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论文范文

民间文学论文篇1

1.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第一，配合课程设置。连云港市农村小学美术专职教师紧缺，为了完成课程设置，学校从其他科目调配非美术专业教师担任美术教学工作。根据课题组的调查研究分析及对相关文献的分析，目前农村美术教师构成阻碍了课程改革深层次推进，基础教育面临新的发展问题，推进统筹城乡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工作担负着更为艰巨和复杂的历史使命。第二，体现课程性质。2011版美术课程标准指出，义务教育阶段的美术课程强调美术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对乡土民间美术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使之成为美术课程资源，是对国家美术课程的补充，为美术教学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本课题是立足于连云港市板浦特有的民间艺术，让民间美术从艺术角度反映民族特色和本土艺术精神，反映民族文化意识与价值观。第三，提高教师素养。通过课题研究，引导教师深入学习教育教学理论，不断更新教育观念，提高教师自身的教学水平和艺术涵养。本课题的研究将引发教师及学生转变创新观念，丰富和发展美术课堂教学的理论。第四，解决现存问题。本课题的研究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为主，让学生在美术教学活动中得到锻炼和审美教育，调动每位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引导学生质疑、调查、探究，在实践中学习，把家乡的民间艺术发扬光大。改变以往的教学模式，让学生真正做到在学中做、做中学，理论与实践紧密相连。

二、在美术教学中运用连云港民间艺术的目标和内容

1.研究目标

第一，学生的美术素养。小学民间美术课程的开发既要把握民间美术资源的“民间”特性，又要注重与学生身心发展认识规律相结合，重在培养学生的技能与理解力，让学生多渠道地体验学习乐趣，逐渐认识民族艺术的价值，通过探索活动主动地在生活中传承、保护和发展民间艺术，实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活态传承。第二，教师的专业发展。教师提升自身的专业水平，对连云港民间艺术进行全面的了解、学习、交流、探讨，与民间艺人直接接触，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让教师在广泛的文化情境中认识民间艺术的特征、艺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对社会生活的独特贡献。在课题的研究过程中，课题组通过对连云港民间艺术的学习与探讨，据此确定课题研究的一些方案和策略，提高教师的综合能力。第三，学校的整体发展。充分调动学生家长和社区人员的积极性，使他们积极参与民间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创办特色艺术学校，形成健康的校园文化。全面贯彻落实素质教育和新课程改革，大力提高学校教育教学的水平。

2.研究内容

乡土特色美术手工课教学，是根据农村经济相对滞后、学生准备美术学习用具较难而设计的。经过实施可以弥补农村基层学校教学方式的不足。第一，学生的学习方式和习惯。改变原有单纯接受式的学习方式，建立和形成充分调动、发挥学生主体性和探究式学习方式成为这次课题研究主要应解决的问题。让学生通过对连云港民间艺术进行全面的了解、学习、交流、探讨，在广泛的文化情境中认识民间艺术的特征、艺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对社会生活的独特贡献。第二，教师教学的方式与途径。在美术教学中有效地开展小组合作学习活动，在教学中让学生多看、多思，多讨论、交流和动手操作。第三，教师研究水平。教师在实践反思自己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以及教育教学行为。以人为本，依托课题教研，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

三、在美术教学中运用连云港民间艺术的实践

“连云港民间艺术在乡村小学美术教学中的应用研究”这一课题不仅体现了美术课堂教学的人文性和工具性，也是衡量美术课堂教学优劣的原则和标准，研究的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实用价值。按照“总体规划—分步实施—重点突破—逐步推广”的思路，进行科学、有序的研究，主要过程如下：

1.农村小学美术教师课堂教学单一化现状研究

第一，现象分析。根据调查发现，以往海州区农村美术教学的课堂随意性较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部分海州农村地处偏僻，受客观条件限制。在海州农村，缺少美术馆、画廊、历史博物馆等设施。海州区部分学校经费紧张。教师缺少辅助设备、图片资料等。久而久之，学生很容易厌烦，从而对美术课失去兴趣。由于美术课对材料有一定程度的依赖性，导致美术课堂的教学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学生材料的准备情况。农村学生的学具很难齐全，常令教师犯难。学生在接触美术作品时，主要使用一些蜡笔、彩笔、水粉等常见的绘画材料，材料的单一使学生的作业带有明显的复制痕迹。第二，对现状的反思。通过调查分析，课题组发现要改变农村小学美术课堂教学现状，必须把提高教师业务素质、转变观念作为切入点。当前的教学在向实证研究的方向发展，靠经验的描述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只有采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对课堂教学中长期困扰美术教师的难点问题、症结问题进行实实在在的研究，才能有效地建构生态化的课堂教学。因此，必须积极引导教师针对教学中的困惑进行研究，让科学的理论指导教学实践，使教师的教学行为更加符合教学规律。

2.农村美术教师课堂教学“生态化建构”的实践研究

农村小学美术教师课堂教学民间艺术的实践研究过程中，课题组采用了实证研究法，从理论上弄清课题中民间艺术的内涵，明确生态化教学的特点、价值，初步形成生态化教学的理论体系。在实现生态化课堂教学的前提下实现课堂教学效益最大化。第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资源。如广阔的田野、蓝天白云、美丽的山川、河流、动物和奇花异草，还有天然的材料，如各种竹、石、木、土、草等，不仅自然风光美，而且物产丰富等，这些都是学生绘画的好题材。罗丹曾说过：“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因此，在特色化美术教学的探索中，笔者积极引导学生观察自己身边的事物，在熟悉的家乡寻美，在取材中欣赏美，在绘画中创造美。第二，独具特色的民间文化资源。传统的节日是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民间美术的大荟萃。走进节日，参与民俗活动，亲身体验民间美术在这些节日中的特色，也是对学校美术教育的有益补充。在节日里，农民杀猪宰羊、走乡邻、访亲友、逛庙会。不同的时节，农民有不同的庆贺方法。古镇板浦有着悠久的舞龙、玩花船的风俗传统。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是古镇传统的花灯节。这是全镇性的盛大庆祝活动。在活动期间，在家庭、学校、社会的配合下，笔者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画脸谱、糊龙鳞、龙头点彩、染彩车、舞大龙等活动。第三，方便利用的民间工艺资源。连云港市的服装业比较兴旺，自然废弃的布角料也很多。在教学中，笔者充分利用这一资源，指导学生用布角料进行布贴画的创作，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当笔者把这些经济实用的材料作为美术学具引进课堂时，引起了学生的极大兴趣，调动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学生学得主动、愉快，课堂氛围生动、活泼。

四、研究的理性认识

第一，明确了乡土文化美术课堂教学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取向。乡土文化课堂教学有助于促进师生的共同成长。通过一年多的实践研究，农村小学美术教师的课堂教学水平明显提高了，大大推进了教育的均衡发展。第二，明确了乡土文化美术课堂教学在课程改革中的应有地位。课程改革的目的是实现教学的最优化，借助生态学的研究成果，以农村小学所形成的教学系统为中轴，以连云港乡土文化渗入课堂教学为主线，从实践中探索农村小学美术课堂形式，建构农村小学美术课堂教学生态化的环境，达到了教学的平衡、协同、和谐，实现了课堂教学的优质化。第三，梳理了乡土文化美术课堂教学实施中的几个关系。一是处理好教师与学生的平等关系，不断丰富生态化美术课堂的内涵。二是处理好教师、学生与教学环境的关系，追求“乡土文化”的教学环境，追求乡土文化基础上的生态课堂。三是处理好学生与学生的关系，寻找生生之间“协同”的连接点，让乡土文化课堂更加完善。

五、研究尚存在的问题与反思

1.存在的问题

这两年多的研究过程，课题组虽然取得了一些收获，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第一，研究的动力尚显不足，课题研究活动还没有真正成为教师的自觉行为，课题研究还只停留在较为浅显的层次，未能建立完整的体系；第二，课题注重对农村小学乡土文化课堂教学特色化的研究，但对特色化课堂教学的构建研究还有欠缺。研究过程中关注乡土特色文化教学过多，对课堂教学过程中如何构建乡土特色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尚不够深入。

2.对研究的反思

作为一种新的课堂教学模式，乡土文化课堂教学的研究为当前正在进行的课程改革带来了新的气象。但是我们也发现：由于一些教师对乡土文化课堂教学存在种种形式上的、似是而非的理解，致使乡土文化课堂教学的建构在具体研究中产生了一些误区：第一，缺少对农村小学美术教师课堂教学的理论分析；第二，侧重于乡土文化生态课堂的方法和途径的介绍，对农村小学美术教师的教学缺少明确的指导和规范。两年多的研究，为课题组成员个人、农村小学美术教师群体乃至学校的发展夯实了基础，储备了后劲。课题的结题又是课题组下一个新征程的开始。课题组将再接再厉，扎根教坛，不断探索，争取更大的进步。

民间文学论文篇2

论文关键词：范式；生活属性；情境；表演；民间文学批评

一、旧范式下的民间文学书写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发轫于“五四”时期北大歌谣征集活动。最初的民间文学研究以及对民间文学的界定都受到过西方民俗学研究的影响真正作为高等院校一门学科的民间文学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什么是民间文学?几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一直援引俄国作家高尔基的观点．认为民间文学“主要是劳动群众的口头创作”．并称“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从其劳动和社会经验中抽取出来的知识总汇”。在一些辞书中，“民间文学”也被界定为“人民的口头文学创作指以劳动人民为主体创作并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口头文学作品”。这一理论判断基本符合历史的实际．尽管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定义。

这样的界定注意到了民间文学的口头性、集体性以及知识性特点．把民间文学的创作和享受的主体界定为“人民”或“劳动人民”．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只有“知识总汇”才与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有关．但没有被强化突出。所以说。这一阶段有关民间文学的定义都是照搬前苏联模式的结果．整个理论框架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要做的仅是把本土的内容填充进去此体系对中国民间文学书写所产生的影响至今犹有余波．以致国内民间文学教材之问基本上差别不大：较早的教材明显带有阶级斗争论的观念．较近出版的把“人民”或“劳动人民”置换为略显中性的“民众”．吸收了新发掘整理的民间文学材料期间虽有段宝林先生主张对民间文学要做立体研究，以及杨利慧、黄涛诸学者重视民间文学的语境等富有新范式雏形的观点．但相关研究对这样根深蒂固的民间文学书写体系还是反思不够．鲜有从学科体制本身进行批判性重构。因此．大多数民间文学教材都没有很好地显示出学科本身的深度．以致形成民众的文学就应该是这样浅显的心理暗示。另外，随着文字、图画、音响、影视、电脑等媒介的出现与运用．民间文学的传播空间获得空前拓展．其传承手段也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尤其是进入国际互联网时代之后．伴随着新媒介的不断启用．民间文学的概念也面临着重新思考与界定的任务。

二、民间文学书写的新范式

万建中先生的《民间文学引论》无疑是此种情境下的“另类”书写．在学科本身的理论深度建构上大大超越于以往任何一部民间文学教材。虽然也有部分理论阐述与民间文学现象还不是那么水融，但著者的理论探索意识和充满安全感的论述，都昭示着迥异于以往民间文学书写的新范式。其《民间文学引论》中的情境、生活属性、表演、民间文学叙事等概念都是第一次在民间文学教材中被论及或强调。把民间文学还原到生活世界中去。使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凸显．从而有力地强化了民间文学学科本身的属性．至少初步拥有了与作家文学对话的底气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征从而获得彰显．

也为民间文学研究展示了新范式。相比较而言．以往教材多注重对被文字记录凝固后的文本分析．忽略了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情境性．其美学和批评话语系统愈来愈显得不堪重负．这是现代民间文学发展逼迫出来的民间文学不只是作家文学的资源，我们可以更广泛地看待民间文学，把它当作生活的技艺．是传统的或者本地的实践活动的整个范围——包括语言的、物质的和习俗的活动，是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作家文学中之所以有民间文学．是因为它是现实生活世界里的基本组成成分。民间文学是面对面的直接的表演，表演者和观众是互动的这种情境是被凝固在文字中的民间文学文本所缺乏的万建中先生的《民间文学引论》首先抓住了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语境．去展示或表演生活世界中的各种民间文学样式：理论建构意识贯穿全书始终美国著名文论家艾伯拉姆斯所提出的文学研究四要素即作家、作品、世界以及读者，也在万著中得到创造性的体现．不过这里的“作品”是生活世界中的活态的文本．与程式化的生活和程式化的审美紧密联系在一起．让民间生活世界充满民间文学的动感、质感如果说以往的民间文学研究是韦勒克意义上的内部研究．即仅仅关注文字记载后的文本中的民间文学，那么，万著《民间文学引论》似乎更强调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有机结合。在某种情境下更强调民间文学的书面文本返回到生活中去．以获取其原本的活态性，与生活世界水融：研究、体验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审美情境性研究．或者说生活态的民间文学重新回到生活世界。万著中把前者称为“民间文学的文学文本”．后者被称之为“民间文学的生活文本”

我们要想理解并欣赏生活世界中的民间文学．了解创造并表演民间文学主体的生活方式的知识是必需的在非洲东部的牧牛民族丁卡人是这样形象地描写了隐匿在云层背后的月亮——“雨季之黑公牛从月亮的牛栏中解脱了。”很明显．假如没有创作和吟唱这首歌的那些人的生活方式的知识．就无法真正理解这类形象著名人类学家巴克曾经依靠田野调查所获得的生活知识抨击了一个自以为是的流行观点——史前时的雕塑和壁画之所以夸大女性的和腹部．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殖崇拜观念在作怪他提到的一个例是在中非莱加很普通的雕像．即一个鼓起腹部的女人。她的意味远远不是引起赞赏．而是对其与人通奸而怀孕的惩罚．但在博物馆和艺术画廊中．这个形象常常被当成生殖崇拜的例证来加以解释。他还提到另一个普通的莱加雕像．一个人举起一只胳臂：这个姿势有时被解释成向天帝祈求。但是巴克认为．莱加人与天帝没有关系：对他们来说，这个姿势表示一种禁忌。因此，“民间文学将生活呈现出来并使生活成为审美的现场”，或者说民间文学美在情境。

其次．在万著中我们发现民间文学研究已经回归到声音的层面，即对民间文学口头性的重视．也是与万著对生活属性的重视相关的。相对于视知觉所拥有的认识——思维定势．听觉以及由此形成的节奏感总是侧重于我们的情感体验之维所以著名德国美学家施莱尔马赫提出：“语言有两个要素：音乐和逻辑：诗人应使用前者并迫使后者引出个体性的形象来。”这样。撇开关于“语言的两种用法”的争议我们发现．与通常给人以“概念等价物”的印象截然不同．语言实质上首先是诗的媒介．或者说是民间口头诗歌的媒介。事实上．当语言学家萨丕尔强调，“语言主要地是一个听觉符号系统．正常人的语言冲动首先发生在听觉印象的范围”当评论家帕克据此而坚持．“只有在具有音乐性也具有形象性的表达中，才能发掘出语言表现的全部潜力”两：当文学枭雄王尔德在谈到诗性写作的奥妙时断然表示：“我们必须回归到声音上去．这是对我们的考验”：都无疑可视为是对海德格尔“语言本身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这个命题的不同诠释。虽说对于要求精确限定的科学表达而言．语言的这种诗性品质常常成为问题但对于侧重经验交流的艺术活动来讲．这不仅并非语言媒介的劣势．恰恰相反是它的优势所在。

放眼全球背景下的民间文学研究．西方是走在前列的：重大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几乎都是西方学者完成的。作家文艺学的研究也启发着民间文学的研究。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严重滞后．一时半时难以走出消化吸收西方理论资源的阴影“五四”时期对西学的借鉴与启蒙救亡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研究也像政治一样全面倒向前苏联的怀抱．构建本土化的民间文学理论的主体性都丧失了，遑论创新。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苏联体制下受到压制的民间文学理论也被当时的中国学者拒绝了。真正的民间文艺学大家如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研究成果只有在改革开放后才逐渐介绍到国内。本土化的民间文学研究一直笼罩在西方的阴影里。可喜的是．这样的借鉴和吸收有了重要进展。万建中的《民间文学引论》视野开阔．广泛吸收最新成果．尤其是对西方的理论资源或相关学科的理论兼收并蓄。因而赋予其专著以很浓的理论思辨色彩，这是以往同类教材中所缺少的．也是中国民间文艺学中亟待建构的内容。从这个角度说．《民间文学引论》作为一本高等院校的民间文学教材无疑显得有点“另类”，作为颇具个性的专著可能更合适。

三、民间文学研究的展望

毕竟，万建中先生的《民间文学引论》给我们今后的民间文学研究带来很多启发．例如．如何把用来分析作家文学文本的叙事学．成功转换为分析民问文学的文学文本和书面文本的有效工具．就很有挑战性和前瞻性。诚然，如何做到理论闸释与研究对象的妥帖吻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次．在众多民间文学教材中一——包括万建中的《民间文学引论》——民间文学批评一直缺席。既然我们的民间文学研究可以借鉴作家文艺学中的理论和方法．民间文学也应该拥有自己的批评．而不仅仅是民间文学研究在笔者看来．民间文学研究不等于民间文学批评民间文学批评的缺席就很有探究的必要．相关研究迄今还未见到。若结合民间文学的特点和功能．我们可能会厘定出民间文学批评的原则或维度。

民间文学本身的品味或品质到底如何获得提升．民间文学批评不失为一种重要而有效的途径即使我们通过对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表演情境的强调，初步拥有了与作家文学对话的实力．明确了民间文学非文学的～面，但民间文学若被封闭仅靠自身去补给营养．缺少新鲜艺术的介人和影响，这样的民问文学的前途会是黯淡的。实际上．自作家文学出现后．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总是互有影响如此才能保证民间文学自身的精神品质得到不断提升．否则不论我们多么强调民间文学的重要性和艺术性，受众终将不愿回到那样的生活现场．却愿意反复咀嚼欣赏作家文学．因为后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更耐人寻味。正如我们人类既是集体的一员，又是拥有个人性情和尊严的鲜活个体“根据费尔迪南．索绪尔(ferdihandsaussure)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方法．民间文学应属于前者而文学属于后者。属于语言的民间文学以社团为基础，是口头的、集体的：而属于言语的文学则是个体的、永久的书面记载”

第三．民间文学的生态环境走向虚拟化．身体几乎被悬置。民间文学原本与生活世界血脉相连．具有现场性和原生态性．如今却脱离了生活世界．被各种媒介所再现或表现．使民间文学艺术又增加了某种表演性．从而具有了双重的表演性．因此又反过来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和生命体验这种历史情境有利有弊．若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无疑是人类生活走向虚拟等荒诞处境的真实征候所以有学者曾经著文强烈呼吁重视史前艺术研究的思想在此凸现其重要价值传统如何与现代结合?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继续探究的问题金耀基从古城海德堡寄给董桥的信上说：“其实我就是喜欢这种现代与传统结合在一起的地方：有历史的通道．就不会飘浮；有时代的气息，则知道你站在那里了!”

传统的民间文学和新兴的民间文学都是民众所需要的．后者总会或多或少拥有传统的毖础。前者至少能帮民众认识自己的文化身份。

民间文学论文篇3

关键词：民间舞教学规格风格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有着几千年优秀灿烂的文明史，历史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各民族民间舞在我国历史文化长河进程中，世代生息演进，流传至今，其风情醇厚、绚丽多彩的民间舞蹈生动而鲜明地表达了我国各民族、各地区人民的审美心理、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构成了我国传统艺术丰富的内容之一，是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是舞蹈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命源泉。

一、民间舞教学目的和意义

在中国舞蹈教育和艺术人才的培养课程体系中，民间舞始终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入舞蹈课堂教学，是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训练课，也是培养民族舞蹈或舞剧演员、舞蹈编导、舞蹈教育、舞蹈理论研究工作者的专业必修课程。民间舞这门课程所担任的教学任务及目的是：通过系统规范化的教学内容，配合相适应的、生动有效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在民间舞基础知识、技术运用方法、基本能力（形态技能、心智技能）等诸多方面得到培养开发和训练，以适应掌握各种民间舞所特有的节奏、动律和风格，提升学生的综合表现能力，为学生在舞台艺术实践和将来从事民族舞蹈教学科研创作等方面的研究奠定基础。

民间舞的课堂教学，是以中国各民族独具风格特点、生活气息浓郁、个性特点突出、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训练价值的教材为教学内容，解决学生在其他专业课程不能解决的技术技能问题。同时，通过民间舞这门课程学习，使学生了解、熟悉和掌握民族民间舞的基本技能、美学思想和舞蹈历史文化知识，其教学目的和训练意义是其他课程无法取代的。

二、民间舞教学特点

民间舞的课程教学特点，体现在以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有代表性的民间舞教材为教学内容，而其教材是经过无数艺人和民间舞专家、舞蹈教育工作者几十年来的悉心研究、精心磨砺、不断加工、提炼升华、在实践探索中逐步规范而形成的，非常丰富而具有代表性，有较强的系统性和规范性，使之变成课堂教学培养训练学生不可或缺的有效手段，有很大的训练价值意义。在民间舞教学中，以具有训练形体技能和心智技能两方面价值和作用的内容，着重解决学生的身体松弛和协调性、灵活性、柔韧性、气质性以及控制力、力度、弹性、速度、节奏感、乐感、技术技巧性和表现力等。学生通过长期实践与研究学习，不但学到和提高了表演技能和心智技能，还体会感知和掌握了解了不同民族民间舞的风格韵律和民俗风情，包括对其民族审美思想、审美追求、审美心理、审美表达和审美情趣等基础文化知识的积累。这容易激发学生尊重和热爱民族舞蹈文化艺术的热情与追求，有利于学生人文精神的塑造与培养，有利于民族民间舞蹈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我们深知，教学的过程不单是知识技能的传授，同时又是育人的过程。实践证明，在舞蹈专业学科对培养优秀的舞蹈艺术人才的教育中，中国民间舞是一门必不可少的专业必修课，其意义是深远而巨大的。民间舞与其他舞种的区别在于，无论是形式、风格、动态都有着其固定或特有的地域风格，这是中国民间舞区别于其他舞种所固有的一种舞蹈形式。另外，舞蹈以非文字语言的肢体为特征，它对内心情感的表达，要通过身体的形态、动作的表现得以实现。那么，在民间舞教学中，经过严格的训练与学习，不但让学生充分掌握民间舞的动律特点和节奏的要求，还要学会把握民间舞的风格及表演技能。如今，我们的民间舞课堂教学的教材与教学内容，不是简单纯粹地把流传在民间的自然形态民间舞搬进课堂教学，而是经过反复深入研究，找出其规律特点，不断进行提炼、加工、升华、规范而形成系统的教材，并以此作为训练学生和舞蹈演员的有效手段，其针对性、目的性是很明确的。不同地域的民间舞，其舞蹈的形式、风格、动态有其共性，也有个性，而民间舞蹈内在特有的规定性，形成了民间舞蹈自身特有的风格特点和形态样式。例如：东北秧歌的风格特点概括为“稳重浪”，其舞蹈的“艮劲儿、美劲儿、泼辣劲儿”，以动作急出慢落、有动有静、有张有弛，音乐曲调以唢呐和小钹器乐吹奏出迷人的节奏变化，把舞蹈烘托得更动人，为其舞蹈的“艮劲儿、美劲儿、泼辣劲儿”增添声色。从动感和风格上，艺术地概括出东北秧歌的韵律感和审美特征。由此来分析，在民间舞的教学中，规格的要求(动和静、力度大小、位置、高低、过程、线路、方向等的规范)、风格的把握，是学习民间舞方式方法中的着眼点，也是民间舞教学中最为重要的两个环节。

三、民间舞的规格与风格分析

在民间舞教学中，如何使学生理解教师的教学意图和要求，在既严格又生动活跃的气氛中展开互动学习，以致达到老师对学生的要求，完成教学目的？显然，分析研究民间舞动作规格与风格的关系，这在教学过程中尤为重要，它关系到学生如何能更好地准确把握不同民族民间舞的动作规格与表演风格。从理论上分析：规格是风格的基础，风格是呈现的结果。民间舞的规格与风格是水融、紧紧相扣，离开规格（动和静等的规范）、风格（格调、气质、情感、韵律、节奏等），就难以完整地表现；而规格的统一，确定动的流程、线路、力度、高度、方向等，又是完美的动律体现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朝鲜舞中膝盖柔韧的运动伸展、身体的呼吸移动、手的自然松垂、抽丝般的舞韵“雕塑感”；维吾尔族民间舞的优美挺拔、步伐稳健，“上身洒得开、脚下不离散”，以及山东鼓子秧歌舞中的“稳、抻、沉”等，成为表现细腻情感和内在精神气质的基础。

在民间舞的教学中，规格的形成、风格的培养，是完成民间舞教学极重要的两个方面，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有机体。教学中仍有主次之分，当进行不同民间舞的教学时，开端应以学会动作、掌握要求、明确规格为前提，在动作熟练协调之后，应着重于在情感方面的细致培养、启发和诱导。当动作呈现了情感、动律、规格、(转第107页）(接第95页）节奏、音乐等几方面的高度融合时，也就是组合形成的最后阶段，再注入民间舞的“自娱性”的要素（自我主观感觉发挥），并贯穿到整个学习民间舞教学及表演的全过程中，这才能达到教学的最终目的。而“自娱性”的具备，对学习民间舞是十分重要的。它能培养学生自我感觉的表演意识，同时又能不断激发学生的创造思维和想象力，但这需要教师通过以各种各样方式的启发、长期的培养，才能使学生不断增强这方面的表现能力，从不自觉的把握到有意识的掌握，达到所谓的“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的认识层面。因此，单有严格的要求、呆板的训练而没有生动的启发，就会失去民间舞的本色；光有启发，而不注意细腻的规格要求和“瞎跳”，就会形成自由发挥无从要求，失去民间舞教学的特定性。这两者须互为联系、相互依助，互为转化的。

民间文学论文篇4

关键词　民间文学艺术；价值分析；保护模式；制度建议

民间文学艺术(expression of folklore)是指“来自于某个群体或者由某个群体的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群体期望的文学或艺术创作，这些文学或艺术创作通过不断模仿、口传心授或其他方式世代相传，并为整个群体所保持和发展，从而成为该群体文化和社会特征的表现形式”。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原本非常丰富。但是，今天，我国非但没有展现出在民间文学艺术上的国际利益优势，相反，民间文学艺术在我国正呈一种枯萎的态势。个中原因除了经济大潮和全球一体化使文化多样性发展受到严重冲击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缺少一个有效的法律保护机制。尽管1990年《著作权法》首次确认了民间文学艺术享有著作权并受法律保护，具体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是时至今天，这一规定仍未出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和利用的进程。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我们十分有必要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问题作一番理论上的探讨，以期将来我国进行相应立法时有所借鉴。

一、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选择分析

民间文学艺术对其创作群体以及国家的重要作用毋庸讳言，这在学术界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即我们不能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不符合现代知识产权客体和主体确定性等特征就拒绝对其给予保护。而这里尚需要我们继续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究竟是基于怎样的价值立场来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的?对该问题的回答，不仅关涉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的正当性，同时，它还是我们在众多的保护模式中进行选择的重要理论依据，甚至从更进一层意义上说，它还直接影响着我们构建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机制的具体制度设计。

在该问题上索有这样两种价值主张。一种认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就是在保护人类创作之“源”，民间文学艺术与现代文化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如果人们仅仅注重各种智力创作之“流”的保护，而忽视对它们的“源”关注，则对知识产权保护而言，不能不说就是一个严重的缺陷。而另一种观点则是2002年3月25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政府间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的第三次会议中，绝大多数国家所持的一种价值主张。这些国家认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目的主要在于：其一，就是要控制民间文学艺术的公开和使用；其二，就是要激活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价值和财产属性；其三，就是通过保护，激励以传统为基础的创新；其四，就是有效认证民间文学艺术，并确认其归属；最后，即通过保护以有效防止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减损、诋毁和滥用。

笔者认为，不管对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立场有什么样的分歧，以下两点是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的：第一，从国内来看，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主要是为了使我国宝贵的民间文学艺术能够永久地流传、世展下去，而使其不至于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淹埋。这种目的，我们可以从国际文献中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和对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用语上的差异得到证明。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通常使用的一个词是“conservation”，而对其他知识产权客体的“保护”使用的则是“protec，tion”。这种用语上的差别恰好反映了两者在立法目的上的区别。对传统知识产权的保护，侧重于通过赋予特定主体以财产权利和精神权利，来调动主体的积极性，使更多的科学和文学艺术作品得以不断地涌现出来，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则侧重于使客体本身得到存留、维持、传承，不因人们的行为而消亡。我国民间文学艺术资源相当丰富，但由于受到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民间的文学艺术正以可怕的速度在消亡和灭失。因此，我们立法的当务之急是将“保持”视为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最直接的立法目的，鼓励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整理和传承，并以此为中心，构建相应的制度，尤其是确立整理者和传承者的地位和权利。第二，从国际上看，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主要是为了增加我国在国际文化贸易中的砝码，促进我国的文学艺术和相关产业的繁荣和发展，防止其他国家无偿地使用、歪曲、篡改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事实上，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步要求加大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力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大量无偿地使用、开发其宝贵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两类国家之间利益上的严重不公平。而从发展中国家内部来看，民间文学艺术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也正日益地彰显。据统计，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利用民间文学表达形式的纺织品、美术品和其他轻工业产品在我国出口产品的比重越来越大。仅1991年一年我国利用民间文学艺术造型生产之产品出口创汇就是37亿美元。而近年这个数字还在继续上升。因此，在我们进行相关的制度设计的时候，确保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能够取得适当的“对价”就成了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时另一十分重要的价值关注点。我们认为，只有牢牢把握了上述两点，我们将来的制度设计才能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也才能使我们的立法在实现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同时又能很好兼顾我国在该问题上的国际利益。

二、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模式选择

前面，我们主要探讨了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价值选择问题。以下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即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具体模式问题。在该问题上，学者们的主张也是见仁见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范式观点：其一就是主张采用著作权法模式进行保护，具体来说就是在著作权法之下由国务院另行制定特别法规的方式加以规定；其二，就是进行特别立法保护，也即确立一个与知识产权体系相关的一个专门部门法来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以下，我们对这两种观点逐一评析。

(一)对采用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的评析

1、著作权保护模式的肯定主义

主张用著作权法模式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是大多数学者的主张。学者们认为，如果排除作品只能是个人创作这一固有观念，将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理解为集体或群体创作，那么就可以对民间文学作品进行著作权保护。其中的民间故事、诗歌和方言等就类似于口述作品；歌曲和乐曲等音乐表达形式以及舞蹈、游戏和仪式等就类似于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民间建筑与建筑作品，民间雕塑与美术作品都很相似。且在利用著作权法中已有相关原则、制度的基础上，利用著作权法加以保护也许是诸多方式中最为便利的。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中的大部分具有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相类似的特征。比如说它们都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创作；都具有独创性、可复制性和非物质性等特征。当然，主张采用版权保护的学者，也是承认民间文学艺术与一般作品的区别，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与版权保护的某些不协调之要求的。但他们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调整现行规则予以解决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对民间文学艺术版权保护的一些不和谐因素就全盘否定版权保护的合理性，毕竟版权是历经了上百年的考验而成为现今较为系统完善的保护途径，且其丰富的权利机制和制度原理是有很大灵活性的，能够适应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之需要。

2、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的反对主义

鉴于民间文学艺术与文学艺术作品之间的高度契合性，版权法的保护模式的确成了国际社会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最初选择。然而是不是说，用版权模式来对民间文学艺术提供保护时就一定没有任何问题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果我们仔细加以分析的话，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实际上是存在着诸多的实质性差异的，而这种差异不但显示出了文学艺术作品与民间文学艺术间的本体性区别，而且该种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反对者否定著作权保护模式的致命原因，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著作权法的本质限制性决定了它与民间文学艺术难于融合。我们都知道，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是建立在西方制度基础上的，发达国家一般不赞成将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准用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三百年历史的知识产权经过不断的发展“已经成为一部服务于现代工业、信息社会的严密的法律机器，其制度上的秉性决定了它不能成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主要手段”。而且，其中的著作权法也不是回答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或传统知识问题的。因此，采用传统知识产权保护并不能实现促进和弘扬民间文学艺术的目的。

其二，著作权法保护单一作者的禀赋也与民间文学艺术不相为谋。著作权法的核心是通过确认智力创作者对其创作成果的控制权，来鼓励和激发个人的创作能力。然而，民间文学艺术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群体性，个体的因素在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流程过程中没有凸现出来。在民间文学艺术中，根本无法找到一个著作权法意义下的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作者。著作权法保护的核心是作者的权利。而民间文学艺术没有明确的作者，那么用著作权法来保护，就会使权利因为没有一个落脚点而落空。著作权法通过激励机制来实现人类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持续繁荣的神圣目的也将因为主体性缺位而变得子虚乌有。

其三，著作权法“独创性”要求也很难与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特征相吻合。“独创性”是作品获得著作权保护的前提。一般认为。“独创性”是指作品应该体现作者的个性，体现作者智力火花的烙印。对独创性的最低要求是作品须由作者独立完成，而不是抄袭的结果。但民间文学艺术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其间，即使某个个体在模仿和传播的时候加入了一些个性化的表达，但这终将因为其慢慢被吸收为民间文学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最终无法分辨出个体的特性。因此，无论从何种视角来看，反对者都认为，利用著作权保护并非是民间文学艺术的最佳保护途径，如果我们执意地要把把民间文化艺术表达的保护糅合到版权的框架下进行的话，其结果就是在破坏了版权自身和谐系统的同时也使民间文学艺术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可谓两全而不能齐美，这与人类立法理性是根本背道而驰的。

(二)单行立法模式的分析

从以上对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模式的分析来看，运用著作权法来保护有诸多弊端，因此，我们认为采取特别的单行立法模式较好。因为，从目前国际上的最近发展来看，对民间文学艺术予以著作权之外的“特别权利”保护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示范法条》就是这种发展趋势的产物。但在究竟如何构建这样一个行之有效的规范群上，笔者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建构一个群体“民间文学艺术权” 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群体所享有的权利应当是一个具有类似著作权性，但又不完全等同于著作权的权利。在国外，有人提出以“等同(quid－pro－quo)”理论来支持非正规创新者的权利主张。依据这一理论，既然在特定对象上的正规创新者会产生新的知识产权，那么与相关或相似的对象相关的非正规创新就应该导致一种类似权利(cognaterights)的产生。有人将这一权利称为“民间文学艺术权”，并认为“将‘民间文学艺术权’作为特别的和独一无二的而不是类似于著作权的权利或许会更好一些”。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政府问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会议的国家也普遍认为民间文学艺术是群体发展、传播、分享的，所以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不能充分地满足传统群体对集体权利或社区权利的需要。虽然，集体创作和集体所有不是所有民间文学艺术的共同的特征，但是成员国仍然已经意识到了建立法律解决措施来满足群体认可的集体权利和集体知识的愿望和需要。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在制定单行法时，可以考虑借鉴这一概念。当然，这一经我们建构起来的民间文学艺术权虽然在性质上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但与传统知识产权相比，它还具有自身的显著特征。即它具有集体性、时间上的永久存续性和不可转让性等特征。而这些特征的存在从根本上说是由民间文学艺术自身客观特性所决定着的。

2、应特别强调公法手段的保护

民间文学论文篇5

关键词:“学院派”；民间舞；文化形态；符号化；规范化；文化属性

中图分类号：J70-02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以来，中国民间舞蹈文化经历了一个特殊的生态环境转变，即民间舞蹈从民间走向专业院校的教学与创作领域。这一转变使得民间舞蹈的文化内涵与外延产生了多重形态变迁。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民间舞蹈本负载着“人”与“社会”、“生活”、“风俗”、“情感”等的多重关系，其文化特质蕴含在人类自身与天地、自然的整体和谐发展中。而专业舞蹈院校的民间舞教学与创作在文化形态上，则是多层面的――在课堂教学和舞台创作两大空间中，各自以传承与创新为目的，以教学、表演与创作为主要表现形式，通过组合或作品的方式呈现出风格各异的观念与情感形态。当代专业舞蹈院校的民间舞教学与创作也因此形态特征被称为是“学院派”民间舞。

其实，从文化发展的本质来看，文化正是依靠文化形态的变迁来保证其以致通久的，文化形态的变迁推动着文化的延续、传播、交融和发展。当代“学院派”民间舞以独特的文化形态推动了中国民间舞蹈文化在新的时代与领域中的延续、传播与发展。

一、“学院派”民间舞的文化形态源流

（一）从民间到课堂――动作的符号化与规范化

大约始于20世纪50年代左右，新中国老一辈民间舞蹈工作者深入民间收集、整理民间舞蹈素材，迈出了民间舞从民俗走向专业领域的第一步。从民间整理舞蹈素材，实际上是将那些千变万化、转瞬即逝的动态形象有选择性地记录下来，对众多舞蹈文化因子进行取舍和固定的过程。

作为一种民间民俗文化，民间舞本具有多向性、零散性的本质，它积累了千百年来居于社会下层的人们“自我消遣”的生活观与“安于天命”的劳作意识，并且由其随性而发和即兴率真的表演方式，表现出动态上的不固定性。专业工作者的记录与整理则将民俗民间舞中零散无序的动态形象定格为一个个固定的文化符号。这一文化符号的定位有着一定的规律性，也就是当代“学院派”民间舞教学体系中至今仍在遵循的“典型性”、“系统性”和“训练性”。可以说，民间舞传统语言的符号化与规范化的“取舍”过程，既是舞蹈工作者在其原有素材基础上的浓缩、提炼过程，也是其“专业化”的过程。

例如，笔者曾经在对东北秧歌的调查研究中，访问了著名的东北秧歌教学专家李瑞林先生。据他回忆，他们早期对东北秧歌的动态提炼主要取自辽宁地区的秧歌风格，同时综合“地秧歌”与“高跷秧歌”的基本素材，并且在动作的提取过程中进行改造。李瑞林先生谈到，东北秧歌中女性的手臂动作在民间原先是讲究手臂不能超过肩，大臂要夹住，动作扭扭摆摆。他们认为，这类动作风格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封建礼教的影响而形成的。因此，要对这类动作进行改造，以符合社会主义新生活的要求。所以，在进行教材整理时，李瑞林打破了女性原来手臂动作幅度的界限，提高了手臂的运动位置，并且把动作中琐碎、小气的动作改造成为欢快、大方、开朗的特点。

课堂教学体系的动态提炼与整合体现了民俗民间舞在向专业领域的过渡中，诸多文化因子的取舍、规范化与符号化。它带有专业工作者的审美印记和时代的要求，进一步展开了民间舞在专业领域中的传承与变异。

（二）从广场到剧场――文化属性的变迁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称：“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各自确定的目标，并沿着不同的道路前进。我们不可以用这个社会的目的和手段，来衡量另一个社会的目的和手段。因为从本质上来说，它们是无法进行比较的。所有文化都不曾用一种稳定的、有节奏的模式塑造千千万万种行为。”[注：参见鲁思•本尼迪克特著《文化模式》，三联书店，1988年版。]同样，作为民俗文化的中国民间舞在向剧场艺术的空间转移中，已经在创造、表演的目的和手段上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它在民间与专业院校这两个空间，如同身处两个不同社会背景，并且分别在各自确定的目标中沿着不同的道路前进。从这一层面分析，其最大的文化形态转变表现为文化属性的变迁。

当代舞蹈理论家冯双白先生曾指出，中国民间舞在当代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其进入都市剧场，并在“广场”与“剧场”之间表现出一系列的时空转换。例如，在表演空间上由“空旷”到“画框”的转换；在舞台调度上由“自然轴心”到“艺术平衡”的转换；在表演时间上由“循环”到“时限”的转换；在表演上由“自然韵味”到“强化动作”的转换等等。[注：参见冯双白《中国民间舞的历史转变与时空转换》，载于《中国舞蹈教学参考资料》，第432页。]中国民间舞的舞台创作正是在这些转换中重塑了自己的文化属性。

首先，从主观意识上分析，当代“学院派”民间舞对广场民间舞进行吸收与创造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还原或保留民俗文化，更重要的是创造出另外一种属于剧场的文化。这一文化远远区别于民间舞在民间的社会功能与风俗寄语，甚至超越了民间舞特有的地域范畴。在民间节庆时令，人们往往以天为幕，以地为台，踏地为节，顺天时而婆娑。他们在不停顿的重复的群体舞动中抒发对生活的美好愿望和精神归属。此外，民间舞蹈的创作在民间多是群众的集体行为，而剧场民间舞的创作则多是编导的个人行为。当代编导常常首先强调民间舞的“风格化动作”，以此来锁定作品的民族舞蹈属性。接下来如何发展“风格化动作”，却并非如民间的“率性而发”，而是取决于作品的主题、编导的观念、舞台的条件等。因此，如果说民间舞在民间的自我发展是集体创造了传统文化，那么，它们在剧场的形态便是个人解读了传统文化。剧场中的民间舞蹈已经从民间自娱自乐以及对天、地、神的原始思维意识中走向了当代人与社会的精神追求以及当代人对传统文化的阐释。

另外，当代城市文明的发展与人们的审美变化，使得观众也更趋向于接受新的、剧场化了的“现代”民间舞蹈文化。纵览当代中国民间舞蹈创作的成果，厦门“小白鹭”民间舞团的创作，就是开拓一条全新的当代“剧场”民间舞之路的一个成功范例。当代舞蹈评论家于平先生就当代民间舞专业创作的这一现象指出，当代民间舞已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民间舞蹈，它只是在动态动律上与广场民间舞有着某些联系。[注：参见于平著《舞蹈，主体的困扰》，载于《创作评谭》，1989年第2期。]

二、“学院派”民间舞的文化形态特征

所谓“文化形态”，其中的“形态”即有外在形式、外貌、结构、存在方式之意。文化形态是动态的，具有历时性的特点，其主要源于人的观念与实践的变更。在观念上，人把整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万物，都变成了自己的对象──认识和改造的对象。在实践上，人类则通过实践同世界打交道的现实过程和结果，将上述观念变成行动。“学院派”民间舞正是在当代舞蹈观念的指引下，不断形成新的文化形态特征：一方面，将民间舞归属于当代整个社会文化背景的宏观世界中，注重对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升华；另一方面，主要强调舞蹈动作本体的风格化以及舞蹈家个人的感性追求。二者都是充满生命动感的活体。

这里，我们不妨以大型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象》与大型人文舞蹈诗《天地之上》这两部云南的作品作一比较。

民间文学论文篇6

就其形式来说，民间文学主要是代代人口头相传，因此，在没有文字以前，民间文学实际就存在了，可谓源远流长，实际上，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它始终伴随着人民前进的步伐偕同历史一道前进。就其性质来说，它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通俗性，它不受文字文学水平的限制，任何群体中的人都可以讲、唱，一般人都可以听得懂，都能受到教育和鼓舞。就其内容来说，它的内容极其丰富，全面地、真实地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反映了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它是历代人民认识、思想、向往、追求等的直接反映，它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人类发展史上起着重要作用。

一、民间文学的认识作用

民间文学的认识作用，普遍存在于民间文学作品当中，比如：风物传说、古代名胜建筑传说、历史人物传说等等，都能在地理知识、历史知识等方面，起到普及作用，并在普及地理、历史知识的同时，陶冶人们的性情，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

二、民间文学在普及科学知识方面所起的作用

我国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和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民间谚语正是对这些经验的总结。许多古老的民间谚语，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证明是科学的、可信的，在龙口地区流传的许多谚语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例如：事理类的有“不怕人贫，就怕志短”、“交人要交心，浇花要浇根”；收养类的有“好话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吃饭要吃米，说话要说理”；自然类的有“天黄有雨，人黄有病”、“清明耕，谷雨耧，顶着小满种豇豆”；生产类的有“庄家一枝花，全靠粪当家”、“麦盖三层被，枕着馒头睡”等，这些民间谚语，都反映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容，成为指导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准则，对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普及科学知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民间文学的教育作用

历来的民间文学作品，都是教育人民、陶冶情感、提高思想、传授经验、培养道德的有利工具。比如：我国各民族的传统民间文学作品，内容大多是提倡正义、坚持真理、反对邪恶、舍己为人、分清敌我、爱国主义等方面的。这些传统作品在今天，对我们提倡共产主义道德，继承革命传统，发扬劳动人民的优良品德，都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民间文学所倡导的正义、奉献、奋斗精神仍然是可取的。

对于那些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经过战争年代直到建国以后的民间文学作品，无论是红军革命传统、红色歌谣、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歌、故事及其他形式的民间歌谣、民歌、故事、笑话等等，都是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生活中的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好与坏以及人民的道德标准、美学标准，都在民间文学中表现出来。战争年代，红色歌谣、抗日民歌激励着热血男儿纷纷报名参军，杀敌立功，妇女们赶做军衣、军鞋，家乡父老推着小车支援前线，建立了我们的新中国。例如：龙口地区就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八路军，独立营，谁参加，谁光荣。骑着马，披着红，光荣光荣真光荣。”又如：“妇救会，做军鞋，做的军鞋穿不坏，送给咱八路军，他们穿上跑得快，打得日本鬼子，再也不敢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民间文学激励着人们积极生产，建设美好家园，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例如：“什么花开放朝太阳，什么人拥护共产党？葵花开放朝太阳，老百姓拥护共产党。”又如：“操劳庄家如绣花，种田要靠实干家，扎扎实实搞四化，国也富来家也发。”因此，民间文学在各个不同时期都起着鼓舞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

民间文学对幼儿的教育作用尤为突出，它可以说是对幼儿进行教育的不成文的教材。首先，这是由幼儿教育的局限性所决定的。解放前，我国基本上没有正规的幼儿教育，只是到了解放后，才陆续从大、中城市逐渐普及到农村，相继办起了幼儿园。而这些幼儿园又大多招收四至五周岁以上的孩子入园，这就形成了入园前期幼儿教育的空档。孩子从刚刚呀呀学语，蹒跚学步开始，就睁大眼睛来认识世界，并以相当快的速度学习语言，认识事物，明辨是非。这时，就需要一些通俗易懂的、浅显有趣的、健康有益的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寓言等来充当孩子们的精神食粮，因而，民间文学对幼儿起到了启蒙教育的作用。

其次，是由孩子们的看护条件决定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生活习惯是由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看护孩子，这些老人大都装着满脑子的故事，老人们自然就成了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民间文学就成了对幼儿进行教育、开发智力的最好教材。

再次，这是由民间文学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看起来这些民间文学好像都是些通俗浅显的故事或歌谣，但每一个故事、每一则寓言或每一首歌谣都告诉孩子们一个看似简单、实质上都非常深刻的道理。有的告诉孩子们要聪明机智、见义勇为，如：《司马光破缸救友》；有的告诉孩子们要弃恶扬善、多做好事，如：《小巴狗》；有的告诉孩子们要学会礼让，如：《孔融让梨》；有的告诉孩子们要尊敬老人、孝敬双亲，如：《劝孝歌》等等。这一个个故事，一则则寓言，一首首歌谣，告诉孩子们一个个做人的道理。孩子们在听故事、唱歌谣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开发了智力，受到了教育。幼儿时期是人生生长发育最旺盛的时期，是变化最快也是可塑性最大的时期，是接受教育最有效的时期。法国思想家卢梭曾说过：“幼儿时期是成长中最主要的时期，这个时期形成的东西非常牢固。”民间文学在这一时期对幼儿的教育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它通过自己独特的功能，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四、民间文学对艺术创作的借鉴作用

民间文学与专业艺术家的结合是文学艺术史上产生伟大作品的重要条件之一。我国文学史、艺术史的无数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可以说未接受过民间文学影响的大作家、大艺术家是没有的。如：屈原、白居易、关汉卿、曹雪芹、蒲松龄、赵树理、刘绍棠等等，都曾经自觉地学习过民间文学，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过丰富的营养，创作出了千古不朽的文学艺术作品。山东的地方戏“吕剧”，就是从民间说唱艺术――琴书演变而来的。最初就是运用曲牌联唱，来表现一些民间故事，后来，逐步发展，就成为现在的剧种“吕剧”。京剧，是我们的国剧，它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四大国宝之一，也是有民间发展而来的。我们现在的许许多多文学艺术作品里的故事、“包袱”、典故、笑料，也大都来自民间文学。

五、民间文学的娱乐作用

民间文学是群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动人的故事，一首脍炙人口的歌谣或者一则寓意深刻的寓言、一个令人捧腹的笑话，都会使人愉悦、使人开怀、使人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益，达到了寓教育于娱乐之中的目的，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适当而健康的娱乐，愉快的休息，是消除疲劳、焕发精神、陶冶性情所不可缺少的，从而使人心情舒畅、专心致志地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

总之，民间文学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为社会发展、人类文明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对民间文学进行搜集、整理、保护、研究，对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对于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对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普及科学知识，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于我们发展先进文化，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间文学论文篇7

关键词 民间文学 艺术作品 非物质文化遗产 著作权

作者简介：邓翌云，华东政法大学2012级国际法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

一、乌苏里船歌案案情简介

1999年，歌唱家郭颂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晚会上演唱了《乌苏里船歌》，央视主持人在该晚会上强调该歌曲由郭颂原创而非赫哲族民歌。之后，北京北辰购物中心发售了标明郭颂为该歌曲原创作者的出版物。黑龙江省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人民政府由此以郭颂、中央电视台及北京北辰购物中心为被告提起诉讼，称《乌苏里船歌》侵犯了赫哲族民歌的著作权，对三被告提出相应的诉讼请求。法院一审判决《乌苏里船歌》系根据赫哲族民歌而来的改编作品，要求三被告承担相应责任；三被告不服，提出上诉，并指出乡政府的原告资格存在争议。二审法院肯定了乡政府的原告资格，维持一审判决。至此，乡政府在本案中胜诉。

二、乌苏里船歌案引发的法律问题

（一）以乡政府作为原告所存在的争议

本案中，乡政府是否拥有原告资格十分值得探讨。一审法院将乡政府视为有资格的原告。二审法院则就被告的上诉理由具体阐述，认为依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乡政府可以作为赫哲族群体公共利益的代表，而民歌作为一种精神文化财富属于赫哲族群体利益的一部分。故乡政府拥有原告资格可以就侵权行为提起诉讼。

本案中，乡政府确实是为了赫哲族整个民族的利益而提起了诉讼。但乡政府在法律上是否能作为原告，法院没有提供具体的条文依据。根据案件当时的情况①，相关法律大致如下，但在适用上大多都存在不妥之处：

1.《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代表人诉讼制度

2.《民法通则》就侵害知识产权的民事责任作出的相关规定

暂且不论赫哲族民歌是否属于著作权法上的作品，即使该“作品”可以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由于当时《侵权责任法》尚未出台，对于知识产权的侵害只能适用《民法通则》中关于侵权责任的相关规定。法院仅以乡政府代表了赫哲族的利益而疏于对乡政府原告资格的确认，从法律程序上而言不够谨慎。只有当法律有明文规定时，乡政府才可以成为该案的诉讼主体。

（二）以著作权作为保护手段所存在的困境

一审法院认为，赫哲族民歌应作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受法律保护。二审法院在这一点上与一审法院一致。但是，两个法院都没有就这个问题提到其受哪个或哪些法律保护。从判决书最后所列的适用法律来看，引用的依据应该是《著作权法》第六条，即“另行规定”。我国法律没有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作出明确定义，仅在白秀娥诉国家邮政局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中指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应为民间世代相传的、长期演变、没有特定作者，通过民间流传而逐渐形成的带有鲜明地域色彩、反映某一社会群体文学艺术特性的作品，如民歌、民谣、蜡染等③。本案中法院明显是引用了《著作权法》中关于作品及改编权的规定而判断被告侵权。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办法迟迟未出台的状态下，其是否受《著作权法》的保护，是法院一直回避的一个问题④。对于当事人以此为理由所作出的陈述，法院通常不会正面评判，而是改为判断争议内容是否属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仅在张正等与马卉欣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中，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曾指出，“虽然著作权法规定：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由国务院另行制定保护办法，国务院对此尚未明确规定，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仍属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但之后二审法院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任何的解释，也没有再提及第六条，而认为所涉“作品”属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 。至此，可以认为司法实践中对这个问题始终存有保留态度。

此外，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著作权法》所称的作品仍存在一定的差异。首先，就本案而言，著作权保护的只能是那些具有确定创作主体和特定表达形式的民歌作品。《著作权法》所称的作品，其权利人为作者或其他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案中权利人是赫哲族整个民族，无法将其归属于任何一类权利人之中。即使允许乡政府作为整个民族的代表，在民族分布不那么集中的情况下，确定代表也会变得尤为复杂。而且，对于既得利益的分享，也难以形成公正有效的制度。其次，在保护期限的问题上也存在冲突。无论是著作权、商标还是专利，都规定了固定的保护期限，这也是知识产权保护的一大特点。但民间文学艺术的延续性使得其无法适应知识产权保护的时间性要求。此外，著作权法也不能体现民间文学艺术所体现出的公共利益。基于以上原因，也不难理解为何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需要另行规定。

三、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的法律思考

（一）加快《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的出台

2011年我国开始施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可谓一大进步。其中第二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出了定义，其中包含了传统音乐、戏剧、曲艺等，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范围有交叉，因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也应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受到法律的保护。法律还规定，非遗保护工作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开展。因此，乌苏里船歌案若放在今日，饶河县文化局就可以作为具有资格的原告对赫哲族民歌进行维权。除此之外，加强《著作权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及即将出台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条例之间的协调与配合，才能有效地给予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公法和私法的保护，避免法律的形同虚设。

民间文学论文篇8

在学术活动中，我们常常把法与政治相提并论，而同时我们又习惯于认为，法，法治国家和民主是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即法理学（Jurisprudenz）研究法，政治学研究民主，而且，前者（法理学）从规范的角度，后者（政治学）从经验的角度，来研究法治国家。即使法学家一边研究法和法治国家，一边又研究民主法治国家中的意志构成，社会科学家（法律社会学家）研究法和法治国家，政治学家研究民主进程，科学分工也不会因此而停止。法治国家和民主在我们看来属于完全不同的对象。这样认为是有根据的。由于任何一种政治统治总是以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所以，在政治权力尚未受到法治国家规束的地方，也存在着法律秩序。而在统治尚未民主化的地方，也存在着法治国家。简言之，没有法治国家的制度，可以有法律秩序存在；没有按照民主程序制定的宪法，也可以有法治国家存在。为了从不同学科对这两个对象进行研究，我们提出了一些经验依据，但这决不意味着，从规范角度来看，法治国家可以离开民主而存在。 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对法治国家与民主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进行探讨。这一内在联系既根源于现代法律概念自身（1），也根源于如下事实：即实在法（positives Recht）不能从一种更高的法中获得自身的合法性（2）。现代法律是通过保障每个公民都具有自主性而获得合法性的，并且在此过程中，私人自主（private Autonomie）与公共自主（？ffentliche Autonomie）互为前提（3）。这种概念上的相互关系也在法律平等（rechtliche Gleichheit）和事实平等（faktische Gleichheit）的辨证关系中体现了出来。正是这一辨证法第一次引出了社会福利国家的法律范式，作为对自由主义法律观念的一种回应。今天，这种辨证法又需要对民主法治国家做程序主义的理解（4）。所以，在结语部分，我将用女权主义的平等政治为例，来具体阐明这种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5）。 1 现代法律的形式属性 自从洛克，卢梭和康德以来，一种法的概念不但在哲学中，而且在西方社会的宪法实践中也逐渐形成。这一概念被认为同时说明了强制性法律所具有的实在性和保障自由的特征。以国家制裁作为后盾的规范，可以追溯到政治立法者的灵活决定那里，这一事实是与合法化要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按照合法化要求，所制定的法律应该保障所有法人都享有同等的自主性；反之，立法的民主程序应当能够满足这一要求。这样，实在法的强制性和变易性，与提供合法性的立法模式之间的内在关系便建立了起来。因此，从规范的角度看，法律理论与民主理论之间存在着的是一种概念上的内在联系，而非单单是一种历史的偶然联系。 初看起来，这好像是在玩哲学游戏。事实上，这种内在联系深深地扎根于我们日常法律实践的前提之中。因为，在法律的有效性模式中，国家法律实施的事实性与立法程序论证力量的正当性相互交织在了一起，这种立法程序按照要求来说是合理的，因为它为自由提供了基础。这一点表现为一种特殊的矛盾，而法律就是带着这样的矛盾出现在其接受者面前的，并希望他们服从。这就是说，法律让接受者自己去确定，是把规范仅仅当作对其行为活动的实际限制，并认真对待犯法可能会导致的各种结果；还是积极遵守法律，并且是出于对具有合法性的公共意志形成结果的尊重。康德早就用他的“正当性”（Legalit？t）概念强调了这两个环节之间的联系，因为没有这种联系，便不能指望人们遵守法律：法律规范必须具备这样的形式，即在不同的场合能同时被看做是强制的法律和自由的法律。这种两重性就是我们对现代法律的理解：我们认为，法律规范的有效性等同于这样一种解释，即国家同时保障法律实施的实际有效性和法律制定的正当性，因此，一方面是一般服从规范意义上的合法性（Legitimit？t），在必要时可以通过惩罚来强制服从；另一方面则是规则本身的合法性，它使得人们在任何时候都会出于对法律的尊重而遵守规则。 当然，这样立刻就产生 了一个问题：即当规则随时都可能被政治立法者改变的时候，应当如何来论证规则的合法性呢。宪法规范也是可以改变的；甚至连宪法自身宣布为不可更改的基本规范（以及所有的实在法），同样也会遭受到被废除的命运，比如在政体发生更替的时候。只要人们能退而固守基于宗教或形而上学的自然法，那么，实在法令人目不暇接的变化便可以用道德来加以控制。实在法是有时间限制的，它在法律等级体系中一直都从属于永恒有效的道德法，并接受道德法的引导。但是，在多元社会中，各种同一的世界观和具有集体约束力的伦理早已分崩离析，撇开这一事实不论，现代法律只是由于它的形式属性便拒斥后传统道德的直接控制，而这种道德可以说是我们所仅有的东西了。 2 实在法与自主道德的互补关系 现代法律体系是依据主体权利而建立起来的。这些权利具有一种用妥善的方式使法人摆脱道德义务的特征。主体权利使得行为者可以依据自己的偏好去行事，通过引入这些主体权利，现代法律从整体上贯彻了“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一原则。在道德领域，权利与义务之间一直都存在着一种平衡关系，而法律义务是资格的产物，来自于对主体自由的法律约束。“法人”（Rechtsperson）和“法团”（Rechtsgemeinschaft）这些现代概念说明，权利作为基本概念相对于义务具有优先性。 道德世界在社会空间和历史时间方面是没有限制的，它涵盖了所有的自然人，尽管他们的生活背景十分复杂；道德本身也把保护范围扩展到了充分个体化的个人的同一性。相比之下，法团在空间和时间方面通常都是比较具体的，只有在其成员获得主体权利的时候，它才保护他们的同一性。因此，法律和道德之间更多地是一种互补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 如果从外部来考察，结论同样也是如此。需要法律调节的事情与具有道德意义的事情相比较，显得或是较为狭隘，或是较为广博：说它较为狭隘，是因为法律调节涉及到的是外在行为，即强制性行为。说它较为广博，是由于法律——作为政治统治的组织形式——不但要处置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冲突，而且要达到一定的政治目标和履行一定的政治使命。所以，法律不但涉及到狭义上的道德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实际的问题和伦理的问题，并让相互冲突的利益达成妥协。与道德规则明确界定的规范要求不同，法律规范的合法性要求（Legitimit？tsanspruch）依靠的是不同类型的理由。 正当的立法实践依赖的是由话语和协商构成的网络，而不仅仅是道德话语。 自然法认为，法律体系是由不同层次组成的，自然法的这一观念是错误的。我们最好还是把法律理解为道德的功能补充。因为，法律确实有效，又是合法制定的，并且可以反复诉讼，它能使那些具有道德判断和行为能力的人摆脱纯粹基于个人良心的道德要求，主要有认知要求，动机要求以及组织要求等。法律能够弥补高标准道德要求的不足，因为从经验效果来看，这种高标准的道德要求最终在认识上是模糊的，在动机上是不可靠的。自然，这并不能使立法者和执法者不再关心法律与道德的和谐问题。但法律的调节过于具体，以致只能通过与道德原则的相容性而为自身获得合法性。可是，如果实在法不是从一种较高的道德法那里获得自身的合法性，那它又该到哪里去寻找其合法性呢？ 象道德一样，法律也应当保障所有人都享有同等的自主性。法律也必须在维护自由的条件下证明自身的合法性。但值得注意的是，法律的实在性迫使自主性发生了分裂，而且比较奇特，这种情况在道德领域并不存在。康德意义上的道德自决，在下述条件下是一个统一的概念：即它要求每个人都遵守那些根据自身的公正判断或大家共同得出的判断而形成的规则。然而，法律规范的约束性，并不只是在于意见和判断的形成过程，而且也在于立法当局和执法当局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决定。这样就有必要在概念上区分不同的角色，即法律的制定者（和解释者）与一切有效法律的接受者。自主性在道德领域可以说是人为铸造出来的，而在法律领域则只能以二元形式出现：即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 但是 ，这两个环节必须协调起来，最终做到一种形式的自主不能损害另一种形式的自主。私法主体的行为自由与公民的公共自主是互为前提的。这一互动关系体现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只有当法人在行使其公民权的过程中能够领悟到自身便是那些他们作为受众而必须遵从的法律的创造者，他们才可能是自主的。 3 人民主权与人权的协调问题 现代自然法理论一方面捍卫人民主权（Volkssouvernit？t）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坚持由人权保障的法治（Herrschaft der Gesetze），以此来回答合法性问题。这点并不奇怪。人民主权的原则所体现的是确保公民公共自主的沟通权利和参与权利。法治则表现了维护社会成员私人自主的传统基本权利。因此，法律是作为同等保护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的工具而获得合法性的。当然，政治哲学未能在人民主权与人权之间，“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间达成平衡。公民的政治自主被认为是体现在共同体的自发组织之中，而共同体是通过人民的主权意志为自己立法的。另一方面，公民的私人自主被认为是采取了确保公正法治的基本权利的形式。一旦出现这样的妥协，那么，主张一种观念就得以牺牲另一种观念为代价。这两种观念我们一看就知道具有共同的来源，但这点一直都被忽视了。 共和主义（Repulikanismus）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人文主义那里，它一直强调公民的公共自主优先于私人的前政治自由。自由主义（Liberalismus）则源于洛克，它坚持认为多数专制是很危险的事情，因而主张人权具有优先地位。按照共和主义的观点，人权之所以具有合法性，是由于政治共同体中道德自我理解和主权自决取得了预期的效果。而自由主义则认为，人权从一开始就构成了合法性的障碍，阻止了人民的主权意志进入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自由领域。就法人的自主概念而言，卢梭和康德的目标是一致的，即把主权意志和实践理性联系起来一同考察，从而使人民主权和人权可以相互解释。但是，他们两位都无法恰当地处理这两种观念具有共同来源这一层关系；卢梭偏重于共和主义观点，康德则倾向于自由主义立场。他们都没有抓住他们想要澄清的直觉问题：即人权观念追求的是主体在法律中享有的同等自由，它既不能作为外在的约束而强加于最高立法者，也不能作为立法者所追求的目标的功能而沦为工具。 要想准确地表达出这种直觉问题，就必须从话语理论的立场来看待民主程序；民主程序只有在社会和意识形态多元化条件下才会为立法过程提供合法化的力量。我在这里依据的是一个无须深入探讨的基本命题，即只有当一项规则让所有的参与者通过理性话语都表示同意，它才可以声称自己具有合法性。如果话语以及协商过程（Verhandlung）——其公正性又依赖于话语程序——提供了能够供合理的政治意志活动的场所，那么，被认为是民主程序基础的合理假定，最终就必定依赖于充满艺术性的交往程序：关键在于正当立法所必需的交往形式自身通过法律加以制度化所需要的前提条件。因此，人权与人民主权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于：公民的公共交往实践必须在法律上得以制度化，而这种必然性正是人权自身所能提供的。人权使得人民主权的合法行使成为可能，但它不能作为外在的约束而强加给这一实践。 自然，这一分析只是阐明了公民的政治权利，即交往和参与的权利，这些公民权利保证了政治自主性得以落实。但未能澄清保障公民私人自主的古典人权。在此，我首先想到的是尽最大可能保障主体行为平等和自由的基本权利，以及保障国家公民地位和为个人提供广泛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 这些基本权利必须确保每个人都能有追求他个人社会目标的平等机会，它们具有一种内在的本质价值，至少不能被化约为民主意志形成的工具价值。我们在下文将进一步阐明我们的观点，即人权使得公民的自决实践成为可能，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凭直觉认识到，古典的自由权利与公民的政治权利具有相同的来源。 4 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的关系 人权当然还可以从道德的角度得 到很好的证明。但人权不可以把它们专断地放到主权之上。确实，公民的法律自主观念要求法律的接受者同时能意识到他们自身又是法律的制定者。如果民主制度下的立法者把人权当作是类似于道德事实的东西，而目的只要想把人权实证化，那么，这种想法就会与上述观念发生矛盾。同时，也不应该忽视，公民承担共同立法者的角色，他们没有选择媒介的自由，而只有通过运用这种媒介，他们才能实现其自主性。他们只是作为法律主体参与立法；应该使用哪一种语言，已不再是他们自己可以决定的事情。自我立法的民主观念必须在法律自身的媒介中获得其有效性。 公民依据话语原则来判定所制定的法律是否正当，他们这样做的前提是交往。但是，如果这些前提本身想象政治公民权那样获得制度化，就必须具有可以使用的法律符码（Rechtscode）。而要确立这种法律符码，就必须明确法人的身份，法人作为主体权利的承担者，属于自愿联合起来的法律团体，在必要时会有效地声张其权利。一般而言，没有法人的私人自主，便不存在法律。作为一种结果，如果缺少保障公民私人自主的基本法，便没有媒介能够使公民运用公共自主的条件制度化。 因此，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互为前提，无论是人权，还是人民主权，都不能宣称自己具有优先性。 这就表达了如下直觉观念：一方面，公民在私人自主受到平等保护的基础上充分独立，这样他才能恰当地利用其公共自主；另一方面，公民只有在恰当地运用其政治自主时，才能有效地控制其私人自主，并相互达成一致。 法治国家与民主之间的这一内在联系，一直被迄今为止仍占据主导地位的法律范式相互之间的冲突所掩盖。自由主义的法律范式认为，经济社会应当用私法（主要是所有权和契约自由）来加以制度化，允许市场机制自主运行。这一“私法社会”（Privatrechtsgesellschaft）立足于法律主体的自主之上；作为市场的参与者，这些法律主体或多或少合理地追逐其人生目标。与这种社会模式相对应的是下述规范期望，即社会公正能够通过保障公民的消极法律地位，也就是说，只能通过确定个体的自由空间而得以实现。对这一立场的充分批判，产生了社会福利国家制度。反对意见是很明确的：如果拥有和获得自由的能力要为社会公正提供保障，那么，就必须存在法律能力的平等。然而事实上，在经济权利，资产和社会生活条件方面日益增长的不平等，正在不断地摧毁着那些提供平等机会以使人们有效地利用平等分配的法律权利的前提条件。如果法律平等的规范内涵不至于彻底转化为其对立面，那么，一方面，现有的司法规范在内容上就必须很明确；另一方面，必须引入社会基本权利，以确保公正地分配社会财富，有效地防范社会危机。 当然，法律的这种具体化（Materialisierung），同时又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社会福利国家温情主义（sozialstaatlicherPaternalismus）的副作用。很明显，补救实际生活条件和权利地位差别的努力，不应该导致这样的“标准化”干预，即假定的受益者在他的自主生活空间里反过来又受到了限制。法律自由和事实自由之间的辨证关系不断发展，这就说明，这两种法律范式同等地诉诸于工业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生产主义（Produktivismus）世界观。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必须这样来运作，即社会公正的期望能够通过保证每个人自主追求自己的好生活观念而获得满足。两种法律范式之间的唯一冲突在于：私人自主能否直接由自由权利来加以保障；或相反，私人自主的形成是否必须通过提供劳动来加以保障。而在这两种情况下，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的内在联系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5 实例：女权主义的平等政治 在结语部分，我想以女权主义的平等政治为例来说明：只要我们的目光还仅仅局限于维护私人自主，并漠视私人的主体权利与参与立法的公民的公共自主之间的内在联系，那么，法律政策就会在贯常的范式之间无望地摇摆。因为，归根到底，假如私人法律主体不共同运用其公民的自主性，来搞清楚正当的利益和标准，并且在关键问题上达成 一致，那么，他们根本就无法享有平等的主体自由。只有在关键问题上取得一致，才能分清楚平等与不平等。 自由主义政治的目的原本在于破除根据性别认同而获得的身份，确保妇女在求职，社会承认，教育和政治权利等方面的竞争中享受到平等的机会，至于结果如何，则另当别论。但是，只是部分获得成功的形式平等使得妇女事实上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这一事实更为显著。社会福利政策采取了特殊的措施，主要是用社会保障法，劳动法以及婚姻法等，来解决这一事实上的不平等，比如，对怀孕妇女和母亲以及离婚妇女加以保护，减轻她们的社会负担。与此同时，女权主义的批判不但对准尚未兑现的要求，而且也针对那些成功推行的社会福利计划所取得的含混结果，比如，由于补偿，妇女失业的风险反而大大提高了；在低工资阶层中妇女的比例过大：“儿童福利”问题；以及妇女的处境越来越贫困这一普遍趋势等。从法律角度来看，这种由于反思而导致的歧视，原因之一在于判定何人处于困境以及划分贫困人群时所使用的标准过于粗梗。因为，这些“错误”的分类导致了对生活方式的“标准化”干预；这些干预把旨在补偿损失的措施变成了新的歧视，把保障自由变成了剥夺自由。在涉及到女权主义的法律领域，社会福利国家的温情主义（Paternalismus）就会是一纸空文，只要立法和司法还因循传统的解释模式，并致力于加强现存性别认同的成规。 性别角色和性别差异的划分，触及到一个社会的文化自我理解的基本层面。只是现在，激进的女权主义才使我们意识到这种自我理解是会出错的，需要加以修正，甚至值得质疑。女权主义坚持认为（她们这样认为是正确的），在某些方面，（一定集团的）妇女和男人之间在经验和生活处境上的差异，对于均等使用主体行为自由是十分重要的，这些方面的差异在政治公共领域（politische？ffentlichkeit），特别是在围绕着需求和标准的解释而进行的公共讨论中必须得到澄清。因此，妇女争取平等地位的斗争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它充分说明法律理解的范式必须改变。 人们一直都在争论，法人的自主是通过私人竞争的主体自由来加以保护，还是换一种方式更好一些，即通过社会福利国家官僚制度当事人的客观劳动要求。经过争论，最终形成了一种程序主义（prozeduralistisch）的法律观念，认为民主过程必须同时确保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主体权利应当确保妇女的生活方式具有私人自主性，但除非在公共讨论中当事人把那些涉及到平等与不平等问题的重要内容都搞清楚，否则，主体权利是无法得到恰当表达的。平等公民的私人自主只有在公民积极行使其公民自主时才能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