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11 21:44:41
关键词:全球化,公共行政,国家
作者:阿里·法拉兹曼得(AliFalazmand),美国佛罗里达大西洋(FloridaAtlantic)大学公共行政学院教授。
译者:曾峻,上海行政学院行政学教研部副教授,政治学博士
校者:朱华,上海行政学院教授,科研处处长导言关于全球化和世界新秩序的各种看法全球化的成因全球化的后果全球化对公共行政的意义
导言
新千年到来之机,一种新文明正展露曙光。有关这种文明特性的变化已经成为诸多研究的主题,例如,亨廷顿谈到了“文明的冲突”,福山预言了“历史与人的终结”,科尔宾则宣称要“回归中世纪”。文明的这一变化的标记是全球化的进程,这导致了世界范围的一体化和各种引人瞩目的成就,并激发了至少两种不同的思想回应。
一方面,有些人认为,跨国公司的成长尤其是它“与国家无关”(state-indifferent)的性质,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已经使国家变得无足轻重、甚至多余;有些人甚至认为工作和公共行政已经终结。另一些人则相信,全球资本主义导致了超国家管理机构的出现,它们即便没有取代疆域性的民族国家,也成为民族国家的重要补充。还有一些人认为,全球资本主义也侵蚀了共同体意识和城市权力结构,造成了城市职业的丧失。他们警告说,超国家管理机构加深了欠发达国家的依附性,加重了它们的财政危机,在这些国家引发了严重的统治困难。
另一方面,一些公共行政管理者和公共政策分析家则预言,全球性公司将创造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秩序,即一个“地球村”、一个实行“全球性管理”的“世界政府”。部分理论家甚至试图提出一个普遍适用的、全球性质的公共行政理论。其他人则竭力反驳国家终结的观点,为民族国家以及与之相应的公共行政辩护。赫斯特和汤普森(HirstandThompson)、佐兹曼(Zysman)、波易尔和多齐(BoyerandDrache)1996年的论著指出,全球化被夸大了,政府在一些关键性的管理功能上依旧举足轻重。国际关系学界的现实主义者也指出,“实际上,(国家)的不是被削弱,而是被强化了”。同样,在八十年代“把国家带回”到学科研究领域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米歇尔·曼恩(MichaelMamn)和塞得·斯考波尔(ThedaSkcopol)等,也始终怀疑国家从历史中消失的说法。
但是,后一类学者也认识到,全球主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政府管理的性质,全球化的经济结构及相关的许多超结构变革,如跨国界的权力结构,对公共行政产生了深远影响。几位社会科学家描述了国家权力和权威在质量与数量方面的“退却性转移”,他们分析了“从福利国家转变到竞争国家”、“空心国家”(thehollowstate)或者“法人国家”(thecorporatestate)的过渡性特征,这种转变是国家为了“适应、塑造和控制不断增长的国际政治、经济渗透”而作出的努力。
本文把全球主义和全球化视为一种在连续性的宽泛框架内的历史变迁所产生的现象,这些现象是晚近资本主义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产物,也是全球层次财富快速积累动态特征的产物。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最新的动态特征是从早期的偏重生产资本转向了偏重金融资本、从国内资本主义转向了全球资本主义。变革与连续性是社会经济制度辩证发展的特征。始于“二战”结束、在70年代加速的几十年的质变与量变,已经改变了资本主义经济以及相应的治理与行政结构、组织的性质。
我认为,全球化是多种因素的结果,其中包括剩余资本积累、国家、国内束缚、信息技术、国际组织和意识形态。反过来,全球化又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公共行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当国家与行政核心部分保持广义的连续性的同时,随全球化而来的那些重大变革发生了,它们改变了国家与公共行政的性质,即从传统的福利型行政国家变成了法人型福利国家。资本主义需要国家,国家也不会独立于资本主义之外;这两方面的精英在全球化进程中协同作战,因为全球化也同时造福资本主义和国家。
下面的探讨在四个部分中展开:第一部分展示有关全球化和新世界秩序概念的各种看法,第二部分考察全球化的成因,第三部分讨论全球资本主义对国家和公共行政的影响,重点是在总体上探讨国家性质和角色变化并专门探讨一下行政性国家。在第四部分,陈述全球化对公共行政的各种意义,给各国公共行政管理者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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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球化和世界新秩序的各种看法
世界秩序并非一个新概念,但它的流行却是在“二战”以后。随着苏联改革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崛起——他呼吁重构世界、公开性、全球新思维、全面和平、超级大国的合作以及结束冷战,世界新秩序的概念又重新出现。1990年苏美两国首脑赫尔辛基会晤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越来越频繁地使用这个概念。今天,世界新秩序和全球化的概念成为许多严肃的研究的主题。但它们到底是什么含义呢?
世界新秩序表示的是一种“集体的世界安全体系,各国家和民族捐弃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和平共处”[1],“恪守各自的边界、维持集体的安全利益”[2]。海湾战争对世界新秩序的作用有据可查,布什宣称发动这场战争是“维护正义,惩罚错误”[3]。但是,苏联后,世界新秩序的概念包含了不同的含义,变得含糊不清了。
对不同的人群而言,全球化有不同的含意。经济学家把全球化看作是迈向完全一体化的世界市场的一步。部分政治学者把它视为摆脱传统意义上的地域性国家的过程、世界秩序中非政府力量上升的过程。商学院的学者和咨询顾问们在“没有国界的世界”的意义上使用全球化概念,还有一些人把全球化当作一种仅仅由私有企业而非政府推动的现象。所有这些看法都涉及到国界问题——“国家管辖权的领土划分及相关的治理、经济、一致性和共同体等问题”[4]。与公共行政有关的全球化含义有五六种,这里作简要的评论和估价。
作为国际化的全球化。这是对全球化狭义的理解,它把全球化当作身份和共同体扩展到国家权限之外的组织间不断加强的交互关系。这种理解并不新鲜,国际贸易、经济与政治等方面国家间的联系几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开始加强了,国际关系领域不过更加突出而已。公共行政的国际化亦不新鲜,尽管它在“二战”后获得了新动力,其时美国和苏联都国际化了它们的卫星国及其相应的公共行政思想和实践。联合国和它的会员机构的兴起也促进了国际化。“比较行政团体”(ComparativeAdministrationGroup,CAG)的诞生和成长就是这种发展的产物。
作为国界开放的全球化。这意味着通过取消国家管制屏障和保护主义措施,实现大规模的国界开放,为快速的金融交易、通讯、贸易和文化联系提供便利。这样一个无国界的世界,特征就是统一的全球性经济、全球性政府、一致的全球性文化以及属于题中之义的公共行政。因特网和其他信息技术对这种匪夷所思的现象也起了作用。公共行政全球化的意思就是“全球性的观念和地域性的行为”;“新世界”、“地球村”、“全球性管理”等概念似乎突出了这类全球化的特征以及它对公共行政的意义。
但是,把这类全球化等同于自由化则是有局限性的和不完善的。反官房学派*的学者(anticameralist)使用自由化这个词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辩护,19世纪的古典的自由主义者使用这个词来反对中央集权的统制经济。在20世纪早期,具有自由倾向的国际主义者使用这个词来对抗均势原则,而超国家主义者则用这个词来反对国际关系中民族主义和国家方面的“现实主义者”的论调,那些以苏联为首的国际主义者的使命和社会主义者们的要求就不必再说了。
这类全球化概念也是多余的,因为针对新世界的国界自由化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特别是在那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卫星国家中,例如拉丁美洲、亚洲、非洲和中东的发展中国家。在第三世界,管制、劳工和行政政策总是向操纵商业利润的跨国公司提供让步。“比较行政团体”和其他国际公共行政咨询组织在欠发达国家也一直相当活跃,比较与发展行政学方面的出版物提供了证明这种现象的大量文献。
作为一个过程的全球化。用政治经济的眼光看,这种理解不是把全球化当作一种现象,而是当作一个过程,一个持续了数世纪的现代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不间断的过程。但直到最近,它才因现代技术的有效性而强化起来,所以,这种理解也不新鲜。这种全球化的历史可以回溯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其标志是从早期(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晚期(垄断的)资本主义的转变,这一转变受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推动,并带来了冷战白热化期间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1950—1970年)。这类看法认为,资本主义“就其最内在的本质而言,无论对内对外都是一种扩张性制度,它一旦生根,就会在内外两个方面成长、扩张。”[5]从1974—1975年经济衰退开始的三股潮流促进了全球层面上的资本积累,即:增长率下降、“垄断(或寡头垄断)跨国公司世界性的扩散”以及“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6]。这种观点没有告诉我们国家和公共行政角色的变化,特别是在世界新秩序下的变化。
作为意识形态的全球化。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意识形态基础在美国和西欧的自由民主全球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大量的信息(包括宣传)借助媒体、报纸、电脑和卫星通讯系统传遍世界,它们给其他国家提供了可仿效的理想的政治制度。自由、个人主义、自由企业和多元民主等关键词语是这种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力量的典型代表。但是,这一全球化的规范性力量也许很重要、也很有效,却没有揭示国家与公共行政的政治经济情况。
作为一种现象的全球化。这种观点把全球化看作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一种因果现象,认为全球化是70年代滞胀时期、世界资本主义为加速资本积累而不断开拓国际市场的结果。全球化对国家和其他组织造成了重大影响,即它们的疆界“不是被跨越或打开的,而是被超越的。这里,‘全球性’现象就是广泛的跨越并同时消解了地区性。地域距离和地域边界在这样的环境下意义不再重要,地球成了唯一的真正的‘地方’。”[7]这种全球化观点对于了解民族国家政治经济的全球性变化是有用的,它还将世界视为一个地球村,并提出了有说服力的解释。然而,这类观点对导致全球化的现代国家和公共行政的作用却重视不够,也没有指出在全球性的“地方”中,国家、制度内精英和公共行政的未来角色,更没有揭示出由下面问题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
既作为超越现象又作为过程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观点认可并建立在前述几种观点之上,它把全球化看作全球资本主义积累的过程,这是一个为了扩大资本积累而在全球范围内扩展新疆域、获得新机会的连续过程;同时它又把全球化看作一种由全球资本积累而引起的现象,这种现象几乎在所有地方都显露了它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其影响甚至被西方和日本等强国所感受到,在这些地方,即便不是所有、但也是大多数超级资本积累组织都拥有自己的基地,并得到它们所操纵的国家的支持。和那些几十年来深受多国和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灾难性后果的第三世界不同,北半球的发达工业国的人民、组织和团体直到最近几年才感受到全球化的影响。
正是由全新的全球化过程所引起的性质变化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种变化还给处于主导地位的西方民族国家带来了“新的后果”。因此,这种全球化观点有新意,是对上述各种观点很好的补充,给全球化概念增加了新成分。这一观点把国家视为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积极的制度性角色,能主动应付全球化带来各种影响,而其他因素例如信息技术也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样,在新的全球共同体中,行政性国家和公共行动中的角色,既被认为是原因,也被看作是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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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成因
为了避免简单化,全球化的过程和现象在这里不仅仅是从发达资本主义意义上来理解,尽管这是一个主要的作用因素。事实上,有多种因素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其中包括公司剩余资本积累、主导性国家及其所属的官僚机构的作用、国内危机、人们不断高涨的期望值、国际组织和技术创新。
导致资本主义全球化最重要的因素是剩余资本的驱动力,几十年来,它跨越了区域、超越了国界;它在“二战”后加速、在70年代后达到新高、并在90年代到达了顶峰。剩余(或利润)积累是资本主义的命脉,需要不惜任何代价持续扩张,因此是资本主义取之不尽的动力。全球化已经成为跨国公司(也称多国公司)的核心特征,几十年来这些公司占领了全球市场、
享受了欠发达国家廉价的劳动力。“新颖”之处仅在于资本积累的高速度和高比率,它们的实现得益于诸多机制,以及国家帮助下的公司在没有时空限制的全球范围内的灵活性。借用斯考尔特(Scholte)列举的原因,下面简要对这些因素加以解释。
全球市场。为寻求新市场、廉价劳动力和没有限制的生产地点,许多多国或跨国公司决定“走向全球”。从美国冰雪地带到反工会组织的南方阳光地带的移动仍在进行之中,它推动了资本的积累。但更多的美国公司发现全球化是更快速、更有利可图的战略选择。全球消费主义开始兴盛,那些遍布全球、握有大把钞票的消费者有能力“在同一时间购买相同的产品”;协调一致的公司联合研究与开发活动带来了个人公司所难以获得的规模经济效应,为那些跨国公司以及支持它们的母国政府带来了很高的利润率和引人瞩目的转机。截止1989年,这些公司的广告费用已经达到2400亿美元,另有380亿美元花在了包装、设计和营销上。[8]1992年,英国和美国40家最大的广告公司几乎都设立了专门处理全球商务的部门[9]。《华尔街评论》写道,到了90年代,所有的法人公司均深信全球化“不再是一件奢侈品,而是一件必需品。”
全球生产。由于能够降低成本,它取代了国内生产;而金融全球化使之变得容易,并为它提供了“全球性资源”,生产企业能够以此从世界各地获得生产要素和原材料。由于金融全球化,“公司落脚在任何地方、使用任何地方的资源、在任何地方生产、销售到任何地方”成为可能。结果是出现了一个“全球性工厂”,不同的国家承担不同的生产活动,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消化与生产全球化相关的所有社会成本和外部成本。
全球商品化。各种新事物的商品化改变了全世界的社会与经济生活。传统的有形贸易和工业已经向崭新的、唯一的、截然不同的“无形”东西转变,它们适合全球消费者的胃口,比如乡村歌曲、文化和民族风情。
公司结构的重组。世界性公司的崛起与扩张引起了纵向和横向组织的重构,引起了全球层次上公司权力的集中和全球性统治阶级的出现。世界性公司的数量从1960年的3500家增长到1995年的40,000家,它们的销售额占全球商业总额的40%。[10]从纵向角度看,跨国企业间的战略联合数量已经上升,连续不断的世界性的企业并购浪潮形成了全方位的“融合”,1995年并购达6000起、价值2294亿美元。[11]实际上“兼并热”和“巨额兼并”潮流造就了全球性的核心组织和集权型的权力结构,最大的300家跨国公司控制着全世界70%的国外直接投资和全世界近三分之一的公司资产。[12]
这种全球集权型的公司结构又造就了全球性的“管理精英”和能在世界各地实实在在影响公共政策和行政决策的“组织精英”,他们形成了一种全球性的“组织文化”:他们挑拨政府与政府对抗,策动或来平息那些对他们没有同情心的人发动的反政府暴乱。
全球货币与金融化。全球性货币不会效忠或依附于任何空间、任何民族或区域的人民。以前货币及发行主要是区域性的,是促进国内的就业、机会、商业活动和共同体的价值,与此不同,在银行电脑数码空间的作用下,全球货币和区域性金融的联系已经松弛了。1995年,“全世界9万多亿美元的银行资产属于非本国储户,且该国帐目处在外国发行的货币的掌握或控制中。”[13]在“数码政治”的帮助下,全球金融化步伐加快,改变了“信息时代权力的性质”。[14]
全球政府与行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和一个稳定的环境,它需要秩序和社会控制。那些处于全球性支配地位的政府特别是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在本世纪推动资本主义全球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它们在军事和安全系统方面耗费巨资,以保护和促进公司在欠发达国家和本国市场中的资本积累。他们在许多国家实行军事干涉,更替合法政府,建立或支持一些最具压迫性和最腐败的政权,如70年代的智利、50年代的伊朗和60年代的印度尼西亚。尤其是“二战”以来,西方政府运用出神入化的通讯体系输出它们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以及自诩为理想模式的治理和行政制度。通过对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发动直接的和授权的干预战争和入侵活动,美国公司找到了自己利益所在,并将它说成是保护美国在全球的利益。
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依靠强大的政府。资本主义的繁荣需要一个强壮的国家和行政体制,而有权势的工商业精英们却支配着政策过程、影响着政策的结果。为了避免资本主义遭受周期性的衰退,给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一个安全网络,市场的失败呼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所以,现代国家通过公共开支,在加速资本主义发展和形成全球化的新世界秩序方面扮演了一个中枢式角色。可是,在公平问题上,现代国家尽管也花费了相当部分的预算来为福利国家提供经费,以维持社会和经济间的平衡,但这种平衡却并不为公司精英所接受。
国内经济衰退。整个70年代资本主义受困于国内经济滑坡,典型标志是滞胀、能源危机、预算赤字、政治与总统危机、对企业和政府精英业绩的信任危机,以及普遍的组织松弛和管理水平下降。与这些问题相伴的还有公民抗税运动和公私部门里工会不断提高的工资要求。凡此种种国内难题又和伊朗、尼加拉瓜的革命对美国和欧洲施加的国际挑战混合在一起。这些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是,国家面临着自身的合法性危机。它难以对加速进行的资本积累有所作为,也难以改革已经引起“财政危机”、代价越来越高的社会福利体制[15]。这些事件反过来驱使更多的公司走向全球化。
民众预期的增长。大众特别是那些工会成员的预期已经提高,工会要求工作“产权”、要求更多地参与企业管理以及劳动者队伍中妇女作用的上升等等成为明显的事实。公司权力机构认为公私领域雇员的这些要求与赢利目标不一致。此外,由“平等就业机会法”引申出来的法律案件也刺激更多的公司去国外的全球性工厂去生产,那里有廉价的劳动力,很少甚至没有法律约束。这些都促进了全球化。
技术创新。信息技术、通讯技术和交通领域的发明以及因特网的出现,对全球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预言的那样,未来数码空间中的“购物天堂”,看起来能够提供一个地方,在那里“世界上一切商品都能通过因特网在家中购买”。[16]
联合国机构。联合国本身是全球化中的一个主要因素。70年代以来,它的一些关键性的会员组织如主要由“三边委员会”*支配和操纵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世界贸易组织,以及重要的国际援助,一直是全球化过程中有力的工具。在最近20年中,这些跨国组织在全球化中相当活跃,其手段是向那些竭力寻求国际援助的贫穷、落后的国家提出“结构调整”的要求。而结构调整计划的主要内容是把政府管制、金融体制和行政组织等重大变革强加给这些国家。这些改革包括大规模的私有化和促进私有部门发展、消除贸易壁垒、对企业经营提供税收激励、实行有利于自由使用廉价劳动力的劳动法规、强调出口导向型生产及与经济发展相对的经济增长、缩小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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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后果
全球化方便了民众、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联系和协调,全球性的联系是人类进步史上迈出的积极的一大步。但是,全球化所营造的新型文明的基础却充满了诸多矛盾。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受到全球化相同的影响或产生相同的回应。在北美、东亚、西欧和澳大利亚,这一进程要比亚洲和欧洲其他部分、非洲、拉美发展得迅猛。不过,资本、政治、行政和文化的全球化确实对全部国家都产生了影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置身于外。对我们来说,下面的讨论仅聚焦于全球化对政府和公共行政产生的影响,它对发达和欠发达国家及其公共行政产生的影响我们都将讨论。
国家的连续性和持久性。全球化不仅没有终结国家及其行政组织,将来也不会引起国家的弱化。作为社会政治身份的地域国家会象过去几千年一样继续存在。市场与政治、资本主义与国家、私人部门的管理与公共部门的管理之间仍然会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将继续存在,因为公共行政凭借着同样历经了几千年政治经济变革的官僚机构,与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文明紧密相伴、彼此促进。但是,全球化也导致现代国家的特征发生了重要变化,至少可以分辨出五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世界贸易组织等超区域性治理组织加强,它们的决定和行为规范与民族国家捆绑在一起、影响了后者的行政体制。
二是为了处理区域性和跨区域性事务,及在诸如全球环境预警、保持生态可持续发展等共同利益方面谋求合作,现代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大。在这里,地球村、全球环境和世界公民等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给所有的政府及其公共行政实践形成了压力。
三是所有政府都在处理国内、国际有关治理与行政管理的各种信息中,享受到了信息时代的好处,尽管欠发达国家还要落后一段时间。更值得一提的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军事和技术实力的增长,它们从地球直到外层空间都主宰着世界,结果出现的就是全球霸权。
四是政府作为私人部门合作伙伴和促进者的作用日益增长,但通常以牺牲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为代价。在全球化的压力之下,“政府的角色日益演变成给私人(公司)企业提供适合的、法律许可的环境”。
第五,对公共行政管理者来说,也许最重要的变化是行政性国家(administrativestate)从福利国家转变成了“法人国家”,或者“影子国家”(shallowstate)、“无关紧要的国家”(indifferentstate)、“契约国家”(contractingstate)、“企业家国家”(entrepreneurialstate)。与此相应,公共行政与管理的变化可以用这样一些概念来概括,如“管理主义”、“政治管理”、“新公共管理”和“空心国家”、“法人行政国家”。
同样,公共行政作为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事业和专业性的领域,也将继续保持下去。公共行政的研究与发展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全球化的消极影响,但这一探索领域的连续性不会改变。全球化中的资本主义需要国家,而国家都具有既不可能、也将不会被废弃的公共行政职能。不过,近年来关于国家角色的争论及深入到哲学、制度、组织和实践层次的研究显然说明,在研究领域,公共行政性质已发生了变化。与此相应,公共行政学的两个孪生领域——比较公共行政学和发展公共行政学——充满了有关国家性质、规模和公共行政在拓展知识和建构理论原则方面的各种狡黠的争论,在国家与公共行政的实践方面可以观察到相似的变化。
作为全球化中的法人资本主义的结果,全球化中的国家的方向和角色发生了变化。与几十年冷战期间倾向于维持法人/市场利益与社会、政治利益平衡的福利型行政国家不同,新的法人行政福利国家的作用具有这样几个特点,其中包括我们提到的平衡性的福利国家的萎缩,安全与军事或战争国家的膨胀,警察、监狱、法院及其辅助功能如社会工作、心理网络、咨询等国家强制机构的膨胀。因此,国家和官僚机构的的确确还生气勃勃。然而,平等和公平却成了贪得无厌的法人和资本全球化的牺牲品。
全球化的消极后果。全球化的消极后果很多,它们包括国家的销蚀或丧失,对民主的限制,共同体的消失,全球权力结构的集中,法人和政府组织精英的不断聚集,欠发达国家对全球化权力的依赖性越来越强。
对国家的威胁。国家所依靠的是疆域、固定的居住区、对领土、领空和领海的绝对权威。但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中,国家的核心作用是“置于绝境”,从而对国家的身份构成了威胁。挑战意味着民族国家丧失了单独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为了迎合全球化,许多国家把本国政策制定权拱手让给了地区性或国际性组织;为了取得地区合作之利,一些政府甚至修改了自己的宪法(如欧共体的意大利、波兰、西班牙,拉美国家为建立泛美共同体也在考虑采取同样的措施)。7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对欠发达国家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前文提到的结构调整计划迫使这些国家进行改革,这些改革使它们更加依赖跨国公司及其支配的政府。
1994年,世界银行打算“在未来十年里向第三世界提供2000亿元美元以改善它们的私人部门”[17],这样的国际贷款既带有“一揽子”条件又带有交叉条件,这些条件加深了第三世界在金融、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对西方列强和全球权力精英的依赖,使后者能够轻而易举地对贫穷、落后国家的政策选择发号施令;这些金钱通常给支助国权力精英们带来滚滚财源,牺牲的却是千百万计的民众。大多数国外援助和国际贷款反倒有利于捐赠国也是事实。如科尔顿所说,“银行任用的顾问常常改写一国的贸易政策、财政政策、公共服务条款、劳工法规、医疗保健计划、环境章程、能源政策、定居条件、占有规则和预算政策。”[18]汉库克(Hancock)把银行领导们称作“贫困之主”,他们通过那些“组织精英”来指引全球政策的走向,而后者却执行的是有利于“内部小集团”和全球性法人精英的政策。
对民主和共同体的威胁。全球性资本的崛起与扩张,对全世界的民主理念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事实就是如此: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性组织以及一批跨国精英为贫穷和欠发达国家设计并推行财政、货币及其他结构调整政策,恰恰是对当地民主的某种忽视。这些国家的人民没有也不能运用他们自己的人权和政治权利来决定自己政策的偏好,他们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因外部统治权力而被牺牲。全球化导致了更深重的贫困、社会分裂和环境破坏。因为偏向出口导向、初级农作物与全球利益,这些国家中的公司全球化破坏了本国的经济生产。许多国家的人民一直在同压迫他们的政权和政治-行政精英进行斗争,那些精英得到了跨国公司及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支持。
反过来看,跨国公司未同当地社会磋商而一夜之间关闭工厂、迁往海外,或者外国投资未经当地社会同意而进入当地企业时,也对那里的民主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当地的人民失去了对他们共同体的控制。共同体解体是更痛苦的掠夺,众多落后国家上百万的农民已为此忍受了几十年。为自己的共同体和国民经济作出了贡献、自给自足的农民,被那些得到仆从式政府和行政精英们全力相助的跨国商业化农业和工业化农业逐往他乡,或变得一无所有。他们迁往城市寻找不体面的低收入工作,这又加重了原已经存在的城市问题。然而,这类解体问题却只有现代化理论研究过(如亨廷顿)。对全球化类似的谴责集中在“全球性掠夺”、以及“品牌之下血汗工厂”中的“现代奴隶制”,它们造成了一个“底层种族,最不利的工资和社会条件落到了最绝望的阶层身上。”
全球管理精英正在从事殖民主义的决策,这些决策将影响全世界的政府、共同体和民族,人类被贬低为全球市场的消费者。与一些理性选择理论相反,市场和民主并非同义词,它们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尖锐的冲突。“输出民主”是世界新秩序和全球化背景下可人的口号。但历史记录显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大国曾经支持过“地球上最专制、最具剥削性的独裁体制”,迫使欠发达国家无数人民发动了流血革命。
把民主和市场等同容易使人误入歧途,也是危险的。它之所以使人误入歧途,因为它们的价值在许多方面是冲突的。正如赫尔布鲁纳(Heilbroner)指出的那样,“说资本主义是民主的必要条件,或宣称民主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平等在很多方面与资本主义内在的不平等并不矛盾,当然是愚蠢的。”[19]市场天生偏爱有钱人,他们无需在意健全社会的需求。随着经济、政治权力集中到少数全球性公司和政府精英手里,政策选择受到了“破坏”,自由选择、享受受保护的个人权利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全球公司很难(即便不是全无可能)保持责任心。如科尔顿所说,“当政治和经济权力集中到少数巨型公司手里的时候,想要拥有一个健全、平等、民主的社会是不可能的。”[20]
把民主与市场等同之所以危险,理由有二:(一)这种等同在世界范围内是自相矛盾的,友好的独裁者因支持全球化的法人公司而被大加赞赏,被视为民主,而对跨国公司不那么友好的合法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政府被视为不民主。(二)它使那些生活在由西方民主国家支持的专制体制下的欠发达国家的人民,对民利产生了错误的预期。
腐败与精英掌权。全球化把私有化作为结构调整计划的一部分而加以推广,使那些日益增多的、身为跨国公司人的附属精英们(仆从式的买办资产阶级)掌握了大权,并加剧了欠发达和较发达国家的腐败。这些最高层的腐败已经达到了民族危机的顶点。例如,当三分之一的智利人生活在痛苦之中,而一小撮军事—官僚—工商精英享受着世界级的生活方式的时候,这个国家却被吹捧为私有经济的典范。美国也有同样的问题。其他的研究也提到,全球化和私有化会诱发全球高层精英中的腐败行为。
精英掌权导致出了一种具有“法人帝国”特征的、新的全球组织结构,它在世界权力结构的巨大转型中具有灵活性。正如殖民主义一样,它需要的是中心化而不是集权化。这种中心化有四个要素:(1)缩小组织核心层的权限,(2)电脑化与自动化,(3)并购与战略联合,(4)总部的团队合作与核心人员中的士气。这一转型在精英与非精英之间划下了一条清晰的界限,后者被看作是可以牺牲掉的商品。全球化强化了世界新秩序下的精英统治,而在这一秩序中,霸权理论随着资本全球化而流传开来。那么,全球化和世界新秩序对公共行政意味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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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对公共行政的意义
以下各段集中分析公共行政面临的挑战,并对世界各国的公共行政管理者提出建议。
1.公私领域内出现变化有利于全球公司部门。政府与公共部门在资源配置、财富公平分配、稳定经济、保持经济增长方面的领导作用受到了全球公司精英的否定。由于苏联解体、全球化和国家财政危机,传统的行政国家遭到各方面、特别是那些不再需要福利国家的公司精英的攻击。因此,行政利国家的解体对公共行政和公民产生了消极影响,公共领域和公民活动空间因全球化和政府重构而缩小。公共行政管理者应该通过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及在全球性法人精英控制之外的社会资源管理中发挥积极作用,来抵制公共服务领域的缩减。这一行动是他们未来的合法性基础。
2.国家的性质、活动的改变以及公共行政从“公民行政转向非公民行政”是更大的挑战。几十年来,传统的行政国家致力于平衡法人精英利益和广大公众利益,因而为资本积累和制度合法性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和政治稳定,在维系制度和巩固政权方面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现在,平衡利国家已经被法人-高压国家所取代,其特征是迅速上升的强制性官僚机构把成百上千万被认为对社会秩序构成潜在威胁的公民投入监狱之中。这些威胁是由于市场混乱所造成,而后者又是全球化和市场化导致的经济、社会压力的产物。许多最受尊重、勤奋工作却难以忍受社会、经济景况的公民成了犯罪化社会的牺牲品。结果,公共行政为了社会控制和便利资本积累就从传统的公民行政转向了非公民行政——这种行政不关公众的事。这是国家性质主要的一个变化,所有具有社会良知的公共行政管理者应该抵制这一变化。
3.全球化国家迫使公共行政用更少的成本去做更多的事情。事实上,公共行政管理者是在严重的恐惧心理和裁员条件下承担不可能完成的高产出任务,这种做法导致的失败只能证明法人公司所宣称的政府无效率观点。公共行政管理者能够也应该拿出证明高效行政业绩及法人市场失败的证据。
4.广义地说,公共行政的职业化是对全球化挑战的一个回应。职业化给全世界的公共服务机构提供了组织、道德和伦理标准,并在借鉴全球跨国精英的组织技巧的同时,揭露他们的荒谬。过度全球化和市场失灵将引入更多的政府干预。出色的职业化公共行政应该为未来的行动做好准备。
5.全球化要求更多的私有化,而私有化扩大了腐败的机会。腐败把社会资源转化成了非法的、不道德的、没有生产意义的行为,它所冲击的正是健全社会的基础,破坏了公民对领导与制度合法性的信任。私有化建立在以市场为基础、自利的个人主义理性选择理论之上,个人为了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几乎可以不惜牺牲共同体和社会的一切。这种行为和规范的哲学将个体利益置于共同体和社会利益之上,这也正是全球化的跨国公司所竭力提倡的,他们要建立一种消费主义的、把各国文化融为一体的全球性文化。这种法人的全球性文化,部分是通过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来营造的,它同各种民族的和共同体的文化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公共行政管理者应该抵制这种把公民看作消费者、把他们降格为商品的市场化观念。
6.全球化倾向于促进精英主义,并造福于商业、政治、军事和管理领域的精英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作为跨国公司的人和“附属物”而存在的。这些“全球战士”的个人和职业利益往往凌驾于民族和共同体利益之上,他们的的确确成了“公司的雇佣兵”,推进着“文化帝国主义”。欠发达国家的人们对这些以千百万人为代价、似乎一夜之间获得权力和财富的仆从式精英并不陌生。由于全球化政府通过与全球化企业执行公私伙伴关系计划而主动卷入了法人全球化,所以,公共行政管理者和行政顾问们在这一方面受到了全球化的挑战。欠发达国家许多精英控制着侵犯他们本国人民人权的。美国的谋士与顾问则经常帮助这些军职和文职官僚精英加强对社会的统治。矛盾的是,全球化导致了法人权力及组织机构的大规模集中,同时却又鼓励全世界的政府进行分权。
7.全球化削弱了地方控制与公民的参与作用,并使地方的公共行政管理者无法决定那些影响人民生活的政策,从而对共同体和“公共活力”(借用弗雷德里克逊1997年提出的词语)形成了挑战。当跨国公司为寻找更有利可图的地点而突然关闭企业时,地方政府对税基的预见能力将受到侵害。公共行政管理者对付跨国公司时应该保持长远眼光,以尽量使这种不确定降低到最低点。他们也应当建设共同体意识,鼓励公民参与行政管理,培育公民价值观和共同体/公共利益以抵抗粗劣的自我利益。同时,他们还应用尊重和效率来对待公民。
8.公共行政学及相关的比较行政学和国际行政学等分支学科,出现了知识爆炸。我同意法拉尔·海迪(FerrelHeady)的说法,这两个分支领域在过去几十年相互分离和脱节的情况下有所发展。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全球化的新分支,有必要对比较行政学、国际行政学及全球化行政学的研究进行整合。美国公共行政学会的成员必须采取这一行动,以为形成世界通行的行政学原则提供材料。进行这些必要的研究将使实际工作者获得启发,使他们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地球村里更好的行政管理者。
9.从比较的角度学习更多的公共行政学知识能够拓展我们的视野。欣赏欠发达国家行政文化的文化、制度和宗教基础,美国的专家学者们可以拓宽他们个人和职业方面的全球视野,因为一些欠发达国家拥有丰富的文化与治理遗产。全球化对美国公共行政学狭隘的、种族中心论传统构成了挑战,打破了政治—行政的二分法,同时,也为欠发达国家有关公司的公共管理实践和咨询提供了大量的机遇。向其他民族、文化和公共行政学习将带来进一步的“知识爆炸”。世界上存在着大量美国人尚不知晓的行政管理传统。这方面的例子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和苏联的公共行政体制,以及能够培育行政民主的协作型制度。同样,美国人及其他的全球公民也能从建立在别国的本土制度上的公共行政学中学到东西。对治理和公共行政的比较研究并不件新鲜事,它具有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其研究重点——对行政的全球性研究——将在21世纪被提上美国公共行政学会国际与比较行政分会研究的议程。
10.全球化对公共行政共同体的人类意识构成了挑战。全球共同体的专业人员有机会、也有责任了解并审视全球共同体每个角落的变化。许多问题对人类共同体意识形成了挑战,包括贫困状态及对穷人的剥夺、全球性工厂里的工资奴隶制与血汗车间、环境破坏、地球变暖、不平等与不公正;增强全球性问题的意识——无论是积极的问题还是消极的问题——既重要也必要,因为公共行政管理者会在事关本国公民的政策方面作出不同的决定。他们可以质疑精英分子的忠诚、反对剥削,抵制整个世界不民主、不公正、不平等的目标。在80年代,全世界公共行政管理者在开展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运动中就发挥了有效的作用。唤起这种全球意识,能够抗拒全球化及各个层次全球精英的破坏性力量。因特网和其他通讯系统能够帮助公共行政管理者和遥远地区的同仁进行沟通。
11.作为“全球共同体利益”的守护人,发达或欠发达国家公共行政管理者有一种全球性责任,即采取协调一致的伦理、道德行动。他们必须揭露并与任何时候任何层次的腐败展开斗争。政治任命者和政客是临时官僚,他们中的大部分和全球的公司法人精英保持着紧密的经济和私人联系,他们容易被腐蚀、容易滥用权力,他们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是狭隘的,仅在意那些有权有势的选举人。
12.全球化不会终结国家与公共行政。存在一种能够拓展公共行政研究、实践与教学范围的全球新机遇。公共行政刚刚跨入人类文明新时期,全球化和霸权主义世界秩序使得其未来既有光明也有黑暗。我们期望的结果是全面的繁荣。[NextPage]
注释:
[1]法拉兹曼得《世界新秩序与全球公共行政:一份批判性文献》,载Jean-ClaudeGarcia-Zamor和RenuKhator主编的《地球村里的公共行政》,第65页,Westport,CT:Praeger,1994.
[2]汉米得·塞迪格(HamidehSedghi)《海湾战争:世界新秩序还是无序?》,载《新政治学》1992年第21/22期,第62页。
[3]艾里克·涂尔德(EricTrudeau)《世界秩序的监护者》,《纽约时报》1992年2月19日。
[4]J.A.斯科尔特(J.A.Scholte)《全球资本主义与国家》,载《国际事务》1997年第3期,第430页。
官房学(cameralia)是十七、十八世纪流行于德国的一种经济思潮,主张国家干预、限制货币输出。——译注。
[5]保罗·斯威齐(PaulSweezy)《更多(或更少)的全球化》,《每月评论》1997年第4期,第1页。
[6]同上,第1~2页。
[7]J.A.斯科尔特《全球资本主义与国家》,载《国际事务》1997年第3期,第431页。
[8]安纳·邓宁(AlanDuring)《多少才够:消费社会与世界未来》,第171~172页,纽约W.W.诺顿出版社,1992年。
[9]J.A.斯科尔特《全球资本主义与国家》,载《国际事务》1997年第3期,第433页。
[10]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跨国公司与世界发展》,第4页,伦敦汤普逊国际商业出版社,1996年。
[11]《金融时报》1999年1月20日。
[12]R·哈维(R.Harvey)《大企业的回归:全球无序的到来》,第189页,伦敦麦克米兰,1995年。
[13]J.A.斯科尔特《全球资本主义与国家》,载《国际事务》1997年第3期,第439—440页。
[14]戴维·罗斯考夫特(DavidRothkopf)《数码政治:信息时代权力性质的变革》,载《国际事务》1998年第2期,第325页。
[15]海登海默(A.J.Heidenheimer)等编辑《比较公共政策:欧洲与美国社会选择的政治学》,第330页,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83年。
[16]比尔·盖茨(BillGates)《未来之路》,第158页,伦敦伟金(Viking)出版社,1995年。
*“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s)由美国、部分西欧国家和日本于1973年建立。——译注。
[17]米尔曼(C.Milman)和兰得斯滕(S.Lundstedt)《拉丁美洲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载《国际公共行政》1994年第9期,第1667页。
[18]戴维·科尔顿(DavidKorten)《当公司统治世界的时候》,第165页,西哈特福得:库马瑞恩出版社,1995年。
[19]罗伯特·赫尔布鲁纳(RobertHeilbroner)《人类繁荣研究》,第105页,纽约W.W.诺顿出版社,1991年。
[关键词]全球化中华文化传播与互补人文精神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社会历史现象,必然带来各国不同文化的传播与交融。在这场多元文化交流中,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内在活力和人文价值,面临着挑战和难得的发展机遇。在全面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弘扬中华文化自身的开放性、包容性和整合与重构强势,吸纳、融合外来优秀文化,并与之形成互补的传播态势,对赶超世界文明发展的步伐,促进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的持续、健康发展,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世界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经济一体化中多元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契机
全球化现象是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也是科学与技术和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经济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关系极为密切,当经济全球化趋势日趋加快的时候,各种文化也呈现出全球化交流的趋势,为各国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传播、交融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这主要表现在:
1.经济一体化为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全球性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时,对经济生产和文化生产的联系,作过精辟的论述,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①他们认为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不仅各地方、各民族在经济上的封闭状态被打破,而且在文化上,精神生产也由于各民族之间相互交往和相互依赖的加强,而走向世界。文化作为经济生活的直接反映,在全球化经济格局形成之时,也促使多元文化的相互交流、传播和互补成为可能。由于中国已宣布在年内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意味着中国选择了加入全球化经济运行轨道的发展战略,中华优秀民族文化需要走向世界,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也离不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融合与参与。随着经济交往的加强和扩大,文化交流也必然加强和扩大。国际自由贸易不仅带来商品流通,也会在观念、法制、文化及管理等方面创造更加广泛的交流机会。
2.高新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为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世界性传播与交流构筑了良好的技术平台
随着新技术革命的不断深化,卫星通讯技术、信息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和高速交通运输工具的广泛使用,以及报纸、期刊、广播、影视等大众传媒的进一步普及,使世界各国之间的空间距离在缩短,经济和文化之间的联系在加强,尤其是以全球信息互联网络的形成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已使全球联结成一个紧密相连、彼此依存、不可分离和相互联动的信息系统,成为新世纪各国文化交流的技术平台。在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传播中,中华优秀民族文化中的人性涵养和道德追求,为解决战争、种族冲突、环境恶化、能源和人口危机、贫富差异、腐败等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文化观念和评判标准,成为解决当今人类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的有效手段之一。
3.相对稳定和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为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世界性传播与交流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改革开放20年,我国始终坚持推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保持正常的双边和多边关系,妥善处理了同周边国家、西方国家的领土争端和意识形态分歧,加强了同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合作,建立了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互惠互利的友好关系,不仅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也为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全球传播与交流争取到了有利的外部空间。
4.文化多元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对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世界性传播与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文化的多元化源于文化的民族特征。各国不同的文化是由自己民族本体所创造的,体现着本民族的本质和特点。由于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形成不同民族之间交往与互补的落差和传播空间,使得民族性越突出的文化,越容易走向世界。因此,离开了文化的民族性,也就失去了走向世界的根基,也就没有文化的多元化。同时,不同的文化传统中也有着共同的文化追求,这又为文化全球化提供了动力源泉,不同民族渴求了解异域其他民族文化传统,为满足这种渴望和追求,使得世界上不同民族间的文化相互传播与交流成为可能,也使各国不同民族文化中有“一部分成为全球共享的文化即非民族的文化”。②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完全可以作为全球共享文化,在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得以广泛传播。
二、中西文化传播与互补的当代走向
中华民族文化作为当今全球多元文化中的主流文化之一,其某些优秀的民族文化特质对新世纪人类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具有补偏救弊的作用,也赢得了中华文明融入现代价值体系,为全人类更为健全的现代化特征作出自己独特贡献的机会。同时,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份及其民族特质,在中西文化传播与交流中,为中华文化提供了精神营养。举其大端,中西不同文化可以在以下方面形成传播与互补,体现自己的价值取向。
1.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整体性宇宙观与西方“人类中心论”的个体宇宙观的对比。
中国古代哲学强调天与人的和谐,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两者是统一体。所谓“仁者与万物同体”,“天人感应”,是儒家哲学所追求人性修养的最高境界,是儒家哲学所崇尚的一体性系统宇宙观念的核心所在。这种哲学思想的深刻内涵是人与自然具有统一的法则,其变化规律是有其内在整体性和系统性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③主张人与天地万物同生共处,和谐相处。
这种哲学观对当今由科学与技术加速推进的全球化进程,具有极现实的指导意义。以西方“人是自然的主宰”和“征服自然”为核心的天人对立宇宙观,是西方工业文明以来,造成世界性生存环境危机的思想根源之一。在科学与技术可以改变一切的理念下,人类已经逼近地球的资源极限和人类的生存极限,使改造自然的科学与技术造成了对人类自身的威胁。表现在发展工业中,大规模开采,导致资源耗竭;破坏植被,导致全球沙漠化扩大;可燃性气体作为能源消耗,造成环境污染,臭氧层破坏,使地球变暖;大规模营造人工岛屿、公路和水库,改变局部生态平衡,导致气候异常;人口呈爆炸性增长趋势,使资源更为紧短,垃圾处理也成了全球化的问题;甚至最近美国科学家要靠人工力量改变地球的运行轨道,使地球变冷等。④上述人类的破坏性、自杀性开发地球资源的行为,究其哲学思想根源,可以说是非整体化宇宙观所致。上述行为造成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既使科学家可以改变地球运行轨道,但整个太阳系和银河系也会受到影响,届时,宇宙天体运行规律也将产生更大的报复性反馈。
因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提倡“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哲学观,自然引起西方学者的推崇,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人类已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堡垒,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⑤
2.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文化内涵与西方“注重冲突和竞争”的精神形成互补。
“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是文化传播与互补的基础和前题。这种文化内涵和中华民族自身宽容大度与吸纳异域文化的心态有着密切关系。中华民族长期依附于封建的小农经济的田间劳作上,少有迁徙变更,文化心态上有着宽厚淳朴与和谐统一的人生观。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注重亲和与凝聚,求同存异的意识浓烈,因此,对外来文化,无论是不同的,还是百家学术争鸣,甚至一些水火不相容的文化也能包纳,并在经过短暂的碰撞与冲突后,使其平和地融入本土文化中。可以说华夏文明这样的包容性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绝不像西方那样,不同宗教之间始终存在着你死我活的矛盾与斗争。”⑥这和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求同存异”的宇宙观和人生态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自身的弹性、开放的文化认同感和封建帝国国力强盛产生的包容大气有直接关系。这与当今“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是完全一致的。在全球化文明与文化冲突中,不无借鉴意义。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说:“中国文化的力量真是无比宏大。因为它总是能不断吸收外来的东西,再把它们‘中国化’”。“中国文化具有博大的胸怀和超越时空的影响力”。⑦
在西方文化中,赫拉克利特把对立视为美的根源,狄德罗和黑格尔重视冲突,叔本华和尼采欣赏的是绝望和毁灭。“就审美风格而言,西方人更欣赏由剧烈的冲突、喷发的激情、残酷的结局所构成的趋于崇高的悲剧美。”(时统宇,1985)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均衡、中庸和怨而不怒的审美情感,“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圣洁所铸造的大团圆式结局和喜剧美,形成鲜明的对照。在新世纪全球文化交流中,两种文化之间可以通过传播形成互补。
3.中华民族积极主动的开放意识和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探索精神与西方文明中征服心理、超克争胜的现代精神形成对比。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强烈开放意识的民族。早在二千多年前西汉时期,在古代交通极其不便和物质生活相当贫乏的条件下,我国古代的使臣、僧侣、商人和旅行者,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顽强积极的探索精神,走沙漠、踏雪山、越重洋,不仅开辟和扩大了古代中国的地理交通,尤为重要的是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在获取外部世界知识的同时,广泛传播了中华文明和文化,进行了最早的跨地域、跨文化的信息传播。
从地理座标上分析,走访东方各国的有唐代的鉴真和尚和北宋的徐兢。奉旨出使高丽(朝鲜半岛)的徐兢率庞大的使团,东渡朝鲜记载下整个航程使用指南针导航的情况,留下了世界上最早用指南针导航的完整记录。走访南亚诸国的有,三国时期孙权派朱应、康泰对扶南(柬埔寨)的官方回访,他们分别写下《扶南异物志》和《吴时外国传》,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最早介绍柬埔寨有关情况的珍贵文献。另有东晋僧人法显在公元399年以65岁高龄,与同伴四人从长安出发,去天竺(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求戒律。归来后,他写成《佛国记》,这是历史上第一部比较详细记录古代中亚、南亚、南海地理、风俗的著作,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被译成多种文字广为传播。走访西方各国的有,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取经,公元629年从长安出发,冒着生命危险,途经甘肃、新疆、中亚和阿富汗等地,终于到达印度。历经19年后回到长安,带回经论657部。他写成的《大唐西域记》,记载了138多个国家、城邦和地区的概况,是研究中亚、南亚和部分西亚地区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是具有永久价值的新闻实录,为中外文化交流与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此外,元代的周达观和汪大渊,分别扬帆远行到柬埔寨和非洲的桑给巴尔。还有明代著名的“郑和七下西洋”等等。他们不仅是中外地理交通的开拓者
思想文化的传播者,他们的游记和著录还弥补了外国历史的记载不足。印度历史学家阿理认为:“如果没有法显、玄奘、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历史是完全不可能的。”⑧国际东南亚史学权威、英国学者霍尔说过:“要获得东南亚原始历史的任何知识,中国史料是不可缺少的。”⑨
西方文化同样具有强烈的探索精神和开放意识,然而,与中华文化不同的是,西方的探索精神中包涵强烈的征服欲,开放意识中带有浓厚的功利性。在今天,这种西方文化面临着人神对立、文明冲突和极端个人主义盛行的困扰,不少西方学者把目光投向中国,以期寻找摆脱窘境的路径。这已经成为新世纪对人类发展富有挑战性的重大课题。
4.中华文化的“大国小家”社会价值观和伦理观与西方文化中以个人为本位的权力型伦理价值观的对比。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重视集体主义精神的培养,在国家与小家、集体与个体的关系上,主张无私奉献精神;在个人自身的修养上,重情、重义、重德、重义务、重理想和重集体,表现了强烈的牺牲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⑩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生追求。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和忧患意识,更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气节的真实写照。这些文化内涵,在新世纪知识经济时代,包含了许多积极因素。
在西方文化中,以个人为本位,以注重自我权利为基本特征的权力型伦理价值观,是当今西方发达国家所遭遇的最大问题——极端个人主义盛行的根源所在。中华文化注重集体和国家的奉献精神,可以给西方现代伦理价值观克服自身弊端以启发和借鉴。
此外,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人生态度和创造精神;崇尚道德情操,和见利思义的高尚人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怀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济世扶困、舍已为人精神与人道主义情怀;以及人贵物贱、重人轻神的人文价值观念,对克服全球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无疑具有特殊的“医治”作用。无怪乎西方科学家和有识之士呼吁:“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去,避免世界性的混乱,就必须回首2500多年前孔子的道德智慧。”⑾汤因比甚至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和墨家的仁爱、兼爱思想学说,是医治现代社会文明病的良药。他指出,儒家的仁爱“是今天社会所必需”,“墨家主张的兼爱,过去只是指中国,而现在应作为世界性的理论去理解。”⑿
三、正视挑战,强化传播与互补意识,创造新世纪中华民族新文化
在全球化背景下观照中国传统文化,要以马克思主义辩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进行认真的梳理,分清精华与糟粕。尤其要以历史的眼光、创新的理念和全球的视野,对不同文化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列宁曾经指出,每一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重人文、轻宗教,鼓励独立人格,主张以德治国的优良传统,也有不少消极落后和负面的惰性因素。特别是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华民族文化中受自然经济、农业文明影响产生的惰性与保守,和封建专制主义思想观念中压抑人性、抵制科学与民主的一面,都是影响和制约现代化进程的不利因素。我们只有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摒弃腐朽传统,在广泛吸纳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注意处理以下几种关系:
1.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
目前,对全球化中文化的发展有两种流行观点:一种是,经济全球化将导致民族文化消失,代之以全球化的文化同质倾向;另一种是,将全球化视为全世界西化的过程,并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实质上,上述观点是难以成立的。首先,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不同民族经济利益的重组或再分配,文化冲突不可避免。目前,从欧共体各成员国与美国的严重利益冲突和文化碰撞中可见一斑。其次,实现现代化并不是仅有西方文化一条路径。20世纪下半叶,东亚经济繁荣并快速走上现代化的事实证明,东方文化优良传统一旦与西方优秀文化相融合,并以自己的民族特色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也是一条实现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可见,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其民族独特个性与全人类共同的统一体。“在世界交往中得到充分发展的民族特色,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内在——引者注)规定。在这个严格限定的意义上可以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⒀
确定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方位,应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以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为特色,吸收一切有积极作用的外来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和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对人类文明做出新的贡献。
2.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的关系
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并不能消除国家之间和民族之间的冲突,经济利益矛盾甚至还会加剧不同文化间的摩擦。在新世纪不可避免的文化冲突面前,是加剧它的冲突,还是求同存异,增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理解,最终走向融合,这不仅是全人类面临的重大主题,也是中国在实现现代化道路上,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和平与发展”这个人类最大的问题层面上思考,经济全球化将催化一种世界文化新的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这一新的多元格局提供有价值的精神资源。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应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不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部分加以排除,充分吸收其他文化传统中对当今社会有价值的内容,整合外来文化,更新自身文化,以适应21世纪世界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吸收和融合的发展趋势。
3.当代科学精神与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关系。
科学精神是人们在科学活动中形成的意识和态度。它包括尊重理性、尊重事实、追求真理、宽容开放、严谨认真、敢于怀疑、无私奉献和批判创新等精神内涵。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科学精神可以分为近代科学精神、现代科学精神和当代科学精神等三种形态。每一种科学精神均建立在一定科学发现基础之上。如近代科学精神是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时代精神的反映,其特点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离异性。现代科学精神是以原子物理学、生物工程和光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形成的,其特点是在自然与人类、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上承认它们是交融和联系的,二者的地位是同等的。而当代科学精神是高扬人文精神以消弥科学精神,其特点是,一切科学活动和技术进步均应以人类生存状态的改善与进步为核心。可见,高扬人文精神是当今科学精神的重要内涵。
人文精神是对人的尊严、价值、权利、责任和生存意义的终极关怀。它可以分为西方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三大类型。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人类认识和观察世界不可或缺的两种方法,只有同时具备这两种精神,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才能更全面,实践活动才能更自觉。⒂
在当代中国文化的语境中,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赶上西方国家的先进水平,就要全面普及科学知识,大力发展科学与技术。但目前的情况是,改革开放以来,科学的技术价值和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使人们走向了极端,认为科学与技术是万能的,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要避免这种科学主义的消极影响和错误认识,防止中国现代化建设误入科学主义歧途,必须高扬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主张人类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在西方人文精神基础上,摒弃其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成分,提倡真理与道德的统一,价值与事实的统一,伦理与实际需要的统一,科学与人文的统一。它既包含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朴素的唯物主义成分,又在本质上区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封建糟粕内容。在今天,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奔向现实化的征途上,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物质享乐与精神追求的关系,将使国人难以摆脱物欲的诱惑与支配,变成物质的附属物和“经济动物”,就会出现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借鉴吸收西方人文精神中的精华部分,才能构建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文精神,实现中华民族和优秀文化的伟大复兴。
综上所述:在经济一体化、政治、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潮流中,不同文化间从冲突、碰撞走向融汇互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新世纪人类文化的基本走向。以中华民族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明,应弘扬自身的文化整合与重构强势,摒弃民族虚无主义的“全盘西化”和夜郎自大、自我封闭的“盆地意识”,广泛吸纳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实践科学与人文的统一,技术与人性的统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在全球化背景和现代化进程中,创造更加辉煌灿烂的中华民族新文化。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②倪力亚《以新的积极姿态扩大对外文化交流》,载《文化研究》2000年第8期第92页,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出版。
③《老子·二十五章》。
④《今晚报》2001年8月4日《今晚周刊》专版。
⑤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⑥徐亲知、史亚非《中华传统文化的特性》,载《大庆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第50-51页。
⑦《光明日报》1993年12月7日第2版。
⑧耿引曾《古代中国的越境旅行家》,参见《中华文化讲座丛书》第一集,第182页,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⑨同⑧。
⑩《礼记·大学》。
⑾顾冠华《中国传统文化论略》,载《文化研究》2000年第3期第3页。
⑿同⑾。
⒀王锐生《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化》,载《文化研究》2000年第12期第80页。
⒁戴艳军等《时代精神的滥觞: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交融》,载《科学技术哲学》2000年第1期第17页。
(一)现代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阶段现代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1990年到2001年。多数国家和地区通过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融入世界,赢得了各自的全球化红利。其中,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获得了最大的全球化红利。如1990年美国GDP占全球的比重约为26.1%,到了2001年,这个比重上升到32%,平均每年上升0.5个百分点左右。同期,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经济也获得快速发展。OECD学者安格斯•麦迪森(2001)认为,中国人均GDP增长率在这个时期高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现代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2002年到2008年,这是金融和楼市泡沫推动全球性非理性繁荣的时期。美国GDP占全球的比重从2001年的32%降到2012年的23.8%。2001年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世界IT泡沫破灭,标志着1990年以来美国新经济繁荣周期结束。美国进入新一轮金融和楼市泡沫带动全球非理性繁荣阶段,加剧了美国产业空心化和虚拟化。二是爆发了“9•11”事件,加剧了世界文明冲突,美国转向反恐战争。三是中国加入WTO,参与经济全球化并融入世界,加快体制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做了应对“狼来了”的长期准备,从而把中国经济带入发展的黄金时期。根据表1和表2的数据,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2003年到2012年GDP从1.64万亿美元增加到8.23万亿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同期GDP从4.12万亿国际元增加到12.47万亿国际元。③现代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2009年以来,经济全球化站在了一个发展的十字路口上。是继续推进开放驱动、市场化驱动、创新驱动,还是转向排他性区域化、保护主义本地化、政治经济军事结盟集团化,前景很难预见。
(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前景当经济全球化发展进入金融自由化阶段④,与贸易自由化阶段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全球治理和金融监管体系的缺失,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上升,已危及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前景。⑤这次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的恰恰是市场经济体制最完善、治理结构最成熟、全球风险控制力和转嫁能力最强的美、日、欧大三角地区。然而,危机发生后美国把其全球地位下降、产业空心化、经济虚拟化等问题归结为经济全球化失控和中国不公平竞争“搭便车”,进而把全球博弈策略的重点转向解决全球化失控的调整和变局。在短期,美国采用了量化宽松和扩大出口的经济复苏策略;在中期,美国启动再工业化、再创新、再就业的结构调整;在长期,美国谋划与其他发达经济体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高标准投资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竞争中性、高水平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等。这将改变经济全球化多边协议开放和市场化的性质,转向区域化、本地化、集团化。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全球化的多边规则体系面临被肢解的风险,发展中国家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面临四分五裂的危险。
二、危机后的全球经济规则变局
(一)世界经济正处于规则、秩序、格局大变局阶段危机后,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⑥、双边投资协定2012年范本(BIT2012)、服务贸易协定(TISA)、欧日“经济合作协定”的推动和竞争中性国际新规则的制定等。这些变化的共同特点之一,是发达国家通过主导新一轮高标准规则变局,重塑未来全球经济格局。美国副总统拜登(2014)认为,TPP和TTIP从规模上看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它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塑造全球经济的机会,从中加强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特点之二,是这次全球规则变局主要以美国意愿规则作为标准来划线。接受者,可继续享受开放利益;不接受者,将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特点之三,美国治理将成为全球治理规则的范本,其风险是有可能把国际经济秩序引向以邻为壑、各自为政、四分五裂。由此可见,当今世界出现的本地化、集团化和区域化趋势,将加剧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将可能进一步恶化而不是改善世界增长的长期前景。对于全球经济规则变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以周边为基础扩大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面向全球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经过中国推动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2013年12月7日达成巴厘一揽子协议,是WTO成立以来首个多边贸易协定,包括在贸易便利化、农业、棉花、发展等领域取得积极进展(张琳,2014)。
(二)美国主导全球经济规则变局一是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名义上是要打造世界高标准自由贸易区(FTA)范本,在全球倡导公平竞争原则,实质是美国要将本国规则转化为全球标准,为未来全球治理改革建章立制。二是推动双边投资协定2012年范本(BIT2012)、服务贸易协定(TISA)。前者纳入负面清单管理和准入前国民待遇等条款。后者要求所有服务部门,包括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型服务业,对外资都要一视同仁。要求取消设立合资企业的各种要求,不得限制外资控股比例和经营范围,新的开放措施一旦实施不得收回等。名义上是要打造高标准投资自由化和服务贸易自由化范本,实质是打造不对称规则优势,为美国投资和服务业进入全球市场打开大门。三是制定竞争中性等国际新规则,限制政府利用优惠政策扶助国有企业战胜民营企业的能力。同时,大力推进更高标准的劳工与就业、环境治理、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竞争政策、国有企业、产业政策等新规则。其特点是从以前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转向边境后竞争政策约束为主的公平竞争规则。四是推动全球再平衡调整。美中经济安全与评估委员会(USCC)2009年度报告提出,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全球经济失衡。中美各自应为失衡承担一半责任。为此,美国要求中国通过扩大内需和消费、扩大进口和开放、扩大人民币升幅和非贸易部门改革,更多地承担全球再平衡责任,为世界经济摆脱衰退困境做贡献。从而产生这样一个可能性前景,即发达国家走出危机困境之日,则是新兴经济体陷入调整困境之时,2014年将可能是这种情景的一个拐点。
(三)全球规则变局对中国发展的影响1、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还是机遇已不再在全球最大的四个经济体中,TPP包括美日,其12个成员GDP和贸易额约占全球比重的40%以上;TTIP包括美欧,其成员GDP和贸易额占全球的比重分别约1/2和1/3;正在谈判中的欧日“经济合作协定”也涉及全球GDP约1/3的经济体。上述自由贸易区协议唯缺中国。史蒂芬斯(2013)认为,美国正将战后多边主义置换为与志同道合国家(盟国)间的特惠贸易和投资协定,让多边贸易协定靠边站。没有美国的支持,多边秩序将进一步陷入破损失修状况,而全球化也将会分崩离析。作为自由秩序的最大受益国,中国将成为全球化寿终正寝的最大输家。同时,中国也有人提出“去美国化”,要建立一个新世界秩序,所有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其重要利益在平等基础上得到尊重和保护。⑦那么,中美关系是否只有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冲突和对抗的传统套路,中美走向全面对抗把全球化带入四分五裂是否符合中美和世界利益,中美是否可以走向互信合作?提出,“中美需要在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发展合作、管控分歧的过程中,不断推进新型大国关系”⑧。因此,中美建立超越零和博弈的新型大国关系,合作推进经济全球化发展,是赢得战略机遇期的关键。2、中国是否有机会加入TPP通常认为,TPP是美国主导用来遏制中国的工具,只有在TPP建章立制的任务完成后,中国才有可能加入。那时,美国会提出很高要价并对中国体制、产业、就业带来全面冲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及早加入TPP并参与规则制定,可倒逼中国改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课题组(2013)运用CGE模型,以2013年作为基期,进行了加入与不加入TPP的利弊影响测算。研究发现,如果现有的谈判成员国都加入TPP,而中国不加入,则中国的出口增速将比2013年的预期增速下降1.02个百分点,GDP增速将下降0.14个百分点。但是,与不加入相比,中国加入TPP之后,出口增速将提高3.44个百分点,进口增速将提高5.58个百分点,GDP增长速度将提高0.68个百分点。Li和Whalley(2012)也认为,在不同的成本下,中国加入TPP将带来产出增长3.816%、1.967%和0.59%。当贸易成本完全消失时,中国的产出将增长1.125%。同时,中国加入TPP也有利于其他成员国的经济福利增加。TPP对中国经济和贸易发展已经产生了越来越显著的排他性利益损失。如美国提出的“纺纱前沿”原产地规则,要求进入美国市场的纺织品,从纺纱、织布、裁剪至加工为成衣都必须在TPP境内完成。一些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已被迫将一些增值活动转移到越南等TPP谈判成员国。另一方面,加入TPP的真正障碍是美国会针对中国提出苛刻的特殊标准和条件,就像当年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的15条一样。可以预见,中国加入TPP谈判的难度将高于当年WTO谈判。3、2014年有可能是全球再平衡的一个拐点2014年将是全球经济从“双速”增长转向“倒双速”增长的一个拐点。对此,有人把新兴经济体增长减速归因于其内部结构和体制问题,也有人把问题归结为外部因素,如美国QE退出导致资本外流形成外部冲击。事实上,美、日、欧经济复苏是以新兴经济体经济泡沫为代价的。首先,全球失衡主要源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即全球化带来红利却缺少有效监管和治理(张燕生,2011)。为此,拥有全球霸权和金融货币特权的美国更希望独占全球化红利而不惜制造泡沫。一次是1990年至2001年的IT泡沫,另一次是2002年至2008年的金融和楼市泡沫。既加剧了全球失衡⑨,也带来了美国产业空心化和经济虚拟化。然而,美国却把危机起因归结为全球化失控和来自中国、印度等的不公平竞争,要求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承担危机部分责任和再平衡调整代价。其次,美、日、欧等发达经济的复苏手段之一是量化宽松和扩大出口。催生了新一轮全球通胀、资产泡沫和保护主义浪潮,引致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入增加、资产价格飚升、货币升值和进口增加。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一旦退出,泡沫平衡被再次打破,就会直接影响新兴经济体的宏观稳定。再次,美国为摆脱经济和产业空心化而实施的再工业化、再创新、再就业调整方案,是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和对外转嫁矛盾实现的,进而加剧新兴经济体外需萎缩、成本上升、生态环境压力加大、政治社会矛盾激化的困境。总之,新兴经济体的内因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外因发生变化,如全球增长减速、资本回流、资产泡沫破灭、赤字和失业增加、货币贬值等冲击,与本国结构和发展方式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就可能导致另一轮全球经济调整。新兴经济体在新一轮调整中产生分化,不改革则将陷入新的发展困境。
三、中国应对全球化规则变局的策略选择
(一)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推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是促进全球共赢性发展是增进国际合作的坚实基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形成面向全球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其中关键词是高标准FTA和网络。高标准FTA是建立更规范透明公平的市场经济原则为基础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同时与本国发展阶段和国情相适宜的制度标准。FTA网络是建立全方位合作体系,包括推进两岸四地CEPA/ECFA升级版,APEC/RCEP,中韩FTA、中日韩FTA,南南FTA以及与中美、中欧、中印、中俄等大国建立FTA,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二是实现全球包容性发展是维护世界公平正义的重要条件。从世界史看,发展中国家是否有机会平等参与发展进程,还是少数国家独占发展机会;发展中国家是否可以公平享有发展成果,还是少数国家独占发展成果;是判断国际秩序是包容性发展还是排他性发展的依据之一。在主要发达国家不愿承担更多责任、发展中国家又缺少话语权和治理能力的情况下,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就很重要。中国应承担与本国实力相匹配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促进全球包容性发展。三是推动全球平衡性发展是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根本保障。现在有两种平衡发展观,一种是以开放经济衡量的全球失衡与再平衡。2011年2月和4月,G20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提出衡量全球经济失衡的一揽子指标,涉及私人部门、公共部门和对外部门这三大层面。这种衡量方法的缺陷之一,是难以度量经济全球化环境中产品内分工或工序分工问题,因此出现发达国家整体上是经常项目逆差,发展中国家整体上是顺差,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失衡源头的错误判断。另一种衡量是从发展角度来观察的。会发现在全球化环境中,发达与不发达、贫富、城乡的发展差距在继续扩大。对此,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应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摆脱贫困,尊重不同文化和制度条件下保护人权、财产权和发展权,在保护知识产权基础上提供更多公共创新和公共技术转让服务等。四是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当前,发达国家已进入服务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他们享有高碳、高能源资源消耗的高品质生活,拥有低碳发展技术和专业人才,却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低碳发展责任,并为低碳技术付出更高价格。对此,中国应大力推动以发展为基础的节能减排、绿色转型、低碳发展,尤其是增强可持续发展的全面经济和技术国际合作。
(二)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在推进超越零和博弈的大国互信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中美关系用利益攸关方,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敌人、对手或伙伴等都很难准确界定,这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两个差异最大的新型大国关系。美国学者Gilpin(2008)曾分析历史上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的经典对策:一是采用各种手段削弱甚至彻底压制新兴大国实现崛起的可能性;二是降低本国国际事务中各种承诺和义务的成本;三是如同罗马帝国后期,借扩张来占据防守型低成本地位。在当今的国际格局中,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面对新兴之中国,主要采用了前两种对策。一方面采取各种手段遏制中国,另一方面,降低本国所承担的国际事务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减少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对此,中国的回应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积极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当今中美利益关系已不可阻挡地交织在一起,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中国希望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通过推动负面清单管理、准入前国民待遇、服务贸易开放,来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这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但在制度层面上,中美之间缺乏战略互信。美国希望永远当老大,而最可能取其代之的是中国。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和制度上又与美国有着巨大差异,在西方人看来,中国对世界发展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因此,增进战略互信,减少共同利益重大决策的不可预见性,是两国合作努力的方向之一。首先,中国保证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是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美国学者Elvin(1973)指出,在历史上,中国作为大国能够长期生存并成长壮大之道,就在于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科技创新能力,足以抵御外来侵略危险,保证本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古为今用,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依然是当今中国保证国家实力地位的最佳策略。另一方面,美国也将保证其现有地位,遏制中国取其代之的一切可能性。按照Nathan和Scobell(2012)的观点,美国应当不断压制中国获得国际事务上合法领导力的努力,不断增强军事实力,保持高精尖人才优势,保护美国知识产权,赢得世界人心。其次,中国要求建立尊重本国利益诉求的国际新秩序。中国要挑战旧有世界秩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这个秩序前期中国既无参与制定,后期加入后又没有充分尊重中国的利益诉求。因此,中国理应质疑美国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但是面对这一质疑,西方社会将难以让步。按照Ikenberry(2001)的观点,因为全球公共产品需要供给,将存在大国来合法充当世界领导力,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同时也实施治理。这一责任最好由民主政体的国家来担任,以保证更好的公正透明。Ikenberry进一步论述道,一国的国内政治体制会影响其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由于美国是民主法治国家,所以,国际社会比较容易接受美国治理规则。而按照西方标准,中国在国内不是民主政体,在国外不会遵循西方规则,国际社会将难以想象中国会民主、透明、规范地实行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这即是说,中国要求的国际社会新秩序将难以被接受。对此,中国必须向世界证明,中国有意愿并有能力提供公平透明、规范专业的国际社会新秩序。这意味着,实现符合中国利益的国际秩序将需要时间、大量专业化人才、取得和美国未来而非当下之G2关系的共识。再次,中国应当承担大国责任。Leonard(2013)认为,中美关系与美苏关系不同,美苏是意识形态之争,而中美是实力和利益之争。中美之间曾建立了经济互补性合作的蜜月关系,但随着经济结构相似度越高,竞争和冲突越激烈,中美之间的蜜月期宣告结束。他还指出,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就职后,曾希望动员中国加入现有世界秩序,建立中美G2关系,确定中国在现有秩序中的利益和责任,以保持冷战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但最后他失望了。尽管竞争加剧,中美之间仍有大量共同利益,如美国希望中国增加对美投资,中国希望获得美国建立知识经济社会的经验。目前,中美在刻意回避正面摩擦。美国希望与盟国一道建立没有中国的高标准规则,如TPP。同样,中国也希望建立没有西方的统一战线,如金砖国家。美国会继续打压中国违背美国利益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努力,中国该如何应对呢?中国应对策略是超越零和博弈,开放合作,避免对抗,寻求两国长期共同利益最大化的交汇点,通过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为推动经济全球化作出实质性贡献,真正承担大国责任。对此,美国工商领袖曾建议中美合作研究中美机制性合作的前景。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13)提供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如果中美签订FTA,将给美国国民收入带来1%的净增长,给中国带来2%的净增长。同样,欧盟安全研究所(EUInstituteforSecurityStudies)的尼古拉•卡萨里尼(NicolaCasarini)也认为,在未来的十年中,经济因素将依然是中欧关系的支柱,将很可能达成中欧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将进一步促进中欧经济和就业增长,同时增进双方之间的战略互信。
(三)中国作为开放大国在构建全方位开放体系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在30多年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提出过“三个方面开放”、“顾全两个大局”、“对内对外开放”的重要理论。30多年过去,国内国际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也应当适时调整,转向构建全方位开放经济体系的新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同时提出“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机遇,推动内陆贸易、投资、技术创新协调发展”;“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形成全方位开放经济体系。首先,构建海陆空综合运输网络体系,加快畅通中国与周边中亚、西亚、北非、南亚、东南亚、东北亚之间的通道建设和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畅通中国与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北极洲之间通道建设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畅通中国与美日欧大三角地区之间的通道建设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其次,构建全球投资、全球生产、全球出口、全球分销、全球服务与全球合作的国际化网络和生产体系,提升中国境内、跨境、境外商流、物流、资金流、人流、信息流的一体化效率,形成中国跨境生产和贸易供应链体系。再次,构建金融深化和开放、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开放、汇率和国际收支改革为基础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中国跨境金融供应链体系。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要切实建设好、管理好,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商务部高虎城部长说,在试点政策中,推进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试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只要在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这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一项重大突破。在有关服务领域先行开放,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方面先行先试,都将为今后积累重要经验。可见,上海试验区作为适应国内新一轮高标准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应对TPP、TTIP等全球变局,形成面向全球高标准FTA网络的试点,将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推动中国经济国际化、现代化、知识化发展,对中国发展成为全球负责任大国、高收入大国、法治大国、创新大国和开放大国,具有重要意义。上海试点经验能否在中国西部地区成功复制和推广,事关全方位开放经济体系建设大局。一是在引资引智引技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引制,全面深化中西部地区的体制改革、能力建设和人才交流。二是建立上海试验区试点与中西部试验区试点之间的合作机制,如加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与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之间的合作。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进程中,可以把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作为平台,两地合作发展对阿拉伯国家的在岸贸易、离岸贸易、保税贸易、线上贸易以及贸易融资、保险、运输、物流等服务贸易项目。三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应优先试点扩大对新兴经济体贸易、投资和产业合作。如增强上海、深圳、天津等东部沿海地区通过中国西部地区的平台,发展与西亚、中亚、南亚、非洲、拉美之间的全方位合作,建立“共享发展”、绿色转型、互利共赢的南南合作新模式,同时带动中国西部地区对外开放。
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离不开世界文化的总潮流,只有面向世界的未来发展,才能求得自身的发展与繁荣。在对于人类发展未来的种种预测中,科技全球化无疑已成为人类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指示着人类社会的未来前景。2001年和2006年,美国兰德公司分别发表了《全球技术革命:2015年生物/纳米/材料技术发展趋势及其与信息技术的融合》(简称《GTR2015》)和《2020年全球技术革命》(简称《GTR2020》)的技术预测报告《。GTR2015》的主要结论是: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全球性的技术革命,这场革命正在加速生物科技、纳米科技、材料科技与信息科技的融合过程《。GTR2020》在《GTR2015》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度分析,从应用角度提出了到2020年可能形成的技术系统和产品的56项技术,并对排在前16位的技术进行了评估。这些技术将对全球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我国著名哲学家梁漱溟对于文化的定义是“人类生活的样法”,著名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V.巴尔诺也有类似的定义:“一种文化,是一群人共有的生活方式”(awayoflife)。在科技文明席卷全球的背景之下,文化创新的理论建构应当密切关注人类生活方式的演进,并以之作为决策的实践依据。《GTR2020》报告中所列举的任何一项技术都将为人类生活方式带来巨大的影响。例如,在我国重要技术排序前10位的无线射频技术、无线通讯、数据传送技术以及无处不在的信息访问技术的发展,将创造一个能够随时随地以任何装置,透过无线网路与他人沟通,随处可进行各式各样的资料获取、处理的全新形态的社会。人际关系也开始出现经由各种资讯方式而建立的“虚拟”关系。虽然,人们早已开始运用信息与通讯技术,但是,当信息通讯科技与生物科技、材料科技等高新技术体系产生融合与互动后,将彻底地改变人类的行为模式,并通过科技发展的全球化力量影响社会运作模式,这一巨大的变化正在发展之中。在文化领域,这种新科技的发展趋势,透过多元化的产业应用,必将影响各国文化政策的总体取向,并在文化艺术的表现内容、传播形式及价值观念等多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例如,在第三代行动通讯系统(3G)、微波存取全球互通技术(WIMAX)以及无线射频技术(RFID)等高科技相互融合的基础之上,欧盟正在全方位推动“无间隙网络社会”(UbiquitousSociety),“Ubiquitous”是从拉丁文演化成的英文单词,有“everywhere,anywhere”的意思,在早期欧美所代表的是一种“神无所不在”的宗教观。而如今所指的“ubiquitous”指的是一种服务(service)、网络(network)无所不在、可随时取得的概念。在欧盟“i2010计划”(i2010-AEuropeanInformationSocietyforgrowthandemployment)中,欧盟执行委员会将提供“全面性、高品质的公共服务与生活”作为未来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致力于通过高科技的普及化,考量新时代的文化发展需要,提供立足点平等与创造发展能力的机会,最终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
美国更是将高科技发展的主旋律贯穿在文化内容中,以两部在2010年受到全球瞩目的电影《阿凡达》和《盗梦空间》为例《,阿凡达》集中呈现了当今世界顶尖技术研发的未来前景“,可穿戴计算机”“、军事机器人技术”、“大脑中植入芯片”“、无所不在的传感器”、“智能系统”、“迅速生物测定技术”等高新技术在影片中都得到了集中的展示。这部建立在世界先进影像制作技术基础上的电影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部绝佳的公众科学素养教材,提高了人们对这些将要投入社会应用的高新科技的认知度。同时,影片也以面向人类发展未来的态度,在剧情中融入了对科技与人文之间矛盾的思考。如果说《阿凡达》所展示的科技类型是人类向外拓展自然空间所依托的技术系统,而另一部影片《盗梦空间》则展示了当今科技前沿领域对于人类内在空间的探索,表中所列举的“靶向给药技术”、“影响人类记忆力的药物”等生物、医疗技术是支持影片情节成立的依据,影片结尾将这种对于人类心理空间探索的思考留给了观众,引发人们对于科技是否能够改变人类意识的无限遐想。在美国,杰出的作家、导演以及其他文化艺术领域的精英会被诸如美国宇航局这样纯粹的科技部门请去当科学传播顾问,依靠艺术家的创作可以帮助公众理解科学家在推动技术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文化艺术界与科技领域的紧密联系与合作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美国居于全球第一的公众科学素养达标率,也使得美国的文化艺术创作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高科技趋势,对于科技发展前景与人类未来命运的思考亦成为文化艺术创作的重要主题。
2理解转型中的国家创新体系
在新科技革命对于现代社会的变革中,科学的知识体系已成为对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影响最为突出的意识形态,与之相伴而来的各种风险和道德问题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和突出。正如风险社会理论的创始人贝克所说“科学技术是造成当代风险的主要来源”。早在法国大革命以前,关于科技发展是否败坏了道德的问题,就已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关心的问题。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产生过积极影响的卢梭认为,历史上一切卑劣行为的根源都在于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控制论之父、美国科学家维纳在论述由新技术发展所实现的新工业革命时就提出警告“:新工业革命是一把双刃刀,仅当人类生存的时间足够长时,我们才有可能进入为人类造福的时期。新工业革命可以毁灭人类,如果我们不去理智的利用它,它就有可能很快发展到这一地步。”一项新技术的应用会产生什么负面结果,它的潜在危险是什么,事前人们可能并不知道,或者认识不足。农药DDT是在使用了二三十年后,人们才知道它会在生物体内残留聚集,最终危及生命,并对环境有极大的污染和破坏,才停止使用。如果一项高科技的应用,要等到它的负效应完全显露出来之后,人们才去制止它,人类所要付出的代价将是巨大的。目前,西方国家的政策界已经开始为扭转科技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失衡做出努力。美国在2000年的《科学与工程指标》中提供了一个新的“转型期美国科学政策”的框架。这一报告强调科学为社会服务的主要功能,并强调要达成促进科学与社会其他部分相互协调发展的目标。科技为社会服务的政策转向,意味着科技发展的方向开始转向重视“以人为目标”的技术开发和应用。
这一新时期的科学政策,不仅标志着美国今后的科技发展导向,同时也为世界其他各国的科技政策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视域和途径。面对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全球性问题,我国也开始了对社会发展模式的重新定位:200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并首次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与此同时《,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设》中,也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基本国策,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06年,国家面向2020年的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新时期科技工作方针。2007年8月召开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国家创新体系面临一系列转型:即由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的转型,生态文明理念逐渐在全社会的确立。这一转型是在反思传统的社会发展价值观所带来的人类生存和发展困境基础上提出的社会发展新范式,体现了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理念、道路和模式的进步。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负效应已经证实: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没有社会的可持续,也就没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3应对新技术变革的文化政策取向
在科技发展的双刃剑面前,文化发展面临着既要依靠科技力量发展壮大实力,同时也要用自身具有超越性的人文精神约束绝对理性发展这一双重悖论。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曾说“:文化是这样一种去蔽的方式,它不只是为了我们的目的而安排对象,即自然和社会,它也促进对象本性的发展;与技术的去蔽相反,文化的去蔽要将其副作用一并考虑进去。”面对新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价值与理性的二元矛盾,结合我国将要面对的生态文明转型,文化政策的制定应当通过扬弃西方现代工业文明文化模式及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利弊,在推进理性与价值、科学与人文融合统一的进程中,形成人与自然之间真正和谐的文化发展空间。这就要求对于文化政策的考量需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3.1应当建立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生态系统。
文化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是直接而明显的。弗里曼认为“:对工业革命最有影响的是科学文化的兴起。英国对待牛顿的态度与意大利对待伽利略的态度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培根(1605)早在17世纪初就提出实施一种科学、探险、发明与技术的综合性政策。在英国,科学、文化和技术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契合,这使得它能够大规模地将科学,包括牛顿式机械学,应用于各种新工具、机器、运河、桥梁等的发明与设计中。”在他看来,科学、技术、文化和企业家这四个亚系统的积极相互作用构成了英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特点“,这四个社会亚系统的契合也扩大到政治亚系统之中,而它又促进了这一切。”“就是因为没有在这些亚系统之间保持契合才导致了中国在维持其世界技术领先地位方面的失败。”“由于在心灵深处觉得企业命运与自己不直接相关,于是缺乏创新的动力,缺乏提高技术水平的热望,诸如在经营管理上的不负责任、对资源和能源的浪费、违背技术规律的决策等弊端,其深层原因往往由此而来。”虽然,人们接受新观念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人们一旦树立了创新的意识,这些新观念就会对创新者产生激励作用,鼓励创新者以一种执着精神和奋发进取的品质最终实现创新。文化的创新、演化与变革,是借助一个有生命力的构架模式来取代传统构架模式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看,当科技创新成为当今社会发展主要动力的时代背景下,文化的发展应当在实践中不断进行自我调解和修正,才能更好地维持和促进创新实践的发展,并最终体现出较传统文化模式更为明显的进化。这是文化发展的前提,也是文化创新的存在基础。
3.2重视先进的科技文化模式的引领作用。
德国人类学家兰德曼曾说“:文化是人类的‘第二天性’”。文化模式对于人类而言,即是一个给定的“第二自然”和外在于个体的文化软环境。一定社会的进步与否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制于各民族自身对于文化模式的建构。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通过对自然进行改造,创造人工自然,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人的观念是对物质生产方式和精神生产方式的反映,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一个建立在科技基础上的文化世界逐渐被建构,人们的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及其价值观也会随之发生更新。从这一意义上说,科技文化不仅成为各种不同类型、模式的文化得以互动的基础,而且也是推动诸多民族传统文化推陈出新,走向现代化的出发点和依托。
3.3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智慧,促进人、社会、自然之间的融合统一。
近代中国在走向工业化的过程中,受到了农业文明时代文化与制度的阻碍,由此使工业化进程成为一个对传统文化解构和批判的过程;而在建构生态文明的进程中,中国传统智慧中追求“天人合一”、注重精神内修、追求大同世界的共生文化理念则与生态文明的理念有着相当的契合性,不论是老子的“顺天说”、荀子的“制天说”、还是孔子的“调谐说”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整体观理念,即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与天地自然同为一个有机整体,并可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建构性地适应自然环境(即《中庸》所云“参赞天地之化育”)。在一定程度上,生态文明正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而探寻出来的一条新的文明发展之路。这使我们有可能率先超越长久以来主导人类历史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成为未来全球生态文明的践行者。在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的新闻会上,诺贝尔奖获得者瑞典物理学家汉内斯•阿尔文博士曾提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针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中国对处于深浅莫测的人类历史长河关键阶段的全人类来说,是一项伟业”。对中国在未来所要发挥的作用人们正“拭目以待”。西方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寄予的厚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中国文化中“重道轻器”传统精神的认识和推崇。这一传统在科技全球化的今天,因有助于矫正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失衡,而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通过中西文明的交融互补,实现“道”与“器”之间在更高水平上的重新平衡,也正是文化创新在面对历史发展机遇时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著名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是具有活泼的生命力的,但是这种生命力,必须等到国运昌盛的时候才能够为人们普遍认同。我国作为一个处于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大国,文化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是与国家整体政治、经济、科技的发展趋势同步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范围内正酝酿着新一轮以科技为先导的产业升级。这对中国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也促使我们加速了科技创新与进步的步伐。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文化创新同样“不能再与科技革命失之交臂”,通过保持技术理性和人文精神之间的张力,我们应当培养一种能够吸纳多元文化要素的新文化精神;在实践中,修复科技对社会、环境及人的副作用;并通过发挥文化制度创新、文化科技创新、文化产业创新等创新要素的整合功能,开拓出文化发展的崭新空间。
自20世纪80年代起,“全论文联盟球化”已成为无法避免的话题,甚至成为当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如果说全球化是一个在多领域、多层面发生的过程,那么经济全球化无疑是这一过程的一个重要层面。当经济全球化趋势明显加快时,世界不同文化也呈现出全球化交融趋势。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有许多经济活动与文化无法分开,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文化,必然反映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经济的发展变化也必然作用于文化,使文化的发展发生相应的变化,所以经济全球化也就必然带来文化的全球化。
一、文化全球化过程中的西方文化霸权
“所谓西方文化霸权,就是西方国家把其物质生活方式、人生观和价值观作为一种普世的行为准则加以推行,赋予自己在文化上的支配地位。西方文化霸权产生的直接背景是西方的科技优势,及其对信息革命技术的垄断。”这是我国学术界比较认同的文化霸权的概念。
在当今文化全球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的时代,西方以全球化为借口,以经济和科技为后盾,在全球推行文化霸权主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文化的渗透。
首先,沿用冷战思维,推行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意识形态霸权。在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是作为首要条件的,即使冷战结束以后,这种做法仍然被保留。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新干涉主义”形成且日渐嚣张,其中文化策略就是要在意识形态市场上重新确认西方的主流地位和影响力。为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力开拓和占领文化市场,结合经济活动把西方的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作为普遍的原理加以推广,企图在全球实行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政治、经济模式,并且利用国际文化交流和宗教势力进行文化扩张和渗透,重点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西化”、“分化”战略,高举“人权高于”和“民主”的牌子到处干涉别国内政,妄图按照西方的意志,建立资本主义一统天下,试图把一个意识形态的多元世界用美国价值标准统一起来。
其次,通过各种媒体传播西方文化,进行文化渗透。现代西方文化霸权的一种主要形式就是借助大众媒体——广播、电视、电影、广告、通俗音乐、国际互联网等对第三世界进行文化控制。这些媒介产品会不断强化他们西方至上的的观念,使他们在无意识中对西方价值观或美国生活方式具有优越性这种论调深信不疑,从而致使有分裂第三世界各国自身文化传统的危险。
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国家为了维护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使用文化霸权来进行干涉的做法可能会越来越频繁,其恶劣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文化霸权主义必然导致落后国家文化不断被边缘化,使其出现文化认同危机和民族文化生存危机,加剧民族国家之间的不信任感,激化国际文化冲突,并使全球化的进程受到某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偏离正确的方向。所以,对于全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反对文化霸权主义,捍卫自己的文化已刻不容缓。但是,在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如何抵制西方的文化霸权,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理智而全面地思考。
二、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思考和我们的战略选择
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霸权的恶劣行径,第三世界国家义愤填膺,高呼打倒“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在这个过程中导致了各种各样的的强烈反应,从而出现了一些片面的甚至是极端的行为,比如狭隘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反弹,甚至还出现了文化极端主义。这种行为就是对异质文化的全盘否定,为保护本土文化不受西方文化霸权的侵蚀,把自己的文化孤立起来,不和别的不同的文明和文化进行任何交流,甚至走向一种极端行为,通过暴力和流血手段,灭绝“异端”文化因素,甚至对“异端”文化所属的种族和宗教予以物质上的消灭。
事实上,本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不同的种族、年龄、区域的人们共同创造、交流、融合的结果,从未有一种文化可以完全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为保护“未被污染”和“原汁原味”的本土文化,不加区别的反对所有外来文化,这只能使自己的文化失去活力和创造力。那么这种没有活力和创造力的文化又怎能抵抗西方的文化霸权呢?这种狭隘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对中华文明的危害我们深有体会,正是闭关锁国和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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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斥造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阻滞,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振兴和发展。
所以我们不能沿袭僵硬的东西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从知识领域的权力关系入手,猛烈抨击西方文化霸权,不加任何具体分析笼统的斥责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在社会思想领域和文化上进行西化渗透,进而质疑西方的价值标准和现代化模式,产生盲目排外,闭关自守,从而被拒于世界发展潮流之外。
那么在全球化背景下,怎样才能既融入世界潮流又能抵制西方文化霸权呢?最关键的是要发展本国的先进文化。我们在抵制西方文化霸权的过程中总是单一的强调文化的多样性而忽视了文化的先进性。但文化的多样性并不等于文化都具有先进性。文化先进性是指人类文化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是否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远大的发展前途。只有使自己的文化符合时展的需要,代表社会发展的方向,才能保持自己的文化形态论文联盟在世界发展中的地位,才能有效地抵制西方的文化霸权。如果单是一味的强调保持文化的多样性而不发展先进文化,那么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只能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多样不同,那么弱势文化就无法抗衡强势文化的侵蚀和渗透。尽管面临的任务是艰巨而又复杂的,但弱势文化在当前世界文化发展中已经不可能以封闭的方式回避问题的存在。只有直面这弱肉强食的世界,并且以积极能动的态度发展和壮大自己,以积极能动的态度在国际舞台上争得自己的“话语权力”,以积极能动的态度唤起世界的博爱、和平和正义的力量,才能赢来明朗的前途。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政治全球化 文化全球化
“全球化”首先指的是“经济全球化”。不过,随着历史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以及人们对“全球化”研究的发展,“文化”问题也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到“全球化”的研究中,从而使“文化全球化”这一术语及对其的相关探讨出现和流行起来。但迄今为止,在对文化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中,还鲜有对文化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关系问题的专门论述。而文化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三者间的关系是决定文化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机制,只有明确这一问题才会从根本上认识和把握文化全球化的性质、发展的程度与发展的趋势等。
经济全球化决定文化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对文化全球化的决定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经济全球化是文化全球化产生的基础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技术、商品等)和市场机制超越本民族或国家的范围而在全球范围内流通、配置与组合。经济全球化为文化全球化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动力、手段和载体:经济全球化创造了共同的工业化生产方式,确立并形成了共同的经济运行机制、规则、制度与理念等,使各民族国家具有了产生或者接受现代工业文化的经济基础;经济全球化实现了商品、生产要素等的全球流通,致使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全球化;经济要素、人员、组织等在全球广泛而快速地流动,促使各民族国家文化间的进一步交融;经济全球化中激增的全球问题促使共享价值和意识的增加;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交通与通讯工具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文化全球化得以产生。
(二)经济全球化的性质决定了文化全球化的性质
经济全球化不仅促使了文化全球化的产生,而且还带动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内容的全球扩展。经济全球化的性质是由其居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在工业文明时代,经济全球化的性质体现为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在全球的扩展。与之相对应,文化全球化的性质体现为现代文化的全球扩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其性质也会发生变化,受此决定,文化全球化的性质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无论是经济全球化的性质还是文化全球化的性质,对它们性质的判断都是就全球整体而言的,并不代表所有地区都必然是这种性质。
(三)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变化引起文化全球化的发展变化
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生产方式的发展,而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能动的、不断发展的力量,因此,经济全球化总会不断地向前发展。而当经济全球化发生变化,文化全球化也必然会或早或迟地发生变化。由于诸多偶然因素的作用或者其他中间环节的影响,也许文化全球化的发展不可能和经济全球化完全一致,但从长远来看,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一定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
(四)经济全球化格局决定了文化全球化格局
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在经济全球化格局中存在着不平衡性,即由西方发达国家居这一进程的核心地位,不发达国家则处于边缘地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技术、资本等的优势主宰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各民族国家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也存在着相应的格局划分,体现为在文化传播力度、广度、影响力等方面的不平衡性。根据中国社科院2009年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文化现代化研究》显示,全球文化影响力排名前五位的国家依次是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而这些国家主要是经济全球化格局中的核心国家,而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文化影响力仍然是相对最弱的。这种不平等的文化格局只有在不发达国家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才能逐渐获得改变。
政治全球化制约文化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对文化全球化的作用是通过政治全球化这一中介因素而发生的。政治全球化是指各民族国家间政治交往日益广泛、频繁,相互影响日益加深的历史进程,及在此基础上日益形成有机的全球政治系统的趋势。政治全球化制约和影响文化全球化,并对经济全球化起着一定的反作用。
(一)政治全球化是影响文化全球化的直接因素
经济全球化对文化全球化的作用需经过政治全球化这一中间环节。政治是经济的“保护伞”,一种经济制度、体制和观念如果能够在一个国家确立起来或者能被民族国家所接受,其原因在于得到了相应的政治支持;否则,这种经济的变化一定会被遏制。因此,如果没有各个国家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和现代化制度的确立,经济全球化不可能在全球顺利推行,现代文化也不可能普遍扩展开来。而为什么有的国家在政治上会支持现代化以致全球化进程,而有的国家不会呢?这主要取决于这些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和发展态势。地位较有利、发展态势较为良好的国家会采取支持的态度,反之,则会采取消极乃至抵制的态度。但越抵制越落后,于是,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因此,对于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的一些民族国家文化而言,文化的发展程度还取决于其经济、政治的发展程度。
(二)政治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相互作用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各地经济不断地在突破国界限制,在全球寻求资源配置,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各地区的之间的经济关系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也在深化,既有矛盾也有统一,本文试着分析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互关系。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界定,现在还没有统一的说法,大部分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行为在全球范围的大规模活动,生产要素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自由流动、合理配置与重组,是世界各国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相互融合的表现。或者更准确地概括为指参加多边谈判或磋商的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团体,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有关经济贸易协议并按照共同制定的协商原则,实行整体运行的世界性经济贸易组织或者经济体系。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复杂的,推动世界经济总体增长,提高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资源,促进国际投资方面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也带来了负面效应,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一方面也对传统的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如果处理不当,会为经济全球化付出代价的。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相邻相近的或者特定的地理范围内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为了维护既有的、实现未来的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通过签订某种政府间条约或协定,制定和规范共同的行动准则,协调一致的政策,乃至建立各国政府一定授权的共同机构,进行长期和稳定的超国家的经济调节,达成和实现经济的甚至是政治的联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区域市场,降低了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搜寻成本。另外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由于各个方面的相似性,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区别。经济全球化主要依靠科技进步、跨国经济,资本和市场的国际化,以及市场机制作用的推动,是市场机制其主导作用的过程,经济全球化则是通过市场机制把世界各国联结在一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则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均衡和有序发展为目标,在政府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措施、实现一体化目标,是国家期主导作用的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通过国家对国家的谈判把那些愿意参加一体化结盟的国家联结在一起的;在全球自由市场的状态下,风险是很难规避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风险;而在经济区域化的状态下,风险是可以得到控制和化解,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由于可以有效地降低资源配置的成本,降低违约风险。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是由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决定的,两者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
经济全球化刺激、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向更高形式发展,又不断地冲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框架限制。全球化给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新的驱动力,经济全球化通过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增进区域经济组织间的合作,以便得到更多的合作利益。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的促进作用。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经济全球化准备了条件。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国家分工的深化,加强了区域内部各加盟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推动了各加盟国的经济发展,再此基础上通过强化跨国公司的贸易功能,必然进一步促进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区域经济一体化使集团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所以特定区域外的国家要想获得竞争力,就要通过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贸易制度也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相比较来说,区域经济对经济全球化的阻碍作用比较明显。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的合作组织如北美自由贸易、欧盟等发展完善。各加盟国对区域经济依赖性加强,再加上区域对外合作能力的提高,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大的竞争局面,同时也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区域经济也制造了贸易壁垒。如区域经济组织的排他性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之间就存在隔阂。区域经济是为了实现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区域内部成员之间分工合作,相互依存。经济全球化则是为消除全球经济间的贸易壁垒努力,区域经济在这一方面与之出现矛盾,区域经济以地域为名为贸易提供一种新的保护手段,这种保护手段对于区域外的成员来说就是阻碍他们之间相互合作的贸易壁垒。区域经济强化了其内部产品的竞争力,对区域外的产品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防范制度和措施,不惜一切手段组织其他区域或国家的产品进入。这一行为,满足了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但是对与经济全球化来说,则伤害了全球经济之间平等合作的基础,加大了国与国或区域与区域之间对话的难度,妨碍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从长远利益来,不利于经济全球化的顺利发展。
总之,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又是对立统一的。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漫长的过渡时期,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会慢慢形成互补。两者之间虽然实施途径相异,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为企业创作了统一的市场环境,为世界各地的商务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两者的相互作用必然会影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两者之间应该加强合作与交流,相辅相成,在全球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必然会克服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最终推动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阳国亮:试论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其相互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10)
[2]郑明慧: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经济论坛,2004(15)
[3]王疆华周红燕:内部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12)
一、关于“原生态文化”概念的认识
“原生态文化”在现有的可查阅的文字材料中,大多以一个模糊的概念存在,指的是“某一民族或地方族群在历史上形成的文化的原初状态,或指那些在现代才被外界所知的某种文化形态。它包括思想、社会习俗、文化产品、有形成果等。”①它是生活中的文化,存在于各民族人民日常生活之中,反应的是当地居民的原始生活方式。从字面上看,“原生态文化”包含三部分:“原”、“生态”、“文化”。“原”就是原生性,是原汁原味,未经过任何艺术包装的。“生态”是生态学中的概念,是生物和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一种生存发展的状态,在此用以解释人文系统中的复杂机制。“文化”是文化人类学中最核心的概念之一,学术界对“文化”一词的定义有许多种,最为经典的是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中提出的“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任何其它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由此可以得出,原生态文化就是将原生的文化做一种生态性的理解,也就是原始文化具有生态性。原生态文化的生态性主要表现在从地理、环境、自然、地域的角度来看文化。这样一来,原生态文化的基本内涵就包括:具有自然生态性,是民族民间的文化,是与民族的乡土环境、人文历史、民俗风习融为一体的,是非职业非专业的,非城市化非商业化的文化。它按历史传统、岁时节令和民间俗信演示,在特定的文化时间和空间中就地出演。所以,任何经过迁移、搬运、模仿、改变、移动、人为变化后的演示,都难说是真正的原生态文化。要欣赏真正的原生态文化只有到田野去,尊崇当地风习,在人生体验中体味这种天籁般的文化。
二、经济全球化下原生态文化现状分析
经济全球化已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几乎每个国家都要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来,中国也不例外。近年来,经济全球化浪潮迅速蔓延,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信息时代的扩张和到来,全球化就日益明显,世界在短促的时间里面,缩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全球化已经很自然地嵌入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交融,加快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目前,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已远远超过了经济领域,正在对国际政治安全、社会、文化等领域产生日益广泛的影响。首先就是对我国文化的影响,经济全球化推动了文化全球化,密切了中国与外来文化的交融,但同时也对我国民族文化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外来思想,外来文化会影响我国人民的价值观、人生观。比如现在的青年都追逐时尚,崇尚西方节日,像圣诞节就远远比元旦受欢迎,现在的少年也不喜欢接受传统教育,这也导致了不少人对自己文化的否定,恰好这时候有外来文化的填补,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本国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这是不利于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继承的。这种来自外部的经济、文化等因素不可避免地导致原生态文化所依托的原生性环境的缺失和变异,进而引起体现我国文化多样性的原生态文化的变异。不少历史文化名城、古建筑、风景名胜区遭到破坏。由于人们生活环境和条件的变迁,民族地方文化特色消失加快,许多珍贵的民俗技艺和民族艺术伴随着老艺人的逝去而销声灭迹。因而学术界一般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真正的原生态文化是不存在的,“原汁原味”仅仅存在于现代人的想象之中。我们目前所说的原生态文化也“仅仅是较少受到现代文明冲击的该民族或族群的‘次生态’传统文化②。可见,文化的全球化正影响,甚至吞噬着我们的地方民族文化。
三、经济全球化下原生态文化价值探析
人类在今天已经越来越清楚地发现,原生态文化的许多特点、品质正是人类不断求索的“自然”、“和谐”的状态。经济全球化破坏了这种状态,但是人们又在致力寻求达到这种状态的途径。也就是我们毁坏了、糟蹋了我们曾经拥有的东西正是我们如今刻意寻找的。原生态民族民间文化之所以能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冲击下得以生存,甚至绽放异彩,除了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外,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其自身独特的价值。
(一)文化多样性理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第一条指出:“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③中国作为具有五千年光辉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文化资源丰富多彩,各民族都有其自身独特的原生态民族民间文化,它为我们提供了风格迥异、多姿多彩、独具特色的文化形式,对文化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多元文化特征正是对文化多样性理论的强力支撑,进而扬弃了文化相对论的观点。
(二) 历史文化价值
原生态文化是“活态民族民间文化”④,是原始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积淀,是人类发展历程中一种民间原始文化的记载,是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基本保留了古老文化的原貌,这给我们了解祖先文化、认识人类历史提供了现成的、活生生的材料。原生态文化在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遗产,通过这笔现存的活的文化遗产,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祖先生存活动的影子。
(三) 精神实用价值
任何拥有原生态民族民间文化的民族,原生态文化都具有精神上的实用价值。它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认同感。每个民族都为本民族的精神文化而深感自豪,这也是本民族得以延续和发展的根本所在,不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它的传承与弘扬,永远是该民族的精神支柱。
(四)对旅游开发的应用价值
原生态文化因其古老性、自然性与独特性,而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化形式。近年来在各地的旅游开发中,政府都在注重对原生态民族民间文化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使其成为生态旅游的一大亮点。没有文化的旅游是无意义的,人们旅游的目的最重要的就是了解一个地方的民族文化,在此意义上,原生态文化为旅游开发提供了有力的素材。“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原生态民族民间文化正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共享的精神财富。
四、经济全球化下原生态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我国的民族文化是包括55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和汉民族的文化在内的,存在于各民族人民日常生活之中的原生态文化。它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和根基,是民族精神和情感的重要载体,是中国几千年代代相传的宝贵文化财富。经济全球化为我国的发展提供机遇的同时,也给我们的原生态文化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因此,我们必须站在对国家和对历史负责的高度,站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充分认识保护民族原生态文化的重要性,切实保护和传承原生态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