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主权货币论文范文

超主权货币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比特币；货币体系；道德风险；去中心化

比特币诞生的背景

比特币诞生的现实背景

比特币的出现是在2009年，由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 化名）在其论文《Bitcoin： 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中提出，并在互联网上进行实现。在比特币实现其交易功能后，中本聪也从此消失，真正实现了比特币的“去中心化”特性。

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独立于货币体系之外的比特币像是被时代召唤一般的降临。目前世界上流通的货币主要系货币，货币体系蕴含着巨大的“道德风险”。例如日本和美国在利率工具用尽时，所采取的量化宽松措施，这种行为其实质是政府信用的违约行为。

与比特币诞生与“超货币”理论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其论文《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中做出建议，以“特别提款权”为蓝本，推出一种“超货币”的思想。其核心观点之一是实现一种“去中心化”的货币体系。这种货币体系的特性让我们联想起“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所采用的金汇兑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类似“去中心化”的特点使得当时的国际货币结构相对稳定。但是在信息革命来临之际，生产力大爆发的时代，这种货币体系阻碍了贸易的往来和生产力的发展。

比特币诞生以来的实践意义

2013年8月19日，比特币被德国政府“合法化”，在德国比特币可以用来缴税以及从事贸易活动。但是德国财政部门在声明中表示，比特币没有被归类为电子货币或者外汇，而是一种在德国银行条例下的金融工具。这一系列实践活动表明比特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货币等货币职能的“新兴虚拟货币”。

比特币是互联网时代的金融创新

比特币的内涵

比特币是一种“超货币”，比特币之所以能够成为“超货币”是由其“去中心化”的特性所赋予的。比特币系统基于对等网络（peer-to-peer， P2P）技术思想。P2P是一种通信模式，每个参与者都具有等同的能力，也就是整个网络中各节点的地位平等，无主从之分。

比特币无法通过其产生机制以外的途径被创造，比特币系统也不会因为数个大型比特币支付平台或者比特币股票、外汇交易所的停止运营而停止运转，消灭比特币的唯一方法是让整个互联网络停止进行比特币相关协议的数据运算以及传输。如此高度“去中心化”的货币实践在人类货币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这一特性将有助于“超货币”体系的建立，成为完善现有国际货币体系重要金融工具。

比特币的产生和交易机制――“挖矿”活动

目前人们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拥有比特币：一是通过交易收到交易对手方支付的作为对价的比特币；二是通过“挖矿”活动，参与比特币的产生机制。

比特币是基于密码学的一种“去中心化”虚拟货币，因此比特币并没有官方发行机构，比特币基于一种“算法”在全体网络上产生。比特币的产生机制被俗称为“挖矿”活动，“挖矿”活动的本质是整个比特币网络上各个节点的计算机同时运行一种算法，以验证网络中所有比特币交易的有效性。

从第一笔比特币的交易开始，比特币交易有效性的验证工作就开始进行，同时比特币交易有效性的验证工作的进行是有“报酬”的，这就是比特币的产生机制。作为“报酬”，在全网中最先完成有效性验证运算的节点将得到50个比特币的奖励。比特币的发行规则为：最先完成每组交易有效性验证的网络节点（“矿工”）就能获得50单位比特币的“报酬”，每完成21万组交易有效性验证“报酬”就折半（从50比特币降至25比特币，以此类推）。比特币的发行总量是固定的，2100万个比特币将在2140年发行完毕。

比特币并没有发行机构，其特殊的基于密码学的“算法”以及整个比特币网络对于比特币交易有效性的验证活动（“挖矿”活动）就是比特币的“发行”机制。由于没有发行机构，因此比特币是完全“去中心化”的，其发行量不能被人类所控制。

作者倾向于将“挖矿”活动视为互联网络参与者对比特币的一种“授信”行为。互联网参与者投入到比特币的“挖矿”活动中，成为整个比特币网络的一员，这个行为是对“去中心化”比特币体系信任的体现。整个比特币网络的参与者共同对比特币进行了“授信”，“授信”活动通过比特币“挖矿”活动体现出来，为比特币奠定了信用基础。

比特币的作为支付手段的特性及其实际使用

使用比特币作为支付手段与使用传统网上银行作为支付手段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与传统网上银行支付货币相比，比特币的作为支付手段具有“完全脱媒”、“无交易成本”、“匿名性”、“自由性”、“安全性”等特性。

由于比特币交易不需要通过银行系统、第三方支付平台等中介机构，因此比特币的交易是无摩擦的；由于没有中介机构和监管机构的介入，因此比特币的交易是完全自由的，比特币的交易不受法律、金融监管等限制和监控。

比特币其本质是基于密码学的一种“算法”和“协议”，因此比特币的交易活动是完全匿名且安全的。比特币的交易活动是由整个比特币网络共同进行验证，这一特点使得篡改比特币交易记录的成本无比高昂。

接下来我将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比特币的实际使用过程：

A和B都在自己的电脑上拥有“比特币钱包”，他们希望通过支付比特币来完成一笔交易。“比特币钱包”是为“比特币地址”提供入口的电脑文件；“比特币地址”是一传字符；每一个“比特币地址”都对应一定数额的比特币。

当要进行一笔交易之时，A会创建一个新的“比特币地址”以供B对A进行“汇款”，B对他的比特币客户端下指令，要求将一笔比特币转入A创建的“比特币地址”。

B的“比特币钱包”会对每一个“比特币地址”产生一副“私匙”，以保证B每笔交易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同时这笔交易还会产生一副“公匙”，“公匙”是向整个比特币网络公开的，以使得这笔交易受到整个比特币网络的有效性验证。每个人都可以拥有N个“公匙”和与之对应的N个“私匙”，“公匙”用于向全网络公布A和B之间这笔交易的信息，让全网络来验证A的账户余额和此次交易是否成立，与之对应的“私匙”用于B来保证完成这笔交易所得到的比特币是进入自己的“比特币钱包”。由于每个人的比特币钱包可以包含许许多多的“公匙”和与之对应的“私匙”因此比特币的交易是具有匿名性的。但同时比特币的交易又是全透明的，只要使用比特币交易的双方愿意公开自己的交易历史信息，其比特币交易的历史都可以被追溯。

接下来，A和B之间交易的有效性就将受到整个比特币网络上的“矿工”们的检验，通过检验，以保证这笔交易的有效且唯一。

比特币的特性与优势

比特币拥有具备完整货币职能的潜质。国际上，比特币在发达国家已经为IT从业人员所广泛接受，他们可以通过支付比特币在接受比特币的餐厅购买食物；北美地区已经存在几家仅接受比特币支付的网店，能够购买商品和服务；加拿大已经开发出能够自动进行比特币和货币纸币兑换的自动提款机；在美国有专门的对冲基金从事着比特币外汇市场的套利活动。在国内，百度网的部分服务接受比特币支付；李连杰的壹基金慈善基金比特币捐款。比特币的认可度正在随着使用它的人数增加而增长，当比特币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占有一定流通比重时，例如能用比特币对劳动力进行定价时，比特币就能够过度到能发挥“价值尺度”、“储藏手段”甚至“世界货币”职能的阶段。目前而言比特币只能发挥“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职能。

比特币最大的优势就是其基于分布式数据库所产生的“去中心化”特性。去中心化是指比特币没有发行机构，没有人能够凭空创造比特币，比特币的获取必须由名为“挖矿”的活动获得，并且比特币的总量恒定。因此，比特币的“去中心化”特性能够杜绝货币发钞当局的“信用违约”问题。

无交易成本是因为比特币的交易活动不需要中介机构来对交易的有效性进行验证。没有了中介机构参与进交易过程，自然就无需支付中介费，这使得使用比特币进行交易是在一个完全没有摩擦的理想化市场下进行的。

安全性是比特币又一大优点。比特币的交易活动必须通过全网络的验证之后才能达成，每个网络节点都会对每笔比特币的交易进行验证，只有拥有最长账单链的比特币才会被全网络认为是真实的交易而成立。若要伪造交易，“伪造者”的计算机运算能力需要超越整个比特币络所有节点运算能力的总和，这意味着“伪造交易”或者进行“多次支付”的成本异常高昂；依靠整个比特币网络对所有交易的有效性进行验证，是比特币“去中性化”和“安全性”两大特性的有机统一。

比特币与“虚拟支付货币”的区别

比特币与“Q币”、“魔兽金币”等“虚拟支付货币”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是一套基于密码学的一种“去中心化”货币，能够履行所有的货币职能，是货币与互联网共同发展的产物；“虚拟支付货币”只是货币支付手段在互联网领域的延伸，是货币支付手段与互联网发展结合的产物。

比特币对重新构建货币体系有积极意义

比特币与黄金充当世界货币的相同与差异性比较

“去中心化”是黄金与比特币共有的特性，人们可以挖掘黄金，但是不能“发行”黄金。比特币的发行总量是固定的，2100万个比特币将在2140年产生完毕。从货币供给的“稀缺性”（产量有限且增长速度极慢）的角度而言比特币与黄金有相似之处。

黄金与比特币的差异主要有三点。首先，黄金的地位是“公允”的。历史上人类各个文明的发展和近现代经济制度的建设共同赋予了黄金“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黄金拥有最基本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人人都认识黄金，渴望得到黄金。然而，比特币是货币制度与互联网技术共同发展的产物，其价值来源于整个比特币网络对比特币的信心。比特币没有被大众所认识，公众对其是否能够认可和接受有待商榷，其基于密码学的产生机制也没有被货币学界所认可。但是正是因为黄金更具有价值，基于“格雷欣法则”，我们可以认为比特币相比于黄金是一种“劣币”。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纸币贬值的时期，黄金发挥了最为可靠的保值手段，和最后的支付手段职能，成为人们愿意持有的最后的安全资产。但是只要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未发生大规模武力冲突，黄金充当最后的保值手段和履行支付手段职能的作用就难以得到发挥。从中期来看，黄金价格走势与美国经济景气程度呈现负相关趋势，投资者们更倾向于将黄金作为“避险资产”来进行配置，国际黄金价格波动的特点使得黄金无法反应世界经济发展现状。

超主权货币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 债务危机 人民币国际化 国际贸易壁垒

2010年，世界经济在遭受金融危机重创后开始出现缓慢复苏迹象，步人后危机时期。在后危机时期，国际经济环境出现一系列新变化。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还在继续扩散与深化，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世界贸易萎缩，并由此导致债务危机、国际贸易壁垒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中国首先摆脱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恢复快速增长势头，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升引发了人们对人民币国际化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关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固然对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很大，但同时也给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国内经济学界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很多具有理论和实际意义的观点。

一、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

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制度层面的原因研究方面，韦建桦指出，国际金融危机虽然呈现出与以往危机不同的特点，但从根本上说，此次危机并未超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判断。在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支配下，一方面是生产和商品供给有无限增长的趋势，另一方面是广大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增长缓慢甚至停滞。有关资料显示，近三十年来，美国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从40：1扩大到357：1；美国普通劳动者的家庭收入没有明显增加，而占人口0.1%的富人的收入却增加了4倍，占人口0.01%的最富有的家庭财富增加了7倍。如果说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是形成危机的深层次原因，那么金融资本的贪婪和逐利性则是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从表面上看，危机似乎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事实上是银行家为了帮助资本家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并分割超额利润，设计出能够超现实买卖商品的金融衍生品，结果造成大规模的负债消费。这实质上仍然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川丁冰指出，国际金融危机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泛滥而一步一步发展的结果。其实质是由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发展所必然产生的生产过剩，而且是跨国移动生产过剩。随着美国金融产品泡沫的破灭，原已存在的生产过剩危机必然暴露出来。因为金融衍生品是可以相对独立运动的虚拟产品，它会使由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所导致的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在金融泡沫的面纱掩盖下被深深地隐藏起来，还表现出经济繁荣的假象。这次金融危机就是金融泡沫破灭的结果，金融泡沫破灭，生产过剩的真相就显露出来。12周新城指出，每一次危机的具体形式各不相同，但根源却是一样的，即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大多数西方学者决不会对危机从本质上进行科学的研究，他们可以对监管不力、过度投机、金融衍生品过多甚至华尔街的贪婪进行谴责，但不会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新自由主义确实是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使危机更加深了，但新自由主义不是危机的根源，抛弃新自由主义不能解决危机问题。白暴力等认为，本次危机的实质是实体经济中的社会生产过剩；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消费需求不足约束下的消费支出过度；而危机的根源是“资本雇佣劳动”制度。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必然导致社会供求的根本对立，从而导致社会生产相对过剩或有效需求不足。

在既从制度方面又从经济运行体制等方面的研究上，陈雨露等指出，虽然经济因素确实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诸如政治、制度和监管等非经济因素同样是非常重要而不能忽略的。此外，陈雨露还认为，简单易于理解的金融工具更有利于信息传递和金融稳定，而过于复杂的金融创新则可能在投资者间形成新的信息不完全，导致投资者的风险识别状态发生系统性改变，最终诱发金融危机。刘诗白认为，本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新形式。金融垄断资本主推的经济过度金融化与虚拟化，特别是“有毒的”衍生金融产品的引进，使美国金融结构畸形化和金融体系风险增大，并导致这场空前严重的金融危机的爆发。而过度金融化的深层次原因则在于制度性的生产能力过剩。”’杨继国认为，导致危机的直接变量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增长速度跟不上资本积累的速度――消费需求降低――利润率下降――投资剧降――经济危机。

在经济周期、收入分配等问题的研究方面，季小立认为，本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达阶段虚拟经济周期运动的内生产物，深层原因在于强势美元格局形成过度消费和虚拟资本膨胀间相互加强的循环，导致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过度偏离。杨文进认为，美国经济危机是其新长波运行到顶后以朱格拉周期形式表现的一次调整。美国经济危机最终转化为世界经济危机，则是因为各主要国家间的经济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是它们之间相互叠加共振的结果。昌忠泽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源于美国经济中软预算约束现象的普遍存在。美国金融危机的生成和传导机制可以描述为：软预算约束道德风险金融创新激励金融创新过度信贷膨胀大量呆坏账加剧金融脆弱性利率提高和房价下跌时的风险集聚金融危机。赵奉军等认为，第三波全球化深刻影响了全球收入分配的格局。在各国内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在加深。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导致宏观经济的金融化和消费者的债务积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中，不平等程度的加大压制了国内需求。这些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积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从而间接地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提供债务融资。这种局面本质上是一种无法持续的全球化。伴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房地产泡沫的破灭，美国次贷危机传导到全世界，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

二、后危机时期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国际经济环境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

薛小峰等认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缺乏强劲动力。美国和欧洲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缓慢复苏阶段，但其复苏到危机前的快速发展轨道可能性较小。在国际贸易环境方面，发达经济体增长放缓将极大压缩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空间。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低碳经济可能成为发达经济体的新型贸易壁垒。王建认为，今后的国际经济环境将更加复杂，可能会陷入长期萧条、通货膨胀与世界贸易萎缩的交织局面。由于美国的庞大的“有毒”资产没有得到处理，且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中不是通力合作，而是矛盾激化，

世界经济在未来3年有极大的再度探底的可能性，并且可能长期走不出萧条阴影。在经济萧条下，各国政府不敢轻易退出刺激方案，低利率就会长期化，而由于货币供给过多则迟早会导致严重通胀。另外，由于美国的金融机构负债能力长期难以恢复，美国的进口将长期难以振兴。在欧洲，欧盟各国为控制债务增长必须大幅度压缩财政赤字，结果会导致进口显著萎缩，世界贸易也会在未来陷入长期萎缩。李杰豪等认为，现有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与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不相适应，并且无力应对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对此，国际社会共同要求改革金融体系，建立新的经济秩序。这是今后国际经济环境将会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陈凤英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将促进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新兴大国经济群体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而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是引发世界经济增长态势、国际力量格局变迁、国际经济关系调整，以及全球治理架构形成的关键因素尸甄炳禧认为，后危机时期国际经济环境的主要变化在于，“大政府”取代“大市场”，在经济治理上再次占上风，但美国市场经济模式难以发生实质性变化。

卫兴华等认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带来一些变数。一是在经济思想上，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与改革方案将走向式微，经济稳定和收入公平分配会得到更多的重视。二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联系会受到进一步重视，世界各国将更加注重政府对经济的调节，金融监管将进一步加强。三是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弊端充分暴露，其经济的运行和原有生产形式将发生变革。四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面临出口需求萎缩的局面。毕吉耀等认为，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出现的变化将是：世界经济将逐步走出衰退，但复苏历程不会一帆风顺；世界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调整，全球经济失衡将有所缓解；经济全球化将继续深入发展，产业调整转移将出现新变化；国际贸易投资将再趋活跃，但会受到保护主义的干扰；气候变化和能源资源问题更加突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制约进一步增大；新兴经济体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全球治理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国际货币体系孕育新变化，但美元主导地位难以改变。

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欧元区债务危机问题

（一）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有学者探讨了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并指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张兰认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最根本属性在于无约束的纯信用本位货币特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正是在这种信用货币本位下的储备国道德风险作用的集中表现。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将通过货币竞争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来克服无约束的信用本位的弊端。李稻葵等认为，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能有两种方向：一是各国通力合作创造出超的国际货币。二是欧元和人民币不断崛起，与美元形成三足鼎立的多基准货币的新国际货币体系。而后者的可能性更大。曹勇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是本位货币的选择，一个公平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应摆脱对单一货币的过度依赖。由所有参与国共同管理，扩大特别提款权的发行规模和使用范围，是现实条件下能被各国接受的可行方案。

另有学者针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袁志刚等认为，长期来看，美元衰弱的趋势不可阻挡，但目前美元还是最重要的全球储备货币。短期内美元的坚挺对全世界来说是重要的，贸然采取“激进式”的改革方式只能导致国际货币体系更加混乱。熊爱宗等认为，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有利于其稳定性的提高，但这依赖于国际货币地位的对称性。欧元相比美元实力仍有差距。同时，二者还没有展开实质意义上的竞争，这制约了多元化国际货币结构对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效应的发挥。李晓等认为，处于美元霸权影响下的东亚地区在储备货币、汇率制度的选择和贸易结构调整方面面临许多困难，使其短期内难以放弃对美元体制的依附和支持。因此，现阶段东亚地区尚不具备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能力。未来突破困境的可行路径是，通过加强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渐进地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进而削弱美元霸权。在此过程中，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至关重要。张向军认为，构建一个稳定的超货币体系需要建立超机构。欧元的实践表明，超机构优于缺乏强制执行力的外部纪律约束。欧元区的困境同时表明，世界范围内的单一货币联盟只能作为改革的长期目标，短期目标应定位于解决美元主导体系下的缺陷，同时强化美国参与改革的意愿，中期可通过发展区域货币联盟强化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程度，为建立全球单一货币联盟创造条件。

（二）债务危机的原因

超主权货币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国际货币体系;国际储备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国或地区的金融活动趋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国界的传播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应用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国际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和运行格局,并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牙买加体系”的基础上逐步演化而来的,也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它既没有同一的汇率安排,也没有明确的本位货币,各国的经济政策行为也难以受到约束。当爆发金融危机时,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共同遭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加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极易受到攻击。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爆发的多次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凸现。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意愿极为强烈。随着近年来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改革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发达国家已无法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引发的问题

(一)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仍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反过来,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又强化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些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伺机攻击,并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随后,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该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

(二)导致国际储备供求矛盾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决定国际储备体系,在现行的多元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中的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黄金储备是相对稳定的,这时,外汇就成了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通常来看,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盈余,这样在国际收支差额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上,一些国际收支长期盈余的国家外汇储备需求较低,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过剩,而赤字国虽有强烈的外汇储备需求,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于是,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

此外,国际储备的供求矛盾还体现在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不平等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互换来取得外汇储备,但是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往往又都是国际收支顺差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来取得外汇,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有限。这样,在国际储备的管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迫切需要储备的国家面临储备短缺,而不需要储备的国家反而出现储备过剩。

(三)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混乱。多元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可采用不同调节方式,但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外,其他几种调节方式都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并且国际上对这种自行调节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异化,他的主要义务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护固定汇率、为严重逆差国提供资金援助及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转移到了维持货币的自由汇兑,因为他假定自由浮动的汇率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无需过多干预。这样,当部分逆差国出现长期逆差时,由于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逆差国只能依靠引进短期资本来

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在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的这种混乱状态,成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一)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创设了具有超货币性质的特别提款权,以缓解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超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信用货币的内在缺陷,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别提款权具有超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当一国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因此,当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首要任务是着力推动改革特别提款权的分配,考虑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实现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应综合考虑一国国际收支状态和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以此来降低某些经济大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绝对控制;另一方面继续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有足够的可动用资金来应对危机。

(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和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重要的载体,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被弱化和异化,因此有必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广泛的改革。(1)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的范围,强化其国际最终贷款人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个国际的最终贷款人,显然是难以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实行资金援助时,不仅要考虑恢复受援助国的对外清偿能力,还要考虑促进其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改变将短期内恢复受援国偿付能力作为唯一目标的做法,并把重点放在危机防范而不是补救上;(3)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测和信息功能。当成员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义务对成员国内经济政策提供建议,并为投资者和市场主体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4)促进交流与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加强与成员国交流的同时,还应积极促进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三)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改善各国经济政策的协调性。金融全球化为资本的无序流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世界上主要货币的汇率大幅度波动,为发展中国家平衡国际收支和稳定汇率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成本,也使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发达国家应主动担起责任,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这就要求各国加强国际金融的合作与协调,这是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基础。从国别上看,这种合作与协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协调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各发达国家之间应经常相互协调与沟通,共同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并以积极的态度,加强各国在货币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合作,以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二是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关系。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注意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三是加强区域性经济货币政策的合作。在总结欧盟与欧元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一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共同探讨区域性货币合作的有效途径,以抵御外部危机对该区域经济体的冲击。此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还应加强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

(四)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在金融全球化下,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制已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2)抑制国际范围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特别是加强对“对冲基金”、离岸金融中心的监管。对对冲基金以及其他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已成为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这无疑中增加了资本无序流动的风险。因此,对银行的跨境监管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主要参考文献:

[1]冉生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6.

[2]国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及改革

方向.上海经济研究,2009.2.

[3]周文贵等.国际货币体系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

[4]李建军.当代国际货币体系运行的理论框架、模式和面临的风险.国际金融研究,2009.7.

超主权货币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文章选取美国储贷危机、北欧危机及日本金融危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比较分析，指出政府的救助措施将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治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美国政府救助方案的实施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性质探讨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将金融危机定义为“全部或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的和超周期的恶化。”

根据imf在《世界经济展望1998》中的分类，金融危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大类：(1)货币危机。当某种货币的汇率受到投机性袭击时，该货币出现持续性贬值，或迫使当局扩大外汇储备，大幅度地提高利率。(2)银行业危机。银行不能如期偿付债务，或迫使政府出面，提供大规模援助，以避免违约现象的发生，一家银行的危机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波及其他银行，从而引起整个银行系统的危机。(3)外债危机。一国内的支付系统严重混乱，不能按期偿付所欠外债，不管是债还是私人债等。(4)系统性金融危机。可以称为“全面金融危机”，是指主要的金融领域都出现严重混乱，如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外债危机的同时或相继发生。

根据imf的分类，我们知道，美国目前的状况正符合第二种分类。美国的金融危机是由提供次级住房贷款的金融机构以及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破产、接管所致，因此我们将美国这次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定性为银行业危机。

二、历次重大银行危机的比较研究

根据上述的分析，我们更加关注美国金融危机与历次银行业危机的比较。我们发现这次危机与美国1987年的储贷危机、1990年代的北欧危机以及日本金融危机颇有相似之处，与它们比较更加可行。原因是这几次历史上的银行业危机的演变过程与美国金融危机更为相似，都是源于房地产泡沫的银行业危机。

(一)危机发生的原因比较分析

危机发生之前，这些国家的经济都处于一段黄金时期，房地产蓬勃发展，需求增长迅速，也由此使市场产生过度乐观的情绪。而其后经济增速下滑和房地产周期下行亦成为触发危机的导火索。最后实体经济则承受楼市泡沫破灭和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而陷入衰退。

监管当局不恰当的放松管制使信贷过度扩张，金融体系风险敞口增大。储贷危机始于1980年—1981年政府鼓励储贷机构对房地产发放贷款。而2004年起资产支持证券的爆发式增长和政府大力推行次级房贷危机埋下伏笔，二者均使得房贷市场迅速膨胀。

芬兰则经历了对利率放松管制，并允许本国居民自由借贷外债，结果导致信贷大幅扩张；私人部门负债迅速上升，加大了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

超主权货币论文范文第5篇

一、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

一般来说，固定汇率制度的支持者认为，长期稳定的汇率水平有助于人们建立稳定的

预期，为国内外投资者的决策制定提供一个确切的基础，促进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的发展；而未来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会对投资决策制定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国际贸易和投资。虽然企业可以在远期外汇市场上和期货市场上进行对冲操作以规避风险，但这意味着交易成本的上升。在发展中国家中，由于外汇市场不成熟，套利渠道的相对缺乏，它们在浮动汇率面前尤其显得束手无策。极端的易变性意味着货币错配（currency misalignment）仍然发生，而这将导致资源配置不当，减少投资和外贸，引起经济增速降低，这对于缺乏远期套期保值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bird and rajan ，2001）。

而浮动汇率制度的倡导者声称，作为本国货币的外国价格，汇率可以在外汇市场上由供求决定，由市场力量决定的价格信号往往是最优的，有利于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很多经验研究证明，汇率的短期易变性对于贸易的影响是极小的。而且，被观测到的汇率易变性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实际风险。即使该风险在外汇市场受到压制，它也会在其他场合以更不令人愉快的方式爆发出来（frankel, 1996）。（例如，美国为避免因实际供求因素导致的美元升值的措施，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

汇率制度选择的中间派和灵活派则认为，汇率变动对产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而且可能与经济实体的特点及初始条件有关。因此，应对外部冲击的合适政策应该是具有本国特色的政策（chang and velasco，1999）。

二、汇率制度与通货膨胀

实施钉住汇率制可以约束钉住国政府货币政策。当钉住国的通胀率与被钉住国的通胀率严重背离时，资本的跨国流动将使钉住国货币面临贬值或升值压力。若钉住国通胀率显著高于被钉住国，资本外流将造成贬值压力，为了维持钉住汇率制将减少甚至耗尽其外汇储备。所以这种约束可以看成是一种货币纪律。理论和经验分析给出三个理由，证明钉住汇率制度能有效遏制通货膨胀：（1）钉住汇率建立了清晰的、可操作的目标，同时捆住了政府的手，使得政府反通胀的承诺更加可信；（2）钉住汇率可以帮助价格和工资制定者围绕一个新的低通胀均衡协调它们的行动和预期；（3）钉住汇率制度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渠道，使得家庭和企业能够在高通胀时期渡过后，将它们从海外撤回的离岸资产转化为本币资产。（在浮动汇率制下，没有这样能重建本币资产的自动机制，因为央行没有义务购买撤回本国的以外币计值的资本）（bruno, 1995）。

浮动汇率制下反通胀措施的紧缩性比固定汇率制下更强（通常导致过高的实际利率和

本币高估），因此浮动汇率制下很多稳定措施都失败了。即使在浮动汇率制下反通胀措施能取得成功，成本也明显比在钉住汇率制下高。以波罗的海沿岸的两个邻国为例，爱沙尼亚采用了货币局制度，拉脱维亚早期采用了浮动汇率制度。两国都成功地结束了转轨时期的高通胀，但拉脱维亚经历了一次更深更持久的衰退。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资料，爱沙尼亚在1993、1994、1995年的年均gdp增长率为-7%、6%、6%，而拉脱维亚的同期增长率为-15%、2%、1%；更有意思的是，拉脱维亚在1994年上半年采用了钉住汇率制（sachs, 1996）。

三、汇率制度与汇率的波动与背离

资本流动性的增大容易产生汇率的波动性和背离问题。由于可以通过市场消除与不确定性相关的即期汇率波动，所以汇率的波动性并不是个严重问题。背离比波动性更严重，因为持续的高估对经济的长期竞争力和就业有重要影响。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引发高成本的资源配置。meershwam (1989)证明，汇率持续性高估可能导致竞争力的永久损失。

在固定汇率制下，均衡汇率的制定是一个难题，中央银行并不比市场更“英明”。市场总是在发展变化，而均衡汇率的调整总是滞后于市场需求的变动。因此，固定汇率制虽然避免了汇率波动性问题，却面临汇率的背离问题。

在浮动汇率制下，由于货币市场的调整速度快于商品市场的调整速度，存在汇率超调（overshooting）的问题，从而导致汇率可能长时间处于没有经济基本面支撑的水平。此外，投机者的套汇与套利行为可能加大名义汇率的波动幅度。

未实行钉住货币时实际汇率的变动幅度远远大于实行钉住汇率时的幅度。同样，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的偏差在未实行钉住时也比实行钉住时大得多（除了被钉住的货币处于一系列广泛的管制情况以外）。实际汇率这样大的变动幅度恰恰说明了名义汇率的变动幅度要远远大于同时期的通货膨胀率差异变动。20世纪20年代以及70、80年代的浮动汇率制度都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即“善恶循环”。各国货币在经历超过正常水平的通货膨胀后，其货币贬值速度和幅度都超过了由通货膨胀率差异决定的长期均衡水平，然后开始升值，货币的升值也超过了长期均衡水平。货币快速贬值削弱了货币当局稳定金融的能力，并增加了达到金融稳定的难度（阿里巴，2000）。

在浮动汇率制下，当国际货币市场上出现明显的不均衡时，投资者就会转移资金以获取利润，这将导致实际利率的变动，于是预期利率的变化就会产生很大的结构性影响。预期利率变动而引起的实际利率变动将影响长期资本运动的形式。为了国际货币市场的均衡而发生的即期利率变动，将会引起国际资本市场的不均衡（aliber，1988）。

四、汇率制度与内外冲击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市场价格信号剧烈波动的情况时有发生，而浮动汇率可以起到“屏蔽”作用，能够较快地调整以“绝缘”外生性冲击造成的影响。对外贸易的商品价格波动越大，汇率浮动的可能性越大，因为浮动汇率有助于隔绝外国价格的动荡对国内价格的冲击（梅尔文，1991）。

弗里德曼（friedman, 1953）认为，与固定汇率制度相比，浮动汇率制度最大的优势在于，即使名义刚性存在，后者仍能很好的调整经济以应对实际的贸易冲击。实证分析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弹性汇率制度能更好的使经济体避免受实际干扰的影响。浮动汇率在贸易冲击形成后，能更好地调整实际产出。人们似乎不必担心浮动汇率对贸易冲击的影响，因为当受到负面冲击的影响时，浮动汇率制度可以使名义汇率相应的贬值。

弗里德曼同时认为，如果价格轻微波动，那么改变名义汇率以应对实际汇率调整的冲

击，与商品和劳务市场的过度需求推动名义价格下降相比，所需要的时间更短、成本更低。

如果冲击是真实的，从理论上说，浮动汇率制度仍是更有效的选择。实际上，实行浮动汇率制最大的优势在于它能给予实际的冲击以平稳、适当的调整。当国内价格是粘性的，那么为应付冲击而发生的改变是缓慢的，一个负面的实际冲击（如出口需求或贸易的下降）会导致名义汇率的贬值。对贸易品的需求减少时，汇率贬值会降低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并因此而部分地弥补负面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且，在出口商品的名义价格下降时，名义贬值会增加其国内价格，这又有利于经济得到一个更平稳的调整。也就是说，在弹性汇率制度下，汇率起着自动稳定器的作用。

另一方面，固定汇率制度则不得不依赖国内价格的缓慢改变以走出萧条。换句话说，钉住汇率制度必须承受负面冲击带来的影响。而且，中央银行必须阻止本币贬值，否则用外币购买本币将会导致贬值发生。这是一种内在的紧缩，它会引起就业率大幅度的下滑。对20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的英国和阿根廷来说，为重新安排相对价格，渡过漫长而痛苦的紧缩时期是必要的，这也意味着保持固定的名义汇率要付出代价。

浮动汇率制度平息冲击的另一种方式是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当实际的负面冲击存在时，政府能够采取措施减轻衰退。在弹性汇率制度下，国家可以通过货币扩张的方式来应对冲击。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的增加只意味着储备的外流而对产出没有任何影响。

但是，固定汇率可以更好地处理内部冲击，如通胀率或利率的暂时性变动等，外汇储备的增减可以作为一种缓冲器，以避免汇率的无谓频繁波动。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越大，钉住汇率的可能性越大，因为国际货币的流动是一种减震器，它可以减少国内货币供应的变动对国内价格的影响。如果实行固定汇率，国内货币的过量供应会使资本外流，因为部分超额货币可以通过国际收支赤字来消除。在浮动汇率下，过多的货币供应量仍然滞留在国内，并使国内货币贬值（梅尔文，1991）。

不同汇率制度相对优势的存在，是以影响经济体的冲击的特征为基础的。当冲击来自国内货币市场，固定汇率制度会自动阻止冲击影响实体经济；如果确实发生了需求冲击，在货币当局购买外汇储备以阻止本币升值的同时，货币供给将会增加，而实际产出不变。相反，弹性汇率制度则需要降低收入以使实际货币需求减少到实际货币供给未发生变化时的水平。因此，如果这些冲击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这就是赞成固定汇率制度的一个理由。

五．汇率制度与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债务危机

固定汇率制很容易受到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这是因为固定汇率不是完全置信的，投

机者认为持续高估货币迟早要向市场均衡汇率回归。投机冲击可能引发货币危机，迫使一国放弃固定汇率制度。本币贬值造成持有大量未套期保值的外债的银行和企业债务成本高企，加上央行为捍卫本币汇率而提升本币利率所造成的银行利润率下降以及企业国内债务成本升高，从而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代尔蒙德和代布维格（diamond and dybvig, 1983）系统论述了固定汇率制下的清偿力危机。严格钉住汇率制度限制了货币当局扩大国内信贷的能力，这可能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但却不利于银行稳定。在货币局制度和金本位制下，国内银行体系没有最后贷款人。在一个银行规模小、存款保险制度不完备的金融体系中，这可能造成自负盈亏的银行倒闭。相关模型表明，货币局制度通过加大产生银行危机的可能性来减少形成国际收支危机的可能性。因此，低通货膨胀价格可能是金融体系不稳定所特有的现象。与货币局制度不同，在固定汇率制下，中央银行愿意充当最后贷款人。但唯一的不同在于，是国际收支危机而不是银行危机形成了。

值得指出的是，采用浮动汇率制并不意味着与危机绝缘。浮动汇率制国家也可能同时遭受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双重打击。以美国为例，美国之所以能够在经常项目长期巨额逆差的压力下保持美元坚挺，是靠长期源源不断流入的外国资本。而资本项目的顺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的主观预期和对美元的信心造成的。一旦美国经济的放缓和美国股市泡沫经济的破灭改变了人们对于美国经济与美元的预期，外国资本的抽逃将对美元造成巨大的贬值压力。为了减缓资本抽逃的冲击，美联储很可能调高利率，而利率的升高会进一步加深经济的低迷。也就是说，美国终将为其经常项目赤字付出代价，长期累积的风险终将爆发。反对弹性汇率制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发展中国家里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普遍存在。那么本币名义汇率的贬值将增加美元债务的输送成本，并导致企业的接连破产及财政危机的发生(calvo and reinhart，1999)。

eichengreen 和 arteta (2000)指出， 经验证明未能揭示在汇率制度和银行危机之间存在任何联系。近年来较为流行的“原罪论”说明，如果一个国家金融市场不完全，即一国的货币既不能用于国际借贷，甚至在本国市场上也不能用于长期借贷。那么一国的国内投资不是面临货币错配（借美元用于国内项目），就是面临期限错配（用短期贷款作长期用途）。如果出现货币错配，汇率贬值将造成贷款的本币成本上升，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以致破产；如果出现期限错配，利率上升也会造成借款成本的上升，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以致破产。在这种国内金融极端脆弱的情况下，不论是采用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都难以避免危机的爆发（张志超，2001）。

六、汇率制度与货币以及铸币税

根据三元悖论（the impossible trinity）, 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固定

汇率制和独立的货币政策。因此，在资本帐户开放的前提下，一国实行钉住汇率制度意味着自己货币（monetary sovereignty）的部分让渡。在钉住国和被钉住国的商业周期和经济结构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钉住国内外平衡的任务就只能依靠单一的财政政策。但是，根据丁伯根法则（tinbergen rule）, 要实现一定数量的政策目的必须要有同样数量的政策工具，单凭财政政策不能够同时实现内部和外部均衡。根据蒙代尔分派原则（mundell assignment），货币政策应该用于实现外部均衡，财政政策应该用于实现内部均衡。同时，米德冲突（meade’s conflict）也证明，单靠财政政策本身不能同时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此外，多恩布什等人（dornbusch, fischer and starz，1998）指出，财政政策具有相当长的内部时滞，这使得财政政策无法有效地实现稳定政策。因此，货币的让渡实质上不仅仅是一个有关民族情感的问题，它可能会带来一国经济的内部或外部失衡，从这个角度来说，浮动汇率制似乎是一个更优的选择。

但是，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下，执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小国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本身就是无效的。例如，该国经济不景气时，为刺激投资和消费而降低利率，但本国利率和外国利率的差异将使得资本外逃发生，从而加重衰退；当该国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时，调高利率以紧缩银根，但国际资本的大举流入将加剧该国的通货膨胀。既然货币政策本身无效，货币让渡的成本也就大大降低了。同时，只有少数工业化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和利率变动能够左右国际汇率的走势，大多数国家只是被动的价格接受者，因此汇率政策本身作为一种调节政策来说也是无效的。因此有人认为，“对于寻求稳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清洁浮动汇率不是好的选择。清洁浮动汇率只能是有成熟的经济政策的大型发达国家能够享用的奢侈品” (bergsten, davanne, and jacquet, 1999)。

费舍尔（fischer, 1981）指出，从铸币税的角度来看，能够允许一个国家自由决定其通货膨胀率的汇率制度是最佳选择，固定汇率制度是次优选择，使用其他国家的货币是最差的选择。为了满足国际支付的需要，非储备货币国家都必须持有一定数量的国际货币，即缴纳一定数量的铸币税。而在固定汇率制下，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中央银行必须经常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对冲操作。这又要求中央银行拥有比浮动汇率制下更为充足的外汇储备，而这又意味着大量的铸币税损失。在货币局制度下，本币的发行以外汇储备为基础，铸币税损失最大。

但也有一种观点指出，由于我们没有看见各国相互竞争以获得储备货币地位的事实，说明铸币税的收益是很小的。德国、日本等国家之所以反对其货币成为主要储备货币，是因为它们发现，国际上对储备货币需求的变化会对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国内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尤其是对外经济活动所占比重高的国家）。

七、汇率制度与政治因素——信誉和时间一致性问题

一般说来，每届政府上台之后都想在国内外建立起信誉（credibility）和时间一致性（time-consistency, 也称政策延续性）。但是正如各种官僚行为理论和政治商业周期模型揭示的那样，政府很难保持实行固定汇率政策的意愿和能力。实证研究也证明，总是存在通过改变政策而把事情办得更好的动力，即存在时间不一致性。

对公开宣布实行的固定汇率制度进行调整的代价非常昂贵，因为这样做将产生信誉鸿沟（credibility gap）和时间不一致性。从这个角度来讲，最佳办法是实行弹性汇率制（蒋锋，2001）。edwards（1996）发现，政治不稳定性在汇率制度选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越不稳定的国家越不可能选择钉住汇率制，因为在钉住汇率制下汇率贬值的政治成本太高。

八、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的唯一准确的结论是，没有任何汇率制度能适合所有的国家

或者在任何时期适合同一个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应该取决于一国面临的特定环境。将某种汇率制度过于普遍化（generalizing）是非常危险的（frankel.，2000）。

笔者在此将以上讨论形成的结论总结在两张表中：

表1 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的优劣对比

项目 固定汇率 浮动汇率

经济增长 建立稳定预期 优化资源配置

遏制通货膨胀 有效或成本小 无效或成本大

汇率波动和背离 汇率背离 汇率波动（超调）

应付内外冲击 更好地应付内部冲击 更好地应付外生性冲击

危机 货币危机和清偿力危机 信心危机引发双重危机

货币和铸币税 丧失货币，难以实现内外平衡缴纳更多铸币税 小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无效,征收铸币税会带来成本

政治因素 信誉鸿沟和时间不一致性 时间一致性

表2 选择固定汇率制或浮动汇率制国家的特点

固定汇率 浮动汇率

规模小 规模大

经济开放 经济封闭

贸易集中 贸易分散

持有外汇储备机会成本低 持有外汇储备机会成本高

新兴市场国家和转型国家 发达国家

缺乏完善的套期保值市场 完善的套期保值市场

面临的外生性冲击较少 面临剧烈的外生性冲击

国内货币供应量变化大 国内货币供应量变化小

政治稳定 政治不稳定

通货膨胀协调 通货膨胀不协调1.

经济增长率低 经济增长率高2.

注解:

1.迈克尔•梅尔文：《国际货币与金融》，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2.levy yeyati和sturzenegger (2001)的研究证实，在发展中国家中，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同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和较高的产出波动性相关联。它们的经济增长率比起浮动汇率制国家来平均要低1％。

参考文献：

1) aliber, r. z. (1988): the foreign exchange value of the us dollar, sticky asset prices and corporate financial decisions, mimeo, chicago

2) bergsten, c. fred, davanne, oliver and jacquet, pierre (1999): the case for joint management of exchange rate flexibilit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99-9, july

3) bird, graham and rajan, s. ramkishen (2001): banks,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financial crises in emerging markets, world economy, vol.24, no.7, pp.889-910

4) bruno, michael (1995): inflation, growth and monetary control: non-linear lessons from crisis and recovery, paolo baffi lectures on money and finance, rome: banca d’italia

5) calvo, guillermo and reinhart, m. carmen (1999): when capital flows come to a sudden stop: consequences and policy options,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maryland, june

6) chang, roberto and velasco, andres (1999): monetary and exchange rate policy with imperfect financial markets, working paper, new york university, december

7) diamond, douglas and dybvig, phil (1983): bank runs, deposit insurance, and liquid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une, 91(3), pp.401-419

8) dornbusch, rudiger, fischer, staley and starz, richard (1998): macroeconomics, 7th edition, irwin mcgraw-hill, pp.421

9) edwards, sebastian (1996): exchange rate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croeconomic disciplin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6, no.2, pp.159-63

10) eichengreen and arteta (2000): banking crises in emerging markets, economic journal, 110, pp.256-72

11) fischer, stanley (1981) : seigniorage and fixed exchange rates: an optimal inflation tax analysis, nber working paper no.783, october

12) frankel, a. jeffrey (1996): recent exchange-rate experience and proposals for refor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6, no.2, pp.153-58

13) frankel. j. (2000): no single currency regime is right for all countries or at all times, princeton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no.215 (international finance sec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august)

14) friedman, milton（1953）：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5) meershwam, d. (1989): international capital imbalances: the demise of local financial

16) boundaries, in o’brien, r. and datta, t.,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markets, oup, oxford

17) mundell, a. robert (1997): currency areas, common currencies, and emu,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7, no.2, 1997, pp.214-16

18) sachs, d. jeffrey (1996):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the exchange rate regim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6, no.2, pp.147-52

19) svensson，lars e.o. (1999): inflation targeting as a monetary policy rule,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 june, 43(3), pp.607-654

20) 阿里巴（2000）：汇率安排，《国际货币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

21) 保罗•霍尔伍德、罗纳德•麦克唐纳（1996）：《国际货币与金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2) 保罗•克鲁格曼（2000）：“汇率的不稳定性”，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93页

23) 蒋锋（2001）：“汇率制度的选择”，《金融研究》，第5期，49－56页

24) 迈克尔•梅尔文 （1991）：《国际货币与金融》，上海三联书店

超主权货币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产业发展；社会关系；主导

DOI：10.16640/ki.37-1222/t.2015.24.181

1 产业发展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日渐突出

生产力决定社会的发展，是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永恒不变的真理。科技水平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生产力的发展，而产业则是生产力的表现。马克思所提出的生产力理论与现代社会进步相衔接主要表现在发展社会就需要先发展产业，产业已成为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桥梁。这种融合相似材料的吸收和转换的基本水平，产业类似“植物高铁载体络合体”，生产力是土壤潜在的铁，但也生产实践的能力。社会是植物细胞膜的特定的吸收系统”。

不难发现，工业和社会的发展并不总是同步的。暴力革命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因素。与相同级别的生产力的提高会使这种动物的人性是低，相应的人的人类意识将会更高，所以该产业的革命性的领先地位将更加突出，真正改变世界。英国工业革命是一个相对成功的发展世界和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显示人的本质力量，产业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凸显。

2 产业推动社会关系的发展

产业快速发展的后危机时代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度和广度，金融海啸袭来的时候，它可以显示资本家“智商”，但也反映了我们的社会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

产业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已经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矛盾，本世纪全球金融危机是金融部门造成的全球性社会问题，社会问题需要社会自我治疗，严格的自我调整金融业是不够的。

后危机时代社会的发展应与社会和经济秩序，协调其他类型的社会进步和产业发展应进一步协调，可以作为区域经济关系，区域社会、经济和社会关系，工业发展和社会互动。区域间产业和区域间社会的关系涵盖区域内的产业和区域内社会的关系，而区域内的产业和区域内社会的关系又在区域间产业和区域间社会的关系中实现发展的内在统一。

产业实践的主要特点是面向世界性的，而产业实践发展情况直接影响着产业实践关系，在后危机时代下两者的关系也一直在持续，因此产业实践关系的影响也占据在整个世界当中，从而逐渐形成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实践主体都由产业的实践关系所控制，并左右着产业实践的发展。当代世界无论经济还是其他方面，都受到产业发展的影响，中国的发展也不例外。认真解读的“一带一路”的战略规划，其他国家也离不开中国的产业发展，尤其针对美国，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提到：中美关系是否顺利直接关系着美国的经济、思想及政治等上层建筑的建设与发展，两国之间关系的延续需要存在一定的力量来支撑。因此，两国应该把产业交往的顺利发展作为共同发展的坚定基础。尤其是世贸组织建立之后，中美之间的产业关系发展接触的越来越多，互相贸易也逐渐加强，成为了两国共同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这里所谓的产业是包括一切产业。当然，相互合作不仅限于中美合作，还可以延伸到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产业发展，在非洲也不例外，可以看到很多中国个性化建筑。这种交往可以追溯到中国成立初期，在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等的带领下，中国产业逐渐与其他国家成为友好合作伙伴，直到今天越来越高程度的产业实践发展。因此，种种关系及现状表明，产业实践关系在各国家发展乃至世界发展中占据核心地位。

资本是产业发的基础，随着世界产业的不断发展，非货币逐渐被提出。为了符合产业发展的要求，还提出了非货币。在“后危机时代”，越来越多的非集团组织的出现，使人们与产业的关系更加密切。

产业和社会实践关系矛盾的主要表现在上层建筑将遭受不克避免的冲击，不管是地区间还是国家间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同样的社会内部的不同产业交往深度会空前的加深，随之而来的就是对社会其他产业影响的不断加深，各产业之间的联系也会越加的紧密，因此当危机来临无一产业可以幸免，这是后危机时代产业间发展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社会产业体系必须符合当前产业发展的特点，服务好产业的深度之间的关系，能够协调各产业之间协调发展。这是当下产业之间关系对现今产业理念的要求。这个必须打破旧观念，建立一个共同的愿景的产业，该产业的管理系统，以及社会服务体系、社区的法律保护，我们必须进行更深入的监督，建立严格的监管体系，因此社会和产业的发展才能更加协调。研究经济和法律会注意到，在前，我们已经看到，在美利坚合众国的金融立法，这是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3 当今时代下产业发展对社会进程的推动作用日渐主导

产业不仅创造社会财富，而且还提高当地经济水平的发展，产业发展的理性社会功能日益突出，导致产业的发展将会更加切合社会的理性需求，工业和社会发展将更紧密地集成。这就要求产业和社会发展要齐头并进，产业的发展要将社会需求放在首位，而社会的发展也需要兼顾产业发展的趋势，实现产业的社会价值。后危机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回到现在，《资本论》在欧洲销售，人们开始研究《资本论》，或者资金问题，但这是不够的，同时还理解社会理性的产业，进一步剖析产业推广成本。关于产业成本大众化，我之前的论过深入讨论，它与资本集散率也是我在论文中提出的两个新的概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新的创新，也算自成一家之言。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许多欧洲国家的发展受到限制。当然，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不例外，也受到金融危机的威胁。在面对金融危机极强负面影响的同时，每个国家都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但最具吸引力的是一种超货币。生产力的表现形式以产业的发展来取代，因此生产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产业发展的是否顺利，所以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的发展。我们平时所提到的社会发展，首先要在思想政治和法制制度上下功夫，而两者以上次建筑的形态体现在马克思理论思想中。后危机时代形势下，不同社会实践关系体现着不同的社会理性，因此，需要在不同角度出发，将产业与社会紧密结合，严格提高社会实践的发展。后危机时代的社会产业发展中，整个社会变革的实际表象都以连同产业的发展作为体现，因此社会变革主要受到产业实践发展的影响，并且两者之间的互相作用非常明显，主要表现在国家的上层建筑的建设与发展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的产物，在二战之后逐渐出现很多超组织，被称为独立联合国，随后又相继出现更多类似超的其他组织，这些组织被人们统称为国际组织。分析我国产业的发展现状，结合笔者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需要站在客观的角度去看待这些问题，并不应该持有原本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批判的态度，而当今产业发展中，产业革命本身直接推动者产业的发展，并随着产业革命的顺利发展逐渐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因此，产业在世界的发展中占据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在当今社会，工业和社会发展都是复杂的，但我们不难发现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工业发展和社会协调发展，协调的工业革命和社会进步。在社会的进步中，人的本质越来越突出。产业发展是变革的本质。工业和社会发展的新范式已成为必然。事实上，它是非常简单的。

参考文献：

[1]张少军，刘志彪.全球价值链模式的产业转移――动力、影响与对中国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启示[J].中国工业经济，2009（11）.

[2]周彩红.产业价值链提升路径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以长三角制造业为例[J].中国软科学，2009（07）.

[3]彼得・诺兰，张瑾，刘春航.全球商业革命、瀑布效应以及中国企业面临的挑战[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2）.

[4]陈恩，黄桂良.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升级路径和策略探析[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2）.

[5]魏丽华.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我国产业集群升级的必然性分析――以金融危机中的加工制造业集群为例[J].北方论丛，2009（02）.

[6]袁中华，冯金丽.制度变迁对新兴产业发展的贡献研究――基于产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1（09）.

超主权货币论文范文第7篇

[摘 要]铸币税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政府非税收入，是货币当局通过发行纸币所获取的财富。为弥补财政赤字，扩大财政支出、降低失业率，政府有获取铸币税增加财政收入的动机。作为货币发行机构的中央银行容易受到政府的干涉，通过超发货币以获取最大化铸币税。由此会引发货币扩张、通货膨胀等问题，最终损害到公民的财产权。现有的货币规则无法保证中央银行独立执行稳定货币的基本职责，惟有建立一种宪法性的制度安排，才能在促使货币当局担负起货币责任的同时，限制其权力的任意扩张。

[关键词]铸币税；非税收入；货币宪法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2.0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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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的经济主要有两个：货币和税收，其中货币在经济上的存在形式主要是政府的铸币税收入，即政府通过货币发行取得的收入[1]。近年来，政府及中央银行通过超发货币，引致通货膨胀，从而获取了相对于征税来说较为隐蔽的、可观的铸币税。然而，铸币税的大量获取，必然会扭曲一国的财政收入结构，并引发经济危机乃至宪法危机。因此，通过有效的宪法规则，规制政府和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权，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就目前宪法学领域的研究来看，对这一问题还缺乏必要的关注。本文拟从宪法学角度对铸币税的性质、存在形式、政府铸币权的行使等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规范铸币税的具体思路。

一、作为政府非税收入的铸币税

一般而言，货币发行成本和货币面值间的差额就是铸币税。铸币税不同于税收，而是通过货币铸造行为获取的收入，铸币税是政府发行货币的结果，货币发行是铸币税的源泉。铸币税是一种特殊的政府非税收入，铸币税的产生、发展与政府的公权力息息相关。

铸币税的英文是seigniorage，有人将之译成铸币收入或者铸币收益。[2]铸币税产生于金属时代的后期。[3]金属时代后期，铸币者逐渐发现，货币本身的实际价值即使低于它的面值，同样可以按照其面值在市场上流通，这样，铸币税就产生了。起初，任何人都有可能铸币，其后铸币权逐渐被国家的统治者所垄断，铸币税与统治特权的关系日益密切。在中世纪的欧洲，铸造货币的权力为封建君主和领主所垄断，民间如要将贵金属铸成货币，需向领主缴纳一定费用，该费用扣除铸造成本后的收益，归封建领主所有。该收益是封建领主凭借其统治权而得到的净获利，这种利益便是铸币税。在历史上，铸币税经历了两个阶段的衍变[4]：一是金属货币阶段。在这个阶段，统治者为牟取暴利，故意降低货币的金属含量，改变其成色。统治者在贵重金属中掺入的低廉金属成分越高，获取的铸币税收益就越多。二是信用货币阶段。在这个阶段，金属货币发展为信用货币，开始实行脱离金本位的纸币制度，政府垄断了货币发行权，政府银行通过开出支票和投放贷款的方式，以极为低廉的成本获取铸币税。可见，信用制度下的铸币税是无限的。当然，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了铸币税的获取。因此，现代经济学认为，广义的铸币税是货币当局通过发行纸币获取的利润，其中包括货币当局（中央银行）所获得并上缴财政的利润，还包括货币当局通过购买国债向中央财政提供的资金，再就是政府财政通过直接发行通货所获得的收益。[1]

铸币税与税收有着某些相似之处。比如，在有些国家，铸币税成为政府除税收、公债之外的一项重要收入，是政府为解决财政赤字而使用的重要融资手段；铸币税与税收都是依凭政府合法的强制权力来获取的，都属于财政收入的范畴。不同之处在于，税收是政府为实现其职能，依据法律规定，由专门机构凭借政治权力就纳税人的财产和特定行为所实施的强制措施，其收益是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5]而铸币税则是货币当局货币发行的结果，与税收有着质的区别。在信用货币制度下，政府通过货币发行取得的是对货币资金的一种占有或使用，政府因此承担着偿债的义务。或者说铸币税是一种债务收入，而税收则是国家专门机构对纳税人财产实行的强制占有，并导致财产所有权的转移。铸币税的权力主体只能是中央政府，而税收的权力主体则包含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二、铸币税与政府的铸币权

从货币发展轨迹来看，当国家垄断了铸币权，铸币税就同国家权力紧密联系在一起了。[6]（P23-32）如果说在金属货币年代，货币的币材还能制约国家的铸币权，使其不能为所欲为，而进入到信用货币年代，由于印制纸币成本很低，铸币税作为国家信用，就愈发表现为国家和政府的意志。于是货币成了国家意志的产物，铸币税制度也同样成为国家意志的产物。当然，说它是政府意志的产物更为确切。[7]

“政府发行和操纵货币的专有权之后，铸币税只是政府实施其主导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极大地有助于政府权力的广泛增长。当代的政治很大程度上以下面的假设为基础：政府有权随自己的意愿创造任何数量的货币，并使人们接受之。政府据此而强有力地捍卫着自己的传统权力。”[6]（P31）为了实现铸币税收入的最大化，政府会通过其政策控制货币的供给量。在“货币数量论”模型下，铸币税收益总是与通货膨胀联系在一起。通货膨胀会因为通货膨胀预期的增加使货币需求降低，从而形成对政府追求扩大货币供给量行为的一种抵抗。为防止货币需求在通胀预期下的降低，追求铸币税收入最大化的政府会尽可能扩大货币增长率，从而导致货币需求主体的预期无法及时调整。其结果会形成一种货币扩张，导致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其实质就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一种博弈。[8]由于面对这种“廉价”货币政策的诱惑，理性的货币当局会采取“时间不一致行为”，从而导致一种隐蔽的欺骗，进而带来政府的信誉问题。正如哈耶克所说的那样，“政府的垄断权一直在被滥用”[6]（P33）。

对铸币税的追求，通常是通过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来实现的。货币政策不单单是货币当局的决定，更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不同的货币政策会对经济主体产生不同的分配效应，相同的货币政策也会对不同的经济主体产生不同的影响。一些主体受益，另外的主体则受损，并且不同主体的受益和受损程度也不一样。很显然，货币政策是“非中立”的。[6]（P99）另外一些学者指出，公众在紧缩性货币政策中受到比较大的负面影响，它可能导致公众手中一部分实物的流失。比如住宅建筑业，至少会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施工成本增加，致使新的住宅建筑者受损；二是导致住房购买者的支付成本上升。此外，提高利率会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使其获利空间降低。[9]相对而言，利率的提高对债权人更加有利。

上述情形在美国的货币实践中有较明显的体现，并且同历次经济危机关联在一起。经济学家对美联储的货币行为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观点[10]：一种是乌托邦式的，将美联储理想化为一心一意为公众服务的机构。他们认为美联储的政策目标包括稳定物价、减少失业，其任务是更准确地把握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之间的相关性。沿着这个方向，经济学家们设计出了各种经济模型，以期能够发现有效实现政策目的的工具。另一种是批评的态度，强调货币政策是各群体竞争压力下的结果，而不是美联储一心一意为公众服务的产物。美联储主席和各联储官员、财政部官员以及国会议员的言行，都被看做不同利益主体影响货币政策的有力证据。美联储的主要操作方式是利率调整，至于利率朝哪个方向变动则受到不同群体力量对比的影响。

乌托邦式的观点，是受福利经济学影响的规范性分析，他们将美联储看做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机构；而批评者的观点是实证性的分析，他们将货币政策看做是美联储、其他部门和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对于乌托邦式的观点，假如美联储能够超脱于各个部门和集团的利益之争，我们不妨将其看做专门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机构。然而美联储是一个现实中的官僚机构，“官僚进入政府，不经选民的选举，而由另一些官僚任命。他篡夺了很多立法权力……官僚部门利用这种伪立法的手段篡夺权力，根据他们自己对具体事务之优劣的判断，也就是说，以十分任意的方式，决定很多事情”[11]。因此，美联储以及与之类似的很多货币机构，都把铸币权当成了谋取利益的工具。

三、铸币税的成本与公民的财产权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铸币税通常是同货币扩张、通货膨胀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同时，铸币税同预算赤字、财政赤字货币化等问题关系紧密，而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导致货币贬值，致使人民的财富缩水以及社会福利的损失。铸币税一般来说是引发通货膨胀的重要诱因，甚至在有些情况下，铸币税与通货膨胀税是同义词。[12]通货膨胀本就是一种货币现象，把由货币发行造成的通货膨胀看做是对现金余额的一种税收，也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观点，“不论以白银为货币或以黄金为货币会出现什么情况，就今天的纸币来说，只有政府，只有政府本身，才能制造过度的货币增长，从而制造通货膨胀”[13]（P197）。通货膨胀是一种疾病，如果不及时治理，就会危及整个社会，尤其是会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通货膨胀会带来公众“持币人剩余”的减少，即人民财富的流失，更进一步讲是人民的宪法财产权遭受侵害。随着通货膨胀率上升，人们的持币成本也一起上升。如果公众对通货膨胀的增加能够预见，就会降低流动性偏好，减少对真实货币的持有。通货膨胀还会增加企业对商品重新定价的成本、债权人和债务人财富再分配成本等。

铸币税可以补充政府的财政收入，但是，如果滥用铸币权，过度攫取铸币税，则会对人民造成巨大的伤害。不过铸币税的攫取和货币权的滥用，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1950年代，财政领域发生了一场彻底的“凯恩斯革命”，受凯恩斯主义影响，货币政策一度被看做是一种“便宜”的工具。凯恩斯认为，当利率过低的时候，社会对货币的需要存在“流动性陷阱”[14]，即便货币政策不能作为推动经济复苏的主要工具，它也能使利率（价格）保持在较低水平，并配合财政政策促使有效需求增加[15]。同时，较低的利率水平能够帮助政府降低在实行财政扩张政策时的利息成本，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也能带来可观的铸币税收入，并反过来支持扩张性财政政策。铸币税与通货膨胀之间是正相关关系，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并未使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便宜”的货币政策导致了战后各国普遍的高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并不“便宜”。[16]到1970年代，欧美各国普遍出现的经济滞涨现象更是从实践上彻底否定了长期“菲利普斯曲线”[17]的有效性。所以，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学派和随后的理性预期学派在理论上对凯恩斯货币理论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从1990年代初，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普遍把维持价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从而在制度上对政府影响货币供给的能力做了种种限制，这样铸币税的融资功能在这些国家被人为弱化了。但在政府财政汲取能力较弱的经济转型国家以及大量发展中国家，政府通过铸币税融资以满足财政需求，仍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政府普遍感觉铸币税的直接融资成本小，并且方便及时，所以动用铸币税融资的诱惑很大。当然，这种行为对经济发展、公民财产和社会福利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四、规范铸币税的路径选择

鉴于铸币税扩张的危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着通过外在法律规则规范铸币税的需求。关于规范铸币税的途径，目前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通过增强和保证中央银行独立性，尽量排除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利维坦”政府的干扰；[18-23]二是通过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利用具有竞争性的私人货币取代国家货币，打破政府对货币权力的垄断，实现“货币的非国家化”，彻底废除中央银行的设置[6]（P120）。其中，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方案很有诱惑力，似乎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国家垄断货币权力的弊端，然而其方案受到普遍的质疑。从货币发展史来看，国家垄断货币权力是历史的必然。

国家垄断铸币权与“自由银行”制度是紧密相关的。自由银行学派主张限制甚至消除政府对货币和银行事务的干预，建议全面实现金融市场自由化，在金融服务业领域引入放任自由主义。[24]从银行发展的历史来看，几乎所有国家都存在过自由银行制度时期。该制度具有致命的缺陷，即容易导致银行券流通混乱、信用低下，并会导致银行危机。[25]鉴于此，铸币权最终被政府垄断，“货币的国家化”也由此而来。至于哈耶克所称的“货币的非国家化”，即便在实行自由银行制度的国家，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另外，铸币税与铸币权还是国家的象征。“丰富的经验和历史证据表明，（哈耶克的）希望实在是无法实现：能够提供购买力保证的私人货币，是不大可能驱逐政府发行的货币的。”[6]（P95）即便是哈耶克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货币的非国家化”显然纯属空想，“因为似乎不会有任何一国政府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允许尝试这种制度”[26]。尽管与现代市场经济的事实差距甚远，哈耶克的命题还是为我们规范铸币税提供了有益的智力支持。哈耶克[27]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是政府垄断了铸币权及由此引起的信贷货币扩张和紧缩，扭曲了生产结构。如果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思路不易甚至不可能实现的话，那么，保持和增强中央银行货币发行权的独立性就成为必然选择。

在中央银行独立性问题上，根据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通常可做如下分类：（1）中央银行直接对立法机关负责，独立性较强，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德意志联邦银行、瑞典银行等均如此；（2）中央银行隶属于政府，独立性较差，如法兰西中央银行、意大利中央银行等，还有一些处于转型时期国家的中央银行，这类中央银行不论在名义上还是在实际上，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履行职责时，都比较多地听命于政府或财政部；（3）中央银行名义上隶属于政府，但在实际上拥有较大的独立性，决策权、管理权都是相对独立的，如日本、英格兰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中央银行。[28]

至于我国的中央银行，基本上是隶属于政府序列、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并不具备完全的独立性。马克斯韦尔·J·弗里曾经提出根据中央银行对政府财政部门增加货币投放要求的反应，以测算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的标准。根据此标准，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明显较差。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从2009年我国启动4万亿投资计划，由此导致近年来货币超发以及持续的通货膨胀等负面后果，同样显示出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较差。

目前国内关于增强中央银行独立性的行动方案很多[29]，然而就近年来货币超发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而言，现有保证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制度设计仍然不能避免政府为追逐收入最大化而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对此，公共选择学派的学者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规制中央银行货币发行权的思路[30-32]：制定外在的“货币宪法”，以约束货币供应当局，防止其滥发货币。[33]这是因为，货币当局始终怀有增发货币的冲动，而政府在获取财政收入问题上也总是不遗余力。既然征税容易遭受人民的抵抗，铸币税就成为替代选择，它是一种隐蔽的、无需投票即可征收的“税种”，仅仅增加货币量便可获取无尽的财政收入。[13]（P182-187）面对政府的这种特性，惟有建立一种宪法性的制度安排，才能在促使货币当局担负起货币责任的同时，限制其权力的任意扩张。

[参 考 文 献]

[1]

周革平.财政赤字货币化过程中铸币税收益问题分析——从铸币税的一般涵义谈起[J].税务与经济，2001（4）：18.

[2] [英]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4卷）[K].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308.

[3] 李忠林.关于铸币税问题的思考[J].当代经济科学，2001（5）：32.

[4] 易纲，吴有昌.货币银行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71.

[5] 叶姗.论“税”概念的渊源及其于法学语境下的建构[J].法学家，2008（2）：91.

[6] [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M].姚中秋，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7] 李增刚.货币问题的新政治经济学解释[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6（5）：9.

[8] Milton Friedman.Studies in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25-117.

[9] [美]托马斯·梅耶，詹姆斯·杜森贝利，罗伯特·阿利伯.货币、银行与经济[M].洪文金，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533-536.

[10][美]劳伦斯·H·怀特.货币制度理论[M].李杨，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64.

[11][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官僚体制：反资本主义的心态[M].冯克利，姚中秋，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12-13.

[12]张奕.铸币税对我国通货膨胀影响的实证分析[J].理论月刊，2006（10）：95.

[13][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的片段[M].安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14]雷国胜.流动性陷阱：现实、产生机理与政策[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83.

[15]Milton Friedman.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J].The American Economy，1968（64）：93.

[16]范建军.关于政府铸币税收入的理论探讨[J].金融研究，2002（12）：1.

[17]徐秋慧，李秀玉.菲利普斯曲线研究的最新进展[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8（4）：51.

[18]Rogoff K.The optimal degree of commitment to an intermediate monetary target[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85，100 （4）：1169.

[19]Posen A.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and disinflation credibility：a missing link[R].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Staff Reports，1995.

[20]Keefer P，Stasavage D.The limits of delegation：Veto players，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and the credibility of monetary policy[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3（97）：407.

[21]Hayo C，Hefeker.Does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cause low inflation？A sceptical view[R].“Paolo Baffi” Centre Research Paper Series，2008.

[22]麦挺，徐思嘉.中央银行独立性分析——转型国家的经验和教训[J].世界经济研究，2004（1）：40.

[23]何运信.法定央行独立性的反通胀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现有研究文献的分析[J].财经论丛，2011（1）：48.

[24][加]约翰·史密森.货币经济学前沿：论争与反思[M].修订版.柳家明，王蕾，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22.

[25][美]詹姆士·R·巴茨，杰瑞德·卡普里奥，罗斯·莱文.反思银行监管[M].黄毅，张晓林，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224.

[26]Hayek F A.Market standard for money[J].Economic Affairs，1986，6（4）：8.

[27][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物价与生产[M].滕维藻，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93.

[28]范方志.中央银行独立性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5.

[29]邢会强.从财政法的角度看我国中央银行独立性[C]//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2007年年会暨第五届全国财税法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7：212-224.

[30][澳]布伦南，[美]布坎南.经济学[M].冯克利，秋风，王代，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52-155.

[31][美]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M].张瑞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23.

[32][瑞士]彼得·波恩霍尔兹.货币宪法、政治经济体制与长期通货膨胀[J].学习论坛，2011（7）：71.

超主权货币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理论研究政策实践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含义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在利率水平接近为零时，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失效的背景下，通过低利率承诺、资产负债表调整、购买长期债券等方式，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以达到缓解金融系统资金压力，降低通缩预期，稳定金融市场的一种非常规货币政策。

次贷危机后，美联储先后推出了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刺激美国经济复苏，从2008年11月24日第一轮量化宽松启动，到2013年12月19日宣布逐步退出，美联储向市场投放的资金超过3.5万亿美元，从实行效果来看，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美国的经济从次债危机引发的严重衰退中成功遏制并转向复苏的轨道，但是其带给全世界的影响远远没有因其宣布退出而结束，其对全世界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仍在持续。

伯南克的理论研究综述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思想源于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货币政策的反思，对大萧条期间货币政策的理论探讨和经验证据构成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美联储前任主席本.伯南克（Ben S.Bernanke）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操作体系的集大成者，对美联储出台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有最直接和重要的影响，可以说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很大程度就是在伯南克多年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的，通过对伯南克发表的论文和公开出版物的研究，可以把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思路。

伯南克和布林达合作发表的《信用、货币和总需求》（1998）中提出，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是维持货币稳定、产出和就业地持续稳定增长，为达到此目标，稳定信用量的货币政策更优于稳定货币量的货币政策。伯南克和科特勒在发表的《黑箱操作：货币政策传导的信用渠道》（1995）中主要讨论了货币政策影响真实经济的两个机制。伯南克和科特勒合作的《货币政策和资产价格波动》中阐述了“灵活的通货膨胀基准目标”，而这段论述成为伯南克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

伯南克和莱茵哈特（2004）论述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遇到阻碍时，在极端情况下，经济可能进一步陷入流动性陷阱，而改变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结构，可以影响资产的相对价格和收益率从而影响私人决策，这个论断为萧条期间政策利率接近零时的最优货币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伯南克和肯尼思·库特纳（2004）分析归纳了零利率时量化宽松有三种传导机制：一是扩张央行资产负债表，二是改变央行资产负债表结构，三是降低长期利率来刺激投资和消费。

根据伯南克的研究成果，即使在流动性陷阱下，短期名义利率已降为零，如果央行能够采取相应措施使投资者改变预期，那么就可以降低市场长期利率，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这些措施包括利率或通货膨胀承诺、扩大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从而增加市场流动性、改变央行资产负债表结构等。

量化宽松实践的研究综述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随着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相关的研究文献大量涌现。Gagnon等（2010）发现美联储的资产购买使得证券收益率大范围的下降，甚至包括未购买的公司债和利率互换，提出量化宽松可以通过组合平衡效应影响市场利率。Stroebel 和 Taylor （2009）发现短期内美国政府回购抵押债券使得抵押债券的利差减小。D’Amico和 King （2010）发现平均而言，美联储的购买行为导致购买当天债券收益率下降3.5个基点，使得整个收益率曲线下降50个基点，对10年到15年的债券影响最大。Wright（2011）使用SVAR模型分析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对利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政策对长期国债和公司债有影响，但随后几个月影响就会快速下降，对经济的支持较弱。Hamilton 和 Wu （2010）证实了资产购买计划对利率期限结构水平、斜率和曲率等因素的影响，通过分析利率期限结构动态变化，结果发现 2009年的零利率政策使得10年期国债下降13个基点。Doh（2010）、Neely（2010）等的研究发现大规模的资产购买使得长期利率下降。对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Chung（2011）等发现美联储的资产购买显著降低了借贷的经济成本，通过模拟发现该计划可能使得美国走出通货紧缩。

在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方面，潘成夫（2009）认为央行承诺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证实施零利率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能够降低当前的长期利率，从而达到提高资产价格、促进生产和消费的目的。金俐（2012）认为金融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对货币政策的操作和传导渠道都发生了影响。何帆（2009）和彭兴韵（2009）从各主要经济体央行的若干工具创新及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角度，介绍了货币政策操作。向松祚（2012）认为美欧等发达经济体早已深陷负利率和流动性陷阱，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基本失效，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姚斌（2009）认为，由于量化宽松导致的流动性扩张，可能导致大宗商品价格相对于实体经济的实际需求产生超调并引发震荡。钟伟等（2011）就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发达国家的债务困境做出分析。陈静（2013）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进行跨国分析，认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工具是否多样、是否畅通、是否透明可预见，是否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都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关于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其他经济体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IMF， 2011）在其《世界经济展望》中认为，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跨境资本流动的增加与大型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有关。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份报告（Morgan，2011）也认为，量化宽松对东亚资本流动 影响较小。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对此持否定态度。Hudson （2010）认为美联储向市场上投放的货币并没有用于美国的家庭和企业，而是流向全世界，使得其他国家流动性泛滥。Kobayashi和Yoshino（2011）于日本央行的一篇研究文献中全面分析了一旦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复苏速度高于预期，开始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后，资本大量回流对全球金融市场，尤其是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的影响。Cline和Williamson （2010）认为许多国家希望本币贬值以增强其贸易地位，但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迫使其他国家货币升值，这很有可能引发货币战争。黄涛（2011）认为，从美国经济当前的情况来看，实体经济依然低迷，大量超发货币一部分主要以超额准备金的形式滞留在美国银行体系内部，另一部分则流向了国际市场（主要是新兴市场）。陈磊、侯鹏（2011）指出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流动性溢出， 大量国际资本涌入大宗商品市场和新兴市场，给新兴市场国家造成通胀的压力，并进一步运用面板VAR 模型分析了量化宽松政策的流动性溢出效应及其对金砖四国通货膨胀的影响。

对中国经济影响的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在研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同时，更多是关注这种非常规政策的溢出效应，尤其是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潘成夫 （2009）认为，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直接的影响是中国将被动跟随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如果不跟随全球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人民币将可能产生更大的升值压力，带来更多的资金流入。另外，刘胜会（2013）归纳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七种传导机制，认为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美元供应量过剩，加大了全球金融市场热钱流动的风险，在理性预期的指导下，投资者必将大量流动性资金转移到经济发展强劲和资本收益率高的新兴经济体，必然刺激大量的短期资本流入，这将给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冲击。李景华（2009）、王爱俭和武常命（2010）、方兴（2010）、杨斌（2011）、王健（2011）、黄贤福和李天德（2011）、李永刚（2012）等主要从发展中国家的债券和股票收益率偏低、货币被迫升值、通货膨胀压力、资产泡沫膨胀、大宗商品价格上扬、资本大量流入等六个方面阐述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的巨大影响。王志强和熊海芳（2011）的实证研究表明：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其使得中美期限利差之间的动态关联程度下降，美元指数下降导致中国通货膨胀上升并且效果显著，而中国短期资本流动受其影响不大。丁林涛和孙欣华（2012）实证研究表明，从长期来看，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比较稳定，美国货币供应量M2增速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波动比较大。王飞等（2013）经过实证分析，认为量化宽松政策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直接影响较小，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将导致我国生产成本上升并对PPI影响较大。宾建成等（2013）通过实证检验，认为美国货币供给增加以及利差增加都会导致我国短期资本流入增加，就利差而言最终会由流入转为流出。

随着美国逐步从次债危机中走出，经济和就业数据的转好，伯南克（2009）关于主要经济体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时机和策略，以及对世界经济的潜在影响方面的论述引发了广泛讨论，相关的研究文献也多了起来。我国的学者主要是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进行研究。谢怀筑等（2011）通过对美国的失业率和新增投资的结构性分解，发现剔除房地产业、建筑业和相关行业的影响，美国经济的其它部分已经出现快速复苏，一旦美国经济释放出更强劲的信号，大量超额储备可能进入实体经济，为美国的货币局势制造大动荡。只是宽松了基础货币而非货币供应量，而且这些宽松的基础货币演变为全球新一轮“息差货币”，成为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且过度波动的主要原因。谭小芬（2010）分析了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的时机，退出工具的选择，退出步骤安排及退出的制约因素，评论了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对中国可能的影响。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会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金融的运行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使得短期国际资本加速流入中国，通货膨胀压力增强。许维鸿（2013）认为一旦实施退出战略，美元套利交易平仓导致新兴国家资产泡沫破裂，本币贬值，利率大幅上升，信贷紧张，银行倒闭等经济危机。

主要参考文献

BernankeBen and Alan Blinder， “Credit， Money， and Aggregate Deman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8， May 1988，435-439

Bernanke Ben and Mark Gertler， “Inside the Black Box： The Credit Channel of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9， Fall 1995， 27-48

BernankeBen and Vincent R. Reinhart，“Conducting Monetary Policy at Very Low Short-Term Interest Rate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 （2）， 2004， pp. 85-90.

GagnonJoseph，Matthew Raskin， Julie Rema- che， and Brian Sack， “Large-Scale Asset Purchases by the Federal Reserve： Did They Work？” Staff Report No. 441，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2010.

Stroebel，J. C. ，Taylor，J. B.，“Estimated Impact of theFed’s Mortgage - Backed Securities Purchase Program，”NBER Work-ing Papers 15626，2009.

D’Amico，S. ，King，T. B.，“Flow and Stock Effects ofLarge Scale Asset Purchases，”Federal Reserve Board Finance and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 2010 - 52，2010.

潘成夫.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理论、实践与影响[J].经济学家，2009，（9）：83—89.

金俐.金融市场结构的演变与货币政策——兼析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异同.金融发展研究，2011，（7）

何帆.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及其效果评述[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 （4）.

彭兴韵.金融危机管理中的货币政策操作——美联储的若干工具创新及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J].金融研究，2009，（4）.

向松祚.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根源、机制和效果.中国金融，2012，（20）：16-18

钟伟 谢婷.美国持续量化宽松政策和债务困境.国际经济评论.2011（1）：40-49

陈磊 侯鹏.量化宽松、流动性溢出与新兴市场通货膨胀.财经科学，2011，（ 10）： 48～56

许欣欣 李天德.美国现行宽松货币政策对世界物价的影响——基于不同经济体通货膨胀表现的分析.亚太经济，2012，（2）：21-25

谢怀筑等.从经济超预期复苏到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对美国宏观经济和政策影响的研究.金融与经济，2011，（04）：4-9

谭小芬.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J].国际金融研究，2010， （2）：26237.

王爱俭武常命.对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思考[J ].中国金融，2010 （23） ：71272.

李永刚.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影响及中国对策.财经科学，2011，（4）：1-8

王志强熊海芳.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效果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社会科学辑刊，2011，（6）：123-129

超主权货币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国际货币制度

一、国际收支的概念及调节机制

国家在进行对外贸易往来过程中，都在寻求各种调节手段以达到国际收支的平衡。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国际收支平衡往往不易达成。针对引发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多样原因，相应的调解国际收支的手段亦是多样的，分为自主性调节机制和法律调节机制。其中自主性调节机制是指当国家间出现外部不平衡时，经济自身所固有的某种内在力量能够推动经济朝着重新恢复外部平衡的方向发展。①自主性调节机制在国际收支失衡时自发地发挥作用，不存在人为选择并取舍的过程，主要包括货币机制、收入机制、利率机制等。而法律调节机制又分为国内立法调节和国际立法调节。其中国内立法调节主要体现在关税立法、汇率与补贴立法、外汇管制法、进口许可证制度等方面。国际立法在调节主要采用融通资金的措施，一方面国际收支出现失衡的国家可以向跨国商业银行或其他国家贷款，缓解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紧张；另一方面可以由国际经济组织参与，介入成员国的调节过程，例如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收支失衡形成原因多比较复杂，应该在分析国际收支失衡原因的基础上，选不同调节手段组合达到国际收支的平衡。

二、现行国际货币制度下的国际收支调节手段及其评价

20世纪60年代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渐崩溃瓦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制度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举行会议，达成了著名的“牙买加协定”，形成了新的国际货币制度。现行国际货币制度下国际收支调节手段多样，下面逐一进行分析。

（一）自主性调节机制及评价

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自主性调节机制依赖于双边和多边汇率的相对变动、国际储备的增减、相对价格的变化来实现。自主性调节机制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其效果往往大打折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收支失衡可能是由大规模资本流动和生产全球化，以及基于专业化生产而兴起的产业内贸易引起的，往往对汇率和物价的弹性比较小，显然不能仅依赖这一调节机制达到平衡。

（二）汇兑安排及评价

为避免成员操纵汇率或国际货币制度来妨碍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和取得对其他成员的不公平竞争优势，基金协定第4条规定：成员国进行汇兑交易和行为时必须遵守三个基本原则②；作出的外汇安排有向基金通知的义务，但通知不是成员国汇兑安排生效的必要条件；成员国可以自主选择本国的汇率制度，但不能将本国货币的价值在法律上与黄金挂钩，除非得到基金的批准任何多种汇率和歧视性汇率安排都不合法；成员国应该向基金组织提供为进行汇兑措施监督所必要的材料并同基金就其有关汇率的政策进行磋商，但得出的结论对成员国在法律上并没有约束力。

汇兑安排条款给予成员国自主选择本国汇率制度的权利，可选择的弹性汇率制度所带来的直接恶果就是以一国国际收支大面积失衡为表现形式的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和危机。选择汇兑安排的自由绝对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成员国通过本国货币贬值来获得不当的贸易利益，进而陷入各国货币竞争性贬值。因此必然需要对成员国汇兑予以限制，基金协定规定成员国的一般义务，无疑限制了那些通过货币贬值来转嫁国际收支逆差的成员国的行为。但是本条多处使用了“努力”一词，磋商的结论也并不具法律约束力，可以看出“软法”的性质，削弱了法律规范本身的强制性。另外基金组织对破坏、阻碍汇率制度的国家采取的最终制裁方式是不提供资金援助，威慑力有限。

（三）外汇管制及评价

外汇管制法是针对本国内发生的外汇行为的国内法，但由于外汇管制法的涉外性，基金组织将外汇管制的规定纳入多边基金协定之中。基金协定同时规定了第8条和第14条两套不同的外汇管制制度由成员国自行选择加入。基金协定第8条要求成员国取消经常项目下的外汇管制，但如果经基金组织同意，在一成员出现国际收支情况不佳时可以向基金组织提出实施背离第8条义务的措施。第14条规定了过渡办法以供那些暂时无法承担第8条一般义务的成员国家接受。基金协定中的外汇管制条款在要求成员国取消经常项目的外汇管制同时也规定了特殊情况下可以背离这一规定，实施外汇管制措施。这一方面扩大经济交流和发展对外贸易，另一方面增加一国国际储备，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随着世界范围内国际资本流动总量与净值的明显增加，逐步放松对资本项目的管制直至自由化应该是一国市场经济发展成熟乃至繁荣的必经阶段。很多国家已把外汇管制立法的焦点由对经常项目转移到资本项目帐户上。而基金协定中外汇管制条款仅仅涉及到经常帐户项下的支付和转移限制，对资本项目账户并无规定。由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外汇管制立法不同，容易出现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界定不明，而导致逃避法律管制问题。

（四）普通提款权、借款总安排制度、备用制度及评价

基金协定为调整成员国收支平衡创设了普通提款权制度、借款总安排制度、备用安排制度，可以为成员国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提供资金援助以缓解成员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在上述制度中基金组织以类似于“贷款人”的身份介入到成员国宏观经济调整中去，明确的将一国的国际收支问题纳入了多边体系的调整之中。基金协定对成员国申请上述资金援助规定了一个较为苛刻的标准“条件性”，强调基金组织贷款必须同削弱或消除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根源相结合，旨在鼓励成员国在收支困难出现的初期就采取措施，明确绩效标准的数量和内容避免出现根源性收支问题。但随着金融创新工具的出现，基金协定中“条件性”标准难以发挥应有作用。

（五）特别提款权及评价

多数国家发行的货币不是国际通行的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必须储备一定数量的可用于对外支付的外汇或其他货币财产。这种国际清偿力构成了国际储备，其对国际收支有着重要的影响。普通提款权下基金所直接提供给成员国的国际清偿力是有限的，由此基金协定创设特别提款权制度来帮助成员国应对国际收支失衡，实际上是普通提款权功能的延伸。特别提款权是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中心，利用国际金融合作的方式，共同创立的新的国际储备资产、记账单位。

特别提款权是历史上首次超国家机构创造的国际货币， 超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一个全球性机构管理的国际储备货币将使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调控成为可能，当一国货币不再做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③相比于普通提款权，特别提款权没有附有严格的条件，其对国际清偿力的供需调控更为有力，更有效调控成员国国际收支的平衡。近几年随着日元等货币也加入了储备货币行列，国际储备明显不足的问题基本已经不存在。特别提款权自身设计的缺陷妨碍了其作用的发挥，特别提款权只能在官方间使用，无法直接运用到市场交易中，这与其作为国际储备调整国际收支的任务不符。

三、我国国际收支状况、影响及调节方法

（一）我国国际收支状况及影响

近二十年，中国持续出现“双顺差”的格局，其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结构性原因，包括我国高储蓄、低收入、低消费的制度文化因素以及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战略和参与全球产业内分工特定发展阶段的结果；货币性原因，包括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采取的涉外经济政策、资本管制、外贸管制、外汇交易制度的不对称性使得中国的国际储备积累；政策性原因，即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和政府主导下的招商引资直接推动了我国双顺差的快速积累。持续大规模的双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的国际收支结构在未来还将继续，这样的国际收支结构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上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但也正给中国经济金融的长期稳定发展带来越来越多的困扰。

首先，大量顺差会使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增大，造成出口成本增大影响产品的竞争力，必然形成通胀压力，增加了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成本和难度；其次，长期国际收支的双顺差所累积的巨额外汇储备蕴涵着较大的金融风险；最后，国际经收支顺差将加剧国际经济摩擦，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近几年我国与美国和欧盟的贸易摩擦日益严重，“中国”愈演愈烈，贸易摩擦从货物贸易、以企业为主的微观经济层面开始逐步走向宏观经济政策、体制和制度层面发展，使我国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

（二）实现我国国际收支动态平衡的对策

1.调整人民币汇率制度

一国的经济增长本来就会伴随着本币汇率升值的进程，人民币汇率的升值是我国综合国力提高的结果。我国应进一步增加汇率弹性，完善汇率的形成机制，放宽意愿结售汇限制，让人民币汇率能够根据市场供求到达其均衡水平。这一过程必然影响一部分出口企业的盈利乃至生存，甚至可能给我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造成压力，但是汇率升值的过程也会通过市场机制令技术管理水平更高、利润空间更丰厚的企业发展壮大，同时有利于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

2.放松外汇管制

加快外汇管制松动的步伐，以金融机制带动国内经济的飞速发展，为人民币的自由化进程扫清障碍，在取消人民币经常项目兑换限制的基础上，加强对资本项目管理的立法及操作研究，为尽早实现人民币完全可兑换的目标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3.优化国际储备，保证黄金储备

为维护货币的稳定，一方面应适当增加黄金储备的比例，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外汇储备的增值；另一方面发强对黄金市场的管理。

注 释：

①冉生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研究——兼论东亚货币合作》，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②参见《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4条第1款规定.

超主权货币论文范文第10篇

本文运用最优货币区理论分析欧元区是否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条件，以及区域整体应对非对称冲击时的制度困境。欧盟统计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权威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区内劳动力流动性面临较大障碍，经济一体化远未达到理想的程度，而财政和政治联盟的缺失导致欧元区无力应对非对称冲击，严重挫伤投资者对欧元的市场信心。因而，加入欧元区的稳定性成本高于预期。总结欧元区实践的经验和教训，还可以得出有关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启示，对于推进人民币国际也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欧债危机　欧元　最优货币区　人民币国际化

欧债危机的爆发与蔓延引起了人们对欧元国际地位和欧元区制度设计缺陷的探讨。欧元区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经济周期的差异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同时，对于深陷债务危机的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是否救援及如何救援的争议导致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加剧了对全球经济下行和欧元前景的担忧。欧元虽然不是欧债危机爆发的根源，但危机的蔓延却与欧元区的制度设计缺陷有关，且欧债危机能否度过直接决定了欧元的命运。作为目前世界上最优货币区理论最成功的实践，欧元的命运不仅与欧盟戚戚相关，更关乎全球经济和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欧元区是否真的是最优货币区?为什么财政与政治联盟是欧元摆脱困境的前提?本论文围绕上述问题探讨欧元区是否适合组国际经济合作2012年第3期成货币同盟，重点关注加入货币区的稳定性成本，思考欧元未来的国际地位与发展趋势。通过总结欧元区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我们还可以得出有关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启示，这对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回顾

为了深入分析欧元的困境，有必要简要回顾最优货币区(0一CA)理论。该理论最早由蒙代尔提出。他认为在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前提下，两个区域之间需求转移导致的冲击可得到消除，要素的流动性是建立最优货币区的一个重要标准。在此基础上，传统的OCA理论提出了一系列建立OCA的标准，包括经济开放度、产品多样化、金融一体化、通胀偏好相似性、政策一致性等。现代OCA理论关注最优货币区的收益和成本。克鲁格曼指出，成员国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加入货币区的货币效益越大、经济稳定性损失越小。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冲击的对称性成为OCA的主要标准，如果外部冲击对不同成员国产生不同影响，则加入货币区的稳定性成本会很高；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趋同性越强，遭受非对称冲击的几率越小。另外，实证研究表明，OCA具有内生性，即一国在加入货币联盟后其经济结构会受到影响，事先不满足条件的国家事后可以得到满足。这就为欧元区的扩张提供了理论支持。

欧元诞生时世界经济运行平稳，货币联盟给成员国带来了显著的收益，此时的成本也往往较低。在最优货币内生性理论的影响下，欧元区成员国由最初的11个增加到17个。但自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较大差异使得经济冲击呈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而分散的财政政策则使成员国整体上应对非对称性冲击的能力下降，加入货币区的成本便集中地暴露出来。

二、欧元区成员国不满足OCA理论的条件

(一)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欧盟在发展中形成了以德国、法国等为核心，以包括“欧猪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在内的南欧国家为的“圈层式”发展模式。核心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拥有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柱性实体产业。而欧猪国家产业结构单一，竞争力不足，缺乏长期推动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更重要的是，欧元区新成员的加入进一步拉大了这种差异。2007年斯洛文尼亚加入，当年便取代葡萄牙成为区内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国家。2008年马耳他和塞浦路斯、2009年斯洛伐克加入，这些新成员的人均GDP都处于区内垫底位置，成为拉大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人均实际GDP的最高值与最低值的倍数从2005年的3.78提高到了2009年的6.54，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此后，这种差异虽有所缩小，但仍维持在6倍以上的水平。

(二)要素流动性

要素流动性是经济一体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判断某一区域是否符合OCA的重要标准。如果成员国之间要素流动性很强，则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将会缩小，实行单一货币制度会促进经济发展，加入货币区所带来的收益将超过其成本。这正是欧元区诞生的重要理由。

欧元的诞生极大地推动了资本市场的一体化，加之信息条件的改善和交易成本的降低，区内资本市场更加深化、透明、流动性更高。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区内FDI的流量超过3000亿欧元，比两年前增加了88％。2001―2010年，欧元区居民所持有的欧元债券每年都超过75000亿欧元，且10年来持有额稳定，波动不大。可见，随着欧元的使用，汇率风险和跨区交易费用下降，极大地刺激了区内资本流动。

金融市场一体化的重要指标是利率的趋同。2001年初，德国与“欧猪五国”长期债券的利差大约为40个基点。随着欧元的启动与区内资本的大规模流动，二者之间的利差不断收窄，到2005年1月最低时只有5个基点，且在2002-2007年上半年均维持在20个基点以下。OECD的研究显示，2001―2006年，在德国，利率比应有水平高50个基点，而在希腊、西班牙和爱尔兰，利率却比应有水平低300-400个基点。这正是资本在区内自由流动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的信誉与风险与德国日益接近。实际上，在次贷危机爆发后，德国与“欧猪五国”之间的利差开始扩大，欧债危机更是使得二者之间的利差增大到了780个基点。

从劳动力的流动情况来看，进入21世纪，人口净迁移量随着欧元的启动而大幅度上升到150万人左右，同时，失业率也从10％的高位缓慢下降1―2个百分点。货币联盟的成立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劳动力的流动性，降低了区内整体失业率，这的确反映了欧元区经济一体化的内生性。经济形势较好时，这种内生性表现明显，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实际情况与内生性理论相背驰。区内人口净迁移大幅下降到了65万人左右，失业率再次攀升到9％的高位，大致回到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2009年以后，虽然欧元区各国政府增加财政支出扩大就业，但人口净迁移回升极其缓慢，劳动力流动性处于低谷且反弹较弱，失业率也有升高趋势。

欧洲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一方面源于各国文化、历史和语言差异，另一方面也与福利待遇等政策限制有关。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决非短期能够解决。

劳动力的低流动性与资本的

高度流动性相结合，其结果比劳动力和资本“双低”流动性更糟糕。这是因为在危机到来之时，资本迅速流出，而劳动力不流动，从而导致失业率迅速上升。2009-2010年区内FDI的总流量分别只有1542.78亿和1300多亿欧元，比2007年减少约53％和60％。“欧猪五国”区内FDI规模更是大幅度下降，葡萄牙和西班牙甚至出现资本净流出，这极大地提高了加入货币联盟的稳定性成本。此外，资本自由流动导致利率趋同，而过低的利率刺激了希腊、意大利等国过度负债，将人们麻痹在统一货币带来的低风险幻觉中，进而推迟了必要的结构性改革。这一切都为未来债务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三)经济周期的相似性与外部冲击的非对称性

除了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外，欧元区各成员国经济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德、法等欧元区核心国家的产业体系比较完整，抵御冲击的能力较强。而边缘国家的产业结构比较单一，且为易受危机影响的周期性产业，受到冲击后恢复的过程艰难而漫长。如希腊的主导产业是旅游业和造船业，西班牙的支柱产业主要是房地产和旅游业，爱尔兰的支柱产业之一是房地产，危机发生后它们难以摆脱负增长、高失业率的困境。

这一切导致欧元区各国经济周期不完全同步。新成员国在危机爆发前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速，但受危机的冲击也最大。“欧猪五国”和核心成员国的经济在危机的冲击下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但核心成员国的恢复能力明显较强，到2010年经济增速已经回升到了2％以上的水平。而“欧猪五国”在经历了衰退后，到2010年GDP仍然是负增长，且预计2011年增速将再次下滑。这说明外部冲击呈现明显的非对称性特征，导致加入欧元区的稳定性成本远远高于预期。

三、财政与政治联盟缺失挫伤投资者对欧元的市场信心

单一货币能够较好地运行，根本原因在于拥有统一的财政政国际经济合作2012年第3期策，不仅可以通过汇率和利率的变化来调节需求，还可以通过财政政策的转移支付手段来缩小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从而减轻非对称性冲击带来的影响。可见，当成员国不满足OCA的条件时，财政联盟成为成员国应对非对称冲击的重要手段。在某种意义上，财政联盟背后的政治联盟更是恢复金融市场信心、维护欧元国际地位的唯一途径。

(一)财政联盟缺失难以应对非对称冲击

欧元区统一货币和分散财政政策的制度设计使欧元区作为一个整体在危机面前拿不出有效的应对方案，从而导致危机的蔓延。

在危机最严重的2009年，欧元区各国均出现了物价增长放缓、失业率上升的情况，但是程度存在显著差异。爱尔兰、西班牙、爱沙尼亚和葡萄牙CPI出现负增长，失业率超过或者接近9.6％的区内均值，而荷兰、德国、芬兰、奥地利和卢森堡等国的CPI仍保持小幅增长，失业率也低于欧元区均值。因此，前者需要强有力的扩张性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提高就业率，而后者适度扩张的政策即可达到目的。

毫无疑问，统一的货币政策难以针对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实施差别化的调控。对于那些因高额的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而无力进一步刺激经济的成员国来说，此时成员国内部的转移支付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任何一个国家，以转移支付方式进行差别化调控的财政政策都是政府应对非对称冲击的主要手段，这种“财政联邦主义”(fiscal federal―ism)有助于消除加入货币联盟的经济稳定性成本。统一的货币政策只能作为统一财政政策的补充，用于增强统一财政政策的效果。近期欧洲央行再次降息，但欧猪国家的政府债券利率仍然居高不下，这再次证明统一的货币政策无法调节区内不同成员国的流动性差异。

(二)政治联盟缺失引发市场对欧元解体的担忧

货币的国际地位从根本上取决于货币发行国或成员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和整体宏观经济状况。欧债危机能否顺利度过不仅关系到区内的整体经济，更是欧元能否保持其国际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如前所述，当成员国不满足OCA的条件时，财政联盟成为应对欧元区非对称冲击的重要手段。可见，要防止危机进一步恶化，维护欧元的国际地位，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是不可能办到的。

在当前金融市场十分脆弱的情况下，财政联盟背后的政治联盟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财政联盟不仅意味着更高的经济一体化进程，而且体现了成员国强烈的政治意愿，它可以向市场传递明显的政治联合的意图，反映成员国领导人克服困难、度过危机的决心和能力。这种政治意愿对于欧元区经济的恢复和欧元市场信心的提升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实际上，欧债危机的演变过程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每当欧元区成员国囿于自身利益，在危机关头对于是否救援和如何救援等关键问题争论不休时，全球金融市场就会剧烈动荡，引起市场投资者对欧元解体的担忧。

此外，部分“欧猪国家”以大幅度消减财政开支为核心的紧缩政策是直接针对高福利制度的改革，通过强化区内财政纪律的统一财政政策可以为各成员国的制度改革形成“倒逼”机制。尽管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对于经济形成短期利空，但如果财政联盟能够向市场传递欧元区的利好信息，促进市场形成对未来经济的良好预期，它将抵消紧缩性财政政策的负面影响，有助于经济尽快走出危机。而欧元区整体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和良好表现无疑是欧元国际地位的基石。

(三)当前最大的挑战在于是否能够形成上下一致的政治意愿

欧盟一体化再往前一步，就是单一财政体系，这就要求欧盟从形式上的经济联盟走向实质上的政治联邦。但为了区内的整体利益而放弃更多的国家绝非易事。这与美国债务危机不同，尽管美国两党也为财政预算而争论，但在国家利益面前，党派利益常常退居次要地位。而欧元区在面临同样问题时，市场的悲观情绪更甚，因为成员国各有自己的国家利益。

四、几点启示

由于法律、文化、历史等诸多障碍，修改欧盟条约面临诸多不确定性，财政和政治联盟的推进必定极其艰难。但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进程不进则退，只有各国齐心协力才可能度过危机，否则，一旦欧元解体，无论对欧盟或者世界经济都将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欧元的困境给我们以下启示：

第一、应正确看待货币联盟的内生性。货币联盟的内生性是有前提条件的，经济稳定时，货币联盟的内生性明显增强，而遭受外部冲击时，内生性会急剧下降。因此，组织或者加入最优货币区时需要认真考虑不同国家之间经济结构等方面的差异，不可夸大货币联盟的收益、低估稳定性成本。更不应为了增强内生性而扩大成员国数量，将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差异更大的国家拉到货币联盟中来，这样做只会增加货币联盟的稳定性成本。

第二、如果成员国要素无法自由流动，那么，财政与政治联盟就成为货币联盟的先决条件。欧元的设计者们将注意力集中于货币联盟的内生性，忽略了财政和政治联盟的重要性，致使其无力应对非对称冲击。而没有财政和政治联盟支持的货币联盟是十分脆弱和难以持久的。

第三、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应该借鉴美国的经验，避免货币联盟的方式。在探讨人民区域化和国际化的途径时，曾经有学者提出建立类似欧元区的亚洲货币联盟，发行类似“欧元”的“亚元”。这种建议值得商榷。亚洲各国经济一体化程度更低、经济发展差异更大，根本就不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中国还需要让渡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自，甚至牺牲部分国家利益，必须十分慎重。作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时应借鉴美元模式，因为这种模式更有利于实行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参考文献：

李超：欧盟建设最优货币区的现实和前景，《金融纵横》2011年第7期。