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诉讼案例范文
交通事故诉讼案例篇1
【摘要】 目的 探讨精神损伤的原因及司法鉴定程序、标准等相关问题。 方法 对94例涉及精神损伤被鉴定案例的鉴定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对器质性精神损伤及功能性精神损伤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结果 重型及中型颅脑损伤所致精神损伤以智能障碍为主，轻型颅脑损伤以应激障碍及神经症样症状为主，二者比较有极显著性差异（χ2=51.658，P<0.01）。功能性精神损伤以创伤后应激障碍、反应性精神病、癔症居多。损伤的因果关系评定：直接关系与间接关系有极显著性差异（χ2=39.00，P<0.01）。 结论 导致精神损伤的原因较多，鉴定内容广泛，制定全国统一的精神损伤评定标准刻不容缓。
【关键词】 颅脑损伤；精神损伤；司法鉴定；评定标准
Correlation analysis on different causes inducing to judicial expertise of mental injury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auses related to mental injury and the issue on procedure and standard of judicial expertise. Methods The data of 94 expertise cases involving in mental injury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issues relative with organic mental injury and functional impairment were discussed. Results Severe and moderate head injury mainly leaded to disturbance of intelligence, and mild injury leaded to stress disorder and neurosis symptom mainly,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m（χ2=51.658，P<0.01）. Functional mental injury leaded to much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reactive psychosis and hysteria. The evaluation of injury causal relation was showed that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direct relation and indirect relation（χ2=39.00，P<0.01）. Conclusion The causes due to mental injury are more and expertise contents are extensive. The national united evaluation standards for mental injury are imminent.
【Keywords】 Head injury;mental injury；judicial expertise；evaluation standard
近年来，随着我国各项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以及人们法制观念的不断增强，精神医学鉴定中涉及精神损伤、要求人身损害赔偿的鉴定案例逐年增多。作者通过对在我院进行精神医学鉴定的精神损伤司法鉴定案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为尽快制定全国统一的《精神损伤鉴定标准》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对象 样本选自2002年～2005年在开封市第五人民医院因精神损伤鉴定案例，共94例，其中男48例（51.1%），女46例（48.9%）；年龄6 a～71 a，平均(35.54±16.89) a；农民59例（62.8%）,学生16例(17.0%),工人8例(8.5%),干部3例(3.2%),司机1例(1.1%), 无业者7例(7.4%)； 文盲10例（10.6%）, 小学30例(31.9%), 初中37例(39.4%),高中13例(13.8%),大专4例(4.3%)；交通事故52例（58.5%）,纠纷被打23例(24.5%),工伤3例(3.2%),强奸3例(3.2%),恐吓4例(4.3%),辱骂4例(4.3%),医疗纠纷2例(2.1%)。
1.2 方法 对入组的鉴定案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以《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第2版（修订版）（CCMD2R）［1］及《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2］为诊断标准。伤残评定参考《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标准》（GB186672002）及《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GB/T161801996），评定时机以事故直接所致的损伤或确因损伤所致的并发症治疗终结为准（医疗终结期后）。所有数据采用SPSS11.0统计软件处理，并进行χ2检验。
2 结果
2.1 鉴定为脑器质性精神障碍共55例。52例交通事故和3例工伤患者均造成脑实质性损伤，其中重型颅脑损伤36例，中型14例，轻型5例。所致精神损伤类别比较，见表1。
表1 颅脑损伤所致精神损伤状况（略）
表1显示，重型及中型颅脑损伤所致精神损伤以智能障碍为主；轻型颅脑损伤以应激障碍及神经症样症状为主。重型及中型颅脑损伤所致精神损伤与轻型比较差异有极显著性（χ2=51.66,P<0.01）。
2.2 鉴定为功能性精神障碍共39例。其中有直接关系24例，间接关系15例。所致精神损伤类别比较，见表2。
表2 功能性精神障碍的精神损伤比较（略）
表2显示，因精神刺激所致功能性精神障碍精神损伤以反应性精神病和创伤后应激障碍为主。直接因果关系与间接因果关系比较有极显著性差异（χ2=39.0,P<0.01）。
3 讨论
本资料显示，94例鉴定案例中男女比例为1.04:1，且以青壮年居多，表明他们参与社会交往活动较多，受伤害的可能性较大。职业以农民为主，其次为学生；文化程度以初中及小学居多，表明被鉴定者的文化程度较低、社会经济状况相对较差。器质性精神障碍多由交通事故引发，功能性精神障碍多由纠纷被打引发。55例脑器质性精神障碍中，重型颅脑损伤多导致智能障碍，轻型颅脑损伤主要表现为神经症样症状及创伤后应激障碍，与报导一致［3］，说明重型颅脑损伤中大脑皮质功能损害比较多见，为器质性智能损害精神病性障碍。因为智力是包括学习、记忆、语言、知觉、逻辑思维与机能运用等在内的综合心理过程，是大脑皮质的高级功能，所以颅脑损害与智力的改变呈一定的相关性。有些患者颅脑损伤轻微，也出现了明显的精神障碍，说明与个体的素质、受伤环境及心理因素有一定相关，主要遗留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有报导交通事故引起脑外伤性精神障碍中，主要为脑挫裂伤或脑震荡后综合征（79.7%）,其次为脑外伤所致智能障碍(34.9%)［4］。在39例功能性精神障碍中，以创伤后应激障碍、反应性精神病、癔症居多（χ2=39.0,P<0.01）。说明伤害因素对伤害后精神障碍的发生、发展和转归可能起了决定性作用，同时因精神损伤的案例都涉及赔偿等切身利益，因此，评定时还要重视心理获益机制等继发性因素的存在，全面、客观、科学的评定。
无论是刑事诉讼案件还是民事诉讼案件中，精神损伤鉴定的意义都是确定受害方精神损伤的性质、程度及因果关系。但由于整个社会对精神疾病缺乏认识，在经济发达城市仅有不足10%的颅脑损伤患者进行精神损伤或伤残鉴定，而非颅脑损伤的患者实施精神损伤鉴定极为罕见［5］。本资料显示，55例脑器质性精神障碍患者，鉴定时实施伤残评定8例，其余由法医鉴定人员评定。39例功能性精神障碍患者均无精神损伤程度的评定。有专家认为，精神损伤属于司法精神病学的范畴，精神损伤程度的鉴定应有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精神病医院承担，由专业从事司法精神病鉴定的专家评定。还有人认为，精神病医院的司法鉴定人员可以对涉及精神损伤的被害人作出精神科诊断、对精神疾病与外伤的因果关系加以分析，并就精神疾病的预后、转归进行说明，而损伤程度的鉴定应由法医鉴定人员掌握实施。所以，对精神损伤程度究竟由谁来评定的问题，应该统一。2003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制定了涵盖重伤、轻伤、轻微伤的《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三度八级损伤标准），增加了精神损伤的多项鉴定条款，提高了精神损伤的鉴定地位。
社会的各行各业均可能涉及精神损伤，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文明程度的日益提高及对精神医学知识的了解，精神损伤鉴定将逐渐被社会认可。
参考文献
［1］ 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南京医科大学脑科医院.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M］.第2版.修订版.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5：20～91
［2］ 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M］.第3版.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31～115
［3］ 袁尚贤.法医精神损伤学［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24
［4］ 张晓莉，夏海森，郁道鹏，等.交通事故中脑外伤性精神障碍法医学鉴定［J］.临床心身疾病杂志，2004，10（2）：121
交通事故诉讼案例篇2
关键词：交通事故 司法鉴定 交通安全
中图分类号：U4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 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对策
1.1修改和完善法律法规，提高鉴定机构准入标准
《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应当“有不少于二十万至一百万元人民币的资金”、“有在业务范围内进行司法鉴定必需的仪器、设备”、“有在业务范围内进行司法鉴定必需的依法通过计量认证或者实验室认可的检测实验室”。上述规定。一是拥有资金的起数过低，应当提升自五十万元以上；二是没有司法鉴定必需的仪器、设备大致数量和标准的要求；三是对检测实验室的要求，除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具备以外，一般司法鉴定机构是很少有的。
1.2加大司法鉴定违法的处罚力度
现有司法鉴定法律法规设置的违法处罚条款普遍过低。不能足以对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起到警戒及教育作用。因此，要根据不同情节，设置停业整顿、一至三倍罚款、一年内不能执业、终身不得从事鉴定业务等条款，从而规范司法鉴定秩序。
1.3法官对鉴定结论的采信
《宪法》规定，各级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审判权的行使是通过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并依据认定的事实和法律作出裁判来实现的。鉴定结论作为诉讼中的一种证据，人民法院应享有对其审查判断并决定是否作为定案依据的权力。
2 建立健全司法鉴定管理机制及理论
2.1实行鉴定人负责制
鉴定入应当对鉴定结论负责，除了因特殊原因确实无法到庭接受质询的，对没有特殊原因不出庭接受质询的鉴定人要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对于人为因素导致鉴定结论错误的，应当在追究鉴定机构责任的同时追究鉴定人的责任。
2.2加强司法鉴定人员的职业教育
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要认真履行《决定》赋予的职责，除了坚持资格考试前的培训教育外，更要注重经常性的培训教育。一方面，针对道路交通事故的特点选择典型案例或者聘请相关专家进行业务培训，不断提高司法鉴定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另一方面要加强鉴定人员的法规和职业道德教育。不断强化他们的规范意识和道德观念，从而确保司法鉴定质量。
2.3统一司法鉴定收费标准
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要尽快商请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确定司法鉴定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框架，并授权各省、市、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收费标准。对于经济特别困难的弱势群体，可以借鉴人民法院的诉讼费用收费办法，对其鉴定费予以减、免、缓、减轻弱势群体的诉讼负担。
总之，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是解决交通事故处理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一定要认真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对交通事故司法鉴定中存在的问题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切实加强对司法鉴定机构的管理。真正发挥其在解决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3 交通安全现状的对策
当前我国的国道、省道和二级以上高等级公路不仅事故的空间分布密度大，而且事故的损害烈度大、人员致死率高，这与这些公路所分担的交通量大、允许的行车速度高有一定关系，但更主要还是与人们的交通安全意识淡薄、现有的交通管理水平低下以及部分车辆和公路的安全技术条件较差等因素有关，与发达国家的情况相比还具有很大的可改善空间。结合交通事故的特征，提出如下改善交通安全现状的对策
3.1加强车速管控
超速行车是造成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然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普遍存在追求更高速度的心理，对遵守公路限速的意愿不强。因此，一方面要加强对公路行车速度的常规执法管理；另一方面要针对超速现象突出路段的具体情况相应采取减速标线、振动标线、减速垄和测速装置等限速及监控措施，对地处多雾高等级公路增设雾情监测设备，当雾影响行车视距时要及时采取限速或封闭交通等临时管制措施。
3.2加大公路安保工程建设力度
目前大多数公路为双车道公路，交通分离措施弱，混合交通现象严重为此应通过调整公路线形和完善标志、标线等措施保证行车视距和强化交通分离,并在长大下坡路段视情增设缓坡、避险车道、淋水站和提高路面抗滑性,其次车辆刮撞行人及翻车、坠车等事故多与车辆冲出路面有关。因此，应重视公路的路侧安全，在事故多发段相应采取路边轮廓标、线形诱导标志、减速标线等危险警示和限速措施，同时拓宽路侧净区、改善公路线形和在临崖、临水等路段增设路侧护栏。结合路网结构、土地利用和交通状况等因素合理选定交叉口的位置、形式和控制方式，并在交叉口的功能区和线形设计充分考虑驾驶员和行人的视距保障与通行便利。
3.3加强交通安全管理与宣传教育
人是参与和支配公路交通的主体,因此单凭完善的硬件设施并不足以确保其安全效能的发挥，而必须通过对人卓有成效的管理与宣传教育来规范其交通行为，切实减少人为因素导致的交通事故。此外充分听取广大交通参与者的意见并尽量满足其合理的出行需求，也有助于增强人们的交通安全意识。
3.4建立交通事故紧急救援系统
为了降低公路交通事故的致死率，以及减少因交通事故而引起的现场交通堵塞和连环事故，必须围绕交通事故现场的伤员救护、现场保护、交通疏导、危险处置等工作，建立起由交警、医疗、消防、交通、保险等部门参与，分工明确、协同配合、信息畅通、反应迅速的公路交通事故紧急救援系统。
参考文献
[1]庄洪胜, 刘志新, 吴立涛.交通事故伤残鉴定与赔偿.人民法院出版社; 第3版,2006-10
[2]唐琤琤, 何勇, 张铁军.道路交通安全手册.人民交通出版社; 第1版,2009-6
交通事故诉讼案例篇3
关键词：交通事故 赔偿标准 农村居民
中图分类号：F323.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7-084-02
在法律实务中，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在交通事故发生后的赔偿标准存在很大的差距，我国的城乡收入、生活成本确实存在现实的差别，适当地区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赔偿数额是合理的，但是随着我国农民收入的提高，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城乡收入倒挂”的现象；相当一部分农村居民在城镇定居、打工，为城镇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单纯以户籍所在地作为区分交通事故赔偿中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理论显然需要改进。让“同人不同命”的现象尽早远离我们的居民。新颁布的《侵权责任法》试图打破这一藩篱，规定在同一交通事故中数人死亡的，如果既有城镇居民又有农村居民，则不管是农村户口还是城镇户口，均统一按城镇标准赔偿。但这只是解决了同一事故中多人死亡的赔偿问题，还涉及不到绝大多数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存在的城镇和农村两个不同的标准。值得关注的是，农村居民按城镇标准赔偿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在司法实务中大量出现，其意义非同一般，必将推动法制的向前发展，为统一城乡赔偿标准创造条件。
一、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赔偿标准之差距
交通事故各项赔偿项目中区别农村与城镇标准的主要是死亡伤残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及误工费，然而这三项费用通常在赔偿总额中占三分之二以上的比例，这样，相同情况下按照城镇标准赔偿一般比农村标准高2.5倍左右。以2010年适用的标准，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3904元/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462元/年，相差3.1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0857元/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3841元/年，相差2.8倍。以10级伤残为例，受害者按照农村标准通常赔偿一两万，而按照城镇标准通常赔偿四五万。
二、农村户口与农村居民的区别
交通事故的农村标准是以农村居民而言的，而不是农村户口，那农村户口与农村居民有何区别呢？农村户口是指户籍所在地在农村的居民。农村居民是指生活在农村，以农业生产作为重要生活来源的居民。很多年，我国公民的结构基本划分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几大类，而且作为人数最多的农民基本上是固定在农村区域从事农业生产，最早是基本没有人外出打工，到后来有很少一部分人外出务工（这部分人即使外出，时间也是很短暂的或者说是收入的次要来源，无法彻底离开农业），再后来，因农业产值的降低，仅仅靠农业收入已无法保障一个正常家庭的基本支出，大多数的青壮年农业人口涌入城镇，以非农业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甚至有很多农村人员在城镇扎根：在城镇居住、务工、生活，已融入城镇，其居住、职业、生活及消费均与城市户口居民无异，换句话说，可以把他们看成持农村户口的城镇居民。交通事故对其产生的损失已不同于在农村所受损失，远比农村大很多。现实状况告诉人们如果继续按照户口性质确定赔偿标准，显然很不公平。
三、消除交通事故赔偿的城镇和农村居民差别的紧迫性和先进性
农村居民按城镇标准进行赔偿或者说将城乡二元赔偿标准过度到城乡统一的赔偿标准是历史的必然，除了有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司法实践的先例外，还有法学理论的支撑。
1.赔偿的性质决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在赔偿理论上采用“劳动能力丧失说”和“继承丧失说”，立足于对因受害人劳动收入减少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考虑到我国城乡之间在劳动收入、生活成本上的实际差异，将赔偿分为城镇标准和农村标准符合中国具体国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仅仅以“户籍”为标准进行区分，过于简单和绝对，反而造成了更大的不公平。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城镇化在不断加剧，城乡差别在逐渐缩小。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城乡收入倒挂的现象，农村居民收入高于城市居民收入，特别是一些发达的农村和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其居民的收入远远超过一般城市居民的收入。再加上，只算两者的收入，不考虑农村居民有宅基地、承包地等保障性利益本身也是极不合理的。因此，这种城乡二元的赔偿标准迟早会被彻底打破，城乡统一则是大势所趋。
2.法律的明确要求。我国《宪法》等法律法规都明确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既是法律的明确要求，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城乡二元赔偿标准人为地将公民分成二个等级，使人一出生就不平等，这与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背道而驰，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格格不入。因此，实现城乡统一的赔偿标准是法律的明确要求。
3.公平正义的体现。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公平的社会，一个好的制度应该是让正义得以伸张，法律的最高价值就是公平和正义。赔偿的城乡二元化制造了不平和不公，歧视和损害了农村居民，不适应历史的发展规律，违背了现代社会的理念，理当进行改革和完善。所以说，从城乡二元赔偿标准过度到城乡统一的赔偿标准是历史的必然，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体现。
四、农村居民按城镇标准赔偿适用范围
新近颁布的《侵权责任法》虽然规定了在同一交通事故中数人死亡的，如果既有城镇居民又有农村居民，则不管是农村户口还是城镇户口，均统一按城镇标准赔偿。但不是每个农村居民都可以按照城市标准赔偿的。那么，那些农民可以按照城镇表针赔偿呢，四川成都规定：（1）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并在城镇务工、生活；（2）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不以农业收入为生活来源；（3）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年龄女在55周岁以上，男60周岁以上及未成年人；（4）在城镇经商一年以上；（5）户籍所在地基层组织系村民委员会，但本户已被征地；（6）户籍属于成都五区农村户口，未被征地；（7）外来务工的建筑工人，在一个或多个建筑工地连续务工超过一年；（8）虽然居住在农村，但就职于某单位超过一年，以非农业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
五、先进的案例和法律法规
交通事故赔偿存在的城镇和农村两个不同的标准。值得关注的是，农村居民按城镇标准赔偿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在司法实务中大量出现，其意义非同一般，必将推动法制的向前发展，为统一城乡赔偿标准创造条件。
1.贵州省自2004年1月1日开始，即按照该省公安厅的有关规定，对在该省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涉及赔偿的城镇、农村人口均按统一执行的城镇“平均生活费”一个标准赔偿。
2.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年9月颁布的《关于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第25条第二款规定：“户籍性质为农业户，但在城镇学习、生活、工作、居住一年以上的，应当视为城镇居民。”
类似的先进案例和法律法规的出台相继有11个省：其中，云南、贵州两省是最彻底的，完全没有农村城市之别，统一按城市标准进行赔偿。
不管其先进的程度有多少差别，但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即只要在城镇有经常居住地，且长期在城镇生活、工作和学习，就应该享受和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其损害赔偿标准自然也应该按城镇标准执行。
六、在城镇中生活的农村户口受害者如何实现按照城镇标准赔偿
既然在城镇长期居住、务工的受害者可以按城镇标准计算赔偿，那么如何实现按城镇标准计赔？首先，我们要明确交通事故实际赔偿的主体，一般而言，大部分的交通事故赔偿纠纷案，保险公司能替代肇事者充分赔偿受害人，也就是说大部分的案件，实际是由保险公司来赔偿，肇事者或者不赔偿，或者赔偿很少一部分费用（当然，赔偿的数额较大，未投保或投保的商业险不充分的，肇事者要根据实际情况多赔），保险公司能否认可按城镇标准赔偿就十分重要。其次，我们知道受害人获得赔偿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交管部门协商调解，二是向法院起诉。作为交警主持协商调解程序，能否启动程序取决于双方自愿，启动后能否达成一致也取决于双方的意思，既然两种赔偿标准（城镇和农村）差距太大，作为保险公司，一般只按受害人户口薄上的户口性质赔偿（农村），当然现实中也有部份保险公司在受害人能够提供车祸前在城镇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暂住证情况下，愿意协商按照城镇标准赔偿，但是，没有暂住证的情况，无论受害者的在城镇居住、务工的证据多么充分，保险公司通常拒绝按城镇标准赔偿。既然保险公司不认可按城镇标准计赔，显然只有通过打官司，由法院判令按城镇标准赔偿，有关文件已阐明交通事故打赢官司基本就意味着能实际获得赔偿，故通过诉讼打赢官司才是关键。要让法院判令按城镇标准赔偿，证据是基础，聘请专业交通事故律师是保障。交通事故诉讼是一项很专业的法律事务，作为最终承担赔偿责任的保险公司涉及的此类诉讼太多太多，专门设有精通交通事故诉讼事务的法律事务部处理诉讼事宜，由于城镇标准和农村标准差异较大，就诉讼而言，他们的工作重点也在于尽量能使所有的农村户籍（不管是否在城镇居住、务工）受害者均按农村标准赔偿。这样，受害人所聘请的律师应该针对其实际情况，组织一套相互印证，高度统一，高度严密的证明受害人（或被扶养人）实际已是城镇居民证据，同时要通晓交通事故法律法规，有过硬的法学理论功底和敏锐的庭审思辩才能。
近几年来，随着专业交通事故律师的不断增加，法院以人为本审判风格的渐渐深入，农村户口按城镇标准计赔的交通事故案胜诉率非常之高，使实际融入城镇，或生活状态与城镇人口相似的受害者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同命同价”。
参考文献：
1.董来超.交通律师以案说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2.董来超.道路交通事故纠纷咨询.法律出版社，2009
3.王旭东，戴文良.交通事故赔偿争议处理法律依据与案例指导.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
（作者单位：周敏敏，河南石油勘探局对外合作处；唐宜会，河南石油勘探局第二采油厂；何进红，河南石油勘探局第一采油厂 河南南阳 473132）
交通事故诉讼案例篇4
衣食住行历来是人们生活的主要部分。随着机动车大量增加，交通事故也大量增加。行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交通安全关乎人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事关重要。它不但关系到交通事故当事人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更重要的是关乎其刑事责任。
那么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自身法律属性如何？在行政法与行政诉讼的范畴内如何定位？当事人对这种认定行为不服，采取何种救济渠道？能否最终启用司法救济？这些，一直都不是格外明确的，或者说认识是不统一的。实践中由此产生很多消极问题，人们对交通事故处理不满意，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猜测与非议甚至反感颇多。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通俗地说，就是在交通事故中，由（只能由）交管部门作出的“法律判决”，[1]现行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办法存在弊端和法律“真空”，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在一定程度上被称作“霸王书”，缺乏监督制约机制。[2]鉴于人们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反响强烈，《道路交通安全法》讨论、审议过程中，曾经拟取消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但是，在该法最后通过时，仍然保留了交警部门对交通事故作责任认定的规定。如果经过理性分析，应当承认这种保留是必要的，立法不能因噎废食，因为这毕竟是交通警察队依法应当行使的职权和应当履行的职责。但是，交通警察队履行该职责并做出相应的行为，应当受到何种监督与约束；当事人对这种行为不服，可以采取何种司法救济渠道。《道路交通安全法》仍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极大的缺憾。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妾身名分如何？看一看与之相关的刑事、民事和行政方面法律法规的规定，由不得人不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之重要性刮目相看。
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根据相应司法解释的规定，本罪的定罪和处罚情节均以行为人在相应的交通事故中“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为前提条件，负事故同等责任的只有造成死亡三人以上的后果，才负刑事责任。[3]
关于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交通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者应当按照所负交通事故责任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在具体的案件处理上，交通警察队往往按照事故责任大小划分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比例，并依照其确定的比例进行损害赔偿调解。法院在处理交通事故引发的损害赔偿时，往往也以事故当事人所负事故责任大小作为当事人过错大小的依据，并据已确定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份额。
涉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行政责任，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很多。不论是即将生效的《交通安全法》以及尚在使用的《交通管理条例》和《治安管理条例》，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都规定了包括警告、罚款、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拘留的行政处罚措施。涉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种类很多，这些行政处罚措施的实施与否，同样离不开当事人的事故责任有无以及事故责任大小。
由此可见，交通警察队所作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结果，是交通事故当事人承担何种程度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最重要的依据，对当事人的人身自由、财产利益和其他合法权益都可能产生重大影响。这样一个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有可能产生巨大影响的“责任认定行为”，应否受到必要的监督与约束，直至接受司法审查的评价，无疑是法治国家绝对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否则，既与“法治”的精神不相符，又可能导致行政专横，甚至有随意“出入人罪”之嫌。
二、争议——大相径庭的观点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应否接受司法审查，目前行政法学界绝大多数学者持肯定观点，如著名行政法学教授应松年、杨健顺都曾撰文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具有行政可诉性，只有少数争鸣观点持否定意见；司法实务界对此做法不同，但审判实践中不服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越来越多，大众要求法院审查该认定行为的呼声较高。对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是否进行司法审查，目前存在两种大相径庭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具有行政可诉性，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行政可诉性持否定观点；另一种意见持肯定观点，认为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否定观点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具备行政可诉性，理由是从法律（广义上的法律）的规定性考虑，最高法院和公安部法发[1992]39号通知中规定，当事人仅就公安机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伤残评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4]从理论方面分析，持否定观点的人中有的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只是一种证据行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不能提起行政诉讼；还有人认为，对交通事故当事人之间的责任进行认定，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但这种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行政可诉性。因为这种行为目的在于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更符合行政裁决行为的性质，应当属于行政裁判行为。行政裁决行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政行为，只是行政机关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作出的一种行政裁决，这种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必须通过民事诉讼解决，行政诉讼的结果对民事诉讼毫无意义。[5]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决定着事故当事人民事赔偿责任的大小，当事人对公安机关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的，应当提起民事诉讼，从根本上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而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但此观点一出，与此观点截然相反并与作者商榷的文章便接踵而至。
肯定观点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证据，而是具有行政法效力的行政行为，同时也是当事人取得法律救济的必经阶段，故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是可诉的行为。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包含了行政行为的主体和效果要素，是证明性质的准行政行为。尽管它本身并没有为交通事故的当事人直接设定权利和义务，但对交通事故责任大小的划分进行了确认和证实，对当事人此后的实体权利和义务间接产生了影响。也就是说，当法院以此为依据裁判当事人的交通事故纠纷时，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就产生了一定的法律效果，加上现行制度中公安机关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往往作为法院民事案件处理的前提，所以，法院不可能无视它的存在。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曾经两次刊登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诉讼案例，[6]由此说明了此类案件提起行政诉讼存在现实性与可行性。另外，最高法院公安部法发[1992]39号《通知》也不应成为受理此类案件的障碍，因为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0]8号《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八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以前所作的司法解释以及与有关机关联合的规范性文件，凡与本解释不一致的，按本解释执行”。有的学者认为，为了防止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权力以致不实事求是地作出这类认定，人民法院在一定条件下是应当也是有权进行审查的。这一方面由于新司法解释的规定，因而不能将这种行政确认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另一方面，是由于客观上存在着行政机关作出违法认定的可能性。虽然这种审查在程度上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按照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是无法将这种确认行政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的范围之外的。[7]虽然人民法院可以审查认定责任的行政确认行为，但是为了使这种审查更经济、有效，审查应当是有节制的。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属于行政确认行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所确认的法律事实和当事人责任，并非仅指民事意义上的事实和责任。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具有司法审查的可得性、现实性和必要性。[8]
三、实践——各行其是的做法
对于当事人不服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案件，可否申请人民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目前司法实践中尚没有统一的做法。以下援引几例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的涉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诉讼案件，不难发现，各地法院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进行司法审查的情况还存在很大的差异。
1、被告人王革交通肇事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一案。被告人王革于2001年10月7日在宜州市国道323线上，驾驶大型货车与一辆同向行驶因载客而突然停车的农用三轮车追尾相撞，造成乘坐三轮车的初中学生5人死亡、8人受伤。责任认定，大货车驾驶员负主要责任，三轮车驾驶员负次要责任，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十五日。宜州市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王革构成交通肇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王革以农用车应负主要或同等责任，提起上诉。中级人民法院改判王革四年有期徒刑。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宜州市人民法院判决王革赔偿八成事故损失。王革和所负连带赔偿责任的公司认为对事故责任认定没有经过举证、质证、辩论，宜州市人民法院审判程序不合法，判决赔偿八成事故损失显失公平。向河池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重新开庭审理。由此可见，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如果对此不经过专门的司法审查，人民法院在审判由此引发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时，对事故责任认定这一至关重要的证据，在举证、质证和辩论方面将处于尴尬的境地。
2、李治芳不服交通事故责任重新认定决定行政诉讼案。原告李治芳于2000年7月26日驾驶金杯牌小客车，由连城往文亨方向行驶。行至建文线175km＋920m处与相向行驶的邱森彬无证驾驶二轮摩托车，交会时发生碰撞，造成摩托车驾驶员邱森彬受伤后送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乘坐摩托车的邱丽君当场死亡、李霞和周丽华均受伤，两车损坏的重大交通事故。连城交警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邱森彬无证驾车、超载三人、占道行驶，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李治芳车速过快、疏忽大意、临危采取措施不当，应负事故的次要责任。邱森彬之父邱家流不服连城交警队的责任认定，向被告龙岩交警队申请复议。龙岩交警队撤销了连城交警队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重新认定邱森彬与李治芳均负本次事故的同等责任。李治芳不服该重新认定，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判决：撤销被告龙岩交警队所作的（2000）第343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重新认定决定书》中关于责任认定的部分。龙岩交警队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对本事故重新作出责任认定。龙岩交警队不服，提出上诉。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9]
3、罗伦富不服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案。2000年9月5日21时25分许，上诉人罗伦富之子康忠华驾驶川E06349号农用车，由隆昌向泸州市方向行至泸隆路41Km施工地段处，为躲避路面堆放物（炭渣），驶出松滩桥面，翻于桥下，造成乘车人李贵华当场死亡、康忠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被上诉人交警队于2000年10月19日作出第2000—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康忠华因措施处置不当导致翻车，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认定康忠华负此次事故全部责任，李贵华不负此次事故责任。罗伦富对责任认定不服，提起诉讼。泸州市龙马潭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维持交警队第2000—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对康忠华的责任认定。罗伦富提起上诉，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2目和第六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判决：一、撤销一审行政判决；二、撤销被上诉人交警队于2000年10月19日作出的第2000－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三、判令被上诉人交警队对2000年9月5日发生在泸隆路41KM处的重大交通事故的责任重新进行认定。[10]
4、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一起不服公安交警部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引起的行政案件，对违法认定书依法判决撤销。2002年1月29日，村民徐某酒后驾驶自卸大货车由西向东行驶，在某镇卫生院门口超越停靠在路边的公交车时，将横过公路的张某某撞倒。该车右轮在制动刹死的情况下，将张某某拖行了8.85米后，又从其身体碾过后停住，致使张某某当场死亡。县交警大队于2002年2月8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在该起交通事故中，驾驶员徐某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六项的规定；张某某系未成年人，横过公路时没有成年人带领，在车辆临近时突然横穿，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二）项第（五）项规定。因此双方应对该起事故承担同等责任。死者父亲张某对该认定书不服，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经过审理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维持了被告交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张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判决：1、撤销一审判决；2、撤销县交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判令县交警大队重新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11]
5、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熊振军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一案做出终审判决，驳回黑山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的上诉，维持原判。2003年3月12日18时，锦州市黑山县励家镇翟家村农民熊振军驾摩托车在102线国道上由东向西行驶，与迎面而来的北宁市一名叫王光的农民驾驶的小货车相撞，造成熊振军重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时，有一辆农用四轮车在会车时越过双实线侵占了熊振军所驾驶的摩托车正常行驶路线。黑山县交通警察大队经现场勘查做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熊振军负此事故全部责任，王光无责任。熊振军之妻付宝珍申请重新认定，锦州市交通警察支队于2002年5月15日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维持了原责任认定。付宝珍于2003年8月6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黑山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撤销黑山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黑山县交通警察大队不服判决，提起上诉。锦州中院经审理认为，原判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2]
6、姚清兰、解俊明不服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政诉讼案。2001年12月24日，17时30分许，王洪志无证驾驶二轮摩托车行至111线一理石厂对面时，与同向行驶的张洪孝、解俊明推行的人力三轮车相撞，致张洪孝重度颅脑损伤，当场死亡；王洪志皮肤挫裂伤的重大交通事故。交警大队经过现场勘察，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认定王洪志与张洪孝、解俊明负本次事故的同等责任。张妻姚清兰及解俊明不服，申请交通警察支队重新认定，交通警察支队维持交警大队的责任认定。此二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判决维持交警支队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二审认为不应作为行政案件受理，判决撤销一审判决。
7、王某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1999年11月27日15时许，王某乘坐其表兄所有与驾驶的机动三轮车行驶在公路上，与迎面行驶的一辆解放牌带挂卡车相撞，王某头部被卡车车轮碾压，当场死亡。交通警察队经现场勘查并依据车主所述，认定死者王某事发当时无证驾驶该机动三轮车，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死者亲属对此责任认定不服，向市交通警察支队申请复议，结果维持。此案在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中，法院审理后认为，认定死者王某当时驾驶该三轮车的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对交通警察队所作的责任认定不予采信。
四、讨论——纠正盲人摸象的偏差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是否具有行政可诉性，司法审判到底应当以何种姿态对待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除了从行政诉讼的立法精神和基本理论出发讨论之外，还应当从行政法学的视角出发，对交通警察队的行政法主体资格、法律责任能力以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行政法属性进行考察。
（一）公安机关交通警察队的行政法律地位考察
讨论一个机关或者组织的行政法律地位，必须从行政主体、行政主体资格以及行政法律关系等一系列的行政法学概念入手。
研究与讨论公安机关交通警察队的行为是否具有行政可诉性，就应当研究其作为行政主体是否适格。在此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行政主体的涵义和行政主体概念确立与存在的重要意义。
行政主体是指依法享有国家行政权力，以自己名义行使行政管理活动，并独立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的组织。行政主体是行政法律关系必须的当事人，这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恒定性，也是行政法律关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13]行政法律关系基于法律规范对行政主体行使职权发生的社会关系的确认和调整而产生，因此行政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中必有一方是行政主体。行政主体包括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被授权的组织的地位在行政法律关系中与行政机关相同。行政机关的权利和义务即为职权和职责，不能放弃，不能让与。行政机关随意处置职权意味着渎职，将受到法律的追究。[14]
行政主体的概念具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行政主体是实施行政管理职能的主体，而行政主体的管理职能均体现为其所享有的行政职权与职责。如果行政主体不拥有行政职能与权利，就无法确认其作为行政活动实施主体的身份和地位，也就无法区分其与处于相对人身份和地位的社会组织的不同，更无法区分行政机关在某个行政法律关系中是行政职能主体还是居于行政相对人身份与地位的机关法人。因此，行政主体与其以行政权力所表现出的行政管理者的身份与地位紧密相关。其二，行政主体是具备行政法上人格主体的组织。行政主体首先应当是一定的组织。法律将行政权力直接赋予一定的组织，被授权的组织都以一定的组织状态来享有某项或某方面的行政职权与职责。行政主体是一个行政法律人格化的组织，应当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政管理活动，并对该活动所产生的后果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行政主体不只是一个行政管理组织，更重要的是一个法律主体，独立拥有行政职权与职责，以自己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和参加法律活动，并应当对其行为和活动的法律后果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包括能够成为行政行为主体、行政复议被申请人、行政诉讼被告和国家赔偿义务机关。[15]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对道路交通事故处理过程中的一系列活动，刚好体现为其所享有的行政职权与职责而为的行政管理活动，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权行使这方面的职权；交通警察队本身也不能怠于行使这方面的职责，否则，就是渎职。交通警察队行使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的一系列职权活动均以其自己的名义实施（拘留和较大数额罚款应当除外），而不是以其主管机关、上级机关或者其他机关或者个人的名义实施。所以，应当对其行为和活动的法律后果独立地承担法律责任，从而能够成为行政主体、行政复议被申请人、行政诉讼被告和国家赔偿义务机关。
从行政主体确立与存在的意义上看，行政主体作为一个理论概念的确立与存在，对确认行政职权与职责的合法行使与履行，对行政行为效果的归属和行政责任的承担，以及区别行政法律关系不同性质的主体本身与地位和行政救济法律制度中被诉人的资格，均具有重要的法律应用意义。[16]从这个角度讲，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亦能够成为也应当成为行政主体和行政诉讼被告等行政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也就是说，交通警察队是依据法律的规定行使职权与履行职责，其职权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关系中的主体性质就不能等同于民事主体，其行为效果是对相对人具有约束力，但违法造成侵权的，应当赋予相对人行使相应的救济权利，交通警察队由此成为被告。
再用行政主体资格的概念衡量，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组织，才具有行政法上的主体地位以及作出行政行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并由此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实施行政活动，承担法律责任。因此，所谓行政主体资格，就是指符合法定条件的组织，经过法定程序或途径所获得的行政主体法律地位。
行政主体资格的构成要件，是指一定的组织取得行政主体资格所应具备的必要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⒈行政主体必须是由有权机关依法批准成立的组织；⒉行政主体是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组织，应当具备一定的组织机构、职位和人员编制；⒊行政主体是具有法律地位的行政管理主体，因而必须在法律上拥有独立的行政职权与职责；⒋具有以自己的名义具体实施行政活动和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交通警察队无疑是依法成立、具备相应组织机构、拥有独立行政管理职权与职责的组织。关于行政主体实施行政活动的名义能力，法律、法规在赋予其职权与职责时，一般也同时就予以确定。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处罚，由县、市公安局、公安分局或者相当于县一级的公安机关裁决，而警告、50元以下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裁决，据此，县级公安机关和公安派出所可以以其自己的名义作出法律法规赋予的权限范围内的行政处罚，而公安机关的其他内部机构则不得以其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处罚。同样，依照《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86条的规定，“对违反交通管理行为的处罚，由县或市公安局、公安分局或者相当于县一级的公安交通管理机关裁决。警告、50元以下罚款、吊扣2个月以下驾驶证，可以由交通警察部门裁决。”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交通事故的现场处理、责任认定、暂扣车辆、吊扣吊销驾驶证、伤残评定和赔偿调解等最终决定权均赋予了交通警察队。实践中交通警察队对上述行为均以其自己的名义作出相应的处理，并以自己的名义制作文书或者告知当事人。由此可见，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具有与其行政职权相适应而实施行政活动的名义能力。
（二）公安机关交通警察队的行政法律责任分析
行政法律责任，是指行政法律主体违反行政法律法规而依法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行政法律责任是法律责任的一种，他与民事法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违宪法律责任构成现代法律责任的整体。[17]行政法律主体承担行政法律责任是否要求具备主观过错，一般不作为必备要件。
行政主体承担行政法律责任[18]是以其所拥有的行政职权与行政职责为基础和范围的，当其违反了法律规范对职权与职责实施的要求，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对于行政主体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条件，法律、法规都有相应的规定，如《行政复议法》中关于被申请人资格的规定；[19]《行政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有关被告主体资格的规定；[20]《国家赔偿法》中有关行政赔偿义务机关的规定；[21]以及单行法律、法规对具体行政管理领域内的承担责任主体的规定，对依照法律、法规的授权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政活动的组织，都规定由其自己独立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也就是说这类组织实施法律、法规授予的职权的活动中，作为相对人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时，该组织可以成为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的被告。
行政法律责任是具有包含特定责任内容的责任方式，它不同于民事法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等其他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的承担者必须是行政主体，承担责任的前提是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或情形，行政法律责任的功能是以补救为目的，行政法律责任的形式以撤销违法行为、纠正不当、履行法定职责、赔偿损失等为主要形式。
行政法律责任确认与追究的机关和程序，根据行政法律主体违反法律法规的不同情形，分别由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采取相应的程序确认与追究。司法确认与追究行政主体的行政法律责任，在我国，按着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是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审查程序，依着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对行政主体的行政法律责任的规定，以裁判的方式进行司法裁决和追究。通过司法审查程序追究行政主体的行政法律责任具有几个明显的特征：一是以具体行政行为[22]的违法为范围与限度，对抽象行政行为不实施确认和追究，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不当，除非在例外的情况下，按着法定条件实施确认和追究；二是实施追究与确认的程序与手段具有消极性与被动性，即以行政相对人及直接利害关系人的诉讼请求为前提；三是行政责任的内容和方式具有特殊性，即以补救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为行政主体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的主要内容和方式。
从理论上讲，交通警察队拥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职权与职责，具备适格的行政主体资格，也就拥有了独立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的能力；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以及行政赔偿法律的规定看，交通行政行为无一例外被排除在承担行政法律责任之外。也就是说，交通警察队作为适格的行政主体，可以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
（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法律性质分析
讨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是否具有行政可诉性，另一个重点是考察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在行政法学上的定位，也即责任认定行为是否为行政行为，是何种行政行为。
行政行为是现代行政法学的重要的基本概念，但作为一个涵义明确具体的特定理论概念，世界各国行政法学界在理论上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学说。我国行政法学界普遍认为，对行政机关活动的研究应当以行为的核心要素——行政职权为关注重点，这是研究行政主体活动的关键要素，这个关键要素不能被淡化。并由此认为，行政行为是与行政主体所享有的行政权能密不可分的与行政相对人有关的法律行为。并普遍提炼出行政行为具有服务性、从属法律性、单方性、强制性和无偿性的特征。交通警察队进行交通管理的一系列行为，包括对交通事故进行责任认定的行为，来源于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授权，交通警察队拥有这方面的行政权能，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具有这样的行政权能。交通警察队实际运用该行政权能的过程中，从职权的角度讲，其行为具有单方性、强制性和无偿性的特征；从职责方面看，其行为具有服务性和从属法律性，即不能让与他人或者怠于行为，同时要求其行为必须全面服从法律，接受法律的约束。
再用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衡量，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行政法学属性如何呢？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是指构成一个行政行为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是从性质上区别行政行为与其他行为或非行政行为的标准，也是认定一个案件是行政案件还是民事案件，是适用行政法规范还是民法规范的标准。[23]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虽有各种不同的学说，但我国普遍认为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体现为行政权能的存在、行政权的实际运用、法律效果的存在和表示行为的存在共四个方面。就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而言，应当说行政行为的四个构成要件均具备。除法律效果存在认识差别之外，其他三个要件都比较直观明了，无须赘述。但是，“确认或证明某种权利义务关系，使其从不稳定或不明确状态趋于稳定或明确，也应视为一种法律效果。确认和证明也是一种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因而行政确认和行政证明也应列入行政行为的范畴。”[24]可见，从行政法学的视角观察，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具备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符合行政行为概念的特征，应当定位为行政行为。
那么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属于哪一类的行政行为呢？这也是人们至为关心的。对行政行为进行相应的分类不仅是理论研究的需要，而且是认识各类行政行为的具体特征，分析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有效，确定行政救济机制的现实需要。行政法学根据不同标准对行政行为有若干种分类方法，根据本文仅考察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行政可诉性的需要，这里只引述按行政相对人是否特定为标准，将行政行为分为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分类，以确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是抽象行政行为还是具体行政行为。因为行政诉讼法将具体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并授权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予以司法审查。行政复议制度、行政赔偿制度均以具体行政行为为核心概念。可见，行政行为的这一分类，对认识我国现行行政救济机制，确定不同行政行为的相应救济方式具有重要意义。抽象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针对不特定行政相对人所作的行政行为。外国行政法学称之为规则行为；我国行政法学有的认为是行政规范创制行为。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针对特定行政相对人所作的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为实现行政管理目标和任务，以职权或应行政相对人申请所实施的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包括作为或者不作为行为。[25]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恰好是作为行政主体的交通警察队依照交通管理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实现其行政管理任务的行为，其行为既是依职权而为的行为，又是依申请而为的行为。其行为的结果必然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而且其法律效果影响面比较广泛，包括刑事责任的影响、民事责任的影响和行政责任的影响。由此可见，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具备具体行政行为的特征，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完全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
还有的人提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是行政行为，只是一种证据行为。“证据行为”的说法既不是行政法学的概念，也不是行政诉讼法学的概念，法律规范也没有这样的概念与规定。不能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结果在由此引发的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起证据作用，就说责任认定行为是证据行为。证据与证明对象、原因与结果都是相对而言的。例如列车运行中与穿越铁路的行人碰撞，发生致人伤亡的事故。那么，铁路部门调查列车晚点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人被撞伤亡造成停车而晚点；公安部门调查有人伤亡的原因，就是被列车碰撞造成伤亡。考察的对象不同，相应的证据也就不同。从行政法和行政诉讼的视角观察，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是对相对人权益产生影响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审查与评价，而成为司法审查的对象；但是，它在由此引发的刑事诉讼、民事诉讼或者审查对象与责任认定不同的其他行政诉讼中，就有可能成为证据。不能因其在其他诉讼中起证据作用，而说这个行为与结果只是一种证据行为，从而否认其应当接受司法审查。同时也正是因为其在他案中起证据作用，才有必要对其予以审查与确认。如果它对由此引发的其他诉讼不发生任何影响，那么确实没有进行司法审查的必要，但事实并非如此。
也有的人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一种技术鉴定，从而对其行政可诉性产生疑问。不容否认，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包含鉴定的因素，与某些技术鉴定也有相似之处，但不能由此把它定性为一种技术鉴定，其性质与技术鉴定在行政法学与行政诉讼领域里存在本质区别。理由就在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具有极强的职权性和法律性。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交通警察队依据法律法规的直接规定而为的职权行为，其他个人和组织即使有这个能力，也无权行使该行为；交通警察队作出责任认定的依据是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也即其行为的过程和结果都是执行法律。而技术鉴定行为的主体应当以其是否具备相应的专门技术为前提，没有更多的职权上的限制；技术鉴定的依据应当是法律之外的专门技术，应用法律对某事物或某一现象作出评价，不是技术鉴定解决的问题。
五、结语——抛砖引玉的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确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行政法学属性就是具体行政行为。其行为结果对交通行政相对人的权益能够产生重要的影响，包括刑事责任的承担与否及刑事责任的轻重，民事责任承担与否以及承担份额多少，以及行政责任的承担程度如何，都有重大影响。行政相对人认为这种行为违法或者不当，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行政诉讼法》第11条的规定，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与此同时，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具备该法第12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情形，法律没有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排除于行政诉讼之外。也就是说不论是从行政法学理论的视角审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还是从行政诉讼法律的规定衡量，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都应当接受司法审查。
从法律的基本理论和法治的基本要求考虑，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应当接受司法审查。我国已经把“依法治国”作为宪法原则，在法制国家里没有任何不受法律约束超乎法律之外的行为。“司法审查和法治是一回事。取信于民的意义就在于公民与任何人或部门的争议，有一个中立的部门能够公平合理地予以解决。”[26]“现代法治国家，人们普遍认识到，有权力，就要有制约，就要有救济。没有制约的权力，必将被滥用，权力的使用势必肆无忌惮。”“司法救济被称为权利保障的最后一道屏障，构成了现代权利救济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支柱。”[27]尤其是我加入WTO之后，必须履行WTO规则的承诺，司法审查面临现代司法理念的全新考验，一些有违基本法理的观念必须改变。
从现行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性分析，《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为，只要行政相对人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就应当受理。排除诉讼的只有法定的几种情形。最高法院和公安部法发[1992]39号通知对责任认定进行行政诉讼的禁止性规定，有与当事人联合发文之嫌，本身属于什么性质的文件值得探讨，又与法律规定精神存在不一致。虽然该通知尚未正式宣布失效，但是，最高法院法释[2000]8号《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8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以前所作的司法解释以及与有关机关联合的规范性文件，凡与本解释不一致的，按本解释执行。”依照此规定，最高法院和公安部法发[1992]39号通知虽然整体并未失效，但是，其与最新司法解释不一致的个别条款的规定，理所当然不再具有约束力。
从法律位阶方面考虑，上位法与下位法发生冲突时，下位法必须服从上位法。国务院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是行政法规，公安部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则》仅属于部门规章，法律位阶均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4）项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行为必须基于法律的明文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法律没有规定为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因此，当事人不服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诉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有典型案例，虽然我国不是采用判例法的国家，但在司法实际办案中判例具有指导作用，这也是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又一有效法律支撑。
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予以司法审查，是对交通警察队依法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尊重，谁都不认为交通警察队所作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是一张没有任何作用的废纸，法院同样不能无视责任认定的存在。交通行政相对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没有异议或者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或者虽有异议但未在法定期限申请复议，或者经过复议仍不服但未提起诉讼的，那么责任认定就是生效的行政法律文件，对交通事故责任的划分有拘束力。人民法院审理其他案件时对事故责任认定随意作出取舍，都是不合法理的。因为我国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是通过行政诉讼的形式进行的，而不允许在审理刑事案件、民事案件的同时对行政行为同时予以审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既然是一种行政行为，其法律效果与其他行政行为的效果相类似，在未经法定程序被否定以前就是具有拘束力的法律文件。所以法院在审理案件涉及以此作为证据的时候，就不能像其他证据那样对待，而应当以该认定是否经过终局裁决发生法律效力，或者经过司法审查确认发生法律效力为依据。可见，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予以司法审查，给予该行为一个公正的定位，提高了该行为的法律约束力，也可以监督与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注释：
[1]交警不再当交通事故责任的“法官”，2002-4-514：26：46.
[2]储叶来，“霸王书”亟须法律规范，新华网安徽频道，2003-03-1409：49.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36次会议通过法释〔2000〕33号）。
[4]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法发［1992］39号.
[5]梅海洋，浅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行政非诉性，中国法院网，时间：2003-03-2113：27：36.
[6]即李治芳不服交通事故责任重新认定决定行政诉讼案和罗伦富不服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案。
[7]应松年，法院能否审查责任认定书，人民法院报2000年09月28日。
[8]刘扬，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可以行政诉讼，人民法院报2003年5月16日。
[9]/ahgy/spal/node25/userobject1ai450.html，2003-9-117：11：24.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2年10月21日，第5期。
[11]谭晓兵、宋新河，公安局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违法法院依法予以撤销，中国法院网讯，时间：2003-06-1211：51：33.
[12]央视国际，2003年12月31日14：47.
[13]王连昌、马怀德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26页。
[14]王连昌、马怀德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27页。
[15]同上，第47页。
[16]同上，第48页。
[17]王连昌、马怀德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修订版，第95页。
[18]根据行政法律责任承担主体的不同，行政法律责任分为行政主体的行政法律责任、行政公务人员的行政法律责任和行政相对人的行政法律责任。如此划分，有助于准确把握不同方式的行政法律责任的适用范围和使用条件，正确实施行政法律责任的确认与追究，以完善行政法律责任制度。因为，建立与完善行政主体与行政公务人员的行政法律责任，是现代行政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
[19]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被申请人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形：申请人对典型的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不服，直接申请复议，该行政机关是被申请人；两个或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以共同名义作出同一具体行政行为，该共同行政机关是共同被申请人；法律、法规和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引起行政复议的，该组织是被申请人；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引起行政复议，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申请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机关被撤销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申请人。
[20]根据行政诉讼法第25条的规定，行政诉讼被告的确定分为如下几种情形：原告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被诉的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经过复议的行政案件，复议机关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作出被诉行为的机关或组织撤销后，继续行使其职权的机关或组织是被告。最高人民法院根据行政诉讼实践，对目前法律规定尚不明确的一些情形通过《若干问题解释》补充规定的情形：当事人不服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的具体行政行为，在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上署名的机关为被告；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做出具体行政行为被诉，作践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或派出机构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规章授权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而被诉，该行政机关为被告；法律法规规章授权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其他组织，超出法定职权范围实施是行政行为，实施该行为的机构或组织为被告；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况下，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视为委托，该行政机关为被告。
[21]根据国家赔偿法第7条和第8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作为行政赔偿义务机关机关的各种情形，与行政诉讼被告的确定的情形类似。
[22]根据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进行的承诺，司法审查已经不仅限于具体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亦应在审查之列。最高法院《若干问题解释》为了适应我国加入世贸应当履行的承诺，已经规定司法审查的对象不再以具体行政行为为限。这与行政行为的分类方法有重要关系，国外较少采取与看重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分类方法，原因可能在于立法权与行政权界限泾渭分明；而我国素有行政部门立法的传统，至今仍有大量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出自行政部门，对这些行为，不能通过司法救济的形式予以审查，所以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分类在我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3]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印刷。
[24]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印刷，第152页。法国行政法学认为这是行政行为，但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行政法学界多认为这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法律行为和行政行为，而是一种准法律行为和准行政行为。
[25]详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印刷，第145页-第149页。
[26]莱茵斯坦（美），美国的司法审查，2002年6月10日在中国国家法官学院的演讲。
交通事故诉讼案例篇5
[关键词]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行政可诉性，操作探析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有人据此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以下简称认定书）的性质为“证据”，并认为由于目前尚无法律或相关的司法解释对这一处理交通事故的重要证据属于何种证据作出明确的定位，导致法院在审理对事故责任争议较大的案件时，事故责任认定人出庭身份不好确定，以证人身份还是以鉴定人身份难以把握。并进而提出应当将认定书证据属性定性为鉴定结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对认定书性质也持“证据”观点，其权威论述是：认定书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当事人发生交通事故基本事实和证据的集中体现，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事故案件进行勘查、调查后的专业性极强的科学结论，它只是证明当事人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本身，不是对交通事故案件的处理决定，其性质是证据。“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只是证据的一种，它不是一种能够确定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具体行政行为---，此外，道路交通安全法将过去一直沿用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改为交通事故认定书，也是为了突出其证据的性质和效力。”但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明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与原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实质内涵是否同一？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抑或认定书的性质到底是鉴定结论还是行政确认？认定书是否具有行政可诉性？与认定书有关的刑事或民事诉讼在实践中如何操作？这些都是司法实践中很值得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一、关于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和认定书的区别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的规定，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并根据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对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车辆、物品、道路及环境情况、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和生理精神状况、伤亡人员的伤亡原因、当事人的具体过错等基本事实所作的有关当事人事故责任的专业性结论。
交通事故责任的本质就是交通事故中行为人的违章行为与事故发生之间是否存在事实因果关系及因果关系大小的一种表达形式，其本身并不是法律责任，而是追究法律责任的事实根据之一，只是侵权行为成立的一个条件。因此，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只是对交通事故基本事实、成因以及事故责任的一个陈述，而不是对当事人双方赔偿责任的最终判定。笔者认为，虽然认定书只是证明当事人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本身，不是对交通事故案件的处理决定，但认定书内容中必然包含责任划分的内容，它势必会对交通事故的处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重大影响，从而影响到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因此，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与认定书的实质内涵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在立法者看来，认定书的提法比责任认定书的提法更规范更科学一些而已。
二、关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性质的二种主要不同论辩观点概说
一是鉴定结论说。认为认定书不是书证、不是证人证言、不是勘验检查笔录，而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后做出的一种结论。这种结论最接近于证据种类中的鉴定结论，因此，应把认定书明确定位为鉴定结论。其直接根据是：第一，1992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处理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法发[1992]39号）第4条的规定：“当事人仅就公安机关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伤残评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第二，20__年公安部下发的《关于地方政府法制机构可否受理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复议申请的批复》（公复字[20__]1号）中阐述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在查明交通事故事实后，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所作的鉴定结论。”；第三，“《道路交通安全法》不同于原〈〈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原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名称变更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它只是用来证明当事人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本身。”意思是说，虽然原来的责任认定书与现在的认定书性质是一样的，不过现在的提法更科学，不会使人产生行政确认的联想。理何况，〈〈道路交通安全法〉〉取消了原〈〈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关于对事故责任认定不服可以向上一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申请重新认定（实为申请复议）的规定。
认定书既属于鉴定结论就不具有行政可诉性。
二是行政确认说。认为在行政法学理论上，凡行政主体依法对
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有关法律事实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定并予以宣告的行为都划归行政确认行为。公安机关对有关交通事故法律事实进行甄别并予以认定、宣告的过程，在性质上完全符合行政确认的属性与特征。
所谓行政确认，是指行政主体依法对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可、证明并予以宣告的行政行为。认定书属于行政确认，因为其具有以下主要特征：交通事故认定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职权作出的，且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是唯一有权调查、认定交通事故原因，核定交通事故责任损失的政府部门。只要有交通事故发生，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根据报案必须对交通事故现场进行勘查，并对事故进行认定，这是一种积极的行为。此外，道路交通事故认定机构还具有严格的地域性特点，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认定事故过程中并可以就某个专门性问题委托其他专门技术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这些都是符合行政确认而完全不同于鉴定结论的特征。鉴定结论的作出主体是不特定的，它可能是国家行政机关，也可能是其它单位，而且越来越多的鉴定机构变成了自收自支的中介组织。鉴定机构一般由双方协商确定，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才由有关部门指定。鉴定机构一般由当事人提出申请、预交费用后才开始鉴定。鉴定机构不能再委托其他机构进行鉴定。
在承认认定书属于行政确认行为的前提下，关于其行政可诉性问题又有二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认定书不具有行政可诉性。理由是：可诉行政行为是符合成熟性原则的行政行为，可诉行政行为必须是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发生实际影响的行为。而认定书虽然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法行使职权过程中作出的行政行为，但它不是一个完整的行政行为，即不是一个成熟的行政行为。它只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进行追究或调解这一完整行政行为中的一个中间环节。换句话说，这种观点认为，中间行政行为不具有行政可诉性，只有终端行政行为才具有行政可诉性。第二种观点认为认定书具有行政可诉性。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20__年3月10日公布施行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条对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作了明确的解释，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属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解释〉〉同时列举了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6种行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出认定书的行为不在上述6种行为之列。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联合的关于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作为行政诉讼案件受理的文件，与〈〈解释〉〉精神违背，应当适用〈〈解释〉〉的规定。
三、对上述观点的粗浅评说
鉴定结论说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与公安部的联合文件，还是公安部的批复都与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和〈〈解释〉〉的相关规定相抵触，根据〈〈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在适用法律规范时，若下位阶规范与上位阶规范冲突或不一致，应当优先适用上位阶规范。显然应当优先适用行政诉讼法和〈〈解释〉〉的相关规定。
第二，〈〈道路交通安全法〉〉把认定书定位为证据，但这并不能得出认定书应当理解为鉴定结论的理由。因为这里证据的概念不同于证据学中的概念，不能把这里的证据非要往书证、物证、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鉴定结论上面套。笔者认为，这里的证据概念只是一个泛指概念，行政确认结论当然也是可以作为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使用的，但这种证据并不包涵在证据学中的常规证据种类中。如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可以直接作为诉讼中的证据使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所指的证据概念也仅是表达同样的意思而已（当然这样的立法表述方式也值得商榷）。
第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的性质其实与水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火灾事故原因认定、审计认定、工伤认定等在性质上是一样的。而有关部门的规章早已认为这种行为属于行政确认行为，并具有行政可诉性。如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0条规定：“劳动者对劳动行政部门作出的工伤或职业病或因工负伤后，对劳动鉴定委员会作出的伤残等级和护理依赖程度鉴定结论不服，可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又如审计署在《关于审计行政复议问题的通知》中规定，审计机关的审计结论是可复议、可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工伤认定等行政确认行为在司法实践中作为行政诉讼审查的对象并没有什么争议。
第四，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于20__年和20__年刊载了二个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例。虽然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但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发的案例仍具有导向性和指导性。
第五，把认定书视作鉴定结论不利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当事人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对鉴定结论有不同意见，只要在法定期限内提出有见地的看法，法院可以委托其他鉴定机构重新作出鉴定结论。但认定书是由特定的机关即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具有职权性和地域性特征，即使当事人对认定书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但法院也不能再委托其他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重新作出认定，而只能根据法官的知识和素养对认定书作出判断，然后决定采纳还是不采纳。这样认定书一方面被当作鉴定结论，另一方面，相关当事人又不享有鉴定结论前提下的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同时又无权提起行政诉讼。这样，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他们就只能寄希望于法官的明断。然事实情况是，在道路交通事故引发的民事诉讼中，法官改变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结论的实例极为少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法官并不具备全面审查这种相关专业性极强的认定书的能力，而当事人在民事诉讼阶段常常失去了收集证据的最佳时机，许多证据已无法收集。而且如果当事人一方的亲属本身是交通事故的死者或重伤人员时，就根本谈不上事故发生时收集所谓的证据。让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提出鉴定结论错误的证据不是强人所难又是什么呢？
因此，鉴定结论说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中也是不足取的。
行政确认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是有理也有利的。认定书属于行政确认行为，这是由认定书作出主体的特定性、职权性和地域性特征所决定的。行政确认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的一种，具有行政可诉性。那种认为认定书虽是行政确认行为，但是属于中间行为不是终端行为，因而不具有行政可诉性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行政强制措施也是中间行为，其在实践中的行政可诉性没有人怀疑。如按现行规定，劳动教养是作为行政强制措施对待的，其可以接受行政诉讼审查也是公认的。因为它是完全符合行政诉讼法和〈〈解释〉〉规定精神的。确定土地使用权和土地所有权、确定房屋所有权和他项权利也是行政确认，有时这样的行政确认也表现为中间行为，如土地征用过程中首先要确定土地的权属，这种确定土地权属的行为就属于中间行为，而这种确权行政纠纷引起的行政诉讼在实践中也并不少见。最高人民法院有过明确的司法解释。如果针对作出认定书的行政确认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由作出认定书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向法庭提供作出认定书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 据，那将既有利于防止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专断，又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交通事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四、与认定书有关的刑事或民事诉讼在实践中的操作探析
认定书既作为行政确认行为，其在与认定书有关的刑事或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如何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八十年代曾经审理过这样一件案件，大致案情是这样的：某企业是全部由个人投资创办的私营企业，但在当时情况下为了享受到集体企业的待遇，在工商部门登记企业性质为乡办集体企业。企业除了每年上缴乡政府一定数额的管理费外，与乡政府没有其他任何经济关系。后因与乡领导关系处理不好，厂长决定转移资产（100多万元），另谋他路。事情暴露后，一审被以贪污罪（当时集体企业也可定贪污）判处死刑。在二审过程中，此案引发了异常激烈的争论，后二审法院刑事审判庭认为企业性质虽被登记为集体，但按照谁投资、谁所有的资产划分原则，认定企业性质虽名为集体但实际是某厂长私有，于是宣告他无罪。有关媒体当时作了很多宣传报道，题目就是《从死刑到无罪》，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案例。问题是，刑事审判中能否对工商登记这一行政确认行为进行实质性的评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9条规定：“个人合伙或个体工商户，虽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错误地登记为集体所有制企业，但实质为个人合伙或个体工商户的，应当按照个人合伙或个体工商户对待。”这样的规定似乎表明，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对有关涉及行政确认如工商登记行为的内容是可以作为普通证据作实质审查的，并可以视情作出采纳或不采纳的结论。
行政行为具有公定的效力，即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对任何人都具有被推定为合法有效而予以尊重的法律效力。虽然这是一种公认的效力，不仅行政主体和相对人双方应当尊重，其他行政主体、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也应当服从，但这种效力毕竟是法律的一种推定，它并不意味着行政行为绝对有效，不可否认。当证据确凿时，由同样代表公共利益的有权机关依法定程序证实行政行为不符合公共利益时，可以予以否定。大陆法系通说认为，“重大且明显的瑕疵”是行政行为无效的原因。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4条第1款规定：行政行为具有重大瑕疵或根据理智的判断绝对明显的瑕疵时，无效。日本学者也认为：当行政行为有重大瑕疵，并且通常人也能够较容易地把握之时，无效。浙江大学金伟峰副教授认为，“重大且明显说”也应当成为我国行政程序法中确认无效行政行为的一般标准。
笔者也主张用“重大且明显说”（重大且明显瑕疵的标准有待于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并需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作为判断行政确认行为是否具有公定力的基本标准。一般情况下，行政确认具有公定的效力，除非行政确认行为本身存在“重大且明显瑕疵”才可以否定其公定效力。由此看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上述判决和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司法解释及与此类似的案例都是值得总结和深入研究的。
交通事故诉讼案例篇6
关键词：再次受伤；多次骨折；交通事故；因果关系；参与度
1 案例
1.1案情摘录 罗某，男，41岁，因交通事故导致全身多处骨折，后左股骨因同一部位先后2次再骨折，随后3次住院治疗，造成了医疗、误工、护理、营养、交通费的增加，罗某与保险公司产生纠纷，因此诉讼至法院，并委托本中心对该次交通事故损伤在第2、3、4次住院治疗所产生医疗、误工、护理、营养、交通费用的参与度进行鉴定。
1.2病历摘录 罗某于某年11月19日因车祸致四肢多处肿痛、流血、畸形1 h余入院。查体：左前臂、左大腿中段肿胀、畸形，可触及骨擦感及异常活动。X光片示：左尺桡骨中段粉碎性骨折，左股骨中段粉碎性骨折，左髌骨粉碎性骨折。诊断为左尺桡骨中段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左股骨中段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左髌骨粉碎性骨折，右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左颧骨骨折，头面部多处挫裂伤，头面部、胸腹部及四肢多处擦挫伤。于硬外麻下行左股骨中段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左髌骨粉碎性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左下肢石膏外固定术，双侧臂丛麻下行左尺桡骨粉碎性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右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右腕石膏外固定术。
第2次住院：次年1月7日因左大腿肿痛、活动受限1 h，诊断为左股骨骨折术后内固定物断裂，行左股骨骨折内固定物取出、钢板重新内固定术。术中见钢板内固定物断裂，股骨原骨折端骨折，骨折端见大量骨痂生成，稳固。3月25日复查DR片示：左股骨第2次骨折内固定术后，骨折对位对线良好，可见钢板内固定，未见骨痂生长；左髌骨及左尺桡陈旧性骨折内固定术后，骨折线已模糊，均可见内固定物。
第3次住院：6月1日因左大腿肿痛、活动受限4 h。行辅助检查示左股骨干骨折术后钢板再断裂，骨折移位不明显。于2015年5月14日术中病检提示骨折端慢性化脓性炎症，诊断：左股骨干骨折术后再骨折并感染。予行左股骨干骨折术后再骨折并感染原钢板取出、清创、病灶清除、闭式冲灌术，术后予以感染、维持左胫骨结节骨牵引等对症处理。
第4次住院：7月15日因左大腿肿痛、活动受限3月。行左股骨干骨折术后切复髓内钉加钢板内固定、同侧髂骨取骨植骨术，术后予预防感染等治疗。鉴定时复查DR片显示左股骨下段骨折线已模糊。
1.3鉴定结论 本次交通事故损伤在罗某第2、3、4次住院治疗所产生的医疗费、误工、护理、营养、交通费中存在次要因素。
2 讨论
罗某因2次发生左股骨再骨折并3次接受住院治疗，已造成了罗某身体的再次伤害，以及医疗等费用的增加。本次诉讼案由不是对造成罗某身体的再次伤害，而是医疗等M用的增加，造成医疗等费用增加的根本原因也是造成罗某2次左股骨再骨折的原因[1]。对于造成罗某左股骨再骨折的原因包括医疗因素、器械因素、本次损伤和自身因素。
由于诉讼双方均未能提供医疗损害的鉴定依据，据此罗某的2次左股骨再骨折是否存在医疗或器械因素，具有不确定性，无依据能证明罗某的左股骨再骨折与医疗和器械因素存在因果关系[2]。
罗某于某年11月19日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了罗某左股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并第1次住院治疗，其骨折属于不稳定性骨折，损伤相对严重，可引起骨折延迟愈合，是造成罗某左股骨再骨折的可能因素。罗某左股骨发生再骨折及钢板折断，遭受外力作用是不可缺少的因素。第1次左股骨再骨折及钢板折断的时间发生在本次损伤并行内固定治疗术后不足2月，且第2次手术中见股骨原骨折端有大量骨痂生成，则可以排除其存在不愈合的自身体因素，故可以认定其原因要么是左大腿遭受了暴力作用，要么就是过早下床并负重引起的慢性疲劳性损伤[3]所致，属于罗某的自身过错行为。本次交通事故损伤是罗某第1次左股骨再骨折及钢板折断的可能因素，而其自身过错行为使左大腿遭受外力作用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前者明显小于后者的作用，因此，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罗某第1次左股骨再骨折并钢板折断的原因力作用中，占次要作用[4]，也即其在第2次住院治疗产生的医疗等费用中占次要作用。
次年5月7日罗某因左股骨第3次骨折合并内固定物第2次断裂第3次住院治疗，术中诊断骨折端慢性化脓性炎症，即慢性骨感染[5]，属于第2次手术治疗出现的并发症[6]。由于该因素的存在，必然会造成其左股骨第2次骨折不能愈合，3月25日DR片显示其左股骨第2次骨折术后两月余，骨折线仍清晰，无骨痂生长。以上依据支持其左股骨第2次骨折出现的并发症，无论是否发生第2次钢板断裂，其均需接受与第3、4次住院相同或相似的治疗。第3、4次住院可视同是对其第2次手术并发症的治疗，未因第2次钢板断裂而增加治疗项目，等同于第2次住院的延续治疗，本次交通事故损伤参与度同样为21%～40%。
综上，罗某在第2、3、4次住院治疗期间，必然产生医疗费、伙食费、护理费、营养费、误工费、出入院时的交通费、陪护人员的护理费和住宿费等费用，根据以上对本次事故损伤与第2、3、4次住院的参与度分析，本次交通事故损伤参与度为21%～40%。
3 延伸
同一部位二次甚至是多次同一性质损伤在鉴定因果关系时，不仅要考虑自身因素、原始损伤程度、再次损伤的外力作用大小、方式及及医疗并发症问题，还要考虑医疗、医疗器械问题。而医疗及医疗器械问题，往往对于当事人双方而言是最难取证的，这可能涉及医疗纠纷，在鉴定因果关系时，如果双方当事人不能就医疗或器械因素问题提出证据，则具有不确定性，这时我们可以先不予考虑，但在报告上可以提及，如在本例中用无依据等来表述。
伤者发生同一部位二次损伤大多数与自身因素有关，但在鉴定时考虑自身因素时要同时关注伤者是否存在自身过错行为及自身疾病因素两个问题。自身过错行为如本文案例中提到的过早下地等，而自身疾病因素如糖尿病等，这此因素均更容易导致同一部位再次损伤，这时候可以适当减少事故参与度，但同时笔者认为还应同时考虑原始损伤程度及再次损伤的外力作用大小。如果原始损伤重，例如本案例中左股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此类损伤，往往会愈合较慢或可引起骨折延迟愈合[7]，遭受外力作用时间越短及外力作用越大，再次损伤的可能性越大，自身过错行为也就越大，事故参与度越小。但如果是涉及自身生理因素如年龄、体重等因素，在鉴定因果关系时，笔者认定则不应该考虑，因在伤残等级赔偿时就已针对年龄因素降低了赔偿年限[8]。
并发症往往发生在医疗过程中，其与事故的因果关系往往也是鉴定的难点。如其并发症系原始损伤直接造成，则考虑事故为完全作用；如其并发症由原始损伤间接造成，即二次损伤的直接并发症，则可以参考事故在二次损伤中的作用。
4 小结
在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u定时，难免会遇到同一部位二次损伤的案件，此类案件往往复杂、关注度高，如何准确处理是一名法医需要面对的难题。处理此类案件时，我们要客观对待，理性分析，独立分析每次住院受伤部位与影像资料，分析其碰撞力度、损伤形成方式，并排除其它因素，如自身、医疗因素，进而梳理该部位损伤与交通事故的关系，理清交通事故形成的损伤及后遗症在二次损伤中存在的作用，才能为当事人解决医疗等费用的承担问题，为解结医疗费诉讼问题提供更公平、客观的依据。因此，针对多次损伤的案子时，需要我们更多的耐心、更严谨的态度，更科学的分析方向，才能得出公平、客观的鉴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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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诉讼案例篇7
关键词：交通事故 保险合同 诉讼程序
近年来，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和驾驶人数量增长迅速，导致因交通事故引发的诉讼案件数量大增。随着2004年《交通安全法》、2006年《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和2010年《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法规的实施，构筑了较为完备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法律依据，有效保障了受害人的利益，但在实践中，相关问题有待规范。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启动了司法解释的起草与制定工作，并于2012年11月27日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文简称《解释》），自2012年12月21日起施行。该解释就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主体责任、赔偿范围、责任承担、诉讼程序、适用范围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规范，对交通事故案件的审理将发挥重要作用，但在肯定该解释作用的同时，其关于责任承担和诉讼程序的规定却表现出违反法律、欠缺法理、不便操作等问题，对此不应忽视。
一、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中不同性质的保险合同关系
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条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即“交强险”）。该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不同于交强险的强制投保，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作为商业责任保险的一种，是由投保人自行决定是否投保的险种，需要其与承保该险种的保险公司达成一致，订立保险合同，其保险责任通常是指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和财产的直接损毁，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对于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各分项赔偿限额以上的部分按照保险合同规定负责赔偿。两种保险关系的最大区别在于：交强险的投保义务人必须依法投保，且保险公司不得拒绝；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作为商业保险，不存在投保义务人之说，该合同的成立系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由于责任划分以及涉案机动车是否投保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原因，可能存在不同的保险合同关系。在机动车方无责的情况下，仅存在交强险无责限额内的赔偿问题，若机动车投保有交强险，此时只涉及交强险合同关系。在机动车方有责且投保了交强险的情况下，又有两种可能的情况：一是仅投保交强险，只涉及交强险合同关系；二是同时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此时涉及交强险合同关系和商业险合同关系。《解释》规定的同时审理交强险和商业险的程序，前提是车辆同时投保了两种保险。
虽然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目的都在于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获得赔偿的权利，但交强险制度是依据《交通安全法》、《交强险条例》而特别设立的制度，交强险虽仍属保险之一种，但它作为强制保险，体现了国家强制投保的要求，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意志必须服从于法律规定，它与依《保险法》和《合同法》而成立的、体现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共同意思表示的商业三者险在成立基础、订立过程、赔偿程序等方面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且二者在归责原则以及赔偿责任比例方面亦不相同，正是由于二者的不同，《交通安全法》根据其性质对交强险的赔偿程序加以了规定，由于商业三者险的私法性质，该法未对其处理程序加以规定，在此，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既体现了强制保险的性质，也尊重了私法自治的理念。
对于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赋予了受害第三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而对除机动车强制保险之外投保人自愿办理的商业性机动车保险部分，各国的规定不同。关于我国机动车责任保险第三者对保险人是否有直接请求权，理论界存在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对商业性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三人对保险人不享有直接请求权，商业三者险合同的订立目的是一种风险的替代和转移，是被保险人为了分散对第三者赔偿责任的风险而订立的合同，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与商业三者险合同订立的目的并不相同，它是为第三人目的而订立的合同，其旨在保护处于弱势的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等弱势地位的第三人，其目的是要实现矫正的正义，促进社会公平与公正，因此，在这一立法理念的基础上，法律直接赋予第三人对保险人的请求权。尽管有学者认为《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并未明确第三者直接请求权，但大部分学者认为该法条就是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规定。笔者赞同大部分学者的观点：该条虽然在字面上并未直接使用第三人直接请求权表述，但其内容已经表达了直接请求权的本旨，法律解释将其视为第三者直接请求权的法律依据是完全合理的。而对于商业三者险，鉴于其设立的目的在于分散和转移被保险人的法律赔偿责任风险，加之目前并没有法律依据赋与第三人直接请求权，而迳行认为商业三者险法律关系中的第三人有直接请求权，一方面不符合《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另一方面，也违背了商业三者险合同订立的目的。
二、《解释》出台前各地交通事故案件的责任承担与诉讼程序
《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是交通事故案件赔偿程序与责任承担的主要法律依据。2011年2月，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决定》中，在第二级案由“三十、侵权责任纠纷” 项下增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由此将原于2008年2月公布的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二个案由合一，由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案由得以统一。
在《解释》出台前，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审理中所涉保险合同关系，一般以省级高级人民法院的内部意见为依据，各地做法不同，大体上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严格按照《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在案件审理中仅处理交强险，判决不处理商业三者险，除非其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同意一并处理，并且达成调解协议，由法院出具调解书，这种类型以上海市为代表。第二种是无论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是否同意，只要原告提出请求，就将交强险和商业险一并处理，这种类型以安徽省为代表。第三种原则上按照《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仅处理交强险，但如果原告请求将商业三者险一并处理，并经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同意，法院可将商业三者险一并处理，这种类型以江苏省为代表。
在三种方式中，第一种严格贯彻了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但在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同意一并处理商业险的情况下，法院却不予审理，仅同意调解，这不利于受害人权利的迅速实现，将一个诉讼能够解决的受害人的损失填补问题分为两步，显然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负担。第二种方式完全从方便受害人获得赔偿的角度出发，无视交强险与商业险的法律基础、赔偿程序不同，违背了现行法律的规定，实属矫枉过正。第三种方式既遵守了现行法律的规定，又尊重了各方意见，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充分保障了受害人的利益，也保护了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诉讼权利。
长期以来，各地法院在处理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程序上的不统一，是一些地方法院以政策落实法律传统方式的延续。为解决地方人民法院不断出台法律适用相关规范性文件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曾于2001年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认真清理规范性文件，严禁制定司法解释性文件，并将有关规范性文件送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备案。地方人民法院自行制定涉及适用法律的规范性文件，尽管对于统一当地司法标准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势必由于各地情况不一，对法律的理解和认识不同，会造成各地对同一法律条文做出各不相同甚至完全矛盾的解释。各地对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中保险合同关系的认识与处理程序的不同规定，正是这种情况的典型表现，不同处理方式的长期存在，也正是最高人民法院制定《解释》的原因之一。不同处理方式在对待相同的案件上，可能造成不同的处理结果。如笔者在安徽某县法院办理的一起无证驾驶的交通事故案件，一审判决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险限额内赔偿原告损失。若是在上海或江苏，法院只处理交强险，则商业险部分如未获保险公司理赔，需要被保险人另行提起保险合同纠纷诉讼。这种“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损害了法律规范的指引与预测作用，这种现在的大量存在必将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与统一。
三、《解释》关于赔偿责任与诉讼程序的规定违反法律与商业保险合同精神
《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五条关于赔偿责任承担与诉讼程序的规定，与《解释》出台前的上述第二种方式相似。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就《解释》答记者问中，就商业三者险的处理程序解答称：对于这个问题，《解释》起草过程中给予了重点关注，并反复研究讨论后，最终规定，同时投保商业三者险的，如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应当将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该规定主要基于以下理由：一是一次性解决纠纷、减少当事人诉累的需要。二是商业险保险合同是以交强险赔偿范围之外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三是根据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商业三者险中的第三者在被保险人怠于请求保险金时有直接请求权。这里的“怠于”，在受害人已经起诉请求赔偿而被保险人尚未请求商业三者险保险公司赔偿的情况下，被保险人即处于懈怠状态。因此，将商业三者险合并审理符合保险法的规定。四是合并审理有利于避免就相同争点重复审理，提高诉讼效率。
对于上述第一、二点理由，笔者并无异议，但对第三、四点理由，笔者持不同意见。针对第三点理由，关于“怠于”的问题，《保险法》第六十五条有明确规定，而第四点所谓的“相同争点”则应当区分案件的案由与争议内容。
一方面，根据《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是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的依据。此处的“法律”显然是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合同约定需要保险人与被保险人达成一致。如果依司法解释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则突破或扩大了此处“法律”的界限。
另一方面，根据该条第二款，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前提，应当是在“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情况下，上述答记者问中所称的“怠于”，系对第二款断章取义的曲解：根据该款第一句，在赔偿责任确定的情况下才存在“怠于”的问题，受害人起诉，正是由于赔偿责任未经确定，既然未经确定，又何来“怠于”？如此颠倒的逻辑关系，使《解释》的这一规定与保险法的原意不符。
事实上，《保险法》第六十五条充分保障了第三者获得赔偿的权利：该条第一款为交强险直接向第三者赔偿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将商业三者险直接向第三者赔偿提供了依据。根据第二款，如果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已经确定，且被保险人怠于请求保险金，此时第三者就享有了直接请求权，这个顺序与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赔偿程序是相互呼应的，体现了立法机关对交强险与商业三者险区别对待的态度，而二者分别作为强制保险与任意保险的特征，也得到了立法机关的尊重，这应该正是《交通安全法》在法律层面上未规定商业三者险处理程序的内在原因。该条第三款的规定，更是为了确保第三者获得赔偿的权利，实践中，被保险人应在向第三者赔偿后凭据向保险人理赔，或申请直接将理赔款支付第三者。
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将商业三者险一并处理的情况下，除了审查侵权责任的法律关系之外，还需要审查保险合同关系，而这两种法律关系涉及两种不同的案由。在解释出台之前，针对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一般是由人民法院的经济或商事审判庭审理，而在一并处理的情况下，既要审理侵权关系，又要审理合同关系，对审判人员的要求更高。实践中，在此前仅处理交强险的一些地区法院，由于审判人员并不希望加重自己的工作量，通常会口头告知原告：如果按原程序仅处理交强险，法院可以尽快判决，如果原告坚持要求交强险和商业险一并处理，则需要的时间更长。部分原告考虑到诉讼效率而要求只处理交强险，由此，基层法院的具体办案人员变通了《解释》的规定，也从实践层面印证了《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的不足。
四、规范机动车交通案件诉讼程序的路径
制定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法律赋予的一项重要职能。2007年3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经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的《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于4月1日正式实施。《规定》第三条规定：“司法解释应当根据法律和有关立法精神，结合审判工作实际需要制定。”这要求司法解释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本意，符合立法的目的和精神，不得与法律条文规定相冲突，并应当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需要进行，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
交通事故案件涉及到人民群众的基本人身财产权益，如何迅速妥当审理此类案件、及时化解矛盾、保护道路交通事故的各方参与人尤其是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是人民法院践行为民司法的必然要求，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制定《解释》的价值基础和现实依据，对此应予肯定。但是，在依法保障各方当事人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目标下，如何为当事人提供具有实效性的一次性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减少当事人的诉累，需要创新诉讼机制。而诉讼机制的创新，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尊重诉讼参与各方的实体与程序权利，而不应在创新的名义之下突破法律的规定和理念。
《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五条虽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但瑕不掩瑜，如果通过适当的案例指导或进一步的解释，是可以将此问题妥善解决的：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况应当是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对商业险合同的效力和赔偿责任、赔偿范围无异议，若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不能就此达成一致，案件中存在保险合同纠纷，就应将合同纠纷从侵权案件中剥离，只审理侵权纠纷，如此，亦可同时实现对第十六条的修正。毕竟，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解决的是对被害人的赔偿问题，其程序应当按照《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进行，《解释》可以适当创新诉讼机制，但不应违背现行法律规定和私法自治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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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诉讼案例篇8
法律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我从一个交通事故案例看《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八条
2016年1月28日至3月8日,在密云县人民法院我参加了社会实践活动,在这期间我参与了一个交通事故现场清理引起的诉讼案件,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对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执法与处理谈一谈自己的见解:
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
第八条规定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应当立即派员赶赴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勘查现场,采取措施尽快恢复交通.这一规定赋予了交通管理机关处理交通事故现场的职权,也明确了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清理事故现场的原则是抢救伤者和财产,尽快恢复交通.
下面就交通执法工作中这一原则的适用和把握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一,案情主要内容如下
2016年1月的一天,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广源贸易货栈(以下简称广源货栈)雇佣司机尹某驾驶载有文具,小百货,小电器等货物的东风牌大货车由南向北行驶至我市101国道密云段西大桥上时,由于该车右后轮螺丝断裂发生侧翻,占用了两条机动车道(该路有三条机动车道)和紧急停车带.密云交通大队接报案后派事故科民警赶赴事故地点,清理现场,疏导交通.为保证道路畅通,需要迅速清理货物.现场民警紧急调来吊车和拖板车,试将事故车辆连同货物整体吊装到拖板车上,但试了几次均不成功,加之货车翻在桥上,从桥上整体吊装,货物一旦散落到桥下非常危险.只能先卸下货物,车,货分别吊装清运.尹某及随车装卸工将捆绑货物的绳子锯断卸下货物.由于现场系101国道主路,车流量大,并且以大型货车居多,故民警拒绝了尹某提出的人工清运方式.先后调集,拦截了1辆铲车,5辆自卸车,耗时4个多小时,清运7车次,至清晨8时30分将现场清理完毕,恢复交通.事故车及所载货物运至密云县事故停车场,由尹某及随车人员保管.在清运过程中,该车部分货物发生损坏,后由于尹某等人保管不善和天气下雨,存放在停车场的货物也有部分丢失,受损.3天以后,广源货栈在密云县公证处见证下,与6名货主共同对存放在停车场的货物进行清点,后将所有货物拉回赤峰市.2016年2月,广源货栈向密云交通大队申请国家赔偿.密云交通大队于同年3月作出事故科行为不违法确认书.2016年3月,广源货栈向密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事故科的清理行为违法,赔偿损失38万余元.
二,争议焦点:事故科民警在依法履行清理事故现场职责中有无滥用职权行为,是否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原告提出,被告清理现场时,调来铲车和翻斗车象铲砂石一样将货物铲装到翻斗车上,翻卸到密云事故停车场,致使货物绝大部分损坏,部分丢失,给原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8万余元,被告的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八条,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属违法行为,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被告的行为违法.交通大队事故科答辩认为,原告单位的车辆在西大桥上发生故障,造成101国道西大桥由东向西一带主路和辅路严重堵塞;交通民警及时赶到现场,为保证勤务和交通畅通,采取措施清理了现场,履行了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不构成违法行为,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三,诉讼经过
密云县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后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不仅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的明文规定,亦应符合法律原则.《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八条规定: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应当立即派员赶赴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勘查现场,收集证据,采取措施尽快恢复交通.这一规定赋予了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处理事故现场的职权,也明确了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清理事故现场的原则是抢救伤者和财产,尽快恢复交通.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正当履行上述职权.交通民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专业警察,在处理现场时,应当考虑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事故车辆的型号,损坏程度,货物的种类,数量等相关因素,采取适当措施以抢救伤者和财产,尽快恢复交通,在这一过程中应当避免因行使职权造成财产损失.由于被告没有考虑应当考虑的因素,只是采取了严重不当的清理方式清理事故现场,使相对人的合法财产受到了严重损坏,违反了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在清理交通事故现场过程中应当遵循的法律原则,已构成滥用职权的违法行为.被告因为违法清理事故现场,致使货物严重受损,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2016年5月作出(2016)密行初字第66号行政判决,确认交通大队事故科2016年2月在101国道密云西大桥段清理事故现场的行为方式违法;同年5月作出(I2016)密行初字第67号行政赔偿判决,判决交通大队事故科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6万余元,诉讼费6497元亦由交通大队事故科承担.
交通大队事故科和原告分别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4月分别作出(2016)一中行终字第177,180号终审判决,维持原判.交通大队事故科不服,于2016年5月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2016年6月再次申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6月裁定再审.同年6月作出再审判决,撤销原一,二审判决,确认交通大队事故科清理事故现场行为合法.当日,被告对原告遭受的财产损失给予行政补偿人民币19万元.
四,调查分析
分析此案,我认为:
(一)交通大队事
故科交通民警清理现场的行为的合法性
该东风大货车在101国道主路发生的交通事故,经查是由于该车右后轮两条螺丝陈旧性断裂致使车辆失控导致侧翻,车上货物随车厢一同翻倒并损坏,事故原因完全是大货车司机行车前对车况疏于检查,没有及时发现车辆存在隐患造成的.事故发生后,尹某等人无能力自行搬运货物,只能由交通民警组织清运.当时正值深夜,现场无法组织人工清运,交通堵塞也不允许事故车辆在此地长时间停留.现场民警紧急调来吊车和拖板车,试将事故车辆连同货物整体吊装到拖板车上,为的是保证车载货物少受损失.但试了几次均不成功,加之货车翻在桥上,从桥上整体吊装,货物一旦散落到桥下对辅路的车辆,行人会带来极大危险.只能先卸下货物,车,货分别吊装清运.尹某及随车装卸工将捆绑货物的绳子锯断卸下货物,车上装载的800余只箱子随即散落在道路上.当时现场的紧急情况不允许,也没有条件组织人工搬运.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八条规定,赶赴现场的交通民警在查明事故没有人员伤亡的情况下,抢救财产和采取措施尽快恢复交通的法定职责对他们来说就同等重要.尤其在此案中,现场是101国道,这条路是首都东北部连接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等地的唯一通道.经我局指挥调度中心测算,当时机动车日平均流量十一万辆,平均每小时的车流量四,五千辆,每天七至八时的高峰时段,每小时的车流量二,三千辆.当日又赶周末,如果该事故车辆造成长时间的交通堵塞,会给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带来更大的损失.在当时情况下,采取措施尽快恢复交通比抢救财产更为重要.交通大队事故科在时间紧急,车,货整体吊装又失败的不得已情况下,紧急征用车辆,用了四个多小时,运了七车次,才恢复交通,兼顾了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因此,这种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是合法的.
(二)交通大队事故科交通民警在特定情形下所采取的清理现场的行为方式也并无不当
交通民警清理事故现场的行为是行政事实行为,是依行政职权作出的,对当事人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因此这种行为的具体方式在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均没有规定.实施这种行为的行政机关应当根据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危急情况,受事故直接影响的道路状况和车辆通行情况及所具备的人力物力条件,来决定所应采取的必要方式.由于整个清理过程是在动态变化之中,其间也常常会发生事先不能预料的情况,从而使这种方式也会随之变化,以适应客观需要.对这种行为方式的客观评价,不能仅仅以结果定论,而更应当实事求是地评价其选用的方式,所要追求的目的与其依法应当履行的职责是否相一致.在此案中,负责清理事故现场的交通民警在车货整体吊装不能的情况下,紧急征用,调用铲车和自卸车,用了四个多小时,运了七车次,才完成了清理工作.其采用的方式在当时的特定时间,地点和情况下是唯一的,而不是事后人们坐在房间里可以设想若干个最佳方案可以实现的.
经验和教训是事后总结的,指挥和决策是现场最需要的.现实的交通执法活动中,交通民警在现场处理交通事故,经常是为了抢救伤者,不得已而采取二次损坏事故车辆的方式来实现;也常常为了清理因违章超高被卡在桥下阻断交通的大货车,经常采取切割车辆的方式以实现恢复交通的目的.如果都以行为的结果来评价行为方式的正确与否,那么将会出现交通民警履行了清理现场的法定职责后,其所属的交通管理机关确因其所采取的行为方式给当事人造成损失而要承担国家赔偿责任.二审法院的判决结果从当事人角度看是维护了其合法权益,但对行政机关依法正确行使行政管理权造成一定的误导,也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本意.因此,法院司法审判对行政机关执法的行为方式应当有统一,客观的评判标准,这种标准应当是法治层面的,即衡量它是否做到了在法定职权范围内行事,正当地履行了法定职责,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免受损害.
(三)对清理现场过程中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重大财物损失,根据公平,合理原则,国家可以给予适当行政补偿
《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中无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就不应当承担国家赔偿义务.行政侵权通常起源于行政机关或公务员的违法或不当行为,行政机关适用法律行为不产生行政侵权.在此种情况下,国家给予受损失的公民或法人的补偿属于行政职责或义务范畴,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行政机关在职权范围内出于正当目的和理由的行为属于合法行为,不应当确认为滥用职权.滥用职权只限于那些出于不正当目的和理由的行为.
交通民警处置交通事故现场,为了抢救伤者有时会造成事故车辆的二次损坏;有时为了道路畅通,不得不采取解体事故车辆的等方法,这当中都不可避免会给当事人的财产带来损失.对这种损失,交通管理机关不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据了解,我国即将出台的行政强制措施法,将这种由于当事人的过错造成公共利益受损,行政机关依法进行清理的,有过错的当事人还要承担清理费用.如果当事人无过错,行政机关对其遭受的损失,可以给予适当行政补偿.此案中,原告由于自身过错致使车辆发生故障造成侧翻,使其车载财物遭受损失,清理的过程中再次造成损坏,如前所述是不可避免的;清理后的货物存放在停车场,由于原告方的保管不善和下雨,又使货物发生部分丢失和雨淋,因此,原告所遭受的损失是多因一果.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交通管理机关可以承担适当行政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