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事法学论文范文

医事法学论文篇1

关键词：医疗事故鉴定；管理机构；质证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4014302

医疗事故鉴定，是指专门的组织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法定的程序，对医患双方争议的医疗纠纷事件所涉及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损害后果与医疗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等专门性的问题进行技术性判断，进而据相关法律规定，判断是否构成医疗事故、确定事故等级及责任程度的专门性活动。对于鉴定结果，属于我国诉讼法上的鉴定结论，在诉讼法中是法定证据之一。但是我国现行医疗事故鉴定制度存在一些弊端，以致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备受指责，且在操作程序上颇具争议。

1 我国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存在的弊端

1.1 鉴定机构设立的非中立性

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的组织和管理机构是中华医学会，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医学会，设区的市级地方医学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管辖的县（市）地方医学会，在医学会下设立专门管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机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办公室。表面上看，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由医学会来独立完成的，但是实际上，医学会在组织、实施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过程中，还是会受到各级卫生行政机关的影响。医学会虽是行业自律组织，但是从各地的医学会章程来看，医学会要接受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其经费来源主要是卫生行政部门拨款、会费和收取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费。另外，医学会及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与医疗机构、医生间利益相关。各地的医学会章程中大都规定：“本会依法维护医学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合法权益，为医学科学技术工作者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通过该条规定可看出，医学会是为了维护医疗工作者合法权益而设立的机构，作为医学会内部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及其聘任的医疗专家具有双重身份，与医疗机构和医生具有利益相关性，医学会和医疗机构类似兄弟关系，由医方权益的维护者对医方医疗过错进行评判，显然违背了中立性原则。

1.2 鉴定文书的不合法性

虽然医疗事故处理鉴定文书体例、格式已由中华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办公室统一定制，鉴定文书的内容也在《条例》及《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中有所规定。但是，作为法定证据，医疗事故的鉴定结论明显不符合证据学和诉讼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医疗事故鉴定书只需加盖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用印章，而鉴定人无须签名或者盖章。而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鉴定人未签名盖章的鉴定结论形式不合法，不具可采性。

1.3 让专家出庭接受质询难以实施

根据《证据规定》的规定，对于鉴定结论有疑问的，可以要求专家出庭接受质询。但是，首先因为医疗事故的鉴定结论没有鉴定人签名，所以无法确定是哪个专家做出的结论，当然也就难以要求专家出庭。另外，就算费劲周折找到鉴定的专家，由于专家们都是一定范围内的医学权威，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已经非常繁忙了，无论是施展技术才能的机会，还是所获得的经济收益，都已经达到了非常可观的程度，让他们因为做了医疗事故鉴定结论而要出庭接受质询，会成为他们非常不情愿的一种负担。以陕西省为例，根据《陕西省物价局、省财政厅、省卫生厅关于陕西省医疗事故鉴定收费标准的通知》，省医学会组织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3000元/例次；西安市医学会组织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2800元/例次。在这样的费用标准下，据笔者跟陕西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某专家了解的情况，目前让他们出庭接受质询简直不可能。

2 对医疗事故鉴定体制改革的建议

2.1 鉴定机构管理机构的重设

为了避免鉴定机构设置的非中立性，应改革鉴定机构的管理机制，将医疗事故鉴定机构由原先的医学会和卫生行政部门管理变更为由司法行政机关统一管理，使其不再受卫生行政机关的约束。医疗事故鉴定机构应当向省司法行政部门提交相关材料，申请登记。其活动和监督参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及地方司法鉴定管理条例有关规定。诉讼活动中需要进行司法鉴定的，办案机关应当委托省司法行政部门编入名册的医疗事故鉴定机构鉴定；尚未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卫生行政机关或者当事人需要进行鉴定的，也可委托省司法行政部门编入名册的医疗事故鉴定机构鉴定。

2.2 医疗事故鉴定专家遴选条件的改革

按照《条例》，鉴定专家需要具备以下条件：（1）有良好的业务素质和执业品德；（2）受聘于医疗卫生机构或者医学教学、科研机构并担任相应专业高级技术职务3年以上，或者是具备高级技术任职资格的法医；（3）健康状况能够胜任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4）被当事人随机选中，且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而无须回避。如前所述，专家们在本专业领域大多都是权威，他们参与鉴定的积极性并不高，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可考虑降低鉴定专家的准入标准，即将高级技术职务改为有一定从业年限的中级技术职称。中级技术职称，已经具有某个医学学科的系统专业理论知识和经验，且有专业上的努力进取精神，他们会相对重视和珍惜充当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的机会，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专家不足的问题。另外，出具鉴定结论是一项法律服务工作，专家除具备医学专业知识以外，还必须掌握一些法律方面的知识。笔者建议建立考试和考核制度，考试除了医学专业知识以外，还要考查法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合格者取得国家颁发的资格证书；考核主要是指对鉴定人员的资质、技术水准、职业道德等方面进行考核与评估，促使鉴定人员不断鞭策和提高自己。

2.3 鉴定结论与诉讼程序中的质证制度相衔接

对于鉴定结论，首先要改变现状，取消落款“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办公室”这样一个有名无实的签名，参与鉴定的每个专家都必须按照诉讼证据规定的要求，签署自己的姓名。同时，建议鉴定结论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最后的意见按照多数人意见做出，但是持不同观点的少数人意见应该记入评议笔录。其次，就是要落实出庭质证制度。对于在诉讼中，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在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可以就鉴定的主体资格、鉴定材料的真实性与充分性、鉴定程序的合法性、鉴定结论的客观性与科学性、鉴定结论表现形式的合法性等问题进行质询，法官据此决定是否采信该鉴定结论作为判决依据。

参考文献

［1］刘鑫.医疗侵权纠纷处理机制重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57.

［2］许宁.试论我国现行医疗事故处理制度的缺陷［J］.延边党校学报，2006，（2）：47.

医事法学论文篇2

1 价 值

中医医案的核心价值是事物最基本、持久也是最重要的作用属性。章巨膺[1]说:“在中医书刊中,最有价值的资料,同时也是最能将理论和实际相互联系的首推是医案”。医案同时体现出辨证论治及案主医学。从深层次方面讲,医案同时还有方法学、理论及文献学等多方面意义。

首先是方法学价值,其独特的思维方法在中医理论学中有着不特替代的作用。中医医案记录着中医诊断学中的各种治疗方法,且对整个治疗过程进行真实记录,为诊断治疗提供十分有价值的参考方法。中医医案有明显科学性,其基本内容是基于临床探索成果,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进行相关报道,材料真实、方法可靠,不捏造事实。医案的写作目的是为了报道自己的临床研究成果和医疗体会,因此医案呈现给读者的是非常具有个人见解、内容新颖的信息。医案在文献上的价值还体现在医案还具有可读性。因为医案书写是为了学术间的交流,因此医案具有可读性,即语句通顺、结构清晰,所运用的词汇具有专业性、容易理解、表达力强特点,读者在研究时能顺畅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观点和结论。

医案价值体现在四点:体现案主在历史时期的重要医学背景,有医学史史源价值;详细记录患者治疗过程;通过医案可将传统经验提升为理论,如吴鞠通[2]在阅读《临证指南医案》后,编写了《温病条辩》,将治疗办法提升;医案是对医生专业水平考证及诉诸法律的重要凭证。医案如实记录着整个诊治的过程,当发生医疗纠纷时,医生可以出具当时的医疗文案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在当前紧张的医患关系大环境中,医案作为一种诉诸于法律得的凭证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价值。

2 特 点

医事法学论文篇3

一 中医复兴的起跑线就在脚下 

中医药学的成熟，至今已经两千多年了，然而西学东渐的这一百多年来，它一直困惑缠身。当今我国的中医药，可以用“两头热，中间凉”来概括。所谓两头热，指的是国家高层和广大民众对中医药的发展十分关切，社会需求不断攀升。所谓中间凉，指的是中西医结合名义下的中医西化，长期绑架了中医中药。外表上热热闹闹，实际上学术衰落、学风萎靡。就好像生命垂危时中医所讲的“内真寒、外假热”一样，前途不容乐观。 

没有健康的文化，就不会有健康的文化产业；没有中医药学的复兴与健康发展，就不会有为人们提供健康的中医药服务。所以提到中医药复兴的问题时，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中医药复兴的起跑线究竟在哪里。由于这个话题的理论性实在太强，为了有利于人们的理解，下面将以举例与科普的形式作一些介绍和说明。 

第一，当今中国许多人，已经不知道“中医我是谁”了。 

凡是读过数学、物理学、化学的人，读过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的人都知道，学科定义的原则是要用一个判断句，将本学科研究的对象，或者说是研究的问题，向人们准确地揭示出来。必要时，还要将本学科的研究方法一并交代清楚。西医来自国外，为西医药学作定义，自然不是中国人的事情。任何人只要在英文的《牛津辞典》里一查，便可一目了然。然而中医遇上西医的这一百年来，尤其是我国开办中医科研、教育、医疗机构的六十多年来，中国人却没有为自己的中医药学作出合适的定义来。 

当今的中医教科书以及行政文件里，有的说“中医药学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有的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有的说“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有的说“中医是与西医完全不同的两种医学科学体系”；有的说“中医药是中国文化的原创性医学”。国务院《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说：“中医药是一个独特的卫生资源”；正在讨论中的《中医药法》（草案）里也写着：“中医药是具有独特理论与技术方法的医药学体系”。 

这里的“经验总结”、“宝库”、“瑰宝”、“完全不同”、“原创性”、“独特”“独具”等，都是自我美化、指意不清的词语。从学科定义的原则和形式看，既没有准确交待出中医药学的内涵，也没有全面表达出中医药学的外延。身在中华大地的中国人说不清“中医我是谁”，倒有点像鲁迅所调侃的“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了。倘若黄帝、岐伯九泉有知，一定会怒骂我们这些不肖子孙的。因为以自我美化、指意不清的词语向人们介绍“中医我是谁”的说法越多，社会上对中医药学本质属性理解的歧义性就越大，中医药在学术管理和事业发展上的主观随意性，也便像滚雪球似的成倍膨胀。如果看到手中举起一种草药，用火罐拔出一个红印，就说中医药走向世界了，那么，作为文化瑰宝的中医药，还有什么博大精深可言？ 

第二，不知“中医我是谁”有什么理由讲“中西医结合”？ 

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中西医结合，原本就是在西医的观念与方法主导下的行政性口号。60多年来，“中西医结合是个框，什么都往里面装”。有的把创造新医药学称为结合；有的把临床上的中西药杂用称为结合；有的把用西医还原性方法对中医的解释、改造称为结合；有的把中药西药化称为结合；有的把中西医课程双管齐下称为结合；有的把用西医的思路、方法管理中医称为结合；有的把“西学中”或“中学西”人员称为结合；有的把“西学中”人员称之为中西医结合的另一支队伍；有的把中医西化称为发展中医的重要途径；有的甚至把中医西化称为“中西结合医学”等等。 

其实，在中医药的科学定义尚未厘正，“中医我是谁”不知所云的情况下，关于中西医结合的任何说法，都必然是空中楼阁、一派妄言。如前文所说，这种空中楼阁的妄言越多，中医药在学术管理和事业发展上的矛盾与难题，就越像一团乱麻，斩不断，理还乱。笔者在《医医》一书中谈到，迄今60多年的中西医结合名义下的中医西化，原本就是一场“不可能被西化的中医西化” 

李致重.医医[M].太原：山西科技出版社，2013.。它直接干扰了对国家《宪法》中“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规定的贯彻，干扰了“中西医并重”的卫生工作总方针的实施。 

第三，中医药面临的最大危机是人才断代。 

一百多年来的中医药，处于被否定、被改造的双重文化困境。事实上，从1956年创建中医大学教育、科研机构及临床医院开始，我们就已经从事实上选择了中西医结合名义下中医西化的方向与道路。当年成立北京中医研究院（现在的中国中医科学院）时，从全国调来了50多位名老中医和150多位西医。同年成立的5所大学院校，中医、西医和公共课程的设置各占1/3。当时为北京中医研究院成立的附属医院，只有门诊部，没有住院部。其后增设住院部时，住院病人由西医学习中医的“西学中”人员管理，名老中医除了对个别住院病人会诊外，日常只能看门诊病人。住院部的“西学中”人员使用“症候群”为诊断的“协定处方”，被美其名曰科学研究；名老中医坚持的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的辨证论治，却只能作为被研究的对象。

      1962年北京中医药大学首届大学生毕业时，李重人等五名老中医顶风上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要求首届大学生推迟半年毕业，专门补修中医经典课程。与此同时，还提出诸如改进中医教育方向、中医与西医课程安排以7：3为宜等多项具体建议。虽然首届大学生补修经典课程的意见被接受，但是改进中医教育方向以及中西医课程设置比例等方面意见，至今都没有被采纳，甚至越来越西医化。 

中医药科研机构、大学教育和临床医院，是中国中医药事业的主体，是向世界展示中国中医药形象的“国家队”。而当今国内中医科研、教育、临床的现实情况是，中医的科研与教育严重西化，中医的临床疗效不断下降且越来越依附于西医。尤其离奇的是，30年来中医硕土、博士研究生教育几乎全盘西化了。教授若不参与西化中医的研究课题，他便没有资格招收中医研究生。而且，近年来多家中医药大学明文规定，中医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必须进入SCI（即美国《科学引文索引》）期刊，否则就不能授予其相应的学位。这就表明，中国中医药研究生不仅要服从西医药的标准，而且还要通过不懂中医药的西方期刊的认可。 

25年前国医大师李今庸有一首小诗说：“卌（四十）年教学工作苦，培养自己掘墓人”。20年前国医大师邓铁涛把老一辈中医称为一代“完人”，意思是老一辈中医药家的身后中医便彻底完蛋了。近年来北京大学著名哲学家楼宇烈强调：“中医离开了哲学，就变为了西医的附庸”。2016年12月2日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黄路琦在《人民日报》撰文，把中医药学面临的问题概括为“四化”：中医药思维弱化，中医药传统技术退化，中医药特色优势淡化，中医药话语权边缘化 

黄璐琦.增强文化自信坚持与时俱进[N].人民日报，2016.11.30（07）.。由此可见，中国中医药“国家队”群体不姓“中”的问题，已经是一个全社会必须高度关注的危及中医药兴衰存亡的重大问题了。 

学术之皮不存，事业之毛难保；中医中药病危，国民健康何为？中医药已经被连根拔起，为什么不能从根救起？应当说，将中医药从根救起，这就是摆在我们脚下的起跑线。这正是《中医药法》颁布之后，我们不可回避的现实任务与学术课题。 

二 中医药学的文化基因及其价值体系 

拯救与复兴中医药，首先要重新认识中医中药的文化基因及其核心价值。应当指出，作为民族文化瑰宝的中医药学不能被曲解为经验医学，也不是用西医的观念与方法就可以随意解释、改造的；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学不是“一根针、一把草”，“土、单、验方”的原始疗法，也不是用“简、便、验、廉”所能概括的。“如果把中医比作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史、哲（尤其哲学）是其根，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基础科学体系是其本，以《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是其主要枝干，而内、外、妇、儿各科的治疗及其方剂、药物等则是其分枝、花叶与果实” 

李致重.中医复兴要有大医学观[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07）：2453.。这里的根、本和主要枝干，是中医之魂，也是中医药的文化基因与价值体系所在。 

古人云：“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这是因为不论良相还是良医，都需要具备相似的知识结构。也就是说，他们都应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和”，都应当具有“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综合性哲学思维能力。为了说明中医药的博大精深，这里举两个例子。 

第一，从兵家的道理看中医药的文化基因与价值体系。 

中药的药理，是以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功效、归经为标准的。用古代兵家的道理来说，单味药物就好像游兵散勇，它是组成方剂的元素，一般不能单独使用于临床。组成方剂的药物有君、臣、佐、使之分，就像古代战场上的布阵一样，不同的军种、兵种，皆由方剂的战术性需要来决定，作安排。常说的“用药如用兵”，其实是“用方如用兵”。这里的“用兵”二字指的是战术，亦即兵法意义上的“兵”。中医临床的治疗原则，就好像军事上的战略决策一样，它是根据疾病的临床病机来决定的。中医的临床病机，是对疾病的原因、性质、演变趋势的总体判断，是在中医师望、闻、问、切四诊的前提下，根据中医藏象理论作出的疾病诊断。这就好像运筹帷幄之内，决胜千里之外的军事家对战争全局的判断一样。凡是能够驾驭战争全局的人，才可以称得上军事家或者良相；凡是能够洞悉中医藏象理论，驾驭疾病演变病机者，才可以算得上真正的良医。中药、方剂、治疗原则、病机、四诊、藏象，是中医基础科学的六大范畴，亦即中医药学的价值体系。而综合性哲学思维能力，则是中医师、军事家或者良相头脑中共同的文化基因。 

第二，从管理职能体系看中医藏象的一般系统理论模型。 

中医面对的人，是天地自然、社会环境、精神情志、血肉机体共同作用下的有生命、能活动、会思维的整体性的人。这与西医的组织、器官、细胞、分子叠加起来的，就像由零部件组成机器似的实体结构性的人，完全不是一回事 

李致重.中医复兴要有大医学观[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07）：2451.。 

中医的藏象理论是建立在哲学和系统科学基础上的一般系统理论模型，而非有形态、有质量的实体结构。这种一般系统理论模型，是综合了天地自然、社会环境、精神情志、血肉机体这四个方面与人类相关的诸多要素组合而成的。用一般系统理论的说法讲，中医眼下的整体性之人是一个系统，它由肝、心、脾、肺、肾五个下一级的系统组合而成。而肝、心、脾、肺、肾五个下一级的系统，各自皆由天地自然、社会环境、精神情志、血肉机体这样四个方面的相关要素构成，这就是中医的藏象系统。《黄帝内经》中涉及决定整体性之人的要素有五类，每一类中都包括相互对应的30余项的具体要素。于是我们的祖先以这五类、30余项的具体要素为基础，建构了中医的藏象系统理论模型 

李致重.中医复兴要有大医学观[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07）：2450.。在中医的藏象系统理论模型的框架里，每一個有生命、能活动、会思维的整体性的人，无论健康还是生病，都鲜活地存在于中医的头脑里，存在于中医的临床四诊中。所以中医的藏象系统理论模型，与建立在物理学、化学基础上的西医的组织、器官结构实体，完全不是一回事。

       其实，中医的藏象系统相当于国务院下设的管理职能不同的部、委、局。由这些部、委、局组成的国家管理职能系统，担负着全国各个方面的管理职能。只要每一个部、委、局在国务院总理的领导下，都能够各司其职、管理到位，彼此联系、相互协调，整个国家则百业兴旺、国泰民安，人们向往的太平盛世，即可经久不衰。同样的道理，只要一个人的藏象系统处于平衡、协调、稳定的正常状态，这个人便不会生病。即使他生病了，只要把那一些病态的藏象职能调理到正常的状态，他的病也就不存在了。这就是中医藏象理论的价值，与西医的修机器、换零件、对抗外来的致病因子，当然也不是一回事。 

负责调理整体生命之人的藏象系统的，当然是我们这些中医师。中医师就是管理整体生命之人的藏象系统的总理。只要他具有良好的文、史、哲素养，只要他能够理解和驾驭中医的藏象理论，他就能够通过临床四诊明察病机，他就能够妥善地运用临床治疗的战略与战术。这种在藏象理论指导下的临床诊疗特色，西医理论与临床从业者不一定能懂，头脑被西医化了的“中医们”也不一定能理解。 

其实，“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之说，是对每一位中医师在知识结构上的要求或者标准。不懂得哲学就不懂得中医的文化基因和价值体系；不懂得哲学就难以理解和熟练掌握中医的基础科学体系，也必将难以成就一名真正的大医。孙思邈在其《大医精诚》中告诫人们，不能“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以至粗至浅之思”。这与良相与良医之说，其实是一个道理。 

三 坚持以综合性研究方法为基础的中医创新 

《周易》的作者站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正中间，不仅以哲学家独有的远见卓识深刻地总结了前两千五百年的哲学成果，而且也先声夺人地预示了后两千五百年人类科学的发展趋势。《周易·系辞上传第十二》在讨论“乾”、“坤”二卦与天下之事业的关系时提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关于形上、形下的道、器之说，其实是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上最早的，至今依然无可争辩的人类科学分类的纲领性论断。 

两千五百年前，人类解剖分析原生态事物的能力十分有限。人们在不拆开原生态事物的前提之下，观察万事万物发生、发展、运动、变化的状态、现象。在综合地观察这一事物与周边事物的诸多相关性的基础上，逐步认识了这一事物内在的原理、规律、法则，从而概括为哲学和从属于哲学的综合性思维方法，这叫做“形而上者谓之道”。近四五百年来，随着近代物理学、化学的不断发展，人类分解原生态事物的能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娴熟地运用了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于是人类通过深入认识事物内部的结构与功能，由此获取了越来越精良的制作人造之器的原料、技术和产品，这叫做“形而下者谓之器”。前者奠基了人类的思维智慧及精神文明，后者繁荣了人类的人造之器及物质文明 

李致重.中医复兴要有大医学观[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07）：2453.。 

纵观人类五千年的历史，整个人类科学文化的进步，大致出现了两次文化高峰。第一次高峰在中国的春秋秦汉之际，其标志是人类在哲学上的成熟；第二次高峰在距今四五百年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其标志是人类在物理学、化学上的成功。 

倘若从方法论、认识论的角度上讲，综合性思维方法，即由综合到演绎的逻辑方法，也包括近代的一般系统理论基础上的系统性研究方法。这是哲学及其哲学体系内的科学，也是至今仍遵循的基本研究方法。分析性研究方法，即由分析到归纳的逻辑方法，通常称之为实证（实验）科学研究方法。这是物理学、化学以及物理学、化学体系的科学与技术经常运用的基本研究方法。中医中药是哲学体系下的学科，主要运用由综合到演绎的逻辑思维方法；西医西药是物理学、化学体系下的学科，主要运用由分析到归纳的逻辑方法 

李致重.中医复兴要有大医学观[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07）：2453.。 

马克思曾经将17世纪弗朗西斯·培根，称之为“实验方法的真正鼻祖”。他所说的实验方法，也就是由分析到归纳的方法。恩格斯在其《自然辩证法》中指出：“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一样，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在应当用的地方”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8.。 

众所周知，科学是超越时空而存在的。科学因其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分为不同的学科，并随着本学科研究方法的进步而发展。不论哲学及其哲学体系内的科学还是物理学、化学以及物理学、化学体系内的科学，不论中医药还是西医药，各自有各自发展与创新的历史轨迹与研究方法。倘若借口现代或近代，把由分析到归纳的方法用在中医药的发展与创新上来，那就犯了人们常说的近代科学主义的错误。 

20世纪以来，随着申农的信息论、维纳的控制论、贝特朗菲的一般系统理论的出现，形成了一般系统理论基础上的系统性研究方法。这是人类在哲学基础上的科学研究方法的重大进步。今天看来，贯穿于中医的藏象理论、临床辨证、治疗原则等范畴的阴阳五行学说，当属世界最早的一般系统理论与系统性研究方法，只不过表述的语言习惯不同而已。 

钱学森说：“西医的思维方式是分析的、还原论的，中医的思维方式是系统论的”，并指出：“人体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人体科学和医学都需要系统观点和系统方法，而这正是中医的思维方式” 

钱学森.论人体科学[M].北京：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98.。笔者在《走出中医复兴论》中说：“世界上第一个信息系统模型，是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而人类医学上第一个成功的人体信息系统理论模型，是中国的中医学” 

李致重.中医复兴论[M].太原：山西科技出版社，2015.。台北哲学家邝芷人在其《阴阳五行及其体系》一书封面直接印着：“阴阳五行作为一般系统理论” 

邝芝人.阴阳五行及其体系[M].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成为中国哲学界明确肯定阴阳五行学说就是一般系统理论的第一人。德國汉学家、中医学家M·波克特也强调，中医学“采用阴阳和五行作为常规标准，来达到定性标准的单义性。中国科学家反对使用阴阳五行作为常规标准，正好像西方科学家禁止使用米制来表达定量陈述的单一性一样荒谬”

      M·波克特.转引自《中医通讯》1983年第3期.。 

中国人应当懂得，作为人类文明古国的埃及、印度、希腊、罗马当年没有出现成熟的阴阳五行学说，因而未能形成理论体系完整的可以与中医药学媲美的传统医学。笔者在20年前对中医药学的定义是这样表述的：“中医药学是以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论、方法，研究症候及其变化规律而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如果从系统性研究方法与现代术语上讲，“以系统性方法研究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而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谓之中医药学” 

李致重.论中医药学的定义[J].医学与哲学，1995（3）.。 

由此可见，实现中医的复兴与发展，首先要回到中国的由阴阳五行学说而奠基的一般系统理论及其系统性研究方法上来。从这一事实上讲，中国人如果抛弃阴阳五行学说而导致中医走向灭亡，是人类医学科学史上的愚昧；中国人如果以实证（实验）科学研究方法强行西化中医，不仅是人类医学科学史上的愚昧，而且是犯罪。 

四 不要辜负复兴为主旋律的伟大时代 

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经过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终于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契机。我们面前尽管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困难和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辜负这一新时代。一个民族的复兴，首先是文化的复兴。当此文化复兴的新时代，我们应当彻底摆脱一百多年来的民族文化自卑症，满怀自信地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要想实现中医药事业的繁荣，发展我国的健康文化产业，首先要彻底地告别中医西化，全力复兴中医药学。 

十八大以来，在多种场合谈到了传统文化，表达了他对中华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价值体系的认同与尊重。2013年前往孔子的故里山东曲阜；2014年5月4日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发源地的北京大学，讲传统文化，论儒学精神；2014年教师节还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指出了语文教材中“去中国化”的问题。2015年发表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既是对文艺界讲的，更是对整个文化界讲的。“讲话”中指出的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的问题，以及“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的问题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02）.，在中医药方面不仅存在，而且表现得尤其突出。 

2016年，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希望“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建学立论，建言建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鼓励学术界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构筑学生、学术、学科一体的综合发展体系”；“开展平等、健康、活泼和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活跃学术空气”，并养成“崇尚精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讲求责任的学风”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16.05.18）.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这对于清除近代科学主义思潮，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不仅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是非常及时的。今天我们要告别中医西化，复兴中医药学，讨论健康文化产业的创意发展，同样要从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总体高度上出发，展开全面的思考与研究。 

中国独具的中医药学的复兴与发展，无疑是健康文化产业的科学基础与动力源泉。《中医药法》颁布之后，急切需要一场以中医药科学定位为核心的学术民主大讨论、大争鸣。长期以来，许多中医药界有识之士，逐步被中医西化的狂潮边缘化。充分调动广大有识之士参与这场大讨论、大争鸣，并在中医药学科定位上达成学术共识，是完全可能的。对中医药学科进行明确定位，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词语表述方式上的问题，而是中医药学发展史上一次质的飞跃。它标志着西学东渐一百多年来，中国乃至全世界所期盼的中医药学科定义的真正完成。只有中医药学科有了科学的定位，困扰中医发展半个多世纪的中医西化才能不攻自退。只有到了这一步，中医与西医之间才有公平对话和交流的基础；只有到了这一步，中医药事业全面改革的“系统化顶层设计”才将随之进入倒计时阶段。长期在中医西化压制下的，蕴藏着雄厚的复兴中医药学的思想、理论和智慧资源的中医药学术界，告别中医西化之后，必将会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群情高昂的超高速學术复兴、发展期。这一超高速学术复兴、发展期，同样是推进“健康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中让中医药走向世界所期待的。 

医事法学论文篇4

[关键词] 医疗纠纷；仲裁；鉴定启动；鉴定制度

[中图分类号] R-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6）11（b）-0166-04

[Abstract] Medical dispute has been a difficult and hot issues of society. In recent years， arbitration to solve medical disputes has unique advantages and worth promoting and improving. Because of the specialism and professionalism in medical field， no matter what the way to resolve the dispute， a expert conclusion is crucial， so the identification syste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Medical dispute arbitration and appraisement of medical damage are two major focus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study， however， most of the scholars discuss identification problem for identification of litigation， and give little thought to identification of arbitration. First of its kind， this text to make the serious analysis and study to the legal problems include whether medical dispute arbitration need to start the identification， and it need take what kind of appraisal system if started， in order to attract the attention and discussion of scholars， thus providing ideas for further research.

[Key words] Medical dispute； Arbitration； Identification startup； Identification system

近年恚随着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患者维权意识增强，医疗纠纷逐渐成为困惑世界各国的难题。而正处在医疗事业改革转型期的我国，已成为当今世界上医疗纠纷最多的国家之一[1]。在医疗纠纷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寻求一种高效可行的纠纷处理方式，进而防止矛盾激化、缓和医患关系、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刻不容缓。然而，在处理医疗纠纷的各种方式中，传统的协商、行政调解、诉讼各有弊端，医学的专业性和特殊性迫切需要寻求一种更合理的解决机制。在处理医疗纠纷的各种方式中，仲裁作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一种形式，因其具有科学性、自愿性、便捷性、保密性、一裁终局性等优势而值得推广和完善。此外，医疗损害鉴定在仲裁活动中作为证据，对明辨是非、确立赔偿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立足长远目标，借鉴国外经验，就如何完善医疗纠纷仲裁中的关键因子――“鉴定问题”进行思考，并对鉴定制度如何设计提出意见。

1 医疗纠纷仲裁及其优越性、合法性

医疗纠纷仲裁是指医患双方当事人就在诊疗过程中发生的民事争议内容提请专业的仲裁机构做出审理和裁决[2]。仲裁制度被社会公认为最公正、最中立的非诉讼纠纷解决途径，而统计表明，“患者对医疗损害鉴定结论不信任”是多数医疗纠纷发生的重要原因[3]。仲裁解决医疗纠纷因其特有的优势同时有利于医患双方，也逐渐被法学领域、医学领域所重用，例如法官们认为要解决医疗专业技术问题可以在案件审理前有一个前置程序，类似劳动仲裁[4]。近年来，仲裁处理医疗纠纷得到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广泛支持。美国是ADR最积极的推动者，1997年，美国仲裁协会、美国医学会以及美国律师协会作为联合发起机构，成立了大大推进仲裁解决医疗纠纷频率的医疗纠纷解决委员会[5]。据统计，美国采用调解或仲裁途径解决的医疗纠纷案件有85%[6]。此外，我国台湾地区也秉持优先利用非诉讼程序、抑制诉讼的重要原则，成立了专业的医疗仲裁委员会，将仲裁作为解决医疗纠纷的重要途径，从而缓和医患矛盾，优化社会环境[7]。

根据我国《仲裁法》第2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8]。”首先，医患之间虽然由于掌握医疗专业知识的差别存在不对等，但不代表当事人法律地位的不平等性，实践中患方出钱、医方提供诊疗服务，双方的交易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之上，在实现治愈疾病这一共同目标上的法律地位绝对平等，因此医疗纠纷是属于平等的民事主体医生和患者之间发生的纠纷。其次，患者自主选择医疗机构要求诊疗行为相当于向医疗机构发出要约，而医院接受患者并进行诊治服务的过程可看成是一种承诺，符合《合同法》对契约的界定，因此医患之间实质上是一种医疗服务合同约束关系，发生的纠纷可看作合同纠纷。此外，据调查，我国73.90%的患者在医疗纠纷发生后要求经济赔偿[9]，说明纠纷发生后，患者期待的补偿大多具有财产性内容。我国《仲裁法》没有具体限定“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范围，因此认为涉及财产赔偿的医疗侵权纠纷是可以通过仲裁的方式予以解决的，我国《民法通则》第134条说明，“赔偿损失是承担民事责任的核心方式[10]”，医疗纠纷在实践中也主要是按民事赔偿纠纷案件来解决，因此将其纳入可仲裁范围内并没有法律适用上的阻碍，基于此，医疗纠纷仲裁具有合法性。

2 医疗纠纷仲裁中的鉴定制度完善构想

2.1 是否启动鉴定

医疗损害鉴定的公正性长期被社会各界质疑，并戏称为“老子为儿子鉴定”，这也导致了患者宁可选择医闹而不信任医疗鉴定机构。众所周知，诉讼中法官受医学专业知识所限，对纠纷中的医疗损害问题很难作出事实认定，几乎都需启动鉴定，甚至完全依赖鉴定结果而具有“鉴定意见依赖症”，法官判决主要依据专家鉴定结论，这就导致由医疗纠纷的特殊性引起的法官审判权的实质性转移。虽然在处理医疗纠纷案件时，仲裁裁决往往也离不开医疗损害鉴定的结果，但不同于诉讼的是，诉讼的法官构成相对固定，而受理的案件种类繁多，采取“以不变应万变”的形式，而仲裁的专业性则体现在仲裁员是按照专业划分的，医疗纠纷仲裁中仲裁员是由医学、法学和法医学等领域共同组成的，对纠纷涉及的医疗损害问题有准确的J知能力，并在此基础上运用适当之法做出公正的仲裁裁决。因此在医疗纠纷仲裁中，对于一些简单的案件，可由仲裁庭自行对相关医疗争议做出鉴定判断，再做出裁决，无需另行启动鉴定程序，将鉴定纳入仲裁程序中，节省资源，提高效率；而对于一些重大医疗损害，鉴定的难度超出仲裁员能力水平时，仲裁机构再启动鉴定程序，或委托仲裁机构外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医患双方当事人共同选定鉴定机构，若不能形成一致意见，则以仲裁委员会指定或抽签的方式决定。此外，当事人可以选择本地鉴定，也可以选择国内其他城市的医学鉴定机构进行异地鉴定，不同于诉讼中法院对地域管辖权的限制，仲裁不受地域的约束，因此可发挥这一优势，采取异地鉴定来提高鉴定的公平性。

2.2 鉴定机构的设立

一些国家对于仲裁解决医疗纠纷在理论上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仲裁模式，其中的鉴定机构设置，以韩国和德国为例，是在仲裁机构内自行设立鉴定机构或设立独立的、与仲裁机构配套并行的鉴定机构，对我国医疗纠纷仲裁中的鉴定机构选择问题有重要借鉴意义：在韩国，医疗纠纷也是个社会难题，长期以来采取诉讼方式解决医疗纠纷，案件费时费力、久拖不决。2012年4月8日，韩国医疗纠纷调解仲裁院（简称“医疗仲裁院”）正式运行[11]，该仲裁院以特殊法人的方式成立，依据《医疗事故被害救助和医疗纷争调解相关法律》，下设鉴定委员会与调解委员会，具备准司法机构的鉴定和调解功能。一旦发生医疗纠纷，该仲裁院先启动仲裁调解程序，随后由医生、律师、医疗机构从业人员、医事法学专家、法官等人员共同组成的医疗事故鉴定团体进行鉴定，采用查看患者病例资料和对当事人进行审查等方式，判断案件有无过失和其中的因果关系，并多次讨论做出鉴定结论。最后医疗仲裁院依据鉴定结论对案件进行客观审理，从而确定赔偿事项并下达调解决定和仲裁判定[12]。在德国，当事人大多采用庭外解决的方式处理医疗纠纷[13]。20世纪70年代，德国各州医师协会创设了4个仲裁所（调停所）和5个专家鉴定委员会[14]。仲裁所可聘请外部专家或选任医师会的专家进行医疗鉴定，根据鉴定结论判定医师是否存在医疗过错，也可由专家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专家鉴定委员会实行异地鉴定，且仅判定医生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鉴定包括首次鉴定和最终判定，当事人对初次鉴定不服的，可以在1个月内提出异议申请，由鉴定委员会达成一致意见并作出最终判定[15]。仲裁所（调停所）和专家鉴定委员会的结论不存在法律强制约束力，仅具有劝告的功能。但由于鉴定专家与医师协会保持人事上的独立关系，并且实行回避制度，具备免费性和任意性，其中立性、公正性也得到了肯定[16-17]。

借鉴这两国的经验，可以改变我国医疗纠纷仲裁机构委托外部鉴定机构鉴定的模式，脱离当前不完善的医学会鉴定或司法鉴定，在仲裁机构中下设鉴定委员会，制订配套的仲裁规则，吸取医学和法学专家参加，使之独立于卫生行政部门，隶属于仲裁机构。关于此鉴定部门的资质问题，笔者认为，仲裁本身是一种民间纠纷解决机制，是社会私权主体的纠纷解决，其灵魂即在于当事人双方意思自治。一旦双方当事人同意，便形成约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具有私力效力。因此鉴定委员会只要不与现行法律相抵触，不损害社会利益，是可以设立仲裁规则使其成立的，事前只要双方当事人表示认可服从此鉴定部门的鉴定结果，便具有效力，这样就大大简化了启动鉴定的流程，实现鉴定与仲裁的一体化，发挥仲裁独立公正专业快捷的优势，这样就避开了长期以来困扰无数学者的医疗损害鉴定在诉讼中普遍存在的二元化劣势。

2.3 鉴定人员的组成与责任

完善鉴定人员储备制度。仲裁机构需建立医学、法学和法医学专家库，医学专家应担任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务并受聘于医疗服务机构或者医学教学、科研机构3年以上[18]、法学专家应具备法律职业从业资格、法医学专家具备高级技术任职资格，共同组成医疗损害鉴定团体。此“专家库”来源于民间，没有官方色彩，不受行政部门的约束，可以排除当事人对鉴定人身份的“刻板怀疑”。鉴定人必须与案件无利害关系，能客观、公正地进行鉴定。此外，仲裁机构应建立一套科学的考评制度来完成对其鉴定部门和鉴定人员资格的审核与监管，定期对鉴定部门的运行机制、管理体制、内部设施，对鉴定人员的资质、技术水平、培养单位、职业道德等进行严格考核与评估，施以相应的奖惩措施，从而提高鉴定专家的积极性。完善鉴定人回避制度，以保证鉴定活动的公正性。

优化鉴定人员组成。引入仲裁制度中的一些“因子”，效仿仲裁制度中的机制，双方当事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鉴定专家，来增加当事人的内心信任度，选择的鉴定人员数量一致，包括临床医学专家、法医或法学专家，首席鉴定专家由鉴定机构选定或由双方当事人共同推举。这就不同于诉讼中鉴定人员统一由鉴定机构指定，而是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赋予当事人选择权，使之全程参与鉴定过程，避免“暗箱操作”，同时对鉴定结果进行监督，提高鉴定的公信力。双方鉴定人建立起沟通的桥梁，帮助当事人对鉴定结果进行监督，提高鉴定质量。由于鉴定专家受当事人委托往往代表当事人的利益，公平起见，可以考虑建立一种新的辩论制的启动模式，即双方当事人选择的鉴定专家，在鉴定结果形成阶段进行辩论和协商，提高鉴定结论的科学性，思想的碰撞最终会产生正义的火花。

另外，鉴定人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其一，仲裁机构的医疗损害鉴定要不同于医学会的团体负责制度，除了鉴定部门加盖公章，所有的鉴定人必须在鉴定书上签名，并由鉴定小组组长对鉴定结果负责，责任落实到个人，若发现在鉴定过程中弄虚作假，或是过失做出非科学鉴定结论的行为，则由鉴定组组长承担责任，形成监督机制。其二，鉴定人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应承担鉴定错误的法律责任，对因其失职造成的不良后果负责；对于违背伦理道德、不遵守鉴定流程规定的专家，应撤销其参与医疗损害鉴定的资格。

2.4 鉴定人出庭质证制度

我国《仲裁法》第四十四条指出：“对于需要鉴定的专业性问题，可以由仲裁庭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也可以交由当事人约定的鉴定部门鉴定。鉴定部门应当根据仲裁庭的要求或者当事人的请求派鉴定人员参加开庭。当事人可经仲裁庭许可向鉴定人提问”。为防止盲目采信鉴定结论，鉴定人应当出席开庭会议，接受仲裁庭或者当事人的质询。基于此，鉴定人有配合仲裁庭对鉴定结论进行审查的法定义务。而鉴定人出庭质证在医疗纠纷仲裁中相对于诉讼也有其优势：在诉讼司法实践中对t学会或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进行质证时，鉴定人员往往出庭率低、难以真正落实。原因在于，我国现行医学会和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实行的是鉴定团体负责制，以此为基础，参与鉴定的全体成员都出席法庭并不现实可行，这种负责制度也会造成鉴定人的责任转移，导致没有人真正担起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的重任。对于鉴定专家拒绝出庭法官也力不从心，当事人一旦对鉴定结论存疑，法官通常要求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而不是通过对鉴定结论进行询问、交叉询问形成心证，以此来平息鉴定结论之争。这样，重新鉴定的鉴定专家成为实质上解决鉴定结论的质证异议的裁判人，对鉴定结论的质证异议的解释义务就变相地移交到了重新鉴定的鉴定专家[19]。从成本、效率的角度看，对鉴定结论进行质询远比不断的重复鉴定高效，也更加有证明力[20]。而医疗纠纷仲裁可在自行设立鉴定部门的基础上实行个人鉴定负责制，由对鉴定结论负责的鉴定小组组长出庭质证，这就大大提高了质证的可行性。此外由于鉴定人员来自于仲裁机构中的鉴定部门，隶属于仲裁机构，便于参与仲裁庭的开庭，缩小了质证的成本。同属于一个机构，对仲裁庭的开庭流程也更加熟悉，对于质证中涉及的法律解答问题更加清晰，从而提高质证的作用效力。

为落实鉴定人出庭质证制度，有以下两点对策：其一，引入听证程序，可以参考德国的做法，仲裁庭应当允许双方当事人当庭对鉴定结论及相关问题发表意见，双方当事人也可以对鉴定专家进行提问，专家必须做出详细解答，针对提问进行合理的解释说明；仲裁庭也可以在质证过程中，向鉴定人询问鉴定有关问题，同时通过庭审质证对鉴定结论进行审查；此外根据《证据规定》第37条第2款所述，如果案件过于复杂，涉及证据较多，仲裁庭可以召集双方当事人和鉴定人进行庭前证据交换，在证据交换过程中对鉴定结论进行质证，如果在质证过程中发现鉴定结论存在问题，鉴定结论不予采信，以提高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和仲裁机构的办案质量。其二，规定鉴定人出庭质证制度，使其成为强制性要求，鉴定专家必须出庭接受质询，鉴定文书在仲裁庭上出示，经鉴定专家质证确认后才具有证据效力；考虑到鉴定专家可能具有医疗机构执业的双重身份，在抢救患者的紧急时刻，存在时间冲突的情况，可采取规定鉴定专家轮流出庭和替补出庭的措施，并给以一定的经济补助。

3 小结

仲裁作为一种相对高效率、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方式有其优越性而值得推广，探索用仲裁方式解决医疗纠纷的可行性很有必要，而医疗纠纷仲裁作为一种新型的纠纷解决方式本身在我国相关立法及实践并不完善，其中的鉴定问题在理论上学界对此更是关注甚少，实践中由于法律的适用二元化问题造成鉴定制度并不明确，长期以来呈现混乱状态，严重影响医疗损害鉴定在社会的公信力。因此本文在吸收总结诉讼中处理医疗纠纷的相关经验教训基础上，充分借鉴不同国家的优势典范，对我国医疗纠纷仲裁中有关鉴定的法律问题做了简要探讨，提出如下完善构想：医疗纠纷仲裁中的鉴定启动应采取二级制，即当鉴定内容的复杂程度在仲裁员的认知水平范围内时，无需启动鉴定，只有超出仲裁员的能力范围才启动鉴定，启动时才可采取异地鉴定，提高鉴定的中立性；鉴定机构可由仲裁机构内部自行设立并制订相应的仲裁规则；完善鉴定人员的组成，双方当事人有权利选择鉴定人，全程参与鉴定过程；为落实鉴定人出庭质证制度，鉴定实行个人负责制是基础，引入听证程序和设立强制性要求是辅助。完善医疗纠纷仲裁中的鉴定制度从而使医疗事故的应对与处理更加快捷、有效，以期为医患和谐道路建设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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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事法学论文篇5

中医应该归在国学中，它以精深的科学内容、独特的理论体系、丰富的医疗实践、鲜明的民族风格屹立于世界医学与科学之林，是世界上迄今唯一保持不衰的传统医学，是世界科学史上的奇迹。

1 中华瑰丽的珍宝——中医药的魅力

“所谓国学，包括文、史、哲三大类，涉及政治、经济、社会、道德伦理、逻辑等方面。《诗经》、《书经》《易经》又是国学之首”。[1]《诗经》是文学艺术的代表，《书经》是史学的代表，《易经》是哲学的代表。中医恰恰源于《易经》，哲学家通过综合观察，类比研究，加以演译、抽象，从无限变易的现象中邻悟到各个领域的规律和原理。经过实践研究再实践进步，几千年的漫长时间，博采了中国古代哲学，自然科学技术，人文诸学科的优秀成果，集中体现为古代唯物辨证法与中医理论实践的结晶，逐步形成中医学特色，独具一格的中医学辨证法，中医学辨证法正是中医科学体系中瑰丽的珍宝。是我们祖先研究人类生、老、病、死，反复实践验证的宝贵财富，它也将成为哲学家和医学科学家研究国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人类的生命科学。

中医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代表，在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基础上，注重人与天地自然的大整体和人体各部组织器官的小整体，人与自然和社会客观规律的统一性，世界万事万物之间相互关联的动态性，并以维物辨证法为特点的方法体系，就是中医深深地扎在国学之中的无法切断，也不能切断的根。

中医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存在的生命科学。从基础理论到临床辨证施治，从四诊八纲到药物方剂，认为“人的生病是某种致病因素导致阴阳气血失衡和谐所致，人的心理活动不顺应社会客观规律也会生病。治疗原则为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地辨证论治，调节人体机能，使阴阳气血恢复平衡协调，使七情六欲顺应社会客观规律而愈病”。[2]

中医不像形态学那样看得见、摸得着，从尸体解剖学上看到有形的，能够服人的科学性。中医与西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中医是把人体与天地自然联系起来的动态医学，他以功能及生命运动的形式存在着，它是运动的、变化的，是无法从尸体解剖学和形态学上找到科学概念的。因为人死了，生命运动就停止了、消失了。随着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愈来愈证明中医理论的可贵。国外科学家对人体生物钟的研究，针麻的研究，气象对人体的影响的研究，节气与人体的关系的研究等，都证明它有很高的科学性。这些现象在我们中医学来讲，数千年前老祖宗早已初步掌握并逐步形成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运用于人民的保健事业。中医是我们祖先近三千年与疾病作斗争经实践检验的真理，它将发挥重大的科学原理，“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也将很快发展为人类的生命科学。

笔者经二十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证明，很多西医药解决不了的绝症、危症、难症、奇病、怪病都被一个一个解决了、痊愈了，难道这不是中医药的魅力吗？这不是中医的科学性吗？掌握了这一套科学原理，就可随心所欲、遇病不慌，从容处置，辨证施治，就能施展中医药魅力无穷的优势。

2 古人的风采与不幸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名医扁鹊能透过墙壁看到人，并能看到人体内部的一切，当然并不仅是扁鹊一人有这种本领，人这种超微观的思维信息，能够透过任何东西，不受阻挡，这是科学不好解释的。对人体内经络的运行，内脏之间的相互联系（相生相克），内脏与体表之间的联系，一天十二时辰与人体内外各部分的关系，日、月、星辰的运动，四时节气的变化与人体的联系，疾病的发生与转归等，都是通过人体经络系统进行的。这些有关人体整体联系，人与天地自然的联系，人体自在运动，自动调节等现象，说明中医理论的总结也与人体特异功能和气功锻炼有密切关系，同时更是长期与疾病作斗争中的实践经验总结。两千多年前的扁鹊就可透视人体，华佗就可以刮骨疗毒，开颅手术。这说明我们祖先的才智不比今人差。例如：《史记·扁鹊仓公传》记载：“扁鹊能视垣见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脏腑正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说：“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列子·仲尼篇》曰：“有亢仓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视而目听，亢仓子曰，我能视听不用耳目，我体合于心，心合于气，气合于神，神合于无。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虽远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内，来干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肢之可觉，心腹六脏之可知，其自知而已矣。”

古人有特殊功能的文献举不胜举，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破坏了我国古代大部分文化，这类绝代资料没有了，掌握这些学问的人又屡遭迫害，到秦汉以后这些学问逐渐变为极少数人所掌握，并为宗教神秘色彩掩盖着。到了近代此类人才更是极少见到，即使有极个别者，也是带着迷信色彩出现，造成鱼目混珠，致使真有特异功能者也受到牵连打击。而相当一部分是真正的巫医、行骗者也给诬陷攻击中医者有机可乘。

3 中医药发展之艰难

长期以来，不仅是知识界而且是中医界本身相当大部分的同志对中医药学这些基本理论怎么总结形成，衍化发展是不甚清楚的。现在不少黄皮肤的炎子孙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医药学视为糟粕，总以为中医理论是古人虚构的，臆造的，不可靠的，但是为什么运用这些理论能治病保健，祛病延年呢？他们又无精确的理论对答。而中医界的部分同志则轻中医、重西医、中改西，甚者不能精通中医药理论而听信慌言诬陷中医。

由于古代医著《内经》“其文简，其意博，其理奥，其趣深。”特别是《素问》七篇更是“辞理秘密”，十分难懂，致使不少学习《内经》的同志，特别是初学者在读到难懂之时，学不下去了，往往中道辄止，放弃了学习。更有少数同志自己学不懂，反而大肆宣扬“运气学说是伪科学，迷信”，甚至攻击中医，更是个别挂着“中国科学家”头衔，没深入研究中医药就大肆放风凉话，说中医是滞后的封建医，应当消灭废止。近代有名的余云岫现象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尤其是中医的悲剧。更使现代科学界不可思议的是，中医药科学发展到今天，连外国专家都赞同的中医药，竟有个中国教授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之文，攻击中医药是装腔作势，是巫医。公元前就有医和“非鬼非食”的论述。后有扁鹊的“信巫不信医者，六不治也。”再到黄帝内经的“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等论述，[3]可以说中医与巫医一直斗争了几千年。张功耀是现代科学家，竟然于史实而不顾，一再诬陷中医，是没有研究过中医的诽谤还是研究不懂中医的真装腔作势？或是别有用心呢？被外国人称之为“安全、有效、廉价”的中医药却要被本国、本民族的黄皮肤人自己否定，甚至废止，真是莫大的耻辱，不可思议。然而中医药的自身发展和中医药政策的弊病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历史上许多名医都是民间出来的，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朱震亨、李时珍等。而当今民间的名医也不在少数。如：广东省电白县有个谢卓邦医生，他治肝病独树一帜，在全国医药刊物上发表过治肝论文25篇，并参加过全国多次肝病学术研讨会，花钱少，治病彻底，可这样的名医现今还是个黑医，有职称而无执业资格，处处受难，非法行医，名符其实的名医而名不符实，这能说明中医不发展吗？还有广东省揭阳市的郑国枢医生，杭州市的邱志济医生等举不胜举。他们全身是宝，却有部分医生不能名正言顺的献给国家，献给中医，献给百姓。这是中医的损失，国家的损失，而像张功耀教授这样名正言顺的“专家“却在真装腔作势，真损害国宝。

近几十年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办了许多中医院校，中医研究院，培养了大批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硕士生、博士生，却在临床上少有突破性贡献。半个世纪以来也少有拿出临床上有突破性疗效获重大科技成果奖的中医论文，即使有论文也是在实验室老鼠身上作文章，人是有思维的，怎么能与老鼠相提并论呢？中医是最科学的人类医学，并不是动物医学。中医的理论不是出自实验室，而是源于临床实践反复检验过的真理。其次中医管理两极分化，部分中医执业者处在国家大医院里业绩平平，纸上谈兵，甚者中改西，中医西化。而民间中医用兵如神，却在非法行医。再者中医历史以来都是医管药，而当今中医药分家，中医药技术水平很平常的药管人员可随便指挥医生，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中医药能发展吗？以上种种现象说明中医药发展之艰难啊！

4 彻底告别文化自卑感是认识中医的根本

包括全世界很有名望的许多科学家都指出“中国是不应该有文化自卑感的。”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有灿烂的传统文化。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的文化强国，对人类文明有过重大的贡献。从清朝末年至建国初二百年才有些落后，但这是社会的落后、管理的落后、经济的落后而不是文化实质的落后。中国人应该彻底克服文化自卑感，理直气壮地弘扬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宣扬和发展中医药事业，要在全世界范围内为中医药“正名”。“中医药是成熟的科学。”[4]是人类的生命科学，中医包括经验医学，这种经验是从古至今几千年的积累和验证而来的。医圣张仲景经反复的临床实践验证，才写出了《伤寒论》，一证一方，方随证变，方证对应。理论源于实践而又指导实践，中医的经验医学不是伪科学，是实践检验过的人类生命医学。

外国科学家都能认识中医并深入研究中医。如德国慕尼黑大学著名汉学与医学家曼·波克特教授既是西医学家，又坚持研究中医几十年，在中国科技信息所主办的“中医药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他作了专题演讲，题目是《为什么当代人类不能缺少中医》，受到与会者的广泛认同和高度赞扬。[4]他在接受《科技中国》记者的专访时说：“我一再强调中医是一门成熟的科学，这是我经过几十年研究而得出的结论”。他说：“中国人自己不把中医药学当成科学，不重视中医药的发展，其根源是文化自卑感”。“中医是一种内容最丰富，最有条理，最有效的一种医学科学。而西医的发展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大踏步发展只有几十年。应当看到，它是借助物理学、化学的方法和理论，作为自身使用的技术才发展起来的，事实上它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药理学基础。从根本上说，西医学还只是一种典型的生物学或动物医学，还远没有发展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医学。它将针对老鼠的实验结果应用于人群，须知人类与老鼠毕竟有天壤之别啊。当然，西医在物理、化学方法基础上发展的医疗技术是很可贵的，但技术与科学是两回事。”[4]多么精辟的分析和论述啊，张功耀教授连个外国教授研究中医和西医的功底都不如，还真装腔作势写文章出丑呢！

波克特教授还说：“近一百年来，许多人固执地相信用西医的方法可以发掘和提高中医，这样做的结果使中医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中国的有关主管部门和许多医生，表现出不可理喻的民族虚无主义，不承认自己民族医学的科学性，不认真评价并确定中医的价值，一味追求时髦，用西医的标准和术语改造中医，扼杀中医。可悲的是，当前这种状况还在继续恶性循环。”[4]外国专家不仔细认真的研究中医能对中国的中医事业有这样透彻的论证和看法吗？现今的中医政刺不是略带有这样的现象吗？中国的医生和个别专家教授不就是这样的民族虚无主义者吗？竟还有张功耀这样的专家教授不研究中医，给中国人丢脸。连外国都当宝贝的中医，中国的教授却要告别中医中药，真是不可理喻，别有用心。

波克特教授也是第一位严历批评中国人背离阴阳五行学说的外国人，他说：“本质和内在的不平衡是两种医学体系在方法论上的差异，造成了中国对中医的歧视……一定的方法学和技术，需要一套与之相适合的常规标准。中国的科学特别是中医学，采用阴阳和五行作为常规标准，来达到定性标准的单义性。中国科学家反对使用阴阳五行作常规标准，正好像西方科学家禁止使用米制来表达定量陈述的单义性一样荒谬。”他还说：“就医学而言，由于十九世纪西方文明的冲击，在中国人心灵上造成的模糊和麻痹，直到今天仍未得到克服，连一些中国的医学家和政治家都没有认识到上述事实……都是按照这种外来的教条主义和不合理的前提，发表议论和行事。都认为西医是科学的，相反……没有对中医基本方法论和认识论进行研究。”[5]这是对中国某些医学家和所谓的科学家极其准确的批评。实质是不研究中医，崇洋迷外的模糊和麻痹思想作怪，用西医学改造中医，或干脆攻击和诬蔑中医，这就是张功耀教授的荒谬面。

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说：“人体科学一定要有系统观，而这就是中医的观点”。“西医的思维方式是分析的，还原论的，中医的思维方式是系统论的；中医的思维方式更符合现代科学思维的发展方向。”“人体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人体科学和医学研究都需要系统观点和系统方法，而这正是中医的思维方式。”[6]

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教授，著名科学家李致重教师的《中医形上之思》文中分析了中医的发展和揭示了中外科学家对中医及阴阳五行学说的科学论述。把中医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沃土”——“国学”之中，“我是谁”——我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沃土”中的瑰宝，“我从何处来”——我从中国“国学”中来。你是谁，你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子孙，你不是国学，保护和发扬国学中的瑰宝是不是你这个中国人的责任和荣誉。

“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是全面概括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的大脑思维一般规律的哲学方法和包括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思想在内的系统方法，及以模糊数学，模糊识别等最新科学研究方法同轨的综合性研究方法。”“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创始者；中国的中医学是世界上运用系统科学方法论最早，最成功的唯一学科。然而今天的中国人对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解，实在太浅薄了。这是一个世纪以来，造成中医方法论断裂的征结所在。所以，在中国尤其在中国的中医界，虚心、认真、严肃深入地重新认识阴阳五行势在必行。否则，将因为我们的无知和愚昧，彻底地毁掉中医。这一危机其实已经临头了。只要我们不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实事求是地审视现实，相信不会将“危机临头”视为危言耸听的。[7]

河北中医药研究院教授曹东义老师为了揭露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的导恶行径，用外国科学家教授波克特对中医的研究与论述及对中国医学家的批评实例，来指出中国人的文化自卑感是其反中医情绪的根源。正确认识中医药和弘扬中医药事业，中医药在本世纪受尽摧残，歧视和不公正待遇的时代应该结束了。虽然攻击中医，误论中医药的人还会有，因为受十九世纪西方文明的冲击，使大部分中国人心灵上造成模糊和麻痹，崇洋迷外，不研究中医科学，不懂中医理论，妄加指责。实际只要有爱护和保护国家之心，虚心、认真、严肃、深入地研究中医药理论，您的观点一定会转变的，一定会有波克特教授的感受。但反中医的魔咒紧紧地戴在不少人的头上，扎根在许多人心里，总会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立论根据继续攻击中医，废止中医。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路途的艰难，彻底告别文化自卑感，负担起保护和发扬中医药事业的重任，深入研究中医古典文籍，吸取精华，充实到临床实践中去，使中医成为人类生命医学的典范。文化自卑感存在于某些人，但永远不存在于自信于中华国学、深入研究国学的中国人。

5 中医的未来战略

广西中医学院教授刘力红老师的《思考中医》在中医界掀起了一股“重视中医经典，学习中医经典”的热潮。刘老师赞同“没有一流的人文水平，就没有一流的学术水平”。“科学从哪里来？从人文中来，所以每一位有建树的科学家人文精神、人文底蕴都是深厚的。为什么科学家的造诣到达一定深度以后，写出来的东西不但可以启迪本学科本领域，而且可以广泛惠及其他学科，这就是人文的因素。”[8]

中国的科学家们，尤其是中医药的科学家们要掌握一流的人文水平，展示一流的本学科学术水平，把国学中的瑰丽珍宝尽快请回到中医药学术中和临床实践中来，深刻地找出中医药衰落的根本原因，改变对国学的冷漠与背叛，从历史的才识中负起炎黄子孙的责任。

笔者作为基层临床医生，以高度的责任感作努力，但振兴中医药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从中医药的民展战略出发，尽快采取一切有利措施，以实际行动改革求实，首先从中医药管理入手，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①中医药不能分家，而且要有中医药独立行政机构，由优秀的中医药人员管理。制定《中医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中医医师法》、《中药药品管理法》、《中医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医人才培养培训法》等法律法规。

②国有的中医院和中医附属医院应当尽快由优秀的中医药人才掌握，坚持以中医药为导向，以中医的整体观与辨证论治为导向管理门诊、住院及临床实践运用的研究。可以成立西医门诊，协助中医做一些现代化检验与会诊，并在临床治疗中协助中医解决一些局部问题和紧急问题，但绝对不是中医西化或完全依靠西医。应用中医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理、法、方、药写病案，一例病拟一堂课，随证加减直至痊愈，最后要讨论分析，有理有据，真正体现中医药在临床中的魅力，以实践充实中医药理论而再指导实践。

③中医院校要在全面系统地学好中医基础理论，临床各科和四部经典著作的基础上，再学一点自然科学和西医知识。培养出能在临床中以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为主，用西医学知识作辅助中医临床解决局部疾病，以中医药调节整体平衡、治本而提高远期疗效的优秀中医药人才。办好中医院校的附属医院，成为培养优秀中医药人才和总结经验的场所。

④中医研究工作不可纸上谈兵，要以实践为导向，用科学手段研究中医药理论和临床实践，科学手段不是以动物或尸体作研究手段，而是要在大的中医院或中医附属医院的临床中开展中医药的实践研究。“经验的总结、传授和学习、继承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值得我们仔细的研究和探索，也是目前急待解决的问题。中医的理论不是出自实验室，而是源自临床经验。”[9]理论源自于实践而又指导实践。科研人员应该是名医大师或者是名医大师指导和科技人员合作的临床实践研究，以最优秀的疗效回应定科研结论，再充实科研理论。这种最优秀的疗效回应就是中医辨证论治中的临床实践经验，他可以充实中医药理论，使中医药理论得到完善和提升，再推广指导以后的临床实践，这就是中医药研究的目的。

⑤中医和西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术体系，在学术上是平等的，理论上是不同的，“想要把中国传统中医理论的整体观和辨证观用现代科学的局部病理生理机制去解释，希望中医辨证像西医辨病一样，通过辨认异常的理化指标来实现，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想要合二为一的新概念、新理论，怎么能不事与愿违呢？”[10]绝不能用管理西医的方法来指导中医、管理中医，也绝不能用中西医结合来取代中医，中医药学要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派，独立的卫生行政机构，不受任何学术思想干扰的国学机构、自然生命医学科研机构。

国家要对民间中医进行全面的统计考核，彻底解固非法行医的枷锁，根据个体差异分别进行单纯中医或中西医结合方式考核，中医就是中医，中西医结合就是中西医结合，西医就是西医，中医特色特效疗法的检验及考核，鼓励民间中医努力奋发，不断创新。对有特殊贡献的民间中医要特殊关爱，给他们评定职称，优秀者奖励，学术贡献较大者评定科技成果，中医人员要纳入中医药人员的管理中来，使民间名医摆脱历史困境，回到21世纪的管理层来，才能与巫医区别，对真正的巫医，一定要通报，打击取缔。

中医药已被世界许多国家重视、研究，尤其中药可能达到被垄断程度。因此，中医药管理势在必行，中药绝不能被外国人垄断，如果有一天中药被外国人掠夺，中国的中医还怎么发展呢？向外国进口中国产的中药的现象，我们绝对不能出现。因此，中医药独立行政机构急待解决和成立，中医药管理势在必行，中医药的对外政策的法规急待制定，中医药不能藏在宝库中当文物保护，但也要有产权和知识产权等相应的保护政策。

6 中医药管理和科技部门改革是中医药发展的保证

中医药发展就要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独立地、系统地继承和发展途径，根据其特色从中医理论、中医学辨证法和中医临床实践这三个层次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临床疗效。要完成这一艰巨任务，中医药管理、中医药教育、中医药科研、中医药临床医疗这四项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中医药管理又是其他三项的重要保证。

中医药管理应从中央（中央级中医独立行政机构）到基层实现现代系统化管理，建立中医药管理系统工程，将政策管理、科学管理、信息管理有机地结合统一起来，上下通气，及时传达科技信息和管理信息，及时发现中医名医，专家人才、成果转化。有临床科技成果还埋没有民间或基层，基层临床科技不知怎么申报申请，科技后，地方及中央级科技杂志上有名了，甚至各类学术会议上都有名了，但只是有名而已，尤其是临床科技论文，治疗疑难重症、危症、绝症的论文，得不到科技推广，得不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科技部门的重视也是一纸空文，知识无产权，更谈不到转化，永远在恶性循环之中，临床中医师的信心低了，中医药整体水平永远提不高。在实验室搞的实验论文倒是得到科技部门的重视了，也有了科技成果奖了，但永远也转化不到临床实践中去，也是空文一纸，空有其名，这些弊病都是阻碍中医药发展的。

科技于科技杂志上，科技杂志要对其发现评定，对极其优秀者要向中医科技部门及时推荐，尤其是临床绝症、难症、重症、危症、奇病、怪病的论文，要大力向科技部门推荐，作者要申报，但又找不着门路。科技部门要在各地方及中央级科技杂志上刊登各级科技部门的地址及联系方法，使之上下通气。科技部门要及时发现重大科技成果，重新评审，给予肯定和奖励，并及时推广到临床实践中再实践，反复实践后再定成果转化，全面推广，这就是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中医药的发展要重视临床实践经验，尤其是基层医院、农村卫生院、民间名医等高水平临床实践经验，不要看不起基层，看不起民间，从古至今许多名医都出自民间。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提升中医药的整体发展水平，使理论不断出新，出高科技。而中医药的独立管理，中医药科技部门的独立管理和有效改革是中医药发展的决定性保证。

7 团结一致促改革，齐心协力求发展

作为中医药工作者和科技人员，临床中医师要有责任感和紧迫感，不可挣着国家工资得过且过混饭吃，要把中医药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时刻为国着想为中医药事业着想，中医药在我心中，我为中医药发展努力奉献，肩负居安思危的历史责任感，你就会首先充实自身力量，加强自身发展。每天想着今天的工作，有无收获和贡献，任务完成的如何？还需要怎么努力和改进，人人都这样想，人人都这样做，形成高度统一的思想凝聚力，团结一致促改革，齐心协力求发展，中医药才能自身壮大，自身发展。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中医药爱好者、工作者、科技人员、中医药师都是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一分子，一鼓力量，我们的事业就能飞速发展。

2006年6月在中国厦门召开的首届全国特色医疗名医学术交流会上，大家纷纷发表意见，共谋发展大略。半个世纪以来，中医的数量大大减少，学术水平大大下降，名老中医有的走了，有的年老体弱，中青年中医水平很低，疗效很差。许多中青年中医身居国家大医院，由于长期以来，中医政策不力，严重受压，无行政地位，也无学术地位，致使中青年中医改行成西医，改不了的也无自信心努力学习。中医药学术水平停滞甚至倒退。除了卫生部门对中医不重视和政策路线倾斜西医外，中医自身的发展肯定缺乏自信和悲观情绪，文化自卑感也不可否认。中医药要发展除政策扶持外，实行独立管理，独立科研。中医药工作者和医生要勤奋学习，默默奉献，在平坦的大道上攀不上科学的高峰。

①首先要刻苦攻读经典，要有奋发进取和无私奉献精神，在总结继承的基础上、学术上和临床上要有新的突破，多治几个疑难绝症，反复验证，总结提高，提高临床疗效才是中医药发展的硬道理，总结出有学术水平的病案论文来，真正体现中医药的无穷魅力。

②关于中医的数量问题，要多培养后代，每一个中医培养两个孩子，从小教育他们热爱中医，学习中医，继承中医，再经过中医学院的正式学习。有条件者要带培中医药爱好者为徒，加强对中医院校刚毕业的青年中医临床带培，提高他们的临床技能和学术水平，有一个中医就要让他成才，绝不能让他失去信心而改行成为西医。

③像前面提到过的中医院校加紧课程改革，培养出来的是纯中医而又懂一点现代自然科学知识的中医后代，绝不是西医或中西结合者。

④中医药发展严禁纸上谈兵，闭门造车，从临床实践中多出名医，多发现名医，多出名医大师，多出临床实践的高科技知识产权和产权转化，多出实实在在成就造福一方的中医大师，未来的中医药定能登上世界生命科学的顶峰。

参考文献

[1] 李致重．从国学看中医[N]．中医药通报，2006，1，2．

[2] 刘 云，薛 峰．中西医结合的临床体会和概念思考[C]．中国特色医疗名医优秀论文集，2006，1．

[3] 曹东义．不能放任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泛滥[N]．中医药通报，2006，4，34．

[4] 曹东义．反中医情绪根于文化自卑[N]．中医药通报，2006，5：34～36．

[5] M.波克特（德）．转引自中医通讯，1983，3．

[6] 钱学森．论人体科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1988．

[7] 李政重．中医形上之思[N]．中医药通报，2006，5，5．

[8] 刘力红．科学的发展需要人文精神[N]．中医药通报，2006，4，36．

[9] 李 慧．方证对应学是中医的经验传承体系[N]．中医学通报，2006，6，33．

医事法学论文篇6

报考医学文秘师系列，最对口的专业是医学文秘。其核心课程，包括”基础医学概论、临床医学概论、医学史、医学伦理学、医院管理学概论、社会医学概论、医学法学概论、卫生统计学、预防医学概论、公文写作、现代公共关系、卫生经济学、文书与档案、计算机等。

一、医学文秘专业就业方向

医学文秘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卫生事业单位、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医药公司及各级各类企事业单位。他们可从事的工作岗位：秘书、文书、公关、档案、宣传、管理等工作岗位和相关工作岗位。

二、医学文秘专业就业前景

医学文秘是为适应不断发展的医疗体制而产生的一门新型学科，主要培养在医疗卫生机构及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从事医学文秘工作，掌握医学和卫生管理的基本知识，具备秘书基本技能，熟练掌握办公自动化管理和操作技术，具备一定的公共关系协调能力，就业于医疗卫生机构、卫生事业单位、卫生行政部门、医药公司等单位的高素质人才。医学秘书在欧美国家发展较为成熟，在美国，医学秘书协会是全国三大全国性秘书协会之一。医学秘书在医疗系统中作为医生助手，要去专门的学校进行培训，通过医务助理协会考试才颁发合格证书。就业前景较为乐观。而目前我国开办高职高专医学文秘专业的学校并不多，招生人数也不多，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黑龙江、云南，近几年在湖南一些医学院校也开始开设这门专业。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于前年开始招生，但录取结果不乐观，主要是社会对这一专业的认可度不高，有的用人单还停留在让专业人员兼任单位医务秘书的观念中，使得学生、家长对医学文秘未来发展前景不看好。由于是门新兴专业，缺乏交叉型专业教师，教师水平参差不齐，师资队伍建设有待提高。

医事法学论文篇7

一、临床诊治整体观与气血变化恒动观是哲学思想的具体应用。认为挖掘和研究传统医学哲学思想，对于我国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研究和重塑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医学哲学;医学哲学思想史;医学人文精神

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得到长足的发展，当时盛行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医学将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引入中医学，与中医学自身固有的理论和经验相融合，以说明人体的形态结构、生命过程，以及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和治疗。因而形成了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与中医学固有理论和知识相融合的独特医学理论体系。挖掘和研究传统医学哲学思想，对于我国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研究和重塑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易经》、《黄帝内经》为中医学的形成奠定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形成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有理论准备和积淀的。学术界普遍认为，春秋时期的扁鹊秦越人所提出的“信巫不信医”为“六不治”之一，标志巫医相混的时代结束，不科学的巫术开始从医学剥离出去。古人还认为疾病产生于人类“逐欲之道方滋，而五味或爽，时昧甘辛之节;六气斯，易愆寒燠之宜。”于是“饮食伺衅，成肠胃之眚，风湿候隙，遘手足之灾”。还认为“暨炎晖纪物，识药石之功;云瑞名官，穷诊候之术”，才有了中医中药。“释缚脱艰，全真导气，拯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者，非三圣道，则不能致之矣”，即只有伏羲、神农、黄帝的书才能救助病人，而且许多医学史书籍也都普遍认为“医之始，本岐黄。灵枢作，素问详。难经出，更洋洋”。而《黄帝内经》问世前，医学理论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哪些人充当医生，许多文献所谈都过于粗疏。笔者认为在这个时期奠定中国医学的哲学基础主要是来自于“六经”之一的《易经》，其充当医生的人也多来自于早期“儒”的社会职业之中。

“六经”之一的《易经》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哲学内容，如阴阳学说、天人合一的理论等，而且在思维模式、方法上也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而后者比前者在支配这一医学的行为上则更为重要。例如：在思维模式上，《易经》提出了"形而上为之道，形而下为之器"的道器论，在由“器”(物)升华为“道”(意)的过程中，《易经》主张要经过“观物取像”、“立像尽意”、“以像喻意”的过程，这里的“像”应该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特色之处，作为哲学体系，在取譬中，它也成为医学的思维模式。在方法上，取像类比是典型的《易经》，也是中医学被广泛应用的方法。“天人合一”原本是中国先民的重要思维方式，并被《易经》中的每一卦相包含。在中医学形成的过程中，吸纳了这一重大命题，以人取譬于自然，因此就有了“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天有寒暑，人有虚实”的对应关系。古人把物质世界的阴阳五行学说运用到医学的领域，借以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并指导着临床的诊断和治疗，成为中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最有影响的哲学思想和方法

精气学说，是古代先哲们探求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精气学说认为，精气(气)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本原，精气自身的运动变化，推动和调控着宇宙万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此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渗透到中医学中，促使中医学建立了精为人体生命的产生本原，气为推动和调控生命活动的动力的精气理论，并对中医学的整体观念、藏象经络理论、病因病机理论、养生防治理论的构建具有方法学方面的重要意义。

阴阳学说，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石之上的朴素的辨证法思想，是古人认识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阴阳学说以“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说明相对事物或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存在着相互对立、制约、排斥、互根、互用、互藏、交感、消长、转化、自和等运动规律和形式，宇宙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世界本身就是阴阳对立统一的结果。中医学将阴阳学说用于解释人体，认为人体是由各种既对立制约又协调统一的组织结构、生理机能所构成的有机整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学说帮助中医学构筑了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并贯穿于其中的各个方面，指导着历代医家的理论思维和临床实践。

五行学说，既是古代朴素的唯物辨证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又是一种原始而质朴的系统论。五行学说认为，宇宙万物可在不同层次上分为木、火、土、金、水5类，整个宇宙是由此5类不同层次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生克制化运动所构成的整体。中医学以五行学说解释人体，将人体的五脏、六腑、五体、五官、五志等分归于五行之中，构筑以五脏为中心的5个生理病理系统，并以五行的生克规律阐释此5个生理病理系统的相互关系。五行学说帮助中医学建立了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和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整体思想，构筑了人体脏腑经络的系统模型，并用于解释疾病的病理传变和指导对疾病的诊断和防治。

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虽是我国古代富含唯物辨证法的哲学思想，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仍存在着较多的局限性。人体的生命活动是非常复杂的，尚有许多深层次的规律和机制需要去探索、去揭示，用古代哲学的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尚不能全面和从深层次来阐释人体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规律和机制。因此，我们对精气、阴阳和五行诸哲学思想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原始朴素的阶段，应该结合现代自然辨证法的研究成果，提高一个层次;对人体复杂的生命过程的研究，也不能仅用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来阐释，而应该在中医学整体思想的指导下，一方面吸收中国古代人文学科的精华，一方面运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进行细微层次的研究，以逐渐揭示人体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三、天人相应、心身统

一、临床诊治整体观与气血变化恒动观是哲学思想的具体应用

3.1天人相应整体观人与自然界有着相类相通的关系;人与天地相参，与自然界息息相通，生命的根本在于人之阴阳与天之阴阳的相通相应：“生之本，本于阴阳”(《素问》)。自然界阴阳五形之气的运动，贯通于人的生命活动之中：“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于天气”(《素问》)。

3.2心身统一整体观人的生理功能具有整体性，人体的各种脏器，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砌而是相互协调、相互联系地维持着生命活动;生理与心理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统一体，生理状态决定着心理状态：“黄帝曰:人之居处、动静、勇怯，脉亦为之变乎?歧伯对曰:凡人之惊恐恚劳动静，皆为变也”(《素问》)。心理状态影响着人的生理状态和病理状态：“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

3.3临床诊治整体观《内经》在对病因、病机、局部病变和整体状况的关系、各种治疗方法的关系等方面的论述，鲜明地表达了整体思维的特

征。如认为局部病变是脏腑病变的整体反映，因此在诊治局部病症时，要：“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素问》);强调将各种治病方法综合起来，根据具体情况，随机应变，灵活运用，使病人得到适宜治疗：“古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素问》)。

3.4疾病转化恒动观《内经》借用哲学“恒动观”的概念﹑原理，认识人体生命过程的永恒运动及其伴随发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转换过程。它认为世界是运动的，生命在于运动。事物与现象运动的化与变，以及事物和现象量与质的状态为基本内容。正如《素问·六微旨大论篇》曰：“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搏，成败之所由也……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素问·灵兰秘典论篇》在论述脏腑功能之后总结谓：“恍惚之数，生之毫厘，毫厘之数，起于度量，千之万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此外《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灵枢·天年》篇关于人体生长发育的论述，《素问·热论篇》关于热病传变过程的记载，都是以恒动观为思想基础的。

四、传统医学哲学思想的现实人文意义

医学人文精神是医学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易经》、《黄帝内经》阐述了医学人文观念、医生思维素质和医学职业品格等方面宝贵思想。为医学人文思想教育提供具体要求。

4.1医学人文观念第一，以生命为本的医学本质观。《内经》指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素问》)，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医家当以病人的生命为本。因此，在为病人诊治的时候，如同面临万丈深渊，极其谨慎;同时要象手擒猛虎一般坚定有力，全神贯注，决无分心：“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素问》)。第二，以人文关怀为本的医学目的观。《内经》认为，医学的目的不仅是疗病救伤，更重要的是对人的关爱：“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内经·灵枢》)。《内经》认为，医者应关爱病人的生命，对病人满怀同情和仁爱之心，以尊重和珍爱病人的生命为出发点考虑问题：“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灵枢》)

4.2医者思维素质第一，完善的知识结构。《内经》从整体论的观点和医学的复杂性出发，对医者的知识结构有着独特的见解:医者不仅要具有医学知识，而且应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内经·素问》)，这样的医者，《内经》称之为“上工”。第二，主观与客观相一致。医者的诊断属于主观认识，病人病情属于客观事实。《内经》认为病人的病情是第一性的，“病为本”，医者的诊断是第二性的，“工为标”。医者的主观与客观相一致，才能作出正确的诊断;而主观背离客观，治疗就将失败。第三，理论联系实际。《内经》认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医者才能掌握医学的规律而不迷惑;对事物的要领了解极其透彻，才是所谓明事达理的人。

4.3医生的职业品格第一，接诊疗病有方。《内经》认为，医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需要从业者具有特殊的职业品格。在接诊的时候，医生应该注意起坐有常，举止得体，思维敏捷，头脑清醒：“是以诊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转神明，必清必净”。《内经》要求医者诊病时要具有高度负责的精神，全面观察，全面分析：“故诊之，或视息视意，故不失条理，道甚明察，故能长久;不知此道，失经绝理，亡言妄期，此谓失道”(《素问》)，《内经》对“粗工嘻嘻，以为可知，言热未已，寒病复始”(《素问》)的不良职业作风予以了严肃的批评。第二，医患交往有礼。《内经》对医患交往的的方法和礼节作了首创性的阐述，首先提出“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的医患交往的一般礼节，突出强调了“临病人问所便”的重要性(《灵枢》)。

【参考文献】

[1]唐·孔志约.新修本草序[A].唐·苏敬等撰，尚志钧辑校.新修本草辑复本[M].合肥：安徽科技出版社，1981：11.

[2]唐·王冰.黄帝内经素问[M].沈阳：辽宁科技出版社，1997：3.

[3]清·陈修园.医学三字经(卷一)[M].北京：中国书店，1986.

医事法学论文篇8

关键词：医学哲学;医学哲学思想史;医学人文精神

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得到长足的发展，当时盛行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医学将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引入中医学，与中医学自身固有的理论和经验相融合，以说明人体的形态结构、生命过程，以及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和治疗。因而形成了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与中医学固有理论和知识相融合的独特医学理论体系。挖掘和研究传统医学哲学思想，对于我国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研究和重塑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1《易经》、《黄帝内经》为中医学的形成奠定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形成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有理论准备和积淀的。学术界普遍认为，春秋时期的扁鹊秦越人所提出的“信巫不信医”为“六不治”之一，标志巫医相混的时代结束，不科学的巫术开始从医学剥离出去。古人还认为疾病产生于人类“逐欲之道方滋，而五味或爽，时昧甘辛之节;六气斯，易愆寒燠之宜。”于是“饮食伺衅，成肠胃之眚，风湿候隙，遘手足之灾”[1]。还认为“暨炎晖纪物，识药石之功;云瑞名官，穷诊候之术”[1]，才有了中医中药。“释缚脱艰，全真导气，拯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者，非三圣道，则不能致之矣”[2]，即只有伏羲、神农、黄帝的书才能救助病人，而且许多医学史书籍也都普遍认为“医之始，本岐黄。灵枢作，素问详。难经出，更洋洋”[3]。而《黄帝内经》问世前，医学理论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哪些人充当医生，许多文献所谈都过于粗疏。笔者认为在这个时期奠定中国医学的哲学基础主要是来自于“六经”之一的《易经》，其充当医生的人也多来自于早期“儒”的社会职业之中。

“六经”之一的《易经》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哲学内容，如阴阳学说、天人合一的理论等，而且在思维模式、方法上也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而后者比前者在支配这一医学的行为上则更为重要。例如：在思维模式上，《易经》提出了"形而上为之道，形而下为之器"的道器论，在由“器”(物)升华为“道”(意)的过程中，《易经》主张要经过“观物取像”、“立像尽意”、“以像喻意”的过程，这里的“像”应该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特色之处，作为哲学体系，在取譬中，它也成为医学的思维模式。在方法上，取像类比是典型的《易经》，也是中医学被广泛应用的方法。“天人合一”原本是中国先民的重要思维方式，并被《易经》中的每一卦相包含。在中医学形成的过程中，吸纳了这一重大命题，以人取譬于自然，因此就有了“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天有寒暑，人有虚实”的对应关系[4]。古人把物质世界的阴阳五行学说运用到医学的领域，借以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并指导着临床的诊断和治疗，成为中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2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最有影响的哲学思想和方法

精气学说，是古代先哲们探求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精气学说认为，精气(气)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本原，精气自身的运动变化，推动和调控着宇宙万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此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渗透到中医学中，促使中医学建立了精为人体生命的产生本原，气为推动和调控生命活动的动力的精气理论，并对中医学的整体观念、藏象经络理论、病因病机理论、养生防治理论的构建具有方法学方面的重要意义。

阴阳学说，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石之上的朴素的辨证法思想，是古人认识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阴阳学说以“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说明相对事物或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存在着相互对立、制约、排斥、互根、互用、互藏、交感、消长、转化、自和等运动规律和形式，宇宙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世界本身就是阴阳对立统一的结果。中医学将阴阳学说用于解释人体，认为人体是由各种既对立制约又协调统一的组织结构、生理机能所构成的有机整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学说帮助中医学构筑了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并贯穿于其中的各个方面，指导着历代医家的理论思维和临床实践。

五行学说，既是古代朴素的唯物辨证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又是一种原始而质朴的系统论。五行学说认为，宇宙万物可在不同层次上分为木、火、土、金、水5类，整个宇宙是由此5类不同层次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生克制化运动所构成的整体。中医学以五行学说解释人体，将人体的五脏、六腑、五体、五官、五志等分归于五行之中，构筑以五脏为中心的5个生理病理系统，并以五行的生克规律阐释此5个生理病理系统的相互关系。五行学说帮助中医学建立了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和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整体思想，构筑了人体脏腑经络的系统模型，并用于解释疾病的病理传变和指导对疾病的诊断和防治。

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虽是我国古代富含唯物辨证法的哲学思想，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仍存在着较多的局限性。人体的生命活动是非常复杂的，尚有许多深层次的规律和机制需要去探索、去揭示，用古代哲学的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尚不能全面和从深层次来阐释人体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规律和机制。因此，我们对精气、阴阳和五行诸哲学思想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原始朴素的阶段，应该结合现代自然辨证法的研究成果，提高一个层次;对人体复杂的生命过程的研究，也不能仅用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来阐释，而应该在中医学整体思想的指导下，一方面吸收中国古代人文学科的精华，一方面运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进行细微层次的研究，以逐渐揭示人体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3天人相应、心身统一、临床诊治整体观与气血变化恒动观是哲学思想的具体应用

3.1天人相应整体观人与自然界有着相类相通的关系;人与天地相参，与自然界息息相通，生命的根本在于人之阴阳与天之阴阳的相通相应：“生之本，本于阴阳”(《素问》)。自然界阴阳五形之气的运动，贯通于人的生命活动之中：“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于天气”(《素问》)。

3.2心身统一整体观人的生理功能具有整体性，人体的各种脏器，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砌而是相互协调、相互联系地维持着生命活动;生理与心理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统一体，生理状态决定着心理状态：“黄帝曰:人之居处、动静、勇怯，脉亦为之变乎?歧伯对曰:凡人之惊恐恚劳动静，皆为变也”(《素问》)。心理状态影响着人的生理状态和病理状态：“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

3.3临床诊治整体观《内经》在对病因、病机、局部病变和整体状况的关系、各种治疗方法的关系等方面的论述，鲜明地表达了整体思维的特征。如认为局部病变是脏腑病变的整体反映，因此在诊治局部病症时，要：“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素问》);强调将各种治病方法综合起来，根据具体情况，随机应变，灵活运用，使病人得到适宜治疗：“古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素问》)。

3.4疾病转化恒动观《内经》借用哲学“恒动观”的概念﹑原理，认识人体生命过程的永恒运动及其伴随发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转换过程。它认为世界是运动的，生命在于运动。事物与现象运动的化与变，以及事物和现象量与质的状态为基本内容。正如《素问·六微旨大论篇》曰：“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搏，成败之所由也……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素问·灵兰秘典论篇》在论述脏腑功能之后总结谓：“恍惚之数，生之毫厘，毫厘之数，起于度量，千之万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此外《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灵枢·天年》篇关于人体生长发育的论述，《素问·热论篇》关于热病传变过程的记载，都是以恒动观为思想基础的。

4传统医学哲学思想的现实人文意义

医学人文精神是医学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易经》、《黄帝内经》阐述了医学人文观念、医生思维素质和医学职业品格等方面宝贵思想。为医学人文思想教育提供具体要求。

4.1医学人文观念第一，以生命为本的医学本质观。《内经》指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素问》)，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医家当以病人的生命为本。因此，在为病人诊治的时候，如同面临万丈深渊，极其谨慎;同时要象手擒猛虎一般坚定有力，全神贯注，决无分心：“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素问》)。第二，以人文关怀为本的医学目的观。《内经》认为，医学的目的不仅是疗病救伤，更重要的是对人的关爱：“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内经·灵枢》)。《内经》认为，医者应关爱病人的生命，对病人满怀同情和仁爱之心，以尊重和珍爱病人的生命为出发点考虑问题：“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灵枢》)

4.2医者思维素质第一，完善的知识结构。《内经》从整体论的观点和医学的复杂性出发，对医者的知识结构有着独特的见解:医者不仅要具有医学知识，而且应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内经·素问》)，这样的医者，《内经》称之为“上工”。第二，主观与客观相一致。医者的诊断属于主观认识，病人病情属于客观事实。《内经》认为病人的病情是第一性的，“病为本”，医者的诊断是第二性的，“工为标”。医者的主观与客观相一致，才能作出正确的诊断;而主观背离客观，治疗就将失败。第三，理论联系实际。《内经》认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医者才能掌握医学的规律而不迷惑;对事物的要领了解极其透彻，才是所谓明事达理的人。

4.3医生的职业品格第一，接诊疗病有方。《内经》认为，医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需要从业者具有特殊的职业品格。在接诊的时候，医生应该注意起坐有常，举止得体，思维敏捷，头脑清醒：“是以诊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转神明，必清必净”。《内经》要求医者诊病时要具有高度负责的精神，全面观察，全面分析：“故诊之，或视息视意，故不失条理，道甚明察，故能长久;不知此道，失经绝理，亡言妄期，此谓失道”(《素问》)，《内经》对“粗工嘻嘻，以为可知，言热未已，寒病复始”(《素问》)的不良职业作风予以了严肃的批评。第二，医患交往有礼。《内经》对医患交往的的方法和礼节作了首创性的阐述，首先提出“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的医患交往的一般礼节，突出强调了“临病人问所便”的重要性(《灵枢》)。

【参考文献】

[1]唐·孔志约.新修本草序[A].唐·苏敬等撰，尚志钧辑校.新修本草辑复本[M].合肥：安徽科技出版社，1981：11.

[2]唐·王冰.黄帝内经素问[M].沈阳：辽宁科技出版社，1997：3.

[3]清·陈修园.医学三字经(卷一)[M].北京：中国书店，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