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银行审计履职报告范文

交通银行审计履职报告范文第1篇

已逾百年历史的中国交通银行可能因为一笔陈年旧账而背负污名。一位曾于该行长沙分行稽核部门供职的人士提起指控称，早于2004年他还在职期间，即发现长沙分行存在财务造假问题。

该位检举人已于事发当年被长沙分行解职。之前他在与另外几位同事一道履职时，发现一笔逾5亿元无法收回的不良贷款被长期置于“关注”类贷款序列，没有按照规定(贷款五级分类制度)记入“损失”类科目之中，成为该行未能如实予以核销的“良性资产”(详见6月18日第13期《南风窗》)。

2004年是交通银行赴香港联合交易所H股挂牌是上市的前一年，该行于那一年进行了内部财务重组。这位名叫胡远志的检举人指控交通银行在此间隙刻意隐匿坏账数额，以达成虚增利润、粉饰业绩的企图。

据信，过去两年以来，香港证监会、香港联合交易所以及中国证监会已经先后受理了此项指控，他们告知胡会针对此事采取相应行动。不过，迄今为止仍没有任何结论出炉。一无所获的胡远志也依然在坚持他的控告，不肯罢休。

长沙问题

长沙分行是交通银行对外宣称的辖下56家国内省级分行之一。早在今年6月上旬的一次访问中，长沙分行的纪检书记黄志军向本刊记者证实确有一笔5亿元的不良资产存在过，但他强调，这笔不良资产已经过某种合乎规定的处置，不存在什么问题。

1999年，金融当局成立了包括华融、长城、信达、东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以剥离令国有商业银行日益不堪重负的不良资产包袱。据长沙分行的解释，在2004年，他们即将该笔不良资产交予总行，悉数剥离给了资产管理公司。

长沙分行拒绝就此向记者提供任何相关的处置材料，以证明当年围绕该笔不良资产的处置是否合规。

已为记者获取的信息显示，2004年6月，经监管当局同意并批准，交通银行实施了一系列财务重组措施，以改善该行的资本架构和集中处置一些减值贷款。当年，交通银行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了一笔总额逾414亿元(人民币币种，下同)的可疑类贷款，此外，该行同时亦自账面上注销了一笔总额逾116亿元的损失类贷款。受益于这些处置，交通银行在当年末的不良资产率降至3％之下。

但是，此类不良率数据未被进行详细的主体分解和量化，没有人知道交通银行分布于境内的那些分支机构，于当年各自分别向总行汇集了多少比例的不良资产，借重组之机予以销减。因此，长沙分行2004年上报的不良资产核销比例也无从检视。

不过，那位名叫胡远志的检举人坚称，他不相信长沙分行那笔被自己发现的“虚假账目”已被合规注销。他提及，在他履职期间，不仅发现该笔被有意置入关注类贷款之下的损失类不良贷款，而且还发现长沙分行当时已准备了另外一笔计5亿元的“呆账”拟提交总行予以注销。这位检举人表示，长沙分行有可能注销了5亿不良资产，但该笔被注销的呆账绝非他历来指控的那笔5亿元该销未销的“关注类假账”。

胡远志曾就此向长沙分行方面提出过反驳意见。2006年冬天，在与长沙分行的最高级别领导层就胡氏是否停止检举而进行的一次私下磋商中，长沙分行方面矢口否认存在5亿“假账”，声称胡所发现的那笔5亿元不良贷款已经向总行申报顺利注销。胡远志即席加以驳斥，认为这是一种虚假的说辞。

根据交通银行总行的不良贷款管理和核销程序，2002年交行内部建立了贷款五级分类系统，在该行风险管理委员会的指导下，由资产保全部为不良贷款提供集中管理。当一笔贷款进入不良科目(即次级类、可疑类、损失类贷款)后，将会被转往资产保全部，由这个部门竭尽所有法院及非法院手段致力回收，最终仍无法收同的，则会被注销。

由于一笔贷款由正常类目转为关注类目直至成为不良资产，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办理完成，因而胡远志说道，我不相信短短数月时间长沙分行就能将一笔“假账”由关注类科目转入不良类别，再被注销掉，被注销的只是另外一笔已被我看到的5亿元呆账。

“他是搞电脑技术的，但是对于银行业务一窍不通”，在记者采访长沙分行时，纪检书记黄志军坚持否认长沙分行的账务存在问题。他说，虽然原计算机工程师胡远志在稽核过程中发现5亿不良贷款、并且后来指控交通银行造假上市，但这些账务实际上是“经过严格审计的”、是“符合国家当时的处置政策的”、是“正当”的。

由于不能看到一应的审计证明，目前还没有办法确证长沙分行能够自此桩前职员提起的财务造假检举中摆脱嫌疑。检举人2004年遭解职之后向交通银行总行所做的书面陈述，长沙分行的内部控制几近失灵，这使得该行的财务治理陷于混乱。

2004年，国家审计署公布的一份审计报告揭示，交通银行锦州分行与当地3家法院联合伪造法院判决以及一应法律文书，向总行申报注销2亿元涉及175户企业的不良贷款，当时这些借款企业尚在还款之中，只是所还贷款已被锦州分行全部纳入独立“小金库”，未于分行财务报表中反映。事发当年，交通银行命令辖下各分行稽核部门比照锦州分行问题进行自查。

长沙分行于此时不仅出现5亿不良资产“误转”良性资产的“假账”问题，检举人还于递交总行的申诉材料中进一步指陈，在对长沙分行2003年报请总行的核销材料进行全面检查时，透过20份诉讼类的核销材料，他们发现其中存在类似锦州分行的情况。

牵扯到诉讼的不良资产处置，一般需要作为债权人的银行向法院提起对债务人的贷款追偿请求，当通过法院强制执行仍无望收回之时，才会着手予以核销。但检举人称，在长沙分行的该等诉讼材料和法院判决书中，原、被告双方皆是长沙分行内部职员，而在10多份判决书中，原、被告均由两位内部员工轮流互换担当。

不透明督管

就中国银行业内部的财务内控状况，金融监管当局曾于2002年颁布了一套内部控制指引，要求中国的商业银行建立健全内部控制，杜绝风险。中国银监会据此定期会对各商业银行的内控机制做出评估，以确认是否符合监管规定。

2004年9月，中国银监会针对交通银行截至当年6月30日的监管状况进行评估，认定该行内部控制系统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弱点，分行层面的内部控制系统缺乏独立性、业务运营监控不力，管理信贷审批和出售不良资产方面亦存在问题，比如在采用五级分类制度上不一致或误用。

交通银行为此付出过代价。鉴于该行及其分支机构存在账户管理违规、会计违规等违反国内监管规定事由，在2004年、2005年、2006年3年间，交通银行先后遭到监管当局的申斥和惩罚，罚没款总金额计约1487万元。而在2004年12月31日之前的3年问，该行先后遭到监管部门罚款约302次之多，总计罚金1580

万元。不过该行说，这些问题是个别事件，“不会对本行的公众形象和经营管理产生重大影响”。

2005年谋求于港交所上市之前，交通银行总行曾于一份材料中谈到，正如中国的其他银行一样，该行分设于各地的分支机构以往对其经营和管理均享有较高的自，故此，他们过去总是未能有效防止或及时发现分行层面的管理失误。而在将来，当他们在集中管理方面作出努力，并对分行级实施改善管理措施之后，有可能依旧不能防止一切不正常交易或类似锦州分行事件发生。交通银行不能保证严格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问题在于，面对已被人提起指控的“长沙问题”，中国第五大商业银行是否能够做出适当回应与处置，以便打消公众的困惑与猜疑?已有信息显示，交通银行总行在接获该等申诉之后，即委派了一位名叫姚建设的监察室处长前赴长沙，宣布总行的最终裁定。在与该位检举人进行面晤之时，对于长沙分行是否存在如检举人指陈的一系列财务问题，监察处长未置一词。

目前尚没有确切资料表明交通银行总行据此对长沙分行采取过何种内部措施，长沙分行方面的人士告诉记者，交通银行总行曾对长沙分行进行了“严格的审计和检查”，但他无法说明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严格”审计，以及审计的具体时间与涉及范围。况且，当年的一应主事者现时仍在任上，“长沙问题”也未见被交通银行对外进行任何公开提及。

交通银行总行未有即刻就上述问题加以置评，由于该行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眼下正在落实奥运期间的有关工作，他们邀请记者于8月中旬前往上海总部进行面晤。他们说，“相信通过沟通，我们将能全面客观地说明情况。”在上一次对长沙分行进行的访问中，该家分行最初对记者进行了阻挠，试图避免与记者进行接触。

4年以来，检举人不依不饶地将控告信递交多个监管部门，结果无一不是泥牛入海，未得到任何一种说法。2006年，当他将控告递交香港证监会时，证监会告诉他，经过考虑，他们已转交合适的办理部门――香港联交所。联交所上市科此后给予的答复是，如果检举人允准，他们将向当事公司及公司的上市专业顾问披露有关投诉内容及细节，以便进一步跟进。

检举人对他们的请求表示同意。但此后，他再也未能得到有关联交所的任何调查结论。当他就此发出询问，联交所上市科拒绝予以答复。

联交所声称，根据他们的一般政策，该所需要按保密机制进行所需之询问及调查，以确保程序公正持平，保障上市公司及其董事免受没有根据的指控。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维护公众对市场监管的信心和维持一个公平、有序及消息畅通的证券交易市场，此举亦在于保障投资者，防止不当行为充斥市场及使调查程序更具效率。他们重申，不会通知检举人有关投诉之处理方法及结果。

2007年，检举人继而向中国证监会递交控告，时值交通银行向中国证监会呈报于上海A股首发上市的申请材料之际。证监会办公厅表示，他们会按程序进行处理。

现在，距中国证监会受理此件控告已逾一年时间，交通银行早于当年5月即顺利通过证监会的发审环节，如期实现在上海证交所A股上市。除了中国证监会和交通银行，恐怕再也不会有人清楚当局对于该一检举做过何种处置。

长沙分行的纪检书记黄志军告诉记者，近4年以来，长沙分行接受相关核查总计10余次之多，凡是关涉金融监管的当局部门均有介入。“这些部门都很重视，都对我们进行了审计和核查，都有一个正确的结论”。

但他未能接纳记者有关出示这些结论的提议，他说他不会这样做。长沙分行监察室处长姜铁军则插话说，监管部门也不一定要给出书面检查结论，他们可能会通过座谈会的形式进行通报。不过该位人士没有进一步说明此类座谈会的具体召集人、与会者以及通报范围。至于检举人，他对于检查结论一无所知，没有获得任何结果通报。

真相待解

至本文截稿时，中国证监会没有就交通银行被指控的账务问题做出置评。香港联合交易所也没有向记者披露他们是否做出调查以及该等调查的细节。联交所于应询时说道，有关交通银行的指控已被他们的上市科记录在案，并就事件作出有关跟进。他们说，作为前线监管机构，上市科会就该事件之检举内容考虑是否需要采取任何监管行动，“在审慎地查询有关事情后，可能决定无须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

香港联交所受香港证监会领导与监督，根据法定责任，该所旨在于合理和切实可行的范围内，确保香港市场公平、秩序及信息灵通。他们遵从一则当地的《证券上市规则》履行自身职能，对上市公司活动的监察主要着眼于上市公司是否遵守该《上市规则》的要求，作出及时、准确及公平的资料披露。

联交所表示，恕他们不能就此事件一一交代自己是如何做出处理的。倘若由于决定采取进一步监管行动而致联交所或涉事上市公司刊发公开声明，人们当会明白联交所曾如何处理此事，并进一步了解引致问题出现的原因。香港证监会给予记者的答复也是大同小异。

事实上，两年以来并没有人见到这样的声明，无论是联交所的，还是交通银行的。这似乎显示，联交所可能没有在市场的期盼中“采取任何进一步监管行动”。

中国的法律界人士对此持有疑义。就此来说，他们认为监管当局并不称职。假如监管当局明了法律精神，认识到举报权是法令赋予任何公民的基本权利，那么他们就没有理由漠视举报人的“实名举报”，迟迟不肯给出“经查属实”或“经查不实”的任何一种答复。即便没有结论，也应该加以说明。

作为公众公司的交通银行似乎也需要履行披露和告知义务，哪怕这根本就是一桩并不如外界所猜疑那样的不实指责。不过一位证券律师对记者说，他们有这样的义务，但一般不会公开。

没有人及时给公众一个交代，是因为中国至今仍不存在这样一项法令，要求当事主体或监管当局需要就相关控告进行必须和必要的查证，并进行必须和必要的披露与说明。法律界人士说，没有这样一项具体的法规存在，因而“他们可以理你，也可以不理你”。

不透明的检调程序和未予披露的行动细节可能妨碍公众对于上市公司的信息获得，至少就那些与该家上市公司存在利益关联的投资人的知情权能否得到保证而言，这似乎就是一个问题，并且，它无疑将勾起人们对于当事主体是否意在掩盖真相的无限遐想。

“财务(造假)问题在不少上市公司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位不具名的上市银行高管人士对记者说道，“银行也不例外。”

2005年于H股上市之时，交通银行曾委聘香港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财务审计，已知该所是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设于香港的分支机构。目前该所尚没有就当年对交通银行的财务审计细节向记者作出正面回应。

普华永道驻北京审计部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就一家企业的财务审

计而言，会计师事务所并不需要对该企业设于各地的分支机构进行全面审计，对于总部财务的审计才是重点。不过他表示，这些细节不方便在电话里面透露。

中国财会界和银行界的相关人士在此前后分别告诉记者，会计师事务所对于一些跨地域经营的集团企业只可能进行财务抽查审计，做到事无巨细几乎不可能。更多时候他们只基于当事集团提供的财报进行审计，然后发表意见。对于那些即将上市的公司，有时候，“会计师事务所(也会)从中充任财务包装和调整的角色”。

自记者得到的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来看，他们几乎完全是着重于交通银行编制的一揽子财务报告进行审计。他们当年审计了交通银行截至2002年、2003年及2004年12月31日止各年度的财务资料报告，他们说，“银行董事须对财务资料负责，本所的责任是根据本所所做的审查结果就财务资料形成并发表独立意见。”

审计报告粗略地涉及交通银行的减值贷款与不良资产处置问题，其中谈到2004年6月交行财务重组时一笔530亿元减值贷款剥离之事(本文已于前面有所交代)。由于是在合并报表的基础上进行审计，因此未能细致展现各分支机构的减值贷款与不良资产处置情况。

最终，罗兵咸永道在审计报告中宣称，“就本报告而言，财务资料真实及公映了集团及银行在2002年、2003年及2004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

显而易见，中国需要尽快订立一项旨在督促上市公司以及相应监管机构充分自觉地履行真实信息披露与告知义务的监管法令，以确保信息通畅对称，防止市场陷于失控。这并非没有先例可循。

在美国，自从2001年和2002年先后曝出安然公司和世界通信公司的财务丑闻以来，当局迅速订立了《萨班斯法案》，国会授命由一个高度独立的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全权负责该法案赋予的监察和惩罚职能，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和财务报告真实性进行适时监控。该委员会不仅向当局报告他们的履职情况，还要向公众报告相关事件的裁处结果，公众利益被置于核心和首位。

中国目前只有一项出自证监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该办法虽将上市公司列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并强调义务人对于信息披露的真实与完整性负有责任，但对于这种义务人主体和主导的信息披露做法没有建立紧密而独立的第三方钳制机制。

此外，于2007年几经酝酿的《上市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载明，上市公司及相关各方的市场活动须接受政府和公众的监督，中国证监会并意图与多个同级别监管机构共同建立一套监管系统。不过该条例至今仍处于征求意见阶段，没有正式出台。

难道就没有办法可以化解诸如交通银行一类难以廓清是非原委的“账务”问题了吗?当然不是。至少上市公司股东和一些直接利益相关人是有权要求知道真相的。法律界人士说，他们可以查阅上市公司的账目，并加以核实。假如证明自身利益确有受损，达到1％以上人数的股东可以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直接利益相关人亦可诉诸法律来维护自身利益。

交通银行审计履职报告范文第2篇

关键词：商业银行；社会责任；内部督促机制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1)05―0074―08

近年来，银行践行社会责任的潮流在国内外蓬勃兴起，可持续金融以及商业银行践行社会责任的理念已经深入到金融业的每一个角度。不过，与国外同行相比，国内银行业践行社会责任的表现并不如意，无论是在环境、雇员、消费者还是在社区等领域，大多未能尽到应尽的责任。例如，对于国内大多数商业银行来说，至今“绿色信贷”更多的仅是停留在一种口号的宣传上，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初始动机远超出其社会责任的意识。再如，目前国内银行业长时间的强制加班、加班不付加班费、同工不同酬、劳务派遣、性别歧视等几乎成为普遍现象，这使得《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工会法》以及相关的劳工保护政策处于空转无效的状态。此外，国内银行业凭借国家赋予的金融垄断地位以及保护银行利益的特殊金融政策，在与消费者的关系上一直在扮演着“店大欺小”的角色，深为广大消费者诟病却又无可奈何。无疑，造成国内银行业践行社会责任的滞后的原因很多，但内部督促机制的建设滞后，显然是重要环节之一。

一、国内商业银行践行社会责任的内部督促机制的建设

从实践角度来看，近年我国商业银行在践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也逐渐认识到完善内部督促机制的重要性，并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中国银行业协会在2010年颁布的《中国银行业2009年社会责任报告》指出，我国银行业各金融机构积极完善社会责任管理机制，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建设，从理念上、组织框架上探索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制度化与常态化。

至今，大型商业银行及许多股份制商业银行都建立了专门的社会责任工作管理团队，如中国工商银行的“战略管理与投资者关系部”、国家开发银行的“教育培训局”、兴业银行的“社会责任领导小组和社会责任办公室”、交通银行的“企业文化局”、中国建设银行的“公共关系部”等。其中，交通银行已于2007年在董事会下设社会责任管理委员会，并制定《交通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社会责任委员会工作条例》，在境内上市公司中可谓首开先河。目前，交通银行董事会社会责任委员会由行长担任委员会主任委员，根据相关工作条例和董事会授权开展工作，主要负责研究制定交通银行社会责任战略和政策，审核涉及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授信政策，对交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评估，并根据董事会的授权审批对外捐赠事项。交通银行部分分支机构也成立社会责任管理领导小组，通过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不定期召开专题会议，讨论、研究并积极落实社会责任管理事项，切实加强对履行社会责任的组织领导，确保社会责任管理工作落到实处。

除建立专门的社会责任管理团队外，大型商业银行以及一些股份制银行业也立足于自己的实际情况，摸索一套具体的银行社会责任管理机制。例如，作为较早关注节能减排、倡导绿色信贷的商业银行，兴业银行首创效能融资，积极发展低碳金融，以有益于环境和社会的方式发展融资业务，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责任的兼容。为此，兴业银行制定了严格周密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制度，其依据标准包括以下方面：第一，外部规范。我国关于环境、健康、安全及其他有关银行信贷标准的法律规范，主要包括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第二，内部规范。兴业银行内部关于环境、健康、安全问题的信贷指引、风险管理制度、操作流程及内部管理规范。第三，特别规范。包括《赤道原则》、《国际金融公司可持续发展政策与绩效标准》和《国际金融公司环境、健康与安全指南》等。兴业银行承诺将持续关注并不断改进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措施，根据不断变化的外界情况，进行定期评审与修订，以保证环境与社会管理体系的充分适用性。依据以上标准，兴业银行构建了一整套的银行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流程以及具体运作体系。另外，大型商业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以及其他部分银行也逐步建立社会责任的披露制度。

二、内部督促机制存在的问题

总体而言，近年来国内银行业践行社会责任的“内部督促机制”建设上取得了较大进步。不过，从法律的视角观之，国内银行业在社会责任管理的“内部督促机制”建设上，无论是在公司治理方面将践行社会责任融入到决策程序，还是在践行社会责任问题上提供专门的机构支持，以及建立并完善具体的社会责任管理制度体系，都存在不少的问题。

(一)社会责任管理部门设置不合理，银行决策中难以贯彻社会责任理念一

在实践中，除交通银行率先在董事会下设立了企业社会责任专门委员会外，其他大型商业银行以及一些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仅设立了层级不一的社会责任主管部门，而除此之外更大多数的银行在公司治理架构上甚至尚未对企业社会责任提供机构支持。同时，即使是已经对银行践行社会责任建立管理团队的商业银行，在技术设计上仍然很不完善。

首先，目前相关立法没有要求国内银行必须在董事会建立负责社会责任事项的专门委员会。中国银监会于2005年9月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董事会尽职指引(试行)》第40条仅要求商业银行董事会应当建立审计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注册资本在1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商业银行，应当建立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从目前实践来看，国内除交通银行外多数银行都未在董事会下设立专门的社会责任委员会，如中国工商银行仅将其“战略管理与投资者关系部”置于高级管理层“综合管理部门”之中。显然，这种做法不足以督促银行践行社会责任工作的充分开展，至于如何将践行社会责任问题融入决策意识更是枉谈。

其次，有关商业银行董事会的职权以及董事的遴选标准及关注事项的现有立法，缺乏关注银行经济责任之外的其他社会责任的内容。第一，对于商业银行董事会的职权，《股份制商业银行董事会尽职指引(试行)》第2条提到，“董事会应当诚信、勤勉地履行职责，确保商业银行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切实保护股东的合法权益，并关注和维护存款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但在董事会的具体职责方面，却没有将之贯彻落实，即没有将关注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视为董事会的具体职责。第二，对于董事的遴选标准，相关立法只考虑了董事在经济方面的知识与能力，而没有考虑其他因素。在实践中，国内银行对包括独立董事在内的董事选聘标准考虑的基本上是金融与经济方面的能力，如独立董事的人数刚超过1/3的中国工商银行董事会对董事选聘的主要依据是：“充分考虑

被选任人员的素质、能力、责任感和独立性，并在知识结构、实践经验等方面能够互补。其中执行董事均多年从事银行经营和管理工作，独立董事和非执行董事普遍具有丰富的金融、经济方面的工作经历。”第三，在董事的具体职责规定中，也没有明确提到董事(包括独立董事)必须关注银行经济责任以外的其他社会责任。对此，《股份制商业银行董事会尽职指引(试行)》第50条规定，董事对商业银行及全体股东负有诚信与勤勉义务。董事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商业银行章程的要求，认真履行职责，维护商业银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2010年12月实施的《商业银行董事履职评价办法》对于董事与独立董事必须关注的重点事项的规定，也忽略了关注商业银行经济责任之外的其他社会责任。实际上，由于内部董事跟公司经营所存在的千丝万缕关系，必须更多依赖于独立董事在实践中推动企业践行社会责任，因为他们是不在公司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并与其所受聘的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的董事。_6’不过，至今规定独立董事职责的最权威文件，即《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对于独立董事的职责的详细规定，虽然也会对上市公司践行经济之外的其他方面的社会责任有所涉及，但从总体上并没有明确以及直接要求独立董事必须关注上市公司践行经济责任之外的其他方面的社会责任。无疑，一旦立法没有要求银行董事必须对经济责任之外的其他社会责任问题兼顾，在实践中必将造成董事对银行经济责任之外的其他社会责任的漠视。

再次，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占有的比例，对于他们是否能在公司决策中照顾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独立董事所占比例明显偏低，难以在公司决策中发挥关键性作用。如交通银行董事会共有14位董事，其中4位为执行董事，5位为非执行董事，5位为非执行独立董事。显然，交通银行的这种董事会结构安排决定了即使在董事会下设立了社会责任委员会，也难以保证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平衡。至于其他未能在董事会中设立专门的社会责任委员会的各大中资银行，独立董事所占董事总数的比例也偏低。例如，中国农业银行董事会的独立董事数目只有4个，不到13名董事中l/3，且都为非执行独立董事；中国建设银行董事会共有17名董事，其中独立非执行董事6名，刚超过董事总数的1/3；中国银行的董事会由13名成员组成，其中6名为独立非执行董事，接近董事总数的1/2。另外，中国工商银行董事会的独立董事数目也仅超过1/3。无疑，仅从当前国内五个大型商业银行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来看，很难保证公司决策能够平衡各方面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国内相关立法显然也没有重视这个问题，《股份制商业银行董事会尽职指引(试行)》第54条仅规定：“董事会应当根据商业银行的规模和业务状况，确定董事会合理的规模和人员构成。为保证董事会的独立性，董事会中应当有一定数目的非执行董事。注册资本在1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商业银行，独立董事的人数不得少于3人。”显然，这种规定以及低标准要求，无法要求银行建立平衡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董事会机构。虽然，在《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第5条第(四)款中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下设的薪酬、审计、提名等委员会的，独立董事应当在委员会成员中占有1/2以上的比例。但在国内上市银行董事会的实际运作中很难做到这一点。

最后，商业银行践行社会责任的内容涉及对女性员工的特殊照顾、公平信贷权乃至对社区的责任等方面，如果要在决策机制中照顾到这些方面的利益，就必须把性别、区域等因素适当地考虑进董事的遴选标准，即董事来源必须多元化。而目前国内银行业对于女性员工的健康保护、公平信贷权等方面践行的社会责任，仍然相当不够。至于社区的社会责任，则根本就没有进入大多数国内银行践行社会责任的意识或体系之内。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董事来源没能实现多元化是其中之一。实际上，在花旗集团董事会的董事遴选中，为了充分照顾到性别平衡与地区平衡，主要是通过董事来源的多元化来促进公司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平衡。截至目前，花旗集团董事会中女性董事占2人，包括董事会主席与首席执行官在内的5位董事分别为亚洲人、黑人以及西班牙移民。至今，国内银行的董事选聘标准的立法与实践都未将此项内容考虑在内，功利性的选聘标准基本上是唯一标准，而没有照顾到性别、种族以及地区等因素，这就无法保证在银行决策上对利益相关者的各方面权益进行均衡。如果说目前多数国内银行的利益相关者都在国内，董事遴选中人种方面的因素可以不考虑的话，将性别、地区等因素考虑进董事遴选标准中则是能够做到的。

(二)多数银行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责任管理制度体系

至今，除少数国内银行，大多数银行都没有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对外金融业务以及内部经营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体系。统观国内商业银行的2009年社会责任报告，在社会责任管理制度体系的建设上存在的重大缺陷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多数银行没有建立完善的对外业务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例如，为落实绿色金融政策，银行应该建立和配置相应的机构和人员，赋予相应权限，使他们在日常金融服务中能保证有关政策的执行。银行有无绿色金融专责部门，在研究制订行业、特定客户和项目的准入标准和政策，对绿色信贷政策和标准进行跟踪、分析和评估，为业务监管提供技术支持，开发创新绿色金融服务和产品等方面的工作力度是大不一样的。但根据各大银行业的社会责任报告，在中资上市银行中，仅有兴业银行成立了专门管理环境相关事务的部门――可持续金融室，招商银行在总行成立了由不同部门人员组成的绿色金融小组，其他银行尚没有成立类似的专门部门。一些大中型商业银行将具体的环境事务分配到原有不同部门分别执行和管理，规模较小的几家银行则尚无资料显示其在这方面的表现。

第二，国际银行业所广泛接受的践行社会责任的国际规范(诸如《赤道原则》、《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联合国全球契约》)，还未能完全纳入国内银行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在各大银行2009年的社会责任报告中，只有兴业银行明确表示已将《赤道原则》、《国际金融公司可持续发展政策与绩效标准》和《国际金融公司环境、健康与安全指南》纳入了公司的对外金融业务社会责任管理制度体系之中。截至2010年底，只有国家开发银行等少数几家中资银行加入了《联合国全球契约》；而接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的国内中资银行也只有上海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4家。虽然银行业建立全面的社会责任管理制度并不意味着就要加入各种通行的国际规范，但这些国际规范代表着整个行业在这些方面的成熟做法，融入国际规范体系的程度不足确实是国内银行业在社会责任管理方面缺乏制度化、长效化机制保障的一个反映。

第三，就银行经营中存在的内部社会责任管理方面，包括兴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在内的许多大型商业银行与一些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逐渐认识到此问题的重要性，并开展了诸如“绿色办公环境”之类的行动，具体方案包括“业务电子化”、

“办公无纸化”、“开会视屏化”、“节能减排最小化”等诸多方面。不过，通过对各大中资银行的2009年社会责任报告的全面考察，可以发现存在两个重大问题：一方面，除国家开发银行披露已制定的《关于国家开发银行绿色采购的实施意见》、《总行节粮节能工作指导意见》和《垃圾分类岗位责任制》，以及兴业银行披露制定的《办公节能管理办法》外，多数银行将关注内部节能环保视为一种“活动”，而没有将其上升为一种践行社会责任意识并将之进行制度化管理，因而未能将内部环境问题的管理制度化、高效化并专业化。另一方面，尚未发现有哪一家银行披露，已把国际通行的诸如ISO 14000环境管理体系、EMAS环境审核规则等国际标准融入内部环境管理体系之中，并开展与之相关的认证活动。此外，“绿色办公环境”仅是针对环境问题，而对于人的内部社会责任管理方面，除中国民生银行制定了《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工作手册》，成为第一个接受了SA 8000社会责任管理标准认证的中资银行外，至今未发现其他中资银行针对员工制定内部社会责任管理制度的信息披露。而且，也没有哪家银行披露自己通过OHSAS 18001职业安全卫生管理系统认证。

二、完善国内银行业践行社会责任的内部督促机制

无疑，在完善国内商业银行践行社会责任外部督促机制的同时，建立与完善银行践行社会责任的内部督促机制尤为关键，其功能在于使银行机构能够自主、积极、能动地践行社会责任。

(一)改造商业银行的企业文化，培养践行社会责任的内在意识

由于企业社会责任在性质上很多都属于“自我规制”型的责任，因此，如果让国内商业银行践行社会责任成为一种内在与自觉的行为，就必须改造商业银行的企业文化，融入公益责任观，培养践行社会责任的内在意义。商业银行必须认识到，践行社会责任已不仅仅是从商业利益角度的考虑，而是一种经过长时期的文化熏陶，逐渐成为一种根植于企业内部的自觉意识，构成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上，国内商业银行践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文化的培养，不仅需要领导层的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以及广大员工的积极响应、紧密配合，更需要建立与完善银行道德规范或行为标准，从上到下遵守执行，建立银行社会责任的定期培训制度，开展定期的银行社会责任的教育、培训，提高员工的践行社会责任意识及能力，乃至建立与完善践行社会责任的内部激励制度与实施制度等。只有通过这种日复一日加强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的社会责任文化以及践行社会责任能力的培训、教育、宣传等活动，才能使银行践行社会责任的这种意识内化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从而使得银行践行社会责任的行为从外部压力转变成企业“内生”行为。

(二)建立与完善银行决策机制中保障银行践行社会责任的权力架构体系

社会责任的践行需要银行内部决策机制中相关机构和制度的支持，决策机制中适当的权力架构安排与制度建设成为保障银行践行社会责任的根本。具体而言，相关方面包括：第一，改变董事只向股东承担信托义务的做法，将这种受托责任向雇员、消费者、供应商、环境、社区等利益相关者扩展，明确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在决策过程中应尽考虑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法律义务。第二，完善董事会结构，增加外部董事、独立董事在董事会的比例，并将其作为利益相关者的代言人。第三，建立与完善监事会制度，通过增加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的比重，明确监事会的监督职权，规定其在涉及利益相关者事务的决策和执行方面的监督权力、程序等方式，来达到维护公司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权益的目的。第四，明确银行社会责任目标，督促公司建立有效的管理社会责任问题的制度体系，健全严格的问责机制。第五，成立代表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银行社会责任顾问委员会。若企业的经营决策将对利益相关者的权益造成较大影响时，社会责任顾问委员会有权对董事以及其他管理者提出相关意见和政策建议，也有权对企业执行社会责任的相关情形向社会公众予以披露或告知。

(三)建立与完善银行践行社会责任的具体管理机制

一份对知名跨国银行与欧盟地区银行业践行社会责任状况的调查表明，多数受调查银行已发展出了一套处理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机制，同时也遵循管理对外金融业务的社会责任问题的各种国际准则，并要求它们的业务合作伙伴遵守各种责任标准等。同样，对我国银行践行社会责任的内部督促机制的改善，除了规定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以及设立专门的社会责任委员会，将社会责任意识上升到企业决策层次以及强化监事会的权力外，建立并完善银行社会责任的具体管理机制对于提高银行践行社会责任的能力尤为关键。

首先，建立与完善负责践行社会责任事宜的专门管理团队，给予银行践行社会责任的机构支持。企业社会责任践行的好坏跟社会和环境责任在组织内部的机构支持紧密相关，社会责任涉及银行的各个方面，需要根据它们的不同性质成立专门机构负责。例如，对欧盟地区银行践行社会责任情况的调查发现，在受调查银行中，“气候变化”主要由功能性机构来管理，这可能是由于目标的直接性，如减少浪费、减少纸和水的消耗、节约能源等，所有这些都需要全体员工积极参与。至于打击贿赂，大多数银行(占样本银行的71％)由执行或非执行董事负责，几乎所有的银行(有一家例外)都规定，这方面的责任同时也分配给合规控制／审计机构。而“两性平等问题”的责任架构最高，有11家银行(占样本银行65％)由高级管理人员责任。无疑，这三个问题领域的组织结构安排跟银行对这些问题的战略意义的认识关系密切。大多数银行认为减少气候变化有较高的战略意义(占样本银行77％)，并分配给专门的功能组织负责。而其他两个问题领域则并非如此，它们被赋予更不重要的战略评价。无疑，欧盟地区银行业的这种做法，值得我国银行在设立专门的社会责任管理机构时借鉴，即必须根据具体的社会责任的性质或重要性安排级别不一的专门机构负责。同时，必须规定专门负责机构适宜的具体职责，只有做到职责分明、权责相符才能真正发挥专门管理机构的作用。例如，对于项目融资的管理，花旗集团除在纽约设置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核心部门和团队成员外，还分区域设有环境与社会风险的管理和审批部门。其职责包括：运用诸如“赤道原则”和“碳原则”等环境和社会风险政策，建议和审查项目融资业务，并在审批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监督这些交易；为花旗集团的雇员提供社会和环境风险政策的相关培训；在与《赤道原则》有关的问题领域，作为利益相关群体和花旗集团之间的主要联系平台；与其他加入《赤道原则》的金融机构一起推动《赤道原则》的最佳实践；在必要的时候，修改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政策。

其次，建立与完善银行对外金融业务的社会责任管理制度。对于个体银行来说，践行社会责任的好坏除了与外部机制紧密相关外，还有一个最为关键的因素，即是否建立有效的践行社会责任的具体内部管理制度。如果说银行有没有践行社会责任的自觉性跟其社会责任意识或者企业文化紧密相关，那银行践行社会责任的能力就与其有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执行机制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根据国内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与完善国内商业银行对外金融业务的具体社会责任管理制度，

是提高国内银行业践行社会责任水平的关键性环节。同时，期待加入《联合国全球契约》、《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赤道原则》等国际规范或标准的国内商业银行，也必须关注相关国际规范或标准对金融业务社会与环境问题的管理机制建设要求。

例如，赤道原则秘书局规定，承诺采纳《赤道原则》的金融机构在承诺后的第一年期间为赤道原则执行过渡期，旨在根据《赤道原则》要求进行内部制度体系建设和能力提升，不要求对项目融资按照《赤道原则》要求开展环境与社会风险审查。据《中国银行业2009年社会责任报告》披露，中国建设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以及民生银行等正在开展实施《赤道原则》的预备研究，力争早日将自己的绿色信贷政策与《赤道原则》接轨。显然，这些银行必须关注在加入《赤道原则》后，如何将《赤道原则》纳入银行有关项目融资方面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制度建设的问题。事实上，兴业银行在宣布加人《赤道原则》后的一年里，相继制定了《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政策》、《适用赤道原则的项目融资管理办法》、《适用赤道原则项目融资分类指引》、《环境与社会风险专家评审规范》以及适用《赤道原则》项目融资的示范合同文本、配套示范文本以及相关指导意见、实施意见等。

再次，建立与完善银行内部的社会责任管理制度。商业银行本身也是环境资源的消耗者，加强银行办公运营过程中能源的消耗控制也是银行践行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在建构银行内部社会责任管理制度时，ISO 14000或EMAS等提供了良好的参照示范。例如，ISO 14000所包含环境管理的五大部分，即环境方针、规划、实施与运行、检查与纠正措施、管理评审等，是建构国内银行内部环境管理机制必须考虑的重要环节。而该标准所包含环境管理的各个要素，包括环境方针、环境要素、法律与其他要求、目标与指标、环境管理方案、机构和职责、培训、意识与能力、信息交流、文件管理、运行控制、应急准备和响应、监测、违章、纠正与预防措施、记录、环境管理体系审核以及管理评审要素名称等，是建构国内银行内部环境管理机制时必须考虑的重中之重。同时，EMAS所涉及的核心原则，即执行度、可信度和透明度等，可以用来作为评价国内银行构建内部环境管理机制有效性的关键指标。面对这些核心原则，国内银行必须努力做到：披露每年最新的环境政策、目标以及实践，并必须得到执行和评估；尽量采取由独立审计员的第三方认证的方式，提高银行内部环境管理方面的可信度；必须定期公开环境声明，保证公众能及时、准确及完整获得有关银行环境影响和表现的信息。当然，银行内部社会责任管理机制不仅包括内部环境管理，也应包括对人的社会责任管理。与ISO 14000或EMAS关注点不同，SA 8000社会责任管理标准更侧重于人，它是全球首个道德规范国际标准，适用于世界各地、任何行业、不同规模的公司。在银行业践行社会责任的国际实践中，许多践行社会责任的先锋银行都接受了SA 8000社会责任管理标准，并将其融入到内部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之中。与ISO 9000质量管理体系及ISO 14000环境管理体系一样，SA 8000社会责任管理标准是一套可被第三方认证机构审核的国际标准。因此，国内银行在构建自己对员工的社会责任管理机制时，可以参照其内容，力争取得相关认证，从而使得国内银行能够较快地走出国门，在国际金融市场开拓业务。此外，与SA 8000社会责任管理标准认证一样，OHSAS 18001职业安全卫生管理系统认证对于完善银行的内部社会责任管理体系也有重要参考意义。

最后，完善银行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制度，建立或完善定期社会责任报告制度。从总体来看，国内商业银行近年来的社会责任报告，无论是从报告的实质内容，还是从报告的形式，都存在着诸多可圈可点之处。不过，在“披露方式”与“报告质量”等两个方面，银行社会责任报告仍需要有进一步提高。一方面，要进一步规范银行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形式、编写安排以及时间等技术性问题，尽量采纳国际通行的编排标准，采用适中的篇幅，披露时间尽量与年度财务报告相接近；另一方面，必须进一步提高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质量，不仅要注意披露信息的“重要性，与“清晰性”原则，也要注意与利益相关方的互动，进一步提高披露信息的“包容性”水平，并加强社会责任报告的“可比性”、“平衡性”以及“中肯性”。

交通银行审计履职报告范文第3篇

2007年是中国银行业快速发展的一年，行业全面开放、竞争加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局。各家银行加速管理体制改革、调整发展战略，为迎接各方面的挑战做好准备。这也使得上市银行的年报比起往年来，有了更多的看点。本期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有:上市银行年报的主要特点,全国性上市银行年报的财务分析,以及14家上市银行2007年的财务盘点和趋势性展望。

截至2008年4月23日，14家上市银行全部了2007年年报。读这些多则300多页，少则100多页的年报，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些信息量丰富的年报，不论是对于投资者还是监管者，不论是银行从业者还是研究者，都值得细细读来。我们对年报的粗读中发现一些味道，并试图将一些体会与各同仁分享。

从年报看信息披露

上市银行的信息披露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而年报则是让投资者来知晓和判断上市银行全面信息的重要资料。可以这样说，年报是上市公司信息的最集中反映。中国证监会对上市银行年报信息披露内容的和格式都有比较详尽的规定。上市银行年报披露既要遵循《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也要遵循《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18号――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总体来看，上市银行年报披露中基本上按相应的要求进行了披露，但有三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一是各家银行披露的详略情况各不相同，在香港与内地同时上市的银行年报披露普遍优于只在内地上市的银行，二是不少银行对某些应该详细披露的地方采取了模糊技术，实际上违反了上述信息披露的要求。三是大多数银行进行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披露。

对称与非对称。

在14家上市银行中，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和交通银行在香港联交所和上交所同时上市，深圳发展银行与宁波银行在深交所上市，其余都在上交所上市。在上交所或深交所上市的银行，在年报信息披露中当然必须要满足中国证监会相应的监管要求，而在内地与香港同时上市的公司则要同时满足内地与香港的监管要求。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07年修订）第八条“在境内和境外证券市场上市的公司，若境外证券市场对年度报告的编制和披露要求与本准则不同，应遵循报告内容从多不从少，报告要求从严不从宽的原则，并应当在同一日公布年度报告。”这就是说同时在香港与内地上市的银行，必须要遵循同样的披露原则。由于在香港的信息披露较严，因此国内的投资者显然能够了解更多的信息，看来搭了境外投资者的便车了。具体来看，在两地同时上市的银行的年

报有如下特点：

董事长、行长致辞体现银行亮点。在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年报内容中并没有董事长和行长致辞这样的强制性要求，但不少大银行都附上了这样的致辞，虽然名称各异，有些说《致辞》，有些用《报告》。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五家在香港与上海两地同时上市的银行都有这样的致辞。其实，放在年报前面的致辞不仅体现了对银行当家人对投资者的尊重，展现银行在本报告年度的工作亮点，而且还能让投资者很快就能了解银行的发展定位与战略方向。这可以大大节省投资者的阅读时间，也便于投资者很快掌握银行的主要信息。同时，上述银行还将银行在本年度获得的主要荣誉都列了相应的清单，也有些银行还将银行的历史作一简单介绍，这都很有利于读者了解银行的情况，有利于形成加深银行品牌的形成。

透过董事长致辞，我们能清晰地看到银行的发展战略。如工行董事长在致辞中就说，新年度、新阶段工作的主旋律是：增强竞争发展能力，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全面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现代金融企业步伐。在建行行长的致辞中，我们可以看到：“本行将肩负‘为客户提供更好服务，为股东创造更大价值，为员工搭建广阔的发展平台，为社会承担全面的企业公司责任’的使命，遵循‘始终走在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最前列，成为世界一流银行’的愿景奋力前行的承诺。”交行董事长在致辞中则是提到了“打造中国最佳财富管理银行的战略构想”，并且将这一战略目标写在扉页上。

公司治理披露更细。公司治理是否完善既是投资者关心的重大问题，也是近年来上市银行区别于非上市银行的重要方面。在公司治理方面，投资者要关心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和监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是否尽职履行了相应的职责。因此，在公司治理架构、董事会报告、监事会报告中都涉及到公司治理的内容。根据《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只要求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的履职情况汇总报告。在所有的年报中，在境内上市的银行都达到了上述最低要求，但其他专业委员会的情况没有充分披露。只有中国工商银行等在两地同时上市的银行则将所有专业委员会会议出席情况都进行了详细的披露。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披露更详尽。作为对银行报告年度中财务及业务的各个方面进行详细说明的部分，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为投资者提供了银行业务表现和发展前景最为实质性的信息，各家银行年报中这部分内容详细程度有着明显不同，反映了各自在维护投资者关系、保护投资者权益上不同的理念。已年报的14家上市银行均对损益表、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中的项目分别进行了列示，同时也对所经营的各方面业务进行了说明。但仅在境内两地上市的银行则大多仅止于此；相比较，在A股和H股同时上市的银行对业务各方面的变动则给出了较详细的分析和解释，力求让年报的阅读者能够看到变化背后的原因。

总体来说，在香港与内地同时上市的银行与其他银行在这方面的区别较大。两地同时上市的银行将“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单独拿出一部分用较长的篇幅来分析，而只在境内上市的银行则按证监会《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将此放在董事会报告中，通常篇幅不够长，分析也不够详尽具体。

更为重要的是，在两地上市的银行对财务报表分析非常详细。例如，关于财务报表分析中，中国工商银行按照损益表项目分析、分部报告、资产负债表项目分析、其他财务信息分别进行分析。损益表项目不仅列表分析，而且还根据项目进行分析。对收入、支出的各个明细项目都有非常到位的分析。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都有类似的详细分析。

模糊与精确

在今年的年报信息披露中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对一个敏感问题的披露，那就是不少银行对董事、监事和高管的具体薪酬情况披露采取了模糊技术。根据证监会2007年出台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上市公司须在年报中披露每一位董事、监事和高管的具体薪酬情况。其实，2006年的年报中，绝大多数银行都对董事、监事和高管的报酬进行了比较具体的分析，由于招商银行、中国民生银行等因高管薪酬与其他银行比过高，引发了股东、媒体和民众的广泛关注和争论，因此在2007年的年报中，北京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和兴业银行没有对每一名董事、监管、高管的具体薪酬情况进行说明，而只给出了模糊的统计信息。以招商银行为例，年报中只说明“本公司2007年度支付全部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税前报酬总额为5319万元。其中，100万以下的12人，100万～300万之间的8人，300万～500万之间的2人，500万～1000万之间的4人。”北京银行关于这一点的披露为：“2007年度在本行领取薪筹（税后）的董事、监事共计18人，高级管理人员5人。领取薪筹在100～180万元的10人，50万～100万元之间的6人，10万元以下的7人。”既没有说明董事、监事及高管报酬总额，也没有说明每一成员具体数额。不知道监管部门对这种模糊战术是何态度？但作为投资者肯定是不满意的。

在此项披露中，也有一些银行做得很好，如华夏银行不仅披露了每一位董事、监事及高管报酬的含税与税后报酬情况以及总数，而且在注释中说明董、监事津贴的依据，特别地指出不在公司领取工薪的董、监事的津贴由劳务报酬、委员会津贴和会议补助三部分构成及分别的标准。

相反，在一些涉及到商业机密的地方，银行本可以采取模糊一点的技术，如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在披露十大客户贷款资料时，采取了比较模糊处理的办法，只说到了所属行业、金额和占比，但将客户的具体名字隐去。这应当是被允许的。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07年修订）》第五条：“由于商业秘密等特殊原因导致本准则规定的某些信息确实不便披露的，公司可向证券交易所申请豁免，经证券交易所批准后，可以不予披露。”但像宁波银行这样的公司却将客户的名称披露了。

企业社会责任进入披露视野

早在2006年6月，浦发银行就作为国内商业银行中的第一家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详细说明自身在保护环境、扶贫赈灾、关怀弱势群体、支持文教卫生体育事业等方面所做出的努力；2007年，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建设银行紧随其后，工商银行也将在2008年首次报告。在年报中，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都比较详细地提到了本行在2007年为承担社会责任做了哪些主要的工作。不知为什么最早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浦发银行虽在第十一节《重要事项》中提了一段，但看不出具体在哪些方面做了什么。深圳发展银行、华夏银行、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则完全没有提及社会责任方面的内容。

从披露社会责任的银行我们可以看到，各家银行都在追求业绩增长，实现快速发展的同时，相继把社会责任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强调在履行经济责任之外，还要承担社会责任，致力于公益事业。交通银行在2007年8月28日在董事会中专门设立了社会责任委员会，以拟定社会责任战略和政策，对银行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评估，并根据董事会的授权审批对外捐赠等事宜。这应当是境内首家成立社会责任委员会的公司。

总之，及时、全面、准确的披露年报是作为公众银行监管和公司治理的基本要求，更是树立银行品牌的良好机会。任何对投资者应该知晓的信息进行模糊处理的办法将有损银行的声誉，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要付出代价。相反，充分利用好年报，在规定动作之外做一些自选动作，让信息披露更为详尽一些，有助于建立良好的投资者关系，获得更好的市场评价和公众认同。

从年报看银行业趋势

随着2006年底中国银行业对外全面开放，中国银行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2007年虽只是一个开始，但银行业的一些发展趋势已经显现：一是以加强风险管理、优化组织结构、强化业务管理线职能和流程建设为目的机构及管理体制改革此起彼伏，二是同战略投资者在业务上的合作向广泛化和纵深化发展。

组织架构调整

从年报可以看出，2007年上市银行的组织架构改革风生水起，各行都在为迎接银行业日益激烈的竞争做自我调整，取长补短，积聚力量。综合来看，机构改革基本上分为集中加强风险管理和流程银行建设两个方面。

就加强风险管理而言，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和浦发银行都有明显的举措，具体如表1所示：

为了更好的面向市场，提高效率，建设流程银行，推进会计与营运管理体制改革，实现核心业务处理的前后台分离，后台业务处理职能逐步向上集中，也提上了大多数上市银行的改革日程。中国工商银行与南京银行均在深入推进管理扁平化改革；中信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南京银行或成立专门的产品事业部，或按照业务条线设立团队，向专业化销售、专业化管理和专业化评审的方向大踏步前进。

中国工商银行，将股份制改革办公室改建为战略管理与投资者关系部；组建产品创新管理部，优化产品管理与业务创新流程。积极拓展新业务领域，工商银行专门成立金融期货结算中心,积极申请金融期货特别结算会员资格。到2007年末，直属分行和二级分行均已着手开展扁平化改革。

中国民生银行的年报披露了公司金融事业部改革，介绍了总体思路、整体目标和愿景、改革步骤和机构调整情况。中国民生银行的事业部制改革既为投资者所关注，也为业内所重视。根据介绍，中国民生按照公司化运作理念，对公司金融主要产品线和行业客户线实施事业部制度，以做强主要的利润增长点，提升公司价值，以努力办成本土一流的公司金融银行。2007年，中国民生银行已完成贸易金融部、金融市场部三个产品部门和地产、能源、交通、治金、工商企业五个客户部门的事业部改革。

兴业银行则稳步推进组织体系变革，探索建立企业金融、财富管理业务板块管理总部，进一步强化业务条线的统筹管理能力。深入推进分行零售事业部制改革，逐步完善全行零售银行管理体系。继续有序实施业务流程再造。

中信银行则按准事业部制模式，推进了信用卡中心、投资银行中心、汽车金融中心、私人银行中心、托管中心的建设来优化前台组织架构。同时正式启动会计记账中心，将会计后台业务集中处理。

中国建设银行则稳步推进会计与营运管理体制改革，实现核心业务处理的前后台分离，后台业务处理职能逐步向上。

与战略投资者的合作更加深入

截至2007年底，除民生银行和招商银行之外，其他各行均已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随着交流与互信加深，各大型国有上市银行以及中信银行、交行同战略投资者在业务方面的合作均向广泛化和纵深方向发展，并主要集中在风险管理、技术支持、人力资源管理和员工培训等方面。如表2所示：

相比较而言，华夏、浦发、兴业等银行同战略投资者的合作领域则仅限于某些具体产品，稍显狭窄，尚待加强。

从年报看银行发展战略

除银行业发展的一些共同趋势，根据年报和其他来源的信息，上市银行各自的主要发展战略也都显现出来。总体上可分为三类：大型国有银行和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纷纷加快综合化、国际化经营步伐；中小股份制银行正加大基础建设投入、加快网点布局速度；城市商业银行则在加紧跨区域布局。

大型国有银行和较大规模的股份制银行直指综合化、国际化经营

2007年，各大银行均迈开了综合化经营步伐，在向新业务领域推进方面你方唱罢我登场。

中国银行于2006年底收购新加坡飞机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中银航空租赁私人有限公司”，又在2008年1月，与贝莱德投资管理（英国）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国银行尝到了综合经营的甜头，2007年投资银行、直接投资、保险、租赁、基金等业务板块对全行税前利润的贡献度由上年的7.45%提高到11.14%。中国工商银行紧随其后，成立工银租赁，使境内的业务从基金扩展到租赁业务。交通银行则相继投资设立了交银国信和交银租赁。中国建设银行和美国银行也共同发起设立建信金融租赁。中国民生银行于2008年4月初成立民生金融租赁公司，另外，成立民生加银基金公司、投资陕西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也使得民生的业务扩大到基金和信托领域。中信银行则充分利用中信集团的综合金融平台谋求竞争优势，与中信系统的证券公司推进客户资源共享，与中信证券、中信信托、中信基金和信诚保险开展交叉设计和交叉销售。浦发银行则利用上海国际金融集团的平台有着与中信类似的追求。

在国际化方面，工商银行的布局尤其引人注目：收购印尼Halim银行，顺利实现工银莫斯科的开业,通过了收购南非标准20%股权和收购澳门诚兴银行79.93%股权的相关议案。此外，申设美国纽约分行、中东地区迪拜子银行、多哈分行和澳大利亚悉尼分行的工作也已经获得中国银监会的批准，其中多合分行已在2008年1月31日获得当地监管部门的批准。截至2007年末，工行已经将境外营业机构延伸至全球13个国家和地区，分支机构总数112家，与122个国家和地区的1,349家银行建立了行关系，境外网络已具规模。

交通银行海外机构战略布局也在加快，法兰克福分行和澳门分行已分别于2007年10月11正式对外营业，海外分行数达到7家，海外资产177.71美元，比上年度增长23.67%，实现利润总额1.7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65%。招商银行在纽约设立分行的申请获美联储批准，目前纽约分行正在筹建中。建设银行则收购了美国银行（亚洲）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全部股权，并在此基础上成立建银亚洲，对在香港的机构及资源进行了有效整合，在香港地区形成了以香港分行、建行亚洲、建银国际为经营机构，业务覆盖批发银行、零售银行、投资银行三大业务领域的全面金融服务提供商。民生银行也计划进入美国市场，投资联合银行控股公司（美国）的工作正在等待相关监管机构批复。

加大基础建设投入――中小股份制银行的选择

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增长速度显然快于大型商业银行（见表4）。中信银行、招商银行的增速超过了40%，即使是增速最慢的中国民生银行也达到了26.9%，超过了大型银行中最快的交通银行。随着大型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上市，其网点优势变得非常明显，所以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有着尽快做大规模的冲动。于是中小股份制银行选择了把加大基础建设投入、加强网点和渠道建设以及加快人才储备作为发展的主题。

中小企业与跨区域经营――三上市城商行的主题

南京、宁波、北京银行三家城商行都是在去年上市的。从他们公布的年报来看，这些已经上市的城市商业银行一方面将跨区域经营作为发展重点之一，另一方面仍然将中小企业作为主要目标。跨区域经营的思路都已经在2007年明显体现出来：北京银行上海分行正式开业，天津地区首家异地支行设立，西安分行筹建申报工作也已经完成；南京银行泰州分行于2007年2月正式开业，迈出跨区域经营的第一步，2007年12月，上海分行正式获准筹建；宁波银行则把上海作为向外扩张的第一站。据悉，在杭州、南京设立分行也已经被写入宁波银行2008年的发展计划。宁波银行于2007年新开设上海分行，同时在宁波地区新设支行3家，使机构网点总数达72家。在2008年的计划中，宁波银行要“做好跨区域发展和营业网点的规划，稳步推进跨区域发展战略，继续强化对宁波本地重点经济建设乡镇的网点配置，加快营业网点布局。”南京银行也有类似的表述：“加快跨区域经营的步伐”。

在业务结构中，这些银行仍然将中小企业作为主要的客户对象。南京银行在2008年的对策中，提到强化小企业和个人贷款所占的比重。宁波银行则继续发展小企业授信业务。

此外，根据有关规定其他几家业绩优异的城市商业银行，如上海银行、天津银行、重庆银行、杭州商业银行也都加紧了上市步伐，筹备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交通银行审计履职报告范文第4篇

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 公司治理 治理模式监事会制度

图分类号：F8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6-1770(2011)03-060-04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监事会制度的建立与商业银行改革进程紧密相关。2000年，为健全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督机制、加强对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的监督、确保国有资产及其权益不受侵犯，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向国有重点金融机构派出监事会，代表国家对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及国有资产保值状况实施监督。随着交行、中行、建行、工行、农行相继完成股份制改革并成功上市，国务院撤销原派驻监事会，由该五家银行分别成立对股东大会负责的监事会，在公司治理层面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 形成决策权、监督权和执行权相互分离、又互相制约的“三权分立”结构。但由于内设监事会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新生事物，各行对监事会定位、职能、作用等认识不同，各监事会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的程度也有所不同。事实上，无论从公司治理理论，还是从国际经验来看，设立监事会制度都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公司治理机制的必然选择。国有商业银行监事会在实际工作中，对完善公司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监管机构和市场公众的广泛认同。

一、监事会制度的理论基础

监事会制度以成本、分权制衡以及私法自治为理论基础。在这些理论发展的基础上，监事会制度日趋成熟与完善，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一）建立和完善监事会制度是降低成本的需要

现代股份公司一般股东人数多、规模大、经营复杂，不可能像古典企业那样由股东直接控制和经营, 需要委托给专业管理人员经营。因此，现代股份公司的一个重要产权特征是“所有权与直接控制权相分离”，股东和管理人员之间是委托关系。人是具有独立利益的“经济人”，与委托人的利益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如何促使人采取适当行动, 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增进委托人利益，是委托问题的核心, 也是保证公司效率的关键。而建立和完善监事会制度，发挥监事会对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监督制衡作用，可以降低成本，维护委托人利益。

（二）建立和完善监事会制度是分权制衡理论的体现

公司分权制衡原则确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之间的制衡关系。正如孟德斯鸿在《论法的精神》中所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从事物的性质来说, 要防止滥用权力, 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美国学者阿道夫・贝利在《公司制度的现代职能》中指出，“大公司是不静止的政治制度的一个别种，就公司内部制衡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而言，就必须遵循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理念，使决策权、控制权、监督权得以科学地划分，并平衡、协调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监事会制度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制约执行权。监事会制度一方面借鉴了政治学说中的三权分立学说，把执行权和监督权分开，使公司经营者在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时，能回到公司利益最大化的轨道上来；另一方面，通过分权和制衡，实现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契合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

（三）建立和完善监事会制度是公司自我约束的要求

公司作为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一个拟制的、独立的私法主体，与自然人一样，需要按照私法自治原则的要求进行自我约束和监督。但是，由于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高度分离，需要在公司内部进行组织机构分化和权力分配，并通过公司法加以规范确定，以实现公司的自我约束和监督。公司的经营决策权分配给董事会行使，那么则须将公司的监督权分配给另一独立监督机构，即监事会行使，以形成对董事会经营权力的制衡。这样，才能保障公司健康发展。

二、国际先进银行主要公司治理模式及启示

从国际经验看，国际上先进银行公司治理模式主要有“英美模式”和“日德模式”。前者由于直接融资占金融市场的主流地位，银行股权较为分散，股东对银行经营管理的影响较弱，即弱股东、强管理层，主要依赖外部发达的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产品市场和监管法律体系进行约束，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单层董事会制度，不设监事会；后者由于股权相对比较集中，便于银行内部形成监督机制，实行以组织为导向的双层董事会制度，在公司内设立监事会（详见表1）。

良好公司治理结构的关键是在公司内部形成一个相互有效制衡的组织框架。公司治理模式的形成或选择主要取决于相对应的组织资源与市场资源的状况和可利用度，同时也受到历史、文化、制度变迁、理念、理论等方面的影响。无论采用哪种形式，公司治理模式主旨都是建立高效的法人组织。这两种模式都具备以下关键特点：一是明确划分银行管理层、董事会、股东和利益相关者的权力与责任，形成有效的制衡关系；二是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保证银行经营管理符合利益相关者利益；三是提高银行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因此，这两种公司治理模式虽然存在一定差异，但都有成功的典型案例，都是符合各自实际的有效制度安排，不存在孰优孰劣问题。

三、国有商业银行建立监事会制度的必然性分析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成功上市, 为广大股东监督银行经营者提供了渠道。但是,考虑到国有商业银行特殊的行业特征和国有股占比较高的所有权结构，以及我国仍处于市场体系不够成熟、不够规范的历史阶段，组织资源相对更加丰富，可利用的潜质也相对更高。因此，在目前阶段，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采用以组织型治理结构为主的“日德模式”，通过设立监事会对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进行监督制衡，是对现状的一种帕累托改进。

（一）商业银行的行业特征要求公司治理更加规范严谨

首先，商业银行的委托关系涉及众多利益相关者，有存款人、贷款人、经营者和股东等，信息不对称问题更为突出；而且，银行内部有业务条线管理和地方分支机构管理，管理层级有总行、省分行、二级分行和支行等，管理链条较长，公司治理更为复杂。其次，银行由于其高杠杆性和“短借长用”特点，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因此与非金融企业相比，这种内在脆弱性对银行公司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再次，商业银行是资金中介机构，基本职能是信用中介、支付中介和信用创造，银行公司治理不健全所产生的系统性问题将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和辐射性，这进一步凸显了银行内部治理的重要性。因此，商业银行需要监事会发挥监督作用，使公司治理更加规范、严谨。

（二）独立董事制度的局限性需要监事会发挥监督作用

独立董事制度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公司规范运作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我国市场体系和监管法律等与“英美模式”国家存在一定差异，我国独立董事制度存在先天局限性。首先，尽管独立董事是非执行董事，但由于参与了重大决策全过程,与内部董事一样，都具有一定的经理人性质，因而不具有内部独立性，监督者和被监督者集于一身，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监督不力问题。其次，独立董事不是公司专职工作人员，投入公司的时间和精力有限，难以及时、准确、完整地获取公司相关信息，对决策执行过程的具体监督及其效果评价难以做到及时、准确，难免出现“直到发现问题才过问”的被动监督。再次，中国的独立董事大多由董事长或其他内部控制人提名聘请，仅靠独立董事较难有效处理好委托关系。因此，还需充分发挥监事会监督作用，促进银行运作更加规范。

（三）监事会监督具有日常性、独立性和权威性

监事会制度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可弥补独立董事制度的不足，更好地发挥对董事会和高管层的监督制衡作用，以维护股东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首先，监事会作为专职常设监督机构，通过日常性跟踪监控,保障决策的执行水准与效率,并降低纠偏成本。其次，监事会不承担决策或经营管理失误的责任,能够比较客观、超脱地发挥评价与监督职能，同时监事会中有一定比例的外部监事，增强了监事会工作的独立性。再次，监事长都是中管干部，地位较高，同时各位监事均是相关行业的资深专家，具有丰富的管理实践经验，监事会团队形成的合力能够极大地促进监督工作顺利、有效开展，从而使监事会具有较高的权威性。

四、进一步完善国有商业银行监事会制度的对策建议

（一）健全完善监事会制度相关法律法规

对公司的监督主要有内部监督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就外部监督机制而言，在当前我国市场体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法律约束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尽管《公司法》、《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及相关监管指引》、《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等都涉及监事会制度，但其中与监事会职责定位、履职方式和考核评价等有关的条款均是原则性和框架性的法律安排。当前国有商业银行监事会主要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及对相关法律法规的理解开展工作，因此监督职能发挥的效果也各有不同。建议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尽早出台更完善、具体的工作细则，重点明确以下内容：监事会的构成、具体工作职责和议事规则，监事的工作方式方法、工作程序和尽职要求，以及对监事会和监事的评价标准等，使各国有商业银行对监事会职责和运作形成共识，也便于监事会日常操作执行，更好地履行职责。

（二）清晰界定监事会与独立董事的职责界限

制度设计的重要功能是合理确定权力边界。但现实中，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存在一定的职权重叠现象。为消除该冲突，提高监督实效，应在相关法规中对监事会和独立董事的职权进行合理定位，清晰两者的职责边界。独立董事的具体职权应侧重于提高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前瞻性、公正性；负责监督大股东、执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在重大关联交易以及其它可能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事项上发挥监督职能。监事会的职能应侧重对公司财务进行全面监督，对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及其成员的经营决策和业务执行是否合法及妥当进行监督（见图1）。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发挥的作用不同，需要各自独立运作又相互协调。监事会应关注独立董事参与董事会决策中发表的意见，并与独立董事加强沟通，共同维护股东和银行的整体利益。

（三）加强与内外部监督力量的沟通协调

监事会监督要独立而不孤立，应与其他内外部监督力量加强联动，形成监督合力，发挥内外部监督的协同效应。首先，监事会应主动与监管机构加强沟通，及时掌握监管动态，同时监管机构应对监事会工作多加指导，多提供相关信息。建议银监会召开涉及商业银行的重要会议时，除要求行长等参加外，还应通知监事会派员参加，同时银监会经常将相关监管信息直接分送各监事会，使监事会能够及时了解最新监管政策动态，便于配合银监会做好监督工作。其次，各商业银行监事会之间要加强沟通，定期或不定期交流工作方式方法、工作内容、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等，拓宽监事会工作思路，一起探索我国商业银行监事会工作的有效路径，持续提升监事会履职能力。再次，监事会与内部纪检监察、审计部门有机结合，为克服监事会人员少、兼职监事用于监事会的工作时间和精力有限等不利因素，监事会在开展监督工作中，有必要充分借助纪检监察、内部审计力量，综合利用其相关监督成果，甚至可探索监事会与纪检监察、内部审计等不同监督主体一体化运作方式，增强监督的实效性。

（四）充分保障监事会的知情权

监事会掌握的信息是否全面、准确、及时，直接影响到监督工作的成效。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监事会的信息主要来源于内部经营管理信息和外部监管机构的检查报告。大部分监事并不直接参与经营管理，银行应根据相关的法律制定具体的规章制度，确保监事会的知情权，包括建立会议制度、相关资料送达制度、财务报表报送制度、监事会质询回应制度等，为监事会提供更多的开展监督工作所需的信息。

（五）加强监事会监督力量的建设

新《公司法》赋予了监事会监督董事会和高管层等权力，工作责任大、要求高、任务重，必须加强监事会的建设和管理, 形成一支高素质的队伍。首先，加强对监事任职资格管理，同时监事会组成中要增加专职专业的监事，尤其是外部监事，应聘请具有丰富银行工作或审计经验的专职人士担任，这样更能保证监事会监督作用的正常有效发挥。其次，加强对监事会成员的培训，有关方面应做出制度性安排，不断提高监事的履职能力。再次，丰富和深化监督方法及内容，为更好地开展财务监督和履职监督，应将监督延伸到资产质量、风险内控监督等领域，通过访谈、问卷调查、现场调研检查和非现场分析等监督手段，不断增强监督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六）构建职业监事体系

在条件成熟时，建立监事的国家职业标准，制定职业监事的基本规范，改变现行将外部监事作为第二职业的状况。首先，培养职业监事，成立外部监事协会，牵头组织进行任职考试，将外部监事发展成为一种专职的职业，建立外部监事人才库，让优秀的职业监事进入监事会，以强化监事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其次，健全监事激励机制，包括报酬激励机制和声誉激励机制，促使监事“善监其事”。再次，建立监事业绩评估机制和事后问责制，使监事不仅有职有责，而且能够受到考核和评估，并对履职不力的情况承担责任，切实增强监事会的有效性。

五、结语

监事会制度是根据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状况、市场环境、股权结构等情况，设计出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内部监督制度。但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变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监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关键组成部分，能否有效发挥监督作用，不仅是银行内部的问题，而且关系着社会经济的稳定运行，以及社会公众对银行的信赖和预期。因此，需要在实践中作更多的探索和思考，不断总结经验和不足，完善监事会相关制度规定和运作机制，使监事会更合理、有效行使监督权，优化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从而为国民经济持续稳健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1. 孙永祥.公司治理结构：理论与实证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 刘汉民.企业理论、公司治理与制度分析[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商务印书馆,2009

4.丁忠明.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J].产业经济研究 2007－1

5.郭琰.我国公司监事会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当代经济研究[J].2004－3

6.吴凡，卢阳春.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对策[J].经济体制改革,2010－5

7.谢志华.关于公司治理的若干问题.会计研究[J].2008－12

8.于东智，池国华.董事会规模、稳定性与公司绩效：理论与经验分析.经济研究[J].2004－4

9.张双亚.监事会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南开经济评论[J].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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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审计履职报告范文第5篇

在上述调研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课题组研究撰写了本报告，旨在对当前我国独立董事群体的基本情况、履职现状，以及独立董事制度实施的效果、存在的问题和完善的思路进行全面的分析和介绍。报告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发展；第二部分：我国独立董事的基本情况；第三部分：我国独立董事的履职情况；第四部分：当前独立董事制度存在的问题；第五部分：独立董事制度的国际比较；第六部分，完善独立董事制度的建议。

一、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发展

独立董事最早在我国出现是为了满足企业境外上市的需要，1993年，青岛啤酒赴香港上市，根据香港联交所要求，公司聘请了2位独立董事。在我国法律法规中最早出现独立董事是1997年，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规定“公司根据需要，可以设立独立董事”，但并未强制设立。1999年，原国家经贸委和中国证监会联合了《关于进一步促进境外上市公司规范化运作和深化改革的意见》，要求境外上市公司“逐步建立健全外部董事和独立董事制度”，“董事会换届时，外部董事应占董事会人数的1/2以上，并应有2名以上的独立董事”，对境外上市的境内公司设立独立董事进行了明确规定。2000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管理的基本规范（试行）》，规定“董事会中可设立独立于公司股东且不在公司内部任职的独立董事”。2000年以前，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处于萌芽阶段，在制度层面上未形成上市公司需聘请独立董事的强制性规定。

对独立董事制度进行严格的硬性规定始于2000年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治理指引》，要求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应至少拥有2名独立董事，且独立董事至少应占董事总人数的20%。当公司董事长由控制公司的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兼任时，独立董事占董事总人数的比重应达到30%”，但此规定仅限于沪市的上市公司。2001年，深圳证券交易所了《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实施指引》，对独立董事的资格和职责等进行了详细规定。同年，中国证监会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在上市公司中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并且要求“2003年6月30日前，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1/3独立董事”，标志着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境内上市公司中正式建立。

《指导意见》后，迅速得到了各方的认可和响应。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了《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2007年，中国保监会了《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除以上直接针对独立董事的制度规定外，另有一些规范性文件也在相关章节中写入了独立董事制度运作的相关规则，如2002年中国证监会与原国家经贸委联合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2004年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对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以上规定大都局限于部门的内部规章或自治性规则，法律层级较低。

第一次从国家法律层面上确认独立董事制度是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规定“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至此，独立董事制度作为一项普遍适用的法律规定，在全国上市公司中推广开来。在2006年中国证监会修订了《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对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职责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充。

二、我国独立董事的基本情况

根据相关统计，截至2012年年底，沪深两市在职的独立董事共5972人，平均每个独立董事在1.39家公司任职。2494家上市公司共聘任独立董事8225名，平均每家公司聘任3.3名。其中，上海证券交易所的954家上市公司共聘用独立董事3307名，平均每家聘用3.47名；深圳证券交易所的1540家上市公司共聘用独立董事4918名，平均每家聘用3.19名，沪市略高于深市。

（一）上市公司聘任独立董事的数量分布

全部上市公司中，聘任2名及以下独立董事的有106家，占比4.2%；3名的有1785家，占比71.6%；4名的有454家，占比18.2%；5名及以上的有149家，占比5.9%。如图1所示。

从不同类型的上市公司看，主板公司中聘任2名独立董事及以下的62家，占比4.3%；3名的有928家，占比64.6%；4名的有317家，占比22.1%，5名及以上的有131家，占比9%。中小板公司中聘任2名及以下的27家，占比3.8%。3名的有551家，占比78.6%。4名的有112家，占比16%。5名及以上的有11家，占比1.6%。创业板公司中聘任2名及以下的17家，占比4.8%。3名的有306家，占比86.2%。4名的有25家，占比7%。5名及以上的7家，占比2%。如图2所示。

聘任独立董事最多的公司是平安银行、柳钢股份、交通银行和建设银行，均聘请了8名独立董事。另据深交所2013年8月的《2012年深市上市公司治理情况报告》，独立董事规模存在“三人现象”。深市上市公司中，89.75%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数量为3–4人，其中，有1148家公司的独董人数为3人，占比74.98%。根据中国证监会2001年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1/3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的“三人现象”和董事会规模的“九人现象”相呼应，有68.78%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占比在33%和40%之间。

（二）独立董事的兼职情况

2012年年底沪深两市在岗的5972名独立董事中，有4520名仅在1家上市公司任职，没有兼任，占全部在职独立董事的75.7%；922名同时担任2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占比15.4%；311名同时担任3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占比5.2%；167人同时担任4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占比2.8%；52人同时担任5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统计资料中，没有独立董事的任职公司数量超过5家，这也符合《指导意见》的规定：独立董事原则上最多在5家上市公司兼任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的兼职情况如图3所示。

（三）独立董事的年龄分布

2012年底，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平均年龄为54.7岁，最大的84岁，最小的28岁。从年龄的区间分布来看，独立董事主要集中在41–70岁，占比达到87.6%，说明有一定工作经历和经验的人受到相当重视；从细分区间来看，41–50岁占比最高，共有2017人，占33.8%；51–60岁占比略低于41–50岁，为1940人，占32.5%；其次是61–70岁，1276人，占21.4%；71岁以上和30–40岁分别有411人和275人，占比分别为6.9%和4.6%。此外，有53位独董没有获得其年龄信息。独立董事年龄分布如图4所示。

（四）独立董事的学历分布

2012年底在职的5972名独立董事中大多数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为89.9%。其中，硕士以上学历的独立董事有3647人，占比为61.1%；拥有博士学历的有1842人，占30.8%。此外，拥有大专学历的有269人，占4.5%，拥有中专和高中学历的仅有13人。此外，还有324名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的年报中没有披露学历信息。详细情况如图5所示。

（五）独立董事的薪酬分布

2012年，全部独立董事的平均年薪为8.9万元，年薪的中位数为6万元，即有一半的独立董事年薪在6万元以上，一半在6万元以下。80%的分位数为12万，即有80%的独立董事年薪在12万以下。独立董事的最高年薪为124万，高于50万的有13个。将独立董事的年薪进行分段统计，得到频数分析表如表1所示。

另据深交所2013年8月的《2012年深市上市公司治理情况报告》，“与国际通行的惯例一样，深市上市公司也出现了一些无薪独董，如广宇发展、靖远煤电、兰州黄河、海螺型材、中航光电、启明信息、苏大维格等”。

（六）专业或工作背景分布

据上海上市公司协会2012年对上海辖区上市公司进行的问卷调查，有78%的上市公司聘请了来自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独立董事，51%的上市公司聘请了非本企业的董事、监事或高管，46%的上市公司聘请了来自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咨询公司的专家，另有19%的公司聘请了退休政府官员，10%的公司聘请了银行的退休或在职人员。从专业背景看，绝大多数公司聘请了资深的会计专业人士，过半数的公司聘请了法律专业人士，另有超过60%的公司聘请了行业专家。

三、独立董事的履职情况

为了了解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履职情况和独立董事制度的实施效果，2013年8月，我们面向上市公司独立董事、非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管理人员、投资者（含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和其他相关人员（含上市公司监管部门、自律机构人员，高校、社会研究机构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进行了《独立董事履职状况调查问卷》调查。截至调查截止日，共回收问卷275份，其中，有效问卷253份。

（一）调查对象身份分布

本次调查的有效样本为253个，其中，上市公司管理人员104个，占比41.1%；上市公司独立董事61个，占比24.1%；而投资者和其他相关人员都是44个，占17.4%；投资者及其他相关人员均为44个，占比17.4%，样本分布基本均匀。详细情况如表2和图6所示。

（二）对独立董事履职情况的评价

1.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所起的作用

问卷对独立董事在“促进公司整体发展”、“促进公司治理”和“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三个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调查。

在促进公司整体发展方面，被调查者选择“较好”的最多，有132个，占52.2%；其次是 “一般”，102个，占40.3%；选择“比较差”和“很好”的都较少，分别有12个、7个，占4.7%和2.8%；没有选择“很差”的样本。认为独立董事在促进公司整体发展方面发挥“很好”或“较好”作用的合计占比超过半数，为55%，这表明，调查对象对独立董事在促进公司整体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持较为肯定的态度。如图7所示。

从被调查者的身份角度来分析，投资者对独立董事在促进公司整体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满意度最低，有56.8%选择了“一般”或“比较差”，而其他相关人员中选择这两项的比例只有25%，最小。如图8所示。

在促进公司治理方面，认为独立董事所起作用“较好”的最多，占55.2%；选择“一般”的次之，占37.7%；选择“比较差”和“很好”的较少，分别占4.4%和2.7%，没有选择“很差”的样本。认为独立董事在促进公司治理方面发挥“很好”或“较好”作用的合计占比57.9%，接近60%，这表明，调查对象对独立董事在促进公司治理方面所起的作用持较为肯定的态度。如图9所示。

从被调查者的身份来看，“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和“上市公司管理人员”对独立董事在促进公司治理方面所起作用的评价都比较接近总体情况，而“投资者”相对而言满意度最低，选择“很好”和“较好”的仅占45.4%，“其他人员满意度最高”，选择这两项的占65.9%。如图10所示。

在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方面，选择“较好”的占50.8%， “一般”的占41%，“比较差”的占6.0%，“很好”的占1.6%，还出现了1个选择“很差”的样本，占比为0.5%。其中，选择“很好”和“较好”的合计占比52.4%，超过半数，这表明，调查对象对独立董事在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方面所起的作用持较为肯定的态度。如图11所示。

从被调查者的身份来看，对于独立董事在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方面所起的作用，“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看法接近总体水平，“上市公司管理人员”选择“很好”或“较好”的比例为47.5%，略微低于总体水平52.4%，“投资者”的这一比例远低于总体水平，仅有35.5%，“其他相关人员”的这一比例为68.2%，远高于总体水平。如图12所示。

综合来看，调查对象对独立董事在“促进公司整体发展”、“促进公司治理”和“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三个方面所起作用均持比较肯定的态度，选择“很好”或“较好”的合计占比都超过了半数，依次占54.9%、57.9%和52.4%。其中，“促进公司治理”方面的好评占比最高，“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方面的好评占比最低。这表明，相对而言，调查者对独立董事“促进公司治理”的作用最为肯定，对“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作用认可度较低。如果将“很好”、“较好”、“一般”、“比较差”和“很差”分别赋予5、4、3、2、1的分值，计算调查对象对三个方面的平均打分，结果显示，“促进公司整体发展”、“促进公司治理”和“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得分分别为3.53、3.56和3.47，“促进公司治理”方面所起的作用平均得分最高，“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方面所起作用得分最低，与上面的认可比例相一致。

2.独立董事工作尽职情况

对于独立董事的工作尽职情况，调查对象选择“较好”的超过了60%，为60.9%；其次是选择“一般”的，占37.7%；而选择“比较差”和“很好”的都很少，分别为3.8%和2.2%；没有选择“很差”的样本。可见，调查对象对独立董事的工作尽职情况较为认同。如图13所示。

将调查对象对独立董事工作尽职情况的评价与调查对象的身份进行交叉分析，发现，“其他相关人员”选择“很好”或“较好”的比例最高，为72.7%，“上市公司独立董事”选择这两项的比例为67.7%，而“上市公司管理人员”为59.6%，低于平均水平。此外，“投资者”选择“很好”或“较好”的与其他调查对象差别较大，明显较低，只有40.6%，不足50%，可见，投资者对独立董事工作的尽职情况不太满意。结果如图14所示。

3.影响独立董事履职的因素

（1）影响独立董事充分履职的主要因素

问卷中列出了七个可能影响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充分履职的因素，即“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不足”、“现行法律法规对独立董事充分履职的约束不足，缺少相关问责、评价机制”、“独立董事津贴水平太低，职责太多，责任太大，风险收益不对等”、“独立董事对自身工作不重视，主观不努力”、“独立董事的专业知识不足，专业能力有欠缺”、“独立董事履职经验不足”、“上市公司不能为独立董事充分履职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障”，请被调查者选择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并排序。

我们将调查对象的选择按照其排序进行7、6、5、4、3、2、1的赋值，分别计算各因素的得分。数据显示，调查对象认为影响独立董事充分履职的最主要因素是“约束不足，缺少相关问责、评价机制”，和“独立性不足”，得分分别为861和679，远远高于其他因素的得分。接下来是“主观不努力”和“津贴低责任大，风险收益不对等”，得分分别为366和324。“经验不足”、“上市公司提供支持和保障不够”以及“专业能力欠缺”得分较低，分别为242、229和141，表明，调查对象认为“经验不足”、“上市公司提供支持和保障不够”和“专业能力欠缺”不是影响独立董事充分履职的关键因素。如图15所示。

对于影响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充分履职的主要因素，问卷还设置了开放选项，被调查者填写的内容集中在“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处于明显弱势”，以及“独立董事本职工作繁忙，时间有限”等。

（2）关于独立董事提名、选聘方式对其独立性的影响

当前的独立董事选聘方式是由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提名，现实操作中，往往是由公司的大股东提名，难以避免地跟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存在或多或少的关系。这种提名、选聘方式对独立董事的独立性是否造成影响？调查问卷显示，调查对象中认为“基本没有影响”的占39.8%，认为“有一些影响”的占40.4%，认为“有较大影响”的占19.8%。如图16所示。

从不同调查对象的选择来看，“投资者”认为当前的提名、选聘方式对独立董事独立性“基本没有影响”的比例为24.5%，远远低于其他调查对象；“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和“上市公司管理人员”认为“基本没有影响”的比例大体相当，分别为43.3%和45.2%；“其他相关人员”认为“基本没有影响”的比例为50%。如图17所示。

（3）津贴发放方式对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影响

当前独立董事的津贴由上市公司直接为独立董事发放，对于这种发放方式是否会对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产生影响，问卷统计结果显示，认为“基本没有影响”的占32.6%，认为“有一些影响”但影响不大的占比为42.9%，认为“有较大影响”的占比为24.5%。如图18所示。

从不同调查对象的选择来看，“投资者”认为津贴发放方式对独立董事独立性“基本没有影响”的比例为19.4%，远远低于其他调查对象。“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基本没有影响”的比例为45.2%，占比最高；“上市公司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认为“基本没有影响”的比例基本相当，分别为30.8%和31.8%。此外，有30.5%的“投资者”认为当前津贴发放方式对独立董事独立性“有较大影响”，占比最高；有22.6%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有较大影响”，占比最低；“上市公司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认为“有较大影响”的占比大体相当，分别为24.0%和25.0%。如图19所示。

（4）关于当前津贴标准是否适当

据前述统计，当前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津贴一般为每年5–10万元，平均为8.9万。对于当前的津贴标准是否适当，调查显示，198名调查对象选择了“比较适当”，占78.3%，即绝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当前的独立董事津贴标准是比较合适的，这与前面影响独立董事充分履职的7个因素中，“独立董事津贴水平太低，职责太多，责任太大，风险收益不对等”的重要性排名靠后相一致。此外，选择“有些低”的样本有44个，占17.4%；选择有些高的有11个，占4.3%。如图20所示。

从不同调查对象的选择来看，“上市公司管理人员”、“投资者”和“其他相关人员”观点基本趋同，选择“比较合适”的比例分别为77.9%、74.5%和88.6%。“上市公司独立董事”选择“比较合适”的比例明显低于其他调查对象，为67.7%，而选择“有些低”的比例达到32.3%，显著高于“上市公司管理人员”的17.3%和“投资者”的15.4%以及“其他相关人员”的6.8%。如图21所示。

（5）关于独立董事任职家数

《指导意见》规定，原则上独立董事可最多在5家上市公司任职。对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最多同时担任几家才不至于明显影响其充分履职，调查统计结果显示，调查对象选择最多3家的比例最大，为50%；其次是最多5家和最多2家，分别占19.8%和18.7%，选择可以5家以上的最少，仅占3.3%。选择最多2家和最多3家的比例合计为68.7%，即有近七成的调查对象认为独立董事任职的家数最多为3家或以下，也就是说，目前最多任职5家的规定有些偏高，会明显影响独立董事的充分尽责履职。如图22所示。

（6）关于独立董事参加专业培训的频率

目前，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独立董事需每2年参加一次专业培训。对于独立董事多久参加一次包括现行法律、法规在内的专业培训才能保证其专业高效履职，问卷对担任独立董事的履历少于2年的独立董事和担任独立董事的履历2年及以上的独立董事分别进行了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对于担任独立董事的履历少于2年的独立董事，调查对象选择“每1年1次”的有64.4%，选择“每半年1次”的有28.9%，合计为93.3%，即绝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对于担任独立董事的履历少于2年的独立董事来说，当前每2年1次的培训要求不能够保障其专业高效履职。对于担任独立董事的履历超过2年的独立董事，被调查者选择最多的也是“每1年1次”，有142个，占56.1%，其次是“每2年1次”，有80个，占31.6%。如图23所示。

4.独立董事制度的实施效果及完善

（1）关于当前独立董事职责的相关规定是否过高

对于当前相关法律法规对独立董事职责的规定是否超出了一般独立董事的能力范围，调查结果显示，选择“比较适当”的占51%，选择“还不够充分”和“超出”的比例相当，分别为26.4%和22.5%，前者稍高于后者。如图24所示。

从不同的调查对象看，各类调查对象对此问题的看法基本趋同，只是“上市公司独立董事”选择“超出”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调查对象（为30%），相应的，其选择“还不够充分”的比例明显低于其他调查对象（为13.3%）。如图25所示。

（2）关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模式中同时设置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看法

对于当前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模式中同时设置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做法，超过了半数的调查对象选择了“各有侧重，各有特点，相辅相成”，占比为50.5%。选择“各有特点，但职能有交叉，同时设置有一定必要，但也可合二为一”的占比第二，为31.5%。选择“职能交叉，完全可以二选一”的为17.9%，占比最少。这表明，认为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应该“同时设置”和“可以合二为一或二选一”的各约占一半。如图26所示。

从不同的调查对象看，“投资者”选择“各有侧重，各有特点，相辅相成”的比例高达64.9%，显著高于其他调查对象，甚至明显高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选择此项的比例（58.1%）。选择此项比例最低的是“上市公司管理人员”，为46.2%，不足一半。而选择两者“职能交叉，完全可以二选一”的调查对象中，“上市公司管理人员”和“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占比明显高于“投资者”和“其他相关人员”，其中，“上市公司管理人员”和“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均约占1/5，而“投资者”和“其他相关人员”分别约占1/20和1/10。如图27所示。

（3）对于独立董事制度实施效果的总体评价

对于十多年来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实施效果的总体评价，调查数据显示，调查对象认为“较好”和“很好”的，与认为“一般”和“比较差”的各约占50%，前者稍高于后者。其中，认为“很好”的占比2.2%，“较好”的占比48.4%，“一般”的占比42.9%，“比较差”的占比6.5%。可见，调查对象对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实施十多年来的总体评价尚可。如图28所示。

从不同调查对象看，“其他相关人员”的满意程度最高，选择“很好”和“较好”的比例合计63.7%；“上市公司管理人员”的满意占比最低，为43.2%，“投资者”的满意占比也较低（投资者中没有选择“很好”的样本），为45.7%，两者均不足50%。此外，“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对政策实施效果的满意占比为54.8%，在各位调查对象里居中。结果如图29所示。

（4）独立董事法律法规体系中需要重点完善的方面

问卷列出了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体系建设的五个方面，即“对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的认证和管理有待进一步明确”、“独立董事的选聘机制有待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独立董事的薪酬发放机制有待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独立董事的工作职责有待进一步细化和明确”、“独立董事履职的评价、问责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请调查对象选择他们认为有待进一步完善的方面，并按照重要性进行排序。

我们将调查对象的选择按照其排序进行5、4、3、2、1的赋值，分别计算各选项的得分。结果显示，“独立董事的选聘机制有待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的得分最高，为494分；其次是“独立董事的工作职责有待进一步细化和明确”和“独立董事履职的评价、问责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分别为450分和448分；接下来是“对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的认证和管理有待进一步明确”和“独立董事的薪酬发放机制有待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分别为335分和297分。各选项得分差别不大，这表明，调查对象认为这五个方面都亟待进一步完善，其中，选聘机制、细化明确工作职责和建立评价问责机制三个方面的需求更为迫切。如图30所示。

四、独立董事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上市公司引入独立董事制度10多年来，在优化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调查显示，调查对象对独立董事在“促进公司整体发展”、“促进公司治理”和“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三个方面所起作用的满意度均超过了一半。但是，独立董事制度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了一些不容忽视问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独立董事的职责定位需要进一步明确

当前，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相关上市公司，对于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定位究竟是“监督者”还是“咨询专家”，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从以往我国关于独立董事的法规文件看，无论是《指导意见》还是《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均侧重于发挥独立董事的监督职能。对于独立董事是否有兼担决策咨询的职责，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现实中，当前很多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特别是创业板和民营类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更多地是扮演了“顾问专家”的角色，监督职能被严重弱化。现实情形与立法本意产生了较大的偏差。

有些专家和上市公司提出，《指导意见》（2001年）和《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05年）等均为多年前，随着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和规范运作水平的不断提高，独立董事的角色定位也应该与时俱进。独立董事也是董事会的成员，也应担负董事职责，其在公司中的角色定位应该从“监督制衡”向“监督制衡”加“管理咨询”转变，甚至应该更多地向偏重“管理咨询”的职能方向转变。

（二）独立董事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

调查显示，调查对象对独立董事在“促进公司整体发展”、“促进公司治理”和“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三个方面所起作用整体上持较为肯定的态度，满意度分别为54.9%、57.9%和52.4%。但需要注意的是，三个方面的满意度均不到60%，特别是“投资者”在这三个方面的满意度分别为43.2%、45.4%和35.5%，均低于50%，即“投资者”群体对独立董事的作用总体上并不太满意。

现实中，独立董事敬业精神不足，“花瓶董事”、“签字董事”等现象一直被媒体和社会各界所关注、热议。据深圳证券交易所2013年8月的《2012年深市上市公司治理情况报告》，“2012年，除了主板公司以外，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没有出现独立董事投反对票、弃权票和质疑的情况。主板公司也仅有一家公司的独立董事认为修改章程的条款与公司法、证券法相冲突，投了反对票；另外一家主板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的两个议案投了弃权票”，这种极低的反对票和弃权票，显然并不反映公司决策的客观事实，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有会前沟通的因素，但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当前我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并没有发挥其应有作用的状况。

（三）独立董事的独立性需要进一步加强

独立性是独立董事存在的意义和发挥作用的核心要义，独立性无法保证，独立董事的有效履职便是空谈。调查问卷显示，在影响独立董事充分履职的七个因素中，“独立性不足”的得分仅次于“约束不足，缺少相关问责、评价机制”，排名第2，远远高于其他因素的得分。

调研中，上市公司和相关专家也普遍认为，独立性的先天不足是影响独立董事有效履职的根本原因。他们指出，我国当前由大股东提名独立董事的做法是从美国引入的，但引入过程中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公司的股权结构非常分散，其公司治理的核心是防止因内部人（管理层）控制而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因此，美国制度规定由大股东提名独立董事是合理和必然的选择。而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很高，一股独大的现象很普遍，公司治理的核心内容是约束大股东的行为，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仍由大股东来提名独立董事不尽合理，会影响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不利于有效维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此外，由上市公司向独立董事发放津贴，“拿人手短”，也会对独立董事的独立性造成影响。

（四）独立董事问责评价机制缺失

目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对独立董事的资格、选聘、职责、培训等均有较为明确的规定，但是，对于独立董事的失职问责以及履职优劣的评价仅有极少的零星描述，问责约束机制的严重不足，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独立董事的责任心不强，诚信勤勉不足。

问卷调查中，关于影响独立董事充分履职的七项因素，调查对象将“约束不足，缺少相关问责、评价机制”选为最主要的因素。另据深圳证券交易所2013年8月的《2012年深市上市公司治理情况报告》，“独立董事委托出席情况也比较严重，主板中有361家公司的独董采取的委托出席方式，中小板有265家公司占整个板块的37.8%的公司存在委托出席问题。在一些ST类公司中，这类问题更为严重。有一家ST类的公司，在20次董事会会议中的18次，独董都是采取通讯表决”，在缺少相应约束、评价机制的情况下，独立董事履职的责任心和勤勉程度不能令人满意。

（五）独立董事的职责有待进一步明确

目前，对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职责及履职要求的规定过于笼统、分散，并且操作性较差，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调研中，许多独立董事，特别是新任独立董事反映，面对众多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独立董事“满目茫然”，不清楚到底应当如何寻找履职依据，即便好不容易寻找到了履职依据，也因为相关规定过于概括而不知如何操作，这直接影响了独立董事的履职效率。

（六）独立董事可同时任职的公司家数偏高

当前，《指导意见》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中对于独立董事可同时任职公司的家数，都是“原则上最多在5家上市公司兼任”。调研中，很多上市公司和独立董事反映，同时兼任5家太多，如果独立董事确实按照相关要求充分地履行职责，兼任3家已经非常困难，且风险较大。问卷调查也显示，有近七成（68.7%）的调查对象认为独立董事任职的家数最多为3家或以下。同时，在对于“影响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充分履职的主要因素”的开放选项中，很多调查对象填写了“独立董事本职工作繁忙，时间有限”，这也再次证实了独立董事履职家数过多的局限性。

（七）独立董事培训有待进一步加强

当前，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对独立董事的培训要求是“每2年参加1次专业培训”。调研中，许多上市公司和独立董事反映，2年1次的培训频率太低。由于大多数独立董事不是证券市场的业内人士，对证券市场及上市公司监管的法律法规难以及时获知和系统了解，加之为兼职，没有时间去收集和学习。调查问卷也显示，93.3%的调查对象认为，对于担任独立董事的履历少于2年的独立董事，培训应该“每1年1次”或“每半年1次”；对于担任独立董事的履历超过2年独立董事，也有60.1%的调查对象认为应该“每1年1次”或“每半年1次”。

除以上问题外，调研中还有一些上市公司和独立董事反映，当前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还存在“独立董事选聘渠道不畅，难以找到合适的独立董事”、“独立董事门槛较低，致使独立董事专业性不高、经验不足”、“独立董事的激励机制不足，风险收益不对等”及“上市公司的配合不够、独立董事知情权难获得保障”等问题。调查问卷显示，这些问题是确实存在的，仅不如前述七个问题的表现那么突出。

五、独立董事制度的国际经验

目前，境外独立董事制度主要包括三种模式：美国模式、英国模式和中国香港模式。

1940年，美国颁布《投资公司法》，第10（A）条规定投资公司董事会40%的成员必须由与投资基金顾问无关联的人组成，包括辅助董事和独立董事两类人员，并且法案规定了独立董事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独立董事制度。在20世纪70年代，纽约股票交易所正式要求每家上市公司，必须在限定时期内设立一个有独立董事参加的审计委员会，这一规定确定了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各州立法中，《密西根州公司法》率先于20世纪90年代采纳了独立董事制度，规定了独立董事的标准、任命方法及拥有的特殊权利等。

英国正式明确独立董事（英国称为非执行董事）制度是在1992年的公司财务治理委员会的Cadbury 报告以及在该报告基础上制定的《上市公司最佳行为守则》（Code of Best Practice）。1995年了Greenbury报告， 1998年了Hampel报告。随后，伦敦证券交易所在Cadbury、Greenbury、Hampel三个报告基础上颁布了《联合准则：良好治理准则和良好行为准则》（Combined Code on Corporate Governance），基本确立英国公司治理准则。在美国安然财务丑闻事件后，又相继了Turnbull报告、Smith报告、Higgs报告，全面检讨非执行董事制度，评估非执行董事的职责、独立性、责任，探讨非执行董事的聘任、培训、任期，以及非执行董事与董事会、董事长、执行董事、股东、董事会下属委员会关系等。伦敦证券交易所根据三个报告所提出的建议全面修订1998年联合准则，颁布了2003年公司治理联合准则。该准则随后进行了数次修订，最新为2012英国公司治理规则（The UK Corporate Governance Code）。

日本在2002年5月公司法和商法修改中采纳了美国的独立董事制度。法国公司治理委员会《公司治理若干建议》规定，每家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至少有2名是外部董事。

1993年香港联交所也引入了独立董事（香港称为独立非执行董事），2012年香港联交所最新《主板上市规则》和《创业板上市规则》均规定了独立非执行董事的人数、比例、独立性要求，以及相关的义务职责等。

（一）董事会的构成

美国1990年商业圆桌会议宣言正式提出，大型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应主要由不在公司内享有管理职责的独立董事组成；至于董事会的一些重要组成部分，如审计、薪酬、提名委员会，都应由独立董事担任。1994年，全美公司董事协会（NACD）蓝带委员会发表的报告强调，独立董事应在董事会成员中占多数。据美国投资者责任研究中心一项名为“1997年董事会事务：标准普尔1500家超大型企业的实践”的调查表明，在研究所涉及的所有公司中，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比例平均为61.1%；并且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独立董事比例显著增长。

英国公司治理规则明确规定除董事长外，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半数必须是独立董事，以确保公司董事会的独立性。上市公司必须设立一名高级独立董事。当公司股东无法与董事长、CEO和财务管理人员通过正常渠道沟通时，股东可以向高级独立董事反映问题。高级独立董事要领导独立董事定期会议，对董事长的工作进行评价，董事长要予以回避。

香港联合交易所2012年《主板上市规则》和《创业板上市规则》规定，上市发行人的董事会必须包括至少3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其中至少一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必须具备适当的专业资格，或具备适当的会计或相关的财务管理专长。且独立非执行董事必须占董事会成员人数至少1/3。如果联交所认为董事会的人数或上市发行人的其他情况证明有此需要，可规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最低人数多于3名。

（二）独立董事的定位

以英美为代表的不设立监事会的“一元式”公司治理结构中，独立董事的核心功能是监督公司经营管理层，这也是美国创设独立董事制度的最初目的。美国独立董事的独立性要求、选任和职权都是围绕这一核心而设计的。英国在实践中独立董事的职权区别于执行董事，Cadbury Report指出：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两个重要职权是：评价董事会及管理层，特别是对公司总裁业绩进行评价；针对董事会及管理层、股东以及公司其他利益主体之间已发生冲突的事务做出决定。例如董事的任免、薪酬、公司收购防备措施等事项。美国赋予独立董事很高社会地位。在美国凭借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而被聘请为一家分公司，尤其是知名公司的独立董事，是跻身于上流社会的标志之一。

（三）独立董事的提名和任期

在美国，全美公司董事协会有一种名为董事登记候选计划的项目，来为公司选聘独立外部董事提供服务。首任独立董事的选任由股东大会完成，但是继任的独立董事则是由专门的选任委员会（其成员全部是独立董事）组成。这种由独立董事选任自己接班人的机制，确保了独立董事在任职前就具有较高的独立性。英国独立董事的选任与美国并无大的差异。选举独立董事同样强调董事的独立性，但并不制定具体操作标准，主要考虑是独立董事的品德与能力而不是其对公司的捐助。独立董事应由规定的程序选出，一般由提名委员会提出独立董事人选，由股东大会投票选举决定。

美、英两国都要求公司提名委员会要在年报中披露对于独立董事的提名政策。英国公司治理规则指出，由独立董事占多数成员的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要领导对董事的提名选择工作。英国的治理规则并没有明确指出独立董事提名人的限制，只是规定了哪些人不适任独立董事。公司提名委员会根据规则所列的限制，对被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筛选，并将最终人选进行披露。英国的公司治理规则中要求公司在其年报中必须披露独立董事的简历如工作经历、在公司的服务年限等，并且列明公司认为其可以担任独立董事的原因。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公司披露提名委员会的成员名单以及其独立性。提名委员会要将独立董事提名结果进行披露，包含成功人选和失败人选的姓名、原因以及推荐人。

关于独立董事的任期，英国养老基金会与英国保险人联合会提出所有董事任期不得超过三年，如果独立董事在公司任职过长，其与公司的关系则趋向密切，其独立性受到怀疑。Hampel Report规定了董事的再选期限为3年。另外，董事会的成员应进行部分更换，以适应新的挑战，独立董事的连任不应是自动的，而应重新选举。如果一个独立董事在公司任职超过10年，那么他不得再担任独立董事。英国对独立董事人才库的建立与培训也很重视。英格兰银行、英国工业同盟、英国董事协会都有人才储备。许多独立董事是其他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或退休的高层管理人员、行业技术专家、海外市场与政策的专家等。

美国实践中独立董事的兼职数不超过5家公司。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规定，一名独立董事在任职期满后（一般任期不超过5年），要有两年的冷冻期（cooling-off period）。然后才能被再次选独立董事。一个独立董事在同一家公司任职10年后，不得再次被选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香港联交所《公司管治守则》及《公司管治报告》（《主板上市规则》附录14、《创业板上市规则》附录15）提出在所有载有董事姓名的公司通讯中应该说明独立非执行董事身份。非执行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的委任应有指定任期，并须接受重新选举。董事应轮流退任，至少每3年一次。若独立非执行董事在任已过9年，其是否续任应以独立决议案形式由股东审议通过。非执行董事的任期要求强制披露。

（四）独立董事的薪酬

英、美独董除采取固定津贴之外，还根据独立董事参加董事会或专业委员会的情况给予额外津贴。近年来，为鼓励独立董事更加努力工作，使独立董事的利益与股东利益保持一致，美国部分公司开始向独立董事提供股票期权。

美国独立董事制度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关键就在于独立董事得到了充分的激励与保障。美国独立董事一般以年薪和会议费的方式获得常规董事会工作的现金报酬，他们也会得到委员会成员费、委员会会议费或两者皆得。在非现金方面股票期权被越来越多公司运用。委员会主席可以得到额外的费用。全美公司董事协会（NGCD）公布了其1999–2000年董事薪酬调查报告，这次调查涉及27个产业部门1210家美国公司。结果显示，年度报酬形式是董事薪酬中最一直应用的方法，另一个广泛应用的是个人参加董事会或委员会的费用。大约2/3的被调查公司采用了股票奖励或股票期权的方法。

英国公司治理规则指出，独立董事持股会损害到独立董事的独立性。独立董事薪酬应该与其工作表现、勤勉程度相挂钩，如每年出席董事会的次数，在董事会的发言和建议情况，是否担任专门委员会的主席等。独立董事的薪酬由公司薪酬委员会制定，薪酬数目要在公司年报中进行披露。Hampel Report提出，非执行董事不应该参与股票期权计划。

香港联交所要求上市公司须在其财务报表全面披露有关现任及离任董事的薪酬资料，包括有关独立非执行董事的基本薪金、津贴、现金和非现金利益等。

（五）独立董事的义务和责任

英美都规定董事对股东负有信义义务（fiduciary duty），包括独立董事。信义义务的内涵通常认为包括注意义务（duty of care）和忠实义务（duty of loyalty）。违反信义义务的行为都可能被追究责任。

英国20世纪早期的判例确立董事仅就重大过失负责的原则，对非执行董事更是确立了最低标准的义务。1977年Dorchester Finance Co. Ltd. v. Stebbing案确立了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应当履行相同标准的义务。1986年英国《破产法》规定公司董事须具有并运用合理勤勉之人所具有：人们可以合理预期与履行同样职能之人的一般知识、技能和经验；该董事所实际拥有的一般知识、技能和经验。并区分了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的注意义务。2003年公平人寿案使独立董事的注意义务更加严格，独立董事需要通过充分的调查和查询才能信赖高管们提供的建议和信息，否则不能以信赖为由予以免责。

美国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法案》加强了对公司财务和内控的监督和规范，独立董事所面临的法律风险越来越高，保险费率大幅提升。研究表明，1996–2008年，有9.25%独立董事由于公司违反了证券法规而遭到。其中50%的独立董事担任审计委员会的成员或主席。

香港《公司条例》规定，公司董事须以合理水平的谨慎、技巧及努力行事，违反义务将承担责任。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规则》和《创业板上市规则》规定，董事须共同与个别地履行诚信责任及应有技能、谨慎和勤勉行事的责任。程度相当于别人合理地预期一名具备相同知识及经验，并担任发行人董事职务的人士所应有的程度。非执行董事应有与执行董事相同的受信责任以及以应有谨慎态度和技能行事的责任。

（六）独立董事参与董事会的方式

独立董事在参与公司治理时除以一名董事身份参加董事会外，更多的参与方式体现在：在公司董事会的专门委员会中充当重要角色，定期举行只有独立董事参加的会议。

1977年，经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批准，纽约证券交易所做出一项新规定，要求上市公司在1978年6月30日以前设立并维持一个全部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这些董事不得与公司管理层有任何影响他们作为该委员会成员独立判断的关系。1990年商业圆桌会议宣言提出，审计、薪酬、提名委员会，都应由独立董事担任。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法案》重申了审计委员会的成员应全部由独立董事组成。

英国独立董事行使职权也是以组成专门委员会的形式进行的。Cadbury 报告推荐了美国经验，建议组成三个专门的委员会，即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报酬委员会，并要求三个委员会全部由独立董事组成以利于对公司事务的“独立判断”，行使其权力。董事长或总经理可以出任提名委员会会员但是不能担任提名委员会主席。各专门委员会要在公司年报中将自己的工作情况进行披露。除接受委员会邀请外，任何人都不得参与委员会的会议。

香港也要求上市公司必须设立审核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要求审核委员会的成员全部为非执行董事，至少有3名成员，其中至少一名具备适当的会计或相关财务管理专长。审核委员会的成员必须以上市发行人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占大多数，出任主席者必须是独立非执行董事。薪酬、提名委员会大部分成员均须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Vafeas在1992年选择了350家被《福布斯》杂志列出的大公司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独立董事每年有四次只有他们自己参加的固定会议。例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的公司治理准则指出“董事会外部董事每年要举办三次执行会议，每次必须都与CEO进行讨论”。这种会议，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在不受任何约束的环境下对管理层行为进行讨论的机会，同时也提供了相互对话、交流意见的机会。

（七）关于独立董事立法的趋势

美国有关独立董事的立法趋势的核心就是加强独立董事体系的建设。比如要求公司引入更多的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的作用被大大强化。同时这些要求带有强制性，在美国的上市公司无论大小都需要完全遵守。

英国有关独立董事的法规制定趋势可以概括为两条：不断强化制度建设，加强市场的力量。英国相关法规的要求放在了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其附属机构的建设上。同时针对不同的企业设定了一个标准，达到这个标准的公司必须无条件的执行法规的要求，未达到标准的企业才可以使用“不遵守即解释”的原则。未达标企业可以解释为什么没有遵守相关规定，这时候由市场来判断企业的解释是否合理，是否可以被接受。香港吸纳了英国的做法，也适用“不遵守即解释”的原则，上市公司须在中期报告及年报中说明其于会计期间有否遵守守则条文。上市公司可以选择遵守，也可以选择偏离守则条文，但如有任何偏离守则条文的行为，须在年报及中期报告中提供经过审慎考虑的理由。

六、完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政策建议

（一）进一步明确独立董事的职责定位

职责定位是独立董事有效履职的基础。从上世纪90年代末独立董事引入我国的背景来看，引入独立董事制度是为了改善公司治理结构，限制大股东的不良行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从立法宗旨来看，无论是《指导意见》中对于独立董事的职责表述还是《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对独立董事的履职要求，都是为了维护上市公司利益，关注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此外，从证券交易所对独立董事任职要求来看，也是要求 “独立董事应该充分了解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上市公司运作的法律框架，独立董事的职责与责任，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和关联交易监管等具体规则，具备内控与风险防范意识和基本的财务报表阅读和理解能力”。这三个方面均表明监管部门对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中职责的定位是“监督制衡”。针对现实中很多公司更多地将独立董事定位为“咨询顾问”，监管部门有必要对独立董事的职责定位进行进一步的明确，强化独立董事的监督职责。

（二）改进完善独立董事选聘机制

独立性是独立董事存在以及发挥作用的前提和基础，问卷调查显示，认为由大股东提名、选聘的方式对独立董事的独立性“有较大影响”的占19.8%，认为“有一些影响”的占40.4%，认为“基本没有影响”的占39.8%。在“当前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相关法律法规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方面”一题中，“独立董事的选聘机制有待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的得分最高，意味着，调查对象认为当前独立董事制度中最迫切需要调整和完善的是选聘机制。

对选聘机制的改革可考虑以下方式，或以下方式的组合：一是大股东回避制，即在董事会提名独立董事人选时，代表第一、二位大股东的董事必须回避，然后再由股东大会进行差额选举。二是中小股东提名制，即由中小股东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然后由股东大会差额选举。三是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制。即借鉴美国选聘独立董事的做法，将独董提名权授予由独立董事组成的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并对独立董事的提名政策进行充分披露。四是自律组织推荐制，即由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建立独立董事人才库，根据上市公司的申请，按照一定的倍数，如3倍于上市公司的申请人数，为上市公司推荐独立董事候选人，然后由股东大会差额选举。前三种方式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独立董事的独立性问题，但不能解决独立董事选聘渠道不畅，难以找到合适人选的问题，其中，第三种方式还仅适用于选聘继任独立董事的情形。第四种方式可同时解决选聘渠道和独立性两个问题，实际操作中，中上协可以与地方上市公司协会分工协作，联合进行。中上协主要负责建立、维护上市公司人才库，制订独立董事推荐标准，并对推荐工作进行统一管理，地方上市公司协会主要负责本辖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人选的推荐。

（三）改进独立董事津贴发放方式

问卷调查显示，认为当前的津贴发放方式对独立董事的独立性“有较大影响”的占比24.5%，认为“有一些影响”的占比为42.9%，认为“基本没有影响”的占32.6%。调研中一些上市公司和独立董事提出，可以考虑让各公司将独立董事津贴统一交中上协或中上协成立的独立董事专业委员会，然后中上协或独立董事专业委员会发放给独立董事。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建立独立董事薪酬基金，一方面用于建立独立董事保障机制，为独立董事的非主观履职责任提供救济和法律援助；另一方面，也能够建立独立董事激励机制，对履职优秀的独立董事予以奖励。需要注意的是，独立董事津贴统一交由中上协或独立董事委员会来发放，津贴的最终来源仍为上市公司，实际效果如何，有待进一步论证。此外，调研中还有相关专家提出，过高的独立董事津贴会对独立董事的独立性造成较大影响，建议中上协或独立董事专家委员会出台相关规定，对独立董事的津贴上限进行限制和指导。

（四）建立、完善独立董事评价问责机制

目前，“花瓶董事”和“签字董事”的贬誉使独立董事的公信力备受质疑。独立董事不分“好、坏”，缺乏市场力量的监督和评价，缺乏激励约束机制，导致独立董事责任心、职业素质和履职能力的下降，不利于奖优罚劣和切实发挥独立董事制度的作用。问卷调查中，关于影响独立董事充分履职的七项因素，“约束不足，缺少相关问责、评价机制”的得分最高。因此，应尽快建立独立董事评价问责机制，促进独立董事勤勉尽责。调研中，上市公司和独立董事建议：（1）由公司监事会根据独立董事的实际工作情况和年度述职报告对独立董事进行年度考核，并提交股东大会；（2）中上协在《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指引》的基础上，研究编制独立董事履职评价标准，开展独立董事履职评价，并定期公布；（3）中上协建立独立董事诚信档案库，将违反诚信或工作失职的独立董事计入诚信档案，除通告监管部门和对社会公众公开外，还要制定相关自律惩戒制度，予以自律处罚。

（五）进一步明确、细化独立董事职责

问卷调查中，在需要调整和完善的独立董事制度方面，“独立董事的工作职责有待进一步细化和明确”被调查对象选为第二位，仅次于选聘机制。调研中，上市公司和独立董事建议，中上协应尽快出台《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指引》，进一步明确独董的职权、义务、审议事项、工作流程等，为独立董事履职提供详细、具体参照和指导，促进独立董事充分、有效履职。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将发挥自律组织作用，持续跟踪研究独立董事制度现状，不断完善和创新独立董事履职实践，并加以全面指导。

（六）加强对独立董事的服务和日常管理

独立董事制度设立10多年来，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已发展成规模的达6、7千人的庞大群体，成为证券市场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精英聚集的群体。调研中，许多独立董事反映，独立董事身份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是一个既游离于任职的上市公司之外，又相互联系松散的群体，独立董事缺少组织归属感和固定的诉求反映渠道。独立董事迫切需要上市公司协会尽快成立针对独立董事的自律服务机构，在为独立董事搭建交流平台的同时，加强对独立董事群体的履职指导和日常管理，不断提高独立董事群体的履职素质和能力，避免因个别“害群之马”的行为损坏整个独立董事群体的声誉。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可以独立董事专业委员会为依托，对独立董事实施一条龙式的服务和管理，即：独立董事资格认证与持续培训——建立独立董事人才库——编制独立董事工作指引——开展独立董事履职评价，促进独立董事群体的健康发展。

综上，调研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建立十多年来，在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虽然在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但相信，经过相关制度的不断改进和完善，独立董事将在未来的上市公司规范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国上市公司协会，《2013上市公司治理报告》

2、深圳证券交易所，《2012年深市上市公司治理情况报告》

3、上海上市公司协会，《独立董事 监事会 董事会秘书制度研究与实践探索》

交通银行审计履职报告范文第6篇

关键词：公司治理 投资者关系管理 信息披露

中图分类号： F830.4文献标识码： D 文章编号：1006-1770(2006)09-015-03

本刊记者：首先，请您介绍一下交行董事会办公室（以下简称“董办”）的主要职责。

朱克鹏：董事会办公室是现代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一个重要的常设机构。虽然各家公司对该机构的称谓不尽相同，有的叫董事会秘书部（局），有的叫证券事务部（办公室），但在实践运作中，该机构作为“董事会日常办事机构”的职能定位大致是相同的。从银行业的监管规定看，中国银监会2005年9月颁布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董事会尽职指引（试行）》第49条明确规定：“董事会应当设立专门办公室，负责董事会的日常事务”。另外，《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151条也规定：“董事会下设董事会办公室，负责股东大会、董事会、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会议的筹备、信息披露，以及董事会、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其他日常事务”。

交行董事会办公室于2002年5月开始运作，起初是与办公室合并办公。为了适应我行深化股份制改革和完善公司治理工作的需要，董办于2004年3月正式单独设立，成为总行的一个职能部门。四年多来，在监管机构的指导和总行领导的关心下，在总行各部门和各家分行的大力支持下，董办工作已逐步迈入正轨，内部管理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目前，我行董事会办公室下设三个部，分别是综合管理部、投资者关系部和信息披露部。综合管理部的主要职责是组织筹备召开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开展有关专题研究，做好董事联络和服务，承担部门日常事务管理等；投资者关系部的主要职责是组织筹备召开股东大会，组织开展定期业绩、国际路演等活动，接待投资者和分析师日常来访，承担股权日常事务管理等；信息披露部的主要职责是组织披露定期报告和各类临时性公告，负责股价敏感信息的收集和管理，与监管机构和证券交易所保持沟通等。虽然三个部的分工各有侧重，但在日常工作中，这些职责实际上是环环相扣、密不可分的。

尽管董办的职责是十分具体的，但我的切身体会是，董办的核心职能基本上可以概括为服务、协调和参谋三个方面。服务职能是董办需要发挥的首要职能。董办的各项日常工作，要始终坚持将“为投资者和董事提供优质服务”作为中心要旨，要通过不懈努力，提高服务意识、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协调职能则是因为董办直接服务于公司的决策机关董事会，进而服务于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股东大会。为了确保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决策的合理顺畅，体现决策的战略性和前瞻性，董办应当在相关重大决策的酝酿、沟通、审议和监督执行等环节，充分发挥综合协调的职能。参谋职能主要是基于董事会并非我行的常设机构、董事的来源比较广泛以及相关会议时间短暂等客观因素，需要由董办这个日常办事机构聚集研究力量，针对我行改革发展中出现的、特别是上市后面临的有关课题，开展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从而给董事会提供科学决策的参考依据。

从目前的情况看，我行董办在发挥服务、协调和参谋三大职能方面，与监管机构、投资者和董事会的要求还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因此，我们还需要继续加倍努力。

本刊记者：交行自2004年深化股份制改革以来，公司治理的总体架构以及“三会一层”的运作情况如何，有了怎样的改变和提高？

朱克鹏：2004-2005年，交行按照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总体部署，通过实施财务重组、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和股票公开发行上市“三部曲”，顺利完成了深化股份制改革的阶段性目标，成为我国境内首家登陆国际资本市场的商业银行。作为深化股份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近年来我行在完善公司治理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积极而富有成效的探索。

目前，我行已基本完成了现代公司治理架构的基础建设。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通过引进境内外战略投资者和股票公开发行上市，形成了多元化的股份和股东结构；二是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监管规章，建立起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相互制衡、独立运作的治理组织架构；三是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现代公司治理规章制度体系；四是基本理顺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及其下设专门委员会各自的权责边界和报告路线。

近年来监管机构领导曾多次指出，加强董事会建设是完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核心和关键。对此，我行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是组建高素质、专业化和国际化的董事会。截至2006年8月底，我行董事会共有18名成员，包括执行董事3名、非执行董事10名和独立非执行董事5名。执行董事平均拥有超过20年的银行从业经历；两名非执行董事是由汇丰银行选派的具有丰富银行管理经验的人士；5名独立非执行董事都是商业银行、财务会计、企业管理等领域的资深专家，其中有3名分别来自英国、美国和中国香港。

二是充分发挥董事会的战略决策功能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决策咨询功能。在每次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会议上，董事们发言都很踊跃，讨论审议某些议案发生争论也是常有的事。各专门委员会定期听取高管层提交的报告并向董事会报告审议意见和建议，由董事会责成高管层落实或整改。我行高管层对董事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非常重视，凡是能够吸收采纳的都尽量予以采纳。

三是积极支持和保障董事勤勉尽责。除了积极参与董事会决策外，多位行外董事还深入到我行基层分支机构开展专题调研，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我行董办还专门编发《每周讯息》、《董事工作手册》等，确保董事能够及时、全面掌握我行以及银行业、资本市场的发展动态。此外，为了给董事勤勉尽责提供保障，我行还根据市场惯例给董事购买了责任保险。

近年来，我行监事会在明确职责定位的基础上，重点探索充分发挥监督功能的有效途径：一是对董事、高级管理层履职情况进行问卷调查，以督促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将相关工作落到实处；二是就全行经营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对高级管理层进行质询；三是针对日常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向高级管理层及有关职能部门发送监督建议书或内控管理提示函；四是通过验证会计师事务所的样本抽取、审计覆盖面等情况，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情况进行再监督；五是面向全行员工开通监事会信箱，广泛收集各类意见和建议。

此外，拥有一支专业、务实、团结的高级管理层队伍，是我行公司治理的重要特色之一。目前，我行高级管理层大多数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银行从业经历。近年来，在董事会的指导和支持下，高级管理层的执行能力和管理水平显著提升，不仅在业务经营上连续创造出历史最好成绩，而且还在加快推进战略转型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自2004年我行深化股份制改革以来，我行“三会一层”在实践运作中，不仅做到了相互独立、相互制衡，更重要的是，各治理机关之间始终都保持着高度和谐的关系，从而确保了公司治理运作的协调、顺畅。

本刊记者：作为交行投资者关系管理领导小组组长，蒋超良董事长提出要力争使我行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成为国内同业一流的工作目标。能不能介绍一下近年来交行是如何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又有哪些特色？

朱克鹏：蒋超良董事长以及我行其他领导都十分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强调全行上下都要树立强烈的股东意识。目前，我们都已认识到，投资者关系管理是公司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增强市场对公司认同度、提升公司形象和核心竞争力、赢得股票溢价和增值、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2005年上市过程中，我行开展了行程涉及三大洲九大城市的全球路演活动，在短短的18天时间内共举办87场投资者见面会，与全球投资者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沟通。鉴于我行IPO时在投资者关系方面的出色表现，我行获得了国际知名的《投资者关系杂志》颁发的“初次公开发行最佳投资者关系奖”。

上市伊始，蒋超良董事长就亲自主持召开了投资者关系管理专题工作会议，深刻阐述了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基本内涵以及开展该项工作的重大意义，并提出了要尽快使我行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达到国内银行一流水平的总体工作目标。根据蒋董事长的指示，我行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健全投资者关系管理的组织领导体系和工作体系，成立了以蒋董事长为组长的投资者关系管理领导小组和以首席财务官为组长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小组；二是制定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和工作规程，明确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总体思路和工作要点，逐步完善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规章制度体系；三是认真组织筹备定期业绩、国际路演、电话会议等投资者关系活动；四是组建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团队，规范高效地接待境内外投资者和分析师来访。

我行2005年6月上市以来，先后成功举行了2005年中期业绩、2005年第三季度业绩、2005年年度业绩、2006年第一季度业绩、2006年中期业绩的活动。通过举办业绩新闻会、证券分析师会、一对一会谈、接受境内外著名财经媒体专访、电话会议、早餐会、国际路演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投资者关系活动，我行高管层与投资者、分析师、新闻媒体进行了充分有效的沟通。此外，自上市至2006年8月底，我行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团队已先后接待了超过150个批次、总数超过500人的境内外投资者和投行分析师来访。

为了提高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我行在学习借鉴国际先进银行最佳实践标准的基础上，紧密结合自身实际，努力夯实各项基础性管理工作：一是建立了包括近150名境内外投行分析师的资料库，动态跟踪掌握分析师对我行的最新评价，摘编分析师报告供董事会和高管层参阅；二是定期开展H股机构投资者股东认证，撰写H股结构分析报告，供董事会和高管层了解机构投资者持股情况、投资风格和地域分布；三是认真组织编写Q&A手册和主旨信息，为行领导和投资者接待团队准确把握沟通口径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四是提供多种形式的电子化信息沟通平台，如网页、电子信箱、电话热线、传真等，为投资者、分析师与我行的日常联系提供了便利。

通过近一年多来的努力，我行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赢得了境内外投资者、分析师和新闻媒体的一致好评。2006年5月，在亚洲著名英文财经类杂志《金融亚洲》主办的“最佳投资者关系”评选活动中，我行在所有中资H股上市公司中排名第五，在中资金融类H股上市公司中排名第一。

本刊记者：交行在上市后的信息披露方面遵循怎样的原则，具体工作中是如何执行的？

朱克鹏：及时、充分、一致的信息披露，是我行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基础和前提。我们从上市以来的信息披露实践中深刻体会到，信息透明度高（当然是在不损害自身商业利益的前提下），不仅充分表明我行对改革、发展、管理成果的高度自信，而且有利于持续增强投资者对我行的信心。

2005年，作为境内首家赴境外发行上市的商业银行，我行在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借鉴的情况下，本着对投资者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起草H股招股说明书，不仅对我行改革、发展、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和亮点进行了系统归纳，同时也对风险因素、业务和管理中的欠缺以及有关违规违法案件等作了充分的披露。事后证明，这一做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上市后，我行根据法律法规和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的要求，逐步建立起信息披露和会计报告管理体系，基本理顺了股价敏感信息的收集、管理、披露和保密工作机制，并就信息披露的有关事项，组织开展了针对董事和高管人员的专题培训。在此基础上，我行坚持按照国际标准，及时、充分地对外披露信息。截至2006年8月底，我行已先后组织完成了定期业绩报告以及有关重大事项的24份公告。我行是国内银行同业和香港H股上市公司中第一家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并对外披露财务报表的上市银行，而且我行在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目前并没有强制性要求的情况下，还主动按季公开披露财务报告。2006年8月，在美国ARC国际设计协会举办的年报年度评选中，我行2005年度年报设计分获亚洲地区性商业银行“财务数据内容设计”银奖和“全书内容设计”铜奖、全球银行及财务机构“财务数据内容设计”铜奖和“年报总体设计”优异奖。

此外，为了应对市场上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和突发事件，我行还建立并逐步完善了危机事件管理机制。该机制目前已经开始在实践中发挥积极作用，如针对H股股价的异常波动、媒体失实报道或无端炒作等，我行都在第一时间了新闻稿或澄清公告，从而满足了市场及时了解相关情况的要求，体现了我行对投资者的充分尊重，同时最大程度地避免了这类事件对我行声誉和股价的负面影响。

本刊记者：作为交行董办工作的负责人，您能否谈谈个人的工作感受，董办工作和您以前所从事的工作有何区别，要把董办工作做好需要具备哪些要素等？

朱克鹏：我本人在到董办工作之前，长期从事法律工作。应该说，董办工作与法律的关系相当紧密，因此对我来说是有一定的延续性。但与此同时，董办工作在内容、方法和形式上与法律工作也有很大区别，要求也更高，我个人感觉近两年来从董办工作中受益很大。

交通银行审计履职报告范文第7篇

前不久，笔者到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参访学习，初步了解了部分银行（金融机构）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感受，也知悉了这些银行对公司治理与董事会建设方面的一些最新进展和改革走向，对重新认识我国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长短得失不无裨益。

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和董事会建设进步明显

截至2009年1月底，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六大银行”，并分别以工、农、中、建、交、开行称谓）已经全部实现了股份有限公司形式，并建立了“三会一层”的公司治理结构。其中工行、中行、建行、交行均已成为规范的国际上市银行，而开行、农行股份公司则只有半年左右的历史。但是，六大银行不仅在经营业绩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公司治理和董事会建设等方面进步也相当明显。主要表现在：

公司治理从一张白纸到逐步成型：从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架构开始，六大银行中最早的银行也仅仅不过五六年时间，但这几年正是大型国有银行起步、转型、丰收甚至跃居国际银行前列的五六年。除开行、农行外，到2008年末，工行、建行、中行、交行按其股票市值均已进入全球最大十家银行的行列，其中工行、建行还分别位列前两名。在公司治理方面，四大上市银行从一张白纸开始着墨，如今已逐渐成型地勾勒出了自己的运行轨迹和成长历程，多家银行在国内、亚洲甚至国际媒体组织的评奖活动中，获得了最佳治理、最佳管治、最佳银行等称号和奖项，颇受社会关注。

董事会结构渐趋合理，独立董事的国际化程度较高：在工、中、建、交行的董事会结构中，董事会成员在15―17人左右，非执行董事、独立董事大体各占1/3，执行董事虽不到1/3，但相对居于领导位置（董事长、副董事长均属于执行董事），故执行力、控制力较强。独立董事的国际化程度较高，几乎每个银行的独立董事中都有50%以上的外籍人士（有的银行外籍独董比例高达80%左右）。

非执行董事的专业性、独立性、尽职水平逐步提高：在几大上市银行中，差不多都有6名以上的非执行董事，他们主要由控股股东推荐，但都经过中国银监会核准任职资格，专业性水准符合任职要求。尤其自2008年以来，非执行董事已逐步由清一色的国家机关公务员转变为既有国家公务员，又有熟悉银行业务的专家、学者。有的银行还引进了由控股股东按公开程序招聘的专业人士担任非执行董事。

这种类似于“掺沙子”的结构化转变，或许会为董事会带来专业性、独立性、建设性、有效性、尽职性逐步提高的良好效果。在工作方式上，这些非执行董事几乎是“全天候”在任职银行上班，这种非执行董事“坐班化”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非执行董事与执行董事（管理层）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局面，也有助于他们把全部精力专注于对任职银行重大决策事项的了解、思考、决策和监督等，其自主参与董事会议案的决策能力不断得到增强。应该说，这种非执行董事“坐班化”的工作模式，是我国公司治理机制的一大创新，假以时日并不断改进、完善，或将成为引领上市公司董事会运行管理的成功经验或主流模式。

公司治理和董事会的制度建设基本规范并趋于健全，在形似与神似方面都有提高：在改制上市之初，涉及公司治理和董事会、监事会等管理制度建设等，基本上都是从官方文件、书本教材或其他版本上“复制”过来的。经过近几年的实践和研讨，上市银行对最初的《章程》和内部运作的制度体系，都已作出较大程度的更新、补充，可以说已经从“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第二步”进步到“走出了第三步、第四步”。形似的成分不断增多，神似的成色也在提高。这是我国上市银行公司治理建设的基本面，对此必须充分肯定。

如今，四大上市银行已经进入全球大银行之列，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大型银行已经取得的进步。但是，我们也没有理由自认为在公司治理和董事会建设方面，也同样取得了与股票市值指标等比肩的社会地位。显然，现在还远不是说我们已经胜利完成“万里长征”的时候。笔者认为，从体制、机制、管理、系统、流程、人才、产品、结构、文化、理念等诸多方面来看，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在公司治理方面还有不少发端于行政机关或国有企业的固有缺陷和薄弱环节，尽管在业务上有了做大做多的身胚，但做强做好的根基还不够稳固，手段还比较匮乏。在董事会建设方面，远看似乎“形神皆似”，近看则会发现还有很多地方形神皆有不足或不似。

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中仍然存在的问题

表层的现象如：股东大会中的“一股独大”、控权不放或过度放权；董事会中“一人独大”或以少数人为中心的“内部人控制”；董事会议案全部由管理层掌控，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作用受限；有的独立董事不够尽职勤勉独立，仍有“装饰性”较重之嫌；非执行董事意见不太受重视，甚至被质疑“作用不大”；监事会也有内部化倾向，对董事、高管监督乏力；管理层权限集中，决策强势，有时存在选择性披露；有的外部审计已与管理层形成“默契”，独立性、监督性有所减弱等。

或许正是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抑或其他原因，在第五届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金圆桌奖”名单中，笔者遗憾地没有发现几大上市银行的名字。把视角放宽一点看，也许这些问题不独几大银行有，国内上市公司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

上述问题虽不能主导几大上市银行的主流前进方向，但是会潜移默化地延缓其前进的步伐，如果不认真解决，也许就会集现象为病灶，集小患为重疾，最终成为影响公司治理科学完善的阻碍，并把已经取得的一些进步和成就遏制在摇篮之中。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大牌银行曾经一度辉煌，不可一世，早些年它们也是我们在公司治理、风险管理等方面的“楷模”或“标杆”。但一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把它们打回了原形，有的甚至已经关门解体。这说明，我国大型银行在建设良好公司治理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任重道远，步履艰辛。

参访公司的治理特征及与我国银行治理的比较

全球公司治理尚无最佳模式。简单地照搬照学所谓美欧模式，或许是削足适履，或许是南橘北枳。我国应同时将完善治理结构、构建风险文化、合理选人用才等提上议事日程

笔者在香港访问时了解到，摩根大通银行在本轮金融危机中虽未能独善其身，却是美国本土银行中受金融危机冲击最小的银行之一，该行由于没有进行结构性投资工具（SIV）融资，没有进行选择性可调息房屋抵押贷款（ARM）交易，在危机爆发初期大幅削减次级房屋抵押贷款敞口，避免涉足结构性债务抵押证券（CDO）业务，没有过分提高资本的杠杆水平，从而在大批华尔街投行、商行倒下的时候，该行还有充足的现金收购其他面临倒闭的金融机构（如贝尔斯登和互惠银行）。

这或许得益于该行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使风险管理成为每个人的职责”――以及公司治理。据介绍，该行董事长比较开明，本人管理很精细，也善于听取不同意见，该行董事会提倡不同意见的争论，并要求管理层中必须每个人都说实话，不能有个人崇拜，而且不能有压制性的文化等。

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和应用必须与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相结合，同时需要有董事长（CEO）个人的人格魅力、聪明才智和民主作风等。我国商业银行在致力于改善公司治理体制时，也需要同时将完善治理结构、构建风险文化、合理选人用才等提上议事日程。

良好的公司治理要避免董事会、监事会成员的“内部化”或被内部人控制。要增强外部董事（非执行董事）的独立性、专业性，充分发挥对重大事务的决策和监督双重功能

在日本我了解到，三菱东京日联银行董事会共有17名董事，但来自公司受聘员工的内部董事（相当于我国银行的执行董事）就有14名，占80%以上。该行监事会的8名监事中，内部监事（员工监事）也有4名。由于董事会中内部董事比例过高，又掌握公司经营的实权，监事会地位在董事会之下，内部监事比例也占50%，这就使得该行的决策、监督、执行功能几乎均可由内部董事直接掌控，而外部董事、外部监事实际上处于弱势、边缘或陪衬地位。据了解，三菱东京的这种董事会、监事会结构模式目前仍是日本金融机构（株式会社）的主流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一人控制”或“内部人控制”可以合理、合法地实现。笔者认为，这或许正是日本经济和日本金融机构虽历经上世纪本国经济泡沫、亚洲金融危机和10多年沉沦仍未能走出困境的原因之一。

我国商业银行应充分汲取日本这种公司治理模式的教训。虽然我国银行的执行董事比例不到25%，但其决策、管理、经营的强势程度均不弱于日本的银行。从形式上看，我国几大银行由控股股东（如财政部和汇金公司）推荐的非执行董事比例虽占1/3左右，但因诸多内外部条件不配套、信息不对称、个人能力不足、自主决策有局限等原因，他们在董事会中的声音也十分微弱，往往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加之“国内独立董事制度装饰性过强”，并存在“独董无权、熟人、一人多任三大弊端”，他们在董事会中不免会处于陪衬、协从和帮腔的地位。有时即使提出一点不同看法或建议，也难免有隔靴搔痒或 “小骂大帮忙”之嫌。这也是业界诟病独立董事反对票、弃权票“一票难求”的一个原因。

基于同样的原因，董事会对高管层和监事会对董事会、高管层的监督职责也就难以“较真”了。笔者认为，对这种现状不能认为是体制之必然，更不能认为是和谐之必需，银行决策层、管理层、控股股东、投资者等应引起高度重视，从形式与实质、硬件与软件、内因与外因、选人与用人等的结合上，增强独立董事、非执行董事、外部监事的独立性、专业性、公信力，充分发挥他们对重大事务独立决策和有效监督的双重功能。

良好的公司治理需要一个强大的董事会，并授权其专门委员会必要的决策和监督职能

在新加坡星展银行我了解到，该行董事会由10名董事组成，除1名执行董事担任执行总裁外，其余有7名独立董事，2名由控股股东推荐的非执行董事，其中董事长则由股东推荐的非执行董事担任。此外，该行还在董事会内设立了5个专门委员会，其中信贷委员会由4名董事组成，董事长任信贷委员会主席，所有超出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审批范围的信用风险敞口，均须交由该委员会批准。2008年，该委员会共召开了18次信贷委员会会议。

与我国几大银行比较，星展银行规模虽然不算很大，但其公司治理比较健全规范，国际信贷评级均高于我国的商业银行。尽管在我们拜访期间，其执行总裁（执行董事）美国人施瑞德先生不幸因病去世，但在该行未发现有任何散乱或运行不正常的迹象。

该行负责人介绍了他们总结的良好公司治理的十大元素，包括：最高管理层必须有明确的责任分配与职权的平衡，没有任何人能独揽大权；董事会能有效地领导和监督公司；董事会具强大与独立的元素,没有利益冲突；董事会对企业策略提供适当的监督管理；管理层向董事会提供全面性及定期策略性问题的报告,并公开讨论；合格的独立董事必须尽责审核集团的财务报告以确保其完整、透明与准确；定期召开董事会,其中包括管理层人员不出席的会议；以正式和具透明的程序决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津贴与各方面的长期表现挂钩,为管理层提供适当的激励；对董事会整体的效益,以及每位董事对董事会有效运作的贡献进行正式评价；禁止管理人员及董事于公布业绩前买卖股票。

这十大元素既是星展银行的经验之谈，也是他们正在从事和不断丰富、完善的实践，对我们很有启迪价值。比如，董事长不作为执行董事，专注于公司治理建设，并履行对执行总裁的监督职责；董事会对执行总裁既有明确的业务授权，但又不把所有信用审批权限全部授权给管理层，从而确保了董事会（信贷委员会）对重大信用风险敞口的审批权、监控权或否决权；董事会（或下属委员会）可以召开没有管理层人员参加的会议；对独立董事专业性、独立性、公德性及履职性的要求很高，似乎没有董事可以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董事会会议并表决的规定。

良好的公司治理之路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我国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和董事会建设仍任重道远

日本的公司治理比我们时间要长，但该国大多数上市公司至今仍维持其以内部董事为主的董事会结构，尽管日本政府于2002年对有关法律（如商法）做了修改，倡导日本公司借鉴美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即引进更多的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内设专门委员会，不再保留监事会等），但到2009年3月底，接受这种美国模式的上市公司仅有73家，占日本4000多家上市公司仅不到2%。可见，一旦习惯模式形成，要改革变化是多么艰难！

我国几大银行实行公司治理也只是近五六年的事，无论我国商业银行在业务绩效上取得了多大成绩，也不能妄言在公司治理方面达到或实现了最佳或领先水平。

事实上，我们在经济顺周期环境下取得的某些进步和成果，在经济反周期（逆周期）环境下未必能够取得，如果决策不当甚至有可能得而复失。因此，在当前全球经济处于反周期（逆周期）的困难阶段，我们需要抓住机遇，对已经走过的公司治理之路进行“回头看”，重点查找问题和不足，不能“以己之长比人之短”而沾沾自喜，当然也无须“以人之长比己之短”而妄自菲薄。

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有异曲同工之处，就是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完善公司治理、加强风险管理对商业银行来说始终是一项永恒的事业，而且是与国情、文化、人才等相伴而生的事业。在未来的实践中，我国商业银行可能还会碰到许多问题需要回答，比如：

如何应对经济反周期（逆周期）的挑战？全球公司治理模式是否正在趋同？

如何治理资产庞大、关系复杂、扩张势头强劲的商业银行或金融控股公司？

商业银行的综合化、国际化道路究竟如何走？

是否大银行就可以无所不包、无所不做甚至都要做大做强？

合格董事和良好董事会的标准是什么？

如何提高独立董事、非执行董事、外部监事与外部审计师的独立性和道德水平？

中国商业银行董事长可否由非执行董事担任？

如何确定国有控股银行各类董、监事和高管们的薪酬，及由谁来确定更加合理有效？

如何防止董事会对管理层的授权过度或授权不足，及对授权权限的适时、有效监督？

如何延聘独立董事、非执行董事、外部监事的任职期限及对其支付报酬？

如何确定外部审计师的期限及实行定期更换？

……

对上述问题，都需要进行更广阔、更公开和更务实的探寻、思索与实践。

笔者认为，良好的公司治理模式不能产生和停留在学者的书斋或官方文件上，而应成为商业银行持续遵循并结合时代变迁和市场发展改革的具体实践。诚如有学者所说的，治理公司没有一个正确的方法，却有许多错误的方法。

我国商业银行治理改革需要坚持的方向

笔者认为，以下四点需要坚持：

在本轮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中，结合国家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革除残留的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行政级别和“官本位”晋升通道，真正按照上市商业银行法规治理商业银行。

在总结近几年对控股商业银行进行股权管理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对各国公司治理模式的利弊分析，提出具有国际视野和我国自主创新特色的公司治理准则，进一步明确上市商业银行各方利益相关者的法律地位、管理权责和社会义务。

筹组董事职业学院和董事协会。国家及控股股东应重视对大型商业银行董事人才的先期发掘、定期培训和远期储备，充分发挥非执行董事在控股银行中的决策监管作用。

交通银行审计履职报告范文第8篇

一、认真学习贯彻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总行工作会议精神，切实抓好工作落实

要深刻认识当前的金融形势。2002年以来金融工作取得显著成绩，我国金融业迅速发展壮大，金融改革迈出重大步伐，金融各项功能进一步发挥，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稳步扩大，金融监管和法制建设明显加强，整个金融业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的支撑和促进作用。同时，当前金融领域仍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主要是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结构不合理，金融企业公司治理和经营机制不完善，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金融风险隐患还不少。我国金融改革发展面临新的形势，金融业处在一个重要转折期，也处在一个重要发展期。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做好金融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促进金融业持续健康安全发展，为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要深刻认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着力抓好的几项重点工作。一是继续深化国有银行改革，加快建设现代银行制度。继续深化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改革，努力巩固和发展改革成果，关键是继续完善公司治理，加快转变经营机制，深化分支机构和基层改革。稳步有序地推进中国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强化为“三农”服务的市场定位和责任，实行整体改制，充分利用在县域的资金、网络和专业等方面的优势，更好地为“三农”和县域经济服务。按照分类指导、“一行一策”的原则，推进政策性银行改革。首先推进国家开发银行改革，全面推行商业化运作，主要从事中长期业务。对政策性业务要实行公开透明的招标制。不失时机地推进其他商业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二是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从多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农村的金融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加快建立健全适应“三农”特点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系。健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其他金融组织的作用。推进农村金融组织创新，适度调整和放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门槛，鼓励和支持发展适合农村需求特点的多种所有制金融组织，积极培育多种形式的小额信贷组织。同时，加强和改进监管，防范风险隐患。大力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积极发展农业保险。加大对农村金融的政策支持。三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构建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和比重。加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着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严格信息披露制度，加大透明度。加快发展债券市场。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大力发展公司债券，完善债券管理体制。进一步推进保险业改革发展，拓宽保险服务领域，提高保险服务水平，增强防范风险意识和能力。四是全面发挥金融的服务和调控功能，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进一步提高金融调控的预见性、科学性和有效性，合理调控货币信贷总量，优化信贷结构，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大对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社会事业和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支持。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加强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积极探索和拓展外汇储备使用渠道和方式。采取综合措施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五是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着力优化金融业开放结构，稳步推进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促进中外资金融企业公平竞争。继续推进内地与香港、澳门的金融合作。六是提高金融监管能力，强化金融企业内部管理，保障金融稳定和安全。完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机制，加强监管协调配合。强化金融监管手段，健全金融法制，加强对跨境短期资本流动特别是投机资本的有效监控，加大反洗钱工作力度，继续深入整顿规范金融秩序。

同志们，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对经济金融形势的分析判断上来，统一到中央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金融工作重大决策和部署上来。总行召开的2007年人民银行工作会议认真落实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明确提出了今年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工作任务。天津分行辖区学习贯彻总行工作会议精神，完成好今年的工作任务，必须继续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深入推进能力建设、先进性建设和和谐央行建设，在不断促进干部职工全面发展上下功夫；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在不断提高工作整体水平上下功夫；深入推进“三三四”工作措施的落实，在不断探索履行工作职责的长效机制上下功夫，抓住重点，切实把稳健的货币政策措施贯彻执行好，切实把推进金融改革与创新的工作措施贯彻执行好，切实把健全金融市场体系的政策措施贯彻执行好，切实把加强和改进外汇管理的工作部署贯彻执行好，切实把维护金融体系安全的工作部署贯彻执行好，切实把提高中央银行金融服务水平的工作要求贯彻执行好。通过辖区各级行扎实有效的工作，大力促进地方经济金融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二、2007年主要工作任务

（一）贯彻落实稳健货币政策，进一步提高金融调控的有效性

进一步完善经济金融监测分析体系，改进和完善经济金融先行指标体系。切实加强金融统计工作，推广应用经济金融时间序列数据库，提高统计信息加工的深度和质量。要围绕具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以及难点、热点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和信息反馈，同时要结合实际，积极开展特色研究。要密切跟踪、监测、反馈货币信贷、外汇管理等各项政策的实施效应，及时为上级行加强金融调控提供科学、有效的决策依据，及时为地方政府、金融部门提供经济金融运行情况和政策建议。

积极宣传金融调控措施和货币信贷政策，主动加强货币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和监管政策的协调配合，按照“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信贷政策，引导金融机构保持贷款稳定增长，合理控制中长期贷款，加大对中小企业、节能环保以及欠发达地区的贷款支持力度。管好用活支农再贷款，抓住储蓄资金回流农村、农业保险试点扩大的有利时机，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持力度。关注房地产市场变化，引导金融机构支持住房消费和经济适用房、普通商品房建设。贯彻落实国家助学贷款和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新政策，在业务可持续发展上进行新的探索和实践。

要积极主动地研究和把握银行间市场、黄金市场和外汇市场改革开放的重点和金融创新产品，结合实际，主动采取措施推动辖区经济金融实体参与金融市场，在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中争取先机，争取更多的金融资源支持辖区经济社会发展。

（二）突出重点，深入推进金融改革创新

辖区各级行要密切关注国有银行分支机构改革，主动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切实做好金融稳定工作。严格按照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资金支持政策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加强对改革实际效果的监测考核，把好兑付关，做到成熟一个，兑付一个，对于达不到标准的，要提出整改建议，督促农村信用社健全资本约束的经营管理体制，完善法人治理，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真正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各级行要密切跟踪掌握金融企业改革的进展情况，对于新体制、新机制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及时向上级行反映。

全面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工作，同时要注意加强监管，防范风险。要结合总行推进金融改革的部署，在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和金融开放等方面，积极争取新的改革试点项目。

辖区各级行要进一步提高创新能力，着力在创新实效上下功夫，围绕中心工作和基础工作，瞄准前沿领域，按照更高标准，规划和实施创新工作项目，进一步提高工作整体水平和干部职工素质。

（三）加强和改进外汇管理，努力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以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为目标，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外汇管理。积极推进进出口核销制度改革，为进出口贸易提供更多便利。为企业境外投资创造更加宽松的政策环境，鼓励企业“走出去”。加强与地方有关部门的配合，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加强对国际收支、跨境资金流动和企业换汇成本的监测，严格外债管理，加大对无真实贸易背景资金流入和结汇等异常短期资金流入的检查力度。进一步加强区域外汇管理协作。

（四）发挥协调机制作用，不断提高金融稳定、反洗钱和金融监督检查工作水平

要进一步完善区域金融稳定监测和评估预警指标体系，重点加强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地方法人金融机构风险的监测，密切关注跨行业、跨市场和交叉性金融工具风险状况，探索开展对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监测工作，切实提高分析评估质量，及时进行风险提示。要进一步加强组织协调，深入推进地方金融稳定协调机制建设，认真做好防范金融风险的宣传工作，及时发现和化解新的不稳定因素，配合地方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共同做好高风险金融机构的清理处置工作。加大金融稳定再贷款清收力度，妥善处置人民银行历史遗留资产，依法有效维护中央银行债权。

进一步完善反洗钱协调机制。继续开展《反洗钱法》学习宣传，加强对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培训，全面、准确贯彻《反洗钱法》及其配套规章制度，推进证券、保险业反洗钱监管工作，促进金融机构进一步提高反洗钱工作水平。加强对大额和可疑交易信息的监测分析，配合有关部门打击洗钱犯罪。

认真落实行政执法岗位职责，提高金融监督检查工作质量和效率。加强法律培训，开展金融普法宣传教育。深入推进政务公开，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五）加快完善信贷征信体系，深入推进地方金融生态建设

继续做好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推广应用工作，加强组织指导，督促金融机构及时、完整、准确报送数据信息，不断完善纠错和异议处理机制，切实提高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运行质量。扩大非银行信用信息采集范围，加强数据分析应用工作。扎实推进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探索建设农户信用体系。落实金融生态建设指导意见，探索开展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深入推进地方金融生态建设。

（六）进一步完善支付体系，不断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充分发挥小额支付系统平台的功能和作用，拓展新业务、新产品，不断扩大系统的业务量。积极参加全国统一的票据影像交换系统建设，实现辖区支票在全国的通用。完善天津市支票圈存系统。拓展非现金结算工具应用领域，扩大支票使用范围。完善管理办法和违约惩戒机制，积极推广使用商业承兑汇票。进一步改善银行卡受理环境，提高商户普及率、跨行交易成功率和持卡消费率，大力推广使用公务卡、商务卡。做好奥运城市支付环境建设工作。加快推进农村金融机构支付清算系统建设，提高农村地区支付清算服务质量。加强账户管理，认真做好账户管理系统升级工作，有效落实账户实名制。要下大力气完善各个支付清算系统的风险控制制度和技术手段，切实加强监督检查。加快灾难备份系统建设。健全应急机制，确保支付体系安全稳定运行。

积极推进财税库银横向联网，分行要加快与国税、社保中心等部门的横向联网建设，扩大天津市财税关库行横向联网系统功能和应用范围。改进国库服务，提高国库会计核算质量和资金报解速度，推动并扩大国库部门直接办理集中支付、农民各项补贴发放等试点工作。加强国库监督，确保国库资金安全。

巩固提高发行库达标升级成果，合理调整保管库布局，加强和规范发行基金保管库管理，认真做好跨行政区划发行基金调拨和残损券销毁工作。加强现金流通分析，保证现金供应。结合各地实际，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深入推进反假货币工作。

（七）巩固内控制度建设成果，进一步提高服务保障水平

认真贯彻落实总行和分行内部控制指引，加强内部控制评价工作，组织开展对各级行内控运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其中，对县支行检查的覆盖面要达到30％以上。加强对领导干部履职行为的审计监督，重点围绕资金、财务、固定资产管理、招投标管理以及依法行政等方面开展审计工作。研究建立审计发现问题责任追究制，认真落实“内审工作沟通通报制度”，切实提高内审监督效果，进一步促进辖区各级行内部管理水平的提高。

加强督查督办，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贯彻落实到位。加强新闻宣传管理，积极做好社会宣传工作。扎实推进政务信息工作，提高政务信息质量。加强对密码和保密设备的安全检查。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和培训，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体系。

按照“勤俭办行，厉行节约”的原则和部门预算的要求，合理安排预算资金，严肃财经纪律，严格财务预算管理和监督。落实集中采购、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加强对辖区基建项目的财务监督管理。认真落实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管理规定，严格执行新的差旅费、会议费标准，不搞超标准接待。各级行要按照中央和国务院要求，进一步加强因公出国（境）管理，严禁以公务为名，用公款出国（境）旅游和，坚决查处因公出访中的不正之风。

提高事后监督质量和效率，督促被监督部门消除资金风险隐患。加强对计算机网络和应用系统运行情况的监督和安全管理，切实做好应用系统建设推广的技术支持工作，提高科技服务质量。认真落实好离退休干部“两个待遇”，提高离退休干部管理水平。加强后勤管理，改进后勤服务。加强安全保卫，坚决杜绝重大安全事故。

三、进一步加强党建工作和干部队伍建设

（一）进一步加强党建工作

组织开好天津分行党代会，认真做好推荐提名出席党的十七大代表、选举出席总行党代会代表的工作。紧紧围绕增强党员先进性意识、解决党员队伍中的突出问题、完善党建制度和机制这些关键环节，进一步健全完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长效机制。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进一步增强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的意识和能力。认真落实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制度，坚持办好党校主体班，开展创建学习型党支部活动，抓好党员队伍经常性教育，不断提高党员素质。坚持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完善民主决策制度，健全党内生活，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落实“一岗双责”，切实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建立党员联系和服务群众网络，进一步增强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二）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各级党委（党组）要以能力建设为重点，进一步抓好“一把手”工程，不断提高各级行领导干部驾驭工作全局的能力和推进科学发展的本领。全面贯彻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把政治坚定、能力突出、作风过硬、群众信任的优秀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进一步完善干部竞争上岗制度，扩大竞争上岗的职级和层次，探索建立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加大后备干部培养力度。统筹辖区干部人力资源，加强干部交流，加大对优秀年轻干部交流使用的力度。

党政工团等各部门要齐抓共管，以提高综合素质为重点，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继续组织“创争”理论学习，宣传“创争”典型，推广“创争”经验，把“创争”活动引向深入。建立辖区专业人才库，加大新知识新业务培训力度，进一步提高教育培训工作成效，加快培养“五型”人才、建设专业领军人物团队。认真总结业绩考核工作经验，进一步完善业绩考核办法。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思想，加强和谐央行文化建设，深入开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以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为核心内容的思想道德建设活动，深入推进和谐央行建设。以县（市）支行为重点，组织开展文明单位创建和劳动竞赛，全面提高干部职工综合素质。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县（市）支行业务整合、人员合理兼岗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加强县（市）支行干部队伍建设。

（三）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各级行和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上的讲话精神，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全面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加强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建设，树立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按照“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按照总行关于加强人民银行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指导思想，坚持教育、制度、监督并重，采取有效措施，切实转变领导干部作风。辖区各级行领导干部、领导班子、领导机关要树立优良的作风，为下级行和基层干部职工作出表率。

交通银行审计履职报告范文第9篇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市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各位政协委员和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2016年和本届政府工作回顾

刚刚过去的2016年，我们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和暴雨洪涝灾害等多重考验，保持定力，凝神聚力，精准发力，扎实推进“圣地车都”和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实现了“十三五”良好开局。

（一）经济发展更趋稳健。全市经济稳中有进、进中向好，预计主要指标增速继续好于优于全省、全国平均水平，在全省实现“保五争三”。地区生产总值突破800亿元，达到850亿元，同比增长8.1%。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9.3%，高于全省1.4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012亿元，增长15%、高于全省1.6个百分点；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45.5亿元，增速高于全省1.5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41亿元，增长11%。实际利用内联资金270亿元，利用外资1.29亿美元，分别增长11%和12.8%。外贸出口11亿美元，居全省第五位。节能减排等控制性指标全面完成。

（二）投资支撑更趋有力。全市新开工项目1570个，增长9.3%，其中亿元以上项目206个，完成投资455.6亿元、增长30.5%。汉十高铁和鄂北水资源配置工程加快建设，齐星万和100兆瓦农光互补电站、先觉庙100兆瓦地面光伏电站并网发电，500千伏区域电网改造项目进展顺利。青岛啤酒20万千升生产线、恒天新能源汽车柔性总装线建成投产，程力5万辆轻卡、金龙集团新型PVC塑胶卷材地板、红星国际广场一期等项目基本完工，中航奥龙应急装备、广同智能装备等项目加快推进。

（三）产业结构更趋合理。现代农业加快发展。粮食生产实现丰收，总产达到157.4万吨。新增流转土地15.8万亩，总面积84.6万亩，占家庭承包耕地的45.2%、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新增农民合作社398家、家庭农场114家。鼓励资本上山下乡，带动特色农业发展，木本油料种植面积突破60万亩，建成全省最大的油茶、核桃种植示范基地。支柱工业升级增效。实现规模工业总产值1400亿元，增长11.4%；工业用电量增长8.01%，增速高于全省6.09个百分点，居全省第三位；工业产品销售率居全省第一位。专汽产业量质齐升，产值增长15%；成功举办全国应急产业发展大会，启动建设国家专汽质检中心，我市被授予全国专用汽车区域品牌建设示范区。食品工业聚集发展，成功创建省级农业产业化示范园区，天星粮油跻身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和全国食用油加工企业50强。电子信息产业增速高于规模工业，波导公司实现出口2.5亿美元，成为全市出口规模最大的龙头企业。新兴产业成长兴旺。新能源产业迅猛发展，新增装机40万千瓦，发电量占全省三分之一，首座电动汽车快充站投入使用。电子商务增势强劲，电商交易额110亿元、增长28%，快递业务量增长45%。全域旅游扎实推进，千年银杏谷、西游记公园、大洪山景区入选湖北最具价值旅游品牌，全年接待游客2025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24.8亿元，分别增长15%和14.2%。创新发展取得成效。主导成立全国专汽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建成湖北省香菇产业技术研究院，新增省级企业研发平台6家，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23家、总数达到91家。中国驰名商标、省著名商标分别达到17件和90件。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95亿元，增长12%，增速居全省前列。

（四）改革攻坚更趋深化。全力实施供给侧改革“十大工程”，“三去一降一补”成效明显，企业库存、负债、运营成本不同程度下降，房地产市场保持稳定，中心城区商品房销售面积130.03万平方米、增长65.6%，农民购房占比达到60%。出台降低企业成本七条举措，部分困难企业重组盘活，“退二进三”启动搬迁企业近200家。深化“放管服”改革，“五证合一、一照一码”全面实施，新登记市场主体3.1万户，总数达到15.9万户，注册资本突破1000亿元。建立权责清单，行政权力事项减少23.4%。规范政府债务管理，债务风险总体可控。着力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难问题，市金融控股集团组建运营，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增信贷投放103.3亿元，增量存贷比达到57.29%、提高8.36个百分点，余额存贷比48.29%、提高1.15个百分点；全国首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稳步推进，发放贷款7600万元。直接融资实现重大突破，泰晶科技成为我市首家A股主板上市企业，新增四板挂牌企业8家。争取专项建设基金项目38个、资金25.67亿元，居全省前列。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新增混合所有制企业6家，总数达到34家。中心城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制定出台，环卫市场化改革全面实施，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公车、城乡医保制度整合等改革进展顺利。

（五）城乡发展更趋协调。大力实施重点市政工程建设，麻竹高速浪河互通、白云湖健康公园、传媒大厦、城南污水处理厂一期、随州农副产品物流园一期、城南新区中环路、交通大道综合改造等项目建成使用；氵厥水一桥、?樗?磺拧⒊鞘泄?不疃?行淖酆咸濉⒈嘀右衾执缶缭骸⒏咛?厩按蟮馈⒍?こ呛又卫淼认钅考涌焱平?＝ǔ?74家小餐饮示范店，改造完成东兴、鹿鹤、五眼桥农贸市场，中心城区旱厕全部消灭。村镇面貌加快改善，长岗镇跻身首批中国特色小镇，淅河镇、洪山镇荣登全国千强乡镇榜，桃源村获评全国十佳美丽乡村典型范例，新增10个省级宜居村庄。掀起城乡绿色革命，规划实施中心城区“一轴一环三片”生态工程，完成造林绿化23.6万亩，随南“百里画廊”基本建成，新316国道打造成44公里生态景观走廊。启动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并开展领导干部专项审计，从严有力整治环保突出问题，全面实行城区“禁鞭”和秸秆“禁烧”，全年空气优良天数多于上年、占比69.4%，PM10均值88微克每立方米、比上年下降14.6%；地表水出境断面水质达标率100%，环境质量企稳向好。

（六）社会发展更趋和谐。众志成城抗洪救灾，1870户因灾倒损房屋全部完成重建，水毁设施修复项目完成80%。强力推进精准扶贫，5万人脱贫销号、21个贫困村脱贫出列，易地扶贫搬迁2424户、5130人。创新开展光伏扶贫，新建50千瓦分布式光伏电站223个，争取国家开发银行光伏扶贫贷款18.9亿元。做好就业创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城镇新增就业2.3万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3亿元，扶持创业1216人。五项社会保险继续扩面，建筑行业工伤保险参保农民工1.7万人。扎实推进教育事业发展，白云湖学校正式开学，新建、改扩建校舍6.5万平方米、幼儿园31所，高考一本上线率达到20.4%，5名学子被北大、清华录取。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实现全覆盖，新农合保障水平继续提高，市中心医院顺利通过三甲评审，我市入选首批部级医养结合试点。全面二孩政策有效实施，出生人口性别比继续下降。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持续开展送戏下乡等文化惠民活动，新建50个农村综合文体广场，擂鼓墩文物保护区涉军队用地置换方案已与军方达成一致。加快安居工程建设，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开工9052套，基本建成7905套，分配入住5623套。住房公积金新增缴存8120人，新增归集7.1亿元，贷款和提取11.3亿元，信息化建设在全省率先达到国家标准。不断创新社会治理，“三民工程”纵深推进，e+为民服务体系覆盖412个村和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再上台阶，广水叶星梅家庭被授予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并受到亲切接见；“光满·爱心红丝带”党员服务队荣获“中国好人”称号，6个先进典型入选“荆楚楷模”，“十星级”创建广泛开展。平安随州建设成效显著，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逐步完善，化解各类积案600多件，安全生产形势保持稳定。

（七）政府自身建设更趋高效。依法履行政府职能，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办理人大建议73件、政协提案104件。法治政府建设取得进展，行政事业单位和村、社区聘请法律顾问基本实现全覆盖，广水市被评为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先进市。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全面推进履职尽责，创新开展行政效率不高、行政执法不公“两不”专项整治，曝光突出问题73个，问责179人，倒逼干部作风持续好转。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层层传导压力，扎实推进党风廉洁建设。积极推进政务公开，“长江云·云上随州”移动政务新媒体平台上线运行。运用大数据开展惠民政策落实情况监督检查，查处了一批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与此同时，新闻出版、文联、社科联、外事侨务、对台、民族宗教、援疆和国防教育动员工作得到新的加强，工青妇、儿童、残疾人、红十字会、无偿献血、老龄和慈善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审计、统计、国调、质监、物价、供销、机关事务、公共资源交易管理、档案、保密和地方志工作实现新的进步，邮政、通讯、无线电、石油石化、烟草、民防、消防、水文和气象等工作都取得新的成绩！

各位代表，2016年各项工作的顺利收官，标志着市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主要目标全面实现！“十三五”规划蓝图徐徐展开!五年来，我们应对重大挑战，经受重大考验，取得重大成就，实现重大跨越。

——这五年，战略规划引领发展，综合实力持续跃升。我们深化市情认识，明确战略定位，找准发展坐标。“圣地车都”省级战略全面实施，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纳入国家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和湖北“一主两副多极”战略。全市经济倍增发展、跨越赶超，2016年地区生产总值、规模工业增加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分别是2011年的1.6倍、1.7倍、2.75倍和2.74倍。县域经济协调竞进，各县市区主要指标实现翻番，随州高新区进入国家高新区行列，大洪山“佛教名山”建设如火如荼。发展底盘越做越大，累计完成投资3950.3亿元。交通条件大为改善，高速公路万人拥有量全省第二。文化品牌越擦越亮，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连续八年成功举办，发展软实力显著提升。

——这五年，转型升级步履坚实，产业特色持续彰显。我们提升特色优势，多点发力转变发展方式。经济结构更加优化，三次产业之比调整为16：48:36，高新技术产业占比11.4%。实施专用汽车、食品工业千亿元产业推进计划，两大产业占比超过规模工业“半壁江山”。入选省级重点成长型产业集群达到6个，电商、物流等新业态新经济蓬勃发展。建成10个风电场和4个大型光伏电站，新能源装机突破100万千瓦，我市成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大市。

——这五年，先行先试成果丰硕，开放空间持续拓宽。我们大胆探索，创新实践，全面激活发展动力。商事制度、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光伏扶贫、医养融合、混合所有制、不动产统一登记等一批“随州经验”在全省、全国推广，我市和曾都区成为全国科技进步考核先进单位。行政审批、医药卫生、食药监管、教育文化、城管执法、国资监管等重点改革纵深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收获硕果，湖北银行、交通银行布点随州，企业债券累计融资46.3亿元，挂牌区域股权市场企业达到21家。外向型经济加快壮大，出口总额稳居全省第五，农产品出口稳居全省第一，香菇出口稳居全国地级市首位，出口市场拓展到134个国家和地区。

——这五年，城乡建设突飞猛进，生态环境持续优化。我们坚持文化、产业双轮驱动，提升城市能级，协调区域发展，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扩大一倍，达到8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49.2%，提高8.9个百分点。“3+3”城市品牌创建圆满收官，“五城同创”扎实推进，随县和广水市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我市被纳入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成功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和全省首个环保模范城市。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51.8%，远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空气质量、水环境质量位于全省前列，生态优势更加显现。随州，每天都有新变化！我们共同的家园，生机勃发、更具神韵！

——这五年，各项事业全面进步，民生福祉持续增进。我们坚持兜底民生，共建共享。民生领域累计投入475亿元，占财政支出的79%。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10%和11.1%，分别达到24660元和14160元；累计脱贫11.9万人，城镇新增就业突破10万人。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和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形成，教育文化、医疗卫生、食药安全、社会治理服务等事业协调发展，全市人民的自豪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增强。

各位代表！五年的成就令人欣慰，五年的经验弥足珍贵。这是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市人大、市政协监督支持的结果，是全市人民团结拼搏的结果!在此，我代表市政府，向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向各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向各派、工商联、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向驻随部队、武警官兵和政法公安干警，向所有关心、支持和参与随州建设发展的各界朋友，致以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

各位代表！我们也清醒地看到，过去五年的工作，很多是在打基础、补短板。随州发展和政府工作仍然面临一些突出困难和问题。从长期看，我市经济总量不大，产业转型不快，创新链条不完整，民生保障水平不高，发展不够的市情没有根本改变。从当前看，受宏观经济下行影响，不少企业生产经营困难，新旧增长动能接续不足；要素保障压力较大，特别是实体经济融资难问题仍然突出；城市管理不够精细，交通拥堵、物业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亟待解决。此外，深入解放思想、转变政府职能、根除“”顽疾、提高工作质效还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对此，我们一定直面问题，找准原因，精准施策，积极加以改进。

二、今后五年的政府工作

未来五年，是随州乘势而上、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市第四次党代会胜利召开，为未来五年的发展规划了宏伟蓝图，鼓舞人心、催人奋进。面对经济新常态和各地竞相发展的新形势，我们必须抢抓国家和省级战略多重支撑、深化供给侧改革、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我市重大工程、重点项目密集实施等一系列发展机遇，坚持实干兴市，升腾随州气场，探索随州模式，提升随州特色，展现随州作为，努力赢得新一轮发展的主动。

今后五年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市第四次党代会精神，按照湖北“建成支点、走在前列”统一部署，坚持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统领、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和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激发创新活力，着力扩大有效投资，着力推进转型升级，着力协调城乡发展，着力深化改革开放，着力保障改善民生，纵深实施“圣地车都”战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迈向更高水平。主要奋斗目标是：经济增长保持“保五争三”态势，地区生产总值在“十二五”末基础上翻一番，人均主要指标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地位巩固提升，全面小康社会顺利实现并迈向新的阶段。突出抓好五个方面工作：

（一）持续创新突破，致力厚植特色发展新优势。坚定不移走特色发展之路，努力打造随州品牌。坚持以创新培育特色，大力扶持创新主体，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制度创新，建成一批创新平台和科技企业孵化器，力争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3%以上；全面深化重点改革，强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高供给效益和全要素生产率。坚持以产业提升特色，对接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着力构建两大千亿产业引领和多点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助推新型工业化；优化布局、扩大规模、延伸链条，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建成全省重要的农产品加工基地；引导发展“四新”经济，争创国家新能源示范城市。坚持以文化巩固特色，擦亮“炎帝故里、编钟之乡”等文化名片，凸显文化产业支柱地位，增强文化软实力，加快迈向文化强市。突出特色发展导向，完善考核体系，激励各个领域创新、创业、创造，全面推动特色发展。

（二）统筹协调并进，致力拓展城乡发展新空间。坚持规划先行、产城融合，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建设。着力打造智慧城市、海绵城市，大幅提高城市综合承载力，力争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实现“五城同创”目标，初步建成“双百”城市。推动县域经济做大做强、争先进位，支持随县强核心、美全域、活资源，广水市壮工业、优服务、拓空间，曾都区致力市区一体、建设城北新区、统筹城乡发展，随州高新区集群发展、差异发展、引领发展，大洪山风景名胜区提升核心景区、建好“百里画廊”、发展全域旅游。加快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美丽宜居新农村。着力构筑以公路、铁路、航空为骨架的大交通、大动脉，建成鄂北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物流节点城市。

（三）擦亮绿色底色，致力建设生态文明新家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合理布局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实施绿色产出倍增工程，推进“一轴一环三片”生态建设，在山上再造一个“绿色随州”。加快产业绿色转型，推进节能降耗，发展循环经济，大力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向污染宣战，实施大气、水、土壤生态保护行动计划，实现所有集镇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规范达标。全力争创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让随州更多呈现“高颜值”的碧水蓝天。

（四）推进双向开放，致力打造内外联动新格局。抢抓“高铁时代”新机遇，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淮河生态经济带建设，主动对接“一带一路”和湖北自贸区，协同推进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扩大招商引资，争创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多途径开拓出口市场，确保外贸出口突破15亿美元，争创部级农产品生态原产地保护示范区和汽车及零部件、高新技术产品、茶叶出口基地。

（五）促进共建共享，致力满足群众生活新期待。始终坚持民生导向，办好惠民利民之事。把脱贫攻坚作为第一民生工程来抓，确保到2018年建档立卡扶贫对象稳定脱贫，贫困村全部出列，贫困地区造血功能明显增强。大力推进就业创业、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健康养老、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持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力争成为全省最平安的城市之一，努力让发展更有温度、人民的幸福更有质感。

三、2017年主要任务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也是新一届政府的开局起步之年。开局要有新气象，起步要有新作为。坚持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和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引领，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8%，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5%，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8%，外贸出口总额增长8%，实际利用外资增长8%，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物价形势保持稳定，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环境质量控制等全面完成省考核目标。

（一）聚焦聚力全面小康，加快实施扶贫攻坚。层层压实扶贫责任，全力推进脱贫攻坚，确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因地制宜，推进产业扶贫。大力整合项目和资金，集中投入、连片实施，推进开发式、整体性、特色化脱贫。重点实施光伏、旅游、构树、电商等产业扶贫，抓好金融扶贫。扶持发展食用菌、花卉苗木、中药材、果蔬茶、油茶和畜禽水产等特色种养业，推进千年银杏谷全国“景区带村”旅游扶贫示范项目建设。

因户施策，定向精准发力。以精准扶贫“十大行动”为抓手，找准“穷根”，开对“药方”，一户一策，动态管理，确保扶贫对象一个不漏。重点在提高贫困群众就业创业能力上下功夫，确保帮扶精准、有效、长久。

因势利导，完善公共服务。做好教育、医疗扶贫工作。加快改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推进交通、水利、电力和互联网建设。将易地扶贫搬迁与完善配套服务、保障长远生计结合起来，确保贫困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二）聚焦聚力供给侧改革，加快激发动力活力。坚持问题导向，着力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灵活性和动态均衡性，进一步提高改革开放水平。

以更大力度落实“五大任务”。继续实施供给侧改革“十大工程”，抓紧抓实“三去一降一补”。探索建立长效机制，落实人地挂钩政策，推广房屋征收货币化补偿，多措并举推动房地产去库存。深化“降本增效”专项行动，严格兑现税费、社保等政策，着力降低企业融资、用工、物流、外贸和制度易等运行成本。重视补好基础设施、要素保障、社会事业等方面的短板。

以更大决心深化关键性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落实权责清单制度，不断提高行政效能。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行政审批协同放权，进一步提高审批效率。继续抓好商事制度改革，加快实施“多证合一”，探索一个窗口受理模式，为初始创业者提供便利服务。毫不动摇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鼓励企业与央（省）企重组合作，力争新增混合所有制企业5家，探索建立全省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示范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科学编制中期财政规划，完善国地税征管体制，加强政府债务管理。

以更宽视野扩大开放。大力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推动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产业带动性强的产品出口，建好省级食用菌、中药材、生物医药和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擦亮国家外贸出口转型升级示范基地品牌，推进随州公用型保税仓建设。支持出口企业巩固传统市场，开发“一带一路”市场，拓展欧美高端市场，支持企业境外投资。

（三）聚焦聚力扩大投资，加快筑牢发展底盘。继续把扩大有效投资作为稳增长的主支撑，确保全年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200个以上。

加快进度，狠抓项目建设。重点抓好汉十高铁、鄂北水资源配置工程、总装机60万千瓦的风力和光伏发电、区域电网改造等重大项目建设，加快实施黄鹤楼酒业扩能、国药控股、健民叶开泰等重大产业项目。协调支持东风车轮、程力轻卡、青岛啤酒、金龙集团、中航特装等企业投产项目尽快释放产能，积极跟进促成与辽宁忠旺、中车集团、深圳超思维、湖北中储能等企业的合作项目落地。进一步完善项目推进机制，全面推行“五星”管理，下大力气解决融资、用地、征迁等实际困难。

把握机遇，狠抓策划储备。紧盯国家投资方向，突出现代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三大领域，充实完善市级重大项目库，编制实施三年滚动投资计划。放宽市场准入，充分发挥政府性资金的撬动功能，用好专项建设基金等资金，谋划实施一批PPP项目，千方百计扩大民间投资。

重点突破，狠抓产业招商。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一号工程”，立足做大增量，以先进装备制造、新能源、现代农业、医药化工、文化旅游、商贸物流和电子商务为重点，抓好策划、包装、推介、对接，创新方式，积极开展精准、高效招商，确保引进亿元以上项目40个以上。

（四）聚焦聚力转型升级，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坚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并举，扩总量、提质量、优结构，大力振兴实体经济。

以千亿元产业为龙头，提升支撑实力。围绕建成专用汽车、食品工业千亿元产业集群，健全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推动专汽产业向新能源、轻量化、智能化等领域进军，建好国家应急产业（专用车）示范基地，建成运营国家专汽质检中心。引导食品工业向品质消费、大健康和精细加工等领域发力。加快壮大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纺织服装、节能环保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突出发展智能装备产业，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鼓励发展装配式建筑，促进建筑业转型发展。

以创新驱动为引擎，提升竞争优势。抓住科技创新“牛鼻子”，实施一批重大科技专项，力争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3%以上。加强协同创新，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力争应用成果转化项目30个以上。促进技术、资本、信息、人才等创新要素有效整合与优化配置，支持省专汽研究院、香菇研究院和企业创新平台开展科技攻关。注重扶优扶强，引导企业发扬“工匠精神”，积极开发拳头产品，争当细分行业“单打冠军”。坚持培养、引进、激励并举，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和创新团队，探索建立人才共享机制。

以国家高新区为引领，提升园区效益。科学编制产业发展规划，加快聚集创新产业、培育百亿企业、建设千亿园区，着力打造全市经济第一增长极。大力发展汽车机械、食品工业、风机制造、现代物流、新材料等主导产业，实施一批产业和技改项目。推进府河欢乐世界游乐园、渤海物流城等功能配套项目建设。支持随县、广水、曾都园区管理创新、服务创新和模式创新。

（五）聚焦聚力夯实基础，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体系。坚持重农固本，以农业供给侧改革为动力，夯实现代农业产业、生产和经营三大体系，争创省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市、国家农业产业化示范园区和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市。

优化农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稳定粮食生产，力争粮食总产保持在160万吨左右。加快发展特色农业、效益农业、生态农业，推动粮经饲统筹、农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产供销衔接。继续壮大食用菌、有机茶、蔬菜、优质桃、中药材等特色种植板块，扶持实施马铃薯主食化项目。大力发展木本油料产业，新建基地10万亩，整合加工资源，打造优质品牌。加快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突破性发展草食畜牧业。鼓励发展“随州花鲢”等特色水产养殖，推广“稻鱼共生”模式。

推进“三权分置”，促进适度规模经营。进一步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规范土地流转管理，发展土地股份合作、托管、代耕等多种经营形式，新增流转面积5万亩，再培育一批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积极开展土地承包权有偿退出、经营权抵押贷款等试点。做好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

创新发展方式，促进农业增效。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一批低丘岗地集中连片改造项目。围绕发挥鄂北水资源配置工程的综合效应，加快配套设施建设。推进灌区改造和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实现全市水库汛情在线监测管理。引导社会资本上山下乡，培育一批特色农业、生态农业产业园。大力发展智慧农业，加快推进农业物联网试点示范，建设一批互联网+现代农业示范基地。鼓励产地、批发市场探索“基地+社区”“市场+宅配”的鲜活农产品直供模式。

（六）聚焦聚力新业态新经济，加快释放后发优势。适应市场倒逼经济转型新趋势，推动各类生产性、生活业加速发展，创造新供给，引导新需求，促进消费升级。

突出发展文化旅游业。大力开发特色文化资源，创新发展文化产业，培育文化市场主体，建设文化产业园区。着力提升文化品牌，办好丁酉年寻根节，携手万达影视传媒合拍一部编钟题材的电影。启动建设擂鼓墩考古遗址公园，加快城市公共活动中心综合体、编钟音乐大剧院建设。坚持文化引领、融合发展，积极培育旅游新业态，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加快发展全域旅游。全力争创5A景区，力争炎帝故里文化旅游区通过验收、大洪山景区通过景观价值评审。大力支持随县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曾都洛阳生态旅游特色镇建设，支持广水市徐家河旅游度假区建设环库区旅游公路，加快整体开发。加大旅游营销力度，推行旅游“一卡通”，力争全年接待游客22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140亿元。

突出发展电子商务和商贸流通业。围绕大平台、大数据、大智慧、大仓储、大市场建设，以高新区互联网+创客空间和广水市电商产业园为核心，积极引进电商巨头，集聚电商企业，构建“大电商”格局，加快建设辐射鄂北的电子商务中心。围绕促进内贸流通，推进随州国际物流城、长佳冷链物流园二期等项目建设，积极引进商业综合体。

突出发展现代金融业。实施金融领先战略，积极引进各类金融机构入驻，确保随州交通银行上半年正式营业，力争新引进1家股份制银行。新增信贷投放120亿元以上，着力支持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培育、推动优质后备企业上市融资。积极对接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组建市级产业基金并实质性运作，推进市金控集团有效运转和市场化融资，鼓励社会资本发起设立各类股权投资、创业投资等基金。抓好县域金融工程，完善金融服务体系。进一步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七）聚焦聚力“双百”城市，加快建设“神韵随州”。遵循城市发展规律，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建设生态宜居家园。

推进城市功能提升。立足支撑区域性中心城市发展，加快提升功能设施。投资100亿元以上，建设中心城区重点项目90项。实施道路桥梁工程，启动浪河至何店一级公路、南外环一级公路、文帝大道等道路建设，推进氵厥水一桥、?樗?磺拧⑻以按笄诺戎氐闱帕航ㄉ琛J凳┦姓?枋┕こ蹋?舳?ㄉ韪咛?厩肮愠。?平?ㄉ?公里地下综合管廊和5平方公里海绵城市。实施便民市场工程，有序搬迁老城区批发市场，改造老旧零售菜市场，配建一批小区便民蔬菜店。实施园林绿化工程，加快?樗?鞘惺?毓?啊⑺娉巧焦?疑???岸?凇⑵??家肮?啊⒒ㄏ?庸?暗冉ㄉ瑁?繁P略龀鞘新痰?0万平方米。

推进高效精细管理。健全协调联动机制，加强城管综合执法。坚持重心下移、严格管理，集中治理渣土漏撒行为，大力整治乱停乱靠、占道经营等问题，多措并举缓解交通拥堵。着力打造智慧城管，开通城管APP和“城管通”数字平台，增强城市管理效能。落实《湖北省物业服务和管理条例》，强化职能部门和属地责任，提升小区物业管理服务水平。理顺老旧小区管理体制，着力解决水改、电改和环卫保洁等难点问题。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加快县乡道改造、危桥加固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村庄垃圾处理、环境管护长效机制，实施村庄道路和庭院绿化美化。加快随南“百里画廊”提档升级，实施乡村旅游线综合治理，着力开发特色民宿、生态观光、健身休闲等项目。大力挖掘乡土文化，建好“荆楚派”特色民居试点。

推进环境保护治理。落实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和环境损害追究制度，加强环境监管网格化管理。提升污水、垃圾处理能力，启动国家重点镇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建设，确保高新区淅河污水处理厂和曾都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建成运行。深入开展环保执法专项行动，巩固扩大中央环保督察成果，重拳打击、公开曝光一批环境违法行为。加强城市周边山体保护，完成“绿满随州”建设任务，切实保障生态环境安全。

（八）聚焦聚力民生改善，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坚持以发展促民生，集中力量抓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进一步实施就业托底。强化“双创”促进措施，突出做好困难群体、重点人群就业工作，积极开发一批公益性岗位。促进供需对接，拓宽就业渠道，推动劳动力转移就业、就近就业和自主创业，力争新增市场主体2万户以上，其中小微企业1800家以上。

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抓好社会保险扩面征缴，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全面实施统一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加强信息平台建设。加大社会救助力度，健全城乡低保、农村五保标准自然增长机制。积极构建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完善配套10家养老机构，新建20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100家农村日间互助照料中心。着力改善低收入群众居住条件，持续推进棚户区改造，力争棚改货币化安置率达到80%。

进一步发展社会事业。加大投入力度，优化资源布局，协调发展各类教育。重视发展义务教育，加快远程教育信息化建设，着力缓解“大班额”问题；推进学前教育普惠发展，再新建、改扩建一批幼儿园；加快课程课堂教学改革，提升高中教育质量；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实施产教融合工程，推进市公共实训基地建设。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分级诊疗制度，提高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建成市中心医院新院区，启动市妇幼保健院新院区建设。推进计划生育工作转型，落实全面二孩政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广泛开展“三馆一站”免费开放、全民阅读、戏曲进校园等文化活动，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举办市第二届体育运动会。巩固省双拥模范城创建成果，不断深化军地共建。

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依法推进基层民主，强化城乡网格化管理，不断提高基层治理水平。增强安全发展观念，健全完善排查、预警和处置机制，扎实开展积案攻坚，积极化解社会矛盾。牢固树立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强化责任落实，加强安全隐患治理，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做好“双安双创”工作，进一步提升群众满意度。加强应急管理和救灾物资储备，提升防灾减灾能力。推进信用随州建设，加快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深化平安随州建设，严厉防范、依法打击盗抢、诈骗、非法融资等违法犯罪行为，确保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四、奋力开创政府自身建设新局面

适应新常态、谋求新发展、实现新目标，各级政府责任重大。我们要牢固树立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一）不忘初心，恪守为民之志。始终坚持对党绝对忠诚，切实增强“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不移维护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矢志不渝站稳人民立场，把政策向民生聚焦、服务向民生覆盖、资源向民生倾斜，带着深厚感情和强烈责任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着力打造“三民工程”升级版，推进由中心城区向随县、广水市社区拓展，不断扩大e+为民服务体系覆盖面，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二）循法而行，把握施政之要。积极运用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和法治思维，着力提升治理能力。深化法治随州建设，实施“七五”普法规划，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落实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法律顾问和集体讨论决定等行政决策制度。健全监督机制，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强化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主动接受公众监督。健全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机制，不断提高落实率和代表委员满意率。深化政务公开，积极运用网络问政、电视问政等方式，进一步畅通政府与公众互动渠道，注重做好新媒体环境下舆情引导和回应工作。

（三）担当履责，大兴实干之风。更加突出打基础、利长远导向，抓住想干事、敢干事两个关键点，加强履职尽责项目清单管理，重实干、求实效，强化执行落实、争先进位。深入推进作风建设，认真开展“两学一做”，积极践行“三严三实”，深化“两不”专项整治，切实防范和查处各种隐性、变异“”问题。坚持正向激励、反向倒逼，健全督查机制，严肃问责违法违纪和不作为、慢作为等行为，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探索建立“容错”机制，鼓励创新，宽容失误，最大限度地激发、保护干部的干事创业热情。

（四）“严”字当头，践行清廉之道。拧紧思想“总开关”，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首要任务，正本清源、固根守魂；严格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抓好领导干部“关键人”，认真落实主体责任和“一岗双责”，公私分明、秉公用权，勤廉自律、以上率下，推进党风廉洁建设，带动政风民风进一步好转。编织制度“防护网”，进一步补齐制度短板，推进惩防体系建设，抓早抓小，严查快处，正风肃纪。管好政府“钱袋子”，严格财政支出、国有资源交易等领域的监管，加强“三公经费”管理，把有限的资金用到惠民生、促发展上。

各位代表！民之所望，政之所向。今年，市政府将继续集中力量办好一批民生实事：（1）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完成易地扶贫搬迁5998户、12415人，实现47个贫困村脱贫出列、6万贫困人口脱贫销号。（2）实施安居工程，再改造中心城区棚户区5848户；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2亿元，支持农民进城购房落户，促进农民工市民化。（3）改善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投入1亿元，新建、改扩建50所义务教育学校校舍4万平方米；确保高新区胜利学校秋季开学、云龙小学基本建成；筹措资金4000万元，资助3万人次家庭困难学生。（4）改善公共交通，调整优化一批公交线路，建设2处公交首末站，完成通村（组）公路350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安保工程。（5）完善城乡治安防控设施，加快A类视频探头建设，中心城区新增300个、覆盖100%的行政村。（6）加快随州农副产品物流园二期建设，建成烈山、蒋岗、?樗??个农贸市场，再建成300家小餐饮示范店。（7）完善休闲文体设施，新建桃园公园和中心城区3处小游园，建成农村、社区文体广场100个和全民健身工程60处。（8）实施安全饮水工程，完成3.86万贫困人口农村饮水安全扶贫任务，确保集镇集中式饮用水水质全面达标。（9）加强水环境改善，推进花溪河渠、东护城河、明珠渠等8条黑臭水体治理，实施城东生态补水和西护城河蓄水工程。（10）大力缓解中心城区交通拥堵，建成汉东东路、明珠东路等城市干道，畅通聚玉街、花溪巷等城市微循环，在学校、医院、商业区附近配建2000个公共停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