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论文范文

粮食安全论文篇1

一、2020年以前中国粮食安全形势预测

1.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及预测方法。(1)指标选取。本文选取粮食播种面积、粮食单产、粮食总产量、总人口和人均粮食占有量等反映粮食安全程度的五个变量。(2)数据来源。总人口数据来源于《2007年中国经济年鉴》，粮食总产量和粮食播种面积来源于《2007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而粮食单产和人均粮食占有量系笔者据上述统计数据计算得到。(3)预测方法。为了简化起见，本文不考虑粮食进出口和国家粮食安全储备等因素。本文采用OLS回归法定量预测未来中国粮食安全状况。其具体步骤：首先，依据粮食播种面积、粮食单产、粮食总产量和总人口的1978—2006年历史数据，分别以时间为自变量对它们进行OLS回归处理，并检验模拟的线性方程的拟合优度；其次，在四个回归方程均具有较好拟合优度基础上，分别对这四个变量作外推式预测，得出2007--2020年间各变量的年度直接预测量；再次，求粮食播种面积与粮食单产的预测量之积，得到粮食总产量的间接预测量，将粮食总产量的间接预测量与直接预测量作比较，据稳健原则选取其中较小者为粮食总产量的预测数据；最后，用粮食总产量预测量除以总人口预测量，得出入均粮食占有量的预测数据。数据处理采用Eviews6.0和Excel2003软件。

2.预测过程及结果分析

依据粮食播种面积、粮食单产、粮食总产量和总人口的1978—2006实际数据，运用OLS法，分别估计出它们对于时间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表1)。观察这四个回归方程各自的确定系数及调整的确定系数，发现它们均具有较好的或优良的拟合优度，可用于预测各自的未来量。

依据表1各回归方程，分别对粮食播种面积、粮食单产、粮食总产量和总人口进行外推式预测，得到它们的2007—2020年预测量；再据2007—2020年粮食总产量和总人口的预测数据，可计算出此间的年人均粮食占有量(表2)。

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基本安全水平应大致为365公斤—370公斤。将人均粮食占有量的预测量与该粮食基本安全水平作比较，发现2007—2020年间入均粮食预测占有量均略高于该粮食基本安全水平，说明2020年前中国粮食基本安全是有保障的。

虽然2007年与2008年是本研究的未来年度，但就目前而言，它们已是历史年度；这就为检验本文预测结果的可靠性提供了契机。《2008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07年粮食总产量为50160.3万吨，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8年粮食总产量为52850万吨，而2007年和2008年年末实际总人口分别为132129万人和132802万人，即2007年和2008年实际人均粮食占有量分别约为379.6公斤和397.9公斤，分别超过各自预测量约2公斤和20公斤。这表明本文所预测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不仅可以满足未来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要求，而且其预测水平基本符合实际且稳健可靠，通过努力是完全可以达到的。

二、2020年以前中国粮食安全影响因素分析

实现上述未来中国粮食安全目标，须妥善处理四方面影响因素：(1)人口因素。应继续执行严厉的生育政策，保持低生育水平。近来学术界出现了针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杂音”，即认为若继续执行严格的人口政策，中国未来将出现劳动力短缺、人力成本过快上升并危及经济发展后劲等不利局面。其实，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因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最大国情与最大矛盾始终是人口过多、资源紧张，中国资源环境承载力早已接近极限，这是威胁社会经济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潜在诱因。至于几十年后的问题，现在不宜过于“深谋远虑”，应依据未来的具体情形由后代们去历史地予以解答；况且，未来随着科技进步，劳动力需求将呈降势。因此，未来中国人口即便有较大幅度的减少也不足为虑。(2)耕地因素。耕地是最基本的粮食生产要素，改革以来中国农作物播种面积呈稳中微升之势，而粮食播种面积呈波动下降态势。其实，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增收的经济效益导向与粮食生产的社会效益功能之间矛盾尖锐化的表现。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就须最严格地保护耕地，并有效协调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生产上的争地矛盾。中国既要切实硬化基本农田保护，又应着力改良耕地，做到既确保耕地面积的基本稳定，又要持续提升耕地生产能力。只有切实贯彻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才可能为确保中国未来粮食安全提供必要的耕地资源基础。(3)农业基础设施因素。改革以来中国粮食生产与自然灾害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旱灾、涝灾是中国最频发且影响粮食生产最重的两大自然灾害。这表明中国粮食生产仍未摆脱“靠天吃饭”局面，农业生产的抗灾能力依然比较薄弱。同时，要在“人增地减”双重压力下谋求未来中国粮食基本安全，就须切实‘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以持续提高单产。因此，必须尽早确立农业水利基建优先发展的粮食安全新战略并尽快建立健全中国特色农业投入保障制度。(4)制度因素。在农业生产发展上，应确立“制度重于技术”理念，着力开展农业经营制度创新，注重通过制度创新促进农业生产力的稳步提升。应优先进行农地利用制度、农村金融体制、财政支农体制等相关农业制度的实质性创新，以达到激发广大农民的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积极性，活化涉农资源，从而实现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三维目标。应加快农地利用制度创新改革，设法实现在粮食生产用途上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应给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以激励农民增加对耕地的投入，鼓励农民有偿流转土地，渐进地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资金是农业经济的血液，粮食生产离不开灵活、便捷、低成本的融资服务，须切实扭转农村资金外流局面，实事求是地谋划农村金融改革，建立以合作金融为主体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以促进农村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改革以来财政支农能力低下且已积重难返，其主要原因不在于财政支农资金数量不足，而在于财政支农效率长期低下，加快财政支农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已刻不容缓。

三、结论

1.若能设法维持改革以来人口、耕地、单产等变量的基本演进态势，则中国2020年前的粮食基本安全是有保证的。总体而言，政府只要能继续实施最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和耕地保护政策，改进和加强农业科研及其推广工作，着力健全农业投入保障制度，并实施农业水利基建优先发展的粮食安全新战略，中国的粮食安全就不足为患。

粮食安全论文篇2

粮食安全经济学问题是有诸多因素影响的，这主要体现在国际粮价上涨、居民生活水平提升、粮食需求增加等环节。以下从几个方面出发，对粮食安全经济学问题进行了分析。

1.国际粮价上涨。国际粮价上涨是导致粮食安全经济学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联合国相关机构的统计资料显示，在过去的几年里国际粮价合计上涨了46%。并且根据世界银行之前的统计报告中显示，过去数年国际市场中小麦价格上涨了203%，并且食品的整体价格合计上涨了共计94%。这意味着世界上各国粮食储备量己降至了近40年来的最低水平，。除此之外，国际粮价上涨的问题还体现在全球耕地逐年减少，二是能源转换需求逐年增加。外源性的通胀压力目前尚在可控范围内，但是依旧为我国的粮食安全敲响了警钟。

2.居民生活水平提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导致了我国居民对于饮食要求的持续提升，与此相对应的是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导致了大量耕地被占用并且所占耕地中又以良田比例最大。除此之外，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带来了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而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收重视程度不高，并且发展速度也较慢，最终导致了我国粮食生产带来了极大的隐患和粮食安全问题越来越严重。

3.粮食需求增加。粮食需求增加是导致粮食安全经济学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以我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今出现了粮食需求急剧膨胀的问题。但由于我国受到18亿亩耕地资源约束，我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很难再有大的提高。除此之外，粮食需求增加主要还体现在我国现今试图利用日趋减少的土地力求生产更多的粮食来满足我国乃至全世界的需求。但是由于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加上农业技术水平低并且生产资料成本相对较高，因此粮食价格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能力较弱，这些都对于我国粮食安全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二、粮食安全经济学对策

粮食安全经济学策略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其主要内容包括了提升第一产业重要性、完善农业金融体系、进行相应财政倾斜等内容。以下从几个方面出发，对粮食安全经济学对策进行了分析。

1.提升第一产业重要性。提升第一产业重要性是粮食安全经济学对策的基础和前提。在提升第一产业重要性的过程中我国应当注重增加并且强化相应的农业基础，与此同时大力推动国民收入分配和财政支出向“三农”倾斜，尤其应突出向粮食主产区、产粮大县和基本农田保护重点地区倾斜。除此之外，在提升第一产业重要性的过程总我国应当注重增加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并且努力提高农民收入。另外，在提升第一产业重要性的过程中我国应当湖州优化政府支农投资结构，这一优化的重点在于向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倾斜，从而能够在此基础上促进粮食安全经济学对策应用水平的持续提升。

2.完善农业金融体系。完善农业金融体系对于粮食安全经济学对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完善农业金融体系的过程中我国应当注重逐步健全农业金融服务体系并且加大金融服务力度。除此之外，在完善农业金融体系的过程中我国应当注重完善农业政策性贷款服务体制并且合理的创新担保方式同时加大对粮食生产者和规模化养殖户的信贷支持，从而能够更好地保证农业再生产的需要。另外，在完善农业金融体系的过程中我国应当注重鼓励各地工商业企业帮助农业解决农户贷款难问题。并且完善粮食风险基金政策，建立粮食作物灾害保障制度，从而能够在此基础上促进粮食安全经济学对策应用效率的不断提升。

3.进行相应财政倾斜。进行相应财政倾斜是粮食安全经济学对策的核心内容之一。在进行相应财政倾斜的过程中我国应当注重完善粮食补贴和奖励政策。即采用完善粮食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等不同的补贴方式。除此之外，在进行相应财政倾斜的过程中我国应当注重逐步理顺粮食价格，从而能够使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另外，在进行相应财政倾斜的过程中我国应当注重继续对重点地区和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从而能够在此基础上促进粮食安全经济学对策应用合理性和可靠性的持续进步。

三、粮食安全未来展望

根据有关资料，在2010～2030年这20年间我国的耕地数量将会更加趋于稳定，并且耕地的规模将会有望保持在1.2亿hm2（18亿亩）的水平。在这一过程中随着生态退耕任务的完成，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将会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并且随着我国持续出台的多项耕地保护措施，包括以法律形式确立"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为基本国策，可以从经济学理论之外的方式来更好地促进我国粮食安全得到保障。

四、结束语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整体水平的持续进步和第一产业发展速度的持续加快，我国粮食安全经济学问题及对策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因此相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于粮食安全经济学问题有着清晰的了解，从而能够在此基础上促进粮食安全经济学对策水平的持续提升。

粮食安全论文篇3

〔关键词〕 粮食安全；粮食安全思想；粮食生产；粮食流通；粮食贸易

〔中图分类号〕f30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5－0142－06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但翻开中国的历史，写满了“天灾”、“饥荒”等字眼，千年粮食生产和消费大国，竟是一个“饥荒国度”。〔1〕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建国以来粮食安全问题逐步解决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部粮食安全思想变迁史。研究建国以来粮食安全思想内涵的演变特征，有助于总结其中对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产生重大影响、做出重大贡献的思想成果，发现对粮食安全制度产生负面作用的思想因素，并为未来粮食安全发展提供启示。

一、粮食安全概念的发展

粮食安全思想中国自古便有，但粮食安全的概念，最早由联合国国际粮农组织(fao)提出。1974年，fao在罗马世界粮食大会上提出，粮食安全即“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2〕这一概念在1983年、1996年、2001年均得到修正。学者们对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粮食首脑会议提出的粮食安全概念一直非常关注，分析认为，其粮食安全概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涵：第一，从对象上说，粮食安全是对“所有人”供给；第二，从数量上说，粮食安全供给的数量标准应当是“足够”；第三，从质量上说，粮食供给的质量应当是保障“健康”；第四，从时间范围上说，粮食的供给应当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体现为“在任何时候”；第五，国际粮食安全概念一直以来非常强调一个标准，即可获得标准和购买力标准，提出应当让所有人“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国际粮食安全概念偏重于关注贫困与饥饿问题，偏重于对第三世界国家和贫困人口的粮食获得，以及营养安全。近年来，随着世界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逐渐开始关注粮食安全中的质量问题。

国内对粮食安全概念的研究，经历了从对世界粮农组织的粮食安全概念介绍，到逐渐提出立足于中国国家安全的粮食安全概念，并对粮食安全内涵进一步丰富的发展过程。1983年，吴天锡在《世界粮食安全政策》一文中将世界粮农组织提出的粮食安全概念引入中国。继而，中国农业科学院“世界粮食安全问题”课题组于1988年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几个理论问题进行了阐述，认为粮食安全应当包括宏观安全和微观安全两个层面。微观安全即指个人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粮食获得和营养安全；而宏观安全则是指从政治方面看，国家以财力保证和宏观干预政策，保证国民的粮食安全。课题组认为，粮食安全系统按照不同分类标准，可以划分为世界粮食安全大系统之下的国家和地区子系统，层层分解直到家庭和个人子系统；从粮食安全的环节看，可以划分为供需两个子系统，以及生产、储备、外贸、消费、收入分配、运销系统等。〔3〕1998年，朱泽提出中国粮食安全概念，认为粮食安全是指国家在其工业化进程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粮食的需求和粮食经济承受各种不测事件的能力。〔4〕针对《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计划建议》中提出的“要高度重视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建设稳定的商品粮基地，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安全体系，确保粮食供求基本平衡”这一有关粮食安全体系的表述，2001年丁声俊分析认为，粮食安全的概念相当丰富，至少应包括任何需求者、任何需求时间、各个产地来源、各种所需粮食和食物、粮食和食物数量与质量以及购买力等六个方面的内容。而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应包括粮食生产能力持续、稳定增长的生产体系；确保粮食供应的市场贸易体系；健全的粮食宏观调控体系，对粮食进出口、粮食储备等进行宏观调节；提供综合信息的粮食预警报体系；建立援助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5〕吴志华认为，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与其生存与健康相适应的足够食品，而对粮食生产、流通与消费进行动态、有效平衡的政治经济活动。〔6〕200

6年，高帆论述认为，粮食安全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的居民能够获得与其需求相适应的粮食。实现粮食安全是一个包括生产、流通和购买等因素在内的“多链条互动”的过程。〔7〕2009年，肖春阳指出，在粮食安全概念上，中国与世界粮农组织的概念内涵并不一致。他认为，世界粮食组织所说“food security”，直译为食物安全或食物保障，现在约定俗成译为粮食安全，实质是食物安全。中国的粮食安全，不同于世界粮农组织食物安全的概念，应是就一个国家而言，主要内容包括：安全合理的粮食储备；供人们直接消费的人均粮食供应量（膳食能量供应量）；粮食生产按市场需求稳定发展，不出现大的波动；适量进口粮食；解决好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8〕2010年，刘笑然论述认为，粮食安全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满足每个居民获取所需粮食及抵御突发事件的能力，具有地域、对象、数量、质量、卫生、价格和运送等多方面的丰富内涵，现代粮食安全至少应该包括粮食数量安全、质量安全、流通安全和生态安全四层涵义。〔9〕

由上观之，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粮食首脑会议对于粮食安全的定义是基于“世界粮食安全观”的角度，从全世界的粮食安全状况出发，考虑世界上最落后国家、地区、民族、人口的贫穷与饥饿的实际情况，提出的粮食安全目标。而我国的粮食安全概念，一方面，它仍然指向“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起，也能买得到他们所需的基本食品”，但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在国内研究的语境下，当我们提到粮食安全这一概念时，还应当从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理解。从对既有的粮食安全概念的梳理，可以发现，粮食安全思想的内涵也是随着时展而不断丰富的。粮食生产、流通、储备、贸易这四个重要的内容在粮食安全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但由于各个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国际形势的不同，粮食安全思想由单纯重视粮食生产，到重视粮食流通，再到强调粮食贸易，并发展成为注重粮食生产、流通、贸易的综合协调，其内涵表现出一种由封闭向开放演变的特征。 调粮食生产的粮食安全思想

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生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充分有效地利用国内自然资源的基础上，能稳定地提高粮食的产量，持续地、较好地满足国内的主要需求。〔10〕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粮食生产是粮食稳定供给的基本前提。因此，在我国的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生产一直处于基础地位，是粮食安全的重中之重。

这一点在建国之初的粮食安全思想中体现得尤为明显。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大改造，这段时期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快速而迅猛的发展阶段。中国在经过苦难的战争后，开始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并进行了大范围的经济重建，努力摆脱贫穷与落后，为我国初步进行工业方面的建设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这也是中国经济政治和经济体制转变最剧烈的一个阶段。在这短短七年之间，中国从开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转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再到社会主义大改造，最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时期中国的剧烈转变和当时所面临的严峻国际形势，都对当时中国的粮食安全情况以及形成粮食安全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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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段内容参阅：魏巍《陈云的粮食生产思想初探》（《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熊亮华《陈云对粮食问题的卓见》（《党史博采》1995年第11期）等文。在这个阶段，陈云负责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提出过许多重要的粮食安全思想。对于粮食安全重要性的认识，陈云的代表观点是“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

在新中国成立时，面对东北1200万亩的粮田受灾，上海资本家大量储存布匹、粮食，哄抬物价扰乱市场，期望从中投机获利的情况，陈云不仅要为救助灾民而调拨积聚粮食，还要为稳定物价和市场而大量调拨布匹、粮食来保证上海物资供应。1950年4月13日中央会议上，陈云就粮食状况和财政状况进行了报告，提出：“应该预计到，经过十二年的战争，我国农田产量大幅降低，民间粮食的存储很少……帝国主义者以及逃亡在海岛上的一小群反动分子正在幸灾乐祸，他们梦想大陆上发生什么粮食危机。就让他们做梦去吧！华北、东北、河南、山东(除胶东区)等地已经普降春雨，我们麦收有望了。同时全中国农民正在进入

耕。那些幻想我们发生粮食危机而幸灾乐祸的人，注定会失望的。刚好相反，中国人民不但能战胜灾荒，而且会呈现出我们多年未有过的粮食丰收、粮价平稳的大好局面。”〔11〕陈云上面的讲话中包含了如下几点意思：第一，克服粮食危机，做好粮食供应，首要是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第二，国家安危、政治斗争与粮食生产紧密相联。因此，他积极呼吁“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提醒全党更加重视和认真对待粮食生产。1951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召开，陈云在会上发表了《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的讲话。他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仍要大量进口粮食、棉花等许多农产品，虽然现在比以前有改善，但是，发展农业仍是头等大事。农业不发展，工业就很难发展。”〔12〕他提出了一些重要举措来增加粮食的产量：（一）完成；（二）预防水旱灾害，兴修水利；（三）提高粮食单产，发展化肥使用。①

而后同志提出的“以粮为纲”和1960年中共中央提出的在全国 “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是对重视生产的粮食安全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经过几年的经济恢复，1956年底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国民经济得到好转，以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中国当时的经济体制已经较为完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无法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经济建设。粮食生产上“以粮为纲”，是在1958年提出的,在这一口号提出之初，由于“”浮夸风盛行，同志误以为粮食形势大好，已经在考虑“粮食太多怎么办的问题”。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精力可以放在工业，特别是钢铁生产上面。在与薄一波的对话中，以“以粮为纲”这一口号，逼迫工业发展也拿出相应的口号，提出更高的工业发展指标。〔13〕这种过快过急全局冒进的发展道路，使得经济建设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以粮食总产量为纲的农业生产结构，也不利于粮食生产的发展。1960年，饥荒发生，使本就出现问题的粮食安全状况雪上加霜。这时，中共中央提出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指出保证粮食生产不单是农业部门的责任，而且是各部门甚至全党、全民的共同责任。在“以粮为纲”、“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等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安全的主要内容是粮食生产。

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体制显示出很大的弊端，党内开始了对包产到户的讨论，这实际上也是粮食安全思想中关于粮食生产的一个重要内容，即选择怎样的生产方式对发展粮食生产最为有利。在这场讨论中，陈云、邓小平、邓子恢、曾希圣、李富春等人都基于务实的立场，认为包产到户更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粮食生产积极性。但坚持认为，公有制是富强的根源，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是倒退，以政治标准来判断粮食生产方式的优劣。包产到户在改革开放之前最终未能被采用，但作为粮食生产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为改革开放之初的农业生产体制改革提供了思想源泉。

尽管粮食流通、粮食贸易、粮食储备等思想在建国之初的粮食安全思想体系中已经初步形成，但把粮食生产放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头等重要地位，是建国之初粮食安全思想的主要内涵。这一方面是由于经过长期的战争破坏后，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已经遭受严重破坏，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低点，粮食供给不足而需求不断增大，决定了发展粮食生产、保障大多数人的基本粮食需求以获得人们对新生政权的政治认同，保证国家内部稳定，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积累和物质保障成为粮食安全的主要目标。另一方面，封闭的经济环境决定了粮食生产是粮食安全的主要内涵。1953年开始，我国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国家利用政权力量，采取层级化的科层制治粮结构， 科层是指国家严格的层级管理模式。科层制治粮结构,即指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家严格的层级管理治粮模式。这是高度集权的粮食安全保障结构。 见张睿《粮食安全保障机制变迁的内在逻辑》，《经济问题探索》2007年第8期。强制要求农民把他们生产的粮食全部卖给国家，由国家来控制、调节全社会的粮食供应。市场流通的作用被国家计划取代。在这种封闭的粮食安全体系中，流通已经为国家所控制，因而在粮食安全思想中不占据重要位置。保障生产，提高粮食总产量为粮食安全的内涵所在。 流通体制改革的粮食安全思想

粮食安全中的流通，是指通过流通环节确保粮食的稳定供应

，让人们在任何情况下、短时间内都能买得到、买得起所需要的粮食。 娄源功认为，粮食流通安全主要涉及粮食流通体制、价格体制、储备体系、进出口贸易政策、补贴制度和粮食市场体系等多方面的问题。但在本文中，粮食流通仅指粮食的国内市场流通，对粮食进出口贸易单独论述。见娄源功《中国粮食安全的宏观分析与比较研究》，《农村经济管理》2003年第3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突破。1982年，我国首个农村工作“一号文件”诞生，肯定了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体制。农民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有了自，在分配劳动成果过程中也打破了“大锅饭”，生产积极性得到空前提高。〔14〕1979年到1984年间，我国粮食总产量大幅提升。 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1979-1984年《中国统计年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快速发展，粮食统购政策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后关于粮食安全内涵的讨论中，不仅强调粮食生产，更强调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众多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围绕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阐述观点，丰富了粮食安全思想的内涵。

1978年以前，国家控制几乎全部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吴硕在《对改革粮食流通体制的必要性和若干理论问题的认识》一文中指出，当时的粮食安全存在粮食高产地区生产发展缓慢，国家粮食统购与统销不平衡，国家财政对粮食统销的价格补贴与年俱增、数字十分庞大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改革粮食流通体制。〔15〕丁声俊在《对我国粮食流通战略转变的探讨》一文中论述到，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粮食流通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在粮食总产量大幅上升，农民“卖粮难”、产粮省调出粮食难与国家“储粮难”、“调粮难”、“运粮难”的情况并存，究其根源，是由于粮食流通渠道不畅。他提出，对粮食的生产和流通管理，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根本方针。〔16〕1985年，吴硕再次发文论证粮食流通领域改革的必要性，提出取消统购统销的时机已经成熟，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应当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求农业生产者面向市场需求，靠国家计划指导和利用市场机制来调节粮食生产的数量、品种和质量，提高经济效益。〔17〕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逐渐减弱了对价格的控制，渐渐地建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充分发挥计划和市场的作用。〔18〕在粮食流通领域，关于双轨制的讨论十分热烈。1993年，陈锡文指出，我国粮食的“双轨制”是历来就有的，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粮食由市场定价的部分相对来讲可以忽略。〔19〕王德文、黄季?j则认为，双轨制是从1978开始正式形成的，并总结了我国粮食双轨制的形成过程：第一阶段是双轨制的形成，第二阶段是利用双轨制来发展我国粮食市场，第三阶段是改革双轨制。他们还指出我国双轨制是渐进性发展的，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而且具有可逆性。 〔20〕对于“双轨制”的具体路径选择，唐仁建提出通过保量放价来实施，卢迈、谢杨则提出通过保量保价来解决这个问题。〔21〕

对于双轨制的效果，学界的看法也并不一致。一种看法是，双轨制难以影响粮农的生产决策行为，其理由是，我国粮食产品的价格主要是由政府制定，政府决定了粮食的定购价格和数量，并且粮食的定购价格往往在由市场决定的价格之下，因此，粮农的行为主要受粮食的市场价影响，其供给行为也往往取决于市场，而粮农售给国家的部分，则具有税收的性质。另一种观点是，双轨制会影响粮农的生产决策。金和辉认为，定购价格可以引导市场供给，同时，订购价格也通过影响粮农预期而调整粮农的生产决策行为。〔22〕高小蒙等人给出的观点是，由于当时我国还处于非完全的市场经济，市场和计划都会对粮农行为产生影响。但是，只有当粮农的粮食产量充足且国家制定的定购数量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市场的作用才会大于计划。〔23〕

1998年，政府先后颁布了《粮食收购条例》、《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等六个配套文件来推动新一轮“粮改”，力图将粮食生产和流通放置于市场中去。2004年，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国务院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意见》和《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文件，决定在这一年全面开放粮食购销市场，稳定地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从“双轨制”改革开始到1998年的“三项政策，一项改革”，

再到2004年流通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过程中，国家也相继出台了建立和完善粮食储备制度、适当运用国际粮食市场调节国内粮食供需、粮食部门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经营分开运行、粮食风险基金制度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以配合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学者们在这些政策制定前后进行了激烈讨论，为我国政府制定粮食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和步骤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总结，丰富了粮食安全的思想内容。尽管对市场化过程中的一些政策选择存在不同意见，但学者们的主流意见认为，粮食流通由计划向市场，由封闭向开放的发展趋势不可改变。

四、强调贸易安全的粮食安全思想

新中国自建国以后就开始参与世界粮食贸易体系。尽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在国际贸易中，我国粮食进出口根据国内粮食产量丰欠不同，出现净进口与净出口局面的变化，但由于我国粮食一直保持着较高的自给率，并且粮食国际贸易都由国家直接控制，粮食贸易还不足以威胁国内粮食安全状况。贸易安全成为粮食安全思想重要内容，发端于布朗《谁来养活中国》一文的发表。

1995年，布朗《谁来养活中国》一文发表后，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虽然中外学者们多认为布朗的研究方法导致他得出2030年以后世界无法提供足够的粮食养活中国人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是，学者们也清醒认识到，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内粮食市场的发育，国内外粮食价格的变动及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中国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坚持粮食自给自足的粮食安全观已经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我国必须遵守对wto的承诺，逐渐取消保护农产品的各种非关税措施，实现粮食流通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粮食贸易不再是国家牢牢掌控在手的调控器，而成为了新的粮食安全风险因素。〔24〕粮食思想中，对粮食贸易的讨论逐渐成为重要内容。 布朗提出的2030年后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国内学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林毅夫在其《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一书中，基于对科技与政策的关系的理论分析提出，只要选择执行正确的政策，在21世纪，中国完全有能力达到粮食基本自给的目标，具体可以通过选择科研优先顺序，优化科研资源配置，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单产来保障粮食供给。①朱希刚从数据测算上提出，中国2010年粮食缺口为0?27亿吨，2020年仅为0?25亿吨，中国的粮食进口不到世界粮食总贸易量的1／10，不会导致世界性的粮食危机。〔25〕黄季?j则认为，城市化、市场化和收入增长将成为中国粮食需求增长的根本动因，而技术创新将会给中国粮食增长带来持续动力。〔26〕胡岳岷直接对布朗的观点进行否定，认为由于消费习惯的地域差别，即使中国人均收入上升了，也不可能达到美国人对肉、牛奶、禽蛋的消费标准，从而使布朗所认为的中国扩大对动物蛋白的需求将超过世界粮食生产能力的预测，不攻自破。另外，胡岳岷认为布朗夸大了人口对我国粮食供给所形成的挑战，认为中国人口到2030年未必像布朗预测的那样会达到16亿。在供给方面，胡岳岷认为，虽然我国存在大量的农田和灌溉用水被转作非农业利用以及存在一定程度的环境破坏，但总体来说，布朗的结论过于耸人听闻。〔27〕另外，朱泽、蔡承智、陈阜等学者都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中国未来粮食贸易的影响因素和发展趋势，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持乐观态度，驳斥了布朗的“中国不能养活中国人”的观点。但另一方面，学者们都认为粮食安全是应当随时警醒的问题，必须给予长期重视，并从各方面做出持续的努力。

其次，对是否应该大量进口粮食进行了讨论。吕新业、蔡承智、陈阜、林毅夫、田野等学者认为，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大量地进口粮食。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粮食进口规模的扩大，将会损害国际粮食供给状况，对粮价造成很大影响，进而影响其他国家的利益。并且，鉴于粮食在外交历史中常被粮食出口大国作为政治武器使用，因此，中国粮食必须保证一定的自给率，完全依赖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家和世界粮食安全来说，都是不可取的。也有学者，如柯炳生、朱希刚等支持扩大进口，认为中国不应该排斥粮食的大量进口，利用粮食国际贸易来实现国内供应的稳定的风险极低，粮食进口有利于中国粮食安全。

第三，关于粮食贸易中对粮食产业的保护的讨论。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完全排斥粮食国际贸易是不可能的。粮食贸易已经不在于是否参与的问题，而是如何利用的问题，以及在粮食贸易中，如何保

本国粮食产业的问题。对于我国粮食的对外依存度，学者们根据各种测量方法，提出过很多观点。但总的来说，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粮食外贸依存度不应该超过15%这一红色警戒线，5%—10%是理想区间。〔28〕学者们从各个角度讨论了在粮食国际贸易的冲击下，如何保护国内粮食产业。粮食贸易成为粮食安全思想中一个重要内涵，并且在粮食安全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结语

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以及入世以后中国逐步加入经济全球化，我国粮食安全思想也逐渐从单纯强调生产安全，到重视流通安全，到特别重视粮食贸易安全。发展到今天，当谈及粮食安全的时候，很少有人会单纯指生产安全或者流通安全，或者贸易安全，更多的是考虑一个综合协调的粮食安全体系，包括粮食的生产与流通、粮食贸易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可以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粮食安全思想内涵也逐渐丰富，体现出由封闭到开放的特征，是从单一的生产安全，走向综合协调的粮食安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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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论文篇4

市场经济条件下，粮食行业和粮食企业的使命怎么定位，是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政治利益最大化，还是社会利益最大化，这些问题大家认为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比较一致观点，粮食行业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社会稳定，是国家自立的基础；粮食产品关系食品安全，关系群众健康，是人民乐业的保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始终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始终是粮食行业和粮食企业肩负的历史使命。因此，粮食行业和粮食企业必须始终牢记保障粮食安全使命，既要服务粮食市场流通、服务粮食行业发展，又要抓好粮食文化建设、弘扬粮食行业精神；既要充足粮食储备、落实应急保供、完善调控手段，又要关注国家政策、学习研究政策、充分用活用好国家政策；既要根据市场行情搞好生产经营，又要根据市场需要创新管理模式，努力做大做强粮食企业，努力做优做精粮食品牌，增强粮食行业话语权，增强粮食企业竞争力。

关于粮食行业发展目标路径

为食者造福，为耕者谋利，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服务，不仅是粮食行业和粮食企业的责任，也是不懈努力追求的目标，同是完成使命、实现目标的路径。一些同志认为，粮食行业、企业文化当由使命、目标、路径等元素构成，目前粮食企业经营比较困难，为食者造福，为耕者谋利，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服务目标实现更难。又如，我国粮食生产环节是农业部门管理，流通环节归属商务部门管理，监督环节归属工商部门管理，粮食行业目标实现形式当很好研究。一直以来，粮食行业和粮食企业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新形势下，粮食行业和企业必须找准保障粮食安全的目标定位和实现途径，以品牌为龙头，以市场为导向，以产业化经营为纽带，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以服务消费大众为己任，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根本，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着力打造粮食品牌，做强做大粮食品牌，搞活粮食流通，保障粮食安全。当扩大粮食收购、促进粮食流通，保护粮农积极性，服务粮食生产，努力为耕者谋利；当树立生态发展、绿色发展理念，优化仓储管理，推广绿色储运技术，瞄准粮食绿色产品，绿色生产、有机生产、生态生产和标准化生产，提供原生态粮食，销售放心粮油，造福百姓、惠及民生，努力为食者造福；当严格贯彻落实国家粮食政策，勇于承担服务市场调控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光荣职责和神圣使命，努力为国家分忧。

关于深化国有粮食企业改革

国有粮食企业是国家粮食安全、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载体，是粮食行业的重要基础，是发展繁荣粮食文化的骨干力量。深化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加快粮食流通产业转型发展的有效举措。从总体上看，尽管国有粮食企业改革之路任重道远，粮食企业小、散、旧、弱的现状仍未彻底改变，但并不表明粮食企业发展后劲乏力。在深化国有粮食企业改革过程中，不少地区粮食企业在理顺政企关系、明晰产权制度、发展龙头企业、加快产业园区建设和做长产业链等方面都有好的做法和新的实验，取得了显著成效。大家认为，粮食企业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实现新发展，关键是要认清新的形势，迎接新的挑战，进行新的探索，开展新的创业。国有粮食企业当务之急要转变观念，丢开包袱，抢抓机遇，做大产业。既重储备更重经营，既重规模更重效益，既重主业更重多业，确保国有粮食企业收得进、管得好、销得出、效率高。当发现典型、培养典型、宣传典型，借助粮食文化建设平台，深入研究、广泛交流、大力传播国有企业改革的先进理念、有效措施和科学方法，以点带面促进现代粮食企业科学发展。

关于粮食产业园区建

设粮食产业化是粮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粮食产业园区建设是加速推进粮食产业化的重要载体。大家一致认为，随着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大市场、大流通、大粮食格局初步形成，这为粮食产业化经营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粮食企业必须抓住机遇，顺势而行，乘势而上，创势而为，端正发展方向，做大做强行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集团公司、做大做强产业园区。既要扶持国有加工龙头企业，更要扶持粮食购销龙头企业；既要扶持国有龙头企业，也要扶持民营龙头企业。当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推动企业战略合作与重组，着力培育一批起点很高、竞争力大、带动力强、效益良好的企业，以担当起粮食产业化龙头的重任。当加快粮食产业园区建设，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要求管理，高科技发展，大力推进产业集聚，积极创造条件扩区扩容，加强配套设施和服务平台建设，推动各类资源要素集聚园区。当通过产业园区建设，改善粮油仓储条件，优化粮食产业布局，拓宽粮食企业发展空间，提升粮食流通服务水平，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发挥积极作用。

关于做长粮食产业链

大家认为，粮食产业化经营能否发展壮大，关键在于产业化各经营主体间的利益联接是否紧密。粮食产业只有实现全链条、全循环，粮食企业才能实现高质量、高效益。目前粮食产业链在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等环节还存在不适应市场发展的、各环节之间相互脱节的现象，制约局限粮食产业化的进一步发展，直接影响国家粮食安全。故当创新经营模式，整合粮食社会生产要素，优化产业链各个环节，构建有机联系、完整紧密的粮食产业链。拓展延长粮食产业链，既当优化粮食系统的内环线，努力形成粮油种植、粮油购销、粮油加工、粮油副产品开发利用环环相扣、连接紧密的产业链条，提高粮食产业综合效益。又要搞好循环再生产，尤其要依托粮食产业园区建设，在现有粮食产业服务功能基础上通过有序延伸和扩张，拉长和做大做强粮食产业链，为粮食产业化经营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促进粮食企业“接二连三”发展。

关于做好做强粮食行业文化产品

大家一致认为，粮食行业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正日益成为粮食行业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省粮食局、省粮食协会学会有《粮食问题研究》和《西部粮油信息》两个文化产品，是我省粮食行业文化的宣传阵地和粮食理论政策文化科技研究学术交流的主要平台，是协会（学会）传递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重要载体，是沟通政府与企业、部门与部门、产区与销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职工的重要园地，是交流粮食企业、粮食行业发展动态、典型经验的重要渠道，是推出优秀科研成果作用实践活动的重要方式。事实证明，粮刊在研究粮经理论、探讨粮经政策、研判粮情趋势和宣传知名产品、知名企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做好做强粮食行业文化产品，务要始终坚持正确办刊方向和舆论导向，研究粮经理论，探讨粮经政策，研判粮情走势，交流粮经工作，推荐典型经验，指导改革发展，介绍安全产品，宣传知名企业，树立名人标杆，反映学会动态，推出科研成果。务要切实加强粮刊的规范化建设和管理，认真做好会刊约稿、组稿、编辑、发行、宣传工作，拓展信息量，扩大发行量，提高办刊水平，提升办刊质量，做好做强粮刊，夯实粮食文化宣传、普法阵地，增强粮食部门话语权，促进粮食行业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关于充分发挥粮食行业协会学会作用

省粮食行业协会学会换届以来，始终坚持服务粮食安全大局、服务企业、服务政府、服务社会和积极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根本宗旨，协会学会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当前粮食行业协会学会工作形势较好，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重视、关心、支持协会学会工作，社会各界日益知晓、理解协会学会作用，众多粮食企业从实践中感受到协会学会的社会行业管理服务功能。如何让粮食行业协会的声音更响亮，让行业协会的作用更发挥，正逐步成为全行业的共识。大家一致认为，粮食行业协会学会当以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发展繁荣粮食行业、企业文化；当以高度责任心和使命感，发挥行业代表作用，维护多元主体利益；当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沟通联系政企关系；当发挥行业自律作用，确保粮油质量安全；当发挥服务主体作用，作为政府会员企业；当发挥导向沟通作用，畅通信息交流渠道；当发挥参谋助手作用，成为服务智囊主体；当发挥管理督促作用，自律行业经济行为；当发挥规范行为作用，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当发挥学术带头作用，引领行业科学发展；当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切实加强行业指导特别是自身素质文化建设，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做强做优粮食行业协会学会。

关于创新协会学会交流活动学会生命力

在于研究性和学术性，学会影响力重在学术交流和优秀科研成果推出。粮食学会是粮食政策理论文化研究和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其基本重要任务是充分发挥同行认可和社会认可的优势与功能，开展高水平的政策研究、深化高质量的学术交流、推出高效率的科研成果，促进自主创新，打造学术精品。学会协会当继续坚持突出粮食特色，创新交流方式，积极开展具有广度和深度的理论政策法制文化研究和科技学术交流。当提高会议科技含量，紧紧把握时代脉搏，研究共性普遍关注重要问题，力争在粮食行业起到示范、推动和发展效应；当积极提供行业发展信息，坚持在学术活动的社会化、精品化、信息化上下功夫，大力提倡企业家办协会学会商会和研究会，由粮食专家、企业家和那些奋战在粮食企业一线的成功人士现身说法，典型引路，彰显成功经验借鉴。当不断彰显学会优势，提升学会的凝聚力、影响力、支撑力和社会公信力；当增加政策研究、学术交流经济效益，浓缩提炼研究交流主要内容，形成改革意见和建议，供全省粮食系统学习和交流。

关于广泛争取支持做好协会学会工作

粮食安全论文篇5

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满足粮食需求以及抵御可能出现的各种不测事件的一种状况，其决定性因素包括粮食生产及消费的能力和水平，同时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及外贸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①。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最早在1974年的世界粮食大会第一次提出了“粮食安全”的概念②。1983年，FAO提出粮食安全概念为“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的基本食品”③。1996年的第二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通过的《罗马宣言》，又对“粮食安全”做出了更周全的解释：“粮食安全是指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粮食，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④。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和特殊商品，粮食供求状况及其动态变化是关系国计民生、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战略问题⑤。尤其是至2007年以来出现的全球粮食危机，以及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事件的频发，给全球或区域的粮食安全带来了极其负面的影响。据FAO统计，2002－2004年期间，全球约有8．6亿人口处于饥饿之中，到2009年全世界处于饥饿人口首次突破10亿⑥。粮食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了全球很多国家首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很多发展中国家正以不同方式抗争着粮食危机。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人口基数大，水土资源紧张，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历来都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成为政府部门和研究人员的焦点问题。因此，建立区域粮食安全预警系统，全方面综合分析、衡量粮食安全状况，从国家层面考虑区域粮食安全，提前对粮食安全信息发出预报，有利于国家及时做出政策调整，对粮食的宏观调控，化解粮食安全风险⑦。 一、区域粮食安全预警模型的理论依据 粮食安全预警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由于当时世界粮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各国纷纷开始关注粮食安全问。为此，FAO建立了全球粮食和农业信息及预警系统（GIEWS），为世界各国定期公布粮食产需信息。粮食安全预警研究是通过把握社会、经济、自然等各方面的普遍规律，在此基础上将内部矛盾运动和外部环境因素相结合，以供求平衡理论为基础，分析粮食供需的本质和确定预警警情指标，对粮食安全状况做出及时的判断和预测，为国家及地区的粮食决策措施提供数据支持。粮食安全预警系统通过对粮食的产量预测，利用预先设定的评判指标体系，对粮食的供需情况进行判断。近年来，农业预警在理论层次的研究逐渐成熟⑧，但耕地预警理论的具体应用比较少，真正意义的耕地预警系统的建立目前也只停留在理论研究的层面⑨。区域粮食安全作为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参考国家粮食安全预警体系，但相对部级别更加细化瑏瑠?。本研究从粮食供给和消费两个角度出发，综合分析区域范围内粮食产量和消费状况，以此来衡量区域粮食安全状况。由于大米、面粉、玉米、大豆等是目前人们食用的主要粮食产品，因此，本研究主要考虑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四类作物。在进行粮食安全评价中，根据地区差异将区域分为粮食主要生产区和粮食主要消费区。粮食主产区生产的粮食可以供应本地区或者外输给其他地区；而对于粮食不能自给的地区，可以通过从其他粮食富余地区进行购买，以实现本地区的粮食供求平衡。如果该地区的粮食自给能力不足，又无法通过资金从外部购买到粮食，那么说明该地区的粮食处于一个不稳定的非安全状态。 二、区域粮食安全预警模型总体框架 本研究的区域粮食安全预警框架体系如图1所示。在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和自然等因子对粮食安全影响的基础上，选取粮食产量、人口和收入及消费分别作为自然、社会及经济的预警指标瑏瑡?。粮食产量是粮食供需关系的基础，直接决定区域粮食供给的多少；人口变化会导致区域粮食需求发生变化；收入及消费直接影响着区域粮食需求的实现程度，当一个区域的粮食产量不能够满足该地区的人口需求量时，该地区的人口可以通过购买其他地区的粮食来满足本地区人口的粮食需求。综合这三个指标的关系，人口和粮食产量决定着人均粮食占有量，人口和收入及消费决定着人均粮食购买量，人口自身变化决定人均粮食需求量。人均粮食占有量和人均粮食购买量能否与人均粮食需求量达到平衡是粮食安全预警的基础。本研究首先考虑了粮食产量变化率，作为粮食供给安全的预警指标。区域的粮食产量由区域作物单产水平和作物播种面积决定，粮食产量变化率Cj计算如下：式中：Cj为粮食产量变化率，i为粮食作物种类，j为年份，Yij为粮食作物i第j年单产，Aij为粮食作物i第j年播种面积，Yij－1为粮食作物i第j－1年单产，Aij－1为粮食作物i第j－1年播种面积。Cj大于1说明当年的粮食产量较去年有所增加，如果Cj小于1说明当年粮食产量较去年出现了减产，如果Cj等于1说明当年的粮食产量较去年出现持平。粮食产量变化率Cj仅考虑了区域粮食供给安全，不足以全面描述区域的粮食安全状况。因此，本研究综合考虑了人口变化、物价变化等因素，建立了粮食安全指数CSj，其计算如下：式中：CSj是粮食安全指数，i为粮食作物种类，j为年份；Yij为粮食作物i第j年单产；Aij为粮食作物i第j年播种面积；VIi为粮食作物i转化率；Eij为第j年城市人口对粮食作物i加工品需求量；Pij为第j年粮食作物i产品单价；Fij为第j年农村居民粮食作物i消费量；Rj第j年农村居民人数。当CSj大于或等于1时，说明该地区粮食作物的产量能够满足人口需求，当CSj小于1时，说明该地区粮食作物的产量不能满足的人口需求。人类消费粮食大部分为粮食加工品，如粮食作物小麦。在统计年鉴中，城市居民的粮食消费量均为粮食加工品，如小麦的加工品是利用面粉来进行核算（小麦出粉率，一等特级面粉，按照60％进行计算）。 三、区域粮食安全预警模型应用 本文以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为研究区域，利用上述的粮食安全预警体系，对该地区的粮食安全状况进行了分析。 1．数据来源 #p#分页标题#e# 本实例选的研究区域人口数据、价格及消费数据和作物产量数据来源于2005－2010年济南市统计年鉴（其中2010年长清区小麦产量为预测数据）。 （1）人口情况 从2004－2009年，济南市全市人口约603万人，市区人口为350万人左右，长清区人口从2004－2009年维持在56万人（表1）。长清区2004年时，非农业人口与农业人口的差距还比较大，非农人口仅为12．6万人，农业人口为41．14万人。到了2005年农业人口就与非农人口的数量基本相同分别为27．95万人和27．13万人，2008年农业人口与非农人口的相差1．33万人（表1）。济南市全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如表2），200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84％，到2009年人口自然增加率下降至2．61％。其中长清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特别明显，2004年长清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49％，2009年长清区的自然增长率仅为0．81％，分析客观原因为随着市场的开放，经济的发展，大部分年轻人都选择了外出求学、务工，故长清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呈下降的趋势。利用此自然增长率预测出长清区2010年人口为56．83万人。 （2）粮食消费情况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人类的消费支出也在不断的调整。以前人们的经济收入很大一部分是用来购买食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居民的收不断增加，消费观念也随之发生了转变。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变，食品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越来越小。城市居民的饮食结构调整，粮食摄取量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图2），水果、鲜乳品等其它食品的摄入量提高。近几年农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粮食的消费量没有很大的变化，长清区农村居民的饮食习惯还是以北方人喜爱的面食为主，2004－2009年，人均小麦消费量从122．90kg上升至2007年的146．70kg，随后又下降至120．39kg，总体维持在130kg左右。同时期的玉米的消费量2004年的消费量最低为22．58，随后逐年呈上升趋势，2007年的消费量达到最高为34．80kg，近两年一直保持在31kg以上。而稻谷的消费量比较低，这与当地人的饮食习惯有较大的关系，但近年来呈现出增长的态势（图3），消费量从2004年人均消费4．16kg增长到2009年的8．60kg。油脂类和肉禽类食品的消费近几年在增长，肉禽的人均消费量从2004年的13．68kg增长到2009年的17．56kg，油脂类食品消费量也从人均6．98kg增长到2009年人均消费8．51kg。以上数据说明近几年来，农村居民的生活在不断的改善，人们的饮食结构也在发生改变，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比现阶段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量，两者的饮食结构有所不同。城市居民是一种多元化的饮食结构，各种食品均衡摄入。而农村居民还是以粮食为主，肉禽蛋类为辅。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相对农村居民要高一些（表3）。一方面，农村居民可以自产自足，不需要大量购买一些食物产品，而城市居民粮食食品需要去购买；另外一方面，城市居民的饮食相对要复杂一些，其中不乏有些价格高的优质食品，而农村居民的饮食较简单。　 （3）农业情况 2011年的统计年鉴暂没有，故本研究由WOFOST作物生长模型对2010年长清区小麦产量进行预测。WOFOST模型由世界粮食研究中（CWFS）组织的粮食潜能研究课题，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和荷兰农业生物研究中心参与研发。该模型考虑光合作用、呼吸作用、生长环境等各方面的影响，通过气候、作物、土壤三个模块进行模拟，能够模拟特定环境下的作物产量。本文收集了2009－2010年山东省济南市的气象资料和土壤数据，结合当地小麦的作物信息对该地区2010年小麦产量进行了模拟。长清区2004－2009年农作物播种总面积呈逐年减少的情况（如表4），这种情况到2009年才得到好转，比2008年增加了大约852公顷。截止到2009年末粮食播种面积期较2004年没有较大变化，基本持平。小麦的种植面积稳中还有所上升，2004年播种面积为21382公顷上升至2009年播种面积23170公顷，增加小麦播种面积1788公顷。农作物的播种面积变化，反映出2004－2009年期间为了城市的发展，许多农田转为建设用地供城市的发展需要。但随着温总理提出的守住18亿亩红线的中央精神之后，地方政府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使得农作物的播种面积有所回升。长清区粮食作物为小麦、玉米、谷子、高粱等，其中小麦和玉米这两种作物是长清区粮食的支柱，从2004年起长清区小麦产量一直在10万吨以上，2004－2006年小麦产量一直保持增势，单位面积产量从5178kg／hm2增加到2006年每公顷小麦产量为5556kg，但是2007年小麦的播种无论是播种面积还是单位面积产量都有所下降，当年长清区小麦产量比2006年减产近13389吨。此问题在2008年得到重视，2008年产量明显有所回升，在种植面积减少的情况，通过提高产量使2008年小麦产量达到135094吨，但随后又出现减产。 2．模型评价 综合2004－2010年小麦总产量，通过公式1，计算出2005－2010年期间小麦产量变化率（如表6），结果显示长清区2005－2010年粮食总体上是保持平稳的发展态势。其中2005年、2006年、2008年小麦的产量较去年有所提升，2007年和2009年出现了粮食下滑。通过WOFOST模型模拟的2010年产量，预计长清区2010年总产量基本与2009年持平，小麦产量变化率为0．99，说明2010年较2009年产量出现略微下降。出现产量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2010年天气情况比较异常，长清区从2010年4月以来就出现雨水较少，并且气温一直较低的情况，并导致小麦的整个生育往后推迟了近10天左右，严重影响了小麦的生长。济南市区以工业、商业为主，不种植粮食作物，没有参与直接生产粮食，该地区属于粮食输入地区。济南市区居民的粮食需求从其他粮食生产地区进行购买来满足。本文假设长清区的粮食输出至济南市区，长清区的小麦需要满足本地区的居民和济南市区居民的需求。利用粮食安全评价公式2对长清区的小麦安全指数进行评价，分析长清地区的小麦产量安全情况。评价结果显示：2007年长清区小麦粮食安全系数为0．94，小于安全指标1，该年份长清区的小麦不能够满足长清区和济南市区居民的需求，故认为属于不安全状况。发生此情况，只能从粮食储备或其他小麦产区购买来满足该地区居民的需求。其他年份长清区的小麦足以满足两地区居民的需求，故认为是安全的状况。图4中显示。2005－2007年长清区的小麦粮食安全系数呈下降趋势，可以预测该地区的小麦产量变化趋势为不安全状况，需要得到重视。从2008年开始，长清区的小麦产量得到提高，粮食安全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故本研究方法可以为粮食安全预警系统提供参考依据。#p#分页标题#e# 四、研究结论 本文从粮食供给和粮食消费两方面入手，提出了粮食产量变化率和粮食安全指数两个指标，利用其建立了区域粮食安全预警系统，并对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的粮食安全状况进行了评价。研究表明，粮食产量是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保证耕地安全是粮食生产安全的核心。耕地安全既有数量安全又有质量安全两方面的要求。在耕地数量稳定的前提下，科学技术的应用、高效的农田管理和完善的水利等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是提高粮食产量的手段。此外，农民是农田管理的执行者，切实保障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是确保粮食安全的关键。只有解决好粮食生产的根本问题，才能有效地提高粮食产量，在国家有力调控、健全的国家和地方粮食储备体系下，粮食安全问题能得到较好的解决。 本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如受数据限制，对未来气候变化、土壤退化、粮食播种面积变化等因素考虑不够。模型仅考虑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四类作物，而对其他作物考虑不够，也没有考虑粮食库存状况，仅考虑正常情况下作物产量是否能满足当年人口的需求瑏?瑣。模型对生物能源的迅速发展带来的“与人争粮、与粮争地”等考虑不够。这些问题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进行深入分析。

粮食安全论文篇6

关键词 食物安全；食品系统；可持续；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F062.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9-0157-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9.026

在资源短缺、自然灾害频发和食物价格大幅上涨等因素的影响下，食物安全问题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我国讨论粮食和食物问题时，在很多方面用“粮食安全”来代替“食物安全”。这种做法在食物匮乏的历史阶段，有利于突出核心问题，解决主要矛盾。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基本的生存水平，而追求更高的营养需要。在新环境和新形势下，依然用“粮食安全”来代替“食物安全”可能导致观察分析问题过于简单化，使研究结论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继而误导政策方向。现在国际上有一种新兴理论，即食品系统理论可以为我们研究食物安全提供新的视角。这一理论是最近十几年在国外兴起的农业和食品经济的新兴理论，在我国还很少有学者关注，但在日韩已经形成了新的研究热潮。本文试图引入国外新兴的食品系统理论，在探讨其概念内涵和理论背景的基础上，剖析食品系统与食物安全的关系，影响食物安全的因素和研究视角，期望为我国研究食物安全提供新的思路。

1 食物安全研究现状

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食物安全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基础，因此食物安全研究也备受学者们的关注。在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着两种研究倾向：一是用“粮食安全”概念代替“食物安全”来研究食物问题；二是以粮食不安全为前提研究粮食供求平衡问题。以下分别就上述两种问题进行探讨。

1.1 食物安全与粮食安全

国内多数研究在讨论食物和粮食保障问题时，普遍使用FAO（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的“粮食安全”概念作为讨论前提［14］。“粮食安全”是英文“Food Security”的译语，早期在引进“Food Security”概念时翻译而沿用至今。“FOOD”的含义是食物、食品，包含一切能够给人类提供营养的可食用物品，比粮食包括的范围更广；“粮食”的英文对应单词是“GRAIN”，包括谷物和薯类。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定义是：粮食包括稻谷、小麦、玉米等谷物、薯类、豆类及其他杂粮。按照FAO的统计规范，食物或食品的范围包括：谷物、淀粉块茎(木薯、马铃薯、甜薯、红薯等)、糖类、豆类、坚果、油料、蔬菜、水果、刺激物(咖啡、可可豆、茶)、调料、酒类、肉类、食用蛋白、动物脂肪、奶类、蛋类、鱼和海产品、其它水产品及其它，共18类。粮食只是这18类中的4类。可见粮食并非等同于食物或食品，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种译法并不准确。

“Food Security”概念引入中国最早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时人们的消费水平较低，主要的食物就是粮食，因此，将“food”替换为“粮食”可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核心，符合当时中国食物安全的实际需要。在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食物消费水平下，由于食物匮乏，所有的食物几乎都处于短缺状态，解决好粮食短缺问题就基本解决了食物安全问题，因此这种概念的置换有其合理性。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居民的食物消费水平也在不断的升级和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以粮食为主的食物消费局面逐步得以改变， 2007年粮食消费占食物消费总量的比重下降至三成。在这种状况下，看不到食物变化的格局，仍然以传统思维方式来分析新问题、判断形势、提出政策建议，必然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导致政策偏差 ［5］。对此，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食物安全”、“食物供给安全”等用语，以适应更广泛的食物消费格局的变化和食物安全问题。由于这两个用语含义相同，而“食物安全”更为简洁，因此本文采用“食物安全”这一用法。

1.2 关于食物安全内涵的解释

FAO的多种研究报告中指出，“食物安全”是一个弹性概念，如果要使“食物安全”概念具有政策意义，需要恰当的界定。FAO以及《国际食物安全条约》、1974年世界食物大会发表的《消除饥饿与营养不良全球宣言》及该大会批准的《世界食物安全国际约定》、1996年世界食物安全首脑会议发表的《世界食物安全罗马宣言》等，都针对此进行了探讨。国际上关于“食物安全”的定义多达200多种，其中有代表性的定义主要有以下5种：

(1)1974年世界食物大会。食物安全是“在任何时间，世界食物供给在维持基本食物消费的增长与抵御生产和价格的波动上的有效性。”

(2)1983年联合国食物与农业组织的修改定义。食物安全是“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物”。

(3)1986年世界银行。1986年世界银行《贫困与饥饿》报告中提出，食物安全是“在任何时间所有的人获得满足积极、健康生活的足够食物。”

(4)1996年世界食物峰会宣言。食物安全是“在个人、家庭、国家、地区、全球层次上，所有的人在任何时间都能在物质和经济上获得足够、无害、营养的食物，以满足他们积极、健康生活所需的食物需要与食物偏好。”

(5) 2001年联合国食物与农业组织。2001年联合国食物与农业组织在《食物不安全状况》报告中定义，“食物安全是这样一种存在状态，即在任何时间，所有的人从物质、社会、经济的途径获得足够、无害、营养的食物，以满足积极、健康生活所需的食物需要与食物偏好。”

综合上述五种定义，从食物安全的类型来看，主要有两种：一是立足于解决饥饿问题的基本食物消费保障观；另一类是不仅要保障基本食物消费，而且要保障较高水平的食物消费需求。从时间上来看，食物安全的概念是在动态变化的，从最初的基本食物保障观念向更高水平的食物保障观念转变，反映了国际上在不同的食物营养条件下对食物安全的认识也在随之变化。

在我国长期以来前一种观念较为普遍，然而近年来也有部分研究已经开始对过去进行反思，认为只研究粮食问题已不符合现实状况 ［6-7］。尽管粮食在食物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并可以通过转化替代一些其他食物，但是实际上粮食替代其他食物是有限的；反过来看，其他食物也可以替代粮食，往往在满足基本生存条件后更是如此。实际上，就现代消费而言，通过粮食转化生产其他食物的程度越高，特别是肉蛋奶，恰恰不是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而是为了满足人们更高水平的营养需要。作者认为应该根据现实的居民饮食消费需要，把粮食、肉禽、蔬菜、蛋奶、水产品等在内的各种食物及其加工品都囊括其中，只有满足居民所需要的所有食物的安全才是高水平的食物安全保障 ［5，8］。

1.3 基于供求平衡的粮食安全研究

一直以来，由于将“粮食安全”和“Food Security”视为同一概念的中英文表述，所以，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粮食安全问题的研究。这些成果多是从供求平衡的角度研究粮食的供给安全问题 ［9-11］，且多数研究结论显示，现阶段在口粮上中国并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而主要问题在饲料粮上。就此有学者提出“二维空间”论，认为解决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需要充分利用好“二维空间”，即粮食的国内自给与粮食贸易。但是，粮食供求平衡与食物安全是不同范畴的概念，粮食供求平衡问题是指生产供给(包括国产和进口)与国民的消费需求是否相适应；所谓食物安全问题，应当是指能否保障国民的基本食物消费。供求平衡只关注生产和需求，而保障食物安全需要关注更多的问题。因此，有学者提出了“五环节”说和“大粮食”概念等。“五环节”指生产、流通、储备、进出口和低收入人口的定向补贴［2］；“大粮食”概念认为要从粮食经济运行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各个环节上看粮食安全［4］。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我国的食物安全研究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集中于粮食安全问题研究，以贫困和饥饿问题为前提，目的是保证居民的基本食物需要；二是重视粮食的供给安全问题，把供需平衡作为实现粮食安全的基本方法，关注生产和需求。过去几十年这些研究方法在粮食安全研究与政策制定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部分学者已经认识到过去的方法已经逐渐失去了有效性，而逐渐被新的观点所取代。首先，把“粮食安全”等同于食物安全，虽然在以谷物等粮食为主要食物的消费阶段这种研究方法有其合理性，但是由于经济的发展和饮食消费需求的变化，很多学者已经认识到食物安全应该从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向满足更高的营养需要转变。其次、基于供需平衡来研究粮食安全问题时往往只关注生产和需求，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生产与消费需求之间介入了更多的环节，而保障食物安全除了要关注生产和需求以外，还需要关注加工、流通和分配等更多的问题。

现阶段多数研究还只是从各自的观点出发对食物安全进行了零散的分析，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支持和整体思维。本文引入国外新兴的食品系统理论，为食物安全研究提供了更系统的理论指导和新的食物安全理念。

2 食品系统的概念及内涵

“食品系统”是 “Food System”一词的直译，也有人翻译成“食物系统”或“食物体系”，但是由于最早介绍这一概念的文献使用的是“食品系统”，因此本文采用“食品系统”。这一用语来自于英美农业经济学界，由安玉发等人［12］介绍至我国。从文献来看，这一用语早期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教授B.W. Marion［13］等人提出，而后EC委员会的研究报告 “Prospects for the European Food System”［14］中首次进行了概念界定：“食品系统包括食物链” （Food Chain），食物链是指“农民―食品加工业者―食品零售业者―消费者”的连锁”，而“食品系统不仅包括食物链，而且还包括农业资料与设备提供商、食品加工设备供应商等”。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引进了这一概念，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高桥［15］认为“食品系统是把农林水产业、食品制造业、食品批发业、食品零售业、餐饮业和食品消费作为一个整体，从他们之间的关联性入手进行系统化研究的一个体系。”它的范畴包括“上游”的农林水产业、“中游”的食品制造业与批发业、“下游”的食品零售业与餐饮业以及作为“湖”的最终消费者，并包括将对其产生影响的各种制度、措施和技术创新在内的系统。”

其构成要素又分为两个层次，直接的和间接的。农林水产业、食品制造业、食品批发业、食品零售业、餐饮业和食品消费等为直接要素，即直接参与食品农产品的生产和流通的主体。此外，从更加宏观的视角，食品系统的构成要素还包括各种相关制度、措施等政策主体，为农业提供融资的金融主体，和提供饲料、肥料、农药、种子等生产原材料的农业资料产业等。此外，高桥等人认为食品加工、流通和零售的关联产业，如食品包装业、食品印刷业、广告咨询业、自动贩卖机供应商等主体，通过技术创新也会间接地影响食品系统的运行 ［15-17］（见图1）。

上述构成要素通过各种关系相互关联，形成了食品系统，因此要素间关系也是食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关系的调节形式来区分要素间关系可分为内部组织关系、中间组织关系和市场交易关系，高桥等人称之为“主体间关系”。内部组织关系通过组织内部决策机构行使权力进行管理；市场交易关系是由市场的价格机制来调节。而中间组织关系则介于内外部之间的组织形式，如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技术合作、战略联盟等是近年在食品系统领域逐渐增加的合作形式，也是食品系统非常重视的研究课题。

3 食品系统理论与食物安全

3.1 核心立论

在食品系统理论创建初期，学者们之间形成了两种主要的论点，国家食物安全论和消费者论。

前者以高桥［15］为代表，认为食品系统理论应该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为目标，构筑和谐的食品系统（各主体的协调配合），以及在资源与环境问题背景下的食品系统的变革问题”为研究目的。生源寺［17］代表了后者就此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从“FOOD”一词就可以看出“食品系统”本身就是以消费者的视角为重心的，因此 “食品系统研究应该是为了实现人们更加富裕的饮食生活”而服务。作者认为这两种观点并不矛盾，只是范畴不同，保证国家的食物安全也是为了满足国民（消费者）的食物需要，只是前者更加侧重于整体，而后者侧重的是个体，前者提出的是国家的食物安全，后者提出的是个人的食物安全。

3.2 可持续的食物安全观

受资源的有限性和农业生产中的收入递减原则的制约，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必须改变过去一味向农业求保障的做法，可持续的食物安全保障才是长远的食物安全解决办法。此外，随着饮食消费的升级，便利化、营养化、丰富化、效率化等饮食需求的增加，使食物生产、流通和消费等各环节产生的废弃物越来越多，对环境的破坏也日益严重，因此必须注意越来越严重的由食品系统产生的环境问题以及资源问题。基于食品系统理论，高桥［18］提出了一种可持续的食物安全理论，动脉与静脉理论。他认为食品系统对于国家或地区就像人的血液系统，布满全身，为人类活动提供充足的养分。血液在肺部与吸入的氧气混合，再由心脏经过动脉和毛细血管输送到全身，这一过程就相当于食物由生产、加工、流通，最后被消费的过程，称之为“动脉流”。而氧气在身体末端被消费变成能量，同时血液也会把这一过程当中产生的二氧化碳等废物吸收，再由静脉经肾脏、肝脏和肺净化，然后再次被输送到全身，这一过程相当于把食品在生产-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回收、再利用的过程，称之为“静脉流”。

过去人们关注的多是动脉流，实际上只有动脉流是不够的，如果没有静脉流则各个器官就会生病，无法持久工作。也就是只有动脉和静脉同时正常运行，血液才能循环起来，身体才会持续的得到活动所需要的足够能量。因此，只有食品系统上的各个主体协调配合，通过提高效率、减少浪费，同时还要注意越来越严重的由食品系统产生的环境问题以及资源问题，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食物安全。

3.3 影响因素

影响食品系统变化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四个［18-20］：①消费者需求，消费者饮食需求的变化对食品系统和其构成要素的影响。消费者的饮食需求会随着经济的发展程度、社会家庭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而不断变化。饥饿的时代、温饱的时代和超饱食的时代，饮食需求从量到质，再到追求多样性、便利性和时尚性；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也带来家庭的小规模化、食化和饮食的外部化，这些变化可能会带来餐饮业、食品制造业或其他新的产业的发展，进而对食品系统整体产生影响。②生产、加工、流通、消费中的技术创新是改变食品系统的重要影响因素。十几年来冷藏、包装、保鲜、加工、信息等技术的进步给食品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不仅改变了食品系统，而且也改变了消费者的饮食生活。如冷藏和保鲜技术的进步使运输实现全程冷链，弥补了远程产地与消费者之间的地理距离和时间距离，使消费者全年都能获得丰富而新鲜的食品供应。③企业的商业行为。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为了获取竞争优势而进行战略联盟的案例在食品产业也越来越多，如产销联盟、研发联盟以及垂直一体化等。这种企业间联盟不仅限于产业内，还有很多纵向的跨产业的合作。探究企业间合作中食品企业的商业行为与权力关系的变化，以及对农业生产者的影响尤其重要。④政府的制度与政策。在食品系统的运行中政府的制度与政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农业保护与扶持、食品安全以及农产品贸易等各方面的制度与法规直接影响着相关产业的发展，而且还会通过主体间的关联性间接的影响到食品系统上的其他产业。

3.4 研究视角

对于研究视角高桥［15］认为应该把食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从他们之间的关联性入手进行系统化研究”。这一主张主要来自于对传统农业经济学研究的反思，农业经济学是从农业的视角去考虑供需平衡问题，具有生产导向；而且研究问题时容易限定于某一产业内，而忽视与其他外部要素的关联性。食品系统是由处于不同产业的多个主体构成，这些主体在经营与决策层面具有独立性，同时又相互关联，通过市场交易，合作、联盟等各种中间组织形式或内部组织联系在一起，呈现出多层次性、各要素之间的独立性、相互关联性的系统特征。而这种系统特征直接蕴含了不稳定性的存在，任何一个主体的变化都会通过其关联性对其他主体，以至于对系统整体产生影响。因此，食品系统理论非常关注主体间关系对系统绩效，即食物安全，的影响。此外，生源寺［17］等提出研究农业和食品问题还应该注意“以消费为起点”。即以消费需求为导向是食品系统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的视角。

综合高桥和生源寺的观点，食品系统理论的研究视角是将各个经济主体联结而成的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以消费需求为导向从主体间关系入手来进行系统化研究。

4 新的食物安全理念及在我国的应用

食品系统理论为我们提出了新的可持续的食物安全理念，符合我国未来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导向和实际需要。自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以来，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决议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调整经济结构和布局，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22号等一系列文件，“十一五”规划也把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列为基本方略。从“大生产、大消费、大浪费”的粗放的资源消耗型增长方式转变为可持续的资源节约型增长方式已经成为我国的国策和未来发展的战略方向。

在此背景下，改变现有的只重生产和供给的食物安全观，建立可持续的新的食物安全理念是现实和必要的，新的食物安全理念需要注意以下三点。

4.1 以消费需求为导向

食物安全的内涵需要根据实际的消费需求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食物安全需要。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食物安全的具体问题也存在很大差别。对于仍处于贫困线边缘，解决饥饿问题为主要需求的时期，从国家层面上获得足够多的粮食成为首要目标；而对于经济发达，均衡营养为主要需求的时期，确保每个公民获得足够、安全、富有营养和满足需求偏好的食物成为食物安全需要考虑的重点。

我国正处于这两种情况之间，解决了贫困问题向发达经济转变的过渡时期，但是公民的营养和健康意识已经足够强烈，当市场出现某种常用甚至非常用食品的价格快速上涨时，消费者对这一食品的可及性（可获得程度）降低，即会引起恐慌心理，导致对食物安全的不安感的放大，如近年的绿豆、大蒜和姜等。因此，在我国已不能用国家层面的粮食产量和需求量来衡量食物安全，有必要从消费需求的视角，以确保常用食品的供给安全为基础，并兼顾一些非常用食品来考察食物安全水平。

4.2 食物安全的内涵和范畴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进入饱食阶段以后，食物安全应该以满足人们更加丰富的饮食需要和需求偏好为目标，确保每个公民在时间、空间、经济上无障碍的，获得足够、安全、富有营养的食物。在家庭直接消费的生鲜农产品当中，谷物等粮食虽然在饮食中仍占有主要位置，但是其重要性在迅速下降，而肉蛋奶蔬和水产品等副食品需求不断增加。此外，加工食品和外出餐饮的需求则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继续扩大。这其中任何因素的变化都有可能影响到食物供给和食物安全保障。因此，只有把研究视角放开，才能看清食物安全问题的全貌，更好的协调和解决好现代的食物安全问题。

根据食品系统理论，我们可以把参与食物安全保障的主体分为两个层次，直接的和间接的。直接的保障主体包括农林水产业、食品制造业、食品批发业、食品零售业、餐饮业和食品消费；间接的主体包括政策主体、金融主体、农业资料供给主体。

食品系统理论认为各个经济主体相互关联，任何部分的变动都会通过其关联性对食品系统的整体绩效，即食物安全，产生影响。

4.3 可持续的食物安全观

食品系统的研究者们运用动脉和静脉理论提出了可持续的食物安全观。把食物由生产、加工、流通，最后被消费的过程，称之为“动脉流”；把这一过程中个各环节所产生的废弃物回收、再利用的过程，称之为“静脉流”。只有动脉和静脉同时正常运行，血液才能循环起来，人类才会持续的得到活动所需要的足够能量。因此，只有食品系统上的各个主体协调配合，通过提高效率、减少浪费，同时还要注意越来越严重的由食品系统产生的环境问题以及资源问题，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食物安全。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38亩，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人均淡水资源量为2 100m3，仅为世界平均水准的1/4。我国由于土地、水等农业资源的脆弱性，食物供给的持续扩大是难以为继的，因此，需要在国家层面建立可持续的食物安全观，系统全面的分析食物安全问题，制定可持续的食物安全战略，并有计划有步骤的加以推进。可持续的食物安全战略除了要在农业生产中减少资源的投入外，还需要提高食品系统中间阶段的原料的综合利用效率，以及通过废弃物的再利用，增加可使用的资源量。我国不仅需要考虑在农业生产阶段注意引进绿色、节能节水技术，减少资源的投入，还需要把减少加工、流通过程中的资源浪费提高到足够的高度加以重视。可通过诱导性政策促进企业引进科学的管理和技术创新，减少浪费，提高原料的综合利用效率，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严格控制食品企业的废弃物排放，以及激励企业把废弃物资源化和再利用的行为。此外，还要在全社会范围内教育并强化公民对食物资源的节约意识，减少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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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Security:An Approach Based on Food System Theory

ZHANG Qiuliu

（Graduate Universit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China）

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growth, consumption upgrading, resource shortage and seriou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new ideas of sustainable food security are proposed in this paper. Food security has always been the base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stability and national independence. However, most domestic scholars are still studying modern food security problems with the same approach they took 30 years ago in the period of food shortage, which results in the fact that these research conclusions do not apply to the present reality. How to meet the continual upgrading demand for food consumption while conserving resources and reducing waste? This becomes a new challenge for food security in the future. In this paper, first of all, the author approach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national food security, pointing out deficiencies and problems. Next, upon introducing updated food system theory abroad and exploring the connotation of its concept,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od system and food security, as well a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food security. Finally, the author further extracts new food security concepts based on the food system theory, providing new ideas for the research of food security in China.

粮食安全论文篇7

关键词：粮食安全；粮食生产；粮食流通；粮食消费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30-0010-03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对待粮食安全问题始终保持高度警惕。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列为2014年经济工作的第1项主要任务，提出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央再次重申，18亿亩耕地红线仍然必须坚守。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城镇化、工业化发展中以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着一些对粮食安全的潜在危机，国家出台的《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指出，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挑战有：消费需求刚性增长，耕地数量逐年减少，水资源短缺矛盾凸现，供需区域性矛盾突出，品种结构性矛盾加剧，种粮比较效益偏低及全球粮食供求偏紧。因此我们应该保持居安思危的态度，审慎的思考中国粮食安全的严峻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在全球经济社会一体化的背景下，国内外学者对粮食安全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本文从粮食可获得的角度，通过粮食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来分类整理中国现有的粮食安全研究成果，尝试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简要评述。

一、研究现状

（一）基于粮食生产安全角度的分析

1.耕地与水资源

耕地资源作为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其数量、质量变化势必影响到中国粮食生产。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原本稀缺的耕地资源被非农用地占用，耕地面积不断锐减，使中国人地矛盾日趋激化，因此国内学者基于耕地视角下的粮食生产研究最为广泛。傅泽强（2001）指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将使部分原本稀缺的耕地资源不可逆转地转为非农用地，人地矛盾将更加尖锐。崔亚平（2011）也认为，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以及人口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粮食需求将呈现刚性增长，而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等对粮食生产的约束日益突出[1]。傅泽强、蔡运龙等（2001）通过分析耕地数量变化及质量状况与粮食生产的相关关系，指出在物质、技术投入水平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耕地资源数量增减变化对粮食生产起强约束作用，同时耕地质量的优劣对粮食生产具有显著影响[2]。余振国、胡小平（2003）则提出，中国未来耕地面积减少的趋势难以避免，粮食安全目标的实现既不能过多地依靠保持现有耕地的数量又不能过多地依赖粮食进口，最根本的途径是提高耕地质量和增强耕地生产能力。陈百明、周小萍（2004）在探讨了耕地资源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后，指出耕地面积年变化率和粮食总产量年变化率之间的相关性并不强，相反，粮食播种面积变化率和粮食产量变化率之间的相关性较强。尹成杰（2005）则用数据指明，粮食播种面积每增加1%，可增产粮食0.88%[3]。要保证中国耕地与粮食安全，封志明（2000）指出需要从“藏粮于库”转移到“藏粮于土”战略，全面提高土地资源的综合生产力。李天杰等（2006）具体地从土地质量、生产能力的角度，基于农用地分等成果估算粮食生产能力的方法探讨了保障粮食安全的思路。陈百明、周小萍（2005）通过估算预期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人均粮食需求量以420kg为准，计算出中国粮食自给率达到90%时，中国近期最适宜的耕地资源安全底线为人均0.056hm2 [4]。上述从耕地资源角度分析中国粮食生产安全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综合大家的观点可以看出，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措施，保持耕地数量、提高耕地质量、提升耕地生产力是增加粮食产量、保护粮食安全的一项最基本的措施。

2.科技进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科技为中国农业生产增产做出了突出贡献，依靠农业科技创新是提高粮食单产、发展中国粮食生产的重要途径。朱希刚（1999）通过对粮食增产的技术进步作用进行测算，指出在耕地面积略有下降的趋势下，中国粮食增产主要通过现有农业科技成果的有效推广运用，为进一步提高粮食产量，中国必须努力克服粮食生产技术进步的障碍[5]。钱万强、刘燕美等（2010）提出了影响粮食单产的基础科学问题，并从优良品种培育、高产栽培和农田土壤等方面总结了973计划的成就，同时对农业重大基础研究保障粮食安全提出建议。为达到用18亿亩的耕地保护16亿人的粮食安全的目标，姚辰、唐欢等（2013）认为粮食增产不是扩大耕地面积的原因，而是提高单产的结果，因此需要通过加大科技和投入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6]。据赵芝俊等（2006）测算，近二十年中国的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总体上不断提高，由1986年的20.52%上升到2003年的46.55%。卢昆、郑风田（2007）分析表明在其他投入相对不变的情况下，国家财政对农业科研投入费用的增长率每增加1%，粮食总产量的增长率为0.119%，因而从政府的角度，为进一步提升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需要加大国家财政对农业科研的经费投入[7]。相关学者的研究表明，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可以提高中国粮食单产，在耕地资源有限的前提下，科技创新是中国粮食增产的重要途径。然而，近年来，中国农业科技创新滞后，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不健全，重大科研成果比较少，科技进步贡献率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的距离。

3.种粮主体的影响

农户作为粮食生产的主体，因此农户种粮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粮食安全。种粮农户视角下的粮食安全着重从农户家庭资源配置、劳动力素质、农户理性选择等角度进行分析。张宁、陆文聪（2006）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技术实证研究了中国农村劳动力素质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素质的变化对中国农业效率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差异，尤其是农村劳动力的质力素质提高对中国农业技术效率的增长更具有显著作用[8]。张鹏（2012）指出短期之内粮食补贴政策对于农民种粮行为更多是精神层面的刺激，而非经济利益的刺激作用，粮食补贴政策在对粮食生产有所激励的同时也在刺激着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9]。张全红（2011）通过历次粮食周期性波动的考察，总结出粮食政策调整能够引起的粮食周期波动，并提出应在生产、流通等多个领域以多种方式对粮农进行补贴，以调动种粮农户的积极性，弥补以往政策的不足[10]。张鹏（2012）认为农户行为不仅取决于农户是否种粮，更取决于农户对市场结构、价格、政策等外部环境的反应能力。农户作为一个理性人，面对种粮和外出打工的相对收益不断下滑，农户的理性选择就是对家庭内部资源进行调整，越来越多的兼业型农户出现，造成农户种粮积极性不高、大量耕地被撂荒。

（二）基于粮食流通安全角度的分析

历来粮食生产是研究粮食安全最基本、最重要的方面，然而，粮食流通问题也越来越受政府及学者的重视。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应的粮食流通体制，采取适当的流通政策，对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具有重要作用。邵立民（2007）指出，为当前中国必须建立和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运转灵活、高效安全的粮食流通体系，确保中国粮食长久安全。粮食流通供给是从生产到消费之间的桥梁，田新平（2011）指出，粮食流通安全状况主要受粮食的储备水平，国际贸易及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和流通速度与价格来反映，同时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是各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普遍规律，因此建议中国进行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洪凯（2008）以东南亚粮食危机为例，指出此次东南亚粮食危机无法及时缓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多数东南亚国家的交通、仓储等粮食物流基础非常落后，因此中国要大力加强粮食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合作[11]。翟书斌（2013）认为应在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加大对粮食流通产业的支持力度，完善流通产业支持政策[12]。

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立足国内自给，余额进口调节的粮食安全战略。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农产品国际贸易中，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粮食安全的影响因素越来越复杂。李成贵（2002）指出在新的背景下，粮食安全问题需要同世界粮食供求状况联系起来，中国利用国际市场，有利于中国农业比较优势的发挥[13]。然而一些学者对此表示担忧，向颖佳（2008）认为，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中起主导作用，控制着农产品市场，同时，部分国际组织的原则和政策加强了跨国公司的控制程度，因而国际贸易对不发达国家的粮食安全带来了威胁。从国外进口粮食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以虚拟水、虚拟土地的形式进口水资源、耕地资源。马静等（2006）通过分析虚拟水国际、区际流量关系，得出外流域调水工程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社会稳定的重大举措。相关研究表明，在中国水资源短缺约束力日渐增强的背景下，虚拟水战略是解决中国水资源短缺与粮食安全的新选择（柯兵、柳文华等，2004；柳长顺、陈献等，2005；鲁仕宝、黄强等，2010）。成丽等（2008）的研究表明，中国已成为一个虚拟耕地净输入国家。由于虚拟水、土资源对于缓解中国水资源紧缺、耕地资源紧张、确保粮食安全、维护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均有积极作用，因此可以将其作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有效工具[14]。

（三）基于粮食消费安全角度的分析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居民的食物消费结构将会发生一些变化，表现为畜产品、水产品和加工产品的消费比重增加，而口粮消费则相对减少，进而引起粮食需求结构及总量的变动。高铁生（2013）研究表明，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显著提高，粮食消费结构升级，更多地追求质量和品质保证，而不仅仅满足于数量上的安全。黄季（1999）研究显示，一个居民从从村转移到中小城市，其口粮年消费量将减少58.3公斤，转移的特大城市减少64.2公斤，同时，转移到中小城市其畜产品年消费量增加4.2公斤，转移到大城市增加7.2公斤。王铮、郑一萍（2001）通过模拟全球变化条件，分析发现粮食安全还受全球变化的外部强迫影响，在保持人民消费水平持续增长的前提下，中国未来粮食生产有可能不能满足需求增长的要求，存在7%～8%的粮食缺口。陈一茗（2010）从全球粮食危机的原因分析，得知世界各国生物燃料计划的启动，极大地冲击了粮食需求，是粮食价格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因此，世界各国应该积极引导对粮食的合理消费，调整农产品消费结构，在保证居民对粮食的需求的前提下，适当控制生物能源的发展规模[15]。综合相关研究观点发现，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必然导致口粮消费的减少，但是从长期来看，居民对畜产品、加工产品的消费需求持续增加会扩大工业用量及饲料用量的消费，因而中国未来口粮消费是否会减少还要考虑诸多因素[16]。

二、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学者关于粮食安全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涉及粮食生产、流通、消费等多方面。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深入地探讨粮食安全问题，这便于更加全面地审视中国的粮食安全态势。但是现有的研究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粮食安全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现有的研究结果多数以宏观的角度思考问题，较少从微观的角度思考问题。例如，在研究粮食消费环节，多数研究是从中国消费结构的变化因素进行思考，较少地从居民个体的视角进行分析。从微观的角度来看，粮食消费安全与居民的消费偏好、理性选择、从众心理等有关。二是粮食安全设计生产、流通、消费安全，在考虑问题时，三个环节是相互联系的整体，过于分散的研究只能得出较为片面的结论，因而可以将其联系起来，结合当代社会的变化，动态地考虑问题。三是粮食安全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问题，它还涉及到农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生物学、数学等多门学科，因此在分析问题时可以综合各个学科，寻找更有利的分析工具。但是现有的文献分析问题时使用的工具比较局限于模型建立、经济假设、供给需求理论等，以后的研究可以尝试用公平与效率、博弈论、公共选择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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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黄季.中国的粮食安全面临巨大的挑战吗[J].科技导报，2004，（9）.

A Literature Review on China’s Food Security

WANG Rui-bin，ZHAO Cui-pi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city，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Food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lihood，but also the people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means of livelihood.Food security and economic sustainable development，social harmony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are closely related.To ensure national food securit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s of the government and social concern，academic research is very much on the food security problem.This paper，through combing the literature reviews，tries to point out the deficiency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from the food production，food circulation，and food consumption so as to provide some convenience and indicate the direction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粮食安全论文篇8

关键词粮食补贴政策；作用路径；产量效应

中图分类号F3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9-0100-07

保障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2004年以来，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了粮食直接补贴、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理论上讲，粮食补贴政策有利于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增产，但是实际效果能否达到理论的预期效果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有些学者认为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显著，有的学者认为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甚微，究竟其原因，除了研究方法以及调查样本选取上的差异以外，还有就是对粮食补贴政策如何影响农户生产行为的问题认识不清。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析现行粮食补贴政策的作用路径和产量效应，据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1研究进展

粮食补贴政策实施以来，政策的实施效果成为相关学者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多数学者研究认为粮食补贴政策达到了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增产的效果。粮食补贴政策最直接的效果就在于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粮食供给量大幅度增加[1-3]；张海阳、宋洪远[4]和张照新、陈金强[5]的研究表明粮食补贴政策对恢复粮食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起到了明显的成效；，刘鹏凌、栾敬东、蒋学雷、孙东升等[6-7]则认为粮食补贴政策达到了农民满意、政府满意的效果。

但也有学者认为，低水平的粮食补贴对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对粮食增产的作用不明显。粮食补贴政策对提高农民种粮净收益有一定的作用，但由于目前补贴水平过低，不足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8-10]；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无论采取何种补贴方式，对粮食产量的影响都不大[11]；粮食补贴政策的增产目标与增收目标没有有效耦合[12]；尤其对于“脱钩”的补贴政策，难以实现理论上对粮食生产的刺激作用[13-14]。

粮食补贴政策对促进粮食增产究竟起到多大的作用，需要从粮食补贴政策的作用路径进行深入研究，分析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粮食生产行为的影响，然而，现有的研究文献明显缺乏对粮食补贴政策作用路径的分析研究。在研究视角上，尚未充分关注粮食补贴政策诱发的农户生产要素投入变化及其对提高粮食产量的影响效应。在研究方法上，大都基于统计数据和调研数据的描述性分析，仅有少数学者采用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但把粮食补贴作为政策虚拟变量，也没有考虑到具体的粮食补贴水平。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农户行为经济学理论，构建了农户生产行为决策理论模型，阐述粮食补贴政策的作用路径，在此基础上，基于安徽省381户农户微观调查数据，采用扩展的C-D生产函数实证检验现有的粮食补贴水平对农户粮食增产的影响，并据此进一步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2理论模型

农户是粮食生产的行为主体，其种粮行为受到国家粮食补贴政策的影响，对农户种粮行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户对粮食生产的要素投入上。粮食补贴政策是国家向农民发出了鼓励和重视粮食生产的信号，旨在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达到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目的。那么，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户，对国家的粮食补贴政策将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会加大对粮食生产的基本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的投入吗？本文将构建农户粮食生产决策行为的理论模型，分析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种粮行为的影响，阐述粮食补贴政策的作用路径。

2.1对农户种植决策行为的影响

农户种植行为决策的理论模型考察的是，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户，在耕地资源约束条件下追求收益最大化[15]。假定农户仅仅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大部分用于市场出售，市场价格为外生变量，分散的农户只是价格的接受者；农户对种植结构的调整不存在进入和退出障碍，作物的产量和成本与种植面积和其他要素投入有关，而且在耕作技术不变的情况下，要素边际成本等于其平均成本；粮食补贴与种植面积有关，看作是种植面积的函数。

基于上述前提假定，可以得到农户收益的目标函数：

2.2对农户投资决策行为的影响

农户投资决策行为是在资金总量一定的条件下，在多个生产项目之间进行投资优化组合的过程。在不失一般性和现实性的条件下，假定农户的经济活动仅为两种，粮食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其他经济活动包括从事粮食以外作物的生产和外出打工活动；农户对粮食市场价格、农业生产要素价格以及非农就业机会相关信息充分了解，并按照市场价格信号进行投资决策，实现收益最大化；农户的生产行为是资本和其他要素投入的函数，其他要素资源数量丰富，农户投资决策行为仅受到资本的限制。

根据上面的前提假设条件，农户生产活动的收益为：

Y=P・Q（K1，E1）+Y2（K2，E2）（5）

其中，Y为农户的总收益，包括从事粮食生产获得的收益和其他经济活动所获得的收益。P为粮食市场价格，Q（K1，E1）为粮食产量，粮食产量是粮食生产的资本投入（K1）和其他要素投入（E1）的函数。Y2为除粮食生产以外的资本投入（K2）和其他要素投入（E2）的函数。

S.T.K1+K2≤K（6）

K表示农户家庭可以利用的总资本投入量。

求解上述农户收益最大化的问题，得到：

[JZ（]P・Q/K1=Y2/K2[JZ）][JY]（7）

式（7）中，P・Q/K1为粮食生产中资本的边际产品价值，即粮食生产的资本投入边际收益；Y2/K2为农户从事其他经济活动中的资本投入的边际收益。根据我国现行的粮食补贴操作方式，分别讨论不同粮食补贴方式下的农户投资决策行为：

（1）按照农业计税常产和计税面积补贴。这种补贴方式属于脱钩的农业补贴，虽然不会改变农户在粮食生产领域和其他经济活动领域的投资边际收益水平。但是，这种补贴可以增加农户的收入水平，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户的粮食生产投资。

（2）按照粮食实际种植面积补贴。这种补贴方式属于挂钩的农业补贴，农户粮食种植面积越大获得的粮食补贴金额越多。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粮食补贴相当于提高了农户粮食生产中的资本边际收益水平，激励农产扩大粮食种植面积。

（3）按照种粮农民向国有粮食企业出售的粮食数量进行补贴。这种补贴方式相当于提高了粮食市场的销售价格，提高了粮食生产的资本边际收益水平，利激农户将资本从其他经济领域转移投入到粮食生产领域，并且努力寻求提高粮食产量，获得更多的国家粮食补贴。

综上所述，粮食补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刺激农户增加粮食生产物质资本投入。

2.3对农户劳动分配决策行为的影响

农户劳动分配决策行为是在劳动力资源总量一定的条件下，在农业劳动、非农业劳动以及闲暇之间优化配置劳动时间，以达到家庭效用最大化的过程[16]。假定农户全部时间可以在农业劳动、非农业劳动以及闲暇之间分配，农户最优的时间分配是时间的边际价值在这三个部门相等。

根据基本假设条件，得到基于农户效用最大化方程为：

MaxU=U（Y，L）（8）

时间分配约束为：

[JZ（]T=L+H+F，[JZ）][JY]（9）

预算约束为：

pyY=wH+pfYf-wfXf+V（10）

其中，U表示效用；Y表示消费品；T表示农户家庭的时间禀赋；L表示农户的闲暇时间；H表示农户的非农劳动时间；F表示农户的农业劳动时间；py表示消费品Y价格；w表示非农劳动工资率；pf表示农业产出Yf价格，wf表示农业投入品Xf价格，投入品主要包括种子、化肥、农药、农膜、农业机械、农用柴油、土地租金等；V表示政府的粮食补贴，粮食补贴收入看作是农户非劳动收入。

农业产出的生产函数构成了生产技术条件，生产技术条件约束：

Yf=f（F，Xf，C，Lf，R）（11）

农户的农业产出函数由农户农业劳动时间投入、物质资本投入、人力资本、土地投入以及当地客观环境资源等因素决定。其中，C分别表示户主的人力资本水平；Lf表示农户土地种植面积，包括自有土地和租赁土地；R表示地区环境特征，如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土壤条件等。

将生产技术条件（11）代入预算约束（10）中，得到一般的约束条件：

pyY=wH+pff（F，Xf，C，Lf，R）-wfXf+V（12）

将农户的非农业劳动时间（H）、农业劳动时间（F）、闲暇时间（L）对粮食补贴（V）一阶求导，得到如下方程式：

[SX（]H[]V[SX）]=-1/w

[SX（]F[]V[SX）]=（pf・f/v+1）/w>0，

[SX（]L[]V[SX）]=1/w>0（13）

从上式可以看出，粮食补贴（V）与农户非农劳动时间（H）之间存在反向关系，与农业劳动时间（F）、闲暇时间（L）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表明获得粮食补贴的农户将减少非农业劳动时间，而增加农业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

3实证分析

粮食生产研究一直是农业经济学领域的重要课题，许多学者曾从不同的角度或采用不同的方法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关注于粮食补贴政策对粮食生产影响的实证研究较多，但多数将补贴政策看成是虚拟变量（候玲玲，穆月英等，2007年），没有考虑粮食补贴对农户粮食生产要素投入行为的影响。本文根据调研获得的农户粮食补贴数据，采用扩展的CobbDouglass 生产函数测算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粮食增产的贡献。

3.1变量选取

理论上讲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很多，这些因素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影响粮食产出的直接因素，如土地、劳动、肥料、机械、农药等的生产要素投入；第二类是影响粮食产出的间接因素，如政策、制度、技术进步、农产品（生产资料）的价格等。间接因素主要通过影响直接因素而影响粮食生产，政府制定的粮食政策旨在通过影响农户生产要素投入行为，达到调控粮食生产的目的。根据以往文献对粮食生产影响因素的研究以及实地调查情况，本文选择如下变量作为影响农户粮食产量的解释变量：

（1）土地是农业生产中最主要的投入要素，直接影响农业的产出，本文以每户粮食实际种植面积来衡量。粮食种植面积是解释粮食产量变化的一个关键变量，理论预期这一变量对粮食产量存在正的影响。

（2）劳动力是粮食生产的主体，也是影响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之一。农业劳动时间作为最基本的生产投入要素，直接影响农业的产出，本文以每户本年内农业劳动投入时间来衡量，理论预期对粮食产量存在正的影响。

（3）资本是农业生产过程中必备的投入要素，农业物质资本投入的结构和数量显著影响农业的产出量。本文以每户本年内农业基本生产资料成本来衡量农户的农业物质资本投入，理论预期对粮食产量有正的影响。

（4）粮食补贴作为政策变量，是本研究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粮食补贴政策在一定程度影响农户的生产要素配置行为，激励农户加大对粮食生产的要素投入，对粮食产出有重要的影响。本文以亩均补贴水平来衡量，理论预期对粮食产量有正的影响。

（5）农民作为理性经济人追求家庭收入（效用）最大化，非农收入的比较优势直接影响到农户的农业生产要素投入行为。本文以上一年家庭人均非农收入来衡量，预期对粮食产量有负的影响。

（6）农业生产要素成本的上涨直接影响到下一期的农业生产投入，农户在综合考虑农业生产的成本和收益的基础上，决定下一期的农业生产投入规模。本文选择上一期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平均上涨幅度来衡量，理论预期对粮食产量有负的影响。

（7）其他变量包括农户的家庭特征（如人口、收入等），户主的个人特征（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农业技能等）以及本地区的非农就业状况和地势特征等。

3.2实证模型构建

本文拟采用CobbDouglas双对数粮食生产函数模型实证检验粮食补贴政策的产量效应。在实证模型中以“农户的粮食产量”作为模型的因变量，选择“农户的粮食种植面积”、“农户的农业劳动投入”、“农户的农业物质资本投入”、“农户亩均粮食补贴”、“农户上一年人均非农收入”、“化肥、农药等农资的价格上涨幅度”和“其他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另外，根据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种粮行为影响的路径分析，模型中设置补贴政策与要素投入水平的交互变量。实证模型基本结构如下：

3.4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本文基于粮食主产区安徽省381户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运用Ewiews5.0软件，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WLS）对上述实证模型进行回归计算，得到的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F统计值为66.956，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虽然调整后的可决系数R2只有0.696，但对于截面数据来说可以接受。另外，根据解释变量相关系数矩阵计算结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在0.4以内，多重共线性问题能够控制在有效范围内；异方差White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估计不存在严重的异方差现象。模型整体估计结果较好，估计系数可靠性较强。

粮食补贴政策变量是本文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亩均粮食补贴对农户粮食产出有显著正向影响。亩均粮食补贴的弹性系数达到了0.056，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亩均粮食补贴水平提高1%，将促使农户的粮食增产0.056%，说明粮食补贴政策对实现粮食增产的潜力很大。

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的种粮行为有重要的影响，本文用粮食补贴与粮食生产要素投入的交互变量来反映这一关系。从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亩均粮食补贴与粮食种植面积的交互项

ln[WTBX]（Subsidy）*ln（Land）

的系数为0.169，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粮食补贴政策通过影响农户的种植决策行为来影响农户的粮食生产，激励农户增加土地投入促进粮食增产；亩均粮食补贴与农业物质资本投入的交互项

ln[WTBX]（Subsidy）*ln（Investment）

的系数为0.109，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粮食补贴政策通过影响农户的投资决策来影响农户的粮食生产，激励农户增加粮食生产物质资本投入促进粮食增产；亩均粮食补贴与农业劳动的系数为0.076，且未能显著性水平检验，这与理论假设不一致，究其原因可能是目前的粮食补贴水平还不足以显著改变农户劳动时间分配行为，另外劳动投入本身对产出的影响也不显著。

从各变量系数t值显著性检验来看，粮食播种面积、亩均物质资本投入对农户粮食产量有显著的正影响。其中每增加1%的粮食种植面积，粮食产量增产0.875%；每增加1%的亩均物质资本投入，粮食产量增产0.279%。本地非农就业机会，家庭总人口对农户粮食产量有正的影响，且分别通过10%和5%的显著性检验。本地地势特征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为正值，这是因为地势特征是反映耕地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而耕地质量对粮食产出有重要的影响。

农业劳动时间投入、农资价格上涨幅度的估计系数在方程中为负值，且都未能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这可能是因为农业劳动投入存在浪费现象以及农资需求价格弹性为刚性有关。户主年龄、健康状况对粮食生产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与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有关，现代农业生产基本上机械化作业，从播种到收割基本上都是机械作业，对参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具体要求不高，从实地调查也可以了解到参与农业生产的大多数都是中老年人。

4结论及政策建义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粮食补贴政策对促进粮食增产的潜力和空间很大，亩均补贴水平提高1%，将使农户的粮食产量增量提高0.056%。另外，亩均粮食补贴与粮食种植面积、物质资本投入交互变量的系数分别达到0.169和0.109，说明粮食补贴政策可以通过影响农户的种植决策和投资决策来影响农户的粮食生产，实证检验了粮食补贴政策的作用路径。

基于实证研究的分析结果，本文得出如下的政策含义：

第一，进一步加大粮食补贴力度。实证分析表明粮食产量的影响因素主要是粮食补贴、物质资本投入以及播种面积；但是，由于土地的有限性，目前靠增加播种面积实现产量增加的空间不是很大，物质资本虽影响较大，但单凭农民的投资实力还是有些薄弱，相比之下，粮食补贴政策对实现粮食增产的潜力和空间非常大。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大粮食补贴力度。

第二，粮食补贴政策必须与农资价格市场监管相配套。农资作为粮食生产的必备生产要素，且需求价格弹性呈现刚性，随着农资价格的上涨，农民的种粮收益在减少，极大地影响到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对粮食生产具有很强的负面效应。因此，政府在实行粮食补贴政策的同时，必须加大农资市场的监管力度，切实保护种粮农民的收益。

第三，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鼓励农村实行土地流转。我国农业劳动投入存在浪费的现象，劳动的边际产出弹性系数为负数；另外，土地的小规模经营也限制了粮食增产的潜力。因此，积极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转，鼓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粮食补贴政策可以适当向种粮大户倾斜，鼓励承包大户种植粮食，提高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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