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保险工作思路范文
时间：2023-09-25 07:30:05
农业保险工作思路篇1
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第一个针对农民的社会保险制度，它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通过部分地方的试点逐步推广建立起来了。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国原有的以计划经济为依托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逐渐成为制约经济制度转型和自身发展的重要因素，重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只有建立和完善包括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才能彻底解决农民老有所养的问题，提高农村养老保障水平。
二、论文对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和制度现状，对现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在借鉴国外经验与启示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和建立我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议。
研究的基本内容与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基本内容：
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包括四部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概述、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现存问题及原因分析、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国际经验及借鉴和完善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思路与对策。第一部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概述包括养老保险制度的涵义及特征、构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意义和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演进三部分。第二部分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现存问题及原因分析主要包括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分析和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面临困境的原因分析两部分。第三部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国际经验及借鉴包括外国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及其特点和外国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对我国的启示两部分。第四部分完善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思路与对策包括建立健全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总体思路与基本原则和建立健立我国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措施两部分。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具体分析我国农村养老金保险制度的现状及问题;
2、通过分析我国农村养老金保险制度的特点以及与国外的对比提出完善农村养老金保险制度的思路与对策。
三、研究的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论文将主要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将结合的方法：从对我国农村养老金制度内涵的梳理、意义的分析、制度演进的说明，然后深入到剖析我国农村养老金制度现存的问题以及面临的困境，最后通过借鉴国外的经验提出完善我国农村养老金制度的思路与对策。
主要的研究方法有：文献研究法、实证研究法、定性分析法、个案研究法、比较法、经验总结法、描述性研究法、调查法等
四、研究的总体安排与进度： 一、2010-2011学年第一学期
1、2010年12月10日前：在查阅资料的基础上，完成文献综述和开题报告等工作。
2、2010年12月10日：开题论证 3、对文献综述和开题报告进行修改
4、收集资料，修改论文研究框架，撰写论文。 二、2010-2011学年第二学期
1、寒假：继续收集完善资料，继续撰写论文，完成初稿。 2、开学：提交初稿，收集资料，反复修改论文。 3、毕业论文定稿
4、答辩阶段(2011年5月22日前)：第一次答辩 5、答辩阶段(2011年6月5日前)：第二次答辩
五、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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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保险工作思路篇2
一、农网建设总体思路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的要求，结合人保农村营销网络建设实际，确立农网建设的总体思路是：科学规划、因地制宜；讲究成本、突出效益；加快步伐、迅速启动，力争在2012年底使农村保险覆盖率达到80％以上。
二、农网机构人员配置
（一）全区共设立10个农村保险服务部，由所在乡镇提供1－2间办公室作为营业场所。
（二）农村保险服务部设主任1人，人员编制为2-3人，由乡镇为人保公司推荐人选，并经双方面试通过。人保公司负责提供外出学习的机会，对人员进行业务培训。
（三）根据各街道、乡镇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农村保险服务部保费收入计划，按照多劳多得的分配机制落实报酬。农村保险服务部人员工资为200—400元/人/月，并给予一定比例的业绩补贴和奖励，对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员可纳入人保公司销售队伍序列合同管理，对于特别优秀的人员可选拔到人保公司领导岗位工作；各行政村的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为责任人，村委会会计为保险人，根据其完成保费数额给予一定比例的手续费。
（四）人保公司承担农村保险服务部所有业务支出；各街道、乡镇政府要积极配合，大力扶持农网建设。
三、保障措施
（一）健全工作机制。为加快农网建设步伐，成立农村保险服务网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附后），负责农网建设工作的指导、协调和监督。人保公司要会同各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围绕“三农”问题，充分利用财政补贴政策，按照分片负责、责任到人的原则，形成由乡镇领导分管，各行政村的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为责任人，会计为保险人的一条龙服务，积极开展农村保险服务工作。
（二）更新服务理念。根据省政府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工作要求，坚持“低保障、广覆盖”的工作理念，努力扩大试点险种，多争取、利用好财政补贴政策，推进农村保险产品创新，积极开办各类适合农村需求的保险险种，服务“三农”建设，为农民群众提供好各类财产、人身保障，更好地解决其后顾之忧，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促进农村和谐稳定。
（三）提高工作效率。按照务求实效的原则，一是设置农村保险服务部、远程出单点，宣传保险，普及保险，极大地方便农民群众投保；二是设置农村保险咨询处，依托真正了解街道、乡镇情况的营销人员，进驻到各村，通过电话联系、送单上门服务，满足农村保险的需求；三是理赔服务要快速、准确，以95518服务专线为依托，将查勘方案制度化、程序化，做到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出险现场进行查勘施救，妥善处理保险事故，让保户及时得到补偿金和满意的保险理赔服务。
农业保险工作思路篇3
关健词:商业保险 失地农民 养老保障制度
失地农民是指在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由于高速公路及路网、水利、机场、城市道路等大型公共设施的兴建和城市扩张中，因建设征用土地需求的增加，而造成大量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大量征用的人口。
根据预测，在未来十多年里，广西由于建设征地所造成的失地农民还会逐年增加。建立和完善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是当前党和政府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切实解决农民老有所养问题的重要举措，是直接关系到广大农民群众切实利益的政府“民心工程”。2006年11月，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指出:“探索利用商业保险制度，为库区移民、被征地农民等失地农民建立商业养老保险制度，解决失地农民后顾之忧，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这是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重要举措。积极参与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密切配合各级政府，在政府主导下发挥保险业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辅助政府履行社会管理的职能，是保险业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国务院在《关于加快保险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精神指引下，在各级政府的积极倡导和保监局的大力支持下，保险业应切实发挥自身的机构网络优势、人才、服务与专业优势，积极投人到构建广西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中去。
一、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主要模式
目前，保险业参与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主要有以下二种模式:
(一)政府与保险公司合作模式
如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00年1月出台《关于重庆市征地农转非退养人员储蓄式养老保险办法的通知》，在征得农民同意的前提下，土地主管部门将被征地农民的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约2.2万元/人作为本金、向保险公司投保储蓄式养老保险，投保后保险公司按照协议约定的5年利率每月向被征地农民(男50岁以上、女45岁以上)发放固定生活补助费，同时政府提供5年期银行利率不足10%部分的利差补贴。
(二)纯商业运作模式
如吉林白山市人民政府于2004年3月出台了《关于转发白山市市区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实施方案和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暂行办法的通知》，商业保险公司通过团体年金保险承保失地农民保险，被保险人每年除获得2.5%的保障收益外，还可以享受商业保险公司70%的投资收益，被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的年龄到保险公司领取养老金。
二、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存在的主要问题
据《广西失地农民劳动保障问题研究》调查报告显示，广西现有被征地农民133.5万人，约占农业人口的3.4%。在广西各地对161437名被征地农民的调查，在16万多的被征地农民中，转为非农业人口的仅有3315人，占调查总人数的2%。在现有被征地农民当中，仅有0.66万人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约有1万人享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目前，耕地被征用能够得到安排就业的农民比例较低，他们主要就业方式是外出经商打工、出租房屋和耕种剩余土地。
(一)失地农民安置工作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
“先征用，再补偿、轻安置”的指导思想长期以来困扰着失地农民的安置工作，特别是在维护涉及失地农民的切身利益的养老制度方面，一直没有能在制度上给予明确，给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造成很大的压力。
(二)现有法律法规在保障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权益方面存在缺陷
农业保险工作思路篇4
关键词：农业保险；非正式制度；制度变迁；制度创新
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体系内的正式制度安排依旧十分薄弱，非正式的制度仍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有效替代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就要求在构建完善农业保险体系过程中进行思路上的创新，充分发挥非正式制度的积极功能，在制度和文化层面上使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并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取得理想的制度变迁效果。
一、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历史演进
伴随着农业的发展和演变过程，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经历了巨大的变迁，正是非正式制度变迁使农业保险制度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1.我国古代农业保险思想的原始形态。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就是在与各种灾害的不懈斗争实践中，萌生了对付灾害事故的保险思想和原始形态的保险方法。在中国漫长的农耕时代，为应对纷沓而至的水旱饥荒，“积蓄备荒”的保险思想贯穿了我国整个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各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王朝，在大灾之后保持社会的稳定，各种仓储制度应运而生。这种以实物形式的救济后备制度，具有政府统筹、带有强制性的保险的性质，在民间多采用“积谷防饥”、“养儿防老”形式的自保与互助风俗制度，从某种程度来说，几千年封建农业社会积淀下来的最具代表性的风险保障思想与非正式制度，时至今日仍在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2.我国近代农业保险思想的产生。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和长期闭关锁国的社会条件下，近代农业保险思想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和农村经济发展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逐步形成的。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深受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技术，“师夷之长技以制”，他们在吸取我国古代原始保险思想和西近代保险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我国近代的农业保险理论和思想。为发展民族农业保险，少数省份在个别地区试办过农业保险，但多以失败告终。虽然引进了西方近代保险的原理、方法和观念，但在自然经济仍居主导地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其影响极其有限。
3.建国后我国保险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建国后，我国的农业险理论和实践基本上是借鉴苏联的经验，在国家保险理论指导和意识形态影响下，我国农业保险业从创建之初，就具有明显的“财政性保险”的特征，虽然也发挥着风险补偿、防灾防损等作用，但这并不是发展农业保险的目的，业务基本上是依靠政府的行政命令来推动的。制度建立以后，农业保险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并完全由国家救灾方式所代替。经济转型时期农业保险制度虽然在重新培育，但迄今仍然没有摸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发展的农业保险道路，仍没有在农业保险的制度安排与创新方面取得突破，由于制度缺失，我国农业保险陷入了“需求不足、供给短缺”的市场失灵境地。
二、我国发展非正式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纵观几千年来中国保险思想发展史，非正式制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植于农业社会、以国家为主导、以社会救济为主要内容的古代保险思想有利于农业保险的形成，但却阻碍了现代农业保险的发展。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一贯注重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精神因素作用的历史惯性，对人们的行为影响深远，人们习惯于从过去的经验和传统中寻找依据和方法，这就使得传统观念、行为习惯对农业保险制度变迁的影响和制约特别突出，再加上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长期投资，也使人们形成了注重行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的思维习惯。也正是因为如此，适应农业保险发展要求的非正式制度——意识形态、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建构尚未完成，而非正式制度的匾乏影响了农业保险的需求和供给。
非正式制度通过双重作用影响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变迁，一方面降低交易成本，强化激励机制，提高经济绩效，成为农业保险发展的强力剂。长期实践中积淀下来的意识形态和习惯准则，作为一种个人与环境达成“协议”的交易工具，形成一种个人与外部世界的确定关系，大大简化了人们认知、选择的过程，节约交易费用。同时，它所包含的与公正相关的道德评价，也缩减人们在相互对立的理性之间进行选择时所耗费的时间和成本，降低交易费用，也有利于正式制度的正常运行。作为一种社会调节机制，由于非正式制度往往表现为世代相传的习俗与行为习惯，因而在一定条件下，其内在的凝聚作用规范了社会成员行为。尽管这种规范性不具有国家强制性，由于其本身凝结着社会成员对往昔现象、经验或祖先的某种程度上的崇敬，所以人们往往会以传统为参照系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有效的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成功的遏制“搭便车”、损人利己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克服这些行为固然要靠正式制度来制约，但正式制度不论在质上还是在量上都存在着许多无法达到的空间，这些空间只能靠主体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来自觉维持。从某方面来说，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也是一种人力资本，当人们认同于某种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时将形成一种巨大的行为激励，提高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益。尤其是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特别的人力资本更是效果显著，合乎理性的意识形态能够有效淡化机会主义行为。当然，非正式制度的自发性、持续性等特点也往往使其成为阻碍制度变迁与创新的因素，陈旧的非正式制度安排难免会延长制度变迁的时滞，强化制度创新的路径依赖，也会干扰正式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扰乱社会运行的秩序，从而加大社会运行的操作成本，降低制度绩效。
某种程度上讲，人类的各种风险应对策略的历史发展沿革表明农业保险制度是一个文化层面的东西，那么在正式保险制度移植中简单的工具性的移植和借用是存在问题的，任何制度不能脱离其存在和发挥作用的环境——文化。不顾客观规律的强制性的制度移植，完全可能造成制度实际运行中的扭曲，最终增大制度运行本身和未来变迁的社会成本。这也是近代农业保险制度在我国运行产生南桔北枳问题的根本原因。有效保护私人财产权利是一个国家成为名副其实的法治国家的标志，但法治国家不仅仅表现为国家制定出完整和先进的法律条文体系，更重要的培育法治的契约文化，文化的培育就需要漫长的过程，这受制于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农村城镇化进程、农村人口家庭观念的变化和农民文化观念的变化高度相关。这些影响因素的性质及变迁的规律决定了非正式保险制度的长期存在，如农业系统性风险、信息不对称和双重正外部性，诚信意识问题等等。
无论怎样发展农业保险，一旦其赖以存在的信用基础出现了问题，由于监督人的行为成本高昂，许多对合作双方都有利可图的交易，在缺乏道德共识的环境里就会无法实现，便不可能保证农业保险稳定地正常运行。
三、加强非正式制度建设，促进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创新
由于非正式制度存在形式上的分散性、变迁上的自发性、连续性特征，因而其创新具有与正式制度完全不同的特点，不能像正式制度那样易于采取自上而下的强制变迁形式，可以采取诱致变迁的形式，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重视习俗影响，塑造道德理念和建构新型文化，加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
首先，我们要重视习俗影响和塑造道德理念。现代的农业保险制度是在以英美为主的具有浓厚契约传统西方国家发展起来，我国从逐渐引入西方现代农业保险机制的过程中，虽然机制所需要的正式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但机制运行所需要的契约观念、守信观念、守法观念等却还没有树立起来和充分发挥作用。要克服这种制约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现象，就必须努力树立契约观念，建立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观念、消除那些与市场观念矛盾的道德和习俗观念，并对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进行仔细甄别，除去陋习，保留精华。
其次，我们要塑造道德理念。自愿互利的农业保险其实就是一种市场交易，而维持和优化市场交易秩序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就是利人利己。道德与不道德的分界线，就是保险主体是利人利己，还是损人利己。通常，道德规范建设具有系统性，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参与者诚信或失信的识别机制，形成俱乐部规范，诚信或失信的激励和惩罚机制，这需要标本兼治、着力治本。治本主要是制度建设，特别是信用制度建设。道德规范建设实际上是形成农业保险主体共同遵守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如诚信就是现代农业保险中共同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功能是克服机会主义行为，提高遵守合同的自觉性。因此，道德规范建设的意义是使守信成为自觉的行为，自觉的遵从。当然，我们不仅要反对泛道德主义，也要反对那种泛法律主义的倾向。实际上传统儒家伦理看重的，不是去制定这样或那样的规则、规范，而是强调在道德生活中树立榜样。人们在生活中更多地不是从规则、规范里学会道德的行为，而是从家人、父母、邻居、同伴以及历史生活的实例、榜样中来学习和培养道德感、道德习惯和道德情操的，培养健全的人格就是我们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这有助于我们克服目前农业保险乃至社会所面临的诚信、责任问题，而培养健全的人格，依靠“德、智、体、群四育并重”，使人们的品质得到升华、认可和尊重。
最后，我们要建构新型保险文化。在保险制度的变迁过程中我们也面临着保险文化转型的任务，在非正式制度安排方面要建立起与保险制度相适应的文化氛围，努力营造一种自由、自主、竞争、效率、契约的保险文化，不断探索和积累反映保险运行规律的各种经验和知识，以支持保险经济的有效运行。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保险文化，从根本上促进非正式保险制度的变迁。尤其在我国这种政府主导强制性制度变迁与传统思想文化影响之深的情况下，当农业保险机制的正式制度发生了变迁时，如果缺乏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文化等非正式制度支持，传统的非正式制度不发生变迁或变迁速度过慢，这势必会影响农业保险正式制度甚至金融市场经济秩序的型构。而根本的方法就是彻底打破传统的农业经济体制，扩大保险思想文化意识的教育与影响，切实推进保险文化基础的建立，加强相关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宣传。只有处理好了两者之间的关系，能保证农业保险长期、稳定发展并提供良好的运行环境，降低其运行成本。
四、结论
实践证明，非正式制度因素深刻影响了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今天，我们推进农业保险制度的创新，就必须尊重国情和传统，加强非正式制度建设，努力寻找文化传统与现代农业保险体制之间的契合点，不断试探、不断融合，才能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实现制度创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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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保险工作思路篇5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一)指导思想: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节以提高参保农户灾后重建家园、恢复基本生活的能力为目标，按照"农户自愿参保、政府补助推动、保险公司市场运作"的原则，在全镇全面开展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重要保障。
(二)工作目标:按照"低保障.低保费、广覆盖"的保险思路，至20*年1月31日前农户参保率达到50%以上，至20*年2月15日前农户参保率达到80%以上，并逐年扩大覆盖面，最终达到全覆盖。
二、实施办法
(一)保险主体和对象。保险主体为全镇范围内具有*农业户籍的所有农户。保险对象为农村居民自有的生活住所，一户多宅者，政府只补助一宅参保。
(二)保险责任。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只保住房倒塌，不保住房受损。房屋倒塌的界定标准和裁定办法由市民政局另行制定。因遭受自然灾害(地震灾害除外)和意外事故造成农民保险房屋倒塌，保险公司按约定标准赔偿。责任范围由保险条款界定。
(三)保费标准。每户农户每年保费15元，其中农户交费5元，省财政补助4元，市财政补助6元。农村低保户和没有实行集中供养的"五保"人员，其自交保费部分由市政府给予全额补助。
(四)赔付标准。根据我镇农户住房现状，按照低保障、低保费、广覆盖的思路，我镇每户农户住房保险金额为1.8万元(即每户最高赔付1.8万元儿其中每问为3600元(即每间最高赔付3600元)。
(五)动作方式。我镇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由人财保*支公司承担经营业务，实行“单独建账、独立核算、以丰补歉、自负盈亏”，经营费用按20%确定，每年年终向市政府报告保费收支执行情况。
三、工作步骤
全镇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工作分阶段推进:
(一)宣传发动阶段(20*年1月8日前)。召开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工作动员大会，传达*市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工作会议精神，强化认识，部署工作，明确任务，把工作部署到各村，引导广大农民群众踊跃参加农村住房保险，并做好业务培训等相关前期准备工作。
(二)调查摸底和登记投保阶段(20*年1月9日--1月31日)。各驻村干部、村干部、农村工作指导员要对农村农户户数、住房情况和农户参保意愿进行全面调查摸底，整理成册。以方便群众、服务群众为宗旨，做好投保登记、保费缴纳、合同签订工作，力争在1月底前农户参保率达到50%以上。
(三)完善提高阶段(20*年2月1日-2月15日)。总结上一阶段工作的经验，完善工作方式，加大宣传力度，继续扩大投保面，确保农户参保率达到80%以上。
四、工作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加强对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工作的领导和协调，镇政府成立政策性住房保险工作领导小组:王剑林为组长;陈齐鲁、陈挺、高祥明、曾焕敏、林贤铭、郑文彬、刘剑斌、张良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陈齐鲁兼办公室主任;陈仁兰、倪微微为办公室成员。
(二)加大宣传力度。镇宣传办和各村双委要认真组织开展宣传发动工作，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体，以各种形象直观的方式，广泛宣传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的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做到家喻户晓，使广大农民了解、理解和支持农村住房保险工作，培养和增强农民群众的保险意识。
农业保险工作思路篇6
论文摘要：由于缺乏整体的制度设计，各地积极探索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仍然停留在地方分割、低统筹层次上，制度“碎片化”趋势严重。“碎片化”制度存在种种弊端，这种“摸着石头过河”渐进式制度变迁显示出强烈的路径依赖特征。克服原有制度路径依赖，我们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发挥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主导作用，建立全国统筹的、全民性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同时发挥政府财政配置作用。
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一直依赖的家庭和土地养老功能不断弱化，农村老龄化程度日益加剧，农村养老问题日益凸显，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刻不容缓。早在1986年我国就开始探索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其间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曾一度处于停滞状态。2009年6月2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会议决定，2009年在全国10%的县(市、区)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不管是20世纪90年代，还是目前我国开展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制度的“碎片化”现象严重。
一、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碎片化”现状
所谓“碎片化”就是缺乏统一性。就养老保险制度而言，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实行有明显差异的养老制度。“碎片化”养老保险制度和“大一统”养老保险制度是完全对立的模式。“大一统”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打破城乡界限和职业界限，跨越户籍制度的樊篱，建立基于国民身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各地在制度上和标准上都不统一，“碎片化”现象严重。全国有 2000多个统筹区，大部分地区农村养老保险仍停留在县区级低层次统筹、地方分割上，标准大多是“一地一策”甚至“一地多策”。多种制度并存，像一块块碎片，使应该体现统一性的基本制度表现出过多的农村特色、区域特色和人群特色。不但我国各地正在试点中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互不相同，而且同一地也存在多种制度。例如针对不同农民群体，建立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农民工养老保险，甚至不少地区还探索出农村独女户、双女户等特殊的养老保险制度。尽管上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重点保障的人群不同，但在现实中，有时候会存在多种制度在同一个参保对象身上聚焦，如一位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农民，由于土地被征用，成为了失地农民，又参加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后来进人企业工作，按照规定，他又必须参加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无疑造成重复参保的问题。由于制度不统一，进而导致农民在缴费、补贴以及享受待遇的标准、基金管理、个人账户记账利率等方面千差万别。如果沿着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子继续走下去，无疑还会增加更多碎片。
现行先易后难、分类分层、因地制宜、针对不同农民群体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制度变迁的步伐。当前我国走在十字路口，必须在“大一统”和“碎片化”之间做出选择。郑秉文指出，只有首先在“大一统”和“碎片化”两个社保制度模式中作出选择，才能引领中国养老保险改革的未来方向，而不至于一开始就陷人到对制度设计细枝末节的纠缠之中。
二、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碎片化”的危害
各地根据自身特点和财力设计不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值得鼓励，但从长远看，不仅今后会给国家整合造成沉重的成本负担，而且会产生路径依赖，如果制度推倒重来，将会产生大量的沉淀成本。
(一)制度太多、资源浪费，增加了制度的实施成本
虽然上述几种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重点保障的人群不同，但是在一个区域内，制度太多未必就是一件好事，何况目前的各类型制度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难以做到“应保尽保”。改革是自下而上摸着石头过河，各地大胆探索各种制度模式，这给统一制度和统一管理增加了困难。杨翠迎指出，在农村现实中，有时会存在身份交叉、重叠的情况，由此产生多种制度在同一保障对象身上聚焦，一方面使保障对象无所适从或缴费负担加重;另一方面造成管理混乱和不必要的人力、财力等的浪费。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碎片化”，造成政出多门、管理混乱、工作效率低，缺乏规模效应，制度管理成本与运行成本增加等诸多问题。
(二)制度衔接难度增加，无法提高统筹层次
制度衔接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城乡之间的衔接问题;二是地区之间的衔接;三是农村地区多种形式的养老保险制度的衔接问题。由于制度的不统一，进而导致各地农民在缴费、补贴以及享受待遇的标准等方面千差万别，各制度不能有效的衔接，给社会保险工作带来很多麻烦，同时也使农民感到茫茫然。各地农民工在返乡或是工作地点发生流动时只能纷纷选择退保。广东省就逐渐出现农民工“退保”现象，并有增无减，截至2007年底已办理退保手续1000万人。目前我国农村保险制度统筹层次大部分停留在县级统筹，统筹层次过低不利于劳动力流动时的保险账户的转移和管理。鉴于我国的国情，养老保险体系的“割据”状态直接导致了“退保”这一独特现象的发生。
(三)现行制度保障水平差异大，再分配的功能缺失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所覆盖的地区大多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参加养老保险的群体基本也是区域内比较富裕的农民。中国一些沿海和发达地区在农村养老保障方面进行了各种试点，比较典型的如:广东中山市、上海小城镇保险、北京大兴区模式等。这些模式都强调了政府财政补贴，并试图建立社会统筹账户。但在中西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由于农民收人低与缴费能力弱、当地集体经济落后以及地方政府财政收人和转移支付能力低等，农村养老保险实际上成为一种“个人储蓄积累的私人养老金计划”，很难推广。由于我国没有像日本等国家覆盖全体国民的国民年金(基础养老金制度)，从而使养老金制度再分配和缩小贫富差距的功能缺失。
(四)阻碍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引起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出现
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身份变化频繁、流动性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碎片化”给居民带来诸多不便，必定造成劳动力市场的地方分割，阻碍基本养老保险社会化管理进程，不利于城乡社会保障统筹发展，成了继户籍制度之后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又一障碍。郑秉文指出，建立碎片化的制度比较容易，不用太动脑筋，不用整体设计，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把矛盾推向了未来，推给了我们的后代。在目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下，急需以制度创新为动力，加快现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造的步伐。
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碎片化”路径依赖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变迁定义为制度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即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目标模式)对另一种制度(起点模式)的替代过程。路径依赖一词最早由经济学家诺思提出的，它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人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在制度变迁中，存在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从而形成对制度变迁轨迹的路径依赖。既可能进人良性循环，从而使制度不断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前走，甚至被“锁定”在无效或低效的状态，并陷人恶性循环状态。
(一)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痕迹明显
“碎片化”路径依赖主要表现在仍沿袭传统的城乡分割基础上的“二元保障”路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供给并没有从我国社会结构迅速变迁的现实出发，而是以户籍制度为界限，形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肖金萍指出，由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其实行不仅没有从实质上改变农村传统的养老方式，而且还从制度设计上强化了我国传统的“二元保障”，与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逆向而行，其破产也就不足为怪了。郑秉文指出，“二元保障”资金是从农村流向城镇，农民补贴了城镇职工，使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强化了社保制度的二元结构特征，两个碎片发展成两个极端延伸。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一开始试点就采取自愿参加的方式，这种制度安排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不利于筹资机制的稳定，低覆盖率与自愿参与原则直接相关，自愿参加必然形成对经济困难群体的排斥。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从一开始就违背了社会保险运营的大数法则和风险共担机制，这显然与社会保障济贫、防贫的目的相悖，加剧了社会养老保险领域的不平等。
(二)二元思维惯性使“碎片化”有增无减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一种无效的制度安排之所以得以维持，原因在于统治者的偏好和有限理性、制度意识、官僚政治、利益集团冲突以及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我国长期的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分割的发展战略惯性，形成了政府决策的二元思维惯性。中国目前“碎片化冲动”之所以有增无减，“碎片化”趋势之所以亦步亦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决策者对碎片制度危害的认识不足。“有条件的地方先上”的渐进式社保思路是养老保险体系地方“割据”的主要原因，而这种思路源于经济发展不平衡。由于制度意识的刚性滞阻，并且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近期不具有可观察性，而且投人多、风险高、周期长，使其对传统养老保障模式具有强烈的依赖性。
(三)缺乏整体的制度设计，公共政策制定还依然遵循着原有惯性
半个多世纪以来，公共政策的制订还依然遵循着原有的惯性，即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只是一个框架，省级政府另行拟定具体条款，上仿下效，逐级细化，这样就造成了最基层的制度设计差距甚大。虽然早在1986年全国就开始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和推广工作，由于新供给制度的路径受初始制度安排的影响，自始至终，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理念不明确，目标定位不准确。对于建立的目标模式，与城镇社会养老保险之间的关系等诸多问题没有一个清楚的轮廓，各省之间、各市和地区之间、各县之间，越往下，越地方化、碎片化，差异越大。因此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制度变迁显示出强烈的路径依赖特征。
(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稳定性差
我国社会保障从建立到现在，高层次立法几乎没有，由于没有整体规划的社会保险法律体系，使得各地在推进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仍然是沿用以前的发展模式，采取渐进式与多样化的发展模式。立法的滞后，原有的法规政策没有随着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而得到修改和完善，制约着改革的深化。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基本上都是在民政部1992年颁布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的基础上稍作修改形成的，这些办法普遍缺乏法律效力。我国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态度也时常发生动摇，农民与政府不存在一种持久性契约，因此政策的不稳定性和违规操作现象一直比较严重。
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供给创新的路径选择
制度变迁本身也是一个制度创新的过程，正所谓不破不立。诺斯指出:一种安排只有在下述两种情形下才会发生:一种情形是创新改变了潜在的利润，一种是创新成本的降低使制度安排的变迁变得合算了。综上所述，我国农村社会养老金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且使得该制度陷人到一个低效均衡的锁定状态。要突破农村社会养老金制度变迁中存在的路径依赖，我们必须进行制度创新。
(一)发挥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主导作用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应以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为主，政府以权威性将农民纳人到养老保险体系中来。农村社会本养老保险不能单纯采取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原因在于:农村养老保障的绩优品特性，具有农村社会福利再分配功能;可以诱致农村有效需求;能够推动农村资本市场形成;具有优化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功能。然而一种产品的绩优特征不一定被人们所充分认识，人们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效用评价低于该产品应有的效用评价。另外，制度创新主体(农民)的社会意识形态相对稳定性与滞后性，即差序格局的意识形态影响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变迁。作为制度创新主体的绝大多数农民不具有制度创新的能力与资格，难以克服变迁中的“搭便车”行为，并且很难达成共识并采取集体行动。所以，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广大农民切身利益的产品，应以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为主，发挥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主导作用，将农民纳人到养老保险体系中来。
政府是养老保险制度的直接供给者，作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者和制度变迁的主导者，政府负责根据经济发展水平构建农村养老保障的制度框架和推进策略，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设计科学、合理、公平、高效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框架。政府不仅要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提供财政支持，并作为“最终担保人”。政府还担当着推动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的组织管理与监督机制，推动农村社会保障的立法建设，创造适宜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社会环境等方方面面的重要职责。
(二)建立全国统筹的、全民性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实现全国统筹是刻不容缓的既定目标。要想突破我国养老保险发展困境，实现农村人口养老保险的有效覆盖，解决新农保制度与其他制度有效衔接及养老保险关系跨地区转移问题，必须从养老保险城乡统筹的视角出发。明确将全国统筹作为刻不容缓的既定目标后，选择实现全国统筹的路径成为制度改革与完善的关键。郑功成提出了三步变一步思路。即:地市级统筹与省级统筹并不是必须经历的环节，而是从目前的地方分割统筹，一步跨越到实现全国统筹。而不是采取另外一种全国统筹三步走思路，即按现行思路，从目前的地市级统筹逐步上升到省级统筹，再从省级统筹逐步上升到全国统筹。实现全国统筹关键要破地方政府“小算盘”，要破解社保关系转移接续困境，要诀就在于破除“各地为政”的格局，防治地方政府利己主义行为，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保制度。
建立全民性的基础养老保险制度必须由制度层面推进到操作层面。首先，解决无养老保险者的问题，实现“全体国民皆年金”;然后逐步解决养老保险层次复杂、相互分立的问题。为职业农民、被征地农民、农民工等建立统一的社会统筹账户，改革现行企业职工、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的养老金制度，统一所有参保者的社会统筹账户，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参保农民的社会统筹账户补贴应当全国统一。
(三)重构我国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财政责任
农业保险工作思路篇7
一、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变迁与发展阶段
任何制度的形成、发展都不是自在自为的，总是处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之中，是特定时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现象互动的结果。我国具有漫长的农业经济发展历程和深厚的农业传统，农业保险制度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一）我国古代农业保险思想的萌芽
在我国，小农生产方式根深蒂固，早期的农业保险思想正是根源于封建社会时期的小农生产方式。为保障小农生产方式的延续以维系政权稳定.很早就建立了国家农贷制度，而作为早期我国农业保险思想萌芽的“荒政思想和仓储制度”也相应产生。我国古代的仓储制度作为一种救济后备制度，从组织形式看，是相当严密、完备的，但无论是官府的常平仓，还是民间的义仓，都主要以应付天灾人祸为主，作为一种社会保障形式，其保障范围都是狭窄的，都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与近现代保险制度不可相提并论。同时，小农生产方式也决定了农民个人抵御风险的能力非常弱，在官方支持不力的情况下，民间风险保障主要表现在“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自助思想与民间自发兴起的一些互助组织和互助风俗制度。可以说，这是我国几干年封建农业社会积淀下来的最具代表性的风险保障思想。时至今日仍在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二）我国近代农业保险制度的形成
我国近代农业保险制度是在农村经济发展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逐步形成的。1923年“华洋义赈救灾会”在河北省香河县创建了我国第一家农村信用合作社。到了20世纪30年代，我国农村由于受军阀剥削及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破产相当普遍。为了尽快恢复和建设农村经济。有的地方办起了农业保险，但是，农业保险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有少数省份在个别地区试办过农业保险，然而试验的险种十分有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乌江耕牛保险会的尝试。乌江耕牛保险会是我国现代保险史上最早由农民自发建立的相互保险的正规组织之一，属于互助合作团体。1933年上海银行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将乌江镇开辟为农业试验区，为了保证试验区发放农业贷款资金的安全，力主农民组成耕牛保险协会，承办耕牛保险。二是北碚家畜保险社的建立。北碚家畜保险社是我国现代保险史上较早开办家畜保险的机构之一。1939年，农本局（即国民党政府控制粮、棉、纱、布的机构）在重庆农业试验区设立家畜保险经营处，首先成立的就是北碚家畜保险社，以猪为保险标的。三是我国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创立。该公司是旧中国官僚资本兴办的保险公司，初为中国农业银行信托处所属的保险科。1943年独立，定名为“中国农业保险特种股份有限公司”；1945年改组，由农林部参加资本；1947年6月更名为“中国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最高权力机构是董事会。除在重庆北碚小面积试办了一些耕牛和猪保险外，主要经营茧纱保险、盐载保险等业务。
（三）计划经济时期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
1.建国初期（1949～1957）农业保险的快速发展
伴随着农村经济整改的顺利进行，建国初期农业保险得到了快速的发展。1949年10月20日.政府首先建立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公司建立伊始就开始试办了农业保险，于1950年首先在北京郊区、山东商河和重庆北碚试办牲畜保险，在北京郊区、江苏南通县和陕西成阳地区试办棉花保险。1954年.为配合农业合作化，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决定重点恢复办理农村保险业务。1956年2月29日至3月17日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着重研究农业保险工作，农业保险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1958年末，中央政府在武汉举行财政会议，正式决定停办调整保险业务。在这历时8年的试验时间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试办的农业保险收取了大量保费，及时向受灾的投保农民进行补偿，对发展农业经济作出积极的贡献。为开展农业保险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总的来看。建国初期农业保险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
2.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以后（1958～1978）农业保险的滑坡与停滞
1958年10月，在西安召开的财贸工作会议认为，人民公社化以后，保险工作的作用已经消失，决定停办国内保险业务，所以农村保险业务又一次停办.直到1981年。这个时期的我国农村，农民主要生活在实物经济之中。农业生产由集体统一组织。风险由集体来承担，农民自身并没有参与保险的动力，加上国家也对农业保险的停办作出了规定，因此.这段时间内农业保险的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农业保险完全由国家救灾方式所代替。
（四）经济转型时期农业保险制度的重新培育
1.市场化改革初期（1979～1992）农业保险的蓬勃发展
1982年2月国务院批转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国内保险业务恢复情况和今后发展意见的报告》中提出：“逐步试办农村财产保险、畜牧保险等业务。”自此。我国农业保险体系又逐渐由国家救济转向农业保险的试点。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于1982年恢复试办农业保险，从试办到1992年，是由低速增长到高速增长的发展过程，农业保险得到了快速平稳的发展（如图一所示，下页）。到199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分公司和15个计划单列市分公司中基本设立了农业保险机构，大部分农村乡镇建立了保险所。自1982年得到恢复试办，我国农业保险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新经验、探索新模式、完善新办法，并借鉴外国农业保险的成功经验，针对农村地域分散、风险性大、业务技术难度高、政策性强的特点，敢于向国际保险界的“难点”和“尖端”突破，使农业保险在恢复试办后的前十年间实现了较大的发展（李玉琴，1996）。
2.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时期（1992至今）的农业保险制度的困扰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确立之后，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制度沿市场经济方向变迁的速度加快，但是人们所期望的农业保险高速发展的局面并没有到来。从规模上来看，1993年至今是农业保险由高速增长到低速增长的滑坡过程。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统计，2005年全国保险业保费收入4932亿元，为1993年的9倍多，年均增长超过60%。然而，在全国保险业发展一片大好形势下，农业保险的发展却陷入困境，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占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比重在总体上呈下降趋势，2005年略有回升。在农业保险赔款支出方面，近几年来，除2005年赔款支出较高外，均保持在较低水平。值得庆幸的是，当前政府高度重视农业保险的发展，正积极推行农业保险的试点。近年来，中国保监会把促进农业保险发展和为“三农”提供保险服务作为一项重点工作，积极研究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制度（皮立波等，2003）。保监会联合有关部委对农业保险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自此，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进入了新时期的制度创新阶段。
二、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变迁的基本特征
农业保险本身是一种制度创新。我国目前的农业保险发展并不是一个孤立、即兴的事情，而是一种历史的延续，有其内在特征。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农业保险的发展依赖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是与经济发展相联系的，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依赖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保险的发展如果脱离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将会造成行为主体的不配合。交易成本就会提高，因而起不到农业保险制度应有的效果。古代的“积谷防饥”也证明农业保险的开展必须有赖于经济发展而形成的积累；近代农业保险发展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业生产力停滞衰落。人口超负荷，落后的农村经济已经进入了难以为继的极端困境所造成的；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此时农业保险的繁荣存在虚假的景象.并没有内生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以后，在1978～1992年间，农业gdp年均增长11.4%，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9.1%，表现出迅猛的增长势头。与此同时，农业保险也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农业保险费收入由1982年的23万元上升到1992年的8.17亿元，年均增长110.3%：农险占财产险比重由1982年的0.02%左右上升到1992年的2.44%，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农业保险赔款支出也由1982年的22万元上升到1992年的8.15亿元，年均增长超过110%。这充分说明了在此阶段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农业保险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从而形成了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然而，进入90年代中后期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步伐明显放缓，尤其是1993－2005年农业cdp只增长了57%，年均增长不足4.5%：农民人均纯收入自1997年以来增速明显下滑，年均增长不足5%。农业、农村经济的反复，制约了农业保险的正常发展。农业保险占财产保险的比重由1992年的2.44%滑落到2005年的0.55%：农业保险费收入由1992年的8.17亿元逐年下降到2004年的3.96亿元，出现了负增长；农业保险赔款支出则由1992年的8.15亿元大幅度缩水到2004年的2.89亿元。这充分说明了在此阶段农业、农村经济的困境同样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发展，导致二者之间的恶性循环。因此，农业保险的发展有赖于良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环境。
（二）农业保险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制度变迁路径
进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后，政府逐渐重视农业保险，又开始致力于农业保险制度的调整与创新。1984年2月国务院批转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关于加快发展我国保险事业的报告》中指出：“要在总结以往试办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办理养殖业保险。至于种植业保险，由于情况比较复杂，需要不断摸索经验，因地制宜地逐步扩大试办范围。”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指出：“应积极兴办农村保险事业”。1986年。中共中央在《关于1986年的工作部署》中再次指出：“应积极发展农村各项保险事业。”1987年，中央又在5号文件中要求：“发展农村社会保障事业，有条件的可试办合作保险。”1989年，中央办公厅在《关于加强保险事业管理的通知》中指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大力支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工作，发展其在我国保险事业中的主渠道作用。”基于此，在政府高度重视和积极倡导下，农业保险发展也进入了历史的最好时期。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我国政府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国企改革、金融改造等领域，农业保险的制度建设受到一些影响。2004年以来，“三农”问题重新得到了新一届政府的高度重视，农业保险的制度建设也随之成为新的话题，政府也开始推动新一轮的制度变迁。中国保监会负责人明确表示。我国将合理运用wto规则，促进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并提出建立政策性和商业性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是我国完善农业保护体系、提高我国农业生产经营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必要措施。因此，可以判定以政府为主导的制度变迁路径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基本特征之一。
（三）农业保险制度的区域化特征逐渐显现
我国的农业保险总体发展水平较低，但少数地区或者因为地区农业的特点和优势，或者因为地方政府的重视，或者因为探索到一种适合的制度模式等原因，农业保险得到较快的发展。上海经济发达，农业基础较好，特别是长期以来市政府高度重视农业保险的发展，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不断探索本地农业保险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农业保险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农业保险制度模式。新疆是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最快的地区，实行种、养殖业保险与其他商业性保险分开立账，单独核算，挽救了自治区农民很大的损失，形成了兵团农业保险制度模式，对西部地区农业保险发展探索出了一条比较可行的路子。此外，全国其他地区也在探索适合各自实际情况的农业保险制度。我国地域广大，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及农业风险差异性大的特点，决定了农业保险制度的区域化特征将长期存在。
（四）农业保险在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中居于从属地位
1978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我国农业逐步转型到市场经济体制中。相应的政府介入农业自然风险管理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在以政府的民政和财政救济为主的同时，增加了农业保险这一重要措施。并试图进行战略重点由政府灾害救济向农业保险的转移。然而，在实践中这种由政府灾害救济向农业保险的转移最终并不成功。农业由于自身生产经营的特性，使得其发展始终面临严重的风险干扰。农业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很强，具有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双重特征，这也决定了农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普遍面临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的双重威胁。我国每年约有0.4亿～0.5亿公顷农作物受灾，占播种面积的1／3，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的40%以上，近年来更是达到60%左右。自然灾害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20世纪50～60年代每年约390亿人民币，70年代每年约，520亿元，80年代上升至620亿元，到90年代的灾害损失则呈现显著增加的趋势，年损失额平均达到1747亿元。我国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gdp的比重平均超过3%，而美国的这一比例约为0.6%，日本约为0.8%。在自然灾害损失中农业最为严重，而且农业承受灾害损失的能力最为脆弱。农村救灾合作保险的初衷是改变传统的单纯依靠政府来救灾的模式，利用保险这种社会互助方式和保险的经营属性更广泛有效地动员救灾资金，增加救灾资金的数量，提高救灾的质量。但是，由于我国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过大，农业保险的实际保障水平较低，结果很多地区连保障灾民的基本生活和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实现。在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中，政府的民政和财政救济仍然居于主导地位。根据农业部的统计资料，1998～2000年需要补偿的农业产值损失（即造成损失程度的30%以上的部分）平均每年为1681.59亿元，其中通过自然灾害救济平均每年补偿37－31亿元，相当于需要补偿的农业产值损失的2.22%；通过各类农业保险平均每年补偿4.5亿元.相当于需要补偿的农业产值损失的0.27%，不到政府的民政和财政救济的1／8。这充分说明我国农业保险在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中仍然只居于从属地位。
三、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创新的未来方向与基本框架
在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中，我国应重视农业保险制度创新，并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中的核心作用。
（一）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创新必须与经济发展现实情况相协调
农业保险作为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系统的组成部分，其发展必须与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相协调。从古代朴素的农业保险思想到近、现代逐渐形成的农业保险制度都表明，农业保险制度是当时经济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并受到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与条件的制约。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史上的几起几落都体现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业保险发展阶段的密切关系。二者具有正向的相互促进与相互依存关系。在交易费用范式中，任何交易都是有成本的，超越经济发展水平，超过行为主体的费用边界，交易的发生从客观上难以实现，既有制度的维系以及对既有制度的创新就变得不可能，此时，既有制度陷入低效率或无效率的艰难境地。因此，农业和农村经济，乃至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是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创新的立足点和落脚点，农业保险的发展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超过或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农业保险制度设计都是不合理的，都是缺乏效率的。
（二）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变迁必须建立新的逻辑起点
新制度经济学表明，制度主体初始选择的差异会导致制度变迁与创新路径的不同，如果初始制度选择不正确，则将导致低效制度的长期持续，反之亦然。而决定初始选择的因素则可能是某种偶然事件或由意识形态和文化因素决定的主体行为模式，也就是说报酬递增和不完全市场是制度变迁与创新的两大决定性因素，而意识形态和文化则是其最终决定因素。从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变迁过程中可以发现，无论是国有政策性农业保险，抑或是合作保险模式，其产生与发展都依赖于政府行政力量的推动，充分反映了农业保险制度变迁仍然受传统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制约。这种依赖于传统意识形态和文化所导致的“路径依赖”的刚性，决定了在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脱离政府支持的条件下，想要促进农业保险的快速、健康成长是非常困难的。然而，我国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路径在10多年来表现出的效率缺失，已经反映出这一既有路径难以适应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新需要.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主导的农业保险制度不仅没有按照政府的意愿取得更快更好的发展，反而使农业保险的发展陷入了一个难以自拔的陷阱。因此，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变迁必须建立新的逻辑起点，创新制度变迁的路径。就现阶段我国的农业保险制度供给来看，应该强调政府诱导型的制度创新方式，既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更要充分调动农民和保险公司的积极性，积极探索我国的农业保险制度，推进制度的创新。
（三）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创新必须明确政府的职能与地位
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具有正的外部效应，决定了政府参与农业保险供给的必要性，而具有效率优势的市场化的农业保险模式在现阶段基本不具有可行性。但是，完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又会牺牲效率，给国家的财政造成沉重的负担，而且会对私人保险产生“挤出效应”，抑制保险市场的发育。况且，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目前在财力上还不具备完全由政府承担农业风险损失的能力。当然，我国目前更缺乏市场化农业保险经营的基础。我国应该坚持走政府诱导型的农业保险制度创新模式。这种模式的关键在于政府为农业保险发展提供平台、创造环境、优化条件、控制风险等，吸引各种组织形式的保险人积极从事农业保险。与完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相比，政府的作用由直接变为间接，由台前走到幕后。这一模式成功运行的前提是，通过政府经济的资助、制度的供给、政策的优惠，以及法律的保障等措施，对农业保险市场的培育和机制的塑造，即通过政府的作用，诱导市场机制形成。从市场的培育角度，着力培育市场主体。开放国内农业保险市场，适度放松农业保险市场的准入限制。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各地国情的农业保险制度形式，除了组建国家型的政策性农业再保险公司外，积极探索合作型、股份型等组织形式的保险公司，并引导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代办或共保农业保险业务。从农业保险机制的塑造角度，应该通过政府经济政策的诱导、法律法规的规范、保险的监管等手段，塑造农业保险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以及通过再保险和巨灾基金等手段建立的风险分散机制。通过这些机制的培育，逐步完善农业保险的市场机制。提高农业保险制度的效率，保障农业保险的稳健发展。
（四）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必须有效促进区域特色的制度创新
农业保险工作思路篇8
关键词：农村市场；保险产品；营销策略
由于我国农村人口的老龄化程度越来越严重；农村家庭结构小型化增加了对养老保险的需求；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的保障需求增加；加之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每年都要遭受不同程度的多种自然灾害的袭扰。因此，包括农业、医疗、养老等在内的我国农村保险市场需求潜力巨大。在开发农村保险市场的过程中，不能照搬城市市场的营销策略，应开展以下市场营销组合策略创新。
一、我国农村保险市场营销现状
（一）营销观念滞后
调查表明，不少保险公司在开拓县域保险市场的过程中，并不是按照现代营销思想去做的，而是按照传统的供给导向型的营销思想去开发市场，即根据企业计划的保费和利润目标，扩张大经营网点，招聘保险员工，从保险公司便利出发选择业务种类与产品供给，建立营销渠道，为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营销观念的滞后，使得保险公司在开拓县域保险市场的过程中进展缓慢，效率低下。
（二）市场定位不准
一些保险公司单纯地把市场营销当作市场竞争的一般手段，为了取得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对几乎所有的业务领域、所有的市场机会都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参与竞争。忽视了竞争者的定位状况和目标客户对保险产品的评价；没有通过市场细分来发现市场机会，确立明确的市场定位，并没有将保险公司经营重心放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最终必然导致在市场竞争中无的放矢。
（三）产品开发不够
目前保险公司销往县级市场的保险产品基本上都是从城市到农村的简单转移，没有针对县域居民的专门险种，导致在广大县域销售的保险产品缺乏城乡差异、地域差异和经济发展状况差异。具体表现在：保险险种结构单一，为“三农”量身打造的险种少；产品同质性高，针对性不强，卖点不突出；内容陈旧，创新能力不足；部分保险条款冗长晦涩，使县域居民望而生畏，严重影响到产品的销售。
（四）销售渠道不畅
近年来，湖北省的保险业虽然发展迅速，但主要是依靠保险公司机构和人员的扩展，没有重视多元化销售渠道的建立、健全及维护。目前我省保险公司的销售渠道主要是保险公司的推销人员和保险人，电视、电话、银行、邮政、网络及保险经纪人等销售渠道较少。
（五）人员素质不高
一是结构不合理。保险从业人员中绝大多数是保险公司聘请的临时人员，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文化程度不高，素质偏低，特别是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保险训练；二是保险从业人员专业技能不高，缺少专门针对县域居民的销售策略与技巧；三是部分保险从业人员在从事保险营销活动中只顾赚钱，而不注重客户的实际需求，坑蒙拐骗，说假话，不履行承诺的行为和现象时有发生，从而严重影响到公司的形象；四是保险人员流失率较高，给企业及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如成本过高、服务质量无法提升、严重影响组织绩效、企业口碑不佳等。
二、农村保险市场营销策略选择
（一）发展完善农村营销网络体系
首先，设立一个稳固的营销网络体系，着力建立一支业务素质高，开拓能力强，并且具有农村特色的营销铁军。每个县设立一个农村营销部，根据地理位置每三个乡设一个营销分部，每一个乡设一个营销处，逐步达到每个村至少有一名营销员，这样既方便管理，又能扩大覆盖面，更有利于绝对占有农村市场。其次，通过设立规范化的营销服务网络，使保险服务延伸到广大农村的千家万户，真正把保险进农村，保险进农户落到实处。其三，苦练内功，提高员工素质，坚持先培训后上岗的原则。教育员工熟知保险内容，笃守职业道德，坚持客户第一，忠于保险事业。
（二）加大保险宣传力度
宣传工作首先解决农民参保的思想观念问题，农村普遍存在怕老无所养、怕病无所医、怕天灾人祸、怕因学致贫。因此要教育引导农民通过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投资理财保险等，解除后顾之忧，转移风险隐患，达到稳定生活，逐步富裕的目的。
（三）设计适销对路的保险产品
设计适销对路的保险产品是实现农村业务跨越式发展的核心内容。开办农村保险业务，既要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使业务富有弹性和灵活性，增加决策的科学性，又要充分考虑农村的经济现状和农民的承受能力，原则上要先开发低保费、低保障、责任宽，农民易于接受的险种。重点开发设计一些收费低、保额低、责任宽、保大病的适销对路的新险种，满足农民不同消费层次的需要，解决一人得大病，全家致贫、返贫的问题。险种设计要坚持从农民的购买能力和心理需求等方面来考虑，做到手续简便，交费灵活。在展业模式上，积极寻找切入点，应按照医疗、教育、养老的顺序宣传，走以短险为突破口，以短带长、以长促短，大力发展农村个人业务，实现以直销带营销，以营销促直销的发展之路。
（四）加强农村业务规范化管理
首先要加快电脑网络化进程，形势的发展要求保险公司管理工作必须科学规范，鉴于农村营销点多面广线长的特点，更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在强化员工教育，提高管理意识的前提下，还需要科学管理的手段加以配合完善，只有管得住，管得严，才能有效防范风险，消除隐患，使农村业务得到迅速发展。
（五）依靠政府职能为实现农村业务跨越式发展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
在经济上，各级政府要继续加大科技兴农力度，对购买保险的农民提供一定的保费补贴，提高农民的投保能力，培养参与保险的积极性。在政策上，对保险公司在农村市场上收取的保费，适当降低营业税率，个别险种可以采取免收营业税。对农村保险业的有关规定也应适当放宽，以增加保险公司开办农村业务的积极性。只有建立合理的利益导向机制，才能够不断扩大农村保险服务的覆盖面。
参考文献：
[1] 魏华林:中国保险需求到底有多大[j].金融与保险,2005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