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法学论文范文

保险法学论文篇1

目 录一、诚实信用原则对保险当事人的重要意义1、诚实信用是保险产品特征的基本要求，是保险企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基本前提2、加强诚信建设、提高企业竞争力，打造一流品牌3、诚实信用原则是现代企业文化的本质4、诚实信用是保障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权利的基本要求5、诚实信用是建立企业和个人社会信用的基础二、保险经营活动中规定诚信原则的原因1、保险经营中信息的不对称性2、保险合同的附合性与射幸性三、保险经营活动中诚信的现状1、保险企业在诚信方面存在的问题2、投保人在诚信方面存在的问题四、保险经营过程中存在诚信问题的原因剖析1、保险企业管理体制、营销体制不完善，经营理念、诚信建设不健全2、行业诚信建设意识不够，行业协会作用发挥不充分3、诚信信息披露不充分，评估系统建设滞后，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五、强化诚实信用，推进保险业健康、持续发展的思路与举措1、政府推动、健全社会诚信体制建设2、加强诚信监督，促进行业自律3、保险企业应规范管理制度，加强内部管控4、强化社会监督职能，促进保险企业诚信经营论文摘要 诚实信用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在保险经营活动中对当事人诚实信用的要求比一般民事活动要严格，要求当事人具有“最大诚信”。因此，诚实信用原则是保险中的最大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对保险企业是企业之基。保险市场不规范的恶性竞争，片面追求业务规模的短期行为会损害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因此，保险业加强诚信建设不仅是规范保险市场秩序的重要手段，更是提高企业竞争力、打造一流品牌、建立优秀企业文化的需要。保险经营中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保险合同的特殊性是保险经营活动中规定诚信原则的原因。另外，保险合同的附合性和射幸性要求保险人应履行告知与说明义务，投保人应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真诚履行其如实告知义务。目前，有的保险企业经营理念相对滞后，有“重发展、轻管理”的倾向，发展、管理两张皮。我国信用体系建设还不健全，产生诚信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保险企业管理体制、经营理念、诚信建设不健全；②行业诚信建设意识不够，行业协会作用发挥不充分；③诚信信息披露不充分，评估系统建设滞后，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应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诚实信用原则是保险经营中各方当事人应当遵循的最基本原则。保险诚信体系建设和完善需要“政府推动、行业自律、企业内控、社会监督”多方的合力去实现保险业健康、持续、快速发展。关键词 保险 诚实信用 原则 重要意义 基础 经营活动 原现状 剖析 存在问题 强化 持续发展 健康 思路 举措诚实信用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之一。任何一项民事活动各方当事人都应该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世界各国立法对民事、商事活动的基本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但是，在保险经营活动中对当事人诚实信用的要求比一般民事活动要严格，要求当事人具有“最大诚信”。因此，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诚实信用原则是保险合同订立及在合同有效期内，应依法向对方提供足以影响对方作出订约与履约决定的全部实质性重要事实，同时绝对信守合同订立的约定与承诺。否则，受到损害的一方，按民事立法规定可以此为由宣布无效或解除合同、或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或责任，甚至对因此而受到的损害还可以要求对方予以赔偿。诚实信用原则是保险中的最大原则，是保险企业的生命线，也是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得到充分保险保障的基础。下面就保险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作以下论述。一、诚实信用原则对保险当事人的重要意义诚实信用原则在保险经营活动中是最大诚信原则。对保险企业是企业之基，加强诚信建设是保险业发展的基本要求，是保险企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保证。对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来讲，遵守诚实信用原则是保险保障得到充分、有效保障的重要保证。诚实信用原则对保险当事人的重要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诚实信用是保险产品特征的基本要求，是 保险企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基本前提。保险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其载体仅是一纸合同。相对于一般商品而言，具有无形性、复杂性和内在价值透明度低等特点。保险实质上是一种以信用为基础、以法律为保障的承诺。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决定了保险业比一般企业对诚信的要求更高，良好的信用是保险企业的生命线。保险业作为一个高风险的行业，企业自身经营中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加强诚信建设是规范保险市场秩序的重要手段。诚信经营不仅可以避免保险市场的恶性竞争，遏制保险企业片面追求业务规模、盲目占领市场份额等短期行为，也有利于化解和防范经营中的逆向选择和首选风险问题，提高保险企业的经营质量和效益，保证保险企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2、加强诚信建设、提高企业竞争力，打造一流品牌。保险企业的诚信度，对客户的购买决策起着决定性作用。客户只有在自己的购买需求与自己对某保险企业的信任相统一的基础上才会购买保险。所以，保险企业只有以诚相待，遵纪守法，信守合同，真诚服务，才能真正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近年来，虽然我国保险业一直保持调整发展趋势，但是总体上仍处于初级阶段。如果保险企业诚信问题处理不好，将会极大影响我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丧失发展的良好时机，做大做强民族保险业可能成为一句空话。因此，保险企业加强诚信建设，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是提高保险企业竞争力，创建市场一流品牌，做大做强保险业的客观要求。3、诚实信用原则是现代企业文化的本质。诚实信用是现代企业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这就要求保险企业要以诚信经营为指导，建设优秀企业文化。企业内部各种矛盾的根源，在于缺乏建立在统一价值观上的企业文化。要使企业文化真正发挥整合企业各种生产要素的功能，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要将企业文化作为灵魂来指导企业发展，通过企业文化建设来树立企业良好形象，取得社会的认同和尊重。二是要在企业内部形成统一的管理平台和统一的标准，使员工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奋斗目标，进而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以诚实信用为基础的优秀企业文化，会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持和巨大的推动作用。4、诚实信用是保障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权利的基本要求。保险的特殊性要求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保险合同的当事人都要履行诚实信用原则。如果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未能全部或部分履行诚实信用原则，那么他们保险保障也会不同程度的受到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和“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说明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诚实信用的履行告知义务，是充分得到保险保障的基本要求。5、诚实信用是建立企业和个人社会信用的基础。当前，我国社会信用体制正在不断完善，向信用社会发展。诚信建设成为信用体制建设的重中之重，各行各业都在加强诚信建设。作为企业或个人，如果在社会上失去了诚信，那么他将寸步难行。保险企业规范诚信经营，是时代的要求，是市场的要求，是品牌建设的要求，是做大做强民族保险业的要求。对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来讲，诚实信用不仅是充分得到保险保障的要求，而且也是建立良好社会信用度的需要。失去诚信的客户，保险企业通过行业协会建立的黑名单制度，会在行业内实行资源共享，诚信有问题的客户，将会得不到保险保障或有条件的保险保障。所以，诚实信用是建立企业和个人的社会信用的基础。二、保险经营活动中规定诚信原则的原因。保险是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一部分，与一般经济单位相比较，保险又具有本身的特殊性。之所以在保险经营活动中规定诚实信用原则，主要归因于保险经营中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保险合同的特殊性。1、保险经营中信息的不对称性。在保险经营中，无论是保险合同订立时还是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与保险人对有关保险的重要信息的拥有程度是不对称的。对于保险人而言，投保人转嫁的风险性质和大小直接决定着其能否承保与如何承保。然而，保险标的是广泛而复杂的。作为风险承担者的保险人都远离保险标的，而且有些标的难以进行实地查勘，而投保人对其保险标的的风险及有关情况是最为清楚的。因此，保险人主要是根据投保人的告知与陈述来决定是否承保、 如何承保以及确定费率。这就使得投保人的告知与陈述是否属实和准确会直接影响保险人的决定。对于投保人而言，由于保险合同条款的专业性与复杂怀，一般的投保人难以理解与掌握，对保险人使用的保险费率是否合理，承保条件及赔偿方式是否苛刻等也是难以了解的。因此，投保人主要根据保险人为其提供的条款说明来决定是否投保以及投保何险种。2、保险合同的附合性与射幸性。保险合同属于典型的附合合同。所以，为避免保险人利用保险条款中含糊或容易使人产生误解的用词来逃避自己的责任，保险人应履行其对保险条款的告知与说明义务。另外，保险合同又是一种典型的射幸合同，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当未来保险事故发生时，由保险人承担损失赔偿或给付保险金责任。由于保险人所承保的保险标的的风险事故是不确定的，而投保人购买保险仅支付较少量的保险费，保险标的一旦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所能获得的赔偿或给付将是保费支出的数十倍甚至数百倍或更多。因而，就单个保险合同而言，保险人承担的保险责任远远高于其所收取的保费，如果投保人为诚实、不守信，必将引发大量保险事故陡然增加保险赔款，使保险人不堪负担而无法永续经营，最终将严重损害广大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利益。因此，要求投保人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真诚履行其告知义务。三、保险经营活动中诚信的现状。目前，我国保险业的经营水平与管理水平与发达国家保险业相比较，还有较大的差距。在制度建设、内部管控、风险控制、信息披露等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诚实信用问题主要有二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保险企业存在的问题；二是投保人存在的问题。1、保险企业在诚信方面存在的问题。部分保险企业经营理念相对滞后，在经营活动中有“重发展、轻管理”的倾向，造成“两张皮”现象，各走各的路，各说各的话，造成发展与管理脱节，各自为政。在业务发展中，业务员避重就轻，只讲对客户有利的或能吸引客户、触动客户的条款内容，甚至不惜扩大解释范围，做出不负责任的承诺，对客户不利的或要求严格的条款内容，只要客户不问就不讲，或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对业务员来讲，只要保费能收回来，保证个人、部门业绩就行了。客户出险后的事情是由管理部门负责的，从而造成对客户服务的脱节、推诿、扯皮等问题的产生。对于管理部门而言，严格按照条款和企业的管理规定工作，凡不符合规定的事故索赔，一律予以拒赔。在对条款的含义解释时，往往向利于公司的角度出发，引起客户的不满，造成双方争执，甚至诉讼。这些情况的发生，说明保险企业在诚实信用建设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如：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理赔、企业文化的践行等。2、投保人在诚信方面存在的问题。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还不健全，缺乏完整有效的信用记录。各保险企业之间信息不共享，在竞争的环境下，造成个别投保人有机可乘，引起诚信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违反告知和保证两个方面。告知方面：第一，漏报。投保人由于疏忽对某些事项未予申报，或者对重要事实认为不重要而遗漏申报。第二，误告。投保人因过失而申报不实。第三，隐瞒。投保人明知而有意不申报重要事实。第四，欺诈。投保人有意捏造事实，弄虚作假，故意对重要事实不作正确申报并有欺诈意图。保证方面：在保险活动中，保证的事项均属重要事实，因而投保人一旦违反保证的事项，保险合同即告失效，或保险企业拒绝赔偿或给付保险金。 四、保险经营过程中存在诚信问题的原因剖析。近年来，随着市场主体的不断增加，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有保险需求的客户选择余地进一步扩大。但由于我国保险经营时间相对较短，市场行为不规范，诚信体系不健全，总体诚信状况并不容乐观。在规范诚信经营过程中，还存在不和谐因素和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保险企业管理体制、营销体制不完善，经营观念、诚信建设不健全。当前，有些保险企业的经营思想还比较落后，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律，停留在“重保费、轻管理，重规模、轻效益”的经营局面。在内部管理、险种设计、精算水平、营销手段、风险防范、成本核算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欠缺，影响了保险企业的诚信度。据媒体调查，全国保险从业人员180万人，营销员工150万人。这支庞大的营销大军对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市场的扩大，营销体制存在的弊端日益显现。主要表现 在缺乏对营销员的保障制度，缺乏长效激励机制，对营销员的考核不能做到精细化管理，致使营销员摆不正自己的位置，对自己职业生涯规划找不准目标，容易诱发其对公司不忠诚、对客户背信弃义、误导欺瞒等行为的发生。在培训工作中，由于思想认识上的不到位，保险企业往往注重的是专业业务技能的培训，对诚信意识和职业操守的培训重视程度不够，没有将诚信建设摆在突出的位置。2、行业诚信建设意识不够，行业协会作用发挥不充分。行业协会代表行业的整体利益。应对行业进行自我约束和管理，在行业内部加强诚实信用建设，努力提高行业在社会上的美誉度和信用度。近年来，保险协会虽然发展较快，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相对我国保险业的高速发展还远远不够。在行业诚信建设上发挥的作用还有不足。保险企业各自为战，从各自利益出发，违规操作，获取不正当利益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这样，因个别保险企业的诚信度降低，从而影响到整个行业的社会诚信度降低，造成消费者对保险企业的信任度下降。作为行业协会，应加强诚信建设的管理和约束，注重内部协调和平衡，不断提高整个行业的诚信度，促使保险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3、诚信信息披露不充分，评估系统建设滞后，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当前，我国尚未建立有效的信息披露途径和信用评估体系，导致企业和个人信用记录缺乏，投保人道德风险问题突出，隐瞒真实信息，欺诈骗保行为层出不穷。对于这些信息，没有有效途径进行披露。在这家保险企业被发现有诚信问题，市场主体这么多，他可以到其他保险企业去投保，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保险企业缺乏透明度、条款专业性强、概念模糊、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完整，社会公众难以对保险企业进行资信评估，难以选择自己信任的保险企业。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保险人不知道投保人的真实信息，投保人不能凭借自己的信息优势，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二是保险企业的专业性决定，保险企业不能凭借自己对产品特征、企业状况等方面的信息优势，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侵害投保人的利益。五、强化诚实信用，推进保险业健康、持续、快速发展的思路与举措。诚实信用原则是保险业的最大原则，是保险经营中各方当事人应当遵守的最基本原则。保险诚实信用体系建设和完善需要“政府推动、行业自律、企业内控、社会监督”多方的合力去实现保险业健康、持续、快速发展。1、政府推动、健全社会诚信体制建设。信用信息是诚信体制建设的基础，缺乏完整、有效的信用记录，就不能建立科学的诚信体制。为了打造统一的社会诚信体制，政府应建立统一的信息平台，优化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健全科学的信用风险评级制度，对个人及单位的资信信息进行客观、公正的披露。使需要诚信信息的单位和个人能够公正、便捷和及时地获取必要的诚信信息，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提高社会诚信经营和透明度。社会诚信体制的建设也需要社会公众和单位的大力支持，建立有效信用档案，并且把分散的资料和数据进行整合，通过有效信息渠道融入到统一的信息平台，实现社会诚信信息的资源共享。2、加强诚信监督，促进行业自律。不断完善保险法律制度，特别是一些直接涉及保险当事人权利与义务的有关条款，需要出台可操作性强的实施细则。如将保险条款通俗化，专业术语明晰化。制定有效的保险诚信管理制度，强化失信惩罚机制，提高失信的成本，促进市场主体行为逐步规范。严格按照《保险法》及有关法律法规，严肃惩处失信的保险企业和保险中介单位，探索和建立保险市场退出机制，以维护保险业的整体诚信。进一步加强行业协会建设，使其在诚信自律、诚信监督、诚信宣传以及诚信协调与服务等方面，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3、保险企业应规范管理制度，加强内部管控。要解决管理混乱带来的诚信缺失问题，作为保险企业来讲，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明晰产权关系，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优化企业治理结构，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理顺体制，盘活体制，消除经营中不健康、不和谐的因素，对阻碍企业发展的要坚决否定，予以清除。注重解决经营中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开拓创新，求真务实，制定符合自身发展的业务流程，强化内部约束和监督机制。科学的管理、规范的制度、严密的内控是加强保险诚信建设的重要保障。4、强化社会监督职能，促进保险企业诚信经营。保险诚信是社会诚信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保险企业应建立健全诚信制度，强化执行力建 设，把诚信作为企业的生命线，融入到企业文化中，在企业内部形成“以诚待人、以诚感人、个个守信、个人诚实”的良好诚信氛围。把企业的诚信信息通过有效途径向社会公布，使社会公众能及时了解企业诚信经营状况。各经营主体要抱着做大做强民族保险业经营理念，认真履行诚信建设，实行保险业诚信信息资源共享。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中，力争使保险业诚信建设得到社会认可，做诚信经营的排头兵，真正又快又好地促进我国保险业的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保险法学论文篇2

早在1902年，《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就已经出现了“保险”的课程设置。《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开设十一项课程门目：算学、博物、物理、外国文、舆地、史学、掌故、理财学、交涉学、法律学、政治学。其中，“理财学”相当于今天的“经济学”，其课程安排涉及三个学年：第一年开设理财学通论，每周4学时；第二年开设国税、公产、理财学史，每周4学时；第三年开设银行、保险、统计学，每周4学时。而且，对于“不习外国文者”，规定“于理财、交涉、法律、政治四门各加课一小时”，亦即有部分学生的“理财学”课程是每周5学时。这是北京大学史料中有关保险课程的最早记载。

1904年，《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设立银行及保险学门。当时，大学堂设八个分科大学（注：“分科大学”相当于今天大学下设的“学院”）：经学科大学、政法科大学、文学科大学、医科大学、格致科大学、农科大学、工科大学、商科大学。其中，在商科大学之下，设有银行及保险学门（注：“门”相当于今天大学学院下设的“系”）、贸易及贩运学门、关税学门。根据当时的课程安排，在银行及保险学门的主课中，有一门课程是“保险业要义”，它是所有课程中对学时要求最多的三门课程（注：这三门课程是外国语、银行业要义、保险业要义）之一：第一年每周3学时，第二年每周4学时，第三年每周2学时，三年共18学时。从学时要求看，“保险业要义”这一门课程相当于今天大学里六门课程的容量。

1909-1910年间，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筹办工作紧锣密鼓，1910年3月31日，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举行开学典礼。不过，鉴于师资和经费限制，《奏定大学堂章程》原定的八科46门的宏大计划被迫大幅缩减为七科13门，它们分别是：经科大学（毛诗学门、周礼学门、春秋左传学门）、法政科大学（法律门、政治门）、文科大学（中国文学门、外国文学门）、格致科大学（化学门、地质学门）、农科大学（农学门）、工科大学（土木工学门、采矿及冶金学门）、商科大学（银行保险学门）。商科大学原计划开设三门，大幅缩减之后，银行保险学门成为仅存的硕果。

关于这一筹办和开学过程，北京大学史料有较为详细的记载。1909年《学部奏筹办分科大学情形折》记载，“除医科，须俟监督屈永秋到堂，再行妥筹办理，计经科、法政科、文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分门择要先设”。1909年《学部奏筹办京师分科大学并现办大概情形折》记载，“商科原分三门，现拟先设银行保险学一门”。1910年《学部奏分科大学开学日期片》记载，“京师分科大学，迭经臣部商同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筹划开办事宜。…… 现在中外各科教员均已到堂，应行升学各生，业经详加考验，分别录取。兹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行开学礼”。经查，该“本月二十一日”为当年农历二月二十一日，即公历1910年3月31日。

1912年，保险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据1912年《民国元年所订之大学制及其学科》记载，大学商科共设六门：银行学门、保险学门、外国贸易学门、领事学门、税关仓库学门、交通学门。1913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大学规程令》对此亦作同样规定。有学者认为，从学科设置看，商科专业比清末多了三门，保险学从银行保险学中独立出来，成为单独一门，这不仅意味着保险学本身的发展，也反映了民国初年保险业的兴盛以及对专业人才的需求[ 张亚光，2011：《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考探》，《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当时，保险学门的课程包括：经济原论、商业数学、商业地理、商业簿记学、商业各论、财政原论、商业史、商品学、商业通论、商业经济学、保险通论、生命保险、损害保险、决疑数学、应用统计学、商业政策、统计学、民法概论、商法、破产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会计学、英语、第二外国语、实地研究。其中，“保险通论”相当于今天大学课程里的“保险学原理”，“生命保险”相当于“人寿保险”，“损害保险”相当于“财产保险”。

不仅保险学门开设保险课程，经济学门也开设“保险学”课程。1912年《民国元年所订之大学制及其学科》和1913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大学规程令》均规定，大学法科之经济学门开设“保险学”课程。据《国立北京大学学科课程一览》记载，1919-1920年度，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本科课程设有一门“保险学”，主讲教师为马寅初教授（注：马寅初曾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并于1919年出任北大第一任教务长，1951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据1922年《国立北京大学职员录》记载，经济系教授马寅初讲授银行论、货币论、保险学、国际金融论等课程。

除了保险学门和经济学门，法律学门和政治学门也开设过与保险有关的课程。据《政治学系课程沿革说明书》记载，1917-1918年度，北京大学法科之政治学门开设“保险统计算学”课程。1918年《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记载，北京大学法科研究所法律门设有“保险法”这一研究科目，担任教员是左德敏教授。《法学院法律学系课程一览》和《法学院政治学系课程一览》记载，1935-1936年度，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法律学系和政治学系均开设“保险法”课程，主讲教师均为戴修瓒教授。

在检索史料的过程中，我们还捕捉到一些零星的与保险有关的资料，也一并记录于此。在留存很少的大学堂毕业考试试题资料中，我们发现了有关保险的考题，如在“学部考试译学馆甲班学员毕业全题”中，商业经济学题为：“近来各国盛行保险事业，其种类如何？其效用如何？能详举否？”1917年，北京大学法科四年级学生王杰撰写题为《保险论》的毕业论文，指导教师为周家彦教授。1929年，北京大学图书部新到中文书有徐兆荪翻译的美国大学教科书《人寿保险学》，原书作者为美国保险学科奠基人、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保险学系主任Huebner博士，该中译本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25年出版，北京大学图书馆至今仍有收藏。

此外，在与北京大学颇有渊源的燕京大学的学位论文库中，我们还发现了七篇与保险有关的学士学位论文，均出自燕京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它们是：1933年黄志民撰写的《欧美各国失业保险制与劳动交易所之概况》、1935年祝和的《吾国保险事业之发展》、1940年蔡纫芳的《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制度》（导师胡继瑗）、1941年张玉贞的《我国简易人寿保险之研究》（导师胡继瑗）、1945年渠川玲的《抗战时期成都市保险业》（导师唐炳亮）、1945年刘铭昌的《保险事业之损失赔偿与保费计算之研究》（导师唐炳亮）、1949年胡宗尧的《我国之保险业》（导师刘炽晶）。这些尘封已久但依然鲜活的文字，记录了当年大学生对保险问题的所学所思，令人感慨。

保险法学论文篇3

从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国家就把工伤保险的立足点放在预防上面，通过法律、规章制度等强化预防工作，强调把工伤保险与事故预防、职业康复相结合，甚至把预防工作放在首位，强调康复和重返工作岗位。到20世纪末，工伤社会保险不仅从人道主义出发，而且以保障公民人权为原则，形成了包括工伤预防、经济补偿和职业康复三大环节在内的职业伤害社会保险体系。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早就形成了一套极为健全并且执行得很好的工伤保险制度，无论从立法原则、具体内容与精神理念上还是执法力度、管理细节与技术措施上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有益之处。

在工伤保险立法上，曾经长期存在有制度而没有法制的时代，大量的行政性红头文件取代了法律法规。从工伤保险法规本身来说，2003年4月7日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里面没有关于工伤事故与职业病预防的规定，存在着制度漏洞。我们很多人还习惯上把“工伤”理解为工作中的人身伤害这种不规范、不准确的片面看法，缺乏工伤保险方面的常识性知识。这些法规对当今涉及社会底层民众的生存威胁与生存危机问题避重就轻，因为工伤不但是一种职业伤害，而且还是一种负外部效应极强的社会风险和社会问题。回避现实生活中民众的生存问题，从长远来看这种现象并不是学术界的福音。

学术论文关于工伤保险研究的国际比较

我国目前对国外工伤保险的情况介绍与研究，从数量上看极为稀少，从地域与国别分布上看，涉及的国家与地区极为有限与集中，主要限于欧美等极少数几个国家，其中德国相对突出一些。对这几个国家以外的其他100多个国家工伤保险介绍完全是空白。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关于国外情况的介绍与分析比较起来，工伤保险的国外情况介绍与研究是最薄弱的、最落后、最为忽略的。这种极为落后的状况反映了对工伤保险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史以及先进经验的极端漠视，而且对于发达国家完善的工伤保险制度经验的漠视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当今矿难频发及其引起的严重社会问题也许可以从这里窥见一些社会思想与文化矛盾根源。

从时间上看，我国对工伤保险的探讨起步非常晚，从实质上说，是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出现的，并且有明显的时间分界点，特别是2003年是工伤保险研究的一个突出分水岭，即在2003年以前研究从文献数量上都非常稀少，在2003年以后有较为显著的增加。从内容上看，2003年以前在研究质量上处于极为低级的初始状态，在研究范围上比较狭窄，根本无系统性、整体性可言，这种状况在2003年以后有比较明显的改观。从时间变化过程来看，2003年以前变化不明显，或者说简直没什么变化，在2003年以后变化显著，而且这种变化的趋势很可能还会延续下去。从学位论文方面来看，博士论文很少。在硕士论文方面，在数量上几乎没什么差别，数量都很少。从时间上看，都是2003年以后的毕业学位论文，说明这方面的研究时间非常晚。从内容上看，关于工伤保险法律制度、赔偿等方面的内容稍多，探讨的范围都很狭窄，研究水平基本上处于较低层次，缺乏系统性与理论深度。从专业分布角度看，法学、社会保障专业稍多一点。在学校分布上，都比较零散，这方面研究没有非常突出的高校，其中武汉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稍多一点。这些都反映了我国工伤保险研究的落后状况。

从文献主要内容来看，属于基础知识方面的内容占据的比例太大，而研究性、理论性方面的内容太少。在这部分文献数量比较少的制度性、理论性研究方面，没有像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研究那样具体明显的不平衡性特点，没有特别突出的方面，即没有出现畸轻畸重的现象。对国外工伤保险情况的介绍与研究基本上是空白，对于发达国家特别是对于他们注重工伤事故预防，强调把工伤保险与事故预防、职业康复相结合等目前为我国极为缺失的方面介绍得极为不够。对于本国的工伤保险研究处于边缘化状态，特别是对于事故受害者的权益维护、储备金问题、风险防范、意识培育等基础性、迫切性问题几乎没有述及，不管这种现状是研究者的一种主观上的故意回避还是思想意识上的原初缺失，这种现状与工伤事故成为当前中国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且亟待解决的迫切要求极不相称，远远落后于当今的社会现实，更谈不上为工伤保险制度的发展提供先导性思想指导了。

今后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关于工伤保险研究，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有很多，其中有几点也许应该特别予以关注或强调：从历史对比来看，在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中，为什么西方国家最早建立的是工伤保险制度，而且是通过国家立法形式出现的，并且是当今发展最为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而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国家立法层次的工伤保险制度，工伤保险的制度性与法制性建设长期迟滞最根本的阻碍因素是什么？中国工伤保险制度建立与完善的人性假设基础与政治哲学基础应该是什么？人权理论、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工伤保险制度之间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如何实现它们之间关系的良性互动？为什么计划经济时代在职能上接近“全能政府”这种形式却没有专门性和独立性的工伤保险法规？对于当今的官员参股，政府的责任与边界如何确定？当今我们提出政府改革和建立服务型政府，那么在工伤保险制度的完善过程中政府实现服务型政府理念对于工伤保险来说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改革以达到这种新的执政理念的实现？在具有可行性以及操作性层面上，工伤保险应该加强哪些方面的制度性建设？《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中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确立以48小时为界的理由是什么？在第50小时死亡者为什么就不能享受工伤保险？当前中国学界对西方工伤保险的介绍与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造成这种状态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当今学界对“国学”的热炒与对工伤保险的忽视，是否有某些思想文化上的根源，如果有，那么其深层思想文化根源是什么？对于见义勇为而受伤和死亡者，是否应该享受工伤保险？过劳死是否应该纳入工伤保险的范围，其基本理由是什么？对于国外信息的引进，在中国学界存在一个“资中筠困惑”，这种困惑在当前工伤保险研究别突出，在工伤保险制度建设与管理方面应该如何解除这种困惑？在一些发达国家，临时工、钟点工、家庭教师和保姆都享受工伤保险，在工伤保险的扩面问题上，这些人员与兼职者是否也应该纳入中国工伤保险的范围？

保险法学论文篇4

论文摘要：保险受益权是否适用于财产保险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分肯定说和否定说。否定说虽是主流观点但却存在漏洞。无论从法理还是实务、从立法例还是有关司法解释分析，都有证明财产保险中引入受益人制度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且新修订的《保险法》在此问题上已有所松动，已有肯定保险受益权也适用于财产保险的立法倾向。保险受益权制度引入财产保险中已成为大势所趋。

一、对有关学说的评述

依据我国新修订的《保险法》第18条、39条的规定，保险受益人仅仅适用于人身保险合同。保险受益权是否适用于财产保险合同，一直以来存在较多争议，分否定说和肯定说，且前者居于主导地位。

支持否定说的学者很多，其理由如江朝国先生认为：人身保险包括人寿死亡保险、健康保险及伤害保险，一般都是以被保险人死亡为保险事故发生的要件，因此除要保人、被保险人之外，仍然需要有受益人存在，受益人在被保险人保险事故发生时，享有保险合同的利益即保险人给付的保险金。这是受益人制度产生的由来。［1］另一学者杨仁寿之解释：财产保险合同的性质是“禁止得利”，即在发生保险事故时，因保险事故而受损害的人不得因为保险人的理赔而获得额外的利益，除被保险人外，就没有所谓的受益人。被保险人即受益人，受益人即被保险人。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除被保险人自己之外，并没有所谓的受益人。［2］

但是细细分析可以看出前述列举的否定说观点存在漏洞：

对于江朝国的观点，其解释并不能必然得出财产保险中没有受益人的结论。他的论述只是得出人身保险中受益人制度的由来，并没有阐述财产保险中无受益人的原因。他的观点说明了人身保险尤其是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合同中，必须要有受益人的存在才能解决保险金由谁受领的问题，并没有就此排除生存保险以及财产保险中可以有受益人制度。只是在生存保险以及财产保险中对受益人制度需求的紧迫性没有在死亡保险保险中那样强烈。前者可以选择指定受益人也可以选择不指定受益人而自己行使保险金请求权，后者就必须指定受益人，才能解决被保险人死亡后保险金的受领问题。

杨仁寿的理由也存在漏洞：第一，“禁止得利”原则在财产保险中的适用并不必然得出财产保险中不能存在除被保险之外的第三人受益人。所谓“禁止得利”是指保险合同生效以后因发生保险事故而使被保险人遭受损失，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所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的范围以弥补其所受损失为限，不能使被保险人因保险理赔而获利。在财产保险中引入受益人制度，并不构成对这一原则的违反。第二，杨先生对保险受益人的概念理解有所偏差。他认为，“被保险人即受益人，受益人即被保险人”，而被保险人一般是因发生保险事故而受损的人，依杨先生的理解，受益人即被保险人，那受益人也是因为发生保险事故而受损的人。很显然，他混淆了被保险人与受益人的概念。

因此否定说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应当肯定财产保险中保险受益权的存在。有关学者如台湾学者郑玉波也支持肯定说，他认为：财产保险中也可以有受益人，例如甲以自己的货物订立水险保险，但指定丙为受益人，有什么不可以的呢？［3］

二、财产保险中引入受益人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

（一）从法理和实务上分析

首先，财产保险中引入受益人制度具有法理依据即意思自治原则。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的自愿原则即意思自治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应当然适用于下位概念的财产保险合同。因为财产保险合同也是一种合同。财产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约定受益人，是对自己财产权利的自由处分，只要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未违背公序良俗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法律就不应该干涉。尽管我国《保险法》是公法与私法的统一，但保险合同属于私法范畴，据私法原理“法律未禁止的即为许可”，我国《保险法》并未明文规定不得在财产保险中指定受益人，即为允许。其次，从实务上看，存在许多以自己的财产投保而指定其债权人为受益人的实例。在“车贷险”“房贷险”中，保险备注中常有“某某银行为受益人”的情况，此时若否定财产保险中存在受益人，保险金仍将保险金给付给他人，就违背了被保险人的初衷。另外，若被保险人没有继承人，就会产生两种情况：一是，保险人因没有给付保险金的对象而不给付，会有保险人不当得利之嫌；一是，将保险金作为无主物而收归国有，仍有悖被保险人的意愿。因此在财产保险中吸收保险受益人制度有其必要性。 　（二）从立法例以及有关的司法解释来分析

首先，2002年我国最高人法院的《最高人法院关于审理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2条规定：“保证保险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为保险人，权利人（债权人或受益人）、投保人（合同的债务人、被保证保险人）。”该规定将原债权债务关系中的债权人作为了保证保险的受益人来对待。［4］其次，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5条对受益人的定义的规定“本法所称受益人指被保险人或要保人约定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之人，要保人或被保险人均得为受益人。”中并没有“人身保险”这样的限制。而且从法律逻辑上来看，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也是采纳了财产保险中可以引入受益人制度的立法倾向。因为前述第5条的规定放在总则部分，总则的规定应该贯穿始终，也就是说该第5条的规定可以适用于后面的分则，因此在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中也可以使用受益人的概念。再如台湾《动产担保法》第16、26、33条等的规定，也可以确知财产保险中也可有受益人。国外也有类似的立法例如《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其第930条至932条中也规定了财产保险合同的受益人制度，如第930条第1款规定：“为依据法律、其他法律文件或者合同对投保财产享有利益的人（投保人或受益人）之利益按照保险合同可对该财产投保。”

三、财产保险中引入受益人制度的立法展望

虽新修订的《保险法》仍将受益人局限于人身保险中，但该法对财产保险中引入受益权制度已有所松动，已有肯定财产保险中的受益权制度的立法倾向。如该法第50条第1款规定，责任保险的第三人可以直接从保险人处获得保险金，也就承认了责任保险中可以有直接获益的第三人即受益人。责任保险为财产保险的一种，承认责任保险中的受益人，也就承认了财产保险中可以有受益人。该条文隐含的立法精神已经完全体现了受益人制度的设置目的。另外，该法第65条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人造成损害，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第三人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人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此条文肯定了第三人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的权利，也就是肯定了第三人为受益人时的保险金请求权即保险合同受益权。

因此，从立法趋势上来看，肯定财产保险中的受益权制度将是大势所趋。



参考文献

［1］ 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3）

［2］ 杨仁寿：《从财产保险契约之本质论为他人利益合同》［J］，载《法学月刊》，16（9）

［3］ 郑玉波：《保险法论》［M］，台湾：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社，1984（19）

保险法学论文篇5

【关 键 词】委付行为/法律性质/单方法律行为/要约……

在理论上，保险委付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涵义。广义的保险委付是指海上保险法中一种特有的法律制度，是由规定委付事由、委付行为和委付效力等事项的法律规范所构成的统一体，它是指在发生法定的委付原因时，被保险人将保险标的一切权利转移于保险人，而要求保险人支付该保险标的之保险金额的一种海上保险制度。世界各国海上保险法规均设有委付制度，目的是为了解决海上保险标的在发生推定全损后的索赔问题，使被保险人“由推定全损之情形而获得实际全损之结果”。（注：吴智：《海商法论》，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修订第4版，第308页。）狭义之委付是指当事人的一种法律上的行为。但是，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对委付行为的定义并不一致，原因之一就是对委付行为的法律性质有不同的理解。本文拟从民事行为和民事法律行为的基本理论来论证委付行为的法律性质。

关于委付行为之法律性质，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主张委付是双方法律行为，“因为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提出的委付须经保险人接受方为有效。”（注：沈木珠：《海商法比较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96页；傅旭梅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诠释》，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457页。）也有学者认为它是单方法律行为，即委付是一种“被保险人单方行为，保险人可以接受委付，也可以不接受委付。”（注：吴焕宁主编：《海商法学》，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338页；梁宇贤：《海商法论》，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689页。）更有学者认为委付因各国的法律规定不同其性质也应不同，即“英美法认为委付属双方行为，德日法例则认为委付属单方行为。”（注：刑海宝：《保险委付研究》，载《法学家》2000年第3期，第49页。）还有学者认为，我国法律规定的委付是一种双方法律行为，日本商法规定的委付为一种单方行为，英国法规定的委付既非双方法律行为，又非单方法律行为，而是依承诺和判决生效的法律行为。（注：参见郑蕾：《试论我国海上保险中的委付制度》，载《保险研究》1999年第2期。）

从各国的法律规定看，委付既不能简单地称为双方法律行为或单方法律行为，也不象一些学者所说的“英美法认为委付属双方行为，德日法例则认为委付属单方行为”，或“英国法规定的委付既非双方法律行为，又非单方法律行为，而是依承诺和判决生效的法律行为。”委付应为被保险人实施的民商法上的单方行为。

一、委付行为是被保险人实施的单方行为

首先，因为委付是海上保险法上的行为，所以委付是民商法上的行为，这一点应无争议。因此委付行为应遵循民商法关于民事行为或民事法律行为的基本理论。

其次，不论是依据各国的法律规定，还是依据民事基本理论，委付应是被保险人实施的单方行为。如《德国商法典》第861条第1款规定：“在下列情况下，被保险人将保险标的权利转让给保险人之后，有权要求保险金额。”日本商法典规定得更加明确，该法第833条第1款规定：“于下列情形，被保险人可以将保险标的委付于保险人而请求保险金额。”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61条规定：“如果发生推定全损，被保险人可以将其视为部分损失，也可以把保险标的委付给保险人，把损失作为实际全损。”我国《海商法》第249条规定：“保险标的发生推定全损，被保险人要求按照全部损失赔偿的，应当向保险人委付保险标的。”从这些法律规范的文法结构可以清楚地看出，委付行为人只能是被保险人。

从理论上看，委付亦为被保险人实施的单方行为。委付，从字面意义上讲，“委者，委弃，即放弃；付者，交付”，是“被保险人即得将保险标的物之所有权，予以‘委弃’，而交付于保险人，以请求保险金额。”（注：侯木仲：《海商法》，环球书局出版社1984年版，第180页。）从我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地区的许多学者对委付所下的定义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委付为单方民事行为。如“委付(Abandonment)，是指在保险标的物发生推定全损时，由被保险人把保险标的物的所有权转让给保险人，而向保险人请求赔付保险金额的做法”，“委付是一种单方行为，保险人可以接受委付，也可以不接受委付。”（注：吴焕宁主编：《海商法学》，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338页；参见张湘兰、邓瑞平、杨松：《海商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8页；张丽英：《海商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411页。）我国台湾地区的多数学者主张委付是单方行为，如“委付者，指被保险人于发生法定委付原因时，可将保险标的物的一切权利转移于保险人，而请求支付该保险标的物的保险金额的法律行为。”（注：梁宇贤：《海商法论》，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10月再修订初版，第689页；杨仁寿：《海商法论》，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405页；邱添锦：《海商法》，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453页。）当然，台湾地区的某些学者也将委付称为“权利的转移”，如“当发生推定全损情节时，被保险人表示愿将其保险标的残余物及权利，移归为保险人所有，由保险人当作实际全损处理，而请求保险金额之手段；是项权利之转移，即称之曰委付。”（注：吴智：《海商法论》，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307-308页。）但该文又作如下论述，“倘被保险人仍自愿保留其残余标的物之一切权利，而不为委付，自亦法之所许。”从其论述中亦可以看出，该观点仍偏向委付为被保险人的单方行为这一理论。香港地区有学者也认为，在英国海上保险法中，“委付是指被保险人自愿让与保险人保险标的以及其中的物权或债权。”（注：杨良宜、汪鹏南：《英国海上保险条款详论》，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7页。）

由此所见，学者们几乎均认为委付是法律行为，或认为是单方法律行为，或认为是双方法律行为，但从各国的法律规定看，并非完全如此。

二、在德日等法例中，委付是被保险人实施的单方法律行为

“法律行为者，以意思表示为要素，法律因意思之表示，而使发生法律上效力之私法上法律要件者。”（注：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7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均认为“法律行为是指以欲发生私法上效果的意思表示为要素的行为，这一行为依法律效果又分为有效的法律行为、无效的法律行为、得撤销的法律行为和效力未定的法律行为。”（注：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5-99页。）

因此，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基本特征，它是判断某一民事行为是否是法律行为的标准之一。意思表示是指行为人把进行某一法律行为的内心效果意思，以一定的方式表达于外部的行为。尽管学者们对意思表示的构成要素认识不一，但从较多数学者的观点看，法律行为由目的意思、法效意思和表示行为三种构成。（注：参见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上），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253页。）即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能引起法律上效力的意思要素，即其内心有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意图，而且在客观上行为人将其内在意思以一定的方式表现于外部，并足以被外界所了解。委付行为即是如此，从各国的法律规定看，被保险人在委付时既有将保险标的交付于保险人以索取全损赔偿的主观目的，也有发出委付通知的客观行为，所以委付具有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要件。

除了具有意思表示之外，某一行为欲成为法律行为还必须具备另一要件，即依行为人的意思表示而能发生法律上的效力。所谓法律上的效力是指“依法律之规定，法律要件完成时之法律上变动也。法律上之效力常见于权利之发生、变更与消灭。”（注：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8页。）法律行为的法律效力具有特殊性，即法律行为的法律效力依当事人的内心意思而定，这是因为“行为人于其意思表示亦欲如此，即法律以行为人在心中有一定之效力意思，而以之表现于外部，故容认其效力意思，而与以其相当内容之法律效力。”（注：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7页。）某一行为虽然产生一定的法律效力，但若该法律效力的内容并不取决于行为人主观意思，则其仍不为法律行为，如事实行为等。民事法律行为可以分为双方法律行为和单方法律行为，只有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才能成立的法律行为是双方法律行为，而仅须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即可成立的法律行为则是单方法律行为。因为委付只需被保险人单方的意思表示即可成立，因而只具有成为单方民事法律行为的可能性。

因此，委付是否为单方民事法律行为，就决定于委付行为能否产生行为人在委付时所期望的法律效果。依据有些国家的法律，仅凭委付行为并不能发生被保险人所预期的法律效力，尚需要保险人的接受或法院判决才能实现，那么被保险人的委付行为就不是法律行为，如英美法例中的委付行为。但是，依据有些国家的法律，即便只有被保险人的委付行为亦可产生法律效力，而不依赖于保险人的同意，所以委付就是一种法律行为，在德、日和前苏联法例中，委付即为民事法律行为。

依《德国商法典》第861条、《日本商法典》第833条和834条、前苏联《海商法典》（1968年）第226条之规定，在发生法定的委付原因后，被保险人可以将保险标的委付于保险人而请求保险金额，只要依法发出委付通知，委付即具有法律效力。《日本商法典》第841条还规定：“保险人不承认委付时，被保险人非于证明委付原因后，不得请求支付保险金额。依其规定，虽然保险人拒绝承认委付，但对被保险人的委付权并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只要被保险人依法发出委付通知并能证明委付原因，就可以将保险标的委付于保险人并请求支付保险金额，委付仍然能产生法律效力。《希腊海事私法典》（1958年）规定得更加清楚，依该法第280条、第284条和285条规定，（注：《希腊海事私法典》第280条：按照下条规定的情况和条件（指委付事由），被保险人有权将保险标的物委付给保险人，并按全损请求赔偿。第284条：被保险人应以宣告的形式向保险人行使委付权利。第285条：被保险人应以宣告的形式行使委付权利”，即被保险人通过宣告即可行使委付有效，该法规定：“如果在宣布委付的3个月内，保险人未对委付权利提出异议，或此委付权利经司法确认，则委付财产的权利转移给保险人。权利的转移应认为在委付宣布之日完成。）只要发生了法定的委付事由，被保险人就有权将保险标的物转移给保险人并请求全损赔偿，即有委付权。被保险人行使委付权时，仅以宣告的形式即可，其法律效力并不取决于保险人的承诺。只是在保险人对委付权提出异议时，尚须经司法确认，而司法确认不过是对被保险人既存权利的认可，只要被保险人的委付无瑕疵，该权利就一直存在，其法律效力在经司法确认后溯及委付声明宣布之时。由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在德日等国法例中，委付应为被保险人所实施的单方法律行为。

三、在英美和我国法例中，委付是被保险人为订立委付合同所发出的要约

在英美法例中，仅有委付行为并不能发生被保险人所预期的法律效果。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62条第6款规定：“保险人接受委付通知，即表明最后承认对损失负责和通知有效。”换句话说，只有保险人接受委付时，保险人才对被保险人的损失负责，委付才能发生被保险人所预期的法律效果。否则，虽然该法第62条第4款规定“适当发出委付通知后，被保险人的权利并不因保险人拒绝接受委付而受到损害。”但被保险人只能通过诉讼以救济其权利，在法庭判决推定全损成立后，被保险人才能请求全损赔偿。美国没有海上保险的成文法，但其判例法与英国的成文法和判例法保持一致，“美国各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已明确宣布在这一领域内将奉行遵循英国判例和政策。”（注：SeeGrant Gilmore Charles L.Black,Jr.,the Law and Admiralty(2nd ed.1975),the Foundation Press,p56.）因此，美英关于委付法律性质的规定相同。

香港地区《海上保险条例》（1996年3月29日公布的中文本）第62条的规定与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的规定完全一致。台湾地区的“海商法”亦借鉴了英美海上保险法对委付的规定，该地区现行“海商法”第146条规定，（注：台湾地区“海商法”第146条：“委付经承诺或判决为有效后发生委付原因之日起，保险标的物即视为保险人所有。”）委付经承诺或判决为有效，并未规定委付仅以被保险人的委付通知或声明即可有效，所以大多数学者在论述英美海上保险法和我国台湾地区“海商法”中保险委付的法律性质时，均认为委付为双方法律行为。但是，如前所述，因为委付只是被保险人所实施的单方行为，所以事实上大多数学者所论述的因保险人的接受（承诺）而发生法律效力的“委付”，实质上已不再是被保险人的委付行为，而是建立在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双方行为基础之上的委付合同。依英美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委付只有在经保险人接受(Acceptance)之后才对保险人有约束力，才能发生被保险人在委付时所预期的法律效果。当然，依MIA1906第62条第4款之规定和英美普通法的先例，保险人拒绝接受委付的，被保险人可以诉诸法院要求保险人按推定全损赔偿保险金额，如果保险标的物确已构成推定全损且被保险人也已适当地发出了委付通知，法院就应判决保险人的拒绝无效，保险人就应依法向被保险人赔付保险金额。在Ruvs v.Royal Exchange Assurance([1897]2 Q.B.135.)一案中，船舶投保了战争险后被捕获，虽然被保险人拒绝接受委付通知，但是法庭认为，该船的推定全损已经构成，保险人应赔偿保险金额。台湾地区“海商法”第146条亦规定，委付可以经法院判决生效。这似乎表明，委付行为对保险人产生法律效力并不完全决定于保险人对委付的接受。但参照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第130条前段之规定，“为执行名义之判决，系命债务人为一定之意思表示而不表示者，视为自判决确定时已为其意思表示”，亦可认其业已‘承诺’。（注：参见杨仁寿：《海商法论》，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407-408页。）依该规定，在保险人不接受无瑕疵的委付时，法院可以通过判决强制其承诺，并赋予该强制性的承诺与保险人的自愿承诺同等的法律效果。保险人被强制承诺是由该法律行为的性质所决定的，即该行为是双方法律行为而非保险人的单方委付行为。

被保险人的单方委付行为实则是被保险人为订立委付合同而向保险人发出的要约。所谓要约，是缔约人一方以缔结合同为目的向对方相对人所作的意思表示。在性质上，依绝大多数学者的观点，要约是一种意思表示，而不是法律行为，这是因为要约“仅仅表达了要约人单方面希望订立合同的愿望，如果该意思表示没有得到相对人即受要约人承诺，则不可能产生民事法律行为那样的效力，只有在得到受要约人承诺的情况下，才能产生要约人所期望的法律效果；此外，要约的法律拘束力是法定的，而非由要约人的意思表示所决定的，因而它不是民事法律行为。”（注：余延满：《合同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4页。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换言之，被保险人的委付行为在实质上是把保险标的物之上的物权或债权转让给保险人而请求赔付保险金额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只有在得到保险人接受或承诺的情况下，才能产生被保险人所期望的法律效果。此外，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62(6)条规定：“委付通知书一经接受，委付便不能撤销。保险人接受委付通知，即表明最后承认对损失负责和通知有效。”换句话说，只要委付通知书未被保险人接受，委付通知便无效。该规定与英美法系关于要约效力的理论完全一致，即委付在性质上与要约完全相同。

再从构成要件上看，委付也完全符合要约的要求。某一项意思表示欲构成要约，则应具备以下要素：“(1)要约应为特定契约当事人之意思表示；(2)要约须对将来应为契约当事人之相对人为之；(3)要约须以有相对人承诺即使成立契约而受其约束之确定意思为之；(4)要约须含有足以决定契约内容之事项。”（注：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委付亦是(1)特定的被保险人所作的转让保险标的之上的物权或债权给保险人而请求赔付保险金额的意思表示；(2)委付是对将来应为委付合同的特定的保险人作出的；(3)委付中含有一旦委付合同成立后即受其约束之确定意思，如承担转移保险标的之上的物权或债权给保险人等义务；(4)委付中含有转移保险标的及其之上所有权利、推定全损事实及索赔额等足以决定委付合同内容之事项。

我国《海商法》第249条第1款也规定“保险人可以接受委付，也可以不接受委付。”该规定基本借鉴了MIA1906的规定，也将委付规定为要约而非法律行为。但是我国《海商法》对委付接受或承诺的规定比英美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更加严格，它并没有规定保险人不接受时被保险人的委付权可因法院的判决产生。即使被保险人的委付行为没有瑕疵，保险人亦可拒绝接受或承诺，保险人不得被强制接受委付，“如果保险人不接受委付，被保险人仍可以向保险人要求按部分损失赔偿。”（注：傅旭梅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诠释》，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457-458页。）被保险人并不能以保险人不接受委付为由，请求法院判令保险人接受委付，赔付全损，而只能要求按部分损失赔偿。因此，依据我国《海商法》的规定，被保险人所期望的委付效果完全依赖于保险人的接受。既然如此，被保险人的委付行为就不是单方民事法律行为，而只能是要约。

保险法学论文篇6

论文关键词：案例教学　保险学　运用

论文摘要：保险学课程是一门实务性很强的应用课程，案例教学是保险学讲授的重要手段之一，正确运用案例教学法能够大大提高教学效果。在教学中，选择恰当的案例是保证教学效果的基础和前提，保险学案例的选择应当具有针对性、代表性、生动性、时效性和导向性。从教学实践来看，案例教学的效果取决于教学准备、教学方式、教学讨论、教学总结这一系列重要环节。

案例教学是通过对案例的分析、讨论和讲解，使学生掌握相关知识、理论和技能的教学方法和过程。在案例教学中，既可以通过分析、比较各种各样的案例，从中抽象出某些一般性的结论或原理，也可以让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来拓宽视野，丰富自己的知识。《保险学》是金融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同时，它也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结合紧密的课程，相应的实践性教学主要是案例教学。从笔者的教学实践来看，案例教学是保险学讲授的重要手段之一，正确运用案例教学法能够大大提高教学效果。

一、案例教学在保险学教学中的必要性

保险学课程主要介绍基本的保险理论、保险合同的基本原则以及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方法等内容，其专业术语和基本原理比较繁杂，而且是一门实务性很强的应用课程。虽然保险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非常密切，但对于在校学生而言，保险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是非常抽象的，如果在授课过程中仅凭教师课堂上进行理论讲解，学生往往不能充分理解这些概念，更谈不上能够将保险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案例教学把学生关心的现实问题拿到课堂上来，并让学生亲自参加讨论和分析，还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比如，在讲到近因原则时，如何在众多的原因中判定近因在理论上是非常枯燥的实务问题。笔者在近因原则教学中，有意识地增加了许多案例，让学生充分体会到这一原则在实践中的指导意义。再比如，讲人身保险的有关内容时，给学生提供一些涉及其自身利益的案例，比如人身意外伤害险案例、健康保险案例等，学生的学习兴趣变得浓厚了，课堂气氛也活跃了。

案例教学法可以促进教与学的双向交流，增强师生之间的互动。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教师为主体，不利于师生的交流，达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而在案例教学中，学生分析、老师点评的方式使学生之间的交流增加，学生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见解，并能得到教师的及时指导；另外，教师通过学生提出的观点可以发现教学中需要改进的地方，从而在今后的教学中制订更为细致的授课方案和计划。

案例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案例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去思考相关的原理，并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来分析和解决案例中的实际问题，学生有了自己思考和倾听他人意见的机会，思维和判断能力在案例分析和讨论中逐步得到提高。通过对实际问题的分析，学生可以锻炼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总之，在讲解保险学基本原理或内容时，结合案例分析，通过对各类典型案例的分析和讲解，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巩固保险学的基本原理，加深对基础理论、专业理论的掌握，强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运用，而且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在保险学教学中应当加大案例教学的比重，以提高教学效果。

二、保险学教学中的案例选择

1.案例应当具有针对性。教师首先应当根据教学内容，精心选择案例，巧妙设计问题。案例一定要和所要教学的术语、原理或内容紧密相关，有利于学生更直接有效地理解和巩固教学内容。例如，在讲解“保险利益”这个概念的时候，案例应当直接与之相联系，并能让学生区分“保险利益”和“保险金”这两个概念。案例的针对性还表现在案例应当直接与所要讲授的知识点相联系，而不宜涉及过多的知识点，否则会扰乱学生的注意力，造成思维上的混乱。

2.案例应当具有代表性。案例应当能代表某一种社会现象，具有同类案例的共性；或者对于案例所提出的问题，学生存有不同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往往代表一部分人的观念和看法。一个恰当的案例，不仅应当有利于学生理解课堂教学内容，还应当引导学生去思考和分析现实当中的类似问题，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案例的结论在很多情况下是开放性的，这样能够引发学生在课下做更深刻的思考。

3.案例应当具有生动性。案例应当来源于现实生活中与大学生联系紧密的一些案例，以便开展深入的讨论。比如，在讲解人身保险时，可选择与大学生人身风险相关的案例，引导学生了解人身保险的各个种类；再比如，在讲授保险合同的内容时，引导学生分别从自身和保险公司两种角度展开讨论，有助于学生全方位学习和理解保险合同的主体、客体以及保险条款等诸多细节内容。

4.案例应当具有时效性。在保险学教材或案例汇编资料中都给出了保险课程的很多案例，但由于更新速度较慢，很多案例缺乏时效性，甚至得出的结论也存在问题。自2009年10月1日起，中国施行修订之后的新《保险法》，相比于原《保险法》，新《保险法》在很多方面都有大的修订。比如，人身保险合同的受益人和被保险人往往不是同一人，在某些特定情形下，二者的利益不无冲突。如果受益人谋求个人私利，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保险公司该不该赔？原有《保险法》规定，此类情况下保险公司不承担赔付责任。这对于无辜的被保险人显然有失公平。新《保险法》进行修改完善，规定此种情形下，实施非法行为的受益人丧失受益权，但保险公司不因此免除保险责任，被保险人的利益仍然受到保护。如果教师在案例教学中，简单地借用以前的案例，又没有根据新《保险法》对原有的分析结论作出解释或补充，很容易误导学生。

5.案例应当具有导向性。中国保险市场主体的无序竞争仍然较严重，国民的保险意识也还不强，关于保险的各种纠纷大量存在。在案例教学中，一些老师往往选择反面案例进行分析和讲解。从帮助学生理解的角度来说，这无可厚非，然而，过多地采用反面案例很容易产生负面的影响。事实上，中国保险业由于起步较晚，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还有待进一步规范，保险业的诚信建设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再加上社会公众对保险的认知比较欠缺，很多人对于保险还存在偏见甚至是反感。在案例教学中，反面案例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学生对保险业形成根深蒂固的成见，进而影响学生对保险业的认识和学习的积极性。在案例教学中，教师应当把正面案例与反面案例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要帮助学生理解保险学的基本原理，还要对学生进行积极的正面引导，帮助他们理解保险的本质。

三、案例教学组织与实施的应用心得

1．教学准备。教师在教学前的充分准备是案例教学必不可少的环节。在教学之前，教师应当对于教学案例的内容以及案例所涉及到的理论知识点有充分的把握，对保险实务的发展变化和相关法律法规的更新有充分的了解。除此之外，教师还要指导学生做好课前准备工作。对于信息量丰富或者比较复杂的案例，教师应把选择好的案例在课前发给每一个学生，要求他们熟悉案例内容，并结合案例进行分析，归纳发言要点，为教学讨论做好铺垫。 　2．教学方式。对于保险学课程，教师应当强调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的有机结合。强调案例教学，并不意味着放松理论教学。在教学方式上，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案例教学有利于加深对理论教学内容的理解，重在突出教学的目的与应用，而理论教学是案例教学的基础和前提，不掌握理论就无法开展案例教学。保险学课程必须要先掌握一些基本的理论、概念和方法，然后才能进行实务性的学习。例如在讲述保险的基本原则时，案例中必然会涉及到保险利益、近因、推定全损等基本概念，如果学生对这些概念都不理解，教师很难组织案例分析。

3.教学讨论。案例教学的实质是开放、互动，强调学生的高度参与。引导和组织学生进行讨论是保证案例教学效果的关键环节。教师应当把更多的时间和机会留给学生，讨论主要在学生中进行，但教师绝不是旁观者，教师始终应当发挥主导作用。第一，教师可以通过启发式提问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讨论。教师所提的问题要围绕教学内容，做到少而精。问题过于宽泛则学生的讨论比较散乱，不利于教师对课堂教学的控制，也不利于学生对教学重点和难点知识的掌握。考虑到不同的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接受能力不同，案例提问还要有层次性，由易到难，逐渐深入。第二，教师和学生要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营造良好的课堂讨论气氛。教师要鼓励学生自主思考，积极引导学生对案例进行讨论，并结合分组讨论、角色模拟等形式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例如，在结合一些案例讲解保险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时，就可以采用角色模拟的形式。第三，教师应给学生更多的自由发挥的空间，允许他们发表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开放式的讨论更有利于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而且可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开放性思维。第四，教师应当通过各种巧妙的提问，引导学生围绕中心问题进行讨论，力保讨论沿预期的方向进行。在教学中，教师应当及时对学生的讨论进行点评，解答学生提出的疑点问题，并对讨论中暴露出的问题及时修正，把讨论引导到正确认识的轨道上来。对于学生争论较大的问题，即使是一些社会敏感问题，教师也应认真分析，不能避重就轻，更不能不回答。第五，教师要把学生从对案例本身的讨论引导到对一般性问题的讨论，并归纳出一般性的理论观点或结论，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教学总结。讨论结束后，教师应及时总结要点。阐明案例分析讨论中所运用的理论知识，总结讨论的重点、难点和疑点，在此基础上指出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为了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教师还应要求学生完成一份书面的案例分析报告，通过重新审视案例的讨论过程和解决方案，学生对于课堂的教学内容能够加深理解。教师自身也应当总结本次讨论的成功之处和不足之处，以便在以后的教学中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参考文献：

[1]何宏庆.保险学案例教学模式初探[J].保险职业学院学报，2010，(1).

[2]严继莹.保险学案例教学若干问题的思考[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9，(1).

[3]杨敏.关于保险学课程案例教学理论与实践的思考[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4).

保险法学论文篇7

【论文摘要】 在国际贸易中，进口方或出口方在投保货物运输风险时，一般不能直接与保险人签订合同，而必须经过保险经纪人代为办理，这是保险行业的惯例。但是，对保险经纪人该如何定性？他到底是谁的人？，对此学界尚有争议。本文将在传统理论的基础上，对国际贸易保险经纪人的法律性质进行分析，指出保险经纪人在性质上是保险人的人。 【论文关键词】 保险经纪人 国际贸易 法律性质 人 在国际贸易的保险环节中，保险经纪人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国际贸易的70%以上的保险业务都是经过保险经纪人完成的，他解决了保险人和投保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难题，确保了运输途中货物的安全。然而，对国际贸易保险经纪人在法律上如何定性，他是保险人的人还是投保人的人，目前学界仍存在争议。本文将在传统理论的基础上，对国际贸易保险经纪人的法律性质进行分析，以达到为国际贸易实践提供理论参考之效。 一、传统的的一般理论 传统的理论以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为代表。 1.大陆法系的理论 大陆法系的立法理论建立在德国学者拉邦德1886年发表的《权授予及其基础关系的区别》一文中提出的“区别论”的基础之上，它把委任和严格区别开来，其中委任指本人（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内部关系，指人和本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外部关系。的内外部关系是有联系的，其内部关系是外部关系得以产生和存在的前提，而外部关系则是内部关系的目的和归宿。的内部关系属于各国合同法或劳动法调整的范围，外部关系则属于法调整的范围。 依人是以被人的名义还是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大陆法系将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类。如果人以被人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则为直接。如果人受被人的委托，为了被人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签约，则为间接。在直接的情况下，人对第三人不承担个人责任，此项责任由被人承担。但在间接的情况下，由于人是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的，尽管该合同的签订完全是为了被人的利益，人也应对此承担个人责任，而被人并不承担责任，除非人将合同项下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被人。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性质的认定上，大陆法系着重事物的外部趋向，特别重视人以谁的名义与第三人交易。 2.普通法系的理论 普通法系的理论以本人与人的等同论为基础，该理论把本人与人的等同论作为的理论基础。等同论可以用“通过他人去做的行为视同自己亲自做的一样”的短语来表述。它的主要意思是指人的行为应视为本人亲自所为，对关系不作内外部关系之区分，作为本人的人的行为应在本人的授权范围之内。 按照对本人的披露程度，普通法把分为公开本人的和不公开本人的。而公开本人的又分为：表明本人姓名的显名和只表明代表本人却不指明本人姓名的隐名。显名中，人不仅向第三人公开本人的存在，而且公开本人的姓名。此时，人既不享有合同权利，也不承担合同义务和责任，所引起的合同责任由被人承担。隐名是指人仅向第三人公开本人的存在，却不公开本人姓名的。英国法认为，隐名中的合同责任应由本人承担，只要人的行为在授权范围内，本人就可直接取得合同权利与义务。美国《法重述》则认为，除非人与第三人另有约定，人对其订立的合同承担责任，即使披露了本人身份之后也如此。但是，若人缔约时未获得本人授权，但本人事后行使了追认权，则由本人承担合同责任。不公开本人的是指享有实际权的人与第三人缔约时，既未表明本人的存在，也未披露本人的姓名，而是以自己的名义订立合同。这种和大陆法系中的间接相似，但在责任归属上比大陆法系更为灵活。普通法认为，虽然人未公开本人而以自己的名义行事，但他毕竟是为了本人的利益、在本人授权范围内行为，故本人自然应当加入到该合同关系中去即行使其介入权，而一旦行使了介入权，本人就应当向第三人承担责任；另外，如果第三人发现了本人的存在，则第三人享有请求权，他可以选择向本人或人主张权利。 由此看来，在性质的认定上，普通法系不关心第三人与谁订立合同，而更关注人是否为本人的利益而行为；不关心人以谁的名义签订合同，更关注谁应当承担责任。 二、 国际贸易中的保险经纪人 保险经纪人制度是在英国发展成熟起来的，在国际保险市场上，英国是典型的使用保险经纪人进行保险营销的国家。有据可查的保险经纪人出现于1575年，由于当时海上贸易的风险很大，海上事故经常发生，在伦敦保险市场上，没有一个承保人敢于承担一次航行的全部风险，他们每个人只能承担保险金额的一部分，这就需要由丰富保险专业知识和了解市场行情的人作为中介，将超出单独承保人能力的部分承保危险和保额在其他承保人之间予以分摊。这种有丰富的保险专业知识，深谙航海风险，一般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依靠撮合保险作为职业和生活收入来源的人，就是早期的保险经纪人。目前在发达国家成熟的保险市场上，由保险经纪人承揽的保险业务占70%以上，委托经纪人办理保险业务已成为国际惯例。 在国际贸易中，保险经纪人是基于投保人的利益，为投保人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提供中介服务的。保险经纪人首先应当将有关保险事项的信息如实告知投保人，并依其专业知识和业务经验，按照投保人的需要为投保人确定适当的险别、数量、承保人及投保方案，促使保险合同订立。其次，保险经纪人应审查保险合同的内容，告知投保人应当注意的事项。最后，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经纪人应协助投保人向保险人索赔。保险经纪人在接受委托履行其义务的同时，有向保险人要求支付佣金的权利；一旦完成投保手续后，不管被保险人是否已向保险经纪人交付保费，保险经纪人必须向保险人交付保费；在被保险人向保险经纪人交付保费前，保险经纪人对保单享有留置权。另外，在保险经纪业务中，保险经纪人违反委托协议而给投保人造成损失的，还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三、国际贸易保险经纪人的法律性质分析 在国际贸易中，进口方或出口方在投保货物运输风险时，一般不能直接与保险人签订合同，而必须经过保险经纪人代为办理，这是保险行业的惯例。但是，保险经纪人到底是谁的人，对此学界尚有争议。 有学者认为，保险经纪人是保险人的人，其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契约形成过程出发代表保险人行为。有学者认为，保险经纪人是投保人的人，他接受投保人的委托，代表投保人和保险人签订合同。这一观点是目前我国学界的主流观点。我国《保险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保险经纪人是基于投保人的利益，为投保人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提供中介服务，并依法收取佣金的单位。笔者认为，把保险经纪人定性为保险人的人比较妥切。根据大陆法和普通法制度的一般理论，是人在权限范围内以被人的名义与第三人实施的法律行为，其后果直接归属于被人，被人要向人支付一定的报酬。在保险业务中，保险经纪人虽然代表投保人以投保人的名义向保险人投保，在出现保险事故时也有义务协助投保人向保险人索赔，但是，他不仅不能向投保人收取任何报酬和佣金，而且负有向投保人如实告知保险信息，确定适当的险别、数量及投保方案，促使保险合同订立，审查保险合同内容，告知应当注意的事项等责任。在出现保险事故时，保险经纪人虽然有义务协助投保人向保险人索赔，但那只是为了促使合同订立，赔偿责任仍属于保险人，从行为性质和整个保险过程来看，保险经纪人更应该是保险人的人。根据各个国家的法律规定来看，保险经纪人应当是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组织，这也是保险经纪人越权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基础和保险人选择其为人的前提。保险经纪人之所以能代表投保人替保险人投保，首先是基于保险人对他的授权，在授权范围内，他实际上是代表了保险人的利益，他向投保人所为的一切授权内的行为实际上都是为了保险人能够得到更多的保险合约，在出现保险事故时最终承担责任的仍然是保险人，保险经纪人只就其行为向保险人收取一定的佣金，这正符合的特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保险经纪人在国际贸易活动中是不可缺少的，其法律性质在学界始终存在着争议，然而，对保险经纪人的性质如何认定，直接影响着国际贸易中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影响着国际贸易活动的顺利开展。笔者认为，保险经纪人的性质是不言而喻的，他并不是双方人，而是保险人的人。 参考文献: 徐海燕:英美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佟柔.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施米托夫[英]著，赵秀文译:国际贸易法文选[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阳露昭吴洋:论保险个人人的法律地位[J].武汉金融，2007， （7） 冯大同:国际商法[M].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00 Ross.S.The Economic Theory of Agent[J].The Principal”s Proble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3

保险法学论文篇8

内容提要: 候保期间发生保险事故是否应当赔付的问题，是困扰我国司法界的一个难题。如果投保人在投保前已经交付保险费，基于对价平衡、合理期待等理论，保险人应当承担候保期间事故的赔付责任。学术界对此种赔付的性质有三种不同认识：缔约过失责任、侵权责任以及未成立之保险合同的契约责任，但这三种认识都存在问题，保险人承担的责任应当为临时保险的契约责任。我国未来建立临时保险制度的方向应当确定为：在投保人已经交付保险费的情况下，保险人必须提供不附条件的临时保险；在投保人未交付保险费的情况下，保险人可以自愿为被保险人提供临时保险。

投保人投保之后，在保险人同意承保之前（下文称为“候保期间”）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公司是否应当赔付的问题，一直是困扰保险界和司法界的一个难题，我们称之为“候保期间事故赔付难题”。近年来，候保期间事故赔付纠纷频频出现，先有中国保险史上最大的个人保险赔付案——孙某诉广州信诚人寿案，[1]后有交强险时效争议——武汉车主叫板车险行业惯例案。[2]审判此类纠纷，往往令法官大挠其头。案件判决理由与审判结果以广州天河区法院和广州中院为代表分为两

派：前者认为，保险合同已经成立并已生效，保险公司应当赔付责任；后者则正好相反，认为保险合同根本未能成立，保险人自然不须承担赔付责任。两派争议之焦点，首先在于此类案件保险人是否应当赔付，其次在于赔付之理论基础。然而，争议背后隐含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我国是否欠缺临时保险制度，也许正是这一制度的欠缺导致审判实务中的一系列问题。

2009年我国修改了《保险法》，但新法不仅没有规定临时保险制度，还明确规定保险人可以对保险合同的效力附条件或者附期限。如此，可以预计，保险公司未来为减少赔付，必将在保险合同中附加一系列的条件或期限，防止其承担保险合同生效之前的责任。然而，在许多情况下，投保人在投保时已经交付了保险费，在他们看来，购买保险就像购买其他商品一样，只要支付了对价，便已经获得了保障，保险人若以保险合同尚未生效拒绝赔付，必然引发诉讼。在《保险法》明确赋予保险人附条件和附期限权利的情况下，候保期间事故究竟应否赔付？其赔付的法理基础如何？我国应当建立什么样的赔付制度？这些仍然是新修订的《保险法》施行下的难题。

一、事故赔付：成文法原则及其理论解释

（一）成文法所体现的赔付原则

关于候保期间发生事故，保险人是否应当赔付的问题，世界各成文法国家或地区较少提及，从笔者查阅的资料看，只有韩国、我国台湾地区对此有明文规定，兹引述如下：

《韩国商法》第638条之2第3款规定：“在保险人从保险合同人处接受保险合同的要约及全部或部分保险费后承诺该要约前，若发生保险合同所定的保险事故时，除非有理由能够拒绝之外，保险人应当承担保险合同上的责任。但是，人寿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应当接受体检而未接受体检时除外”。可见，在韩国，对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保险人承担候保期间赔付责任的前提有二：其一，保险人接受保险要约；其二，保险人收受全部或部分保险费。然而，理论上说，投保人交付保险费是提出保险要约的一种证明方式，保险人接受了保险费，通常可以证明其接受了保险要约，因此，上述两个前提实际上变为一个前提：保险人收受投保人预交之保险费。[3]对人寿保险，《韩国商法》虽附加要求被保险人接受体检，但候保期间投保人须交付保险费这一条件依然没有变化。

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施行细则》第4条规定：“1.依本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签发保险单或暂保单，须与交付保险费全部或一部同时为之。2.产物保险之要保人在保险人签发保险单及暂保单前，先交付保险费而发生应予赔偿之保险事故时，保险人应负保险责任。3.人寿保险同意承保前，得预收相当于第一期保险费之金额，保险人应付之保险责任，以保险人同意承保时，溯自预收相当于第一期保险费金额时开始”。其第2、3款规定的核心内容在于：预交保险费后，在候保期间发生保险事故的，财产保险与人寿保险均以保险人赔付为原则，但在人寿保险中，尚以保险人同意承保为条件。

由此可见，至少在上述国家和地区，如果投保人已经交付了全部或者首期保险费，候保期间发生保险事故，保险公司应予赔付已成为一个原则。例外的情况是，在人寿保险中，韩国要求被保险人进行体检，台湾地区则要求保险人同意承保。但这些例外情况的规定并非完全合理，已饱受学者批评，其不合理之处留待后文论证。

（二）赔付之理论解释

上述国家和地区为何将赔付作为候保期间事故的处理原则，从其立法资料未能查得。笔者以为，从保险法及合同法的角度详察，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提供理论依据：

首先，履行义务提前的对等解释。保险费交付之性质，本质上为履行合同的行为，但保险业已普遍将该行为作为保险合同生效的要件。投保人缴纳保险费与买卖合同中买方交付金钱购买商品没有太大区别，交付保险费本质上是履行保险合同规定的义务。从合同法的角度看，履行义务应该在合同生效之后，因此，保险费的支付也应当在保险合同生效之后。[4]但在今天的保险实务中，特别是人寿保险实务中，交付保险费已经转变为保险合同生效的一个要件。[5]“人寿保险人几乎不变地于要保申请书或保险单中，或同时于二者中规定保险契约在交付约定之保险费或第一期保险费前不生效”。[6]保险人在签发保单之前预收保险费已经成为一种惯例，中外皆然。[7]预付保险费行为的性质由履行行为变为保险生效的要件，致使原本可以在合同生效之后履行的义务，必须在合同生效之前作出。因此，出于公平对等考虑，保险人也应当提前履行义务。保险人的义务是承担危险，该义务的提前履行，便是要求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生效之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承担保险责任。

其次，保险合同对价衡平之解释。投保人提前交付保险费，在保险合同生效之前，这笔保险费必然会产生一笔利息，该笔利息可以认为是自预付保险费至保险合同生效日之间的保险费。由于保险费交付至保险合同生效的时间较短，发生保险事故的可能性也比较小，故而利息基本可以满足候保期间保障的费用需要。[8]因此，于投保人提前交付保险费之时，由保险人提前承担保险责任，符合对价平衡原则。台湾学者曾就台湾预付保费在前，保险合同成立生效在后，双方权利义务前后失衡曾有论述。这一论述，既可作为预付保险费导致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提前之理论基础，亦可作为对价衡平之佐证，现摘录如下：“保险人未等到保险契约成立，却于受领要保之时即预收保险费，嗣后同意承保时，若保险事故未发生，则使保险人溯自预收保险费时负保险责任，对保险人并无不利，若谓溯及负责为保险人之真意，保险人应无异议……但若于同意承保前发生保险事故，而保险人事后亦同意承保者，若认为保险责任自契约成立时才开始，而非提前至预收保险费时开始，则两相比较下显然前后失衡，对于被保险人至为不利”。[9]

最后，保险赔付之合理期待解释。关于“合理期待原则”[10]，Keeton教授在《保险法上存在的与保单条款相冲突的权利》一文中提出其概念，即“就投保人和未来受益人来说，他们对保险合同条款之客观合理的期望应当被满足，即使通过深入研究保单条款可以发现保单条款其实并不保障他们的期望”。[11]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投保人交付保险费之后，几乎都会相信自己已经获得了保险保障，交付保险费之后发生的任何保险事故，保险人都应该负责赔付。法官在审判案件时，也会不自觉地产生投保人交付保费，就应该获得保障的观点。运用合理期待原则，美国法官已经在多起案件中判决保险人应对候保期间发生的保险事故承担责任，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Gaunt v.John HancockMutual Life Insurance Co.案，该案主审法官Hand指出：“对于一般投保人来说，其已经交付了保险费，并成功通过了体检，在保险人用其闲暇时间批准保险之前，他很少有机会了解不予保障的情况，他只会假定，支付了保险费就应该马上获得保障”。[12]

由此可见，无论从履行义务提前的对等方面、保险合同对价衡平方面，还是保险赔付的合理期待方面解释，如果投保人预交了保险费，保险人就有义务对候保期间的保险事故予以赔付。

二、事故赔付的性质：三条思路之批判

（一）三条思路之展开

保险人应对候保期间的事故予以赔付，但保险人的这种赔付在性质上如何界定，却不无争议。目前，关于该赔付之性质，学理上形成了三条思路：

第一条思路是，保险人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该观点认为，“就保险人方面而言，若保险人或其履行辅助人疏忽未处理或转交要保人之要约、预定拒保却未通知要保人、或已完成内部核保却未将结果转交或通知要保人，均应认为保险人已违反前述对要保人利益之照顾义务，而应负缔约上过失之责任”。[13]在我国法院的司法解释及审判指导意见中，这种观点也多有体现。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出台的《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4条规定：“财产保险的投保人向保险人交付投保单后，保险人未及时签发保险单或者表示拒绝承保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承担责任。”无论是学者的观点，还是我国法院之司法解释或审判指导意见，都强调保险人在处理投保单或核保事务时存在迟延的过失，因此可以适用缔约过失责任。此种责任，既非侵权责任，亦非违约责任，而是一种独立的责任。[14]

第二条思路是，保险人承担的责任性质上为侵权责任。该理论源于美国的“杜费原则”，“杜费原则”来自Duffie v.Banker’Life Association一案。[15]爱荷华州最高法院认为保险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常人均以保险为私人间合意成立之契约行为，不发生过失问题，但此显属忽视保险契约当事人一方为保险人，保险人经由政府特许而经营保险业务，而颁授此一特许之立法政策在于促进公益，对于因意外事故受损害之人提供补偿……保险人既已接受保险申请，并收受保险费，自须对要保人提供其所需之保险，或于相当之期间内予以拒绝。若保险人因过失而未为任何一种处理，对过失之后果应负责任”。[16]爱荷华最高法院未将该案作为契约纠纷处理，而是以保险人未能及时处理投保单，主观上存在过失为由，判决保险人承担过失侵权责任。

第三条思路是，保险人承担未来成立之保险合同的契约责任。有学者指出：“此非缔约过失责任，而似为合同强制成立。投保人交付投保单只是一个要约，保险合同是否得以成立，还要看保险公司经过危险审核后是否作出同意承保的承诺。保险人作为相对人没有义务一定要作出同意或反对的意思表示，更不存在及时签发保单的义务；最高法院的意见看上去更像是强制性的规定，保险人不及时作出是否承保的意思表示，保险合同也成立并生效，这与缔约过失似乎并无直接联系。”[17]2009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条规定：“投保人提出财产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财产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虽未出具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但已接受投保单并收取了保险费的，一般应认定双方财产保险合同关系成立，但投保人与保险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此规定便属于保险合同强制成立的规定。保险合同强制成立后，保险人应当承担收取保险费之后发生的保险事故责任。但值得注意的是，此种观点中保险人所承担的契约责任，乃是未来可能成立之正式保险合同的契约责任，并非正式保险合同生效前之临时保险合同的契约责任。并且，此种观点不区分保险人在核保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只要投保人交付投保单和保险费，即使保险人不同意承保，在其核保完成前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亦应承担正式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

（二）三条思路之批判

关于保险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一般认为，承担缔约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四个方面：（1）先合同义务的违反；（2）相对人受有损失；（3）违反先合同义务与损失间的因果关系；（4）违反先合同义务的归责事由（即主观过错）。[18]将这些要件用以衡量候保期间的事故责任，问题在于：保险人违反尽速核保、尽速出单的义务是否与被保险人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般来说，订立保险合同时，被保险人的损失可能是意外事件或者他人的侵权、违约行为造成的，保险人迟延核保与被保险人的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更重要的是，许多情况下，尽管保险人及时核保，仍可能在核保完成前发生保险事故，此时保险人在核保方面并无过错，但保险人岂能完全免责？若保险人并无过错，所谓“缔约过失责任”也就因此不再适用。

关于保险人承担侵权责任。在美国，“杜费原则”曾为亚拉巴马州等十余州所采用，但现在只有北达科他州等少数几个州采用。密西西比等州则拒绝采用该原则，“认为保险业与银行业均经特许，银行业于借款申请延迟不为表示既不负责任，自无理由责令保险业对要保申请立即为行为之义务。”[19]杜费原则体现的侵权责任，在美国侵权法体系下或许可以勉强适用，但在我国侵权法体系下适用恐存在困难。保单签发前，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合同可能尚未成立，如被保险人发生损失，保险人未有造成该损失的任何行为，其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意在保护此损失之发生，因此亦无侵权过错，谓之构成侵权行为实在有些牵强。再者，保险人究竟侵害了被保险人的何种权利亦难认定。因此，有学者称：“保险人预收保险费后拒绝承保之行为，纵使认为有违反诚实努力促使契约成立之义务，亦无法以侵权行为课予损害赔偿责任。”[20]

关于保险人承担未来成立并生效之保险合同的契约责任。在候保期间，投保人仅仅交付了投保单和保险费，保险人并未同意承保，保险合同并未成立，更未生效，要求当事人承担一个并未成立的合同责任，理论上无法解释。保险法学者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尚未承保，而需要体检的保险商品的体检尚未开始，保险合同尚未成立，就开始承担保险责任，在法律上有难以解释之处……按保险合同法的理论是无法解释的。”[21]

三、临时保险合同责任：保险人赔付之形式依据

上述三种理论解释均存缺陷，那保险人赔付的性质究竟如何，其又以何种形式加以表现？

（一）暂保单与附条件收据作为临时保险合同：英美国家的选择

在美国，候保期间发生的保险事故通常可以获得赔偿。保险公司意识到，在申请正式保单获得保障之前，被保险人面临的风险没有获得保障，而这一期间可能长达数天甚至数周，这对被保险人是不利的。而且，在这一期间如果不提供保障的话，被保险人也可能改变主意去购买其他保险公司的类似产品，这对保险公司也是不利的。[22]因此，他们通常提供暂保单或附条件收据来保障这一空白期的风险。[23]暂保单多用于财产与责任保险的情形。[24]由于财产和责任保险的人一般为总人（general agents），他们基于保险公司明示或默示的授权有权直接对被保险人签署暂保单，为保险人正式承保之前的风险进行保障，且这种保障没有任何条件限制，以口头或书面形式表现均可，只要人的行为使得一个理性人有理由相信其已经获得保险保障即可。[25]对暂保单性质的认定，美国的保险法学者一致认为其属于临时性的保险合同。[26]这意味着，在正式保险合同成立之前，为保障被保险人候保期间的风险，已经存在一个临时保险合同。

附条件收据多见于人寿和健康保险的情形，特别是人寿保险的情形。[27]而财产保险的暂保单不能用于人寿与健康保险，[28]其原因在于，“销售人寿保险的人通常是展业人（solicitingagent）而非总人，如果没有主管部门的授权，其无权对被保险人签发暂保单，只能签发附条件收据。”[29]暂保单与附条件收据的不同之处在于，暂保单的保障内容基本与正式保险合同相同，[30]一般并不附有条件；而附条件收据的保障附有条件，只有被保险人符合保险人规定的条件时（符合可保要求），保险人才对保险事故承担责任。在美国，包括Vance、York在内的绝大多数保险法专家都将附条件收据看作临时保险合同的表现形式。

在英国，暂保单被称为covernote，主要出现在汽车保险、盗抢保险或火灾保险中，通常不会出现在人寿保险中，[31]其与美国的binder含义大体相同。[32]早期英国学界并不认为暂保单是一个独立的保险合同，但这一认识因著名的Thompson v.Adams案而改变。[33]在此案中，法官确认暂保单是一个完整的保险合同，随后，Murfitt v.Royal Insurance Co.Ltd案再一次强化了暂保单就是一个保险合同的观点。[34]于是，该观点如今已经成为通说，例如，英国的Ivamy教授认为：“暂保单本身就是一种保险合同”。[35]“但它同随后签订的针对同一风险并记录在保险单中的保险合同是有区别的，前者由临时保险单调整，后者由保单调整。”[36]

（二）法定追溯保险：维护公正的被迫选择

前已述及，大陆法系要求保险人承担候保期间的保险责任，依据之一是追溯保险理论。学者认为，这一制度属于法定追溯保险，如有台湾学者认为，台湾保险法“施行细则第四条第三项规定人寿保险人如于同意承保前预收保险费，则事后同意承保时，应溯自预收保险费时负其保险责任，其特征正好符合‘实质保险时点先于形式保险时点’之客观要件，且要保人于提出要保后，被保险人始发生危险事故，应符合主观上之‘善意’要件，因此，在此适用‘追溯保险’之概念，应与其本质无违。”[37]

单纯就保险期间提前而言，候保期间之保险保障与法定追溯保险的保障确有相同之处。[38]然而，如果投保人在订立合同时提供临时保障，法律便不会通过法定追溯保险的形式要求保险人承担责任。事实上，即使是追溯保险，最初也仅仅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国家并不强行介入，保险发达国家的保险法一般仅对约定追溯保险作规定，法定追溯保险的规定往往难觅踪迹，学者中亦不乏反对法律强行规定追溯保险之人。桂裕教授指出：“‘无论已否发生损失’（即法定追溯保险）之条款，通常见诸海上保险单，盖亦惟海上保险乃有不知危险已否发生之情形也。”[39]对台湾地区在主要规制陆上保险之《保险法》中应否规定追溯保险的争论，桂裕教授持否定态度，认为“若保险单无此项订定者，任何契约，皆不溯已往。”[40]大约出于同样的原因，大陆法系的主要国家，例如德国和日本，均在保险法中规定了约定追溯保险，有关法定追溯保险的规定则付之阙如。依照桂裕教授的理论，在保险合同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情形下，法律不应强行将保险合同的责任追溯至保险合同生效之前，但此种情形却昭然出现于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保险法律中，何以解释这种现象？

笔者认为，法律强行将未来生效之保险合同的责任追溯至合同生效之前，乃是为了补救临时保险制度缺位的遗憾。其原理在于，保险人提前收取保险费，本应为被保险人提供临时保障，但其不愿提供，以至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不能获得公正的补偿，法律出于正义考量，要求保险人承担法定的赔偿责任。这一法定的赔偿责任，不过是对临时保险合同缺位的补救措施。在存在临时保险制度的国家，被保险人因有临时保险合同保障，法定追溯保险并无适用余地，只有在保险人不提供临时保障的的国家和地区，这一制度才得以适用。因此，以法律形式规定保险责任提前，不过是立法者的被迫选择。但是，在理论上，法定追溯保险无法解决保险合同尚未成立，却要求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难题。立法者要求保险人承担保险合同生效前的责任，更像是法律强行为保险人与被保险人订立了一个临时保险合同。

注释:

1.施文森：《保险法论文》（一）、（二），三民书局1988年修订四版。

2.叶启洲：《保险法专题研究》（一），元照出版公司2007年版。

3.Robert E.Keeton，Basic Text on Insurance Law，West Publishing Co.，1971.

4.Jeffrey W.Stempel，Interpretation of Insurance Contracts：Law and Strategy for Insurers and Policyholders，Little，Brownand Company，1994.

5.Emeric Fischer，Peter Nash Swisher，Jeffrey W.Stempel，Principles of Insurance Law，（Third edition），Matthew Bender&company，Inc.，2004.

6.Malcolm A.Clarke，The law of Insurance Contracts，（3rdEdition），London Hong Kong，Lloyd’s London Press，1997.

7.The Project Group of Restatement of European Insurance Contract Law，Principles of European Insurance Contract Law，European Law Publishers，2009.

8.Muriel L.Crawford，Life and Health Insurance Law，（seventh edition），FIMI Insurance Education Program Life Management Institute LOMA，Atlanta，Georgia，1994.

9.Robert H.Jerry，Understanding Insurance Law，Matthew Bender&Co.，Inc.，1989.

10.[美]马克.S.道费曼：《风险管理与保险原理》，齐瑞宗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参考文献:

[1]2001年10月5日，投保人谢某听取了信诚人寿保险公司人黄女士对“信诚[运筹]智选投资连结保险”及5个附加险的介绍，与黄女士共同签署了《信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投保书》。10月6日，信诚人寿向谢某提交了盖有其总经理李源详印章的《信诚运筹建议书》，谢某根据信诚的要求及该建议书的内容缴纳了首期保险费11944元，并于10月17日下午完成体检。10月18日凌晨，谢某被其女友前男友刺杀身亡。当日上午8时，信诚人寿接到医院的体检结果，决定因谢某身体问题须增加保险费18.7元，并提交财务证明才能承保。2001年11月13日，谢某之母孙某向信诚人寿提出索赔申请，11月14日，信诚回复：根据主合同，同意赔付主合同保险金100万元；同时认为，事故发生时其尚未同意承保（尚未签发保单），故拒绝赔付附加合同的保险金200万元。2003年5月20日，广州天河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交付了首期保险费，保险合同成立并已生效，判决信诚人寿赔付附加保险合同的保险金200万元。判决后，信诚人寿不服提起上诉，2004年11月5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二审判决，认定此案所涉保险合同未生效，判决信诚人寿不必赔付附加保险合同保险金200万元。2005年11月，孙某对此案提出申诉，被广州中院驳回。2007年12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指令广州中院对此案进行再审，但此后该案的审理便不见下文。参见许崇苗：《对信诚寿险案二审胜诉的法理分析》，载《保险研究》2005年第3期。

[2]2006年8月15日，明先生在中国平安保险湖北分公司为车辆投保，其中包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交强险）。当日20时15分，他驾车不慎将一行人撞伤，伤者因抢救无效死亡。明先生在向保险公司索赔时，对方于2007年4月25日下达了拒赔通知书，理由是依照保险合同约定，保单应自购买保险次日零时生效，明先生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合同尚未生效，因此，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付责任。保监会于2009年4月1日下发了《关于加强机动车交强险承保工作管理的通知》的文件，要求各保险公司做到交强险保单“即时生效”，但这一规定仅仅限于交强险领域，在其他保险中，仍无法杜绝投保人投保后，保险合同生效前发生事故的纠纷问题。

[3]之所以称为“预交保险费”，是因为依照合同法理论，保险费的交付须在保险合同履行时交付，但在许多情况下，投保人在提交投保单时（即发出保险要约时）即交付保险费，此时保险合同尚未成立，遑论履行，因此我们将此种情形下的保险费交付称为“预交保险费”。

[4]对此，台湾保险法学者江朝国先生指出：“按一般民法契约上之概念，保险费之交付仅系当事人之一方——要保人——于契约成立生效后应履行之义务。”江朝国：《保险法论文集》（一），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82页。

[5]在寿险以外的其他保险，预收保险费虽然不若人寿保险中普遍，但将交付保险费作为保险合同生效的要件却是保险业的普遍现象。

[6]施文森：《保险法论文》（二），三民书局1988年修订四版，第70页。

[7]19世纪英美的案例表明，当时的寿险业已经将预付保险费作为保险生效的条件，例如，在Canning v.Farquhar （1886） 16 Q.B.D.727中，保险人在投保单中即写明，只有交付保险费，保险合同才能生效，但当时预收保险费的做法还没有严格实行。

[8]利息是否足以支付保单签发前的保险费，原则上应经保险精算计算，唯法学与保险精算学存在差别。在法学上，通常不会以投保人实际交付的保险费数额少于精算保费数额而否认合同效力。故笔者认为，法学上的对价平衡并非保险精算上的保费与承担风险绝对相当。即使在保险精算学上，精算出来的保险费也不会与被保险人实际交付的保险费绝对相当。况且，目前中国保险实务界的精算恐有“粗算”之嫌，经“精算”的保险费未必合乎该保险商品的实际价格。

[9]叶启洲：《保险法专题研究》（一），元照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80页。

[10]关于合理期待原则的理论，参见梁鹏：《保险人抗辩限制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1-304页。

[11] Robert E.Keeton，“Insurance Law Rights at Variance with Policy Provision”，83Harv.L.Rev.（1970），p.967.

[12] Gaunt v.John Hancock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160 F.2d.601.

[13]同注[9]，第186页。

[14]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页。

[15]Duffie v.Banker’Life Association，160 Iowa 19，139 N.W.1087 （1913）.在该案中，投保人投保时身体健康，属于可保体。之后，投保人交付了第一期保险费，也完成了保险人要求的一切手续，但投保申请却因人的过失延迟至被保险人死亡后才将保险费交给保险人，此时距投保人提交投保单已有30天之久。原告遂提起侵权诉讼，爱荷华州法院以侵权为由判决原告胜诉。

[16]转引自施文森：《保险法论文》（第一集），三民书局1988年增订第7版，第54页。

[17]此处“最高法院的意见”系指最高法院2003年的《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邢海宝：《中国保险合同法立法建议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77页。

[18]参见注[14]，第151页。

[19]同注[16]，第54页。

[20]沙银华：《日本经典保险判例评释》，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21]同注[9]，第183页。

[22] See Robert E.Keeton，Basic Text on Insurance Law，West Publishing Co.，1971，p.36.

[23]美国保险法教科书将收据写为conditional receipts，应译为“附条件收据”，但美国法院多不承认此种收据所附条件，更愿意将“附条件收据”认定为“无条件收据”，保险实务又将收据分为“批准性收据”、“有条件收据”和“无条件收据”。

[24]参见[美]马克S道费曼：《风险管理与保险原理》，齐瑞宗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9页。

[25] See Emeric Fischer，Peter Nash Swisher，Jeffrey W.Stempel，Principles of Insurance Law，（Third edition），Matthew Bender&company，Inc.，2004，p.294.

[26] See note[22]，p.36.

[27] See Jeffrey W.Stempel，Interpretation of Insurance Contracts：Lawand Strategy for Insurers and Policy holders，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94，p.61.

[28]参见注[24]，第149页。

[29]同注[25]，第299页。

[30]See note[27]，p.59.

[31] See E.R.Hardy Ivamy，General Principles of Insurance Law，（4thedition），Butter worths，1979，p.103.

[32] See Malcolm A.Clarke，The law ofInsurance Contracts，（3rdEdition），London&HongKong：Lloyd’sLondon Press，1997，p.297.

[33] See Thompson v.Adams，（1889） 23 Q.B.D.361.

[34] See Murfitt v.Royal Insurance Co.Ltd，（1922） 38 T.L.R.334.

[35] See note[31]，p.107.

[36] See note[32]，p.297.

[37]同注[9]，第180页。

[38]尽管有学者认为法律规定候保期间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为法定追溯保险，但立法者可能并无此种认识。他们似乎更倾向于将二者区分开来。首先，从法律体系解释学的角度分析，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者似乎并未将候保期间之保险保障完全等同于追溯保险。例如，韩国商法于638条之2保险合同成立部分规定了候保期间的保险问题，却在643、644条保险的溯及力下面规定了约定追溯保险的问题；在台湾地区，《保险法》第51条规定了追溯保险问题，而候保期间保险的问题则是作为《保险法》第43条保险合同形式问题的解释出现在《保险法施行细则》第4条中。如果立法者认为候保期间事故赔付的问题属于追溯保险，则应当将约定追溯保险与候保期间事故赔付的问题放在一起加以规定。其次，候保期间的事故赔付与传统追溯保险可能存在些微不同，例如，传统追溯保险强调投保人提交投保单时，保险双方均不知保险事故是否发生，但在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所规定的候保期间事故赔付，在保险双方交付保险费、提交投保单时，保险双方均知道保险事故尚未发生。再次，欧洲保险合同法学者对二者采取了不同的概念，临时保险称为preliminary cover，追溯保险则称为retroactive cover。在他们制定的相关规则中，二者也有很大区别。See The ProjectGroup of Restatement of European Insurance ContractLaw，Principlesof European Insurance ContractLaw，EuropeanLawPub-lishers，2009，p.125-134.

[39]桂裕：《保险法》，三民书局1984年增订初版，第130-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