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理论论文范文

西方文学理论论文篇1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高潮。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高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2.财政活动除了作用于宏观经济的内容之外，仅就其本身对于社会资源的配置来看，则应视为是一种微观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否则的话，将财政活动等同于宏观调控，而财政干预企业市场活动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又是必要的，其结果实际上是为政府和财政随心所欲地干预企业的微观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年来，人们在财政经济工作中总会情不自禁地干预和插手企业的正常市场活动，其理论根源就在于此。这点，在防止政府和财政随意干预企业问题上，是可资借鉴的。

3.在财政仅是一种宏观经济行为的思想指导下，我国迄今为止在税收和财政支出的具体分析上，即如何按效率原则来取得和配置归政府支配的资源方面，其研究是相当薄弱的。这也是我国现实财政工作缺乏效率和严重浪费的关键原因之一。这与西方财政学所进行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微观经济分析，是形成鲜明对比的。为此，借鉴西方财政学的微观分析方法去研究我国的财政问题，也是我国财政研究亟须开展和加强的领域。

摘要：自1892年巴斯塔布尔（Bastable，C.F.）出版《公共财政学》以来，百余年间西方财政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其理论基础问题上则始终存在分歧。本文认为，财政学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包含有一定的政治学内容，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学科；财政活动主要的和基本的是微观经济活动，但也包含着派生的宏观经济内容。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西方文学理论论文篇2

【摘要】范式是科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及其演进方式，而管理学的研究范式是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关于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存在诸多争论，大体上可以分为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前者体现管理学研究范式的社会性，后者体现科学性。其实二者本质上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在于认识世界的西方大范式。

【关键词】管理学研究范式二重性

一、管理学研究范式的含义

范式是托马斯·S·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来的一个术语，指科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及其演进方式。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赋予这个概念以关键性的作用，他提出科学认识不是简单而纯粹的知识积累；对科学理论进行构思、表述和组织的那种方式受到一些前提或预设的指挥和控制。他要探测一种隐蔽在预设或前提之下的、绝对而自明的集体资源。他把这些自明性称作范式。范式的这一定义同时是语义的、逻辑的和观念——逻辑的。就语义而言，范式决定着可理解性，给事物以意义；就逻辑而言，范式决定着最主要的逻辑操作；就观念——逻辑而言，范式是联合、淘汰、选择的第一原则，决定着观念的组织条件。根据这三个生成的和组织的含义，范式指导、统治、控制着个人推理的组织和那些遵循范式的观念系统的组织。

范式的含义既强烈又模糊，强烈是因为范式具有一种彻底的意义，它是方法论的指导、思维的基本图式、预设或起关键作用的信仰，因此它本身带有一种理论统治权。模糊是因为范式摇摆于多种含义之间，最终以含混的方式涵盖了科学家们对一种世界观的集体赞同。范式概念的不充分和不精确不仅揭示了库恩思想的缺陷，也揭示了思考范式概念的困难。一种范式，对于在这种范式控制下进行的所有话语而言，包含着可理解性的基本概念或主要范畴，同时也包含这些概念或范畴之间的吸引/排斥的逻辑关系的类型。一种范式的性质可以通过下述方式来界定，第一是对主要的可理解性的范畴的推广或选择；第二是对主要的逻辑操作的规定。

管理学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管理学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主要从科学哲学角度探讨与管理学学科体系和基本假设有关的一般原理问题，即指导管理研究的原则、逻辑基础以及学科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在既定的范式中，管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务问题的解决往往是沿着既定的路径。按照管理学家的解释，知识的发展一般是遵循一定的路径从而形成一定的理论范式。在管理实践中，一般现存企业是在已有管理知识范式和管理技术的基础上寻求管理变革或改进管理的。而新企业和新技术往往会带来知识跳跃式发展的新范式。如果一种新技术的背后有全新的知识范式作为支撑，那么将对已有的管理理论、技术和能力构成威胁。

按照库恩的标准，管理学范式是划分管理科学共同体的标准，不同的范式决定管理学发展的某一历史时期，而某个特定研究方向或领域内所特有的共同世界观、共识及基本观点则形成管理学家群体。管理学范式就是管理学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知识假设。由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不同，所以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管理学范式理论包括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是本体论视角，二是认识论视角，三是方法论视角。所以管理学的范式理论是以管理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与管理学之间呈现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既相互作用又相互促进的关系。

二、管理学研究的科学主义范式

西方的管理思想和学说从产生的时期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古典管理理论，主要包括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和韦泊的组织理论等；第二类是行为管理理论，发端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的人际关系学说，而后发展成为行为科学；第三类是当代的各种管理理论，产生和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至今。这三类理论只是产生的时期有先后，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三个阶段。它们相互影响，继承演变，形成各种流派。根据不同的逻辑起点，管理学的理论研究有两个范式，一个是以组织的效率为起点，另一个是以人的需要为起点。前者被称为科学主义范式，后者被称为人本主义范式。科学主义范式是以组织的存在为根本，把人纳入组织，人的存在就是为了提高组织效率；人本主义范式把人的存在和需要作为根本，通过满足人的需要来实现组织目标。

管理学的科学主义范式以美国古典管理学家泰罗为代表，通常把科学主义范式称为泰罗范式。该范式的核心是如何使工作更加多产和高效，“科学管理”注重的是如何改进职工的工作表现，演示了工作要素的可辩识性和可重复性，泰罗坚信通过确定出工人完成某项作业的最佳时间，管理者就可能判断工人是否干得出色。通过这种管理方式带来了组织效率的提高。随着管理学的发展，在泰罗范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主义范式以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把人的认识局限在人的经验所及的领域，其方法论范式深受自然科学方法论范式的强烈影响。这种范式认为，组织及其管理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具有一般性的普遍规律。管理学的任务就是要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从观察经验事实出发，研究和发展组织及其管理领域内的一般性普遍规律。

科学主义范式体现在具有理性约束的个体追求服从技术规律和组织纪律带来的高效率。从人的行为特征来看，“经济人”的行为是理性的，因此，假定每个行为主体的行为都是合乎理性的，管理原理、原则和制度必须以管理主体的个人行为为基础并且可以从社会历史背景中抽象出来。单个行为主体都服从于技术规律，通过时间动作的分析，实现工作方法的标准化、工作条件的标准化和工作时间的标准化。适应这样的行为主体的组织是一个高度结构化、形式化、不受个人支配的集权组织。

三、管理学研究的人本主义范式

管理学范式的第一次变革是由梅奥为代表的人际关系学说完成的，人本主义者指责泰罗的科学管理方法是不道德的，是将工作“非人性化”，并把极具人性色彩的管理变成了简单的效率衡量。他们对科学主义范式提出批评，认为管理的对象不仅是物的管理问题，更重要的是人的管理问题，人是每一个组织中的核心，是具有社会性的动物，应当重视人的积极性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和作用。从人本主义范式的理论主张可以发现，行为管理是为解决效率与人性之间的矛盾而出现的。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是对人性进行深入的研究并采取相应的行为准则，使得管理活动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人和组织与环境的关系时达到最佳的平衡状态，更加符合人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古典管理学的原罪促成了人本主义范式的兴起。人本主义范式以新康德主义、现象学、诠释学等哲学思潮为理论基础，强调管理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认为组织及其关系现象的本质是人的主体精神外化或客体化，是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严格来说，行为科学学派来自于社会学，法国学者涂尔干指出，在任何社会组织中群体总是由建立他们的价值观和规范来控制人们的行为。

人本主义范式强调应把人放在管理学研究的中心位置，组织中最宝贵的资源不是原材料、资本、机器、土地或能源，而是人。这里所说的“人”，是被看成“生活在社会里的人”，他们是不断地被密如蛛网的人际关系网所包围，而他们自身也是这个关系网的一部分。在人本主义范式中，整个人类的本性是由积极的与消极的、崇高的与卑劣的品质构成，他们反对科学主义范式把人看成仅仅是一味索取的自利主义的“经济人”，强调利他主义与给予的品质也是人性中最根本的东西。同时该范式强调人的潜质的生长与发展，而且这种潜质的生长始终处于动态过程中，是不断成长和进化的，是随着时间和社会文化场景的变化而变化的。早在西方科学发展的初期，培根（F.Bacon）就觉察到了对一切认识活动产生影响的社会文化束缚，并同时觉察到了摆脱这些束缚的必要性。他在对认识的社会——文化规定性进行诊断时指出，认识的使命在于把认识从社会——文化规定性中解放出来，使认识成为科学。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已经获得的合理性会随着促使它形成的那个过程的延续而削弱，合理性的操作特征会被不合理的社会力量所截取和利用。组织理论学家布赖尔和摩根在《社会学范式与组织分析》一书中隐含地指出，社会科学理论主要有两条轴线，一条代表科学本质属性的连续体，另一条代表社会（组织）本质属性的连续体。科学的本质属性强调稳定性、可证实性和规定性，而社会的本质属性体现为永恒的变革。

四、结论

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分别是管理理论中注重技术与注重人的两个主要方面，这两种范式的发展构成了早期管理学发展的历史。前者注重的技术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的，随着生产力发展和技术创新科学主义范式不断变革，所以科学主义范式恰好体现了管理学研究范式的社会性。而人本主义范式注重人的需要，认为人是组织的核心，管理的对象不仅是物，而且是人，这样的观点恰恰体现了管理学研究范式的科学性。人是管理学研究的主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的行为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这样的研究方法正是辨证的和科学的。组织及其管理的效率不仅是科学主义范式理性创新所产生的效率，也包括人本主义范式对工作认同的诠释所产生的效率。

从本质上分析，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在于西方大范式。这个大范式是由笛卡尔提出并随着17世纪以来欧洲历史的发展而确立了下来。笛卡尔的范式把主体和客体分离开来，使它们各自拥有自己的领域，一边是科学和客观性研究，一边是哲学和反思性研究。这个范式决定着一种二元世界观，也是同一个世界的二元化：一方面是必须接受观察、实验和操作的客体的世界，另一方面是对自己提出存在、沟通、意识、命运等问题的主体的世界，客体世界对应着管理学的科学主义范式，而主体世界对应着管理学的人本主义范式。

参考文献：

[1][美]丹尼尔.豪斯曼编，丁建峰译.经济学的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法]挨德加.莫兰著，秦海鹰译.方法：思想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罗珉.管理学：科学主义还是人本主义.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4]李郸.管理学的历史演进：研究范式的角度.财经科学，2005，（5）.

[5]罗珉.论管理学范式革命.当代经济管理，2005，（5）.

[6]魏文斌.西方管理学范式的三种维度.国外社会科学，2007，（1）.

[7]罗珉.论管理学复杂范式.管理科学，2006，（1）.

[8]肖海林.企业管理：主题演进与范式流变.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11）.

西方文学理论论文篇3

关键词：莎士比亚戏剧；现代文学理论；经典；述评；纪念

中图分类号：I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4）05006505

当代美国著名学者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西方正典》中把莎士比亚与但丁置于西方经典的中心，指出莎士比亚的洞察力超群出众，思想的深刻新颖无人能比，把握语言的能力驾轻就熟，远远胜过但丁在内的所有人。莎士比亚居于西方经典的核心地位是无人撼动的[1]。因此，从莎士比亚的同时代人本・琼生起始对莎士比亚戏剧（以下简称莎剧）的研究长久不衰。

一、现代文学理论对莎剧的解读

二十世纪是理论狂欢的世纪，各种精心打造的理论从各个侧面不停地解析这个世界。这些理论引导着人们来审视自身和观照世界。文学领域更是如此，毕竟文学本身就是在关照人类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诸多西方文学理论如精神分析、女权主义、存在主义、原型批评、接受理论、后殖民主义批评、生态批评、后现代主义、以及新历史主义不约而同地聚焦莎剧作品。通过分析这些理论在莎剧中的解读与阐释，旨在展示莎剧的全面而深邃。从而使人们更为清晰地理解莎士比亚作为一位剧作家所具有的跨越时空、光照百代的巨匠风范。重读其经典剧作带给人们的一种在自省时听到自我、感受内在变化的冲击力。在莎士比亚去世五百年纪念即将到来之际，再一次感受莎剧经典魅力。

（一）精神分析理论

精神分析理论由奥地利精神科医生弗洛伊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创立，是现代心理学的奠基石，而其影响远超心理学领域，对于整个西方包括文学在内的人文科学各个领域均意义深远，甚至对整个20世纪西方文化的发展都具有划时代意义。

在对文学文本的分析研究上，弗洛伊德首创采用俄狄浦斯情结对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深入分析，成为《哈姆雷特》研究新亮点。在我国，西华大学陈达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再现―― 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分析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一文再一次应用精神分析理论对哈姆雷特性格的形成作了具体阐述。作者认为《哈姆雷特》戏剧中的任何偶然性的后面都受到必然性的支配，都是哈姆雷特这个主人翁无意识动机与意识的控制相互冲突的结果，是哈姆雷特无意识的不自觉的暴露。哈姆雷特的母亲再次嫁人这个外部刺激使得俄狄浦斯情结再现，是哈姆雷特无意识欲望的反常表现，复仇成了里比多满足的代替物。而苏州大学方汉文的《哈姆雷特之谜新解：拉康的后精神分析批评》一文对哈姆雷特的性格做了深入的研讨，文章认为莎士比亚悲剧人物哈姆雷特行动延宕，不能实施报仇行为不是偶然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处于一个心理―语言的结构之中，他没有本人行为的自由，只能遵守“他人”的规则。该文指出拉康用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框架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相结合，用后精神分析理论为争论已久的“哈姆雷特行动之谜”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理论。

（二）女权主义理论

西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兴起的女权主义比滥觞于十九世纪中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具有更为广阔的内涵。实际上，女权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和价值观、一种意识形态对以男权为中心的精神文化实施批判。由此形成了女权主义批评，改写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重新发现在男权中心主义社会体制中女性作家作品价值以及在男性作家作品中对女性刻画的分析批评。

就十六、十七世纪的莎士比亚而言，文艺复兴的功绩是把依附在基督教权威下人的价值重新定位放大，把人的理性与上帝的精神支撑并置。然而，数千年传统所导致的男权中心社会体系，人的价值的开掘很大程度上倾向于男性，女性处于被忽视的境地。因此，在莎士比亚戏剧作品中很容易发现以男性价值为判断的两种终极性格的女性形象，即，要么是天真美丽、善良聪慧、贤淑温雅的天使化身，如《哈姆雷特》中的奥菲丽娅、《李尔王》中的考狄利亚、《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朱丽叶、《暴风雨》中的米兰达以及《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或者是恶毒刁钻、贪婪自私、蛮横的恶妇形象，如《李尔王》中的考狄利亚的两个姐姐贡纳利和瑞甘、《麦克白》中的麦克白夫人。由华泉坤、洪增流和田朝绪合著的《莎士比亚新论――新世纪，新莎士比亚》一书中指出，对莎士比亚的喜剧《驯悍妇》进行女权主义解读发现。仅从题目可以看出，在以男权为中心社会中，对于同男性抗衡的女性最终象驯服动物一样被驯服为男性的依附。书中进一步指出莎士比亚以男性为尊的性别歧视出发，对女性形象进行丑化与贬抑，体现了莎士比亚的男权中心主义思想。

（三）存在主义理论

与其说存在主义理论是一种哲学观念，不如说是一种文学理论。它所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状态，从研究人的存在为开端进一步探讨本体论。存在主义警示世人，人的存在是一种被抛状态，从本真的状态渐渐地沉沦到非本真的状态，大千世界是瞬息万变，是纯粹偶然的，是混乱不符合逻辑的。在这样的世界里，人的存在毫无意义。但若有人能认识到自己存在的终极目标，并坚持下去，那么他的人生将不是荒诞的。然而不幸的是，这个世界使人类无法确定自己的终极目标，对生存的追问得不到答案，世界充满了不和谐与不合理，是荒诞的。

重读《李尔王》，会发现存在主义理论在该剧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悲剧开端，葛罗斯特发出预示，整个世界乾坤颠倒、不分、秩序混乱。任何人都无法确定自己的生存目的，一切都淹没于荒诞之中。此时，清醒的国王李尔是非不分，而疯癫的李尔却悟出人生真谛。他清醒时一派胡言，疯话里却充满道理。这不仅仅是莎士比亚戏剧的一个创作手法，更是戏剧大师对人生存在意义的再度追问。国内已有莎学研究者就此展开论述，如内江师范学院翁礼明的《对李尔王发疯意义的重新解读》一文，作者认为文艺复兴时期“人”对神（上帝）的反叛与颠覆使人性堕落，走向价值虚无。因此，在缺乏信仰的时代里，人的丑恶与卑污全都展露出来。李尔以自己的发疯承担起人类反叛上帝带来的人性灾难与价值虚无，以唤醒人类对自身的反思，希望重建信仰，启明人类。另外，湖南师范大学蒋丽霞的《生存的悖谬与虚无的拯救――〈李尔王〉的一种解读》一文通过分析指出，李尔与葛罗斯特的生存状态暗示人的存在的荒诞与虚无性，该剧通过鲜活淋漓的死亡画面，昭示着生命主体在生存的本真意义上的价值维度，而剧中所有人物的遭遇和最终的结局不再是现实意义上的影射，各自在虚无的时空中完成了对自己的生存价值的体认和拯救。

（四）原型批评

荣格把集体无意识的内容称之为原型（archetype），指人类原始祖先潜藏记忆的储存库 ，是人类据以做出特定反映的先天遗传倾向，是最深层的无意识。文学艺术评论家通过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叙事结构、人物形象或象征重构这种原始意象，进而分析人类精神的共相，揭示艺术的本质。在荣格原型理论的基础上，诺思罗普・弗莱创建了原型批评理论，其核心是文学原型。他把心理学或在人类学意义上的原型转移到文学领域，赋予原型以文学的含义。通过这种转移，弗莱认为一部文学作品构成一个由意象组建的叙述表层和一个由原型组建的深层结构。这样就使文学作品具有表层及深层两个层次的内涵，在此前提下的文学批评去追问文学作品潜在内涵[2]。

对于西方文学艺术的分析研究自然地要溯源到基督教及圣经的本原，对莎士比亚作品的分析亦如此。此方面的研究主要参看的是莎士比亚生平历史和英国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从有据可考的资料来看，莎士比亚出生在瓦立克郡斯特拉福小镇，该镇的圣三一教堂有他受洗的记载是1564年4月26日。按当时惯例，婴儿在出生三天之内要接受洗礼，故可推测莎士比亚应是生于同年4月23日。十七世纪初，英国国教（The Anglican）确立，形成一整套教规礼仪。莎士比亚作为普通国民必然要接受这种教规礼仪，尽管缺乏足够的历史证据来确认莎士比亚属于天主教、清教或新教，但可断定他是个虔敬的基督徒。这是解析其作品的一个有力支撑点。

在莎剧中存在诸多意象，特别是与基督教及圣经有关的母题（motif），比如博爱、正义、宽容、救赎、复活等。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自然是其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反映，其剧作给人们了展现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社会。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着力于博爱、正义、宽容、救赎、复活等基督教教义与《圣经》理念如何引导剧中人物行动并展开剧情。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多数人物具有鲜明的基督徒色彩，甚至某些情节直接参照《圣经》编排而成。Van Dyke 说：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关键语就在于道德律的尊严，他竭力用圣经的旨趣向世人来表现这个真理[3]。在此方面，我国河南大学的李伟做了许多拓展性研究。

但是，莎士比亚处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时代大潮，这种时代大潮震撼着其深层思想，所以其作品不仅体现基督教的神本主义思想，同样也具有人本主义理想（基督教理性的反叛）。因此，单纯地着眼于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的神本主义精神就无法形成全面的莎学研究。

（五）接受美学理论

该理论认为，读者作为文学作品的接受者，是文学研究中必要组成。由于读者不同时代背景、社会地位、生活经历、知识水平、认知程度、观察角度、文学爱好、审美情趣、联想思维等，对同一作品的反应千差万别。即便同一个读者，对同一部作品多次阅读，每次的感受也不尽相同。因此，文学作品的意义与内涵绝非一成不变地固定于作品之中，而是在阅读过程中产生。接受美学以文本为对象，以读者为主体，力求把握文本深层意蕴积极能动地阅读与再创造，是读者在其审美经验基础上对文学文本的价值、属性和信息的主动选择、接纳或扬弃。因此，接受美学的一大贡献就是发现了读者，打破了文本中心的封闭语言系统，肯定了读者在接受文学作品过程中的主动作用，从而确立了读者在文学接受的中心地位[4]。

对于《哈姆雷特》的阅读接受历史久远，“有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仅仅哈姆雷特为何迟迟不肯下手除掉仇敌这一主题，人们采取各种方式去解读，有认为哈姆雷特太脆弱，无法承担此任务；也有坚持哈姆雷特过多地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而忽略了外界；还有主张是哈姆雷特的犹豫导致了他的一再延误；另外也有认为哈姆雷特是精神裂变之人，因而也不能完成此任务；当然弗洛伊德的观点也是一种解读，认为哈姆雷特具有恋母情结。无论怎样解释，都是读者依据各自的社会背景和理论背景做出的分析。反过来讲，莎士比亚在创作哈姆雷特这一形象时也不会有太多的现代意味，但正是他的创新使得哈姆雷特这一文学艺术形象成为世界艺术长廊中不朽杰作，给人们留下无限的解释空间。

（六）后殖民主义批评

后殖民主义与传统的殖民主义在理论上有很大的改观，尽管其根本仍然是一强势文化对一弱势文化所采取的居高临下、自我高傲的支配者心理，但后殖民主义在表现方式上发生巨大转变，不再是以往的武力征服与经济掠夺，而是主观上的话语权力以及心理状态上在文本尤其是文学文本上强者之态的外显。这种支配者心理的形成来自于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之间的不对等关系，是西方对非西方的权力关系、霸权关系、支配关系，在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形成过程中非西方世界被潜在地界定为“他者”形象，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而西方就是“我者”，是中心[5]。

前文提到的《莎士比亚新论――新世纪，新莎士比亚》一书专门开辟章节：人文主义还是殖民主义――《暴风雨》的后殖民主义解读。作者从四个方面解读普洛斯帕罗与凯列班各自蕴含的象征，指出普洛斯帕罗是虚伪的人文主义，实质上他代表了西方殖民主义时代的殖民霸权。凯列班则是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提到的被西方殖民主义压抑、扭曲的东方世界里的一个形象。最后作者批判地指出对《暴风雨》的后殖民主义解读揭穿了普洛斯帕罗为代表的西方殖民者的强盗逻辑以及人文主义的虚伪，同时也转达了在殖民主义过程中受到压抑扭曲的非西方民族的呼声。

（七）生态批评理论

生态批评是继女性批评，后殖民批评之后的二十世纪一个理论派别。它直接把矛头指向人类中心主义，消解人类与自然二元对立的价值观，突破自然为人类所用的传统观念，旨在构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空间。因此，生态批评是跨学科的文化与文学研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厘定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采用生态批评的眼光审视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扩大了莎学研究领域，使人们加深理解莎士比亚作品内涵的包容性。兰州大学的徐晓霞在《生态批评视阈下的〈李尔王〉》便是应用生态批评来剖析《李尔王》中蕴涵的生态学意义，指出作品中蕴藉的两种荒野意象（即道德荒野与精神荒野）是在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中产生的，揭示了荒野被文化符号化而自身失去价值的实质。呼吁人们将关注的日光重新投向自然，让自然发出自己的声音，改变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和行为模式。

（八）后现代主义

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杰拇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概括了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四个基本审美特征：主体消失、深度消失、历史感消失和距离消失。这种理解是在宣扬在现代社会里人的精神状态的异形，旧有的理性已经不能作为坐标划定人生的轨迹，突破传统成了人们的唯一选择，事实上，这是人的精神家园的虚无性所致。这一点正迎合了莎士比亚戏剧《李尔王》中李尔的“疯”和葛洛斯特的“瞎”，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整个剧情展示给人们的是，神智正常时人却失去了理智，黑白颠倒；生理健康完整时人却不能观察事情的全貌，鼠目寸光，完全突破了人性的常态，透视出人灵魂深处的暗影，使观众在欣赏该戏时也随着剧情的展开进入到深层的思考之中。这种表现手法正是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形式所追求的，而莎士比亚在十七世纪初创作的《李尔王》却隐含着四百年后现代社会的人的困境，这不是一种巧合，是戏剧大师对人性的深度关怀与认知。

（九）新历史主义理论

新历史主义是在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反驳中形成的，主张将历史考察带入到文学研究领域，认为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不再传统的理解方式，它们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社会历史不再是文本赖以产生的背景，文学与历史形成一种互动，在新历史主义看来，历史学家的历史记述不是纯粹客观的，而是融入了历史编写者的意志、态度和叙事方式，这种历史记述已经和文学文本等同了，因而历史不再是用于解释文学作品的客观知识，也不再是作品的背景，文学作品也不仅仅是表现历史知识的中介，它诱导人们接受某些观念和价值，并塑造人们的社会意识，此时，文学变成了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于是历史与文学形成了无法分割的血肉关系。新历史主义批评家路易・A・孟酬士指出，历史与文学属于同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和叙事方式与文学所采用的方法十分雷同，两者不是谁决定谁，谁反映谁的关系，而是相互证明，相互印证的“互文性”[6]。

新历史主义研究的主要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与文化。文艺复兴时期人的生存状态正与目前的较为类似，自然就成了思想家们关注的焦点，他们希望从对文艺复兴时代的解读来把握与理解当今时代。新历史主义主要研究的正是莎士比亚经典戏剧，其中以格林布拉特的《莎士比亚的协商》一书突出表达了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在书中格林布拉特认为，莎士比亚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更具魅力是因为他把社会历史中的权力关系和策略挪用到戏剧文本，剧本不仅仅涉及具体的社会风俗和政治经济事件，而且进入到深层的权力运作机制中。该书还对《一报还一报》进行了分析，作者指出十六世纪一位英国清教徒的轶事与《一报还一报》的情节颇多类似，因为，该剧中维也纳公爵被塑造成救世主一样的人物，公爵在拯救别人时采用了一些手段，即他首先让几个主要的人物相信正在面临可怕的惩罚，或使他们感到一种绝望，在他们悔过自新后，然后公爵赦免了他们。这种方式与修・拉迪摩尔拯救一位蒙冤入狱的孕妇如出一辙。

尽管我们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莎士比亚在编写剧本时是否采用一些不入文学正统的社会文献。但却不能说它们之间就没有某种联系，不能相互解释。某种程度上，文学可以是历史记载的参考书。

二、结语

一般的研究方法有两种情形。第一种好比从一大锅原料中提炼出最后的几粒晶体，这种研究方法遵循的是“吝啬律”。而另一种则与此相反，遵循的是“丰富律”，是要从几粒结构奇特的晶体中演化出一个个大千世界。文学的批评和研究属于后者。因此，以上简述的几种理论不是在说明一种理论只用来解析莎士比亚的一部戏剧，或者说他的一部戏剧只能符合一种理论。这些理论代表着不同的世界观和立场，同一事物展现给人们的也绝不是一个侧面。所以同一部《李尔王》，从本质论、认识论再到语言层面，然后再扩大到文化层面，从宗教观、存在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生态批评理论都有足够解释空间。在我国由华泉坤、洪增流和田朝绪合著的《莎士比亚新论――新世纪，新莎士比亚》也回顾了莎士比亚戏剧评论的历史，概括为二十世纪以前的有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莎评，二十世纪莎评的不同流派有历史评论、“新”评论、心理分析评论、神话评论等，最后是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的各种莎评理论。该书没有探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宗教因素，这并不是一个疏忽，实际上是侧重不同。这些使我们认识到，莎士比亚戏剧永久的经典性、仁和的宽容性和巨大的陌生性使其数百年来光辉依然，璀璨夺目，为人类的精神世界增添了无限风光。

参考文献：

[1] 江康宁，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2] 杨冬所.文学理论从柏拉图到德里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24-332.

[3] 梁工.莎士比亚与圣经（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2006：23.

[4] 杨冬.文学理论从柏拉图到德里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73-374.

[5] 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47.

西方文学理论论文篇4

论文关键词：英语教学 中西文化差异 西方文化意识

英语作为一种外国语言，我们在教授与学习中应通过语言知识的学习和听说读写的技能训练，渗透有关的政治、文化、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等西方文化知识，以培养学生的文化交际能力。

一、中西文化差异

(一)称呼语。

汉语中的亲属称谓有泛化使用的倾向，不仅用在亲属之间，在非亲属之间也经常使用。年轻人对长辈称“叔叔”、“阿姨”；对平辈称“大哥”、“大姐”。但在英语中．亲属称谓不广泛地用于社交。如果在交际的工程中我们称对方“UncleGreen”“AuntieBrown”，对方听了会觉得非常别扭。在英语文化中，只有关系十分密切的情况下才使用此类亲属称谓且后面不带姓，只带名，如“UncleTom”。又如“教师”这一词语。在中国的校园中，我们在称呼教师的时候很自然地会叫“王老师”、“张老师”、“李老师”。我们不仅把“教师”这一词语当成是一种称呼，还把它当成一种尊敬的方式。而在西方国家中，“教师”仅仅是一个职业而不是一种称呼，所以如果把格林老师叫成“TeacherGreen”，显然是不正确的。对方听完后．也会感觉非常别扭。在英语中，可以称呼对方“Miss．，Mrs．，Mr．”等。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对于女士，在不知其婚否的情况下，称对方为“Ms．”是最保险的。

(二)打招呼。

中国人见面喜欢问对方姓名、年龄、单位及收入等。而西方人很讨厌人家问及年龄与收入等个人私事。中国人路遇熟人总爱寒暄：“吃饭了吗?”“到哪儿去?”“上班呀?”等。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有礼貌的打招呼用语。但你若跟西方人这样打招呼“Haveyouhadyourmeal?”“Whereareyougoing?”．他们则会认为，你想请他吃饭或者干涉其私事，会引起误解。西方人见面，通常招呼道：“Hello!”“HOWdoyoudo!”“Niceday．isn’tit?”

(三)客套语。

中国人注重谦虚。在与人交际时，讲求“卑己尊人”，把这看作一种美德，这是一种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礼貌现象。在别人赞扬我们时．我们往往会自贬一番，以表谦虚有礼。西方国家却没有这样的文化习惯，当他们受到赞扬时．总会很高兴地说一声“Thankyou”表示接受。由于中西文化差异，我们认为西方人过于自信．毫不谦虚；而当西方人听到中国人这样否定别人对自己的赞扬或者听到他们自己否定自己的成就，甚至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时，会感到非常惊讶，认为中国人不诚实。

(四)隐私。

中国人的隐私观念比较薄弱，认为个人要归属于集体．在一起讲究团结友爱．互相关心，故而中国人往往很愿意了解别人的酸甜苦辣，对方也愿意坦诚相告。而西方人则非常注重个人隐私，讲究个人空间，不愿意向别人过多提及自己的事情，更不愿意让别人干预。因此在隐私问题上中西双方经常发生冲突，例如：中国人初次见面的时候，为了拉近彼此的距离．总是会涉及到一些个人问题，譬如年龄、婚姻、收入等。而英语国家却对此比较反感，认为这些问题是对个人隐私的一种侵犯。年龄在西方国家一向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英语国家的人都希望自己在对方眼中显得精力充沛、青春永驻，对自己实际年龄秘而不宣，妇女更是如此。同样，对于中国人常用的寒暄用语：“去哪啊?”在外国人眼中也是一种对于隐私的窥探．在与外国人交流的过程中，也要避免。

(五)感谢和答谢。

中国人在家族成员之间很少用“谢谢”。如果用了．反而会疏远彼此之间的距离。而在英语国家“Thankyou．”几乎用于一切场合，所有人之问，即使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之间也不例外。送上一瓶饮料，准备一桌美餐，对方都会说一声“Thankyou．”公共场合，不管别人帮你什么忙，你都要道一声“hT ankyou．”这是最起码的礼节。当别人给自己提供帮助、服务或食物的时候，中国人即使内心很想接受，回答通常也是：“谢谢．不用了。别麻烦了。”这其中表现了中国人的含蓄与委婉。而外国人接受时会直接说“Yes，please．”拒绝时会直接说：“N0，thanks．”这其中体现了外国的人直接和坦诚。

中西方的文化存在着很多差异，在英语教学中就不能只单纯注意语言教学，而必须加强语言的文化导人．重视语言文化差异对语言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在实际中正确运用语言。

二、培养学生文化意识的方法

(一)注重介绍英语词汇的文化意义，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

英语词汇在长期的使用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化意义．所以在教学中，教师要注重对英语词汇的文化意义的介绍，以防学生单纯从词汇本身作主观评价。如：当我们看到英语中“Heisawolf．”这个句子时，还以为是“这个人很凶”，实为“他是个好色之徒”。对具有文化背景意义的词汇，除讲清其概念意义外．还要介绍它们所包含的文化背景知识，有时还可适当扩展知识内容，顺便讲一些相关的外国风俗习惯等。如在老鼠的习性上，英语和汉语的文化附加义大相径庭。在汉语中有“贼眉鼠目”、“鼠目寸光”等成语，用以形容鬼鬼祟祟和目光短浅。而老鼠在英语俚语中可指女人、怕羞的人。在中学英语教学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具有文化背景意义的词汇。应做有心人，随时给予介绍，使学生达到真正地掌握英语的目的。

(二)创设运用英语的情景，培养学生的英语思维方式

我们的学生虽然水平有限．不可能完全达到运用英语思维，但是作为教师必须进行引导，由易到难，逐步培养这种思维能力。背诵就是一种很有效的方式，教师挑选一些有关外国文化的小文章，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里进行背诵，接着教师就文章的内容提出问题，这个时候学生是不需要先把问题和答案翻译成汉语再进行回答的。对于基础较好的学生来说可以进行复杂的训练活动。如：编排话剧、讲故事等。这些方法既可以让学生初步了解西方人待人处事的态度和方式以及生活方式、风土人情，更能有效训练英语思维，运用英语交流，真正达到学习英语的交际目的。

(三)开展研究性学习，培养学生的文化敏感性。

新的《英语课程标准》指出：“设计探究式的学习活动。促进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发展。”教师可有意识地开展一些英美文化背景知识的某一方面讨论活动，结合汉语相应的文化背景知识进行对比分析，让学生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材料．内容包括学校生活、饮食、文娱活动、教育人口、社会问题等方面，然后就材料的内容进行扩展性介绍和讨论，再与汉语相应的文化内容作些对比分析，最后写出总结报告。通过这种有意识的活动培养学生对目的语文化的敏感性，使他们在英语学习中善于发现目的语的文化特点。

西方文学理论论文篇5

自我于1995年提出中国文学理论的“失语症”以后，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围绕这一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或论争，赞成的、反对的都不少，直到现在这种讨论仍在进行之中，例如，陶东风教授最近在《云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上又发表了《关于中国文化“失语”与“重建”问题的再思考》长篇论文，再一次针对我及我的博士生们的观点提出了若干质疑和思考。应该说这种讨论是有益的。陶东风教授文中所反映出的疑虑实际上代表了学术界相当学者的疑虑和困惑，即：“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是否可行？究竟如何建设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实际上，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并以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为主来重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不少学者是持怀疑态度的，甚至认为这条路是不可行的。陶文也认为我所提出的由“杂语共生”而实现中西文论对话与中西文论话语的融合同样是基本行不通的。 由于陶东风等学者在学术界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他们的看法会造成某种对我的观点的误解，本文意在进一步阐释我的观点，也算是对陶东风论文的建设性回应，并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这一论题进一步引向深入。

西方文学理论论文篇6

――近十年中国西方文论译介回顾

在经过了改革开放前20年(1978-1998)的大量翻译、介绍、研究之后,中国对西方文论的译介进入到了一个相对冷静、较为全面和更有选择的时期。特别是,在近十年(1999-2009)中,在对“失语症”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之后,中国西方文论界逐渐意识到中国的西方文论研究在历经20年译介的狂轰滥炸之后所处的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中国学者的自我在哪里?话语又在哪里?因而,学术界应更加自觉地注重建构自己在西方文论研究中的对话角色。

大体上说,十年来,中国在西方文论的译介上有如下五个方面的成就:

首先,对西方文论的译介相对较为系统、全面。单就翻译而言,可以说,在近十年里,重要文论家的代表性著作都已翻译出版或有所介绍了。就介绍和研究而言,也同样注重系统和全面。其中,“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丛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包括《女权主义文论》《新马克思主义文论》《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精神分析文论》《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等,对相关文论进行梳理,基本上代表了对改革开放之后20年外国文论译介和研究的总结。

其次,对西方文论的研究也进一步趋向深入。《西方文论关键词》(外研社,2006),共收录论文83篇,以一词一文的形式对西方文论当中的关键用语和时新词汇作了明确的阐释,在提供简明扼要的概念解说和背景介绍的基础上,对每一概念的发展衍变过程进行了梳理辨析,力求在外国理论与评论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学者的自家见解,反映出这一时期学术界在继续关注经典研究的同时,也更关注西方文论的最新动态。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文论家陆续到中国访问、讲学,这既促进了他们与中国学者的交流,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内西方文论的研究,同时也带动了他们的代表作与新著在中国的译介。比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J.H。米勒(J.H. Miller)几乎每年都到中国来。齐泽克(Slavoj Zizek)2007年5月首次访华时在南京大学的讲座,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他的著作也成为了当时的学术畅销书。

再次,文论的普及化受到关注。“培文读本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的西方文论“读本”,诸如《福柯读本》《斯皮瓦克读本》《哈耶克读本》等,这些系列还在继续出版之中。除了在中文学科中较为普遍使用的“西方文论(简)史”、“西方文论教程”、“西方文论讲稿”、“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之外,有一些英文的西方文论选读书目也陆续出版。

近十年中,中国的西方文论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学术界更注重反思西方文论之于中国的学术意义,试图建构中国学术话语,试图与西方文论进行对话而不只是单纯的接受,同时主动去反思西方文论深层意义上的不足与缺陷,并且试图加以弥补。实际上,学术界在与西方“对话”问题上一直有“焦虑感”。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以及整个90年代,一直都有对于“失语症”与建设“中国学派”的讨论、争论,也在一些局部问题上有了新的思路,比如后来提出的“西方文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

虽然近十年西方文论的译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仍有不少问题值得加以改善。第一,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译介,特别是近十年来的译介,西方文论的译介在系统性、全面性上尚有不足。第二,译介尚不够或者未能达到多样性。以女权主义为例,各国女权主义的主张虽然都离不开“女权”,但都有不同甚至是截然不同的诉求、理论及其实践。而目前所看到的国内研究,还显得有些“大一统”。比如,经过了近数十年的发展,女权主义的变种很多,包括黑人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女同性恋女权主义等,其理论大都自成一体。而我们的译介还远远不够。第三,西方文论译介的时效性较差,与台湾同行相比,我们的差距很明显,跟不上时代的要求。在美国时,我经常逛书店,感到很多新书还远未介绍过来;同时一些非常值得翻译的著作,却大都被台湾出版商购买了中文版,包括繁体字版与简体字版。据我所知,这种情况很普遍,同样值得引起学术界以及出版商的重视。在出版问题上,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引进在学术上具有创意和具有重要地位的作品。第四,在译介、研究中依旧尚未能形成与西方文论“对话”的局面。在我看来,所谓“失语”,“失”的不是“话语”而是“思想”。就当下中国的西方文论研究而言,缺乏的是较为完整的思想与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也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具备与西方学者对话的实力。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在解决了西方文论的译介问题之后,今后中国学者需要解决的最重大问题就是怎样与西方学者进行对话。最后,西方文论只流行在学术界而没有出现在大学课堂,这对大学人文教育中所注重培养的“批评性思维”极为不利。

西方文学理论论文篇7

[关键词] 对比研究 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 对比研究途径

一、了解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最早出现在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民众的反抗》一书中的“大众文化”概念，指一地区、一社团、一个国家中新近涌现的，被大众所信奉、接受的文化。大众文化与官方的主流文化、学界的精英文化成为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人们对其定义提出各类解读：约翰.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是大众利用现有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活动的活生生的实践过程；罗森贝格认为大众文化通过大众化媒体的传播和表现来克服大众文化的不足之处：“单调、平淡、庸俗，以及容易在富裕生活中产生的诱惑和孤独感，人们在现实中的茫然和孤独感以及生存的危机感。”因为受众众多，以文学、影视、报刊、网络等为表现形式的大众文化理论影响巨大，因为较之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狭小受众群体，大众文化无疑在大众意识、舆论领域发挥无可替代的精神引领作用。

然而，在东西方文化交融日益增强的背景下，文化产品纷繁复杂、良莠不齐，尤其网络这种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流于可控性缺失，大众文化的发展进程更多的不可确定性。站在意识领域前沿的新闻工作者、文学文化精英等作为大众文化的先锋和发言人，需东西方文化融会贯通，自我建构具有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理论框架，并自觉将正确的大众文化理论观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对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有着精深了解的外语工作者，也可利用对外国文化的了解，对比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将本土大众文化现象放到全球化大语境下进行观照、解读，引领本土大众文化的方向。

二、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成熟性决定其可借鉴性

以霍克海默（Horkheimer ）、阿多尔诺（Adorno）、马尔库塞（Marcuse ）为代表的西方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研究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称为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不但为西方大众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东方大众文化理论发展提供了可供参考借鉴的范式。大众文化研究的主要特征是反体制性（anti-institution）和批判性（critical），尤其是西方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进行了尖锐彻底的批判，认为工业社会背景下大众受到工业文化彻底的欺骗。显然中国学者不能以拿来主义评价中国的大众文化，但工业化这一全球性主题确可成为东方大众文化理论的研究目标。东方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可以以西方的法兰克福大众文化理论为坐标，观照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大众文化产品是否验证或冲突西方的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也可突破西方中心的研究模式，把本民族语言文化传统在自身充实的前提下向外辐射，即指导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所有文化现象的研究，也可在大众文化理论方面实现适当输出。对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理论与西方进行对比研究，探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研究和批评理论之路，可发挥先进文化对思想意识的导向作用，为未来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三、对比研究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途径

采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形式进行，首先对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进行梳理并对比，然后通过列举中国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即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产品来作为与理论相结合的实际范例，通过把理论和文化产品进行对照，以理论来检验实际并得出结论，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来进行分析和解构，文化产品可采用文化范畴内的文学和电影等模式，搜集畅销小说和最受观众欢迎的影视作品来总结大众文化的审美模板。同样对代表西方国家最高文化成果的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和好莱坞电影节电影大奖（Hollywood Awards Gala）作品进行汇总分析，以总结西方大众文化的审美模板，最后将东西方大众文化进行对比分析论证。可采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进行，包括横向和纵向对比，如：西方大众文化理论中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和非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对比，找出相异之处；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产生的理论语境与中国大众文化理论产生语境相对比，找出相异之处；西方非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理论相对比，找出相同之处以发现对中国本土大众文化理论的适用性；西方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对比后的异同，在进行多组对比研究之后，分别找出各组对比中对于推动中国大众文化可以起到指导作用的独到之处。

文化的体现大多以语言为媒介实现，以对比分析为主要途径，可以探讨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异同并挖掘其结论对中国大众文化理论发展的启发性。

基金项目

横向课题：当代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比较研究

主持人：辽宁医学院外语部 马丽娣

资助单位：锦州日报社

参考文献

[1] 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根基和发展现状，[J].徐辉，张贞，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四期.

[2] 大众文化比较研究----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学派及中国大众文化的异同分析，[J].王慧博， 《理论界》2006年第三期.

[3] 大众文化教程，陶东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

作者简介

西方文学理论论文篇8

后殖民主义兴起于西方，很快蔓延到全球，华人文化圈和中国大陆学界已有加入这一全球交响曲的数年历史。后殖民主义提出的理论问题，最为国人感兴趣的，大概有两大方面，一是有关世界整体格局的理论，它仿佛是在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以大众传媒，特别是互联网络为物质基础，以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为主要特征）中产生的一场文化-思想阵痛，同时又好像为产生更辩证地思考全球文化格局所需要的新思维模式提供了一个契机；二是西方与各非西方文化的关系，它关系到各非西方文化对自身进入现代性以来历史的重识与言说。本文首先梳理后殖民主义的来龙去脉，着重指出它提出的重要命题和在全球思想演进中的关联，然后对后殖民主义话语已经和还将对非西方文化产生的影响进行粗略的探讨。

一、源流与关联

在后殖民主义狂潮已经沸沸扬扬了十多个春秋的1991年，学者们在纽约的学术会议上，对应该如何定义后殖民主义仍然莫衷一是，众说纷纭。至今，对后殖民理论，无论是定义还是评价，都远不是一个业已了结的公案。鉴于后殖民理论本身的复杂性，我们对后殖民理论源流的考察，应从更宽广的视野，多角度地进行。

1.思想史角度。西方思想的演进，从近代、现代到后现代（英文中，近代和现代都是modern，本文用近代和现代两个中文词指modern的两种主要不同意义，16世纪至19世纪末为近代，20世纪以后为现代。仔细析辨请参拙文《现代性与全球文化四面》即由《文艺研究》发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西方中心自我解构的历史。近代西方思想，以牛顿、达尔文、黑格尔、基督教神学为代表，伴随西方文化的全球扩张，具有坚定的西方中心信念，以先进／落后、文明／野蛮、科学／愚昧……等二元对立方式，勾画西方与非西方的世界等级图景。现代西方思想，以爱因斯坦的现代物理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为代表，更尊重各现象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但仍持着一个中心（存在主义的存在、精神分析的无意识、结构主义的深层结构），用这个中心来统帅一切现象。后现代思想，以德里达和福柯的后结构主义、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阿多诺反同一性的否定辩证法、加达默尔否定原意的解释学、利奥塔反大一统的宏伟叙事以及后殖民主义等为代表，彻底解构了存在一个本体论意义的中心观念。"后现代"一词在使用中有两种含义：一是大后现代，与近代、现代相对，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后现代时代"的后现代，在这一意义上，包括很多不用后现代词汇而论述了后现代思想的各流派，如上面所举的大部分流派；一是小后现代，只指那些使用后现代词汇来论述后现代的流派，在这一意义上，后现代与后期维特根斯坦、后结构主义、新解释学、后殖民主义等可以并列。明确后现代的两种意义，就可以清楚从宏观到微观的两条线索：（1）就西方思想的整体演进来说，从近代、现代到后现代，呈现了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西方思想一步步地解构西方中心以适应世界的新形势；（2）就后现代自身的发展而论，后结构主义标志着从现代到后现代的决定性转折，后现论使后现代扩展到整个西方文化，而后殖民主义则把后现代思想引伸到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它在一个最复杂的问题上，以一种最有深度的方式，使后现代思想全球化了。

2.词汇关联域。后殖民主义的主词"殖民"，自然而然地使不少后殖民主义论者从伴随着资本主义扩张的全球化的殖民主义来理出一条后殖民主义自身的发展逻辑。从这一角度看，有两段论（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和三段论（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之分。两段论背后是西方一以贯之的学术话语，是主流。三段论渗入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路，是少数。但三段论讲得更清楚，因此我用三段论的结构来叙述两段论的思想。三段论主要是一种用词汇史编织起来的西方殖民者与非西方被殖民者的关系史。殖民主义盛行于从西方的全球扩张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时期，这时，西方对殖民地国家进行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全面占领和控制。新

殖民主义流行于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对前殖民地国家与西方关系的描述，即殖民地国家独立之后，西方用经济和文化方式继续对前殖民地国家进行统治。后殖民主义话语是冷战快结束的80年代开始从西方发端兴盛而流向全球的时髦话语。它对从殖民时期以来直至今天西方对殖民地影响和控制的合理性进行了本体论上的质疑。然而，在分类学和方法论上，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都是政治话语，而后殖民主义则是一种学术话语，它提出的问题切中了思想和文化的关键之处。可以说，后殖民主义理论是用一种新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资本主义殖民扩张以来，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按两段论，后殖民包括新殖民）时期的演化。后殖民话语的重要性在于，它的分析结果，像一座突发的火山，对西方传统观念和信念进行了彻底颠覆！

3.思潮互动。在此起彼伏、流动斑斓、五色眩目的西方学术流派中，后殖民主义与不少流派有多种多样的关联和迭交。后殖民主义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赛义德（EdwardW.S

aid）的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东方主义》（1978）和《文化帝国主义》（1993）都有小小的一点要成"派"的去向，但终被更合理地总归在后殖民的大伞下。后殖民主义的另一位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斯皮娃（GayatriChakravortySpivak）就是一个三合一的大家：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不过拣大的说，与后殖民主义最有交迭关系的是西方的四大时髦流派：多元文化主义、第三世界理论、全球化理论和文化研究。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风风火火，一是因为西方20世纪以来的学术大背景，特别是人类学研究，强调各文化不能替代的独特性，二是美国多民族移民国家的现实基础，指出美国精神不应只是欧洲移民带来和创造的西方理念，并以西方理念去归化其他文化移民群，而应该是多种文化，如非裔黑人的、亚裔黄人的等多元文化共生。其核心思想，也与后殖民批评一样，反对西方强势文化对真理的垄断和遮蔽。不难理解，后殖民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既相互联结，又相互影响的。以美国为大本营的第三世界理论强调的也是不同于第一世界的第三世界的特殊性，认为不能用西方的方式，而要用第三世界国家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它们。从杰姆逊《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中，基本可以理解第三世界理论的旨趣。正是在强调非西方的第三世界的特殊性这一点上，后殖民主义理论与第三世界理论同声相应，多有交合。文化研究发端于50年代后期的英国，红火于80～90年代的西方，它对社会-文化各层面各单位的细研，扩散和覆盖了众多不同的领域，当然也覆盖到了后殖民主义的研究对象。目前被美国很多大学采用为课本的格拉斯堡（LawrenceGrossberg）等三人编的一大厚本《文化研究文选》（1992）就把后殖民主义作为书中的一小部分。全球化理论有一个从分散的世界史到统一的世界史以来，时间悠长、时时更新的历史。不过，从"全球化"这一词汇本身，就可以感受到它与后殖民理论的关联和交迭。

4.学派主干。后殖民理论的关涉重心是全球现代化以来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因此它崛起和形成的基础，有两个方面，一是第一世界中的学术思考，二是如罗伯特·扬格（RovertYoung）指出，第三世界里反殖民主义的写作，范农（FranzFanon）为其公认的代表。尽管后殖民理论有悠长的历史和现实基础，但在80年代才兴盛，因为靠了赛义德1978年发表的《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才有了自成一派的思想方法。然后从1978～1985年，通过美国、英国、印度的一系列学术活动和著作，后殖民理论在西方学界从边缘进入中心。因此，一般讲后殖民理论，都从赛义德的这本经典著作开始。在这一意义上说，是第一世界中的学术思考，构成了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核心，使全球的后殖民理论从背景进入前景。与当代西方任何学派不同的是，后殖民的理论大家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西方学院里的名教授，又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后裔。赛义德，巴勒斯坦裔；斯皮娃，印度裔；巴巴（HomiBhabha），印度裔；霍尔（StuartHall），牙买加裔……这种双重身份而带来的双重关怀使后殖民理论显出一种特殊性，它既是西方思想传统的逻辑性继续，又跨出了单纯的西方思想演进，从而为全球性思考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发点二、核心内容

后殖民理论，根据英语世界的两种后殖民理论文选，阿希克罗特（BillAshcroft）等三人编的《后殖民研究文选》（PostcolonialStudies，AReader，1995）和芒吉尔（PadminiMongia）编的《当代后殖民理论文选》（ContemporaryPostcolonialTheory,AReader，1996），除了前面提到的赛义德、斯皮娃、巴巴、范农、霍尔、扬格……还可以列出一长串作者名单，就是把这个名单再缩小到赛义德和斯皮娃这两位后殖民理论超级明星，两人的十多本著作也仍有非常庞杂的内容。这里直接从后殖民理论的三个核心问题来理解其要点、精神和意义。为了论述和理解方便，用"东方"一词来泛指一切非西方地区和民族，这也是赛义德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的精神。

1.东方知识：学，还是主义？随着资本主义兴起和全球扩张，西方以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间等多种形式进行的全球化实践活动，不断地认识着一个非西方的东方。西方外交官、军人、科学家、新闻记者、旅游者、考察队、冒险家……各色人等的亲身经历、见闻、感受、思考、言说、写作，构成了西方文化中的关于东方的话语。再加上政治家、学者、思想家的逻辑思考和理论建构，形成了西方文化中的东方学。学，是对事物本质的理论性认识，也是对事物本质的科学性表述。然而，西方人对东方的认识，是以西方文化为背景和基础，以西方的科学为标准，以西方思维为运思方式来进行总结的。因此，后殖民理论家认为，西方的东方学是西方对东方的"言说"、"书写"及

"编造"，在这套话中所呈现的东方，只是他们眼中心中所认为的东方，而并不是、也绝不可能是真正的东方。更进一步说，西方对东方的言说和书写，在认识东方的同时也遮蔽和歪曲了东方。在这一意义上，西方的东方学虽然以一种"学"的形式呈现出来，但其实并不是"学"，而是一种"主义"。这里，后现代解释学关于理解的新说，对后殖民理论的命题为什么"东方学"必然和只能变成"东方主义"，提供了理论背景支持。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

2.东方主义：知识，还是权力？西方人没有真正认识东方，不可能认识真正的东方，这还只是从认识论角度考虑问题。对后殖民理论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东方主义不是一个知识的问题，而是一个权力的问题。西方人关于东方的东方学（主义），并不是要去达到一个关于什么是东方的带有真理性的知识成果，而是要通过一种关于东方的言说、书写、知识，以真理的形式去定义一种有利于西方的西方与非西方的全球性关系。东

方主义的核心是西方的权力。它以知识的形式支持西方的扩张有理、侵略有理、殖民有理。这里，正像赛义德所说，后殖民主义运用了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福柯关于知识／权力的理论法宝。问题的关键已经不在于从知识蜕变为权力是西方人的主观追求还是客观结果，而在于知识本身就是与权力连在一起的。把什么东西认定为知识，以什么作为检验知识／非知识／反知识的标准，背后都包含着文化的理想和权力运作。西方在认识东方，形成东方学的同时，就把西方包含价值观、运思方式和检验标准于其中的学科形式扩展到东方。东方主义不是东方的一部分，而是西方的一部分，它是使西方全球扩张合理化的知识论证明，从而它是一种——3.文化帝国主义。西方向全球进行经济、军事、政治扩张的一个基本信念就是西方文化不仅是西方文化，而且具有全人类的普遍性，从而西方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全人类的标准。它给全人类带去的是现代化福音。作为西方文化一部分的东方学（主义），就是以西方文化作为普遍性标准，去看待、分析、定义东方，发现它在各个方面、各种指标上低于西方（即全人类）标准。东方学（主义），因为本质上是西学，它为西方文化的全球扩张提供了科学和道义的支持；因为在形式上是东方学，它为西方人如何去"提高"东方提供了理论指南；它集东、西方于一体，从而主导了全球（包括东方人在内）关于"东方如何"、"东方应如何"的理论结构、学术研究和日常话语。

后殖民理论从学到主义、从知识到权力到文化帝国主义，对西方现代性以来的主流话语进行了激烈的批判，然而却受到了西学界的普遍欢迎，主要在于它以严密的逻辑揭示出了一个事实：东方学（主义）给了他们一个关于东方的故事，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东方！对于从古希腊开始就有求真传统的西方文化来说，Truth（真实、真理）最重要。

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是真正的东方？这是后殖民理论向全球扩散的核心能量之所在。

它不但在西方文化，而且在各非西方文化引发出各式各样的理论问题。后殖民理论的三位理论大家的三本经典的名著：《Orientalism》（1978）（赛义德）、《InOtherWorlds》（1987）（斯皮娃）、《TheLocationofCulture》（1994）（巴巴），正好以一语言游戏的方式闪闪烁烁地透出这一旨趣：东方学（orientalism）并不是一种纯客观的学术话语，而是为西方全球霸权服务的权力话语，是东方主义（orientalism）。它是西方人"创造出来"的非西方世界，这是一个"它者的世界"（otherworld），而真正的非西方世界则处于另一世界（otherworld）。非西方文化自身的位置（location）被如是地定位（location）之后，其文化的本土性（thelocationofculture）何在呢？

三、争论焦点

后殖民理论的全球影响主要包含西方与非西方两方面，在西方，就是如何真实地去认识非西方世界，更清楚地说，如何在知识与权力这一矛盾统一的动态系统中去认识非西方的真谛。由于后殖民理论本是西方思想逻辑的发展结果，它带来的思想反思和思维跃进既显震憾又属正常。在非西方，它带来的是各非西方文化对自身进入统一世界史以来的现代化历程的反思，由于后殖民理论强调非西方文化自我的被遮蔽，被西方按西方的方式所书写，为西方它者的话语所主宰，它激起的理论震憾和实践浪花是多样复杂的。为了对后殖民理论在非西方文化已经和可能产生的影响有简明扼要的理解，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

1.西方话语的二重性。这涉及世界史的演进主线。用最简单的话讲，世界史分为三大段，从人类社会产生到轴心时代，此前是大致相同的原始社会，此后形成各主要文化：希腊、印度、中国、玛雅……这些文化按照自身的规律分别演进。然后，现代型社会在西方兴起、向全球扩张，产生以西方文化为主流的统一世界史。从分散的（前现代）世界史到统一的（现代社会）世界史是一个已成的事实。这里不讨论现代性对人类是好是坏的价值评判问题，也不讨论各非西方文化如果没有西方的全球扩张能否产生现代性理想和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哲学问题，而以一个业已存在的事实为基础：在一个统一的世界史的今天，各文化都有着走向现代化的理想和实践。由于世界是被西方文化"带进"

统一的世界史和现代社会的，因此，西方文化包含着绞缠在一起的二重性：西方性（特殊）和人类性（一般）。从而被后殖民理论视为"文化帝国主义"的西方它者话语，同样有着这种二重性。介绍后殖民理论时，提出被它忽略了的这种辩证的二重性，探讨这种二重性的复杂内容，是使后殖民理论提出的尖锐问题进一步走向深入的一条好路。

2.什么是非西方文化的"真实"。这里实质是各非西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自从非西方文化走进统一世界史的现代性历程之后，询问文化的"真实"，问的是按照自身规律运转了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的"真实"，非西方文化走向现代化，必然要用现代的眼光来重释传统。由于在西方传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性，在根本上完全不同于非西方传统文化，因而，现代重释不可避免地造成对传统文化真实的遮蔽。这种遮蔽的后面有各种各样复杂的原因，对这种遮蔽的探讨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学术问题，又对新一轮全球化的世界文化重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也是后殖民理论提出"遮蔽真实"命

题引起全球（包括西方自身）关注的原因之一。面对后殖民理论的讨论领域，重要的是要清楚：被遮蔽的真实，是未与西方（现代）文化冲突之前的传统文化的真实。明乎此，就可以进入一个核心理论问题——3.怎样定义非西方文化的自我。按照后殖民理论，非西方文化必然要被切割成两段：一是现代性以前的分散世界史中自足的传统的自我；二是进入统一世界史后，被西方它者话语主宰的迷失了传统本真性的混杂体。这里涉及的基本理论是，文化的自我本质，究竟是不变的呢，还是可变的？按自我不变立论，传统自我才是本质，才算自我，而进入现代性的自我，是自我的迷失，是受它者控制的自我，一句话，是非我。按自我可变立论，传统的自我是自我，进入现代性的自我，是自我的变化，自我的发展，尽管这一自我在统一世界史的新境遇下被迫或主动地采用了完全不同于传统文化的西方文化的很多很多新质。必须承认，虽然后殖民理论属于自我不变论，但由此立论而来的非西方自我与西方它者关系的理论，有着比简单的"不变"、"可变"更为深刻的内容。自我不变和自我可变的学理之争当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在这种学理之争后面的非西方文化进入统一世界现代性过程中的各种活生生的现实境遇，特别是"传统自我"与"现代自我"的断裂问题。关注这种断裂，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后殖民理论的另一重大题域——

4.它者话语还是自我话语。非西方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是被西方文化的外力带动的。历史事实是：西方文化强势，非西方文化弱势；西方文化率先进入现代化，并主导了统一世界史的演进，西方是现代文化，非西方是非现代文化，这决定了非西方文化进入世界史的最初（甚至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师法和学习西方先进的方面，被西方的它者话语所主宰。然而，非西方能够被西方"带动"，从本质上说，是由于自身的现代化愿望，因此，在它者话语下面，包含着非西方文化的自我话语。如果把现代性看作统一世界史中全人类的共同要求，就得承认非西方文化的现代自我。因此，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看，非西方国家的现代自演着一种它者的话语，从历史发展的共同本质看，这种它者话语本身就是一种自我话语。就非西方文化从传统向现代演进来看，它是非西方的现代自我在全球化进程中偶然而又必然地呈现出来的包含了传统与现代、非西方与西方复杂关系的多种张力的互动话语。它者话语、自我话语、互动话语，同一种东西，分看为三，合观为一。三个角度，三种观点，每一种都有其自身的理由，都能看到和揭示其他视点所不能看到和揭示出的独特的东西。

以上四点是讨论后殖民理论时经常都会遇到的最基本的理论纠葛，后殖民主义对当论的重大影响还在于两大方面：（1）对作为全球主流文化的西方理论来说，如何在真实地认识世界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构筑一个面向未来的新的全球化理论结构，后殖民理论有利于西方去认识在全球一体化的层层种种表面包裹着的各文化的特殊性，揭示出一种现代景观下面的民族深层性格（民族无意识），在这一方面，亨廷顿有关世界的冲突是三大文化（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儒教文化）冲突的理论可以说在内在理路上与后殖民理论异曲同工和殊途同归。当然与亨廷顿的理论一样，在这一意义上，后殖民主义是全球化理论更新前的理论阵痛。（2）对于非西方文化的理论来说，后殖民主义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非西方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断裂。非西方文化自身的进程在西方文化的全球扩张中被突然打断，而卷入全球进程。它们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很大的距离，从而在现代化进程中总是造成对传统文化不同程度的否定。另外，它们又是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现代化，传统的东西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在现代化进程中、在现代化形式上不断涌出。比如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就可以看到五四全盘否定传统和新儒学高唱宏扬传统的二元对立。传统与现代的纠缠，在非西方文化完成现代化之前，将一直是一种未愈的心病。

从学理上看，后殖民理论把19世纪产生到20世纪愈演愈烈而一直未能解决的理论问题推向了空前尖锐的程度，即不从现象论，而从本体论的角度说，知识是为真理所内在驱动，还是权力所暗中制约？后殖民理论不但在纯理论的本体层面深深地卷入了这一学理的矛盾，而且在现实的具体运作上不由自主地陷入了这一矛盾的张力范围，它在揭示知识后面的权力性质的时候，别人会问，你，后殖民理论本身，是代表一种知识真理追求，还是代表一种权力运作？因此，可以理解当赛义德被巴勒斯坦视为民族英雄时为何大叫其误会了。后殖民理论由于牵触到了全球政治、经济、文化重组时期的方方面面，极容易被组合进各种实现力量的运作中，这是后殖民理论向全球扩散的现实动力，后殖民理论又是一个极具思辨力度的理论。这一方面使现实力量对它的利用显得肤浅，另一方面又使这种利用有了一种理论的厚度。

后殖民理论以一种尖锐的形式提出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刺激了并还将继续刺激着全球的理论思考。

【参考文献】

1.PadminiMongia.ContemporaryPostcolonial.Theory.1st.NewYork:Arnold,1996

2FrederichBuell.NationalCultureandNewGlobalSystem.1st.Baltimore:TheJohnsHopskinUniversityPress,1994

3LawrenceGrossbery,CaryNelson,PaulaTreichler.CulturalStudies.lst.NewYork:ChapmanandHall,Inc.1992

4EdwardW.Said.Orientalism.lst.NewYork:RandomHouse,Inc.1978

5EdwardW.Said.CultureandImpirialism.lst.NewYork:AlfredA.Clopf,Inc.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