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安全论文范文

国际关系安全论文篇1

关键词：安全理论；集体安全；东北亚安全模式

中图分类号：D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1-0026-01

东北亚地区选择何种安全模式 ,是事关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大问题 ,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一、安全理论与集体安全理论

1.安全理论 什么叫“安全”,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处于什么情况下才算作安全，历来颇有争议。多数学者认为只有一国在客观上不存在危险的威胁，主观上不存在对危险的恐惧，该国才是安全的。当然，国际关系中所说的危险，通常指对国际关系主体生存与发展会造成一定伤害的力量或情势。事实上 ,只要国际社会本质上依然处于无政府状态 ,这种危险就会一直存在 ,安全问题也将一直存在。在缺乏一个绝对权威的情况下 ,国家为了保证安全 ,除加强自身实力外 ,很自然地倾向相互组成国家集团 ,希望藉群体的力量增加维护自身安全的系数。这种安全集团组成的安全模式最常见的是“联盟安全”。联盟容易造成所谓的“安全两难”的问题，即联盟集团之间往往互不信任 ,一个联盟集团为了增加对抗其他敌对联盟威胁的能力，会不断增加自身军备实力，但这种行为又为敌对的联盟视作对自身的威胁，于是相应地扩充军备，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是各方的安全系数都下降。

2.集体安全理论 所谓集体安全 ,指的是一种特殊的国际体系 ,在其中的每一个国家都承认其他国家的安全就是所有国家的安全，他们同意并且愿意对侵略者作出集体反应。集体安全模式的基点在于安全不是个别国家而是所有国家的共同的事情 ,每一个国家都像一个大家庭中的成员一样关注和捍卫其他所有国家成员的安危。简而言之，在集体安全模式下，对一个国家的战争或战争威胁将被视为对所有国家的战争或威胁 ,它将受到其他所有成员集体地反对和惩罚。集体安全的第一次重大实践就是国际联盟 ,《国际联盟盟约》第 11 条明确宣告:“任何战争或战争威胁 ,不论立即影响任何联盟会员国与否 ,兹特宣告其为与联盟全体有关之事 ,联盟应采取其认为明智有效之然后行动 ,借以确保国际和平。” 第16 条更具体规定:“联盟会员国如有不顾本盟约而从事战争者 ,则据此事实即应视为对所有联盟其他会员国有战争行为。”然而国际联盟失败了 ,它既没有能保护其会员国的安全 ,也没有能维护世界的和平。二战后 ,在国际联盟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联合国 ,继承和发展了集体安全的思想。联合国在组织形式、行动方式、权力配置上都将集体安全模式进一步完善起来 ,但不幸的是 ,实践证明 ,集体安全模式在联合国的实践又是一次败多成少的实践。

3.集体安全理论的困境 集体安全模式是与理想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正如著名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所言，集体安全作为一种理想是毫无瑕疵的 ,它确实为在一个国家的共同体中执行法律提供了理想的解决办法。然而 ,集体安全作为一种安全模式没有获得成功 ,这不仅是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使然 ,也是集体安全模式本身的缺陷使然。这一点 ,汉斯•摩根索作了精辟的分析 ,他认为集体安全是建立在三个假设的基础之上: 1 有压倒优势的力量来威慑或反对任何潜在或现实的侵略者; 2 所有成员国有共同的安全观念; 3 成员国必须将它们冲突的政治利益从属于所有的成员国集体防务所界定的共同利益。然而，以往的经验和国际政治的一般性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可能出现这种形势。因此要实现集体安全，实在为时过早，太有“乌托邦”色彩了。

二、东北亚建立集体安全模式的可能性

ピ诙北亚地区建立集体安全机制的倡议也由来以久。然而要在东北亚地区选择带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集体安全模式只能是纸上谈兵 ,集体安全模式在东北亚地区所面临的困境较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大。

ナ紫龋集体安全模式需要成员国之间少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而东北亚地区存在众多的结构性矛盾和立场根本对立的问题。东北亚地区的矛盾呈现综合性、复杂性、对立性等特点，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要达成强机制的集体安全模式无疑是不现实的。如日俄北方四岛问题无论如何解决，对于未获所有权的一方都是明显的损失，哪怕各分其二，也是双方都不满意的。还有近年来热点的朝鲜核问题，也成为影响这一地区各国之间关系的棘手问题。

テ浯危共同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等“软力量”对形成集体安全具有很大的催化作用 ,但东北亚地区则缺乏这种基础。东北亚地区虽然有共同的文化渊源 ,如儒家文化在中、韩、朝、日、蒙都占有很大的影响 ,历史上也曾形成过“中国中心主义”的朝贡体系 ,但是步入近代后 ,随着俄罗斯从欧洲扩张到东北亚、日本的“脱亚入欧”式崛起、美国的介入与中国的式微 ,使得东北亚地区集佛教、儒教、道教、东正教、基督教等于一身 ,犹如一盘大杂烩 ,我们虽然不能妄加断言将形成“文明的冲突”,但是要实现文明的融合也实属不易。而从意识形态上看 ,东北亚地区更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缩影 ,既有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又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坚力量 ,还有处于转轨之中需要重新定位的国家。这多方面的差异性 ,决定了东北亚在实现集体安全模式上必将面对更多的曲折与困难。

プ詈螅政治军事方面的集体安全的实现需要区域经济一体化来推进，东北亚地区目前缺乏这种动力。东北亚的现实是连一个国家的经济共同体都没有形成 ,遑论建成全区域的经济组织。中、日、韩三国尚未形成经济共同体 ,政治共同体的集体安全体系的形成只能是更遥远的事情。

三、结论

ビ梢陨戏治隹梢钥闯 ,东北亚地区还不能形成组织严密的安全机制 ,只能先建立松散的安全安排。这是切实可行的 ,也是实现东北亚长久和平的必经之路。具体地讲 ,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积极创立覆盖全区域的多边安全对话场合; 2 不拘形式地开展各个层次的非强制性安全对话和合作;3 从形成“对话的习惯”入手 ,逐步地加强多边机制建设，包括信任机制、合作机制、预防性外交机制等 ; 4 努力挖掘和倡导东亚传统文化的积极影响和作用 ; 5 加快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或经济共同体 ,采用“以经促政”的方式推动东北亚的安全合作。

おげ慰嘉南祝

[1]詹姆斯•多尔帝,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 年版.

[2]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3]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卢明华、时殷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 年版.

[4]王德华:《列国争雄与亚太安全》,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版.

国际关系安全论文篇2

关键词：“安全困境”  现实主义   理想主义   新自由主义  化解

作为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焦点之一，“安全困境”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中用以解释国际紧张关系、对立乃至冲突形成机理的一个基本概念。对于国际关系如何超越“安全困境”，理论家们长期争论不休，并且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理论

“安全困境”思想最初萌芽于古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已有所述，“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力量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1。尔后，许多现实主义政治哲学家在描述国际政治现状和解释国际政治关系时，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安全困境”的思想。近代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阐述了国家学说，他认为政治家的职责在于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以此论证了统治者为了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合法性，从而把政治和道德分离开来。霍布斯继承了马基雅维利现实主义的传统，认为强大的权威是终止人类无休的斗争的有力武器。马克斯·韦伯也深入研究了政治和国家理论，他把对权力的追求当做政治理论的核心。可以说，现实主义先驱们的国际安全理论为后来现实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来源，并且使现实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首先对“安全困境”概念进行详细阐述的是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Herbert Butterfield)和美国政治家约翰·赫兹(John Herz)。

巴特菲尔在他的《历史与人类关系》中描述了“安全困境”，把“安全困境”叫做“霍布斯主义的恐惧”（Hobbesian fear）。他认为战争往往发生在那些刻意避免冲突的国家之间，正是刻意的避免行为导致了战争的发生。即使是在均无有意伤害对方的双方之间，战争的悲剧依然会上演。“即使没有任何一个蓄意出来危害世界的大恶人的干涉，历史上最大的战争也可能爆发。它最有可能在两个急于避免任何冲突的大国之间爆发。”2

赫兹则在学术界第一次使用“安全困境”术语。在1950年发表的《自由主义者的国际主义与安全困境》一文中，赫兹首次提出“安全困境”概念，随后又在1959年出版的《原子时代的国际政治》一书中更为系统的阐述了“安全困境”对国际政治发展演变的影响。赫茨认为，“‘安全困境’或‘权力与安全困境’是一种社会状态，在这种情势(状态)中，权力的单元发现他们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是并肩存在，在它们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威把行为的标准强加给它们，从而使它们互不攻击。在这种情况下，由相互猜疑和恐惧而产生的不安全感驱使这些单元去争夺更多的权力以获得更大的安全。但这种努力证明有违自己得到安全的初衷，因为十全十美的安全最后是不可能得到”3。每个独立主权国家都是独立的权力单元，每个单元相当于独立平等的单子。但是，这些单子之间没有像莱布尼兹般的来自上帝的前定和谐，它们是浑然无序的，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中。谁也不相信谁，谁也不听谁，没有强大的权威作为它们行为的统一标准，存在于它们之间的却只有猜疑和恐惧。为了求得生存，只得时时防备，并提升自己的实力。殊不知，越是防备，获得的安全感却越少。

“安全困境”概念被巴特菲尔和赫兹提出以后，它越来越受研究者的关注。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许多研究者诸如罗伯特－杰维斯、杰克－史奈德、阿兰－柯林斯等都发表了相关论文阐述了“安全困境”观念。

现实主义以人性恶的前提假设出发，对伦理道德持怀疑主义的态度，坚持政治与道德的划分，否定伦理在国际关系上的作用。它“对人性和政治权力采用现实的态度，以一种现实和历史的方式去看待涉及国家利益的国际问题，并在此过程中尽量克服理想主义和道德伦理主义的干扰”4。现实主义把道德从政治理论中剔除的做法必然导致对建立国际间合作和信任机制可能性的否定。而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环境中，由于国家之间缺乏一个超越各主权国家之上的最高权威，所以处于无法治的混乱状态。并且，它们互信不足，相互猜疑，把对方的一举一动都视为对于自身的威胁。为了避免对方的威胁，寻求安全，求得生存，双方只能按照“理性自私”原则依靠自身力量形成自助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弱肉强食”是重要的竞争法则，来自他国的威胁无处不在，自卫与威胁形成强烈的紧张关系。因此，各国不得不在对外政策中推行权力政治，一方面加强国内实力，另一方面扩军备战，与其他国家形成对峙。但是，一国所采取的这一行动，又引起了他国的关注，被看成是对他国的威胁，他国也被迫采取应对措施，以达到力量的抗衡。可以说军备竞赛不断，力量对抗不断升级，战争一触即发，而战争的发生将会给双方造成两败俱伤，最终不利于各国的生存与安全，反而对于国家安全造成更大的威胁的一种恶性循环状态，这样就使得各国陷入“安全困境”之中。约瑟夫·奈总结道，“安全困境的产生，同国际政治的基本特征，即无政府状态，或国家之上缺少一个政府，是密不可分的。在无政府状态之下，一个国家追求安全的独立行为可能导致所有的国家更不安全。如果一个国家增强其势力以确保自身的安全不受另外一个国家的侵害，那么第二个国家在看见第一个国家变得更加强大后，可能也会增强自己的实力，以防备第一个国家。这样一来，每一方增强自己的实力，以确保自身安全的独立行为，都会使得双方更不安全。”5

可以看出，“安全困境”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国际关系窘境，一国的安全追求却成为他国的安全威胁而必引起他国的安全追求，他国的安全追求又引起新的威胁，如此循环，便出现“越是追求安全便越不安全”的两难境地。

国际关系安全论文篇3

一、前言

一直以来，丹麦、瑞典、芬兰以及挪威等国家共同组成的北欧，其发展特征以及议题都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问题。时至今日，北欧国际关系研究仍然处于世界国际关系落后地位，但是各种专家学者对北欧各国安全、和平以及区域认同等已具备独特的研究方法与视角，并且以开放式姿态参与到国际学术交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逐渐增大。

二、北欧的国际关系特征

虽然北欧的国际关系学者将美国主流学合作看的比较重，但是他们也并不甘愿成为其附属，努力的保持当地地区个性，通过自身特色发展给国际关系研究带来多元化。因此，北欧的国际关系具有其独特特征，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权利不对称与多边主义

对于北欧的国际关系研究，大都是将次国的行为体当做了研究对象，然而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且不同，它主要是强调权力与双边的对称关系，其研究的对象还是国家。北欧一些研究者甚至还研究地方政府的政党制度化、微观外交以及政党外交。让国际关系研究更具有广泛性。

（二）研究主体不同

美国研究国际关系的是国际关系专家，但是北欧的国际关键研究主体却是政治学家。其根源就在于北欧研究国际关系局限于政治学科框架之中，虽然有一些国家构建了国际政治研究，但是大学之中却没有建立国际政治体系，必将导致研究者项目、数量及硕士生、本科数量均在稳步提升。

但是相比而言，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者往往没看中国内的政治，而是将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分离开，研究政治体系的学者也不会关注外交政策，研究国际关系学者就不了解外交政治。对于政治学科广泛及多样性形成的综合影响，北欧走在美国前。

（三）学者关注重点不同

在北欧研究国际关系多是国际政策以及社会上的观察者，这一点和美国的国际关系有较大区别，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者比较关注当前，以咨询者、建议者的身份靠近决策的核心。有一些国家还直接影响到外交政策。除北欧除芬兰之外，大都数国际关系研究者并没在外交策略中，因此所研究的课题和国家的外交政策没有关系。

（四）人才培养方向

北欧与美国国际关系人才培养方向上有明显的差异，美国的国际关系学重点在于造就专才，北欧的国际关系研究上侧重于培养通才。这些学者大都是不同的研究角度去挖掘新观点，具备较强的综合性，各种学科都是为研究提供发展基础，就能够培养出全能型人才，但是研究太杂太多，就没有专业性了。

（五）关注的理论上差异

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者重点在于宏观理论方法，而北欧国际关系学者且重点在于从检验中去观理论。北欧的国际关系研究者认为，中小型国家应该关注战略的环境，战略环境必然会影响国家行为，威胁到国家行为在国际体系中的制约程度。

这种理论重点落在了研究冲突管理、研究决策、一体化以及谈判，而不是全球模式。这种理论对目前国际问题且具有更现实意义。

（六）对象差异

北欧的国际关系学者大都是以本地或者欧洲范围中的国际关系为对象，极少涉及到全球性的国际关系。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现实之中，北欧的国际实力以及其中立国际形象。总体来看，北欧的国际关系学者研究上大都侧重于具体性、使用性以及经验性，对于估计问题具有超然态度，体现出人文关怀。

三、北欧国际关系的重要议题

从北欧的国际关系研究特征可以看出来，因为北欧所处的环境和国际地位决定了北欧国际关系研究的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研究和平

一直以来，北欧国际关系上都将和平研究放在重要地位，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其研究地位和国际关系的学科势均力敌， 北欧的一些国家还开设和平研究体系，并成为了一门独立学科。这就致使北欧的国际关系具备了传统与优势，构建出了鲜明区域特色。研究和平其根源在于：1、北欧各个国家所处战略环境与地理位置较为优越，极少面对武力的威胁，致使和平成为北欧研究主题；2、北欧的国家大都比较富足，政府也比较重视国家关系学科的发展，并且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国际关系研究合作与交流，虽然涉及到多个学科但是基础仍是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取向仍在理论、国际以及价值上。

（二)先进的安全观

北欧的安全观主要体现在哥本哈根学派。该学派成立与1985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观成为了北欧的国际关系研究重要议题。该学派主要吸收构建主义、新现实主义以及和平研究等等各种理论方法，采用新视角开拓北欧国际安全研究新领域，展现出欧洲独特特色。哥本哈格学派从理论上阐述了安全观的重要性，并且从欧洲现状入手将理论付诸于实践，特别成为了欧洲冷战之后地区的安全动因转变的因素，为一体化未来构建信心。

（三）研究北欧的认同

北欧的国际关系研究一直将北欧认同作为重要内容，根源就在与欧洲认同与一体化大背景之下，保留着北欧独特历史传统与语言文化、及经济社会的发展模式。北欧认同体现出保持北欧的地区特色和热性原则，融进欧盟大环境的同时，还要需找适合自身发展的安全位置。

四、结束语

北欧国际关系研究具备其自身独特优势，从其特征看出来无论是在安全、和平以及区域认同还是国家福利模式上，都具有鲜明特色研究方法与视角，并且这些特色不断的影响着国际关系研究。

参考文献：

[1]石贤泽．美国知识霸权压力下的欧洲国际关系学――欧洲国际关系学的多元选择及其绩效差异[J].欧洲研究,2008(06).

[2]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国际关系安全论文篇4

文章共分七个部分: 引言部分,提出写作论文的起由,该领域的研究现状,以及论文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第一章,从国际政治学和信息科学的角度阐明国家安全与信息安全的相关概念,并找寻到安全、国家安全、信息、国家信息安全之间的内在联系。冷战后,信息安全日渐突出。信息安全是指保证信息的完整性、可用性、保密性、可靠性和可控性,实质就是要保证信息系统及信息网络中的信息资源不因自然或人为的因素而遭到破坏、更改、泄露和非法占用。信息安全具有高度脆弱性和风险性、潜伏性和突发性、攻击源的多样性和防范对象的不确定性、安全主体的不对称性等特征。信息安全的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资源生态等领域。威胁信息安全的因素主要包括病毒、网络黑客、网络犯罪和垃圾信息等。

第二章,深入分析信息安全对我国和世界安全的影响。在信息网络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条件下,信息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基石。主要体现在:信息安全成为影响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国家的维护更加困难,难以控制的“网上政治总动员”危害社会稳定,颠覆性宣传直接危及国家政权,国家形象更易遭受攻击和歪曲;信息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前提,它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的全局,信息产业自身安全令人担忧,网络经济犯罪成为经济安全的顽疾,金融业遭受的安全挑战更加严重;信息安全对文化安全的影响不容忽视,“网络文化帝国主义”威胁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遭到冲击;信息安全对军事安全的作用更加突出,“制信息权”对战争结局意义重大,信息威慑、网络信息战、黑客攻击与军事泄密严重威胁军事安全。

第三章,中国信息安全面临的挑战与威胁。中国的信息化建设起步较晚,信息安全技术水平也比较滞后,网络安全系数很低,信息安全现状不容乐观,主要从信息流动途径、发达国家的技术遏制及世界信息强国信息战略对我国的威胁和启示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在本章中尤其分析了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信息战略,以求对保障中国信息安全提供借鉴与思考。

第四章,从我国信息安全遭到挑战的原因分析,探讨包括我国在信息安全保障现状、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国民信息安全意识、基础信息产业严重依靠国外、立法不完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求对扞卫我国信息安全提供思考。同时还分析了全球信息化对我国信息安全的冲击与启示。

第五章,探讨保障国家信息安全的策略措施。主要是包括树立信息安全观在内的综合安全观。立足中国国情,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包括信息安全法律保障机制、信息安全政治保障机制、信息安全管理机制、信息安全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机制;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建立保障国家信息安全的国际机制;通过外交活动为确保信息安全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制定国际信息网络规则等方面的内容。 结语部分,简要阐述信息安全的研究价值和对中国信息安全战略的思考。

国际关系安全论文篇5

论坛以“以人为本、安全发展”为主题，围绕如何推动安全生产理念创新，推进安全文化建设，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建设都市、行业和企业安全文化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届时，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安全生产科研领域的专家、学者，部分大中型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以及部分国际安全生产领域专家等400余人将出席会议。

一、论坛时间：20*年11月

二、论坛地点：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学术报告厅

三、论坛主题：以人为本安全发展

四、主要议题：

（一）安全文化——提高政府安全生产监管水平的软手段、软实力，兼谈安全生产监管的制度创新、措施创新和方法创新。

选题思路：通过对比“执法监察”等硬实力、硬手段与“安全文化”等软实力、软手段，探讨全社会安全生产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建设，为政府安全生产监管制度创新、措施创新和方法创新奠定理论基础。

（二）“高危行业”安全生产管理的制度、措施和方法——行业文化与安全生产关系研究。

选题思路：通过发掘不同行业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法律环境、人员构成、操作惯例、行为习惯，分析安全文化建设在行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措施和方法等方面的作用。

（三）国际安全生产经验及其对我国安全生产工作的借鉴。

选题思路：通过了解国际安全文化研究的现状，特别是通过对德国煤矿企业安全生的借鉴、日本全民安全教育体制的借鉴、英国石油企业安全生产文化建设的借鉴，总结国际安全文化建设经验对我国现阶段、我市现阶段安全生产工作的参考意义。

（四）城市安全文化建设——国际视野下的首都如何构建“有序、安详、幸福”的安全环境。

选题思路：通过都市视角，分析安全文化对建设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性大都市的影响，以及在城市规划、经济发展当中的具体制度和办法。

（五）我国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建设——从石油、石化行业实践看“健康、安全与环保”体系的建设经验和落实情况。

选题思路：通过石油、石化系统HSE建设的具体例子，分析我国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的建设过程，以及在安全文化建设中的企业责任。

（六）危机预警及动员——从汶川地震看危机预警、危机管理和动员能力

选题思路：从汶川地震看危机预警、危机管理和动员能力的建设现状和发展趋势。

（七）根据论坛主题，专家自拟课题

五、论文征集

1、热忱欢迎国内外高校、企业及研究院所的安全生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其它科技人员参加会议并提交论文，有意者请填写并以电子邮件返回会议回执；

2、提交的会议论文将编入《第二届北京安全文化论坛论文集》。

3、论文语言：中文

4、论文格式见，论文截稿日期20*年9月15日

国际关系安全论文篇6

[关键词]现实主义 理论与现实

中图分类号：TU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33-0255-01

曾经主导国际关系学界的现实主义理论，似乎在这个越来越相互依赖的世界中愈发站不住脚；经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产生的重要作用以及对组织、制度建立过程中的话语权的看重，使得学者们越来越重视“软实力”在国际政治中的意义。现实主义因素真的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了吗，地缘政治因素真的已经淡出国家的战略思考了吗？

一、现实主义理论发展脉络简述

现实主义理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世界上不同文明最早的关于国家间关系的记述中。权力是现实主义理论的最核心的理论起点之一，无论是根源于人性的自私与贪婪，还是视体系层面的无政府状态为根源，对权力的追求在现实主义者看来是国家这一国际关系最主要行为体最基本的行为。

自1948年汉斯・摩根索所著《国家间政治》出版问世，它所提出的传统现实主义或称人性现实主义理论便成为国际关系研究者的必修课之一。传统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追求权力的行为根植于人类的天性，国家行为的唯一考量标准就是以权力界定的利益。随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以肯尼斯・华尔兹为代表的结构现实主义者进一步丰富了现实主义理论，这一系列现实主义理论又被成为新现实主义理论。结构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追求权力的根源不在人性，也不在国家层面的其他领域，而在于整个世界体系层面上的无政府状态。结构的无政府状态（不存在一个最高的合法权威）才是国家行为的根本原因。在这种状态下，国家为求自身安全不得不追求权力。而在追求权力的多少这一问题上，结构现实主义者因持不同观点而分为两个阵营。其中一方认为：安全是稀缺的，因而国家必须尽可能多地追求权力，权力越多就越安全，最安全的状态是获得霸权。持这一观点的理论因其强调国际政治是国家针对有限权力所进行得竞争，而被称作进攻性现实主义。另外一派即以华尔兹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安全不是稀缺的，国家只要也只有在取得“合适”的权力时，才能保证自身安全，过大或过小的权力都不是最安全的状态，这一理论偏好又被称作防御性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因其在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之前的国际关系领域显示出的强大解释力，成为被西方学术界公认的主流理论。

二、现实主义理论在本世纪初衰落的原因

自冷战结束至今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西方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心从传统的关注地缘政治、军事实力，向更加关注贸易自由化、防止和武器扩散、人权、气候变化等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问题转移。1给人的感觉似乎是，“自由世界”胜利以后，传统的重视硬实力的现实政治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至少，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变得越来越“冷门”。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西方处于主导学科话语权地位，西方在现实对外政策上对观念、文化、制度的重视也同样成为学术研究中心转变的重要原因。现实主义理论，尤其是“地缘政治学”这一概念在冷战结束后至今的二十多年时间里遭冷遇，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以地缘政治学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理论似乎未能很好地解释冷战的终结，以致学者们怀疑其理论的解释力，而自由制度主义及以建构主义为代表的新兴国际关系理论似乎能对冷战的突然结束做出合理解释；二是在经济全球化等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在现实的国际交往过程中，国际关系种种行为体表现出的对权力、军事、均势等概念的冷淡以及对制度、观念、文化等概念的关注，这也促使学术界对这些概念投入更多的注意力。

“随着冷战的结束，新现实主义对国际冲突现象并没有提出具有重大意义的解释，因为冷战后的冲突主要反映了国家目标的不同，在种族冲突中，则反映了次国家行为体目标的不同。”2这一论断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认同。而且为当今学者们所公认的是：相互依存影响着权力和财富；国际制度是使国家通过合作促进利益的有效机制；理解国内政治已经不仅仅要考虑国内利益，而且要考虑国内和国际制度，要考虑世界政治经济结构。3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从一个国家的官方话语中，可以发现它的关注重点。回顾对美国官方话语变化的研究，通过观察不难发现，在最近的三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的就职演说中，“观念”、“精神”、“时代”等类似高频词语的出现频率不断上升。而通过观察2000年到2008年的美国国防报告，便可发现在晚近的报告中新加入了“经济”、“发展”、“伙伴”等词语，并且其出现频率不断上升。4官方话语的微妙变化，表现出整个社会共有观念的转变和自我意识的转变。这一现象与国际关系学界研究中心的转变是息息相关的，在一定程度上，官方话语甚至左右着学术研究的关注焦点。从官方话语这一角度，也可以看出现实主义理论近来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的式微之势。

三、现实主义因素的回归

冷战的结束，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也给国际关系学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由于通过单纯研究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制约和影响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理性主义理论，已经无法涵盖诸多与国际组织有关的现象，5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至今，国际关系学界的主要争论在新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国际制度理论之间展开，以地缘政治为核心的传统现实主义理论似乎已然式微。

国际关系安全论文篇7

关键词：佩里・安德森；和平的民主；攻击性的现实主义；后现代国家

佩里・安德森，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新左派理论家和政论家，现任职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的欧洲思想史讲座教授。作为《新左翼评论》的主编，佩里・安德森无疑是很多左翼拥护者的关注人物。在《三种新的全球化国际关系理论》一文中，他以犀利的语言、鲜明的观点，从政治的视角对当今国际关系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系统的阐述。佩里・安德森认为，当今讨论国际问题大都集中在一个关键词：“全球化”。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关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逐渐扩张，人们的交往日益普世化等原因，人类历史渐渐地转化为世界历史，全球化脚步在加快。“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但在全球化关系的话语体系中，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理论是舞台的“主角”，文化和经济的全球性转变为讨论的主题，关于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讨论却几乎为零。佩里・安德森通过政治领域角度，论述了“三种主要的、非常激进但又非常不同的关于全球化中国家关系的理论”。[2]

一、现代战争合法的辩护――“和平的民主”国际关系理论

“和平的民主”理论又可以称为“民主的和平”理论。这一理论的发源可以追溯到康德在1795年发表的《论永久和平》一文。康德认为，战争是对和平的破坏，而战争的源头是因为国王和王子贵族为了占据资源，获得利益，满足自己的野心。在战争中，国王是最大的获利者，而人民群众则是受害者。伴随着王权国家的覆灭，共和制国家的建立，战争则会被取消。康德认为战争被取消的原因是因为共和制国家是代表民众的，民众不能在战争中获得利益，就不会给战争投支持票。在这个前提下，如果所有的国家都是共和制国家，那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则为零，因为不会有主动发生战争的共和制国家。康德的理论在后来被证明是过于理想化的个人主义。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的一个世纪里，虽然共和制国家建立了，但战争却一直没有停止。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出现了一个“共和制和平论”的现代版本学派，代表人物是迈克尔・多尔（Michael Doyel）和布鲁斯・卢瑟特（Bruce Russett），该学派认为康德的“共和制和平论”是现代制度的核心。在康德理论的基础上，二人在两个方面进行了补充和修正。第一是用“民主”来代替“共和”；第二是认为民主制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战争主要是一个民主制国家对待另一个非民主制国家的手段。简单的概括说就是由于民主制国家中民主制度的约束机制，所有坚持自由民主制的国家不会或者是很少能和另一个民主制国家发生战争。而其对外发生战争的决定性原因是本国对内的制度，“如果一个国家对内是集权的，那么对外就是扩张的；如果一个国家对内是民主的，对外就是和平的。”[2]正在转型的“民主制国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较大，“非民主制国家”的战争爆发率则特别大，“民主制国家”要正面应对“非民主制国家”的战争，在维护世界的和平同时，通过战争帮助“非民主制国家”建立民主。他们预测到，民主现在已经迅速扩散到全世界各地，世界已经逐渐走向了一个普世和平的时代。这个学派对美国历年来的战争进行了辩解性的陈述，认为这些战争只是“民主体制和非民主体制之间的军事冲突。”[2]“和平的民主”理论为美国发动的每一场侵略战争做了很好的辩护，成为美国发动战争冠冕堂皇的理由，深受美国领导人的青睐。美国前总统布什在2002年6月2日的西点军校演讲中曾公开宣称，为了人类的自由和平，就必须要对那些“恐怖主义和暴君的威胁”发动战争，“民主制国家”对“非民主制国家”进行军事打击和战争是实现世界民主和平的重要手段和崇高使命。但是也有很多学者质疑，指出了很多与这个理论不相符合的历史进程和事实，认为“和平的民主”理论是没有依据的。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交战双方的主体几乎都是民主制国家；二战时期的德国，从选民的比例来看，德国的民主基础要远远高于英法等欧洲国家；一些国家干涉别国政权，如美国政府智利民主政府，这是否算是战争等等。“和平”和“民主”两者之间到底是充分条件、还是必要条件、又或是充要条件，也许号称“民主国家典范”的美国也难以理清其中的关系吧。

二、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攻击性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论”认为，一个国家对外交往的国际关系理论必须保证自身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平衡”是这种国际关系理论的关键词。国家会在国际交往中寻找到一个均衡点，不会让某一个国家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角”。“攻击性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森（John Mearsheimer）强烈地反对这种“平衡国际关系理论”。他的理论基础是霍布斯的国家内部权力理论，进而扩展到国际关系这个层面。霍布斯认为，一个人的权力是对另一个人权力的制约和抑制，个人的权力需要不停地通过权力来维持，所以权力的扩张是无止境的。约翰・米尔森认为，一个国家为了自身的生存，都会不停地寻求自身权力的最大化，根本就不存在国际关系的平衡点，每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为了自身的利益保证都会在国际关系中寻求自身的霸权地位。约翰・米尔森认为，第一，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明确自身的安全界限在何处，边界有多远，范围有多大，程度有多强才算是国家安全的保证，所以一个国家会一直坚持追求最大的世界霸权地位；第二，未来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到底哪个国家会变得更强大，各种理论得出的结论不同，所以不能准确地得出答案。美国现在虽然是最强大的，但是无人能保证几十年后他还是最强的，也无法知道其他国家能否变得更强大。所以国家生存发展的保证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权力的均衡，而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霸权政策。“既然谁也不能确定，对于今天和明天来说，究竟多大的权力是足够的，那么对于大国来说，最好的保证它们的安全的办法，就是取得霸权地位。”[2]约翰・米尔森由此认为，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国际关系的实质不是平衡，而是侵略和扩张。在国际关系这个大集合体内，每个国家从本国安全角度出发，都是在寻求自身的最大霸权地位。核武器也许会抑制大规模战争的爆发，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并没有消失。佩里・安德森认为，约翰・米尔森有关“攻击性的现实主义”理论著作“具有对过去二百年间欧洲主要国家、美国、日本战争和历史的宽阔视野，”[2]这种历史的深度是“和平的民主”理论所缺乏的，后者在历史的长河中被证明是过于单薄和肤浅的。对于美国全球化民主解放的战争借口，约翰・米尔森提出了很尖锐的批评，认为美国的扩张不仅没有停止，甚至是加快了步伐。“美国在十九世纪有着殖民主义和不平等地向外扩张的记录。美国人今天当然不这样看待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唯心主义的一套历史言说实际遮盖了美国权力如何野蛮地成长起来的过程。”“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通常情况下当然要通过联合国来推行其政策，但是当在联合国那里通不过的时候，美国就会置联合国于不顾，用别的办法来推行其政策。”[2]这也许能更好地解释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揭露其虚伪民主战争观的本质。

三、人民民主普及的虚伪理念――“后现代国家”国际关系理论

“后现代国家”理论与“和平的民主”理论相似，只是角度有所不同，改为争取人民民主的借口，又可以称为“市场国家”理论。“后现代国家”理论主要的代表人物为前英国首相布莱尔的顾问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和前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顾问菲利普・波比茨（Philip Bobbitt），美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则算是半个“后现代国家”理论者。“后现代国家”理论者认为“国家内部的不同体制决定国家的不同的对外政策，所以他们坚持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是理解其对外政策的关键。”[2]民主制国家为何会发生战争？罗伯特・库珀认为当今世界国家仍然存在，国家之间的冲突也没有消失，发生战争的主要原因是主导国家的特色有所改变，主导国家由现代国家转向了后现代国家。菲利普・波比茨则强调是因为民族国家变成了市场国家。简单概括来说，二者的观点主要是：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世界上的国家类型主要是民族国家。在民族国家中，国家的建设主要通过国家整体筹划来实行，通过教育系统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保障设施建设等方式，丰富人民的日常生活，完善服务设施。通过一系列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给国家公民提供了安全的内外环境和保障系统。但在今天，民族国家正在转型，不是国家的消失，而是转变成不同类型的国家。菲利普・波比茨认为是转变成了市场国家。在市场国家中，民族国家的福利政策被取消，“公共服务被私有化了，原先由国家承担的那些公共福利现在要由市场这个机制来完成。”[2]市场国家的主要职责不是提供福利待遇，而是为公民“提供法律权利，包括人权和机会，让其公民到市场里寻求利益。”[2]市场国家对外则是要通过一切手段（包括战争手段），保障市场国家的市场制度在所有的国家和地方实行。“既然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大的地区并不遵从市场法则以及法律权利，因此市场国家就可以通过发动战争和军事干涉的办法来保护其他地区也遵从市场法则及人权法则。”[2]罗伯特・库珀由此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后现代国家，即市场国家，像欧洲国家、北美和日本等经济发达的国家；第二种是现代国家，也就是他所谓的民族国家，像中国、巴基斯坦、印度等；第三种是前现代国家，如阿富汗、中东和大部分非洲国家等。因此他提出了“新帝国主义”理论，就是“后现代国家首先要动用它们的国家力量（包括军事力量）来控制现代国家，同时也制止前现代国家那些诸如屠杀之类的行为。”[2]菲利普・波比茨认为后现代国家发起的战争是世界人权解放的重要手段之一。国家要让位于人权，人权的原则时时刻刻都高于的。战争就是后现代国家对现代国家和前现代国家人权最好的拯救办法。约翰・罗尔斯认为，分配的正义原则在国家的层面不应该是富国和穷国的财富再分配方面，“美国和发达国家没有任何道德的义务把分配的公正体现到它们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但是，它们却有道德的正义性以维护人权的名义对其他国家进行军事干涉。”[2]约翰・罗尔斯认为，人民可以划分为民主的人民和不民主的人民两类。民主的人民要有道德使命，通过派军队或者其他方式到不民主人民的地区去推行民主。“后现代国家”理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等发达国家干涉别国内政的一个借口，寻找一个拯救人民的战争依据。

从以上三种国际关系理论内容可以看出，“和平的民主”理论和“后现代国家”理论是典型的资本主义虚伪理论，找借口为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种种侵略行径做掩护，典型的是为政治服务理论。“攻击性的现实主义”理论则是一个毫无掩饰的真实描述，不为战争的原因刻意去寻找借口，很多国家的对外政策也符合这种理论，不论是历史，还是现在。西方的民主理论和普世主义意识形态论，表面上看起来是在“一定程度上立足于它自己的价值理论历史事实，”[2]但是在实行中，却在无限的扩大和被工具化。民主的实质应是国家关系的民主，“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证。国家不分大小、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我们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可能只有一种模式。应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3]国际关系的民主是世界和平的基础，“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基本精神是反对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其本质是和平、发展、合作。”[4]资本主义国家宣称他们发动战争是为了世界的民主。殊不知，他们的民主政策才是真正民主最大的障碍。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

[2]佩里・安德森.三种新的全球化国际关系理论[J].读书.2002，10：3-13.

[3]湖南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论与时俱进[N].光明日报.2003，7，17.

国际关系安全论文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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