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科学研究范文
时间：2023-10-20 17:20:41
基础科学研究范文第1篇
实际上，这是多年来没有很好解决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决定了科研投入的方向，其摇摆不定或含含糊糊，会严重影响科研活动与产出。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问题：你这个基础研究有什么用?如果我们回答没有，下一个问题就是：能得诺贝尔奖吗?如果回答还是否定的，下一个问题就是：既没有实际用途，又不能得诺贝尔奖，这个基础研究有什么用?
这种急功近利的思想实际上普遍存在于各级领导、平民百姓、知识分子，科研管理人员甚至一些科学家的心里，虽然有时候他们不一定说出来。
我们也经常听到一种说法，科学家不能只在象牙塔内自由探索，要与国家与社会需求相结合，为什么什么作贡献。
这种要求自然有其合理成分，但如果大家都这么做，就显然有问题。这句话还隐含两层对基础研究的误解：其一，基础科学研究就是自由探索；其二，有实际用途的科研才是国家需求，基础科学不是。
什么是基础科学研究?其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不咬文嚼字，用我自己的话来讲，那就是发现与研究自然界的各种基本规律、收集相关知识、建立完整知识体系的(学术)活动。其目的很简单，就是更好地了解自然、理解自然，最终使人类能利用自然。从这个意义上说，基础科学研究本身就是最大的国家需求。
试想，一个大国，且不说有创造性的贡献，如果不能全盘掌握人类已知的所有知识及其体系，这个国家能有前途与未来吗?带过学生的都知道，要让学生掌握前沿知识、方法，必须让他做一项科研，题目本身有时并不重要，过程更重要。
基础研究有时也这样，有些研究听起来匪夷所思，但实际上科学家通过该过程走在本学科的前沿。说不定哪一天，国家就会大大需要。
每个学科都有其自身的规律、目标、方法、传统等等，外界不应怀疑与干预，要把选题的自由留给科学家自己，不能因选题似乎无稽而否定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
国家对基础科学研究的目标应该是全面发展，建立完整的学科体系。各学科的目标是达到本学科的国际最好水平。因此，基础研究既有科学家个人的自由探索，也可以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有规划的活动。以此衡量，学科建设与学术能力是基础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指标。显然，这方面我们有一些问题。
(1)基础与应用的关系
基础科学研究在口头上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国内外的政治家都会在公开场合强力支持基础研究。但实际上很多人是叶公好龙。在实际投入的时候，走捷径的想法也很有市场：利用人家发现的规律、知识，我们只搞应用研究，不是比较省钱吗?但这样的“捷径”行吗?
张之洞、李鸿章等没有成功，因为他们只从国外引进了钢铁、枪炮、军舰等，没有引进科学。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解放后，我们大力提倡与实际结合，许多人都被要求去做“有用”的事，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两弹一星”的元勋们原来大多都是做基础科学研究的。这样做的成绩有目共睹，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在关键时刻满足国家需求。
可惜的是，没有人研究其副作用：搞基础的人都去做了应用，以后怎么办?许多人感叹建国后重大创新成果缺乏，“钱学森之问”也成为舆论的热点。我个人认为，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轻视了基础科学研究，放弃了对科学精神的培养与追求。吃完老本之后，现在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人才短缺的窘境。
解放后，科学事业的大发展一方面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科学研究体系，但各种干扰也如影随形，从没有停止过。行政对教育的干扰，现在大家谈得很多；实际上，行政对基础科学研究的干扰，后果也很严重。
我们应该很好地研究基础与应用的关系，研究其他国家在处理这个问题时的经验与教训，特别是在其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要用法律或法规的形式保证基础研究不再受干扰(有些国家把科学家的研究自由明确写入宪法)，基础研究的投入应当得到保证，基础与应用研究的投入比例当然可以随经济的发展而调整，但应考虑到个人很难随时转换。做了应用研究，就不太可能回到基础研究上。
我绝不反对一部分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人转去从事应用研究，实际上这也是基础科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关键是不能因此削弱基础科学研究，而是要及时补充。
(2)全面与重点的关系
从国家需求来说，我们的基础科学研究必须学科完整，全面均衡发展，缺一不可。不可因一时的兴旺而不顾一切地支持，也不可因一时的不时髦而不予支持，或任其自生自灭。重点只能是短期的，全面才是永久的。
由于各种原因，有些学科会暂时处于低谷。如果国家不考虑全面发展，不予支持或任其衰退、萎缩，在需要的时候就会出现极大的问题。
比如，最近关于放射化学及核燃料循环的讨论就突出体现了我国在放射化学学科建设上的问题。再比如，我国的核物理及相关的核技术、核工程的学科建设曾经严重衰退，许多原来有很好基础的大学，相关专业彻底消亡。
在核电大发展时代到来时，我们看到的是人才极度短缺，合格教师和学生培养能力缺失，相关科研能力凋零，拖了我国核电发展、国防需求及许多相关学科发展的后腿。
一些学科超常发展，实际上也打破了生态平衡，相对抑制了其他学科的发展。有些学科比较容易发SCI文章，从各大学、研究机构与经费管理部门均能得到较好支持，其人才也较易“脱颖而出”。
虽然国内目前并无一个对各学科支持比例的完整统计，但从人员、文章统计及基金申请情况来看，失衡是严重的。更让人担心的是，这种失衡并没有得到有意识的纠正，反而因各种原因不断加强。
国家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应该谋求整体水平的提高，在青藏高原上喜马拉雅山自然就会出来，而不是平地起高楼，只能一时一地，不能全面长久。对诺贝尔奖的渴望应该化为对基础科学研究长期、稳定、全面、均衡支持的不懈动力。
基础科学研究范文第2篇
今年4月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李玫博士的专著《东西方乐律学研究及发展历程》是这门多年来被音乐学界冷落的学科值得关注的新成果，它也是作者从硕士到博士学术上节节提升、多年耕耘结出的硕果。该书的上编“研究方法”以精练的、相对易懂的语言（约占全书1/8的篇幅）阐明了理论律学的一般原理，论述了乐音和音程的物理属性与数理规定性的相互关系，使具备高中数学、物理程度的音乐学子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初步掌握这门让许多人望而生畏的学科的基本知识。这一部分的阐释在继承缪天瑞先生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充实了赵宋光先生及作者的新探索成果和新提出的概念，例如“相对波长”、“跃迁算子”、“跃迁值”等。她还提供了运用这些新方法进行运算的实例，使读者可以将它们与传统的运算两相对照，明确彼此间的联系。作者在讲述一般理论的同时，也兼顾介绍了从古代各主要文化以长度比值、近代以频率比值、现代以周期比值来解释律学原理从宏观到微观的发展历程。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用三四万的文字把这门看似深奥的学科的基本原理向读者做了简明而清晰的交待，大大地拉近了律学与一般音乐学研究者和学习者的距离，也为未来在音乐院校开设相关的课程做了学术上的铺垫。
该书的下编“律学研究历史的发展与回顾”是这部著作的重心，也是其创新性和主要价值之所在。作者在第一、二章系统地记述了中国律学实践与理论发展的沿革，让读者一目了然地了解从《管子・地员篇》记载的三分损益法到朱载址⒚鞯摹靶路密律”这一不断深化的历史脉络，在第七章还总结了20世纪中国乐律研究新成果。同时下编还分别列举了除中国以外其他三大文明发源地印度、阿拉伯-波斯（古埃及和古两河流域）和欧洲不同时期的律学理论和运算原理，例如古印度的“22斯鲁蒂”理论、对维纳琴弦长进行分割的掐断率，古代阿拉伯世界的扎尔扎尔“中指”、乌德琴定弦法、萨菲丁的不平均十七律，欧洲拉莫斯和扎里诺的纯律理论、斯台文和梅尔桑对十二平均律的研究等，用丰富的实例证明了民族音乐学的创始人之一埃利斯在《论诸民族的音阶》中所得出的结论：“在全世界不是只有一种音阶，或只有一种自然的音阶，或必须以赫尔姆霍尔茨极为巧妙地设立在音响学上的构成原则的那样一种音阶，而是有着非常多的和各式各样的不同音阶。其中有些是极其人为的，甚至还存在着很随意地发音的音阶。”①此外作者还介绍了近代物理学和数学的新成果对律学发展的推动，也为后学指出了今后如何借鉴现代科技深化这一领域研究的新方法、新思路。
李玫博士的这部著作在强调数学和物理学对乐律研究的基础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人类丰富的乐器制作与演奏实践在推动认识乐律的规律的重要意义。例如作者十分重视中国琴律、笛律学的研究成果，特地介绍了印度拉玛马特亚以维纳琴作为实践物改造律制的过程、阿拉伯乌德琴的定弦法、乌德演奏时中指指位的变迁和扎尔扎尔中指指位的确立对阿拉伯律制形成的特殊作用。基于演奏演唱的实践和人类的审美听觉，作者特别尖锐批评了当今乐理知识讲授中把十二平均律作为世界通行的金科玉律，而对它违反自然规律的本质缺陷视而不见的现状，以充分的论据打破了多年以来国内外专业音乐教育对十二平均律的迷信。这对开拓和丰富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心理学的研究视野是十分有益的。
按照书名这本著作的研究对象应为“东西方乐律学”，但是在其中我们只看到对四大文明发源地律制的论述，而对于一些很有特点、民族音乐学家历来十分关注的其他特殊律制，例如泰国的七平均律、印度尼西亚的九平均律却没几乎有涉及，更没有从学理上加以解释，这让我们这些世界音乐后学者不能不感到有些遗憾。尽管如此，我们已经可以从李玫老师的这部书中获得了许多的启示和教益。
正如赵宋光教授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说的：乐律学“曾以不可抗拒的规律性多源萌生存活，还将以不可磨灭的勃勃生机发育壮大，而且还将以自己抽枝放苞的强劲生命力注入未来的人类，煞住百年颓势。”我们有理由相信正在振兴的中华民族这个文化群体“有能力在21世纪引领人类音乐文化走出那‘法老称霸的疆土’”。②
①埃利斯《论诸民族的音阶》，见《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张伯瑜编译）第298页，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7月。
②赵宋光“序言”，见李玫《东西方乐律学研究及发展历程》，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7月。
基础科学研究范文第3篇
陆九渊不仅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了王安石变法失败是由于“凡事归之法度”“不造其本而从事其末，国不可得而治矣”。而且在与门人的讲学中，也提到王安石变法的必要性，进而分析王安石变法失败是由于“本原皆不能格物”，所以“学者先要穷理”：读介甫书，见其凡事归之法度，此是介甫败坏天下处。尧舜三代虽有法度，亦何尝专恃此„„或问：“介甫比商鞅何如？”先生云：“商鞅是脚踏实地，他亦不问王霸，只要事成，却是先定规模。介甫慕尧舜三代之名，不曾踏得实处，故所成就者，王不成，霸不就。本原皆因不能格物，模索形似，便以为尧舜三代如此而已。所以学者先要穷理[2]卷三十五《语录下》442。”陆九渊此言不外乎说，变法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但是变法是有前提、有途径、有先后顺序的。“先要穷理”，这样才算得上是“踏得实处”。另外，陆九渊在与门人问答时，谈到所谓的事功问题时，认为事功的前提在于“正人心”：“学者问：‘荆门之政何先？’对曰：‘必也正人心乎[2]卷三十四《语录上》425。’”“不专论事论末，专就心上说”[2]卷三十五《语录下》469。所以，在他看来，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由于本末不辨所致：“荆公英才盖世，平日所学，未尝不以尧舜为标的。及遭逢神庙，君臣议论，未尝不以尧舜相期。其学不造本原，而悉精毕力于其末，故至于败[2]卷九《与钱伯同》121。”
陆九渊的《荆国王文公祠堂记》实质上反映了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即如果士大夫以实现外王，建立事功为己任，那么必须要先修内，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荆门之政以正人心为先”。否则便是本末倒置，所建立的事功也就必然不能够长久。陆九渊把熙宁变法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的缘由归结为本末倒置。他认为，由“正人心”出发再到变法建立事功，才能够真正达到建立事功的目的。其实，陆九渊更为关注的是建立长久的事功，而非短期的效用，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世致用：“常人所欲在富，君子所贵在德。士庶人有德，能保其身；卿大夫有德，能保其家；诸侯有德，能保其国；天子有德，能保其天下。无德而富，徒增其过恶，重后日之祸患，今日虽富，岂能长保卷二十二《杂说》274？”德，表面上看来，并不能够为富为贵，但是这是为富为贵的根本。用我们的话来说，看似没有实际用处的“德”，反倒是追求“富”与“贵”这般有用之物的根本，即虚无用实有用。这番道理在我们的基础科学研究中何尝不是如此呢？
二、基础科学研究中的实用主义
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相对于科学创新而言，就类似于陆九渊在文中提到的内圣修心和外王事功的关系。世人往往通过科学研究的成果来认识科学，而社会往往也是通过对科学成果价值性的判断从而赋予科学以一定的社会地位，从事研究的科学家在一定领域内才会被承认。这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思路：社会通过科学研究成果，也就是科学研究的有用性来判断相关科学研究存在的价值；而相关领域的科学家也就为了获得社会一定程度上的承认，去从事短期内能够突显实际效用的研究。由于基础科学研究的基础性作用决定了从事该领域的研究必将付出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而基础性研究的成果又很难通过自身体现其社会价值，这种有用性难于为社会所承认，就像我们一般不会关注雕像的底座一样，所以，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必然会被搁浅。这种评价的体系和思路会导致科学家只关注科学价值而忽略科学研究本身，更重要的是忽视基础科学研究的奠基性作用。这种忽视，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都会在根本上延缓科学发展的进程。这也就是陈佳洱先生提到的“实用性”倾向阻碍科学创新的意思。这种阻碍，是指根本上的一种影响。缺乏底座的雕像如何能够树立起来呢？即便树立起来了，能不能经受岁月的洗礼？古埃及有句谚语：万物惧怕时间，时间惧怕金塔。金字塔距今约5000年，无论它的建造是如何符合工程力学原理，但如果没有坚实的底座，还能够成为人类文明的象征么？
科学，是以探究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规律或规则为研究目的。只是在探究的过程中或者某一种科学理论建立之后的若干年，人类才发现其中的一部分可以有利于改善人类生活的环境或者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科学与科学价值应该区别对待。科学一定有其价值，并且也一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类的需求，但是这种价值能否为当时的社会所发现或者承认是另外一个问题。以满足人类需求为科学研究的惟一出发点，以是否有用的实用主义来衡量基础科学研究，以科学价值来框定科学的发展空间，忽视科学内在的发展规律，这会在根本上窒息科学创新的思维，那么所谓科学研究的有用性又如何实现呢？科学史上著名的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的提出就是基于丹麦科学家第谷•布拉赫长达20多年的天文观测数据上提炼、分析而得出的，行星运动定律是改变西方天文学发展轨迹的重大理论，对牛顿建立经典物理学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如何去衡量第谷天文观测数据的实用性呢？但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第谷积累的观测数据，起码人类对宇宙产生革命性认识还不知道要推迟多少年。基础科学研究的意义存在于整个科学研究、科学创新的过程中。或许它不一定“有用”，但每一项科学研究成果的获得，科学创新思想的提出无不闪耀着基础科学研究的金色光芒。
当前充斥于科学研究领域当中的实用之风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体制的评价标准。相关的一系列条件要求科研人员必须在一定的时期内发表相当数量的论文，并且一定要有创新思想。另外，在一些研究生招生院校甚至要求硕士期间必须要发表文章，而且必须至少为省级级别的刊物。这种做法不禁令人哑然失笑。科学研究是积累的过程，这类似于文史哲及相关的社会学科的性质。研究者的成果是厚积而薄发的，尤其是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思想。以是否发文章和发了多少文章去衡量研究者的能力甚至与研究者的生活质量挂钩，这能不促使研究者抛弃基础科学研究，而选择短时期内能够出大量成果的热门领域么？况且，上述情况中的硕士期间发论文的举措，怎么可能培养研究生的“宁静以致远”的科研心态？快餐从根本上不利于人体健康，快餐文化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快餐科研更会动摇科学创新的根基。
三、小结
基础科学研究是科学创新的前提，基础科学的重大突破往往就会带来科学观念的变革，近代西方科学发展史明确地昭示了这一点，并且还将继续印证基础科学研究对于推动科学进步的关键作用。引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可以说对世界科技文明的进步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深远影响，但即便目前功能最强大的计算机的运行也仍然需要遵循以二进制为基础的数据传输才能够执行指令，完成信息处理。以美籍匈牙利科学家冯•诺依曼命名的“冯•诺依曼结构”恰恰说明了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读书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读书本不为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闻有本盛而末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则所谓文亦可知矣”。陆九渊的这番话完全适用于评价基础科学研究在科研领域中的地位。我们可以说，基础研究本不为出成果，成果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闻有本盛而末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则所谓果亦可知矣。中国儒学的传统推崇的是“内圣外王”之道，经世致用是士大夫力求实现的理想。陆九渊在《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中论述的就是建立长久事功的基础，那就是内修成圣，这是建立外部事功，实现人生理想的王道。即表面上的无实用本质上是最大的实用。对于我们的科学研究来说，基础科学研究在科学体系中是基础。而功利性、实用化的研究在根本上与基础科学研究背道而驰。排除科学研究中的功利性倾向，尤其是基础科学领域中肤浅的实用主义观点，我们才能够为科学研究营造有利的发展环境，这也才是科学创新的王道。
基础科学研究范文第4篇
如今科技进步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从现在到2020年，我国处于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经验表明，处于这一时期的国家和地区可能出现两种发展前景，一种是重视引进、消化、吸收上积累自身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能力，最终实现自主技术创新，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进步，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如韩国、台湾；一种是满足于技术引进的短平快、拼资源、拼劳力和资本依赖，不重视技术能力的开发，导致经济徘徊不前，甚至社会动荡不安，如南美一些国家。在这样的环境下，通过实证的方法研究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具有一定的意义。
1 科技与经济发展
科学技术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作用可以追溯到李斯特[1] 的研究：“每个国家的现在是建立在以前的发现、发明的改进、完善和应用基础之上的，这些构成了现在社会人类可资利用的智力资产，而每个国家现在的生产率和它能够获得和使用的智力资产以及增加这些智力资产的能力密切相关”；“不存在与物理、机械、化学、数学、工业设计等科学无关的工业；在科学研究中也没有任何发现、发明和过程不会对工业和生产产生任何作用，因此在制造业发达的国家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般也很普及。”
纵观发达国家的发展轨迹，不难发现英国的崛起依靠的是纺织、炼铁、航运以及水力等工业部门生产技术的革命，美国的发展则是依靠石油、钢铁和电力等主导产业部门生产技术的进步，德国19世纪末化学工业部门的发展则是第一个以科学研究为基础实现追赶的工业部门[2]。narin等的研究表明，近年美国的公共科学研究和产业发展之间的联系不断增强，最近oecd的一份报告也指出“在知识社会中，产业发展和科技进步之间的关系在不断强化”[3]。
创新是连接科技与经济的重要因素，对于20世纪末的后来者来说，他们没有机会在新的产业中进行重大创新追赶甚至超越发达国家，而只能沿着发达国家的技术路径进行模仿和学习。dosi[4] 等通过对比研究韩国、台湾与巴西、墨西哥的追赶过程发现，60年代的韩国、台湾还落后于巴西和墨西哥，然而90年代他们成功的追上了发达国家，而后者却仍停留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列。rapini研究发现韩国和台湾的发展中存在以下明显的特征：科学产出和技术产出之间高度相关，其科学水平和技术能力是同步增强的；同时经济增长和科技产出之间也存在高度的相关性。他们并不是如逆向的线性模型（注：指一些学者推断发展中国家的科技与经济发展有别于发达国家“基础科学资源配置—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的模式，而是呈现“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基础科学发展”的逆线性模式。） 所说，等到经济发展了才去增加科技的投入，在他们追赶的最初阶段就已经非常重视科技资源的分配。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bell和pavitt[5] 的研究指出，考虑到技术创造和变革中的知识需求，现代社会生产能力和技术能力之间的差距无法自动逾越，因此单纯依靠外来的技术建立大规模的工厂并不能提高技术引进国的技术能力，积极的学习对于克服后发劣势非常重要，起步阶段模仿的作用非常大。cimoli和dosi[6] 指出，把技术引进和学习结合起来后，从模仿到创新只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模仿的效果和内在的技术能力有关，起步阶段和追赶过程中都需要一个较强的技术吸收能力。
2 基础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
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有技术而无科学，中国古代的发明大多为技术而非科学，真正的科学观念没有深入人心，而我们常说的科技一词很容易使人们忽视科学与技术的区别。严格来讲，科学和技术是两个不同的研究主体。按照国家创新系统的理论，一般来说大学和研究机构负责科学研究，而企业专注于技术开发。区分科学与技术对我们研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问题有很大帮助，因为在发达国家中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较好，在成为科学强国的同时也成为技术开发的强国和经济强国，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却不成立。由于起步阶段科学技术非常落后，急欲发展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对技术相当的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则更多的是和关系国家经济军事安全的学科联系在一起，对和产业技术开发密切相关的基础科学研究支持不足。
pavitt[7] 在研究“为何基础研究对于经济发展很重要”时指出，基础研究越来越重要不仅是因为它是技术进步的直接来源，而且它是对科技人员的一种很好的科学训练，可以提高其科研技能，同时科学成果也常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应用。rosenberg[8] 在讨论企业缘何从事基础研究时指出，基础研究是进入信息网络的“入场券”，正如cohen和levinthal[9] 讨论研发的两面性(创新和学习)时所说的这是一种开发吸收能力的有效方式。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发展的最初阶段科学研究的主要作用在于创新过程中的学习，随着一个国家的发展和进步，r&d过程中学习和创新的程度会有所变化。
除了增强技术吸收能力以外，科学研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还扮演了另外几个重要角色：
(1)科学研究相当于一个“探测仪”，的科学研究可以探测国外科学研究的进展以及可资利用的科技资源，可以检测到对本国经济发展可能有用的新技术。因此，即使在暂时无法介入的行业中保持一定科学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2)国家的科研能力的提高是产业发展的支持和保证，它为进入和发展关键产业提供必要的知识。perez和soete[10] 指出，公共的科学研究降低了新兴行业的进入门槛，是抓住机会窗口进行追赶的必要条件。(3)科学知识和增长之间还存在更加微妙和复杂的关系，如科学进展改善了国民的健康状况。(4)现在的技术创新主要产生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引进和模仿必须考虑技术在新的环境中(国家发展阶段、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人口结构等)的适应性而进行改进，在一个技术发展越来越依靠科学的时代，这个技术改进过程包含了更多的科学内涵。
对于科学和技术的关系，不同的学者得出不同的结论。rosenberg认为科学是外生的，技术领先于科学；klevorick等则指出，基础科学研究为产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技术机会”。因此，企业非常重视追踪大学和科学机构的研究进展。当然对于不同的工业部门来说，基础研究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性是不同的。事实上在知识经济社会中，技术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学的发展，技术范式的变革由科学推动的作用更加明显。而技术的发展对于促进科学研究的作用也日益显著。nelson和rosenberg认为科学和技术之间存在强烈的相互作用，科学研究既是技术发展的“先导”，同时又是技术发展的“追随者”。科学的技术化和技术的科学化发展趋势，使科学进步与技术进步互为前提，互相推动，促进了科学技术连续体的形成。
科学和技术的相互作用非常重要，但其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具有不同的特征。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停滞和低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是科学和技术之间不能协调发展。bernardes和albuquerque[11] 对120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经济水平越发达，科学向技术转化的转化效率越高。
3 实证研究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都表明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贡献显著，而众多国家的实践经验也很好的验证了这个结论。然而在我国到底科学技术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种促进作用的潜力还有多大，我们通过何种方式可以更大的挖掘这种潜力促进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是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从前人的理论研究可以看出，科学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促进作用又不是一种简单的确定性函数关系，而且我国人口众多，各地区发展水平差异很大。我们希望通过对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连续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隐含在数据背后的统计关系。
3. 1 数据收集和处理
我们选择了中国除香港、台湾、澳门、重庆(在所选时间段内，行政划分有所变动，造成各项数据统计口径的不一致，故没有入选)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1992-2002年间发表的人均国际科技论文数量(以后简称人均论文，用pp表示)、人均国内授权专利数量(以后简称人均专利，用pt表示)以及人均gdp(用gdp表示)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注：由于笔者数据搜集的条件所限，这里的数据为1992-1994，1997和1999，2000-2002三个时间段共8个年份的数据。数据来源为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国际科技论文(ei，sci，istp三大检索系统收录)用来衡量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科技论文是一个最为常用的表征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的指标，然而由于国内发表的科技论文水平和质量参差不齐，我们选择国外三大检索收录的科技论文数作为衡量指标，它代表了该地区高水平的科学产出，是众多衡量指标中较为满意的一个。某一地区的技术水平用人均专利产出来衡量，这也是衡量产业技术能力的一个最常用指标[12]。人均gdp则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最为方便的指标，考虑到通货膨胀和价格变动的影响，我们用工业品出厂指数(1985=100)对人均gdp数据进行了平减。当然，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这三个指标无法反映出三者关系的全貌，但作为科学研究的探索，无疑可以为我们提供非常有益的参考。
3. 2 基于panel data的固定效应模型
本文的研究范围为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因此是基于“省份-时间”的数据组合，建立固定效应影响的模型进行估计。30个省的资料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科学、技术与经济问题的全貌，然而不同省之间由于经济、科技实力又存在着区域差异，固定效应模型可以较好地反映这种差异。此模型与单独的截面数据模型或时间序列模型相比，不但可以描述某一时期样本数据的规律，还可以观察随着时间产生的变化，更好的捕捉科学和技术交互作用的影响。基于以上数据，我们用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模型(lsdv)建立了下面这个一般的线性panel data模型：
gdp[，it]=eα[，i]+β[，1]pp[，it]+β[，2]pt[，it]+μ[，it]
i=1，2…30，t=1，2…8
其中gdp[，it]，pp[，it]和pt[，it]是第i个省在1992-2002年间第t年的人均gdp，人均国际科技论文和人均国内授权专利观测值向量；μ[，it]是随机干扰项8×1向量；e是8×1单位向量，α[，i]是待估计参数，它反映了不同省份之间的个体影响。在应用eviews3.0软件的分析中，我们采用了white一致性标准差和协方差以减少由于截面数据造成的异方差影响，回归结果见表1。
表1 无交叉项的回归结果 自变量 因变量gdp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pp 0.016352 0.006262 2.611031 0.0095
pt 0.134681 0.019732 6.825603 0.0000
pp×pt fixed
effect(略)
r-squared 0.888487 mean 0.234298
adjusted dependent var
r-squared 0.871867 s. d. 0.164200
s. e. of dependent var
regression 0.058777 sum squared 0.718575
resid
f-statistic 1657.250 durbin- 1.642963
watson stat
prob 0.000000
(f-statistic)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调整后的r[2]等于0.8885，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dw值为1.6429，根据判定法残差序列基本不存在自相关，从整体上讲该模型的效果不错。
从回归结果来分析，科学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均会显著地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然而基础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存在很大的差异。人均科学论文每增加1个百分点，地区的人均gdp可上升0.016个百分点；人均拥有的授权专利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该地区的人均gdp可上升0.134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要远远大于基础科学研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分析原因，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技术引进和二次创新获得成功的，基础科学研究能力还很薄弱，由基础科学研究开始进行技术创新进而产业化的源头重大创新能力在大部分领域中还不具备。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虽然科学和技术是两个紧密联系的主体，但基础科学研究和产业技术能力二者是不同的主体完成的，基础科学研究水平到技术能力的建立不是自动发生的。国外的经验表明科学和技术水平相互促进和提高，科学和技术的良好互动可以进一步促进经济水平的提高；反之，很可能会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这种情况在科技实力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中较为常见。因此我们对模型进行了修正，考虑了科学和技术相互作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修正后的模型为：
gdp[，it]=eα[，i]+β[，1]pp[，it]+β[，2]pt[，it]+β[，3]pp[，it]×pt[，it]+μ[，it]
i=1，2…30 t=1，2…8
其中pp[，it]×pt[，it]反映了科学和技术的相互作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其他各项含义同模型1。回归结果见表2。 表2 有交叉项的回归结果 自变量 因变量gdp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pp 0.069491 0.011837 5.870763 0.0000
pt 0.135956 0.017232 7.889929 0.0000
pp×pt -0.012114 0.002327 -5.205433 0.0000
fixed effect
(略)
r-squared 0.912233 mean 0.234298
adjusted dependent var
r-squared 0.898665 s. d. 0.164200
s. e. of dependent var
regression 0.052270 sum squared 0.565559
resid
f-statistic 1075.756 durbin- 2.092203
watson stat
prob 0.000000
(f-statistic)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修正后的模型调整后的r[2]为0.8986，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优于模型1；dw值为2.0922，根据判定法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各方面来看，模型2都更好地反映了数据间的关系。
对比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在模型2中考虑了交叉项的影响之后，回归的结果和模型1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所增强，人均授权专利的系数从0.1347上升到0.1359，即人均拥有的授权专利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该地区的人均gdp可上升0.1359个百分点。人均科技论文的系数变化很大，从0.0164变为0.0695，新增交叉项的系数为-0.012，这说明在模型1中由于没有考虑科学和技术的相互作用影响，明显的低估了基础科学研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产生这个结果的原因是，在我国科学和技术的相互作用机制不够健全，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反而影响了经济水平的进步。
以上的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科学与技术的相互作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与经典的理论不符，与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亦不一致。造成这个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以高校和政府的研究机构为主体，财政拨款始终是基础科学研究资金的主要来源，科学资源分配制度也不尽完善，造成长期以来基础科学研究与产业技术发展脱节，与经济发展脱节。因此，基础科学研究的提高消耗了社会的科技资源，却没有对社会的经济发展产生相应的贡献。改进这一状况，从短期来讲就要促进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促进基础科学和产业技术的相互作用关系；从长期来看，则要继续推进科技管理体制的完善。
此外从实践上来看，我国企业的规模较小、技术水平较低，大多数企业是依靠引进-模仿的方式建立最初的技术能力。虽然经过了近年来的迅速发展，大多数企业仍不具备自主研究开发核心技术的能力；我国的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总体基础较弱，不可能采取一步到位的发展路子。我国近几年的成功实践也是由于成功地实现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引进——改进——创新”的二次创新过程，更注重硬件设备和生产线的引进，长期不能形成自主的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而只能完成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组装、制造等环节。中国的企业虽然已经进入产业链条，但是处于低附加值的环节。但是那些成功实现追赶和跨越的国家经验之一就是，他们更注重引进专利、技术许可证等软技术，较少引进生产线等硬件设施；注重引进国外处于研究开发阶段后期、尚未商业化的技术，这样能使他们快速形成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走上自主创新之路。在日益开放的国际环境下，我们有更多的途径和方式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科技成果。但是，仅仅依靠引进技术是无法满足我国自身发展对科技的需求的。实践一再证明，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技术创新能力是买不来的。中国科技进步必须牢牢建立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之上，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4 结论和建议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总体上来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科学、技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基础科学研究所起的作用。基础科学研究有待于和产业技术发展进而和经济发展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而技术进步需要和基础科学研究相结合，完成从二次创新到一次创新地转变，形成自主创新能力。具体分析30省市的数据可知多数省市的科学研究、技术能力以及经济发展还停留在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三者的和谐发展将有助于我国科学技术和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高。从理论分析的角度看，较为理想的情形是基础科学和技术进步紧密的结合起来，二者对经济发展起到直接的促进作用，同时二者的相互作用对经济发展也起到非常重要的正面影响。面对现状，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改变：
(1)在保证科技财政投入总量的基础上，建立合理的科技管理决策机制，完善科技资源分配制度，改革科技成果评价制度。我国科技管理体制改革进展较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科学技术的生产和转化有其自身的特点，科学技术的基础性和公益性决定了科学研究机构不能像企业那样成为自负盈亏的主体。因此探索构建适合我国的科技发展战略、政策及其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成为一个关系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
(2)加强产学研合作，建立以中介机构为纽带的科技服务体系，促进科学成果向产业技术的转化。探索基础科学研究成果向产业技术有效转化的模式和途径，在提高基础科学研究成果的使用效果的同时，帮助企业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逐步建立核心技术能力。在经济和科技较发达的省市，可以借鉴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的做法，建立非营利性的产业技术应用研究机构。充分发挥科研机构的骨干和引领作用，并以此建立开放性的平台来联系大学、企业和国外的先进科技成果，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和大学的基础和生力军作用。
基础科学研究范文第5篇
如今科技进步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从现在到2020年，我国处于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经验表明，处于这一时期的国家和地区可能出现两种发展前景，一种是重视引进、消化、吸收上积累自身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能力，最终实现自主技术创新，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进步，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如韩国、台湾；一种是满足于技术引进的短平快、拼资源、拼劳力和资本依赖，不重视技术能力的开发，导致经济徘徊不前，甚至社会动荡不安，如南美一些国家。在这样的环境下，通过实证的方法研究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具有一定的意义。
1 科技与经济发展
科学技术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作用可以追溯到李斯特[1] 的研究：“每个国家的现在是建立在以前的发现、发明的改进、完善和应用基础之上的，这些构成了现在社会人类可资利用的智力资产，而每个国家现在的生产率和它能够获得和使用的智力资产以及增加这些智力资产的能力密切相关”；“不存在与物理、机械、化学、数学、工业设计等科学无关的工业；在科学研究中也没有任何发现、发明和过程不会对工业和生产产生任何作用，因此在制造业发达的国家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般也很普及。”
纵观发达国家的发展轨迹，不难发现英国的崛起依靠的是纺织、炼铁、航运以及水力等工业部门生产技术的革命，美国的发展则是依靠石油、钢铁和电力等主导产业部门生产技术的进步，德国19世纪末化学工业部门的发展则是第一个以科学研究为基础实现追赶的工业部门[2]。narin等的研究表明，近年美国的公共科学研究和产业发展之间的联系不断增强，最近oecd的一份报告也指出“在知识社会中，产业发展和科技进步之间的关系在不断强化”[3]。
创新是连接科技与经济的重要因素，对于20世纪末的后来者来说，他们没有机会在新的产业中进行重大创新追赶甚至超越发达国家，而只能沿着发达国家的技术路径进行模仿和学习。dosi[4] 等通过对比研究韩国、台湾与巴西、墨西哥的追赶过程发现，60年代的韩国、台湾还落后于巴西和墨西哥，然而90年代他们成功的追上了发达国家，而后者却仍停留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列。rapini研究发现韩国和台湾的发展中存在以下明显的特征：科学产出和技术产出之间高度相关，其科学水平和技术能力是同步增强的；同时经济增长和科技产出之间也存在高度的相关性。他们并不是如逆向的线性模型（注：指一些学者推断发展中国家的科技与经济发展有别于发达国家“基础科学资源配置—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的模式，而是呈现“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基础科学发展”的逆线性模式。） 所说，等到经济发展了才去增加科技的投入，在他们追赶的最初阶段就已经非常重视科技资源的分配。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bell和pavitt[5] 的研究指出，考虑到技术创造和变革中的知识需求，现代社会生产能力和技术能力之间的差距无法自动逾越，因此单纯依靠外来的技术建立大规模的工厂并不能提高技术引进国的技术能力，积极的学习对于克服后发劣势非常重要，起步阶段模仿的作用非常大。cimoli和dosi[6] 指出，把技术引进和学习结合起来后，从模仿到创新只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模仿的效果和内在的技术能力有关，起步阶段和追赶过程中都需要一个较强的技术吸收能力。
2 基础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
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有技术而无科学，中国古代的发明大多为技术而非科学，真正的科学观念没有深入人心，而我们常说的科技一词很容易使人们忽视科学与技术的区别。严格来讲，科学和技术是两个不同的研究主体。按照国家创新系统的理论，一般来说大学和研究机构负责科学研究，而企业专注于技术开发。区分科学与技术对我们研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问题有很大帮助，因为在发达国家中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较好，在成为科学强国的同时也成为技术开发的强国和经济强国，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却不成立。由于起步阶段科学技术非常落后，急欲发展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对技术相当的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则更多的是和关系国家经济军事安全的学科联系在一起，对和产业技术开发密切相关的基础科学研究支持不足。
pavitt[7] 在研究“为何基础研究对于经济发展很重要”时指出，基础研究越来越重要不仅是因为它是技术进步的直接来源，而且它是对科技人员的一种很好的科学训练，可以提高其科研技能，同时科学成果也常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应用。rosenberg[8] 在讨论企业缘何从事基础研究时指出，基础研究是进入信息网络的“入场券”，正如cohen和levinthal[9] 讨论研发的两面性(创新和学习)时所说的这是一种开发吸收能力的有效方式。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发展的最初阶段科学研究的主要作用在于创新过程中的学习，随着一个国家的发展和进步，r&d过程中学习和创新的程度会有所变化。
除了增强技术吸收能力以外，科学研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还扮演了另外几个重要角色：
(1)科学研究相当于一个“探测仪”，的科学研究可以探测国外科学研究的进展以及可资利用的科技资源，可以检测到对本国经济发展可能有用的新技术。因此，即使在暂时无法介入的行业中保持一定科学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2)国家的科研能力的提高是产业发展的支持和保证，它为进入和发展关键产业提供必要的知识。perez和soete[10] 指出，公共的科学研究降低了新兴行业的进入门槛，是抓住机会窗口进行追赶的必要条件。(3)科学知识和增长之间还存在更加微妙和复杂的关系，如科学进展改善了国民的健康状况。(4)现在的技术创新主要产生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引进和模仿必须考虑技术在新的环境中(国家发展阶段、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人口结构等)的适应性而进行改进，在一个技术发展越来越依靠科学的时代，这个技术改进过程包含了更多的科学内涵。
对于科学和技术的关系，不同的学者得出不同的结论。rosenberg认为科学是外生的，技术领先于科学；klevorick等则指出，基础科学研究为产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技术机会”。因此，企业非常重视追踪大学和科学机构的研究进展。当然对于不同的工业部门来说，基础研究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性是不同的。事实上在知识经济社会中，技术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学的发展，技术范式的变革由科学推动的作用更加明显。而技术的发展对于促进科学研究的作用也日益显著。nelson和rosenberg认为科学和技术之间存在强烈的相互作用，科学研究既是技术发展的“先导”，同时又是技术发展的“追随者”。科学的技术化和技术的科学化发展趋势，使科学进步与技术进步互为前提，互相推动，促进了科学技术连续体的形成。
科学和技术的相互作用非常重要，但其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具有不同的特征。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停滞和低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是科学和技术之间不能协调发展。bernardes和albuquerque[11] 对120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经济水平越发达，科学向技术转化的转化效率越高。
3 实证研究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都表明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贡献显著，而众多国家的实践经验也很好的验证了这个结论。然而在我国到底科学技术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种促进作用的潜力还有多大，我们通过何种方式可以更大的挖掘这种潜力促进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是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从前人的理论研究可以看出，科学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促进作用又不是一种简单的确定性函数关系，而且我国人口众多，各地区发展水平差异很大。我们希望通过对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连续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隐含在数据背后的统计关系。
3. 1 数据收集和处理
我们选择了中国除香港、台湾、澳门、重庆(在所选时间段内，行政划分有所变动，造成各项数据统计口径的不一致，故没有入选)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1992-2002年间发表的人均国际科技论文数量(以后简称人均论文，用pp表示)、人均国内授权专利数量(以后简称人均专利，用pt表示)以及人均gdp(用gdp表示)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注：由于笔者数据搜集的条件所限，这里的数据为1992-1994，1997和1999，2000-2002三个时间段共8个年份的数据。数据来源为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国际科技论文(ei，sci，istp三大检索系统收录)用来衡量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科技论文是一个最为常用的表征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的指标，然而由于国内发表的科技论文水平和质量参差不齐，我们选择国外三大检索收录的科技论文数作为衡量指标，它代表了该地区高水平的科学产出，是众多衡量指标中较为满意的一个。某一地区的技术水平用人均专利产出来衡量，这也是衡量产业技术能力的一个最常用指标[12]。人均gdp则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最为方便的指标，考虑到通货膨胀和价格变动的影响，我们用工业品出厂指数(1985=100)对人均gdp数据进行了平减。当然，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这三个指标无法反映出三者关系的全貌，但作为科学研究的探索，无疑可以为我们提供非常有益的参考。
3. 2 基于panel data的固定效应模型
本文的研究范围为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因此是基于“省份-时间”的数据组合，建立固定效应影响的模型进行估计。30个省的资料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科学、技术与经济问题的全貌，然而不同省之间由于经济、科技实力又存在着区域差异，固定效应模型可以较好地反映这种差异。此模型与单独的截面数据模型或时间序列模型相比，不但可以描述某一时期样本数据的规律，还可以观察随着时间产生的变化，更好的捕捉科学和技术交互作用的影响。基于以上数据，我们用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模型(lsdv)建立了下面这个一般的线性panel data模型：
gdp[，it]=eα[，i]+β[，1]pp[，it]+β[，2]pt[，it]+μ[，it]
i=1，2…30，t=1，2…8
其中gdp[，it]，pp[，it]和pt[，it]是第i个省在1992-2002年间第t年的人均gdp，人均国际科技论文和人均国内授权专利观测值向量；μ[，it]是随机干扰项8×1向量；e是8×1单位向量，α[，i]是待估计参数，它反映了不同省份之间的个体影响。在应用eviews3.0软件的分析中，我们采用了white一致性标准差和协方差以减少由于截面数据造成的异方差影响，回归结果见表1。
表1 无交叉项的回归结果 自变量 因变量gdp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pp 0.016352 0.006262 2.611031 0.0095
pt 0.134681 0.019732 6.825603 0.0000
pp×pt fixed
effect(略)
r-squared 0.888487 mean 0.234298
adjusted dependent var
r-squared 0.871867 s. d. 0.164200
s. e. of dependent var
regression 0.058777 sum squared 0.718575
resid
f-statistic 1657.250 durbin- 1.642963
watson stat
prob 0.000000
(f-statistic)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调整后的r[2]等于0.8885，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dw值为1.6429，根据判定法残差序列基本不存在自相关，从整体上讲该模型的效果不错。
从回归结果来分析，科学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均会显著地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然而基础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存在很大的差异。人均科学论文每增加1个百分点，地区的人均gdp可上升0.016个百分点；人均拥有的授权专利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该地区的人均gdp可上升0.134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要远远大于基础科学研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分析原因，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技术引进和二次创新获得成功的，基础科学研究能力还很薄弱，由基础科学研究开始进行技术创新进而产业化的源头重大创新能力在大部分领域中还不具备。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虽然科学和技术是两个紧密联系的主体，但基础科学研究和产业技术能力二者是不同的主体完成的，基础科学研究水平到技术能力的建立不是自动发生的。国外的经验表明科学和技术水平相互促进和提高，科学和技术的良好互动可以进一步促进经济水平的提高；反之，很可能会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这种情况在科技实力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中较为常见。因此我们对模型进行了修正，考虑了科学和技术相互作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修正后的模型为：
gdp[，it]=eα[，i]+β[，1]pp[，it]+β[，2]pt[，it]+β[，3]pp[，it]×pt[，it]+μ[，it]
i=1，2…30 t=1，2…8
其中pp[，it]×pt[，it]反映了科学和技术的相互作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其他各项含义同模型1。回归结果见表2。 表2 有交叉项的回归结果 自变量 因变量gdp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pp 0.069491 0.011837 5.870763 0.0000
pt 0.135956 0.017232 7.889929 0.0000
pp×pt -0.012114 0.002327 -5.205433 0.0000
fixed effect
(略)
r-squared 0.912233 mean 0.234298
adjusted dependent var
r-squared 0.898665 s. d. 0.164200
s. e. of dependent var
regression 0.052270 sum squared 0.565559
resid
f-statistic 1075.756 durbin- 2.092203
watson stat
prob 0.000000
(f-statistic)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修正后的模型调整后的r[2]为0.8986，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优于模型1；dw值为2.0922，根据判定法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各方面来看，模型2都更好地反映了数据间的关系。
对比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在模型2中考虑了交叉项的影响之后，回归的结果和模型1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所增强，人均授权专利的系数从0.1347上升到0.1359，即人均拥有的授权专利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该地区的人均gdp可上升0.1359个百分点。人均科技论文的系数变化很大，从0.0164变为0.0695，新增交叉项的系数为-0.012，这说明在模型1中由于没有考虑科学和技术的相互作用影响，明显的低估了基础科学研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产生这个结果的原因是，在我国科学和技术的相互作用机制不够健全，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反而影响了经济水平的进步。
以上的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科学与技术的相互作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与经典的理论不符，与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亦不一致。造成这个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以高校和政府的研究机构为主体，财政拨款始终是基础科学研究资金的主要来源，科学资源分配制度也不尽完善，造成长期以来基础科学研究与产业技术发展脱节，与经济发展脱节。因此，基础科学研究的提高消耗了社会的科技资源，却没有对社会的经济发展产生相应的贡献。改进这一状况，从短期来讲就要促进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促进基础科学和产业技术的相互作用关系；从长期来看，则要继续推进科技管理体制的完善。
此外从实践上来看，我国企业的规模较小、技术水平较低，大多数企业是依靠引进-模仿的方式建立最初的技术能力。虽然经过了近年来的迅速发展，大多数企业仍不具备自主研究开发核心技术的能力；我国的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总体基础较弱，不可能采取一步到位的发展路子。我国近几年的成功实践也是由于成功地实现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引进——改进——创新”的二次创新过程，更注重硬件设备和生产线的引进，长期不能形成自主的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而只能完成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组装、制造等环节。中国的企业虽然已经进入产业链条，但是处于低附加值的环节。但是那些成功实现追赶和跨越的国家经验之一就是，他们更注重引进专利、技术许可证等软技术，较少引进生产线等硬件设施；注重引进国外处于研究开发阶段后期、尚未商业化的技术，这样能使他们快速形成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走上自主创新之路。在日益开放的国际环境下，我们有更多的途径和方式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科技成果。但是，仅仅依靠引进技术是无法满足我国自身发展对科技的需求的。实践一再证明，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技术创新能力是买不来的。中国科技进步必须牢牢建立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之上，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4 结论和建议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总体上来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科学、技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基础科学研究所起的作用。基础科学研究有待于和产业技术发展进而和经济发展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而技术进步需要和基础科学研究相结合，完成从二次创新到一次创新地转变，形成自主创新能力。具体分析30省市的数据可知多数省市的科学研究、技术能力以及经济发展还停留在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三者的和谐发展将有助于我国科学技术和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高。从理论分析的角度看，较为理想的情形是基础科学和技术进步紧密的结合起来，二者对经济发展起到直接的促进作用，同时二者的相互作用对经济发展也起到非常重要的正面影响。面对现状，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改变：
(1)在保证科技财政投入总量的基础上，建立合理的科技管理决策机制，完善科技资源分配制度，改革科技成果评价制度。我国科技管理体制改革进展较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科学技术的生产和转化有其自身的特点，科学技术的基础性和公益性决定了科学研究机构不能像企业那样成为自负盈亏的主体。因此探索构建适合我国的科技发展战略、政策及其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成为一个关系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
(2)加强产学研合作，建立以中介机构为纽带的科技服务体系，促进科学成果向产业技术的转化。探索基础科学研究成果向产业技术有效转化的模式和途径，在提高基础科学研究成果的使用效果的同时，帮助企业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逐步建立核心技术能力。在经济和科技较发达的省市，可以借鉴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的做法，建立非营利性的产业技术应用研究机构。充分发挥科研机构的骨干和引领作用，并以此建立开放性的平台来联系大学、企业和国外的先进科技成果，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和大学的基础和生力军作用。
(3)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实现二次创新向自主创新的转变，促进企业技术能力的提升。企业是创新链条上的关键一环，也是我们最为薄弱的环节，我国很多企业都以起步晚，资金、技术实力薄弱为由满足于不断引进国外技术。在很多制造业产业部门，尤其是传统产业部门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谁得到了最先进的设备，谁就可以获得低成本基础上的竞争优势。然而，我们赖以竞争的低成本优势正在被不断侵蚀，面对日益崛起的中国制造业，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条件也越来越苛刻。因此激活企业的创新机能，使之真正成为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强者，才能使我国从世界制造车间变为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世界制造中心。
众多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表明，科技进步对于经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处在经济发展关键时期的中国来说，必须持之不懈地进行科技投入，促进科技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要处理好科学、技术之间及其二者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不断增强科技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支撑能力，促进国家科技实力和经济水平的同步提高。
基础科学研究范文第6篇
楹我豢盼佬堑姆⑸洌引发了这么大关注？这要从其魔法般的特性说起。
大约一百多年前，我们生活在一个很“经典”的宇宙里，一切都合乎常情，没有什么奇怪表现。随后，量子理论出现了。
突然间，事物的表现不再总是合乎一个理性的人的料想了。在微观尺度上，一个粒子可以同时处于两个地方，甚至可以同时向两个不同的方向运动。而且粒子之间可以互相纠缠―通过某种方式即时地远程感知、影响对方。
起源于1900年的普朗克量子力学，描述了这些看似魔法的物理现象。这套理论不断获得实验支持，在一百多年里催生了许多重大发明――原子弹、激光、晶体管、核磁共振等，改变了世界面貌。
量子信息技术是量子力学的最新发展。其中，用这一技术有望打造“不可拦截”的密钥，让通信高度保密。而未来的量子计算机，可能会比传统计算机快亿万倍。这些特性看似魔法，未来却会成为寻常事。
中国此次发射量子卫星的主要任务是，执行星地高速量子密钥分发、广域量子通信网络、星地量子纠缠分发以及地星量子隐形传态等多项科学实验任务。这都是量子信息技术的最前沿研究，自然举世瞩目。
但是，要让看似魔法的效果真正实现，还需要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因为，搞基础科学研究，需要耐得住寂寞、甘坐冷板凳以及长期的积累。
量子、引力波等许多看似枯燥无味或高深难懂的基础研究，之所以吸引全球各主要国家持之以恒地研究投入，正在于它们都有着引发魔法般巨变的前景。量子力学已经引发了社会巨变。例如，电磁波的发现最终使人类有了无线电通信和手机，在狭义相对论中质能关系理论的指导下，科学家最终制造出了原子弹、氢弹和核反应堆，卫星定位等技术也借助了狭义相对论的知识。基础科学研究可以带给人类什么？它带给人类无穷的可能。前沿基础研究，探索的是“魔法”的奥秘，必将带来社会进步。
在今年引力波发现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拉斐尔・赖夫的公开信中的一段话发人深省：“基础科学研究往往是艰苦的、严谨且缓慢的，但不要忘记，它又是震撼性的、革命性的和具有催化作用的。如果没有基础科学，最好的设想就无法得到改进，‘创新’也只能是修修补补。只有基础科学进步，社会才能进步。”
中国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的成功发射，是探索“魔法”奥秘的重要一步。
基础科学研究范文第7篇
三年来，我国人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的工作已经获得了辉煌的成就，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忘我的劳动和兴奋的心情来迎接行将到来的国家建设的高潮。当我们面临国家建设高潮的时候，我们首先便感到现在我国科学技术干部，无论在质的方面和量的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国家建设的要求。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成为当前的急务之一。今年暑假后，又将有几万毕业于中学的青年们走进高等学校学习科学技术，这将为我国将来的建设工作增加一支生力军。
有些青年，对于学习专门技术很重视，但对于进理学院，学习研究基础科学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因而兴趣就比较淡薄。有的甚而觉得这可能用处不大，出路不广。这个问题是涉及到对国家建设，对科学的认识的，我们现在就对这个问题作些解释。
我们国家的建设工作，包括经济建设，也包括文化建设。我们不能想像一个国家的人民只有丰裕的经济生活而可以不要健康充实的文化生活内的。在文化建设中，科学研究工作，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由于有了科学的研究，使我们能够发见、掌握了自然规律，从而能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发展国家的生产力，推动了经济建设的进行。同时，由于科学的发达，我们加深了对自然界的认识，增进了控制自然界的知识，也就是提高了人民的文化水平，我们就不再是自然的愚味的奴隶而是自然的主人了。所以说“科学，按其本质来说，是精神文化的最重要的成分，它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服务。”（加马利、康士坦丁诺夫：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见学习译丛一九五二年第三号第五十四页）。我们如果把国家建设工作短视为只限于生产的改进与发展，而不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那是不全面不正确的。
再进一步看看，任何近代大规模的生产技术要是没有科学的研究与发明来作基础，那也是不能想像的。所以说“近代大生产是以自觉运用自然科学的成果为基础的，它要求人们研究物的机械、物理、化学等特性，科学地分析和综合工农业的一切生产实践。”（见前书第四十九页）。难道我们可以想像没有马克司威尔的电波学说便可以有近代的无线电的出现。没有门德列也夫的元素周期律和原子分子的学说而可以有近代高度发展的化学工业，没有居里夫人关于放射元素的研究，也可以有近代原子能工业吗？再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在苏联，因为有了巴甫洛夫在生理学上的成就——高级神经活动学说，于是在医学技术上，今天就有了基本的革新，甚至教育学和畜牧医学在应用上也都因为它的影响而有了新的进展。可见任何一种应用技术的革新没有不是由于科学研究上的发明发现而引起的。理学院中关于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基础科学的学习与研究，对于国家生产技术的发展与提高来说，对于国家全面建设来说，不仅是需要的并且是很为重要的。
那么为什么还有一些青年对于投考理学院有顾虑，怕学了没有“用”，没有“出路”呢？那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过去由于长期帝国主义的压迫，反动阶级的统治，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的。科学工作要是没有社会生产上的需要是不可能发展的。于是从外国移殖过来的一点一滴的科学工作，也由于得不着滋养而日渐成为脱离实践、日渐萎缩的东西了。毕业于理学院的学生和从事于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者们除了教教书外，就根本没有充分的条件，去很好地进行研究，以使自己对于国家、对于人民作出很多贡献；甚至有的由于“用非所学”“用非所长”，就不得不半路改行了。这样就自然造成所谓理学院没有出路的现象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今天我们祖国大地的一切是完全改观了。基础科学研究工作没有出路的那种不合理的现象是随着反动统治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在经济建设工作中，要改进发展生产技术，立刻就需要基础科学研究工作来指引、推进。而在文化建设工作中也更需要我们有更丰富更正确的控制自然的智识来提高我们的文化水平。特别是在的号召下，我国科学工作者们正在进行思想改造，克服了过去脱离实践的学院式工作作风，使科学工作更能指导工农业生产的实践，这就为我们学习基础科学的青年们准备了又一个更好的条件。
基础科学研究范文第8篇
当下，人们对于经济危机的探讨已经延伸到美国的商业模式。 “创新美国”这个词过去一直被美国人骄傲地使用着，用以宣扬创新是其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的重要引擎。然而，种种迹象表明，创新的源头――基础科学研究――正在干涸，若不扭转贝尔实验室等一大批研究机构走向衰落的趋势，10午后美国经济将遭受比现在更为惨痛的打击。
不仅如此，美国商业模式的另外一大组成部分一商学院，也正面临金融危机和亚洲商学院的冲击，它们能否继续充当“创新美国”的知识和人才“发动机”的作用，尚不得知。
同时，美国另外一个热议的话题与驴象之争有关。和共和党目前的共识，是使用“自由”和“保守”的标签来简单划分政治上的左派与。其实，他们各自所坚持的经济政策恰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相反，对这些标签达成共识本身就带有讽刺意味。
你能否很快地指出一个能够在未来三年时间内新增一百万个高薪职位的产业?估计你很难做到，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产业。这正是美国现在的问题所在。
美国需要好的就业岗位。我们需要670万个就业机会，以弥补由于当前经济衰退造成的工作机会损失，还需要1000万个岗位来刺激未来十年的消费需求。这样算下来，美国总共需要1500万到1700万份新工作。
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曾经创造了2200万个就业岗位的净增长(平均每年增长220万)，但是这段奇迹已经终结。从2000年到2007年(当前经济衰退开始的年份)，经济增长每年仅仅可以产生90万个新增就业机会。这段时期，美国经济在日益庞大的就业需求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增加就业的输水管道正在干涸，究其原因，是因为原有的商业模式遭到了破坏，美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已经失去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燃料来源――大量的、至关重要的基础科学研究。
基础科学研究干涸
历史上，美国科技创新的基础架构基本是政府和私人之间的松散合作，那些基础研究的机构包括传奇性的贝尔实验室、RCA实验室、施乐公司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IBM的研究部门、DARPA、美国宇航局以及其他一些机构。
在这些研究机构中，具有清晰的潜在商业价值的项目和一些纯粹的研究性质的项目均得到支持，共同开展，而且这两类项目还可以相互补充为对方服务。
受最终商业化的诱惑，这些研究机构得到了企业投资以及风险投资的大力支持，研发经费非常充足，已经为科学、技术以及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创造了上百万个高薪职位。在这里仅仅摘选了几个贝尔实验室的成果：
首次公开展示传真技术(1925年)
首次实现远程电视信号传输(1927年)
发明晶体管(1947年)
发明光伏电池(1954年)
发明UNIX操作系统(1969年)
发明蜂窝电话技术(1978年)
在这些基础发明出现之后的几十年里，一大批充满活力的行业和公司如雨后春笋般诞生了。仅仅晶体管这一项发明就奠定了现代计算机产业和消费类电子产业的坚定基础。同样，DARPAl969年发明的因特网以及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开发的以太网和图形用户界面，创造出了变革性的计算机和网络产业。
换句话说，基础科学研究的突破引发了随后的应用创新循环，这股叠加的浪潮不断推动美国经济中新产业的出现。
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献身于纯粹研究即追求科学发现的研究实验室发现，他们能够得到的研发资助正在缓慢下降，他们的研究使命正在从解决开放的问题转向为短期的商业目标服务，从单纯的科学发现转向了应用研究。
贝尔实验室在2001年有30000名员工，而到了今天，该实验室已经为阿尔卡特一朗讯所有，员工数量只剩下1000人。这个简单的数字对比表明，美国商业模式已经出现链条断裂的症状。上游基础科学研究的创新和发现的大河日益干枯，结果，以基础科学研究为依托的下游产业能够提供的创新自然而然也变成涓涓细流，甚至正在减少为零。
人们很容易将当前发生在美国的工作机会流失归咎于经济深度衰退，或者外包。虽然这两种因素确实难辞其咎，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工作的流失，但是它们均不是根本原因。
问题的根源是，美国缺乏新的高质量的工作机会。我们正处在1981年以来第四次经济衰退的阵痛中。工作外包已经持续了多年，但是美国总能依靠新兴产业，通常是一鸣惊人的产业，获得出人意料的经济反弹和回升。
科学发现推动创新，创新驱动生产力，生产力驱动经济增长。换句简单的话说，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转，这是美国一贯的经济增长模式。不过这次情况与之前大不相同，不管这次经济衰退在何时结束，美国经济都不会像我们期待中那样创造出跟以前一样多的工作机会，它已经失去了创造的活力。
创造就业成空谈
过去，当美国将数百万高薪职位输出到低工资的国家时，如此大的就业空缺很快就被填补上，因为我们能够在新兴产业的凭依下创造出更多的优质高薪职位，而这些新兴产业崛起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的科学研究。
随着美国经济从制造业驱动转变为创新性驱动，个人电脑、因特网以及无线通讯产业，这些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诞生的新兴产业，不仅抵消了消费类电子、钢铁等传统制造业高工资职位流失的损失，还创造出了比之前多得多的高质量的就业机会。
但是最近几年，软件和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减少后，就业岗位却主要被上百万低工资的快餐和零售这些服务性行业取代。金融业一直被认为是推动就业市场不断扩大的重要引擎，但是金融风暴以来的事件实际上已经表明，金融业的增长是不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创造高薪职位的历史已经终结。
美国决不能低估创造就业机会的挑战有多么艰巨。外包和经济过度萧条不是经济体系中减少工作机会的唯一破坏者，价值转移(从旧商业模式到新商业模式的转移)带来的持续不断的压力也是重要原因。这种压力将继续发挥重塑美国经济的作用，并将在下一个十年里继续减少大量的工作机会。
由于没有为因出口而流失的工作机会提供可替代的职位，美国的需求引擎遭到破坏。现在美国总共大概有1.3亿个工作职位，其中只有20％(2600万个)的薪水高于一年6万美元。其他80％职位的薪水一年平均为3.3万美元。20:80这个比例无法构成强大的中产阶层和繁荣社会的良好根基，也无法成为催生更多消费需求的引擎，相反它正在经历一条衰退的曲线。
全国范围内，收入降低直接导致很多家庭不得不接受了夫妻双方都需要工作的状况，而且每家都过度借款、负债严重，以应对金融泡沫导致的货币通货膨胀(主要是网络和房地产)。
最近几年，个人贷款的增速大大超过收入的增速。1985年，美国家庭贷款额大
概占家庭收入的70％。到2000年，这个比例是100％，而到了2008年，这个数字竟然高达170％。我们赚得少了，但是我们借得更多。2007年，我们终于到达了顶峰。
重建研究型实验室
这个恶性循环看起来有愈演愈烈之势。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美国科学和工程研究规模的缩水或许只是个开始。除非这个趋势得到扭转，否则其最坏的影响很有可能将在10年后出现。果真到那一天，由于失去了前期基础研究和科学发现的支撑，商业将遭受惨痛打击。现在就应该行动起来，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源，就是重新建立研究型实验室。
好消息是，重新启动创新引擎是可行的，而且与其他支出相比，这并不需要巨大的投资。投资的回报率非常高，研究成果将成为很多公司甚至整个产业的基础。风险投资和商业模式中的初期公开招股部分仍然存在，我们只需要重建上游重视基础科学研究的实验室，为整个创新系统提供源泉。
科学有意义，有趣，同时也有相当大的风险。科学研究需要上百个具有高智商的博士一起努力，并且需要这些人才具备难以置信的好奇心，以及良好职业道德和忍耐力。同时科学研究还需要实验室的支持，合适的设备和仪器。除此之外，科学研究还需要同事之间公开的沟通，以及其他微妙但重要的文化因素。科学研究需要有包容力，能够允许风险和失败，需要有横向的思考能力并运用创新思维，很多重大的突破都是源于其他的科学研究课题。
大部分传统的科学研究实验室，例如贝尔实验室和RCA实验室，基本上都是创建于那些近乎垄断而且可以预期有非常强劲的现金流的公司。他们能够在其业务范围内接受单纯研究的不确定性和意外发现。
但问题是这种类型的公司现在已经不存在了。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竞争的日益升温，人们将目光越来越多地集中在股东价值上。由于开放式的基础研究无法直接影响到公司的业绩和财报，财富500强企业很难向股东证明继续投资支持这种研究的合理性。
现今，企业的研发无一例外都是由工程研发中心完成的，研发项目基本上为3-5年期(甚至更短)的应用型研究。举例来说，IBM、微软以及惠普每年的研发经费大概是170亿美元，但是其中只有3％到5％投向了基础科学研究。
基础科学研究范文第9篇
一年一度的各项诺贝尔奖逐一评出，又让中国人失望了一回，也让中国的时评家们又有机会高谈阔论，反思一下为何中国本土出不了得诺贝尔奖的人才。“诺贝尔奖与中国”，对于现时我国民众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但是对于我国科研领域来说，这又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令人深思的问题。如果不算文学奖、和平奖，那么其他的诺贝尔奖包括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经济学奖等似可以统称为“诺贝尔科学奖”。
一、基础科学研究不足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中国目前是相对落后的。著名数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院士特别强调基础科学的重要性。他指出：“基础科学是所有工程科学最主要的基础，无论欧美，在开展太空研究或者是尖端工程研究的同时，一定花很多功夫培养基础科学。”他还说：“整个国家的投资，既要照顾到工程需要，也要投入足够的资助在基础科学上，有了平衡发展，我们成为第一流的国家是毫无问题的。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在物理、化学、生理与医学、经济学等基础研究上，与国际先进水平有相当大的距离，即使“神六”的辉煌也掩盖不了我国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的滞后。据说，20__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大卫%26#8226;格罗斯教授曾表示：20年内，中国也许就能获得诺贝尔奖。可是接着他又浇了一盆凉水：中国之所以迟迟不能问鼎诺贝尔奖的最主要原因，是“目前中国只注重对科学技术方面的投资，而忽略了对基础科学的研究。”
二、制度不健全科学的生命就在于不同观点的公开争论，在科学界搞一言堂，实质是抹杀了科学的创新性。受长期封建统治的影响，中国科学界的开放程度不高，评聘制度不完善，竞争机制不健全，致使创新精神得不到支持。即使是得到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也无人过问，令其自生自灭。理论权威有权力，没责任，不能对当前其专业学科的发展给与定期评述，仅仅靠单方向的文章评审和项目评审控制学术发展，缺乏公平的竞争性。事实上，无论是学术权威，还是初出茅庐的学子，都具有平等学术争论的权力，以理服人，而不是以权压人，这是科学能不断发展的根本原因。证明一种观点要有理有据，反对一种观点也要有理有据。“我不相信，你就通不过”，是地地道道的学阀学霸作风，对于不同的学术观点采取打击报复，压制封锁，在学术界也是司空见惯。内耗扼杀了中国学术界的创新精神，也是大型科学研究团队无法形成的原因。比如在现行教育体制下，衡量学校办学水平高低的唯一指标就是升学率（中小学）或就业率（大学）。前不久，教育部下文规定“就业不好的专业要减招或者停招”，就是教育决策错误的明证。显然，就业不好的专业，首当其冲就是不能立竿见影出效益的基础理论、基础研究专业，如数理化等。
三、传统文化中一些因素倡导中庸之道的中国文化传统，也不利于培养标新立异的科技人才。古代中国和古希腊自然哲学思想理论比较接近。中国古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结为阴阳、八卦及金、木、水、火、土“五行”，古希腊人则认为是干、湿、冷、热和水、火、土、气“四因”，实质上都是认为世界是由某种实物演变发展而来的。但发展结果是：西方逐步形成了严密的逻辑系统，并通过严格的科学实验，形成了自然科学理论；而我国则形成远离自然科学的社会政治伦理观念系统，终究未形成以有控制的科学实验和严格的数学推理为基础的现代科学技术。从中西方文化传统比较看。西方文化倾向于具体、精确，表现为严密的逻辑思维，有良好的求异、求新传统。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更多地表现为直观的、类比的形象思维方式，思维缺乏逻辑和数学的传统，模糊而不求精确，而且功利主义比较严重，不够注重基础研究。中国古代科技没有形成实验科学传统和完整的科学体系，导致了科技缺少应有的地位，并且缺乏通过科技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机制。中庸之道是处世之道，为官之道。孔子云：“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中庸之道讲的是趋同性：即布木布泰所说的我国传统文化的“守一”和“齐一”这种大一统的思想价值观：厚古薄今、顺天承命、安于现状、跟随大流等意识。科学之道与其相反，讲的是立异性。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总是不完整的，认识真理的过程永远不会完结。没有新理论、新假说、新发明、新技术，人类就不能发展，社会就不能进步。但是，错误的认识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新思想新观念的确立，需要与旧思想旧观念作长期的比较鉴别，才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标新立异，开拓创新，力排众议，舌战群儒，逆潮流而拥护真理，其生存和成功的艰难可想而知。如果没有社会的宽容，政治的平等，法律的公平，争论的公开，评判的公正，新的科学观点是无法生存和发展的，甚至无立足之地。长期垄断中国科学界的“官本位”就是将科学的立异性演变为趋同性，只有传播科学的功能，失去了再生科学的本能。科学的本质是求“真”，“官本位”的本质是求“利”。道不同难以相谋，有谁会为真理丢官丢利呢？我们离诺贝尔科学奖还有多远？这个距离不是简单几句话就可概括的。也许在当前教育、科技等的决策或体制下，若干年以后，我国也有可能获得某个“诺贝尔科学奖”。但这“偶然”得到的诺贝尔奖，对于我国教育、科技等的整体发展并没有什么好处或促进意义，可能反而不利，因为它会在举国欢呼的同时，掩盖了我国教育、科技等领域存在的深层次的矛盾。而探求我国目前“诺贝尔科学奖”阙如的原因，则可获得对教育、科研等体制改革的启发，这样对我国教育、相关科学等领域的可持续发展，也许更有长期的现实意义。诺贝尔科学奖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提供了对我国教育和科学现状的反思，提供了我国教育、相关科学等发展的思维、行动和前瞻性决策的启示。这一反思和启示的本身，就体现了“诺贝尔科学奖”的当前价值和它的潜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