质，当不因国家的不同而有差别。[29]其次，新控权论认为，权力本身可以使掌握者实现自己的意愿，无需其他人来提供保障，因此，行政法律规范对行政权力的规定，似乎是在提供保障，但实质上是对权力的确认。[30]这一认识与英美行政法学较少关注行政组织法、并不认为对行政组织授予权力的法律规范属于行政法范畴的传统理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处。[31]
新控权论与平衡论提炼的传统控权论理想类型的这些相通点，并不是二者可以混为一谈的理据。毕竟，在本质上，新控权论并非一味以个人自由为基点来限制行政权：
对行政权力控制是建立在行政机关享有权力并且行政机关应该享有充分的行政权力的基础上的。只有行政机关享有权力，才谈得上控制行政机关享有充分的权力才谈得上行政法的充分发展。[32]
正因为如此，当有学者正式提出“新控权理论”称谓的时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名分问题，而是认识上的水到渠成。在他们看来，西方控权理论也有新的发展，出现了“积极控权说”，即行政法对政府行政的控制不是消极的、机械的，而是从有利社会的目标，给予积极的控制。我国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对控权理论容易产生排斥态度，是因为一说到“控权”就联想到限制政府权力、削弱政府职能。“我们主张的控权理论绝不是西方行政法学控权理论的简单套用，而是适合我国改革开放需要，对实践有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控权理论，我们可以称之为‘新控权理论’。”[33]
同大部分学说一样，新控权论也在不断地发展其主张，不同的新控权论者也有不同的认识。例如，针对上引关于行政权不需要行政法保障的观点，杨解君认为这是把“控权”与“保权”对立起来了。虽然“行政权的行使在公民面前是无所谓疲软的”、是无所谓需要行政法保障的问题，但是，行政法仍然应维护行政权免受来自其他各种外在压力的干扰。这包括：（1）保障各级行政机关在自己的法定权限范围内有效行使权力，避免上级行政机关的不正当干预；（2）在党政关系上防止“以党代政”、“以党干政”；（3）防止其他国家机关的不正当干预；（4）保障行政权的行使不受权重位高者及其他人治因素的干扰；（5）保障行政权不受公务员私利因素的影响。[34]
不过，姚锐敏进一步指出，面对行政相对人的行政权不需要保障的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任何组织和公民都有可能成为行政相对人。在这些组织和公民当中，有一些是握有相当大权力的人，尽管在行政相对人的地位上他们手中的权力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但事实上他们却可以倚仗这些权力来对抗行政权，使行政权的运行受阻。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权显然需要法律的保障。”其对新控权论的更重要贡献是，借鉴控制论的思想，对该理论中的“控制”一词给予了崭新的诠释：
作为一个科学概念，控制是指“为了‘改善’某个或某些对象的功能或发展，需要获得并使用信息，以这种信息为基础而选出的，加于该对象上的作用”。这个定义说明，控制从本质上讲是施加于控制对象上的一种作用，这种作用不是惟一的和固定不变的，而是根据系统的预期目的以及系统的输出值与预定目标值之间的误差情况具体选择确定的。[35]
行政法对行政权的控制是综合的，这一观念在孙笑侠的《法律对行政的控制——现代行政法的法理阐释》一书中得到了最为系统的论说。在此书中，“控权”被认为是首先需要加以澄清和准确理解的概念：
我们认为，“控权”不等于“限权”。实际上，相对于现代行政法而言，近代行政法不是“控权法”，而是“限权法”。“控制”不等于“限制”。“限制”的“限”具有“阻隔”、“指定范围、限度”、“限定”的意思。而“控制”的“控”，具有“驾驭、支配”的意思。所谓“控权”是指法律对行政权力的驾驭、支配，它并不仅仅限制行政权力。限制是消极的，而控制是积极的……“控权论”所主张的“控权”并不排斥“管理论”中的“管理”或“保权”（保障行政权力效能）。真正的“控权论”既在价值取向上倡导行政法的控权功能，又在客观实证上承认行政法的管理功能。但是又说明在“控权”与“管理”（“保权”）之间存在价值关系定位上的主次关系，“控权”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保权”是矛盾的次要方面。[36]
在被如此阐释的“控权”概念基础上，孙笑侠指出，现代行政法控权方式出现多样化趋势，多种控制方式主要体现在七个方面：（1）法律制定阶段实体控制——规则性控制；（2）行政行为阶段的程序控制——过程性控制；（3）权利救济阶段的诉讼控制——补救性控制；（4）行政行为方式的沟通控制——自治性控制；（5）行政系统内部的专门控制——内部性控制；（6）合理性控制；（7）其他非正式控制。正因为如此，现代行政法理论基础可称为“综合控权观（论）。”[37]
此外，该书不仅在基本原理层面上论述了“控权观念下的行政法渊源”、“控权功能的模式”、“控权制度的结构”以及“控权法的三大原则”，而且分设专章，从细节上进一步阐明了上述的多样化控制的六个方面（其他非正式控制方面除外）。这样的结构安排，充分展示了论者对“综合控权论”的系统思考，故被称为“当代中国一部控权论思想集大成”的著作。[38]
2．政府法治论
政府法治论是从人民政府论演变而来的。1996年，杨海坤认为“人民政府论”称谓并不能确切地概括其理论要旨，1989年的论述应该引申到“政府与法的关系上，其实际含义是：政府由法律产生、政府依法律管理、政府由法律控制（支配）、政府行为负法律责任、政府与人民（公民）的法律关系逐步实现平等化”。在此意义上，该理论应该正式冠名为“政府法治论”。[39]尽管论者看似轻易地实现了一个转换——从政府与人民的关系视角转向政府与法的关系视角，然而，这个转换本身，为政府法治论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法理论基础学说提供了可能。
政府法治论进一步的、相对完整的阐发，是在杨海坤、章志远于2004年合著的《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研究》一书中完成的。该书认为，在现代社会，行政法的一切问题都可以从“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推演出来，而政府法治论的主要思想恰好系统地回答了这个追问。因为，该论的五个基本原理可对应地转化为关于“民主型政府”、“有限型政府”、“治理型政府”、“责任型政府”和“平权型政府”的主张。而且，政府法治论有三个较为坚实的立论基础：（1）人性基础。该论对人性的基本假设既非绝对的恶也非绝对的善，故主张通过一系列制度和机制，引导、激励政府从善，同时又抑制政府作恶；（2）法理基础。具体包括：其一，权力以权利为基础；其二，权力以维护权利作为其存在的目的；其三，权力的行使必须以权利为边界；（3）基础。制约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是的核心精神，政府法治论建立在对精神的深刻理解和运用之上，是对精神的极好注解。[40]
最近，杨海坤就政府法治论与其他行政法理论基础学说，进行了一番简要的比较，指出政府法治论的优势在于：（1）民主型政府是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汲取了公共利益本位的思想，但是，平权型政府又意味着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具有同等重要性，意味着通过利益权衡来协调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冲突，而不是简单的以公共利益为本位；（2）“政府由法律产生”、“政府由法律控制”的观点，与控权论不谋而合，不过，政府法治论兼顾政府权力的有限与有效，凸显了政府的积极能动性；（3）“政府依法律治理”的观点包括了“政府依法律规制和政府依法律服务”两层含义，管理不力、管理缺位同样是该学说欲解决的政府治理弊病，就此而言，其与管理论的思想是一致的。然而，政府法治论强调法律之下的管理和规制、强调现代治理中管理和服务并重、强调权力的责任本质；（4）同样，由于政府法治论理解的现代政府治理范畴蕴涵丰富的服务思想，与服务论有诸多相通之处。只是，服务并不是现代行政的全部功能，政府在法律之下的规制和管理，同样是现代行政重要而不可或缺的功能；（5）政府法治论与平衡论的共通点是，平衡论主张的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公益与私益的平衡，都必须通过政府与公民法律关系平等化得以实现。不过，平衡不是区别行政法与其他部门法的特有属性。在当前中国行政权力过分膨胀和肆意妄为的情况下，更应该强调通过法律控制行政权力、倡导法律之下的政府治理、驱使政府对法律负责。[41]
还有政府法治论的支持者，对政府法治论与其他各论之间的关系，做了另外一种构造，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行政法理论基础“双层次说”：
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应当是从行政法的本质出发的政府法治论（即行政法治主义），而控权论、平衡论、管理论只是该行政法的理论基础的具体表现形式。也就是说，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应分为两个层次，内部核心层是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客观规律的总结——政府法治论（行政法治主义），外部表层则是行政法的理论基础的外在表现形式。该具体外在形式并非一成不变之物，它应然和实然地随着社会整体的抽象时间维度的变化而发生着变化。所以说不能简单地认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的某一种学说是正确的，某一种就是错误的，而应当因时、因势、因域地判断和取舍行政法的理论基础的具体表现形式，以符合该时、该势、该域的需要。[42]
3．公共利益本位论
叶必丰主张的公共利益本位论，其实早在1995年即已形成基本观点：
法决定于利益关系，权利来源于法，是实现利益的手段；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一组对立统一的矛盾，而公共利益是该矛盾体的主要方面，决定着该矛盾的性质、内容和发展方向，行政法所体现和调整的正是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利益关系。[43]
为证成该观点，叶必丰以行政诉讼为例，指出“行政诉讼不是控制行政权或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法律机制，而是审查行政行为是否真正体现公共利益的法律机制”。进而，又反过来以公共利益本位论，作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和诉权应当扩展的理论依据。
此后，公共利益本位论又通过数篇文章，得以继续丰富和发展，涉及的主要论点有：（1）利益关系，即公共利益与公共利益关系、个人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是政治和法律的基础。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这一矛盾体中，公共利益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居于支配地位，个人利益应服从公共利益。“个人本位论”或“个人利益中心论”是错误的；[44]（2）行政程序是行政主体意思表示的一种程序规则，其基本精神是要求行政主体按公共利益作意思表示。因此，行政程序是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法律机制，而不是互相协作的机制、控制行政权的机制或平衡机制；[45]（3）行政担保是相对人对公共利益表示尊重，履行行政法上义务的一种承诺，它的建立和完善是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46]（4）公共利益本位论并不漠视个人利益，由于公共利益是个人利益的集合，因此行政法追求的目标是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和谐一致。只有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冲突时，才要求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47]
至此，公共利益本位论的基本框架已经搭建完成，而最集中、系统的论述，当属叶必丰1999年出版的《行政法的人文精神》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该书以利益分析法解剖行政法的社会基础，以“一定层次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为分析工具阐述行政法的内涵和外延、性质和特点以及产生和发展，以保护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一致作为行政法的目标，以现代集体主义人文精神强调服务与合作、信任与沟通，作为现代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即行政主体和相对人关系的应有之义。
以上是除平衡论以外得到系统化论述的主要学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本主题的学说仅限于这些。在不同学派的相互冲撞之下，还诞生了“控权一平衡论”、[48]“法律导控论”、[49]“控权一服务论”、[50]“职责本位论”、[51]“新服务论”、[52]“协调论”[53]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学说试图在主要的流派之间，寻求新的创造，在延承本主题研究之基本路径的同时，努力与既有的主要流派进行对话。只是，它们更多地还处于构造基本观念的初级阶段，缺乏系统化的论证，尚未形成足够的影响力。一个看上去颇具突破性的观念，唯有在逻辑化、体系化的过程中，使自己成为比与之竞争的观念或理论更具整合力的理论，才能真正具备说服力、影响力和持久的生命力。前文的介绍已经昭示，平衡论、新控权论、政府法治论、公共利益本位论等，都在不断的系统化论证的过程中，试图加强其自身在描述、解释和规范方面的整合力量。每一家学说的系统化动力和智识源泉，应当归因于竞争性对手；每一家学说的精彩，都离不开竞争性对手的精彩。
四、更上层楼、更辟新径
必须承认，行政法理论基础研究在世纪相交前后大约盛行了十余年之久，一时成为学界热点。进入21世纪，本主题研究的热度有了略微的下落。不过，近年来，有一种学术现象值得关注。它虽然并不直接属于本主题范畴之内，但却是息息相关的。当“统一公法学”命题出现，当“软法”和“公共治理”被纳入公法研究的视野，本主题的研究又似乎随着这些新的学术视窗的打开，而有了新的着眼点和智识源泉。因此，本文有意对它们略作绍介，以开示“更上层楼、更辟新径”的可能性。
1．统一公法学
提出“统一公法学”命题，无疑是大胆的、勇敢的，同时也是冒险的。袁曙宏就是国内开拓统一公法学的第一人，开山之作就是发表于2003年的《论建立统一的公法学》一文。在文中，他直言道出，公法各学科（包括宪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国际公法等典型公法部门和经济法、社会保障法、劳动法、环境法等具有较强公法属性的法律部门）“独自发展、相互分离、整个公法学体系支离破碎的局面，公法学者的视野越来越局限和束缚于一个单一、孤立的领域之中，各个公法学科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正在逐渐演化为相互之间的疏远、误解乃至对立”。而这种知识状况，不利于当今社会日益重要的、成熟的、越来越整体化的公法的发展。因此，需要在法学和部门公法学之间建立一个中观层次的统一公法学，来研究整体公法规范、共性公法特征和一般公法规律，研究部门公法之间相互交叉、相互借鉴和彼此依存的内容，研究公法与私法之间的相互交融和渗透。统一公法学应当借鉴行政法平衡论的研究成果，将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作为贯穿公法理论基础的主线，将如何实现公法的权力/权利配置格局的结构性均衡作为公法理论基础的 统一公法学命题一经提出，随即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统一公法学作为公法学总论，作为一种将破碎的公法知识予以体系化的逻辑努力，得到了相当的认同。[55]公权力、公法关系、公法制度，被认为是公法学研究的三个基本问题。[56]统一公法学也被认为具有整合各公法学科、实现各公法部门及学科的和谐、指引人权保障及公权力制度建设等价值。[57]不过，杨解君也同时指出，典型的公法部门应该只包括宪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等，而不能将国际公法纳入其中，且经济法、社会保障法、劳动法、环境法等更宜作为“混合法”来对待。他还质疑道：“目前公法分散研究现状的改变，是否只能通过构建统一的公法学才可完成？对上述公法的一般问题的整体性探讨，是否必须在‘统一公法学’的前提下方可为之？”[58]
2005年9月，袁曙宏、宋功德合著的《统一公法学原论——公法学总论的一种模式》问世。该书的出版，是统一公法学从命题、概念、范畴迈向理论体系的标志，是对可能疑问的全面回应。它以百万余字的篇幅，从“公法学的研究对象、进路和方法”、“公法学的学科体系”、“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公法的维度、功能和制度”、“公法的机制和方法”等五个方面，对统一公法学进行了宏大的又极为细致的雕琢。[59]此书在业内得到了高度评价，尽管仍然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问题。[60]
与此同时，还有论者认为统一公法学的主要内容应该是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应该在政治理论取向上摒弃消极国家、消极政府的古典自由主义观念，有针对性地解决中国现实存在的国家职能的缺位、违法行使及怠于履行的问题。[61]也有致力于刑法学研究的论者，支持将刑法视为公法的主张。[62]2007年3月，袁曙宏等结集出版了《公法学的分散与统一》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同年7月，《法学论坛》杂志也组织了一次统一公法学的专题研究，刊载了五篇讨论文章。[63]这些著述展现了不同的学者在统一公法学既成的理论框架之中，对具体问题的丰富、多样的观点。一时间，统一公法学备受关注。
不过，本文赞同前引杨解君之见。统一公法学还需要更多的努力，来应对任何理论都必须直面的问题：它贡献的或者能够贡献的知识，是否有效地或者可能有效地解决它提出的问题？更具体而言，统一公法学根本的问题指向是，各部门公法学科画地为牢、彼此隔离，面对具有共性的公法基本问题或者新兴的交叉学科问题，要么处于失语状态，要么处于自说白话、混乱不堪的状态，因此，需要一个公法的整体观。既然如此，检验统一公法学的标准在于，其理论贡献是否克服了部门公法学科分割、封闭所造成的局限。如果因为理论渐进发展需要时间而没有全部克服的话，也至少是给出了克服局限的实例，从而使人们寄寓其更多的信心和期望。
这个标准进一步要求统一公法学认真对待如下问题：（1）部门公法学科因分工而存在，其分割性、封闭性也自然难免，由此造成的局限究竟有哪些？应该通过什么方式予以恰当地、准确地、全面地描述出来？（2）部门公法学科虽然有分工，但彼此之间的交流、借鉴也始终存在，上述因分割、封闭而形成的局限，通过现在的学科互动模式，是否无法得到较好的解决，而必须代之以统一公法学模式？（3）如果是的话，那么，统一公法学已经或可能贡献的知识，是否能够克服分工的局限，或者，是否足以令人对其克服局限的能力充满信念？
统一公法学唯有对这些问题提供满意答案，才会被各部门公法学人所认同。不仅如此，它把行政法平衡理论作为公法理论基础核心部分的事实，对其本身和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研究都提出了挑战。就统一公法学本身而言，行政法平衡理论的精髓是否可以普遍地推广适用于其涵盖的所有部门公法领域？就平衡论而言，假如可以普遍推广的话，其是否还能保持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独特内涵和意义？
2．软法与公共治理
与前文所有的次级标题不同，这不是一个学说或理论的名称。况且，表面上看，它似乎与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研究也相去甚远。然而，在国内，率先将“软法”、“公共治理”这两个论题，引人到行政法学乃至公法学视野范围内的罗豪才及其他学者，其实是在发展平衡论的学术兴趣持久推动之下，完成此番创举的。“他们对软法的研究兴趣应该说同他们研究现代行政法发展的趋势，公法制度的变迁，特别是同他们倡导并致力于推动的现代行政法平衡理论一脉相承的。”[64]
公共治理，作为一个首先在政治学、行政学领域里出现的论题，之所以引起罗豪才等公法学者的兴趣，根本原因在于它指向的是一种新的公共领域治理模式。而行政法学既然始终关心其所规范的对象——公共行政管理领域发生的事实本身，就不可回避这种新治理模式的兴起。这种模式并不把公共领域事务完全寄托于国家来统辖，而是让国家、非政府公共组织、私企业、私人组织甚至私人，都参与到一个开放的、互动的治理网络之中；这种模式并不一味沿用层级官僚制的、命令一控制的治理方式，而是寄希望于更多参与的、更多协作的治理方式；这种模式强调公共行动者和私人行动者要在实现政治、经济、社会目标过程中广泛地从事行动、发挥作用、施加控制，鼓励多方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分担传统的治理角色；这种模式不再单纯依靠国家的、集中的、从上到下的、一以贯之的治理，而是推进“向下”、“向外”的运动，把治理责任转移给地方、转移给私人，提供机会鼓励地方、私人进行尝试性的协作治理，避免将问题孤立、分割。[65]显然，公共治理模式应该引起所有公法学者、甚至所有法学者的关注，因为其对法学带来的挑战是全方位的。
公共治理模式，超越了治理的“政府模式”和“市场模式”之争，试图在“市场失灵、政府也不灵”的、看似绝望的两难困境之中，寻找第三条有效的治理路径，这本身足以让人看到绝地的一丝曙光，也就不难理解其为什么会成为各学科争相研究的对象。公共治理模式带来的问题不止一箩筐，其中就有一个难题：既然治理主体趋向多元化，治理责任“向下”、“向外”释放，在治理过程中实际发挥约束力量的规范，不是也不可能是唯一由国家制定的、自上而下推动实施的、以惩戒制裁作为保障实施的后盾的，那么，这些不同于传统“法律”概念的、具有事实约束力的规范，是否应当——如果是，应当如何——在法学上予以解读？
于是，世界范围内，一个革命性的、颠覆性的概念在法学领域诞生了，这就是“软法”。它的提出，是对上述难题的回应，是要以此为基石，对那些传统“法律”意义以外的约束性规范，给出丰富的而不是贫乏的、成体系的而不是零星的法学解读。当然，把国家制定、自上而下实施、伴有强制性制裁等属性，视作“法律”应有之义的传统观念，很难在逻辑上接受“软法”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悖论式的概念。因此，它的降临如同任何一件新奇事物的效应一样，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支持者、批评者、犹疑者都有相当的数量。[66]
然而，无论公共治理模式是否真的会成为第三条成功的道路，无论软法概念在法学体系内部逻辑上是否能够达到令人满意的自洽性，在命令一服从、由上而下、层级式、国家垄断的治理模式以外，正在生成分散的、平面的、互动的、协商的、合作的治理模式，这是不争之事实和经验。这些事实、经验本身，无论其中是否会生成需要司法过程予以解决的纠纷，都值得我们法律人——尤其是公法学人——予以关注和思考。毕竟，仅仅关注纠纷是什么、现有国家法律规则如何解决纠纷、国家法律规则不周的情形下如何改善规则的法律人，还是相对自我封闭于现成的法律知识系统之中的。国家的治理如何达成善治，恐怕是法律人关注纠纷的司法解决背后更为深层次的关切。在这个关切的引导之下，对于那些在国家制定的法律以外发挥促进善治作用的其他规范和行动，当然是不能视而不见的。
以罗豪才为首的公法学人，非常机敏地洞察到软法、公共治理对公法学研究的意义。他们展开的讨论包括：软法是什么、软法概念何以能够成立；[67]公共领域软法规范的渊源；[68]软法的生成机制、实施机制；[69]软法在公共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和价值；[70]软法的责任形式和实现；[71]软法对于行政裁量的规制；[72]等等。在经过了诸如此类的基础性问题和原理探索之后，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和实证研究意识，促使软法学者将目光转移到在中国本土发生的、具体的软法现象上，力图通过个案分析，对软法进行有着更为实在的经验事实支撑的“解剖麻雀式的”研究。这就是《软法与协商民主》一书诞生的背景。该书选择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以软法理论为崭新的分析工具，多层次、多角度地对其历史和运作机理进行了阐述。在中国，如此全面、系统地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制度纳入法学领域予以研讨的，无可置疑地是首次，而这又不得不归功于软法理论开启新视野之后对学术的刺激。[73]
软法与公共治理的研究，是一项新的课题，而不是一个新的行政法理论基础学说。然而，这个课题上至今获致的学术成就，已经充分展示出，在开放、互动、平面的公共治理网络中，协商（协调）机制、软法（柔性规则）机制、共赢机制，同前文所提的激励、制约机制一起存在，使得平衡论所希望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的平衡，更有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和形式实现。打通应然平衡与实然平衡之间的渠道，显得更为充足。
五、结语：整体、共识和未来
本文面对的，是一个发展了不到三十年的行政法学主题。将如此短暂的历史，进行尽可能贴近事实的还原，已让笔者深感踌躇、艰难。观念、思想、理论的气象万千，无法在粗略的笔风之下，一一呈现在读者的眼前。挂一漏万，的确是一种陈词，但绝对不是一种矫情的滥调。
当然，历史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完全的复原。即便是用摄像机拍摄下来的事实，也存在角度、范围、距离、光线等的限定。更何况，一部没有剪辑的纪录片，注定是零碎、杂乱的事实堆积，一部没有解说词的纪录片，也通常会枯燥、乏味、使人难懂或犯困的。由是之故，前文力图通过一种有意识的整理，让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历史画卷不至于是涂鸦，同时，还着力配上带有笔者一己之见的解说，以求在林林总总的现象中间寻觅到一条线索。这样，哪怕是只挂上“一”、而漏掉“万”，也不影响其成就为一种历史——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历史叙事。于此历史旅途和纪事行将结束之际，本文拟对此过程再聊陈愚见。
1．整体思维的训练
行政法理论基础作为一种行政法整体观，从一开始粗糙简单的概念、观念（表现为命题、纲领），逐步走向系统化、理论化，同时在一棵大树上生出几枝枝繁叶茂的分权，形成争奇斗艳的格局，而后，又在尝试开启新的理论视窗，引进新的智识资源，丰富本主题的研究。章志远教授认为，这个过程对中国行政法学至少有三个重大的贡献：（1）确立了行政法学的基本范畴；（2）更新了行政法学的理论体系；（3）开启了对行政法的哲学思考。其中，行政法的哲学思考，被评价为“自觉地从哲学高度对诸如什么是行政法、行政法的本质是什么、行政法的价值导向是什么、行政法应当具有哪些内容和功能、以什么样的视角和方法去研究行政法、行政法制度建设和理论体系应当以何种理念作为指导等深层次问题进行了不懈探索。”[74]
本文希望在这里补充、以求更加明确的是：行政法的哲学思考，不仅仅在于其探问了一些行政法根本性或深层次问题，更在于其力图对这些问题，形成一种合理诠释历史、有效回应现实、逻辑上完整自洽的整体回答。哲学的含义之一，就是“所有知识的综合”。假如行政法理论基础仅仅是为行政法基本问题提供零星的、分散的答案，而不能构成答案之间极少悖论的整合，这样的哲学思考就好似普通人偶或进行哲理发问和回答一般，与哲学家距离甚远。罗豪才也曾明言：“对行政法作哲学考察更有助于人们对行政法整体思维的形成。”[75]
藉此反观本主题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断言：这是一次难得的行政法学整体思维训练。任何一个就行政法理论基础发表议论的学者，都必然会切身感受到其面临的挑战，即如何以某个或某些基本的概念、范畴或观念为核心，将行政法的诸多现象和问题，有机地糅合成一个整体。尽管各学说之间存有歧见，但在其不断完善其系统化论证的过程中，无不接受和应对这一挑战。在宏观的层面上辨识与把握行政法诸现象、诸问题之间的关联性，将这些关联性从具体、杂乱、微小的细节中抽象出来，形成一幅线条简洁、清晰的结构图。这就是众多论者经受整体思维训练所欲实现的理论愿景。
而且，整体思维训练的成就如何，是直接通过所构建的学说之完整性程度体现出来的。迄今为止，笔者仍然坚信，平衡论是行政法整体思维发展最为完整的一个学说。其沿着早期本主题研究开创的整体观、历史学、类型论的进路，概括出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两种与之对应的理论类型。这种对应性，充分反映在控权论、管理论和平衡论就同样的行政法基本问题给出的不同答案上。并且，平衡论自觉地意识到，“应当平衡”的规范性规范命题，需要在“如何平衡”的实证层面上展开，所以，终究由规范平衡论和实证平衡论共同构成一个理论体系。相比较之下，新控权论、政府法治论、公共利益本位论等，似乎都不同程度地放弃了历史学、类型论的进路。在它们那里，没有非常明晰的、与之恰成对立的、能从中感受历史脉搏的理论类型。
2．共识的贡献胜于分歧
前文已述，有关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学说，单就名称而言，就有十余家之多，经系统化论证、相对比较成熟的，也有四五家。这些学说对行政法目的给出各自的核心解说，并构建相应的体系。表面上，的确给人以百家争鸣的印象。不过，仔细考究本主题研究历程及其至今所获得的成就，不难发现，论者们对诸多行政法问题还是达成了许多共识。这些共识对于行政法学的贡献胜于分歧。
首先，引发本主题讨论的源头，即“保权”和“控权”之争已经不复存在。从既有的学说之中，找不到哪位论者，还会对行政权投以完全信任或者完全怀疑的眼光。即便是新控权论者，也一再解释其理论中的“控制”，绝非消极意义上的“限制”。其次，对于更多意味着行政扩权现象的行政立法（准立法）、行政裁决（准司法）、行政裁量等现象，也都在认可其存在合理性的同时，强调以适当的方式予以规制。再者，对于更多意味着行政多样化趋势的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协商等非强制性行政现象，也都表示支持，并力图解决它们带来的行政法新问题。第四，无论是平衡论，还是新控权论、政府法治论等学说，基本上都采取了行政法研究的功能主义路径，而不是严格恪守某个既定的信念、原理或原则，并以此信念、原理或原则，削足适履般地去要求气象万千的现实。在相当程度上，它们如英国公法学者洛克林所倡导的那样，“把考察法律的规范结构能够以何种方式影响政府完成其指导、控制和评价任务的过程作为其主要关注点。”[76]最后，与功能主义路径形影相随的是，各家学说都在比较、借鉴域外行政法制度和理论的基础上，更着重强调本土论、语境论。
以上所列，仅仅是更多共识中的一小部分。但是，从中不难窥知，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探索与争鸣，抛开各家分歧不论，已经使中国行政法学大致上对行政权持有了相同或相似的基本立场，也形成了面向行政过程现实、面向行政目标的设定和实现、面向法律规范对行政过程的实际作用的研究路径。这样的方法论定型，显然有助于中国行政法学的自觉、自立和自强。
3．未来在于可检验性和可容纳性
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学说之争，也许还会继续下去。到目前为止，这样的竞争，与其说是决出了一个优胜者，倒不如说是让各自更加完善了。各家学说虽然都在相当程度上完成了系统化的工作，但其主张仍然有需要补缮的空间。优胜者最终为谁家，答案与时间有关，却并非由时间本身提供，而是要看学说是否能够在未来时间内经得起逻辑的和事实的检验。
例如，平衡论进入实证平衡论发展阶段之后提出，当行政法主体皆进入行政过程之中，表达各自利益诉求，就最大化各方利益的行政决策进行平等博弈，就能促成合意的均衡。这一观点主要是为了证成平衡不仅仅是应然的，也是可以实际操作和实现的。不过，它似乎更多地诉诸于“通过程序的平衡”，也就是说，只要行政法在制度层面上为行政法各主体提供了一个平等博弈的平台和程序，就可以得到平衡的结果。这就不免令人想起传统的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之争。作为一种法学理论，平衡论尚需进一步研究：在现实世界，（1）让不同利益主体都进入一个行政决策的制作场合，是否可能？是否有些利益（如环境利益、青少年利益、残疾人利益），缺乏有着充分行动动机、热情和资源支持的利益主张者？（2）对于同一类利益，不同的行动者会有不同的主张，如何找到合适的利益代言人，能够代表多样化的利益诉求，而不是让在场的利益代言人扭曲或遮蔽不在场的利益诉求？（3）把行政决策制作场合塑造成完全平等博弈的平台是否可行？无处不在的信息不对称，是否会影响博弈的平等性？是否会影响最大化各方利益的决策的形成？（4）如果在博弈过程中，有些利益缺乏积极的、强有力的行动者或适合的代言人，或者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情形，当场的博弈结果在事后被质疑其合法性，尤其是在司法过程中被质疑合法性，那么，平衡论能够给法官怎样的审判指导呢？
又如，宋功德曾言：“平衡论如果最后得到广泛认同而成为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它使用了‘平衡’论这个易于为人所理解的名字；如果最后因没有得到普遍认同而未能如愿以偿，那么在相当程度上则要归过于它使用了‘平衡’论这个极容易为人误解的名字。”[77]其实，平衡论的问题并不在于其名称既容易为人理解又容易为人误解的内在乖张。以往认为平衡论在各部门法之中都存在，故不能作为行政法理论基础的观点，在学术上是难以成立的。在学术领域，同一名称用在不同的学科、但富有极其不同内涵的现象，比比皆是。例如，相对论在物理学、人类学、语言学、哲学上都有各自独特内涵。因此，如何让作为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平衡论，始终保持其独特的内涵，是平衡论者应当热切和谨慎关注的。假如统一公法学者以它为基础，将其延伸到整个公法领域，作为公法学理论基础，那么，这种内涵的独特性是否还能维系呢？
以上发问只是举例表明，行政法理论基础各说——特别是那些系统化的学说，不仅仅是平衡论——的一些观点和主张，都等待着逻辑和事实的进一步检验。此外，近来，本主题研究的热情有所回落，相关的但又独立发展的统一公法学、公域软法学、公共治理的行政法学等等，一时间成为显学。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本主题已是“明日黄花”。恰恰相反，对这些新开领域的探索，无疑会有助于未来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进一步思考。毕竟，任何更为一般的、抽象的、整体的思考，不可能脱离个别的、具体的、部分的观察；后者必定是前者的基础，没有扎实的后者，前者往往沦为空想、遐想。且不论统一公法学与行政法理论基础之间的关系，对公域软法的研究、从法学视角对公共治理的研究等，都是在崭新的、相比较行政法理论基础而言是更为具体的领域拓荒，它们所取得的成就，注定会反映到未来的行政法理论基础研究之中。
由此，行政法理论基础各家学说，除了需要经受检验以外，还面临着一个共同的课题。在众说纷纭、各抒己见的同时，为保持学说的持久生命力，应当时刻关注行政过程和行政法的新变化，并将这些新变化纳入其体系之中。换一个角度，这也表明，判断一家学说的生命力如何，还要看学说本身是否有能力，在其体系之中，为新变化找到合适的空间，并与体系中原有的其他部分整合为一体。当然，这种可容纳性必须以保持学说的核心观念和主张、保持同学说核心观念和主张之间的一致性和自洽性为前提，若一味追求容纳新变化，而在较大程度上改变了学说的核心观念和主张，或者同学说核心观念和主张发生矛盾和冲突，无异于是对学说的颠覆，学说也就谈不上可容纳性了。
或许，在未来，真正的优胜者依然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风尚。唯有如此，任何争取使自己学说更具可检验性、可容纳性的努力，都会有竞争性学说的支持者进行评判，从而得以永葆反思、反省之镜鉴。而在此学术风尚之中，相信终究会产生优秀的学说，与世界形成对话。若能如愿，中国行政法学幸甚！中国法学幸甚！
【注释】
[1]从修辞的角度看，“行政法”和“行政法学”显然是两个有着不同指称的概念，“行政法理论基础”和“行政法学理论基础”似乎也应该是有区别的。不过，由于历史上的学术讨论，已将二者混为一谈，本文也就迁就历史原貌，无意再纠缠二者内涵的不同，统一以“行政法理论基础”指称本文研究的对象。
[2]在“行政法理论基础”研究的展开过程之中，回顾和反思总是间或地出现，此乃学术发展之必然和必备。例见杨解君：《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若干观点的评析》，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3期，第64—75页，周佑勇：《行政法理论基础诸说的反思、整合与定位》，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2期，第39—47页；郑贤君：《对行政法理论基础问题讨论的评价》，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6期，第47—51页。最近的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研究之最系统的回溯，参见杨海坤、章志远著：《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三章“行政法理论基础研究”，第64—91页。
[3]应松年、方彦、朱维究教授合著《行政法学理论基础问题初探》，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第78—83页。亦转载于应松年著：《中国走向行政法治探索》，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第36—44页。“行政法理论基础”命题究竟由谁率先提出和关注，似乎已成历史之谜。在行政法学初创阶段，这一主题虽少有人研究，但已形成所谓“宪法理论论”、“议政合一论”、“批判借鉴的行政法治论、控权论”等观点，只是这些观点散见于有关文章中。《行政法学理论基础问题初探》的“为人民服务论”是“阐述得比较明确、充分的一种观点”。参见杨海坤：《论我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载《北京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第139页。
[4]参见杨海坤、章志远著：《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研究》，第64页脚注[1]，以及第70页。
[5]参见应松年、方彦、朱维究：《行政法学理论基础问题初探》，第80—83页。
[6]“学术界有不同认识，认为‘为人民服务’是一个普遍的政治原则，……我们的一切法律、法学，归根结底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唯独以此作为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似乎不够贴切。”杨海坤：《论我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载《北京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第139页。
[7]参见杨海坤：《论我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第139—147页；杨海坤著：《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46页。
[8]参见杨海坤、章志远著：《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研究》，第71页。
[9]参见杨海坤：《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政府法治论》，载《中外法学》1996年第5期，第53页。
[10]杨海坤教授后将文章题目更名为“政府法治论是我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发表于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04—318页。文中提及：“笔者把我国以行政法为研究对象的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概括为政府法治论。”这是对其理论的正式冠名，“马克思主义政府理论”概念未再出现。
[11]罗豪才、袁曙宏、李文栋：《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平衡》载《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第52—59页。
[12]参见罗豪才：《行政法的核心与理论模式》，载《法学》2002年第8期，第4页。
[13]罗豪才：《行政法的核心与理论模式》，第3页。
[14]以上“公共权力论”的观点，详见武步云：《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公共权力论》，载《法律科学》1994年第3期，第15—20页。
[15]有一种观点认为陈泉生教授的“服务论”与应松年、方彦、朱维究教授的“为人民服务论”乃一脉相承，同属“服务论”范畴。参见杨海坤、章志远著：《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研究》，第70页。对此，本文难以苟同。
[16]详见陈泉生：《论现代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5期，第12—20页。
[17]详见沈岿著：《平衡论：一种行政法的认知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3页；另见李娟著：《行政法控权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41页。
[18]包万超：《行政法平衡理论比较研究》，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2期，第73页。
[19]参见罗豪才、宋功德：《现代行政法学与制约、激励机制》，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3期，第77—88页。
[20]参见罗豪才、宋功德：《行政法的失衡与平衡》，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第72—89页；宋功德：《寻找均衡——行政过程的博弈分析》，载《中外法学》2002年第2期，第129—147页。
[21]参见包万超：《行政法与公共选择——论建立统一的行政法学实证理论》（博士论文，2001年）。
[22]参见宋功德：《均衡之约——行政法平衡论的提出、确立与发展历程》，载罗豪才等著：《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5—163页。
[23]关于建构理性，参见哈耶克著：《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来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4页。
[24]关于对立模式建构的渐趋完善，详见罗豪才：《行政法之语义与意义分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4期，第11—13页；李娟：《行政法中平衡论的对立观念探源》，载《法商研究》1997年第5期，第43—48页；董炯：《权利至上、制度设计及其运作——行政权与公民权平衡中的行政法》，载《比较法研究》1998年第3期，第282—297页；沈岿、王锡锌、李娟：《传统行政法控权理念及其现代意义》，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1期，第61—67页；沈岿著：《平衡论：一种行政法的认知模式》；李娟著：《行政法控权理论研究》。
[25]参见罗豪才、袁曙宏、李文栋：《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平衡》，载《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第52—59页。
[26]参见哈耶克著：《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哈耶克著：《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哈耶克著：《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诺齐克著：《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27]平衡论对现代行政过程及相应的行政法之整体素描，绝非本文能转述完全，在此仅择要叙之。详细的、较为集中的论证，可参见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罗豪才等著：《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第二辑），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制的发展趋势》，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罗豪才等著：《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沈岿著：《平衡论：一种行政法认知模式》，甘文著：《行政与法律的一般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宋功德著：《行政法的均衡之约》，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8]关于传统控权论，参见沈岿、王锡锌、李娟：《传统行政法控权理念及其现代意义》，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1期，第61—67页；沈岿著：《平衡论：一种行政法的认知模式》，第67—104页；李娟著：《行政法控权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二章、第三章。
[29]参见张尚?主编：《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行政法学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6页。
[30]参见张尚?主编：《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行政法学综述与评价》，第45页。
[31]“英国行政法学所着重讨论的问题，是行政机关的权力和保护公民不受行政机关侵害问题，对行政程序特别是行政救济部分比较详细。主要包括：1．委任立法，2．行政裁判，3．司法审查，4．行政责任，5．议会行政检察专员等。对于行政组织部分一般都不大着重。……英国关于行政组织问题大都放在其他课程，例如宪法学、政治制度、地方政府中讨论。”王名扬著：《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32]张尚?主编：《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行政法学综述与评价》，第46页。
[33]参见程干远、李载华：《市场经济和行政法学“控权理论”的思考》，载《学海》1994年第5期，第65页。
[34]参见杨解君：《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若干观点的评析》，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2期，第73—74页。
[35]参见姚锐敏：《现代行政法控权理论的新思考》，载《宁夏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第65—66页。
[36]孙笑侠著：《法律对行政的控制——现代行政法的法理解释》，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37]参见孙笑侠著：《法律对行政的控制——现代行政法的法理解释》，第38—45页。另见，孙笑侠：《论法律对行政的综合化控制——从传统法治理论到当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载《比较法研究》1999年第3、4期，第378—391页，李学尧：《综合控权理念和当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载《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第22—29页。
[38]杨海坤、章志远著：《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研究》，第69页。
[39]杨海坤：《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政府法治论》，载《中外法学》1996年第5期，第53页。
[40]参见杨海坤、章志远著：《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研究》，第86—89页。
[41]参见杨海坤：《行政法哲学的核心问题：政府存在和运行的正当性——兼论“政府法治论”的精髓和优势》，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第59—61页。
[42]郭殊：《论行政法治主义与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载《重庆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第110页。
[43]叶必丰：《公共利益本位论与行政诉讼》，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5年第6期，第17页。
[44]参见叶必丰：《论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辩证关系》，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7年第1期，第116—122页。
[45]参见叶必丰：《公共利益本位论与行政程序》，载《政治与法律》1997年第4期，第8—12页。
[46]参见叶必丰、周佑勇：《公共利益本位论与行政担保》，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7年第5期，第23—25页。
[47]参见叶必丰：《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问题》，载《法学评论》1997年第5期，第18—22页。
[48]此论的大意是：现代行政法通过控权手段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平衡，即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均至最大值的状态；这就避免了对“控权”的片面追求，又弥补了平衡论可操作性不足的缺憾。参见杨忠文、刘春萍：《控权·平衡——论行政法的本质》，载《求是学刊》1997年第2期，第55—58页；郭润生、宋功德：《控权一平衡论——兼论现代行政法历史使命》，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6期，第48—56页；郭润生、马晓敏：《再论控权一平衡》，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第16—21页。
[49]此论的大意是：为了保证行政权的有效实现，行政法既要承认西方控权论的优点，限制与约束行政权的滥用，又要引导与激励行政人的能动性优点来保证行政权力能动、积极与正当行使，即对行政权运动过程进行导、控结合的双向控制方式；因此，需要用法律手段引入德治主义的价值，在行政法中引入规则化的竞争与激励机制以保证行政人在行使权力时能够保持良好的业务素质与职业道德素质。参见季涛：《行政权的法律导控》，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第35—37页。
[50]此论的大意是：行政法兼具控权功能与服务导向，为行政权的正当性确立了政府有界、服务为魂、政府有责、过程可控四大正当性标准；基于行政权授出者与行使者之间的委托—困境，控权是行政法的先天基因、基础和手段；基于人民的民主逻辑，服务是当代行政法的时代品格、目的和归宿；控权—服务论用激励约束相容机制整合行政法的控权理念与服务理念。参见王学辉：《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法学的新视野》，载《现代法学》2000年第6期，第111—114页；王学辉：《对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的思考》，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第27—32页；邓蔚：《行政权的正当性证成——控权一服务论理论合理性》，载《行政法学研究》2008年第1期，第17—23页；邓蔚：《控权理念与服务理念在当代行政法中的逻辑整合——兼论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完善》，载《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第125—129页。
[51]此论的大意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忠实履行其职责，是行政权的实质、来源和目的的必然要求；行政职责本位观能有效地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和人民利益，为依法行政、以法制权以及反腐倡廉等提供理论依据，兼顾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参见文正邦：《职责本位论初探——行政法理论基础试析》，载《法商研究》2001年第3期，第32—38页。
[52]参见杨海坤、关保英著：《行政法服务论的逻辑结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该书作者没有采用“新服务论：称谓，只是其与前文所述为人民服务论、服务论皆有不同，故本文为其如此定名。新服务论以行政权的人民本位、行政法的行政权本位意志、行政法的本位利益等抽象命题的论证为出发点，从行政法的不同侧面、层面，阐述行政法内在服务逻辑或服务精神，努力展示其理论体系的全景。不过，至少对于本文笔者而言，这是一本不易读懂
[53]此论又在不同论者那里又具体表现为“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协调论”和“行政权与公民权协调论”，其大意也可顾名思义，不予赘述。参见刘小艳：《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协调论》，载《行政法学研究》2004年第4期，第30—36页，石文龙：《协调论与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6年第5期，第44—49页。
[54]关三统一公法学最初的基本观点，参见袁曙宏：《论建立统一的公法学》，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5期，第25—39页。
[55]参见姜明安：《公法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3期，第3—9页；杨解君：《公法（学）研究：“统一”与“分散”的统一》，脚注18，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3期，第13页。
[56]参见姜明安：《公法学研究的几个问题》，第4—9页。
[57]参见王广辉：《论统一公法学的价值》，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3期，第13—16页。
[58]参见杨解君：《公法研究：“统一”与“分散”的统一》，第12页。
[59]参见袁曙宏、宋功德著：《统一公法学原论——公法学总论的一种模式》（上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0]参见莫于川、田文利：《公法学总论的奠基之作——介评》，载《法学评论》2007年第3期，第147—157页；杨海坤、王仰文：《跨越部门公法的围栏——读》，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8年第6期，第62—63页；薛刚凌、潘波：《开创公法学学科的原创之作》，载袁曙宏等著：《公法学的分散与统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87—490页；沈开举：《填补公法学学科空白的皇皇法学大作》，载袁曙宏等著：《公法学的分散与统一》，第491—495页。不过，所谓的“填补了世界各国有公法而无公法学这一最大的法学学科空白”，未免赞誉失度。
[61]参见朱维究、徐文星：《英国公法传统中的“功能主义”学派及其启示——兼论中国二十一世纪“统一公法学”的走向》，载《浙江学刊》2005年第6期，第36—43页。
[62]参见彭凤莲：《统一公法学与刑法及刑法学的关系》，载《政法论丛》2006年第5期，第31—36页。
[63]参见袁曙宏：《统一公法学的基本理论架构》，载《法学论坛》2007年第4期，第5—10页；莫于川：《公法共同价值论要》，载《法学论坛》2007年第4期，第11—16页；沈开举、郑磊：《论统一公法学建构的基础——兼谈公法学总论研究的几个误区》，载《法学论坛》2007年第4期，第17—21页；孟鸿志、王秀哲：《论宪法与行政法的统一与互动——兼谈宪法与行政法在公法体系中的地位》，第22—28页；宋功德：《公法研究范式的构造、确立及其变迁》，第29—36页。
[64]参见罗豪才等著：《软法与公共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4页。
[65]参见罗豪才、宋功德：《公域之治的转型——对公共治理与公法互动关系的一种透视》，载《中国法学》2005第5期，第3—23页。
[66]参见罗豪才、毕洪海：《通过软法的治理》，载《法学家》2006年第1期，第1—11页。
[67]参见姜明安：《软法的兴起和软法之治》，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第25——36页，翟小波：《“软法”及其概念之证成——以公共治理为背景》，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2期，第3—10页；翟小波：《“软法”概念何以成立？——卢曼系统论视野内的软法》，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40—42页；魏武：《软法是什么》，载罗豪才等著：《软法与公共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188页。
[68]参见宋功德：《公域软法规范的主要渊源》，载罗豪才等著：《软法与公共治理》，第189—203页。
[69]参见袁文峰：《软法在什么时候出现》，载罗豪才等著：《软法与公共治理》，第204—214页；牟效波：《软法在什么条件下靠得住？——从软法的实施机制切入》，载罗豪才等著：《软法与公共治理》，第225—237页；韩春晖：《软法机制初探——沿袭经验主义的认知方式》，载罗豪才等著：《软法与公共治理》，第238—251页。
[70]参见罗豪才：《公域之治中的软法》，载罗豪才等著：《软法与公共治理》，第1—12页；罗豪才、宋功德：《公域之治的转型——对公共治理与公法互动关系的一种透视》，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5期，第3—23页；罗豪才、毕洪海：《通过软法的治理》，第1—11页；罗豪才、宋功德：《认真对待软法——公域软法的一般理论及其中国实践》，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第3—24页；姜明安：《软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载罗豪才等著：《软法与公共治理》，第85—108页。
[71]参见毕雁英：《社会公法中的软法责任——一种对软法及其责任形式的研究》，罗豪才等著：《软法与公共治理》，第252—269页。
[72]参见王贵松：《行政裁量的软法之治》，载罗豪才等著：《软法与公共治理》，第280—290页。
[73]参见罗豪才等著：《软法与协商民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74]参见章志远：《回顾与展望：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研究之评析》，载《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第45—50页；同样内容，亦见杨海坤、章志远著：《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5—80页。
[75]参见宋功德：《行政法哲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序言部分，第3页。
[76]参见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