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处理的法律法规范文

交通事故处理的法律法规篇1

一．法律责任的理论（一）法律责任的概念 法律责任是由于侵犯法定权利或违反法定义务而引起的、由专门国家机关认定并归结于法关系的有责主体的、带有直接强制性的义务，亦即由于违反第一性法定义务而招致的第二性义务 。其中行政责任是指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由于违反行政法律规范或不履行行政法律义务而引起的由专门国家机关认定并归结于行政法律关系的有责主体的、带有直接强制性的否定性后果。 （二）法律责任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保证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以确认、保护和发展统治阶级所期望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为目的的行为规则和原则体系。法律秩序是统治阶级的国家通过立法、执法、守法、司法、法制监督等环节所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其中包括阶级统治秩序、社会生活秩序、生产和交换秩序、国家权力运行秩序等。任何违法行为，不管是直接针对自然人和法人，还是针对社会或其正式代表——国家的，都是对统治阶级根本利益和国家确认、保护和发展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侵犯，是不能容许的。因此，法律责任的实质是统治阶级国家对违反法定义务、超越法定权利界限或滥用权利的违法行为所作的法律上的否定性评价和谴责，是国家强制违法者做出一定行为或禁止其做出一定行为，从而补救受到侵害的合法权益，恢复被破坏的法律关系(社会关系)和法律秩序(社会秩序)的手段 。（三）法律责任的目的为什么违法侵权或违约，或仅仅由于法律规定，就要使当事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这是法律责任的目的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一方面每个人都追求各自的特殊利益，另一方面，大家都有共同的社会利益、国家利益或集体利益。法律要求人们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尊重他人利益，并共同维护和促进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为此，法律对应当维护的利益加以认定和规定，并以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权力作为保障这些利益的手段。法律责任的目的就在于：通过使当事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保障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权力得以生效，实现法的价值。 二．交通事故法律责任及种类由于交通事故在日常生活中属于相对普遍的现象，法律必然对其进行调整，相应地法律为交通事故设定了法律责任。交通事故当事人的法律责任，是指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因发生“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其所应承担的带有强制性否定性的后果。就交通事故当事人的法律责任而言，他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是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而且某些情况下会产生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竞合。在这里，要注意法律责任与当事人的责任的区别。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责任，既不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的交通事故责任（交通事故责任是对交通事故当事人的交通行为与造成交通事故的关系及其应承担义务的表述），也不是交通事故的法律责任。它表达的是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构成交通违法、是否有过错，以及当事人行为对交通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是否产生作用及作用力的大小。在交通事故法律责任中有以下几个概念我们应该首先明确。（一）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政责任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政责任是指道路交通当事人违法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造成交通事故，但依法尚不触犯刑律，而依据道路交通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的否定性后果，即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给予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政处罚。行政责任是交通事故当事人法律责任的一部分，此外还有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统称交通事故当事人的三大责任。（二）交通事故的民事责任 交通事故的民事责任也就是交通事故中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它属于民事责任中的侵权责任，即是指当事人的违反交通事故法律法规的行为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财产权依法承担的民事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主要指对人员伤亡所造成经济损失的补偿和车辆损害牲畜伤亡等直接经济损失民事责任的承担。道路交通民事责任（损害赔偿责任）与交通事故行政处罚的区别在于：（1）两者承担责任的性质不同交通事故行政处罚是对当事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处罚，是以国家名义实施的对其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行为的制裁。如果处以罚款处罚，其罚没款应全部上缴国库。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是当事人之间互相承担的一种民事责任。其赔偿的财物用以弥补另一方当事人在 交通事故中受到的损害。（2）两者的目的不同交通事故的行政处罚是对当事人的一种法律制裁，目的在于惩罚教育违法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法律、法规的当事人，并对后人产生一种警诫的作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目的是补偿受害人的人身财产损失，并尽量使其财产恢复到受到侵害前的状态。（3）两者在法律适用上不相同交通事故行政处罚的主要依据是道路交通管理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属于行政法范畴。而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是一种民事责任，则主要适用我国民法关于损害赔偿的相关规定。 （三）交通事故的刑事责任 交通事故的刑事责任是指交通事故的当事人由于其交通肇事行为违反了《刑法》有关条款的规定，依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这里《刑法》的有关条款是指第133条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根据《刑法》第133条规定，交通肇事罪，是指违法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三、交通事故行政责任及承担行政责任的理论依据由于本文论述的重点在于行政责任，其余两者法律责任暂不涉及。同时，如前所述，交通事故行政责任主要是行政处罚，以下是对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的介绍。（一）公安交通安全管理行政处罚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是指公安机关对道路使用者在使用道路中违法有关道路交通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行为所给予的一种行政惩罚措施。它是公安机关在进行交通管理工作中的一项执法活动，属于公安行政处罚的一种，人民法院拥有对其的最终司法审查权。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对道路交通参与人只有交通违章行为尚未导致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行为的处罚，通常称为交通违章处罚；另一类是道路交通参与人由于交通违章行为导致了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但按照我国《刑法》尚未构成交通肇事罪时而应受的处罚，通常称为道路交通事故处罚（但也应注意对于已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情况，存在着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竞合，即行为人在受到对其交通肇事行为的刑事处罚的同时还将受到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二）法律责任的功能法律责任的目的要通过法律责任的功能来实现。法律责任的功能是：惩罚、预防。这两个功能同时也是对某人或某一组织施加法律责任的理由。 1．法律责任的惩罚功能 法律责任的惩罚功能，就是惩罚违法者和违约人，维护社会安全与秩序。在社会生活中，侵害、纠纷、争议和冲突在所难免。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以复仇或报复为形式的惩罚是主要的解决侵害、冲突和纠纷的方式；这种具有野蛮性、自发性的惩罚方式也是一种最古老的保护利益和维护权利的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以公共权力为后盾，由公民个人或国家机关根据法律程序要求行为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以此惩罚违法侵权者和违约人，从而以文明的方式平息纠纷和冲突，维护社会安全和秩序1。法律责任的惩罚功能可以说是法律责任的首要功能。 惩罚功能对于法律责任的首要意义还可以从法律的价值中看出。公正是法律的固有价值，也是认识法律责任惩罚功能的一个重要维度。中国当代哲学家赵汀阳认为：“公正从其积极的方面来说是一种互相尊重的合理分配方式，从其消极的方面来说又是一种报应式的惩罚方式。……惩罚性公正在实际上和分配性公正同样是必要的。”2他进一步指出了惩罚的实质：“惩罚是公正自身的保护机制。如果缺乏这种自身保护机制，公正将是不堪一击甚至不攻自破的。公正的对等性和互换性在惩罚性方面同样有效。……偿还与代价性质不同，后者意味者真正的惩罚性公正，即某种缺德行为只能换取某种相应的痛苦。”3赵汀阳在这里谈的是伦理学。但是，道德是法律的基础，伦理学是法理学的基础。伦理学中有关公正与惩罚的理论对法理学分析法律责任的惩罚功能是同样适用的。 2．法律责任的预防功能 法律责任的预防功能，就是通过使违法者、违约人承担法律责任，教育违法者、违约人和其他社会成员，预防违法犯罪或违约行为。法律责任通过设定违法犯罪和违约行为必须承担的不利的法律后果，表明社会和国家对这些行为的否定态度。这不仅对违法犯罪或违约者具有教育、震慑作用，而且也可以教育其他社会成员依法办事，不作有损社会、国家、集体和他人合法利益的行为。英国哲学家哈耶克从自由与责任密不可分的关系出发，指出责任的预防功能：“在一般意义上讲，有关某人将被视为具有责任能力的知识，将对他的行动产生影响， 并使其趋向于一可欲的方向。就此一意义而言，课以责任并不是对一事实的断定。它毋宁具有了某种惯例的性质，亦即那种旨在使人们遵循某些规则的惯例之性质”。他同时指出，发挥责任的预防功能同时也是追究责任的理由：“课以责任的正当理由，因此是以这样的假设为基础的，即这种做法会对人们在将来采取的行动产生影响；它旨在告之人们在未来的类似情形中采取行动时所应当考虑的各种因素”4。社会正是通过设定法律责任，发挥法律责任的功能，以达到对各种秩序控制的目的。 四、交通事故当事人承担行政责任的现实依据 以上是交通事故当事人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的理论基础，那么，其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的现实理由何在呢？（一）交通事故及其危害自从1886年汽车诞生至今，汽车给人们带来的利益与其带来的问题同样多。美国著名学者乔治•威伦研究了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交通、消防与犯罪的问题后通过其著作《交通法院》告知世人：“人们应该承认，交通事故已经成为今天国家最大的问题之一。它比消防问题更加严重，这是因为每年交通死亡的人数日渐增多，遭受的财产损失更大；它比犯罪问题更加严重。这是因为交通事故跟整个人类有关，不管是强者还是弱者、富人还是穷人、聪明人还是愚蠢人，每一个男人、女人、孩子，只要他们在街道或公路上，每一分钟都可能遭遇交通事故。” 据有关方面统计，全世界每年死于交通道路事故的人数约60万之众，这相当于每年有一个中等城市被摧毁；因车祸受伤的人多达1200万；在许多国家，交通事故引起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比火灾、水灾、意外伤害等灾难造成的人员伤亡总和及经济损失还大得多。因此人称交通事故为“柏油路上的战争”，“文明世界的第一大公害”。（二）交通事故中当事人违法行为分析在与交通安全有关的人、车、路三大因素中，人是最主要的、最核心的因素。因为车和路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在使用中也是人在驾驶车辆、人在道路中行走（无论驾车与否）。据有关资料统计分析，一般的交通事故原因中，由于车和路本身的原因造成的交通事故的，占不到5%，而95%以上的原因是由于人的不安全行为造成的。其实，即使在有关资料统计的5%的由于车和路本身的原因造成的交通事故原因中，“车和路的原因”仅仅是被动因素，因为人是车和路的创造者、使用者。人作为道路交通参与者中的最积极因素，其不安全行为有很多种,如酒后驾车、超速行驶、超载行驶、违章停车、抢道行驶等。1．酒后驾车与交通事故饮酒的习惯是人类生产生活达到一定水平后才形成的。由于酒精对人的神经有麻醉作用，直接影响人的精神和心理状态，表现为，人酒后情绪不稳、对事物的注意力下降、信息处理能力缓慢、预测空间状态的的正确度降低、逞强好胜、“借酒发疯”等违反常态的行为会对机动车驾驶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饮酒或醉酒后驾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常常造成死亡众多的特大交通事故，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具有极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几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法规都禁止酒后驾车。2．超速行驶与交通事故超速行驶是指机动车在不同的道路中的行驶速度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最高时速。一般情况下驾驶人员是能遵守上述法律规定的。但在道路宽直、视线良好、行人及非机动车干扰少的情况下机动车驾驶员最容易超速行驶；有数据统计，超速行驶造成的交通事故70%是在路况较好的郊区公路上。另外，驾驶能力强、资历较深的机动车驾驶员也容易出现超速行驶的问题。由于机动车的速度快慢给人的感受完全不同，一些新手为了寻求刺激，也容易超速行驶。3．违章停车、抢道行驶与交通事故违章停车、抢道行驶，违反法律法规关于通行和停车的规则。因为这样的行为具有突然性，没有遵循为大家广泛接受的交通行为模式，所以是对既有的交通秩序的破坏。由于交通秩序的脆弱性、高速性，秩序的破坏往往会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 4．超载行驶与交通事故超载就是超出车辆的额定载荷行驶，包括货运超载与客运超载。超载行驶使车辆处 于不安全状态，使车辆不能按常态行驶：一是驾驶员不能按照以往的经验应付行驶中出现的状况，因为此时车辆的状态可以说有了“质”的改变，不再是驾驶员以往所“认识”的车辆了：二是车辆的各部件很可能在超载情况下产生失效，例如刹不住车，转弯时侧偏翻车等。因此超载情况也是导致交通事故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交通事故当事人承担行政责任的现实依据分析依上节分析，可以说交通事故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而这些不安全行为是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为了不在无休无止的内耗中破裂瓦解，社会必然会通过采取各种措施来控制并预防这些不安全行为的发生，以达到避免交通事故发生的效果。很自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法律的形式把交通安全管理权赋予交通安全管理机关，并对不安全行为设定公法上的法律责任，同时把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力也赋予交通安全管理机关。而对专门进行交通安全管理的管理机构来说，对交通事故进行仲裁，通过发挥行政法律责任的惩罚、预防作用，对交通事故当事人实施制裁处罚，并教育其他人，使其他人自觉避免不安全行为发生，最终达到最大程度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同时保护同处于交通秩序中的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交通的权利，并为交通参与者提供安全、便捷、舒适交通环境。在现行安全法框架中，对于各不安全行为的行政责任设定如下：对于酒后驾车，根据情节不同，可以罚款或暂扣机动车驾驶证，醉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二千元罚款。对于超载行驶，根据情节不同，可以罚款或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机动车至违法状态消除。对于违章停车、抢道行驶、超速行驶，根据情节不同，可以口头警告，罚款，或拖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地点停放。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对六个月内发生二次以上特大交通事故负有主要责任或者全部责任的专业运输单位，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消除安全隐患，未消除安全隐患的机动车，禁止上道路行驶。五．结束语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共同生活或为实现一定共同目标、共同进行一定活动而形成的组织体，即人类共同体。而交通秩序作为人类共同体内部秩序的一种，在现今社会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人类社会发展十分依赖交通。而交通秩序很容易被人的不安全行为所破坏，轻微的可能造成交通堵塞，严重的很可能造成车毁人亡。法律责任是国家强制违法者做出一定行为或禁止其做出一定行为，从而补救受到侵害的合法权益，恢复被破坏的法律关系(社会关系)和法律秩序(社会秩序)的手段。对人类社会中专门管理交通秩序的管理机构来说，有效的方式就是用行政法律责任来控制人们的不安全行为。当交通事故发生后，违章当事人在承担对受害人民事赔偿责任的同时还必须承担由交通管理机构归结的的行政法律责任。社会正是通过发挥行政法律责任的惩罚预防功能来规范人们的交通行为，并最终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在依法治国的原则指导下，我们有必要更加深入研究交通管理中的行政法律责任的有关理论，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行政法律责任的功能。参 考 文 献1．《法哲学范畴研究》 张文显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10月 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解说与运用》 刘建军主编 人民交通出版社 2009年3月3．《道路交通管理法规通论》 李蕊主编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4．《交通事故防治工程》 公安部政治部主编 警官教育出版社 2000年5月5．《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美］博登海默著 邓正来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6．《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009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交通事故处理的法律法规篇2

一、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是否可诉，关键取决于对该行为性质的认识，即究竟属于技术性分析结论（技术鉴定），还是属于一般意义上的行政执法行为或者说是具体行政行为？因为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只有具体行政行为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笔者认为，交通事故认定兼具具体行政行为与技术鉴定的双重属性。

（一）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它符合具体行政行为所应有的一些基本特征。

确定行为性质是否是具体行政行为，首先应当判断行为主体的属性是否为行政机关，其次是行为的权力要素是否与行政管理职能相联系。据此标准看，毋庸置疑，公安机关是国家行政机关之一。那么，公安机关行使的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权是否与行政管理职能相联系。新道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该规定表明，公安机关是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的主管机关。处理交通事故，作出认定书，是公安交通管理机关的职责。该法并未授权专业技术部门进行道路交通事故的认定。根据法律的授权，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就取得了依法处理交通事故的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因此，道路交通事故的处理关系，应当是公安机关与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之间的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从这一法律关系的特点来看，公安机关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上处于主导地位，而事故当事人则处于被动的从属地位。公安机关如未履行处理交通事故的职责，事故当事人则有权要求公安机关履行职责。这些特点完全符合了一般具体行政行为的构成特征。由此可以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某一特定的公安机关，在某一特定时间，针对特定的交通事故，适用法律作出相应处理的行政管理行为。该认定只对该交通事故的有关当事人有效，它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

（二）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一种技术鉴定，它与一般行政行为有着区别。

1、从交通事故认定的性质和含义上看。新道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明确了交通事故认定的性质和含义。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通过交通事故现场勘察、技术分析和有关检验、鉴定结论，分析查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责任所出具的法律文书。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事故认定是基于交通事故这一特殊的民事侵权行为的发生，先发生了交通事故，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才以一个专业部门的角度作出事故认定，目的在于解决当事人之间因交通事故这一民事侵权行为而产生的损害赔偿纠纷，为人民法院处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确定当事人的民事责任提供依据，是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

2、交通事故认定不直接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的法律效果，而只是交通违章行政处罚的先决条件。对法院而言，交通事故认定书主要起一个事实认定、事故成因分析作用，是一个专业技术性的分析结果，这个认定书具有证据的效力，而不是进行赔偿的当然依据。当事人在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或者调解中，双方当事人都可以将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自已主张的证据，也可以就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提出质疑。如果交通事故认定书存在错误，法院可以不采信这一证据，进而作出与交通事故认定不一致的民事判决。

3、交通事故认定书不具有拘束力和公定力。行政行为的拘束力是指行政行为具有法律规定的或者行政机关决定的法律效果，行政机关和相对人有义务服从，并且必须积极履行。公定力是指行政行为一经成立，不论合法与否，即具有被推定为合法而要求所有行政机关、组织或个人予以尊重的一种法律效力。由于交通事故认定并不产生实际的法律效果，对相对人来说也就没有可以实现的内容和必须服从乃至履行的义务；在当事人其后有可能提起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 民事诉讼中，交通事故认定并不具有法律效力，而只是证据的一种形式，在因构成交通肇事罪而提起的刑事审判时亦事如此。

4、交通事故认定书不具有执行力。交通事故认定书不具有可以实现的内容和必须履行的义务，当然也就根本不存在相对人履行或者不履行该义务，行政机关或者其他国家机关强制其履行该义务的问题。

二、行政行为可诉性的思考

所谓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是指在现实情况下，行政相对人对某一行政行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可能性，包括法律上的可诉性和事实上的可诉性。法律上的可诉性是指按照法律规定是否属于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法律对此有无明确排除或者禁止的情形。如果某一行政行为为法律明确排除或者禁止，该行政行为则不具有法律上的可诉性；事实上的可诉性是指所诉的行政行为是否已经对当事人产生实际的或者最终的法律效果，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可诉性的行政行为是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发生实际影响的行为。行政机关的活动作为一种权力的行使都有或多或少地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发生一定的影响。当这种影响没有发生或者影响还没有达到对权利义务发生实际影响的程度，那么救济就没有必要”。法律上的可诉性和事实上的可诉性是确定某 一行政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双重标准。

我国行政诉讼法采取法律上的可诉性和事实上的可诉性相结合的办法，来确定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关于法律上的可诉性。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不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条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作了概括性规定，从而确定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界限。同时，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对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作了肯定性的列举，第十三条对不可诉的行政行为作了明确的排除。可以这样认为，除了明确排除的抽象行政行为、国家行为、内部行政行为和终局行政行为以外③，其他的具体行政行为都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关于事实上的可诉性，《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该解释第十二条还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政行为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由此可见，虽然表述有所不同，实质上都是以行政行为是否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作为确定行政行为是否可诉的标准。

目前，我国行政法学界和司法界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上存在的问题是，只重视法律上的可诉性，而忽视了事实上的可诉性。一般认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只限于具体行政行为，只要某一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它就必然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法院就应当作为行政诉讼案件受理。这种观点没有考虑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已经成熟，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是否产生实际影响。理论上的模糊不清必然导致实践中的混乱，当面对如交通事故认定等行政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时，就必然陷入争论之中。

三、交通事故认定的案例分析

从前面的论述中可得知，法律上的可诉性和事实上的可诉性是确定某一行政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双重标准。可以肯定的是，交通事故认定是公安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法明确排除或者禁止的几种情况，具有法律上的可诉性。

交通事故认定归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主要障碍来自于事实上的可诉性。究其原因，是由于交通事故认定的特点所致。根据新道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通过对现场的勘察、技术分析和有关检验、鉴定结论所出具的法律文书。这种责任认定实质上是对交通事故现场处理鉴定结论能否成立，事故的类别和等级作出的判断。交通事故认定虽然是公安机关依其职权单方作出的对事故当事人交通肇事这一特定对象和特定事项作出的一种定性定论，但不是依照新道法规定确定事故当事人的具体的权利义务，即不是对事故当事人的人身权、财产权进行直接处理，不属于直接调整当事人人身权、财产权法律关系的具体行政行为，因此，交通事故认定只能是一种技术鉴定，它与一般意义上的行政行为的主要区别是不直接确定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未产生实际的法律效果。新道法将原来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改为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人民法院处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确定当事人民事责任的重要证据，体现了新道法在交通事故处理机制和理念上的变化，也使交通事故的处理更加淡化了行政色彩，更多体现出民事侵权责任的特点。

因此，对交通事故认定这一行政行为是否可诉，要区别对待、具体分析，既不能将交通事故认定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之外，也不能对交通事故认定案件照单全收，法院一概作为行政诉讼案件受理。对交通事故认定案例展开实例分析至关重要。从目前的交通事故认定案例来看，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诉讼情况。

（一）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不作为的案件，法院应作为行政诉讼案件受理。交通事故认定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法定职责。新道法第七十三条赋予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认定事故责任的职责，与目前现行有效的道路交通管理方式是一致的。《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第四十五条规定：“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经过调查后，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第四十六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经过现场勘验、检查现场的交通事故应当自勘查现场之日起十日内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交通肇事逃逸的，在查获交通肇事逃逸人和车辆后十日内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对需要进行检验、鉴定或者重新检验、鉴定结果确定后五日内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如果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接到交通事故报案后，不依照新道法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第四十六条、四十七条规定而明确拒绝作出或者超过规定期限未能作出交通事故认定，则构成行政不作为，可能会造成对交通事故责任缺乏权威性的认定，影响当事人对交通事故产生的民事赔偿诉讼的处理，影响追究交通肇事犯罪者的刑事责任。因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履行交通事故认定具有事实上的可诉性，当事人可以以不作为为由，向法院，请求责令公安机关履行法定职责。

（二）根据《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公安机关应严格按照行政程序作出交通事故认定。其程序有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应当包括现场勘验、立案、调查取证、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和送达交通事故认定书等到阶段。现场勘验、立案、调查取证、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这几个程序性阶段，均可以通过现场图、现场勘查记录、立案登记表、相关证据表现出来。程序具有独立于实体之外的价值，程序违法也构成行政违法，是对相对人权利的侵犯，应承担行政法责任。如果公安机关在作出交通事故认定的过程中程序违法，则使相对人权利受到影响，相对人可以以此为由提起撤销之诉。

（三）相对人单独就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内容不服提讼，则不宜纳入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交通事故认定书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未产生实际影响，是一种不成熟的行政行为。不属于直接调整当事人人身权、财产权法律关系的具体行政行为。在一般情况下，总是先有交通事故认定，然后才有对事故责任方违章行为的行政处罚和追究刑事责任。在行政处罚未作出之前，相对人与认定之间不具有提讼所必须具备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当事人不能就交通事故认定内容单独提起行政诉讼。

如果法院对相对人单独就交通事故认定内容不服提讼的纳入行政审判，在实践中会出现以下矛盾：

1、人民法院对交通事故认定不服行政案件的审理亦要遵循合法性审查原则，即对公安机关作出交通事故认定的职权依据、执法程序、适用法律、事实证据进行审查，法院对公安机关作出交通事故认定的职权依据、执法程序、适用法律审查，通过对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完全可以掌握，但是对交通事故认定行为事实的审查，包括对交通事故现场图、现场勘验记录、当事人的陈述、证人证言、鉴定、和检验结论等事故事实的审查，以及对道路交通规则的理解和涉及人 身伤害的鉴定、事故车辆损害鉴定的专业性技术判断，属法院判断能力所不及的。如法院对交通事故认定内容审理后作出撤销判决同时责令公安机关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事故认定，但往往时过境迁，交通事故现场无法恢复，公安机关重新取证已经不可能，此时，公安机关在一定期限内不重作违法，在没有取得新证据的情况下重作同样违法，势必会造成纠纷无法解决。

2、对交通事故认定内容不服作为行政案件受理，对当事人解决损害赔偿实际问题而言并无多大意义，且给当事人造成讼累。因为行政判决维持被诉的事故认定并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还应提起民事诉讼，才能最终解决损害赔偿实际问题。如果法院判决撤销并责令重作，当事人可能对重作的认定再一次提起行政诉讼，然后提起民事诉讼，采用这种诉讼模式，无疑给当事人增加了诉累，社会效果不好，难体现司法为民和司法效率。

注：

①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法发[1992]39号《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四条规定：“当事人仅就公安机关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伤残评定不服的，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者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当事人对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或者就损害赔偿问题提起民事诉讼的，以及人民法院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定公安机关所作出的责任认定、伤残评定确属不妥，则不予采信，以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作为定案依据。”

②参见“罗伦富不服道路交通事故责任案，”载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2年第5 期。

交通事故处理的法律法规篇3

内容提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交通事故责任规定为认定交通肇事罪的成立条件，混淆了行政法律责任与刑事责任之间的界限。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性质应当界定为行政裁决行为。依据交通事故责任判断交通肇事罪的成立，弱化、虚置了交通肇事罪实行行为和因果关系的判断，阻隔过失的判断，而交通事故推定责任更具有处罚没有实施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行为的人的可能性。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修改司法解释的规定，删除交通事故责任条件，理性回归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本质，维护刑法评价的独立性和完整性。

交通肇事罪是业务过失犯罪，而罪状又是空白罪状，因此如何理解和适用该罪的构成要件就成为重要的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1月10日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较为系统地规定了交通肇事罪的定罪与量刑标准。《解释》的内容之一是将交通事故责任规定为交通肇事罪的成立条件，这一规定值得追问。

一、问题的由来

依照刑法第133条的规定，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在交通运输活动中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一般认为，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方面分别由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发生重大交通事故、重大交通事故与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发生在交通运输的过程中等四个构成要件组成，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结构。

争议的根源来自《解释》。《解释》第2条规定了交通肇事罪基本犯的成立条件：“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一）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二）死亡三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三）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一）酒后、吸食后驾驶机动车辆的；（二）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三）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四）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五）严重超载驾驶的；（六）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可见，《解释》第2条共规定了交通肇事罪基本犯的2类9种定罪标准。该规定细化了交通肇事罪的定罪标准，增强了可操作性，对规范法院的定罪与量刑活动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与此同时，它引入了交通事故责任，将其规定为认定交通肇事罪成立的核心性条件。一般认为，《解释》对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方面作了修正[1]。“这实际上是修改了现行刑法第133条有关交通肇事罪的成立条件”。[2]《解释》虽然在字面上没有写明事故责任就是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所认定的交通事故责任，[3]但是事实确实如此。因为，一方面，依照2003年10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等交通运输法规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处理交通事故案件时一般都要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另一方面，从司法实践看，法院在审理交通肇事犯罪案件时就是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所认定的交通事故责任作为认定交通肇事罪的依据的。

然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毕竟只是行政法律判断，并不是刑法评价，将交通事故责任作为认定交通肇事罪的成立条件，实际上是以行政法律评价代替刑法评价，使刑事责任取决于行政责任，混淆了行政法律责任与刑事责任之间的界限。

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性质

交通事故责任能否成为认定交通肇事罪成立的条件，前提是正本清源，还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本来面目。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是对事故当事人的行为与事故发生之间有无责任以及责任程度作出决定，为处理交通事故案件提供条件。关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性质，理论上存有不同的观点。其一，行政确认行为说。它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属于行政确认行为。所谓行政确认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对于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及相关法律事实进行甄别，并予以确定、认可和证明的具体行政行为。其二，行政裁决行为说。它认为，其性质是一种行政裁决行为。[4]行政裁决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对与行政管理活动有关的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依法进行审查并进行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其三，鉴定行为说。《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受到《道路交通安全法》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定位为证据的影响，有人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一种特殊的鉴定行为。[5]其四，折中说。即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既是行政执法行为又是鉴定行为。有人指出，“公安交警部门对交通事故划分责任，性质上是一种行政执法行为，因此，责任认定书是公安交警部门作为道路交通管理的行政机关，对交通事故责任人之间或者责任人与受害人之间的行政违法行为所作出的行政责任认定书。同时，就交通事故当事人的刑事及民事责任而言，交通事故责任书又是一种特殊的鉴定结论”，“交通事故责任书事实上同时兼有行政责任认定书及特殊的鉴定结论的性质”。[6]

笔者认为，行政执法行为与鉴定行为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可能既是行政执法行为又是鉴定行为，因此，折中说是不可取的。同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不能界定为鉴定行为。理由之一，鉴定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对于诉讼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技术性问题，司法人员往往不具有判断的能力，因而需要委托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进行鉴定。交通事故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交通事故的分析需要综合运用物理学、化学等多种自然科学知识，查明交通事故的原因有时还需要委托检验和鉴定。为此，法律对检验和鉴定作了专门的规定。2008年8月17日公安部公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37条：“需要进行检验、鉴定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自事故现场调查结束之日起三日内委托具备资格的鉴定机构进行检验、鉴定。尸体检验应当在死亡之日起三日内委托。”因此，鉴定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法律性质不同。另一方面，鉴定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具体表现为鉴定是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的重要条件，公安干警通常是在检验、鉴定的基础上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理由之二，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的公安干警不符合鉴定主体的条件。鉴定作为运用专业知识对技术性问题进行分析和判断的科学活动，要求鉴定人必须具有专业知识，具有权威性。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作为执法人员，通常不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更不具有权威性，因此所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可能是鉴定。理由之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属性与鉴定不符合。鉴定是就技术性问题进行客观和科学的分析，是单纯的事实判断。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既要对交通事故的形成进行因果关系的分析，也要对当事人的过错进行判断。换言之，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在确认因果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法律判断，兼有事实判断与法律判断的双重属性。可见，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能归结为鉴定，鉴定行为说难以成立。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应当界定为行政裁决行为。行政确认行为与行政裁决行为虽然都是行政执法行为，但是两者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区别。其一，内容不同。行政确认行为是对于原本不明确的法律关系进行行政认可，使之获得法律上的肯定，而行政裁决行为是对于已经出现的民事争议进行裁决，为争议的解决提供条件。其二，相对人的数量不同。行政确认行为的相对人一般是一方，而行政裁决行为的相对人则是两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既是因为发生的交通事故而产生争议的双方作责任的评判，相对人也是两方，因此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符合行政裁决行为的特征，是一种行政裁决行为。

三、对交通事故责任作为认定交通肇事罪成立的条件的质疑

为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相衔接，2004年4月30日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1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46条也作了相同的规定。这些规定表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涵盖因果关系分析与主观过错分析两个方面。其中，“当事人的行为对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是对当事人的行为与所发生的交通事故之间因果关系的分析，以“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则是主观过错分析，两者分别从客观归责与主观归责两个方面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责任判断。由于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的主体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法律依据是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此，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法律属性是行政法律判断。

《解释》将交通事故责任规定为认定交通肇事罪的成立条件，至少带来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弱化、虚置交通肇事罪的实行行为和因果关系判断

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法律依据，依照犯罪构成认定犯罪是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途径。交通肇事罪的实行行为是交通肇事违法性的主要体现，在交通肇事罪认定中居于中心的地位，而因果关系是对所造成的交通事故进行客观归责的基础。交通肇事罪的认定不允许撇开实行行为与因果关系的判断。然而，《解释》却将交通事故责任规定为认定交通肇事罪的成立条件，事实上屏蔽了交通肇事罪的实行行为和因果关系的判断。因为，司法机关可以依据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所确定的被告人的责任及其程度，直接适用《解释》处理交通肇事案件。至于行为人在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是否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以及重大交通事故与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等，办案人员往往并不重视。如此一来，在认定交通肇事罪的过程中，作为犯罪客观方面中心要件的实行行为就被严重弱化甚至虚置，因果关系判断也不具有独立的意义。

其二，阻隔过失的判断

过失理论具有旧过失论、新过失论与新新过失论等三个不同的流派，其中新过失论占据通说的地位。新过失论认为，过失犯的本质是违反客观的注意义务，即懈怠了社会生活上必要的注意义务，即在客观上正常、一般人所应当遵守的回避危害结果的义务。“它设定一定的‘标准行为’，从标准行为脱离，认为是过失的实体。”[7]关于过失注意义务的内容，以结果的预见义务与回避义务说为通说。“把注意义务分为结果预见义务和结果回避义务，乃是今日学说的立场”。[8]在这种观点看来，过失的注意义务是指应当认识并且能够预见结果，以及采取适当措施防止结果发生的义务。“所谓过失即违反注意义务，是指明明具有结果的预见可能性，并且有可能采取行为以回避结果的发生，却未能预见结果，或者虽然预见了结果，却未能采取回避结果发生的行为，因而发生结果的场合”。[9]在新过失理论的影响之下，过失的判断，尤其是业务过失的判断，需要运用被允许的危险理论、危险的分配理论、信赖原则等共同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过失。交通肇事罪正是应当运用这些理论判断过失的犯罪类型。然而，由于《解释》将交通事故责任规定为交通肇事罪的成立条件，司法机关可以直接依据交通事故责任来判断交通肇事罪是否成立，被允许的危险理论、危险的分配理论和信赖原则等理论就缺乏运用的空间。

其三，交通事故推定责任有处罚没有实施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行为的人的可能性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2条：“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承担全部责任。”依此规定，只要当事人一方逃逸的，原则上就可以推定其对交通事故负全部责任。虽然法律规定了“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可以减轻责任”，在法律上推定责任有减轻的可能，但由于行为人往往难以收集到证明对方当事人有过错的证据，实际上不容易阻却推定为负全部责任。司法实践中，既出现了行为人没有实施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却因为害怕而逃逸，被推定为负全部责任而受到刑事追究的案例，[10]也出现了行为人无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却因为逃逸被推定为负主要责任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11]

其四，颠覆了正义与效率的位阶关系

不容置疑，将交通事故责任作为认定交通肇事罪的条件可以提高司法效率。然而，司法效率的提高不能以牺牲正义为代价。“自从有人类思维开始，民众的法律意识要求一切的法都为正义服务，起码不能违背正义”。正义是法律的最高价值，没有正义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关于什么是正义，不同的人虽然有不同的定义，但是正义的普遍意义正是法律存在的基础，至少正义明确了什么是非正义。“正义概念的作用在于认识明显的、严重的不公。换言之，正义的概念的作用在于界定非正义”。[12]司法效率关系到司法机关的工作量和社会资源的耗费量，不能说不重要，但是与司法效率相比，正义具有优位性，刑法正义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因为，作为公法、强制法和补充法的刑法，运用严厉的刑罚来抑止和预防犯罪，攸关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正义在刑法中的地位更为突出。刑法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守正义，不能以牺牲正义为代价来满足司法效率的提高。然而，《解释》却将交通事故责任规定为认定交通肇事罪成立的条件，实质是为了提高司法效率而牺牲刑法的正义价值，颠倒了正义与效率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我国刑法所规定的业务过失致死伤罪并不限于交通肇事罪，重大责任事故罪、重大飞行事故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等都是属于此种类型的犯罪。重大责任事故罪等无一例外都是依据犯罪构成来认定犯罪的成立。既然没有行政机关的事故责任认定，可以处理其他业务过失致死伤罪案件，就有理由相信，没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法院依据犯罪构成同样能够对交通肇事行为进行定罪量刑。一个明显的事例是，旧刑法时期，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所的《关于严格依法处理道路交通肇事案件的通知》(1987年8月21日）没有将交通事故责任规定为交通肇事罪的成立条件，但是并没有发生交通肇事案件无法审理或者效率低下的问题。因此，提高司法效率不是将交通责任事故规定为交通肇事罪的成立条件的充足理由。

最后，模糊了行政法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界分

行政法律责任是行政法主体（包括行政管理人与行政管理相对人）因为侵犯行政法权利或者不履行行政法义务而承担的强制性后果。行政法律责任的性质是社会责任，过错原则是行政法律责任的基本归责原则，无过错责任是补充性的归责原则。因此，行政法律责任兼容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随着侵权法理论的发展，现代行政法上的‘过错责任’出现了‘过错客观化’的趋势，从考察人的主观心理状态转向考察客观的行为状态。行为若不符合某种行为标准意味着对义务的违反，即可推定过错的存在。”[13]不同的是，刑事责任则是因为实施犯罪行为而对犯罪人施加非难的可能性，表明了国家对犯罪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和对犯罪人的谴责，刑罚目的是为了实现正义和预防犯罪。因此，刑事责任往往具有伦理属性，排斥结果责任。可见，行政法律责任与刑事责任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各自有不同的归责原则，不允许以行政法律责任取代刑事责任。

行为符合犯罪构成是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律根据，依据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来认定犯罪的成立是刑事责任的本质要求。但是，《解释》却将作为行政法律判断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规定为认定交通肇事罪成立的条件，混淆了行政法律责任与刑事责任之间的界限。

综上所述，以交通事故责任作为认定交通肇事罪成立的条件，不仅阻碍了交通肇事罪犯罪构成要件的运用，有可能处罚没有实施危害行为的人，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而且损害刑法的正义价值和刑法判断的独立性。

四、回归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本质，落实刑法评价的独立性和完整性

交通事故责任不能成为认定交通肇事罪成立的条件。为此，《解释》必须作出修改，回归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本质，维护刑法评价的独立性和完整性。

其一，恢复交通肇事罪的实行行为、因果关系和过失的判断

如前所述，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而罪状又是空白罪状，实行行为没有直接描述在罪状之中，因此，需要根据罪状所指明参照的法规和实行行为的特性来确定交通肇事罪的实行行为。交通肇事所违反的法规是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而我国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数量很大，涵盖了规制公路、水路、航空等多种运输方式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等。其中，《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是基本的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关于实行行为，在理论上有不同的观点。通说认为，实行行为应当理解为有引起犯罪结果的紧迫危险的行为。“每个实行行为必须包含法益侵害之危险的内容。虽然杀人的实行行为并不包含人的死亡这一结果，但是，它必须包含足以引起这种结果的危险性，而且只要有这种危险性就足够了。”[14]结合交通运输法规的规定和实行行为的特性，交通肇事罪的实行行为应当界定为有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紧迫危险的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只有行为人实施了交通肇事罪的实行行为才有成立交通肇事罪的可能，如果行为人没有实施交通肇事罪的实行行为，就不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值得注意的是，违反交通运输法规但没有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危险的行为，只是行政违法行为，并不是交通肇事罪的实行行为。例如，非法安装警报器、标志灯具的行为、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行为和未随车携带行驶证、驾驶证等，都是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由于这些行为没有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危险，因此，它们不是交通肇事罪的实行行为。实施没有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危险的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政违法行为，不成立交通肇事罪，可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进行行政处罚。

与此同时，认定交通肇事罪还必须查明是否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对交通肇事罪的实行行为与重大交通事故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进行判断，并运用新过失理论对行为人是否具有过失进行判断。只有行为人实施了实行行为，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两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并具有过失，其行为才可能成立交通肇事罪。

其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地位的理性回归

1988年3月9日施行的《道路交通管理条例》规定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但没有明确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法律地位。1992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的《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澄清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效力问题。第4条：“当事人仅就公安机关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伤残评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当事人对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或就损害赔偿问题提起民事诉讼的，以及人民法院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所作出的责任认定、伤残评定确属不妥，则不予采信，以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作为定案的依据”。该规定明确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具有认定交通肇事罪的效力，法院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应当作独立的判断。应该说，该规定的立场是较为客观的。与已经失效的《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不同，《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法律地位。第73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可见，《道路交通安全法》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界定为处理交通事故案件的证据，从行政法层面否定了交通事故责任具有认定交通肇事罪成立的效力。申言之，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刑事案件时，应当对作为证据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进行审查判断，经审查如果认为它不能反映案件的真实情况，可不予采信。

不难看出，《解释》与《道路交通安全法》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地位上存在着冲突。《解释》将交通事故责任规定为认定交通肇事罪成立的必要条件，实际上是将犯罪的认定建立在行政法律判断的基础之上，损害了刑事责任的独立性。为实现正义和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解释》应当作出修改，剔除交通事故责任条件，使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地位得以理性回归，重现刑法评价的独立性与完整性。在笔者看来，《解释》第、2条可以修改为：“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是指：

（一）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

（二）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一）酒后、吸食后驾驶机动车辆的；

（二）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

（三）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

（四）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

（五）严重超载驾驶的；

（六）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

有人也许会担心，去除交通事故责任条件的限制，交通肇事罪的处罚范围会扩大，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交通事故责任的条件被删除后，原来受到抑制的实行行为、因果关系和过失的判断都会得以恢复，充分发挥这些判断的甄别与筛选的功能，足以限制交通肇事罪的处罚范围。

无论人民法院是否采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都会在处理交通事故过程中依职责要求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对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所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人民法院应当进行独立的司法审查。如果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结论符合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法院在量刑时可以予以参考。如果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结论不妥当，人民法院应不予采信，依据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量刑原则和量刑情节等来定罪量刑。

【注释】

[1]司法解释修改犯罪构成要件是越权解释。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本文不作讨论。

[2]黎宏：《论交通肇事罪的若干问题—以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为中心》，载《法律科学》,2003年第4期。

[3]以前，称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道路交通安全法》将之修改为交通事故认定。立法虽然有此变化，但是交通事故认定仍然是对交通事故责任的判断，因此，交通事故认定的内容没有发生实质变化。本文仍称之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4]罗凤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行政非诉性评析—兼论行政裁决行为的非诉性》，载《现代法学》,2002年第3期。

[5]王丽娜：《浅析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性质》，载《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6]王立志：《交通事故责任书不能直接确认交通肇事罪—以交通肇事当事人逃逸刑事责任认定为切入》，载《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第1期。

[7]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页。

[8][日]大?X仁：《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4页。

[9][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刘明样、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8页。

[10]李明耀、陈建平、傅梧桐：《交通肇事，一逃就是全责呀》，载《检察日报》2007年6月9日第4版。

[11]汤玉婷、范福华：《意外被撞逃跑，“跑”来有罪指控—湖南株洲一司机涉嫌交通肇事罪被提起公诉》，载《检察日报》,2007年2月4日第1版。

[12]〔德〕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页。

[13]古力、余军：《行政法律责任的规范分析—兼论行政法学研究方法》，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5期。

交通事故处理的法律法规篇4

交通肇事罪的客观要件是，行为人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与重大交通事故间有因果关系。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是指为保障公路、水上、航空、铁路的交通运输安全而制订的各种规章、制度、规程、纪律以及交通惯例和常识等。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细化了本罪客观要件的危害结果，并规定了相应的“责任”要求。在造成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中，对行为人因无力赔偿损失而构成交通肇事的情况，不宜按犯罪处理。公安机关认定的“事故责任”不是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在司法实践中不能把公安机关认定的“事故责任”作为定案依据。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前提是行为人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因此，界定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范围是认定交通肇事罪的关键。交通肇事罪的“事故”是指“交通事故”，即在交通运输过程中行为人因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而发生的碾轧、倾覆、碰撞等致人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事故。重大事故的标准应当按照《解释》的规定来确定。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即违章行为与危害结果间的因果关系。在责任的认定上，应当根据行为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方面来考虑， 不能把公安机关认定的交通事故责任作为交通肇事罪的因果关系。

关键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重大交通事故，因果关系

我国刑法理论界关于交通肇事罪的客观要件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解释》第2条进一步细化了重大事故的标准，是指以下三种情形之一：（一）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二）死亡三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三）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另外，还规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一）酒后、吸食后驾驶机动车辆的；（二）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三）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四）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五）严重超载驾驶的；（六）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据此，交通肇事罪的客观要件包括：必须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必须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与结果间必须有因果关系。本文将详细阐述客观要件的具体内容，并提出一些浅见，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助益。

一、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

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前提是行为人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因此，界定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范围是认定交通肇事罪的关键。

79刑法规定的交通肇事罪包括公路、水路、航空、铁路运输中的交通事故，所以，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包括以上各种运输的管理法规。现行刑法虽然将重大飞行事故罪和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规定为独立罪名，但是，在铁路法、航空法的规定中，同样有针对一般主体（旅客、货物的承运者）的保障铁路运营安全、航空器飞行安全的规章制度规定的注意义务，一般主体违反该种注意义务，危害飞行安全，或者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的，显然是不能构成重大飞行事故罪或者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1]只能定为交通肇事罪。而且，航空人员违反航空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造成重大飞行事故以外的交通事故，或者铁路职工违反铁路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造成铁路运营安全事故以外的交通事故的，也构成本罪。因此，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包括公路、水上、铁路、航空交通运输规章制度，包括交通管理行政法规与交通运输安全有直接关系的劳动纪律、操作规程等。但是，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并不都是交通肇事行为，在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中，有旨在管理交通运输活动的规定（如驾驶人员必须携带驾驶证件、车辆必须安装牌照等），也有旨在保障交通安全的规定（如禁止酒后驾驶，禁止逆行等）。如果行为人违反了旨在管理交通运输活动的规定，只是一般的违章行为，只有违反了旨在保障交通安全的规定的行为，因而发生重大事故的，才属于交通肇事行为。

交通惯例、交通常识等能否作为交通肇事罪违反的内容？这个问题涉及到业务过失犯罪的特别注意义务的范围如何确定，刑法理论对此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成文的法规、规章制度把各种注意义务都详尽的规定了，特别注意义务就是这些成文的规章制度所规定的内容，违反了规章制度就是违反了特别注意义务；另一种观点认为，规章制度仅仅是特别注意义务的定型化，一般只规定了从事某种业务活动必须注意的事项，并不包括全部的注意义务。有些人们习以为常、自然遵守的操作惯例、常识或经验，往往没有明文规定。然而这些惯例或常识也蕴涵着特别注意义务的要求，同样是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凡是业务活动中有助于避免危害结果的一切必要行为，都是特别注意义务的内容，并不仅仅限于明文规定的规章制度本身。[2]

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是正确的，遵守特别注意义务应当是在遵守一般注意义务的基础上，由于从事危险活动必须更加谨慎注意不发生危险，并不是不用遵守一般注意义务，而规章制度不仅不可能把所有的注意义务规定出来，更不可能把一般注意义务也规定出来。比如驾驶员在驾驶机动车辆时的前方注意义务，对老人、妇女、儿童、盲人、残疾人等的注意避让义务，在各种危险情况下的安全注意义务。而这些注意义务有些可能在交通法规上没有明文形式的文字规定，但这并不等于机动车驾驶员不需要遵守，违反这些义务仍可以构成过失。而且随着交通业的发展，交通法规一定会出现不合时宜的漏洞，在交通法规较为完善的日本，几乎每年都要修改一次交通法，这也说明了交通法规总是不能适应保护安全的需要。[3]因此，应当把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范围作适当地扩大解释，旨在保护生命、健康安全的一切注意义务都是行为人应当遵守的行为规则。

二、重大交通事故的涵义

交通肇事罪的“事故”是指“交通事故”，即在交通运输过程中行为人因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而发生的碾轧、倾覆、碰撞等致人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事故。重大事故的标准应当按照《解释》的规定来确定。我们可以把重大事故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指，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或者死亡三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或者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第二类是指，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酒后、吸食后驾驶机动车辆的；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加强的；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严重超载驾驶的；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

对第一类事故，应当注意把握肇事行为造成财产损失且行为人无能力赔偿而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情形。交通事故造成财产损失，如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规定存在差异。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对交通事故致人死伤的以业务过失致死、伤犯罪定罪处罚，对只造成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不作为犯罪处理。德国刑法典规定的315条a（危害铁路、水路及航空交通安全罪），第315条c(危害公路交通罪)，规定对过失造成交通事故，危害他人身体、生命或贵重物品的，都要处罚。

我国现行刑法与79刑法规定的交通肇事罪都明确规定了重大事故包括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据此，对造成财产损失的肇事行为也作为犯罪处理。但在现行刑法与79刑法的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较大差别。在79刑法实行时期，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关于严格处理道路交通肇事案件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将财产损失的标准界定为3万元至6万元之间，即只要造成财产损失够此标准，无论是否赔偿，都构成犯罪。现行刑法实行后，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沿袭了《通知》的精神，但较《通知》而言，《解释》大幅度提高了财产损失的数额，而且把无能力赔偿损失作为条件之一。这样一来，就降低了损害财产的肇事行为构成犯罪的机率，限制了对此种行为的处罚。但是，《解释》把行为人因无能力赔偿损失达到一定数额标准就作为犯罪处理，甚至把无能力赔偿损失达到更大数额标准归属于特别恶劣的情节而加重处罚，引起了刑法理论很大的争议。否定说认为，这实际上是将易科制度引进到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对于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不便妄加评论，但对其有效性则可以提出质疑，易科制度应该是刑事立法所赋予的权力而不是司法解释的自身定制的权力，尤其是“解释”易科的不是刑而是罪……。[4]肯定说认为，《解释》的这一规定有积极意义，符合刑法的谦抑原则，不会造成不平等，并且认为，如果说这是“花钱买刑”的话，应该说这种“买卖”不论相对于被害者还是相对于刑罚，都是比较公平的。[5]

笔者认为，肯定说是错误的。首先，《解释》的规定不但没有体现刑法的谦抑原则，反而违背了这一原则。《解释》的初衷可能是想凭借刑罚的威慑力来督促肇事者赔偿受害人的损失，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但是，交通肇事造成财产损失的赔偿问题，完全可以以使肇事者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来解决。肇事者如果有能力赔偿，用民事责任的方式就可以解决赔偿问题，没必要使用刑罚，如果没有能力赔偿，就是用最严厉的刑罚，也不能解决赔偿问题。因此，刑罚在此处是多余的。其次，民事责任与刑罚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不能互换。两者虽然都属于法律责任的范畴，但归属的法律关系的领域不同，体现的国家的评价也不同。民事责任是因没有履行民事义务而引起的“二次义务”，其实质还是民事义务，所以在民事执行程序中允许当事人“和解”。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因其犯罪行为所应承受的，代表国家的司法机关根据刑事法律对该行为所做出的否定评价和对行为人进行谴责的责任。刑事责任具有必然性与平等性的特征。[6]在刑事责任中不允许犯罪人与国家“和解”。《解释》的规定表明赔偿不起就是犯罪，就定罪处罚，赔偿的起就不是犯罪，不定罪处罚。这种作法实际上是允许犯罪人与国家之间对是否构成犯罪进行“交易”、“和解”，违反了刑事责任的必然性和平等性，违背了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

笔者认为，对造成财产损失的交通肇事行为犯罪处理的必要性值得考虑。从刑法的谦抑性来说，刑法以不处罚过失损害财产的行为为原则，交通肇事虽然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但从造成财产损失的角度来看，也属于过失损害财产的行为，不应当处罚。司法实践中，在立法还未修改的情况下，笔者主张，对造成财产损失的交通肇事事行为原则上判处缓刑，以实现法律的实质正义。对于行为人无能力赔偿损失的问题，可以在附带民事判决书中判处行为人采用分期赔偿的方式赔偿损失，如果行为人故意不履行判决，可以定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来督促进行为人履行。这种处理方法既可以用刑罚的方法督促行为人赔偿损失，又合乎法理。

对第二类事故，应当注意把握致人重伤的人数是一至二人，并且行为人还有严重危险的驾驶行为或者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此处的违章行为实际上是两个，即造成交通事故的违章行为与严重危险的违章驾驶行为或逃逸行为。例如，行为人酒后超速驾驶发生交通事故，酒后超速驾驶是造成交通事故的原因行为，同时也是严重危险的违章驾驶行为，这种情况才能认定属于第二类事故。如果行为人仅有严重危险的驾驶行为，交通事故是由被害人或第三人的违章行为引起的，或者行为人的违章行为对事故的发生仅负同等或次要责任，这种情况不属于第二类事故的范围，行为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只是一般的违章行为。

另外还需注意《解释》针对的是公路运输中发生的交通事故，忽略了水上、航空及铁路交通运输中发生的交通事故，这一点应当说是《解释》的疏漏。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如果《解释》明确规定属于公路运输中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情形（如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在司法实践中不能类推适用于水上交通肇事犯罪；如果没有明确规定属于公路运输的（如严重超载驾驶的），可以适用于其他交通肇事犯罪。

三、肇事行为与交通事故间的因果关系

《解释》把不同的事故配以下同的责任标准，[7]我们应当把“责任”实质性地理解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即违章行为与危害结果间的因果关系。在责任的认定上，应当根据行为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方面来考虑， [8]不能把公安机关认定的交通事故责任作为交通肇事罪的因果关系。

在司法实践中普遍把公安机关认定的交通事故责任作为定罪的依据，对此，刑法理论有不同的观点：肯定说认为，认定交通肇事罪的焦点问题集中在事故认定和责任分析上，比较特殊，也很复杂。但是，如果不以此认为前提，则无法判定交通肇事行为人与肇事后果间的因果关系，更无法确定其应当承担行政肇事行为人与肇事后果间的因果关系，更无法确定其应当承担行政责任还是刑事责任。有关事故责任认定方面的统一执法标准虽然仍需国家有关主管部门进一步规范，但在目前条件下，还应坚持以交管部门认定的事故责任为认定交通肇事罪的前提条件。[9]肯定说的言下之意是，虽然把公安机关认定的交通事故责任作为定案依据有不妥之处，但目前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只好这样。笔者认为该说在理论上没有提供任何合理性的理由，在实践中只能是“葫芦僧判葫芦案”。

另一种是否定说，笔者也赞同，主要理由如下：

（一）、公安机关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的行为是行政机关对某一件事实的确认，与刑法上因果关系的认定方法不同，不能将其作为定案的依据。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5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的职责是：处理交通事故现场、认定交通事故责任、处罚交通事故责任者、对损害赔偿进行调解”。公安机关处罚交通事故责任者的前提是认定交通事故的责任，即违章行为与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定事故责任的行为属于行政法上对某种事实的行政确认行为，是行政处罚行为的一部分。而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是指行为人的实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客观上存在着“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它的认定方法与交通行政管理中的行政确认方法迥然。比如，公安机关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如果逃逸人的逃逸行为致使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就推定其负全部责任。之所以这样规定，是从交通行政管理的角度出发，用加重逃逸人行政责任的方法来遏制肇事后的逃逸行为。由于行政责任不是严重的法律责任，加重行政责任，逃逸人还不至于被严重错误地归咎，因此可以容忍公安机关的推定，况且肇事后逃逸行为本身就是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应当受到处罚，用推定的方法认定其负全部责任，实际上是处罚了逃逸行为。但是在刑事司法中，认定交通肇事罪的因果关系对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至关重要，并进一步决定其是否应负刑事责任。而刑事审判中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明标准是“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因此，逃逸行为致使无法认定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时，不能用推定的方法来认定。

我国有关机关的司法解释和批复中也体现了公安机关认定的交通事故责任不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仅是一种行政确认行为。1992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的《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4条规定“当事人仅就公安机关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伤残评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当事人对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或就损害赔偿问题提起民事诉讼的，以及人民法院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作出的责任认定、伤残评定确属不妥，则不予采信，以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作为定案的依据。”2000年1月15日公安部的《关于地方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可否受理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复议申请的批复》重申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在查明交通事故事实后，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的作用所作出的鉴定结论。在公安机关处理道路交通事故中起的是证据作用，其本身并不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可见，事故责任是公安机关处罚违章人的依据，是行政处罚的一部分。因此，从性质上来说，公安机关认定的交通事故责任不是刑法上认定的交通肇事罪的因果关系。

（二）、公安机关认定的交通事故责任不是证据法意义上的鉴定结论，在刑事案件中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根据公安部的《关于地方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可否受理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复议申请的批复》中规定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鉴定结论”，似乎公安机关认定的事故责任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是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的规定，“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的，不得作为侦查人员”，在司法实践中，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的警察通常都是对该案进行侦查的人员，根据证据排除规则，其认定的事故责任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而且我国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22条规定，“当事人对交通责任认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后十五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重新认定”。如果把事故责任作为鉴定结论的话，则意味着对鉴定结论可以申请行政机关复议，这是不可思议的。

（三）、如果把公安机关认定的事故责任作为定罪的依据，实际上是警察代替法官来认定犯罪，违反了基本的法律原则。

法谚讲：在法庭上，只有证据，没有事实。即在法庭上出示的都是证据，谁是谁非，以及谁是责任人和责任的大小等事实问题，只能由法院通过庭审与裁判的形式予以确认。如果把责任认定书当作既定事实或证据使用，那么对交通肇事案件的审判实际上是交通警察对案件的事实与因果关系来认定，法官的职责仅仅是适用法律罢了。对于此类案件的庭审，也不过是在走过场，案件没有必要进入审判程序，这样的结果，只会剥夺公民在法庭上进行辩论的权利。[10]

综上所述，交通肇事罪的因果关系只能以刑法上认定因果关系的方法来认定。我们可以实质性地把《解释》中规定的“责任”理解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至于“全部、主要、同等责任”的认定 ，则需要根据行为人的肇事行为在事故发生中所起的作用方面以及行为人过错的大小来认定。具体来说，交通事故与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之间必须有刑法因果关系，才能认定交通肇事罪成立。认定交通肇事罪中的因果关系时，尤其应当注意不要把事实因果关系当作刑法上因果关系 。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认定的事故责任也并非完全没有价值。对事故责任认定书中的结论部分不应采用，但对事故现场的纪录、拍照以及交通运输工具发生事故后的特征等事实纪录性的部分可以作为现场勘查笔录的证据形式来认定因果关系。

参考文献、注释：

1参见林亚刚：《危害公共安全罪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8页。

2姜伟：《论普通过失与业务过失》，《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第105页。

3参见于敏：《机动车损害赔偿与交通灾害的消灭》，.cn。

4苏惠渔：《现实与理念之间—过失交通犯罪研究》，高明暄、赵秉志编：《过失犯的基础理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

5参见侯国云：《交通肇事司法解释缺陷分析》，《法学》，2002年第7期，第44页。

6张明楷：《刑事责任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

7此处使用“责任”概念并不准确，因为“责任”是指法律主体不履行义务时受到法律上的否定评价，承担不利的后果，而此处要解决的问题是肇事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有刑法的因果关系。

8黎宏：《论交通肇事罪的若干问题》，《法律科学》，2003年第4期，第125页。

9孙军工：《正确适用法律严惩交通肇事犯罪》，《人民司法》，2000年第12期，第12页。

交通事故处理的法律法规篇5

    有论者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解决的是一种具有很强专业技术性的事实问题,而非法律问题,从本质上说应该是一种鉴定行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专门办案人员,运用其以往从事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的相关经验以及专业知识,对事故形成原因、事故造成的后果以及当事人责任等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分析后作出的结论性意见,是司法机关用以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的客观依据,是一种鉴定结论[2]。公安部《关于对地方政府法制机构可否受理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复议申请的批复》(公复字[2000]1号文))中也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在查明交通事故原因后,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所作出的鉴定结论。在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中起证据作用,不属于具体的行政行为。”鉴定行为分为行政鉴定和司法鉴定,行政鉴定是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时,依法对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委托所属的行政鉴定机构或法律、法规专门指定的检验、鉴定机构进行检验、分析和评判,为行政执法或纠纷事件的处理、解决提供科学依据而从事的一项行政活动;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①。行政鉴定与司法鉴定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两者的主体、客体、性质、内容、管辖等都不相同。显然,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即使是鉴定行为,也是行政鉴定,而行政鉴定也是具体行政行为,也应该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比如《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五条就规定: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该职工所在单位对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决定不服的,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该职工所在单位对工伤认定结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②还有论者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是行政责任认定行为,是公安行政机关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过程中,对交通事故责任人的行政违法行为所作的一种行政责任认定[3];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是一种行政裁决行为,是行政机关对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纠纷作出的一种裁决[4]。但笔者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不论是行政裁决行为,还是行政责任认定行为,都是行政活动的一种形式,都是具体行政行为,都应当具有行政可诉性。确切地说,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是行政确认行为,所谓“行政确认是指行政主体依法对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关法律事实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可、证明(或否定)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行为。”[5]282行政确认可分为对法律地位的确认和对法律事实的确认。“确认法律地位,是指行政主体通过行政行为对某种法律关系是否存在及存在范围的认定。如土地管理部门或人民政府对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确认。”“确认法律事实,是指行政主体通过行政行为对某种法律关系有重大影响的事实是否存在,依法加以确认。”[6]119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的规定,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应是行政确认中确认法律事实的行为③。事实上,早在2002年,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罗伦富案件的判决中,就已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是行政确认行为,具有行政可诉性,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④。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行政可诉性的法律依据

    我国《行政诉讼法》对受案范围的规定由三部分组成,即总体概括式规定、正面列举式规定和反面排除式规定。从三个组成部分的法律规定来看,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应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首先,从总体概括式规定来看。《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文已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特征,其法律性质是具体行政行为中的行政确认,应当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的受案范围。2000年3月10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为《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该条款取消了“具体行政行为”的提法,而改为“行政行为”,扩大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只要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不服,就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这就更加包括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在内。

    其次,从正面列举式规定来看。《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一)对拘留、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服的;(二)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三)认为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主权的;(四)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者不予答复的;(五)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六)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七)认为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八)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该条用肯定式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八类具体行政行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虽然不属于列举的前七项具体行政行为,但是却符合第八项“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规定。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关系到当事人的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承担,当然会影响到当事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所以,当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不准确或不公平时,就有可能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应当允许当事人对其提起行政诉讼。

    再次,从反面排除式规定来看。《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一)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二)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三)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四)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该条用否定式列举的方法规定了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四类行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并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的被排除的四类行为之列。虽然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与第四类“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之间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但《解释》第五条明确规定:“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四)项规定的‘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中的‘法律’,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通过的规范性文件。”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和全国人大法工委曾明文规定:交通事故认定行为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这些规定都不属于《解释》第五条所规定的“法律”。

    迄今为止,在我国所有法律中并未规定道路交通认定行为是由公安机关最终裁决,故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并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的“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解释》的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的行为;(二)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三)调解行为以及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四)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五)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六)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的第(二)至(六)项,在《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四类行为之外又补充了五类行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显然也不属于《解释》被排除的五类行为之列。综上,虽然《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没有明文列举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是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第十二条也未将这一行为排除在外;而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的总体概括式规定和第十一条第八项“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规定,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应当具有行政可诉性,是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因此,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的行政可诉性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中是有法律依据的。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行政可诉性的法律价值

交通事故处理的法律法规篇6

一种观念认为：在交通肇事案件中，肇事者在事发后主动报告公安机关，是其法定义务的义务。国务院颁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七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肇事者必须报告公安机关或执勤的交通警察，听候处理。鉴于法规对其具有特定身份的交通肇事者赋予了强制性告知义务，因此即使肇事者在事故发生后没有逃逸，主动向公案机关报案或者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也不能认定为自首，只能视为肇事者履行了告知义务，在处罚时可作为认罪态度较好的情节予以考虑，给予从轻处罚。

第二种观点认为：对交通肇事犯罪案中的自首问题，应根据不同的情况确定为自首。对肇事者事发后没有逃逸主动向公安机关报告的，如上述第一种观点所说，不应认定为自首，但在处理时应酌情从轻；对肇事后逃逸，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自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则应视为自首。对后者，《刑法》第六十七条虽规定对其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在量刑的掌握上，从轻或减轻的幅度应比前者小。

第三种观点认为：交通肇事犯罪案件中，肇事者在事发后没有逃逸，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主动向公案机关报案或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应依法认定为自首；肇事者逃逸后在公案机关，侦查期限间，又主动到公案机关报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依法也应认定为自首。

笔者先赞同第三种意见，理由是：

一、交通肇事犯罪案中，对肇事者在事发后未逃逸，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的行为，不认定为自首情节缺乏法律依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条“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规定的以事实为根据，法律准绳的诉讼原则。我国刑法的规定自首，适用于所有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犯罪人对交通肇事案件中的犯罪人也应如此，并没有不适用于交通肇事犯罪案件或者适用例外的特别规定。对符合自首条件的交通肇事犯罪人，不作为自首认定，侵犯了犯罪人依法应享有的权利，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因此，对符合自首条件的交通肇事的犯罪人依法认定为自首，是严格法律办事，公正执法，正确适用法律的必然要求。

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是国务院颁发的行政法规，所规定的“肇事者必须报告公安机关”是对所有交通肇事者规定的应尽义务，但在交通肇事中，其中多数肇事者并不构成犯罪。《刑法》所规定的自首，是对所有的犯罪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规定。交通肇事罪虽是交通肇事行为结果，但前者不一定是后者的必然。在交通肇中，不一定全部都可以构成犯罪，有些后果不严重的可以按一般交通事故处理。对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交通事故肇事者，应受《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应尽法定的告知义务的约束，这种义务并非刑法上规定的自首情节，对此，不认定为自首是恰当的。这种告知义务，是对一般交通事故而言。只要出现了交通事故，肇事者向公安机关报告以便及时得到处理，也是一种社会公德的体现。对不构成犯罪的交通肇事者，在事发后逃逸，拒不履行告知义务时，应按行政处罚程序予以处罚，不适用刑法的规定。交通肇事罪，本身是一种罪名，在刑法理论和刑法的规定中，就不存在告知义务，只存在自首情节，也只有自首情节，才是法定的从轻情节。因此，《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所规定的告知义务，不能代替刑法上自首规定。不能将行政处罚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两者混淆，以行政法规的规定来否定对交通肇事案件中犯法人自首行为的认定和对《刑法》所规定的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条件的适用。

交通事故处理的法律法规篇7

    行政判决书

    （2001）深中法行终字第1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招娣，女，汉族，广东省紫金县人，暂住深圳市宝安区观澜镇福兴印刷印刷厂宿舍。身份证号码：442522580830482.委托人：郑史传，男，汉族，住深圳市童乐路5号708室。身份证号码：441622570119481.委托人：张国文，男，汉族，住广东省紫金县凤安镇上坑村南云村民小组32号。身份证号码：442522196308114853.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宝龙大队。地址：深圳市宝安区龙华镇第三工业区和平西路。

    法定代表人：罗伟国，大队长。

    委托人：夏旭昆，深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科员。

    委托人：董正流，深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法律顾问。

    上诉人林招娣因诉被上诉人深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宝龙大队交通事故处理行为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01）深宝法行初字第2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1年8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林招娣及其委托人郑史传、张国文，被上诉人深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宝龙大队的委托人夏旭昆、董正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为，被告深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宝龙大队作为交通事故处理机关，在处理李焕生、张国强摩托车相撞的交通事故案过程中，在处理事故现场、认定交通事故责任、对损害赔偿进行雕解等三方面的法律适用和程序上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在处罚交通事故责任者方面，李焕生无证驾驶套牌摩托车撞死原告亲属张国强后驾车逃逸，应负事故全部责任，该事实经被告于2000年7月6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予以认定，但被告一直未对责任者李焕生处以行政处罚。对此，被告在庭审中辩称，因责任者李焕生已逃逸，无法施以处罚，再者，该处罚行为与原告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原告对此不具备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三）要求主管机关依法追究加害人法律责任的；……。”本案原告作为被害人张国强的亲属，有权利要求被告依法追究加害人李焕生的法律责任，被告主张在对李焕生无证驾驶套牌摩托车是否处以行政处罚方面，原告不具备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7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被告辩称因责任者李焕生已逃逸而无法施以处罚，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但被告提供的证据12《刑事案件立案报告表》表明，被告于6月5日已决定立案追究李焕生的刑事责任。被告辩称李焕生的行为涉嫌构成刑事犯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吸收原则不应再对其行为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对此主张，本院予以采纳。原告主张被告无权认定李焕生是投案自首并将其放走，该主张涉及被告在刑事侦查中是否有失职行为，不能通过行政诉讼予以审查认定，原告可向其他监督部门请求处理。

    在赔偿方面，被告认为原告的损失是由李焕生交通肇事行为造成的，并非由被告的交通事故处理行为引起的，原告应向责任者李焕生主张民事权利，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认可。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的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深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宝龙大队在处理李焕生、张国强摩托车相撞的交通事故案过程中，处理事故现场、认定交通事故责任、对损害赔偿进行调解等三方面的处理行为合法；二、驳回原告林招娣要求被告行政赔偿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负担。

    上诉人林招娣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判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的丈夫张国强与李焕生的交通事故的事实，被上诉人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已作了认定。事故发生后，在群众的协助下，李焕生被扭送给被上诉人处理，根据事故的事实和情节，李焕生的行为已构成犯罪，被上诉人应当依照《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将李焕生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并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科以现行犯李焕生刑事强制措施。但是，被上诉人却无视法律，未将李焕生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甚至以投案自首为由将李焕生放跑，后又故意拖延期限，给李焕生创造逃避法律责任的条件；至2000年8月30日，上诉人的亲友多次遇见过李焕生在观澜镇活动，而2000年9月4日，上诉人同时收到被上诉人作出的已注明2000年8月11日向当事各方宣布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和同年8月31日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终结书》，被上诉人对迟延作出上述结论的解释却是李焕生逃逸，可见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违法是显而易见的。而被上诉人于2000年6月5日决定对李焕生刑事立案，至同年12月14日才开具《拘留证》，均是事后亡羊补牢。以上事实证明，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是违法的，已经给上诉人造成了权益损害。二、未依法履行职责应当承担责任。上述事实表明，本案是由于被上诉人的工作贻误和故意造成了上诉人的损失，致使李焕生应赔偿给上诉人的丧葬费和家属安置费也未能实现，被上诉人必须对此予以承担。三、原审判决不公，应依法改判。从原审的审理过程中可见，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确实违法，但在实体权利处理方面，原判依然从中袒护，对被上诉人违法行为的因果关系不予认定。人民法院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被上诉人未依法履行职责造成上诉人的直接损失，予以确认并判令被上诉人予以赔偿。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向原审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深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宝龙大队答辩称：一、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五条的规定，我大队处理交通事故的职责是：处理事故现场、认定交通事故责任、处罚交通事故责任者、对损害赔偿进行调解。（1）在处理事故现场及调查取证方面。2000年6月4日12时30分，李焕生、张国强交通事故发生后，我大队民警在12时40分接到报案，12时50分赶赴现场。当天，我大队民警对现场进行勘查，并作出了《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制作了《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对事故现场进行拍摄，对张国强的尸体进行检验，作出了《道路交通事故尸体检验报告》，并对事故现场的目击证人黄作粮作出调查，制作了《询问笔录》，找到另一位事故当事人尹文兰作了调查，也制作了《询问笔录》；办案民警带尹文兰去其住处追捕李焕生未果；6月5日零时，李焕生在其妻及姐夫的陪同下到我大队自首，当天，我大队要求李焕生自书《肇事经过》，两次对李焕生进行讯问和调查，并制作了《讯问笔录》，暂扣了李焕生的车辆并送龙华机动车检测站进行技术鉴定，对张国强的尸体送法医处检验。（2）责任认定方面。2000年7月6日，我大队依法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李焕生负事故全部责任，张国强、尹文兰无责任。（3）处罚事故责任者方面。2000年6月4日发生交通事故后，由于事故造成当事人张国强当场死亡的严重后果，我大队认为本案符合刑事立案条件，事故当事人李焕生涉嫌构成交通肇事罪，依法对该交通事故案进行刑事立案。李焕生逃逸后，我大队多次组织警力到李焕生在观澜大和村的住处抓捕李，但都因其去向不明，未能抓获；此后，我大队先后两次持深圳市公安局签发的《拘留证》去李焕生老家梅县石坑镇同当地公安机关协同突击抓捕李，但因其未在家而暂时未能缉拿归案，当地公安机关已将李焕生情况布栏，协同配合我大队对李焕生的抓捕工作。（4）赔偿调解方面。我大队分别于2000年8月15日和8月31日依法主持调解工作，只有死者张国强亲属参加，事故当事人李焕生及尹文兰无正当理由未到，我大队遂依法于2000年8月31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终结书》。以上事实说明，在处理本交通事故的过程中，我大队严格依法行政，分别依法对事故现场进行处理和调查取证、作出了事故责任认定、对损害赔偿问题进行了调解，履行了法定职责，不存在上诉人诉称的行政行为违法和行政不作为之说。在处罚事故当事人方面，因李焕生涉嫌犯罪，应追究其刑事责任，我大队抓捕犯罪嫌疑人等刑事侦查工作仍在进行。故我大队在处理该交通事故一案中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上诉人诉称的行政行为违法无事实依据。二、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因行政机关违法行政行为致使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权或财产权受到损害，对已经发生的、直接的损失由行政机关赔偿。我大队在本案处理过程中，完全依法行政，并无任何违法行政行为，上诉人的损失是由李焕生交通肇事行为造成的，两者之间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上诉人的损失在我大队处理事故之前已经发生，该损失与我大队的行政行为无任何关联，上诉人应当循民事诉讼途径向法院对致害人李焕生主张民事权利，其对我大队提起赔偿请求无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上诉人诉称我大队的行政行为违法及其所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以维护我大队的合法权益。

    原审被告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2、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3、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4、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照片；5、道路交通事故信息采集表；6、道路交通事故尸体检验笔录；7、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8、摩托车检测记录单；9、法医尸检证明书；10、编号：08（00）-BT-0082-H《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11、第08（00）-BT-0082-H号《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终结书》；12、刑事案件立案报告表；13、李焕生自供笔录；14、对李焕生审讯笔录。

    原审原告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2、《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终结书》；3、《送达回执》；4、张国强的家庭情况证明。

    上述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经二审审理，上述证据均经原审庭审质证。

    本院确认，原审认定上述证据为有效证据并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正确。

    经本院庭审查明，原审判决还遗漏了原审被告还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1）《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2）交通事故当事人之一尹文兰及证人黄作粮的证词。本院确认，上述两项证据，均经原审庭审质证，亦是有效证据，可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本院确认以下事实：

    2000年6月4日12时30分许，李焕生驾驶粤B-C1381号二轮摩托车载其妻尹文兰在宝安区观澜镇观岗路相模电子有限公司路段，与由张国强驾驶的粤P-Q8135号二轮摩托车相撞，造成张国强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李焕生驾驶肇事摩托车逃逸。被上诉人于当天12时40分许接到报案后赶赴现场，依法对事故现场作出处理和调查取证：制作了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图、现场照片、信息采集表、尸体检验笔录，对事故当事人尹文兰及证人黄作粮作了调查并制作了询问笔录。

    2000年6月5日零时许，李焕生到被上诉人处接受处理；被上诉人对李焕生进行了两次讯问并制作了讯问笔录；李焕生还自书了肇事经过；同时，被上诉人暂扣了李焕生驾驶的肇事摩托车，并于当天将该肇事摩托车送深圳市龙华机动车检测站进行技术鉴定。同一天，被上诉人立案追究李焕生的刑事责任。

    2000年7月6日，被上诉人作出了编号08（00）-BT-0082-H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2000年6月4日12时30分许，李焕生无证驾驶载有尹文兰的粤B-C1381号（套牌）二轮摩托车在观岗路由东往西方向行驶至相模电子有限公司路段，与同方向行驶由张国强驾驶的粤P-Q8135号二轮摩托车相撞，造成李焕生和尹文兰受伤、张国强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李焕生驾驶肇事摩托逃逸的重大交通事故。李焕生于2000年6月5日零时到宝龙大队自首。根据现场勘查和调查材料分析，李焕生在事故发生后没有立即停车抢救伤者，保护现场和报警，而驾车逃逸，使事故责任无法认定，根据上述情况，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七条及第二十条的规定，认定李焕生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张国强和尹文兰不负事故责任。

    后被上诉人多次通知肇事双方对该事故造成的损害赔偿进行调解，均因李焕生、尹文兰缺席而未能达成协议。2000年8月31日，被上诉人作出第08（00）-BT-0082-H号《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终结书》，并于当天向张国强的家属送达。

    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认定李焕生投案自首与事实不符，因被上诉人超期结案并且未对李焕生采取任何强制措施和行政处罚，致使李焕生逃逸，造成上诉人的权益受到损害而诉至法院，要求：1、认定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违法；2、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的精神损害及抚养赡养费20万元；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深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宝龙大队作为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机关，在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的过程中，依照法律、法规、条例、规章等的规定，并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行使行政管理权，对交通事故的责任者，行使行政处罚权或者刑事侦查权。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八条的规定：“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应当立即派员赶赴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勘查现场，收集证据，采取措施尽快恢复交通。”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根据检验或者鉴定的需要，可以暂时扣留交通事故车辆或者嫌疑车辆、车辆牌证和当事人的有关证件，检验或者鉴定后应当立即归还。”及第五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的职责是：处理交通事故现场、认定交通事故责任、处罚交通事故责任者、对损害赔偿进行调解。”被上诉人在处理李焕生与张国强交通事故案件的过程中，被上诉人接到报案后及时赶赴事故现场，对现场进行勘查、收集证据、询问、讯问证人及当事人、暂扣肇事车辆并对该车辆进行鉴定、依法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处罚事故责任者、对损害赔偿进行调解等，在处理该交通事故案件的具体行政行为方面，均按照上述规章的规定进行，并完成了上述规章规定的行政行为。上诉人请求认定被上诉人的上述行政行为违法，与法律、法规、规章相悖，于法无据；原判认定被上诉人的上述行政行为合法，本院予以支持。

    现上诉人上诉称被上诉人在处理该交通事故的过程中，未及时对李焕生采取强制措施，即由于被上诉人的行政不作为，致使李焕生逃逸，使其暂时无法主张权益，导致其权益受到损害。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在查明交通事故原因后，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认定当事人的交通事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被上诉人必须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才能对交通事故的当事人作出责任认定，并根据当事人应负的责任给予行政处罚或者行使刑事侦查权。在对交通事故未作出责任认定前，法律、法规、规章并未规定被上诉人可以或者必须对交通事故的当事人行使行政强制措施，即被上诉人在未对李焕生与张国强的交通事故作出责任认定前，是否对李焕生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应由被上诉人自由裁量。因此，被上诉人在未对该交通事故作出责任认定前，其未对交通事故的当事人李焕生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不作为，并未违法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在被上诉人并未违法的情况下，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给予行政赔偿，没有法律根据，原判予以驳回，依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小妮

    审判员 黎汉泉

    审判员 于克平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交通事故处理的法律法规篇8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私人汽车购置量的迅速增长，交通事故也随着逐年增加。据不完全统计，辖区各县、市每年都有十多起重大的交通事故发生。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都会按照有关的规定对交通事故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那么，这些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否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能否提起行政诉讼。到目前为止，学术界的观点难以统一，司法界也争论不休。因此，本文拟就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否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的有关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完全具备了具体行政行为的基本特征。首先，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实施的主体是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根据国务院1991年9月22日的《道路交通事故管理办法》第4条的规定：县以上地方各级公安机关是同级人民政府处理本行政区域内交通事故的主管机关。从这条规定来看，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实施的主体是公安机关，并非是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49条规定：“本办法由公安部负责解释”。公安部1992年8月10日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第2条规定：“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由此可以界定，公安部确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是根据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的授权，所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实施的主体是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其次，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授权而实施的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最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代表着国家行政机关独立的管理意志，对特定的交通事故单方面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它行使的是公共权利，不以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意志为转移，也就是说，当事人是否提出申请或者在处理时是否同意，都不影响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事故作出责任认定。

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确定了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和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所谓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在查明交通事故原因后，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确认当事人责任大小的单方行为。根据行政法的原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属于行政确认行为。行政确认是指行政主体依法对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关事实给予确认、认定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确认的内容是对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的确定或否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属性就是行政确认行为属性，它跟所有的行政确认行为一样，即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一经作出，双方的法律地位就已确定下来，一方就是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管理者，另一方就是行政相对人。虽然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直接确定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但却是决定了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先决条件，间接地确定了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实质上就是这种行政行为有可能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造成影响，而这种影响只有通过撤消或改变行政行为才能消除。由此可见，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应属于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以根据权利救济原理，按照行政诉讼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宗旨出发，应将行政确认行为之一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排除之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下列行政行为不属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的行为；（二）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三）调解行为以及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四）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五）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六）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如此看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这种行政确认行为显然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排除之列，应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即使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在1992年月12月1日联合下发的《关于处理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的第4条明确规定：“当事人仅就公安机关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伤残评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者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也只是因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果现在仍然依据此文拒不受理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提起的行政诉讼，则会造成适用法律的冲突。况且，公安机关也无权自身立法或者通过与司法机关联合下文擅自决定哪种行政行为可以不接受司法审查与监督。

综上所述，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行政机关行使国家行政职权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应属于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应接受司法审查与监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