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农业论文范文

英国农业论文篇1

资本主义在哪一类经济部门最先站住脚？在前述的西方两次有关“过渡”动因的论战中，除“贸易根源说外，其他几种观点虽强调重点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论者都从农业内部因素的发展寻找西方向近代过渡的动力。

一、中世纪晚期英国现代化经济基础―农业

关于封建制度崩溃的原动力和资本主义首先起源于农业还是其他行业？本书的两个主要论点：“农业是近代经济基础”；“基本动力来自农民个人力量的壮大”。全书立论的基础是英国农业生产力考察。农业经济特别是具有专业化、企业化和商品化生产特点的大规模农业经济的发展，决定着英国封建生产关系解体和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现代化第一基石》论证的主要内容。资本主义在哪一类经济部门最先站住脚？首先起源于农业还是工商业？这是个争议较多的问题。在前述的西方两次有关“过渡”动因的论战中，除“贸易根源说外，其他几种观点虽强调重点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论者都从农业内部因素的发展寻找西方向近代过渡的动力。近十余年来，国内学者探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原因时，“农业劳动者个人力量决定封建制度解体论”和“经济结构制约论”，也都突出强调农业与农村经济变化的至关重要性。

最早重视农业在西欧向近代社会转型中作用问题的，是重农学派。马克思对此曾给予明确肯定：“重农学派正确地认为，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一切资本的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的。一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并且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英国13世纪以来农业的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观点的正确。

以温切斯特主教地产为例，其所属的32所庄园中， 1208一1209年平均每一庄园小麦出售量占生产量的48.5%，到这个世纪结束时，同一主教地产所属42所庄园小麦出售量平均每一庄园占生产量的70%。

二、中世纪晚期英国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农民

农民构成封建社会劳动者的主体，其个体经济发展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封建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作者指出，“考察以劳动生产率和储蓄率为中心的农业生产力，是透视英国向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最基本的社会层面”（第36页），同时也是社会分工与商品生产的基础。这一时期英格兰庄园领主自营地上的农业收入的成倍增长，以及农奴份地的亩产量有时甚至超过经营条件较好的领主自营地，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农产绝对总量的增长还不足以完全说明经济增长的实质。要科学地论证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力，最可靠的途径还是考察农业劳动生产率”。根据中世纪农业生产特点，农业劳动生产率“就是指一个典型的农户在一年内生产出多少农产品”。综合各家的估算，作者认为，在庄园经济鼎盛时期的13一14世纪，半维尔格特（在三圃制下实际播种面积是10英亩）大约可视作英国一般农户的耕作面积，每英亩产量约为10.32蒲式耳（或237公斤）。这样，每户的劳动生产率则为103蒲式耳（或2369公斤），它是英国中世纪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台阶。而15、16世纪之交是英国以庄园农奴制为代表的封建制的重要转折时期，其间存在“一条历史的接缝”。主要表现为，13、14世纪传统佃户地产的均衡性不复存在，两极分化日益加剧。一方面.社会上出现了大量脱离农业的雇工；另一方面，靠牺牲普通农民起家的大农经济作为一股强劲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促使乡村产业结构发生变化。

三、结语

关于英国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动因，作者认为：决定中世纪晚期社会向现代化过渡的根本因素，是农业劳动者的个人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前者既指其物质生产能力、交换能力，又指其个人财产拥有量，后者既指其对自然、社会和自身命运的认识，又指其参与社会政治领域和精神领域活动的范围与方式；农业经济特别是具有专业化、企业化和商品化生产特点的大规模农业经济的发展，决定着英国封建生产关系解体和资本主义的产生。

英国农业论文篇2

一、英文摘要的特点及规范 

1、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 

对于一些英文读者来说，英文摘要是他们唯一的信息源，所以英文摘要一定要强调完整性，也就是说它所提供的信息必须是完整的。 

2、具有定量分析 

撰写英文摘要的过程中应该注意避免笼统的、空洞的阐述，尽量用具体的语言和清晰地思路来论述，这样能给读者一个全面的信息呈现。 

3、具有创新性 

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西方学者在阅读论文时会注重创新之处，所以中英文摘要不必强求一致，英文摘要需要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 

国际标准规定中“摘要”一词定义为原文内容准确、扼要的表达，而不加以解释和评论。各个高校对其也都有自己的相关规定，如新疆农业大学，一般要求英文摘要在200-250字符，单词语法正确，语言流畅、精炼。内容包括目的、方法、结果、結论等4个方面，着重反映论文中的新内容、新见解，但不得加入评论。 

二、非英专本科毕业论文中文摘要英译中存在的问题 

1、研究过程简述 

为了了解本校非英专本科毕业论文英文摘要所存在的问题，笔者进行了两方面的研究。笔者对土管专业的62份问卷结果进行了数据分析，发现77%的非英专学生对英文摘要有强烈的需求；收集了土管专业的57份毕业论文英文摘要，进行详细分析、研究，发现70%的学生借助了网上一些软件翻译，其中有25%的人对译文进行了修改，仅有12%的学生基本了达到英文摘要的要求。 

2、英文摘要存在的问题的分析 

1）文章题目的翻译。中国学生受到汉语思维习惯的影响，在中文题目中会用到“研究”、“初探”等词，但是在撰写英文摘要中，这些词就可以不用译出。 

例如：四平市耕地保护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原译：Analysis of Problem and Countermeasures of Farmland Protection in Si Ping City 

改译：Problem and Countermeasures of Farmland Protection in Si Ping City 

2）标点符号错误。学生常犯的错误：并列成分用分号隔开；书名号没有用斜体；中英文省略号的区别。 

例如：农户耕地流转行为受农户文化程度、年龄、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状况影响。 

译文：... is influenced by farmers’ degree of education，age，labor resource status. 

3）用词不当。词性和近义词区别分辨不清常会导致用词不当的问题。 

例如：但是由此产生的人地矛盾问题却日趋尖锐 

原译；but the resulting contradiction between people and land ... 

笔者认为“矛盾”一词，根据词义和用途，conflict更为贴切。 

改译：but the resulting conflict between people and land... 

4）搭配不当。英语单词的搭配纷乱复杂，许多学生的语法基础薄弱，经常会用错搭配导致不规范的表达。 

例如：In Urumqi as an example ... 

改译：Taking Urumqi as an example... 

5）中式翻译 

做翻译时，一个普遍问题就是中式思维翻译。如果只顾字面对应，不考虑文化差异，可能会造成简单句泛滥，句子衔接性差。 

例如：大量的农业用地转为城市用地，给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和生态环境的保护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原译：A great deal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into urban land， to the national food security problems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ause great pressure. 

原译文完全是根据中文逐字逐句翻译的，且原文中的“问题”可不用译出。 

改译：A great deal transformation ...brings great pressure to the national food security... 

三、改进英文摘要质量的对策 

英文摘要中存在的问题还有很多，以上几条只是笔者在实践过程中常见问题的简单总结。想要提高摘要质量，笔者认为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出努力： 

正确认识英文摘要的意义，了解英文摘要的写作特点和规范。撰写英文摘要时，先用中文完成结构完整、信息全面的摘要，再按照英文思维将其翻译下来。 

掌握英文摘要的翻译技巧，加强自身翻译能力。多注重英文摘要的写作规范和行文特点，如用词、句法、时态、语态等。多积累英文摘要常用词、句型，多阅读英文文献资料。（作者单位：新疆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作者简介：汪南（1994～），新疆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134班学生。 

参考文献 

[1]陈晓文，王晓农.非英专本科生毕业论文中文摘要英译研究—以鲁东大学2010届非英专部分毕业生为例[J].河北联合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1）. 

[2]段梦敏.非英语专业学生论文的英文摘要剖析[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4）. 

英国农业论文篇3

关键词：农产品；商标翻译；问题；对策

作者简介：何红华（1982-），女，汉族，衢州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4.37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4-88-03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农产品出口贸易日益繁荣，农产品商标翻译的好坏与农产品是否受欢迎也密切相关。成功的商标翻译是农产品走向世界，开拓国际市场和树立国际品牌的重要因素之一。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农产品出口数量的增加，农产品商标翻译问题已引起众多商家的重视。笔者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查阅相关论文，关于商标翻译的研究成果颇多，但是对农产品商标翻译的研究仍是空白。因此，农产品商标翻译研究无论是从翻译学科的发展还是从农业经济发展的角度都必须得到高度重视。衢州市属于浙江省经济欠发达地区，是传统的农业大市，全国重要的农副产品产加销基地，对衢州农产品商标翻译进行系统性实证分析的研究具有开拓性和创新价值。

一、研究内容和方法

本文以衢州农产品商标为研究对象，选择了80家农产品企业进行问卷发放，答卷人均为该企业负责进出口业务或营销管理人员，通过对筛选后的具有可信度和有效度的70份问卷进行具体分析。问卷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衢州农产品商标命名现状；二是已有英文译名的农产品商标的翻译方法；三是描述和分析衢州农产品商标翻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了能够深入研究，笔者深入企业，通过访谈、观察、文本收集等方式熟悉具体的企业商标命名和翻译的过程，更好地揭示商标翻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改进衢州农产品商标翻译提出具有实际价值的对策。

本论文研究的基本思路是把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具体的方案结构如下图所示：

二、衢州农产品商标翻译现状

（一）衢州农产品商标命名现状

在调查的70家衢州农产品企业中，农产品商标大多数是直接采用汉字注册。近一半以上的农产品商标是企业商号中部分截取出来的，比如，“一粒志”是衢州一粒志食品有限公司的截取，浙江茶之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茶之语”，浙江菇老爷食品有限公司的“菇老爷”，浙江德辉食品有限公司的“德辉”，常山倚山久胡柚深加工厂的“倚山久”，衢州刘家香食品有限公司的“刘家香”，浙江天源堂蜂业有限公司的“天源堂”等等都是采取了这一做法。有部分农产品企业采取企业创始人的姓氏。例如，衢州刘家香食品有限公司选用“刘家香”不仅采取了企业商号的部分截取而且也选用企业创始人的姓氏“刘家香”命名，商标翻译用了汉语拼音“LIU JIA XIANG”，浙江阮氏食品有限公司的“阮小二”也是选用姓氏，这样的商标可以达到商标出了名，企业也出名的效果。

商标是企业皇冠上的明珠，需要得到企业足够的重视。在选择注册商标方面，《问卷》中给出了4 个选项：

农产品商标命名情况为：

A-企业商号截取，B-公司管理层内部定夺，C-请专业设计公司，D-其它。

根据调查结果，选择前两项A约占80%，B约占60%，而C约占总数的10%，从调查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农产品企业选择商标命名方面倾向于商标名称与企业商号一致，或者是管理层商榷即可，少数的会请专业设计公司。

（二）已有英文译名的农产品商标的翻译方法

在70家受调查的企业中，约58家企业是汉字拼音商标，约12家企业选用汉字+拼音的商标，只有极少数的2、3家采用汉字+英文商标。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有英文译名的商标在商标总数中占的比例微乎其微。这说明衢州农产品企业对商标的英文译名还没有足够重视，还处在初步的探索阶段，没有达成共识性原则。在这些商标翻译中， 约95%是汉语，只有13%是汉字拼音，其中真正意义上的英文商标仅有2、3个，采用的翻译方法也是直译法， 而采取其它翻译方法基本为0。比如，浙江老树根油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老树根”山茶油，其英文译名为（OLD ROOT），浙江民心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的“炭之语”，其英文译名为C&Language，浙江不老神食品有限公司的“不老神”鸡（BULAO SHEN CHICKEN），这些都是采取直译。衢州作为浙江西部的欠发达地区，农产品是衢州的一大主要特色，其农产品出口到国外，汉字拼音商标不过是一串符号， 无法体现衢州市的特色、风俗和文化内涵，也不具备美学特征和符合消费者的审美情趣。笔者进入两家有英文译名的企业深入调查，发现浙江老树根油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老树根”山茶油，其英文译名为（OLD ROOT），浙江民心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的“炭之语”，其英文译名为C&language，均是咨询了具备专业知识的专家而选用的英文译名。

三、衢州市农产品商标翻译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翻译方法单一

笔者所调查的70家农产品商标中，具有真正英文译名的才2、3个，其翻译方法都是直译，如浙江老树根油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老树根”（OLD ROOT），如浙江民心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的“炭之语”（C&Language）。而在实际的商标翻译过程中，我们往往要采取多种翻译方法，包括直译法、音译法、意译法、意音结合法、谐音法、不译法和拼译法等，英文译名要做到语音美、字（词） 形美、意义美，常常是将几者结合起来考虑后再有所侧重。从我们的调查中发现，目前衢州大部分企业倾向于直译，或汉字拼音，大多数企业不重视英文商标的选择，导致简单的直译和汉语拼音商标泛滥。

（二）地方文化在农产品商标英文译名中无法体现

商标名穿越国界的时候，它带给消费者的不仅仅是品质、服务，还有地方文化。衢州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市，农产品商标的英文译名还处在起步阶段，对农产品商标的英文译名还只停留在商标词指称意义层面，衢州的地方文化在农产品的英文译名中难以体现，英文译名只是让人知道产品的种类，对在文化大语境下的农产品商标翻译难度较大。

四、衢州农产品商标翻译的问题成因

（一）企业对商标英文译名的不够重视

从我们的调查中可以看出，衢州出口农产品还是以中文商标为主，有英文译名的甚少。而有英文译名的企业，都是简单的直译和汉字拼音，选择其他翻译方法的基本空白，暴露了衢州农产品企业对商标的英文译名存在的主观上的不重视。相比商标的英文译名，企业更重视商品本身的外形包装与美观，商标图标的颜色组合、图像等。比如，浙江江山恒亮蜂产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以蜂产品与农副产品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中外合资企业，是部级农业龙头企业。该企业产品已远销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在浙江省蜂产品出口企业中位于第三位。其产品商标“恒丰园”是浙江省著名商标，中国蜂产品最有影响力十大品牌，商标是汉字，外观图案美观，最为可惜的是没有英文译名。这说明衢州市农产品企业对中文商标和图案较重视，却忽略了商标的英文译名与商标中的非语言因素的相得益彰。

（二）商标翻译的科研成果不能及时为企业所用

笔者在中国知网上近期在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2000-2013年）所查阅的有关商标翻译的论文共有8592篇，这些商标翻译的研究成果在其它商品的商标翻译中得以应用。而农产品企业利用这些研究成果基本空白，原因主要是农产品商标翻译属于比较特殊的范畴，难以用简单的翻译方法翻译，企业对于商标英文译名的决策方法较简单，采取企业商号的缩取或者是管理层商量切磋而定，省时省力，根本不会想着去应用研究成果。而且衢州作为浙江西部的欠发达地区，研究人员和刊登研究成果的载体等也远离农产品企业。

五、衢州农产品商标翻译的改进对策

（一）遵循商标翻译原则

为了使衢州农产品商标能够达到提品信息和促进产品销售的功能，在进行农产品商标翻译时主要遵循几个原则：一是商标翻译的显著性；二是倾向目的语文化原则；三是美学原则，即音美、意美和形美三者统一。

（二）根据销售的市场选用商标语词

农产品商标英文译名的选用，除了要根据企业的性质及商品的功能来确定之外，还要根据消费的市场来选用商标英文译名。也就是说，农产品企业要根据销售地区以及消费群体的习俗来恰当选用商标英文译名，使其不但受某类消费群体欢迎，而且还要适用于特定地区的消费群体。如果市场在国内，选用汉语商标就可以。如果市场在国外，选用真正意义的英语商标则是比较合适的。

（三）加大商标翻译的投入

我们知道内涵丰富的英文商标，靠的是专业的英语语言学家和翻译工作者。因此，衢州农产品企业应该加大商标翻译的资金、人才等投入，确保企业未来的发展；同时要加强管理层或营销人员的专业素质和知识功底，选择商标英文译名应有语言学、翻译学、法学、美学等专业人士的参与。

（四）企业与学术界紧密结合

学术界应进一步加强农产品商标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将最为有效的翻译策略最快应用于农产品商标翻译。虽然衢州属于浙江的西部，欠发达地区，只要企业、学术紧密结合，才能够不断顺应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在农产品的商标命名及翻译的水平上一个台阶。

参考文献：

[1] 梁国焘.商标词构成研究[J].现代外语，1992，（01）.

[2] 彭石玉.汉字商标词的跨文化传统[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04）.

[3] 朱凡.英汉商标词翻译研究述评（ 1994-2001） [J] .上海翻译，2002，（04）.

[4] 李淑琴、马会娟.从符号学看商标词的翻译[J] . 上海科技翻译， 2000，（04） .

[5] 肖辉、陶玉康.等效原则视角下的商标翻译与文化联想[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0， （11） .

[6] 安亚平.中国名牌产品商标词译名分析及其翻译方法[J].上海科技翻译， 2004，（04） .

英国农业论文篇4

关键词：租佃农场；资本主义；后封建主义；农业经济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英国近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国家，英国近代农业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农业。英国农业中圈地运动的发展造成了小农的分化和消失。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的注中写道：“一般说来，这里是把英国当作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典型国家。”马克思则在《资本论》中写道：“从亨利七世以来，资本主义生产者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曾这样无情地处置过传统的农业关系，都没有创造出如此适合自己的条件，并使这些有条件如此服从自己的支配，在这一方面，英国是世界上最革命的国家。”马克思认为，19世纪英国的大租佃农场性质就是资本主义农场。马克思写道，“对国有土地的掠夺，特别是对公有地的不断的盗窃，促使在十八世纪叫作资本租地农场或商人租地农场的大租地农场增长，并且促使农村居民变成无产阶级，把他们‘游离’出来投向工业。”“代之而起的是真正的租地农场主，他靠使用雇佣工人来增殖自己的资本，并把剩余产品的一部分以货币或实物的形式作为地租交给地主。”马克思从理论上明确地界定：“就‘范畴’的意义来说，租地农场主和工厂主一样，也是工业资本家。”诺贝尔奖得主诺斯和托马斯也认为，在近代初期英国，庄园制便瓦解了，英国农业迅速过渡到资本主义大农业。

这些对英国租佃农场性质的论断有违学界对经济制度的一般认识。然而，近几十年来，上述结论对我国的英国农业史研究影响甚大，我国的史学工作者对这一观点从未加以置疑，形成了“一边倒”，也无人起来纠正。依据历史资料，纠正这些影响甚大的过时结论，是真诚的历史学者的责任。本文拟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对英国近代租地农场制的性质提出不同的见解，以拨正国内理论界和史学界对英国农业史的误读。

一、租佃制是19世纪英国土地经济的重要结构组成

对英国租佃农场性质的理解，是判定直至19世纪英国农业经济的性质的一个焦点问题。

封建主义瓦解以后，英国近代土地经济组织究竟是怎么样的?这里提出两个基本的分析线索。

第一，从所有权关系来看，到了19世纪后期，英国地产结构在所有权上仍表现为二元结构，即所有者持有的地产和租地农场。所有者持有的农场拥有绝对产权，但租佃制农场则不同，它是一种历史的、中世纪遗留下来的经济组织形式。英国大地产发展起来后，它并不采用直接雇佣大批农业工人的方式来经营。而是继续采取分层出租土地，以租佃制为大地产的主要经营方式。第二，从英国农业中资本主义雇佣关系来看，英国农业中雇佣劳动关系也没有成为劳动关系的全部或主要形式。到19世纪中后期，使用雇佣劳动力的农场在英国占农场总数的50％稍多，其中还有一部分农场使用的雇佣劳动力不多。规模很小的家庭农场的生产以租户的家庭劳动力为主，雇佣劳动力为辅助，这种农场占农场的多数。以雇佣劳动力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大农场只占农场的少数。因此，租佃制是理解19世纪英国农业性质的最重要的结构。

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英国，大部分农场都是租佃农场。1888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从事租地经营的农业业主为400 297户，所有者农业业主为64 588户，拥有部分土地所有权并租佃部分土地的农业业主为18991户。1914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从事租地经营或以租地经营为主的农业业主为385920户，所有者农业业主为49204户。

1919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从事租地经营或以租地经营为主的农业业主为368 003户，所有者农业业主为67389户，拥有部分土地所有权同时租佃部分土地的农业业主为20327户。

1889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从事租地经营的农业业主为405859户，所有者农业业主为66385户，拥有部分土地所有权同时租佃部分土地的农业业主为20143户。189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从事租地经营的农业业主为408040户，所有者农业业主为66130户，拥有部分土地所有权同时租佃部分土地的农业业主为20664户。189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从事租地经营的农业业主为404630户，所有者农业业主为68923户，拥有部分土地所有权同时租佃部分土地的农业业主为21373户。1908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从事租地经营的农业业主为375212户，拥有全部或大部土地所有权的农业业主为54869户。1909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从事租地经营的农业业主为374892户，拥有全部或大部土地所有权的农业业主为55920户。191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从事租地经营的农业业主为376241户，拥有全部或大部土地所有权的农业业主为55433户。191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从事租地经营的农业业主为381134户，拥有全部或大部土地所有权的农业业主为54176户。1912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从事租地经营的农业业主为38914户，拥有全部或大部土地所有权的农业业主为50972户。1913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从事租地经营的农业业主为386917户，拥有全部或大部土地所有权的农业业主为48760户。

就英格兰和威尔士两类土地经营的总面积来看，租地经营的土地面积比所有者经营的土地面积要多。例如，189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租地经营的土地面积为23646000英亩，所有者经营的土地面积为4226000英亩。1908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租地经营的土地面积为24014000英亩，所有者经营的土地面积为3334000英亩。191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租地经营的土地面积为23964000英亩，所有者经营的土地面积为3329000英亩。1914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租地经营的土地面积为24152000英亩，所有者经营的土地面积为2962000英亩。1919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租地经营的土地面积为23458000英亩，所有者经营的土地面积为2396000英亩。至于在英国租佃制内部，还存在着复杂的次级租佃关系。在19世纪，英国的土地持有为多层分割占有。

剑桥郡墨尔本教区是19世纪英国地产中复杂的保有权结构的一个范例。墨尔本教区是一个较大的教区，共有土地4512英亩，1841年时人口为1608人。1839年时墨尔本教区有土地所有者163人，佃户264人。佃户中有户，以使他有足够的时间找到另外的租佃农场。如果佃户种植的作物在地里还未收割，他可以要求补偿。而地主必须对他做出补偿。在法律上，对按领主意愿租种土地的佃户的保护期限不超过下一年的米迦勒节租地日。在这种租佃制度下，租户从土地获得的利益较少。对于这些“按领主意愿租种土地”的佃户，地主并不敢随意把地租提得很高。当地主猛涨地租时，这些佃户常常不缴纳提高了的地租，而是断然弃租。

英国农业论文篇5

关键词：多元文化 大学英语教学 改革

中图分类：H3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3-0070-02

一、大学英语教学进行文化渗透的必要性

英语不仅是一种语言技能、交际工具，更是促进文化传播、思想融合的手段。大学英语教学不仅仅是传授语言知识技能，还应该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文化灌输，从而培养学生的英语运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意识。目前，我国大学英语教学中普遍存在“唯工具论”。一方面，由于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部分教师在教学中过分关注对词汇、语法、阅读等的讲授，忽视了对于中西方文化的导入和渗透。在很多大学中，教师经常对非英语专业的学生灌输四六级考试的重要性，导致很多学生把通过四六级考试当作学习英语的最终目标，从而忽略了文化的学习，甚至连最基本的口头交流都存在很大的困难；另一方面，有的教师在文化教学中只强调某一个国家的文化，这种单一性使得学生的文化学习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对文化的了解不够全面透彻，也不利于学生多元文化的学习，进而阻碍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不利于整个大学英语教学的开展。

因此，有很多学者对于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渗透进行了研究。国内关于英语文化教学的研究主要涉及三方面内容：第一，是否要进行文化教学。第二，应该进行哪方面的文化教学。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存在单一型和综合型两种观点。单一型观点认为应该主要渗透目的语国家的文化，而综合型观点认为文化渗透应包括目的语文化和母语文化两种。第三，如何进行文化教学。笔者认为，这项研究有着必要性和迫切性。

二、多元文化视角下大学英语教学的“文化”缺乏现状

第一，大学英语教学忽视了多元文化差异的存在。不同文化的人之间进行交际的时候，由于在发音、词汇、语义以及语言相关的文化问题的差异，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语言中的文化障碍。不同学校由于专业的不同，对英语的基本素质和技能的要求也会存在差异。因此，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必然要存在差异，以及要实现多样化。而不能“一刀切”，对教学目标进行统一要求。由于区域、学校、专业的差异，英语教学的培养目标、培养方向、培养规格必然也要有所区别。 如果学校的教学目标统一的话，那就势必会与多元文化差异相背离，不适应大学英语多元文化教学的需求。

第二，大学英语教学中普遍存在“唯工具论”。一方面，由于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部分教师在教学中过分关注对词汇、语法、阅读等的讲授，忽视了对于中西方文化的导入和渗透。在很多大学中，教师经常对非英语专业的学生灌输四六级考试的重要性，导致很多学生把通过四六级考试当作学习英语的最终目标，从而忽略了文化的学习，甚至连最基本的口头交流都存在着很大的困难。

第三，只注重培养交际能力，忽略了多元文化的灌输。有的教师在文化教学中只强调某一个国家的文化，这种单一性使得学生的文化学习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对文化的了解不够全面透彻，也不利于学生多元文化的学习。由于受到学校教材和课时的限制，教师根本没有时间花在文化教学上，英语教师都是按照统一的模式进行教学，即词汇，文章结构，知识点讲解，课后练习。 整个大学英语教学很少有对相关文化的系统性的讲解和分析。这就导致了文化输入的断层，不利于学生文化修养的提高。这样的缺乏文化灌输的英语教学就是英语教师在教学中缺乏文化意识的一种体现，这样的做法无疑是不恰当的。为了加强不同国家民族优秀文化的互相传播与融合，更好地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融合与互补，在教学中重视多元文化的导入是非常重要的，而不能以偏概全，厚此薄彼。

三、多元文化背景下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建议

第一，教师要注重自身的文化素质的培养和提高。从思想上引导学生，让学生认识到在英语学习中学习文化有着积极作用和重要意义，同时逐渐培养学生了解和输入多元文化的意识，即认识到中西方文化都是当今文化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孤立任何一方，不能完全肯定或否定任何一方，客观看待中西方文化，尊重中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下转第69页）

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高校家政学专业“平台+模块”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编号ZD15049）；吉林农业大学教育教学研究课题“基于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地方农业院校课程考核改革研究”（编号2015xjzd16）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春放，吉林农业大学助理研究员，本科，研究方向：教学管理；李继华，吉林省实验中学中级教师，本科，研究方向：中学政治教学。地方农业院校教学管理人员亚健康现状调查及对策现代交际・2016年7月

地方农业院校教学管理人员

亚健康现状调查及对策

王春放 李继华

（吉林农业大学 吉林 长春 130118）

（吉林省实验中学 吉林 长春 132011）

摘要：通过调查地方农业院校教学管理人员亚健康的基本现状，了解和发现目前一些地方农业院校教学管理人员的亚健康状态和需求，探讨地方农业院校教学管理人员的亚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倡导地方农业院校教学管理人员亚健康现状防御。

关键词：地方农业院校 教学管理人员 亚健康

中图分类号：G8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3-0071-02

此次调查采取调查问卷和个案访谈两种方式。以教育管理学和亚健康抵御理论作指导，并借鉴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对研究内容进行指导。这一方法也包括了追踪法、追因法、临床法、产品分析法、教育会诊法等的综合运用。由于一定的客观原因，主要通过网络调查问卷，让调查对象自行填写问卷。由于填写问卷的是地方农业院校在校地方农业院校教学管理人员，我们对其进行了有计划和有安排的分步发放，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将相关结果形成互补、统一，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一、地方农业院校教学管理人员的亚健康现状调查分析

（一）问卷设计原理

找出目前影响地方农业院校教学管理人员亚健康现状的因素，寻找问题产生的原因。本次地方农业院校教学管理人员亚健康现状调查的目的主要有三点：1，采取活动的组织、执行，发挥地方农业院校教学管理人员的工作主动性。2，采取调查、了解和发现目前一些地方农业院校教学管理人员的亚健康现状状态和需求，对教学管理人员的亚健康现状起到一个导向作用。3，采取数据的分析和讨论，总结出一些意见和措施，切实提高地方农业院校教学管理人员的亚健康现状质量。

（二）发放回收方式

本次调查采用不记名的方式。此次问卷发调查对象为地方农业院校教学管理人员。此次调查最终我们收回了问卷600份，经过认真的筛选和排查，我们确定了最后的有效问卷为576份，其中男工作人员148份，女工作人员428份。另外，我们还选取了10个个案进行了访谈，相关结果都是真实可靠有效。

（三）统计分析

其一，从我们对亚健康现状的调查分析统计来看。地方农业院校教学管理人员整体上对亚健康现状还处在比较了解的状态，从统计数看，一般了解和比较了解的人数占到近94%。只有约为6%的人处在不了解这个水平上。

其二，从我们对地方农业院校教学管理人员亚健康现状的调查分析统计来看，目前抽样的地方农业院校教学管理人员中经常参加或是参加过的地方农业院校教学管理人员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二，其中经常参加，现在也参加的地方农业院校教学管理人员将近四分之一，这个比例相对还是较高的。另外从不参加的只占到了不到一成，总体来看，这样的地方农业院校教学管理人T处在极其少的位置上。通过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地方农业院校教学管理人员对亚健康知识的普及活动参加人数近半，但并没有保持持久，这与地方农业院校教学管理人员对亚健康现状的了解的调查也是相吻合的，其具体百分比数据：从来没参加过的占5188%；参加过但现在已经不参加了占134%；参加过现在偶尔参加的占548%；参加过现在经常参加的占23%。

其三，从我们对亚健康现状的调查分析统计来看，被调研地方农业院校教学管理人员参与亚健康抵御不够的原因，大部分都认为自己是随众、重利的两种主要类型。其中认为自己是随众型的有264人，占458%；认为自己是重利型的194人，占337%。在我们抽查的地方农业院校教学管理人员中，大多数的地方农业院校教学管理人员认为目前的抵御亚健康的工作机制是不符合他们的要求的，另外社会对亚健康现状的了解不够，这些都对亚健康现状的组织与社会的融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地方农业院校教学管理人员亚健康抵御体系存在问题分析

具体来看，当前，地方农业院校亚健康抵御体系还存在以下的现实困境：

一是形式主义问题较为严重。地方农业院校教学管理人员亚健康抵御体系是由政府主管部门牵头的，这项工作的组织者和裁判员的双重身份导致亚健康抵御过程中的监督制约乏力，而且地方农业院校在监督制约机制乏力的影响下，并未能够将这方面工作的普及教育落到实处，“走过场”和“物质化”问题明显。对于地方农业院校教学管理人员来讲，这样的行为的确需要其检讨与反思，院校领导更需要认真思考这方面的问题。

二是实施个性化的亚健康抵御不够。受传统地方农业院校教学管理人员亚健康抵御观念的影响，地方农业院校教学管理人员更多的是被动的接受，甚至有些根本没有接受。其间，个别地方农业院校教学管理人员的差异性思维是特别需要亚健康抵御教育工作者关注的，地方农业院校教学管理人员亚健康抵御过程不应是死板的传递，更不是扼杀每个地方农业院校教学管理人员健康的场所。构建亚健康抵御体系不可走过场，要通过构建这一体系为地方农业院校教学管理人员的未来发展提供建设性意见和方法。

三是亚健康抵御忽视个体价值。关注和抵御地方农业院校教学管理人员亚健康问题并非只是从社会价值着眼的，当包括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两个方面的考量，而且从个人价值说来，生命健康和生存需要都是其中很重要的因素，这方面的因素是实现社会价值的前提。而从调研分析中可以看出，地方农业院校教学管理人员的个体价值被忽视的结果是亚健康抵御流于形式，流于功利主义的诱因。

三、地方农业院校教学管理人员亚健康的实现对策

1.明确亚健康抵御目标，构建起科学合理的亚健康抵御体系

新时期，地方农业院校亚健康抵御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首到其冲的是树立亚健康抵御新观念，明确亚健康抵御目标，构建起科学合理的亚健康抵御体系，这方面工作亦是地方农业院校亚健康抵御发展的大课题和新课题。当前，由于地方农业院校对亚健康工作的重视，相关成果已经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为社会大众广为接受。地方农业院校推动亚健康抵御的进程中，必须牢牢抓住推动地方农业院校教学管理人员亚健康现状的关键点，让亚健康抵御的成果与广大的学校师生和社会群众产生思想碰撞的火花和情感的共鸣。

2.亚健康防御要符合地方农业院校教学管理人员的情感需求

亚健康防御就是要通过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广大师生和涉及群众为人类美好的理想而奋斗。要通过亚健康抵御让地方农业院校教学管理人员从内心迸发出对伟大祖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无限热爱，并把这种热爱转化为实际的工作行动。因此，地方农业院校要推动地方农业院校教学管理人员亚健康防御，必须使之在思想上真正认同这项工作，意识上和情感上的积极主动化为行为和工作中的积极求索和主动作为。

3.亚健康抵御要符合地方农业院校教学管理人员的接受能力

地方农业院校推动亚健康现状防御，最重要的是要求学校和这项工作的管理单位能通过行之有效的传播和教育方式将其亚健康抵御的理论成果传播到地方农业院校教学管理人员中。因而要考虑到他们的接受能力和接受效果，讲求亚健康抵御理论的丰富性、趣味性、灵活性、针对性。

4.亚健康抵御要符合地方农业院校教学管理人员的实际需求

亚健康现状抵御体现在心理活动、日常生活和工作实践中，要尊重和关怀广大师生的实际需要，让他们感受到有用和实用，乐于投身其中。因此，积极倡导地方农业院校教学管理人员亚健康现状防御，就是要用亚健康抵御理论解决师生思想上、生活中关心的问题，使师生从思想情感上去切实感觉到需要亚健康现状理论作为指导来认识和改造内心世界和客观世界。

四、结语

多元文化教育应该成为大学英语教学的理念之一，传统的外语教学重视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对文化因素稍显

忽视，因此文化教学应该贯穿于整个大学英语教学之中。随着社会对人才在跨文化交际能力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进行文化渗透，有助于英语教师意识到培养学生的英语基础能力和对英语的实际运用能力的重要性，促进学生的多元文化意识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进而促进整个大学英语教学的提高。

参考文献：

[1]高一虹.语言文化差异的认识和超越[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2]胡文仲.超越文化的屏障[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3]沈银珍.多元文化与当代英语教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4]杨渊.多元文化背景下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思考[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

[5]郑小龙.多元文化视角下大学英语文化教学研究[D].中南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2013.

英国农业论文篇6

[关键词]植物化学保护学；课程国际化；教学改革；自主学习；双语教学

近年来，随着我国农业产业升级与农产品经济贸易的全球化发展，我国的植物化学保护理念与技术迎来了许多变革与挑战。一方面，为了顺应国家绿色可持续发展战略，对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生态安全、环境安全的要求日益提升，不仅促进了绿色植保、精准植保技术的显著进展，也进一步消除了我国农产品出口的贸易壁垒；另一方面，跨国农化企业发展势头迅猛，不仅在植保产品研发过程中投入多、进展快，其产品在我国也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升。此外，重大生物入侵事件时有发生，这也要求对国外的病虫害防治技术充分了解，实现及时预防与高效防治。以上发展态势，均对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农药学领域人才展示了旺盛的需求。《植物化学保护学》课程是我国植物保护专业本科生必修的核心主干课程之一，针对使用化学农药防治病、虫、草、鼠害以及其他有害生物的方法与原理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对植保专业人才的培养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本课程由赵善欢院士开创于1952年，经过五十余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系统的教学体系[1-3]。针对植物保护专业相关课程的全英、双语化教学，许多高校也已进行了一定的尝试[4-5]，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然而，双语、全英教学形式并不等同于国际化的授课形式。如何将这样一门传统学科的教学内容与国外植物保护前沿进展相接轨，培养顺应本领域国际化进程需要的优秀专业人才，是进一步提升《植物化学保护学》课程教学效果与实际意义的重要教学改革议题，也是推动我国植物保护产业迈入世界一流水平的有力力量。本文针对将《植物化学保护学》课程进行国际化建设的思路进行探讨，分析在建设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基于国内外相关学术资源与教学材料，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解决方案。

1《植物化学保护学》课程国际化建设的潜在限制因素

1.1学生状况。《植物化学保护学》课程的授课对象主要是植物保护及相关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英文读写能力。但是，不少学生的英语学习目标仍然是应对英语水平考试，缺乏专业英语词汇储备，英语综合应用水平较低。此外，本课程涉及的专业英文单词数量大、难度高，导致教师在对英文材料进行讲授或要求学生自主学习英文材料的过程中，学生对学习内容的理解可能存在一定困难，不仅限制了授课内容的深度，还容易影响学生进行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影响整体教学效果。1.2师资力量。本课程的授课教师大部分是植物保护学科的专业教学科研人员，不少教师具备海外学习经历，对国外相关学科的学术进展也具有较高的熟悉程度。但是大部分教师的本科阶段学习依然是在国内完成的，并没有参与过国外相关课程的教学过程，因而在对课程进行国际化建设时缺乏可借鉴的思路与经验，且在专业知识表述、学习思路引导方面仍可能存在不足。1.3授课内容。国外高校与植物化学保护相关的课程内容常常分属农业科学、园艺等不同学科，课程也基于不同防治对象类型分别开设，鲜有与《植物化学保护学》授课内容完全对应的课程设置。因此，在对本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国际化改进时，依然缺乏可供借鉴的思路。当前全英、双语教学的常规做法，仍是将原本的中文授课内容翻译成英文，虽然有效地使学生对相关专业名词的英文表述进行了熟悉，且在教学内容上依然保持在原有框架以内，距离与国际接轨的需求仍有一定差距。1.4教材选择。由于学科、专业、课程设置等方面的差异，国外并无与本课程内容对应程度较高的原版英文教材。全英教材的直接使用，一方面会带来较高的经济成本，另一方面其阅读难度、内容深度也超出大部分国内本科生的学习能力，反而会影响学生学习积极性。对已有中文教材内容进行英文直译，也可能由于教师英文水平不足、缺乏参考材料等原因，在语法、表述方面存在不严谨之处，对教学效果带来负面影响。1.5授课形式。经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国外常用的互动式、讨论式等教学方法已在国内的课程教学过程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有效地促进了学生的教学参与度[6-7]。但是，国际化课程通常涉及大量英文阅读材料，大部分学生受限于有限的专业英语水平，很难有效地参与至互动或讨论环节。这可能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到枯燥甚至挫败，从而丧失参与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影响教学效果。

2《植物化学保护学》课程国际化建设的参考思路

2.1与国际化接轨的建设目标。《植物化学保护学》课程的国际化建设，其目标在于使学生掌握课程相关专业知识的同时，扩展对国外植物化学保护行业发展焦点、前沿进展的认知，学会应用国际化的思维方式进行学习与探索，从而成长为符合植物保护行业国际化发展需求的专业人才。与双语课程建设相比，虽然同样注重对学生在专业知识、专业英语读写的等方面技能的培养，但其侧重点更偏向于对学习方法的国际化转变。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综合使用国内外教学方式，还应教授学生主动获取国外相关信息的渠道，提升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与能力，使学生在课程学习结束后仍能有持续性地自主获取相关知识。2.2英汉互补的教学内容。《植物化学保护学》课程国际化建设中，如何实现教学内容的国际化，是至关重要的议题，也是其区别与双语教学的主要特性。《植物化学保护学》课程发展已有多年，现有的教学体系已经较为完善。徐汉虹教授主编的《植物化学保护学》第五版教材中，已经为许多专业名词的英文表述作了明确的注解[8]，可以帮助学生对相关专有名词的英文表述进行初步了解。可以考虑在本课程已有教学体系的框架外，在合适的切入点引入、借鉴国外专业书籍中的有关知识作为延展与补充，着重分析国内外在研究重点、实施标准等方面的差异，并引导学生进行总结与讨论，从而充分帮助学生在对基本知识掌握的基础上，熟识相关知识的英文表述，有效扩展对前沿进展的认知与理解，切实体会国际化思维的特点与必要性。一些可供参考的国外专业书籍与信息资源举例如下：2.2.1“IntroductiontoCropProtection”。[9]本书是由“美国作物科学学会教学提升委员会(theTeachingImprovementCommitteeoftheCropScienceSocietyofAmerica)”组织国外植物保护领域杰出专家为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撰写的阅读材料，系统全面地介绍了植物保护的相关概念、技术及原理、系统构建等内容。虽然出版年份较早，但其深度、广度均比较符合学生在本科生阶段的学习能力，有助于学生初步通识本课程中基本概念与原理的专业英文表述。本书可结合近年来相关领域的学术书籍与科研论文，共同作为课程内容的参考与补充。2.2.2“ModernCropProtectionCompounds”[10]本书编者均来自国际顶级农业化学品公司，对农用化学品的研发、产业化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与深入的见解。书中通过“除草剂”、“杀菌剂”、“杀虫剂”三个章节的阐述，针对主要农药品种的化学性质、作用方式、应用范围、工业化状况和商业产品等信息进行了详尽地介绍，不仅可以作为《植物化学保护》对应章节的扩展内容，也适合农药领域科学工作者的“一站式”参考材料。2.2.3“PesticideChemistry:CropProtection,PublicHealth,EnvironmentalSafety”。[11]本书内容主要来自于2006年在日本神户召开的第11届IUPAC农药化学国际研讨会的会议论文。多名国际顶级农药开发与使用领域专家集思广益，聚焦植物保护行业的新兴技术与聚焦点分别进行了针对性阐述，具体内容涵盖了农业发展、农用化学品的开发与管理、环境安全、食品质量安全等全球性议题。通过阅读本书相关章节，有助于学生针对感兴趣的植物化学保护领域前沿热点进行深入了解。2.2.4国际农药管理信息官方网站。关于农药合理使用、环境安全方面的规定，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管理规定与标准，国际上也有一些明确的准则与条例，在农产品的国际贸易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标尺作用。在《植物化学保护学》课程的讲授过程中，相关章节是最能体现出国际化差异的部分之一。教师可适时向学生介绍国外相关管理部门官方网站资源，如国际粮农组织植物生产及保护司、美国环保局农药信息网(epa.gov/pesticides)、欧盟官网农药信息页面等。授课时可以考虑将相关章节提前讲授，便于学生在课程早期便了解到建立国际化思维、了解国内外行业差异的必要性，提升学生主动学习的动力。2.3灵活多样的授课与考核形式。与国际接轨的课程讲授形式，也是实现课程建设国际化的重点与难点。与国内传统的教学方式相比，国外的本科生课程的授课形式通常更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索与合作研究能力，不仅经常在课堂穿插互动讨论环节，在课后作业的设置上也常常是开放性的题目，并且平时成绩在最终考核成绩中占有比较高的比例。借鉴国外相关专业的本科生课程纲要，一些可供参考的形式如下：2.3.1海报制作。针对国际关注的植保领域热点话题或重大新闻(如生物入侵、新农药开发、食品安全问题等)，可以让学生收集总结国内外相关新闻、政策动态、科研进展等信息，制作“专题海报”，面向全体学生及授课教师进行展示，并接受其他学生与老师的提问。通过这种简约而直观的方式，不仅可以促使学生初步熟悉国外信息资源的获取方法，还可以对课堂上习得的理论知识进行巩固，同时锻炼信息整理与表述能力，加深学习效果。2.3.2视频学习。定期组织学生观看与课程内容相关的英文视频，并在之后设置分组讨论环节或者请学生课后撰写评论，阐述观点。视频内容建议选取引发广泛国际关注的相关新闻，浅显易懂且能提出引人思考的议题，便于学生在理解内容的基础上发散思维，产生进一步的探索与学习兴趣。来自于国际粮农组织库、国际知名新闻媒体网站等在线资源的相关视频，均可作为学习资源所使用。2.3.3文献翻译。良好的文献阅读能力，是学生进行进一步学术深造的必备技能。高水平学术期刊论文的前言部分通常能够很好体现国际上相关学科的发展热点，且在研究现状、常用实验方法等方面都有概括性的阐述，是很好的学习资料。授课教师可以收集部分与课堂教学内容相关的高水平学术论文，以作业的形式要求学生对前言部分内容进行翻译，初步锻炼学生的英文文献阅读能力，加强学生对当前学科研究热点问题的认知。2.3.4课题讨论。课堂讨论是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的有力手段。教师可以将学生随机分组，选取与课程内容相关的议题，给学生预留时间自主进行相关知识的学习储备，之后在课堂上阐述观点、相互提问并回应质疑。教师可以根据提问、回复的数目与质量给予一定分数奖励，以鼓励学生积极参与。

3结语

综上所述，《植物化学保护学》课程的国际化进程虽然具有很高的必要性，但整体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着许多待解决的问题。在对本课程进行国际化建设的过程中，应充分利用国外教学科研资源与授课考核模式，着重培养学生的国际化思维方式，使学生在课程学习结束后仍能持续、自主、高效地获取相关知识。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提升《植物化学保护学》教学质量，培养更多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植保人才。

参考文献

[1]刘家莉，易欣．基于本科学生分类培养的植物化学保护课程教学改革初探[J]．高教学刊，2017(14)：120-124．

[2]，周利娟，徐汉虹，等．《植物化学保护》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8(01)：237-239．

[3]兰亦全，林美珍．《植物化学保护学》自主、合作、探究式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J]．教育教学论坛，2020(14)：193-194．

[4]刘铜，侯巨梅，左豫虎．园林植物保护双语教学的实践与探索[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12(02)：19-20．

[5]王香萍，王文凯，李传仁．普通院校植物保护专业双语教学情况调查研究——以长江大学农学院为例[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09(09)：89-90．

[6]巩文峰，卓玛曲措．基于创新和实践能力培养的《植物化学保护学》应用型教学模式研究[J]．高教学刊，2020(03)：41-43．

[7]张永强，杨晓琴，肖伟．基于OBE理念的植物保护专业《植物化学保护学》课程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J]．教育现代化，2019，6(82)：69-70．

[8]徐汉虹．植物化学保护(第五版)[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8．

[9]EnnisWB．IntroductiontoCropProtection[M]．Madison，Wisconsin，USA：AmericanSocietyofAgronomyandCropScienceSocietyofAmerica，1979．

[10]KramerW，SchirmerU，JeschkeP．ModernCropProtectionCompounds，SecondEdition[M]．Weinheim，Germany：Wiley-VCH，2012．

[11]OhkawaH，MiyagawaH，LeePW．PesticideChemistry：CropProtection，PublicHealth，EnvironmentalSafety[C]．Weinheim，Germany：Wiley-VCH，2007．

英国农业论文篇7

关键词：返乡农民工；创业博弈；经济资本； 社会资本；均衡

一、引言

尽管中国农民工创业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但农民工返乡创业发展仍不令人满意，一些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007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十多年里，返乡农民工创业比例稳定在2-3%的低水平（胡俊波，2009）[1]，虽然近年来各级政府加大了返乡农民工创业支持力度，农民工返乡创业大幅度增长，但研究显示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不到15%（胡雯等，2013）[2]，整体创业率不到5%，而且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返乡创业农民工认为创业比到外面打工难，超过70%农民工对返乡创业经济收益不满意，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农民工感觉自己创业成功（黄振华，2011）[3]，没有出现社会所期待的返乡农民工大众创业繁荣发展局面。

学者认为这种农民工创业局面是众多因素制约发展的结果。因为返乡农民工创业除了受国内外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经济体制机制与政策制度、家庭结构等因素制约影响外（白南生、何宇鹏，2002；辜胜祖，2009；韩俊、崔传义，2008）[4-6]，还受农民工心理动机、情感诉求、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个体性因素的影响（刘光明、宋洪远，2002；林斐，2004；赵曼等，2008；李含琳，2008；纪志耿，2012）[7-11]。学者们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有助于提高农民工工作机会、改善生活、加强权益保护、扩大创业资金来源、降低创业风险、提高生活满意度（祝冲，2007；安海燕、张树锋，2015）[12-13]。王春超、周先波（2013）发现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创业与就业的影响效应不同，而且具体效应还受农民工地域差异与农民工人力资本约束，人力资本低的农民工，其社会资本收入边际作用更低（谢勇，2009）[14-15]。但新近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远比上述分析还要复杂。郑少锋、郭群成（2010）有关重庆的调查研究发现，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社会资本作用效应一方面取决于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心理识别与创业空间因素，另一方面还取决于农民工拥有的社会资本规模[16]。农民工返乡创业作为一种自主选择行为，其抉择可能有更深层次的复杂原因，比如返乡创业相对外出就业或创业的报酬优势，以及在家创业的时间分配弹性更方便兼顾创业、家庭与失业风险矛盾（韩俊，2009）[17]，所以家庭需求与社会责任因素比政府政策支持、年龄、教育乃至社会地位追求等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更突出，农民工返乡创业主要是农民家庭关系、就业与创业平衡选择的结果（陈文超等，2014）[18]。此外，农民工返乡创业过程中，为保证创业成功，对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进行慎重投资是完全必要的（安海燕、钱文荣，2015）[19]。针对地方政府政策选择，农民工不得不与政府进行复杂的创业动态博弈，农民工-政府社会资本关系制约着农民工返乡创业均衡演化（董文波等，2013）[20]。

事实上，农民工返乡创业不仅是在现有宏观经济社会、家庭和个体特征因素约束下的简单就业与创业的自我选择，不仅是农民工个人与家庭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自主配置调整，而且是复杂的竞争博弈过程。现有的研究大多从实证出发，从不同视角确认包括社会资本等众多因素的影响效应，认识到社会资本因素对农民工创业的广泛复杂作用，少数研究还从政府-农民工博弈互动社会关系视角分析了宏观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创业的演化均衡影响（祝冲，2007）[12]，但研究忽视了不同类型农民工返乡创业竞争博弈的影响，忽视了返乡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发展博弈策略选择及其均衡规律，因而没有探讨如下问题：不同类型农民工创业存在经济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博弈吗？农民工创业经济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博弈策略是怎样的？博弈如何演化均衡？博弈均衡有怎样的发展演变规律？本文将建立农民工创业竞争模型，理论上回答这些问题。

二、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竞争博弈模型

（一）模型假设

大量研究表明，中国返乡农民工规模庞大，其中相当一部分农民工返乡创业，为了简化分析，结合中国农民工返乡创业情况，我们假设返乡创业农民工分为两类：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精英农民工是那些在外面事业有成、资金较充足且有技术或懂管理的农民工。普通农民工是外出就业较一般、资金不多但有一定技术或管理经验的农民工。理论上讲，这两类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可能性比那些外出就业失败、没有资金又没有任何技术或管理经验的农民工创业可能性要大得多，后者只是返乡务农或就业，一般不会创业。

创业过程中，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结合政府政策与在乡农民创业情况，一方面进行经济资本投入竞争如资金技术投入竞争，实际上是产品生产竞争；另一方面则进行社会资本投资竞争，主要是社会资源与市场客户竞争，以拓展市场、获取资金和节约创业交易成本。精英农民工创业投资策略空间为 ， 策略集为{经济资本投资，社会资本投资}，普通农民工创业投资策略空间为 ， 策略集为{经济资本投资，社会资本投资}。博弈双方都为有限理性，相机展开经济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博弈。创业竞争过程中，假定精英农民工初始财富为 ，精英农民工选择经济资本投资概率为 ，经济资本投资量为 （ ），选择社会资本投资策略概率为 ，社会资本投资规模为 。同理，普通农民工初始财富为 时，其采用经济资本投资策略概率 ，经济资本投资量为 （ ），选择社会资本投资策略概率为 ，社会资本投资规模为 。由于精英农民工相对普通农民工较富有，所以 。

返乡农民工创业竞争策略选择影响创业利润。创业双方博弈策略组合为{经济资本投资，经济资本投资}时，假设精英农民工创业收入与经济资本投资成正比，大小为 （ 为投资边际收入系数），成本为 （ 为边际成本系数），同时由于双方都采取经济资本投资策略，出现经济资本投资竞争拥挤，导致精英农民工创业收入降低 （ 为经济资本投资竞争拥挤系数，描述了经济资本投资拥挤对精英农民工收入边际效应），所以精英农民工创业利润为 。同样，此时普通农民工创业利润 ，其中 、 、 分别为普通农民工投资边际利润、边际成本与边际拥挤效应系数。当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博弈策略为{经济资本投资，社会资本投资}时，双方投资领域不同，不会出现投资拥挤现象，此时精英农民工创业利润为经济资本投资收入 减去成本 ，即 ；普通农民工利润等于社会资本投资收入 减去投资成本 ，即 。当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投资博弈策略为{社会资本投资，经济资本投资}，由于双方投资领域不同，不存在经济拥挤效应，精英农民工社会资本投资收入为 ，成本为 ，利润为 （ 、 分别为精英农民工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收入与边际成本系数），此时普通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利润 （ 、 ）。当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博弈策略为{社会资本投资，社会资本投资}时，双方存在社会资本投资竞争拥挤，使双方社会资本投资利润比单独社会资本投资利润分别降低 和 （ 、 分别为双方社会资本投资收入边际拥挤效应系数），双方利润分别为 、 。

三、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行为规律

（一）农民工创业投资竞争策略选择规律

农民工创业竞争博弈均衡表明，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均衡策略选择具有多样性与差异性。理论上讲，表2中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投资博弈存在5个均衡点，但只有 、 是均衡是进化稳定的， 均衡点为鞍点均衡，其他均衡点是不稳定的。 均衡策略是精英农民工专注于社会资本投资而普通农民工专注于经济资本投资。 均衡策略则是精英农民工只进行经济资本投资而普通农民工只进行社会资本投资。 策略是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同时进行经济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而且只有沿着特定创业博弈路径，博弈才能稳定在 ，否则会偏离均衡。而 与 两点不是均衡点，即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不会选择{经济资本投资，经济资本投资}、{社会资本投资，社会资本投资}策略模式，其原因是可能避免过度竞争拥挤。

农民工创业投资竞争稳定策略多样性拓展了博弈行为空间，农民工会根据自身条件、经济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竞争对手博弈而做出不同选择反应。这种博弈反应一方面导致农民工创业行为模式个性化选择进化，农民工创业模式尽可能避免重复与竞争拥挤；另一方面农民工创业竞争博弈的长期进化学习，使得不同阶层农民工创业经济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发展采取依靠自身优势的差异化策略，精英农民工投资经济资本，专注于发展生产与改进技术，以扩大创业规模，而普通农民工专注于社会资本投资，扩充社会资本网络，以获得创业社会资源与扩大市场；或者精英农民工专注于社会资本投资，扩充社会资本网络，以获得创业社会资源与扩大市场，而普通农民工投资经济资本，专注于发展生产与改进技术，以扩大创业规模；或者双方沿着鞍点均衡独特路径，小心翼翼地采取混合策略，在扩大经济生产与改进技术的同时，还进行社会资本投资，获取社会资源与拓展市场，这是现实社会农民工创业各不相同的理论逻辑基础。不过，农民工创业策略的最终进化均衡模式，依赖于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的初始状态。因此可以推出结论1。

结论1：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均衡策略模式演化具有多样性、分化性与初态依赖性。

当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处在鞍点均衡 博弈状态时，均衡策略选择的具体水平受到众多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包括博弈双方总资本 与 、经济资本投资规模 与 、经济资本投资边际利润 与 、社会资本投资边际利润 与 、经济资本投资边际成本 与 、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成本 与 、经济资本竞争拥挤边际成本 与 、社会资本竞争拥挤边际成本 与 。这些因素一是不对称影响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经济投资策略 均衡水平；二是不对称影响 的变化方向；三是不对称影响 变化速度；四是实现特定变化的约束条件不对称（见表3）。由此我们有结论2。

结论2：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均衡由初始财富、经济资本投资规模、经济资本投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经济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拥挤等因素非对称决定。

（二）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博弈路径演化规律

返乡农民工创业动力竞争系统存在5个均衡点、2个稳定均衡点与1个鞍点，这使得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博弈路径演化十分复杂（见图1）。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初始状态组合不同，创业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均衡路径不同。当双方初始状态组合在 区域内部与 、 两线段上时，创业竞争博弈均衡演化为 ，即精英农民工只进行社会资本投资而普通农民工只进行经济资本投资，初始状态不同，演化路径不同。当双方初始状态组合在 区域内部与 、 两线段上时，创业竞争博弈均衡演化为 ，即精英农民工只进行经济资本而普通农民工只进行社会资本投资，而且随着初始状态的多样化，演化路径也多样化。当双方初始状态组合在 线段上时，双方创业投资路径都在 与 上，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都同时进行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创业投资演化均衡为 ，但随着二者在 线段上的初始状态不同，收敛于 均衡的路径长短也各不相同。因此，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投资制约因素发生变化时， 就会发生变化，从而改变农民工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均衡路径。

（1）农民工初始财富 、 影响均衡路径。因为 、 ，所以精英农民工初始财富增加不会影响自己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但会抑制普通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和增加其社会资本投资。 、 ，因此普通农民工初始财富增长不影响自己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但降低精英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投资和增加其社会资本投资。所以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初始财富增加会降低对方经济资本投资、促进对方社会资本投资，这使鞍点 向左向下移动（见图2），其结果一是返乡农民工越富裕，返乡创业社会关系投资越高，这是中国农村社会关系投资增长的重要原因，也是返乡创业农民工社会资本增加原因；二是 面积增加，农民工创业投资均衡收敛于 的概率增加，更多路径转向稳定点 ，而趋向于稳定点 的概率降低、路径减少，导致精英农民工投资社会资本概率增加而普通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概率增加，农民工创业投资路径进一步阶层分化，两类农民工社会资本积累发生分化。由此有结论3：

结论3：精英农民工或普通农民工任意一方创业初始财富增长不会影响自己投资路径选择，但将增加另一方社会资本投资创业路径选择偏好和降低另一方经济资本投资创业路径选择偏好，随着农民工财富增长，不同类型农民工创业投资路径发生阶层分化的同时，将普遍强化社会资本积累。

（2）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规模 、 影响均衡路径。 、 时 ， 时 、 ，可见精英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增长不影响自己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概率，却在 条件下使普通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概率增加而社会资本投资概率降低，而普通农民经济资本投资增长不影响自己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在 条件下却使精英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增加社会资本投资减少。二者博弈导致 向右上方移动（见图3）， 区域面积减少 面积增加，农民工创业投资均衡收敛于 的概率降低、趋向于稳定点 的概率增加，更多路径转向稳定点 ，而趋向于稳定点 的概率降低，导致普通农民工投资社会资本概率增加而精英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概率增加，农民工创业投资路径阶层分化加剧。由此推出结论4：

结论4：返乡农民工一方创业经济资本投资规模增加，另一方农民工有条件偏好社会资本投资路径，社会资本积累有条件增加。

作用下的博弈动态路径

（3）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收益边际成本因素 影响均衡路径。由于所以精英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收入与边际成本不会影响自己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概率，但普通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影响精英农民工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概率，从而影响精英农民工创业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投资路径偏好。 、 的经济资本投资偏好作用效应大于 、 经济资本抑制效应时，精英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概率增加而社会资本投资概率下降，其创业偏好经济资本投资路径。由于，所以普通农民工创业投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不影响自身投资路径偏好，但精英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投资边际收益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成本因素促进普通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概率增长，经济资本投资边际成本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收益因素降低普通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概率，普通农民工创业投资路径选择变化最终取决于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边际收入与边际成本净效应。当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因素作用效应使 增加 减少时， 向右下角偏离， 区域面积增加 区域面积减少（见图4），双方博弈趋向 稳定点概率增加而趋向 稳定点概率减少，精英农民工创业偏好选择社会资本投资路径而普通农民工创业偏好经济资本投资路径。所以有如下结论：

结论5：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因素非对称影响双方创业路径选择，农民工创业社会资本投资与经济资本投资路径选择具有多样性与差异性。

同样，根据表1，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经济资本竞争拥挤边际成本 与 、社会资本竞争拥挤边际成本 与 不对称地影响博弈对方的投资选择，因而也不对称影响创业投资均衡路径，为简单起见，这里不深入讨论。

（三）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规模均衡演化

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博弈均衡不同，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预期投资均衡不同。创业 均衡点，精英农民工全部投资社会资本，因此其社会资本均衡投资为 而经济资本均衡投资为0，普通农民工社会资本均衡投资为0而经济资本均衡投资为 。在创业稳定点 ，精英农民工社会资本均衡投资为0而经济资本均衡投资为 ，普通农民工社会资本均衡投资为 而经济资本均衡投资为0。在 均衡鞍点，精英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期望均衡为 、社会资本投资期望均衡为 ；普通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期望均衡 ，社会资本投资期望均衡为 。不难看出，精英农民工 时，社会资本投资期望均衡随 递增、随 递减； 时普通农民工社会资本投资期望均衡随 递减、随 递增，也就是说，精英农民工财富对社会资本投资均衡的影响依赖于普通农民{社会资本投资，经济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社会资本投资}策略的利润关系，同样，普通农民工财富对社会资本投资均衡的影响依赖于精英农民工{社会资本投资，经济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社会资本投资}策略的利润关系，策略利润差异与初始财富影响返乡创业农民工社会资本预期均衡，具体均衡水平因此出现复杂多态分布格局。

（四）政府与在乡农民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均衡影响

精英农民工和普通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博弈策略选择、均衡路径与均衡投资事实上还受政府与在乡农民的影响。政府一是对返乡农民工创业领域进行管制，限制了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空间，导致二者创业投资拥挤增加，引起经济资本拥挤边际成本 、 与社会资本拥挤边际成本 、 增加，进而影响二者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投资均衡；二是通过农村财政税收与信贷等政策，控制经济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从而影响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与投资策略均衡；三是控制社会组织等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的供给，影响农民工特别是普通农民工返乡创业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获得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影响返乡创业农民工创业投资意愿与策略选择；四是城市化发展与新农村建设战略影响农民工城市就业与返乡创业收入差异，不论是精英农民工还是普通农民工，都有返乡和不返乡的艰难博弈，直接影响返乡创业农民工规模、农村创业竞争拥挤水平与创业投资策略选择。鉴于政府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有多方面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因此政府最终影响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乡农民主要从三方面影响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返乡创业。一是在乡农民创业直接与返乡农民工进行创业博弈竞争，限制了返乡农民工创业空间，增加了返乡创业风险和降低创业成功可能性。二是在乡农民与自己保持良好社会关系的返乡农民工，提供社会资本乃至经济资本帮助，甚至与返乡农民工一起合作创业，对返乡农民工创业产生积极影响，改变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竞争优势关系，影响创业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投资策略与路径选择。三是在乡农民生产、产品与服务消费，为返乡创业提供了创业原材料与市场需求，推动返乡农民工创业发展成功。与政府一样，在乡农民的博弈竞争，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既有积极效应又有消极效应，而且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投资受到的积极与消极效应是不对称的，通常而言，普通农民工投资受到的消极效应要大一些，在创业竞争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返乡农民工创业是复杂而激烈的博弈竞争过程，创业博弈过程受农民工初始财富、经济资本投资规模、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竞争拥挤等因素的非对称制约，受政府战略、政策与在乡农民创业博弈因素的复杂影响。因众多因素制约，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时会结合自身条件、对方博弈策略、政府战略政策与在乡农民创业情况，相机进行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以赢得创业竞争。但双方相机博弈策略互动，使创业经济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不断发展演化，形成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发展双稳定均衡与单鞍点均衡组成的多稳定均衡博弈关系。在双稳定均衡关系中，一种稳定均衡策略是精英农民工只投资经济资本而普通农民工只投资社会资本，另一稳定均衡策略是精英农民工只投资社会资本而普通农民工只投资经济资本；单鞍点均衡关系中，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采取同时投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混合平衡策略。众多作用因素不仅非对称影响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均衡策略、投资均衡水平、均衡变化方向与速度，而且影响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路径选择，导致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具有多均衡性、多样性、多路径性、非对称性、初态依赖性与阶层分化性，创业呈现出复杂竞争发展局面。

政府必须根据精英与普通农民工创业发展的多均衡性、多样性、多路径性、非对称性、初态依赖性与阶层分化性，充分考虑在乡农民创业发展，采取针对性措施，实现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平稳有序发展。一是要大力加快城乡经济转型升级，拓展返乡创业空间的同时，加快返乡农民工创业转型升级。二是开放投资领域，有序推进农村国有经济与私营经济公平竞争，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公平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投资环境。三是做好整体创业发展规划，有序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统筹返乡农民工与在乡农民创业发展，防止农民工盲目无序创业与过度创业，以免农村创业竞争拥挤而使创业成功率过低，促进返乡农民工与在乡农民创业的可持续发展。四是加大农民工创业支持力度，鼓励支持精英农民工、精英农民创业的同时，要加大普通农民工与普通农民的创业扶持力度，防止少数普通农民工创业致贫。五是不同农民工创业博弈策略不同、路径选择存在差异，政府政策要有科学性、针对性与实效性，杜绝返乡农民工创业腐败与低效使用政府政策资源。六是开放社会组织，鼓励返乡创业农民工建立新型社会资本网络、经济资本平台，降低农民工创业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投资边际成本、提高投资边际收益，引导支持农民工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统筹平衡，防止创业陷入极端分化均衡。七是提高政府服务水平，政府要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安全、社会保障、金融信贷、信息供给、市场开拓、技术培训、创业组织、法律法规、税收费用等诸方面，增强服务主动性与自觉性，改进服务态度，提升服务质量，切实降低返乡农民工创业成本，提高创业质量。

参考文献：

[1]胡俊波。困境与突破：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理论分析框架[J ]。农村经济，2009（6）。

[2]胡雯、胡俊波、张毓峰。农民工返乡创业历史流变：阶段演进及内在逻辑[J ]。农村经济，2013（8）：97-101。

[3]黄振华。我国农民工返乡创业调查报告[J]。调研世界，2011（8）：36-39。

[4]白南生、何宇鹏。回乡，还是外出？――安徽四川二省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2（3）。

[5]辜胜阻、郑凌云、易善策。新时期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问题与对策[J]。中国人口资源环境，2008（9）：85-86。

[6]韩俊、崔传义。我国农民工回乡创业面临的困难及对策[J]。经济纵横，2008（11）。

[7]林斐。对90年代回流农村劳动力创业行为的实证研究[J]。人口与经济，2004（2）。

[8]赵曼，刘鑫宏，顾永红.民工返乡创业发展规律、制约瓶颈与对策思考―基于湖北省巧县 67 名返乡创业者的纪实调查[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8（11）： 72-73.

[9]刘光明，宋洪远. 2002.外出劳动力返乡创业：特征、动因及其影响――对安徽、四川两省四县位返乡创业者的案例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 （3）：68-71.

[10]李含琳.对我国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的经济学思考[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5）：1-6。

[11]纪志耿。资源与亲情双重张力下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四川模式”及其挑战[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2（6）：54-59。

[12]祝冲。投资社会资本―农民工求职过程的社会学分析[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 （人文社科版），2007（4）：13-17。

[13]安海燕、张树锋。农民工社会资本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5（4）：67-72。

[14]王春超、周先波。社会资本能影响农民工收入吗？―― 基于有序响应收入模型的估计和检验[J]。管理世界，2013（9）。

[15]谢勇。基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视角的农民工就业境况研究――以南京市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09（5）。

[16]郑少锋、郭群成：《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的影响因素―――基于重庆市 6个镇 204个调查样本数据的分析》，《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3期。

[17]陈文超、陈雯、江立华。农民工返乡创也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4（2）。

[18]韩俊。中国农民工战略问题研究[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年。

[19]安海燕、钱文荣。农民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投资行为影响因素分析[J]。农业现代化，2015（2）：219-224。

[20]董文波、杜建国、任娟。基于演化博弈的农民工返乡创业研究[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3（2）：58-63。

On Returning Migrant’s Entrepreneurship Game， The Equilibrium Evolution of

Returning Migrant’s Economic Capital Investing and Social Capital Investing

Lv Chenglun，

（Economics College，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410128）

There is a complicated gaming process of entrepreneurship between the elites of returning migrants and the common of returning migrants， which is affected by a series of factors such as the returning migrant’s wealth， the marginal revenue and marginal cost of economic capital investment and social capital investment， and competition congestion that affect returning migrant’s competition strategies， the choice of gaming path and game equilibrium ，and the speed of equilibrium investment， influencing on choice of path of returning migrants’ economic capital investment and social capital investment， cause the multi-equilibrium， diversity， multipath and asymmetry， dependence of initial condition，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he elite of migrant and the common of migrant who return the rural for entrepreneurship， lead to a complicated situation of returning migrants’ entrepreneurship. So all-level government should take different measures to overall move forward entrepreneurship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elite of migrant and the common of migrant who return home and peasants who are staying in rural.

英国农业论文篇8

2002年6月3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社会理论与比较史中心就此组织了一次争论双方参与的讨论会，参加者包括黄宗智、罗伯特·布伦纳、武雅士、艾仁民、彭慕兰、李中清、王丰、康文林及杰克·戈德斯通。下面即简要综述各人的主要观点，然后是笔者的几点评论。

一、 讨论会主要观点综述

此次讨论会虽然是围绕18世纪中（江南）西（英格兰）是内卷还是发展的分歧展开，但会上双方争论的实际是两个分开的议题，即一、从总体上综合讨论18世纪英格兰（欧洲）与江南（中国）两个经济体之间究竟是否存在分岔，亦即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还是在劳动生产率、人均产量、劳动分工、收入与消费等方面均基本相似或甚至江南更为领先？黄宗智、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彭慕兰与杰克·戈德斯通重点讨论的即是此一议题；二、中（江南）西（欧洲）人口行为的差别。前一议题的作者在各自的研究与评论中分别引用了不同学者对此的看法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这些学者包括武雅士（黄宗智、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等引证其观点）与李中清、王丰和康文林（彭慕兰、杰克·戈德斯通引证其观点）。

(一)两个经济体的比较

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18世纪英国与中国: 评彭慕兰〈大分岔：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认为，为了认证18世纪中国与欧洲的相似，彭慕兰没有认真对待近20年来西方研究18世纪英国的主要学术成就，即对可以简称为“五大变化”（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发展、人口行为转型以及消费变迁）的证实。他把这些革命性的变化尽量写成是内卷型（即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演变，同时又把长江三角洲经历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尽量写成是发展性（即劳动边际报酬递增）的变化，由此求得他希望的中英、中西等同。其实，英国的工业革命起源于上列五大趋势以及它们和英国煤矿业特早发展的巧合交叉，而18世纪长江三角洲则不见其中任何一个条件。它呈现的不是19世纪工业革命的起源，而是19世纪巨大社会危机的形成（其中症候之一即是穷人在生存压力下溺杀女婴）。中国后来进入现代经济发展的道路和英国完全不同：是通过社会革命来进行资本积累，而后通过农村的现代工业化来减低农村（部分地区）的人口压力。在与中国有关的实证上，彭书则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经验研究错误。譬如，他以为一匹棉布的生产过程中，要用3天来织布（并因此估计一个从事棉布生产的农妇收入会高于一个男雇工）。其实，织布一般只花1天，4天纺纱，余下来的是弹花、上浆等工作的时间。又譬如，他想象江南农民每人每年消费10匹棉布和2匹丝绸，甚是无稽。国外经济史研究倾向于轻视关于具体生产状况的知识而偏重时髦理论和书面数字，彭书正犯了那种错误[1] 。

针对黄的批评，彭慕兰《超越东西二元论：重新定位十八世纪的世界发展途径》多未正面回答，相反，他主要是对黄宗智的内卷化理论从实证到概念进行全面的否定，以进一步强调中（江南）欧（英格兰）18世纪的相似性及美洲原料与国内煤对英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彭认为在比较劳力集约时应比较单位总产而非每亩劳力投入（他认为如果在一亩土地上比别人多干一倍时间但多一倍收入，这不是内卷），在总计劳力时应将成年男女与儿童予以区分（他们的生产力不同），同时还应考虑确保食物的生产占全年劳动的时间（江南比英格兰少）。彭又认为植棉并纺织的日收入并没有黄所认为的那么低，且在前现代条件下，农业中平均劳动生产率总是极大地高于家庭纺织业，这与内卷没有关系。彭还认为黄的内卷定义“劳力边际报酬递减”对所有生产都适用（一位精心播种第一块地而粗心播种第二块地的农民并未陷入内卷化生产），并非中国经济的特别现象；内卷应该表示每天实际工资的长期下降，而这在中国不曾出现，却在早期欧洲有。他不认为18世纪江南存在人口压力。

针对黄就彭某些硬伤的批评，彭回答：其一，他对纺织工序中时间安排的误解并不影响其总的观点，即纺织收入高（经重新计算他认为织一天布的收入可抵够一人20或30甚至40天消费的大米）。其二，他认为不是江南所有人都是穷农民，布也不只是用来做衣服，而黄所依赖的徐新吾的资料大成问题。因此彭不仅坚持江南棉布消费与英格兰相似、糖也消耗相当（江南人均年消费10磅糖），且认为江南一般人吃得比一般英国人好。

最后，彭不认为易于得到煤与美洲原料乃大分岔的全部，但中／欧与江南／英格兰的比较表明此二因子被低估了，他认为是煤与蒸汽机的结合诞生了新世纪。煤在英国缓解了燃料危机，而江南仍靠植物燃料。总之，彭坚信18世纪后期欧亚大陆两端的经济有很多相似之处，不能把中国、欧洲纳回到完全分开的“发展的”、“内卷的”只存在对立的范畴。

但黄宗智《回到实质性问题：对彭慕兰就我的评论所作的回应的反驳》认为，彭与黄在18世纪长江三角洲内卷的事实上并没有真正的不同意见。因为在纺织业收入与种稻收入的比较中，彭把儿童劳力转换为成年劳力后得出的结论（1比2或3）其实是强调棉纺织业代表的是比农业低的劳动回报——而这正是黄的主要观点。小麦生产也是。但黄认为彭通过转移注意力的换算来掩盖他其实同意黄的方面，比如彭指责黄把总劳动投入与总产弄混，但黄认为他说的只是劳动投入的差别，没有说回报也有同样的差别；又如彭没有注意到人均消费（含小孩）（2石）与成人平均消费（3石）的差别及粮食消费与维生所需（含粮食及其它）的差别。

从实际生产条件出发，黄认为要比较江南水稻生产与英国小麦生产就得比较稻与麦或米与面粉，要比较两者农业就得考虑英国的动物产品（折算成谷物当量）而不能只将英国谷物生产与江南粮食生产相比（江南乃谷物农业），比较两者还得考虑农场规模的巨大差别（江南农场只及英国的1%）。黄认为彭无视差别而强求两者相似的作法也表现在处理英国的种种巨大变化上，包括农业革命（18世纪英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翻番，江南则下降）、新城市化（英国中小城市增加）、原始工业的革命（英国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江南仍留在农家且为农业的辅生产）、消费革命（英国出现更多的农产品及农村对城市产品需求扩大）等。黄因此质问：如果18世纪长江三角洲劳动生产率真的下降且贫穷压力明显（溺杀女婴、售妻女等），而英格兰却有大量长江三角洲没有的变化，包括农业劳动生产率翻番、城市人口增加（三倍于江南）、原始工业增加（江南仍留在农户内）、急剧的消费变化、煤的极早发展……彭对所有这些并不反对——那么如何使人相信这两个经济体保持大致相等？黄强调指出这种只注重数字运算而忽略当地情况（生产与生活条件）的研究方法会导致大量严重的错误；他的比较也因此注重的是农场大小、劳动投入、作物组合、肥料使用、技术、产量等实际生产条件，而不是其它。

上述比较侧重中国史方面，罗伯特·布伦纳与艾仁民《英格兰与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分岔：财产关系、微观经济学与发展型式》则侧重从欧洲史角度出发进行比较。他们认为英格兰与江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体（英格兰本身的社会经济制度从早期近代之初就已与中世纪不同）。两者面临完全不同的限制与机会，因而各自采取不同的经济策略或经济再生产方式而导致不同的发展型式。1500—1750年间英格兰农民为竞争租佃而作出其生产决定，由此而迫使利润最大化。农民被迫寻找增加总产同时降低劳动投入的途径。农民视大农场为更有效而不愿通过使用更多的劳力而降低利润。农民经济条件差时晚婚、独身多；田块日益集中，劳动生产率提高；英格兰农村农工结合是为谋利，等等。表明它所经历的是斯密式经济演化。

而同期江南农民往往拥有部分或全部的产权（永佃权、田面权等），缺乏真正的租佃市场，地租由政治、非由市场竞争决定。地主攫走约30—40％的收成却无意投资农业。佃农不追求利润最大化。农民为续香火而早婚、求多子，但田产多子均分。人口压力日增而田产日小，结果只有投入更多的劳动以求最大的毛收入，劳力集约。糊口的同时每日劳动力产出下降，剩余积累少。长江三角洲农工结合是为了生存，等等。它所经历的是马尔萨斯式经济演化。他们认为在1500—1750年间，两个经济体的发展途径已经分岔。从1750年至1850年则是此前发展路径的延长。按世界史标准衡量，18世纪后期英格兰已是发达国家（1800年时英国已不再是农业国），而长江三角洲变得更穷。作者还指出英国可以从欧洲大陆获得其所需要的原材料，而国内也不存在燃料危机。从而从根本上否认彭所谓英格兰与长江三角洲约1800年之前没有分岔，而约1800年的决定性分岔来自于英国得到了美洲的原料与英国国内的煤供应的观点。

对于罗伯特·布伦纳与艾仁民的批评，彭慕兰《对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的批评的回应》几乎予以全面否认，首先，他否认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有关英格兰与江南经济体差别的某些陈述，如他否认英国有市场竞争的租佃市场，否认英格兰低生育率与社会产权系统之间的联系，否认英国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之间的必然联系等。他认为是总人口的增长而不是农业中分流出的人口为新工业提供了人力，而且这种“释放”量也比江南强不了多少；英格兰地主从农业中获得的利润并没有都投资在工业上；江南也有非常活跃的土地市场；1500—1750年间英国土地所有权比江南更集中；等等。其次，彭也反对江南在人多地少压力下为糊口而投入劳力更集约的纺织业生产的说法，他认为即使那些要把稻谷收成的1/2交租的佃农，其剩余（1800年时5口之家人均4石米当量）仍超过最低生存所需（人均2石）；且从纺织中所得不比农业中所得低。江南纺织扩展的原因与在几乎任何地方一样，是比较优势使得江南能进口长江上中游的米而生产其它东西。第三、彭从根本上否认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以农业产权关系解释江南、英格兰经济1750年时巨大差别的观点。他认为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的指数只能比较趋势，不能比较某一特定时间的生产力水平。相反他反复强调以人均农业产出与单位劳动产出而言，18世纪的英国农业无甚优势，不少方面反而是江南占先：人均农业产出——1700年江南人均产出为1409磅小麦当量、英格兰为1260磅小麦；1800年江南为987磅小麦当量、18世纪末英格兰为1121磅小麦。单位劳动产出——1800年英国农民每天产出是0.21石小麦、江南农民是0.20米（谷？）当量。每劳动力产出——明末至清中期江南每劳动力产出增加30％，而英格兰1600—1850年增加为43％，大致接近。因此彭认为1750年两地劳动生产率的大分岔不存在，考虑到江南的高土地生产力，说江南农业在总体上占优势仍是合理的。总之彭认为迟至1750年，英格兰尚不如江南。真正的大分岔始于1750年，更多的是在1800年后，且来自于农业之外。

杰克·戈德斯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黄宗智、彭慕兰、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争论的评论》以貌似第三者的角度提倡各种社会之间、长时段的比较，他的主要观点是认为英国并没有农业革命，但长江三角洲有，或至少存在农业生产的“繁盛”。他认为长江三角洲的农业生产水平在1800年前从各个方面衡量都比英国强：1750年长江三角洲农业人口人均主粮产出（6.32石小麦当量）高于1700年的英国（4.62石小麦）；1750年长江三角洲总人口人均主粮产出（3.53石小麦当量）高于1700年的英国（2.36石小麦当量？）。亦即1750年长江三角洲劳动生产率比1700年英格兰高50％。1750年长江三角洲只有极小部分农田弃稻植棉，绝大多数农家仍以产稻麦为主，且仅靠此即可维持高于糊口水平以上多得多的生活水准；1750年长江三角洲只用了38％的务农人口就可以养活全部人口（如加上交租量、第二季作物、豆油菜等消费），劳动生产率比英格兰高。此水平英国1800年才达到。他重点指出在户均耕地减少的情况下，长江三角洲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是扩展双季栽培、使用牛耕、大量施用肥料（特别是饼肥）的结果。1750年时江南农业生产有极大剩余。这有助于支撑此期内长江三角洲迅速增长的人口。但1750年到顶点后即急剧下降（因没有新的技术改进）。工业化之前英国、中国不存在大分岔的发展途径。但他反对彭有关美洲原料与英国国内煤对英格兰经济发展作用巨大的看法，他认为是科学技术（特别是蒸汽能源作用）而不是其它（农业、可利用资源等）促进了英格兰与世界其它农业经济的分岔。

黄宗智《十八世纪长江三角洲有农业革命而英格兰没有？》主要针对杰克·戈德斯通涉及中国方面的问题，亦即他认为有革命性变化的地方（牛耕、肥料、双季栽培）及妇女参与农业生产的变化作出回应，说明杰克·戈德斯通认为英国没有农业革命而长江三角洲有（或至少存在农业生产的“繁盛”）的观点之不成立。首先，杰克·戈德斯通认为晚明江南农业中没有用牛而清中期用牛普遍。黄认为他的这一错误主要在于依赖李伯重著作所引《天工开物》的孤例。其实宋应星讲的是太湖盆地中央桑稻农作区，土壤湿润、人口密度又高，因此牛耕不普遍；但其它地区在明清时期牛耕其实一直很普遍。他是把两种不同局部地区间一直存在的差异转化为整个地区不同时间的对立比较。其次，杰克·戈德斯通认为江南从1600年双季栽培很少到1750年无处不在，耕作制度发生急剧变化。黄认为他在此是把明末140％的复种指数说成双季栽培“很少”，而清初170％的复种指数被说成双季栽培“无处不在”。再次，杰克·戈德斯通认为增施肥料（饼肥）主要是为了补充双季栽培条件下土壤养分的损失（而不在于将已有的产量提高多少，即没有认同李伯重饼肥施用带来了肥料革命的观点），否则在同一块土地上一年收获两季会很困难。黄对此表示认同。最后，杰克·戈德斯通认为江南发生了妇女参与农业生产的剧变：明代妇女分担所有农活，而清中期性别分工明显——男人干重农活、女人纺织。黄认为他所依赖的仍是李伯重的书，但李并没有这么提。妇女实际是一直参加各种劳动的，即使是以后纺织的兴盛也没有出现如此明显的性别分工变化。在黄看来，杰克·戈德斯通所谓1750年长江三角洲农业生产有极大剩余的说法显然不存在，他想象中的江南农业（除了肥料部分之外）要么夸大其辞、要么不存在、要么误解，他对农业的理解完全不能令人相信。

(二)中西人口行为的比较

武雅士《晚期存在生育控制的证据吗？》表示，他虽然接受李中清、王丰、康文林等人对中国人口行为基本特征的表述，但对他们的证据及对低婚内生育率的解释有不同看法：武认为他们的资料贫乏（主要材料为清皇室户口册薄、清辽宁道义屯户藉及1982年对3万妇女进行的1％人口生育率调查），低估出生率，其结论对中国没有代表性（如清皇室成员是城里人、不从事生产、满族，而绝大多数中国人住在农村、为生计辛劳、汉族；又道义农民为汉人旗民，系国家仆役，且存在资料不全的问题）等。武全面否认李中清等人的主要观点，即大多数中国夫妻采用晚生、早停生育与生育间隔长等方法（均相对欧洲而言）来有意控制生育。他认为中国家庭绝对不会限制而是力求多子（如通过早婚）。20世纪初调查表明中国的生育率至少是每妇女生7.5人，而大量以族谱为基础的研究表明1900年前中国生育率变幅为6.77—9.19人。武认为中国婚内生育率低于西欧部分地区的主要原因是贫穷：营养不良、没钱治病、干重体力活及因经济原因而异地分居等。最重要的经验证据包括作者在1980—1981年亲自对中国8省582位育龄妇女的访谈。作者反对中国夫妻比欧洲夫妻晚生（头胎迟）是刻意的推迟，相反中国夫妻总是想早生孩子。他对头胎迟的解释是早婚、晚潮、及未成年母亲小产率高等；早停（停止生育）的主要原因则是贫穷导致的营养不良。作者同意中国夫妻生育间隔比欧洲夫妻长，但没有那么长，而原因仍是穷而非有意减少同房次数（有意控制）。总之，他认为中国夫妻有意控制生育率之说根本不成立。

李中清、康文林、王丰《现实性抑制还是中国式抑制？》通过计算机模拟的方式认为如果武雅士中国妇女生育率为7.5的观点（黄宗智引用）成立，则中国人口在1700年至1900年的200年间会从2亿飙升为近100亿。这没有发生，也不可能发生。因此武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就黄认为18世纪中国的社会危机及普遍的溺杀女婴对中国人口增长的负面影响的说法，他们反对死亡危机特别是饥馑在抑制中国人口增长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的观点。他们认为这些危机既不是人口过剩的产物，也对长期人口增长没有影响。相反他们的研究表明，长时期内中国死亡率是相对稳定的。至于溺杀女婴，他们认为他们并未否认穷人及灾时更趋向溺女婴，但他们强调的是不光是穷人、也不仅是在危机时才溺女婴，而溺女婴对中国人口规模长期波动的影响则有待更多资料的证实。在他们看来，对长期人口规模调节起最重要作用的可能是有意调节婚内生育率。因为大量研究表明中国历史上总和已婚生育率（从清室的5.3到20世纪台湾的6.5不等）均比欧洲历史上的婚内生育率（8—9）低。新马尔萨斯主义认为中、欧婚内生育率类似及中国人口系统由死亡率内卷变化决定的观点站不住脚。而且近300年虽然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但却慢于世界人口增长，因此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渐降。这也是老马尔萨斯主义难以解释的。中国人口发展的独特轨迹最可能是个人和家庭有意识的行为积累的结果。对此，武雅士认为：第一、李中清等人在进行计算机模拟测算时误解了他的数字的意义，他讲的是总和生育率，不是总和已婚生育率，两者当然有差别；第二、针对他们对其样本过小（主要是他本人的实地调查）的批评，他提出了别的地区的例子进行回应比较。黄宗智则认为，李中清等人的计算机模拟测算中没有考虑溺杀女婴，这被当作“产后堕胎”处理而被排斥在生育率与死亡率的计算之外，如果算入的话，结果完全不同。不能仅凭数字游戏反驳别人通过实地调查得出的结论[2] 。

二、几点评论

交流的目的是为了求同存异，加深理解。但此次论争双方并未形成多少共识，反而是更加强化了各自的观点，也就是各自观点的分歧更鲜明、对立。产生分歧的有不同的史实（如黄认为彭根本误解了江南纺织业生产的劳动时间分配），也有对同一历史现象的不同理解（如针对中国人口婚内出生率低的现象，李中清等人的解释是存在人为控制，而武雅士则认为是受制于以贫穷为主的其它社会经济原因）。双方均力图从实证、理论两方面证明对方观点之不成立。胜负对错读者自有明鉴，但就讨论会本身而言，则存在避实就虚不直接回答问题的毛病，有的被批评者并不认真对待批评者提出的问题，反而是王顾左右而言它，强调自己被批评者批评的观点。听众在更多时候觉得大家在各说各话，并未形成对实质性问题的讨论，更谈不上形成什么共识。这是非常令人失望的。

这场争论不仅仅是不同理解间的争论，更是两种研究学风的较量。虽然都力图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但各有侧重。其中如黄宗智曾多次赴长江三角洲实地调查，并特别重视发掘、谨慎地使用原始中文资料；而武雅士更不断强调他曾从南到北走访过数百位中国妇女（没有谁比他访问得更多），他们在结合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形成自己对中国历史的解释。李中清等也作了长期的实地调查并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因此黄宗智对这些资料本身并无异议，他批评的是李中清等人对这些资料的使用与解释）。但彭慕兰对江南的理解主要是建立在二手文献的基础之上，因而出现被黄宗智认为属于无稽的硬伤，这些错误本不该出现。至于戈德斯通根本就对江南农村缺乏感性认识。他在唯理论上也表现得最明显最突出，他的目的是建立一套反西方中心论的学说，彭慕兰等人有同样性质的研究无疑给他极大的支持，于是曲解加误解演绎出一段并不存在的江南农业史。

这一特点说到底是对具体生产条件的不同态度。黄宗智对彭慕兰的批评主要即是认为彭忽视了具体的生产条件，而对生产条件的重视则是黄一以贯之的特点。因为在他看来，农业史研究脱离了生产条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典马克思主义比较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黄则进一步强调生产条件（conditional production），这可以认为是对马克思经典经济学的一种重要修正。所谓生产条件就是在有限条件下的农业生产。在黄看来，农业生产在很多情况下是不能用价值、价格等东西来度量的。而这种偏重理论与数据、轻视具体生产状况的知识的作法正是西方学术界的时髦。他认为国内经济史研究也受此影响而有忽视生产实际研究的趋势，他呼吁国内研究者要重视自己的传统，尤其是农业史研究与农学史研究的传统，亦即生产实践研究的传统[3] 。所以黄的长篇书评所强调的主要是经验论证问题——这既是立论之基，也是彭书的核心。黄讨论的重点即是具体的生产条件，如农场大小、劳动投入、作物组合、肥料使用、技术、产量等，而较少讨论价格等其它因素。另外，大量研究已经表明，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不能盲目套用西方经济理论进行解释，如果过于拘泥所谓经济学“常识”认为边际报酬太低时农民就不会投资（劳力资金），则中国农民恐怕都要在家里喝西北风了。

对不熟悉江南农业史的读者来说，这场争论引发出来的问题之一则是谁更接近18世纪江南（中国）农村的真实。虽然双方都有各自认为可靠的材料以为经验认证的基础，但却存在谁的事实更客观的问题。绝对复原“客观”的历史是不可能的，对历史事实的了解也随材料的不断发掘而深化，但历史也不能是随意的想象（为符合某种理论而度身量做、曲解史料等）。一户18世纪江南农户（5口之家）每年消耗50磅糖、用掉50匹布、10匹绸？且其中女的因纺织收入还比男的高出许多倍？任何一个有过在中国农村生活经历的人一定会纳闷二、三百年前这种农家存在的可能性。难道江南农民也在茶里放糖吗？或者每年都换一床新棉絮、做一套新棉衣——否则那么多的棉布如何消耗得了？如果妇女单纺织其收入就是男人的许多倍，为什么（正如讨论会中一位听众提问的那样）男子不去纺织？他们都蠢笨至极？

产生这种虚幻的境象涉及到如何解释中国历史（符合中国经济发展）及美国学界提倡标新立异的研究作风（力求与以往研究不同）。中国经济近年来的高速增长激发学者们去寻找其根源，而东亚研究又与其经济发展有微妙的关系，上世纪中后期当日本经济已走向世界前列时，有学者开始认为日本19世纪甚至更早就与西方一样了，所以它能成为非西方社会中唯一成功西化的国家。现在中国经济地位日益强大，也有人开始认为中国与西方原来其实也没有大差别。而标新立异、以提出新的理论为胜更是典型的美国学风，正是在这一风气的影响下，美国中国学（至少在解释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方面）新人辈出、新说纷呈，从冲击说到内卷化到分岔论代表了不同的阶段，然而越来越偏向理论的趋势却未能与重视生产条件更好地结合，所以引发大量对基本史实及由此派生出的解释的质疑。就学术发展而言，质疑、争论是好事。这也是保持学术活力的重要前提。

彭慕兰此作是弗兰克《白银资本》等类著作的延续，他们的总基调是18世纪前中国（江南）与西欧（英国）经济并无大的不同。但农业在1850年以前的西欧及20世纪以前的中国基本上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因此比较两者的经济不能不提农业。然而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完全没有涉及农业，该书虽曾喧嚣一时，但推波助澜的并非经济史学者，因为中国的经济史学者对他的观点毫无兴趣。他们认为弗兰克认证的不过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4] 。但彭慕兰的《分岔论》则以农业为重点，且比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具体得多，他不仅利用了不少有根据的材料，而且直接挑战不少中国学者普遍认同的见解。但如果说江南农业并不比英格兰农业更劳力集约，则等于是否认中国学者的既有研究成果，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就要改写。这与接受李中清等人的观点等于要改写中国人口史乃至中国史一样。对李中清等人的观点，国内人口史学者如曹树基已先期作出了的回应[5] ，有关彭慕兰等对中国农业史的理解，国内的经济史界尤其是农史界应该对此作出积极的回应，毕竟他们是最应该提出自己看法的人。国外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不可避免地牵涉到中国本土学者的研究，此次争论双方莫不如此。这又涉及到如何对待中国本土学者研究成果的问题。有的人大量引用中国不同学者的研究并表现出相当的尊重；有的人则仅有选择性地采用个别人的研究而置其它多数人的研究于不顾，或认为这些研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既然大家的比较以相当篇幅涉及农业问题，各位就应注意农业生产的有关知识，这并不需要历史学者一定也得接受农学知识的培训，但参考农学界、农史界已有的成果并非难事。如果参考了这些著作，有些所谓的争论可能根本就不成立。比方说有关肥效递减的问题，这早已不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又如豆饼的施用，并不是想当然的直接扔在田间，因其系高效有机肥，未腐熟前不能直接施用，否则作物非但不能吸收反而会因在田间腐熟而烧坏作物。因此施用前先须将豆饼打碎，然后堆起来发酵，并里外翻动多次，过几天等充分发酵后方可施入田间。考虑这些工序后对施用豆饼的用工显然与直接施用有不同的理解。在此方面，黄宗智对中国农史学界的研究成果表示出充分的尊重。他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及《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都特别倚重国内农史研究的成果。

不过，彭慕兰其实是将中国史放在世界史视野中进行考察，进行这种欧亚大陆的大跨度比较也许只能主要依赖二手文献，或者因为研究者的某些个人原因而难以进行必要的一手调查而不得不选择依赖二手文献，所以彭慕兰与杰克·戈德斯通大量依赖李中清等人的清代人口史研究与李伯重的清代江南农业史研究成果。只是引证者可能因此忽视了被引证者想要强调的主题。如李中清等人要证明的是中国、西欧人口行为如何的不同，他们的目的是要提出自己的一套对中国人口史的解释。而彭以他们的研究为基础要证明的却是18世纪两者经济如何的相同。如果说不同的人口行为与相同的经济结果并不一定矛盾的话，在农业方面即中西比较的核心方面出现的不同就令人困惑了。在杰克·戈德斯通看来，李伯重无疑是清代江南农业史的唯一权威；彭慕兰虽然引用了更多的二手研究，但在他看来，任何人的研究差不多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唯有李伯重的研究几乎无可挑剔（这一点恐怕李伯重自己也不敢首肯）。而且，在《江南农业发展1620—1850》一书中李伯重所要竭力证明的是中国与西欧如何地不同，他以此想要表达的概念也是不能用西方的一套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可彭以他的研究为基础却拼命证明1800年以前中国与西欧并无不同。是不是说李伯重所强调的不同只是1800至1850年所发生的事呢？不能否认50年可以有很大的变化，但这并不是李伯重的本意，他要强调的是中国明清以来的持续发展（而非如西方学者认为的长期停滞）及中国与西欧的不同，他提倡的是要用不同的理念来理解中国。因此他甚至批评黄宗智的研究（其研究被公认为是最“中国式”的研究即用中国的资料解释中国历史，提出符合中国的模式解释）也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物。反倒是彭慕兰、杰克·戈德斯通等人大量利用他的研究成果却得出了中国与西欧在1800年前并无大差别的结论。这多少有点讽刺的味道。

此次论争文章还有一个特点即是双方在行文中有不少简单但量大的演算（虽然不是经济学上的复杂数学运算），这种量化无疑可以提高表述精度、增强说服力，这也是国内学者要加强的地方。但唯数字是否走向另一个极端？尤其是当这些数字掺入太多的不确定成分时（即一个又一个的假设）？比如经计算得出中英劳动回报率相同且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时就反而令人有不精确之感。如果大量貌似精确的计算所得出的总的结果乃虚幻的境象，这种计算又有多少意义？另外，历史研究有时并不能全靠数字统计，而且并非什么都是可以量化的，当一般说中国历史上因生态变迁而导致老虎大象等动物分布范围不断缩小、数目不断减少时，人们并不能提供每年减少多少头、只的数字。这一结论主要来自相关文献的文字描述，但谁又能否认此种描述的真实性？如果某人碰巧得到一份皇家狩猎园的记载说明其中的老虎数量其实是在不断增长，这一准确的局部数字记载能上述靠文字描述得出的总的结论吗？

这同时也牵涉到局部与整体的比较。为什么某些单个例证就可以用来表示一个时代或甚至几百年间全江南或甚至全中国的情况？今日上海的发达可以代表全中国的水平吗？如果一则研究指的是上海如何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另一则研究说（包括全体农民在内的）中国仍处在较穷的欠发达阶段，为什么一定要用一则研究的结果去否认另一则研究的结果？因为两者说的都是实情。还有比较的标准或一致性问题，象杰克·戈德斯通那样把不同时段发生的事拉在一起比较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

各方在挑战对方时另一较普遍的现象是指责对方对原材料的误解、曲解或遗漏。作为历史研究对原材料的理解是最基本的方面，如果在这方面出现硬伤肯定要严重影响其研究质量。另外彭等人选择自己中意的二手资料时往往指责别人使用的成果是旧的，但历史研究并不表示新的就是对的、好的。而要看这一研究所依赖的材料的可信度及其结论的可信度。

最后，此次争论也引发对研究方法的思考，究竟是凭想象的纸面推论还是从实地考查中得出的结论更有说服力、更是研究者应该努力的方向？争论中有些非常实质性的质问并没有得到回答，答辩者反而是回避问题而从别的方面来反复强调自己受到批评的观点而不是力图拿出更多的实证来。究竟是需要无视实际、惊世骇俗的理论，还是提倡没有理论光环但材料详实的实证研究？

这是一个看起来答案简单但实际上见仁见智的问题，争论双方的文章本身对此已经表现出各自的偏好。所以讨论会虽然结束了，争论绝对没有终止，论战双方及其支持者之间的争论肯定还会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场合继续下去。从大的方面看，此次争论也不过是长期以来有关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争论的延续，只是进入了新的阶段而已，并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这一争论不仅引起了中国研究学者的兴趣，而且引起欧洲史学者、世界史学者的兴趣，从而有助于扩大中国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这对整个西方中国经济史研究乃至中国学来说都是好事（而国内学界同仁肯定也能从中学到不少东西），它将推动该领域学术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

注释

[1] 该文已译成中文，中译文全文发表于《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2] 此段中武雅士与黄宗智的观点系讨论会上的口头反驳。

[3] 此系笔者与黄宗智先生的个人交流。

[4] 秦晖：《谁，面向哪个东方？——评弗兰克：〈重新面向东方〉，兼论所谓“西方中心论”问题》（未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