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论文范文

民间借贷论文篇1

关键词：民间借贷监测工作高利贷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古老的融资方式，长期以来活跃于基层金融市场，对居民、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资金短缺进行了有利调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借贷迅速膨胀，并呈现出新动向。它所引发的一系列纠纷，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一、民间借贷的新动向及原因分析

一是借贷主体多元化。从调查情况来看，民间借贷的主体情况十分复杂，不仅包括农户、城镇居民、个体工商户，而且涉及较多的企事业单位。部分私营企业由于资金需求大、获取银行贷款支持难，只好选择民间借贷这一融资方式.并且日益发展成为民间借贷市场的主角。二是借贷手续趋向书面化。过去民间借贷一般以口头约定为主，现在大多数要签订书面协议，协议条款包括担保、保证、借款额、归还期、违约金等。有的协议借贷金额条款将本金与利息合二为一，使人难辨利率高低。三是借贷手续规范化。农民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因而在借贷行为上更为谨慎，借贷手续更为规范。大多数借贷行为有正式的字据凭证，有的还要求有中间人作为担保.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专门为借贷双方担保的经济人。四是发展势头呈现职业化。一些个体工商户进入食利阶层。由从事生产经营转为仅从事资金借贷，逐步形成“私人钱庄”，使风险更集中。五是借贷利率居高不下。年息一般在15%至30%之间，比同期银行利率高出2至4倍，极大地扰乱了金融秩序。

当前民间借贷迅速发展并呈现出的上述新动向有着深刻的原因:一是民间借贷手续简便、快捷。据调查，借贷双方一般为本乡或邻乡甚至是本村人。贷方对借方情况相对熟悉。借方如需要资金，通过中介人担保向贷方说明资金用途、借款金额、还款日期及利息，即可签订借款协议(合同)，得到所需要的资金。相对于银行贷款，这一借贷形式比较灵活，符合农户季节性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急的特点。二是部分农民理财意识发生转化。在当前存款利率较低，其他投资渠道较窄等情况下，部分农户把闲置的资金转向民间借贷以获得高收益。并且，随着人们社会信用意识的提高，民间借贷行为更趋理智化、规范化，从出借到归还.都采用书面协议这一合规方式进行。避免了不必要的争执，出借方的收益能够得到法律保护。三是农村个体营业户资金需求增大。据调查，某地区部分边远乡镇一般的种养殖、运输专业户，经营成本在2万元左右，其周转资金约为5000元。而农村金融部门对这些专业户的贷款额度较小。一般在5000元以下，且期限较短，不能满足农户生产经营所需。因而多数农村专业户只好进行民间借贷。四是银行贷款复杂，条件要求较高。从某乡部分农户那里了解到，农民向信用社贷款，先要由信用社信贷员对其家庭收入、资信状况、资金用途等进行调查取证。再找有偿还能力的中介人作担保，最后出具担保人、贷款人的身份证、印鉴，签订借款合同，方才能办理一笔贷款。相对严格的贷款程序，使部分资金需求者在无法获得银行贷款支持的情况下，不得不转向民间借贷。五是金融机构集中收缩、信贷权限全面上收，造成金融融资功能萎缩，促使民间借贷日趋活跃。

二、民间借贷的发展存在的问题

由于民间借贷游离于国家宏观调控之外，借贷行为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较小，随意性特征明显。因此民间借贷存在着大量风险。这些风险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经营性风险。县域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管理水平较低、人员素质较差、财务体制不健全、信用等级低等问题。同时，县域大部分民营企业主要从事农副产品的收购和初级加工，产品附加值低，这就注定了企业生产经营的效能相对低下，赢利能力差。这也是正规金融信贷难以注入资金的主要原因。因此，随着民间融资规模的不断扩张，民营企业逐渐成为民间借贷的主体，从而资金的风险系数增高，经营性风险因素也呈上升趋势。二是民间融资的高利率导致了资金成本风险。目前，县域民间融资的利率大多呈高升趋势，有的利率已远远超出了当地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和借款方的实际承受能力，加重了资金借入方的成本支出，获取利润的空间被压缩或亏损;但对于资金的供给方来说，利率高，能够为其实现资金效益的最大化，然而过分追求资金的效益性，却忽视资金的安全性，最终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三是民间融资的程序简化导致了道德性风险。民间融资方式程序简单，且极不规范，决定了道德性风险的存在。民间借贷之所以被推崇，主要是受资金需求方无可供抵押或担保的标的物所致。同时，民间融资的供资方并没有一套类似于银行业机构的信贷管理办法，对资金的借人方缺乏有效的约束和监管，一旦借入方以此来诈骗钱财，将给资金供给方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四是民间融资的高利率导致了民间融资缺乏法律保障，存在制度性风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有关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还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如果公民之间的借款没有约定利息，贷款方就无权收取利息。而当借款人决定不归还借款时，出借人往往也不依靠法律手段去解决。他们习惯于雇佣社会上的无业青年以暴力的方式逼迫借款人还钱。这种行为在不少地方出现了导致借款人死亡的情况。

三、民间借贷的规范建议

针对当前民间借贷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为了有效的规范其发展，笔者提出以下的建议:

第一，加大金融监管力度，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根据我国有关经济法规的规定，人民银行对全国的金融业有监管的职责。而对民间借贷进行有效的监管，则是基层人民银行的职责所在。当前对民间借贷监测存在的问题是，借钱者认为“借钱不光荣”，不愿意向外透露借贷信息，如城镇个体工商户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都需要资金的支持和信贷投入，而县域各国有商业银行小额贷款业务几乎没有发生，农村信用社支持“三农”后资金也非常紧张，因此只好转向民间借贷，但在实际选监测点进行监测时，监测到的户数极少。再如: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日渐突出，在银行贷款无门的情况下，企业为了自身发展，也加入到民间融资的行列来，而且资金额比个人借贷更大。但在深入企业调查时，明知企业有民间融资行为，企业却不予承认，所以也就无法统计。同时，债权人也坚持“财不外露”的思想，不愿向外透露借贷信息，实际监测大多采用侧面打听的方式，加大了监测的难度。对此，基层人民银行一方面应该耐心宣传国家政策，讲明监测与个人财产和借贷行为无关，并对个人资料严格保密。另一方面让群众明确在什么情况下民间借贷行为受国家法律保护，并且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第二，政府部门应妥善处理好社会上的待业青年。当借款人不能返还借款的时候，出借人会把目光盯向这些青年，以暴力的方式逼迫借款人还钱。而在逼迫的过程中，很容易引发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因此，政府部门应尽力对这部分青年人做好就业安置工作。

第三，制定适应民问借贷行为发展的法律规范。明确民间借贷出借金额、管理机构.规定只要是有利息收入的，必须到管理机构进行登记，纳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

四、结语

民间借贷论文篇2

[关键词]民间借贷监测工作高利贷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古老的融资方式,长期以来活跃于基层金融市场,对居民、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资金短缺进行了有利调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借贷迅速膨胀,并呈现出新动向。它所引发的一系列纠纷,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一、民间借贷的新动向及原因分析

一是借贷主体多元化。从调查情况来看,民间借贷的主体情况十分复杂,不仅包括农户、城镇居民、个体工商户,而且涉及较多的企事业单位。部分私营企业由于资金需求大、获取银行贷款支持难,只好选择民间借贷这一融资方式.并且日益发展成为民间借贷市场的主角。二是借贷手续趋向书面化。过去民间借贷一般以口头约定为主,现在大多数要签订书面协议,协议条款包括担保、保证、借款额、归还期、违约金等。有的协议借贷金额条款将本金与利息合二为一,使人难辨利率高低。三是借贷手续规范化。农民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因而在借贷行为上更为谨慎,借贷手续更为规范。大多数借贷行为有正式的字据凭证,有的还要求有中间人作为担保.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专门为借贷双方担保的经济人。四是发展势头呈现职业化。一些个体工商户进入食利阶层。由从事生产经营转为仅从事资金借贷,逐步形成“私人钱庄”,使风险更集中。五是借贷利率居高不下。年息一般在15%至30%之间,比同期银行利率高出2至4倍,极大地扰乱了金融秩序。

当前民间借贷迅速发展并呈现出的上述新动向有着深刻的原因:一是民间借贷手续简便、快捷。据调查,借贷双方一般为本乡或邻乡甚至是本村人。贷方对借方情况相对熟悉。借方如需要资金,通过中介人担保向贷方说明资金用途、借款金额、还款日期及利息,即可签订借款协议(合同),得到所需要的资金。相对于银行贷款,这一借贷形式比较灵活,符合农户季节性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急的特点。二是部分农民理财意识发生转化。在当前存款利率较低,其他投资渠道较窄等情况下,部分农户把闲置的资金转向民间借贷以获得高收益。并且,随着人们社会信用意识的提高,民间借贷行为更趋理智化、规范化,从出借到归还.都采用书面协议这一合规方式进行。避免了不必要的争执,出借方的收益能够得到法律保护。三是农村个体营业户资金需求增大。据调查,某地区部分边远乡镇一般的种养殖、运输专业户,经营成本在2万元左右,其周转资金约为5000元。而农村金融部门对这些专业户的贷款额度较小。一般在5000元以下,且期限较短,不能满足农户生产经营所需。因而多数农村专业户只好进行民间借贷。四是银行贷款复杂,条件要求较高。从某乡部分农户那里了解到,农民向信用社贷款,先要由信用社信贷员对其家庭收入、资信状况、资金用途等进行调查取证。再找有偿还能力的中介人作担保,最后出具担保人、贷款人的身份证、印鉴,签订借款合同,方才能办理一笔贷款。相对严格的贷款程序,使部分资金需求者在无法获得银行贷款支持的情况下,不得不转向民间借贷。五是金融机构集中收缩、信贷权限全面上收,造成金融融资功能萎缩,促使民间借贷日趋活跃。

二、民间借贷的发展存在的问题

由于民间借贷游离于国家宏观调控之外,借贷行为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较小,随意性特征明显。因此民间借贷存在着大量风险。这些风险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经营性风险。县域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管理水平较低、人员素质较差、财务体制不健全、信用等级低等问题。同时,县域大部分民营企业主要从事农副产品的收购和初级加工,产品附加值低,这就注定了企业生产经营的效能相对低下,赢利能力差。这也是正规金融信贷难以注入资金的主要原因。因此,随着民间融资规模的不断扩张,民营企业逐渐成为民间借贷的主体,从而资金的风险系数增高,经营性风险因素也呈上升趋势。二是民间融资的高利率导致了资金成本风险。目前,县域民间融资的利率大多呈高升趋势,有的利率已远远超出了当地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和借款方的实际承受能力,加重了资金借入方的成本支出,获取利润的空间被压缩或亏损;但对于资金的供给方来说,利率高,能够为其实现资金效益的最大化,然而过分追求资金的效益性,却忽视资金的安全性,最终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三是民间融资的程序简化导致了道德性风险。民间融资方式程序简单,且极不规范,决定了道德性风险的存在。民间借贷之所以被推崇,主要是受资金需求方无可供抵押或担保的标的物所致。同时,民间融资的供资方并没有一套类似于银行业机构的信贷管理办法,对资金的借人方缺乏有效的约束和监管,一旦借入方以此来诈骗钱财,将给资金供给方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四是民间融资的高利率导致了民间融资缺乏法律保障,存在制度性风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有关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还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如果公民之间的借款没有约定利息,贷款方就无权收取利息。而当借款人决定不归还借款时,出借人往往也不依靠法律手段去解决。他们习惯于雇佣社会上的无业青年以暴力的方式逼迫借款人还钱。这种行为在不少地方出现了导致借款人死亡的情况。

三、民间借贷的规范建议

针对当前民间借贷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为了有效的规范其发展,笔者提出以下的建议:

第一,加大金融监管力度,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根据我国有关经济法规的规定,人民银行对全国的金融业有监管的职责。而对民间借贷进行有效的监管,则是基层人民银行的职责所在。当前对民间借贷监测存在的问题是,借钱者认为“借钱不光荣”,不愿意向外透露借贷信息,如城镇个体工商户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都需要资金的支持和信贷投入,而县域各国有商业银行小额贷款业务几乎没有发生,农村信用社支持“三农”后资金也非常紧张,因此只好转向民间借贷,但在实际选监测点进行监测时,监测到的户数极少。再如: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日渐突出,在银行贷款无门的情况下,企业为了自身发展,也加入到民间融资的行列来,而且资金额比个人借贷更大。但在深入企业调查时,明知企业有民间融资行为,企业却不予承认,所以也就无法统计。同时,债权人也坚持“财不外露”的思想,不愿向外透露借贷信息,实际监测大多采用侧面打听的方式,加大了监测的难度。对此,基层人民银行一方面应该耐心宣传国家政策,讲明监测与个人财产和借贷行为无关,并对个人资料严格保密。另一方面让群众明确在什么情况下民间借贷行为受国家法律保护,并且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第二,政府部门应妥善处理好社会上的待业青年。当借款人不能返还借款的时候,出借人会把目光盯向这些青年,以暴力的方式逼迫借款人还钱。而在逼迫的过程中,很容易引发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因此,政府部门应尽力对这部分青年人做好就业安置工作。

第三,制定适应民问借贷行为发展的法律规范。明确民间借贷出借金额、管理机构.规定只要是有利息收入的,必须到管理机构进行登记,纳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

四、结语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民间接待也呈现生机。如果规范得当,民间借贷作为一种融资方式会更加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规范不当,则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参考文献:

[1]王可为.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金融发展探索与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2.

[2]吴晓灵.中央银行新法规手册.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10.

民间借贷论文篇3

论文关键词 民间借贷 温州 法律规制

近年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迅速，民间借贷作为一种由来已久的融资方式，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2011年中期，有数据显示，我国民间借贷的规模已达3-4万亿元。民间借贷已经发展成为中小企业进行融资的重要途径。但是接连发生的民间借贷信用危机，如债务人出逃、中小企业倒闭等事件，对江苏、浙江、福建、山东等民间借贷活跃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了较大冲击。在经济迅速增长的背景下，急需构建完整的民间借贷法律体系，维护民间借贷双方的正当权利，促进民间借贷活动的内生动力。

一、民间借贷的内涵分析

当前国内外学者还未对民间融资的概念和形式形成共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一条的规定，公民之间的借贷纠纷，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应作为借贷案件受理。有学者认为货币一旦交付就发生了所有权转移。 理论上，民间借贷有多种划分方法。不以盈利为目的有偿转让资金或者无偿进行资金的转让，应属于民事行为。但若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的资金转让则具有融资的性质，属于商事行为。当然，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因为有专门法律规定，所以在此不列入讨论范围。

二、我国民间借贷市场发展状况

（一）我国民间借贷进入高级阶段

民间借贷在我国自古有之。我国春秋时期已有放债取利的记载。在封建社会，民间借贷主要以高利贷形式存在，解放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由于政府明令禁止，民间借贷行为几乎销声匿迹。20世纪80年代中期，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私人钱庄、摇会、合会、抬会、标会、等民间融资形式。特别是浙江温州等地，在中小企业创办和发展过程中，民间借贷十分活跃。 2010年5月国务院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第五条和2010年10月中共中央公布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都明确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当前，民间借贷的发展已经进入高级阶段，表现出交易上的连续性、有组织性、集中性和专业化特征。

尤以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表现最为突出，如，2010年，温州市中支在温州市范围内曾开展了一次民间借贷问卷调查。数据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第一，民间借贷的目的，相较过去，不再单一。民间借贷不仅仅局限于居家的重大支出，逐渐扩大到投资性支出。第二，规模总量不断增长。第三，借贷方式得到极大丰富。温州民间借贷的方式包括了直接借贷，集资，聚会，担保、投资公司等五类。第四，民间借贷主体发生转变。过去只是邻居亲友等人际关系间的货币救济，现今已经转变为个体、私营业主等多种借贷主体。第五，民间借贷作为一种投资方式，在众多投资途径之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二）我国民间借贷相关立法存在冲突

尽管我国民间借贷市场已经颇具规模，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制定出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的专门、系统的法律法规。关于民间融资的法律制度分散见于在《民法通则》、《刑法》、《合同法》、《担保法》、《物权法》等法律中，《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法规中以及《贷款通则》等规章中。但是未给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区分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民间借贷的判断标准，且各项法律规定中存在矛盾。例如《民法通则》第90条，“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合同法》第210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但是有些法律却对符合《民法通则》、《合同法》的民间借贷行为严格限制甚至否定。如《贷款通则》第61条明令禁止非金融企业从事借贷行为。当前的立法现状已不能为民间借贷活动提供良好的法律保护，不能激励民间借贷的内生动力，严重制约了民间借贷的发展。

三、我国民间借贷法律管制的重点问题及建议

（一）我国民间借贷的主体规制

我国法律上规定民间借贷的主体范围包括两个方面，即，“自然人之间”以及“自然人与企业之间”。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复杂多变的环境，公民与非银行机构发生的资金借贷，一般按照民间借贷纠纷处理。 争议主要存在于两个问题上：

1.贷款人是否一定为自然人。在现行法律体系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1条“公民之间的借贷，双方对返还期限有约定的，一般应按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出借人随时可以请求返还，借方应当根据出借人的请求及时返还；暂时无力返还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责令分期返还。”、第123条“公民之间的无息借款”、以及第125条“公民之间的借贷，出借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不予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无效：（1）企业以借贷名义向职工非法集资；（2）企业以借贷名义非法向社会集资；（3）企业以借贷名义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4）其它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综上所述，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其他非金融性组织之间的相互借贷均属于民间借贷。

2008年5月，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性质、资金来源、设立方式等做了规定，积极引导金融资源的有效分配。2010年人民银行制定的《贷款通则》规定，借款人包括法人、其他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和自然人；贷款人指金融机构。综上，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扩大借贷主体的规范：一是自然人做为贷款人，应当通过注册准入机制予以确认。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还不健全，通过规定相当的注册资金以限制自然人作为民间借贷的主体，是非常必要的。此外，还应当同时考虑其退出机制与破产机制。二是通过对申请人的资格审查限定主体范围。民间借贷极容易与犯罪联系，如洗钱、发放高利贷、欺诈交易等等，因此有必要提高“门槛”，以阻止某些不适格的主体进入市场。

2.企业之间的借贷是否可以确认为民间借贷。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产生的效力一直受关注，依据《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规定，其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在实践中，法院通常判令此借贷行为的借款人返还本金，对利息则不予保护。根据美国纽约州的司法案例实践，显然没有将个人与企业间不经常的借贷行为列举在商事行为之中，因此，个人和企业的偶尔借贷行为不需要申领放债人牌照。据此对我国现行法律提出修改意见，即，适当放开企业之间的部分借贷。

（二）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规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12年社会蓝皮书称，民间借贷最突出的问题，相当规模的资金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流于“钱生钱”的投机性投资中。传统民间借贷行为的主要资金，来源于私营企业主和普通家庭的闲置资金等。当前，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已发生显著变化，正如上文所述温州借贷市场所表现出的特点，自然人、企业法人、商业银行等都加入到民间借贷资金的来源之中。特别是上市公司和商业银行惹来民众众多非议。

2012年9月10日，温州市委常委、温州市政府党组副书记朱忠明在第六届中国银行家高峰论坛上称，2011年温州地区有三成民间借贷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

《刑法》第176条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的吸收公众存款在认识上争议很大，界定不明，在司法实践中往往纠结不清，限制了民家借贷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在不触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前提下，明确规定民间融资的正常途径，丰富民间融资的形式。

（三）民间借贷的利率规制

我国关于利息的规定可以追溯至封建社会早期。在当前有关法律中，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13日下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第7条“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及第8条“借贷双方对有无约定利率发生争议，又不能证明的，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借贷双方对约定的利率发生争议，又不能证明的，可参照本意见第6条规定计息。”这三条都涉及了对于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

民间利率是在市场环境下形成的。根据供需理论，当借贷市场的资金需求程度大于供给，利率必然的会有所提升。当然，实践中往往很大一部分民间借贷是友情债，其常常是无息的。基于亲戚、朋友等亲属关系而发生的民间借贷行为，对于诚信建设提出了更进一步的挑战。

对利率的限制关系到借贷双方的利益，对于最高利率的制定要求有很高的技术性，不仅要考虑到对借款人利益的保护，同时也不能扼杀了贷款人的正当利益。

对于《意见》第6条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高利率的放贷，仅仅只是不保护其超过4倍的利率放贷，这对于某些发放高利贷的当事人而言，几乎不造成任何损失，不具有威慑性。

民间借贷论文篇4

两会上，民间借贷是一个大热话题。不少议案提案聚焦于民间借贷，建议与其让大量的资金在金融体系外循环，不如对其立法收编，纳入正规的监管。作为民间借贷历史最悠久、也是2011年最早爆发民间借贷危机的地区，浙江省代表委员更是表达了对这一问题的极大关注。温州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周德文甚至牵头起草了《民间借贷法》，通过人大代表递交两会，凸显民间的立法努力。总理答记者问时表示，要把民间资本引入金融领域，使民间借贷阳光化，透明化。这样把民间与银行融资相结合，才能使经济更好地发展。

立法呼声勃然而兴

民间借贷早已有过立法尝试。2008年，央行即着手起草《放贷人条例》，试图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规范民间借贷，将所谓的“地下钱庄”阳光化，但历经前后4次修改，《放贷人条例》依然未能通过。

今年两会，民间借贷立法呼声再度勃然而兴，议论纷纭。全国政协常委、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先生以政协提案及大会发言的形式提出，相关部门应尽快完善并出台《放贷人条例》，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保障有资金者的放贷权利，使民间借贷的合法性得以确认。

在政协小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揭露称，跳楼老板不申请破产保护却一死了之，是因为很多民间借贷背后非富即贵，他建议，一定要立法监督民间借贷。全国政协委员、广东证监局局长侯外林也表示，温州一带出现一些民间借贷的问题，就是因为处在地下，遮遮掩掩、见不得光。如果民间借贷阳光化，就好办了，不管借给谁，都有法律保障。

来自浙江的代表、委员，更是对民间借贷的话题有着高涨的热情。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新光控股集团董事长周晓光在任期内连续几年的议案中都提及建立民间借贷的法律机制，今年她又提交了“关于制定《民间借贷法》的议案”。全国人大代表、富润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董事局主席赵林中已提交了数十份与民间借贷有关的建议。今年，他再度提出了《关于规范民间融资的建议》、《关于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的建议》、《关于进一步放开民营金融市场的建议》等议案。

温州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周德文与该院研究员刘兴成合作，在浙江省、陕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等地充分调查研究和论证的基础上，历时1年多，共同起草了《民间借贷法》草案，通过浙江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向两会递交。这是中国民间“制定”的第一部《民间借贷法》，周德文成为民间草拟《民间借贷法》的“第一人”。

“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2010年年底进行的一次民间借贷问卷调查即显示，接受调查的对象中，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民间借贷是双刃剑，它伴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而发展，可以说没有民间借贷就没有民营经济的今天，但是，因为民间借贷大都是高利贷，极大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短期使用尚可，时间长久定会置企业于死地。要根本解决民间资本的混乱，就需尽快让民间借贷合法化，如出台《放贷人条例》，为此，我已呐喊十年。这次，我们完全自费调研，草拟了《民间借贷法》，我的目的是推动中国对民间借贷立法，并在立法中吸纳我们研究成果的一些合理内容。”周德文告诉时代周报。

民间起草法律探索突破

周德文起草的立法建议稿，突破了之前的一个法律。建议稿允许个人与非金融机构经济组织之间发生民间借贷，这与迄今难产的《放贷人条例》拟规定“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都可开办借贷业务”的条款正相契合。而目前国家有关法律只规定允许个人之间发生民间借贷，央行的《贷款通则》，更是将贷款人限定为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经营贷款业务的中资金融机构。据了解，与《贷款通则》对贷款人身份界定的冲突，正是《放贷人条例》未能通过的首要法律障碍。

此外，立法建议稿还打破了现行规定的“民间借贷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的规定，认为“借款人和贷款人可以就借贷的利息等内容自行约定”。对此，周德文表示：“立法既要考虑现实，兼顾现有的法规政策，又要考虑未来。中国将来要实行利率市场化。银行的利率都要市场化，基准利率不存在，就无法限定4倍。不限定利率，也是为了体现‘自由交易，欠债还钱’的民间借贷基本原则。”

“在实践中，一般的民间借贷如果超过4倍利息的，但能够协商解决，法律也不会干涉。这样的事情在个人之间、企业之间都很多，很常态。超过4倍利息是不受法律支持的，但一些案子设计得比较巧妙，钻法律的空子。放贷人对贷款期限分段计算，每段不超过4倍利息，但实际上已超过4倍利息，有时候也能获得法庭支持。而企业之间的借款，尽管现实生活中并不少，但在法庭上是不受支持的，一般以调解结案。”上海杜跃平律师事务所杜跃平律师告诉时代周报。

事实上，高息民间借贷规避法律的“窍门”还有不少。上海和基律师事务所边立鑫律师告诉本报记者，一个广为采用的隐蔽手法是，放贷人在放贷的时候已将利息从本金中扣除，但借据上仍标明本金数额。

“这种手法损害了借款人的利益，容易导致利率很高的高利贷，复利导致借贷双方的本金和利息账算不清楚，容易产生纠纷和冲突。最重要的是，它违反了《合同法》的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所以，在《民间借贷法》中，对这种做法进行了否定。”周德文称。

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去年12月下发的通知中，也强调了4倍利率，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对于复利问题，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今年2月19日，最高法又通知，明确出借人依照合同约定请求支付借款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第7条的规定处理。其中，出借人将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

尽管相关法律在一步步调整，但相比某些地方“全民放贷”的现实，法律的滞后仍然明显。“民间借贷的中介机构现在有很多，包括投资公司、咨询管理公司等，都在放贷。从法律上来说，这些机构涉嫌非法经营。对这些机构该怎么办，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边立鑫称。

“民间借贷立法，迫在眉睫。而在没有相应法律的时候，对公民来说，应该是法无禁止即自由，法律没有规定到的地方，应该允许创新。像中小企业、个人之间的借款，既已广泛存在，应允许其生长。法律应该为经济基础服务，现有的限制性法律应作出修改。”杜跃平表示。

阳光化伴随争议

“理论上说，民间金融应该全部放开，但这是个长期过程。”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张晖明对时代周报表示。“民间相互拆借、调剂余缺本来就存在，但这里涉及到一个借贷规模、借贷双方对借贷行为的理解、对借贷风险的理解与控制能力。在金融知识普及发育还很欠缺、对金融风险的理解与控制能力还比较差的情况下，说让‘地下’金融走到‘地上’，这种说法是简单化的。”

据张晖明估算，民间借贷的规模，可能不下于央行直接投放的信贷量。“许多商业银行都在做表外业务的理财，包括信托也在做。央行直接投放七万亿信贷，这块可能也有七万亿，活跃得不得了。对其立法规范、纳入监管的想法是对的，对规范金融秩序有好处，但在经济生活里，监管是管不过来的，始终会存在一部分市场的自身借贷行为。目前的问题是此类案例太多、太离谱，这与对金融风险的理解有关。在走向规范的过程中，还是要培育金融知识和对金融风险的理解与控制能力。”

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杨建文也告诉时代周报：“民间借贷如果起的是补充作用，根本不用管，可以靠社会本身来协调。若经济生活中的相当部分是靠借钱来支撑的，不规范的话就会出大事情。问题是怎样才算规范化、阳光化？要有个概念，如果阳光化是指纳入银监会管理的体系，形成金融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就不是民间借贷了。当然这事应该推进，比如民营银行、股份制银行，既解决了中小企业的借贷难，同时也分担了金融风险。这时，民间借贷就会仅仅是一个补充，对整体不会有大的震动。”

而民间借贷的高利贷“痼疾”，在杨建文看来，取决于紧绷的资金供求关系。“一种方式是用法律严惩高利贷，这只有极端情况下才可做。另一种方式，是从根本上缓和资金供求关系，降低利率。通过推进非正式金融机构的发展，缓解资金供求关系，才是高利贷的根本解决之道。”

不过，独立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认为，高利贷的产生，其根源还是近年来的泡沫经济。“实际操作中，很多人是借了高利贷，变成自己的资本金，再去向银行借钱，投向房地产企业。房地产市场的大泡沫，让每个人都想到里面分一杯羹，高利贷市场就是这么来的。这是个制度问题，很难进行单纯技术上的改进。”

无论如何，非正式金融机构已然试水，如推出村镇银行的试点、全国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允许个人和企业注册成立“只贷不存”的放贷机构等。然而，不能吸储、“只贷不存”的限制，也让不少小贷公司颇多抱怨，认为未能享受金融机构的待遇。

与只能在银行另外融得50%的注册资金的小贷公司相比，2月29日，温州第一家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的试营业，又挺进一步。这家公司名为瓯海区信通民间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其最具亮点的政策就是，他们能以“1块钱的本钱，做5块钱的生意”。据了解，3月份，温州还将会有乐清、瑞安等地的3家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和1家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陆续挂牌经营。民间借贷正在渐渐“走进阳光”。

不过，谢国忠提醒，开放小贷公司等的吸储权，需要慎重。“小贷公司当初发牌照的时候，我就写过文章，说这一定会变成去搞泡沫，贷给房地产公司。它如果还要求吸收存款的话，很可能就是在骗老百姓的钱。如果吸储者赚了，老百姓可以分一杯羹，反之，老百姓的存款就完蛋了。”

民间借贷论文篇5

【关键词】古代 民间借贷 利率 法律管制 借鉴意义

古代民间借贷的起源及发展过程

原始社会末期，原始的民间借贷伴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而出现。从逻辑上推论，私有财产的出现是民间借贷关系存在的前提条件。没有所有权的观念，就无从谈借贷：付出不必讨回；取得也无须顾虑将来能否归还；相应的利息问题更不可能提出。民间借贷的出现就是为了满足一种以不改变所有权条件的财富调剂的需要。

民间借贷在我国起源很早，即便从有文献记载时起算亦有三千多年历史。根据《周礼》、《左传》、《史记》、《管子》、《墨子》等典籍的记载，周初即有“贷谷”、“贷钱”等多种形式的民间借贷，随着商业的发达，至周朝末年民间借贷一度蔚为壮观，据《管子》记载，一国借贷之民多至数万家。后来的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民间借贷已相当普遍，既有需要提供抵押物的抵押借贷，也有不需提供任何财物进行抵押的信用借贷，除了为发展生产和进行商业活动的借贷形式，在灾害或饥荒时的谷物借贷、平时急切贫困时的借贷及因租税徭役过重和战争而产生的借贷也成为常见的借贷形式。

进入封建社会之后，民间借贷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秦代税负沉重、峻法严刑，加之土地兼并和资本集中严重，造成贫富不均，此时放贷者多为豪强地主、富贾巨商，借贷者多为破产农民。汉代私人间借贷非常发达，借贷者多为农民，也有官员甚至天子诸侯向富人借贷的情形，《史记》即有“列侯封君高利借债于无盐氏”的记载。

唐宋时期的民间借贷进入发达完备的阶段，其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大。根据借贷条件的不同，唐宋时的民间借贷分为质贷和无质贷两种，所谓无质贷即不需提供抵押物，多发生在商人与官吏之间，《资治通鉴》中就有“禁军大将尝借富室之债”的描述；所谓质贷，即抵押借贷，如贫农以土地作抵向富农借贷，无法偿还时该土地则由出贷者所有。抵押借贷的另一重要形式是典当，唐宋时期典当业已非常普遍，并且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由寺院及王公官吏进行经营不同，其已由寺院走向民间，在城乡人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与农业、手工业的关系尤为密切。该时期民间借贷还有一个特点，即关于借贷期限及利息多寡都有契约约定，唐宋两朝皆如此。

元代放贷者既有商人、军官等个人，也有书院、寺观等私人团体，放贷牟利蔚然成风，借贷利息居高不下，甚至出现按年加倍的“羊羔利”，虽有法定利率标准，但很少有人遵循。元代民间借贷的客体更加多样化，实物借贷既包括谷物，也包括布帛及日常用品等，货币借贷包括交钞、铜钱、白银等，其中的实物借贷不仅在一般民众中进行，在商人、地主等中间也较为普遍。元代典质业不断向纵深发展，除民间“质库”外，还出现了与民争利的公办“广惠库”，吸收官民资金，收办各种有利可图的店铺买卖，操纵市面，牟取暴利。

明清为资本主义萌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民间借贷有了更大的发展并活跃于广大城乡地区，对当时的经济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清代，民间借贷的形式更加复杂多样，不仅有普通商人和地主富农放贷，还有旗人、灶户、外国商人放贷，民间借贷组织发展也很快，以同乡会馆与合会为主的信用合作团体放贷、以票号及钱庄的金融业放贷、典当行业的放贷发展都非常迅速。该时期不仅借贷主体众多，关系复杂，私人贷款合约利率也因时间及借贷主体的不同而多样化，并呈逐渐下降趋势。但这只是出现在现代商业信贷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内陆的利率一直保持在高位，如农村的分期付款贷款利率经常为60%，与较低的开放口岸利率形成鲜明对比。

古代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管制实践

周代为迄今可考的民间借贷发轫时期，主要包括实物借贷（以贷谷为主，也包括畜产及其他农产品）和货币借贷（贷款），《左传》记载：“齐……田氏（贷粟）……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墨子》记载：“牧、粟、米、布、钱、金，出内畜产，皆为平直其贾，与主人券书之。事已，各以其贾倍偿之”，上述典籍明确记载了可供借贷的财产形式及利息的差别。

周朝时期民间借贷利率在周初和周末有所不同，周初借贷利率较低，除因此时商业欠发达的原因外，另一重要原因是周代设有官贷于民的机构―“泉府”，随时为庶民提供资财，且根据用途的不同，不取利息或仅收取较少的利息。《周礼・地宫・泉府》篇中对此即有记载：“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贾买之……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其中“赊”是指祭祀、丧葬等消费性借贷，只需还本，不计利息；而“贷”是指为各类小生产者提供生产性资金，除返还本金，还需支付相应利息，支付标准为“以国服为之息”，就是按照官贷利息标准进行支付，根据熊正文的研究，周初法定年利率（约公元前1115年）为15%。

到晚周时期，随着商业逐渐兴起，加之租税繁多、灾害频仍，私人间高息借贷盛行，依据《墨子》“各以其贾倍偿之”的描述，此时的利息高至与本钱相同。周初政府对民间借贷利率管制较严，超过法定利率者会被处以刑罚；到了周末，虽然多数执政者反对高利借贷，但对高利借贷却几无法律的限制。

秦代二世而亡，关于借贷利率的政府管制并无相应记载。汉代民间借贷利率较高，通常达到100%，称为“倍称之息”，此外，还存在利率高至10倍的极端情形。尽管没有太多关于限制民间借贷利率的史料留存，但从政府限制官贷利率及向贷者征收利率之税的记载仍可推断，汉代政府对于民间借贷利率是采取了相应的限制措施的。

唐代的民间借贷利率变化较大，从20%至100%的利率都有，如唐代宗时私人间的贷钱利率常为100%，而到了唐敬宗时则降为20%。宋代利率较高，通常达到100%。唐宋对于借贷利率的管制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规定法定利率，唐玄宗开元十六年下诏：“比来公私兴放，取利颇深，有损贫下，事宜厘革，自今以后，天下贫举只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收利。”宋代则是在《宋刑统》中明确规定：“诸公私以财物出举者……每月取利不得过六分。积日虽多，不得过一倍。”二是禁止违法高利及计算复利，并规定了违法之后果。唐文宗时曾颁布敕令：“今后应有举放，又将产业等，上契取钱，并勒依官法，不得五分以上取利。如未辨计会，其利止于一倍。不得虚立倍契，及计会未足，抑令翻契，回利为本。如有违约，一任取钱人经府县陈论。追勘得实，其放钱人，请决脊杖二十，枷项令众一月日。”宋代的此类规定也较为多见，如宋太宗时规定：“……出息不得逾倍，……违者罪之”。

元代的民间借贷发展迅速，放贷者多为商贾、军官、寺院、书院等个人及团体，借贷利率居高不下，元世祖以前利率约为100%，其后降至36%。元代对于民间放贷通过规定较低的官贷利率以平抑和引导民间利率，此外主要是通过立法对民间借贷利率加以限制。比较以前各朝，元代对民间借贷利率的规范较为严密和完整。一是明确规定民间借贷利率。如元世祖时敕令，民间贷钱取息，虽逾限，止偿一本息。随后又立法规定民间借贷取息之法，以三分为率。二是对暴力索债进行立法规制。元代刑法规定：“诸称贷钱谷，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息。有辄取嬴于人，或转换契券，息上加息，或占人牛马财产，夺人子女，以为奴婢者，重加治罪……”。三是专门针对军官放贷进行规定。如元世祖时诏令：“禁军吏之长举债，不得重取其息，以损军力，违者罪之”、“禁云南权势多取债息”等，元代军法对此也作专门规定，如“诸军官役其出征军人家属，又借之钱而多取息者，并坐之。”

明清两朝继续沿袭历朝反高利贷的思想，立法规定了相对较低的民间借贷利率和相应的违法责任。《大明律》规定：“凡私房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违者笞杖四十，以余利计赃，重者坐赃论，罪止杖一百。”同明朝一样，清律也规定了民间借贷法定利率为年利36%，且从清朝立国直至宣统年间未有改变。明清两代放贷主体愈加多样化，除对军官放债有规定外，对官僚、平民等放贷者也有相应规定。明代法律规定：“若监临官吏，于所部内举放钱债、典当财物者，杖八十。违禁取利，以余利计赃，重者以不枉法论”，明宪宗时期曾有禁止所有官员放贷的规定。清朝对官员放贷限制更加严格，明确规定不得放贷取利，违反者治罪。为保护满人利益，清代法律还禁止平民放贷者向其放高利贷，违反者“……送该地方官，照领催枷号七十五日之例，减一等，枷号四十日。”

古代民间借贷利率管制实践的启示

目前我国通过股市和债市的直接融资比重较小，主要是通过商业银行借贷的间接融资方式。而长久以来的通货膨胀压力迫使央行将准备金率提到了历史高位，并严格控制银行信贷规模，正规金融市场的数量控制措施使资金供给更为短缺。国家利率政策的调整和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难的现象都促进了中国民间信贷的发展。由于民间信贷手续简单、放款速度快等优势，近年来民间借贷市场更趋活跃，呈现出借贷规模扩张化、借贷用途多样化的特点。

据研究发现，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一带的民间借贷无论从规模和利率方面都开始疯涨，此外，一些不发达地区的民间借贷也开始蔓延，并呈现出迅猛发展的状态。尤其是2011年以来，“民间借贷”比较活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但民间借贷存在着信贷风险难掌控、资金流向难检测、债务纠纷易发生等潜在的风险，同时也潜藏着不可忽视的金融风险，总之，现阶段我国的民间借贷存在着很多问题，亟须相关部门加强监管。而我国古代民间借贷盛行，历代政府都试图通过对利率的管制遏制高利贷，以实现对民间借贷的规范管理，虽成效不大，但仍有一些做法对于现今民间借贷的规制具有启示及借鉴意义。

利率法定。从周至清，各朝都制定有民间借贷的法定利率以遏制高利贷的蔓延，虽并未得以很好实施，但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并产生了一些作用。一方面，以法律规定放贷者可以收取相应利息，反映出执政者对利息来源于利润以及让渡财产的使用权应当取得回报等金融规律具有一定的认识，客观上对社会经济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法定利率为界定高利贷提供了一条简洁的标准，也是进一步规定违法者法律责任的前提条件，这对引导民间借贷规范运行、抑制高利贷产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当代民法对民间借贷利率的限制与古代各朝的规定有极为相似之处，这显然与中国古代法有着一脉相承的传统。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行为的司法解释：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它组织之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见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因借贷产生的抵押相应有效，但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相关利率。民间借贷是一种直接融资渠道，银行借贷则是一种间接融资渠道。民间借贷是民间资本的一种投资渠道，是民间金融的一种形式。民间借贷分为民间个人借贷活动和公民与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民间个人借贷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遵循自愿互助、诚实信用原则。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属于其合法收入的自有资金，禁止吸收他人资金转手放贷。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国家规定。公民与企业之间的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

《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二十一条至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借贷分为有息借贷和无息借贷两种，其中公民之间的生产经营性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生活性借贷利率。生活性借贷利率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两倍。

1999年颁布实施的《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1991年最高院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以内的利率肯定受法律保护。

禁止复利。古代各朝多有“负债出举，不得回利作本”的规定，如唐文宗时期颁布的敕令：“今后应有举放……不得虚立倍契，及计会未足，抑令翻契，回利为本。如有违越，一任取钱人经府县陈论。”类似规定在我国现代法律中也有反映，最高人民法院在1991年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七条“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的规定与上述古代的规定如出一辙，应当是禁止复利和越法高利的“古为今用”，是对古代法制的传承。

发挥民间借贷的积极效应就要建立民间借贷利率定价机制，确定民间借贷合理的利润空间。贷款利率浮动空间的放开，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浮动也没有上限，因此，央行要结合利率市场化和民间借贷的风险分布，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和个人经营的盈利空间来确定民间借贷合理的利率范围。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预警机制，民间借贷行为指引，规范民间借贷利率定价，遏止民间借贷中的高利贷行为。

我国目前缺乏对个体、私营、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加上金融产业布局不合理，使得中小企业、个体企业、私营企业和农民等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是民间借贷形成和活跃的制度性原因。

首先要实现金融服务的多层次和差异化，完善政策和制度供给，建立针对中小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需要的投融资渠道和制度，对个体、私营经济开放资本市场。

其次要积极创新中小企业债务融资的工具，使中小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可以从债券市场上得到筹融资机会。

最后要创建风险投资公司或产业、行业风险投资基金，并采取措施逐步使私募基金合法化。实行“高风险高收益”的民间金融服务，为敢担风险者提供投资渠道，为中小民营企业的创业提供资金支持。

尤需提及的是，古代在对民间借贷利率进行法律管制的实践中还认识到金融制度的重要性，早在周代即产生了这种思想，认为对于高利贷问题既不能以令禁，也不能以法限，只有完善金融机构和金融制度，使国家资本快捷流通、实现增值，才可实现借贷利息降低、避免产生高利贷的目标，这对于思考当前我国金融改革及民间借贷法制化无疑也极具启示和借鉴意义。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民间借贷也呈现生机。如果规范得当，民间借贷作为一种融资方式会更加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规范不当，我们要充分借鉴中国古代民间借贷的发展经验及历代政府所采取的借贷利率管制措施，对当前民间借贷加以严格管理，否则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作者为福建农林大学博士研究生）

民间借贷论文篇6

    发放民间高利贷行为是否应当入罪以及如何入罪一直存在着争论。我国刑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发放高利贷罪"这一罪名,但是在理论界有不少学者主张发放高利贷入罪,而且司法实践中也多将发放高利贷行为以非法经营罪论处。本文将从民间高利贷的定义界定入手,依据罪刑法定原则以及相关的刑法理论,说明发放高利贷行为应当非罪化的观点。

    关键词:高利贷、刑事违法性、非法经营罪、刑法谦抑性

    一、引言:从一则案例展开

    案例:2010年11月26日,南京下关法院公开宣判放高利贷涉罪第一案,被告人邵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罚金6万元;被告人蔡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罚金4万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4月,被告人邵某成立南京融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采用无利息约定或月息2.5%的利率与借款人签订固定格式的借款协议书,由借款人以房产、车辆抵押或提供担保人,办理抵押及授权委托手续,再按4%至20%不等的月息和约定的借款期限,将利息直接从本金中扣除,余款给付借款人,但借款协议书上仍以本金数额为借款额。通过上述方法,被告人邵某先后向丁某、王某等13人非法放贷计315万元,收回本息计162.09万元。其间,被告人蔡某积极参与非法放贷,负责存、取款、催款、诉讼及代为办理房产的抵押、买卖等事宜。借款人不能及时还款的,被告人邵某则带领、指使彭某、陈某等人采用威胁、殴打的手段上门讨债。本案公诉机关认为,非法发放贷款属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被告人违法向社会不特定人员发放贷款,系从事非法金融活动,数额达300余万元,非法获益60余万元,情节严重,构成非法经营罪。法院认定被告人违反国家规定,未经许可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构成非法经营罪。

    近年来,类似于引言中的民间高利贷行为在我国呈愈演愈烈之势,特别是受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迅速增加,而各大媒体也报导出许多冠以"首例"的高利贷案件。上述案例虽然将严重的高利贷行为作为非法经营罪论处,但是对于高利贷行为是否应当入罪,是否应当作为非法经营罪处理,我国目前在理论和司法界都存在着广泛的争议。通过上网检索相关的信息,可以发现有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民间高利贷严重诱发了社会治安问题,应当予以打击。主要理由是根据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第四款"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可以将发放高利贷的行为归入这一条款进行定罪,现实中这种案例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们媒体的报导之中。第二种趋向是,包括个别全国人大代表与全国政协委员在内的一些法律人或非法律人向全国人大提出了立法建议,认为应当通过修改法律或者作出立法解释把发放民间高利贷的行为犯罪化。 这两种倾向,虽然都主张民间高利贷犯罪化,但实际上存在重大分歧,即前一种倾向是认为根据现行法律,即可将民间高利贷行为直接按非法经营罪定罪,而后一种倾向则是在承认现行刑法对民间高利贷无能为力的前提下,主要通过修改法律而将其入罪。按前一观点,对民间高利贷可以根据现行法律直接定罪,而按后一观点,则根据现行法律,对民间高利贷行为无法定罪。这就是我们目前理论和司法界所存在着的广泛争议。

    而想要解决目前所存在的这些争议,首先应当从高利贷行为的概念界定入手,本文所讲的"高利贷",有其特定的含义,指的是民间借贷中的高利贷。关于高利贷的定义根据多数学者的界定,指的是自然人与自然人以及自然人与与单位之间的借贷关系,而利率超过了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的借贷。边沁在关于高利贷的讨论中,区分了两种高利贷的定义:其一为法律上的定义,"凡是超过法定利率的都是高利贷",其二为道德上的定义,"超过人们通常接受或付出的利率水平的是高利贷"。 我们可以从它的起源发展来看高利贷本身属于你情我愿的双方自愿行为,而且存在有利于资金使用、刺激经济发展等特点,虽然我国实践中对于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息4倍的部分不予保护,但是高利贷还是长期存在并发展。通过上文所讲高利贷的定义可以看出高利贷具有利息畸高的特点,正是由于高利贷利息畸高,借贷人不易偿还,放贷人通常会雇佣、组织专业人员进行讨债,必定会产生高利贷所让人诟病的种种危害行为。因此司法界及学界很多人士主张对高利贷行为入罪化处理。他们的理由主要是高利贷危害极大。一是高利贷侵害借款人利益,出借方在乘人之危的情况下自主定利率,多数利率远高于银行同期利率的4倍,有的甚至将利率定得高得非常离谱,本身是对财产权益的极大侵害。而借贷方被迫接受,只能沦人高利率的债务之中。二是民间借贷市场缺乏相应的管理机制,市场人为操控,市场规律不能正常发挥作用,良性竞争难以立足,容易造成恶性竞争,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此外,由于高利贷都是地下进行的,无从掌握,它的大量存在抢占了部分资金市场,使得国家无法准确了解资金供需情况,削弱了通过信贷调节金融政策的杠杆作用。三是高利贷是刑事犯罪的重要诱因。高利贷债务本不受法律保护,出借方只能借助非法私人救济来索取债务,往往采用威胁、恫吓、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方式。由此,为追讨高利贷而引发的刑事案件日渐增多,高利贷成为诱发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对社会上的各类非法活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诚然,这些情况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从犯罪所应当具有的刑事违法性,从罪刑法定原则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还有刑法所具有的谦抑性出发,笔者认为高利贷行为不应入罪化处理。因此本文对高利贷行为的评析是:高利贷行为不应当入罪,更不应该通过非法经营罪经行定罪处罚。

    二、发放高利贷行为不具有刑事违法性

    何谓刑事违法性,简而言之就是指行为人的行为违反了刑法的禁止性规定,从而使该行为具有了社会危害性的负价值的属性,进而为认定行为构成犯罪提供了刑法上的依据。德国学者李斯特在其着作《德国刑法教科书》中开创了形式违法性与实质违法性的对应,李斯特认为:"形式违法是指违反国家法规、违反法制的要求或禁止规定的行为。实质违法是指危害社会的( 反社会的) 行为。违法行为是对受法律保护的个人或集体的重要利益的侵害, 有时是对一种法益的破坏或危害。" ??判断一种行为是否是犯罪,首先要从形式上看行为是否违反现存的相关刑法规范,其次再从实质上判断是否侵犯了刑法所要保护的法益。

    (一)高利贷行为不具有形式违法性

    判断一种行为是否是犯罪,首先需要进行形式违法性的判断,行为不具有形式违法性, 就无须进行实质违法性的评价。我国刑法在97年进行修改,在修改后的分则条文没有规定高利贷罪, 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罪刑法定原则,高利贷行为不应当被认定为犯罪。目前主张将高利贷行为司法犯罪化的主要依据就是是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1998年国务院通过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对第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的司法解释和2002年1月31日中国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等相关的规定。

    首先1991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在第六条首次规定对民间借贷的具体措施:"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根据这一规定,民间高利贷行为的法律后果仅仅是超出的利息部分不予保护,在这里并没有规定对高利贷行为应如何追究刑事责任,甚至也没有像单位间的借款被规定所约定的利息应予以追缴并对借款人处以同等罚款处理。

    其次1998年国务院通过《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对非法从事金融业作了禁止性规定,而该规定属于行政法规,因此,民间高利贷行为具有刑法意义上的非法性。然而,《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并未就民间高利贷行为作出明文禁止,更未作出对民间高利贷行为应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将该《办法》引作对民间高利贷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显属适用法律错误。首先,该《办法》第四条就非法金融业务的范围做了具体规定,而高利贷并未在该条的明文规定之列。尽管该条还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其他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也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但从必须符合"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可以看出,只有按照规定需要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但未经其批准的"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其他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才有可能构成该《办法》所称的非法金融业务活动。而民间借贷不存在需要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问题,相应地,高利贷也就不属于"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因而不在该《办法》禁止之列。其次,《办法》在"第四章罚则"中详细列举了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但并没有对高利贷做出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明示或暗示。因此,该《办法》不能作为对高利贷入罪的法律依据。

    2002年1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中指出:"对经调查认定的各类形式的地下钱庄和高利借贷活动,要坚决取缔,予以公告,没收其非法所得,并依法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虽然该通知明文禁止了高利贷行为,但是,中国人民银行不具有制定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权力,其颁布的任何文件均仅仅属于部门规章,不属于法律与行政法规,不具有"国家规定"的效力。因此该通知也不能作为认定民间高利贷行为非法的根据。

    问题的关键在于,民间高利贷是否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非法经营罪中的但书条款,即是否属于"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主张对民间高利贷定罪的观点,所援引的正是这一隐性规定。笔者认为也不能将高利贷行为归结为"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具体的分析将在后文中进行阐述。

    (二)高利贷行为不具有实质违法性

    实质违法性,则是指行为实质上违反全体的法秩序。实质违法性的内涵,简单的说,就是"法秩序禁止什么,容许什么"。至于"法秩序禁止什么,容许什么",必须探求刑法的规范目的的何在始能明了。如认为刑法的规范目的是在保护法益的安全,则法秩序就是在禁止侵害他人的法益。所以,一个行为如果威胁到他人法益的安全,这个行为就是具有实质违法性的行为。

民间借贷论文篇7

论文关键词 民间借贷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非罪界定 

近十数年来，我们国家社会经济特别是建筑行业的发展程度很高，组织与个人的金融活动呈现日益增多趋势，因而接连触发不同种类的民事纠纷以及刑事犯罪，严重的会形成恶性群体性事件，对健康的市场环境造成破坏。因为法律制定本身即具有一定的滞后规律，刑法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期的民间借贷规范得不够清晰与详尽，有关部门在处理相关金融纠纷问题时，对罪与非罪的界限把握不清，容易造成罪名理解和运用时的误区。这种现象应当加以改观，民间借贷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要准确厘清，既要惩处金融犯罪活动，也要让正常民间融资活动得到保护。

一、罪与非罪认定问题的提出

近些年来，公诸媒体的很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笔者发现这个罪名呈现出了扩大化的趋势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有些地区的司法实践却同时将一些普通的民间借贷行为也看成是此罪，而不考虑行为实施主体吸收资金的目的是为敛财还是谋求主体发展，甚至不考虑借贷行为有否造成损害结果发生。这样的盲目处理办法使得金融市场正常竞争的平等化趋势受到阻碍，已经成为我国金融市场秩序规范化的藩篱。从本质上说来，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范围加以扩大，一定会导致金融市场出现更多不公平垄断，对于金融机构本身也是存百害无一利的。对于民间借贷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界限进行明确划分，是时展的必然选择。

二、当前我国民间借贷的形势

（一）民间借贷没有显著可预见性

现在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转轨期，相关法律法规对于民间借贷的保障规范不够明确，民间借贷随时都有可能遭到制裁甚至打击。民间借贷本身对于其所产生的后果不能正确估量。合法民间借贷同非法民间借贷一样具有融通资金及利益回报功能，当事人在一般的金融活动中，难以区分合法与非法，这是民间借贷的制度性风险。

（二）民间借贷范围与规模日益扩大

民间借贷这种商业行为已经为国际社会所广泛认同，一些企业与个人在进行融资时首先便考虑到此种途径，而普通社会大众也会从这种商业途径中收到利润。故而民间借贷从原来的地下活动转变为公开化活动，参与到其中的机构和个人数量越来越多，规模扩大化、用途丰富化、基数递增化，国家监管部门的态度则从严格控制转变为默许观望。

三、刑法中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

我国的一九七年年刑法中，并未设立该罪。因为资本市场渐趋活跃，金融秩序混乱的情况一定要想方设法加以避免，所以一九九七年修订刑法时将该罪名入刑，列为其中第176条，是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的内容。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指的是没有经过中国人民银行的正式批准，不向固定社会对象吸纳资金，同时不具备出资凭证，不能在承诺期限内归还本息的活动。当然，这种解释显得过于粗略，很难进行具体操作，对此，我国给金融业提出专属特许经营框架，严格市场准入门槛，吸收公众存款一定要由得到金融业务经营许可证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允许的经营框架内依法实施，不然便属于非法。以下几个概念对于罪与非罪界定很有帮助。（1）非法：主体非法，意即没有吸收存款的主体资格却进行了此类业务；行为方式非法，意即内容上违反相关的国家规定，擅自将利率提高以达到吸收公众存款的目的。（2）公众：指的是多数人、不特定人、不特定组织。（3）存款：用户在犯罪主体设立的金融机构上存进的货币资金。要明确的是，国家法律法规允许正规金融机构以吸收存款的方式进行货币与资本经营。（4）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没有经过中国人民银行等国家机关批准授权，便以投资、各类基金会、集资入股等名义或形式，向公众吸收资金。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主观方面乃是出于故意，且以非法盈利作为目的，虽然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可能会存在弄虚作假等行为，但并非用诈骗手段实现公众存款的吸收，不然当以集资诈骗罪论处。

四、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同民间借贷的区别

为了让市场经营真正活起来，我们国家认可民间借贷以及募集资金等项活动，在有关的民法条文中有规定：建立于真实意愿基础之上的民间借贷是受法律保护的。但是这项规定的前提是，民间借贷必须要依法而行。法律上有明确规定：民间借贷行为在合法之列，但是却应当遵守民间借贷利率不超过同时期同类别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之规定。民法相关条文以及按照民法原则由相应管理部门制定的资金募集管理规定、办法、细则等项内容，也均表明法律以保护正常运行的资金募集为目标，民间借贷类资金募集活动需要依据法定程序及条件，用向公众发行债券、股票的方式、融资租赁的方式、合资联营的方式，得到生产经营所应有的资金。除此以外，则均是非法集资行为。

民间借贷行为同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一旦出现违法违规运行情况，则非常容易发生利益纠纷，严重的会造成人际冲突、强制伤害，甚至形成上访集会、扰乱政府办公等恶性事件，对于社会公共秩序产生极大冲击。因为有种种可能发生的不良后果，司法机关便会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进行违法违规操作查外，继而造成罪名范围的扩大化。由此必然得到结论：明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普通民间借贷间的罪与非罪界定，乃是司法正确实践工作的必需研究内容。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同普通民间借贷行为的不同之处，主要是行为目的同参与主体有区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用非法吸收或者变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方式，达到牟取个人私利的目标，其主要表现是货币和资本的经营活动，犯罪客观是不确定群体。而普通民间借贷则是正常民间资金调剂的行为，通常不仅仅表现为纯粹货币与资本经营活动，其借贷行为所牵涉到的客体也仅限于少数特定对象。

我国刑法里面虽然已经明确设立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但是却决非全面禁止普通意义上的民间借贷行为；生活中所普遍存在的民间借贷行为法律没有禁止的理由，也无法全面禁止，这在操作层面上来讲就是不现实的。国家司法部门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当作犯罪行为来处理，其宗旨是维护正常金融经营的专属性，禁止普通公民与社会组织在未经批准的前提下从事有关金融业务，达到维护国家经济金融秩序的目标。民间借贷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公民之间、公民同企业组织之间的借贷、资金募集；企业从职工处认购股份、筹措资金等。如此种种行为表面上虽然也表现为资金吸纳、利息计算、高额预期回报等特点，且没有经过金融管理机构授权，可是以上行为没有货币与经营资本的目标性，故而并不构成犯罪。可以说，是否具备货币与经营资本的目标性，是判别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区别的关键所在。

五、应当依法对民间借贷加以规范

（一）制定出单行性法规，对于普通民间借贷行为予以明确

政府所提出的对民间融资进行积极引导，使之持续健康发展，表明了政府能够正确理解民间融资行为：包括民间借贷行为在内的民间融资活动，添加了民情、亲情、传统文化、乡土信用等内容，是一种极具生命力的草根金融。在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所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里面，已经提出了要加快放贷人条例的实施进程，更进一步明确了普通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地位，帮助其向规范化与健康化发展。所以要尽早制定出适应我国经济形势的放贷人条例，给放贷人义务、放贷人责任、放贷规则等内容以完善规范，让民间借贷行为早日进行规范化轨道。这项工作完全可以借鉴香港特别行政区早已经颁布的放债人条例，细化放贷主体、收贷对象、利息上限，对常规财务制度、风险防范制度、问题法律责任加以整理。

香港的放债人条例里面规定：任何人士，不论其是否属于放债人，如果其向他人提供贷款，实际利率超出银行年息的60%，便算违法，这完全可以引为借鉴。同时要继续研究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对于民间借贷行为的管理作用，抓住修改与整理的时机，对借贷通则、违法金融机构与违法业务活动取缔条例、担保法等内容加以法理学上的连接，确保其协调统一性，为放贷人条例的制定实施提供先期软环境。

（二）政府积极配合民间形成借贷自律的机制，帮助民间借贷向良性健康方向发展

自律机制完全可以参照银行业协会一类的行业自律模式，形成系统的民间借贷组织行业自律制度。普通民间借贷协会可以由一般的民间借贷参与者自愿参加，形成良好的行业自律氛围，帮助民间借贷主体依法进行经济活动，依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实现规范自治，避免在民间出现罪与非罪认定混淆的局面。要多宣传法律与金融知识，比如借贷关系、借贷用途、出借双方协议、借款人资信情况等知识的普及，尽一切可能防止民间借贷异化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三）强化民间借贷监管、积极防止民间借贷异化

针对民间借贷的金融管理部门要明确工作职责，加强对于借款人金融创新工作的监管力度，全面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不受损害，在此基础上让金融秩序得到维护。稳定民间融资的实时监测制度、信息统计与信息共享制度，把有关信息及时向社会予以公布，方便融资人可以随时掌握有用信息。要把民间借贷活动纳入到金融监测与统计范围中来，减少民间借贷给总体金融调控成果带来的负面冲击。要依法防范与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保证民间借贷可以朝向正常渠道发展。

民间借贷论文篇8

关键词：古代民间借贷；利率；法律管制；借鉴

中图分类号：D922.28 文献标识码：A

一、我国古代民间借贷的起源及发展概要

民间借贷在我国起源很早，即便从有文献记载时起算亦有三千多年历史。根据《周礼》、《左传》、《史记》、《管子》、《墨子》等典籍的记载，周初即有“贷谷”、“贷钱”等多种形式的民间借贷，随着商业的发达，至周朝末年民间借贷一度蔚为壮观，据《管子》记载，一国借贷之民多至数万家。周后的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民间借贷已相当普遍，既有需要提供抵押物的抵押借贷，也有不需提供任何财物进行抵押的信用借贷，除为了发展生产和进行商业活动进行借贷，在灾害或饥荒时的谷物借贷、平时急切贫困时的借贷及因租税徭役过重和战争而产生的借贷也成为常态的借贷形式。

进入封建社会以后，民间借贷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秦代税负沉重、峻法严刑，加之土地兼并和资本集中严重，造成贫富不均，此时放贷者多为豪强地主、富贾巨商，借贷者多为破产农民。汉代私人间借贷非常发达，借贷者多为农民，也有官员甚至天子诸侯向富人借贷的情形，《史记》即有“列侯封君高利借债于无盐氏”的记载。

唐宋时期的民间借贷进入发达完备的阶段，其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大。根据借贷条件的不同，唐宋时的民间借贷分为质贷和无质贷两种，所谓无质贷即不需提供抵押物，多发生在商人与官吏之间，《资治通鉴》中就有“禁军大将尝借富室之债”的描述。所谓质贷，即抵押借贷，如贫农以土地作抵向富农借贷，无法偿还时该土地则由出贷者所有。抵押借贷的另一重要形式是典当，唐宋时典当业已非常普遍，并且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由寺院及王公官吏进行经营不同，其已由寺院走向民间，在城乡人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与农业、手工业的关系尤为密切。该时期民间借贷还有一特点，即关于借贷期限及利息多寡都有契约约定，唐宋两朝皆如此。

元代放贷者既有商人、军官等个人，也有书院、寺观等私人团体，放贷牟利蔚然成风，借贷利息居高不下，甚至出现按年加倍的“羊羔利”，虽有法定利率标准，但很少有人遵循。元代民间借贷的客体更加多样化，实物借贷既包括谷物，也包括布帛及日常用品等，货币借贷包括交钞、铜钱、白银等，其中的实物借贷不仅在一般民众中进行，在商人、地主等中间也较为普遍。元代典质业不断向纵深发展，除民间“质库”外，还出现了与民争利的公办“广惠库”，吸收官民资金，收办各种有利可图的店铺买卖，操纵市面，牟取暴利。

明清为资本主义萌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民间借贷有了更大的发展并活跃于广大城乡地区，对当时的经济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清代，民间借贷的形式更加复杂多样，不仅有普通商人和地主富农放贷，还有旗人、灶户、外国商人放贷，民间借贷组织发展也很快，以同乡会馆与合会为主的信用合作团体放贷、以票号及钱庄的金融业放贷、典当行业的放贷发展都非常迅速。此一时期不仅借贷主体众多，关系复杂，私人贷款合约利率也因时间及借贷主体的不同而多样化，并呈逐渐下降趋势。但这只是在现代商业信贷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内陆的利率一直保持在高位，如农村的分期付款贷款利率经常为60%，与较低的开放口岸利率形成鲜明对比。

二、我国古代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管制实践

周代为迄今可考的民间借贷发轫时期，主要包括实物借贷（以贷谷为主，也包括畜产及其他农产品）和货币借贷（贷款），《左传》记载：“齐……田氏（贷粟）……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墨子》记载：“牧、粟、米、布、钱、金，出内畜产，皆为平直其贾，与主人券书之。事已，各以其贾倍偿之”，上述典籍明确记载了可供借贷的财产形式及利息的差别。周时民间借贷利率在周初和周末有所不同，周初借贷利率较低，除因此时商业欠发达外，另一重要原因是周代设有官贷于民的机构——“泉府”，随时为庶民提供资财，且根据用途的不同，不取利息或仅收取较少的利息。《周礼.地宫.泉府》篇中对此即有记载：“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贾买之……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其中“赊”是指祭祀、丧葬等消费性借贷，只需还本，不计利息；而“贷”是指为各类小生产者提供生产性资金，除返还本金，还需支付相应利息，支付标准为“以国服为之息”，就是按照官贷利息标准进行支付，根据熊正文的研究，周初法定年利率（前1115年）为15%。到晚周时期，随着商业逐渐兴起，加之租税繁多、灾害频仍，私人间高息借贷盛行，依据《墨子》“各以其贾倍偿之”的描述，此时的利息高至与本钱相同。周初政府对民间借贷利率管制较严，超过法定利率者会被处以刑罚；到了周末，虽然多数执政者反对高利借贷，但对高利借贷却几无法律的限制。

秦代二世而亡，关于借贷利率的政府管制并无相应记载。汉代民间借贷利率较高，通常达到100%，称为“倍称之息”，此外，还存在利率高至10倍的极端情形。尽管没有太多关于限制民间借贷利率的史料留存，但从政府限制官贷利率及向贷者征收利率之税的记载仍可推断，汉代政府对于民间借贷利率是采取了相应的限制措施的。

唐代的民间借贷利率变化较大，从20%至100%的利率都有，如代宗时私人间的贷钱利率常为100%，而到敬宗时则降为20%。宋代利率较高，通常达到100%。唐宋对于借贷利率的管制，一是规定法定利率，唐玄宗开元十六年下诏：“比来公私兴放，取利颇深，有损贫下，事宜厘革，自今以后，天下贫举只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收利。”宋代则是在《宋刑统》中明确规定：“诸公私以财物出举者……每月取利不得过六分。积日虽多，不得过一倍。”二是禁止违法高利及计算复利，并规定了违法之后果。唐文宗时曾颁布敕令：“今后应有举放，又将产业等，上契取钱，并勒依官法，不得五分以上取利。如未辨计会，其利止于一倍。不得虚立倍契，及计会未足，抑令翻契，回利为本。如有违约，一任取钱人经府县陈论。追勘得实，其放钱人，请决脊杖二十，枷项令众一月日。”宋代此类规定也较为多见，如宋太宗时规定：“……出息不得逾倍，……违者罪之”。

元代的民间借贷发展迅速，放贷者多为商贾、军官、寺院、书院等个人及团体，借贷利率居高不下，元世祖以前利率约为100%，其后降至36%。[10]元代对于民间放贷通过规定较低的官贷利率以平抑和引导民间利率，此外主要是通过立法对民间借贷利率予以限制。比较以前各朝，元代对民间借贷利率的规范较为严密和完整。一是明确规定民间借贷利率。如世祖时敕令，民间贷钱取息，虽逾限，止偿一本息。随后又立法规定民间借贷取息之法，以三分为率。二是对暴力索债进行立法规制。元代刑法规定：“诸称贷钱谷，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息。有辄取嬴于人，或转换契券，息上加息，或占人牛马财产，夺人子女，以为奴婢者，重加治罪……”。三是专门针对军官放贷进行规定。如世祖时诏令：“禁军吏之长举债，不得重取其息，以损军力，违者罪之”、 “禁云南权势多取债息”等，元代军法对此也作专门规定，如“诸军官役其出征军人家属，又借之钱而多取息者，并坐之。”

明清两朝继续沿袭历朝反高利贷的思想，立法规定了相对较低的民间借贷利率和相应的法律责任。《大明律》规定：“凡私房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违者笞杖四十，以余利计赃，重者坐赃论，罪止杖一百。”同明代一样，清律也规定了民间借贷法定利率为年利36%，且从清朝立国直至宣统年间未有改变。明清两代放贷主体愈加多样化，除对军官放债有规定外，对官僚、平民等放贷者也有相应规制。明代法律规定：“若监临官吏，于所部内举放钱债、典当财物者，杖八十。违禁取利，以余利计赃，重者以不枉法论”，明宪宗时期曾有禁止所有官员放贷的规定。清朝对官员放贷限制更加严格，明确规定不得放贷取利，违反者治罪。为保护满人利益，清代法律还禁止平民放贷者向其高利放贷，违反者“……送该地方官，照领催枷号七十五日之例，减一等，枷号四十日。”

三、我国古代民间借贷利率管制实践对现代的借鉴

我国古代民间借贷盛行，历代政府都试图通过对利率的管制遏制高利贷，以实现对民间借贷的规范管理，虽成效不大，但仍有一些做法对于现今民间借贷的规制具有启示及借鉴意义。

利率法定。从周至清，各朝都制定有民间借贷的法定利率以遏制高利贷的蔓延，虽并未得以很好实施，但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并产生了一些作用。首先，以法律规定放贷者可以收取相应利息，反映出执政者对利息来源于利润以及让渡财产的使用权应当取得回报等金融规律具有一定的认识，客观上对社会经济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其次，法定利率为界定高利贷提供了一条简洁的标准，也是进一步规定违法者法律责任的前提条件，这对引导民间借贷规范运行、抑制高利贷产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代民法对民间借贷利率的限制与古代各朝的规定有极为相似之处，这显然与中国古代法有着一脉相承的传统。

禁止复利。古代各朝多有“负债出举，不得回利作本”的规定，如唐文宗时期颁布的敕令：“今后应有举放……不得虚立倍契，及计会未足，抑令翻契，回利为本。如有违越，一任取钱人经府县陈论。”类似规定在我国现代法律中也有反映，最高人民法院1991《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七条“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的规定与上述古代的规定如出一辙，应当是禁止复利和越法高利的“古为今用”，是对古代法制的传承。

征收利息税。我国最早的利息税是汉代向高利贷商人征收的“贳贷税”。鉴于高利贷盛行及高利贷商人的财富垄断，汉武帝时期采取了强硬措施，对高利贷商人一方面限制利率，同时开征利息税，即“贳贷税”。据《史记》记载，武帝元狩四年即公元前119年，政府正式颁布规定，向高利贷商人积存的缗（贯）钱征税。“诸贾人末作（商人称为末作）贳贷卖买，率缗钱二千而一算”，一算即120钱，按此计算，税率为6%。同时还规定，对隐匿本金不报或报而不实者，处以没收全部缗钱及罚戍边的惩处。虽然其后各封建朝代并未承继该制度，但从遏制高利贷倾向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角度，此举还是有相当积极意义的。按照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规定，民间借贷中所得利息应为征税对象，不仅理论界对征收该税多有支持的声音，而且已有人民法院判决放贷者承担利息税的司法实践。

尤需提及的是，古代在对民间借贷利率进行法律管制的实践中还认识到了金融制度的重要性，早在周代即产生了这种思想，认为对于高利贷问题既不能以令禁，也不能以法限，只有完善金融机构和金融制度，使国家资本快捷流通、实现增值，才可实现借贷利息降低、避免产生高利贷的目标，这对思考当前我国金融改革及民间借贷法制化无疑也极具启示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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