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转正总结范文

编辑转正总结篇1

作为一个新来的员工，对这里的人，这里的环境，这里的工作，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也许是一直以来都做并挚爱着语文编辑这份工作的缘故，所以来这里工作虽然只有一月有余，却感觉我从来都是在这里的。现将这段时间的一些工作体会总结一下，请领导审阅，以求进步。

在a老师与b老师的直接领导与指导下，我顺利地完成了新疆《三维作业》的组稿及相关工作。在此工作中，我不断适应，并磨合着，逐渐了解并熟悉了公司的主要产品及相关项目。我向同事学习，借鉴他们好的工作经验（比如对每套书印张的控制），并始终相信团队的力量。“众人拾柴火焰高”，我希望这火越烧越高，照亮的不光是大家、公司，不有自己！

做了这么多年的语文编辑工作，总觉得我每天都生活在一群孩子中间，他们渴求知识、真理的目光，总也挥之不去。于是，良心、责任又促使我一定要努力，再努力。我们工作不仅仅是为了钱，当然谁都愿意多挣钱，只是做我们这一行，“责任”二字尤为重要。所以我一贯的宗旨就是：诚心待人，用心做事。不管在哪里，做什么，我都是这样要求，并力求这样做的。

下学期的工作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相信在各位领导的英明指导下，在欢乐和谐的大家庭氛围中我会出色地完成任务，并协助各位同事做好相关工作。

总之我觉得这里的工作环境是比较令我满意的。首先是领导的关爱与人性化，其次是同事间的友谊。得到这么多，已使我感到了工作的快乐和踏实。

编辑转正总结篇2

非常感谢集团党委给我参加这次竞职演说的机会。当前，我们集团的改革与发展进入到了一个关键性的阶段，需要每位员工统一意志，加强团结，坚定信心，奋力进取。今天我来到这里，一方面是向集团汇报我的工作情况和工作认识，同时也是希望能有机会为集团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竞聘的职位是xx书社副总编辑。首先请允许我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我于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年*月至*年*月在省古籍办工作，*年*月进xx书社，先后担任图书编辑、编辑室副主任、总编办副主任、总编办主任兼办公室主任。中共党员，编审职称。

下面我就结合对所竞聘职位的认识，谈谈我本人的任职目标、工作思路以及自身优势。

第一，深刻体认岗位的职责，坚持做到“三个提升”

副总编辑是社长、总编的助手，承担着许多具体的事务性工作，需要有很强的执行能力；同时作为社委会成员，参与全社重要事务的管理和决策，需要有宽广的视野和丰富的工作经验。因此，如果我成为一名副总编辑，首先就是要端正态度，以新兵的姿态，从三个方面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能力：

一是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走上副总编辑工作岗位之后，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加强学习，以更加宽广的胸怀学理论、学政策、学知识、学技能，从中汲取成长的丰富营养。

二是提升自己的编辑策划能力我从事编辑工作已有20个年头，策划和编辑了一批有文化价值，有市场亮点的图书，在实际工作中锻炼了自己的编辑策划能力。副总编辑岗位对选题策划与组织落实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岗位就是责任，信任就是力量。走上新的业务岗位之后，我要更加勤奋地工作，努力提升自己的策划、组织能力，以实际业绩回报领导和同志们的信任与厚爱。

三是提升自己的执行能力

一是贯彻落实集团和社里的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能力；

二是做好分管工作的管理能力；

三是把握大局的综合协调能力。

应该说，这是一位副总编辑必须具备的三种基本能力。走上副总编辑岗位之后，我将从提高自己的执行能力和动手能力入手，带头转变观念，扎实推进工作，努力将集团的发展意志转化为全体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创造能力。

第二，把选题开发作为工作的着力点，大力推进增长方式的转变

“十五”期间，xx书社经历了一个相对高速的发展时期。但是xx书社经济效益的增长主要来自于有限的几个定向发行的教育类图书品种的开发，而不是经营管理能力的全面提升，因此基础并不坚实，存在着后劲不足的问题。

根据集团制定的发展目标，xx书社正在以年均20%以上的增长速度向前“强行军”。依靠有限几个品种的“单打独斗”来支撑这样持续高速发展，就好比挑着一副沉重的担子过一座独木桥，每走一步都会令人感到心里发慌。我认为，如果xx书社不能在今后几年内，在增长方式上实现由“单兵突进”型向“方阵推进”型的转变，要完成集团下达的跨越式发展目标，是十分困难的。

选题开发是图书出版的核心工作，也是副总编辑的工作重心，要实现xx书社增长方式的转变，做好选题开发工作尤为重要。我的工作思路是：

一，从制定选题规划入手，优化选题结构

优化选题结构是选题开发的战略目标，而做好选题规划工作则是优化选题结构的前提。要认真总结制定“*”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的成功经验，制定好“*”选题规划；要下大力气解决图书选题规划中存在着的散、短、软的现象（策划力量散，规划周期短，论证把关软），把打造拳头产品和开发系列产品结合起来，花三年左右的时间形成八到十个特色鲜明、市场冲击力强的产品集群，达到优化选题结构，提高综合竞争力的目标。

二、从提高单品种效益入手，推进图书品牌建设

随着图书市场发育的不断成熟，品牌竞争时代已经扑面而来。目前最为紧迫的是切实转变经营理念，真正把品牌作为出版社的生命线来抓，从单品种做起，扎扎实实地推进品牌建设。

首先是优化组合已有品牌。xx书社有不少图书具有比较好的品牌素质。如《中华传统文化启蒙读本》1套4种，总销量已达到十几万册，正在申报省编地方通用教材。要全力以赴地培育好这个品牌，使之成为我社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是策划开发新的品牌。既要有效地开发好现有资源，更要积极地策划新的优质品种。内炼品质，外抓机遇，找准目标，精心培养。

三是要研究品牌运作规律。要下功夫钻研品牌运作的规律和手段，大胆尝试，争取在“*”期间推出市场品质好、社会效益好、品牌形象好的图书产品，把xx书社的图书品牌建设推向新的阶段。

三，从提高选题策划能力入手，推进编辑人才队伍建设

选题开发，策划先行，策划工作既是编辑的首要工作，也是编辑劳动中最具创意、最有价值的部分。副总编辑的重要职责就是协助社长和总编辑抓出版社的选题规划，抓编辑选题策划能力的培养，建设一支业务能力强、思维活跃、富有团队精神、懂经营、善策划的优秀编辑人才队伍。

如果给我机会，我将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做：

一是完善选题策划论证制度，把选题策划真正当作编辑工作的灵魂来抓；

二是加强业务培训，采用业务培训、业务研讨、传帮带等方法，提高编辑队伍的整体策划水平；

三是建立策划激励机制，设立专项奖励，每年开展一至两次的策划比武，通过评选当年度最具创意的策划项目、最有价值的策划成果、最富魅力的策划之星等活动，激励编辑人员学策划、做策划、比策划。

四是提倡联合策划、纵深策划，鼓励编辑延长策划的深度，丰富策划的内涵，加强策划后的跟进评估。要逐步整合策划力量，提高选题策划的综合实力。

五是要着手建立选题策划库，丰富选题储备。

第三，做好职责范围内的其他工作

副总编辑的工作是综合性的，目前我能意识到的经常性工作，除了上面提到的之外，主要还有六个方面：

1、编务管理；

2、选题计划的组织落实；

3、版权管理；

4、图书宣传；

5、开展对外业务交流；

6、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7、社委会委派的各项工作。

我长期做图书编辑，能够体悟编辑工作的内涵；多年担任总编办主任，配合社长、总编辑工作，对副总编辑的岗位职责和管理工作能够体认；如果给我机会，我自信能很快适应工作。

第四，参加竞聘的自身优势

对于我竞聘副总编辑的优势，前面也已讲到一些，这里归结起来，大致有六个方面：

1、品德端正，大局意识强，能忍辱负重，始终把集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2、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能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从事的每项工作，从工作的成功中享受人生的快乐。

3、具有较为扎实的文字功底和知识储备，专业对口，业务熟练，编辑策划经验丰富。

4、担任总编办和办公室主任，具备业务管理和综合协调能力，有较强的执行能力。

5、了解社情，善于团结合作，乐于为群众服务，能得到领导和群众的信任与支持。

6、热爱学习，乐于接受新知识、新事物，有创新的激情和一定的创新能力。

最后再一次感谢集团党委给我这次汇报和学习的机会，因为是竞聘演讲，我没有讲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请大家理解。我也借此机会向各位领导、各位同仁请教，希望你们能随时指出我的不足，帮助我不断进步，给我更多的支持和鼓励。

编辑转正总结篇3

大家好！

非常感谢集团党委给我参加这次竞职演说的机会。当前，我们集团的改革与发展进入到了一个关键性的阶段，需要每位员工统一意志，加强团结，坚定信心，奋力进取。今天我来到这里，一方面是向集团汇报我的工作情况和工作认识，同时也是希望能有机会为集团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竞聘的职位是___书社副总编辑。首先请允许我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我于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87年7月至88年9月在省古籍办工作，88年10月进___书社，先后担任图书编辑、编辑室副主任、总编办副主任、总编办主任兼办公室主任。中国共产党党员，编审职称。

下面我就结合对所竞聘职位的认识，谈谈我本人的任职目标、工作思路以及自身优势。

第一，深刻体认岗位的职责，坚持做到“三个提升”

副总编辑是社长、总编的助手，承担着许多具体的事务性工作，需要有很强的执行能力；同时作为社委会成员，参与全社重要事务的管理和决策，需要有宽广的视野和丰富的工作经验。因此，如果我成为一名副总编辑，首先就是要端正态度，以新兵的姿态，从三个方面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能力：

一是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走上副总编辑工作岗位之后，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加强学习，以更加宽广的胸怀学理论、学政策、学知识、学技能，从中汲取成长的丰富营养。

二是提升自己的编辑策划能力我从事编辑工作已有20个年头，策划和编辑了一批有文化价值，有市场亮点的图书，在实际工作中锻炼了自己的编辑策划能力。副总编辑岗位对选题策划与组织落实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岗位就是责任，信任就是力量。走上新的业务岗位之后，我要更加勤奋地工作，努力提升自己的策划、组织能力，以实际业绩回报领导和同志们的信任与厚爱。

三是提升自己的执行能力

一是贯彻落实集团和社里的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能力；

二是做好分管工作的管理能力；

三是把握大局的综合协调能力。

应该说，这是一位副总编辑必须具备的三种基本能力。走上副总编辑岗位之后，我将从提高自己的执行能力和动手能力入手，带头转变观念，扎实推进工作，努力将集团的发展意志转化为全体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创造能力。

第二，把选题开发作为工作的着力点，大力推进增长方式的转变

“十五”期间，___书社经历了一个相对高速的发展时期。但是___书社经济效益的增长主要来自于有限的几个定向发行的教育类图书品种的开发，而不是经营管理能力的全面提升，因此基础并不坚实，存在着后劲不足的问题。

根据集团制定的发展目标，___书社正在以年均20以上的增长速度向前“强行军”。依靠有限几个品种的“单打独斗”来支撑这样持续高速发展，就好比挑着一副沉重的担子过一座独木桥，每走一步都会令人感到心里发慌。我认为，如果___书社不能在今后几年内，在增长方式上实现由“单兵突进”型向“方阵推进”型的转变，要完成集团下达的跨越式发展目标，是十分困难的。

选题开发是图书出版的核心工作，也是副总编辑的工作重心，要实现___书社增长方式的转变，做好选题开发工作尤为重要。我的工作思路是：

一，从制定选题规划入手，优化选题结构

优化选题结构是选题开发的战略目标，而做好选题规划工作则是优化选题结构的前提。要认真总结制定“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的成功经验，制定好“十一五”选题规划；要下大力气解决图书选题规划中存在着的散、短、软的现象（策划力量散，规划周期短，论证把关软），把打造拳头产品和开发系列产品结合起来，花三年左右的时间形成八到十个特色鲜明、市场冲击力强的产品集群，达到优化选题结构，提高综合竞争力的目标。

二、从提高单品种效益入手，推进图书品牌建设

随着图书市场发育的不断成熟，品牌竞争时代已经扑面而来。目前最为紧迫的是切实转变经营理念，真正把品牌作为出版社的生命线来抓，从单品种做起，扎扎实实地推进品牌建设。

首先是优化组合已有品牌。___书社有不少图书具有比较好的品牌素质。如《中华传统文化启蒙读本》1套4种，总销量已达到十几万册，正在申报省编地方通用教材。要全力以赴地培育好这个品牌，使之成为我社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是策划开发新的品牌。既要有效地开发好现有资源，更要积极地策划新的优质品种。内炼品质，外抓机遇，找准目标，精心培养。

三是要研究品牌运作规律。要下功夫钻研品牌运作的规律和手段，大胆尝试，争取在“十一五”期间推出市场品质好、社会效益好、品牌形象好的图书产品，把___书社的图书品牌建设推向新的阶段。

编辑转正总结篇4

[关键词]刘杲　编辑思想　编辑学　基础理论　编辑活动新特点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刘杲先生长期从事出版管理与领导工作，一直致力于编辑理论研究与编辑学学科建设，作为中国，编辑学会的创始人，实为中国编辑学的拓荒者和引路人；已出版的《刘果出版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刘杲出版论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和《出版笔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以及与宋木文先生共同主编的《中国图书大辞典》(湖北出版社，1997年)、与石峰先生共同主编的《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新华出版社，1999年)，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从刘杲先生对编辑学、出版学理论的不懈构建可以见出一个基本路径与明显特点，那就是始终强调、坚持和夯实编辑学基础理论，认为编辑学、出版学研究中“理论问题是根本问题”，“需要构筑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概括相应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同时对新事物敏感热情，张开双臂拥抱，密切关注社会变化的新形势对编辑出版活动的影响，认为“编辑学、出版学是应用科学，应当紧密联系实际，关注实际的变化和操作的需求，与时俱进。”并不断跟踪学科前沿问题，让生生不息、丰富多样的编辑实践活动为编辑学注入动力和活力，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进行有力构建，形成编辑学的基本理论形态。这是刘杲先生编辑思想的一条主线。基于此，笔者细读文本，从文本出发，考察刘杲先生在不同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话语及其意义，顺乎其逻辑思路，对其编辑思想作一简要论析。

一、强调基础理论研究，形成了对编辑学的系统认识

1　关于作为编辑活动产品的出版物的特质

笔者以为，刘杲先生对编辑学理论构建的逻辑起点在其对出版物双重属性的论述，即从编辑出版活动的产品特质出发展开立论，形成不断跨越的思维路径与辐射状的开放体系。早在1984年，刘杲先生就指出：“图书出版不仅包括精神生产，而且包括物质生产”，以后他对图书及其生产的双重属性的认识逐步细化和深化。他在1992年说：“出版物有两重性：就其内容而言，它是精神产品；就其载体而言，它是物质产品。作为精神产品，要求实现影响精神世界和指导实践活动的社会效益。作为物质产品，具有商品属性，要求进入流通领域，实现商品交换，取得经济效益。出版物的两重性互相依存，而又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情况……在出版工作中常常表现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矛盾。”在1993年说：“图书是商品，要按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出版社要注意改善经营管理”，但“不能搞精神产品商品化”。到1997年则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图书是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结合。图书是商品，又不同于一般商品。图书出版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又要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和出版规律的要求。图书出版，无论是其中的精神生产还是物质生产，都要坚持发展生产力的原则和提高质量效益的原则。”刘杲先生关于出版物及其生产基本特征的论述，在其理论系统中具有基点性意义，由此引申出作为编辑产品的出版物的精神产品性质及其功能、物质产品性质及其与其他商品的区别、物质产品性质与精神产品性质的结合度等问题，编辑活动的文化价值取向与商业取向、精神文化属性与产业属性、文化传播积累的规律与市场运作特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等问题，出版单位的科学规划与可持续发展、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出版市场的培育与规范等问题，都涉及编辑出版活动中的一些核心范畴与根本原理。刘杲先生2009年在谈到改革开放30年来出版业观念的转变时，就专列了“出版物的观念转变”，即“确认了出版物具有双重属性，既是精神产品，又是商品”。其实，出版单位的观念转变、出版市场的观念转变、出版队伍的观念转变、版权保护的观念转变等，都与对出版物双重属性的确认有关。

中国编辑活动源远流长，但“编辑无学”旷日持久，中国的编辑学研究起步晚，与丰富多彩的编辑实践活动极不相适应，因而究竟怎样界定编辑劳动的性质，是关系到对于编辑主体、编辑职业等如何进行社会定位的重要问题。对此，刘杲先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出版活动的展开看，“编辑工作是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编辑决定内容，进而决定出版物的核心竞争力”。从编辑工作自身看，“编辑工作是一个完整的过程”，需要各个环节协调。而从编辑活动与出版活动两者的功能关系看，“编辑活动的范围远远超越出版活动”，“编辑活动不限于出版活动”。从编辑劳动的性质审视，“编辑劳动是一种创造性劳动，是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得以传播和积累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是政策性、思想性、科学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又是艰苦细致的创造性劳动”。并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编辑劳动仍然是编辑劳动。编辑的功能和编辑的责任，也就是编辑的本质，并没有变。”编辑工作的“四性”和创造性本质，贯穿在刘杲先生编辑学理论构建的始终，并以此为脉络引发出对诸多问题的思考：其一，编辑劳动的创造性与编辑规范的关系。“编辑工作中的创新，本质上是出版改革的行为。编辑创新与编辑规范的关系，其实是出版改革与出版规律的关系。”“编辑工作的规范化，是出版规律的反映。坚持出版改革，要符合出版规律，从而也要符合编辑工作规范化的要求。”这就从一个新的层面对编辑规范问题进行了分析，确认了编辑创新与编辑规范的相容性，对于开展编辑创新和维护编辑规范具有导向意义。其二，编辑工作“四性”对于编辑主体是一种内在规约，对于编辑价值取向与职业精神等提出了新的要求。1996年，在中国编辑学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闭幕词中，刘果先生就编辑学研究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由出版事业的体制转轨和发展转型而产生的一系列新问题发表了真知灼见，从“四性”论证了编辑工作的精神生产特性，要求编辑工作要对市场经济采取分析的态度，树立社会主义的义利观；既要开拓创新，又要严格把关；要依靠电子计算机技术等提高工作效率、扩大出版资源等。其三，编辑劳动的个体性特征更加需要职业精神的自觉。刘杲先生认为，“编辑工作是艰苦的细致的创造性劳动，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采取个人劳动的方式。因此编辑的职业道德的自觉和自律有着特殊的意义。编辑职业道德的主要内涵是，在高度政治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基础上的‘为人作嫁’。”正因为编辑劳动的个体性与个人化

的特征，可以在遵循编辑活动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因而必须具有职业道德修炼的自觉性。其四，“编辑工作的最高追求是出版传世之作”。刘杲先生正是从提高出版物质量，多出精品，奉献传世之作的高度强调编辑工作创造性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又从传世之作对于人类文化的意义来确证编辑劳动的价值，因此编辑工作的各环节必须在协调优化中实现这一目标。其五，编辑劳动的特性决定了编辑学的独立性。编辑出版活动的特殊性与出版物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提高民族素质中的特殊作用，对编辑出版人才的知识结构提出了特殊要求，其人才不是新闻、大众传播的专业教育能够培养的，“新闻学、传播学代替不了编辑出版学。它们要分别研究本行业活动的规律，培养本行业需要的人才，研究本行业发展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应该珍视具有中国特色的编辑出版学科，争取发展为国际上认同的学科。

编辑规律贯穿于编辑活动过程始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构建编辑学的核心内容。刘杲先生对此进行了言简意赅的论析和具体的阐释。其一，编辑规律不止一个，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编辑基本规律，“编辑基本规律是编辑人员以传播文化为目的对作品进行选择和加工”。这一认识形成了编辑学的核心脉络，是刘杲先生编辑学研究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其二，通过界定核心范畴明确了其具体内涵。刘杲先生对其中的“传播”、“作品”、“选择”、“加工”、“编辑人员”进行了阐释，细化其意义所指和应遵循的原则等，凸显其蕴涵的编辑学特质，说明了其“主导作用”之“主导”和作为“基本规律”之“基本”。比如，编辑选择强调优选和创新，大力支持文化创新，其中审读是编辑选择，策划也是编辑选择，“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是选择的结果”。编辑加工增加作品的价值，要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其三，不管是选择还是加工，均“代表的是国家、是人民、是读者”，而且“要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交叉、比较和反复”，以克服个人认识的局限性，集中群体的智慧，显示出编辑劳动的创造性。因此，从这个层面而言，刘杲先生探讨的编辑规律实际上是对编辑劳动形态及其复杂性的一种高度概括。其四，编辑活动要尊重编辑规律，编辑规律的积极作用有赖于编辑人员的主观能动性。编辑规律对编辑人员提出了要求，必须认识和利用编辑基本规律，自觉按编辑规律办事，尤其是总编辑作为编辑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起着关键的作用。其五，编辑基本规律客观存在，反复出现于编辑活动之中，而且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特别是随着技术手段的变化。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其内在规定性是稳定的、不变的。其六，对编辑规律的抽象具有重要的学科意义。编辑基本规律存在于各种文化传播活动所包含的编辑活动之中，影响全局和贯穿始终，决定编辑活动的基本性质，并且制约其他的编辑规律，具有普遍性，为普通编辑学提供了理论参照和思维路径。

编辑活动是人的活动，出版业的竞争关键在于人才竞争。刘杲先生长期在出版管理部门工作，始终对编辑人才给以充分的关注。其一，编辑人才应有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合理的知识结构，这是其能够投身编辑活动的前提。编辑学识的高低“跟他联系的作者和组织的书稿的层次成正比”，编辑素质决定出版物质量。因而，编辑一要成为编辑专家。二要学有专长而又知识广博，三要通过相关的编辑活动使自己逐步成为某一学科的专家。同时，要适应市场经济运作和高新技术发展的要求，并紧随学科发展调整知识结构，“不一定是学者，但是应当努力提高自己的学术造诣，争取成为学者型的编辑”。编辑的知识结构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相对于传统编辑工作来讲，新形势要求编辑具有相应的素养，一是技术知识，二是市场意识。总之，复合型编辑人才是形势发展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刘杲先生认为，复合型编辑人才要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遵循编辑出版内在规律。其二，切实加强编辑职业道德建设。刘杲先生在其1997年到2005年先后三易其稿的《浅议社会主义编辑职业道德建设》的文章中对这一问题作了系统分析，认为“编辑职业道德建设，就是把职业道德的普遍要求跟编辑职业特征结合起来，把职业道德的普遍要求具体化”，并从如何对待编辑职业、图书质量、文化建设、市场竞争等“十二个如何对待”的内容进行了具体深入的全面分析，编辑人员必须长期努力，将编辑职业道德的养成变为一种自觉的人生追求与行动。其三，形成发现、培养和使用编辑人才的有效机制。刘杲先生认为，与出版改革相适应，编辑人才的培养也要走改革这条必由之路，比如以提高图书质量为中心的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度，有关编辑的奖惩、人事、工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等，以新的机制实行人才竞争。其四，重视编辑出版学专业的高等教育。刘杲先生早在1986年就提出编辑学人才培养及其业务素养的问题，并就其学制安排、课程设置等作了探讨，还涉及编辑学研究生培养的问题，此后，他一直对此予以关注。他从出版业对人才需求的特点、出版业的国际竞争、当前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培养规格和科研水平的提升等客观需要和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已有的基础、取得的显著成就等现实可能出发，多次积极呼吁设立编辑出版学专业硕士点、博士点，将其列入《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培养高层次人才，为编辑出版业提供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其五，重视社长、总编辑等领军人才在编辑出版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总编辑类似总工程师、总导演”，“在一个出版社的出书上起着主导作用、关键作用”，通过“抓方针、抓思想”，“抓规划”、“抓书稿的终审”、“抓队伍”、“抓两个效益的关系”、“抓对某些品种的控制”来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并在政治方向、学术素养、业务能力、道德修养等各方面“成为全体编辑人员的表率”。对社长、总编辑在统领全局和开展全方位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刘杲先生一直予以重视和强调，这体现于他多次在社长、总编辑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是收在其《出版笔记》中的长文《谈谈新形势下的总编辑工作》(后在《科技与出版》2008年第6-8期连续刊发，题为《总编辑工作条件与素质》、《总编辑要抓全局性战略性问题》、《总编辑要积极探讨新形势提出的新课题》)对此作了全面深入的论析，形成刘杲先生关于总编辑职务的系统认识，对于理顺出版社的管理、加强制度建设、优化出版物质量等具有指导意义。

5　关于文化性与商业性的关系

由出版物的双重属性所决定，编辑活动中文化性与商业性的矛盾永恒存在，尽管出版的公共产品性质在一定的社会需要与文化环境、制度安排下是必需的、客观存在的，但不能改变出版物既是精神产品又是商品的本质特征。对此，刘杲先生进行了准确的把握和逐步深化的研究，可以说，对编辑出

版活动中文化性与商业性关系的深入思考是渗入其编辑出版思想的一个关键点。自1984年提出经济规律在图书出版中的作用至今，刘杲先生一直抓住出版物双重属性这个纽结，对出版活动中文化与经济、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公益性与经营性、文化理想与商业智慧、出版家与出版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要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等关系，进行了深入思索和辩证分析，并致力于寻找其内在规律。他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多次探讨市场经济和编辑工作的关系，并就市场经济对编辑工作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作了专门分析，呼吁不能在经济利益面前削弱以致放弃编辑工作的要求及职责，更不能以牺牲社会效益为代价换取经济效益，指出“编辑工作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还要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和出版规律”。在经济效益和精神文化建设之间找到平衡点，还是取决于编辑自身的价值观，那就必须“努力把精神文明和市场运作结合起来。充分关注市场，但是决不一切以市场为转移。讲究经营之道，但是决不做唯利是图的商人。重视经济效益，但是决不以牺牲社会效益为代价换取经济效益”。但是对滚滚而来的市场洪流，在编辑出版活动的实际操作中，编辑难免在商业性与文化性之间摇摆，难于抉择甚至见利忘义，加之有些人在理论上存在模糊认识，对此，刘杲先生将自己长期以来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集中起来，在《中国编辑》2003年第6期发表了题为《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的重要文章，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为编辑出版活动有效实现文化价值取向和商业价值取向的协调和平衡提供了理论指导，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反响，成为一个标志性的成果，而且用对话的方式表达，深入浅出，举重若轻，为业界和理论界普遍认同，广泛引用，成为编辑出版活动中的一条通用规则与原理。2008年刘杲先生仍在强调“文化是出版的灵魂”，“出版活动必须积极面向市场、高度重视市场，但是决不能一切以市场为转移。”2010年他也指出，“出版业不能没有利润。利润很重要。但是，利润不是出版的最终目的。出版的最终目的是多出好书，是建设文化”，延展和深化了其正确处理出版活动中文化性与商业性关系的思想。编辑工作的最高追求是出版传世之作，就是传承和构建文化，这一高度凝练的编辑理念，正表征了刘杲先生高度的文化自觉，由此可以引发出对编辑出版活动中诸多问题的思考。比如市场与读者的关系，人们通常讲读者就是市场，其实怎样对待读者，就是怎样处理文化与商业的关系，对此刘杲先生提出了明确的看法。首先，他认为，“只有全心全意‘为一般读者着想’，才会在编辑工作中有无穷的动力，才会千方百计去满足读者的需要，才会努力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读者，才会对书稿的编辑加工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读者及其需要是编辑活动的动力和目标，就意味着市场活力，但必须在满足读者正当需求的基础上提升读者，认为“不能把适合读者需要变成迎合读者低级趣味”，而是要既适合读者需要又引导和提高读者，“即使对低层次的读者，也有一个按他们的接受能力引导和提高的问题。”其中的关键就是不能为了赚钱而迎合读者的不正当需求，失去文化品位，出版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产品。

以上五个方面，是刘杲先生编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核心区域，形成了明晰的思维链条和理论纽结。此外，他还对编辑学中的其他问题(比如编辑与作者、读者的关系，编辑史在编辑学中的地位以及如何深化研究等)进行了诸多论析，并将之融入其编辑学理论体系之中，形成了系统的认识，本文在此不一一展开。

二、关注社会变化的新形势，不断为编辑学发展注入动力

刘杲先生一直关注出版体制改革、出版规模数量与出版质量效益等，从而在理论与实践的交接点上构建编辑学理论形态。进入新世纪以来，他最为关注的核心是两个因素，正如他在2002年9月谈到“市场经济、信息化和科技出版”时所指出的，新形势主要有两条：一是经济，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我国正在大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技术，全球进入信息化时代，我国正在加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信息化的建设。

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刘呆先生均以敏锐的眼光把握和分析编辑出版活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刘杲先生就认为要用改革的观点分析和研究出版工作，早在1984年就提出经济规律在图书出版中起着重要作用。1986年则进一步提出，“出版工作包括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两个方面”，精神生产的内容是文化，应当遵循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物质生产就应当重视市场，发挥经济规律对发展出版事业的促进作用，在内容健康、符合党的出版方针的前提下，“要做生意，生意做得越活越好，越大越好。”因为“图书是商品，出版事业的发展不能不尊重图书从生产到流通所遵循的经济规律，不能不考虑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就各个出版社来说，就是“要由生产型转变为生产经营性，就是要重视和发挥经济规律对发展出版事业的促进作用”，“要重视图书市场，要参与图书市场竞争”，从而提高出版社的竞争能力。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中国社会重要的转折点，也使出版业迈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随之出版单位包括期刊社和出版社就逐步走向改制和转型。刘杲先生指出，“出版工作进入市场经济环境，必然发生变化，编辑工作也是如此。看不到这个变化是不行的，比如编辑工作要加强市场意识、竞争意识以及为了开发市场和开展竞争而大力提高图书质量”，必须从图书自身的属性出发，遵循出版经济的规律，“培育和规范图书市场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同时以面向未来的眼光预测“在出版单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势在必行”，并提出了需要考虑的10个问题。中国出版业应该建立大规模的出版企业集团，真正地“造大船”。他还多次谈到如何正确对待外国资本进入、如何摆正多种经济成分各自的位置和处理好彼此关系等直接对中国出版业有着重要影响的问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传统经营管理模式向现代经营管理模式变化，编辑出版业正处在一个新的变革和发展时期，各种新的冲击不可回避，使编辑活动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和新现象，特别明显的是带来了编辑主体价值观念的极大变化，编辑角色出现了新的特点，编辑活动对市场的适应性要求被强化，文化性与商业性的矛盾对编辑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势必引导编辑主体更加关注市场、学习经营、学会管理，时刻把握市场的导向和市场信息，不仅重视图书商品的文化价值，也要重视其商业价值，在如何更好地赢利赚钱上做足文章，因而“编辑工作如何准确对待市场，包括如何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和如何避免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就是新的课题”。因为这样一种价值观念的变化，也容易带来出版市场观念的畸形膨胀和编辑活动的急功近

利等现象，对编辑主体及其活动的价值权衡标准等提出了新的问题，导致放松出版物文化价值管理和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现象，从而引发了对编辑出版活动的根本目的究竟是什么的思考。正如刘杲先生所指出的，“不讲精神文明，出版就失去方向；不讲商品经济，出版社就很难生存和发展。”如果归结到一句话，就是“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这一命题言简意赅，切中要旨，遑论经济环境的变化，只要信守责任、道义和良知，编辑主体的价值取向就不会偏移，其对作品的决策就会在“判断作品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基础上，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

飞速发展的出版技术和媒介条件更新了编辑主体的行为方式。在人类编辑活动史上，每一次科技创新特别是与编辑、出版活动相关联的技术进步，都会极大地改进编辑活动方式，更新其实践途径，推动编辑行为向前发展。因而，“当前的编辑学研究需要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加强编辑学理论建设；同时需要密切关注当前编辑出版实践的新变化、新动态，特别是关注数字出版对编辑活动提出的新要求和高要求。”早在1984年，刘杲先生就提出，“尖端科学技术的普遍推广，将使编辑、印刷、发行的技术手段、工作方式直到事业结构完全改观。信息社会的发展和成熟，将使作为传播和存储信息的重要手段之一的出版事业的地位升到新的高度。”1986年时刘杲先生就提倡新华书店应用电子计算机，并预期今后“整个出版事业都要用计算机管理”。事实正是如此，告别“铅与火”的时代，走向“光与电”的世纪，在信息化与数字化浪潮来临的今天，飞速发展的科技已全方位地、空前地对编辑主体发生影响，提供了极为便利快捷的技术支撑，史无前例地改变着编辑主体的行为方式，“编辑工作不能继续停留在一张桌子一支笔的传统作业方式。采用电子信息技术，实现编辑工作自动化，这是普遍的发展方向。编辑工作自动化，编辑加工和排版都极为方便，远远胜过手工……有利于大大提高编辑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因而“要在图书的编辑、出版、印刷、发行各个环节广泛采用电子计算机技术”。特别是高校出版社要发挥技术优势，在“把电子计算机技术用于出版上更好地发挥带头作用”，从而进一步开发小版资源，促进多种媒体的互相转换，提高出版社集约经营水平。这“将是今后提高编辑工作效率和提高图书质量的必由之路。更何况多媒体的电子出版物的兴起，将导致出版事业的划时代的变化”。出版部门理应以积极的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这一新生事物，顺应这一新的趋势，“应当预见和欢迎这个令人鼓舞的前景。”而从其深层的影响力看，新技术给编辑出版业带来了许多新机会，从时间、速度、效率等方面增强了行业竞争能力与竞争优势，提高了经营水平，优化了管理效能，拓展了传播空间。基于这样的优势，“出版业要满腔热情迎接新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电子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数字化技术为基础的新技术，像鼓帆的劲风，把我们出版业的航船推向新世纪。”刘杲先生还指出，迎接新技术包括两个方面：传统的印刷出版物尽快用新技术武装起来，新兴的电子出版物方兴未艾，势不可挡。特别是网络出版、电子图书、按需印刷、手机报、跨媒体出版等新的出版形式，都为编辑活动带来了新的内容，数字化与网络这一新兴阅读媒介与阅读方式已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新潮流，改变了民众的阅读方式和中国出版业的结构。1999年他在《对新世纪中国出版的想象》一文指出，“未来的中国出版将是实现数字化、网络化的现代化出版业”，并对数字化、网络化的广泛应用，电子商务的发展，网上出版的物质载体与传播手段等进行了分析。网络编辑较之传统的编辑活动，其讯息的数量和流动速度激增，在编辑对象、编辑手段、内容选择、信息处理、模式识别、产品结构和赢利途径等方面就有很大的不同。自20世纪90年代初，电子媒介、数字化生存与数字技术、网络传播与出版等经历了从人们较为关注到形成趋势、产生影响的过程，到21世纪初，则真正具有规模化的产业特征与业态特质，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一种趋势与大潮，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刘杲先生在1999年对中国出版业改革和发展20年进行了论析，认为其巨大成就表现在八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出版业积极采用电子计算机技术，印刷技术向数字化、网络化发展，图书发行管理应用电子计算机日益普及，图书向电子出版物转换日渐增多，并就大力发展出版业的生产力，实现出版业的现代化提出了要求，指出除了作者、译者、编辑人员等出版业精神生产的生产力外，包括物质载体、传播手段等的物质生产力必须努力推广采用先进技术，进一步将电子计算机用于图书编辑、资料检索、市场分析、内部管理等；加强对因特网的利用，企业集团应当在建立网络和利用因特网上起带头作用，出版环节、印刷环节、发行环节都应当朝信息化方向发展，并努力迎接网上出版的新时代。这样就需要培养适应现代出版技术的新型人才，“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具有信息化、网络化的观念，并且掌握使用电子计算机和利用因特网的操作技术，懂得图书和电子出版物的转换，并且关注网上出版的前景。”同时，刘杲先生也看到了网络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认为“网络也是一柄双刃剑。它既有传播优秀文化的巨大能力，也有扩散腐朽文化的严重弊端”，给出版者带来了新的责任，就是为网民受众选择和提供优秀文化。对此，刘杲先生建议重视网络上的文化建设，设立对应的主管部门，并敏锐地提出了六条具体的建议。这些都是面对新的技术环境，编辑学应该予以关注和回答的课题。

随着市场经济时代的来临和编辑工具、编辑手段现代化程度的大大提高，在现代出版产业与技术环境下，编辑活动领域不断拓展，编辑流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编辑六艺”有了新的内涵，编辑主体的角色定位也发生了改变，其行为方式随之发生了变化，编辑活动功能有了新的表现和特征，并注入了新的内容，而且推动编辑主体在编辑理念、编辑思路和编辑内容、编辑过程等方面不断变革与进步。值得思考的是，新的经济环境和技术条件对编辑主体行为方式的影响与更新，是否会改变编辑活动的功能与本质呢?

对此，刘杲先生给予了明确的回答。“变的是编辑活动的经济环境和技术手段，不变的是编辑的职业功能和社会责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变，信息传播数字化网络化的技术突飞猛进，是变，但是，编辑要传播和积累优秀文化的职业功能并没有变，编辑要促进文化建设、满足人民文化需求的社会责任也没有变，反而要求更高、更严，这就是说，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尤其需要坚持和弘扬高尚的编辑精神。”“市场经济和电脑技术都会对编辑工作提出新的要求，或者使原先不大突出的某些环节突出出来，或者给编辑工作增加新的内容。这就是编辑工作的创新。”但不能也不会改变编辑工作规律。可见，编辑把关、选择、优化、创造等内在本质方面的共

同规制与普遍规律是永恒的、不变的，并且在具体编辑活动的发展中得以彰显，编辑活动延伸到新媒体或依托于新技术，都将保持自己的基本属性。“不论环境怎么变化，编辑工作的基本性质不会改变，编辑工作的基本要求不会改变，编辑工作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更不会改变。既要看到某些局部的变化，又要看到决定编辑工作本质的主导的部分没有改变。”可以说，不同媒介环境下的编辑活动与编辑行为，均实现了媒介形式、编辑技术与传播内容的高度融合，找到了媒介内容与媒介形式的结合点，并不断吸收新媒介的先进技术和优势功能，以一种更新的方式与形态表现出来，产生出不同的编辑产品，但它仍然依附于传播内容的质态，是由编辑主体主导的，媒介形式和编辑技术的改进甚至革命性变革不会改变其一般规律。比如，在数字出版中，“编辑活动远远超出了对作品进行选择和加工的范围，编辑活动深度介入了数字化产品和数字化服务的构建过程。这就是说，数字出版不是不需要编辑活动，而是需要文化含量和技术含量更高的编辑活动；数字出版不是不需要编辑，而是需要文化素养和技术素养更高的编辑。”并且，“高新技术不会容忍粗枝大叶和粗制滥造”，不仅需要编辑工作规范化，而且基本要求会更细致更严密。再比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编辑工作仍然是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分析图书信息、优化选题、改善经营、宣传推广图书等，“所有这些都要首先从编辑工作做起”。因此说，新的经济环境与科技条件下编辑行为方式的“变”与编辑活动本质特征的“不变”，是编辑学原理的一种辩证视角。

三、不断超越的思维品质与编辑学理论构建彰显方法论意义

编辑学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质，具有中国特色，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兴起，正如刘杲先生所说的，“是一门新兴学科”。关于编辑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学科定位等，存在着不同看法。对此，刘杲先生紧密结合我国编辑学学科发展的现实，结合丰富多样的编辑活动实践和编辑运动规律，阐述了编辑学学科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其一，编辑学研究的目的是什么?“不言而喻是为了建立编辑学”，“以最终构建普通编辑学的学科体系为目标”，“服务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其二，关于学科定位。刘杲先生认为，编辑学属于应用科学，“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应用科学”，它不是一门基础理论，也不仅仅限于应用技术。“编辑学来自对编辑实践经验的概括，又用于指导编辑的实践活动。”“应当有自己的概念、范畴、命题、定理和体系，应当具有完备的现代科学形态。”但事实上“离建立现代科学形态的编辑学体系还有很长的路程”，有“相当的距离，仍需继续努力。”这一定位阐明了编辑学学科的应用性和实践意义，将编辑学与生生不息的编辑活动相联，也形成了编辑学研究的基本走向，那就是密切关注现实，在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发展。同时，编辑学研究与编辑实践及出版的发展还不相适应，应该不断加强。在此基础上，刘杲先生进一步指出，“编辑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属于文化传播学。”这就更加明确地从其内涵上对编辑学进行了规约，从文化传播的层面来审视和构建编辑学。正因为如此，刘杲先生提倡组织攻关或者吸引更多的人把注意力相对集中到重点课题上来，推动形成编辑学理论框架，并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规律和变革的关系、放开和收拢的关系等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为编辑学发展注入了现实的活力。其三，“编辑学的研究对象是编辑活动的客观规律”，这种规律不局限于编辑活动本身，还包括编辑与政治、文化、经济、技术的关系，因而必须从编辑活动的内部研究扩展到外部研究，在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的联动推进中深化编辑学研究。其四，关于内容板块。刘杲先生认为，普通编辑学包括编辑史、编辑理论、编辑应用(实务)三个部分，在编辑学学科建设中互相依存、互相推动，应积极推动理论界形成关于编辑学内容系统的统一认识。其五，关于未来发展。编辑学能不能适应市场经济?能不能适应信息时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产业更加需要编辑能力创新，信息时代编辑的客观需求也是相同的，编辑学无疑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刘杲先生预期“中国编辑学的基本成熟可能在21世纪中叶”：建立为人们认可的编辑学理论体系，产生公认的学术带头人，形成编辑学研究和编辑活动、编辑教学紧密结合的良好机制。因此，在当前的传播环境与文化语境下，就必须使编辑学研究继续保持充沛的活力，“进一步面对现实，面向未来，加强对编辑活动中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比如编辑活动的价值取向、编辑活动与营销活动、编辑人员的中介地位、网络编辑的理论与实务、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关系，从而“使整个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更加结合实际、更加联系群众、更加富有生气、更加具有吸引力”，显示编辑学研究的时代特色。这种过程论的视野对编辑学具有独到的研究取向。

随着出版业的产业转型、出版新技术特别是数字时代的来临和文化消费环境下读者需求的变化，特别是随着中国出版日益融入世界传媒的洪流之中，编辑活动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为编辑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编辑活动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发展过程，有着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编辑学研究必须密切关注编辑出版活动中的新问题、新矛盾，关注媒介形式的新变化、编辑劳动的新特点，关注读者的新需求、市场的新走势，关注社会文化的新环境、出版技术的新发展，必须始终联系编辑实际，在编辑学理论和编辑实践活动的交接点上探寻其方法论的路径。刘杲先生曾经对编辑学研究提出过设问，并作了自我回答：“普通编辑学及分支编辑学研究，是先设计一个普通编辑学，再演绎到分支编辑学；还是各个分支编辑学都成熟了，然后再归纳为普通编辑学?恐怕难于区分先后，应该是互相推动、互相促进。”就整体而言，刘杲先生从致力于编辑学基础理论研究，到密切关注编辑学前沿问题，特别是新的经济环境和出版技术对于编辑活动的影响，为编辑学研究和编辑学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那就是从具体到一般。或者“从一种特殊的编辑劳动入手……在分门别类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加以综合、概括，形成普通编辑学。采取这种从具体到抽象、从个性到共性的方法，可能比较顺当”。或者，从一种分媒体编辑学入手，逐步扩展和延伸，比如“从图书编辑学入手，扩展到其他媒体的编辑学，进一步构建普通编辑学”。总而言之，编辑学研究要注重联系编辑活动实际，深入到分媒体编辑活动的本质，从个性中概括共性。刘杲先生指出，“我们的编辑学研究越是深入编辑工作的实际，越是深入到事物的本质，就越有利于把我们对编辑工作的认识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我们的编辑学研究越是对具有特殊性质的编辑工作问题进行深入的挖掘，越是把握事物的个性，就越有利于概括多种编辑活动的共性。这是认识发展的规律，是科学的认识论。”编辑学研究可以贯

彻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通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从形形、多种多样的各种媒介的编辑实践活动中概括、抽象出编辑活动基本原理。“建立编辑学，需要对古今中外大量的编辑活动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加以概括。”从根本上讲，就是“编辑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又用于指导编辑实践活动的开拓创新。因此，编辑学研究应当十分重视编辑实践的具体经验和编辑实践的理论需求”。因此，要有的放矢地解决编辑活动实践的问题，要研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形成完整的认识。可以在对不同媒介编辑活动研究的基础上概括形成普通编辑学，同时，既要总结和概括编辑实践的历史经验，又要面对编辑活动现实，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编辑承包、策划编辑等问题予以理论回答，并加强对编辑人才培养的研究。“这是从具体到抽象，从个性到共性的方法。”这种研究编辑学的方法目标明确，内容具体，意义指向清晰，最终就是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编辑学原理，有利于“发扬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学以致用的学风，同时也要避免片面强调实用而忽视理论的偏向”。

刘杲先生的理论思维和语言表述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文风清纯。观点的表达提纲挈领，理论的阐述言简意赅，很多是原理性的概述和纲要性的阐释，便于接受、记忆和传播、运用。很多精彩篇章从其文题就可以见出其浓缩性，具有信息的密集度和意义空间的延展性，为现代信息与文化语境下编辑学研究提供了启迪。

当然，编辑学研究及编辑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并非一日之功，而是要经过长期努力，持之以恒为之奋斗。“建立和完善普通编辑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不仅因为编辑学的学科建设时间不长，还因为作为研究对象的编辑活动变化很大。在这个过程中，多方探索，彼此争论，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编辑学研究必须不断创新和超越。“编辑学从无到有，从低到高，从幼稚到成熟，一刻也离不开编辑学的理论创新。”那么如何创新呢?刘杲先生强调了两点：一是开展理论争鸣，在争论中不断求同存异，逐步形成共识。“争论是认识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它推动认识的深化”，必须重视编辑学研究中不同意见的争鸣，对于编辑学问题的不同观点，应该彼此包容，切忌定于一尊。一方面，正常的争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可以发展成为不同的学派，也可以在研究进程当中彼此互相启发、吸收、补充，共同前进。另一方面，“编辑学理论创新需要宽松的环境。学术研究的争论应当得到充分的发展，这是追求真理的必由之路。”二是编辑学理论创新必须紧密结合编辑活动实际。“编辑学理论创新需要联系实际……古今中外的编辑实践和编辑研究成果，多种学科、多种媒体的编辑活动，编辑历史的深入发掘，编辑规律的深入探讨和重新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编辑活动的新情况，信息时代编辑活动的新变化，所有这些，既是我们的研究课题，也是编辑学理论创新的客观依据。”而正是在这样的思维层面，刘杲先生的编辑学研究路径给了我们方法论启示，具有学科构建的意义。

注释：

[1]刘杲，出版笔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2]刘杲，刘杲出版文集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

[3]刘杲，刘杲出版论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

[4]刘杲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转变观念，促进发展，中国编辑，2009(1)：12-13

[5]刘杲，我的出版观，中国编辑，2008(4)：28-29

[6]刘杲，文化是出版的灵魂，出版史料。2008(3)：5-6

[7]刘杲，一张别开生面的名片，出版史料，2010(4)：73-75

[8]蔡姗，推动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不断深化　出版科学，2011(4)：111-112

[9]刘杲　编辑精神的嘹亮赞歌，出版发行研究，2009(2)：36―37

编辑转正总结篇5

于和提高于其他的编辑,要求新闻编辑具有较高的职业素养和独特的编辑能力。

1 具有合格记者的政治素养和创造能力

电视新闻编辑与电视剧等其他文艺类编辑的显着区别,就是需要具有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的较高的政治素养。在我国,电视新闻编辑政治感是必须具备的,必须站位在党和人民的利益,在客观报道时,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在我国的社会转型期,政策性和舆论导向新闻较多,电视新闻编辑较强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能够保证新闻媒体的正确舆论导向性。正确理解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避免误导广大观众,防止产生负面影响,对与国家的大政方针不相符合的新闻严格把关,保证国家政策顺利实施。因此,电视新闻编辑对来稿需要把好政治关、政策关。

电视新闻编辑的工作离不开图像,这就要求电视新闻编辑既要具有扎实的文字功夫和新闻价值判力。还要精通电视新闻采访拍摄,这样才能对记者采访回来的素材进行修改。电视新闻的声画的信息传播方式具有转瞬即逝性。

如“地铁系列报道之一——长沙地铁修建进行时”。在电视新闻的制作过程中就加入了编辑的创造:“2009年9月28号,长沙地铁2号线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长沙城正式进入轨道交通时代,截止到上月底,2号线望城坡站、火车站站、万家丽站已经开工建设,而随着五一广场站的即将开工建设,未来4年时间,城市交通将迎来挑战,如何化解长沙地铁全面施工带来的影响?社会各界有何建议和意见?湖南交通频道大型策划报道《地铁总动员》,为您全面解读地铁元年的城市和我们的生活。”

摄像记者拍回的镜头,图像语言叙事含混,观众的信息感知的获取和对信息的存储,关键在于后期编辑对动画、特技、字幕等后期技术的娴熟的使用,用准确的文字表达和图表语言来弥补弱点,使具体信息与文字抽象信息最佳地结合起来,保证信息传播清晰有效性。在信息的整合的过程中,电视新闻编辑可以使用电视特技手法来进行创造。节目播出时,插入新拍摄来的突发新闻,可以大大增强新闻的时效性,运用特技与字幕的结合。抢发重要新闻消息,现场直接播报不能配画面的成套新闻或以电传文稿为准由播音员口播,消息的播发预报,新闻专题、跟踪式报道或现场直播的时间要首先出示给观众。

2 具有广博的知识和专业技术的能力

电视新闻编辑工作具有很强的渗透性,编辑的内容会涉及到各个领域和各业。在制作节目的过程中,就需要编辑人员应不断进行知识储备,具备广博的知识,才能游刃有余地开拓思维的广度和深度。电视新闻具有综合性,在一个节目的整个制作过程中,会涉及摄影、美工、音响等许多技术领域。新闻节目的制作,就需要编辑人员了解相关的专业知识,不能用整体意识统领各个元素,要在制作的过程中实现创作,将自己性意图制作在精彩的节目之中。新闻编辑不要求必须是一行业的专家,但需要成为一名天文地理在我心、博古通今、知晓中外的杂家,熟悉自己分管生活各个领域的内容和涉猎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等相关知识,方法就是博览群书,在社会实践的体验中,处处留心积累生活素材,并不断进行知识结构的更新。新闻稿要被百姓接纳就需要符合当地实际情况。

在短时间内,组织新闻包括选稿、改稿、组稿、同期声运用、后期制作等,要求电视新闻编辑要有熟练的改稿配稿,标题制作,画面组合技巧等专业技术知识。对于稿件的检查与核对,审查画面的情节内容是否跟发生的事实相互,前后是否存疑,合情合理,有无嫁接和画面错乱现象,文字、声、画三者是否统一,保证编播的速度和质量。

如,肇庆台曾经播出的一则在医院采访新生儿的新闻,由于编辑对于稿件的处理,较为草率,结果出现画面拼凑,有嫁接的嫌疑,引发了大梁观众和网友与同行编辑的指点。可以说这是一条失败的新闻。同时能够显示出编辑的业务素质的欠缺。

电视新闻编辑人员需要熟知并驾驭和组织电视语言使声音编辑与画面进行整合,正确处理多条新闻的组合和后期的切换导播。电视新闻编辑人员能够通过流畅连贯而精致的电视语言,加上自己实践性的创作过程的思维创造,制作出新闻节目精品。首先要精通画面编辑。画面通过色彩、形象、动态等无声的符号语言,传递给人们完整的信息。其 次要精通声音编辑。电视新闻兼具视觉媒介与听觉媒介的特征,声音要素与画面的地位是相同的。编辑对声音的业务技能,直接影响到电视新闻节目的编辑质量和传播效果。在新闻事实的阐述和再现的电子剪辑中,新闻类节目的编辑需要考虑到稿件内容与图像资料和镜头选择连接等多元素编辑,这样的新闻报道才能电视化地传达给观众。 3 拥有

过硬文笔素质和策划与协调能力

如今新闻的采集拍摄与编辑是分开的,对于新闻稿件的加工处理都是编辑的活儿,一个新闻编辑若是只编不写,长时间就会影响到新闻编辑撰写评论、驾驭各种文字体裁的业务技能。因此,新闻编辑文字功底需要夯实和在工作中总结写作技巧。在电视新闻的编辑过程中,获取信息的策划是前提。策划编辑根据信息,准确定位受众与编辑选题报道的方式。时刻捕捉社会行业最新动态信息与受众信息。在传播中遇到新问题,新闻编辑根据题材进行报道认真策划,全面、准确、及时地把握受众的愿望和诉求,同时注意避免劳动和时间上的浪费。力争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受到观众的欢迎。

重大新闻报道和专题性节目中稿件和画面会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电视新闻编辑的交往人群会深入到该系统的各个环节。电视新闻的宣传队伍中,新闻中心编辑是个重要的角色,既要承担政策的宣传工作又要承担执行任务。对每一条新闻的组织报道,做到对稿件进行深度分析和研究拓展。这就需要电视新闻编辑具有一定编稿和组稿的组织能力。新闻编辑对采写拍摄承担者的人选要清楚,在会来对稿件处理的组稿过程中,需要突出中心思想和鲜明的立场。在报道的方式上新闻编辑要与时俱进,实施典型、重点报道与实况转播、剪辑相结合拓展深度和延伸广度,体现新闻的针对性、指导性和群众性。

总之,电视新闻的随机性要求编辑迅速做出反应,电视新闻编辑要想更好地完成电视新闻的工作使命,真正把最佳的电视新闻大餐呈现给广大的观众,必须具备上面提到的业务素质和相应的能力和技巧,并练就成社会活动家的本领。

参考文献

[1] 孙运民.新时期电视新闻编辑应具备的 素养和能力[J].新闻爱好者,2010.11.

[2] 徐芳.现代电视新闻编辑的素质[J].编辑之友,2004.S1.

[3] 刘艳春.当一名合格的电视新闻编辑[J].记者摇篮,2006.10.

[4] 岳倩.试论电视新闻编辑需具备的基本能力[J].采写编,2010.03.

编辑转正总结篇6

4月20日早上8点零2分，四川雅安芦山发生强烈地震，新华社对外部在3分钟后播发了首条快讯，在国内外主要媒体中抢得首发，外电很快转发。这在意料之中——汶川大地震后，新华社对编辑系统进行升级，增加了对中国地震局地震信息的实时抓取功能，在技术上解决了地震后第一时间抢发快讯的难题。

但突发事件报道是一个过程，首发播发的地震局消息只是用数字描述了基本事实，而地震破坏性多大、损失有多重、救援怎样展开等核心信息，以及第一时间抵达灾难现场，都是后续报道中更大的挑战。这时，微信的作用意外显现。

先是四川分社记者海明威在对外部国内室建立的“国内分社对外报道兴趣小组”微信群中，第一时间口述了他的地震经历以及成都街头见闻，随即，重庆、云南、贵州等分社的记者也在群中描述了当地的震感。同在微信群中的总社编辑根据这些宝贵信息，迅速编发了第二条滚动报道。

震后半小时内，海明威、余里、江宏景等几位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即从成都出发火速赶赴震中芦山县。总社编辑电话联系他们，希望记者在途中口述见闻，以便继续滚动报道，但电话打不通！编辑又同四川分社采编室联系，但他们也回说联系不上记者！就在编辑一筹莫展之际，海明威、余里在微信群中报告很快将到芦山县，手机信号不行，但网络是通的，可以用微信联系。

于是，编辑部果断决定以微信群为主平台组织指挥报道，将前方几位记者拉进群里。在不久前的滑坡事故中，对外部国内室与在现场的特派记者通过本室微信业务群密切合作，效果颇佳。受此启发，国内室进一步建立了“国内分社对外报道兴趣小组”微信群，将国内分社一批骨干记者纳入。这个微信群在芦山地震报道中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其一，前后方通过微信实现了高效互动。芦山地震首日报道中，赴震中采访记者途中写稿不便、手机通讯不畅，他们就根据编辑的指令与提示，通过微信实时发回大量片断式的文字、图片和语音等素材，供对外部进行滚动报道，其效率、效果远胜以往电话口述的方式。对外部国内室安排专人接收前方记者发回的多媒体素材，一方面供本部门《新华视点：芦山强震造成数千人伤亡，中国紧急救援》的英文滚动报道之用，一方面深度加工、整合为《废墟，泪水，救援——新华社记者“4·20”芦山地震震中见闻》、《芦山！芦山！——新华社记者奔赴灾区途中见闻》等一系列中文稿件和图片稿件，传入共享稿库中，供新华社各业务部门按需采用。

其二，编辑部通过微信作出紧急响应。芦山强震当天适逢周六早上，编辑部绝大多数人周末放假，但一得知地震消息，对外部国内室的微信业务群便活跃起来，在这个虚拟空间中，值班编辑与休假在家的同事们马上“坐”到了一起，会商突发事件报道，作出紧急响应。作为国内室负责人，笔者在群中告知大家，需要人马上到编辑部支援，更需要向前方派出特派记者，越快越好；马上就有八、九个人回答说可以。于是我们立即确定两名记者易凌、李来房乘坐最早航班赴成都，考虑到当天报道任务繁重，另将增援编辑部的人分成白班、夜班两组。有微信群的帮助，人力调度在20分钟内就完成了。

其三，基于微信平台的报道组织突破了时空限制。芦山地震报道过程中，“国内分社对外报道兴趣小组”微信群中汇集了四川分社赴震中采访记者，总社对外部国内室的编辑以及其他分社的记者。大家在微信群中的交流，特别是编辑部内部以及编辑同前方记者的交流，是实时直播与共享的，这使得各方能够及时掌握地震救援进展、报道重点变化和报道组织安排等重要信息，并就报道角度、采写细节等展开头脑风暴，达成更优化的报道方案。比如，在医院输液的对外部韩松副主任在地震发生后不久即通过微信提示说，编辑要整合各方信息写出全景报道，并与赴震中记者合作写现场特写，而前方记者的重中之重是写现场和故事，这对做好灾难之初的报道有重要指导意义。

基于微信的“虚拟编辑部”在此次新华社芦山地震报道中不是一个局部现象。

地震发生后不久，新华社总编室建立了“XH地震应急”微信群，将社内各部门从事地震报道的负责人和编辑，以及总社、分社赴芦山地震灾区采访的几十名记者都拉到这个平台上，既通报关于报道安排与组织的最新部署、最新指令，也为社内跨部门合作提供便利，还为前方记者向编辑部传稿开辟了新渠道——技术人员打通了微信群与新华社内部来稿库，使得前方记者传入微信群中的多媒体报道可以直接进入新华社共享库。

微信的广泛普及与其技术上的显著优点，为新华社在芦山地震中形成“虚拟编辑部”机制提供了可能，但其成形的必然性来自新华社正在努力探索实践的新闻信息集成服务理念。

新华社社长李从军去年12月底首次系统提出了“新闻信息集成服务”战略，以推动新华社传统业务与新兴媒体业务的转型升级。其关键是在运作形态上实现“三大转变”：由单纯和单向的信息提供向互动和交互的信息模式转变，由单一的信息生产向集成服务模式转变，由不同终端界面各自分开的传统渠道向系统的、网络的、能够进入移动互联网终端的整合终端转变。

芦山地震报道是新华社实施新闻信息集成服务战略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突发事件报道。新闻生产端的高度集成，与新闻产品端的新媒体特征突显，是新闻集成服务理念在此次芦山地震报道中最显著的体现。

“XH地震应急”微信群的出现，使得新华社在突发事件报道中首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跨部门合作、多媒体报道。新华社以往的突发事件报道组织，基本上是总编室通过在实体会议室召集高层会议来促成跨部门合作，再自上而下传递指令落实，信息传播的迟滞、扭曲与阻隔在所难免。基于微信群的虚拟编辑部“XH地震应急”，从根本上改变了上述图景。在这个平台上，报道信息的流动不仅是总编室向各部门自上而下的纵向传递，而且是各部门间的横向交流；在这个虚拟空间中，编辑部会议是实时的、不落幕的、人数无限制的；在这个报道组织体系中，普通编辑与社领导同等分享信息，平等地提出报道意见和展开讨论，业务民主使报道更容易达到优化的结果。

编辑转正总结篇7

撰写人：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

2021年建筑工程试用期转正总结

我于__年__月__日成为___李阳文化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全球编辑设计中心中学教研室的一名试用员工，到现在三个月试用期已满，根据公司的规章制度，现申请转为公司正式员工。

虽然是第一次接触编辑这个职业，但是公司宽松融洽的工作氛围、团结向上的企业精神，让我很快喜欢上了这份工作。同时，公司提供的一系列完整的培训课程以及公司许多老同事和资深编辑的无私帮助和耐心指导，使我在较短的时间内适应了公司的工作环境，也熟悉了编辑出版的流程，为以后能快速地上手工作打下了基础。

总结三个月的工作：忙碌伴随着充实，学习伴随着收获。在主任悉心的培养下，我从最基本的一些校对工作做起，踏踏实实的学习，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到现在已经能够比较独立承担一些项目。其中主要完成的项目有：《高中单词速成》(第一级)初稿编辑、《高中单词速成》(第三级)初稿编辑、《高中单词速成》(第二级)初稿一校、《__年___夏令营牛津英语专用教材》基础班初稿二校、《中考听力突破》(第二版)成书校对及监听、《中考听力突破》(第三版)再版编辑、《初中英语听力突破》(七年级全册)第三版成书校对及监听、《初中英语听力突破》(八年级全册)第三版成书校对及监听。可以说，这三个月的工作对于我来说是意义重大的。

在中学教研室的工作中，我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及时做好主任布置的每一项任务，碰到有不懂和不清楚的问题就虚心向主任、王媛姐和阿霞学习请教。同时，我也积极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注重自身发展和进步，不断提高和充实自己，希望能尽早独立承担完整的项目，在工作中独挡一面，为公司做出更大的贡献。当然，初入职场，难免会出现一些小差小错需领导指正;但前事之鉴，后事之师，这些经历也让我不断成长、不断成熟。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本部门的刘主任、王媛姐和阿霞对我的入职指引和帮助，感谢她们对我工作中出现的失误和不足的提醒和指正。

虽然三个月时间不算长，但我已经深深被报社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所吸引。报社的领导注重人性化管理，工作环境宽松，在这样的氛围中，可以极大地激发我的自身潜力，使我以更积极的心态投入到每天的工作中。

我深知作为一名编辑，不仅需要有耐心、细致的工作态度，还要具有较强的责任心，能够为自己所编辑的书籍负起全部责任，并在工作中不断进取，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和专业素质，力争使书籍的质量登上一个新的台阶，为公司的发展打开一个更加广阔的渠道。我深信我一定能做到这些。

这三个月来我学到了很多，感悟了很多;看到公司的迅速发展和美好前景，我感到骄傲和自豪，也更加迫切的希望以一名正式员工的身份在这里工作，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公司一起成长。在此我提出转正申请，恳请领导给我继续锻炼自己、实现理想的机会。我会用谦虚的态度和饱满的热情做好我的本职工作，为公司创造价值，同公司一起展望美好的未来!

范文仅供参考

编辑转正总结篇8

[中图分类号] G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5） 01-0024-03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Path Optimization of Digital Publishing Era of Editing Work

Zha Dan

（Hubei Education Press Ltd.， Wuhan， 430015）

[Abstract] The editing jobs of traditional publishing industry faces great challenges in the era of digital publish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publication 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traditional editing concerning principles， demands， content，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so on will undergo profound changes inevitably. This paper begins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editing in the digital publishing era， then emphatically analyzes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its formation， and puts forward some methods to improve and promot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publishing editing， in the hope of beneficial exploration will be operated both the 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on the research of editing in the digital publishing era .

[Key words] Digital publishing Editing Iinfluential factor Method

数字出版产业发轫于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随着大众阅读习惯的改变，数字出版技术和版权制度的日趋完善，数字出版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对传统出版行业的发展理念和生产模式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数字出版利用数字技术对出版内容进行编辑加工，并通过互联网平台和新媒体工具完成出版发行，出版编辑的内容、管理和传播全部被数字化。这意味着传统编辑工作的理念、方式、手段和工作对象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可以说，在数字出版时代，编辑工作的理念更新与功能拓展已刻不容缓。出版行业只有使编辑工作形成介质上实体与虚拟结合，方式上线上与线下联动，人才培养上专业型与复合型并重的发展格局，才能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抓住战略机遇，完成战略转型，实现科学发展，构建以理念创新、方法创新、文化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大出版”平台。

在数字出版时代，传统编辑工作的制度环境在不断演进，工作的具体要求在不断提高，编辑人员所处的生存和竞争环境在不断变化，这些都对编辑工作的发展与创新产生巨大影响。

1.1 数字出版产业编辑工作纲领性文件缺位，制约了编辑工作核心作用的发挥

西方发达国家数字出版的迅猛发展及其对传统出版行业发展模式的颠覆性改变，以及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条件的日益成熟，使有关部门认识到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011年，新闻出版总署《数字出版“十二五”发展规划》，从战略上针对数字出版的产业转型、产业布局、产业合作等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性政策。2013年，国务院《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出版等数字文化内容的消费。2014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重大部署，数字出版产业迎来又一个重要

的发展契机。虽然数字出版发展规划日趋完善，但却一直没有出台指导数字出版编辑工作开展的纲领性文件。产业政策大多侧重于宏观层面，在具体实施上仍依赖于出版企业，而出版企业的数字出版工作尚处在探索阶段，这直接导致编辑工作在出版数字化过程中得到的工作指导、技术支持、人员培训和条件保障极其有限，导致编辑工作在数字出版中的核心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

1.2 出版企业数字出版实践滞后，限制了编辑工作水平的提升

出版企业是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的主体。在国家产业政策调控的影响下，出版企业感受到数字时代带来的巨大竞争压力，对数字出版的发展前景形成了共识。但在实践中，与出版企业言必称数字化、互联网的积极表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多数企业的“数字出版”只是简单地把纸质内容转化为数字内容，建立一个网站或电商平台，编辑工作被严重弱化。数字出版在实践层面的滞后，一方面是由于传统出版企业对数字出版在理念上认识不够，对数字技术和政策法规了解不透彻，导致在工作中的保守和畏难情绪;另一方面是由于出版企业暂时还未切身感受到生存危机，仍将绝大部分精力投入纸质出版，加之数字出版投资巨大、回报周期长，导致在实际工作中出现对数字出版工作敷衍、应付的现象。这些主客观原因造成数字出版工作局面差强人意，使得数字出版编辑工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形成传统编辑工作与数字出版编辑工作之间的隔阂，编辑工作转型仅仅涉及数字出版的“皮毛”，在工作内容上没有实质性变化，严重限制了编辑工作水平的提升。

1.3 传统编辑人员参与数字出版编辑工作的效果不佳，阻碍了编辑工作职能的拓展

编辑人员是编辑工作的核心。当前，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和出版企业通过宣传、培训等方式不断提升编辑队伍对数字出版的认识。传统编辑队伍尤其是年轻编辑群体对数字出版的认知度和接受度较高，但实际工作效果却不能完全令人满意。这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数字出版发展的阶段性决定了出版企业给编辑人员提供的参与数字出版的机会和资源有限;二是编辑队伍的专业背景决定了传统编辑熟悉和掌握数字出版工作需要一个过程，数字出版编辑工作的提升还有较大空间;三是编辑队伍的认识水平决定部分编辑人员职业危机意识不强，没有参与数字出版编辑工作的主观意愿，编辑队伍对数字出版参与度不高的格局在较长时间内仍将存在。基于这些原因，编辑人员参与数字出版工作的成效在短时期内无法得到明显提高，这是制约编辑工作职能进一步拓展的瓶颈。

传统编辑工作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完成转型，适应数字时代的发展要求，就必须针对现状，从产业发展、制度、人才、资源等方面入手，深入分析影响编辑工作开展的因素，为实现数字出版时代编辑工作水平的提升打好基础。

2.1 产业发展思路

数字出版在某种意义上不啻为一场产业革命。它要在已经高度饱和的传统出版市场开辟出新的空间，必须借助于产业政策的指导。不同的产业发展思路会衍生出不同的产业政策，进而对整个出版产业链产生影响。作为出版产业链中重要一环的编辑工作也会因为不同的产业政策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方向。因此，只有在明晰的发展思路主导下制定的产业政策才能为数字出版设计出科学完整的“路线图”，为出版企业向数字化转型提供模板。在这一过程中，数字出版的编辑工作将得到更加具体的指导，其工作职责、范围和要求将更加明确，从而为编辑工作的有效开展创造条件。

2.2 制度环境

传统出版企业会建立一系列严格的制度来保障编辑工作质量，这些制度涉及选题、组稿、审稿、发稿、校对、发行等多个环节，形成完整的制度体系。然而在数字出版时代，随着产业政策的调整，出版企业发展思路的转变，编辑工作制度的内涵会发生较大变化。这些变化涉及工作的认定、考核、评价等各个方面，有些甚至是颠覆性的。这将使传统编辑工作面临严峻的挑战。在数字化转型时期，制度环境的优劣将直接对编辑工作质量产生影响。在良好的制度环境里，各项制度设计合理，在运行中通过互相配合能够发挥出最大的效用，从而推动编辑工作的发展。反之，制度环境将成为制约编辑工作正常开展的不利因素，阻碍出版企业的发展。

人是编辑工作的核心，编辑人员素质是评价编辑工作的核心指标。数字出版时代与传统出版时代的编辑工作的最大区别在于对编辑人员的要求发生根本性变化。相较于传统编辑人员重案头、偏文字的特点，数字出版对编辑人员的要求更高。不但要具备传统编辑的素质，还要有互联网思维，能娴熟运用数字技术、了解数字发行市场，并将之与传统编辑技能有效结合。由此可知，在数字出版时代，编辑人员的素质决定着编辑工作的成败。一支高素质的编辑队伍将是数字出版编辑工作发展的最大推动力。

2.4 资源配置

数字出版时代编辑工作的顺利开展必须要有充分的资源保障，包括人力资源、技术资源、作者资源、内容资源、平台资源等。在编辑工作开展过程中，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和出版企业不但要保证资源供应，还要对资源进行合理调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形成资源互补，让资源保障体系在推动编辑工作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倘若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和出版企业面对资源有限的局面，无法实现科学配置，用好用活现有资源，那么数字出版编辑工作将无法正常开展，编辑人员的角色转变、能力提升和职能拓展将失去必要条件。这些都会对出版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形成阻碍。

3.1 更新理念，明确数字出版编辑工作的发展定位

数字出版跨媒体平台的特点，使信息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不同媒体加速融合。这种融合反过来又极大影响了数字出版的产品线和内容提供。这不但是技术层面的革新，也为认知层面带来全新理念。对编辑工作而言，意味着其工作理念必须从以内容为第一要素向以读者为第一要素转变。由于数字出版的出现终结了传统信息时代的信息接受方式，使读者由单纯受众一夜之间变成信息的主导者。从某种程度上说，出版行业正在从“内容中心时代”向“平台中心时代”或“读者中心时代”转变，这一变化意味着编辑工作的边界扩大，内涵提升。编辑工作的定位不再是单纯根据编辑自身素养和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的总体把握对文化进行编创与传播，还包括信息收集、内容整合处理、传播媒介协调运用等多项工作。在数字出版时代，编辑工作只有完成单一性向综合性的跨越，才能保持在出版产业中的核心地位，实现科学发展。

3.2 拓展职能，实现数字出版编辑工作的科学转型

数字出版时代需要能将媒介技术、内容资源和增值环节有效结合起来的复合型编辑人才。这预示着编辑工作将从传统的平面化、单一化、流程化向立体化、多元化、模块化转型，编辑职能将得到极大拓展。具体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编辑个人层面。编辑人员要把握数字出版产业动态，了解数字出版技术，熟悉数字出版的生产流程，掌握数字营销手段。要具备根据不同介质和平台重新整合出版内容的能力，能就产品的呈现形式、功能要求、设计成本、呈现效果、升级空间等与技术人员进行深度沟通，能够将消费心理学与数字营销手段结合起来开展精准营销，提升营销效率。二是出版企业层面。出版企业应进行出版流程再造，推动编辑转变思路，提升数字出版编辑技能。应强化编辑队伍培训，通过理论授课和案例分析让编辑掌握数字出版的理念、技术、流程。此外，出版企业应该配备专业技术人员，及时为数字出版工作的正常有序开展，为编辑职业技能的提升提供技术支持。同时，还应关注人才储备，向高校相关专业定制培养数字出版编辑。

3.3 营造氛围，培育数字出版时代的编辑文化

数字出版时代带来的产品周期加快、读者选择多样化、媒介平台多元化等变化，使编辑工作长期处在高强度、高风险的状态中，稍有疏漏便会造成产品瑕疵，在社会上造成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有效利用观念更新、体制机制转变、人才培养等条件，积极营造氛围，培育出先进的编辑文化，才能保证编辑队伍坚守职业道德，才能实现编辑工作的各项职能。具体而言，编辑文化分为四个方面。一是责任担当的文化。编辑的实质是文化创造活动，教育是编辑工作的重要职能之一。编辑工作在文化产业中承担着宣传和引导大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政治职能。编辑队伍只有始终抱有这份责任担当，才能使编辑工作的教育功能得以实现。二是终身学习的文化。在以理念和技术革新为代表的数字出版时代，传统编辑必须时时刻刻注意学习新知识、激发新思维。这种学习是动态的、开放的、持续性的，它将成为编辑队伍的工作组成部分并伴随其职业生涯的全过程。三是开拓创新的文化。创新是数字出版的特征，也是编辑工作开展的原动力。编辑工作要专注于编辑理念和编辑手段的创新，要围绕数字出版的特点来打造编辑核心竞争力。四是守成的文化。相对于创新而言，守成在编辑工作中也十分重要。这里说的守成是指对传统编辑工作优点的继承和坚守，例如在编辑校对方面利用严格的流程对产品质量予以保证。这些好的做法不能因为数字时代工作格局和工作要求的改变而被放弃，反而应该在守成与创新中找到契合点，高效地融合和运用各种工作方法与制度，推动编辑工作的科学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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