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茶文化论文范文

日本茶文化论文篇1

[关键词]中日；茶文化；交流

日本是一个国土狭小的国家，这样一个国土狭小、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国家，在经济上取得的惊人成绩让世人刮目相看，经济上取得的成就与其自身文化特色有很大关系。对日本文化的研究，实际上就是研究它吸收融合并不断学习发展外来文化的过程。“岛国的地理位置给日本提供了与外界交往的自主性。”日本在很早就开始了吸收外来文化的历程，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征，这一点，贾华在《双重结构的日本文化》中总结道：“（一）积极主动学习、吸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二）选择性地摄取、兼容外来文化……（三）对外来文化具有强烈的融合性……（四）保持和传承本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作为与日本隔海相望的近邻中国，也与它有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影响深远的文化交流。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对日本在对外交流中体现出的这些特征多有表现，本文试图以茶文化为例，说明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这些特征：

一、积极主动学习、吸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

日本的文化发展特色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四面环海，面积狭窄的冲积平原分布在沿海地区，内部短而急的河流纵横交错，生存空间相对狭小封闭。拥有险山、急流、汹涌大海这样的天然屏障，不仅使日本免于外族入侵，还使得文化不发达的日本在选择外来文化方面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一接受外来文化原则前，日本只取前者，并将它实践为“只取其精华”。

滕军曾将日本的茶道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受中国唐朝的饼茶煮茶法影响的日本历史上的平安时代。第二个时期是受中国宋朝的抹茶冲饮法影响的日本历史上的镰仓、室町、安土、桃山时代。第三个时期是受中国明朝的叶茶泡饮法影响的日本历史上的江户时代。”从这三个时期来看，日本所选择的对中国茶文化的吸收时期，正是作为茶源地的中国，茶文化繁荣发展的时期。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隋唐时期中日互派使者出访过程中，“当时日本政府遣使隋唐的主要目的是学习隋唐文化，但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目的，那就是通过使节来获取大陆的物品。所以，负此重任的来华日使临走时要选择最有价值、最令日本天皇满意的物品带回国，并敬献给天皇”，而这些遣唐使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正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茶文化带回日本敬献天皇。

隋唐时期作为中国的鼎盛时期之一，理所当然地被日本当作吸收其文化的对象。中国的茶叶及品茶法就是在这个时期传到日本。在传播途径上更是与众不同，“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有许多途径。官方派遣使节、学生、乐舞团体等，赠送各种礼品（包括手工艺品和动物等）及书籍，是一条通常的渠道。宗教和贸易，是另外两条重要的途径……在这三方面之外，文化交流还有意外的渠道，为当时的人所意想不及的，即战争与掠夺也会造成文化交流的机会。”而中日之间的茶文化交流的途径是“通过佛教和僧人”，其中比较有名的有空海（774～835）、最澄（767～822）、荣西（1141～1215）、村田珠光（1422～1502）、武野绍鸥（1502～1555）、千利休（1512～1591）。无论是留学僧还是请益僧，他们在唐期间开展佛教活动时，周围活跃着许多爱茶、饮茶、颂茶的中国诗人学者，耳濡目染了中国当时先进的饮茶文化，带回茶籽，传到日本。南宋时，中国茶文化高度发展，日本遣宋使中主要以荣西禅师为代表。他在中国期间遍访江南名刹，后移居天山景德寺。荣西除了致力于佛教钻研外，也充分利用江南茶园遍布，饮茶之风盛行的优势，加深对茶的研究，并于第二次回国后的1192年写成了主要以宋代《太平御览》为参照的《吃茶养生记》，开篇便写道：“茶者，养生之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其人长命也。天竺唐土同贵重之，我朝日本亦嗜爱矣。古今奇特仙药，不可不摘也。”。即便到了明代，倭寇盛行时期，中日之间也“想方设法”进行交流，尤其日本，派出的遣明使一般都是由通晓汉文的高僧来担任，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日之间的进一步交流，这个时期，“正是日本茶道骤形成的期间”。

二、选择性地摄取、兼容外来文化

日本在积极吸收世界上先进文化时，从不全盘吸收，而是有选择地摄取，根据本国的国情来兼容外来文化。

日本原本没有茶树，也没有喝茶的习惯，更谈不上创造与茶有关的茶文化。自从遣唐使们将茶文化从中国传入后，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历程就开始伴随着日本茶文化的延伸发展。围绕日本茶道史三个时期看，当中国的唐朝经济文化臻于繁盛之时，作为未完全摆脱氏族制残余的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吸收更是趋于全方位的。平安时代的日本，社会混乱，忧世忧天的没日思想浓郁，与此同时的中国，茶文化在禅宗大力提倡饮茶以及陆羽《茶经》的大肆鼓吹下兴起，很多人通过接触禅开始了饮茶的习惯，茶也从南方传到北方。《茶经》宣告了中国茶文化的成立，使儒、道、佛等中国文化的精髓与饮茶过程结合，这些，被崇尚佛教并且出于佛教研究目的来到中国的日本使者所吸收，根据当时日本国内的社会状况，民众普遍存在的情绪，人们的精神面貌等，尤其对中国的禅宗思想进行了摄取，“日本的茶道在形成的过程中明显可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痕迹，禅宗的精神就是直接来自中国”。室町时代末期的村田珠光、武野绍鸥提倡受禅宗思想的引导而产生的“空寂茶”，茶从奢华之风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与村田珠光参透禅并决心将禅与茶结合有莫大关系，后来，茶室面积按照自己的实际需要也不断缩小，不讲求世俗的尊卑高下，不断拉近主客之间的距离，日本的茶道也逐渐从禅与茶的融合中确立了“敬、静、寂、和”的茶道精神。

另外，在茶具，点茶等方面也是有选择地吸收。例如，可上溯到中国宋代的点茶技法，“其茶刷的形状、茶碗的形状都与目前日本茶道中使用的相似。但唐宋时的中国点茶技法重视色、香、味，重视茶与水的比例，对点茶时的姿势、拿茶刷的方法等并没有什么规定。”。另外，在茶碗的选择方面也有所体现。宋代，浙江、安徽一带聚集了许多日本留学僧人，他们接触了中国的茶具，并作为纪念品带回日本，因为当时的日本人为之取名曰“天目茶碗”的饮茶工具，相对于当时日本国内的茶碗而言，更显端庄秀丽。

三、对外来文化具有强烈的融合性

日本对外来文化表现出的强烈融合性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来形容日本民族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是不为过的。它以极宽容的态度接纳来自各方的先进文化，经过选择性的摄取，兼容后，使这些外来文化最终为日本本民族服务。

“中国唐、宋、明代都对日本茶道以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日本茶道的历史是随着中国茶文化的历史发展而发展的。日本民族是善于学习和吸收外来文化养料的，正是长期和多方面的学习和借鉴中国茶道的精神、程式及技巧，并与其本民族的特色和文化相融合，才创造出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日本茶道。”在谈及日本对外来文化的强烈融合性时，“茶”文化是最有说服力的内容之一。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在与其他国家展开的文化交流中，首先推荐介绍就是日本的茶道。如今，在国际上久负盛名的日本茶道已被很多国家作为课程学习，茶道也早已成为日本先进文化的代表，而这一切，都与中日茶文化交流有着莫大的关系。在唐代，被文人墨客爱不释手的茶被日本平安时代的贵族们带着一种崇敬之意效仿，开创了日本的饮茶之风；镰仓时期，荣西的《吃茶养生记》大谈茶在中国驱睡意，以及救世救民，大有与唐代陆羽《茶经》出世后类似的功效，日本茶文化进一步发展；茶从使用走向艺术是在室町时代，以后又逐渐融入从中国吸收来的禅宗思想。在日本茶道形成的过程中，日本曾经出现过将外国文化与日本民族的文化相结合的思潮，为此，珠光也曾在这种背景下主张过反对自以为是思想，要主动接近有能之人等，此外，他还将地炉导入茶室，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源于中国的饮茶文化与本民族固有文化融合的进程。与地炉导入情况相类似的是风炉。风炉在唐代陆羽《茶经》中有详细记载，它在室町时代传入日本，日本茶道中的风炉有一些仍保留了中国风炉的模样，但是，日本随后又在中国风炉的基础上发明了泥风炉、铁风炉等等。

同风炉地炉一样，中国的茶文化在日本从无到有，从开始的近乎全部的吸收到不断筛选，再到与本民族文化结合，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最终形成符合自身发展又促进自身发展的茶道文化，这与对外来文化的强烈融合性是分不开的。

四、保持和传承本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

日本文化是多种文化的混合体，但是作为在日本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日本传统文化始终是日本文化的主体。今天我们看日本文化，也许能对日本的任意一种文化找到它的本来归属国家或者地区，但是，我们也清楚地认识，隐藏在日本文化背后的，却是日本固有的宗教意识、道德伦理意识、生活习惯等。

日本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这一特性在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上也有很多体现。例如，《日本茶道文化概论》中，在描述门茶时提到，“门茶初期，以辨别本茶非茶为主，即尝出■尾茶（本茶）与其他茶（非茶）的区别就可以了。这里受到了中国宋代门茶中的辨别皇室专用的北苑茶（正焙）和其他的茶（外焙）的影响。不过，日本的门茶将宋代的门茶大大升级，更加游戏化、系统化、复杂化、”接着，书中又解释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比起中国宋代的门茶来，室町时代的门茶更富有游艺性。这是由日本文化的特点决定的。日本文化追求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儒家的君子文化不同，具有明显的结座性。喜欢大家凑在一起做点什么。在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有了平等的前提才产生了游艺。”日本人的游艺性深深影响着日本茶道游艺性，使门茶源于宋代却有别于宋代。

日本还将和歌艺术理论导入茶道，将素淡典雅的日本独有文化融入茶道，还有第一个按照日本茶道理念专门设计的茶碗―乐窑茶碗。另外，日本人爱洗澡，茶道文化中自然少不了沐浴方面的元素，日本在举行茶会时常常有沐浴的活动，这是中国茶文化中所没有的。表层文化背后的日本传统文化的例子还有很多，这里不再一一赘述，最终使日本茶道文化深入人心的，并不是它停留在表面的外国文化的影像，而是日本民族深层次的传统文化。

日本民族是一个不简单的民族，日本民族的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学习，从中日之间的茶文化交流便可见一斑。它在摄取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不仅没有迷失自己，始终保持和传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吸收先进文化时始终坚持有选择，有目的。这些都是国家发展和个人发展值得借鉴的经验。

参考文献：

[1]贾华：《双重结构的日本文化》，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年.

[2]滕军：《日本茶道文化概论》，东方出版社，1992年.

[3]滕军：《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

[4]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5]古田绍饮译注：《吃茶养生记》，讲谈出版社，2000.

[6]徐静波：《东风从西边吹来―中华文化在日本》，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7]余悦：《中日茶文化交流的历史考察―以茶道思想为中心》，《历史学》，2009.10.

[8]余悦：《日本茶道的源头与当今茶人的学风》，《农业考古》，1998年

日本茶文化论文篇2

值得指出的是,港台与新加坡等地,都是在经济腾飞之后,大致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才兴起茶艺的。这说明了一个道理,凡是沾“艺”字,若想繁荣,就要以民众普遍富足为前提。如果生活在连吃饭都发愁的贫困状态中,那么即使再爱喝茶,也无心去讲究什么“茶艺”。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内地各地茶艺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也正是因为老百姓毕竟有了一定的家底,社会上也出现了相当一批先富起来的人。

茶艺的核心,就是认识茶、熟悉茶、欣赏茶,这包括知识的学习与积累,也包括技巧的摸索与提高。换句话说,茶艺就是把喝茶从日常生活的层面升华到文化欣赏的层面,把喝茶、谈茶作为一种文化活动或者娱乐活动来对待,在品茗的过程中,主要目的不在解口腹之渴,而是滋润精神、增添乐趣、提升生活品位。茶艺是个人享受佳茗与用具、环境的行为,同时也是一种以茶为纽带的社交与集体文化活动。

既然是文化活动、生活艺术,茶艺就不仅仅存在于茶艺馆中。事实上,在港台等地,茶艺更多的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很多重视生活质量的人,在自己家居时或在办公室里,也是要讲茶艺的。上档次的茶具,像样子的茶室,以及规范的品饮礼仪,在热爱茶艺的人眼里,已成为一种很日常的东西,就像穿西装打领带一样。

尽管日本、韩国以及英国等国家,都繁育出各自的茶文化与茶道、茶礼,但是追根溯源,茶是中国的国饮,因此,茶艺最有生存基础与发展空间的所在,还是在中国。

茶道

茶自古以来就与道有缘。

一杯清茗在手,悠然啜之,清心宁神,可达到一种仿佛得道的境界,益知人生如白驹过隙,而闲情逸致,实在是上天难得的恩赐。知堂老人谈茶有一番名言,非“前世出家今在家”的智者说不出的:“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这种悟识,就有“道”的意思了。

不过,大家平常所说的“茶道”,应当说是日本的专利,内涵可用“和静清敬”四字概括。吾国时下兴起茶艺,茶用“艺”字而不用“道”字,就是因为日本的茶道名气太大,如果考虑到日本的茶本来就是唐代以后从中国取经带过去的,其茶道茶文化也是中国唐代茶文化的活化石,若我们又借用回来,则有反客为主、尊徒为师之嫌,无论于情于理都有所未安。所以,茶道一词,就只好留给日本。

茶道是日本生活艺术的一个重要内容,可与和服、歌舞伎等量齐观。日本的茶道,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主要不是品茗,更非解渴,而更多的是一种礼仪,有类宗教修炼,是缘茶求道。与之相比,中国人的茶艺则是以艺衬茶,讲艺是为了更好地品茶。承马平先生热心安排,我参加过一次日本驻华大使馆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心设立的日本茶室的茶会,整整一个下午,与其说是喝茶,不如说是看日本茶人表演。日本人把茶道看得很重,从服装到场所,再到器具,以及宾主对答的辞令,都有严格的规矩,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环节,都丝毫不能差。所以,日本的女子若想纯熟掌握茶道,往往非三四年莫能,所花费的精力,在中国简直可以拿一张大专文凭了。

日本茶文化论文篇3

茶文化从中国传入日本之后，被日本人吸收、丰富与发展，使茶文化具有了日本本圭化的特点。日本人对茶文化的定义与中国不同，也们认为：茶道就是有关沏茶、饮茶的文化祗，是用以修身养性，与别人进行沟通与学习的工具。二十世纪末期，日本的谷川激三先生曾在《茶道的美学》中，对茶文化进行了定义，也认为茶文化是一种艺术，是以茶品为媒介而演出的一种艺术。因而谷川激三先生认为茶文化具有四个方面的因素，即艺术、社交、礼仪与修行。可以说，日本的茶文化更具有实用价值，从中国古代高深玄妙的宇宙观中解放出来，将之用于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化工具。日本茶文化的核心是禅，这与中国古代诗词中所说的“本来无一物”“无一物中无尽藏”的禅修行十分吻合，中国传统的禅宗思想认为，思想的修行不需要去全心向佛，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注重修养，品茶正是修身养性的方式之一。日本茶文化的形成，受中国影响很大，与中国的“和、静、怡、真”相比，日本提出了“和、敬、清、寂”四个品茶原素。与中国的道家形上的思想观相比，日本茶文化则具有相互尊敬、渴望社会安定、国家和平的愿望，这是日本茶文化在吸收了中国茶文化之后，进行了本土化思想的加工与改变。

二、中日茶文化之异同

饮茶，是中国与日本代表的东方世界所特有的生活现象。虽然茶文化最先起源于中国，但当它传到日本之后，茶文化开始发生变化，开始与中国的茶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以下，本节将对中日茶文化的异同进行分析，希望能对更好的理解茶文化有所帮助。

（一）中日茶文化相同之处中日茶文化虽然在发展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茶文化中重视“精神内涵”的特点却是相同的。中国的茶文化中注重“天人合一”“、禅茶一味”等思想，是中国人对真、善、美境界的追求。因而中国人品茶十分注重“品”字，他们把茶看到一种形而上的存在物，甚至把茶水当作人与自然、人与天地的媒介，而饮茶的过程则是人与天地、人与自然进行交流与感悟的过程，其精神内涵的追求是品茶最终目的。在这一点上，日本茶文化与中国相似“，和、敬、清、寂”是日本茶文化的精神理念，日本人在品茶时，茶水制作的每一道工序都十分讲究，及时茶具的使用也是极具禅宗意味的。从茶室的布置与安装，到茶具的选用，茶叶制作的程序等等，日本的茶文化无一不体现着禅宗文化中“本来无一物，勿使染尘埃”的精神追求。此外，中日两国的茶文化的相似之处还在于，都追求品茶活动舒缓身心的作用，简而言之，饮茶成为人们放松心灵的一种方式。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儒家思想影响之下，人们背负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的重担，每一个中国人都把家庭、民族的伟大与振兴当作自己的责任，从而背负着重重重担的中国人，把饮茶当作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希望在这种放松心灵的品茶活动中，能够收获更多的动力与领悟。由于日本民俗所特有的民族特征，品茶理所应当的成为他们放松身心的方式，正是基于品茶这样的特点，饮茶才成为社会中最为普遍的放松方式，无论是王化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对茶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喜爱。

（二）中日茶文化相异之处中日两国茶文化的相异之处，首先表现在形式方面。中国人品茶最喜欢的地方就是茶馆，在一些古装电视里经常会有茶馆出现，茶馆成为中国茶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因为中国的茶馆面向于社会各个阶层，因而具有平民性、开放性的特点，茶馆是人们休息、娱乐的场所，是古代人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娱乐休闲方式。到了现在的中国，茶馆虽然已经不见身影响，但是一些极具古典特色的茶楼、茶间却开始出现，它与古代的茶馆一样，有着随意性、开放的特点。而日本的品茶形式则与中国有所不同，日本茶文化的场所主要是茶室，日本的茶室与中国的茶馆不同，以其严谨、繁琐与等级为特色。

在气氛与环境上，中日茶文化也有所不同。在中国的一些古老的茶馆里，我们会发现，其环境十分幽静，里面所收录的家具、茶具等都是极具古典气息的，有的茶馆里面甚至有花花草草、鱼虫等等，有的还会有大荧幕上的皮影戏表演，因而整体的氛围是“悠闲”与“自在”的。相比之下，日本的茶文化氛围则相对要严肃很多，日本的茶室总是静悄悄的，茶室里的任何物品都极为讲究，给人一种严肃、严谨之感，并没有中国茶馆里的随意的感觉。此外，中日两国茶文化在文化社会中的地位也不同。中国的茶文化成熟于唐朝时期，此时的中国文化与思想已经处于成熟阶，中国的社会、文化以及思想都已经定型，因而茶文化是处于主流文化的支流地位，它处于辅的地位。但是日本则与中国不同，茶文化传处入日本时正是七、八世纪，此时的日本文化还没有形成，茶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着不可小视的作用，因而茶文化对于日本文化来说是一种主流性文化，对茶文化的改造与丰富，才使得日本文化具有本土性的特点，与中国茶文化的辅地位不同，日本茶文化则处于日本文化的主流地位。

茶文化，是东方世界特有的文化现象。无论茶文化起源于中国，还是发展于日本，茶文化始终因其国家背景、时代背景的不同，有着各自的特点。但是中日茶文化也有着很多相似之处，这是茶文化“精神内涵”的共同要求。近些年来，随着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弘扬，人们开始对中国的茶文化有了较为浓厚的研究兴趣，对于中日两茶文化的正确分析与对待，是中国茶文化继续发展与进步的前提，因而对中日两国茶文化异同的分析，是有着巨大的时代作用的。

日本茶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 饮茶文化 中日对比 起源 特征

饮茶在中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记录，饮茶文化开始的具体时间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但是很多资料显示，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饮茶文化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也就是说饮茶这个习惯是从中国开始，其他国家的饮茶、种茶的习惯直接或间接地都是从中国传去的。但是现在中国许多人并不这么认为，他们大多认为，喝茶是中国人的习惯，但是“茶文化”是从外国传来的。特别是如今，日本的茶文化模式主导着世界的“茶文化”。因此，下面仔细分析比较中日“茶文化”的异同，从中得出结论。

1.“茶”和“茶文化”的起源

中国是“茶”的原产地，在中国最早发现了茶叶并加以利用，我国还形成了独特的茶文化。在中国，茶叶最初是在四川省周围种植，然后扩展到东部、南部等广大地区，最后全国传播。日本的最澄和尚在中国学习佛教然后把茶的种子传入日本。然后茶就在近江（滋贺县）附近种植，而且通过嵯峨天皇的大力推荐种植，茶得以在日本各地广泛种植。在中国饮茶最初是作为药用，然后渐渐演变成日常生活中的喝茶。陆羽的《茶经》是我国制茶、饮茶和茶文化形成的背景基础。而且中国的茶文化是从当做药饮开始慢慢演化成喝茶，品茶。这是一个从“实用主义”演变成“精神文化”的过程。此后茶和儒教开始产生了关联，并广泛融合在诗文、书画、陶瓷工艺等方面。日本“茶”文化的历史正好相反，是从“精神层面”到“实用主义”的演变。就饮茶方式说，中国和日本是完全不同的风格。此外，日本的茶道即沏沫茶法是中国宋代即日本中世纪时期的饮茶方式的反映。

2.“茶道”的概念

在东方文化中，“茶道”是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实际上一旦说到“茶道”大部分人就会和日本联系起来。实际上，“茶道”这个词在中国从唐朝开始应用了近千年。中国人认为“道”是完美思想的学说，关乎于宇宙，人生规则。对于中国人来说，“道”是不会简单说出来的。但是在日本品茶称作“茶道”，赏花称作“花道”，剑术称为“剑道”，摔跤搏击称为“柔道”。在中国饮食、游乐活动中升华成“道”的只有“茶道”。“茶道”是以茶为媒介的生活中的一种礼仪，是精神修养的一种体现。

3.中国的“茶道”

“茶道”作为一种精神修养很快在中国兴起，中国人至少在唐朝或是更早时期，喝茶就作为一种精神修养的“道”而存在。唐朝的《封氏见闻录》中就有“茶道”这个词的记载，这是“茶道”出现在文献资料中的最早记载。中国地域辽阔，气候各异，茶的种类比较多。中国对于“茶”的分类是根据茶的形状、目的不同而分。一般出口的茶不同，有绿茶、红茶、白茶、乌龙茶等，也有压缩茶和即融茶。拥有丰富的茶类资源，中国“茶”的品质得到重要认可。另外，中国人根据茶叶种类的不同，茶具和泡茶的方法也不同。中国的茶艺非常重视要泡好茶用什么样的好方法。现在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色”、“香”、“味”、“形”一整套评价标准。在中国，最开始的茶道是以推行道家五行和谐和儒家中庸之道为本的。中国的茶具都是细致打造的瓷器。例如饮茶用的茶壶通常都是紫砂壶，而且对茶具的造型、花纹、材料、颜色、美感方面都有严格标准。

4.日本的“茶道”

日本沏茶时最重视的是沏茶的“间”，并且十分重视其中的精神体现。泡茶的方法不像中国那么多。日本有绿茶出产，还有雨露茶、煎茶、绿墨茶、粗茶等种类。日本的茶道深受中国茶道影响，非常重视其过程。现代研究表明，古代日本并没有种植茶叶，没有饮茶习惯，饮茶习惯大概形成于8世纪，从中国传到日本。日本茶道的目的，不重茶优劣的鉴别，味道浓淡的体会，而是通过复杂的仪式，实现对静寂境界的一种追求，达到和谐、陶冶情操的目的。日本的茶道强调“茶和禅的一体”，吸收了中国茶道的一部分，而且更加强调人们的和平共存，促进人们互敬互重，互相友爱，也推动人们形成清廉高洁的素质。日本的茶道重视自身内心的反省，提高自身修养的本来的禅道精神。

5.中日茶道特征比较

在中国最先提出了“茶道”这一概念，但是没有具体形式，中国的“茶道”重视精神，轻形式。在茶道的内容和形式上，中日茶文化主要相异在“道”上，“实用”到“精神文化”，“精神文化”到“实用”，叶子一样的“茶”和粉末状的“茶”，一个重视“品”和一个重视过程，这些都是中日茶文化差别所在。中国的“茶道”是儒、佛、道教精华的融合吸收，强调“中庸”，“茶禅合一”，“天人合一”，形成自己独有的精神。中国的“茶道”崇尚自然，而不是像日本茶道那样重视形式。因此，在中国日本的“茶道”称作“茶艺”更合适。

经上述比较研究，我认为在中国“茶文化”中应该更多吸收日本“茶文化”中的严谨和美丽的一面，日本茶文化过分拘谨的一面应当被改善，应该附有更多人情味和实用性。这样东方的“茶文化”将会得到进一步改善，在世界文化领域作出应有贡献。

参考文献：

[1]靳飞.茶禅一味――日本的茶道文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2]张忠良，毛先颉.中国世界茶文化.时事出版社，2006.

[3]关剑平.茶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

日本茶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日本民族；水稻；花道；茶道；民族精神

日本民族是一个善于选择与吸收的民族。自古以来就与植物有着不可分割的独特情缘的日本民族，把来自古代中国的稻、花、茶转化成了本民族特有的文化并形成特有的民族精神。

一、稻作文化

日本属于海洋性气候，降雨量充足，空气湿润。这种气候环境适宜水稻的种植。日本属稻作文化圈，历代日本人在湿润的环境中以顽强的忍耐力和精细的技术从事水稻的栽培，并形成了对水稻的特殊感情。

水稻栽培自古以来是在以耕地共有和为保全耕地而集体协作完成灌溉土木工程的基础上形成的农业共同体的集团生活。在同一片水域，村落居民的命运被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生死与共。在村落的共同生活中，协作、团结、和睦的精神受到推崇，进而也就形成了日本人的集体团结主义意识。新田开发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作，而这极其艰难的工作如果成功，那么以后每年都可以在相同的水田里种植水稻了。于是在日本，对祖先崇拜的思想也一直存在。

二、花道

花道起源于中国佛教的供花，宋元时代传入日本，到东山时代即十五世纪发展成花道。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有插花的习惯，他们热爱花的美丽，随着时间的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它是日本文化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日本人爱花，一般日本人家庭的客厅都会摆有一瓶经过精心挑选的鲜花，给人一种赏心悦目、清新别致的感觉。

插花的种类繁多，有立花、生花等。室町时期到战国时期，产生了立花，主要装饰在壁龛、起居室、百宝格上。立花很重视阴阳调和和体现季节感，也表现出端正的符合信仰的姿态。立花可以构成一个立体的圆形的花型，这种圆形在花道中称之为“圆相”。“圆相”在禅宗中又是指作为悟道的对象而表现出来的“圆”，而且以“圆”来表示人与生俱来的心灵的平等，也就产生了人们所追求的人际关系的“和”。

生花是在装饰于壁龛处的投入插花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具有一定形式的插花法，其理论核心认为草木的自然生长蕴含着自己的尊严，它代表了宇宙和自然界。江户后期产生象征天、地、人三才的生花。

三才又称三财，是指宇宙生成的三种基本资财———天、地、人。它是生花的世界观。它将引导部分视为天（高的部分），将顺从部分视为地（低的部分），将这两者调和的部分视为人（居于中间保持高低调和的部分），并确定役枝（花枝的主要部分）。三才体现了天、地、人合一的精神，突出了人在天地中的核心地位或主体地位，以及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精神。 花道要求从事插花的人身心和谐、有礼、无邪念，不可三心二意。插花要求人们理解善良的心，因为插花是表现人的心灵的东西，要用心去体会花道中的“静、雅、美、真、和”的意境。插花和樱花一样表现宇宙之美，即使是瞬间也要把它的美丽展示给别人，体现了日本人特有的执着的信念和善于发现美、创造美的精神。

三、茶道

“茶道”一词沿用汉字，这词最早见于《封式闻见纪》，原指茶技而言。弘仁年间（810~824 年）形成了日本古代茶文化的黄金时代，学术界称其为“弘仁茶风”，此阶段称作茶道发展的起源阶段。

茶道通常被认为是日本艺术的最高代表，是日本民族精神的象征。茶道文化倡导人们通过学习来净化心灵，磨练意志，提高品行，增强责任感和克服困难的信心，以达到思想境界升华的最终目的。茶道的深刻内涵是：“和、静、清、寂”。“和”是和睦、和谐、和平之意，让人们永远保持和睦相处。“敬”是心灵的诚实，互相尊敬，不分身份高低。“清”是洁净、清幽，是对身体及周围一切事物都要求洁净和美好的一种渴求。“寂”是静寂，倡导无论世俗如何的不稳定，也要求人们如终保持一颗平常的心去面对一切。

日本茶道的茶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大家共有的。茶道的核心便是茶的集会。茶道不追求物质享受，而是通过茶的集会———茶会，让人们远离浮躁，陶冶情操，培养高雅的审美观，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内心深处变得融洽起来。茶道展现了日本人高度的生存智慧，从日本茶道的精神实质可以看出它是在追求人与人平等相爱和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的一种精神。

参考文献

[1]（苏）佛·普罗宁可夫.日本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

[2]韩立红.日本文化概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3]佟君.日本花道中的插花与中国古代三才阴阳思想[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5）.

[4]蔡毅.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2.

[5]杨曦.关于日本的茶道文化探析[J].法制与社会，2008.

日本茶文化论文篇6

一、中日茶文化的渊源

在我国，茶文化已经有了接近2000年的历史，作为我国传承千年的饮品，自古以来就和文人骚客有着不解之缘，这也是我国茶文化能够发展起来的根本原因。尤其是在我国的盛唐时期，中国的国力空前强大，人民群众对于物质文化水平的要求也很高。随着时代的发展，日本茶文化开始存在了和中国茶文化的不同，中国茶文化逐步向市民转移，开始逐步成为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重要一部分。与此同时，在日本的茶文化发展过程中，则是将茶文化和礼仪规范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开始充分的重视到对于茶具的摆放和茶道礼仪的追求。

二、中国茶文化和日本茶文化的不同点

1.中国茶文化的起点和日本茶文化的不同

从中国茶文化和日本茶文化的发展起点来看，两者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具体的来说，在中国，从秦朝时期茶叶刚开始发现作为药物的作用，到唐朝开始逐步盛行，再到宋朝的极盛，我国的茶文化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时期，经过接近两千年的发展，我国的茶文化已经脱离了物质的范畴，成为了中华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日本，茶文化的起源是通过唐朝时期的鉴真东渡实现的，在这一历史阶段，日本较为完整的引进了唐朝的饮茶精神文化，从这一层面来看，日本的茶道文化的精神起点是很高的。具体的来说，受限于唐朝时期的运输条件，能够进入日本国内的茶叶数量是很少的，这也就导致当时的茶文化是一种精英文化，是具有着浓厚的精神色彩的文化。

2.中国茶文化的等级制度和日本茶文化的不同

针对上文中提到的能够进入日本国内的茶叶数量很少的实际情况，这就导致在日本的茶道文化发展初期，能够接触到茶叶的日本人数量是很少的，只有日本的贵族阶层才有资格品茶并接受茶道文化。与此同时，在当时的中国，由于茶叶的种植方法已经普及到全国范围内，进行茶叶饮用的主体人群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针对这样的情况，可以看出，中国的茶文化和日本的茶文化的群众基础是截然不同的。

3.中国茶文化的性格和日本茶文化的不同

从民族的性格来看，中国人民群众和谐中庸的性格和日本人严谨传统的性格对两国茶文化的发展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中国，由于人民群众善于将生活元素融入到茶文化中，这就让中国的茶文化具有了多元化色彩。在日本，人民群众则是更加严谨，乐意于遵守传统的习俗，这就让日本的茶道文化具有着传统的色彩，一直延续到了现实社会。

三、从中日茶文化的不同点看日本茶道文化特征

根据上文中所以提及到的中日茶文化的不同点，可以看出，相比较于中国的茶文化，日本的茶文化具有着文化延续性高、传统保存率高的特点，具有着更多的传统文化色彩。针对这样的情况，我国的茶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的注意到吸取日本茶道文化对于传统的尊重，发扬光大我国自身的茶文化。我国的茶文化具有着接近两千年的悠久历史，但是，我国的茶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和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结合在一起，并没有充分的注重到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相比较而言，更具有着传统化特性的日本茶道文化已经发展成为了茶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日本的茶文化自从唐朝引进之后，就一直坚持结合自身的实际特点，并在明朝时期开始完全的脱离了中国茶文化对于日本茶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茶文化。总体的来说，中国茶文化和日本茶文化是世界茶文化的两种重要文化，两种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发展。与此同时，中国茶文化和日本茶文化的核心思想都是“和谐”。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的茶文化伴随着时间的发展，已经过分的重视了茶叶的生活化特点，而忽视了对于茶文化的精神文明的追求，导致我国现代的茶文化并没有形成自身的独特理念，已经陷入了茶文化发展的停滞时期，针对这样的情况，我国的茶文化应当虚心的进行向日本茶文化的学习，促进自身的发展。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在继续发扬光大我国传统的茶文化的基础上，还要充分的注意到对于高雅的茶道文化的保护，不要过度的重视茶叶的实用化特点，也要充分的关注到对于茶文化的追求，重新让我国的茶文化焕发光彩。

日本茶文化论文篇7

茶文化如茶道、茶艺、茶俗、茶礼之类清新淡雅的片断是人类悠久流长历史中沉淀下的一朵瑰宝，大唐盛世在政治经济文化的推动下，茶文化在社会发展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论文主要从茶的起源、发展及文化的形成过程和内容，研究其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内涵及对其他领域的连带作用，引起人们以对本民族文化的共鸣。唐朝是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最鼎盛的时期，因而对茶饮文化发展有强大的推动作用。继而出现的陆羽《茶经》等文字著作是对茶文化发展从饮食到文化的高度总结和精神文化的集中体现，茶叶的种植、采摘、加工、烹煮、品饮乃至于茶具、习俗，使茶文化从纯技艺升华为精神文化，并集中体现在茶道文化这一次生的文化形式，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流芳全世界。

关键词：

唐代；茶文化；茶经

1.绪论

茶文化广义上包括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即茶具、茶馆、运茶、制茶、茶道、茶政、茶礼、茶艺等等，而狭义的茶文化则是指其人文科学内容。而本论文则从广义的方向入手来研究中国唐代社会经济对茶文化的推动以及茶文化对后世之影响。从茶物质开始，在延伸至与其相关的人文精神素养。“茶文化是茶的物质产生和饮品利用过程的物质、记忆以及形成精神的成果的总和，其内容包含物质层面，技艺层面和精神层面。”[1]随着唐代疆域的扩大，饮茶文化也逐渐从南方传播开来。直至边疆地区，对后世在经济、文化、名俗乃至于民族融合上影响深远。如唐代有言：“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2]可见，饮茶、贩茶在唐之前已经广为流传与普及。饮茶的起源可追溯到夏商周时期乃至上古，唐代以前并无“茶”字，只有“荼”的记载。茶圣陆羽首先提出了茶的起源是“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而至于全民品茶，论茶，斗茶，将茶发展出其专属的文化品位，则源自于唐朝，它起到了加强经济、融合文化、丰富艺术、促进交流、开源国库的作用，有着无法预计的社会提升作用和效果。

2.唐代社会经济对茶文化的推动

秦汉之际，中华民族的祖先饮茶始于药用。有言“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3]“荼”即古代的“茶”（《尔雅》记载）。南北朝时佛教兴起为茶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而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作用。到了唐代，随着国力、经济的大力发展，中西方交流日益增多促成了茶文化的发展条件。安史之乱后，虽然经济有所动荡，但茶文化的发展趋势仍未受到影响。正是在这种多元的文化氛围下，茶饮文化正式的开始了发展和壮大。由此，茶叶贸易，贡茶制度，茶书著作，茶禅联系都蓬勃发展起来。

2.1唐代茶叶贸易的盛行。白居易《琵琶行》有言：“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浮梁是唐朝疆域里最东南的一个集散地，经济交易十分频繁。唐中叶以后，由于交易的经一步推进，使得茶叶文化从南向北扩散，呈网状结构覆盖全国。陆羽在《茶经》中更是罗列了无数的产茶州县，现阶段已经明确知道的茶业产区已有四川、陕西、湖北、云南、广西、贵州、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河南等十四个省区，覆盖大江南北。这样的网状结构，在唐代这样的广泛交流时代，为茶叶的传播和茶风的普遍化提供有利条件。

2.2贡茶制度的施行。由唐代开始，朝廷开始在名茶产区设立贡茶院，由官府监督。当时最著名的贡茶院设在湖州、常州以及顾渚山等地。每年清明前，都需将上好的明前茶上贡至朝廷。贡茶制度劳民伤财，每次运输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有其负面性。但另一方面该制度确实对茶叶质量的提升意义非凡。皇家饮茶习惯的发展带动民间饮茶消费，当时宫廷里产生的许多新兴茶饮模式成为民间习俗的风向标。自唐代开元以来对茶的需求量不断增加，甚至在产茶地设下御用制茶场。此外，唐代朝廷增收茶叶税加以立法管理，也促成了茶文化的蓬勃发展。

2.3茶书发展及流传。唐代社会经济推动茶文化发展的标志性产性—茶书兴盛，对茶文化系统理论性研究愈加广泛。自公元七六〇年左右茶圣陆羽所著《茶经》问世以来，陆续撰写了《茶记、《顾渚山记》等卷，系统介绍采茶、制茶、煎茶、饮茶之法并分列等级[4]。《新唐书-陆羽传》记载：“羽嗜茶，着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以。”[5]另外诗僧皎然、张又新、温庭筠等著作《茶诀》、《煎茶水记》、《采茶录》、《十六汤品》、《茶述》、《茶学大典》、《茶谱》等较为著名。这些茶书将饮茶学问详细地论述，更加推动茶经济贸易的发展。

2.4茶禅关系的发展。由于茶味先苦后甘，与禅境十分相像，故自东晋后，饮茶便被列入禅规之中[6]。僧徒行踪遍布全国，也使南方饮茶之风传播到北方。茶对于僧人而言，其妙用在于精神层面，茶道所言清雅、宁静、和谐、自由俭德等精神领悟与佛法之六度五戒暗暗相合。喝茶既可以通晓茶品、体验自然、又可以通过观茶色品茶味，识解佛性。总而言之，其共同特点在于，领悟自然的神妙。[7]同时，寺庙因为其清幽雅致、古朴无华的环境，成为了文人墨客与僧人进行儒释文化交流的绝佳之地。这些活动与交往，扩大了茶文化的传播。[8]

3.茶文化对饮茶物品贸易的带动

《茶经》对采茶天气、制茶工序、煮茶用水、品茶方法等的详细说明，[9]明确了茶文化除茶叶贸易外，还存在饮茶物品的交易。其中所列的饮茶器具总共有二十八种，并称为茶器。而采茶所用器具则称为茶具。唐代茶器可分为两类，一种是陆羽所言，乃文人学士所用。二是在陕西出土的金银、秘色瓷、琉璃茶器，乃是皇室王孙贵族和宫廷所用。比如风炉、水方、碗、札等，平时并不一定要用全套茶器，但最好还是备齐全套，否则，“茶废矣”。

4.结论

在唐以前一千多年里，茶饮文化经过了漫长的孕育期，在唐朝国富力强的时代以空前的速度发展起来，极大的影响了后世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甚至人民的想观念和意识形态，除了与饮茶实物的贸易外，茶文化在茶馆、家庭消费等奠定了不容忽视的基础，迄今不衰。茶饮已逐渐艺术化，国际化。

参考文献：

[1]《论茶文化的理论与实践》，郑永球

[2]《封氏闻见录》，[唐]封演著，《雅雨堂丛书》本

[3]《茶经》，[宋]陆羽著，1956，百部丛书集成，艺文印书馆出版

[4]《神农本草经》，作者不详，约成书于秦汉时期

[5]《新唐书-陆羽传》北宋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合撰

[6]《饮茶与禅修》，沈柏村，国立国父纪念馆馆刊，2000.5

[7]《中国唐宋茶道》，梁子著，1997，陕西人民出版社

[8]《中国文人品茶》，张宏庸，国文天地6卷8期1991.1

[9]《中国茶文化》，姚国坤、王存礼、程启坤编著，1995，洪叶文化事业公司

日本茶文化论文篇8

所谓茶艺，就是泡茶的技艺和品尝的艺术。其中又以泡茶的技艺为主体，因为只有泡好茶之后才谈得上品茶。但是，品茶是茶艺的最后环节，如果没有品尝，泡茶就成了无的放矢，泡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要品。而且，只有通过品尝过程中的各种感受和遐想，产生审美的愉悦，才有可能进入诗化的境界，达到哲理的高度，才可能升华为茶道。

茶道就是在茶艺操作过程中所追求和体现的精神境界和道德风尚。它经常和人生处世哲学结合起来，成为茶人们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要求。故中国古代也将茶道精神称作茶德，如唐代的刘贞亮就提出“茶十德”：“以茶散闷气，以茶驱腥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疠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雅志，以茶可行道。”其中“利礼仁”、“表敬意”、“可雅志”、“可行道”等就是属于茶道精神范畴。刘贞亮所说的“可行”之“道”，是指道德教化的意思。即饮茶可以有助于社会道德风尚的培育，明确地以理性语言将茶道的功能提升到最高层次，可视为中国古代茶道精神的最高概括。

中国的茶道精神至少可以追溯到西晋杜育的《?F赋》，但是直到唐代中期才出现“茶道”概念，最早见于诗僧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中描写了饮茶的三个层次：“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二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其第三层次就是饮茶的最高层次，即品茶悟道，达此境界一切烦恼苦愁自然烟消云散，心中毫无芥蒂。该诗的最后两句是“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意思是世上有谁能真正全面地了解茶道的真谛呢?看来只有仙人丹丘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茶文化史上首次出现的“茶道”概念，其内涵与诗中的“三饮便得道”相呼应，也与现代对“茶道”的界定较为接近，在中国乃至世界茶道发展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自此之后，在中国古代茶书中却不见“茶道”一词，直至明代张源的《茶录》才提到“茶道：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茶道尽矣。”但这里的“茶道”仅是一些技术要求，并无品茗悟道等精神层面的东西，既与皎然的“茶道”也与现代的“茶道”精神相去甚远。在张源之后数百年间的明清茶书中，又不见“茶道”一词。个中原因实在耐人寻味。在我看来，恐怕与茶圣陆羽的影响有关。

皎然是唐代著名的茶人和诗僧，也是陆羽的挚友。他大陆羽13岁，是忘年之交。他对茶道的理念陆羽定然了解。但是尽管陆羽的《茶经》中涉及(或者说流露)了一点茶道精神的内容，但却没有出现“茶道”一词，也没有正面叙述茶道精神的段落或词句。显然，陆羽没有接受皎然“茶道”的观念，他在《茶经》中重点阐述的是煮茶技艺(茶艺)和对茶汤的观赏，对茶具的实用性和艺术美非常重视，但没有从“形而上”角度来考虑茶道问题。茶圣的《茶经》不谈茶道，后来的茶书也不谈茶道问题。如与陆羽同时的裴汶在《茶述》中就已经提到茶的功能“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这已涉及到茶道的基本精神，但是就是没有归纳为“茶道”一词。又如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中也涉及到茶道精神：“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中淡闲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可以说，“致清导和”、“韵高致静”是对中国茶道基本精神的高度概括。显然，赵佶继承、发展了裴汶的观点，然而书中也没有出现“茶道”一词，可见，他也没有接受皎然的理念。既然号称茶圣陆羽的《茶经》和作为皇帝赵佶的《大观茶论》都不提“茶道”，往后的茶书作者大多是官僚地主出身，都是一些保守成性的儒生，只会萧规曹随，更不会独辟蹊径去探讨什么茶道问题。

中国文人真正接近于揭示茶道实质的是明末清初的杜浚，他在《茶喜》一诗的序言中曾经指出：“夫予论茶四妙：曰湛、曰幽、曰灵、曰远。用以澡吾根器，美吾智意，改吾闻见，导吾杳冥。”①

所谓茶之四妙，是说茶艺具有四个美妙的特性。“湛”是指深湛、清湛；“幽”是指幽静、幽深；“灵”是指灵性、灵透；“远”是指深远、悠远。都是与饮茶时生理上的需求无关，而是品茶意境上的不同层面，是对茶道精神的一种概括。所谓“澡吾根器”是说品茶可以使自己的道德修养更高尚。“美吾智意”是说可以使自己的学识智慧更完美。“改吾闻见”是说可以开阔和提高自己的视野。“导吾杳冥”则是使自己彻悟人生真谛进入一个空灵的仙境。这正是现代茶人们所要追求的茶道精神和最高境界。可以说杜浚已经碰撞到了茶道的大门，可惜的是他也未能跨过这道门槛，因为他也没有接受“茶道”的概念，他所概括的“论茶四妙”也未得到后人的重视和弘扬，真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纵观中国古代茶学史，出现了众多的茶书，其书名有《茶经》、《茶述》、《茶谱》、《茶录》、《茶论》、《茶说》、《茶考》、《茶话》、《茶疏》、《茶解》、《茶董》、《茶集》、《茶乘》、《茶谭》、《茶笺》等等，就是没有一本叫《茶道》，也没有一本茶书中有专门谈论“茶道”的章节。反观此时的日本，茶道已经发展到很成熟的地步。至少到了16世纪后期，日本茶道高僧千利休就已集茶道之大成，制定出茶道的基本精神茶道四规：和、敬、清、寂，一直沿袭至今，奉为圭桌。两相对照，确实反差很大。茶道的源头的确在中国，“茶道”一词也是最早诞生于中国，然而自唐代以后，中国历史上的茶道观念并不发达，至少在近代以前是如此。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这一点。

那么，中日两国在茶道方面为何会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呢?依我之见，是由于两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茶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同等诸多原因造成的。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是将中国的饮茶方式引入日本的是一批来中国留学的日本僧人(遣唐僧)，他们是在中国的佛教寺庙中将佛门茶事学回去的，并且将它们作为佛门清规的组成部分一直在佛门严格的传承下来。日本历史上的茶道大师都是声名卓著的大德高僧，不但赋于日本茶道以浓郁的佛教色彩，也增强了日本茶道的权威性，特别是自千利休之后，形成了嫡子继承的“家元制”，使其权威性更为稳固持久。

二是日僧来中国留学之时，中国的饮茶方式已经相当成熟，引入日本之后是作为一种高级文化形态首先在皇室贵族之间流传，长期为统治阶级所专享，后来才逐渐传播到民间，上行下效，原已成熟定型的饮茶方式和清规戒律也为民间所全盘接受，形成社会共识。

三是日本统治阶级对茶道的重视利用，加强了茶道与权力的关系。如15世纪的幕府第将军足利义正，让高僧村田珠光撰写茶汤法则《心之文》和其他茶故事，在寺庙中推行村田珠光所提倡的禅院式茶礼，竭力以饮茶方式来改善人际关系，并且祈祷天下太平。后来的统治者织田信长及丰臣秀吉更将茶道作为一种新型文化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企图在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一统天下。因此他任命千利休为专职茶头，要他继续制定和完善茶道的仪式和规则。丰臣秀吉还常在重大政治活动前后举行规模盛大的茶会，进一步扩大了茶道的社会影响。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茶道成为日本统治者驾驭民众的一种思想武器。茶道在日本社会中能产生巨大影响就不足为奇了。

①杜浚：《变雅堂集》诗卷3。

但是，这种现象在中国不存在．中国的茶文化是在民间土壤上发育起来，逐步成熟。在中国是先有庶民茶文化，后来才被统治阶级所接受，形成宫廷贵族茶文化。民间的饮茶风习之盛已达到“茶为食物，无异米盐”、“远近同俗”、“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甚”(《旧唐书?李珏传》)的程度，这是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剥夺的。茶叶已成为百姓们日常生活“开门七件事之一”的必需品，以茶提神解乏，以茶养生，以茶自娱，以茶敬客，以茶赠友，以茶定亲，以茶祭祀等等，均早已形成风俗习惯，无需教导，无需劝说，人们自然而然会遵守。整日里为生活忙碌奔波的劳苦大众，不可能有更高层次的文化追求，不会自觉地去追求什么茶道精神。

有很高文化修养的文人雅士们则醉心于品茗技艺的探研，他们都具有诗人的浪漫气质，品茶时追求诗意的审美境界，很少人会从社会学和哲学的角度去考虑茶道精神问题。古代的官吏们都是典型的儒家子弟，历来遵循儒家的处世原则，“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仕途得意时忙于政务，自然无暇来过问茗饮琐事，倒霉失意时则隐退山林不问政事，只以茶来排忧解闷，寻求解脱，不会过问社会道德教化问题。而中国的佛门僧侣向来不干预寺外尘俗世界的事务，他们出来参加茶事活动，也都是以文人的身份出现，除了个别像皎然那样的大德高僧之外，很少有人会去考虑茶道问题。

至于历代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们，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要赋于茶事活动以崇高使命，虽然他们也经常以茶宴、赐茶的方式来招待群臣，但仅是作为宣扬皇威笼络臣下的宫廷礼仪而已，并未具有太多的道德教化色彩。在他们看来，有博大精深的儒家学说足以成为统一全国民众思想的强大武器，区区茶道，实在是无足挂齿。这是丰臣秀吉们统治的日本所不可能具备的。儒道大于茶道，这可能就是中国茶道观念不发达的最重要原因。

二、中国茶艺的发展历程

对于中国的茶人来说，饮茶是一门生活艺术，着重追求品茶时的艺术情趣，而不是缺乏诗意的清规戒律。即使是讲究“禅茶一味”，也是侧重以禅意来提升品茶的诗化境界，并不强化宗教色彩。

中国人饮茶饮了几千年，开始是将茶作为食物，然后作为药物，后来成为饮料，至迟从西晋开始，就将饮茶发展为一门生活艺术。作为饮料的茶汤，主要的功用是解渴、提神、解乏、保健，基本上是为了满足人们生理上的需要。但是西晋诗人张载的《登成都白菟楼》中有“芳荼冠六清，滋味播九区”诗句，已经在描写茶叶的芳香和滋味，可见当时人们饮茶开始讲究欣赏香味，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满足生理上的需要了。杜育的《拜赋》除了描写茶叶生长环境、采摘情况之外，还涉及用水、茶具、茶汤泡沫以及饮茶功效等，可以看出当时饮茶已经有了一套技术要求。特别是其中描写茶汤泡沫的几句：“惟兹初成，沫沉华浮。焕如积雪，哗如春薮。”意思是刚煎点的茶汤，茶末下沉，泡沫上浮，其光彩白如积雪，亮丽像春天的花卉。如此重视欣赏茶汤泡沫的色彩和形状，则当时必有培育茶汤泡沫的技术，据关剑平先生的研究，南北朝时期就已经采用茶筅搅打茶汤使之产生泡沫。[1](p306)而对茶汤泡沫的欣赏则完全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饮茶就具有艺术性了。至于《?F赋》的最后两句：“调神和内，倦解慵除。”描写饮茶的功效，可视为中国茶道精神的萌芽。

中国茶艺的成熟是在唐代。这是因为有一大批文人介入茶事活动，撰写了众多的茶诗，提升了饮茶的文化品位，使品茗成为一种艺术享受。其中如孟浩然、王昌龄、李白、皎然、卢仝、白居易、元稹、杜牧、齐己、刘禹锡、皮日休、陆龟蒙等人，都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茶诗，对唐代品茶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唐代诗人们品茶，已经超越解渴、提神、解乏、保健等生理上的满足，着重从审美的角度来品赏茶汤的色、香、味、形，强调心灵感受，追求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这从他们的众多茶诗中可以得到印证。[2](P252—254)除了前述皎然茶诗的“三饮”之外，卢仝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中描写的“七碗茶”也很典型：“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轻，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这样的品茶已经不再把茶汤当做是一种饮料，而是成为艺术欣赏的对象或者是诗人们审美活动的一种载体。可见，我国的品茗艺术至少在唐代中期已进入成熟的时期。因此，陆羽的《茶经》对此进行了全面总结。

陆羽将唐代的煮茶技艺总结为：“一曰造，二曰别，三曰器，四曰火，五曰水，六曰炙，七曰末，八曰煮，九曰饮”(《茶经?六之饮》)，就是茶叶采造、鉴别、茶具、用火、用水、炙茶、碾末、煮茶、饮用等九个方面。唐代盛行煮茶法，据《茶经?五之煮》记载是先将茶饼放在炭火上烘炙，两面都要烘到起小泡如蛤蟆背状，然后趁热用纸囊包起来，不让精华之气散失。等茶饼冷却后将它碾磨成茶末，再筛成茶粉。等水烧到冒起如鱼眼大小的水珠同时微微发出声响，称为一沸，要放点食盐进去调味。等水烧到锅边如涌泉连珠时为二沸，先舀出一瓢滚水备用，再用竹笑环击汤心，然后将茶粉从中间倒下去。过一会儿锅里的水翻滚为三沸，将就刚才舀出的那瓢水倒下去，此时锅里的茶汤会产生美丽的泡沫，称为“汤华”。这时茶汤就算煮好，分别舀人茶碗中敬奉宾客。

陆羽提倡的这套煮茶程序是：炙茶、碾茶、罗(筛)茶、烧水、一沸时加盐、二沸时舀水、环击汤心、倒人茶粉、三沸点水、分茶人碗、敬奉宾客。整套程序是相当完整的，其技术要求也是颇为明确、具体。陆羽特别重视煮茶时要培育出美丽的“沫饽”。称之为“汤之华”，华者花也。指的是茶汤表面上浮泛的一层细密均匀的白色泡沫：“沫饽，汤之华也。华之薄者曰沫，厚者曰饽，细轻者曰花。如枣花漂漂然于环池之上，又如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又如晴天爽朗有浮云鳞然。其沫者若绿钱浮于水湄，又如菊英堕于尊俎之中。饽者以滓煮之。及沸，则重华累沫，皤皤然若积雪耳。《?F赋》所谓‘焕如积雪，晔若春薮，有之’。”陆羽用了枣花、青萍、鳞云、绿钱、菊英、积雪、春薮等一连串美丽的名词来形容茶汤的泡沫，可见他对此是何等的重视。其实，唐代的诗人们也都很欣赏汤华的，常常用乳、花等美好字眼来形容：“沫下麴尘香，花浮鱼眼沸”(白居易《睡后茶兴忆杨同洲》)、“铫煎黄蕊色，碗转麴尘花”(元稹《一字至七字诗?茶》)、“白云满碗花徘徊”(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白花浮光凝碗面”、“碧沉霞脚碎，香泛乳花轻”(曹邺《故人寄茶》)、“惟忧碧粉散，常见绿花生”(郑遨《茶诗》)……总之，唐代煮茶并不是只煮出一锅普通的茶水，而是十分讲究培育茶汤面上的沫饽(汤华)。可以想象一下，唐代流行用青绿色的秘色瓷茶碗，茶汤是金黄色(杜牧《茶山诗》：“泉嫩黄金涌”；元稹《一字至七字诗》：“铫煎黄蕊色”)，汤华又是“焕如积雪”的白色，一碗在手，真是令人赏心悦目，难怪诗人们会产生那么多美丽的联想。

不过，在唐代茶艺发展进程中，除了陆羽等人之外还有一位茶人的贡献值得注意，这就是临淮县(今江苏洪泽县西)的常伯熊。据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卷6记载：“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临淮县馆。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为请之。伯熊著黄被衫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茶熟，李公为啜两杯而止。既到江外，又言鸿渐能茶者，李公复请之。鸿渐身衣野服，随茶具而人。既坐，教摊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毕，命奴子取钱三十文酬茶博士。”

从这条史料可以看出：(1)早在唐代，茶艺的基本程式已经形成，而且可以在客人面前进行表演。(2)常伯熊在表演茶艺时已经有一定的服饰、程式、讲解，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和观赏性，成为一项艺术形式。(3)茶艺的基本程式虽然是陆羽制定的，但却是经过常伯熊“广润色之”后才“茶道大行”，即进行很大(“广”)加工(“润色”)之后才在社会上流行起来。(4)陆羽的表演效果不如常伯熊，故“李公心鄙之”。(5)既然陆羽的表演是“教摊如伯熊故事”，可见陆羽自己也接受了常伯熊已经“广润色之”后的茶艺程式，那么，现在看到的《茶经?五之煮》中有关煮茶的记载，应该是陆羽参考常伯熊的“润色”而修订过的。因此，应该承认常伯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茶艺表演艺术家，是现代茶艺师的祖师爷。

唐代茶人们对“汤华”的追求对宋代的影响很大，宋代的点茶法的最大特点正是对泡沫(汤华)的追求。斗茶时是以泡沫越多越白而取胜的，即所谓“斗浮斗色倾夷华”(梅尧臣《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当宋代的茶人们发现将茶粉直接放在茶盏中冲点击拂会产生更多、更美的泡沫时，自然就会放弃唐代的煮茶方式。而是将早已存在民间的“阉茶法”加以改进发扬。早在三国时，张揖《广雅》就记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这与《茶经》所提倡的煮茶法并不相同，是将捣碎后的茶叶粉末放入瓷器中再用开水冲泡，《茶经?六之饮》中称之为“瘫茶”：“乃斫、乃熬、乃炀、乃舂，贮于瓶缶之中，以汤沃焉，谓之瘫茶。”宋代的点茶法则是将“瓶缶”改为茶盏，将茶粉放人茶盏中用少量开水调匀后再冲点开水，然后用茶筅击拂使之产生泡沫。显然，用茶筅击拂产生的泡沫肯定比煮茶法要多也更美观。而茶筅是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发明。由此可见宋代的点茶法并非突然凭空冒出来的，而是有悠久的历史轨迹可寻。

从宋代的《茶录》、《大观茶论》等茶书记载中，可以了解到宋代点茶法的点茶技艺是：炙茶、碾茶、罗(筛)茶、候汤(烧水)、?菡?(烘茶盏)、调膏、注水、击拂、奉茶。

宋代茶人们除了追求美丽的茶汤泡沫外，也讲究茶汤的真味。陆羽在《茶经》中虽然反对民间传统煮茶加进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等佐料，但是他还是保留了加盐的习惯。宋代的点茶则连盐也不用，单纯品尝茶叶的芳香和滋味。宋代的诗人们也写了大量歌颂茶汤色、香、味的诗句，经常三者并提，如“味触色香当几尘”(黄庭坚《送张子列茶》)、“色香味触映眼来”(黄庭坚《奉同六舅尚书咏茶碾煮茶》)、“色味新香各十分”(葛胜仲《谢通判惠茶用前韵》)、“色香味触未离尘”(刘才邵《方景南出示馆中诸公唱和分茶诗次韵》)。而且还将三者称为“三绝”：“遂令色香味，一日备三绝”(苏轼《到官病倦，未尝会客，毛正仲惠茶，乃以端午小集石塔，戏作一诗为谢》)。

宋代的茶书就将色香味列为三大标准。如蔡襄《茶录》指出：“茶色贵白……以青白胜黄白”；“茶有真香……民间试茶皆不入香，恐夺其真”；“茶味主于甘滑”。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则将“味”摆到第一位：“夫茶以味为上，香甘重滑为味之全”；“茶有真香，非龙麝可拟”；“点茶之色，以纯白为上真”。

但是，宋代点茶所使用的茶叶仍与唐代一样，是用蒸青饼茶，即茶叶采摘后要蒸熟、捣碎、榨汁、压模、烘干成团状或饼状的茶饼，特别是斗茶讲究茶汤泡沫贵白，尽量将茶叶中的汁液榨干，“蒸芽必熟，去膏必尽”(宋子安《东溪试茶录》)。致使茶叶的色、香、味都受到很大损失，有时会加进一些香料作为弥补，结果又使茶失去真香真味。而民间饮用的散茶，却有不用蒸青而直接烘焙，其香气和滋味自然胜过饼茶，于是逐渐传播开来。明代谢肇涮《五杂俎》引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茗有片有散。片者即龙团旧法。散者则不蒸而干之，如今之茶也。”后说：“始知南渡之后，茶渐以不蒸为贵矣。”正如明代许次纾《茶疏》所指出：“名北苑试新者，乃雀舌冰芽所造，一挎之值至四十万钱，仅供数盂之啜，何其贵也。然冰芽先以水浸，已失真味，又和名香，益夺其气，不知何以能佳?不若近时制法，旋摘旋焙，色香俱全，尤蕴真味。”特别是明明了炒青、揉捻技术之后，增强了茶叶的香气滋味。张源《茶录》记载：“候锅极热，始下茶急炒。火不可缓，待熟方退火，彻人筛中，轻团数遍，复下锅中，渐渐减火，焙干为度……火候均停，色香全美。”茶青炒后复加烘焙，更加芳香，叶色青绿可爱，经过揉捻渗出茶汁，易于溶解，滋味更加醇厚，人们就直接采用开水冲泡，以品尝茶叶的真香真味，于是在宋元时期就已在民间流传的散茶冲泡法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在明朝初年朱元璋废除饼茶改进贡芽茶之后，宋代的点茶法就被瀹茶法(散茶冲泡法)所淘汰了。自此之后直到今天，瀹茶法一直占据中国饮茶方式的主导地位。

瀹茶法是用条形散茶直接冲泡，杯中的茶汤就没有“乳花”之类可欣赏，因此品尝时更看重茶汤的滋味和香气，对茶汤的颜色也从宋代的以白为贵变成以绿为贵。明代的茶书也开始论述瀹茶法的品尝问题。如陆树声《茶寮记》的“煎茶七类”条目中首次设有“尝茶”一则，谈到品尝茶汤的具体步骤：“茶入口，先灌漱，须徐咽。俟甘津潮舌，则得真味。杂他果，则香味俱夺。”要求茶汤人口先灌漱几下，再慢慢下咽，让舌上的味蕾充分接触茶汤，感受茶中的各种滋味，此时会出现满口甘津，齿颊生香，才算尝到茶的真味。品茶时不要杂以其他有香味的水果和点心，因为它们会夺掉茶的香味。罗廪的《茶解》也专门谈到品尝问题：“茶须徐啜，若一吸而尽，连进数杯，全不辨味，何异佣作。卢仝七碗，亦兴到之言，未是事实。山堂夜坐，手烹香茗，至水火相战，俨听松涛，倾泻人瓯，云光缥渺，一段幽趣，故难与俗人言。”主张品尝茶汤要徐徐啜咽，细细品味，不能一饮而尽，连灌数杯，毫不辨别滋味如何，等于是佣人劳作牛饮解渴。真正的茶人品茶，最好是山堂夜坐，亲自动手，观水火相战之状，听壶中沸水发出像松涛一般的声音，香茗人杯，茶烟袅袅，恍若置身于云光缥渺之仙境，这样的幽人雅趣是难以和俗人讲清楚的。明代的屠隆在《考??馀事》卷3“茶笺”中强调要识趣：“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兼以白石清泉，烹煮得法，不时废而或兴，能熟习而深味，神融心醉，觉与醍醐甘露抗衡，斯善鉴者矣。使佳茗而饮非其人，犹汲泉以灌蒿莱，罪莫大焉。有其人而未识其趣，一吸而尽，不暇辨味，俗莫大焉。”品茶讲究“幽趣”，是明清文人在品茗活动中所追求的艺术情趣，也是中国茶艺的一大特色。

这样的品茶最适合用小壶小杯来品啜，许次纾《茶疏》“饮啜”就主张：“一壶之茶，只堪再巡。初巡鲜美，再则甘醇，三巡意欲尽矣。”“所以茶注欲小，小则再巡已终。宁使馀芬剩馥尚留叶中，犹堪饭后啜漱之用。”冯可宾的《?舨杓恪芬仓髡庞眯『?泡茶：“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何也?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况茶中香味，不先不后，只有一时，太早则未足，太迟则已过。的见得恰好一泻而尽，化而裁之，存乎其人。”于是就逐渐形成了功夫茶艺。最早见于记载的是清初袁枚的《随园食单?茶》：“余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浓苦如饮药。然丙午秋，余游武夷，到曼亭峰天游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馀甘。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矜，怡情悦性。”这是典型的小壶小杯冲泡法，是今天功夫茶艺的原型，至清代晚期，功夫茶艺就已经很成熟了。

据寄泉《蝶阶外史?功夫茶》记载，其具体冲泡程式如下：“壶皆宜兴沙质。龚春、时大彬不一式。每茶一壶，需炉铫三候汤。初沸蟹眼，再沸鱼眼，至连珠沸则熟矣。水生汤嫩，过熟汤老，恰到好处颇不易。故谓天上一轮好月，人间中火候一瓯。好茶亦关缘法，不可幸致也。第一铫水熟，注空壶中荡之泼去；第二铫水已熟，预用器置茗叶分两若干立下壶中，注水，覆以盖，置壶铜盘内；第三铫水又熟，从壶顶灌之周四面，则茶香发矣。瓯如黄酒卮，客至每人一瓯，含其涓滴而玩味之。若一鼓而牛饮，即以为不知味，肃客出矣。”

由此可知，清代功夫茶艺的程式为：煮水、温壶、置茶、冲泡、淋壶、分茶、奉茶。客人在品尝茶汤时则要求“含其涓滴而玩味之”，徐珂《清稗类钞》提到邱子明泡功夫茶时也说：“注茶以瓯，甚小，饷一瓯，含其涓滴而咀嚼之。”这“玩味”“咀嚼”的是茶汤之色香味，至于如何“玩味”“咀嚼”?清代梁章钜《归田琐记》“品茶”一节中提到福建泉州、厦门人的功夫茶时指出：“一日香，花香小种之类皆有之。今之品茶者以此为无上妙谛矣，不知等而上之则曰清，香而不清，犹凡品也。再等而上之则曰甘，香而不甘。则苦茗也。再等而上之则曰活，甘而不活，亦不过好茶而已。活之一字，须从舌本辨之，微乎微矣，然亦必瀹以山中之水，方能悟此消息。”梁章钜将茶之香味区分为香、清、甘、活四个品级，要从舌头上去细细辨析、体味，可见清代品茶是何等之精。

不仅如此，明清文人品茶还讲究环境的幽雅。徐渭在《徐文长秘集》中对品茗环境有概括的论述：“品茶宜精舍，宜云林……宜永夜清谈，宜寒宵兀坐，宜松月下，宜花鸟间，宜清流白云，宜绿藓苍苔，宜素手汲泉，宜红妆扫雪，宜船头吹火，宜竹里飘烟。”许次纾《茶疏》对品茗环境谈得更详细：“心手闲适，披咏疲倦，意绪棼乱，听歌拍曲，歌罢曲终，杜门避事，鼓琴看画，夜深共语，明窗净几，洞房阿阁，宾主款狎，佳客小姬，访友初归，风日晴和，轻阴微雨，小桥画舫，茂林修竹，课花则鸟，荷亭避暑，小院焚香，酒阑人散，儿辈斋馆，清幽寺观，名泉怪石。”其中“心手闲适”、“听歌拍曲”、“鼓琴看画”、“宾主款狎”、“访友初归”等等是属于品茗的人文环境，“明窗净几”、“洞房阿阁”、“儿辈斋馆”、“清幽寺观”等等是属于品茗的室内环境，而“风日晴和、轻阴微雨、小桥画舫、茂林修竹”、“荷亭避暑、小院焚香”、“名泉怪石”等等则是属于室外的自然环境。品茶品到这种地步，完全变成一种充满审美情趣的艺术行为，也标志着中国的茶艺至此已经高度成熟。

三、中日茶文化的不同发展方向

由此可见，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方向是沿着茶艺轨道而与时俱进的。对茶叶的色、香、味及艺术意境的追求一直是中国茶艺的重点。从唐代以前的夹杂他物的混煮法到唐代的煮茶法、宋代的点茶法和明清时期的瀹茶法，泡茶方式是朝着自然、简约、生活化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茶叶的制造方法也从蒸青、压汁、制饼发展为烘青、炒青以至摇青等方法，制造出能显示茶叶自然形态、色泽、香味的绿茶、黄茶、白茶和青茶等产品，形成了千奇百态、异彩纷呈的茶的世界。而这一切都是随着时代的更替，社会的发展，人们品茶口味的变化而向前演进。这种变化的终极目标是越来越追求茶叶本身天然的色香味形，赋于品茶以丰富审美情趣的艺术性，无疑，这是一种人性化的追求，它符合中国文人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本性。应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反观日本，他们将中国宋代的点茶法引进本国后，却发展为宗教色彩极浓的日本抹茶道。直到今天，他们饮用的是从宋代以来一成不变的蒸青绿茶粉，使用的也是宋代点茶法那一套点茶器具和方式，居然可以历千年而不变。这是因为引进中国饮茶方法的都是日本高僧，他们是在中国寺庙中将佛门茶事学回去，并将它们作为佛门清规的组成部分一直在佛门中被严格地传承下来。比如，最早将中国宋代寺庙中的饮茶礼仪引进日本的是对日本茶道的创立产生重大影响的南浦绍明(1235—1309)，他于南宋开庆元年(1259)人宋遍参名师，师从杭州净慈寺虚堂智愚禅师。咸淳元年(1265)秋，虚堂智愚奉旨为余杭径山寺万寿禅寺住持，南浦绍明也跟着上山，一边参禅，一边学习径山等寺院的茶礼。咸淳三年南浦绍明回国，临行前得到一套茶台子。他将茶台子连同七部中国茶典带回了日本，一边传禅，一边传授禅院茶礼。南浦绍明回国后曾任崇福寺住持33年。其茶礼被弟子大德寺开山宗峰妙超所继承，带回的茶台子等茶道器具也转移到大德寺。大德寺的茶礼后来就传至对日本茶道的创立都有很大贡献的一休宗纯和村田珠光。由此可见，日本所传去的茶道实际上就是佛教茶道。

不仅如此，就是连赫赫有名的日本茶道精神——茶道四规“和、静、清、寂”也从是中国佛门典籍中学去的。据日本学者西部文净在《禅与茶》一书中的考证，南浦绍明带回日本的七部茶典中有一部是刘元甫所作的《茶堂清规》，其中的“茶道规章”和“四谛义章”两部分被后世抄录为《茶道经》。从《茶道经》中可知刘元甫乃中国禅宗杨岐派二祖白云守端的弟子，与湖北黄梅五祖山法演(杨岐派三祖)为同门。他以成都大慈寺的茶礼为基础，在五祖山开设茶禅道场，名为松涛庵，并确立了“和、敬、清、寂”的茶道宗旨。可见，日本的茶道四规本是来自中国五祖山的松涛庵，一直传到千利休的手里，再次被发扬光大，成为日本茶道信徒们顶礼膜拜的最高宗旨，从而名扬世界。[3]

但是，刘元甫的《茶堂清规》连同他的“和、敬、清、寂”四谛在中国宋代以后却失去踪影，既没有在佛门寺庙中得到传承，更没有被广大茶人们所接受，以致中国茶文化界至今极少有人知道刘元甫的名字和他的茶道四谛。由此亦可反证，茶道观念在中国确实是缺乏丰厚的土壤。

而在日本，学茶也就是在学佛，学佛必须学茶，在今天的日本寺院中，个个和尚都是茶道高手。日本茶道圣典《南方录》卷首就记录千利休的一段话：“草庵茶的第一要事为：以佛法修行得道。追求豪华住宅、美味珍馐是俗世之举。家以不漏雨，饭以不饿肚为足。此佛之教诲，茶道之本意。”

千利休的高足山上宗二在《山上宗二记》中说得更明白：“茶道是从禅宗而来的，同时以禅宗为依归，专门作为禅僧的行为准则，珠光、绍鸥都是禅宗的门徒。”

后来的《泽庵和尚禅茶录》也记载另一位茶道大师泽庵宗彭的话：“茶意即禅意也。因此舍掉禅意之外就没有茶意。不知道禅味的话，也就不知道茶味。”

既然茶道是作为修行佛法追求得道的一种手段，最重要的是它的教义和仪式以及信徒们的虔诚与专一。他们可以为举行一次茶道连续坐上几个小时，至于茶汤的色香味就不是首先要考虑的事情了。因此，尽管日本的茶道经过历代大师们的不懈努力，形成了完整、成熟、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茶道艺术文化体系，在国际上也产生过很大影响。但是与中国茶艺相比，它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对茶道形式和教义的重视远远胜过对茶汤香味的追求。新晨

这是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造成的，我们无须强分轩轾。但是了解了这一区别，却可以使我们正确认识中国茶文化历史的发展方向。日本人可以继续为他们的茶道而骄傲，我们却应该为中国的茶艺而自豪。也正因如此，中国的茶艺今天又开始走向世界，不但在西方有一大批的欧美人士在学习中国茶艺，惊叹中国的茶叶会有如此美妙的香气和滋味，像发现新大陆似地钦羡中国人把饮茶变成一门艺术。[4]就是在茶道王国的日本，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士对自己的茶道失去兴趣，而在学习芳香袭人充满艺术情趣的中国茶艺。

植根于生活和人性土壤之中的中国茶艺，永远与时俱进，永远焕发青春!

[参考文献]

[1]关剑平．茶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陈文华．长江流域茶文化[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3]丁以寿．日本茶道草创与中日禅宗流派关系[J]．农业考古，19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