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理论论文范文

货币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新古典凯恩斯马克思

Abstract：Itistherelationsofaggregatevariablesinthecapitalismmonetaryeconomicsthatisthesubjectofaggregatetheoryresearch.Thecharacteristicsoftherelationsarefollowing:itisinthehistorytime;theactivitiesofentrepreneurpursuingmonetaryprofitandtheiruncertainexpectationaboutfutureprofitaffectinvestment、outputandemployment；andthesemaketheaggregaterelationsinstable.Neoclassicaltheoristsfollowthedichotomybetweenmonetaryeconomyandrealeconomy,putthecapitalismdynamicaggregaterelationsintostaticandcomparativestaticwalrasiangeneralequilibrium,andignorethehistorycharacteristicsofsuchaggregaterelations.Abovemethodisthebasicreasonwhichleadsneoclassicalaggregatetheoryintoallkindoflogicalparadoxes.Inthepaper,theauthordiscussesthreeneoclassicalaggregatemodels,pointesouttheiressentiallogicalproblems,andfindstheaggregaterelationstheytrytoexplainarenotthecapitalismaggregaterelations.Intheend,theauthorreviewstheKeynesandMarx，aggregatetheory,andpointsoutKeynesandMarxopposedthedichotomy,theyuseddynamicswhenheanalyzedthecapitalismmonetaryeconomy，thedifferencebetweenthemisthatMarxbasedhismonetarytheoryonsolidlaborvaluetheory.

Keywords:Neo－classicKeynesMarx

货币理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货币经济中宏观总量的关系，因此又可以称之为总量理论。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是以资本雇用劳动而不是劳动雇用资本为基础，而且资本运动的目的是获得以货币衡量的利润，利润是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存在的关键，也是资本雇用劳动这种经济关系得以存在并不停复制自己的关键。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部总量关系的运动都以资本运动的目的为核心。

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这种特征提醒理论家在进行总量理论研究中不能忽视或割裂这种经济的两个方面：一是它的历史特征，即处于资本主义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征；二是这种关系是一套货币信用关系而不是实物技术关系。而在研究资本主义总量关系中，这两者是不可分的而且是相互作为条件的，这两个方面决定了经济变量是处于历史的时间中，而不是逻辑的时间中。

新古典总量理论的问题是要么抽象掉它在资本主义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征，要么抽象掉货币信用关系。原因是他们遵循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的两分法，并用研究不具有历史特征的实物经济的方法来分析资本主义货币信用经济。而凯恩斯和马克思则力图恢复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本来面目，只是后者比前者走得更远。

一、新古典的货币理论

新古典货币理论的典型特征是两分法，即对经济系统进行实物和货币的划分。两分法源于萨伊的“产品以产品来购买”的论断，意指“在以产品换钱、钱换产品的两道交换过程中，货币只一瞬间起作用。当交易最后结束时，我们发觉交易总是以一种货物交换另一种货物。”。在两分法的传统中，经济主体（企业家和工人）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是获得物质产品而不是货币或货币利润，即两分法抽象掉了资本主义货币关系，这是货币中性的根源。对两分法进行过系统论述的是帕廷金，他认为根据两分法，经济被分为两个部分，即实物部分和货币部分，它的出发点是纯粹外生的货币经济，由商品的超额需求函数说明实物部分而由货币超额需求函数来说明货币部分。前一函数被假设取决于相对价格，后一函数除决定于这些变量以外，还取决于绝对价格水平。

由于在新古典理论家的头脑中，存在货币经济与实物经济的两分，这样在理论上人为地创造了货币理论（总量理论）和价值理论（相对价格理论），以分别解释货币总量问题和商品交换的相对价格问题；前者以费雪的数量论和剑桥方程为基础，现代版本是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论，而后者以马歇尔局部均衡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价值理论为核心，现代版是阿罗－德布鲁模型。

在研究货币理论时，货币理论家不愿放弃对价值理论研究方法的信仰，或者说不愿意放弃对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的信仰。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框架本质上是一个静态模型，它不能用来分析动态的资本主义货币总量关系，或者说在瓦尔拉斯框架中是容不下资本主义货币信用关系的。

瓦尔拉斯在展开他的理论框架时，首先阐述的是交换中的均衡问题，然后通过基本交换模型的扩展来研究生产和资本积累。在这一结构下，瓦尔拉斯令货币的供给与对货币的需求相等，将货币引入模型，以便使其与其他部分吻合起来。这一点是通过把自身无任何效用的货币存量，同进入居民户效用函数和厂商生产函数的货币存量“所能提供的服务”相区别而做到的。尽管在瓦尔拉模型中有货币的影子，但在它的一般均衡模型中货币只是可有可无的添加物，而不是必不可缺的部分。瓦尔拉斯均衡只是实物均衡，而不是货币交换的均衡。因为一般均衡的模型中没有货币交换的位置，在商品的供给给定的情况下，其需求决定于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而不是其本身的货币价格。

瓦尔拉斯模型中之所以不存在货币交换的位置是由它的等价分配定理决定的。等价分配定理是说当市场处于一般均衡的状态时，只要商品的种类和数量给定，并且每个交易者所持有的商品的价值总量不变，那么商品所有权的重新分配不会影响原来的均衡价格体系。根据等价分配原理，令、和分别代表价格、第个人的最终商品配置和第个人的初始商品分配，所有要素的向量空间均已给定。如果对于具有确定的偏好和初始商品分配（）的个人来说，【，（）】为均衡的最终配置，那么对于具有相同的偏好和任何其他初始分配（）的个人来说，【，（）】也是最终的均衡位置，就是说对于所有这样的人，＝和＝。可见，上述无交易的分配（＝）与前述有交易的分配处于等价的地位。这样有没有货币交换，对模型来说没有任何差别。

即使在完善的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中，货币的命运也没有好到那里去：

（1）在该模型中没有股票市场，因为股票不是阿罗－德布鲁商品。所谓阿罗－德布鲁商品是指这种商品必须能够进行物质上的准确描述，“当描述精细到如此程度，以致于进一步的加工难以产生可以想象的出的、能够提高经济行为者满足程度的配置时，那么这样的商品就被称作阿罗－德布鲁商品”。阿罗－德布鲁模型研究的是能在某一时点通过商品交换所能得到的那些配置。股票不能纳入阿罗－德布鲁模型，因为拥有它不用通过商品的交换就能获得额外的商品。

（2）阿罗－德布鲁模型不存在企业破产的问题。因为所有的经济主体的生产和消费行为都必须符合预算约束，一旦超过预算，就对其实施无限破产处罚。这显然不能分析现代资本主义信用经济，在信用经济中企业或个人抵押贷款进行生产和消费是很普遍的，因此由于偿还能力的变化而破产的现象比比皆是。

（3）在该模型中货币不具有实际作用。虽然，所有在现实中存在货币的理由：交易需求、预防需求、价值贮藏、记价单位等，在阿罗－德布鲁模型中都已经顾及，但是货币对资源配置没有实质的影响。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模型来说明货币在阿罗－德布鲁模型中的角色：在零日，每一个经济主体都可以向中央银行借货币，在以后的每一天中，他会被允许融通超过其货币存量的购买支付，并要求他把出售商品的所得加到原货币存量上，最后一天，他被要求向银行归还所借的货币量。如果无法偿还，则施以无限破产处罚。在这个模型中，货币对资源的配置没有实际影响。所以哈恩说“在阿罗－德布鲁模型中，不可能提出关于货币方面的问题，因为根据那个结构，货币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因此是不必存在的”。

在一般均衡模型中之所以不能处理资本主义货币信用关系，原因是它容不下历史时间和不确定性。瓦尔拉斯模型实际上是一组线性方程组，为保证模型的收敛性和具有唯一稳定的均衡解，该模型必须要求具有完全信息，排除信息不完全带来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会破坏模型的稳定均衡。同时，在该模型中各种经济变量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它们之间的关系具有同等程度的可逆性，不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用琼.罗宾逊的话说就是：“一切决定于其他一切”，反过来，一切也决定着其他一切。

戴维森对一般均衡模型的评价是，认为该模型“最关键的局限性是它没有能力去处理时间过程，因为所有一般均衡体系本质上是静态的或没有时间性的―――一般均衡之所以没有时间性是从这样的意义上讲的，即均衡位置被设想为唯一地取决于一套在初始时刻任意规定的既定的条件、偏好和政策。任何发生在初始时刻以后的并且没有被预料到的活动在逻辑上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一般均衡分析的逻辑本身意味着，它不能处理历史时间和未来的不确定性。而在资本主义货币信用关系中，经济主体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是不能完全预知的，个体之间各种经济契约的存在虽然减少了彼此交易的不确定性风险，但是个体无法完全预知也不能完全规避经济系统的整体的不确定性。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特点使它不能用来解释资本主义货币信用关系。但是遗憾的是现代货币理论家总试图在瓦尔拉斯的框架中解释资本主义的货币总量问题。我们把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分析总量关系的理论称谓新古典总量理论。

新古典货币理论家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分析货币关系总结起来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新古典综合的方法，即以总量生产函数作为其货币理论的逻辑基础，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模型作为理论框架。尽管该模型表面上是包括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一般均衡的总量模型，但是该模型实际上既不能解释总量的波动也不能说明相对价格。为使生产函数表述的投入产出关系成立，该模型必须是一个反映实物关系的模型，而为避免异制品加总问题，以及保证资本与劳动的简单替代关系成立，该模型必须是单一产品模型。当新古典理论家试图以之说明总量和相对价格问题时遇到了一系列逻辑难题。

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一方面坚持两分法，既得出货币长期中性的结论，又逻辑一致地说明总量和相对价格的关系。在传统两分法模型中，瓦尔拉斯法则和数量论存在逻辑矛盾。根据瓦尔拉斯法则货币过度需求函数是价格水平的一阶齐次函数，而数量方程中货币的过度需求是价格水平的非齐次函数。帕挺金(1965)的实际余额模型通过放弃齐次性假设解决了两分法模型的矛盾，但是当模型处于充分就业时不能保证是货币经济的均衡，即货币在此模型只是一种商品，无法与其他商品区分。在帕挺金的实际余额模型中，货币以实际余额的形式直接进入效用函数。帕挺金认为该方法解决了瓦尔拉斯定律和货币数量论的逻辑矛盾。但是随后引发的“哈恩难题”使帕挺金模型受到怀疑。

在1965年的一篇名为《证明货币经济中均衡的存在性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哈恩质问：为什么没有内在价值的纸币在与商品和劳务的交换时会有正的价格。问题的要害是既然纸币没有内在的价值，理论上货币的价格就可能是零。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模型处于均衡状态，但是模型加入货币等于没有加入。如果不能确定货币具有正的价格，就不能保证模型的均衡是货币均衡而不是实物均衡。在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模型中，引进了政府债券等非货币的金融资产，以接近现实的货币经济世界，但是引起的流动偏好陷阱使充分就业成为不可能。不存在稳定的充分就业均衡解。引进财富效应或屁古效应解决了模型的充分就业问题，但是货币在长期是非中性的，而且不存在唯一的充分就业均衡解。这说明货币中性和充分就业存在逻辑矛盾。要保证货币中性，考虑外生货币供给的变化，在充分就业时要使实际变量的价值是唯一的，逻辑的结果是充分就业不能达到。如果要达到充分就业，实际变量的价值就不是唯一的。这说明第一种模式不能逻辑一致地解释总量和相对价格问题，更不能说明在资本主义货币信用体系中，由于有效需求不足产生的失业和总量波动。

第二种模式是分离货币的职能，用价值理论的分析方法分析货币，这种方法的根据是希克斯1935年《简化货币理论的建议》一文。在该文中他建议简化货币理论，用边际效用理论来改造货币理论，使货币理论服从（非货币的）价值理论。引发的逻辑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如何保证模型的均衡是货币经济均衡而不是实物经济均衡；二是存量－流量的关系问题。

关于第一个逻辑问题在帕挺金的实际余额模型、萨缪尔森（1958）的迭代模型和新货币经济学的理论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关于实际余额模型的问题在前面已经论述，不在赘述。在萨缪尔森的迭代模型中，不考虑货币的交易媒介职能，货币是一种价值储藏手段，它的存在能够优化跨时资源配置。

该模型的问题与帕挺金模型是相同的。有三种情形表明它未必是货币经济均衡。首先，如果年轻人的最优消费点超过资源禀赋，那么老年人不愿意把巧克力卖年轻人，因为不能增加他们的效用。这时两代人交易不会发生，货币没用，均衡是实物均衡；其次，如果人们认为货币在将来是无用的，那么年轻人不会卖给老人巧克力，交易仍然不会发生；最后，如果存在资本品，人们不会持有货币，因为前者提供的效用更大。该模型说明不从资本主义货币信用关系的角度研究货币只能导致很荒唐的逻辑结论。

“新货币经济学”是罗伯特.霍尔(RobertHall)首次提出的一个术语,用来描述一种经济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试图对长期没有解决的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的结合问题提供答案,它的特点是放弃传统的货币理论，而主张回到瓦尔拉斯物物交换的一般均衡世界。代表人物主要有法马（Fama，1980,1984）、华莱士（Wallace，1988）、布莱克（Black，1970）等人。新货币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是：现有的货币、金融体系并非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靠法律限制或政府管制支撑的。在自由放任的竞争性市场环境中，不会存在集记帐单位和交换手段两种职能于一身的“货币”。货币现有的两大职能将由不同的东西分别承担，货币交换将为精密的物物交换所取代。由于货币不是自然演进的产物,而是法律制度的结果,一般均衡框架中不能引入货币不是这个理论的缺点,货币理论家的任务是取消货币这种“人为的扰动”,而维护一般均衡.

法马（Fama,1980）设想了一种不用货币的竞争性支付体系，称为“纯粹的记帐交易系统”（pureaccountingsystemofexchange），在这种系统中，银行的作用是运作一套可以“通过会计科目之间的转帐来实现财富转移的帐簿系统”，交易可以完全避免现金的媒介，任何实质的交易媒介或购买力暂栖所的概念均告消失。最后法马的分析得出结论：任何经济中的相对价格，包括金融资产所提供的实际服务的相对价格，都独立于金融资产的数量和组成部分，这叫分离定理。它的另一种表述是，如果经济中具有实际物品（商品或不兑换纸币），并被用于交易中，那么绝对价格只是以这种物品表示的相对价格，从而绝对价格本身是独立于包括银行存款在内的金融资产的。法马理论的荒谬之处在于设计了一个不存在货币的金融系统，他忽视了在资本主义货币金融关系及其债务－债权的链条中，货币作为最终支付手段及其清算工具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重要作用；同时由于分离定理遵循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因此如果金融系统的资产选择行为影响金融企业的现值，那么分离定理就会不成立。

胡佛(Hoover,1988)对新货币经济学评论到:新货币经济学力求“将货币理论也建立在作为经济学其他领域标准的价值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它试图遵循希克斯(Hicks,1935)的传统将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结合起来,而且这种努力是彻底的全面的,因为这等于对传统货币理论的摒弃.

分离货币的职能来认识货币一定是在抽象掉资本主义货币信用关系的情况下进行的，在信用经济中货币的职能是不可分的，每一种职能都是以信用关系作为基础和条件的，同时它也担负信用关系的维系功能。分离货币职能认识货币，一定是抽象掉货币的历史特征，而强调它的超越历史的一般性。而这种理论的最好的框架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关于存量和流量关系问题是指当强调货币作为价值储藏手段的职能，把货币作为一种资产或商品，让边际分析法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法大显伸手时所引发的逻辑问题，希克斯、帕廷金、托宾和弗里德曼等就是如此处理的，这种处理货币的方法使货币主义和新古典综合具有一样的理论基础。如此处理货币问题，使货币理论退化为一般均衡的相对价格理论，与传统相对价格理论不同的是，商品或资产的范围扩大了，不仅有实物的，而且有货币金融的，价格体系不仅包括各种商品的相对价格而且包括各种货币金融资产的相对报酬率。这种相对价格理论的现代名称叫资产选择理论。把货币理论退化为相对价格理论，引起的逻辑问题是存量均衡与流量波动的关系。

存量是指某一经济量在某一时间点上的值，只能在某个时点上衡量，即它的定量没有时间范围，如资本存量。流量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某种经济变量变动的数值，它只能在一定时期内衡量，定量要有时间范围，如国民收入、投资、消费等。两者的关系是存量的变动是流量，流量来自于存量，又归入存量之中。如何在理论上逻辑一致地处理两者的关系仍然是个难题。难点在于如何合乎逻辑地把流量涉及的时间－—时期归入存量，同时又合乎逻辑地把存量涉及的时点归入流量。由于在资产选择的存量分析中使用时点均衡分析法，强调经济系统的瞬间均衡，如果承认存量是瞬间均衡的，就不能揭示流量的波动；而如果承认流量的波动，存量均衡就受到破坏。存量和流量的关系问题，说明货币总量关系不能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来处理。正如琼.罗滨逊（1972）所说瓦尔拉斯一般均衡适用于存量分析，“任何人试图把生产流量引入瓦尔拉斯体系会立即限于矛盾”

存量－流量问题在弗里德曼、布伦纳－梅尔泽和托宾的存量－流量模型中表现的非常明显。在弗里德曼的存量－流量模型中，进行名义量值和实际量值的区分，弗里德曼说“所有形式的货币数量理论都是以货币的名义数量与实际数量的区分为理论基础的。货币的名义数量就是以任何一种被用来代表货币的单位所表示的货币数量。货币的实际数量就是以货币所能购买到的产品和劳务的数量来表示的货币数量。”货币的名义数量与价格指数相除即得到实际数量。把经济变量区分为名义量值和实际量值面临两个问题：第一，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是什么，这要回答货币部门与实际部门的相互关系；第二，名义量和实际量的各自的决定机制是什么，这两种机制能否在理论上逻辑一致的统一。

在弗里德曼看来长期均衡时经济是遵循两分法的，即“长期均衡是由早期的货币数量理论模型与瓦尔拉斯的总均衡方程体系共同决定的.其涵义是长期均衡时所有的名义量值都决定于货币关系，而所有的实际量值都决定于相对价格反映的技术关系。“从长期来看，货币数量的变化对实际国民收入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对于过去几十年中实际国民收入的变化来说，非货币因素的作用是唯一重要的，而货币却无关紧要”。在短期理论中，弗里德曼认为实际部分可以看成是一种稳定的状态，而货币部分则是不稳定的，正是这种差异产生了短期的波动。

但是弗里德曼又试图突破传统两分法的局限性，而希望在理论中说明实际部分与货币部分的相互关系。他说“在分析长期增长和短期的经济波动中，把实物部门与货币部门的相互作用介绍进去，比把相互作用省略掉是更为有用得多”。这一探索一方面是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应对批评者的挑战。有些经济学家说，货币主义依靠一个黑箱来连接货币供应量和产量，投入从黑箱的一边进去，产出从另一边出来，而其中的传播机制没有说明，卡尔多（1970）认为弗里德曼在描绘货币增加如何导致价格和收入增加时，货币仿佛是在空中从直升飞机上散发给民众的。

那么，弗里德曼是如何来应对挑战，如何来说明两部门的相互作用呢？在他的名义国民收入决定模型中他用预期值与实际值的偏差来解释短期的经济波动，以及货币对实际收入的影响。但是在该理论中，由于他侧重于建立一个共同的模型而对此未予详细分析。在《美国与英国的货币趋势》一书中，他运用资产选择理论来说明货币的传播机制。弗里德曼认为，传播机制应包括：（1）均衡点的转移，即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导致价格和产量变化，通过这些变化，使整个经济从一个短期均衡转移到一个新的短期均衡;(2)两个均衡点之间的动态调整过程。关于动态调整过程，弗里德曼的解释是不成熟的，而且使用了一些不合乎实际的假设，这里不作介绍。下面主要介绍均衡点的转移。

弗里德曼在他的货币需求理论的基础上，使用托宾的资产选择的理论来说明均衡点的转移。所谓的资产组合就是指个人或企业在某一时间的资产总值由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资产项目来组合。弗里德曼使用的资产概念是广义的，包括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如个人和企业持有的证券、货币、消费品、厂房设备、运输工具等等都是资产，而托宾的资产概念是狭义的，仅指金融资产；同时弗里德曼的资产概念是个存量概念而不同于凯恩斯所使用的国民收入、消费、投资等流量概念。

资产选择理论使用新古典的边际分析法。人们在所持有的各种资产可以有不同的组合，而人们如何在不同的组合中选择呢？边际分析法会告诉我们，人们进行资产选择是遵循等边际原则的，即经过一定资产组合的调整，直到所有资产的边际收益率相等时，资产持有人才实现最优组合和得到最大效用。

弗里德曼认为，人们在某一时间所持有的资产组合是一定的，包括人们愿意持有的实际货币量也是一定的；如果货币供给量增加，使人们感到他们持有的实际货币量超过了意愿的数量，他们便调整资产组合，把多余的货币用来购买其他资产，如证券、各种商品、劳务等；假定各种资产原有的数量不变，则各种资产的价格会上涨，直到价格上涨的程度抵消了新增的货币量，整个社会的实际货币数量恢复到人们意愿持有的数额位置。假定产量增加，则随着实际收入的增加，人们愿意持有的实际货币量也增加，以此吸收新增的货币量。这样通过价格和产量的变动或两者同时变动，经过人们资产选择的调整，整个经济从原有的均衡点转移到一个新的均衡点。

弗里德曼的回答并没有使批评结束，只是这种批评来自货币学派的内部。以布伦纳和梅尔泽为代表的货币主义的另一支则认为“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阐述不是货币理论一个非常适当的基础，对实际研究来说也不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依据”。原因是弗里德曼“接受IS－LM共同模型作为一种短期理论，然而，为了解释观测到的价格和产量的短期变动，他提出了一种意在消除任何相对价格变动、利率变动、政府支出变动、税收变动或债券存量变动的影响的理论”。

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之所以缺少一个相对价格理论，其根源是他遵循两分法，为解释货币存量和名义收入与价格的关系，他在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的基础上又加上了一个外生货币供给的假定。因此，他要说明的是从货币的变化如何到价格和收入的变化而不是相反。这样标榜“货币重要”的弗里德曼实际上不是在揭示资本主义货币金融关系，而只是提醒人们不要只注意两分法世界的实物一面，也要注意它的货币方面。重新回到两分法，使弗里德曼没能提供货币作用于实际经济的详细机制。于是布伦纳和梅尔泽批评他缺少相对价格理论，并提出财富调整理论来弥补弗里德曼理论的缺陷。财富调整理论探讨了货币、债券等存量变动对消费、投资、国民收入等流量的影响，但是流量对存量的影响仍然未予说明，原因是本质上该模型仍然是资产选择理论。在说明存量调整对流量的影响时，布伦纳和梅尔泽主要使用的是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在短期假定所有的存量都是给定的，而后探讨货币或政府债券存量的变动，引起的存量相对价格的变动及最后对流量的影响，其特征是“经济系统长期达到的状态决定于存量，特别是货币存量，而不是流量”。

不能理清流量波动与存量调整的相互关系是存量分析法的困境。如果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来处理资产存量，时点均衡不能容下流量的波动，也无法处理流量对存量的影响。对这个问题托宾（1961，1969）早期的存量模型是把收入帐户和资本帐户分开，然后探讨资本帐户的存量均衡问题，托宾把收入帐户的变量视为外生的变量，即在假定产出、收入和其他流量的价值的基础上寻找资产存量市场的均衡。由此托宾提出关键性的行为假设，即支出决策和资产组合决策是相互独立的，或财富积累决策和财富分配决策是相互分离的。这一假定叫“分离假定。”

后来托宾（1982）认识到了自己模型的局限性，他说：“在1969年，描述多重资产结构的货币分析文章中，我使用了现在放弃的、不合理的分离假定。我试图将资产价格和数量的存量均衡扩展到更大的资产组合中，同时，画出单一的LM轨迹与IS轨迹。我现在意识到，这种浓缩一般是达不到的。”托宾认为他的新模型创新之处是连接了储蓄和资产选择的决策，把动态的流量调整与存量均衡结合起来。这样，该模型描绘了一种积累的动态学，对存量与流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及其背后发生作用的市场供求因素做了全面的分析。

托宾在建立上述动态模型中使用了特殊的时间假定。他认为，宏观经济活动的短期决定模型是针对时间片断（asliceoftime），它是连续的动态过程中的一步，而不是把经济固定于其中的重复的均衡。他认为凯恩斯的短期宏观经济模型由于未能明确区分时点上和时期内的变量，而使其结论含糊不清。托宾认为他的模型是以等长的间断时期（即时间片断）来考虑时间的。在任何时期内每个变量假定有且只有一个价值。特别是在每个时期资产市场出清只决定一套资产价格体系。从一个时期到下个时期，资产存量只变动有限的量。因此，分析的时间越长，关于存量变动的需求和供给在一定期间对资产价格和其他变量的影响越大。当然，它们也会对随后的时期产生影响。即通过修改时间假定，托宾突破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的束缚。

第三种模式是非瓦尔拉斯均衡。非瓦尔拉斯均衡学派是在解读“凯恩斯革命”的过程产生的。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的创始人是克劳尔(R.W.Clower)，他在1960和1965年分别发表了《凯恩斯与古典学派：一种动态见解》和《凯恩斯主义者的反革命：一种理论评价》两篇论文，着重考察了凯恩斯理论体系与瓦尔拉斯学派体系之间的分歧，并得出结论凯恩斯的理论本质上要说明经济非均衡的调整过程，新古典综合的解释是对凯恩斯理论的歪曲，从而了开创了非瓦尔拉斯均衡经济学的研究。后来，在莱荣霍夫德（AxelLeijonhufvud）、罗伯特.巴罗（RobertJ.Barro）、赫谢尔.格罗斯曼（HerschelI.Grossman）、贝纳西（Jean－PascalBenassy）等人的推动下，非均衡理论逐渐得到发展壮大，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英国经济学家波兹等还将非均衡的方法应用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研究。

这一派对凯恩斯理论的解释另辟蹊径，认为凯恩斯理论所要揭示的是市场非均衡行为和动态调整过程，只不过是在传统的比较静态模型中加以讨论的。如克洛尔（1960）在评价凯恩斯理论时认为：古典理论主要关心的是均衡状态，但它并没有特别否定存在其他可能性；同样，凯恩斯理论主要关心的是非均衡状态，但它也允许充分就业的可能性。新古典综合把凯恩斯理论理解为均衡理论的一个特例是错误的。这样，在解读凯恩斯的理论过程中，非瓦尔拉均衡学派从强调非均衡到走向均衡，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均衡观，”即建立比新古典更一般的一般均衡理论，它在本质上并不反瓦尔拉斯均衡，而是发展瓦尔拉斯均衡。这一学派的代表贝纳西（1990）说：“这种逐步发展起来的非瓦尔拉斯分析方法，通过考察更一般的价格机制、通过在短期引入数量信号和价格－数量混合调整，以及通过研究除价格预期之外的数量预期，创造出了一系列在几个方面概括了传统微观经济学概念的非瓦尔拉斯均衡概念。最后，我们应注意，非瓦尔拉斯方法并不是‘反瓦尔拉斯，’相反，它只是在更为一般的假设下应用那些在瓦尔拉斯理论中一直很成功的方法。”25

具体说，非瓦尔拉斯均衡有如下特征：

（1)非瓦尔拉斯均衡是相对于瓦尔拉斯均衡而言的，又叫非均衡。含义是：瓦尔拉斯均衡所要求的假设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价格机制并不能发挥出清市场的作用，市场均衡常常是非瓦尔拉斯式的，即供求未必相等，但却出现相对稳定的趋势。很显然，与供求相等的狭义均衡概念相比，非瓦尔拉斯均衡是一种广义的均衡概念，即指系统中的各个变量经过调整以后不再具有变动的趋势；

（2)经济体系的常态是存在一定的失业率或通货膨胀率，即非瓦尔拉斯均衡，零失业率和零通货膨胀率的瓦尔拉斯均衡只是在严格假定下一种特例；

（3)在非瓦尔拉斯均衡的分析中，主要强调数量调节，而非价格调节。价格调节是指在价格具有充分灵活性的条件下，交易者完全根据市场的价格方面的信息而进行的调整需求量和供给量的活动。这是瓦尔拉斯均衡中情况。在价格调节时，交易不受供求数量的限制。在瓦尔拉均衡价格体系中，成交量等于需求量，需求量等于供给量。数量调节与价格调节不同，数量调节是指在价格存在粘性的情况下，交易者除了要根据市场的价格信息来调整需求量和供给量而外，还要从市场的供给数量和需求数量方面取得信息，以调整自己的经济活动。也就是说，交易者和交易行为都受到供求数量的限制。

（4)非瓦尔拉斯均衡分析把价格调节失灵的原因归因于货币交易的复杂性，以及在这种复杂的交易中，信息的不完全和获取信息成本的昂贵代价。

（5）在供求失衡时，市场交易量遵循短边原则，即在自愿交易的条件下，当供给大于需求时，需求是短边，市场的交易量等于需求量；反之，供给小于需求时，供给是短边，交易量等于供给量。

在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凯恩斯竭力否定的萨伊定律被恢复了。根据克劳尔（1965）的双重决策假说，经济过程中的有效需求决定于商品和要素销售实现的收入，如果需求不足，不是企业预期变化产生的，而是计划的供给没能实现，于是供给决定需求。只所以供给计划没能实现，是因为信息不充分。这样加上一些假定萨伊定律不仅适用于实物经济而且适用于货币经济，有效需求不足以及非自愿失业的产生不是萨伊定律失效了，而恰恰是萨伊定律作用的结果。由于萨伊定律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揭示物物交换经济，因此要接受萨伊定律的话，在理论的逻辑上一定是趋向接受瓦尔拉斯模型，这在非均衡学派的理论中体现的很明显，所以莱荣霍夫德（1968）认为凯恩斯的非自愿失业能够从瓦尔拉斯模型中推导出来，只要加进非完全信息下的价格机制失灵进而出现非均衡即可；同时整个非均衡学派几乎一致同意非瓦尔拉斯均衡不是反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而是发展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使之适应并能够解释更多现实的问题。但是他们忽视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由于容不下历史时间而无法解释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如果一定要解释的话，一定是只剩下货币经济而没有资本主义。琼.罗宾逊（1972）对非均衡学派的批评是：瓦尔拉斯的微观一般均衡模式不可能同失业有什么联系，而马歇尔的均衡体系正是凯恩斯力求摆脱的，莱荣霍夫德的解释把凯恩斯的理论弄得更乱了。他引进资源配置来弥补凯恩斯宏观理论的不足，并不比新古典综合采用生产因素供给分析的方法更为有效，因为两者都要依赖市场机制的作用。如果莱荣霍夫德的办法有效，那么新古典综合的办法也会有效。

总之，非瓦尔拉斯均衡分析只是强调经济系统的非瓦尔拉斯均衡的性质，而并未真正揭示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虽然试图突出货币经济的动态性，但是把这种动态归因于不完全信息下瓦尔拉斯市场的失灵，新古典的资源配置理论又被改头换面纳入了货币经济的动态分析；企业家和工人在经济中处于同等的地位，企业家的货币收益核算对经济的决定作用消失了。一句话，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在本质上不是反新古典的，而是反凯恩斯的。原因是在新古典的基础上修改假定可以得出非瓦尔拉斯均衡的结论，但是却得不出凯恩斯的结论。二凯恩斯的货币理论

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与新古典货币理论在分析方法和逻辑结构上是截然不同的。凯恩斯的货币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在资本主义货币金融关系中，价格、产出和就业的决定机制。“凯恩斯的经济现实是些符号：货币和信用，而不是商品、劳务和劳动－物质世界的现实与‘事物’.------在凯恩斯经济学中，商品、生产和劳动只是‘现实的面纱。’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事物取决于货币的活动：货币供给、信用、利率和政府盈余或赤字。商品、劳务、生产、生产率、需求、就业、最后还有价格，这一切全都是货币的、符号的经济中宏观经济事件的因变量。”在凯恩斯看来，新古典经济学只在价值理论的范围内描绘了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的情形，并没有给出总量关系中就业和产出的决定机制。在凯恩斯的总量理论中，资本主义的货币金融关系而不是技术关系是产出和就业的决定因素。企业家就是在这套货币金融关系中预期未来，作出眼前的投资决策，并因此确定了整个社会的产出和就业水平。在资本主义货币金融关系中，过去的投资不能改变，而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企业预期利润的变化进而引起的投资波动决定了总量关系的不稳定性。在凯恩斯的总量理论中，历史时间、货币和不确定性是他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病症的逻辑起点。

凯恩斯首先否定的是萨伊定律，认为萨伊定律只适用于物物交换的经济，而不适合于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凯恩斯认为萨伊定律所揭示的经济关系实际上是货币经济的一个特例。在《通论》的早期草稿中，凯恩斯明确说明了萨伊定律适用的环境以及货币与就业的关系。在他的早期模型中一个社会有两个阶级：拥有生产手段（资本资产）的企业家（他用货币购买原材料和雇用工人支付工资）和寻找就业机会的工人。工人就业的程度依赖于企业家的货币计算，企业家要估计他生产物质商品并从事销售的货币收入是否超过原料、工资成本以及机器设备的使用成本。在这里企业经营中彻头彻尾用的是货币标准，用凯恩斯的话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在最后比开始赚取更多的货币，企业没有别的目标。这是企业（货币）经济的本质特征”。在凯恩斯的早期模型中，是企业家而不是消费者支配着货币经济的决策。

在凯恩斯的早期模型中，他要解决为什么在货币经济中存在非自愿失业，而在非货币经济中却没有呢？在他的模型中存在非自愿失业的货币经济是打着货币、企业家和货币工资（money－wage）标签的经济；而没有非自愿失业的经济则是物物交换（即货币只是交易媒介）、合作生产（co－operative）和实际工资（real－wage）的经济。他认为物物交换或合作生产的非货币经济类似一种集体经济（collectiveeconomy），在这种经济中，分配给生产要素的总产出的份额是预先决定的.这种经济中使用货币作为分配产出的工具，但是经济目标不是最大化货币收益。在这种经济环境中，所有的工人将会被雇用，只要他们产出的效用超过他们劳动的边际负效用。换句话说，萨伊定律在合作经济中是成立的。但是不能把它应用于货币经济中，因为“货币经济并不单单是一种复杂化的合作经济，它是以不同的准则为基础，适合于不同目标的另一种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企业货币利润最大化的决策未必导致充分就业，或者说充分就业的产出对于企业来说未必带来最大的货币利润。因此这种经济内在地缺少足够的动力推动企业雇用工人以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凯恩斯认为要理解这种经济，需要采用全新的研究方法。仅仅对传统经济学加以修正，那么无论进行多大的修正都无济于事。

凯恩斯把合作经济称为企业家中性或货币中性的经济，他认为以萨伊定律为基础的古典模型是货币经济或企业家经济的一种特例。在这种情形中，虽然工人受雇于企业并获得货币收入，但是是在特定的安排下进行的，即：在这种安排下，要素收入的货币交换价值总是在总量上等于合作经济（co－operativeeconomy）中当前产出应该属于要素份额的比例。

这样，货币在古典模型中只是要素所有者从企业家那里购买全部当前产出的方便的手段，货币是中性的，它不影响产出和就业。凯恩斯认为新古典模型所描述的经济与现实是不符的。在现实中并不是只要产出的边际效用超过就业的边际负效用，工人就被雇用。在现实的货币经济中，存在一种组织（或协调）上的失败阻止工人去从事生产活动,这种失败源于企业要求工人所生产的商品的销售收益要超过用于工人的工资成本。而新古典模型遵循萨伊定律，排除了非自愿失业的可能。

有效需求的波动解释了为什么在合作经济中的产出在货币经济中可能是无利润的。除了有小的骚动以外，在合作经济中有效需求是不存在波动的，产出总会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而在企业家经济中，有效需求的周期波动是决定就业的根本因素，”因此凯恩斯认为他主要应关注有效需求波动的原因和影响。这样有效需求理论成为凯恩斯理论模型的基石。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其货币关系如何导致粘性的利息率和较低的资产价格，从而投资需求不足和经济萧条。

在展开他的理论中，凯恩斯使用的是移动均衡的分析方法，而不是新古典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凯恩斯是在反对新古典两分法的基础上提出移动均衡的分析方法的。他说：“我以为把经济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另一部分是货币理论，实在是错误的分法。我以为正确的分法应当是：一面关于一厂或一业之理论，研究如何把一特定量资源分配于各种用途，其报酬为如何等；另一面是适用于社会全体的产量论及就业论”，他认为前一种理论可以不考虑货币的特性，但是后一种理论就需要货币经济的全盘的理论。接着他区分了两种分析方法，静态均衡和移动均衡。凯恩斯认为后一种分析方法才适合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况，“在现实世界中，以往的预期不一定实现，而今日对于未来之预期又可以影响今日之行为”。为什么对未来的预期会影响现在呢，原因是货币是现在与未来的联系。“货币之最主要的属性，既在巧妙地联系现在与未来，则我们除非利用货币，否则简直无法讨论：当预期改变时，当前活动所受之影响如何？”

移动均衡方法的特征是在短期假定资本存量不变，探讨投资和收入流量的变动以及均衡的决定机制。之所以叫移动均衡是因为在历史时间中，新均衡状态是以原有或前一期均衡状态为起点并在新的条件影响下形成的。这种均衡分析法，不同于新古典的地方在于它探讨在历史时间中变量变化的动态机制，即随着条件的不断变化变量的变动机制，这些变动的条件是内生于凯恩斯所设计的货币经济系统的，而不是来于外生的冲击。奇克（chick,V.1983）对此的评价是“凯恩斯的方法类似一部影片，一个移动的画面，由一组快照镜头组成，每个镜头系统地与以前已经发生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同样，保罗.戴维森认为：“凯恩斯的分析结构在逻辑上同所有的一般均衡体系是不一致的，起码一点是它是建立在更广泛的均衡定义的基础上的，而不仅限于使市场供求均衡。因此凯恩斯更广泛的定义一定会提供一个更为一般的理论。”

在该方法上，凯恩斯提出了货币经济动态的均衡观。这种均衡观的特征是它认为货币经济本身存在周期的波动，但是这种波动是有规则的，它既不会无限地繁荣，以致超过充分就业的限制，也不会无限地衰退，以致使经济崩溃。在无限的繁荣和经济崩溃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状态，这种稳定状态未必与充分就业对应，常态是小于充分就业。为了纠正我们长期以来对凯恩斯理论的偏见，我们引用凯恩斯自己的话，他用很长的篇幅说:“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为，虽然它在产量和就业量上有大幅度的波动，但是，它并不是非常不稳定的。----它似乎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停留于在正常状态以下的经济活动水平，而又不显示出任何趋于复苏或趋于完全崩溃的倾向。此外，实际例证表明，充分或大致充分的就业量是少有的和短时存在的现象。波动能够以相当明确的姿态开始，但在它已经达到极端的幅度以前，似乎逐渐地把自己消耗净尽。既非绝望，又非满意的中庸情况是我们的正常状态。正是由于波动在到达极端以前把自己消耗净尽，而最终又使自己回过头来，所以才能建立起我们的经济周期理论的有规律的阶段。同样的事实也存在于价格。”

凯恩斯认为之所以经济波动存在规律性，原因是存在以下稳定条件：

（1）边际消费倾向的特征使投资乘数大于1，但是又不是非常之大。这解释了为什么微小的投资增加不会促使有效需求一直增加进而达到充分就业；以及投资的加少促使有效需求一直减少以致使所有人都失业。

（2）资本的边际效率曲线处于如此状态，以致当资本的预期收益或利率变动时，投资的变动不会与前两个因素的变动过于不成比例。这一方面是产量递增伴随成本的增加；另一方面是生产资本资产的资源是有限的；这两个条件决定了经济波动的上限；

（3）当就业量改变时，货币工资趋于作出同方向的改变，但货币工资的改变不会和就业量的改变过分不成比例；或者说就业量的温和改变不会造成非常巨大的货币工资的变化。这实际上说明了价格稳定的条件。

（4）投资持续大于（或小于）过去，它就会有助于减少（或增加）资本边际效率，而且，在以年为单位的时期中，减少或增加都不会具有很大的幅度。

凯恩斯认为以上四个条件决定了“我们的制度会上下波动，但又在上下两个方面避免就业和价格处于严重的极端状态，而只是围绕着一个中间性位置来进行。”这一中间性位置经常处于充分就业的水平以下。后凯恩斯经济学家把凯恩斯所说的经济波动称为有限波动（limitcycle），“即不管初始的条件怎样，（经济系统）的运动是一种重复的波动，处于最大限度和最小限度之间”，把凯恩斯的稳定状态称为中间性均衡（neutralequilibrium）。凯恩斯这种稳定均衡的概念与新古典静态均衡的概念不同，可以用于动态分析，因为这种中间性均衡可以转化为移动均衡（shiftequilibriu），进而分析动态过程。

从静态分析转向动态分析，这种移动均衡的方法是必要的，而且不会出现逻辑问题。凯恩斯认为分析货币经济制度只能用移动均衡的分析方法，而这种分析方法也必须以货币经济制度作为研究的依据。凯恩斯采用了马歇尔的方法，把长期划分为一系列连续的短期，它主要分析的是短期均衡。凯恩斯主要不是分析经济趋向短期均衡的路径，即不是分析非均衡过程，而是分析哪些因素影响短期均衡的状态。因为短期均衡点就是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的交点，该点代表一定的有效需求水平，以及相应的均衡产出和就业量，因此他的理论主要分析影响有效需求，进而产出和就业的因素。

凯恩斯依据以上移动均衡的方法，分析了货币、资产价格、利息率、价格水平、产出和就业的动态关系，建立了关于货币经济的新的一般均衡理论，在这一理论中，凯恩斯尤其强调资本边际效率的变动在经济周期波动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以及企业家对未来利润的不确定性预期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总之凯恩斯认为决定资本主义产出和就业的不是一套实物关系，而是一套货币关系，分析这种关系的工具不应是分析实物关系的传统的静态一般均衡理论，而应是动态的一般均衡理论。正如柳欣教授所说：“凯恩斯的均衡分析是一种新的理论，它是基于完全不同于新古典理论的假设。-----凯恩斯的均衡概念类似于马歇尔，只是把‘产出和就业作为一个整体，’并通过移动均衡分析来讨论经济周期。关键是在每一个短期，均衡并不是由新古典的原理所决定的，其价值、分配理论和波动的中心完全不同于瓦尔拉斯和非瓦尔拉斯均衡。”如果说凯恩斯体系中有一些逻辑问题，一定是他没有把这种分析方法贯彻到底。三马克思的货币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运行规律，马克思和凯恩斯的区别是他不是要描述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货币的表面的现象，而是要说明在这些表面背后的东西。与新古典理论家不同的是他认为决定这些表面现象的东西不是实物的技术关系，而是一种价值体系，仿佛在马克思那里也存在“两分法”，只是不是实物系统和货币系统的两分法，而是价值系统和货币系统的两分法，不过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的价格最终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只要它实现商品到货币的惊险一跳。

不论是马克思还是凯恩斯都认为决定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不是一种反映资源最优配置的相对价格体系，而是一套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不过马克思比凯恩斯做得彻底，为了彻底了解资本主义的来龙去脉，他从资本主义经济的源头－商品交换的研究开始，从而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本质。之所以人们能够进行商品的交换，是因为商品中凝结着人类的抽象劳动－这种共同的东西，而它是商品价值的源泉。但是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发动机不是在生产中如何合理的分配这种劳动资源而使社会产出价值最大化的动机，而是资本家对货币利润的追求，这种货币利润的来源是活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分为生产和流通，生产是价值的创造和转移过程，而流通是价值的实现过程。价值的创造是经由劳动力的买卖来实现的。所有的资本家和所有的工人的经济关系就是后者创造利润而前者进行瓜分。所以马克思认为简单商品经济的运行特征可以用W-G-W，的公式来表示，即商品交换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商品本身（这是新古典货币理论的基础），在此货币只是交换媒介；而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特征是G-W-G，（此即为资本运动的总公式），即用货币购买商品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货币，而其实现的途径是雇佣的工人以其活劳动创造了新的价值，在此货币是作为资本的货币。

与凯恩斯相比，马克思更深刻地批判了萨伊定律。在马克思看来，萨伊“简单地抽去商品流通和直接的产品交换之间的区别，把两者等同起来”。马克思认为在萨伊的理论中，由于货币仅仅是交易媒介，那么W-G-W的过程相当于W-W的过程,即使存在商品流通，也不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而在马克思看来，货币的使用把W-G-W的过程分为两个部分：即W-G和G-W。这样，卖者用W交换到G以后不一定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用其所得货币购买其他商品。这就存在着经济危机的可能。马克思认为，萨伊不仅把W-W和W-G-W等同起来，而且还把W-G-W和G-W-G，等同起来。马克思说：萨伊定律“企图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商品流通所产生的简单关系，从而否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居于决定性的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而不是独立的生产者相互交换产品的关系。萨伊定律否定了资本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的这种看法得到了凯恩斯的部分认同，在《通论》的草稿中，他对此进行论述并以此反对萨伊定律。他说“合伙经济和企业家经济之间的区别，同马克思所作的大量观察有某种关系――――他指出，在现实世界中，生产的本质并不象经济学家所通常认为的那样，即如W-G-W，的情形，把商品（或劳务）换成货币是为了获得另外的商品（或劳务）。这也许是私人消费者的观点，但不是商家的看法，后者认为是G-W-G,的情形，即抛出货币换取商品（或劳务）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货币。”

在马克思的眼里资本主义经济不稳定的根源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这导致了总量价值关系的脆弱性。因为生产的社会化内在要求合理地计划社会必要劳动的分配，从而均衡投资和消费的总量比例，维持再生产体系的运行；但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及其基础上的逐利动机使这种状态成为不可能。前者是个技术关系问题，而这个问题要服从资本的运动目的。为了在竞争中提高生产效率，获得更多的利润，资本家必须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但是这反过来造成利润率的下降和工人购买力的相对贫乏。这样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最终是消费需求不足成为资本主义经济陷于困境的直接原因，并使经济危机从可能性变为必然性。

不过上述结论是从再生产理论中得出的。马克思在再生产理论中都把资本家的持续投资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能够维持的重要因素。马克思认为要使资本运动实现增值的目的，资本家不能把剩余价值完全用于个人消费，而必须拿出一部分货币去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资本家个人如何在消费和投资上分配表现为剩余价值的货币总量，直接影响再生产的运行。如果资本家从社会生产合理进行的目的而不是纯粹自身牟利的目的，似乎存在使再生产持续进行的可能，只要合理安排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比例关系。但是马克思要说明的恰恰是它的反面。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矛盾使资本家的持续投资成为不可能，因为资本的运动最终会为自己制造相应的约束――消费能力的限制。于是资本主义总是在矛盾中运动，一方面它需要市场，一方面又在破坏市场。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在凯恩斯那里变成了有效需求理论。不过凯恩斯不愿意把有效需求不足归于马克思所揭示出的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而是把它归于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关系中人们的各种心理动机，由于有效需求决定产出和就业，因此在凯恩斯的理论中似乎不存在商品过剩和失业并存的局面，而马克思认为两者是互为条件的。

马克思的再生产思想被波兰的学者－卡莱斯基表述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决定于资本家的消费和投资支出，于是有卡莱斯基名言“资本家赚得它所消费的，工人消费它所赚得的”。后凯恩斯主义者也强调资本家的投资在利润增长中的作用，不过他们都认为资本主义分配关系最终成为制约资本家持续投资的因素。他们比凯恩斯向前多走了一步，但是仍然落在马克思的后面。

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是以其价值理论为基础的，并服从其价值理论。在马克思看来货币的运动是商品价值运动的一种形式。它一方面推动着价值运动，另一方面制约着价值运动。马克思认为货币本身就是一种充当一般等价物特殊商品。它本身是有价值的，因为金属货币含有人类的劳动，当时的纸币是可兑换的纸币。它的价值由金属货币的价值决定。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货币金融系统是一个反映收商品价值关系的体系。流通中的货币量取决于流通中商品的价值总额，货币量不是独立的。在这一点上，它反对李嘉图的观点。因为李嘉图认为货币流通量决定商品价格。据此，有人说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是内生货币供给理论。而凯恩斯在探讨货币量问题时，持有外生的货币供给假定，而没有谈论其价值基础。在凯恩斯看来，在一定时点上，货币量是个固定的量，它在各种用途上的比例关系会影响投资和产出。

不过马克思不是要单独说明货币的运动规律，在马克思看来货币在资本主义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获得了和一般商品交换不同的职能，即在参与再生产过程中实现价值总量的增加。货币运动要实现上述目的必须不停地复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通过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继续产生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两者分离并同时存在的市场。货币自身是无目的的，是资本家赋予了它运动的目的。资本家和工人都在数手中的钞票，但是其目的却不同。当工人总是盘算买多少柴米油盐的时候，资本家的目的就实现了。

与马克思相比，凯恩斯逊色多了。他也试图为其货币理论寻找基础，于是尽管他后来极尽攻击马克思之能事，但是却偷偷借用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谈到资本时，他说“我们最好说，资本在其寿命中，会产生一个收益，超过其原来的成本；而不说资本是生产的。――故我同情经典学派以前的学说：其说以为一切皆由劳力产生，―――我们最好把劳力――看作是惟一的生产元素，―――这可以部分解释除了货币单位及时间单位以外，我们可以劳力单位，作为经济体系之惟一物质单位。”

不论是凯恩斯还是马克思都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不稳定性最终表现为货币总量比例的不和谐。凯恩斯把其主要归于投资的不足，而马克思则归于资本积累产生的商品总量和消费能力日益拉大的距离。尽管前者认为货币本身就是扰动的根源，而后者则认为货币仅仅是参与者，它背后还有更深藏的原因。马克思和凯恩斯从总量比例关系探讨经济过程的传统为后来的学者研究宏观问题时提供了思路，比如新剑桥学派就从工资、利润、投资和消费等关系入手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以及波动的内在机理。

不论从表面货币分析入手，还是从经济系统内在的价值关系入手，凯恩斯和马克思都认为经济运行是可以计算的并人为加以控制的，这一点区别于新古典。新古典认为经济自身是内在趋向均衡和稳定的，不稳定只是暂时的，同时它认为经济过程的信息量不是人为可以计算的，是个人理性所不及的，因此经济过程难以人为调控，如果试图为之，则会把事情办的更糟。凯恩斯认为通过投资的社会化可以消除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而马克思则认为应该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消除私有制，进而消除资本和劳动的矛盾及其产生的经济不稳定。

货币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提要：人们日益认识到,在一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强化风险管理机制,包括信息交换、区域经济监测和政策对话,对于维护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而在众多倡议之中,一个引起政府、多边组织、投资机构和学术界关注的倡议是早期预警系统。这个系统能够对正在逼近的金融危机发出信号。早期预警系统模型为系统研究危机事件和相关因素提供了一个有用框架。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宏观经济政策的不一致性会危害金融体系的安全,而脆弱的金融体系反过来又可以很容易地损害宏观经济基础。随着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深入发展,一个经济体的脆弱性能够很快溢出并影响到另一个经济体。明智的政策选择和制度改革不仅会使本国受益,还会使与其有紧密经济联系的邻国受益。因此,自从危机以来,各国家、地区一级全球层面上对加强经济金融风险管理的兴趣不断提高。

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二)早期预警实验的一般规则。第一,在金融危机起源中寻找系统性模式意味着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而是要研究一个更大的样本。否则,在重要因素与不太重要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会有太多解释,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结果经不起更多实际经验的检验;第二,要像关注货币危机一样关注银行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文献大都涉及货币危机。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比货币危机成本更大。银行危机似乎是引致货币危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三,尽量使用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指标集合。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标来反映潜在风险源;第四,采用样本外检验来判断先行指标的有用性。一个模型的样本内表现会使人们乐观地误以为模型在样本外也能表现良好。

(三)早期预警实验中有意义的发现。通过实际数据的运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从早期预警模型中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发现:(1)新兴市场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在爆发前都有征兆,有些现象有重复发生的行为特征;(2)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利用月度数据对银行危机进行准确预测的难度要大于货币危机。在样本内,银行危机的平均噪音信号比货币危机的要高;同样,在样本外,该模型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表现也比对银行危机的预测表现要好很多;(3)对于货币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实际汇率(相对于趋势)的升值,而对于银行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证券价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与国际储备比率的偏高以及经济衰退;(4)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先行指标之间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应单独考虑这两种危机;(5)在预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信用评级变化的表现比经济基本因素中较好的先行指标的表现要差很多;(6)先行指标的样本外检验结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货币危机方面是这样;(7)国家间危机传染效应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场发生货币危机的脆弱性时,要更加关注国家特有的经济基本因素。

主要参考文献:

[1]张志波.金融危机传染与国家经济安全[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货币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货币供给与货币总量

1.货币供给是指在现代信用体系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供给由其银行体系的负债所构成的。具体来说，在同时满足资金来源主要是存款和资金运用主要是贷款的金融机构就是银行，当代的银行主要是指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中央银行的现金发行是它的负债，商业银行的存款是它的负债，即是由中央银行发行的现金货币和商业银行的存款货币构成。货币总量涉及两个概念，一个叫货币存量，一个叫货币流量。存量是指在一个时点上的货币供给量，货币流量是指在一定时期内货币流通总量，货币存量和货币流量之间的关系是流量=存量*货币流通速度，一般来说流量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来定的，经济发展越好则流量越多，是较为稳定的。而存量在一定的情况下的货币流通速度会加快，如果货币的流通速度加快了，整个社会会对货币的存量下降，存量是一个相对变动的概念。在通货膨胀的情况系啊，物价上涨飞快，会导致整个社会所需要的货币单位增加。、2.商业银行通过推出新的金融工具，能够吸收更多的资金存入银行，给商业银行带来了更多的存款货币。原来的活期存款是没有利息的，通过金融创新新型存款款如Nows——可转让支付命令账户，新型活期存款是用支付命令取代了原来的支票，同时银行要为它支付利息，这样厂商及个人就愿意到银行开这种账户使银行的存款货币总量扩大。但与此同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如狭义货币原来主要是为了满易支付的需要，本身是不增值的，但现在这种新型的活期存款推出来后，导致狭义货币的定义不再像以前那么纯粹。金融创新使得货币的定义或货币的层次遭到混乱，也对货币的总量发生影响。在现代这样一个金融创新时代，货币的研究变得更加复杂，货币政策的制定面临的难度也就更大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货币层次划分是M0=流动于银行体系之外的现金，如我们口袋里的硬币、纸币，家里面、企业中存放的现金.等等；M1=M0+活期存款（活期存款只有商业银行可以接收）；M2=M1+储蓄存款+定期存款+其他存款。

存款货币的多倍扩张与多倍收缩

1.原始存款是指以现金和支票方式存入银行的活期存款，现金是流通中的现金，存入银行表明银行存款的净增长，支票是每个企业它所得到的买方所支付的支票方式，代表着一定的货币数量，活期存款是为了满足购买、支付、交易的需要。派生存款是由于银行提供贷款或银行参与投资所衍生出来的存款。银行的派生存款的产生是需要些前提条件的，它不仅仅是因为有投资、贷款这些因素，还受到银行存款准备金和存款准备金比率的限制。银行存款准备金是指为了防止银行在紧急关头流通性不足导致不发应对客户的提存，使银行被挤提的问题。中央银行规定各家商业银行吸收存款后都要缴，一部分的存款准备金，使得在出现上述问题时，中央银行能来向商业银行提供贷款，帮助商业银行通过难关。存款准备金通常它只是吸收存款当中的一部分，当存款准备金占存款比例较高时，这个经济体中银行的可用资金相对比较少了，当存款准备金占存款比例较低时，这个经济体中银行的可用资金相对比较多了，这个存款准备金的高低就成为中央银行调节商业银行可以运用资金多少的手段。当中央银行觉得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中央银行就会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当中央银行觉得经济疲软，通货紧缩的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中央银行就会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2.存款货币的多倍扩张，需要假设整个银行体系由一个中央银行和至少两个商业银行构成，中央银行规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为10%，商业银行只有活期存款，没有定期存款，商业银行并不持有超额准备金，银行的客户得到贷款后没有提取现金。在这些假设条件后，假设存入甲银行活期存款一万元，缴纳存款准备金1000元，剩余的资金甲银行全部用于贷款，也就是负债一万元，资产一万元。甲银行提供贷款9000元给客户，客户将所取得的贷款又存入另一家银行乙，乙银行的9000元是从甲银行的贷款转化而来，这9000元就是派生存款。但无论是原始存款还是派生存款都需要交纳存款准备金，乙银行交纳准备金900元，剩下的8100元又用于贷款。这样就商业银行一方面吸收人们的原始存款，另一方面通过它自身的业务，它能创造出更多的派生存款。原始存款加上派生存款就构成了银行可以运用的资金，也是银行可以向社会提供的货币资金。所以，商业银行是货币供给最重要的一个机构。而存款货币的多倍收缩与存款货币的多倍扩张的演变情况刚好相反。金融理论的研究范式随着相关科学的发展而不断革新。系统科学能够全面有效解决非线性、复杂性、动态性问题，20世纪80年代系统科学理论逐步应用于金融研究中。为发展金融理论、指导金融实践，有必要构建完善的系统科学范式下的金融理论体系。系统金融理论采用非线性、复杂性和系统动力学的方法，能够更加准确地揭示金融系统的演化规律，因而较现代金融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更加接近于实际情况，是金融理论研究范式未来的发展方向。

本文作者：兰琳工作单位：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货币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一、货币政策对保险政策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货币政策对保险政策的影响是通过其对保险市场的影响反映出来的。货币政策一般分为扩张性货币政策、紧缩性货币政策以及中性货币政策。运用不同的货币政策对保险市场的影响不同。

（一）不当的货币政策会影响保险市场的正常发展

1.在市场货币供求均衡或货币供应量小于需求量时，如果运用减少货币供应量，提高利率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会打破市场供求的平衡，加剧市场的不平衡，导致货币供应紧张，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物价跌落，经济停滞，即通货紧缩现象。这对保险市场非常不利表现为：首先，影响保险市场的有效需求。从个人投保需求来看，通货紧缩、失业增加、收入减少、个人对保险的有效需求相应减少。从企业投保需求来看，通货紧缩、市场需求不足，使市场竞争激烈，许多企业被淘汰出局，生产经营规模缩小；另一方面，市场需求不足，导致产品价格下降，企业（特别是传统企业）利润下滑，许多企业因此发生不同程度的支付困难和偿付困难。为了节约费用开支、降低成本，企业一般会选择自保或其他转移风险的方式，尽可能扩大自担风险的限额，减少对商业保险的需求。因此通货紧缩使保险投保人的投保愿望、投保能力、投保需求降低。其次，紧缩性货币政策使保险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偿付能力降低。一方面由于保险市场有效需求减少，市场规模的偏小，保险市场的竞争显得尤为激烈，为了拓展市场，开拓新业务，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降低费率，加大业务投入，提高服务质量将是许多保险公司的必然选择，这将影响他们的承保利润；另一方面，通货紧缩，资本市场萎缩，减少了保险资金投资运用的机会，增大投资风险，影响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保险公司承保利润和投资收益是其利润的主要来源，二者的减少必然降低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从而削弱其偿付能力。

2.在市场货币供求平衡或货币供应量大于需求量时，如果运用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会使货币供应超过市场对其需要的量，过多的货币投入将引起物价上涨，货币贬值，通货膨胀。这对保险市场发展仍然不利。由于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保单保值和增值能力下降，保险的预期保障程度降低，使人们投保的积极性大受影响，表现为退保的大量增加，保单继续率下降和新业务发展困难。同时，在费率缺乏弹性的条件下，由于保单实际赔付率（或给付率）小于名义赔付率（或给付率），而投保人所交的费率却是按名义赔付率（或给付率）来确定的。这样实际上是减轻了保险人的实际经济责任，损害了投保人的经济权益，保险人处于有利地位。这种状态会使保险公司获利丰厚，并诱使更多的资本、机构和其它稀缺资源挤进保险供给行列，导致保险市场供过于求，引起市场的失衡。

（二）恰当的货币政策有利于保险政策作用的发挥

在市场货币供大于求时，运用紧缩性货币政策，可抑制总需求，减少通货膨胀；反之，在市场货币供给小于需求时，则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增加就业，推动经济增长。货币政策的正确运用可使社会经济走向健康之道，并消除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对保险市场的不利影响，为保险市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

二、保险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保险政策的正确与否将影响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正确的保险政策可促进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增强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而不合理的保险政策则会抑制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例如在通货紧缩时期，国家一般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贴现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增加货币供应量，刺激消费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可：（1）通过开办各种财产保险业务，为企业研制开发新产品，降低产品成本，生产价廉物美，适应社会需求的优质产品提供风险保障，鼓励新兴产业发展。（2）通过开办个人消费信贷保险业务，为商业银行开办个人消费信贷业务解除后顾之忧，以增大个人消费信贷规模，从而增加货币供应量。（3）通过开办各种个人保险业务，为社会公众个人的财产安全和人身风险提供经济保障，解除顾虑，激发其消费欲望。（4）扩大保险资金直接运用规模，调整资金运用方向借以影响公开市场业务，进而影响市场利率。

又如在通货膨胀时期，国家运用紧缩性货币政策减少货币供应量，抑制过度膨胀的消费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可：（1）通过开办各种财产保险业务，为企业生产的顺利进行提供经济保障，促进企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提高社会商品供给能力，实现社会商品总量与货币总量的均衡。（2）增加保险商品供应，提高服务质量，刺激保险需求，推迟居民对社会产品的消费，改变储蓄和消费的比例。（3）缩小保险资金直接运用的比例，增加国债或银行存款规模，以控制信贷规模。

可见，通过保险活动一方面可鼓励企业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增加或控制社会产品总量；另一方面又影响货币供应量，刺激或抑制社会需求，双管齐下，有利于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实现货币政策的目标——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从而稳定货币。当然，如果保险政策运用不适，则会抑制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

三、近几年我国的利率政策及其对保险市场的影响

在货币政策中，利率政策对我国保险市场的影响最为直接。1998年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使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为了抑制通货紧缩，我国政府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在这一轮经济周期的调控过程中，国家将利率作为主要的政策手段，自1996年5月第一次降息之后，在短短的几年中已连续8次降息，扩张性利率政策的频繁出台，利率的连续下调对我国保险市场（特别是寿险市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动摇了社会公众对保险的信任度，使投保人的投保意愿下降

连续下调利率，迫使以银行利率作为保费计算基础的我国寿险公司不得不随之频繁调整寿险保费的预定利率（如下表），不断上调保险费率，这有违费率应相对稳定的原则，社会公众对此感到无所是从，难以接受，从而影响了社会公众对保险的信任。同时，由于我国的寿险产品储蓄性过强，保险宣传不当，公众保险意识尚欠成熟，使许多人买保险时总是将目光紧盯住资金回报率，单纯地将费率与银行利率相对比，因此，费率的不断上调必然会影响到投保人的投保意愿，近一两年储蓄性险种销售难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二）对保险公司的给付能力造成极大的冲击，影响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

利率的调整一方面影响着保险资金运用的收益，另一方面每一次利率的调整也形成了高利率保单热销的景况，使我国保险业步入严重的“利差倒挂”境地。

1.利率调整对保险资金收益率的影响。我国保险资金运用受《保险法》规定的限制，只能投资于银行存款、国债、金融债券和国务院批准的其它方式。1998年10月保险资金允许进入全国同业拆借市场，1999年10月保险资金获准通过买卖证券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证券市场。由于国债市场、债券市场容量有限，进入证券市场方式以及其它资金运用渠道的限制，目前我国保险资金仍然有相当的比例（大约为30%～50%）存放于银行。目前我国保险资金运用收益主要由银行存款利息、债券收益和证券投资收益构成。前二者收益直接与银行利息挂钩，后者的收益也间接地与银行利息发生联系，这是因为股市的波动与经济的增长率和利率的变化息息相关。由于银行利率的连续下调，使我国寿险公司的损失达280亿人民币。因此，银行利率的下调，对保险资金运用收益率的影响极大。保险资金运用收益难以弥补前些年较高预定利率险种所带来的巨额利差损。

2.利率的调整使我国寿险步入严重的“利差倒挂”的境地。由于我国保险业在经营管理体制上长期存在不注重效率，盲目追求保费收入的问题，使得各保险分支机构将其保费收入最大化作为其利益的唯一硬约束。此外，由于银行利率下调与保险预定利率下调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每一次银行利率的下调都大大地刺激了寿险需求，形成了公众购买保险的热潮，各保险公司以此为契机，大量销售高利率保单拓展业务，带来保险公司业务的高峰，其结果是寿险公司积累大量的利差损失，形成严重的“利差倒挂”，极大地影响了保险公司的给付能力，进而影响保险公司经营的稳定。

扩张性利率政策对我国保险市场的不利影响是显著的，但它对我国保险市场也有着促进的一面，主要表现在：（1）利率不断下调，保单预定利率也随之下调，促使保险公司从以往的以高预定利率保单为主的价格竞争中摆脱出来，而转向产品服务质量方面的竞争，进而促使保险市场竞争更加有序规范。（2）利率的下调迫使保险公司转变经营战略，放弃过去粗放型的经营模式，转向通过调整险种结构、控制经营成本、提高资产质量等来缓解利率下调对保险公司盈利能力的不利影响。

由此可见，近几年我国利率政策的调整，对我国保险市场建设，保险业的稳健经营有着直接的制约、促进和破坏作用。如何制定相应的保险政策，消除利率政策变动对我国保险市场的不利影响，是我国保险政策制定者面临的一个非常现实而又重要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韦生琼。人身保险[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

[2]李强，郑立平。利息率波动对寿险市场的影响[J].黑龙江金融，2002，（2）。

[3]刘尚希，史兴旺，钱小安。2001年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回顾与2002年展望[J].国际金融研究，2002，（2）。

货币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电子货币的出现只是进一步说明了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本来就是观念货币和虚拟货币；电子货币并没使人类退回到物与物交换的状态，不能改变货币的本质特点；电子货币作为交换和信用的产物，像实体货币一样，也受国家法律制约；电子货币与流通中的汇票和支票一样，它的数量的多少是由交易和信用状况决定的，不是中央银行完全能控制的。

电子货币创造了新的、虚拟的货币形式，它使经济结算活动在虚拟空间得以实现，使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生活发挥越来越大的反作用，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社会活动局面。面对这种全新的货币形式，有人对传统的货币理论产生了种种疑问：电子货币这种没有物理实体的符号取代有物理实体的纸币，充当支付手段，人类的相互交换活动不是又回到了物与物直接交换的形式上去了?电子货币是信用货币，是个人和金融机构共同创造出来的，那么，货币的发行是否可以在法律之外，不受法律约束了?电子货币是经济人在信用过程中创造的，它的供给不以中央银行为转移，那么，电子货币岂不是弱化了中央银行垄断货币供给的特权吗?对于这些疑惑，我们只能用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给与科学的回答。

一、电子货币和电子银行

电子货币是以现行纸币为基础，以纸币计算单位为计算单位，以电子数据(二进制数据)形式存储在银行的计算机系统中，并通过计算机网络系统以电子信息传递形式实现流通和支付功能的货币。电子货币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四种：

(1)储值卡型电子货币。一般以磁卡或IC卡形式出现，其发行主体除了商业银行之外，还有电信部门、商业零售企业、政府机关和学校等部门使用的IC卡。(2)信用卡应用型电子货币。指商业银行、信用卡公司等发行的贷记卡或准贷记卡。可在发行主体规定的信用额度内贷款消费，之后于规定时间还款。(3)存款利用型电子货币。主要有借记卡、电子支票等，用于对银行存款以电子化方式支取现金、转帐结算、划拨资金。(4)现金模拟型电子货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基于Internet网络环境使用的且将代表货币价值的二进制数据保管在微机终端硬盘内的电子现金；一种是将货币价值保存在IC卡内并可脱离银行支付系统流通的电子钱包。该类电子货币具备现金的匿名性，可用于个人间支付、并可多次转手等特性，是以代替实体现金为目的而开发的。

电子银行是伴随着电子货币出现的网络银行，是指银行在互联网上设立网站，通过互联网向客户提供信息查询、对帐、网上支付、资金转帐、信贷、投资理财等金融服务。网上银行是个虚拟银行，它没有建筑物，没有地址，只有网址，其分行是终端机和因特网带来的虚拟化的电子空间，客户要想办理银行业务、接受服务，可以在办公室里、家里、旅途等，只要具有一定的通讯条件和一部个人电脑，随时都可以和银行接通，进行即时转帐、查询等各种银行交易。所以，在未来，银行也许不再以雄伟气派的建筑物为标志，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可能不再是银行信用的象征和实力的保证了。网上银行将使21世纪的金融从具有地理概念的中心走向无形的网络体系。随着电子货币广泛应用，所有传统银行使用的票据和单据全面电子化，使用电子支票、电子汇票和电子收据等，部分取代对应的纸制票据，实现金融交易无纸化。

电子货币作为新形式货币和传统的纸币有明显的差别；纸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实体；电子货币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纯粹的、抽象的电子数据；电子货币主要发挥货币的流通和支付的功能；纸币不仅具有流通和支付的功能，还是一个独立的价值额，还有贷款的功能，在借贷的过程中能够转化为资本；纸币以纸币本身、汇票和支票等形式和银行等物理媒介系统实现结算功能；电子货币是计算机网络系统以电子信息传递形式实现流通和支付功能的货币。

二、电子货币并没使人类退回到物与物交换的状态

电子货币以电子数据形式存储在银行的计算机系统中，并通过计算机网络系统以电子信息传递形式，实现货币流通和支付功能，改变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种人类传统的交易方式。因此，有人产生疑问，电子货币的出现，人类的相互交换活动不是又回到了物与物直接交换的形式上去了?

货币的本质是信用符号，所代表的是一定的购买力。人们持有货币不是为了货币本身而是为了它的购买力，也就是为了它所能购买的东西。因此，人们所需要的便不是若干单位的货币本身而是若干单位的购买力。因此，无论是占有黄金、占有纸币还是占有电子货币，都不是为了它们自身，而是为了保存一定的购买力。电子货币作为计算货币虽然没有物理实体，但它仍然使用具有物理实体纸币的单位名称，这种单位名称足以表示购买力单位的形式。电子货币是它的所有者向电子货币的发行者支付一定金额的现金或存款，而发行者以电子、磁性等形式把仍然依现行货币单位表示的等值货币额储存在消费者持有的电子设备中创造出来的。所以，储存在发行者电子设备中的电子货币依然是储存购买力单位的形式，而表示消费的综合商品的物价指数则是衡量电子货币购买力大小的标准。电子货币与金币、纸币相比，本质是相同的，形式是不同的。金币有含金量，含金量似乎是它的“内在”价值的尺度，其实这是一种错觉。金币购买力的大小，不在于含金量的多少，而在于物价指数的变化情况。纸币和申子货币更是如此。

马克思说“计算货币不过是为了衡量可售物品的相对价值而发明的任意的等份标准。计算货币与铸币完全不同，铸币是价格，而计算货币即使在世界上没有一种实体作为一切商品的比例等价物的情况下，也能够存在”。

马克思认为，除非到地球末日，否则，是不能没有计算货币的。计算货币就是个人、企业和银行帐面上，甚至是人们头脑中、观念上的数字货币。

“电子货币出现人类又回到了物与物直接交换的形式上去了”的观点的错误根源还在于没有搞清楚货币的职能和本质到底是什么。谁都知道，货币第一个职能就是价值尺度，把商品的内在价值表现为由同一单位名称表示的价格。把千差万别的商品转化为在质上相同，只有量的差别的同一物品。无论金币、纸币和现在的电子货币都是一样的。各国的电子货币都没有使用自己的专用的单位名称，都是用纸币的单位名称。这样，电子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这一功能时和纸币完全一样，一点差别都没有，都是计算货币。

既然电子货币与纸币有相同的单位名称，而单位名称的作用就是表现商品的价格，这样，电子货币就与纸币有相同的功能。所不同的是，纸币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理实体表示商品的价格，而电子货币是以看不见、摸不着的纯粹的数字表示商品的价格。

更重要的还不在于此，而在于商品作为循环中的统一体是处在过程中的价值，无论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流通领域的哪个阶段上，首先是以计算货币的形态，观念地存在于商品生产者的头脑中。在这里，具有物理实体的商品只是价值的承担者，重要的是这种物品在买者和卖者头脑中用货币名称所表示的价格。即使金币和纸币在充当价值尺度时也只是想象的或观念的货币。金币和纸币在充当流通手段时，单有货币的象征存在就够了。货币的职能存在可以说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货币作为商品价格的转瞬即逝的客观反映，只是当作自己的符号来执行职能，完全由符号来代替，甚至，连符号也没有必要出现，只用货币单位名称在商人脑袋里计算一下就足够了。

可见，只要商人们相互信任，相互讲究信用，那么，货币在充当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时，就没有必要以物理实体形式出现，而是以观念上的、幻想的、预测的虚拟货币形式出现。这样，金币和纸币也都升华为抽象的数字。与电子货币所不同的是，金币和纸币作为虚拟货币保存在人们的头脑中，电子货币作为虚拟货币保存在计算机系统中。我们不是把计算机称之为电脑吗？用人脑计算和用电脑计算是一样的，只不过电脑比人脑能存储的多、计算得快、准确得多。有了比人脑更先进的电脑，何乐而不用呢?有了比纸币更方便的电子货币又何乐而不用呢?

对此种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就做出了科学的概括：“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只是想象的或观念的货币。”在货币不断转手的过程中，单有货币的象征存在就够了。货币的职能存在可以说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货币作为商品价格的转瞬即逝的客观反映，只是当作它自己的符号来执行职能，因此也能够由符号来代替。这就告诉我们，电子货币的出现并非意味着人类又回到了物与物直接交换的形式上去，而是交换媒介的形势发生了变化，由具有实体的纸币变为虚拟的、无形的电子数字。

三、货币是交换和信用的产物，也受国家法律所制约

自从电子货币出现之后，有人说，传统经济理论认为，自从金铸货出现以来，货币就国家化，货币供给严格受国家法律所限制，从某种意义上说，货币是法律的产物。而电子货币则是客户、商业银行和其他经济机构自发的信用的产物，而不像现行的纸币的发行和流通必须依靠国家强制力。认为电子货币可以脱离国家法律的观点至少是片面的，也可以说是不对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私有制、分工和商品交换是货币产生的三个密不可分的要素。货币产生后，作为新的强大的社会力量迅速地瓦解了原始共产制经济，改变了人与人之间互相依赖的社会关系，把人类社会由野蛮时代引向文明时代。

马克思说：“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可见，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首先是在交换中产生的，不是由国家法律创造的。现代社会的纸币也是信用的产物，稍有宏观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当代，各国中央银行都通过公开市场买卖、变动贴现率和变动银行存款准备率这三种方式来增加货币供给。而这三种方式的运行都依靠信用。理论和实践都证明无论是金币和纸币首先都是交换和信用的产物，政府和法律仅仅是适应交换和信用发展的需要对货币的创造加以管理和保证。

现在新出现的电子货币同金币和纸币一样也是社会交换和信用的产物。当前，在我国典型的电子货币就是各类银行卡。最主要的银行卡是信用卡，也就是银行和其他财务机构签发给那些资信状况良好的用户，用于在指定商户购物和消费，或在指定的银行机构存取现金的特质卡片，是一种特殊的信用凭证，也是持卡人信誉的标志。但是，电子货币同当年的金币和现代的纸币一样也要受国家法律所管理。

当我们强调金币、纸币和电子货币都是交换和信用的产物时，不应忽视电子货币的产生与国家法律的关系。现在，所有国家的货币都是纸币，都是符号货币。这种自身几乎没有价值的符号货币不可能由个人随意发行并且普遍使用的，必须由各国政府决定它的发行，才能保证纸币的稀缺性，保证纸币的购买力。此外，政府还要规定纸币单位的名称，及不同单位之间相互固定不变的兑换比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计量单位、它的等分及名称的规定一方面纯粹是约定俗成的，另一方面在流通内部应该具有普遍性和强制性，所以它必须成为法律的规定。这个纯粹形式的手续就落在政府身上。”比如说在我国，“元”为标准计量单位，“角”和“分”都与“元”有固定不变的比例关系。我国的价格标准是我国政府通过法律规定的，其他国家的价格标准也是其他国家政府通过法律规定的。

因此，任何一种货币发挥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功能时，尽管仅仅是符号，但这个符号都是具有国家属性的，都在一国之内发挥其功能。货币从产生时起就带有国家的印记。时至今日，货币的国家属性更得到了充分表现，现在一切文明国家的货币都是国定货币。国家不仅指定货币的名称和计量标准，而且还管理和控制本国货币的发行和流通。货币是国有的，国有货币仅仅是国家授予货币占有者合法化权力的符号。

有的文章说，电子货币是信用货币，是个人和金融机构共同创造出来的，是在法律之外，不受法律约束的自由货币，这种观点同样是片面的，是错误的。电子货币的基础是纸币和银行存款，电子货币所用的单位与纸币完全相同。电子货币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纸币的限制，但又时时受到纸币的限制，摆脱不了纸币的限制。那么，既然纸币、银行和金融机构要受到国家法律的约束，电子货币当然也要跟着受到国家法律的约束，它绝不可能在国家法律之外为所欲为。写到这里，笔者不禁想到，当年有不少文章说，欧洲美元是不受任何国家法律约束的货币，那也是错误的观点。其实，欧洲美元尽管在美国境外，但它绝不是一个无法无天的货币，欧洲美元归根到底还是美国的美元，还是要受美国的法律所约束，欧洲美元的出现，仅仅说明美国美元的外延。

四、电子货币弱化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特权之说不足为新

人们对电子货币的作用说得最多的是，电子货币主要影响货币供给，这主要表现为在电子货币部分替代流通中的通货以后，中央银行发行的通货仅仅是整个货币供给的一部分，因此电子货币对流通中通货的影响会直接影响到货币供给量。影响最大的是狭义货币M1。M1=通货+活期存款，通货在M1中占比重较大，所以电子货币替代部分通货以后，就必然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狭义货币M1，其主要表现是：第一，由于货币虚拟化，使流通中的通货数量减少；第二，由于电子化货币存在的形式不稳定，影响商业银行的存款也不稳定，从而会改变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数量；第三，由于电子货币既影响基础货币也影响货币供给量，所以电子货币也可以通过影响货币乘数的变化对M1产生影响。这些看法是正确的，但不足为新。同时这种观点有夸大央行作用之嫌。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要明了到底什么是货币供给?最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说：“货币还是按传统的定义为好：即通常可以被接受和使用的作为交换媒介的任何物品。”“货币供应量可以用国内公众所持有的货币总量来表示”。当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位获得者——萨谬尔森在他的大作《经济学》中写道：“货币M1的供给包括处在银行之外的硬币、处在银行之外的纸币和一切银行的活期存款。”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和萨谬尔森《经济学》，只要是中央银行已经发行出来的纸币和硬币，只要是存在银行的一切活期存款，只要是国内公众所持有的货币，不管进入不进人流通都构成货币供给。在这里，笔者斗胆地说，不管《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是多么权威，不管萨谬尔森的名气和对经济理论的贡献有多大，但是，他们对货币供给下的定义是否科学正确，是值得讨论的。

马克思说：“我们这里所说的通货量，指的是一个国家内一切现有的流通的银行券和包括贵金属条块在内的一切硬币的总和。”这就是说，货币供给并不是指中央银行已经发行出来的纸币、硬币和商业银行的存款，而是指进人流通中的纸币、硬币和被开具支票的存款。而那些贮藏在公众手中的纸币和硬币，那些在银行负债账户上还没有被贷出的存款都不能算作货币供给。因为它们没有进入流通领域，没有变成真正的购买力，没有转化为需求。我们一再强调人们偏好货币，并不是偏好货币本身，而是偏好货币的购买力。

因此，那些没有被花费的纸币和硬币，没有被贷出的银行存款，由于没有进入流通领域，没有转化为购买力，它们的货币灵魂就离它们而去，也不构成货币供给。在货币市场上，货币供给就是货币盈余者对外所提供的贷款量。这个数量越多，货币供给越多，反之，货币供给就少。所以货币供给量是由流通领域中的货币量和进人借贷领域中的全部货币量构成的，不应该由银行已发行出来的全部货币量来构成。在我国人们坚持后者，放弃前者，根本原因就是只学习西方的货币理论，忘记了马克思的货币理论。

既然货币供给是由进人流通领域中的对商品和劳务进行购买的货币构成，那么，汇票和支票在购买中代替纸币充当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构成货币供给这是人人都接受的事实。马克思说：“几乎每种信用形式都不时地执行货币的职能，不管这种形式是银行券，是汇票，还是支票，过程本质上都是一样的，结果本质上也是一样的。”“这一切形式的作用，都在于使支付要求权可以转移。”这就是说，除了纸币和硬币之外，汇票和支票也是货币。

既然我们承认汇票和支票代替纸币在流通中充当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构成货币供给，那么，电子货币代替纸币代替汇票和支票执行流通和支付手段，理所当然地构成货币供给，这还有什么可疑义的呢?依据马克思的货币供给理论，电子货币既新又不新。所谓不新，就是因为电子货币所起到的流通和支付手段的职能和传统的汇票和支票没有什么两样；所谓新，是因为传统的汇票和支票是具有物理属性的纸质货币，而电子货币是由纯粹抽象的数字表现的没有物理实体的货币。

既然电子货币像传统的汇票和支票一样在流通领域中发挥流通和支付手段的功能，那么，个人和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通过相互信任创造出来的电子货币就是货币，就构成了货币供给的一部分。随着信用程度的普遍提高，计算机网络的普及和应用，电子货币在总货币供给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写到这里，我们就会清楚地明白，货币供给量就是在流通中的全部货币，不是中央银行已经发行出来的全部货币。中央银行发行出来的货币进入流通，就形成货币供给；不进人流通，就不形成货币供给。所以货币供给增加与否，不在于中央银行发行了多少货币，而在于有没有交易，有没有货币流通。只有交易和信用去创造货币供给，增加货币供给。有了交易和信用，不仅由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和硬币进入流通后构成货币供给，就是由购买者、销售者和金融机构自行创造的汇票、支票和电子货币，只要进入流通，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也同样是货币，也增加货币供给。货币供给主要是由贸易和信用决定的，并不是由中央银行一手决定的。那么，说电子货币弱化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管理和控制，这既不了解什么是货币供给，又夸大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作用。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错觉呢?根源还是在于当代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对货币供给的错误表述。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用了大量笔墨论证就连英格兰银行也没有能力完全控制货币供给，即用于购买的、进人流通的货币量。他说：“银行券的流通既不以英格兰银行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该行为保证银行券兑现而在地库中贮藏的金的数量为转移……，只有营业本身的需要才会影响流通的货币即银行券和金的数量”。“银行无权按照自己的愿望来扩大公众手里的银行券数额；它有权减少公众手里的银行券数额，但只有采取断然措施才能办到”。“地方银行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使数量超过公众需要的和要求的银行券保持在流通中”。“流通的银行券的数量是按交易的需求来调节的，并且每一张多余的银行券都会立即回到它的发行者那里去”。“通货的扩张和收缩完全取决于工商业者的需要。在危机以后的消沉时期，通货额最小，随着需求的重新活跃，又会出现对流通手段的较大的需要。这种需要随着繁荣的增进而增加；而在过度扩张和过度投机的时期，流通手段量达到最高点。”

货币理论论文范文第6篇

内容摘要：本文认为，当代宏观经济学对货币经济的理解依然有待深入，需要学习借鉴瑞典学派的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瑞典学派代表人物维克塞尔将两种利息率、资本积累、宏观均衡和货币调控理论引入到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中，凯恩斯和米尔达尔深受其影响。

维克塞尔“两种利息率”分析框架下的资本累积理论

（一）“两种利息率”理论及其历史渊源

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斯密、李嘉图、穆勒，对于货币的价格无一例外地用单一的利息率来衡量。而瑞典学派的维克赛尔基于古典学派的货币理论缺陷，率先提出了“两种利息率”理论。“两种利息率”即指资本的“自然利息率”和贷款的“市场利息率”。资本的“自然利息率”主要是从资本的生产和预期收益率角度的分析，可定义为使用货币贷款时所预期获得的利润率。而“市场利息率”即提供贷款时由资金市场供求力量决定的利息率，也可称为实际利息率。维克塞尔的两种利息率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古典经济学的印记。古典经济学家，更远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在分析经济范畴时提到过“市场价格”和“自然价格”；对价值的研究提出了“市场价值”、“自然价值”。

（二）资本动态积累理论

在两种利息率理论的基础上，瑞典学派提供了资本积累过程的一个标准的动态框架，即动态累积理论。资本累积过程的传导机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市场体系中由于“自然利息率”与“市场利息率”的不一致导致市场的相对价格受到扰动，并同货币价格体系的一般水平产生显著性差异。资本动态的累积过程就以此为基础扩散开来。“假定银行和别的贷放资金者，其贷款利率与相符于资本自然率现时价值的那个率有所不同，不是比它低些就是高些。制度的经济平衡因此被打破。如果（贷款）利率上升，将发生相反的情况。

（三）维克塞尔的货币政策理论

资本累积理论认为，无论是正向的累积过程还是负向的累积过程都不会自发趋向于收敛，即达到所谓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达到均衡状态必须依靠银行利率调节政策。维克塞尔的资本累积理论为其进一步的“货币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维克塞尔虽然信奉市场，但却指出了市场的内在缺陷。当经济体表现为向上的累积过程时，投资、物价向上运动，银行存款日益减少。当储蓄率低于投资需求量时，银行便会提高实际利息率，缩小实际利息率和自然利息率之间的差额。导致进一步投资动力的减弱，降低了投资物价向上运动的速率。

凯恩斯理论和瑞典学派货币理论的同源性

（一）两者都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稳定性并主张国家干预经济

维克塞尔从两种利率的货币理论出发，得出资本主义商业周期的必然性。“当贷款利率恒久的高于自然利率时，关于必然发生的价格的相反变动，现已无需多言。这时企业家不但没有超额利润可得，他们将遭受损失。为了避免这种损失，他们希望缩小活动范围，限于比较有利的那些方面，于是他们对劳动和土地的需求将相应的减少”。而凯恩斯基于就业理论和有效需求理论，也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内在的不稳定性。但凯恩斯主张进行“财政政策”干预，维克塞尔主要主张“货币政策”，这种差异主要源于其所处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差异性。

（二）将“理性预期”同时引入到了宏观经济分析模型中

以维克塞尔为代表的瑞典学派，认为“预期”在宏观经济的动态分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实际资本价值的某一变动，经常是预期的……企业家预期的价格只是存在于一系列粗略的或然事物中。这种计算还由于他们的取舍态度变得更为复杂，这种取舍态度表现在对一系列或然事物的风险的评价上”。

（三）两者都提出了货币“非中性”的观点

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一个基本的假设是：货币数量的增减对实际经济变量，如产量，实际工资，就业人数等宏观变量不会发生任何作用，而仅能影响这些实际变量的货币“量值”的大小。其后果就等于把一切以货币表示的标记做出同比例的增加或减少。维克塞尔反对这种观点，认为银行对贷款利率的调节直接影响投资积累的速度和规模。

（四）两者都试图将相对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二者融为一体

维克塞尔革命性地突破了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试图把价格理论、货币理论和资本理论三者有机地融为一体。凯恩斯也继承了这种分析思路。一方面凯恩斯不同意传统的二分法，提出了自己的二分法，即主张把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个部分。认为经济理论一方面是单个行业或厂商理论以及既定数量的资源在各种不同用途之间的分配和报酬理论，另一方面是从整体来看的产量和就业理论。这种二分法本质上也是一种综合。

综上，瑞典学派维克塞尔的经济理论是凯恩斯理论和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最直接的理论渊源。

瑞典学派米尔达尔货币经济的三个均衡条件

维克塞尔的两种利率理论是有缺陷的，他从纯技术意义上定义了自然利率概念，但此概念在货币经济下是很难确定的。所谓的自然利率，实际上就是资本的收益率。在货币经济条件下，它不仅取决于生产因素，更取决于产品的交换价值和价格，而后者又受市场利率的影响。因此“货币利率也必须包含在用来确定自然利率的公式之中”。米尔达尔以瑞典学派的“两种利率”理论为基础，进一步提出了货币均衡所必须的三个条件。

（一）“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二者相等条件下的货币均衡

这个均衡条件实质上与维克塞尔的两种利率理论是一致的。米尔达尔第一个均衡条件的突出理论贡献，是对自然利率的分析中着重强调了“预期”的作用。认为资本收益率分为“事前”收益率和“事后”收益率。在维克塞尔的理论中，自然利率和货币利率的对应，是要说明积累过程是如何通过企业家行动的反应而发生的。所以，只有预期收益率才对此结果产生直接的影响。在米尔达尔看来，“预期”是分析自然利率的一个核心概念。本价值的变动主要由以下三种因素：一是资本的得益和损失；二是收入和成本中的得益和损失；三是投资得益和投资损失。

因此，货币均衡的条件可以重新表述为，现有实际资本的资本价值与它的再生产成本相等，这样从量化和操作的层面上更容易进行。在这种情况下，维克塞尔的均衡条件即净新投资额必然是零。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价格体系积累过程中没有这一个方向或从另一个方向背离均衡的趋势。这样，在维克塞尔的体系里，至少说从静态均衡分析的角度讲已经达到了均衡。但是，从动态均衡的角度，第一均衡条件还存在着不确定性。

（二）“储蓄”和“投资”的相等

当货币利率促使储蓄和投资相等时，货币利率是正常的。维克塞尔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投资和储蓄是不能等同的。“从资本市场的观点来看，储蓄和投资的这种区分是维克塞尔所首创的现代货币理论的实质”。此均衡条件的含义是：当其相等也只有当他们相等时，价格体系是处于货币均衡情况，否则价格体系必然上升或下降。从动态均衡分析出发，有四种因素在影响储蓄和投资的均衡。一是预期变动对均衡的影响；二是货币利率变动对均衡的影响；三是储蓄的变动对均衡的影响；四是信用条件的变动对均衡的影响。基于资本市场的均衡的第二个条件，利润均衡的第一个条件才有更深刻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维克塞尔.利息与价格.商务印书馆，1982

货币理论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提要：人们日益认识到,在一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强化风险管理机制,包括信息交换、区域经济监测和政策对话,对于维护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而在众多倡议之中,一个引起政府、多边组织、投资机构和学术界关注的倡议是早期预警系统。这个系统能够对正在逼近的金融危机发出信号。早期预警系统模型为系统研究危机事件和相关因素提供了一个有用框架。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宏观经济政策的不一致性会危害金融体系的安全,而脆弱的金融体系反过来又可以很容易地损害宏观经济基础。随着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深入发展,一个经济体的脆弱性能够很快溢出并影响到另一个经济体。明智的政策选择和制度改革不仅会使本国受益,还会使与其有紧密经济联系的邻国受益。因此,自从危机以来,各国家、地区一级全球层面上对加强经济金融风险管理的兴趣不断提高。

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二)早期预警实验的一般规则。第一,在金融危机起源中寻找系统性模式意味着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而是要研究一个更大的样本。否则,在重要因素与不太重要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会有太多解释,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结果经不起更多实际经验的检验;第二,要像关注货币危机一样关注银行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文献大都涉及货币危机。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比货币危机成本更大。银行危机似乎是引致货币危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三,尽量使用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指标集合。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标来反映潜在风险源;第四,采用样本外检验来判断先行指标的有用性。一个模型的样本内表现会使人们乐观地误以为模型在样本外也能表现良好。

(三)早期预警实验中有意义的发现。通过实际数据的运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从早期预警模型中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发现:(1)新兴市场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在爆发前都有征兆,有些现象有重复发生的行为特征;(2)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利用月度数据对银行危机进行准确预测的难度要大于货币危机。在样本内,银行危机的平均噪音信号比货币危机的要高;同样,在样本外,该模型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表现也比对银行危机的预测表现要好很多;(3)对于货币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实际汇率(相对于趋势)的升值,而对于银行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证券价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与国际储备比率的偏高以及经济衰退;(4)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先行指标之间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应单独考虑这两种危机;(5)在预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信用评级变化的表现比经济基本因素中较好的先行指标的表现要差很多;(6)先行指标的样本外检验结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货币危机方面是这样;(7)国家间危机传染效应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场发生货币危机的脆弱性时,要更加关注国家特有的经济基本因素。

主要参考文献:

[1]张志波.金融危机传染与国家经济安全[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货币理论论文范文第8篇

关于货币传导机制，在西方经济学界现在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各种观点强调不同因素在货币传导机制中的作用。这些观点可以分为三类：传统的利率渠道、其它资产价格渠道以及信贷渠道。

一、传统的利率渠道

从希克斯于1937年提出IS—LM模型到现在，已有60年了。60年来，该模型一直是大多数西方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的主要内容，也一直是西方国家政策讨论中所使用的主要工具，到现在依然如此。在这一模型中，货币政策是通过利率的变化来传导的。货币存量的增加将降低利率即借贷成本，借贷成本的降低增加厂商的投资支出和消费者对耐用品的消费支出。这样需求将增加，从而导致总产量和总收入的增加。这就是利率渠道。就是说，货币存量的变动将导致利率的变动，而利率的变动又将引起投资的变动，从而引起总需求的变动，最终导致总产量的变动。因此，在IS—LM模型中利率渠道是主要的货币传导机制。

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强调真实利率而非名义利率。另外，人们通常认为，对支出有主要作用的是长期真实利率而非短期真实利率。但是，如果中央银行使得短期名义利率发生变化，就会导致短期以及长期债券的真实利率发生相应变化。由于价格粘性的存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降低了短期名义利率，也就降低了短期真实利率，即使在理性预期的世界中也是如此。利率期限结构中的预期假说指出，长期利率是预期的未来短期利率的平均数，因此短期真实利率的降低将导致长期真实利率的降低。真实利率的降低导致企业固定投资、住宅投资、耐用消费品支出和库存投资的上升，所有这些又将导致总产量的上升。

对支出起作用的是真实利率，而非名义利率。这一事实对货币政策刺激经济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即使名义利率在通货紧缩时期到达零限，货币政策依然有用。如果名义利率在零限上，货币扩张将提高预期价格水平从而提高预期通货膨胀率，进而降低真实利率。真实利率的降低将使投资支出增加，从而导致总产量的增加。

这个机制说明，即使名义利率被货币当局降到零，货币政策可能依然有效。实际上，在货币主义者说明在大萧条时期美国经济为什么没有处于流动性陷井中，以及为什么在那时扩张性货币政策有可能防止产量的急剧下降时，这个机制是一个关键要素。

泰勒考察了利率渠道，他认为有坚强的证据表明，利率对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有巨大影响，这使得货币的利率传导机制成为一个坚强的机制。对他的观点争论很大，因为许多研究者认为经验研究很难认定利率通过资本成本而发生的影响。这些研究者看到了利率渠道的经验失效，这就刺激了对其他传导机制的研究。

二、其他资产价格渠道

货币主义者对上述IS—LM范式的一个主要的反对意见是，它只关心一种资产的价格——利率，而非许多种资产的价格。货币主义者所看重的，是一个通过其他相对资产价格以及真实财富将货币政策传导到经济的机制。凯恩斯主义者也认识到，这些其他资产价格对于货币传导机制十分重要。

1．汇率渠道。随着各国经济的不断国际化以及浮动汇率制度的出现，人们越来越注意到货币政策通过汇率对净出口所产生的影响。实际上升，在西方主要的宏观经济学和货币银行学教科书中，这种传导机制现在已成为其中的标准内容。这种渠道的作用过程如下：如果货币供应量增加，本国的短期名义利率将下降，在存在价格粘性的情况下，这意味着短期真实利率将下降，从而对本国货币的需求也将下降，本国货币就会贬值。本国货币贬值使得本国产品比外国产品便宜，因而使净出口上升，最终导致总产量的上升。

2．权益价格渠道。对于货币传导机制而言，有两个与权益价格有关的渠道：托宾的q投资理论和财富对消费的作用。

（1）托宾的q理论。该理论所提供的机制是，货币政策通过影响权益的价值来影响经济。托宾把q定义为企业的市场价值除以其资本的重置成本。如果q高，则企业的市场价值高于其资本的重置成本，因而相对于企业的市场价值而言，新的厂房和设备比较便宜。这样企业就可以发行权益，并取得相对于其为购买这些厂房和设备所花费的成本的较高价格，从而投资支出就将上升，因为企业只需发行少量权益即可购买大量投资品。

另一方面，如果q较低，企业就不愿意购买投资品，因为相对于资本成本而言企业的市场价值较低。如果企业在q低时想获取资本，它可以便宜地购买另一家企业，从而获得的是已有资本，因此投资支出将较低。

这种理论的关键在于，在托宾的q与投资支出之间存在一种联系。但是，货币政策如何能够影响权益价格？货币主义认为，如果货币供给上，公众发现他手中的货币持有量大于他所希望的，从而通过增加支出来降低之。公众可以支出更多的一个地方是权益市场，这就增加了对权益的需求，提高了其价格。凯恩斯主义得出了一个类似的结论，该理论认为，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利率下降，使得债券的吸引力下降，从而导致权益价格上升。如果权益价格上升，则q也上升，因而投资支出也上升，最后总产量跟着上升。

（2）财富效应。货币政策通过权益价格传导的另一渠道依赖于财富对消费的影响。在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中，消费支出决定于消费者一生的资源，这些资源由人力资本、真实资本和金融财富构成。金融财富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普通股票。股价上升，金融财富增加，消费者可用资源增加，从而消费上升。前面我们已经看到，扩张性货币政策可以导致股票价格的上升。因此，这一机制可以总结如下：如果货币供应量增加，则股票价格上升，消费者的金融财富增加，如果其它条件不变，则总财富也增加，消费者可用资源增加，从而消费支出增加，总需求和总产量随之上升。

（3）房地产价格渠道。以上两种效应均适用于房地产。托宾的q理论可以直截了当地应用于房地产市场，其中房地产是一种权益。房地产价格的上升，将导致房地产的q上升，从而刺激其生产。与此类似，房地产是财富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房地产价格的上升将使总财富增加，从而提高消费，增加总需求。因此，货币传导也可通过房地产价格渠道来进行。

三、信贷渠道

利率效应未能很好地解释货币政策对长寿资产支出的影响，这就导致了一种新的观点。这种观点强调金融市场上的不对称信息。由于信贷市场上信息问题的存在，就产生了货币传导的两个基本渠道：银行贷款渠道和平衡表渠道。

1．银行贷款渠道。在大多数国家，银行仍然是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它们专门从事克服信贷市场上的信息问题和其它摩擦的工作。因此，银行在金融体制中具有特殊的作用。某些借款者除了从银行借款外别无他途。这样银行就有了传导货币政策的作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将增加银行准备金和银行存款，从而使可行的银行贷款数量增加。银行贷款数量的增加将导致投资支出的增加。

该机制的一个含义是：货币政策对小企业的作用更大。因为他们更加依赖于银行贷款，而大企业则可以通过股票和债券市场直接进入信贷市场，对银行的依赖性不大。

但是现在在美国理论界有人怀疑，银行贷款渠道在美国不如以前那样有力了。第一，现在的美国管理规则对银行筹集资金的能力的限制不象以前那么大了。在80年代中期以前，存款证（CDs）必须满足准备金要求和Q条例的存款利率上限，这使银行在货币紧缩时期难以补充流出银行体系的存款。在废除了这些条例之后，银行可以通过以市场利率发行无需以法定准备金支持的CDs对准备金的减少作出反应。第二，爱德华和米什金1995年在一篇题为“传统银行业的衰落：对金融稳定和管制政策的启示”的文章中指出，在全世界范围内传统银行贷款业务有一种下降的趋势。这种下降意味着银行在信贷市场上的重要性越来越小，使得银行贷款渠道越来越无力。

2．平衡表渠道。即使银行贷款渠道的重要性可能正在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另一个信贷渠道即平衡表渠道也是如此。所谓的平衡表在这里指的是企业的财务状况。在平衡表渠道中，一个关键概念是借款者的净值（networth）。这个净值可理解为借款者的流动性资产与可售抵押品之和。平衡表渠道也因信贷市场的不对称信息而出现。企业的净值越低，在向这些企业放贷时逆向选择和道德障碍的问题越严重。净值越低，意味着放贷者对其贷款拥有的抵押品越少，因而来自逆向选择的损失越大。净值的降低加重了逆向选择问题，从而导致支持投资支出的贷款下降。企业净值的降低也加重道德障碍问题。因为它意味着所有者在其企业所拥有的权益比重下降，使他们介入高风险投资项目的动机增强。因为采取高风险投资项目使贷款者收不回贷款的可能性增大，企业净值的下降将降低贷款从而降低投资支出。

平衡表渠道的产生，是因为中央银行能够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借款者的财务状况。贷币政策可能以几种方式影响企业的平衡表。

（1）扩张性贷币政策将通过前面所说的路线导致权益价格Pe上升，这将提高企业净值，从而降低逆向选择和道德障碍，这将导致贷款和投资支出的增加，最后引起总需求和总产量的增加。

（2）扩张性货币政策也降低利率，这也改善企业的平衡表，因为它增加现金流量，从而降低逆向选择和道德障碍，这将依次导致贷款、投资支出、总需求和总产量的增加。

这种传导机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影响企业现金流量的是名义利率。因此，这种利率机制与传统的利率机制不同。另外，在这种传导机制中短期利率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因为一般而言对现金流量影响最大的是短期利息支付而非长期利息支付。

此处与逆向选择有关的一个机制涉及所谓信贷配给现象。信贷配给出现于借款人即使愿意支付高利率也被拒绝贷款的时候。这是因为具有最高风险投资项目的个人和企业恰恰是那些愿意支付较高利率的人，如果高风险项目成功，他们将是主要的受益者。因此，高利率增加逆向选择问题，而降低利率则减少之。若扩张性货币政策降低利率，货款人中风险倾向较低者占的比例增大，因而贷款者更愿意放贷，从而提高投资和产量。

（3）货币政策也通过对一般价格水平的影响发生作用。因为债务在合同中是以名义量确定的。价格水平未预计到的上升将降低企业债务的真实价值（降低债务负担），但却不降低企业资产的真实价值。这样的货币扩张因而增加真实净值，这又降低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障碍问题，因而导致贷款、投资支出和产量的增加。

3．家庭平衡表效应。关于信贷渠道的大部分文献着重考虑企业支出，但信贷渠道同样适应于消费支出，尤其是耐用消费品和住房支出。货币紧缩造成的银行贷款的下降造成家庭平衡表的恶化，因为消费者的现金流受到反向影响。

考虑平衡表渠道如何通过消费者发生作用的另一种方式是，思考一下对耐用消费品和住房支出的流动性效应——这被认为是大萧条期间的重要因素。按流动性效应观点看来，平衡表效应通过其对消费者支出意愿的影响起作用，而非通过其贷款者的贷款意愿的影响起作用。耐用消费品和住房是流动性很差的资产，因为对其质量存在不对称信息。如果由于坏的收入冲击使得消费者不得不出售其耐用品或住房以增加货币，他们将受到一个大的损失，因为在急切中出售时不能实现这些资产的全部价值。相反，如果消费者持有金融资产（如银行存款、股票、债券等），他们可以迅速地以市场价值出售这些资产从而增加现金。因此，如果消费者预计到他们处于财务困境的可能性增大，他们将少持有流动性差的耐用消费品和房地产，而持有流动性更大的金融资产。

消费者在估计其遭受财务困境的可能性时，其平衡表有重要影响。具体而言，如果相对于其债务而言消费者持有的金融资产数量较大，他们就会认为自己陷于财务困境的可能性较小，因而他们就会更愿意购买耐用品或住房。如果股票价格上涨，金融资产的价值也会上升，从而耐用消费品支出上升。因为这时消费者的财务状况更为安全，他遭受财务困境的可能性降低。这导致了货币政策另一传导机制：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将导致股票价格的上升，使得消费者的金融资产增加，这就降低了其出现财务困境的可能性，从而耐用品和住房支出增加，最后导致总需求和总产量的增加。

四、西方经济学界对上述各理论的评价

对于各种政策传导渠道的相对重要性问题，西方经济学界目前尚无统一的看法。有些研究者认为，传统的利率渠道是极为重要的货币传导机制。但许多其他研究者并非这样认为。有人认为，与投资对金融市场数量变量的反应相比，投资对金融市场价格变量的反应较小且较不重要。当然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大都有大的利率效应。

不过，尽管传统的利率渠道可能不那么重要，我们已经看到，货币传导的信贷渠道提供了利率对总需求有较大影响的其它途径。实际上，信贷渠道的倡导者认为，这些其它途径放大和传播了传统的利率效应。

西方宏观经济学中，近年来关于信贷渠道的文献大量涌现。这表明信贷渠道是货币传导机制的一个重要部分。原因有三，第一，大量跨部门证据表明，对信贷渠道极为关键的那些信贷市场不完全性确实影响企业的雇佣和支出决策。第二，有证据表明，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小企业的打击比大企业要大。第三，也可能最重要的一点是，信贷渠道分析的核心——信贷市场不完全性中的不对称信息观点对于解释其他重要现象十分有用。例如，为什么存在金融制度，为什么金融体系的结构是这个样子？另外，它对在金融危机期间出现的一系列事件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并解释了为什么金融危机对经济如此有害。对这个理论的最大支持是它被发现在许多场合都很有用。按此标准，关于货币传导机制的信贷渠道理论就理应受到推崇。

货币理论论文范文第9篇

一、外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19世纪初，以大卫李嘉图为首的“金块论者”是早期外生论的代表。在其后的通货论争中，以奥维尔斯顿、英国首相皮尔为首的通货学派获得了胜利，他们主张“银行券的发行决定于黄金数量”，也就是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的。1844年开始在英国实行的《皮尔条例》，使外生性的货币供给理论为多数人所接受。凯恩斯本人也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的，货币数量决定于中央银行的行动。但坚持外生性货币供给最为有力的莫过于货币主义者。

根据MVPy的恒等式，货币主义者在货币流通速度V稳定、真实产出y长期内不受M变动影响的前提下，得出货币量(M)决定价格(P)或名义收入(Py)的因果关系。中央银行应当实行“不变增长率”的货币控制规则。因此，他们必须首先从理论上证明货币供给是能够被中央银行所控制的外生变量。货币主义者利用一般所公认的存款与货币创造模型Ms=MBm，在统计数据的支持下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1)基础货币(MB)与货币乘数(m1、m2)相互独立，互不影响；(2)影响货币乘数的各因素在短期内是稳定的，长期而言也常会起反向作用而相互抵消，因而货币乘数可看作是常数；(3)基础货币比货币乘数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要大：(4)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政策工具，不但可以主动增减基础货币量，还可抵消货币乘数内某些系数变动的影响。由此，货币供给外生。

表面上看，货币主义者得出的这些结论可以很好地证明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但仔细分析可知，这些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考虑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购入国债以增加基础货币的行为，在基础货币增加的同时，利率下降，货币乘数的许多相关系数，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等都会发生变化，货币乘数与基础货币无法完全隔离；再者，影响货币乘数的诸多因素中，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的比例等都取决于商业银行和公众的资产选择行为，在短期内是经常发生变化的，不可能由中央银行完全控制；此外，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央行的货币量目标屡屡失准，也说明货币供给并非完全由央行决定。

二、早期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内生性货币供给的思想可追溯至早期的货币名目主义者詹姆斯斯图亚特。他在176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一书中指出，一国经济活动水平使货币供给量与之相适应。这一原理后来被亚当斯密加以继承，又被银行学派加以发展。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在金属货币时代是商品和黄金的内在价值决定了商品的价格，从而又同流通的商品量共同决定了社会的“必要货币量”，因此也持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观点。

银行学派的代表人物图克和富拉顿认为，通货(银行学派的通货概念已包括了黄金、银行券、支票存款、汇票和账簿信用等其他信用形态)数量的增减不是物价变动的原因，而是其结果；通货的增减不是先行于物价，而是追随于物价。发行银行处于被动的地位，既不能任意增加银行券发行的数量，也不能任意减少。银行学派区分了货币流通的三种情形对此点加以论述。(1)纯粹金币流通情况下，多余的金币可以通过其贮藏手段的职能加以解决；(2)银行券和其他信用形态与金币混合流通时，以贴现放款方式发行的银行券必因偿付贷款而流回。又因各种通货之间存在代替性，由某种原因引起减少的银行券会被支票、汇票、账簿信用甚至相消结算法所代替，所以通货的数量不能由银行任意增减；(3)不兑现纸币流通的情形下，若是纸币由银行以票据贴现或短期放款的形式发行，则会象银行券一样，随着贷款的偿还而回流；即使是由政府发行，只要为之安排好确实可靠的还流渠道，其发行也不至于过多。

瑞典经济学家米尔达尔打破了传统货币数量说所坚持的货币流通速度稳定的结论，将银行学派的货币供给内生论进一步加以发展，从而把纸币本位制下M与P(或PY)的单向前因后果重塑为双向的相互作用。在1939年的《货币均衡》一书中指出，“支付手段数量同物价水平之间的颇为复杂的数量关系，决不是可称为前者决定后者的关系，而宁可说是反其道而行的关系”，“因为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在动态过程中不能被看成是固定不变的”。

三、货币供给的“新观点”

“新观点”这一用语是托宾在1963年首次提出的，它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是相对于传统的货币基数-货币乘数分析法而言的。“新观点”强调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同一性，以及货币与其他金融资产的同一性，主张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对这一理论作出贡献的主要是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的作者、美国的格雷和肖以及托宾等人。

1959年的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提出的中心论点是，对经济有真正影响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供给，而且是包括这一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决定货币供给的不仅仅是商业银行，而且是包括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整个金融系统；货币当局所应控制的应该是包括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在这一报告中虽然没有明确出现“内生货币供给”的字眼，但其内生观点与米尔达尔相一致。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格雷和肖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通过对原始和现代金融市场运行的比较研究，得出两个支持货币供给内生的结论：一是私人经济主体发行的“初级证券”可以向金融中介机构换取存款单、基金股份等“间接证券”，而这些间接证券在发达金融市场上已有不少种类与通货同样起着支付手段的作用；二是当货币当局承担了买进某种私人初级证券的义务(如再贴现)时，初级证券的发行可直接导致法定货币的增加。商业银行在货币创造过程中，会受到其他金融机构的竞争，于是货币供给不仅决定于商业银行本身，而且决定于其他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的行为。货币统计的口径越大，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越大。

托宾是当代货币供给内生论的最著名代表。他认为，货币当局与一般银行不是可以任意创造货币与信用，也不是每新增一笔准备金就得增加一笔或一连串的贷款，一切都得依据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来决定，其信用创造受其贷款边际收益与存款边际成本相等的制约。货币同其他金融资产一样，其供给和需求不仅取决于这种资产本身的价格和收益，且决定于其他所有资产的价格和收益。在托宾看来，若是各经济主体根据收入、利息率、风险等选择资产结构的结果是货币需求增加，则利率会提高，银行会千方百计解决准备金问题(如压缩超额准备、提高定期存款减少活期存款以释放部分准备金、借款等)，从而以更多的货币供给来满足这一需求；若货币需求缩减，银行就无法强迫公众接受货币供给，多余的货币供给会被公众以还债等方式退回来。因此，货币供给与其他金融资产的供给一样，决定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过程本身，货币供给因受到货币需求的制约而内生。

四、后凯恩斯主义者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后凯恩斯货币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西德尼温特劳布和尼古拉斯卡尔多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内生货币理论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论证的，即中央银行不得不迁就市场的需要而使货币有所增加。

温特劳布认为，商品价格是在劳动成本及劳动成本之上的某种加成决定的。假定劳动生产率随时间的推移而提高的速度是相对稳定的，如果名义工资率(w)的相对增长率超过平均劳动生产率(A)的提高，物价(P)就会上升，从而社会名义收入(Py)也就增加，货币需求随之增加。如果此时中央银行拒不增加货币供给，就会导致利率上升，投资、真实收入以及就业量就要缩减，以使货币需求与供给在低收入水平上被迫相等。这当然是中央银行，特别是政府当局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只要货币工资在谈判桌上外生地决定，货币当局就最多只能保证货币的充分供给，以消除充分就业和增长的金融障碍。

卡尔多认为，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责是作为最后的贷款人，通过贴现窗口，保证金融部门的偿付能力。中央银行为了防止信贷紧缩导致灾难性的债务紧缩，货币当局除了满足“交易需求”之外，别无选择，否则整个金融系统都将面临流动性不足的困难。该观点表明，在中央银行制定和维持的任何既定利率水平上，货币供给曲线的弹性都无限大，即货币需求创造自己的货币供给，供给因此而能满足经济对货币的需求，货币供给曲线呈水平。

80年代末，莫尔又将上述理论进一步推向深化，对金融运行机制变化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莫尔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信用货币的供给内生。莫尔把货币分为三种，商品货币、政府货币和信用货币。商品货币是从各种实物演变而来，最后体现在黄金上的货币；政府货币是由政府发行债券而沉淀在流通中的货币，这两种货币都是外生的；信用货币是商业银行发行的各种流通和存款凭证，它们形成于商业银行的贷款发放，而这又取决于公众对贷款的需求和贷款的期限，因而信用货币的供给并不脱离于其需求，具有内生性。

(2)基础货币内生。中央银行买卖有价证券的对象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银行，它们通常已经将其资产用于有价证券或者商业贷款，一般不会有闲置的资金参与公开市场买卖。商业贷款在发放之前就有规定的偿还日期，企业的生产周期也限制它们提前还贷，因此商业银行很难提前收回贷款。商业银行是否出售手头持有的有价证券也取决于其自身的成本收益比较，只有政府证券的价格降低到一定程度从而使其收益率超过、或至少是相当于商业银行现有的有价证券，才会吸引商业银行购买，而这时利率之高又是政府所不能承担的。所以，中央银行不能顺利地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决定基础货币量。在再贴现的运用上，中央银行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提高再贴现率虽可遏制商业银行的贷款需求，但它却不能阻止商业银行向贴现窗口寻求基础货币的补充。中央银行从理论上讲，拥有拒绝提供贴现的权力，但这种拒绝不仅会形成沉重的政治压力，甚至可能危及银行系统的流动性。

(3)负债管理使基础货币自给。莫尔指出，60年代开始的金融创新，使商业银行可以直接在金融市场上筹集资金，而无需等待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注入。商业银行已由原来的资产管理转向负债管理，其主要资金来源已由原来的吸引存款为主转变为直接在金融市场上发行融资工具，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更加方便了商业银行从国际市场上筹集所需的资金。由于一家企业往往与多家银行建立业务关系，这样，处于激烈竞争环境下的商业银行，为保持与客户的稳定关系，只能随时发行可上市的存款凭证来满足企业的货币需求。由于所有可上市的金融工具几乎都不受中央银行直接控制，这就使商业银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依赖中央银行。

(4)银行角色转换传导的内生性。莫尔把金融市场分成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前者是商业银行筹集资金的市场，后者是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市场。在批发市场上，商业银行是贷款条件的接受者和贷款数量的决定者，而在零售市场上，商业银行则是贷款条件的决定者和贷款数量的接受者。这就是说，公众在零售市场上对于资金的需求将通过商业银行直接传导至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批发市场予以满足，货币供给因而由货币需求决定。

此外，莫尔还否定货币乘数的意义，认为它不能解释创造货币过程中的因素及其创造的过程，以往的货币供给等于基础货币乘以乘数的等式仅仅是对现象的描述，而不是对现象的解释。政府无法控制信用货币的供给。

五、对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的评价

从以上对货币供给内生论的介绍可以看出，它在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金融资产的作用、中央银行对政治压力的屈从、商业银行对负债管理的重要性方面的强调有过头之嫌，但它毕竟对传统的货币经济理论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货币控制上，不管是凯恩斯主义逆风向而动的相机抉择，还是货币主义不变增长率的固定规则，甚至理性预期学派的货币政策无效论，都以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作为其理论前提。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金融创新浪潮，使得传统的货币定义日益模糊，除商业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在信用创造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样，就使建立在传统外生性货币供给理论之上的货币控制的效果大打折扣。货币供给的内生论无疑使我们对此类问题的观察有了一个新的视角。它使得货币当局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要注意对公众货币需求的预测，研究影响货币乘数变动的因素。为提高货币政策的效果和精准度，中央银行还应采取措施合理引导公众预期，使之朝着合乎政策当局意愿的方向发展。中央银行也不应仅仅是对商业银行和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而要注意对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整个金融体系所创造的信用规模的控制。

我国过去在信贷规模控制下存在的“倒逼机制”以及1994年由于外汇储备规模急剧膨胀而导致的货币供给量激增都是内生性的表现形式。笔者曾撰文对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要受制于经济增长、外贸等因素的变动。随着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金融资产种类的增多以及货币需求的变动都会加剧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加剧的经济条件下，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动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将更为明显。这是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所必须认真对待的。

【参考文献】

1.陈观烈著,《货币金融世界经济》，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胡海鸥著,《中国货币供给机制转轨机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盛松成著,《现代货币供给理论与实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

4.刘洁敖著,《国外货币金融学说》，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

货币理论论文范文第10篇

网络银行在给中国的银行业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的同时，也对传统银行理论带来一定的冲击，如网络银行条件下的网络货币就将打破传统的货币理论。

（一）货币的演变及其意义

在商品经济中，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本质是不变的，但货币的形式却随着生产和交换的发展而不断地演变。翻开货币发展的历史，我们会看到：1.实物货币。是人类最早的货币形态。各种商品如米、布、木材、贝壳、家畜等，都曾在不同时期内扮演过货币的角色。2.金属货币。其形态有一个从称量货币到铸币的过程，在质地上有一个从贱金属到贵金属的转变过程。铸币的产生，是人类货币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打上官方烙印的金属才能成为货币，贵金属垄断了货币的地位。3.代用货币。是在贵金属货币流通的制度下，代替金属货币流通的货币符号——纸币，是货币形式的飞跃。4.信用货币。即充当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信用凭证。如商业票据、现钞和支票完全依靠政府信用和银行信用而流通。5.网络货币的出现。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在金融业的应用，电子商务的出现，电子支付手段应运而生。借助于电子信息网络技术而产生的电子货币、数字货币统称为网络货币。网络货币将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日益发展及其在金融业和商品交换过程中的广泛应用而不断发展，尤其是在网络银行出现后，网络货币将成为一种重要的货币形式而发挥其在商品经济活动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未来的网络时代中，网络银行将使货币变为一串我们永远不可以见到实物的数字。在货币的演变过程中，货币越来越轻，越来越虚化。

随着货币形式的进一步演变及网络货币的出现，货币的本质也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出来。货币的本质纯价值体是在社会交换过程和流通过程中被提炼、净化出来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马克思正确地意识到货币的本质是价值体，但是他还没有能够把它从金币的物质价值体中进一步提炼出来。这是历史的局限性所致。经过第二次和第三次技术革命，“社会蒸馏器”借助于电力推动和印刷技术的进步，终于将货币价值体从币材的物质价值体中分离出来，提炼到纸币的形式。就纸币来说，尽管它还有币材价值体，但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这两个完全可以成为分离之物了。用最新信息技术装备起来的现代化“社会蒸馏器”，进一步蒸发提炼得到几乎完全透明的纯价值体——数字货币、电子货币。现在人们终于可以清楚地看到了货币的本质就是从一切商品价值体中提炼出来的纯价值体，人类同质量劳动的结晶体。

（二）网络银行条件下，网络货币对传统货币理论提出了挑战

伴随着货币发生的根本变化，一些与货币有关的诸如货币理论、货币政策以及诸如通货膨胀之类的传统经济概念都将发生重大变化。

一是数字货币、电子货币使传统的货币理论体系受到了冲击。传统的货币理论体系将货币等同于商品或实物资产，所以货币应该有价格。其实，货币本身不能像其他商品那样具有惟一的价格，它的价格表现为与无穷种类的商品以及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此传统理论认为货币金融体制严格受法律限制和政府管理，货币是法律的产物，但在网络货币时代，电子货币、数字货币不再具有商品或实物形态，不过它本身作为一种纯价值体，可和其他商品相交换，它的价格是它与无穷类商品之间的兑换比例，这因此又回到了物质直接交换时期，但这不是历史的单纯复归，而是货币的一种更高形态，而且或许是终结形态。另外，由于网络货币——电子货币、数字货币是一种纯价值体，它发挥的作用是完全自发的，而不像现行的纸币制度，货币的发行流通必须依靠国家强制力。

二是网络货币将促使货币结构和货币内涵有所改变。在金融电子化的推动下，货币出现了新的形态，如信用卡、电子货币等，这些都是新货币形态产生的前奏，这是一种依托全球和网络银行产生的虚拟的无货币实体的数字符号。网络货币是货币在计算机网络中的存在形式。网络货币随着网络银行产生而产生，随着网络银行的发展而发展。将对传统的货币结构和货币内涵产生深远影响，甚至某种意义上改变其意义。其一，网络货币将部分替代流通中货币的作用使得传统的货币定义特别是基础货币的定义受到了挑战，基础货币通常是指创造存款货币作用的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与流通在银行体系之外的通货这两者的总和。而网络货币的出现，使货币实物形态虚拟化，商业银行自己实现了部分货币发行，在实质上部分弱化了中央银行垄断发行货币的特权；其二，网络货币对流通中部分通货的替代作用，使得传统意义的基础货币的作用受到影响，商业银行作为直接货币供给，其进行创造存款货币的存贷活动，提供货币供给的数量，都建立在基础货币上，基础货币及其增减变化直接决定着商业银行准备金的增减，从而决定着商业银行创造存款货币的数量。而网络货币对流通中通货的替代作用使得这种能量减弱，再加上网络货币是商业银行自发地创造的，且具有快速的瞬息万变的特点和颇具信用风险，也使得网络货币创造货币能力与传统的存款货币能力不同。

三是网络货币对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产生重大影响。网络货币部分替代流通中的通货，部分通货以数字化、虚拟化形式出现，而中央银行发行的用于流通的通货是整个货币供给的一部分，因此对流通中通货的影响会直接影响到货币供给。影响最大的是狭义货币M1.M1=流通中的通货活期存款。流通中的通货在M1中占比重较大，所以网络货币虚拟和替代部分通货，就较大程度上影响了狭义货币M1，其主要表现是：其一由于货币数字化、虚拟化，流通中的通货数量会减少而影响M1；其二是由于虚拟化、数字化、电子化的网络货币存在形式的不稳定性，对商业银行的存款也会带来不稳定性，从而会改变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数量，影响M1；其三是通过货币乘数对M1产生影响。作为货币供给之源的基础货币，可以引出数倍于自身的货币供给量把货币供给量与基础货币相比，其比值就是乘数。网络货币既影响基础货币也影响货币供给量，自然其比值关系也要受到影响，从而影响M1.

网络货币对货币需求方向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网络货币部分替代流通中的通货，加快了货币的流通速度，从而对货币的需求会减少。另外，网络货币中如信用卡、电子货币还有信用创造的作用，也使得对货币的需求处于不稳定状态，从而导致利率波动，利率的波动又反过来导致货币需求的不稳定。货币需求的波动加大，就会降低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传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